宪法发言稿篇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宪法》吗？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对我国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予以了明确。
也许有的同学会说，宪法好像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交集。其实不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母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根据《宪法》的内容，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如升国旗时，《国旗法》对我们的行为作出了具体要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我们的学习和品德养成提出了要求；当我们走进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在消费遇到问题时，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学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法律相伴。
同学们，《宪法》当中具体的内容我们会随着学业的增长慢慢地接触，今天让我们先来学习几条与我们少年儿童紧密相关的内容：
《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同学们，我们要积极贯彻宪法精神，宪法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践行宪法精神更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此时此刻，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升旗仪式、满怀崇敬地高唱国歌；比如在校园中，遵守校纪校规，整齐穿着校服；比如在课堂上，用心学习，尊重宪法给予我们的教育权；比如在上下学途中，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等等。
宪法发言稿篇2
宪法是国法，宪法不是家法，也不是校规，而是规定整个国家基本制度的国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1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12月4日是我国的法制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遵纪守法，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同学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接收到各种新鲜的事物，其中有健康的，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们是否能分辨得清楚?同学们是否想过你们日常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侵犯的，谁违犯了法律就必定受到法律的惩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就要学法、懂法、守法，只有遵纪守法了，才能保护好自己。
这里给同学们讲一个关于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事例，题目是走路也要有"规矩"。听到这个题目，有的同学一定会感到可笑，"别逗了，走路谁不会呀!"这里讲的"走路"是讲过交通路口时应该何时走，如何走。有的同学在马路上玩耍、游戏，甚至在马路上相互追逐打闹，这正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性。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王诚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意识，失去了一条腿，留下惨痛的教训。一天傍晚，王诚瞒着爸爸妈妈溜出家门找同学一起玩捉迷藏。一个同学在前逃，王诚在后追，不知不觉中跑到了一个交叉路口。被追的小朋友怕被捉住当"俘虏"，就飞快奔到了马路对面。王诚一心想追上他，也急急地冲过马路。就在这时，一辆货车驶来，司机发现了他们，虽然马上猛踩刹车，但由于距离太近，货车右后轮仍然碰到了王诚的双腿，他倒下了，鲜血流了一地。后来王诚虽被及时送到了医院，但由于伤势太重，当天夜里，医生们作出了截除他右腿的决定，如不这样做，一旦伤口恶化，性命也难保。王诚虽然活了下来，但右腿却失去了，从此，再也不能和小伙伴一块蹦蹦跳跳地玩啦!可见，遵守交通法规是多么重要啊!
有的同学其实很聪明，但他不用在学习上，而是用在调皮捣蛋上，喜欢逞强好胜，有事没事惹一下其他同学，比如别人走路时他突然伸出一只脚将别人绊倒;有些同学喜欢打架，将别的同学打伤;有些同学不爱护公物，故意毁坏公共场所的物品;有些同学以大欺小，没有钱买东西吃、没有钱进游戏室、网吧就强行向弱小同学索要等等行为都是法律不允许的，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平时一定要听老师和家长的话，遵纪守法。
同学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知法守法，与法同行，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吧!
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2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每年的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日，今年12月4日更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
根据上级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今年“12?4”期间，要大力开展法治宣传系列活动。
20--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设立“国家宪法日”是法律界由来已久的呼声。12月4日是中国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要求，全国人大便拟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国家的《决定》还指出，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设立“国家宪法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是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心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宪法。公职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为什么要全民学法呢?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法律就是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矩。是的，我们每天的学习、生活都要遵守基本的规矩，各项法律法规规范着我们行为，如升国旗时，《国旗法》对我们的行为要求就有约束;在上课、学习方面，《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就对我们有所要求;在回家过马路时，《道路交通法》就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在扔废品和纸屑时，《环境保护法》、《爱国卫生条例》、《小学生守则》等也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在对待残疾人的关爱行为方面，《残疾人保护条例》也作了具体规定;在学生上网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作了明确规定。一句话，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处处涉及到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制定其他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必须了解《宪法》的内容，遵守《宪法》的各项规定。
总之，各项法律都是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制定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纪守法，那我们的社会就更加和谐，人民的生活就更加美好。同时，我们要知道：法是规范我们言行的基本准绳，它给我们指明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做，我们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在学习生活中健康快乐地成长。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小朋友法律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稳定程度。那么，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做到学法知法守法护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祖国对我们的期望，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吧。
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3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是古柳中心中学的学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与法通行，伴我健康成长》。
谈到“法律”，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或多或少对它都有一定的了解。《新华词典》上解释“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强制各种行为的规则的总称。”我认为法是安全的眼睛，懂法就能辨明邪正，认清是非;法是智慧的窗口，对人的思想进行点拔，行为加以制约。正是由于这些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个社会才变的有序。21世纪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法律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同学当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自己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法是长大以后的事情。开始我也有这种观点，但随着市里“法律进校园”、“法律进课堂”活动的深入开展，自己法律知识的不断增加，我明白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法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与人们生产生活愈来愈密切。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民以食为天”，有《食品安全法》来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食品安全健康;我们出行，秩序井然，是因为有《道路交通法》来规范;我们在校园里快乐的学习成长，有《义务教育法》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中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来指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每天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接受到各种新鲜事物。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怎样区分善与恶、是与非，唯有学习法律知识，自觉做到学法、懂法、守法、护法，这样才能抵制各种不良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法盲，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应该思考：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其实，法律离我们很近。当别人欺负你时，一个不理智的选择可能让你犯罪。2007年，发生过这样一幕惨剧。学生小天经常被同学欺负，他累仇成恨，寻求报复，在一个下午放学的路上，他用刀活活的刺死了欺负他的同学。小天就这样亲手毁了自己的美好前途，小天的失足，让我们为之痛心，为之惋惜……但我们能做的，难道真的就只有这些吗?设想一下，如果小天被逼无奈时能用“法”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一切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同学们，当冲动袭来，告劝自己：冲动是魔鬼!一个意念可能导致你犯罪，一个想法可能会让你一生流泪。让我们心中时刻铭记法，铭记法的威严与壮义。只要我们心中有法，你就会明白：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什么样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
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增强法制意识，持之以恒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一点一滴积累，逐步树立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才能使自己健康茁壮成长。如从小养成了各种不良习性，又不注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注重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最后必将酿成大错。我有一个邻居，年仅15岁，是初中学生，偶然机会到网吧上了一次网，后来沉迷于网络游戏，荒废了学业，他先是骗父母的钱，不够用时就偷，后来发展到与社会不良青年勾结抢劫，案发后被劳动教养两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科学知识，而且要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制意识，做一个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中学生，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合格的接班人。同学们，让我们与法同行，健康成长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4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七年级(二)班的学生。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法律，增强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领导为我们组织了这次法制报告会，这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是一场及时雨。老师的精彩讲座让我们懂得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认识了“学法、知法、守法”的重要性。
刚才主讲老师结合丰富而具体的案例警示我们，警示这些正处于青春年华，享受着美好与自由生活的我们。要从小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醒我们“一言一行，要从道德之道，一举一动，要守法理之理”，告诫我们，对法律和安全知识的无知，在法律面前没有敬畏之心，只凭一时冲动就会铸成大错。这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启发，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
在我们身边，一些同学老是犯错误，法律纪律观念淡薄。有的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杀人放火就行了，犯点小错误没什么大不了!今天看来是非常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地恶习就会在心理根深蒂固，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正处在花样的年华，诗一样的年龄，谁愿意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我们要以这次法制报告会和学校开展的“争做三好少年”活动为契机，学法、知法、守法，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小公民”，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爱。
谢谢大家。
宪法宣传讲话稿3分钟范文5同志们、市民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全国首个宪法日。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国家宪法日暨四中全会精神宣传活动。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日子，目的是要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依法治国重大决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部署、总动员，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把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这一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其既显示了中央依法治国的决心、信心和诚心，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宪法发言稿篇3
[24]（美）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25]（美）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26]这一表述源自蒋劲松著：《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27]蒋劲松著：《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28]阎照祥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29]孟广林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30]孟广林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31]孟广林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32]孟广林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33]孟广林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34]（日）佐藤功著：《比较政治制度》，刘庆林、张光博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35]（英）w·ivor·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36]参见（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37]（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页。[38]（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39]（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页。[40]（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4页。[41]（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42]（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43]（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44]（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45]（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46]（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47]（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页。[48]（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49]（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50]（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51]（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北成“中译者序言”。[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53]《列宁全集》第9卷，第448页。转自殷啸虎、王月明主编：《宪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54]《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转自殷啸虎、王月明主编：《宪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55]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宪法发言稿篇4
五四宪法的制定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立即制定宪法。后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陆上的军事行动结束，和平解放，祖国大陆空前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增加了我国的独立地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时，举行全国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由、宋庆龄等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1954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由主持，在杭州西湖草拟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于3月23日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为起草工作的基础。经过81天的辛勤工作，开了七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了宪法草案，并于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民公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据此，又开了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
