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1
某某同志现任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是一名矢志于审判岗位上的优秀女法官。
从事法院工作25年以来，她凭着对法官职业的忠诚热爱，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秉公执法，忘我工作，累计办理了 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她也因此多次荣获 连续三年没有发生错案和上访投诉案件
公正执法，做一名群众满意的好法官
某某是刑庭的一名审判员。多年的法官经历铸就她正直、机智的性格。她深知，自己手中的审判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她只能用手中的权力来保卫人民的安宁。自从“严打”整治斗争开始后，某某更是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作为一名刑事庭的法官，运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惩罚邪恶是她的职责。她一方面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恪尽职守，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作为一名刑事庭审判员，如何在“严打”期间准确、及时审结案件，成为摆在她面前的一个难题。某某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将案件依收案时间先后排列，定出时间表，按计划审结。此外，她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白天抓紧时间开庭调查，工作时间不够用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写法律文书、阅卷。熟悉审判的人都知道，开庭不仅是个脑力活，它需要审判员的大脑高速运转，掌握庭上瞬息万变的局势；开庭还是个体力活，一个庭开下来常常口干舌燥。作为审判员，某某承办了大批案情复杂、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许多庭要开上一天。
公正执法，审慎细致办“铁”案
作为一名党员，某某深知，只有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因此，在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的同时，对于每个案件，她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理，力求每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她在庭审前认真阅读卷宗，制定周密细致的庭审提纲，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准备；在庭审过程中和庭审后认真组织合议庭成员进行评议，反复推敲案情，力争将每件案件办成铁案。
讲政治、讲大局，力求最佳社会效果
在政治上，某某同志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学习党的知识，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通过多年来对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深刻领会，某某认识到，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必须加强政治理论修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强化公正意识、效率意识、服务意识。在每次严打整治斗争中，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的大局，她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同时，还争取使案件审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不是就案办案。在此期间，她接连审理了几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凡是此类案件中，如果民事部分处理不好，极易引起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激烈情绪，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对此类案件，她总是提醒自己要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司法为民 扶助弱者某某同志在办案中，牢记司法为民的工作宗旨，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不惧辛苦，不怕麻烦，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她总是冲锋在前面，并且她能平等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来访的群众，她热忱地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真诚的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特别是对于一些不懂法的农民群众，她更是十分耐心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
廉洁勤政 一身浩然正气
公正办案，廉洁是根本。在工作中，某某严格执行红山区政法干警“十条禁令”，始终拒说情，拒吃请，拒收当事人的一切财物，坚持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秉公执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一次，她主审了一起盗窃案。她的同学是这位被告人的亲戚。一天晚上，同学专程上门说情，要求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判处被告人缓刑。面对挚友企盼的目光，她耐心地解释：“老同学，你应该理解我的工作。办案是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科学量刑判处。假如枉法裁判，岂不是执法犯法？”听完这些话，老同学拂袖而去。审判结果，这位同学的亲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在友情、亲情与法律之间，她执著坚定的是一个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忠诚维护的是法律的神圣与尊严。多年来，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她常说：“既然我选择了法官这一职业，就要对得起自己胸前的天平。自某某同志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2
[论文摘要]品格证据是证据规则中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对品格证据运用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文章从品格证据的概述、品格证据的域外制度考察结合我国在公诉环节对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运用的现状，分析品格证据在我国适用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并提出在公诉环节完善品格证据的设想。
[论文关键词]品格证据；现状；运用设计
随着近年来证据立法逐渐提上日程，对证据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倾向于实际操作性，品格证据也受到司法实践视野中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品格证据概述
品格证据主要包括两类基本的类型：一是关于对人的名声或一般评价的证言；二是关于某人特定行为的实例，主要是指犯罪的记录、伪证、前科等。
二、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分类看我国公诉环节中的运用现状及评析
被告人品格证据是指与案件有关的证明被告人的品格或品性特征方面的证据，包括被告人的声誉证据、评价证据和具体行为证据。根据品格证据分类，包括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
（一）良好品格证据
良好品格证据一般指被告人在其工作、生活社区内的好声誉，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以及曾经受过的奖励等，这类品格证据对综合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有助于全面把握案情，维护被告人的基本权益。
1.良好品格证据在我国运用的现状
关于品格证据的使用，在国内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做不起诉决定之前，向其所在学校、社区、家庭等调查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是否良好，有无违法违纪的行为，是否具备教育、矫正条件等成为衡量对未成年人适用不起诉决定的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使用品格证据的规定和做法，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法律效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良好品格证据的有效运用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其适用应当从未成年人领域延展到所有被告人
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适用良好品格证据，在教育、挽救、预防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以借鉴其较为成功的运作模式，将良好品格证据的使用延伸到那些主观恶性较小、具有悔改表现、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其从宽处罚，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被告人的目的。
（二）不良品格证据
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包括声誉不良、有过违法犯罪记录、周围人对其不良评价等等，其中被告人是否犯过罪、是否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等都属于被告人不良品行证据的范围。
1.不良品格证据在我国适用的现状
我国在刑事案件审查中，比较偏重不良品格证据的调查和采用。刑事案件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对被告人的前科劣迹调查得非常详尽，包括被告人以前所受的行政处罚、刑事拘留、刑事处罚等等。这些内容已成为公诉机关、法官开庭之前进行审查的必要内容，并已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起诉书书写的格式，要求对被告人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事项必须明确规定，并记载于起诉书中。被告人是否犯过罪，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这类不良品格证据已经作为起诉书必不可少的部分，并成为法官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审查的重要内容。在庭审开始阶段，法官审查被告人基本情况时，“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亦成为格式化审查内容；这虽然有确定被告人身份的积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有前科劣迹的被告人的不良品行。在起诉书中表述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形式，以客观性的描述影响了法官主观判断，有悖起诉书本身所具有的法律功能。
2.不良品格证据的不当适用对预断排除原则的影响
