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论文篇1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2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措施与建议
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如何扩大自贸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同时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推进中－东自贸区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深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且还将为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措施建议。
2.1增强产业竞争力，与东盟构建产业协作体系
针对相关行业在自贸区启动后面临的竞争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培育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同东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
2.2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实现产业互补互利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有形贸易将更加顺畅，贸易规模不断放大，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将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将更好地解决区内各国间产业趋同和相互间竞争的问题，形成多赢的格局。同时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引进来”“走出去”，鼓励企业相互间直接投资，特别是发挥国有中资公司资金雄厚、对外联络广泛的优势，加大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与东盟国家联合起来，推动资源开发，实现资源共享。
2.3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成立自贸区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因此，应该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议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
2.4加强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投资、文化、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双方在高科技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遥感技术运用、地震学、海洋科学和热带生物资源研究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还应在自贸区建设中发挥大国的优势，积极就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尽量消除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2.5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整合，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首先要抓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增加沟通相邻国家的航线，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建设和港口建设，打通因运输条件差制约西南部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加快东、南向交通通道建设，连通西南、内地和越南等铁路、高速公路等。其次，抓好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建设。最后，共同构筑一个信息互动平台，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自由贸易论文篇2
（一）中国角度自贸区自建立以来，区内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本文选择CaFta进行研究。我国与东盟建立农产品合作关系之后，双边贸易都呈现增长趋势，且互相依赖感日渐增强，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在进口方面要高于出口，贸易逆差较大。在CaFta实施后，贸易结构互补格局逐渐成为主要发展趋势，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我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主要表现在进口国内稀少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需求[4]。测算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总体上来看，我国虽然进口增长速度快，但是，并没有出现贸易转移情况；且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促进我国从东盟农产品进口，效应将迎来高峰，并具有持久性。另一方面，重点产品较多，一般集中在植物油、薯类及水果等农产品上。例如：我国广西、海南等省份与东盟自然条件极其符合，使得区域性产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东盟角度东盟作为亚太区成立最早、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性经济集团，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规模方面，东盟国家农业表现十分突出，其进出口额在世界排名分别为第五位和第二位，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一段时间的下降，但是，其恢复能力较强，且在未来，东盟农产品出口将获取较多贸易顺差；在产品结构等方面，东盟农业资源丰富，主要出口植物油、蔬菜和水果，进口为畜产品、水产品等；在国别方面，美国、欧盟及中国等是东盟主要进口来源地，出口则主要针对日本、欧盟及美国[5]。测算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产品总体效应方面，在CaFta背景下，东盟进口迅速发展，且产生了良好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是，并没有出现贸易转移效应，简而言之，在区内贸易发展的同时，进口并没有出现下降现象，究其根本，主要是受到东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影响，使得区域内需增长，进口需求也随之增加，且美国、欧盟等是东盟长久贸易伙伴，使得双边贸易更具稳定性。另一方面，重点产品方面，通过对东盟从我国进口的农产品测算结果分析可知，一般进口农产品表现出了贸易创造效应，与总量层面贸易效应分配模式具有一致性，其中蔬菜、水果及水产品在进口农产品中占比较高，且创造效应良好[5]。综上所述，东盟与我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创造了供应目标，我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出口效益，突出表现在水果和蔬菜两方面，但是，相比较而言，东盟获得的效应更高，立足于农产品贸易角度，CaFta对东盟产生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二、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深度理解Fta战略，积极参与自贸区发展诚然，自贸区在建立时，要结合国家政治、外交等因素，但是，其最终基点仍然以制度化手段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自贸区建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并严格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在制定自贸区政策过程中，不能够盲目实施战略，要以实际情况为主，在选择贸易伙伴时，应该优先选择能够与我国实现贸易结构互补的国家，并给予适当开放的空间。另外，针对明确利益目标确定的敏感产品，或者国内需求量较大而不生产的产品，应该给予优先权，争取更多时间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降低经济损失[6]。
（二）谨慎处理农业问题，侧重灵活与有效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贸区谈判、建设的敏感点，突出其特殊性成为自贸区战略关注的关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相对薄弱，是弱势产业。因此，在自贸区协定时，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理性、客观判断农业在自贸区的优劣势，尽可能争取更多过渡期，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政策及产业等方面的调整，以此来更好地参与自贸区发展，另外，也能够给予农业生产者足够的时间，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应优先对农业利益得失进行讨论，了解和掌握自贸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一旦发现我国农业、产品及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应该拒绝谈判。通过谨慎处理农业问题，不仅能够有效保障我国农业稳定发展，还能够避免我国利益受到侵害。
（三）深入分析和研究，提供政策依据自贸区谈判作为一项具体、复杂性工作，具有明显的战略、技术等特性，在国家自贸区战略框架建立过程中，确定谈判路线，积极推进农业发展十分重要。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自贸区产生的经济效益及对产业的影响，研究力度还不够，不能够为我国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我国应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并积极学习国家先进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的评估，为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提供一定支持和指导。
（四）完善产业补偿体制，保障国内敏感产业在争取到过渡期时，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弱势产业一定的支持，并对受到损害的产业在合理范围内给予相应的补偿。通过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不仅能够提高弱势产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重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目标[7]。
三、结论
自由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二者并行不悖。在欧洲，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经济一体化将达到一个新境界，欧盟将变成拥有至少30个成员、占全球GDp40%、占全球贸易50％的最大经济体；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将发展成为有至少15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为基础的一体化安排将会进一步实施；在南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将会加快建立与实现自由贸易区方案；在东亚，日本、韩国都将更积极地参与签署若干个自由贸易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即“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也是新世纪“一国两制”的新发展。
一、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的意义
1、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意味着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使得贸易环境相对于非成员国而言变得更为有利，有力推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2、获取规模经济和竞争的福利效应。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增长上。统一市场的建立为现代化工业扩大生产、享受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性。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不仅可以增加产出，还可以降低成本和市场价格，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受益，而且在统一大市场下，还可以避免各国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产生的垄断。另外，在本国市场有限需求的限制下，企业规模的发展一方面会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会使企业数目减少、竞争程度降低而失去部分经济效益。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仅提高了部分企业的经济规模，而且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整个统一市场的经济效益。
3、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有利于全球福利增进的过程，因为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规模，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从而使得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利。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过程，不仅具有随机性，而且其作用的结果往往是强者获利、弱者受损。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风险是很难规避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一个国家起着主导作用的进程，在国家作用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把全球市场内部化为区域市场，有效地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4、有利于地区安全和多极世界的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出于共同的利益，以共同的声音和共同立场一致对外，增强了谈判地位和综合实力，有利于地区安全和多极世界的建立。
5、加速企业的重新组合，提高竞争能力。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给区域内企业提供了重新组织和提高竞争能力的机会和客观条件。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获得，商品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低壁垒或无壁垒的销售，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改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一般来说，只有区域贸易成员间的贸易才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区域一体化才会成为现实的需要。如欧盟经过近50年的努力，其区域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除此之外，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域内贸易已经超过45％，也就是说，在事实上，两岸四地的贸易一体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我们需共同承认这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顺乎民意，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辅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进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与贸易繁荣。
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要从以下经济理论和法律据角度这两方面分析，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据wto统计，迄今世界已签订120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02年3月1日，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绝大多数是自由贸易协议，占所有区域贸易安排的72%，共有175个，关税同盟22个，占9%，服务贸易协议及部分授权条款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共46个，占总区域贸易一体化的19%，其中除货物外，还涉及服务贸易的有17个自由贸易协议和1个关税同盟安排。目前，除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香港、澳门、中国台湾省尚未正式签署区域贸易一体化之外，wto的每个成员均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一体化组织，多者则达30个以上，区域贸易一体化遍布各大洲和地区。
那么为什么要区域化？除了出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出于各国经济上的考虑。
首先，一部分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文化上的相似性，往往在外贸政策上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些想法相似的国家可能会在开放贸易方面比大部分成员走的更远，因此具有相似的禀赋和人均收入的国家之间产业内部贸易水平很高，这些国家传统上倾向于形成区域一体化协议。与区域一体化协议有关的总的调整代价会比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情况下小得多，因为这类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和品种相异的同类产品。大多数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欧盟、欧洲共同体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产业内部贸易水平都很高。其次，区域一体化协议是一些国家增强其市场影响力或者规避Gatt关于非歧视性要求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如果区域一体化协议使不同经济体进行融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对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的话，区域一体化协议将会给世界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在利己的同时不损人。再次，寻求区域一体化协议的另一经济动机是将其作为一种锁定贸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进程的机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为了保障市场准入。因为即便是在一体化水平最低的自由贸易区阶段，成员国之间彼此消除了各种贸易限制。