体会议及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9月15日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草案经会议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最后于9月20日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产生过程为我国后来的修宪工作提供了经验。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同各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发挥制宪会议的职能，也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特色。当然，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非单纯是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除制宪外，还完成了诸如通过预算、组织政府并进行了一般性立法等多项工作。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
关于宪法的指导原则，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9月15日，他于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在宣布“制定宪法”是此次会议任务的同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是从的上述言论来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五四宪法的四项指导原则，乃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一）序言确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序言还规定实现总任务的三个条件是：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二）总纲规定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规定我国主要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规定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保证其优先发展；规定保护公民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三）第二章国家机构，分别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成、职权和工作程序。（四）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保护；享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等文化活动的自由，享有监督控告权；规定对于妇女、青年、儿童及国外华侨等的权利保护。还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若干项基本义务。（五）宪法第四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首都。
五四宪法除序言外，共有106个条文，内容丰富，符合国情。它即总结了近一百多年来以及建国5年来的历史经验，又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规定了切实可行的重大措施，所以是一部好宪法。
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
五四宪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黑暗统治之下，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曾有许多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努力寻找真理，但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例如，19世纪末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又如，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清王朝，但孙中山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其政治理想是“五权宪法”。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此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北洋军阀和之流以制宪为幌子，行专制统治之实，更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制定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宪法。五四宪法的诞生，正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心愿。
五四宪法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制度的先河。首先是道路问题，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五四宪法的道路就是我国始终坚持着的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发言稿篇5
1982年12月4日下午5时,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就宪法修改草案开始投票表决。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为1978年至1982年,当天出席会议的3040名代表手持同时用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印制的粉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走向预设在会场内的30个票箱。
紧张的计票工作进行着。“可不可以公布表决票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觉得这个建议合理,要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称法制委)副主任王汉斌再去请示坐在人民大会堂119厅的胡耀邦。胡耀邦说,“我看可以公布。”这也是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公布通过法律的票数。
当日下午5时45分,由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赞成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新宪法通过了。
1949年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有三部宪法出台,分别是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1978年宪法是粉碎“四人帮”后,由以华国锋为首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的七八宪法。当时,“文革”的阴霾还未散去,继续革命的冲动依然隐藏在社会和体制的深处,作为对“文革”结束初期的政治生态的描摹,这次修宪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八二宪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空前解放、一系列历史大事发生的当口,新中国出台的第四部宪法。这次修宪期间,对包括是否实行“两院制”、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权、要不要搞“三权分立”,以及是否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等重大问题均曾提交讨论。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大胆而超前。
不过,由于纷争不休、共识难达,包括设立“两院制”和“宪法委员会”等构想未获通过。“参与八二宪法修改的人,多吃够了‘文革’的苦,所以其中不少重要规定本是针对‘文革’的教训、为防止‘文革’重演而确认的,比如确认公民权利优先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法学家郭道晖评价,“八二宪法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不完善,缺乏立法保障,缺乏救济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
八二宪法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直接体现,亦映射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作为一部“改革宪法”应运而生。法学家、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曾阐述,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宪法:“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改革宪法”出现在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
此后,契合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步伐,八二宪法又几经修改。在夏勇看来,八二宪法“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新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第四部宪法
1980年10月,郭道晖曾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4000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郭道晖,是朱基的入党介绍人,参与讨论之时已年过五旬,历经时代浮沉。他1928年生,湖南湘阴人,曾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家训,1947年郭道晖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57年“反右”开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校报总编辑郭道晖由于坚持抵制“阳谋”、反对“反右”,而被打入另册。
197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称法制委)成立,彭真任主任。其时百废待兴,干部缺乏,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为把郭道晖调去,多次找他做工作。一开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对改行学法“并不感兴趣”。几经劝说,调入法制委工作。
到同年6月底,法制委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草案。1979年、1980年全国人大还曾经两度局部修改宪法。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也第一次将全面修改宪法提上日程。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委员会103名委员的名单。其中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
在王汉斌的回忆里,八二宪法从开始修改到最终通过,历时29个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专门召开了8次会议,宪法修改委员会开了5次会议,其中3次会议逐章逐句讨论修改。
宪法修改的主要“写作班子”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到1981年7月中旬,胡乔木担任秘书长,还有七位副秘书长:胡绳、吴冷西、张友渔、邢亦民、王汉斌、叶笃义、甘祠森;秘书处成员主要由宪法学者组成,包括许崇德、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等;还请了参与五四宪法起草、年届八十的法学家钱瑞升当顾问,王力、吕叔湘担任语文顾问。
郭道晖回忆,“当时人大常委会、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都是吃过‘文革’亏的所谓‘走资派’。比如,彭真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坐了国民党六年监狱,文革里坐了九年半牢。我一个共产党员坐国民党的牢我认,但是为什么坐共产党的牢那么久’,彭真认为‘这是我们过去不重视民主与法制受的惩罚’。”
在胡乔木担任秘书长阶段,关于宪法修改的讨论空前活跃。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也饱受“文革”之苦。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并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很多中央文件、中央领导的讲话和报告出自胡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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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先后两次大规模组织北京和外地专家、学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了13次座谈会,讨论宪法修改,内容涉及“两院制”、要不要取消检察院、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权、要不要搞“三权分立”、宪法要不要写序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写入宪法、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治、要不要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等重大问题。不过,这些讨论大多最终没有成为宪法条文。
“修改委员会成员很多是党外人士,也有跨党人士。我参加的那个组有民建会的孙起孟,很有法治的修养,谈得很到位。”郭道晖回忆。当时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搜集了35个国家的宪法,既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
这次修宪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应该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还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
1954年初,研究生毕业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作为宪法学“对口”的专业人才,被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资料组,负责收集世界各国的宪法。
“五四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很多学苏联,但是宪法没有抄苏联的结构。我们是序言开头,然后总纲,一章一章往下,应该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做法,是1954年建立的体系,定下来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动。”许崇德说。
见证和参与了1982年宪法起草和讨论的李步云表示:“七八宪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没有完全消除,一是‘四大’还在保留,二是法律平等和司法独立没有保留,而这些五四宪法是有的。”
理论上,修改宪法当以最近的宪法文本为基础。许崇德回忆:“彭真当时说,七八宪法和七五宪法不值得作为基础。”彭真提议以五四宪法为基础。直到今日,五四宪法还被公认为是一部相对进步的宪法,也是群众认可度、接受度较高的一部宪法。
为此,彭真请示了邓小平,后者赞成这个意见,同时强调“从1954年到现在,原先的宪法已有30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
“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写入序言
关于宪法序言存在着两种认识:有序言和无序言。讨论之时,宪法学家陈云生在人民日报社的《理论宣传动态》刊发文章“宪法的长度和完备”,指出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有46部没有序言,中国宪法即使要保留序言,也应该进一步压缩。
1980年9月22日,秘书处部分成员就宪法结构问题初步进行讨论时,则提出关于不要序言的理由:因为序言不具条文形式,缺乏明确的规范性,并且容易不适应迅速发展着的客观实际。
1981年2月,秘书处综合这些意见后,将宪法草案的总纲写成了两套方案,一是保留序言,第二个方案是没有序言。这两套方案提交至1982年2月召开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会议讨论的结果,还是需要保留宪法的序言,一共11段文字。保留的原因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指导思想、政协、统一战线和外交政策等问题,适宜写在序言中,相较于总纲更为合适。
1981年6月,秘书长胡乔木因身体不好未再参与修改宪法的工作,邓小平找到彭真。1981年7月中旬到1982年底,彭真接替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1981年12月,邓小平曾对胡乔木提出,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胡乔木没有向秘书处传达这一意见。
接替胡乔木主持修宪工作的彭真亲自执笔,起草了宪法“序言”。彭真在行文的安排上,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从20世纪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到革命斗争的历史性选择——来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因此,四项基本原则经邓小平提出,又通过彭真的历史叙事,成为了革命和建设的普遍原理。同时,彭真在写作序言时,采用了叙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语言,在法律适用的时候,也就留下了灵活处理的余地。
那么如何理解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许崇德回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有关于指导思想、国家路线的条款,八二宪法并没有将这些内容写在条文里,而是写在序言里。因为条文的规范性、拘束力比较强;放在序言里总是带有一种指导性的意义。不遵守条文的规定就是严重的违宪。”
郭道晖认为,序言不是一个规范,而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或者是对未来方向的表述,四项基本原则并非宪法的最高原则,宪法的最高原则是人权,人权的宪法化就是公民权。
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党和人民的意见只有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意志。但是党要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些讲话、说明以及由之形成的宪法文本,都揭示了宪法序言产生的背景,并显示了它在学理上所处的紧张位置。
八二宪法之后,宪法又经过四次修改,其中序言部分多次改动。
“两院制”构想
如前所述,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第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就是“两院制”。1980年9月17日晚,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立之始,胡乔木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将自己考虑已久的“两院制”设想和盘托出,以期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
胡乔木提出,目前全国人大有3000多名代表,召集不易;会议举行时,人数太多,很难深入讨论,从而让决议形同走过场。为了让全国人大摆脱“橡皮图章”的印象,应减少代表人数,比如,减少至1000人。然后再分为两个院,每院500人,分头议事,这样可以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
许崇德忆及,“当时关于两院制的讨论不是说照抄国外,出发点是全国人大有3000代表,怎么讨论问题,怎么来交锋,怎么来辩论,这样民主制不够。所以是不是代表减少,比如说3000人减少为1000人,再分为两院,也有一套想法。怎么样发挥民主作用,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的。”
同年9月24日、25日两天,宪法学家张友渔召开秘书处会议,讨论两院制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应实行两院制,人数减少后,可以深入讨论并解决问题;能使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使法律的通过和重大决策更严密,使监督更有效,能真正发挥制约和平衡权力的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外两院制有自身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国人民对一院制没有多大意见。最后,综合这些意见,秘书处要求拿出一个两院制的初步具体方案来,以便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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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秘书处成员、宪法学者王叔文等人拿出了一个两院制的方案:一是,实行两院制不影响全国人大的地位,它依然是最高权力机关;二是,两院的名称,有人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冠以“地方院”和“社会院”,有人提议为“地方民族院”和“社会职业院”等等,经讨论,初步确定为“地方院”和“社会院”;三是,关于两院的人数,认为全国人大代表应为1200人,两院各600人组成,绝大多数人觉得这个数字比较适宜;四是,关于两院的选举方式,大多认为55个少数民族,在地方院中每个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其他则由地方人大代表会议间接选举产生。社会院则应该按照行业来选举产生;至于代表的名额分配办法,意见更是难以统一;五是,两院的任期问题,一种认为按照现行宪法应定为五年,另一种看法是按照五四宪法,应确定为四年;六是,两院的法律地位,是否应该平等;七是,两院的组织机构:两院共同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常设机构,或者各自设立常委会,两院分别设立主席和副主席;八是,两院如何协调相互之间的意见。
当时,钱端升、钱伟长、程思远、叶笃义等知名人士也主张实行两院制。1980年12月15日,胡乔木写了《关于宪法修改的几个问题》交由中央书记处,其中重点提出了两院制的构想,并声明了两院制的优点。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问题曾引发争论。当时,有人也提出将全国政协改为上院,更有政协委员强烈要求政协应该起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并且应写入宪法。
秘书处研究了这一意见,认为不合适。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直接指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写入宪法就会成为一个法律问题,政协、人大、国务院的关系在法律上就复杂化了。一是国务院将同时面对政协、人大的监督;二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就不在法律上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了。就同样的问题,人大决定后还要政协决定,国家就会出现两个最高权力机关。”
邓小平对此也在全国政协为修改宪法会议准备的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过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同时,在政协副主席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也批示:“原来讲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