在日本有一项预断排除原则，是指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以及审理案件之际不应当对案件有某种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诉讼原则。[2]法官不能在开庭之前获知包括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在内的任何可能影响其公正审判的信息，避免出现人为的因素干扰审判结果。
不良品格证据使执法者产生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理念。随着预断排除原则逐渐被接受，虽然现行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体现了立法者对预断排除原则的认可。例如规定法官由原来全面的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表现在将起诉案件的案卷全部移送改为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官预断产生的几率。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着制约法官实现预断排除的弊端和缺陷，包括公诉方起诉时所提供的主要证据以定罪证据为主，起诉书表述被告人学历、前科劣迹等基本情况，都极易使法官陷入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和偏见。
3.过度追求不良品格证据的现状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基石的无罪推定原则
起诉书中表述与定罪量刑无关的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极易使法官未进入庭审程序即事先持有被告人有罪的预断或偏见，有违现代刑事诉讼基石的无罪推定原则。
第一，法官作为刑事审判职能的法律工作者，其主观判断是否客观、真实对法律公正的影响意义重大。
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虽然采取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受原有司法理念的影响，法律工作者尚未彻底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种状况下，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表述与量刑无关的前科，可能会对法官产生不适当的暗示和诱导，影响法官对案件性质的正确判断。法官作为审理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受不良品格证据的负面影响，即当法官得知被告人曾经犯过其他罪时，他也可能会认为无论被告人是否犯了现在所指控的犯罪，都应当被惩罚。
第二，起诉书所记载的内容应当避免使法官陷入主观定罪的误区。
根据刑事诉讼庭审程序的设计，法官应该处于独立的第三者的立场，其应当通过控辩双方的攻击与防御过程，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判断抗辩主张，进行客观公正的判决所以，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法官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受当事人一方特别是控方单方结论的影响。因此，起诉书记载的内容，以足以使辩护一方了解检察官起诉请求审判的范围、充分行使其防御权为限，而不应该记载其它有可能导致法官对于被告人有不利的预断和偏见的事项。
第三，如果法官追求不良品格证据，尤其是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无关的不良品格证据，不仅影响其对法律的公正判断，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法官要求侦查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既往的行政处罚、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刑事处罚等一一罗列，在这样的模式下，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客观判断力，同时造成侦查、公诉机关的无意义工作。例如，某一被告人数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认定累犯的话以最后一次刑事处罚为准，这次刑事判决的时间、释放时间明确后就足以；但在实际工作中，法院却要求起诉书中要对历次判处刑罚情况及释放时间作详细阐述。由于存在着时间相隔太长释放手续不易调取，需要异地监狱调取释放证明，异地法院调取刑事判决书等难度，这一工作给侦查、公诉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上述法官要求调取的证据材料，必然会使法官在庭审前形成有罪判断的思想，造成对被告人审判的不公平。
（三）不能通过单向证据评价被告人，必须综合评价良好和不良品格证据
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允许公诉方出示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被告方主动提出证明己方良好品格的证据时，公诉方才可以提出作为反驳被告方的不良品格证据。其目的一是避免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二是基于品格的不可分割性，一旦被告人的品格置于争议之中，他的整个品格都将接受审查，保证了法律对案件当事人的公平性。
三、完善公诉环节中品格证据的运用
对品格证据的适用要坚持综合分析、严谨适用，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贯彻于办案始终，才能保证所办的每一个案件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公诉机关在审查案件时，不良品格证据和良好品格证据都必须列入审查的范畴，为定罪量刑以及发表量刑建议奠定扎实的事实依据
公诉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在把握案件的全貌，对案件涉及的罪名、法律知识理解透彻，对被告人品格证据了解全面的基础上，才能应对庭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状况，真正实现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公诉机关在书写起诉书时，应当仅表述累犯这类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良证据，其余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前科不应出现在起诉书中
规范不良品格证据在起诉书中的表述，排除法官预断以真正实现法律的公正。一是明确起诉的范围和依据，并使审判范围与之保持一致，法官对被告人有罪事实的认定，应当局限于起诉事实的范围之内，即明确诉因的拘束力，而不允许法官进行诉外定罪和量刑；二是禁止在起诉书中记载其他有可能导致法官不能正当形成预断的有关内容，用语力求正式、简练、客观，避免一些情绪化的非法律用语；三是起诉书中仅表述累犯等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良品格证据，其余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前科不应再出现在起诉书中。这样既能实现法官的预断排除，又兼顾了实体法犯罪人人身危害性的量刑要求，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三）庭审中发表公诉意见时，准确使用品格证据
公诉意见代表了公诉方对被告人的指控，采取适当、合法的方式准确使用品格证据，既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保证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在量刑建议阶段公诉方有义务出具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
在量刑建议中引入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对实现犯罪特殊预防，促进量刑模式的理性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某些具有偶发因素的案件，案件起因与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被害人过错等有一定关系，公诉方可以出具在审查起诉阶段调取的被告人良好品格的证据，以证明其较小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公正地提出量刑建议。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3
关键词：郑氏；家族；法官
中图分类号：K8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88-02
法官家族现象，作为研究唐代法官的一个新视角，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从墓志材料出发来研究“法官家族”现象出现的时间和知识构成，认为其知识来源以法官家庭中保存的法典和为考试而在学校学习某些法律知识为主要途径。将“法官家族”和“法官”的定义为：所谓‘法官家族’，是指一个家族内有父子两代①或祖孙三代都担任法官者。在中央主要指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其中大理寺官员和刑部中“刑部司”官员无疑是专职法官。
本文大致试图沿袭以上思路，从《旧唐书》[1]所载《郑余庆传》可以看到郑处诲的曾祖辈有郑少微曾任刑部侍郎，他的父亲郑翰曾任刑部尚书，他的弟弟郑从谠曾任刑部侍郎，检校刑部尚书[1]4163-4172，故此对郑氏家族放置于法官系统中进行简要考证，以期揭示其生活面貌。
一、郑余庆家谱略考
目前所见的材料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均有涉及，并且有记载不同的地方，以下考证依于《旧唐书》所载《郑余庆传》中的材料。在《旧唐书》中记载：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祖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颍川太守。长裕弟少微，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于当时。父慈，与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1]4163。
这段记载相对比较简略，但也能看到，郑余庆的家族中有祖父郑长裕，父亲郑慈，郑长裕的弟弟郑少微，郑少微曾经任职过刑部侍郎。相对详细记载的是郑余庆的儿子郑瀚。
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时名同，改名瀚。贞元十年举进士。自秘书省校书郎迁洛阳尉，充集贤院修撰，改长安尉、集贤校理……时余庆为仆射，请改省郎，乃换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文宗登极，擢为翰林侍讲学士。上命撰《经史要录》二十卷，书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书语类，上亲自发问，瀚应对无滞，锡以金紫……入为左丞，旋拜刑部尚书，兼判左丞事……有文集、制诰共三十卷，行于世[1]4166。
我们可以看到郑瀚的整个人生轨迹，进士出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曾任职过史馆修撰，翰林侍讲学士，参与过《经史要录》的编撰，受到皇帝嘉奖，并且有文集、制诰行于世，他学识渊博，对儒学和经学比较有心得，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郑瀚还曾经任职过刑部尚书一职。郑瀚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郑允谟、郑茂谌、郑处诲和郑从谠。在《郑余庆传》后，对郑处诲和郑从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郑允谟、郑茂谌则没有过多着墨。
处诲，字延美，于昆仲间文章拔秀，早为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汴。处诲族父朗[1]4168。
如父亲郑瀚一样，郑处诲文章拔秀，也是在士友中有名的，他对儒学和经学的学习也比较值得认可。同样还跟郑瀚一样的是，他的仕宦履历中也经历了刑部，曾任刑部侍郎，检校刑部尚书的职位。此外，在这里还提到郑处诲有一个族父叫作郑朗，后文将对郑朗和郑处诲进行考察，以期更好地查看其家族面貌。