三、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及主要规定
wto与Gatt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关贸总协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并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是有好处的。wto的“最惠国待遇（mFn）”原则，其主要目的是避免一成员片面实施贸易措施而导致不公平贸易的产生，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各国利用区域组织之名，造成区域组织与个别国家的对抗。但Gatt第二十四条是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它规范和肯定了区域贸易组织的存在。wto总理事会于1996年2月成立了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赋与该委员会审理各国所提出有关区域贸易协议的申请，并制订一个可供依循的标准模式，评估区域贸易协议对多边体制所造成的影响。《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对成立区域贸易组织（主要分为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两种类型）的定义、目的、涵盖范围、过渡期、结果及审议等做了明确规定。
（1）定义。根据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第8项规定：关税同盟应理解为以一个单独关税领土代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区内成员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实质上实施同一关税或其他贸易规章。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对原产于这些组成领土的产品的贸易，已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集团。自由贸易区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在该集团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另一方面，各个成员又各自独立地保留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所以，有人把自由贸易区称为半关税同盟。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第4款说明了总协定对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态度：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以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缔约各国（方）还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为便利组成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各领土之间的贸易，但不得提高对其他缔约方与这些领土之间进行的贸易壁垒。
（2）成立的目的。Gatt第24条第4项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是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区域性组织之间的贸易壁垒”。“参加方应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wto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S亦规定：区域化服务贸易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而非在提高对外服务贸易的整体贸易障碍。
（3）涵盖范围。区域性贸易组织必须实质上涵盖所有的贸易范围（substantiallyallthetrade，Sat）。Gatt第二十四条第8项第（a）款规定，不论为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其构成成员之间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本项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发生“并非真正要在区域之内实施自由贸易，而只欲就某些特定产品形成优惠待遇，以排斥或限制其它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从而形成区域壁垒现象（RegionalBlock）”。
（4）过渡期。不论是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若不是立即成立，而是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完成，则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C）款规定，签订任何“过渡性协议”（aninterimagreement，即最终将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协议），应将形成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及计划包括在内，其时间应不超过合理的长度。《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规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exceptionalcases）下，“合理时间”才可超过十年；倘若过渡性协议缔约国的wto成员认为十年并不足够时，则其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其需要较长期间的充分理由。
（5）协议结果。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a）款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对非区内成员的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在整体上不得高于未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前之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
（6）审查程序。Gatt第二十四条第7项规定，wto会员欲签署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及过渡协议时，应立即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并由货物贸易理事会交由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送交货物贸易理事会采纳。
（7）对受影响的区外成员的补偿。Gatt第二十四条第6项规定，在符合第二十四条第5项（a）款前提下，若成员方为成立关税同盟而必须提高关税，而此项提高并不符合Gatt第二条（减让表）规定的，则必须适用Gatt第二十八的条所规定的“调整关税时对受影响国家的补偿”。《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第五项规定的补偿形式为：调低其它关税类别的关税。如果不被接受，双方应继续谈判；若在合理期间仍无法达成协议，关税同盟有必要进行修改或撤回其减让。
由此我们得知，相对于内部成员来说，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对其他wto成员实行贸易歧视。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取消贸易壁垒毕竟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化迈进。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知识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及世贸组织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最终会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这也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最终实现经济全球化。但人类几千年以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资源禀赋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不是旦夕之间就能消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台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此对于区域经济集团来说，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一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体。但应当注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世贸组织第24款允许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个特例存在，条件是它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即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补充而不是威胁多边贸易体系。也就是世贸组织允许在坚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世贸组织对贸易协定的认同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同时由于世贸组织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开放贸易方面的需求，从而导致一些国家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因为他们在多边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在双边或诸边谈判中取得成功，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内部实现的。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殊途同归
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
（一）模式选择
区域一体化协议（Rias）根据一体化程度可能会有几种形式：在自由贸易区中（Fta）中，成员国之间消除了贸易限制，但各成员均对区外成员保持各自的关税结构；关税同盟是具有共同对外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是一种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则是一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经济政策的共同市场；而货币同盟是采用统一货币的共同市场或经济同盟。就目前，在wto协议中，Gatt第24条规定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
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关税事务进行合作的地区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关税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有所不同。关税同盟是一些彼此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行共同关税壁垒的财政合作形式。在关税同盟下，某一成员国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而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按共同制定的统一对外税率征收进口关税。在自由贸易区下，各成员国相互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但对非成员国的商品则分别按各自规定的税率征税，各成员国没有共同的外贸政策，各自按本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本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与关税税率。显然，相比之下，关税同盟成员国对整个组织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受的约束范围比自由贸易区要大。
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显然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切合实际，也更易行。应该采取有层次分步奏的方式，逐步过渡到高层次的一体化水平上。首先建立类似于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即Cepa（closereconomicRelationsarrangement），使两岸四地彼此之间消除贸易壁垒，之后随着彼此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和“一国两制”不断深化，四方的关系可以升级为关税同盟，最终发展为完全的经济共同体（Completeeconomicintegration）。
（二）制度安排
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并没有产生两岸四方间重大的协定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而且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是在台湾当局各种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
换言之，如无政治障碍，两岸四方现实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发展到更高层次。尤其是对内地和台湾来说，其一体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绕过政治障碍“自然”形成的。其隐含的意义之一就是，当政治壁垒拆除工作迈出一小步，由于经济关联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迈出一大步。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格局的变动，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两岸四方都是挑战和压力，两岸四方应意识到强化业已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紧迫性。因而，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是两岸四方最现实的选择。
制度安排是四方经济向高层次多方位融合的关键。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其经济合作内容主要是外向型的产业，其结构和布局特点是港澳台地区的生产化解和资金、技术等要素通过不断转移的方式扩散到华南地区，在两岸四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出口量最高的制造业加工基地。但由于缺乏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性不稳定，难以全面发挥区域合作的竞争优势，影响到四地高层次运作和进一步的经济融合。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间已具雏形的产业互补和分工体系，使更多的经济资源纳入到区域合作中来，加快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服务、创新为一体的经济整合，制度安排成为其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1。
2、黄东黎《国际贸易法经济理论法律案例》，法律出版社2003.8。
自由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法、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议与启示
一、从东盟到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东盟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成立于1967年。最初的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文莱1984年加入（以上通称之为“东盟六国”或“东盟老成员国”）。尔后，越南1995年、老挝和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相继加入（以上四国通称之为“东盟新成员国”）。至此，山水相连、互为邻邦的东南亚十国均已成为东盟正式成员。
东盟所做的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是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1976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到1976年签订、1987年和1998年两次修改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都旨在“促进该地区各国人民间的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团结和密切关系”。经过不断努力，形成了以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为原则的、被国际社会广泛称道的“东盟方式”（aSeanway）。“东盟方式”所体现的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又使东盟各国之间增加了理解与互信，解决了成员国之间的某些矛盾。东盟“在本地区问题上采取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对外，则用一个声音说话”。（注：参见estrellaD.Solidum，"theRoleofCertainSectorsinShapingandarticulatingtheaSeanway"inR.p.anand&purificacionV.Quisumbing（eds.）aSeanlearninginstitute，1981，p132-133.）近年来，东盟更是不断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9.11”之后，东盟各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方面更加紧密联手。因而，大大提高了本地区的国际地位。
东盟所做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是发展经济合作。特别是1992年通过了《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Fta）。这是对东盟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合作方式的综合提升。其后10几年来，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上东盟各国适当分工，加强互补，防止本地区内的恶性竞争，避免给本地区外的发达国家以分割利用之机。
东盟所做的第三个方面的努力，是加速地区一体化。2003年10月，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宣言，包括“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确立上述三大支柱，成为东盟走向一体化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将进入历史新时期。