胡乔木和邓小平都否定了政协成为一个权力机关,胡乔木的重点在于代议权力内的冲突、代议和行政权力的互相关系;邓小平则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着手。
但是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又不能完全忽视,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基于以上的考虑,因而在宪法序言中将之列入统一战线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最终,对两院制,彭真认为按照五四宪法的规定,不搞比较好;从现有材料看,叶剑英对宪法修改的其他问题都没有发表意见,但对此说不能搞;邓小平也认为还是不要搞,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也很困难。搞一院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国家机关运作起来比较顺当。
许崇德说:“来解决当时3000代表不好讨论的问题,是通过扩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减少代表人数不可能,每个省都不同意。现在常委会里还有专门委员会,其中有专职工作人员,不光是议论,还可以真正工作,真正搞立法。”
所以,虽然两院制的构想被放弃了,但是八二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诸多实际职权。其中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可以制定除了基本法律外的所有法律。自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国制定的80%以上的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宪法委员会夭折
关于宪法制定后如何实施,鉴于以往历史的惨痛教训,修宪时参与人员表示了三个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现象重演;二是担心宪法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三是担心“权比法大”的问题难以解决。
许崇德回忆,“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大家都很关注。”1981年2月28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了一份《宪法讨论稿》,讨论稿增写了五章共六个条文,专门规定保障宪法实施和宪法修改的内容。
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总结了世界各国的经验,认为保障宪法实施有三种类型:一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由最高法院来负责此事;二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最高权力机关来负责宪法实施;三是德国的宪法法院,由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来主管。
已故学者肖蔚云曾回忆,“许多同志提出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由法院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从已经披露的数份讨论稿的内容来看,关于宪法委员会的设立有如下两套方案,一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常委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审查法律、法令、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二是设立直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委员会,来负责审查违宪。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曾检索到《宪法修改第五次讨论稿》的档案,他指出,“第五次讨论稿”对于宪法委员会的形成有比较完整的考虑和设想,该稿第二章是国家机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各有一节专门规定,宪法委员会地位极高,列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之前。
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理违宪问题的机关。不过,宪法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高低成为争议所在。该条附有说明,“有的同志提出,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其权力应该是最高的,再设一个与它地位平行的机关,不合适。这样的机关实际上也很难起作用。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宜低于人大常委会。”
不过,三个月后,由秘书处草拟的1981年8月3日第六次讨论稿,将宪法监督的职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宪法委员会的上述条款消失了。1981年10月31日,第七稿又将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并列,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人大职权。这是宪法委员会构想最后一次出现在宪法修改讨论文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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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委员会的构想为何折戟?刘松山认为,一方面由于当时要求加强宪法监督的呼吁实际是有限的,要求加强宪法监督的声音主要来自学术界即宪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尚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也缺乏关键政治人物的力推。彭真秘书、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的笔记,亦记录了彭真曾提及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此持反对意见。
到了1982年1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宪法草案时,应代表们的要求,宪法中增写一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八二宪法序言在最后一段写明:“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体现,像这样的话过去的宪法是没有的。”许崇德表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郭道晖认为:“八二宪法最大的缺陷,还是没有权力制约,没有宪法审查,从来也没有追究一个违宪的事例。”
八二宪法公布后,法学界不少人士对此多次提议。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回应,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所以宪法不能再规定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一事。这意味着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一事,人大可以自行决定设立,也可不设立。
此后,法学界对于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一直强烈。2003年4月,湖北青年孙志刚被非法收容殴打致死,当年5月14日,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并于同年制定《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期完善审查制度的运作机制。
宪法与宪政
在顾昂然的笔记中,彭真参与修宪工作的态度,“是一个字:定。各种意见定下来,不是搞争论,不是搞一家之言。党内争论还没解决的问题,不写;不成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也不写。只写定了的共同原则,才可以团结,有了团结,就有了安定,十亿人要遵守,党员也要遵守。”1981年10月5日,彭真又对顾昂然和项淳一说:“上次讲了‘定’,今天讲实现,逐步实现。宪法是长期的,具体的不管。”
终于,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三次会议后,1982年4月22日,宪法修改草案公布,交全民讨论四个月。当年11月23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决定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在会上连序言、总纲,一共修改了近30处。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75—1979)》一书中,对邓小平在修改1978年宪法、制定1982年宪法中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意见的记载,至少有14处。
王汉斌曾撰文从12个方面叙述了邓小平对修宪的重要指导性意见。这12个方面是:全面修宪;要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不搞两院制;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保留最高检察院;设立行政监察机关;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好;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
在修订工作过程中,李步云曾以笔名黎青在《人民日报》连续发出关于宪法修改的十篇文章,包括什么叫公民等。他亦曾建议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调到国家机构前面。郭道晖认为,八二宪法有意识地把公民权利和义务提在国家机构之前作为第二章,提高了公民权利的宪法地位,也符合法律逻辑。
在修改过程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逐条讨论,在四个问题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公民的选举权;2。公民的信仰自由问题;3。工人的罢工自由;4。公民的迁徙自由。
对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争论,反而大家热切讨论了精神病人有无选举权的问题,并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最终采用了精神病人无选举权的观点。1981年4月16日的会议上,刘澜涛反驳了被劳教、劳改的人没有选举权这一意见。彭真对此表态说,在判决书中应该对剥夺公民权利的问题写清楚。这个意见最后被采纳。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同年3月13日的分组讨论会上,苏子蘅提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很好,但建议取消“禁止一切不属于宗教范围的迷信活动”,因为这个范围很难严格划分,而且对于迷信活动是无法通过法律来禁止的,只能是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为此,胡乔木指出“禁止不属于宗教的迷信”不够明确,如果违法可以按刑法处理,不必禁止,因为“迷信”范围很大,老太太烧香也是迷信,但不能禁止。对于宗教信仰问题,胡乔木认为草案中“宗教不干预政治”一条表述不准确,宗教界的爱国运动也是政治,要求重新修改。
提交当年2月17日—3月16日召开的全体会议的宪法草案中,原本保留了工人的罢工自由。胡乔木提出,工人同国家的利益一致,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不能保留罢工自由的规定。同时,胡乔木认为公民的“迁徙自由”目前有困难,将来也无法采纳。此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实行统购统销,城市人口依然要依靠分配口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个问题随着粮食供应制度的改变早已不复存在。
不过,在郭道晖看来,《宪法》中规定的23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一定有具体的立法保障。“有的虽然有立法,但有名不符实之嫌。比如公安部草拟了关于集会、结社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查后认为这样的法律实质上限制了公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删去原先草案中的10个禁止性条框,保留了12个。但是关于结社与游行的法律仍然是大大限制了公民的权利。虽然为了保障真正的自由,应当有一些限制,但是不能任意限制。游行示威法的目的应当是保障游行、示威,限制也是为了自由。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自由没有得到保障。”
宪法发言稿篇6
一、历史的回响及其理论上的余韵
如书名之所示，本书是一部侧重于“写实”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就点明了撰写该书的初衷：使当下的人们得以了解我国今日宪法与宪政之所由来，洞悉史情，并由此担负起尊重宪法、维护宪法尊严的使命。在中国宪法史的语境中，这番坦言着实令人感佩，甚至也含有一份抚昔的悲怆之回响，因为作者本人作为新中国宪政历程的见证人，就曾历经了浩劫时代宪法被无视的曲折历史。
历史的重要性几乎无须多言，对于宪法同样如此。尼采说：“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1]]（p.30）然而，没有东西能跳出其自身的历史，正如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代人也不会认真对待未来。日本的杉原泰雄教授曾经指出：“从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宪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为了避免失败而未雨绸缪。而只限于直接经验在狭隘的自我中思考的宪法和宪法政治都只能给国民带来更多失败的危险。”[[2]]（p.7）中国20世纪的一个重大主题即是在风起云涌、灾变迭起的历程之中寻求自身的宪政之路，历史上众多的宪法文本就寄予了国人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当然其中亦伴随着历代仁人志士在建设宪政中国中的焦虑与迷惘。而本书恰恰正是基于翔实可信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之演变过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史。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怎样估计该书的问世所带给中国宪法史学研究的资讯意义似乎都不为过。
本书的资讯意义还可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得到确证。[①]由于宪法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本、文稿或决议，而历史上的行为或事件又具有天然的一过性和不可逆转性，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复现历史上的“真本”，就成为宪法史学研究当中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人们也只能在发现前辈遗留下来的叙说的基础上展开宪法史学研究，这就需要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要“找回过去的著作，以便分析和研究之，并且系统地认识人类的历史行为；同时还必须找回过去的器物，解释在人类过去的行为链中人们生产它们的意图，以及对它们的使用”。[[3]]（p.161）众所周知，北方蛮族人的入侵曾经长时间中断了“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罗马法传统，但是若没有那部包含《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残存手稿于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被发现，那么注释法学派复兴罗马法的创举也只能是流于中国古人所感叹过的那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结局。如果说“在任何情况下，对手稿的考证研究、确立‘真本’，以及对它们进行的注释成了、并且一直是人文学者的最高职责”，[[4]]（p.162）那么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忠于史料原貌的再现，以及作者对其饶有兴味的深入研究，均可视为“人文学者的最高职责”的生动注脚。
本书在厚重的史实资讯中，还同时传递出了规范理论上的余韵。对此，作者同样在“前言”中就对贯穿全书的理论内涵有过明确的表露。在那里，作者以他一贯明快的表述方式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这正是贯穿全书的理论基调，在本书的总结部分论及“充分保障宪法的实施”之时，作者还重申“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依据”的理论立场[[5]]（p.882）。即使在中国的语境下，重申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性也不会成为赘言的老生常谈，对于本书，这种重申也是如此，其内中融入了作者对新中国宪政史的切身体验，而这一理论基调也正是作者基于宪法史料的真切体认。不必多言，宪法规范的最高性不可能横空出世，它必须通过具有实效性的宪政制度来实现，本书的新意就在于从我国宪法史的“实然”的角度来展现“宪法规范的最高性”这一规范命题的自身命运，使今人从厚重曲折的历史叙事之中获取深度的启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概览“中国历史上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宪法”的短小精悍的篇幅之中，以宽宏的立论背景点明了一个关键词，即“宪法问题”[[6]]（p.7-8）。“宪法问题”之说与本书中的前述理论准绳在内在中取得了一致，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位持重的宪法学家的思想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这乃是因为，从世界近现代立宪主义的路数来看，宪法的出现正是解决特定“宪法问题”的产物，不解决宪法问题的宪法几乎不算是宪法。
更有进者，在此所言的“宪法问题在中国提出”于我国当下亦不无警醒意味。质言之，宪法就像瘸腿的雅各，我们应当冷静地认识到他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企图使所有的社会问题通过宪法一举根本解决，这对于宪法来说乃是不能承受之重，宪法注定只能解决特定的“宪法问题”。如所周知，从早期改良派的变革主张到梁启超等人对宪政中国的立论言说，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大都怀有一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冲动，他们对西方立宪政治的向往始终与那种富国强兵的现实构想交杂在一起[[7]]（p.19），规范意义上的立宪主义在我国近代这片盐碱地上始终没有开花结果。我国的立宪主义价值取向在其发轫之初就试图使宪法去解决为它自身所不能解决的某些问题，为此在重荷之下反而扭曲了规范立宪主义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宪政主义诉求尚未完成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这是毋庸讳言的。[[8]]（p.25）从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观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诚然应当是一个逐步返回规范立宪主义“正途”的跋涉进程。
二、方法的二元之维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特色，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对大量宪法史料的叙述和评论之中，从这一点来看，本书首先体现的是一种实证性的历史方法。
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实在不胜枚举。本书的一大亮点即是非常注重对经典文献、文稿的再现和考究。比如，本书曾先后3次提到毛泽东在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讲话或批语。在介绍54年宪法草案初稿的形成过程中，作者详实地摘录了毛泽东在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上的部分批语，并对其专门进行简洁的解读和评析[[9]]（p.178-183）。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作者用不少的笔墨讲述了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全体会议上的插话[[10]]（p.187-195），还提到了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就宪法草案所做的重要讲话[[11]]（p.232-233）。在考察54年宪法实施境况的时候，作者又一次提到了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议会上的讲话，并将其与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的讲话进行对比[[12]]（p.419-420），客观地向读者陈述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宪法观念的变迁以及对新中国宪法史的影响。由于注重客观地展现史实，这一写作基调便为当下的读者以及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反刍留下了余地，这种刻意的匠心与本书的资讯意义正好相映成趣。本书内中所贯彻的这种实证的叙事风格使其所呈现的史实突出了其客观性的意义，而作者的所论之处亦有理有据、自恰得体，即使梳理毛泽东宪法观念的变迁，并直陈其对我国宪法史所带来的某种灾难性的影响，[②]也显示了作者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
本书所一以贯之的这种实证性的叙事和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自然具有传统的正当性。治史者重视客观事实本来就是我国史家的传统精神，但应该承认，法学不得不涉及价值问题的纠缠，尤其是法教义学更是无法绕开这种宿命。[[13]]（p.105）但如何将规范问题的阐述转换为事实问题的表述，一直是有志于追求科学性的法学的使命。战后日本宪法学界所形成的“二元多支”的宪法学体系中的宪法史学的理论构想，就反映了这种精神。[[14]]（p.17-19，37-41）这种学说体系当然是根植于新康德学派的方法二元论的，据其内容，宪法史学包含于理论宪法学之中，理论宪法学则侧重于揭示“事实”或“存在”的命题，从而与实用宪法学所侧重的“价值”或“当为”命题相对分离。这样一来，作为理论宪法学一个分支的宪法史学即可坦然地致力于所谓“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所追求的科学性或客观性。由于相对剔除了各种斑驳繁杂的价值判断，这看似放弃了一块可以“自由驰骋”的沙场，实则在方法二元论的城堡中稳住了坚实的阵脚，而不必再游弋于主观性的疆域。
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所倾力展现的这种实证性的历史方法，自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但这恰好也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流派所肯认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共鸣，这正是本书不可忽视的方法基础。这种实证的写作方法贯彻全书，使其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读性。