从谠，字正求，会昌二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历拾遗。咸通三年，知贡举，拜礼部侍郎，转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选平允，时无屈人……改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
僖宗征还，用为刑部尚书，寻以本官同平章事[1]4168。
郑从谠进士出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就这一点来说，跟父亲郑瀚的轨迹一样。郑从谠也曾经任职刑部，检校刑部尚书，然后在被委以重任派出远方之后，思归恋阙，最终重新回到故土，并任职刑部尚书。
二、传记所见郑氏的家族史
以上记载，可大致排出郑氏家族五代谱系（见下图）。
关于郑氏祖先的记载，《旧唐书》中写到郑长裕和郑少微“兄弟有名于当时”，郑慈官至太子舍人；《新唐书》[2]中写到“郑余庆字居业，郑州荥阳人，三世皆显宦”，但除此之外，郑长裕、郑少微和郑慈在正史中都没有再留下痕迹。郑余庆在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去世，时年75岁，推断其出生大约在公元741年前后；《旧唐书》载玄宗时改“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1]215，郑长裕既“官至国子司业，终颍川太守”，郑长裕生活在此时期与郑余庆的关系是可以吻合的。
其世系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郑处诲的记载中提到“处诲族父朗”。在《新唐书》中《郑余庆传》后附有《郑朗传》，《旧唐书》中并无。关于郑朗的记载，在史籍中还有其他几处相关记载，可以稍作考察。在《新唐书》卷165《郑瑜传》记载道，郑瑜有子郑覃，郑覃有弟郑朗[2]5069，对郑朗的记载线条比较清楚，任官履历中也显示并不是无名小卒，而是仕途还不错。同时提到郑朗的父亲郑瑜曾出任大理评事、刑部员外郎的职位，郑朗的兄弟郑覃曾出任刑部尚书的职位。郑朗进士出身也颇值得留意。
郑朗与郑处诲之间，既称族父，父之从祖弟为族父，这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从郑处诲的传中也可看出双方关系很密切，联系往来较多，郑处诲在郑朗去世之后继任为汴州节度使，还写了诗篇“以尽思朗之悲”。
《旧唐书》中郑余庆传与《新唐书》中《郑余庆传》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唐书》中还附有《郑s传》，其中称“余庆从父行也”，并记载了郑s的孙子郑颢[2]5075；而《旧唐书》中并没有提到“从父行也”，在对郑颢的记载中，则写道这是郑s的孙子郑~德的儿子”[1]4181。
郑s的族系关系我们并不能看到比较详细明确的记载，而且“从父”的身份似乎也无法准确判断。如果按照从父是指叔父或者伯父的话，郑s卒于太和三年（829年），享年78岁，那么出生大约731年前后，结合前考郑余庆公元741年前后出生，大概也是合理的推断。
由《新唐书》、《旧唐书》交叉、补充与构建，我们大抵可以逐渐建立模糊的家族框架以及为数甚少的周边关系，以期能窥探郑氏家族的面貌。
三、郑氏家族的法官生涯与知识传递
现将郑氏家族的法官整理成下表。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中说到尚书、侍郎“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3]；《新唐书》卷36《百官一》中也说到“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狱，为尚书、侍郎之贰”[2]1199。
瞿同祖先生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4]中，关于儒学与法学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联系做了详细深刻的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载：“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引用大量儒家经句，把它们作为立法的依据，涉及的经句来自诗、书、礼、易、春秋、公羊、左传、尔雅和孝经等。有的篇目还援引特别多，如名例律仅57条，但出现经句就有四十余处。儒家经句是确定一般原则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确定罪名的主要依据，部分罪名之义直接取自儒家经句。礼法结合的过程要追溯到西汉。汉代“以经断狱”，用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案的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大量入律，唐律中的一些反映礼法结合的制度在此时的律中先后出现，如曹魏律中的“八议”制度、晋律中的“准五服治罪”制度，南朝陈律中的“官当”制度，北朝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规定等。《论语》的思想慢慢演变成唐律的规定。有些《论语》中是思想直接转变为唐律的律条，有些被扩大性运用于律中，唐律也不仅只受到《论语》的影响，它是整个儒家思想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而订律人的活动则实现了礼上升至法律的过程，其人通晓法律，熟悉儒学，并且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于此相联系，作为律法实施者的法官们，最终将这种律法运用到现实中。
由此可见，这需要熟读经典，精于典章句读，而法官的基本要求也是需要熟悉法典条文，对法典的理解能力直接关系着作为法官判案的能力。章疏之学对字、词、句的推敲和对咬文嚼字的要求与法学的严谨和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是比较契合的。法学是专门之学，需要有专长的法官家族，家族中的法学传统也利于法学知识的学习，晚辈可以随长辈从小学习法学知识，来自家庭的影响大概也是对于晚辈走上法官道路有一些影响的。经学的家族性和法学的家族性应该有相通之处。
表中可见，四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相似性，除郑少微不可详考之外，郑瀚、郑处诲、郑从谠皆自进士出身，两人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并任职中央刑部。在以往墓志中见到的一些法官家族中，中央与地方法官皆有，出身也并不都相同，像这样高度相似的家族似乎更有说明性和代表性。从前文所引其家族成员及周围关系的记载中，不乏对其人精通儒学、经学的描述，如“余庆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余庆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处诲字延美，于昆仲间文章拔秀，早为士友所推”“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领祭酒，请太学《五经》，经置博士，禄廪比王府官”“s本以儒术进，守道寡欲，所居不为@赫事，以笃实称。善名理学，世以耆德推之……”我们大抵有理由相信，在家族的知识背景熏陶和从小的文化传承中，这些人如此一致的履历和相似的选择都是受到其家族影响而造成的结果，并非是一种偶然，或许可以认为法官家族作为一种现象值得更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4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1992年参加法院工作，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二年来，审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质量高、速度快。今年截止到十月份已审结案件120余件，案件质量、结案数均列××区法院榜首。她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90%以上得到调解，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高度赞扬。连续十一年被评为鞍山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先后六次被评为办案能手，三次被评为人民满意干警，曾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同志审结的案件质量高、速度快在××区法院是有名的。她从事刑事审判12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千余件，无一错案和超审限案件，也因此连续6年被评为办案能手。她审理案件，严格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不办错一案，不错判一人。为了澄清一个犯罪事实，她曾不辞辛劳到发案地核实证据；为了一个证据能否采用，她曾反复查阅资料。她有一个夙愿：原创：决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丝疏忽办错一件案子。正是她的这种认真、细致劲，使得她审结的案子至今为止无一错案。
××同志在严惩罪犯的同时，特别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始终坚持依法调解，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原则，并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如她受理的孙某、韩某故意伤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因为各种原因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一直得不到解决，导致他多次到法院、检察院、大大、政法委等部门上访，成了法院的上访钉子户。此案分到××手里后，××仔细阅卷，了解了案情后，她先找到被害人，做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告诉他四处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叫他写好状，交到法院，法院会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接着××又找到两名被告人的家属，反复做他们的工作，终于家属们被××的诚心所感动，说袁法官，就冲你对工作的这份态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最后，经过××的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和解协议，使这一历经几年的棘手案件化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原、被告双方都很满意。被害人到法院取赔偿款那天，带着特制的锦旗送到法院政治部，表达对××的无限感激之情。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5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无任，五任
1964年，考古工作者对洛阳城南郊的东汉刑徒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刑徒墓522座，出土墓砖820余块。完整的砖铭一般刻有刑徒的部署、无任或五任、狱名或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并注明尸体埋在此处。例如：[1]
右部无任少府若卢髡钳尹孝永初元年五月四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五任汝南瞿阳髡钳冯少永初元年六月十八日物故死在此下
根据传世文献对“无任”与“五任”的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无任”指因罪免官，无职可任；[2]其二，“五任”指有技能的刑徒，“无任”指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粗重劳动的刑徒；[3]其三，“任”即“保任”，“无任”指无人作保。[4]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尤以第二种观点流传较广，影响较大。[5]然而，随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三种观点更符合史实。试述如下。
不论是在上述刑徒墓砖铭中，还是在传世文献中，“五任”与“无任”二词往往对举。如《隋书·刑法志》：“是时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6]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将“无任”理解为因罪免官，无职可任，那就意味着“五任”表示尚未免官因而有职可任。然而在上述资料中“五任”和“无任”都是刑徒。