东盟所做的第四个方面的努力，是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东盟作为“10+3”（指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迄今为止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30多年的发展表明，东盟已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小国联合的范例。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和加速
必须了解，东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两个相关的但并非等同的概念。东盟为国家之间的联盟，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行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区域，然而这一特定经济区域的组成、运行和发展均依赖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调整，即一种区域经济法，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联系到东盟整个内部、外部关系的法律调整。（注：东盟内部关系的法律调整，已形成两个里程碑：一是，1976年在印尼巴厘岛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此即“巴厘第一协约宣言”；二是，2003年在印尼巴厘岛签署的《巴厘第二协约宣言》，包括“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的内容。）
1992年1月，东盟六国政府首脑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增强东盟作为单一生产单位的竞争优势；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期待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促进东盟区内贸易与投资。
当时对该自由贸易区确定的目标是，从1993年1月1日起，在15年之内即2008年之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最终降至0～5%.由于东盟六个原创始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也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贸易自由化的时间框架缩短，东盟于1994年决定，将自由贸易的实现时间从原定的2008年提前到2003年，这是第一次加速。1998年东盟又决定，六个老成员国落实aFta的时间提前到2002年，这是第二次加速。鉴于六个老成员国与四个新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1999年11月，东盟确定了aFta的最终建成计划：六个老成员国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提前到2010年，四个新成员国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提前到2015年（但允许部分敏感产品的零关税仍到2018年之前实行）。
东盟自由贸易区10多年来的建设，呈现出四大特点，即：务实的制度措施；松散的组织架构；灵活的运行机制；内部的一体化走向与对外的开放性态势。
二、务实的制度措施
（一）基础性的法律文件
在自由贸易区内，维系各方经济关系需要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可执行的协议之类的文件。只要各方在协议上正式签字，就应当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作为区域经济法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条约性文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另一类是更具体一些的。
1992年1月的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加坡宣言》和《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措施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Ft）。上述文件，加上1994年的《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设想声明》，构成aFta的纲领性或称基础性文件。
按照Cept，各成员国对列入其范围的产品分别实行快速减税、常速减税，以便实现2008年之前的减税计划目标。经过10年的努力，特别是随着两次减税进度提速，aFta于2003年在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之间基本建成。
到目前为止，aFta在削减关税方面进展顺利，正在朝着零关税的最终目标努力。至于对非东盟成员国的关税，则仍由东盟各成员国自行决定。
（二）若干具体性的法律文件
贸易与投资始终是东盟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重头戏。东盟国家向来重视利用外资。1987年12月，东盟六国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适用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1998年10月，东盟九国签署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以促进东盟成员国之间和非东盟国家向东盟投资区的直接投资。根据该协议，东盟将在2010年建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东盟投资区，通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透明度措施，到2010年对东盟投资者、到2020年对所有投资者开放所有行业，到2010年对东盟投资者、到2020年对所有投资者给予国民待遇，但一些敏感部门和暂时排除部门例外。为加快该投资区建设，2001年东盟十国修改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扩大了适用范围，提前了暂时排除部门的开放时间。总之，力图在东盟成员国之间营造一种自由、便利和透明的投资环境，推进有关到2020年实现东盟地区投资自由化的目标。
除了《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和《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这两个基本的贸易、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外，为了使区内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享有较多贸易优惠或较低关税，在1977年的《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的基础上，1992年订立了《原产地规则》；为了开放服务贸易，1995年签署了《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为了加强工业合作，1996年签署了《东盟工业合作计划协定》；为了建立高速的、一体化的运输体系，1998年签署了《东盟促进货物运输便捷化框架协议》；为了统一标准以检查认证区域内的产品，1998年签署了《关于东盟标准术语和相互认证安排框架协定》；为了跟上时代信息化步伐，促进电子商务等，2000年签订了《电子东盟框架协定》。
由此可见，东盟在制度化方面是逐步完善的。以制度连结关系、以协调解决问题，体现出区域经济法的重要特色。
（三）“东盟法”与东盟各国法的关系
假如将东盟及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定的各种条约、协定、协议统称之为“东盟法”的话，“东盟法”与东盟各国法呈现出以下几种关系状况：
一是东盟法优先适用。即，东盟法优先于东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法，而且可以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无需经过成员国国内法转化），这是国际法原则的表现。但东盟某国尚未签字的东盟法，对该国暂不发生约束力，这又是国家原则的表现。
二是东盟法保留适用。即，东盟法不妨碍单个的东盟成员国采取或实施保护其国家安全，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或维护公共道德，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采取的必需的措施。
三是东盟法适用排除。即，东盟法不妨碍单个的东盟成员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非东盟成员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达成的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东盟法的统一规定不适用于此类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特别规定。
三、松散的组织架构
（一）决策性的机构
基于国家利益、民族特点和历史原因，东盟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超国家的决策机构。现行组织架构中，起着决策性作用的有四种：一是政府首脑会议，就东盟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做出决策。二是外长会议，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负责制定东盟基本政策；并且，由当年轮值主席国外长任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国驻该国大使（或别的高级官员）任委员，该常务委员会不定期举行会议，负责处理东盟日常事务和筹备召开外长会议，执行外长会议的决议，并有权代表东盟发表主席声明。三是经济部长会议，负责东盟经济合作的决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四是其他部长会议，如劳工、社会福利、科教文卫、环保等。
（二）执行性的机构
东盟设有秘书处，为其行政总部；根据工作需要，另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
为确保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1992年9月设立了部长级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aFtaCouncil），协助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负责推进和协调与aFta有关的事务。在它之下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高官会。东盟投资区还设立了一个理事会。
由此形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织领导体系：首脑会议——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Fta理事会——经济高官会。甚至可以认为，东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实际上是同一套机构。
四、灵活的运行机制
（一）决策原则与程序
东盟总的决策原则是各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决策时一律处于平等地位。具体表现为：
1.互不干涉内政。
2.协商一致。任何议案只有在全体成员国没有反对意见即获得共识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并以东盟的名义对外公布或采取行动。如有一成员国提出不同意见，该案即遭保留。这里奉行的是“全体一致”而非“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3.非正式磋商，又称会前协商。在决策会议之前，各成员国通过多方或双方接触，逐步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决策工作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
4.“n-X”原则。即，如果少数几个成员国表示暂不参加某项议案，但又不反对该项决策，那么这项议案可获通过，而允许那少数几个国家缓期加入。此原则是对“协商一致”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比如，1987年东盟外长会议即接受了“六减X”原则。不过这一原则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合作计划，不影响东盟作出政策性决定时的一致同意原则。
（二）运作方式
1.通过非正式的对话、会晤先行讨论、协商沟通，不一定什么问题都须面对面谈判。
2.几个成员国出面调解另几个成员国之间的具体矛盾、冲突，以非对抗方式解决问题。
3.通过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达到兼顾包容、协调一致的目标。
4.通过订立共同决议，而后采取共同行动。
以上平等、无核心而又不失效率的决策和运作模式，即前述“东盟方式”。
五、内部的一体化走向与对外的开放性态势
（一）东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从1967年到1992年之前20多年中，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虽有发展，但进展甚慢，适应不了现实需要，以至引起东盟有识之士的很大不满，这才引发了1992年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东盟经济合作的新计划。此后，经过近10多年来的努力，东盟的经济合作有了较快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东盟决心“更上一层楼”，于2003年10月宣布了关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文件，强调到2020年把东盟地区建成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实现《东盟2020年设想》所确定的达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并使东盟成为全球供应链最有活力和强劲的组成部分。（注：见200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报导。）
东盟国家不仅有宣言，而且早已付诸行动。为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东盟一体化首批工程共54项，自2002年启动以来正稳步推进。东盟内部正在越来越快地进行经济整合。东盟拟设立专门机构研究目前世界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对东盟国家农业和农产品的影响，以寻求东盟的共同解决办法。
（二）“东盟法”与wto规则的关系
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设立的。经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确认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第24条第5款指出：“本协定的规定不得阻止在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阻止通过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定”；同时，也规定了限制条件。wto秘书处199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多边一体化进程在追求更加开放的贸易方面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wto秘书处指出：一般来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违反wto平等对待所有贸易伙伴的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Gatt第24条允许建立区域贸易安排，但必须符合某些严格的标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安排应该帮助贸易在集团内国家间自由流动，不增加对集团外国家的贸易壁垒。换言之，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不应对其造成威胁。wto秘书处还对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作了专门区分，指出：“关税同盟：所有成员对来自非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相同的关税，如欧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是免税的，但每一成员对来自非成员的进口产品，可自行设定关税税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注：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贸易走向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由此可见：
第一，aFta的规则应当与wto的规则相一致。wto规定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只要是涉及自由贸易区的，应当优先适用。必须在wto框架下建设自由贸易区。
第二，一般情况下，在本自由贸易区范围内，aFta规则在内容上会超越wto范围，并应当优先适用。
第三，对于自由贸易区内wto成员与非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aFta可以规定给予非wto成员享受符合wto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如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相同待遇。
（三）东盟与东盟之外的国家（地区）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注重对外开放，东盟30多年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对外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历程。东盟的对外开放，可分为两大类情况，一是东盟单个国家的对外开放；二是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开放。在这两大类对外开放中产生的条约、协定，又引出东盟法、东盟各国法与外国法、国际法的种种关系。
迄今为止，除老挝、越南外，东盟其他八国均为wto成员。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均为apeC成员。因此，wto规则、apeC规则对东盟国家发生很大的影响。
迄今为止，除缅甸外，东盟其他九国与中国均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东盟与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又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这就是引起世人注目的“10+1”合作机制。中国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之外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大国。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步骤，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
迄今为止，东盟整体或东盟单个国家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发生了许多经济合作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东南亚十国与东北亚三国（中、日、韩）正在携手合作，朝着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更加引人注目的“10+3”合作机制。然而，实现“10+3”的难度颇大，现实可行性存在一定问题。但如果将“10+3”分解为三个“10+1”而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直到最终实现“10+3”，才是务实可行的方针。中国与东盟“10+1”则起到了积极带头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可望到2010年走到一起，并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表示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注：见：《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200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我们认为，中国采取这一策略是积极的、明智的和可行的。