然而，就像方法二元论所可能揭示的那样，在法学中企图彻底回避价值判断的问题始终只能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幻想，在宪法学中更是如此。本书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特色，就是注重对宪法规范的分析研究，沿着宪法规范形成的脉络去叙说新中国的宪法史。这一特色，也使我们深入地总结和省思新中国宪法本文中的各种规范之形成背景、立法原意以及在创制和运行之中的经验教训成为一种可能。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解读出“规范宪法学”的某种内在质素，或者说它恰好印证了规范宪法学的有效性。
书中曾经多处直接把宪法规范作为叙述和研究的焦点。比如，对于75年宪法总纲第12条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作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并坦率地斥其为“空穴来风，无的放矢”[[15]]（p.472）。对于该部宪法总纲部分的其他充斥着大量政治性辞令或口号的条文表述，诸如第10条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第11条中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第14条中的“一切卖国贼”和第15条中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等等，作者均立足于宪法条文表述所应有的规范性要求，于行文中或对其投以冷静的否定的眼光或批评其“或者不是法律用语，或者含义不清”[[16]]（p.476）。对于该部宪法文本之中与“国家元首职权的调配与归属”相关的条文表述，作者更是将其与54年宪法中的相应条文展开比较研究，致力于规范体系去挖掘我国当时该项重大制度变迁所潜藏的内在玄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此研究过程中依然是“就事论事”地称其为“因人设事”、“因人制宪”，同时作者对于本书中已然形成的几点看法依然向读者保持着可贵的开放态度[[17]]（p.483-487）。纵观全书，本书对我国迄今4部宪法文本的内容的讲述其实都是以其文本的规范内容的讲解为中心的，我们从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规范宪法学所主张的“围绕规范形成思想”的亲和气息。
当然，方法的二元之间，本来也就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应该承认，在本书之中，这方面却处理得十分老到。如在回顾“建国前的宪法概况”的过程中，作者点明了“宪法问题”之后，随即就对我国建国前的几部具有标志性的宪法文本逐一述评。其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政治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作者一方面指出它“在中国已经保留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肌体上破天荒地捅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18]]（p.8），另一方面又对其文本内容进行全面审视，对大纲所体现的进步性的叙述和评论亦是围绕其文本内容来展开的[[19]]（p.9-10），然后总结性地指出：“《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距离君主立宪政体的实行还有非常遥远的路程”[[20]]（p.10）。对于其他宪法文本诸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章”、《中华民国宪法》和人民根据地时期出台的宪法性文件，写作的笔法亦复如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此并没有纠结于那种淋漓尽致的阶级分析的笔法，[③]叙述和评论始终都没有脱离相关史料的历史语境。
三、又一种的追溯
笔者读罢全书的一个感慨是：叙事性的历史方法，毕竟只是追溯特定对象之源流的技艺之一，而追溯的其他可能的路径同样存在。
本书曾数次述及毛泽东对我国宪法史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并且对我国75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的总纲第1条均有过极为中肯的研究和评价。如果沿着规范形成的脉络继续追溯上去，我们其实也可触及到毛泽东在建国前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经典文献中的思想。
毛泽东曾以其独特的、极富魅力的文风写道：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21]]（p.1475）
毛泽东此话的时代背景正值“一个阶级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关键历史时刻。根据毛泽东的语式，“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独裁”和“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可置换性，它们在概念上乃是等价命题。毛泽东在当时所理解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质素之一即人民（可以任意地）对反动派实行独裁。其中，“人民”和“反动派”都是特定时代政治角力中所惯常使用的语汇，但这些概念究竟何所指，在法的学理上其实不可确定。简言之，“人民民主独裁”之说具有典型的政治决断意义上的色彩，然而又不是施密特的政治学宪法学中所说的“一次性的决断”，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脱离规范主义的约束，脱离法律技术的运作。更有甚者，毛泽东在这则文献中直言不讳地把其中的立场阐发为一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式的报应正义。[④]以今日眼光来看，毛泽东在此所阐发的立场，对新中国宪法规范的创制和运行，乃至对新中国立宪主义的历史，均带来了如下两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导致宪法本身的非安定性。这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所直接影响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54年宪法之上。这部宪法的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整个规范体系具有浓重的政治性（或工具性）和不稳定性。毛泽东本人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坦言，这“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22]]（p.433）。这表明54宪法是一部自我毁灭的宪法，“宪法至上”的观念与它并不能相容。[⑤]在公民权利规范中，第97条虽然确认公民享有“控告权”和“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该条并没有设置相应的程序启动机制，制宪者在此似乎断然排除了国家侵犯公民权利的实际可能性。以一种“大历史”（黄仁宇语）的视角观之，我国54年宪法是与以往宪法文本彻底断绝的产物，可是新中国立宪史表明，我们在断然推倒重来之后并没有生成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宪法。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是当时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其所成就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较之54年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毋庸讳言，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中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在平均每5年一次的修宪过程中只是得到了部分缓解，如何淡化现行宪法中政治性宣言和意识形态的色素，不能不说是我国当下宪政建设的要务所在。康德说过，“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圈套”。[[23]]（p.24）诚哉斯言！
其二是型构了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和限定性。我国迄今4部宪法都只列举了社会主流群体的宪法权利，对于边缘群体（“走狗”、“反动派”和刑事犯罪嫌疑人，等等）的宪法权利则未置一词。我国宪法文本中权利规范的享有主体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革命斗争岁月中“分清敌友，划清界限”的思维方式在其中仍然依稀可辨。若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宪法权利的享有主体应当具有立场的可互换性，而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世界立宪史上，立场可互换性的“人”之所享有的具有普适性的权利可见于法国人权宣言，阿克顿勋爵就曾盛赞其“比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更有分量，比拿破仑的所有军队更为强大”。而主体范围具有开放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29条，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中就再次表达了其中的精神，其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有学者统计，《大宪章》如此重要以至于被后来的政权确认并重新不少于38次之多，[[24]]（p.21-22）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权利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25]]（p.27-29）
所幸的是，宪法可能在历史上暂时颠踬，然而不会在历史中彻底磨灭。就在许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出版之后的第二年，我国完成了第四次修宪，现行宪法第33条中增设了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在通往人之宪法权利的普适性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这可能意味着新中国宪法史已经被掀开了新的一页，虽然我们无法由此断定此后我国的立宪主义是否将步入坦途，但毕竟可以说已有望走向正轨。因为我们也依稀听到了新中国宪法史上规范本身的一种“空谷足音”。
注释：
[①]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多处引证了我国宪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决议、文稿或讲话，而作者对毛泽东在54年宪法前后的言论的细致研究堪称本书一大亮点。有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处理方法，见下文。
[②]本书对20世纪70年代左右毛泽东政治体制思想的简析和对75年宪法序言的简析都是很好的例子。
[③]许崇德教授在其他地方就曾提出过我国宪法学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作者主张以“本质分析”的方法代替传统理论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相对降低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位阶序列。本书中的实证的方法相当于作者所言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首要方法，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参见许崇德主编、胡锦光副主编：《宪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以下。
[④]其原话如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8页。另外，有关我国54年宪法中所体现的报应正义，可参见林来梵：《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页。
[⑤]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54年宪法的宗旨的概括与毛泽东此时的宪法观念几乎如出一辙。他说：“宪法草案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了，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据此也可以认为，我国54年宪法乃是一部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政策性宣言，其自豪感是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流露的，其使命感是在对未来的规划中迸发的。如此宪法观念诚然与立宪主义的规范使命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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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8]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9]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0]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1]毛泽东选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宪法发言稿篇7
杨景宇（以下简称杨）：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有人称之为“约法”，实际上是临时性的宪法。此后，我国制定的正式宪法先后有四部，它们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2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这次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先后四次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又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的深化，都是关系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我作为一个法制工作者，有幸参加了1982年宪法和这次宪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愿意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向《百年潮》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记者：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人们称之为“五四宪法”，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立到1954年，《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性宪法的作用。但是，它毕竟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启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1952年12月24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提议“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据此，中央人民政府于1953年1月13日成立了以主席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1953年底，主席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到杭州，开始起草。1954年3月，主席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中共中央拟订的宪法草案初稿，随即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八千多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对这个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讨论中，普遍赞成初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条文，同时也提出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地逐条研究了这些意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草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于1954年6月14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全国范围的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次对修改草案作了修改，于1954年9月9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同年9月15日开始举行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同志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经过认真审议，于9月20日庄严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新中国就有了第一部宪法。
记者：“五四宪法”从1953年1月成立起草委员会到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时间长达一年八个月，数以亿万计的人参加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从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请介绍一下这部宪法的性质和作用。
杨：1954年6月14日，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段话把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讲得清清楚楚。
“五四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制定的，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的这种性质是由贯彻其中的两大原则决定的：一是人民民主原则，是人民当家做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二是社会主义原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部宪法确认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党的总任务，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并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概括地说，就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一体”；“三改”，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又都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记者：“五四宪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部宪法的实施情况，说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不是这样呢？
杨：是的。“五四宪法”的实施，对于全面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比较快的速度基本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五四宪法”的确是一部好宪法。从上一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它的执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制定的，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带着或深或浅“”烙印的两部宪法
记者：“五四宪法”颁布实施时，我国尚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同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对“五四宪法”中某些带有过渡性的条款是不是需要作必要的修改呢？
杨：是的。社会的发展使得1954年宪法的某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需要适时加以修改。1956年9月，党的就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我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越来越不正常的情况。1966年“”开始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长期不能依法正常举行。直到1970年3月，中共中央才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会前，经同志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康生、、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五人组成宪法修改小组，负责提出宪法修改草案。同年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经审议，基本通过了宪法修改小组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1971年9月13日，叛逃死亡，四届全国人大延期召开。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但因在酝酿国家领导人员时又受到“”的干扰，直到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得以召开。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仍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为基础，经审议、修改后，于1月17日通过。
记者：1975年宪法是在“”那样一个动荡混乱年代制定的，由于、集团直接参与了那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它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极左烙印，存在严重问题。
杨：1975年宪法只有30条，比1954年宪法少了76条。它是以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为依据制定的，反映了“”中“左”的错误，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是“五四宪法”的倒退，比如：它打乱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分工，削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减少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取消了“五四宪法”中关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由于国家机关人员侵害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关于经济制度，它只肯定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取消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这样一部将“”中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确定为国家生活最高准则的宪法，随着“”被粉碎、“”结束，理所当然地应予修改。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作出修改1975年宪法、纠正它的错误规定的决议。