认为“五任”、“无任”系指刑徒有无技能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下面几条资料：
《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叙》“以饬五材”郑玄注：玄谓此五材，金、木、皮、玉、土。[7]
《周礼·冬官考工记·辀人》“小于度，谓之无任”郑玄注：无任，言其不胜任。[8]
《资治通鉴·梁纪·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胡三省注：任，谓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谓任攻木者则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则役之攻金，任抟埴者则役之抟埴。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9]
胡三省注可能源于《周礼》及郑玄注，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周礼》“小于度，谓之无任”本意是指造车的部件如果达不到相应的规格，就无法使用，以此来理解刑徒之“无任”，实有滞碍；将郑玄所说的“五材”与“五任”联系起来，也缺乏直接证据。根据前面引述的《隋书·刑法志》及洛阳刑徒墓发掘报告，“无任”与“五任”与刑徒是否戴刑具密切相关，“五任”徒不戴刑具，而“无任”徒则按正规一律戴刑具。[10]一般而言，之所以要给刑徒戴刑具，是为了折磨其肉体以示惩罚，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逃亡。如果说有技能的刑徒不带刑具是为了方便其工作，那么从事粗重劳动的刑徒不带刑具岂不是也能提高工作效率？而如果从防止逃亡的角度考虑，则所有的刑徒，不论有无技能，都有逃亡的可能。因此，第二种观点尽管有很多文献资料为佐证，但仍然存在不足。
第三种观点之影响虽不及第二种观点，但可资佐证的资料，亦复不少。《说文解字·人部》：“任，保也。”[11]《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郑玄注：“保犹任也。”孙诒让《正义》：“五家家数既少，居又相比，有罪过不容不知，故使相保任。”[12]邻里相保的义务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如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13]说明邻里之间除了互相监督而外，还有互相救助的义务。
秦汉选官有保举制度。“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14]这是由举荐而产生的法律连带关系，即为防止选拔官吏时营私舞弊，要求举荐者要对被举荐者的行为负责。“任”是担保的意思。
居延汉简的买卖契约中也经常看到“任者”一词，如：“终古燧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游翁，贳卖九稯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觻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许广君”（282.5）；“惊虏隧卒东郡临邑吕里王广，卷上字次君，贳卖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觻得安定里随方子惠所，舍在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任者阎少季、薛少卿”（287.13）。[15]当买卖双方出现争端时，“任者”要起到“公证”的作用，担保契约的效力，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下面两条材料，于豪亮先生已经引述过，因比较重要，也在此列出。一是《周礼·秋官·大司寇》：“凡万民之有罪过者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郑玄注：“役月讫，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16]即服刑期满之人，需乡里为其作保，才能得到赦免。二是东汉质帝于永憙元年（145年）五月甲午诏曰：“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李贤注：“任，保也。”[17]即非犯死刑重罪的人，可以找人担保而暂时免于拘禁，等到立秋以后再行审理。这些史料表明，罪人如果获得担保，其境遇会有所改善。
沈家本在《刑法分考》“保任”条中引用《隋书·刑法志》梁律“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以及北齐律“三曰刑罪，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等材料之后，加按语说：“无任者，著械防其逃也，北齐之钳亦是此意。保即任也。”[18]梁律之“其无任者著斗械”与北齐律之“无保者钳之”恰好可以互训，表明用“任者保也”来解释“无任”与“五任”是符合史实的。
《通典·刑法八》在引述“是时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之下，杜佑注曰：“任，即保。”[19]而《通典》在此之前各卷中，多次出现“无任”一词。如：
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
此禄之不及者，皆下劣无任之人，复何足惜！[20]
此二条中的“无任”指无能、不胜任。《通典》中又有：
臣典司仪注，不敢轻移，犯冒宸严，无任恳迫。
臣职在典礼，愚守如前，无任恳迫之至。”[21]
昭告曰：“孤子某谨用吉辰，奉归先寝，灵车就引，神道纡回，惟以荒寥，无任鲠绝。”[22]
祝跪读祝文曰：“……日月逾迈，奄及大祥，攀慕永远，无任荒踣。”[23]
此四条中的“无任”，与“不胜”用法相同，用于表达某种感情，表示十分、非常。然而，对于诸如此类的“无任”，杜佑并未加注，而只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一语中的“任”作注，说明此处“任”的含义有别于其他各处之“任”。《通典》成书较《隋书》稍晚，其可信度应较《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为高。
《三国志》载，蒋济随司马懿除掉曹爽后，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蒋济上疏曰：“臣忝宠上司，而爽敢苞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24]《宋书》载，谢晦为荆州刺史，以庚登之为长史。登之不礼晦，为晦所优容。谢晦起兵，登之未与同谋。“（谢）敢败，登之以无任，免罪禁锢还家”。[25]周一良先生认为此二例中，“无任似是疏忽失职之意”。[26]然而，仔细体会上下文，蒋济例中之“无任”虽可理解为疏忽失职，而解释为无能或不胜任似更符合本义。至于庚登之，他对谢晦不加礼敬，更明确拒绝与其合作，此例中的“无任”，显然不能理解为疏忽失职，当按于豪亮先生解释为“无保”——庚登之既然没有为谢晦提供帮助，当然也无需为谢晦的行为承担罪责。庚登之之所以受到禁锢，是因为他毕竟是谢晦的下属。
张家山汉简等新出土的简牍资料，为第三种观点提供了更为有力证据。这些资料表明，“无任”除了表示“不胜任”、“无能”而外，还有其他含义，而且“五任”作为一个词汇，也出现在简牍资料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
尝有耐罪以上，不得为人爵后。诸当拜爵后者，令典若正、伍里人毋下五人任占。[27]
“爵后”亦称“后子”，即经官府认可的可以作为首位爵位继承人的子嗣。[28]这一地位的取得，需经官府认可；而官府认可的前提是，要有邻里之人出具担保。“五任”应该就是“令典若正、伍里人毋下五人任占”的简称。居延汉简中有：
近仓谷里三铢五分五家相证任伍中
尉谊临（29.8）
该简残损过甚，其内容已无法确知，但其中之“五家相证任伍中”一语与上述张家山汉简相似。所不同者，此为“五家”，彼为“五人”。或许法律要求邻里出具担保者，不能少于五人，而每户只能出一人，如果确实如此，则“五家”与“五人”并不矛盾。下面这枚出土于马圈湾的汉简明确提到“无任”和“伍任”二词：[29]
无部署，须具伍任乃予苻。盗苻者数请其罪。任者皆为不从作，其无任者，勿予苻。恶子为不从作。（214）
由于某些词语含义不甚明确，标点为笔者所加，带有很大的尝试性。“苻”通“符”，指吏民过往关津所使用的一种通行证。“恶子”一般指不事生产、品行不端之人，[30]“不从作”本义当指不事生产。此简既称“恶子为不从作”，则“恶子”与“不从作”同义。“任者皆为不从作”中的“任”与“保”同义，意即出具担保的人都是不事生产、品行不端之人。与“任者皆为不从作”并列的“其无任者”，显然是指无人为其担保者。由此可知，不仅无人为其担保者不能取得出入关津的符，而且如果担保人品行不端，也同样不能取得符，这是我们此前所不知道的。
“伍”的本义是由五人或五家构成的一个集体，多用于军队或民户编制，也引申表示同类、同伙。秦汉时期文献中，“伍”多与“什伍”、“伍人”、“士伍”、“卒伍”、“行伍”、“部伍”、“羞与为伍”等词连用。此外，还有“参伍”一词，表示“错综以求之”，不能简单理解为数字三和五。[31]虽然上述诸词中的“伍”可以用“五”来代替，但不能将其理解为单纯的数目字，而且我们尚未见到秦汉时期用“伍”表示单纯数目字的例证。该简中与“无任”相对应的是“伍任”而非“五任”，更明确了“五任”之“五”本字为“伍”，所谓“五任”或“伍任”，是指有同伍之人做担保，而不是拥有某种技艺，其含义与前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令典若正、伍里人毋下五人任占”恰好相合。用《二年律令》的这一含义来理解本简中的“伍任”，亦无滞碍。汉代向官府申请领取通行证之人，不但要有过往关津的正当理由，而且还必须完成赋税徭役（“更赋皆给”），没有狱讼纠纷（“毋官狱征事”），[32]此简中的“无部署”似指无固定职业的游民，这类人外出，需由邻里中的伍人向官府出具担保，才能得到过往关津的符。此简为我们正确理解“无任”与“五任”的含义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综上所述，可知：第一，“无任”的用法比较复杂，除表示不胜任、无能或十分、非常等含义而外，还有无人出具担保的意思，应根据不同场合加以区分；[33]第二，“无任”与“五任”作为法律术语使用时，表示一种邻里担保制度，与是否有技能无关，而且并不只针对刑徒，如上述张家山汉简中关于“爵后”的认定，悬泉置汉简中“符”的领取等等，都需要这样的担保；第三，提供担保的人必须是没有劣迹的良民。
就刑徒而言，“五任”是指刑徒原居住地的里正及邻里不少于五人为其出具担保，保证该刑徒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或再犯罪，该刑徒因而获得在服役期间免戴刑具的待遇；“无任”则指无人为该刑徒提供担保，为防止其逃跑，而必须给他戴上刑具。这样解释，“其无任者著斗械”，而“五任”者则不然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1995年初稿，收入拙著《秦汉法律与社会》第三章第三节。2005年11月二稿，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2005年12月，根据与曹旅宁先生的讨论，又有较多增补，为第三稿。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4:2-19。
[2]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2:80-86。
[3]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学报》1958.3:179-184。
[4]于豪亮，《居延汉简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07-212（原载《考古》1964.3:156-158）。以下引用于豪亮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457。
[6]《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25《刑法志》，页701。
[7]清·孙诒让正义，《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74《冬官考工记·总叙》，页3108。
[8]《周礼正义》，卷77《冬官考工记·辀人》，页3212。
[9]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159《梁纪十五》，页4935。
[10]见前引《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11]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据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0月版本影印，1990），卷8上《人部》，页398。
[12]《周礼正义》，卷19《地官·大司徒》，页751-752。
[13]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116。