六、思考和启示
（一）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现行发展模式的评述与建议
由于东盟内部成员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不尽一致，目前东盟采取的较为实际的经济合作措施、较为松散和灵活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对内逐步提高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对外逐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基本上适应了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和增强东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要求，而且在实际上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六个创始成员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有些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他四个新成员国的经济建设也不同程度地有了进步。
然而，东盟自由贸易区观行发展模式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妨碍了自由贸易区经济整合优越性的发挥，以至于东盟的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力未能尽如预期。
为此，笔者拟提出如下看法与建议：
第一，应当加强Cept的完备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作为实现aFta目标的关键，目前Cept的减税计划不够完备，范围不够明晰，各国认定可否减免税产品等自力过大，并且对于减税方案的步调还不大一致，这些都可能导致Cept精神无法贯彻到底。与此同时，还要估计到Cept计划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成员国的弱势产业，难以抗衡其他非成员国的同类产品的竞争，致使民族工业受到损害。因而，适当修改Cept确有实际的必要。
第二，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形成核心力量，以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考虑提高现行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的地位，将其发展为独立的、最高的决策管理机构，这就要求有关各国适当地让渡出一部分国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组织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或几个在经济水平上、在发展决策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一个区域集团的整体性是有限的。1997年金融危机中，东盟在经济应付上的脆弱性，以及“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某些做法，亦暴露了没有核心的、过于松散的经济联盟的严重缺点。正、反经验都显示出“主导因素”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权威机构和核心力量只能在实践中形成，看来东盟在这方面还有待努力。
第三，决策机制和运作方式应当有助于高效地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依不同事项，定出全体一致同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半数以上同意等原则与程序。因为，协商一致原则时而陷入议而不决状态；过于强调非强制性和非干涉性的运作方式又可能造成决而不行局面。
“绝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可逐步改进，如同有些东盟人士提出的“建设性干预”或“弹性介入”。
第四，要将解决争端纳入机制化轨道。成员国之间发生经济争端，除应通过磋商或仲裁以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之外，还应逐步走上机制化轨道，此即指建立、健全自由贸易区内争端解决机制。近年来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因水域、水资源纠纷，将它们的争端提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去处理。假如东盟区内设立了类似的争端处理机构，又何必将矛盾闹到国际上去呢？为及时、有效解决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东盟已初步确定，将于2004年建立一个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重点是消除、解决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原产地、海关程序、解决贸易纠纷机制、商品与服务标准等诸方面存在或发生的分歧、矛盾。更为理想的办法是要建立或形成一种全面解决经济争端的体制和机制。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对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从2001年11月起，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因而，本文试图探析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将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式的最直接的参照，同时东盟整体又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与中国相对应的一方。（注：见呼书秀：《论促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法律协调》，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2月）。）前述对完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若干设想与建议，其基本精神亦可适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启示之一：组织机构要落实。欧盟从当初的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其组织机构的逐步完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而这恰恰是东盟目前存在的不足之一。因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当考虑设立统一的、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决策管理组织机构。
启示之二：法律制度要健全。其中，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有些内容可以吸收；《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许多内容可以吸收。（注：见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报告《走向东亚大家庭》。该报告建议：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转引自张蕴岭等主编：《东亚合作的进程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还有其他一些条约、协定，也有可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借鉴之处。“合作型博弈”或“制度化合作”是一国经济法、区域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所主张的正确思路和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论文篇5
摘要：走向大开放，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目标选择；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海南走向大开放的路径依赖。20年来，走向大开放，创办自由贸易区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基本共识和共同愿望。今天，再次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新阶段海南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振特区精神，谋划海南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走向大开放，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的追求，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今天海南走向大开放的主题，以积极、务实的精神走向大开放，争取尽快促成自由贸易区。论文关键词：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能源战略，对外开放，产业开放，环境保护特区走向大开放，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目标选择；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海南走向大开放的路径依赖。20年来，走向大开放，创办自由贸易区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基本共识和共同愿望。今天，再次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新阶段海南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振特区精神，谋划海南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一、走向大开放，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的追求（一）走向大开放是中央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初衷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创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要使海南在我国对外开放中起到前沿、窗口的作用；就是要在实现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就是要在改革方面敢闯、敢试，真正起到先行试验的作用。为此，按照中央的战略意图，海南省早在1988年就曾经提出，为实现以利用外资为主加速海南的开发建设，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即以后所称的特别关税区）。（二）特别关税区凝聚着海南20年来的探索与追求从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到1989年1月，再到199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正式向中央请求在海南设立特别关税区。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后，海南上上下下形成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讨论热潮，在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共识。省委、省政府也把研究海南特别关税区问题重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加上自身估计的不足，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今天的自由贸易区，事实上是从海南走向大开放的新形势出发，对原来特别关税区的延续、丰富和拓展。当初，我们提出把海南从国家统一的关税体制中划出来，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别关税制度，就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赋予海南更大的经济活动自主权，加快促进双边、多边的经贸合作，实现贸易自由化。今天，我们提出的自由贸易区，实质上是从20年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采取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做到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逐步使海南成为国际上最开放的地区之一。例如，实行进出口零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在海南投资的外资企业采取更为优惠的政策，对赴海南岛的外国游客实行最大范围的免签证政策等。二、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今天海南走向大开放的主题国际经验和海南的实践和探索表明，岛屿经济的长足发展，始终离不开扩大开放这个主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进一步明确，把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作为海南大开放的基本目标，以使得海南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各种机遇加快发展。今天，海南努力创办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比照以往更为成熟。（一）随着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南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将大大提升利用好博鳌亚洲论坛这个独特的平台，海南更有条件密切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二）随着我国与东盟贸易联系的日益密切，海南在“10+1"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海南作为我国距东盟各国最近的省份之一，自然条件与东盟有很多相似之处，还有数百万的海南乡亲在东盟各国，地缘和人缘上的相亲，将使海南成为联结东盟与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桥梁。（三）随着我国的能源战略由陆地走向海洋，海南对外开放的战略地位将全面提升加快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点出路之一，在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和平、合作、共同开发中，海南将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无二的。（四）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大，发展琼台自由贸易面临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海南与台湾在气候、资源、地理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经济结构上有互补优势，在经济合作上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双方互利共赢、发展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海南有条件在推进两岸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五）海南优良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海南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热点，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正从潜在优势开始全面转变成为现实优势。这对海南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强对外交流和区域合作非常有利。（六）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是海南人民多年来的期盼，在上上下下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与过去相比，海南在20年的对外开放中积累了经验，政府执行力和干部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错失特别关税区的历史机遇后，海南将更加珍惜这次走向大开放的新机遇。今天，重提海南自由贸易区，是从海南的基本省情和长远发展出发，充分考虑了海南外部环境变化而做出的符合实际的判断。抓住这个重大机遇，努力促成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提高海南的知名度，而且可以有效地提升海南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全面增强海南经济社会活力。三、以积极、务实的精神走向大开放，争取尽快促成自由贸易区从现实出发，把大开放作为海南改革发展的主题，立足于海南的比较优势，以积极务实的精神，采取多项实际步骤，把争取创办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落到实处。（一）以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为重点实现全面的产业开放应当加快制订和落实国际旅游岛建设具体行动规划：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国际旅游岛的制度框架；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旅游岛，成为旅游服务国际化、海岛生态旅游特色鲜明、旅游环境安全、中外游客向往的国际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目的地。（二）以洋浦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洋浦自由工业港区加快建设洋浦保税港区，有利于国家之间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有利于发挥洋浦在国际油气大通道中的枢纽作用。在这个基础上，今后5年左右的目标应当是：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内，以油气综合开发为重点，以实行自由港区的发展模式为目标，争取把洋浦建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的油气综合开发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工业港区。由此，使海南岛成为我国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基地。（三）抓住机遇，争取建立琼台自由贸易区琼台自由贸易区属于次级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即海南与台湾之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wto成员的部分关税领土与其他成员的全部或部分关税领土所组成的次级双边自由贸易区，不违背wto规定。自国家批准在海南建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20年来，琼台农业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站在历史新起点，着眼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着眼于海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求，建立琼台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加快海南的发展，也能充分发挥海南在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中的特殊作用。当前，从琼台双边贸易的现实出发，可以在农业、旅游、金融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发展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逐步建立共同市场。争取由国务院授权海南与台湾方面进行商谈，相互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十分有必要尽快成立一个较高层次、有官方背景、被双方认可的琼台经济合作促进会组织，就相关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和对话。（四）争取建成国家第一个环境保护特区，成为亚洲甚至世界重要的生态岛海南应当积极争取成为全国第一个环保特区，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严格的法律制度安排加强环境保护。当前，应当尽快对海南的生态环境进行客观的评估，建立环境保护问责机制，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率先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在建省办特区20周年之际，再次提出创办自由贸易区，对海南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压力。在过去的20年中，海南曾多次错失机遇，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与自身主观的局限性有关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这次视察海南的指示，作为经济特区的干部，一定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和突出品格。抓住难得的机遇，在全岛营造走向大开放的氛围，把促成自由贸易区实现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自由贸易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广东；东盟