记者：从1975年宪法到1978年宪法，其间只隔三年。时间虽短，但“”被粉碎，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行拨乱反正，自然需要一部新宪法。它的制定过程是怎样的呢？
杨：1978年宪法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听取同志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后，经审议，于1978年3月5日通过的。此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组成修改宪法委员会，进行宪法修改工作。1978年2月，在征求部分省（区、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草案。随后，又向全国各省（区、市）分别征求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经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决定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记者：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1978年宪法，不可能彻底摆脱“”中“左”的影响吧？
杨：1978年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条文，明确了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规定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1975年宪法相比，1978年宪法还在总纲中专门规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关于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1978年宪法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设置，取消了1975年宪法关于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的规定。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978年宪法也增加了一些内容，如对公民的控告权和申诉权作了专门规定。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1978年宪法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如“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和“解释宪法”等。这些规定，应该说是对“五四宪法”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还来不及对“”中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尚未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作出，这部宪法也就不可能摆脱“”的影响，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比如：在序言中仍保留了1975年宪法中“坚持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仍保留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仍保留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那种“大民主”的错误做法。
记者：由于1978年宪法存在严重缺陷，在它颁布实施后不久，就不得不在1979年7月和1980年9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两次对它进行局部修改，对吧？
杨：对。这两次修改都是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由于1978年宪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经两次修改，它在许多方面仍同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不相适应。因此，1980年9月，五次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
现行宪法是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到如今已有22年，其间经过四次修改、补充，这部宪法既保持了稳定，又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您作为制定这部宪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请介绍一下它的诞生过程。
杨：现行宪法的制定，历时两年三个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阶段，全民讨论阶段，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阶段。
1980年9月至1982年4月，是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阶段。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成员和各派、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在内的106人组成，为主任委员，彭真、宋庆龄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作为工作机构。修改工作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秘书处学习了党的有关文件；多次召开各方面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研究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党内党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很活跃，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比如：要不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人民代表大会是实行一院制，还是实行两院制？在民族问题上，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搞加盟共和国或者变相的加盟共和国制度，还是搞联邦制甚至邦联制？如此等等。为了比较、鉴别，秘书处开始起草时，曾经搞过两个稿子，后来虽然合成了一个稿子，但几个重要条款仍然写了两三个方案。这样，问题就来了，或此或彼，究竟采取哪个方案呢？
记者：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杨：1981年，中央决定由彭真同志直接领导宪法修改工作。为了解决起草宪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他在做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在这年10月3日秘书处会议上讲了几条意见，大意是：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修改宪法总的指导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好像盖房子的四根柱子，没有柱子，房子就盖不起来。
第二，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际是修改宪法的根据，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实际，二是历史的实际。现实的实际是根本的，历史的实际主要是经验教训。研究、借鉴外国的经验，要“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符合我国实际情况、适合我国需要的有用、有益的东西。
第三，只写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的、最需要的东西，尽可能地把全国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使新宪法能够起到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健康、顺利进行的作用。
第四，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长期的实践证明，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当然，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展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既考虑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发展的前景，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秘书处根据上述几条原则，改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于1982年2月27日提交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彭真同志在会上说：如何审议？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方针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标准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方法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众思，广众益。这次会议开了九天，对讨论稿逐章逐条进行了讨论。会后，秘书处根据会上提的修改意见对讨论稿作了较大修改，讨论稿共140条，有83条作了修改；序言共11段，修改了10段，增写了1段。4月12日至2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修改后的讨论稿，这次会议又开了九天，最后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
记者：全民讨论是怎样进行的？
杨：1982年4月2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彭真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经过两天分组讨论，26日通过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1982年5月至9月，是全民讨论阶段。这次讨论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广，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中提出大量的意见和建议，秘书处据此又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修改，修改近百处。
对修改稿，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用五天时间逐章逐条进行了讨论，于1982年11月23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听取了彭真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中提出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又作了修改，涉及19条，共30处。12月4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当时，参加投票的代表3040人，赞成的3037票，弃权的3票，不到千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宪法的确是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产物，又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体现。
维护宪法稳定和实现宪法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
记者：现行宪法是一部总体上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该保持稳定的好宪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后来对这部宪法进行修改时，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式？
杨：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在研究对现行宪法作第一次修改时，就明确了两条原则：一是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是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至于修改宪法的方式，经过慎重研究，确定采取修正案的方式，即原宪法文本不作修改，将修改后的条文作为修正案附在原宪法文本之后。这是借鉴美国修改宪法的方式（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217年以来宪法原文一直未动，采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18次，共27条），它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采取的修改宪法办法（过一定时期，对宪法作全面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制定）要好。这样做，既能保持宪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能增强宪法对现实的适应性，体现了保持宪法稳定和实现宪法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以后几次修改宪法部分内容，都遵循了同样的原则，采用的都是修正案的方式。
记者：依据这一原则和方式，22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实践的发展，全国人大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今年先后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都涉及到哪些问题？
杨：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都是关系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共两条，主要内容：一是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二是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个宪法修正案共九条，主要内容：一是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明确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在宪法中表述得更加完整；三是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个宪法修正案共六条，主要内容：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二是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
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共十四条，主要内容：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了它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二是增加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三是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发展；四是完善了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五是发展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六是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七是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八是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九是完善了包括“”又不限于“”的紧急状态制度。
记者：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表明它是得民心、合民意的。请问，这次修宪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杨：200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要点提出，要根据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着手进行宪法修改工作。总书记在去年3月“两会”期间作出批示，要求尽快启动修宪工作。他强调：在整个修宪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宪工作，确定了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以吴邦国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案）》。
记者：从中央《建议》的提出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杨：特点之一：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反复研究，形成修改方案。宪法修改小组成立后，中央先请各地提出修改宪法建议，上报中央。去年5月、6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座谈会，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出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再由中央下发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同时，总书记于8月28日主持召开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吴邦国同志于9月12日召开部分理论工作者、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对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中央《建议》草案。
特点之二：中央《建议》几易其稿，都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研究过的，最后形成的《建议》草案由中央政治局提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由党的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建议》，这是过去三次修宪不曾有过的。
特点之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建议》，依照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修改宪法特别程序，形成并一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意见，对草案14条中的3条作了修改，这也是过去三次修宪不曾有过的。
宪法发言稿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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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或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引起思想界对生存权问题的关注，作为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的重要参考。
意义：将民众最重大的日常问题之一(生存问题)上升到政治法权高度，作为制度改良或其他社会进步运动的思想价值基点和贯穿其始终的精神要领之一。
二、研究或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生存权意义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生存权属于宪法所规范的公民权利的一类。自从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我国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论点以来，生存权在国内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相比其他公民权利研究和法学学科，生存权的国内研究仍处于新兴发展阶段。处于巨大社会变迁的中国，其生存权研究已赶不上时代需要。关于生存权意义的研究，国内仍为官方学界阐释所主导，围绕生存权本位抑或自由权本位进行探讨争鸣。在国外，生存权研究亦属于一门新兴的宪政学科。在向来以自由权(政治权)和财产权为关注重点的欧美发达国家，生存权研究几乎属于边缘学科。目前国际上生存权研究走得较前的是日本。
生存权意义研究的发展趋势：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提出生存权并将它限定于“人民的温饱问题”至今(参见白皮书所言：“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生存权的定义正在朝更丰富涵义、更结合具体时代特征的方向发展。
三、主要研究或设计内容，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
主要研究内容为：
一、生存权对社会个体的意义。一般生活的意义和心理学意义。
二、生存权对社会阶层/特定人群的意义。分别探讨生存权对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城乡游民阶层、青年一代、妇女的意义。
三、中国国家的整体生存权意义。
关键问题和思路：
中国首次提出生存权问题是在1991年，距今已有十七年了，时代和社会发生了巨变。而且当时提出生存权问题带有回应西方人权批评的策略性质。本文的思路是力求从目前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时代社会背景重新地、从战略高度全面地评估生存权的意义。
四、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及解决的办法：
工作条件：四年法律专业学习和长期以来对我国国情的自觉了解，对国内时政和思想界的关注，曾在网上发表大量评论论辩性质的文章，具备一定的写作功底。学校图书馆和数据库资料丰富，还可凭借贵州省图书馆资源。学校学术研究氛围良好、环境幽雅;时间宽裕充足;老师认真负责，悉心指导。
解决办法：广泛涉猎与论题相关专著及期刊、杂志、报纸资料，充分利用互联网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刊物，并登陆维普、万方、超星、读秀网络数据库查阅相关资料，及时向指导老师求教，与同学交流。
五、工作的主要阶段、进度与时间安排：
1.起止时间：2019年3月8日～5月31日(1～12周)。
2.查阅资料，撰写文献综述：2019年3月8日～3月20日。
3.提交开题报告、参加开题报告会：2019年3月21日～3月31日。
4.撰写初稿：2019年4月1日～4月20日。
5.完成二稿、中期检查：2019年4月21日～5月10日。
6.定稿：2019年5月11日～5月31日。
7.答辩：2019年6月上、中旬。
六、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新华网-新华资料.