[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79《范睢列传》，页2417。
[15]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本文所引居延汉简，均出于此。
[16]《周礼正义》，卷66《秋官·大司寇》，页2752。
[17]《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6《孝质帝纪》，页278。
[18]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90。
[19]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170《刑法八·舞紊》，页4416。
[20]《通典》，卷18《选举六·选举杂议》，页448、449。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史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参见《史记》，卷44《魏世家》，页1856。
[21]《通典》，卷87《礼四十七·沿革·凶礼·禫变》，页2386。
[22]《通典》，卷139《礼九十九·开元礼纂类·凶礼·进引》，页3537。
[23]《通典》，卷139《礼九十九·开元礼纂类·凶礼·大祥祭》，页3551。
[24]《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14《魏志·蒋济传》，页454-455。
[25]《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53《庚登之传》，页1516。
[2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三国志〉札记·无任》，页18-19。
[27]《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页185。
[28]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后子’？·官其男为爵后，及臣邦君长所置为后大（太）子，皆为‘后子’。”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10。
[29]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30]《汉书·酷吏传》：尹赏守长安令，“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颜师古注：“恶子，不承父母教命者。”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90《酷吏尹赏传》，页3673-3674。
[31]参见：⑴《说文解字段注》，卷8上《人部·伍》，页396段玉裁注：⑵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人部·伍》页18也指出，“五”是数词，“伍”是集体名词，二者含义不同，用法有别。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6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酷吏；西汉
一、《史记》概说
司马迁所做的《史记》共一百三十卷，其中有七八十篇属于秦汉史史料，这些史料对研究秦汉史来说是珍贵的材料。《史记》之所以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掌管皇家图书，能看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国家档案，从中广泛搜集有用的材料。再加上他注重实地考察，耳闻目睹了不少秦汉人物事迹，因而《史记》取材广泛；二、司马迁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他对搜集来的大量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那些无稽之谈，对弄不清楚的问题，或者采取阙疑的态度，或者兼载不同的说法。这些都加深了《史记》作为史料的可信度。
《史记》采用“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种体例。其中列传主要是重要人物的传记，《酷吏列传》是关于崇有尚严刑峻法的官吏你的传记，如酷烈著名的郅都、宁成，善于治狱他张汤、王温舒等写。通过这些人物传记，一方面看到统哦治阶级的残暴，同时又反哦那个智者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
二、酷吏
酷吏一词源于《史记》。酷吏，既是办事严峻酷烈的官吏。西汉的酷吏主要是汉武帝常年用兵，民穷财尽而不得不诉诸刑罚以维持其统治的需要，是汉武帝统治的执行者，汉武帝对官吏严厉残酷的管治措施是支持鼓励的。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开头就表明了自己对用严酷刑罚治理国家的看法：“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老氏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作者先列举出孔子和老子的观点，这二人皆反对利用刑罚治国，最后在自己的观点：国家治理得好坏，在于统治者德行的高低而非刑罚是否够严酷。
酷吏，这个称谓并不是贬义词，更不能同坏人等同起来。司马迁区别对待酷吏，有褒有贬：太史公曰：“自郅都至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具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然此十人中，其兼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碾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壁推咸……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郅都刚直，明辨是非，以国家大事为重；张汤通事理，知变化；赵禹时时依法办事，维护正理；杜周过于阿谀奉承，办事徇私。作者对于公正廉明，勇于维护法纪和社会安定、法不避权贵的酷吏，基本上共同是肯定的，如张汤、郅都，同时也批评一味追求量刑严酷，不能宽严相济的缺陷。对于那些个阿谀奉承、目无法纪、嗜杀成性、草菅人命的酷吏，作者则痛予鞭挞，嗤之以鼻。
下面就来介绍几个主要的酷吏。
郅都、宁成、周阳由
郅都者，河东郡杨县人。“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疑无所受，请寄无所听。”郅都执法不避权贵，同时他又主张严刑酷法，以至于诸侯和皇家宗室见了他都不敢正视，称之为“苍鹰”。济南有一氏大族，同族约三百余家，强横狡猾，不受法纪，郡的长官都无法制止，于是孝景帝就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例子股栗。”
宁成者，南阳郡县人。“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他的治理方法仿效郅都，皇家宗室和那些豪强凶暴之徒个个都怕他。很多国戚抓住宁成的过错进行诋毁。宁成犯了杀头之罪，他知道自己罪在不赦，于是设法逃脱，伪造符信，混出关隘回到老家。回到老家后，他租借给贫苦的农民土地耕种，从而积累了很多家产。过了几年后，遇上大赦赦免了他的罪。宁成抓住吏役们的把柄，供他驱使，奴役人们。
周阳由，本姓赵，因其父赵兼是淮南王的舅父而被封侯于周阳。“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自从宁成、周阳由之后，触犯刑律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学会了在法律条文上投机取巧。
张汤
张汤，杜陵人。说到张汤就必须讲一下他小时候审鼠的故事。一次他父亲外出，留张汤一个人在家。父亲回来后发现老鼠把肉偷吃了，他很生气地打了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偷肉的老鼠，拿出剩下的肉，对老鼠进行严刑审讯，写出口供和审讯记录，状文的言辞就像个老练的狱吏写的，宣判罪名，把老鼠碎尸于堂下。“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渔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从中足可以看出张汤为人圆滑，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圆滑世故也使皇上十分喜欢他。“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张汤忠心不假，却忠的奸诈，但皇帝很看重张汤，他生病时，皇上会亲自看他。
王温舒
王温舒，阳陵县人。他选择那些强横狡猾、不守法纪而又敢作敢为的人当吏役，王温舒让他的心腹爪牙去抓盗贼，抓住他想抓的人，他就会感到很满足。被抓住的人，有些该法办的不法办，有些根本不用治罪的，却把他们杀掉甚至灭族。王温舒最有名的就是他说的那句：“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也。”王温舒因为杀人没有杀够而遗憾，可见其有多么地不惜人命，残酷无情。
通过以上几个有代表性的酷吏，我们可以看出酷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坏人，他们中也有忠君爱国的，也有刚正不阿的，他们治理的手段残酷，是当时统治的需要，正是他们的手段厉害才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当然也有像王温舒这样杀人如麻的官吏存在，对于他的残暴，作者司马迁也是抱着批判与不屑的态度。
酷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他们利用职权互相地陷害诋毁，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寻找到机会就立刻下手，无视王法，钻法律条文的空子。对于他人的诬陷，有些人也是无力反击的，只有等死。
三、司马迁对酷吏的看法
司马在治理国家方主张德治，反对残暴镇压，但是他并不一概反对酷吏酷法。司马迁认为酷吏酷法在一定的形式下，还是必要的。他看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批豪强地主，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奸轨弄法，不任用酷法治之，是不能奏效的。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说：“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他对酷吏酷治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因为他看到了酷吏们对于国家治理有利的一面。在传中，他写那些酷吏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如郅都“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末，都中不拾遗。”写义纵“直发行治，不避贵戚……后迁为河内都尉，至则灭族其豪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等等。当然，司马迁对那些滥刑妄杀的是坚决反对的，像宁成“滑贼任威”、周阳由“暴酷骄恣”、王温舒“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司马迁把他们列入不足数之列。这体现司马迁看问题比较全面，能够深入分析。
另外，在《史记・酷吏列传》记述的详略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酷吏制度的看法。记述的重点放在了汉武帝时期，高后、文帝时，主要实行无为而治，传中只举侯封一人，主要是因为“刻铄宗室，侵辱功臣”，实际上是打击那些不法贵族，蜕化功臣。到了景帝，一些矛盾开始激化，他列举了郅都、宁成，肯定了他们治理国家的作用。到了汉武帝时期，形式发生了变化，他着重叙述了张汤、赵禹等人的事迹，意在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非酷法不可。司马迁从实际形式出发，有着重要的求实精神和通变思想。
参考文献：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7
关键词：《中古文学系年》；杜预生平事迹；系年；考证
中图分类号：K2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39?04