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一)扶持优势产业，提升“广货”在东南亚市场形象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后，为广东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一方面，广东要扶持和扩大既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如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灯具、鼓励机电产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广货”在东盟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树立“广货”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相对于欧美日、韩国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被认为是低质量的象征。中国摩托车被越南人形容为“过不了两坑水”而退缩山区农村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东盟新四国市场，这些国家对产品的认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广东企业在开辟这些新兴市场的时候不能轻视，无序竞争，不能继续以原有的低价低质的营销模式，要重视产品质量，要树立好“形象”。
自由贸易论文篇7
进展
众所周知，克林顿虽然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在推进naFta南扩方面，他却是个失败者。与之相比，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在对付国内经济方面没有多大作为，却在naFta南扩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概述起来，进入2002年之后，naFta在南扩中取得如下较大进展：
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自从1994年1月1日naFta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总统克林顿绞尽脑汁，却始终没有得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道”授权。这项“快速道”授权规定，对于美国总统与外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国会只能予以批准或者否决，不可修改贸易协定的内容而使审议的过程久拖不决。这项授权最早产生于1974年，直到1994年naFta组成后，方予以终止。鉴于1992年naFta草案批准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当1994年国会赋予naFta法律文件后，此后，美国国会便没有批准延长这项授权。在现任总统布什之前，共有5位美国前总统享有这项外贸谈判权力。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至2002年期间，由于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加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推动美国贸易出口，布什强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恢复给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即“快速道”授权，为此，布什曾亲自到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在布什的多次亲自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7月27日以215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授权法案。随后，美国参议院也在2002年8月1日以64票对3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布什总统最后于2002年8月7日正式批准该项法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虽然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许愿，美国将与这些国家或以集团名义，或以国家名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快速道”授权，结果每次出访，都是无果而归。布什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后，虽然参加了2001年4月下旬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因手中没有美国国会赋予的“快速道”授权这柄上方宝剑，结果，布什也不得不扫兴而归。而这次从美国国会手中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它为naFta南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拉美单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同北美三个缔约国分别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智利在2002年底加入naFta已成定局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步组建后，按照原先的设想，智利将成为首批加入naFta的候补成员国，并在1995年5月成为naFta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是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况且，该国经济在拉美所有国家中比较稳定，与美国较早实施经贸合作，是美国政府比较看中的国家。同时，智利还是拉美安第斯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因此，吸收智利加入naFta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还可以在整个拉美国家中率先起到加入naFta的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和大农场主的拼命阻拦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以至于延误了智利加入naFta的大好时机。虽然如此，naFta的另外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是分别于1995年8月和10月先后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没有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结果智利成为naFta成员国的愿望告吹。智利虽然没有加入naFta，然而，南方共同体市场却向它伸出了欢迎的双手。经过多次谈判，智利终于在1996年6月底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国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加强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汹涌澎湃的地区经贸合作面前，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拱手让与他人。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又重新对智利与拉美经济一体化产生浓厚兴趣。由于naFta的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先后同智利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于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将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进入2002年以后，美国与智利外贸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还就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但是，由于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正忙于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而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被搁置起来。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谈判加快了进程。当2002年夏季，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访问智利与拉美其它国家时，他又与智利贸易谈判官员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再次进行磋商。此后，智利贸易谈判代表也多次到华盛顿与佐立克就双边条约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谈判。双方按照naFta程序，分别就取消进出口关税限制、市场准入、加强私人投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目前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基本已告一段落，但还要经过法律专家逐条进行仔细推敲，方能最终予以落实，估计到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便可大功告成。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加快凡是组建地区经贸集团，按规定一般都应遵循由近到远的原则。在这方面，将naFta向南扩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更何况，美国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经贸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早在1991年秋季，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就首先同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以后，方与南美各个贸易集团分别就草签贸易协定进行了接触。美国现总统不可能超越其父亲的办事原则，因此，在美国与拉美各贸易集团中，首先同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过去，在美国与中美洲的经贸关系上，都是中美洲国家比较主动，而美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美国却一反常态，率先主动提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贸易谈判。2002年1月16日，在美国总统访问中美洲国家时，布什总统提出美国将同中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并倡议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加强相互了解，争取早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在布什总统的倡议下，截止到2002年3月底，同中美洲国家已举行了四次会晤。2002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访问墨西哥和秘鲁后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伯利兹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美国与中美洲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2002年3月25日，即在布什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就自由贸易协定会谈的第二天，洪都拉斯等中美洲七国首脑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加快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加快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这表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都有增强相互经贸往来的愿望，预计在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后，美国同中美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
帮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缓和金融危机美国的naFta南扩计划，除了分别同智利与中美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外，下一步面临的紧迫任务，便是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条约。但是，目前在南方共同市场四国中(智利除外)，只有巴拉圭还尚未爆发货币金融危机，至于其他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都已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它们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顶梁柱，这两个国家若被金融经济危机搞垮，那么，不仅南方共同市场将面临厄运，naFta的南扩计划届时也必将落空。正因为如此，帮助上述三国摆脱经济金融困境，也将是naFta南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帮助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摆脱困境，实际上也是挽救南方共同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naFta南扩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体现。
现在看来，在阿根廷2001年10月以来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美国采取了拖延战术。即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予理睬，等到阿根廷筋疲力尽之时，美国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着手对阿根廷经济金融予以挽救。2002年上半年，就在阿根廷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从而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根廷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举虽然迟了点，但最终还是为阿根廷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乌拉圭经济面对危机的紧急关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之提供了16亿美元贷款，这对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小国同样是雪中送炭。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的金融支持，则被一些报刊称为“姗姗来迟的务实行动”。拥有人口1．7亿人，排名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巴西，在当前面临巨额债务，经济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若不予以金融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将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乃至日后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组成带来重重困难。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尽管巴西常常与美国在naFta南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唱对台戏，但是，一旦失去巴西，那将对整个美洲经济一体化是个重大损失。理由很简单，naFta南扩离不开巴西，它对美国和整个美洲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2002年8月上旬，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宣布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总之，naFta南扩需要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而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支持，恰恰是naFta在南扩中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2002年以来naFta的南扩步伐所以加快，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其一，从美国自身看，纯粹是出于开拓市场之需要。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消除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忧虑，所有这些，都促使布什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开拓市场运动。正如美国报刊所说，鉴于以上情况，“布什不得不把开拓市场运动，作为美国推动naFta南扩，即推动达成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把推动双边贸易称为“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见绝非是出于单一方面的考虑。鉴于美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双边协议中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其他国家，为了急起直追，就不可能单纯只为开展贸易而进行双边活动，而必须把开展自由贸易放到全球战略的位置。在这方面，布什政府把这种战略又称为“竞争的自由化”，也就是与美国认为的战略性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同时，通过naFta的南扩，进一步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且开展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会谈，最终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为了发起开拓市场的运动，以便达到在2005年同时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和wto多哈会谈这两个战略性目标，布什在naFta南扩中，首先把智利作为首选的战略国家，通过降低智利对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和小麦的贸易壁垒等，力图早日把智利纳入naFta中。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美洲作为naFta南扩的重要战略性国家，因为，对美国来说，中美洲不仅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同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就可以对其他拉美国家发挥积极影响。它只能对naFta南扩，甚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加速器作用。