[2]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见：人民日报,2019.6.27.第九版.
[3]上官丕亮.究竟什么是生存权.中国民商法律网-理论法学-宪政与行政法学专栏.
[4]北大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国际人权文件选编.北京：北大出版社，2019.5.
[5]杨海坤，上官丕亮，陆永胜.宪法基本理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9—196.
[6]范电勤.宪法人简论.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中国公法评论网-宪法研究-宪法文稿专栏.2019.11.13.
[7]张广兴.社会发展中的人身权利.见：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353.
[8]刘茂林.宪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6.260—265.
[9]胡锦光，任端平.宪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0.137—143.
[10][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周宗宪译.宪法(下)——基本人权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4.234—235.
[11]邹东涛.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5(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208—209.
[12]喻权域.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原载人民日报,1991.11.26.见：喻权域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5.—476.
[13]喻权域.中美两国人权状况之对比——在中美关系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光明日报,1994.9.11.见：喻权域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5.—485.
[14]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见：张志铭，梅小敖，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文丛·法学卷·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9.1148—1149.
[15]徐显明.生存权论.见：张志铭，梅小敖，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文丛·法学卷·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9.1195—1197.
[16][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2.—69.
[17][法]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2.120—121.
[18][俄]彼得·阿列克谢也夫·克鲁泡特金(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面包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3.
[1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4.——3,4,7.
[20][英]约翰·洛克(JohnLocke).政府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10.—70.
[21]隋晓明.中国民工调查.群言出版社,2019,1.107.
[22]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3.
[23]郑功成.劳资关系恶化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见：中国青年报,2019.7.12.
[24][美]罗伯特·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代译序.
[25][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4.
[26][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单行本)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98—299.
[27][德]卡尔·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21—422.
指导老师意见和建议：
论生存权在中国的意义的特点，对法学界来说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就如何解决不同对象的生存权的问题来说，它又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生已掌握了翔实的资料，就如何写论文有一合理结构安排，符合开题要求，同意开题。
指导教师(签字)： 年月日
说明：
1、论文(设计)类型：a—理论研究;B—应用研究;C—设计等;
宪法发言稿篇9
革的历史推移，经历了多次修改，发展成了目前正在实施中的宪法。今天，祖国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值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向高潮之际，纪念这部作为新中国宪政制度和宪法发展基石的五四宪法的光荣诞生，将对提高全民族的宪法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五四宪法的产生经过
五四宪法的制定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立即制定宪法。后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陆上的军事行动结束，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空前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增加了我国的独立地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时，举行全国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等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1954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西湖草拟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于3月23日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为起草工作的基础。经过81天的辛勤工作，开了七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了宪法草案，并于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民公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据此，又开了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
体会议及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9月15日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草案经会议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最后于9月20日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产生过程为我国后来的修宪工作提供了经验。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同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发挥制宪会议的职能，也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特色。当然，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非单纯是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除制宪外，还完成了诸如通过预算、组织政府并进行了一般性立法等多项工作。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
关于宪法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9月15日，他于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在宣布“制定宪法”是此次会议任务的同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是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来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五四宪法的四项指导原则，乃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一）序言确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序言还规定实现总任务的三个条件是：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二）总纲规定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规定我国主要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规定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保证其优先发展；规定保护公民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三）第二章国家机构，分别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成、职权和工作程序。（四）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保护；享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等文化活动的自由，享有监督控告权；规定对于妇女、青年、儿童及国外华侨等的权利保护。还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若干项基本义务。（五）宪法第四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首都。
五四宪法除序言外，共有106个条文，内容丰富，符合国情。它即总结了近一百多年来以及建国5年来的历史经验，又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规定了切实可行的重大措施，所以是一部好宪法。
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
五四宪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曾有许多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努力寻找真理，但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例如，19世纪末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又如，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清王朝，但孙中山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其政治理想是“五权宪法”。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此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之流以制宪为幌子，行专制统治之实，更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制定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宪法。五四宪法的诞生，正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心愿。
五四宪法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制度的先河。首先是道路问题，毛泽东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五四宪法的道路就是我国始终坚持着的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发言稿篇10
关键词：中国行政程序法，宪法基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
一、引言
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入立法程序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已经倾情十五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好几本专著，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行政法学者的积极参与。然而，阅读十五年来的主要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和相关的论著，却发现多数学者谈论的比较多地集中在行政程序法的涵义和功能、目标模式、立法模式、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等问题。对于各国或者某一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论述不多，或不够充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对宪法岂可漠视？本文试图沿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路，对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作出一点探讨，因为笔者以为这关系到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动力源泉和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讲的“宪法基础”，不仅仅是宪法所提供的文本基础，还包括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考察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仅有宪法文本一个方面是不充分的，论证力度也是不足的。宪法文本是制宪者意志的结晶，宪法价值蕴含于宪法文本之中，但又不拘泥于宪法文本。宪法实践将宪法文本和宪法价值转化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并推动宪法的发展，催生其他的法律。这三者虽保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但也相互联系相互推动。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法律受社会条件条件、思想、个人和团体的影响而产生的时候，它们自身也对文化产生影响。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又会产生新的法律。”[①]
二、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②]
在法学领域中，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联系最为紧密。两者都将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曾任联邦德国联邦行政法院院长的弗立兹。韦纳教授认为“行政法乃具体化之宪法”。[③]日本行政法学者对此亦深有感触。“伴随着制定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宪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概言之，明治宪法之下中央集权、官僚的、警察国家的色彩浓厚，而日本国宪法之下，行政法中英美式的地方分权、民主的、法治国家的色彩必然变得浓厚起来。”[④]“行政法的使命就是：根据（新）宪法的基本原理对行政权力给予严密的监视，并对其加以正确的限制和导向，以此来保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幸福。”[⑤]我国学者龚祥瑞先生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⑥]行政法应将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落实下来，对其进行具体化。相应地，行政法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宪法原理，不能缺乏的关怀。
行政程序法与宪法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密切。在行政程序法的地位上，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行政程序法……乃准宪法的法律。”“同样是法律，某些法律的规定内容与宪法理念与制度的实现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法律即是宪法理论上所谓‘准宪法’的法律（quasi-constitutionalstatue）。”“此种论点乃是考量行政程序法内涵对行政权行使的程序要求，往往是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延伸，或权力分立原则的落实，负有实现宪法精神的机能。”[⑦]行政程序法要将宪法对人权的承诺更加圆满地实现，从而有助于在人权保障中消除事先控制（权限界定）的乏力性和诉讼机制的滞后性。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法的研究“不应该只限于法源部分对宪法的简略的阐述，而应该确立以宪法研究带动行政法学研究、以原则指导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作风，确保行政法学研究始终围绕宪法原理展开。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和行政实体法研究一样，必须首先研究其基础。”[⑧]下面笔者将沿着历史和逻辑两条轨道对此进行探究和归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这里我们选取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来考察。前者宪法当中有明确的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而后者宪法当中则没有。这里先来看看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apa）的制定过程。制定apa的动议始于1916年。从1929到1940年国会议员曾先后提出四个议案。但由于模仿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要设置统一的联邦行政法院系统，司法色彩过于浓厚，未考虑行政程序的特殊性，且与美国制度不相符合，而未获通过。1939年设置的行政程序委员会于1941年提出研究报告，将正反两方面意见提交国会。之后，麦卡兰沙幕纳法案提交国会，经广泛讨论，最终达成妥协，于1946年获得通过。[⑨]美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民主的发展已相当可观。美国已顺利发展了一百多年，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体系已站得住脚，并获得民众的认同，国会制度也已相当成熟，民间社会的活力也已达到一定规模，民间团体的活力也相当充沛，法学教育已相当有基础，而律师族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很大。（2）经历新政与二次大战的高度变革与转型。新政时期和二战期间所实施的行政措施，程序极为简易，虽可应付危机，但有失常规，缺乏对公民权益的保障。（2）行政权高涨，独立管制机构普遍设立。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独立管制机构急剧增加，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权力混合，与宪法的分权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有某种程度的不合。（4）法律族群力量雄厚，强力运作立法。[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的规定（修正案第5、14条）。这是从英国法当中继受而来的。1354年爱德华三世公布的大中首次使用“DueprocessofLaw”。爱德华。柯克大法官将其界定为要求“、控告善良守法的公民，接着审理定罪”的过程。“实际上，与传唤被告到庭的令状相联系，正当法律程序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在通过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没什么用处。直到1856年最高法院才在一起案件中对其进行界定。Curtis代表法院发表一致意见，认为这一条款是对立法的依照限制，即国会不能随意立法来剥夺公民的自由和财产，而必须符合普通法。[11]这种实质性正当程序约于阻挠和反对。没有对宪法的广泛认同，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产生严格控制行政权的强大压力，行政程序法是难以成功制定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行政程序法对整个行政法制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为防止行政机关的抵触和行政相对人的不满，行政程序法需要寻求广受服膺的宪法的支持。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一部法律如果能在宪法当中找到基础，得到宪法的支持，必然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这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就能获得可靠的保障。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规范、制约、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权真正置于程序规则的约束之下。行政权为何要受此种约束，行政主体又如何能够接受这种约束，需要作为体现最广泛民意的宪法为此提供依据和基础，需要成功的宪法实践给以压力。行政程序法的另一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而要提高行政效率，其具体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实施所谓的职权调查主义，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等。行政相对人要受到何种约束，什么程度的约束，宪法为此提供了标准。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的哪些重要的基本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作为人权保障书的宪法也对行政程序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达到宪法所提出的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有其合宪性正当性的基础。
另一个方面，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有一个控制的作用。仅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角度来说，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与之相违背。宪法需要将整个法制控制在它所形成的价值秩序之中。“宪法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关系决定了行政法对宪法的从属性，以及行政法的局限性。”行政法具体化宪法，但“具体化本身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限度，超越其界限而得到具体化有可能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法失去合理存在的基础。”[21]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涉及到的是对行政权的控制，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是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权利的平衡问题。其间的标准和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宪法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宪法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准则。在法治社会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予以满足并加以保障。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违反宪法规定或者达不到宪法所提出的标准的行政程序法是欠缺正当性合宪性的，是得不到广泛认同的。这势必会使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大打折扣。即使是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仍然存在着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控制问题。各种力量仍然可以对行政程序法或者其某些条款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立法疏漏，也应该按照宪法规定及其基本原理对行政程序法予以补充。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需要解释的问题，宪法也是具体解释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前提，解释必须按照宪法的指引进行。宪法的控制和保障不会随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的结束而结束。
三、中国宪法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