杜预（公元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人，西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经学家。《晋书》卷三十四有传。然此传所记杜预生平有颇多不明之处，许多具体事件并未标明时间，为研究杜预的事迹、成就以及西晋早期的历史带来了不便。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中对杜预的一些事迹进行了系年考证，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陆书系统庞大，材料繁复，难免在细节处理上有所疏漏。本文试图综合相关材料，对《中古文学系年》中有关杜预生平事迹系年的几则条目进行商榷，希望对进一步研究杜预及西晋早期历史有所帮助。
一、杜预参与修成《泰始律》及作
《律序》、律令注解的时间
《泰始律》修成的时间因《晋书》卷三十《刑法志》与卷三《武帝纪》的记载相矛盾，历来有所争议。《中古文学系年》没有考证《泰始律》修成的时间，只是将杜预“作《律序》，奏上律令注解”系在泰始四年（公元268）[1]（633）。笔者认为杜预参与修成《泰始律》及作《律序》、律令注解的时间均应该在泰始三年。理由如下：
关于《泰始律》的修成，《刑法志》记载：“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
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2]（927?928）但是《武帝纪》的记载却与此不同：“（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2]（56）清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注》卷三十于“泰始三年，事毕，表上”下注：“案《武帝纪》泰始四年正月景戌律令成。《御览》六百三十七《晋朝杂事》曰：‘泰始四年，岁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晋律成。’则此作三年者误也。”[3]可见吴、刘二人以泰始四年为准。
笔者按，《晋书》卷四十《贾充传》收有晋武帝《赏定新律诸臣诏》，上举《刑法志》所载武帝诏书与《赏定新律诸臣诏》“昔萧何以定律受封”至“其详依故典”的部分除字句详略稍异外，内容几乎一致，只是《赏定新律诸臣诏》在“昔萧何以定律受封”之前又增加了对修律背景和参与人员的介绍，因此笔者认为收在不同卷的这两份诏书应当是同一份。《武帝纪》曰：“丙戌，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因此，这份诏书应该就是《丙戌诏令》。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在《赏定新律诸臣诏》的题下注：“正月丙戌。”[4]（1480）也可证明此诏书作于泰始四年，而非三年。实际上律令修成与武帝下诏赏赐诸臣应当是两件事情，前者完成于泰始三年，后者是泰始四年正月之事。《刑法志》后又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2]（298），不言赏赐之事，而是在“泰始三年，事毕，表上”一句下顺势言赏赐之事，此乃史书笔法。吴、刘二人误将二事混为一事，故言《刑法志》所记有误。其实《刑法志》与《武帝纪》所记并不矛盾，只是记事笔法有所不同而已。
《晋书・杜预传》曰：“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诏班于天下。”[2]（1026）由此可知杜预作《律序》及作注是在新律颁布之前，将《律序》及注与新律一同奏上似乎更为合理。因此笔者认为杜预作《律序》及作注也应该在泰始三年，与陆侃如先生的观点不同。
二、杜预始任河南尹的时间
《杜预传》仅言“泰始中，守河南尹”[2]（1026），没有记载始任的具体年份。《中古文学系年》依据《晋书・贾充传》所载《赏定新律诸臣诏》，列“杜预守河南尹”在泰始四年。然笔者通过排比史料发现，这一时间区间仍有进一步精确的空间，理由如下：
《晋书・刑法志》曰：“文帝为晋王，……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2]（927）似乎是说司马昭为晋王时杜预即始任河南尹。考《晋书》卷二《文帝纪》：“（咸熙元年）三月己卯，进帝爵为王。”[2]（44）自此时至咸熙二年（司马炎于十二月受禅后，改该年为泰始元年）秋八月辛卯司马昭薨，是“文帝为晋王”之时。但仔细考查，《刑法志》的记载并不足以当作推测杜预始任河南尹的可靠材料，这是因为这里所列的十四个人的官职，并非均是在司马昭为晋王时期的官衔。如郑冲的太傅之职是在泰始元年十二月、武帝司马炎受禅之后所拜，荀的司徒之职拜于泰始三年九月，荀勖的中书监之职、羊祜的中军将军之职、王业的中护军之职、裴楷的散骑侍郎之职也都拜于武帝受禅之后①，《刑法志》的记载是先言日后之官职。因此此处说杜预守河南尹也不能为据。
《刑法志》这段文字取自《晋书・贾充传》中，泰始四年正月，新律颁布天下后武帝奖赏修律诸臣的诏书，即上文所举《赏定新律诸臣诏》。由此可知杜预至少在新律修成之时已是河南尹。按《刑法志》又言：“泰始三年，事毕，表上。”[2]（927）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荀勖年岁及长任中书监”一条中，敏锐地指出武帝诏书中“诸人结衔当据表中所列记之”[5]（149），在“杜预为司马氏婿”条中言：“是杜预守河南尹亦必在此前。”[5]（125）因此杜预始任河南尹的时间上限可定为泰始元年，下限可定在律令修成之时，即泰始三年。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杜预始任河南尹的时间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杜预传》言：“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2]（1025）根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及《晋书・文帝纪》的记载，钟会伐蜀是在景元四年（公元263）八月，平定钟会的反叛是在咸熙元年（公元264）正月。《文帝纪》又记载：“（咸熙元年）秋七月，帝奏司空荀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2]（44）杜预此时开始参与修《泰始律》。咸熙二年（公元265）十二月司马炎受禅，即改元泰始。以上便是杜预在泰始之前的仕宦经历。钟会之乱之后，卫取代钟会做镇西将军②。《晋书・卫传》载：“初，杜预闻杀邓艾，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闻之，不俟驾而谢。”[2]（1059?1060）从这条材料看，钟会之乱后，隶属镇西将军府的杜预，有可能在新任镇西将军卫的手下，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镇西长史。但随后杜预便回洛阳受赏，并开始和贾充等人修《泰始律》。既已返回洛阳，杜预应当不再担任镇西长史一职。但史书又没有记载回都之后杜预被授予了其他官职，因此杜预在这一期间以丰乐亭侯的身份参与修律的可能性较大。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武帝受禅，丁卯赐爵分封大臣，其中虽然没有提及杜预，却有这样一句：“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2]（52）杜预此时身份较低，当属“其余”一类，但始任河南尹是否即在此时，尚不可知。然而在《晋书》的其他传记中，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供我们参考。
《晋书》卷四十四《李胤传》记载：“伐蜀之役，为西中郎将、督关中诸军事。后为河南尹，封广陆伯。泰始初，拜尚书，进爵为侯。”[2]（1253）《晋书注》卷三于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武帝封“侍中荀勖为济北公”下注：“《晋书校文》一曰：‘考勖传，帝受禅，改封济北郡公。勖以羊祜让，乃固辞为侯。则勖并未受公爵。此段书诸臣封公者凡十一人，以列传考之，则李胤、鲁芝皆于泰始初进爵为侯，盖与诸人同时受封者也。纪漏不书，疏矣。’案本纪但书封公者十一人，下云‘其余则增封进爵有差’，是封侯者不止李胤、鲁芝二人，非纪之疏也。”[3]吴士鉴和刘承干虽然提出丁国钧所谓《武帝纪》记载分封名单时有疏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三人都认为李胤进爵为侯也是在泰始元年十二月，也就是说李胤卸任河南尹，改任尚书是在泰始元年十二月。而河南尹的继任者，很有可能就是同时接受加封的杜预。故笔者推测杜预始任河南尹一职在泰始元年至三年之间，而尤其以泰始元年十二月迁入的可能性为大。
三、杜预检举石鉴的时间和原因
泰始六年（公元270），杜预接替胡烈任秦州刺史，参与平定陇右叛乱，因为与石鉴意见不合被奏，以侯赎论。泰始七年匈奴刘猛反，杜预以散侯参与定计，不久拜度支尚书，奏上五十多条治国之策。《杜预传》在这两件事后写道：“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2]（1027）《中古文学系年》于泰始七年“杜预拜度支尚书，奏履藉田，免”一条下[1]（647），引杜预弹劾石鉴的传文作证，但未言杜预弹劾石鉴的具体原因。笔者认为杜预检举石鉴的起因在泰始七年正月西晋与吴国的战争。理由如下：
《晋书》卷四十四《石鉴传》载武帝诏书曰：“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2]（1265-1266）根据这份诏书可以得知，石鉴曾两次被弹劾，且两次之间间隔很短。“往者西事”即当指泰始六年石鉴讨匈奴树机能不胜之事，此后同样因为论功不实再次被检举。据《杜预传》“石鉴自军还”一句，很容易误认为杜预是以陇西战事检举石鉴。实际上，杜预检举石鉴当是泰始七年正月杜预任度支尚书时之事。
《石鉴传》载陇西之战后，石鉴“后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2]（1265）。《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曰：“（泰始七年正月）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7]（2560）考《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三月，“孙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2]（60）。此处的“寿阳”是扬州淮南郡之寿春。《晋书》卷三十七《司马望传》言：“孙率众向寿春。”[2]（1087）《资治通鉴》卷七十九言：“帝遣义阳王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屯寿春以备之。”[7]（2561）即可为证。寿春位于淮河以南，靠近豫州与扬州的边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即多次在此交战。吴国进攻寿春，身为豫州刺史的石鉴率兵抵抗合情合理。但是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传》、《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郝经《续后汉书》卷五十一《孙传》均系在晋泰始七年正月，唯独《晋书・武帝纪》记在三月之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吴军“行遇大雪，……寒冻殆死”[8]（1168）。《资治通鉴》《续后汉书》也沿用此说。如果依《晋书・武帝纪》将此事系在三月，时已入春，不应该还有大雪。《晋书・武帝纪》于“三月，孙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之下，记载“丙戌，司空、钜鹿公裴秀薨”[2]（60）。中华书局点校本于“丙戌”下出校：“‘丙戌’上各本重出‘三月’，今删。”[2]（84）《资治通鉴》在“钜鹿元公裴秀卒”上也明确记载“三月丙戌”。实际上，“孙帅众趋寿阳”之上的“三月”当是涉下文裴秀去世一事而衍。《晋书・武帝纪》“孙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一句应当连同上文“匈奴帅刘猛叛出塞”系在正月下，而保留“丙戌”上“三月”二字。中华书局校勘有误，故造成了《武帝纪》记载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矛盾。这次战争后，石鉴虚张首级以邀功，故为杜预所奏。
另外，据万斯同《晋方镇年表》，泰始七年，石鉴自秦州被召还[9]（3386）。据《石鉴传》及《资治通鉴》可知，同年正月石鉴以豫州刺史的身份参与寿春之战。但《晋方镇年表》于咸宁三年（公元277）“豫州”目下，方列石鉴之名，且注“镇南将军、刺史”[9]（3388）。石鉴任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在两次被弹劾之间，且间隔时间很短。但自泰始六年至咸宁三年，中间相差七年之久，与武帝诏书所言“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不合，万斯同的系年恐怕有误。
四、杜预大败吴将张政的时间
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中咸宁五年（公元279）下系“杜预上表陈伐吴至计”一事，并无问题。但陆先生将记录杜预大败张政，并用离间计使孙临阵用刘宪替换张政的传文，也当作佐证文献一起引用，似乎不妥。笔者以为杜预大败张政一事发生在咸宁四年十二月，不应该与杜预上表之事混在一起。理由如下：