其二，拉美国家近年金融动荡和外资的减少，促使它们融入naFta过程有所加快。许多拉美国家对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若不是墨西哥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美国也不会及时给予该国大量金融资助。正是墨西哥业已成为naFta正式缔约国，方得到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500亿美元的金融贷款。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的经济金融动荡，以阿根廷为例，在这次阿根廷金融经济危机中，倘若该国已成为naFta成员国，美国也不会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阿根廷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当然，其根源在于内部，但是，从这次教训中阿根廷也应重新认识到，为了推动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它也有必要在加入naFta方面迈出其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流入拉美国家外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也十分不利于naFta的南扩。当前整个拉美，除个别国家外，总的来看，都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债务增加，外资大幅减少的几重夹击之下。单以外资而言，在1999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记录的105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则呈现大幅减少态势：2000年由1999年的1050亿美元减少到了880亿美元，2001年又减少到了800亿美元。纵观拉美近年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该地区改革进程速度放慢，其中私有化更是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这无疑是naFta南下的一个较大障碍。有鉴于此，不久前，拉美经委会在谈到本地区外资减少时指出，应加强本地区签署贸易协定，还要积极采取与本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加速naFta南扩，就是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积极引进美国和加拿大外资的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途径。
此外，欧盟自2000年以来与拉美不少国家纷纷签定双边贸易协议，也成为外部推动naFta进程有所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难题
有必要指出，与以前相比，尤其是同克林顿政府时期比较，布什政府于2002年推动naFta南扩并加快其前进的步伐。然而，这并非表明，在推动naFta南下的过程中，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近年来naFta南扩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难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推动naFta南下的一大障碍。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虽然加快了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在积极与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将其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02年3月中旬，美国借口其国内钢铁生产不景气，单方面推行了限制外国钢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又借口欧盟等增加农产品补贴，布什政府于5月上旬制定了在今后10年内对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1900亿美元的措施。美国推行的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不仅招致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非议，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在拉美国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一边让别人开放本国市场，全力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中去；但自己却把大门紧闭，不准其他国家的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阻碍了本半球的贸易协议进程。所以，美国若不采取措施限制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naFta南扩也将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间表的看法不同。关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问题，本来，在1994年12月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1996年3月的哥伦比亚第二届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的美洲34个成员国(古巴除外)都赞同美国提出的“速战速决”方案，即各国立即就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加快谈判步伐，力图把原定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提前。然而，由于美国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而且，人们对美国在大会上的霸道表现也强烈不满，从1998年4月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由于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加之，美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薄弱的产业，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产业尽快发展上去。因而，理应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案。看来，美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时间表的分歧，已是naFta南扩的又一难题。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采取何种方式，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严重对立。在美国看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理应以naFta为基础，通过naFta向南扩展，最终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个问题上，以巴西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则强调，现在美洲经济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不只是naFta一种方式。因此，现有的美洲次区域集团和小地区组织，包括naFta在内，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采取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最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当前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陷入金融经济困境，如不妥善解决，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在南美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以南方共同市场搞得最有起色。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在减少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开放市场方面，都走在拉美其它一体化组织的前面。然而，自从2001年10月阿根廷首先步入货币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乌拉圭和巴西纷纷陷入经济金融动荡之中。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对该组织可以说是个灾难。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作为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naFta南扩，进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也是较大的。所以，南方共同市场若不渡过经济金融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组建。
关键的2003年
到2005年底，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还有三年时间，而2003年无疑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因此，对2003年naFta的南扩进行展望，便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重新确定了12个谈判工作小组的议题，将在2003年全面展开。由美洲34国专家组成的12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再由他主持的谈判工作小组就以下12个专门问题开展工作：市场准入、海关方式和原产地原则、投资问题、贸易条例和技术障碍、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补贴、反倾销和赔偿权利、小国经济问题、公共企业的购买、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问题、竞争政策问题、调解贸易争端。上述12个谈判工作小组面对12个专门问题，本来，在1998年4月圣地亚哥会议上已经确定，但因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陷入中断，再加上美国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结果，在2001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不得不再次提出此问题。既然“快速道”授权已经到手，其他各项程序业已基本就绪，因此，就应该从2003年起，全面落实12个谈判工作小组提出的12个专门问题。
自由贸易论文篇8
在2011年4月24日举行的博鳌论坛上，曾有学者向胡锦涛主席提出问题：“您如何看待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中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这正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矛盾：人人都在谈论经济一体化可能给东亚带来的繁荣，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促使他们达成最后的一致。有很多学者认为，一体化的突然启动和迅速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缺乏理论准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模式、进程、动力、政治、经济和区域性制度条件、突破口选择等基本问题仍然比较模糊。——摘自《东亚财经新格局》，载于2005年7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近3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预计东亚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勿庸置疑，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受益于Gatt／wto推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东亚国家或地区应继续倚重多边贸易体制为其经济贸易发展营造良好外在环境。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在积极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在抵消其他地区的区贸协定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歧视性负面影响方面，都难以发挥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东亚地区应如何应对这一新形势，在区域贸易安排的浪潮中激流勇进，维护和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日益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关注和思索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对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进行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多边贸易体制的日益强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是当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两个并行发展的趋势①。一方面，关贸总协定（Gatt）经过了数十载的风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迎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区贸协定），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重要的例外，不仅在Gatt的宽容下成为既成事实，而且还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部分区域贸易安排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世界经济的运作中甚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Gatt时期，向Gatt通知了124个区贸协定②，平均每年不到3个；而在1995年wto成立以来的10年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及该类协定下的贸易占世界总贸易的份额都在迅速增加。wto多哈议程的停滞不前似乎也进一步加速了区贸协定的发展。仅从2011年1月到2005年2月期间，就向wto通知了43个区贸协定，是历史上区贸协定成立最多的时期。目前，向wto通知的已经生效的区贸协定达到170个，大约有20个区贸协定在完成了各自的批准程序后即将生效，另外有70个区贸协定处于谈判或拟议阶段。区域贸易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尤其以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最为突出。同时，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除蒙古等极少数国家外）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有的wto成员对大多数贸易伙伴适用区贸协定下的优惠待遇而仅对少数成员适用wto项下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有的wto成员在区贸协定项下的贸易占到其总贸易的90％(p3)。由于区贸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内成员间给予的贸易优惠将高于给予区外国家的优惠”，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作为其基石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因此，在区贸协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区贸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区域主义”还是“全球主义”、多边贸易体制与区贸协定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补充”等问题，wto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的政府和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③区域一体化赞成论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贸易自由化的地理范围；在全球贸易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并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building-blocks）。区域一体化怀疑论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式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其方式更为隐蔽（因为有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性更大；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繁衍及其重要性和活力的与日俱增，多边贸易体制势必走向崩溃，甚至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物”（stumbling-blocks）。