在目前，探讨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似乎必要性不大，似乎又是一个假大空的文章。其实笔者倒是以为，中国要制定行政程序法是必须要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及其成功实践为基础的。不以宪法的成功实践为前提，制定行政程序法就不会成为一种需求，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为依据，行政程序法就不会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且，一旦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运作起来之后，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其意义自然可以凸现。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应该根据宪法，符合宪法，而不得与之相抵触，并且应该努力达到宪法价值提供的标准，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为apa的制定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宪法依据，这着实让人称叹不已。反观中国宪法，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我们的宪法能否作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依据和基础呢？
有部分学者一方面认为宪法应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宪法文本难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从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持该论点的大致有：杨海坤和黄学贤[22]、王学辉[23]、杨寅[24]，以及皮纯协主编的《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25]等。其主要理由有：（1）我国宪法中既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或“自然正义”之类的提法，也没有反映“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然正义”基本要求的宪法精神；（2）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非常抽象，所关注的只是一种目标或目的正义；（3）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的主要是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4）宪法规定不明确、不直接，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促进和指导作用。概言之，现代行政程序法得以产生的宪法性原则在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宪法中某些条款可以成为宪法性基础，但比较间接，且过于牵强。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不能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渊源。”[26]也就是说，宪法中的规定并没有对行政机关的法定程序的要求。该观点认为从宪法中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如第2条、第27条、第38条等）有一定意义，但由于这些规定：（1）过于抽象、不是对行政程序法的直接表述；（2）以人民整体作为规范对象，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对国家机关工作方法的一种规定，而不是对公民个体权利的直接保护；（3）宪法在我国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没有对行政机关发挥实际的约束作用。
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来分析的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问题。虽然支持者不多，但它们的存在使人不得不对中国宪法能否充当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仅从宪法文本一个角度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我们以为上述观点主要存在着两个大的方面问题。
第一，需要分析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界限。诚然，中国宪法当中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之类的字眼，但是认为中国宪法没有提供相应的宪法原则和精神，“正当法律程序”非修宪而不可得的观点，笔者以为还是欠妥当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学界不应妄自菲薄，而需进行深入思考，探讨“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内容。我们的宪法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的宪法学也受到了历史因素的诸多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宪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我们应该认同作为根本法、人权保障书的宪法崇高价值，应该逐渐形成对宪法的信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受其影响的人民的信仰和践行。”[27]“行政法应更主动地依据宪法原理构筑行政法自身体系，合理地理解与解释宪法原则与精神，以合宪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28]中国宪法并不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要求，我们缺少的是在我们的宪法当中去寻找的现实。
第二，需要分析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界限。确实，我国的宪法某些条文比较抽象，政治色彩也比较浓厚。原则、抽象、政治性，这是宪法本身的特征，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宪法的缺陷。其实，这些正好为宪法解释、为使宪法与时俱进顺应时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是宪法本身就不能充当行政程序法的基础，还是宪法在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是必须要分清的问题。
当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我国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如应松年、江必新和周卫平、傅华宗等、杨建顺、章剑生、姜明安等。至于宪法如何提供基础的，则又众说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1）单一条文说。这又分为三种。其一，可称之为“倾听人民意见说”（第27条说），认为宪法第27条第2款为行政程序法上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29]其二，可称之为“公民参与说”（第2条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宪法依据。因为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最主要的是公民参与决策。[30]其三，可称之为“法治原则说”（第5条说），认为宪法第5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31]（2）两个条文说。该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2款是建立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而听证又是整个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32]（3）五个条文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对行政程序法中民主原则的确定，第5条是对行政程序法中依法行政原则的确定，第27条第1款是对效率原则的确定，第二章包含行政程序法中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同时宪法第27条第2款、第41条为行政程序法的两大基本制度（即事前的公听和听讯制度、事后的申诉和赔偿程序）提供了实质内容和基本准则。[33]
宪法基础，见仁见智。对此进行探讨，其意义就在于成功地制定行政程序法，更好地实现宪法的价值，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上述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寻找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笔者以为，中国宪法是能够成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而且制定行政程序法也不能没有宪法作为基础。但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既不能脱离中国宪法的条文，但又不能拘泥于宪法条文。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不仅有宪法文本（包括原则和规范）上的基础，还有宪法价值上的基础，以及宪法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基础。[34]
首先，中国宪法是尊重人权的。实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是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多年的宪法实践，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宪法结构的安排与宪法的指导思想、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从篇章结构来看，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第二章，将“国家机构”作为第三章，体现了人权的本源性。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从新中国制宪史来看，1954、1975、1978年宪法均将“国家机构”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前，1982年宪法将此顺序予以颠倒。这是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体现了尊重权利的宪法价值。[35]有人或许要反驳说，这种顺序的颠倒并不能说明国家对权利的尊重，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是作为宪法修正案附于宪法之后的。确实，从静态的宪法结构即章节的先后是看不出宪法是否尊重人权的，但是联系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为什么魏玛宪法是将“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作为第二编，而1949年德国基本法却在第一章规定了“基本权利”？为什么我国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却又改变了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的编排顺序呢？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前后的变化皆因历史的教训而起，对人权的尊重一目了然。另外，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的教训，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等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36]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当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他还认为，“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而且国家机构的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37]国家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其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宪法第27条）。凡一切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都是符合宪法的要求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将有力地规范行政权的行使，从而让行政机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应该说，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可以折射出对人权的尊重。但由于立宪技术等原因，宪法文本中对人权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还未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和对宪法价值的追求。法的目的决定着法的发展方向。宪法文本、宪法价值以及宪法实践必然相互推动，从而能达到协调统一发展的状态。
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写入宪法，1993年修宪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写入宪法，1999年修宪又将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这些均有利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有利于权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近几年来的涉宪诉讼又让人关注宪法，关注宪法的发展。受教育权、平等权、生育权、隐私权、生命权等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了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追求。我国宪法把个人当成熟公民来看待，自治精神贯穿于宪法之中。这些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开展，人民的自治意识也日益高涨。选举制度几经改革，正朝着平等、普遍、直接、秘密的方向在前进，部分地方还在制度框架下成功地实验着在乡镇等选举程序中引入竞争的机制，还有人自己出资张贴海报开动宣传车进行宣传以争取当选。人民的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的广泛宣传，三大诉讼制度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法律的需求。权利意识、自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正在形成和深入发展。这些都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成功制定。
其次，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最高的价值准则和若干重要的基本原则。宪法在文本上、价值上为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并督促其程序和实体方面均符合正当性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宪法是重视程序的，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两个条文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刑事程序而言的，所体现的是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而且后一条文还明确使用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的字样。中国宪法中的上述两条规定，显示出它重视程序对人权的保障。笔者以为这种对程序的要求，也应该准用于行政程序。宪法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相应地就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的时候，要遵守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是否能达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程序法当中的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宪法为此提供了明文规定和相应的价值作为标准。宪法在这里为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的，既包括宪法规范，也包括宪法原则和宪法价值。符合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法。这一点就是下面重点要论述的内容了。
第一，尊重人格尊严，这是宪法价值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的最高价值准则。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文为谁而写？这一条文是前几部宪法当中都没有的，“它是总结了‘’的严重教训而写出来的。”[38]“由于当时国家权力的作用方式十分特殊，看似是私人之间的人格权侵犯行为，其实已渗透了某种国家或公共权力的作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人格尊严保障之规范结构和方式的形成，的确具有深远而又独特的时代背景。”[39]从这一历史来看，人格尊严条款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写的。从宪法规范来看也是如此。宪法第5条第4款、宪法序言第13段均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行政机关自然也不可例外。
人格尊严条款要求行政机关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要在行政程序中确立相对人的主体地位，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把公民只视为行政的客体，只是行政的被管理者、命令的服从者。行政程序的设计必须要将相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来考虑，要让相对人能在程序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价值。行政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格载体的个人，在程序中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不能体现出保障人格尊严的行政程序法是不具有正当性合宪性的。
第二，我国宪法的原则和规范还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程序法治原则。
这是宪法中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原则在宪法当中已经确立下来。诚然，1982年全面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确立了法制原则，这主要是一种实体上的要求，但从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多少也包含了一定的程序性要求。1999年修宪是在我国法治已有长足进步的情况下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已于1989年通过并于次年实施，其中的第54条第（二）项对“法定程序”的要求也已实施多年。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程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此，99修宪确立的法治原则就不能不说包含着程序法治的要求了。而程序法治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行政权的运行程序。程序法治的要求首先就是行政程序的设置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在姜明安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姜明安试拟稿）第4条（依法行政原则）当中没有将宪法纳入其中，而只规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在皮纯协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建议稿）》（以下简称皮纯协建议稿）第四章（抽象行政行为）当中，也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将宪法排除于外，笔者以为是欠妥当的。虽然说，即使不将“宪法”写入其中，也要根据宪法来制定，而不能与之相抵触。但是，明确载明还是有利于理解上的便捷，而且也可以与宪法条文中的规定相一致。程序法治还要求，程序的运行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然，宪法当中程序的规定不多，这里主要是要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程序法治还要求对程序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负法律责任。行政程序法在总结和设计时，应该仔细考究各种行政程序，对行政程序上的各种瑕疵应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一一对应的规定。这样才能使行政程序的设置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皮纯协建议稿还是姜明安试拟稿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明晰化。这是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科学研究的。
2.行政民主原则。
这是宪法中人民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程序上的原则。具体到行政程序法上，它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1）公民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本来是从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的思想出发，作为服务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行政之下，加上民主参与的理念，呈现出新的发展。[40]也就是增加了一种积极的色彩。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一款也是前几部宪法所没有的。学者认为增加这一条款意义重大，其一，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更加扩大，人民还可以通过人大系统以外的形式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其二，扩大了直接民主；其三，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41]民主原则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要求“参与型行政”。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有权对行政发表意见，而且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其所发表的意见予以重视。参与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一项必然要求。通过民众参与，“得以使行政机关在一方面透过国会立法与预算取得国会民主正当性之余，更直接由人民处取得民主正当性，形成二元民主正当性。”[42]另外，参与原则也是尊重人格尊严落实人的主体地位的体现。这么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参与要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参与原则是我国宪法对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一个明确要求，在目前我国行政法制中行政相对人利益未被充分有效代表的情况下，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43]在皮纯协建议稿中参与原则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它将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作为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就是第一次将公民的“立规建议”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第27条），这是公民创制权的体现。当然姜明安试拟稿在参与方面还稍有不足，它仅在原则、听证程序、立法规划等当中加以规定，而没有全面落实。
（2）程序公开原则。
程序公开可以说是是参与原则的一个必然要求。它对应的是公民的知情权问题。知情权，又称之为了解权（RighttoKnow）或知的权利（知ゐ権利），有的国家宪法作了明文规定，我国宪法没有明示此项权利。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基本权利的地位。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第3条规定人民有对人大的监督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第34条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第41条规定了公民有批评建议的权利等。据此，人民为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建立在公民对政府活动情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推定宪法包含有公民的知情权这一默示权利。知情权是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条件。[44]程序公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村务公开、农村税费公开、政府上网工程等政务公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只有公开，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民的知政、参政、监督政府、独立自主才可以有保障，公民对政府的信赖才可能形成。在行政程序法当中，主要由阅览卷宗制度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此加以落实。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与尊重人格尊严的协调问题。尊重人格尊严要求保护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而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行政主体负有协调的职责。