《杜预传》曰：“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2]（1028）《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将此事系在咸宁四年十一月下[7]（2598）。郝经《续后汉书・孙传》同样记载了这件事：“（天纪二年）冬十月，遣兵大佃皖城，欲以袭晋。晋荆州都督杜预大破西陵督张政。召政还，遣留宪代之。”[10]（474）《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续后汉书》九十卷”提要评价郝经“学有本原”[11]（451），于卷一百六十六“《陵川集》三十九卷《附录》一卷”提要称赞郝经“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抵”[11]（1422），因此《续后汉书》所存文献可信度较高。吴天纪二年即是晋咸宁四年，但《续后汉书》并不言此事在十一月。按《武帝纪》：“（十一月）辛卯（二十六日），以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卒。”[2]（69）《晋书注》卷三《武帝纪》引清张《读史举正》曰：“杜预都督荆州误书羊祜卒上。”[3]与《杜预传》同，而认为《武帝纪》的记载不妥。如此则杜预赴任荆州的时间应当更加推后。加之杜预上任后又修缮甲兵，简选精锐，不可能在十一月即与张政交战，司马光的系年恐怕有误。杜预袭张政，明显是为伐吴做准备，而且本传此事之下即是杜预上表启请伐吴之事，故只可能发生在天纪二年或天纪三年，即咸宁四年十二月，或咸宁五年。笔者认为此事发生于咸宁四年十二月的可能性更大。之所以排除咸宁五年的可能性，是因为《续后汉书》在此事后即录天纪三年之事，所录事件全取《三国志・孙传》，唯个别文辞有异而已，可以看出郝经并不认为杜预袭张政之事发生在天纪三年。故笔者认为将此事定在咸宁四年十二月为宜。
注释：
①参看《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三十四《羊祜传》、卷三十五
《裴秀传》附裴楷传、卷三十九《荀勖传》、清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②《晋书》卷三十六《卫传》：“事平，朝议封。……除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
③此诏书《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亦系在泰始七年，而严可均《全晋文》卷六《遣石鉴归田诏》下却注“太康初”，大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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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8
利用Bpa剖析古代冤案
在古装剧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受到诬陷的冤案。比如，富家书生小刘和大家闺秀小柳相识，郎才女貌，门当户对，遂一见钟情。热恋之初自然卿卿我我，如胶似漆，两人常常在小刘独自的院子里幽会。然而，写剧本的作者有传统的思想，认为天下没有几个痴情的男人，这书生小刘新鲜劲儿一过，便对依然痴情的小柳有了厌倦感，渐渐地少来小柳所在的青楼了。书生小刘并没有对女人失去热情，他又勾搭上了青楼女子小胡。从此之后，小刘常常约小胡去自己院子，并向小柳谎称自己要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小柳慢慢知道了小刘的花心之举，气愤不过，遂怀揣小刀，到小刘住处理论，正好撞见小刘和小胡在屋子里说笑。小柳大声呵斥，小胡溜到隔壁房间。小刘见遮掩不住，就承认了与青楼女子相好，并说自己不过是好色，最终要娶的还是小柳。小柳不能容忍小刘的花心，一气之下趁小刘没有防备而举刀刺死了他。此时，小胡听见隔壁响动异常，就过来看情况，发现小刘倒在血泊之中已经断了气，痴情的小胡抱着小刘失声痛哭。
就在此时，小柳拾起一根木棍躲在门后，抬棍打晕了小胡。过了一会儿，被打昏了的小胡醒来，发现自己正握着一把小刀，身上也是血迹斑斑。此时，小柳带着捕快冲入房内，一口咬定小胡就是杀人凶手。两女被带上大堂，糊涂县令认为物证和人证都可确认小胡是杀人凶手，遂判处小胡死刑。加之小胡是青楼女子，历来被人指责的“小三”（第三者），“民意”也支持县令的判决。而杀人真凶小柳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剧情看得我实在十分郁闷，恨不得坐上时间机器，回到古代帮人断案。如果这样的场景搬到现代，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也会认为小胡会被人冤枉，因为案发现场对她不利呀！到现在很好办，许多痕迹证据分析都可以用到嘛，比如刀具上的痕迹、现场的指纹、脚印、小胡头上的棒痕等都可以让小反昭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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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的午夜，达斯蒂和女友斯凯在准备回家时遇到了大雨，斯凯先行跑在达斯蒂前面寻找避雨的地方。这时，大学生大卫将车停在她身边，问她要不要搭便车。随后赶来的达斯蒂看见有人在跟女友搭讪，非常不高兴，双方由争吵发展为打斗。很快，大卫开着汽车扬长而去，而达斯蒂躺在地上，满身鲜血。当急救人员赶到时，达斯蒂已经因流血过多而死亡。斯凯向警方提供了凶手的车牌号，警方很快就查到犯罪嫌疑人大卫。在案发3天后，大卫主动来到警察局自首。这时，对达斯蒂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他的胸部主动脉受到了一处严重刺伤，深10厘米，伤口长度约1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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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卫仍旧坚持认为自己属于正当防卫，为此他提起了申诉。了解案情的人心中也有个疑问始终没有解开，大卫这样一个文静瘦弱的大学生，又如何能打败一位全国摔跤冠军，并轻易地在他的胸口扎上一刀？在第二次审判进行前，大卫的律师就此问题专门请教了犯罪实验室的血液喷溅专家。经过检验，犯罪实验室的血液喷溅专家整理出这样一份报告：人的大动脉受到损伤时，血液通常不是流出来的，而是在巨大压力的作用下，按照那人心脏跳动的频率从伤口快速喷溅出来，按照常规速度计算，每分钟会有20～30升血液从伤口喷出体外。同时，这也意味着喷出的血流并不是连续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按压在地的大卫会有足够的时间转过身来，从而使血液喷溅到他的衬衫前面。
大卫的律师为了让陪审团看到血液喷溅的整个过程，专门请法医和动画人员模拟了当时的情形。结果表明，大卫当时的确属于正当防卫。为确定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律师还咨询了摔跤名家布拉斯。布拉斯认为，大卫所描述的正是所有摔跤手都要学习的常见手法。当摔跤手面对“敌人”，而对方正在退缩时，摔跤手会抓住对方的手臂，将其面朝下摔到地上，把对方的头向下压，并保持这个姿势，使对方无法站起来。然后，向后拉对方的头部，这时如果对方意识到皮带上或口袋里有刀，就会拔刀向后刺。2000年8月，在达斯蒂被杀案过去6年之后，陪审团一致认为大卫属于过失杀人，此前他已经服刑6年，因此他被判当庭释放。
Bpa有什么用途
由于血迹是刑案现场最常见到的痕迹证据，因此对血迹喷溅形态进行分析，在刑事鉴定上非常重要。血迹喷溅形态是指当血液撞击物体表面，因物表结构和吸附性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形态，主要有弹跳型、溅出型、转移型等。
血迹喷溅形态是现场重建的重要部分，从血迹喷溅形态可以推测犯案经过、受害者或嫌犯的相关资料等。例如，从血迹的形状可以推测血液喷溅瞬间所在的位置、高度及角度。如果血迹是圆形，这表示血液自不远处滴落(少于30厘米)；如果是锯齿状，表示滴落的距离大于30厘米；如果是惊叹号状，血液是沿着惊叹号尾端的小点位置撞击落下。
发现喷溅血迹和血泊的杀人现场往往是原始杀人现场。而移尸现场则与原始杀人现场不同，主要表现为：尸体上有严重开放性损伤，但尸体所在地点却没有喷溅血点和血泊，尸体周围血迹少；尸体上的流注状血迹难与地面相连，或血流注反映出的尸体的变化为移尸形成；现场可见移尸滴血；地面可见移尸时的血拖痕迹等等。
在案发现场，血液会因为多种因素而向其他方向喷溅。因为不可能都落在同一位置，因此也不可能在同一种材质面上。血液喷溅到不同的材质上的扩散方式也不一样，要根据现场的材质来对血迹进行分析：不吸水材质（如皮带、铁盖）上喷溅的血迹不容易扩散，会形成水珠形状；吸水材质（如卫生纸、棉布衣料）上的血迹容易因吸水晕开，因此形状呈不规则状。
从血迹的形态和血滴大小，还可以区别血液喷溅的速度和力量。如果血液以低速射出移行，其力量很小，这种常见的血迹如受伤后血液滴落地面而造成；如果是中速，这表示力量中等，血滴边缘呈不整齐状，除主要的血滴外还会有一些散落的微小血点，一般来说，这种血迹是来自打击，刀伤棍棒榔头等；如果是高速飞溅的血滴，表示撞击力量很大，血滴广泛散布，冲击区域的中央和四周都会散有喷雾状极小的血点，这类血迹常见于枪击爆炸案件。
高速血迹喷溅痕是刑事案件中经常会见到的血迹形态分析，比如，死者是持枪自杀还是被别人开枪谋杀，有经验的法医和刑警会在握枪的手部虎口附近，寻找一种高速反溅血点。法医一般利用血迹喷溅痕迹的速度来判断凶器类型，而利用中速血迹喷溅分析重建出凶手使用凶器的位置，并可借此推断出加害人的大约身高，有效地减少嫌疑人数目，大大地提升破案几率。
在上述小胡和大卫的两个案例中，刀伤的血迹除了要看形态、速度和力量外，还要看伤口的位置：如果砍在肌肉部位，血液不会太多；但是如果砍到静脉，血就会涌出来，是连续不断地涌现；如果砍到动脉，血液就会更快地喷出来，而且是断断续续地喷射。
从血迹的形态还可以判断作案的手法。例如，被害人遭殴打时血迹会呈放射状分布，挥舞凶器时会留下弧形的轨迹等。如果看到很细密的小点的这种高速血迹喷溅痕，那就是枪击、爆炸、车祸、机械所造成的血点。通常使用刀子时，因为用手挥动的原因，血滴喷溅痕会有一些规律的、由小点所组成的曲线。像棒球棒一样的东西接触到血源，然后回转而留下的“抛物线形态”。血滴会很大，通常是泪珠形状。这种形态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使用钝物进行了多次打击，因为通常第一次打击时不会接触到任何血液。
Bpa之未来
在提到科技断案时，许多老百姓误以为，刑事鉴定一定是要由一群穿着白袍、头戴护目镜的法医完成，而且他们需要在实验室中操作动辄价值数十万的仪器来分析证据。但是，Bpa的研究和实践表明，科技断案也可以是低成本的，它是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科技断案方法，广泛用于刑事案件现场的侦破分析工作。刑警借助血迹喷溅分析知识主要可以获得下述四种信息：犯罪嫌疑人可能使用的凶器种类，凶器的挥砍次数，凶器空间中的挥砍位置，血案发生的过程。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9
保护现场
如果你是一名侦探，接到有人报案说发现了一处作案现场，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没别的，赶紧嘱咐保护好现场，闲杂人等切勿靠近！这是处理犯罪现场的第一要务，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有这么重要？
重要无比！保护犯罪现场可是采集物证的前提――谁也说不准现场的什么东西会成为重要的证据。一张信纸、一枚铅笔头、一个脚印、一根毛发、一片汗渍……这些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物证。
所以，请你一定要牢记：物证没有一定的形式，只要是存在于犯罪现场及其周围的物品，都是探员们搜寻的对象。虽然物证不拘一格，但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它一定是能证明某件事是否发生过，甚至告诉我们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的就是作案的元凶。
古老的物证
物证取证技术的历史足有几千年。
在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了很多周代的典章制度，其中就提到，周朝有一种官吏负责“掌盗罪之任器货贿”……古人的表达都好奇怪啊！不管怎么说，反正这种官员专门负责搜集和管理物证。
宋代著名侦探“大宋提刑官”宋慈，也非常重视对物证的搜集，在他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中，就有很多关于物证的教学。
可见，自古以来，寻找、发现并分析物证都是刑事案件的侦破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每一个刑侦探员的必修课。不过，上好这一课可没有那么容易……
搜索微量物证