值得关注的是，正当wto前总干事素帕差行将卸任之时，他邀请了8位权威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研究wto面临的机构性挑战并考虑wto应如何加强和完善来应对这些挑战。咨询委员会于2011年年底公布了题为《wto的未来——论新千年的机构性挑战》的报告。在该报告的第二章中，咨询委员会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散造成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侵蚀，从而对区域贸易协定持鲜明的批评和质疑态度(p23)。“一石激起千层浪”，咨询委员会的这一观点和立场迅即引发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并有很多学者对报告的相关论点和结论提出反驳或质疑。④相关争论远未结束。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是当今世界国家间经贸合作的两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地断言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影响将是绝对的积极或是绝对的消极。基于实践的考察，不论是从国家利益本位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利益本位或wto本位的角度，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处于“互补性竞争关系”的观点应得到支持⑤。区贸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或“支持”至少表现在：首先，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很多方面还不能完全取代现有的区贸协定；其次，区域范围的自由化推进往往比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更易成功，也更有效；第三，区贸协定使各成员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了区贸协定成员对贸易自由化的适应能力，也相应增强了各成员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承受能力；第四，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也不能完全满足区贸协定成员的某些特殊要求。最后，也即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基础是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合作往往能对本地区和平和安全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⑥，从而对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这应该成为在多边贸易体制（wto）的“得失考量”中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肯定，区贸协定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作用，因而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它们将与多边贸易体制长期并存。二、区域贸易协定在东亚地区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在20世纪，区贸协定的发展具有下列特征：（1）一般只限于在地理上比较接近，而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有紧密联系的某一地区。（2）富于成效的区贸协定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洲，东亚除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几乎没有区贸协定。而进入新的世纪后，区贸协定的发展出现了三种明显的趋势：一是区贸协定日趋“大型化”，例如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覆盖了数量众多的国家。二是曾经参与区贸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进一步寻求跨地区甚至跨大洲的区域贸易合作伙伴。三是传统上依赖多边贸易体制的东亚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地关注并陆续成立或拟成立区贸协定，从而成为区贸协定的后起之秀。在过去几年内，许多东亚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等，都开始缔结或积极谈判区贸协定⑦。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或东亚国家与其他国家间已经生效的并向wto通知的区贸协定已有10多项⑧。在东亚国家或地区中，新加坡所达成的区贸协定成果最多。迄今，新加坡已与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已生效，新加坡与加拿大、印度、韩国及智利等也已同意谈判或正探讨谈判的可能性。上述有关协定及谈判内容广泛，不仅涵盖货物贸易，而且还包含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的流动、知识产权、无纸贸易、政府采购、竞争、金融服务合作、信息和通讯技术合作、科学和技术合作、广播与电视合作、旅游、环境保护合作以及贸易争端预防和解决机制等等。中国的区贸协定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中国香港和澳门所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安排”即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11年1月1日生效。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FrameworkagreementonComprehensiveeconomicCo-operation），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预计将于2015年完成，届时该自由贸易区将有望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贸易安排⑨。2005年11月18日，中国和智利在韩国釜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积极磋商中。尽管如此，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于欧洲和美洲⑩。在目前所达成的区贸协定主要是双边贸易协定，这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有：首先，相互分割的双边贸易优惠难以使东亚地区整体上的互补优势得以充分发挥(11)。其次，这些双边贸易协定在范围和职能上相互重叠或者冲突，给政府的执行带来困难。再次，这种零散和复杂的双边贸易协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不同标准，要求企业不断调整原有生产方式，来适应新的进出口规则（特别是原产地规则），由此可能导致其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和竞争力的削弱(p60)。最后，其他地区的区贸协定使其区内成员的贸易优惠高于区外成员，从而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向该地区的出口造成歧视性负面影响，而东亚地区能够用来对抗并抵消上述负面影响的手段有限。笔者认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治制度差异较大，或隐或现的“冷战思维”，领导或主导地位存在竞争，以及一些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等，都是东亚开展区域贸易合作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障碍。然而，以维护和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为纽带，东亚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携手开创东亚区域贸易合作的新局面。目前，在东亚各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地发出了加强区域贸易合作的呼吁，甚至初步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12)。我们赞成这一主张，并认为在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通往“东亚共同体”彼岸的重要方式和必经的桥梁。三、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一）结构和涵盖范围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以下简称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构一般包括序言、总则、分则、争端解决、组织条款以及杂项条款等。自由贸易协定具体调整哪些领域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间经贸合作现状和合作意愿的具体情况而定。可以仅仅包括货物贸易领域(13)，也可以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其中具体领域另酌）；也可以从单纯的贸易合作发展到包括环境保护、资源、通讯、信息技术、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培训等广泛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合作。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的指导原则是：敏感产业的贸易壁垒的取消晚于非敏感产业障碍的取消；工业品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广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其他产业视具体情况另酌。可以在协定中申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社会发展等政治目标，但一般不应考虑在贸易协定中订立所谓的“政治性条款”，如“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等。（二）货物贸易条款关于国民待遇。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一方的货物在以“优惠待遇”身份进入成员的市场后，在国内税费的征收和国内法律法规方面，应享受“国民待遇”。关于关税取消。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税保护原则”，即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但作为区域贸易的重要法律形式，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特点往往就是在特定领域，尤其在货物贸易领域完全取消关税（包括进口税和出口税）。所以，上述条款是自由贸易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当然，在完全取消关税义务下也应注意：首先，取消一般不可能是即刻的，而是逐步实现的，这就需要由缔约各方谈判达成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其次，存在若干例外事项。关于非关税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使用非关税措施，但应符合wto协议的有关规定的最低标准。此外，自由贸易协定还应规定特别要求，如“透明度要求”和“最低贸易扭曲要求”等。关于货物分类。货物分类目录及按目录逐项确定的税率一起构成一国海关税则的主体。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为实施关税降低或取消以及海关进出口统计，需要对缔约各方的货物分类目录进行统一。在国际社会中，为统一各国海关税则的货物分类目录，海关合作理事会在1950年旧目录的基础上，于1988年制定了新的《货物名录与编码协调制度》。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用这一国际统一货物目录。关于海关估价。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一方的不正当的海关估价方式可以使其关税降低或取消承诺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必要订立公平、统一的海关估价制度。现行国际性海关估价制度有两大体系：一是海关合作理事会1950年《货物海关估价公约》。二是wto《海关估价协议》。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以一种抽象的价格概念，即货物的“正常价格”为海关估价依据，而后者采用货物的实际价格，即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海关估价规则。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应采用《海关估价协议》的海关估价规则。关于原产地规则。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目前确定的产品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原则，仅包含了适用于非优惠贸易的原产地规则，不包括运用于优惠贸易条件下原产地的确定。在优惠贸易中，成员按照特殊优惠体制中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原产地。所以，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制定自己的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为享受互惠减免关税待遇等应出具原产地证明文件。关于保障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可允许在成员间使用保障措施。但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间使用保障措施时应遵守的要求一般比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义务（如1994年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下的义务）更加严格，更能保障被援用方的利益。关于保障措施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在区内某成员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时，调查范围包括来自区内成员的相关产品，那么在实施保障措施时能否把来自上述国家的产品排除而只对区外成员采取保障措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理的“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和“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等案例中，阿根廷和美国根据其缔结和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产品的做法被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定违反了“平行原则”(14)。有的学者质疑“平行原则”，认为其损害了wto成员在Gatt第24条下的权利(p120)。笔者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实践形成的“平行原则”并不绝对否定一成员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产品，而是强调相关排除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论证。按照上诉机构在有关案例中解释，一旦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成员的产品，该“被排除的进口”应被视为《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意义上的“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援用保障措施的主管机构应对其“不将被排除的进口产品的损害归因于（未被排除的产品）进口增加”提供合乎逻辑的和充分的解释(15)。因此，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可以规定区内某成员在特定条件下在实施保障措施应将区内成员的产品排除，但援用保障措施的区内成员应注意遵守wto项下的义务。关于例外条款。自由贸易协定可规定一般例外条款、安全例外条款以及国际收支例外条款等，在公共卫生危机、国家安全受到危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特定情形出现时，允许区内成员暂时中止施行其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关税取消、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义务。（三）服务贸易条款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服务贸易，应对范围和定义、市场准入及其时间表、国民待遇及其时间表、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来自非成员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国内管制、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支付和转让以及例外条款等进行规定。其中，服务的“原产地”是区内服务市场准入的依据。如何确定服务的“原产地”，现在国际上还不存在明确的、可借鉴的规则。有学者提出，服务的“原产地”可以通过服务提供者的身份确定，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可以依据注册地标准、资本控制标准、管理控制标准和执业人员本地化标准等。其中，前三个标准一般应当全部具备，而在占绝大多数如95％的股权为本地居民持有的情况下，本地注册标准可以豁免。而第四个标准则是专业服务提供者的特殊标准，专业服务提供者一般应当符合以上四个标准。从现有实践来看，还可加入执业时间标准和防止借“邮箱公司”之便从区域协定获利的规定(16)。（四）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可规定专利、商业秘密和有关权利；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健康目的而在专利保护方面享受的例外；商标和有关权利；地理标识；著作权、外观设计和有关权利；对传统知识和民俗的保护；抑制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许可；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登记和开发；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联合行动及其费用分摊等进行规定。（五）投资条款如果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包含投资条款，可以选择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专章规定投资条款，也可在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制定专门的区域性投资协定。有关条款和协定除包含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下的禁止“出口业绩要求”等规定外，还可就投资措施的范围、定义（投资、投资者、个人、成员的投资者、成员的自然人、企业、成员的企业等）、国民待遇、特定例外、征用和补偿、购回土地租用权、保护成员的投资免于战乱和暴乱、自由汇兑和转移、代位求偿权、东道国成员与另一成员的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的解决、一般例外、为维持国际收支的限制措施、与国际投资有关的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等进行规定。其中，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及其例示清单是投资条款或协定的核心内容。此外，自由贸易协定还可就竞争、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环境保护合作、信息与通讯技术合作等做出规定。