3.行政公正原则。
这是宪法中所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具体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一般认为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45]中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一切国家机关自然包括行政机关，而且重点要求的也是行政机关，因为它与公民的接触最多，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主要是一种对行政机关工作程序上的要求。可以说该条款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部分程序公正的要求。宪法第125条规定的被告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其中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行政程序当中。不倾听人民的意见的建议，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是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的。在行政程序法中，一方面要建立起听证制度，另一方面在非正式程序中也要积极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而且这些规定不能仅作一原则性或宣示性的表述，而应将其具体化、法律责任化。违反这一规定将导致行政程序什么程度的瑕疵，是撤销还是无效，这些均应明晰化。而皮纯协建议稿、姜明安试拟稿的相关规定均没有达到这一地步，或许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2）平等对待原则。
平等对待是一个集实体与程序要求于一身的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目前一律平等。”并于宪法第4条第1款（民族平等）、第5条第5款（任何人不得越法）、第34条（选举平等）、第48条第1款（男女平等）作出了消极的规定，于第44条（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第45条（获得物质帮助权）、第49条第4款（老人、妇女、儿童不受虐待的权利）第50条（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受保护的权利）等作出积极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求反对不合理差别，同种情况同种对待；另一方面要求承认合理差别，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平等，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基本原则，都可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具体到行政程序法当中，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就某一事项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时，针对某一相对人作出一行政行为即形成行政先例，此后遇到同样情况的案件就应该作出与前一行政先例相同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应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无正当理由，不得差别对待。制定行政程序法、执行行政程序法，均须遵守该要求而不得违背。在姜明安试拟稿第9条（平等原则）当中，对平等原则的表述也与宪法的表述有一定的不同，笔者以为应该探究一下相应的立宪背景，而且还应该对现实行政当中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一番调查，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一原则还要求，行政主体针对不同情况就应合理分类以作出恰当的行政行为。例如给付行政特别是供给行政中，应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相对人以特别的给付，使其能过上一个健康文明的生活。姜明安试拟稿中第一次将“行政给付”纳入行政程序法之中（第五章第二节），颇具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定并未完全体现出宪法的要求。首先，权利的保障仍不充分。该试拟稿当中虽然规定，“行政给付项目建立后，其范围、对象、等级、标准变更或废止相应项目，应提前六十天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此种变更或废止可能导致相对人生活发生重大困难，应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应为之举行听证。相对人对之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第78条）对于某些事项应该允许先给付后听证；即使是先听证，也要对在听证后补足应给付项目作出规定。其次，宪法在这一制度中体现了一定的国家辅或补充性作用的色彩，而该试拟稿在这里并未为社会力量发挥应有作用留下空间。[46]这还达不到尊重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准则的要求，不能完全符合保障公民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目标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这是它的不足。
（3）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也是一个兼具实体与程序特征的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变更、撤销、废止行政决定的时候，要保护行政相对人正当合理的信赖。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导源于宪法的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常常与依法行政原则相矛盾，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协调，也许只能在宪法当中找到依据了。宪法第13条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对公民的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行政主体有义务予以保护而不得侵犯。行政主体在变更授益性行政决定的时候，不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的预期，实际上就是侵犯了行政相对人处置自己财产、行为的自由。即使相对人获得行政授益时不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如果相对人无重大过错行为，相对人的获益也很难说就是非法的。与公共利益相权衡，看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信赖利益大于、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当，就应该予以保护。这种保护较维护一次所谓的“公共利益”要大得多，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其中保护的界限须小心衡量。行政程序法在制定时，须体现出对人民的信赖性的保护。在皮纯协建议稿当中没有对信赖保护的规定，也就没有体现出符合宪法发展的新的要求。
4.讲究效率原则。
讲究效率，这是行政的本质属性之一。我国宪法第27条第1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一方面要依靠行政机关内部高效运作，另一方面要改善行政工作的外部程序，如建立时效制度、简易程序、紧急程序、协商程序等。两者不可偏废。改进内部行政程序和外部行政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高效实现行政的目标-公共利益。互相推诿，久拖不决，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行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行政程序法必须贯彻效率原则。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在章剑生设计的行政程序法体例结构当中也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47]而只顾及了正式程序，这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要求的。正式程序固然重要，但无论哪个国家都是相对较少使用的。非正式程序、简易程序才是行政的常态。另外，现今所有的建议稿包括应松年主持的“试拟框架”当中，均没有紧急情况下程序的规定。紧急情况虽然少，但是对人权造成的威胁却极大。在行政程序法当中，应该对紧急情况下的程序作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既要赋予行政机关以权限，又要切实保障人权。当然，效率原则与参与原则、程序公正、程序公开等容易发生冲突。至于如何协调，那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无论如何衡量，作出何种取舍，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权核心价值的保护，行政程序法始终不得舍弃。这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
上述诸多原则，合在一起，大致就可以构成行政程序法中行政程序及行政实体制度正当性的实质内容。只有符合宪法的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具有其正当性的基础。
四、结语
目前，在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要不要讨论它的宪法基础，可能还有人在怀疑着。但在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背景之后，就可以发现宪法的规定和价值及其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在违宪审查运作起来之后，讨论的必要性还可以大大凸现。当然，这里的“宪法”不一定就是宪法文本，它还可以是宪法的精神和价值。行政法学研究，不应该脱离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如果能先在制度框架下按照宪法原理的指引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积极而直接的作用。尊重人的尊严和保障人的自由，应该是行政法的追求。脱离了的关怀，行政法的价值取向、社会效果等都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目标。行政法学的研究需与宪法相结合，这样才能有利于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互动式发展，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中国的最终达成。这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关怀下的行政法学，或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研究路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没有宪法价值的支撑，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行政程序法不会成为一种需求，也不会制定出来。从宪法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来说，任何立法都应该依据宪法，符合宪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精神。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时又控制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使其不致于偏离宪法的要求。中国宪法是重视人权保障的，同时也是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的。多年的宪法实践也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社会基础。国家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行使行政权，一定要符合这个要求。凡是有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都应该是宪法所要求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就是适应这个要求的一个表现。行政程序应该是正当的行政程序，这样才能实现通常学者们所论述的种种功能。宪法向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了要求和标准。符合这些要求的行政程序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只有符合宪法所提出的诸多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是合宪的。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大致包括：尊重人格尊严，程序法治，行政民主（包括公民参与，程序公开），行政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平等对待、信赖保护），讲究效率等。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基本制度乃至具体制度的设计自应积极贯彻。至于如何把握其中的界限，尚需对中国宪法和行政法法理作进一步的阐释，尚需对我国的行政实践和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作进一步的总结和借鉴。
这么多年来的行政改革，其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要实现依法行政，任重而道远。随着宪法实践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对行政权运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宪法文本中的规定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必将被激活，进而迸发出勃勃的生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将成为一种时代需要和必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宪法实践尚不够充分和深入，违宪审查制度尚未运作起来，人权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些都给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包括目标模式的选择、原则和制度的架构等）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成功制定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尚需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①]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9.
[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宪法与行政法（包括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行政法、行政程序法将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予以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推动宪法的发展。而且行政法、行政程序法也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本文要论证的是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得有所侧重。
[③]参见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④]〖日〗田中二郎著：《行政法》（新版），劲草书房1976年版，第15－16页。
[⑤]〖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⑥]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⑦]《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第367页注⑥、第371页。
[⑧]杨建顺著：《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23页。
[⑨]参见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陈亚平著：《美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之研究》，载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38－39页。
[⑩]参见《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页。
[11]参见eugenew.Hickok，Jr.edited，theBillofRight：originalmeaningandCurrentUnderstanding，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91，p.p.220-222.
[12]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3]〖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潘嘉玢、颜福祥、董承玺、林红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4]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13－818页；〖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页。
[15]参见湛中乐著：《日本<行政程序法>立法背景探析》，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68－69页。
[16]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17]参见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71－73页。另外，白石判决的相关讨论、以及运用宪法判决的教科书检定诉讼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日〗室井力著：《现代行政法的原理》，劲草书房1973年版，第116－131页。
[18]参见〖日〗佐藤功著：《日本国宪法概说》（全订第四版），学阳书房1991年版，第237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8－69页。
[19]〖日〗佐藤幸治著：《宪法（新版）》，青林书院1990年版第402－403、414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9页。
[20]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7页。
[21]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
[22]杨海坤、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第40页。需要说明的是，杨海坤新近撰文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研讨与起草始终在核心理念-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下进行，同时又丰富着宪法内容，催生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中国的推行。”杨海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构想》，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01页。
[23]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1－133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的前后论述存在着矛盾的现象。
[24]杨寅著：《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5]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514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也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26]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当然，该作者在全文引用马思涛《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分析》（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44－49页）一文时，也认为“的发展，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见该书第62页。
[27]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31.
[28]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
[29]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30]杨建顺著：《市场经济与行政程序法》，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3页。
[31]北大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执笔人：姜明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说明》，2002年9月1日。
[32]章剑生著：《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33]江必新、周卫平编著：《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王学辉也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行政程序法公开原则、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33条第2款（平等条款）是公正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1款是效率原则、第2款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见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4]后文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中国究竟要制定一个怎样的行政程序法的问题。是仅包括程序规定的美国型，还是既包括程序又包括实体的德国型？是仅包括事前行政程序的大陆法系型，还是既包括事前行政程序，又包括事后的救济程序的美国型？笔者眼中的行政程序法大致是德国、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不同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宪法所提供的基础也会不尽相同。上述若干观点的不同，也部分反映了这种差别。
[35]在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时，对宪法结构的调整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应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这样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这也是世界上宪法发展的趋势和对“”中侵犯公民权利的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后，也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外国宪法中作这种排列的也有。经过讨论后，宪法修改委员会没有采纳后一种意见。参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有学者认为，不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讲，而从逻辑上来讲宪法结构的顺序调整也是恰当的。因为公民权利自由的内容同宪法《总纲》第2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紧密相连。公民行使各项民利乃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参见许崇德著：《中国<宪法>：人民权利保障书》，载于《人权》2003年第1期，第32页。
[36]参见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7]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8]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138页。
[39]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0]〖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1]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42]叶俊荣著：《面对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05页。
[43]当然，也并不是“一参就灵”。“参与”是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陷的。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四部分，特别是在第167－168页的一个小结。
[44]参见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27页。
[45]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