搜集物证需要丰富的侦探经验，而且并不是随便谁都能完成的。所以，当你气喘吁吁地奔到了犯罪现场，忙活了大半天，却发现什么也没有找到时，相信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你_定每个地方都找过了吗？要知道，并非所有的物证都像展览品一样摆在显眼的地方。事实上，很多物证都小到你难以看见，它们有个专业的名字――微量物证。
常见的微量物证有油漆、纤维、油脂、火药粉末……甚至糨糊！微量物证有着严谨的科学基础，我们都知道，两个物体相互之间只要有接触，在分子引力、静电引力等力量的作用下，两个物体的接触面上会发生物质交换，这就好像用铅笔在纸上轻轻划过便能留下痕迹。
现场勘查很重要
现场一片狼藉，究竟怎样勘察呢？记住，机会只有一次，一旦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发生了变化，一切就永无复原的可能了。所以，你首先需要准备一台照相机，将现场逐一拍照。如果你需要触摸现场的东西，请记得戴上手套，最好用口罩把口鼻也遮起来，因为气味也是一种重要的线索。现场勘查的同时，请别让你的大脑闲置，眼睛看到什么，脑子里就要展开联想哦！
土壤之中有玄机
土壤往往是隐藏证据的好地方。土壤的颜色有近1100种，这是由它的材质和其中包含的物质决定的。铁矿石呈现淡红色、海盐是白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冷却后会形成黑色的土壤。你肯定已经明白了，如果我们在现场发现了某些特别颜色的土壤，或者在土壤中观察到了某些特殊的物质，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大致推测出犯罪者从何方而来。
微量物证能证明什么
微量物证是探员破案的好帮手，它们至少能告诉我们这些事儿：
1.推测犯罪者的职业和生活环境
曾经有一个经典案例是这样的：罪犯撬门而入，留下了一处钩状的痕迹，在这处痕迹上粘有一些白色物质。化验表明，这是动物油脂，而那个痕迹则是装卸猪肉用的铁钩留下的。探员由此推断，犯罪人员可能是猪肉冷藏厂的装卸工。
2.判定案件原始现场
案发现场不一定是真正作案的地点。比如，一个凶手在某处（第一作案现场）杀了人，又将死者运送到另外的地方（第二作案现场）处理，探员在破案时就需要找出第一作案现场来。而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尸体与罪犯身上都会留下各种微量物证（头发、血渍、皮屑、泥土、砂石等），探员由此就可以推断出第一作案现场位于何处。
3.推测作案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证会发生变化。例如冰雪会消融、钢铁会生锈、食品会腐烂……而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是有据可循的，刑侦人员可以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来推测作案的具体时间和环境。
4.为系列案件提供依据
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这样的：某地连续发生了25起盗窃案，探员们在现场发现，其中13起案件中，被盗宅院大门门锁的钥匙孔内都有半截火柴杆，另外半截扔在地上。这13起案件中的火柴杆材料相同。最终，凭借火柴的线索，探员们将犯罪分子抓获，他身上还揣有40多盒同样的火柴！
提取物证三大步
不同的物证有不同的提取方法，一丝一毫也错不得。
第一步，在提取物证之前，应该首先进行拍照。既要有反映该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貌照片，还要有局部特写照片，表明所提取的实物的特征。
第二步，所有物证的提取均不能用手直接抓取，必须戴手套进行。生物物证为防污染，则必须带一次性手套，用镊子提取。
第三步，对提取的每一件物证在外包装上做出标记，标明物证名称、提取部位、所处状态、提取人姓名、提取时间。
保存物证有学问
好不容易提取到的物证，如果保存不得当，可就前功尽弃了。因此，收集和保存物证的容器必须适用于所收集的物证材料。需要格外留心的是，保存液体需要密封，易碎物品要加固，大体积物证要用大容器，不能挤压导致物证变形。而且，不同的物证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中，否则互相之间会有影响，尤其是液体类物证。
另外，如果你手头只有塑料袋，那可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因为塑料袋表面容易黏附某些物质，如果物证上有指纹、斑痕，极容易被塑料袋蹭掉。
物证很有用，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准确无误，个别极端狡猾的罪犯甚至会故意制造假物证来迷惑探员。只有将物证与其他线索联系起来仔细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接近真相。所以，面对物证，一定要谨慎哟！
刑事法官先进事迹材料篇10
大家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我院刑二庭庭长＃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同志的事迹，我讲的题目是《一腔柔情系天平》。
法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神圣字眼，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高尚职业，她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由于党性观念不强，受利益驱动，腐化堕落，最终从法官沦为阶下囚。＃＃同志自从参加法院工作以来，就立志做一名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专家型法官。＃＃同志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到庭长，始终战斗在审判工作的第一线，从一名大学生逐渐成长为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符合司法改革和发展需要的新时代女法官。她勤奋敬业、公正执法，以她特有的细致耐心禀赋，及那与生俱来的富于怜悯的柔情爱心，描绘出了当代女法官勤奋、敬业、奉献的品质与风采。她献身事业、服务人民的崇高品质；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理想信念，以及扎实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较强的庭审驾驭能力，使得她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喜的成绩，曾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一、勤奋学习，司法改革普新篇
从事法院工作以来，＃＃同志不断强化自身政治理论和法学理论学习及业务水平的提高。数年来，她尽量控制各类社交活动，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她怀着对审判事业的热爱，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弥补自己在法律理沦方面的欠缺，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为自己所从事的审判工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她都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做得最好；熟悉她的人，都会钦佩她那始终不败的士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因为她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作为自己的人生动力，才使她在明确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不断向上攀登。
近几年来，她先后从事过刑事及审判监督等各项工作，不管在哪一岗位上，她都能全身心投入，尽量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审判监督庭任庭长两年，她不局限于原有的管理套路，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案件质量控制体系，得到省高院和最高法院的肯定，还作为经验在××年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予以推介。××年初，她调到刑二庭担任庭长。刑二庭审理的案件大部分是经济犯罪案件，这类案件疑难、复杂、政策性强，是审判难度最大的，于是，她带领全庭同志苦练内功，带头组织庭审观摩，选择了陈××等十余人抢劫、盗窃数十次的共同犯罪案件，通过精心准备，全面规范地适用新刑诉法确定的新的审判方式，使同志们受到一定启发和教益。
为了总结经验，深化审判改革，她经常到基层法院进行业务讲评、个案分析等指导工作，还注重调研，经常收集相关材料，组织全庭人员学习。××年，她撰写的《审判监督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与完善》一文被最高法院采用，并入选《世纪发展论丛》一书，为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操作提供了范本，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
二、铁面柔情，司法为民铸法魂
＃＃作为刑二庭的庭长，她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她担任审判长全庭最多，承办疑难案件全庭最多，加班加点工作也是全庭最多的。然而作为一个女性，＃庭长又得工作家庭两头忙，两头都要照顾。当两者出现矛盾冲突时，她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工作，从不因家庭原因耽误工作。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她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几乎没有请事假，没有一年休过公休假。在她的带动下，全庭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克服人少案多的困难，主动加班加点，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在工作中，＃庭长信奉“巾帼不让须眉”，并不因为自己是名女子而犯难，她坚信男儿能干的，她们女性照样能干，也许会干得更好。而且，女同志干工作有更加细致认真的特性。在办案中，她有时为了一个证据的核实，不畏难翻山越岭深入现场进行调查勘验，把案情弄清，许多不管是胜诉还是败诉的当事人都说“＃法官办案，她服！”担任刑二庭庭长，她时刻不忘严厉打击犯罪。××年底，在对被告人周少秋和庄贞炎等两起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的追赃中，她冒着严寒和男同志一道赴北京、深圳、上海、浙江等地近天，共追回赃款余万元，尽力为国家挽回损失，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记得当时追赃时，北京正是零下℃的严寒，她和几句男同事一道，为了守候一个当事人，却是在别人屋檐下一呆就是个多小时，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在露天暖气管道上坐一下取暖，最后几乎把裤子都烫焦了。在场的同事都戏称她是一个“铁法官”。
很多了解＃庭长的人，都很心疼地问她：“你这样辛苦为了什么？”＃庭长总是笑笑说：“不吃得苦、受得累，还谈什么司法为民？这点苦不算什么。”因为工作上的苦和累，＃庭长不得不冷落了丈夫、疏远了孩子，连看望父母都很少有时间。然而，每次看到理解自己的丈夫，体谅自己的父母和懂事的孩子，她就深深感到自己做不了孝女、贤妻、良母，给予父母、丈夫、孩子的太少，欠他们的太多。但她心中知道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一名人民法官舍小家为大家，弃小我为大我，为天地立言，为人民请命，这就是＃＃！
三、清正廉洁，司法公正树法威
参加法院工作来，＃庭长经办的案件数以千计，接触的当事人亲属不计其数，不少当事人亲属曾经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或以钱物相赠，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要求在办案时予以关照。但＃庭长从不为所动，始终以“六个严禁”、“十三个不得有”等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恪守法官职业道德，从不收受当事人钱物，从不接受当事人请吃，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秉公办案的人民法官本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