（六）争端预防与解决自由贸易协定应就预防和解决区内成员间的贸易争端的程序和机制做出专门规定。可包括一般性协商、斡旋、和解、调解、争端解决的特别协商等外交方法，以及专家组或仲裁庭形式等法律方法，并对专家组或仲裁庭的建立、职能、程序、裁决的通过与执行、费用负担等作详细规定。另外，应明确该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自由贸易协定不妨规定，当事方可以选择在区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也可以选择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但一旦当事方一致同意在区内争端解决机制内处理，任何一方就同一事项不得再向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综上所述，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互动的基本模式。虽然东亚地区已开始了区域经贸合作的初步尝试，然而，东亚地区还应进一步推动区域贸易建设，以维护和维持本地区的经贸发展。为此目的，东亚地区有能力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多层面、多渠道地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示范文本的制定，以示范文本为蓝本，以经贸合作现状和合作意愿为基础，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和谈判。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国家携起手来，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共同努力奋进。收稿日期：2005—10—06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批准号04JZD0015）资助。注释：①所谓区域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以成员间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歧视性经济政策为目标而缔结的贸易条约或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经贸安排。通过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实体通常被称作“区域贸易安排”或“区域贸易集团”。其具体形式有：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为最终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而达成的临时协议、经济共同体和经济同盟等。②其中有48个在wto成立后仍在实施，而这48个区贸协定本身多年来也发生了演变，它们或者加入了新的成员而实现了“扩大”，或者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而逐步“深化”。③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参见Bhagwati，J.n.(1993)，Regionalismandmultilateralism:anoverview，innewDimensionsinRegionalintegration，editedbyJ.demeloanda.panagariy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FredBergsten，openRegionalism，theJournalofworldeconomy，Vol.8(1997)，no.1;tillGeigerandDennisKennedy(ed.)，RegionaltradeBlocs，multilateralism，andtheGatt:ComplementarypathstoFreetrade?BiddlesLtd.1996;wto，RegionalismandtheworldtradingSystem，Geneva1995.2001年11月《wto多哈部长会议宣言》第4段声明一方面强调wto是全球贸易形成规则和自由化的独一无二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承认区贸协定能够在促进贸易自由和贸易扩展以及扶植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参见DoHawtominiSteRiaL2001，ministerialDeclaration，wt/min(01)/DeC/1，adoptedon14november2001.④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参见patricka.messerlin，threeVariationsontheFutureof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8(2005)，no.2，pp.299—309;thomasCottier，theerosionofnon-discrimination:SternwarningwithouttrueRemed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8(2005)，no.3，pp.595—602.⑤持此观点的文献参见wto，RegionalismandtheworldtradingSystem，Geneva1995，pp.2—3.亦见刘光溪著：《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2页。国内学者的相关学说，如厦门大学法学院曾华群教授提出的“兼容说”等也值得关注。⑥典型实例如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建设给曾长期处于冲突和战乱的欧洲带来的持久和平，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解决中国和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领土和海洋边界争端所创造的良好机遇。⑦won-mogChoi，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ineastasia:prospectandJurisprud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7(2003)，no.1，pp.49—77.⑧参见wto，RegionaltradeagreementsnotifiedtotheGatt/wtoandinForceBydateofentryintoforce，asof22november2005.wto官方网站2005年11月22日下载资料。网址：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是该《框架协定》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内容，计划分两步走：中国首先与东盟的6个创始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继而在2015年前完成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4个新成员国之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11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earlyHarvestpackage，eHp）开始实施。另外，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方就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进行了多轮磋商。双方于2011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目前，有关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谈判正在积极进行。⑩虽然在亚太国家和地区间形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它所倡导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单边行动，也不失为区域贸易合作的一种新思路，但由于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机制，也使apeC成员间的凝聚力不强，难以发挥与其经济实力总和相称的作用。(11)目前，东亚地区的整体互补性优势表现在：日本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中国等国家的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源，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的服务业，东南亚国家等的丰富自然资源等。(12)2000年“10＋3”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也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尽管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已提出多年，但在中日韩之间，迄今没有达成任何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2003年10月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参加印尼巴厘岛“10＋3”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第5次会晤，并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此举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标志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阶段。目前三国正在加紧研究实现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条件，还提出开展信息通讯产业、财金、交通、旅游、科技、环保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从而明确了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方向与目标。2011年11月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就“10＋3”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提出五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并确定了促进东亚合作的26项措施。除利用官方资源的“一轨外交机制”外，利用学术资源的“二轨外交机制”促进东亚合作的工作也在积极进展中。截止2005年8月，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大使担任中方中期协调员的“东亚思想库网络”已经举行了三次年会。2005年10月30日，“东亚合作联合研究大会”在北京召开。(13)其中是否包括农产品等领域可另酌。但是，长期将农产品等排除在区贸协定之外与Gatt第24条下“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的要求不符。(14)所谓“平行原则”（parallelism），也称“相同原则”，是指在保障措施“调查中的进口产品的范围”与该措施“实施中的进口产品的范围”应该相同。在wto《保障措施协议》及Gatt第19条中，并没有出现“平行原则”这一措词，它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为了处理有关成员实施的歧视性保障措施而逐渐形成的一项标准。(15)欧共体、中国等诉美国“针对部分钢铁产品的最终保障措施案”（通称“钢铁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450段—452段。(16)例如，中国与中国香港所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对香港“服务提供者”要求其“从事实质性的商业经营”，在具体标准中有关于在香港执业时间、获得营业许可和执业人员当地化等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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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商业经济【论文摘要】：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需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日益密切，当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遭遇国际贸易自由化(1)时，两者是怎样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还是紧密联系的？文章做了简明的分析。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的推动力。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关系2007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净增加4134亿美元，全年累计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不断遭遇知识产权纠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伴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保护的过度加强，会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品和生物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应采用不同的知识产权策略。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链的开端，而知识产权的形成和界定贯穿于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农业社会中，对部分群体的知识产权侵犯构不成对社会发展的阻碍。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促进和推动作用，超过任何一个时代。此时，对知识产权加大保护力度，对社会效率的增加作用明显。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社会效率的增长逐渐缓慢，当社会效率达到最大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能够很好地权衡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垄断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当保护标准超过该点时，社会效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因此，高标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效率的上升。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各国应寻求适度保护标准，在静态损失与动态效益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产权中保护垄断的尺度控制在"保护创新"的边界中。2.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随着相关承诺的逐步实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所进行的竞争，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形式。只有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战略，才能有效地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和经济安全。⑴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专利战略对我国来说，研制出高新技术还不够，拥有有效的专利战略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专利战略，并把它作为知识产权战略的核心。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国内企业还没有申请过专利，因此，制定有效的专利战略，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刻不容缓。包括：1．基本专利战略，企业在准确地预测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将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作为专利申请的基本方向。2．专利与商标相结合战略，企业间签订协议，相互交换专利的使用权和商标的使用权。3．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的专利权运用战略，企业在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前，先在输入国申请专利，保护资本、技术和产品的独占权。⑵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自身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立法和配套法规，要借鉴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起以知识产权专门立法为核心，《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贸易环节的法律法规为补充，《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为支持的法律框架体系。进一步改善与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配套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增强配套法律的可操作性。⑶增强我国企业和全社会在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我国企业缺乏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较低。据调查，我国企业申请国际专利件数不足2.2%。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民营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申请国外专利的比例更小。我国50个最著名的品牌商标在调查的5个国家（地区）注册情况中，未注册的比率高达53.2%。我国企业必须加强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政府也应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尊重、维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⑷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我国技术创新的激励、决策、运行、调节、扩散等机制的建设不够完善。在政府层面，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设立技术创新基金；在企业层面，确立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把技术创新与市场相结合；在研究机构和高校层面，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中坚作用，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建立技术中心。⑸运用wto规则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我国要充分利用世贸规则解决贸易争端，比如在中美贸易中，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软肋"之一，现在，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正在步调一致地展开行动。美国也多次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理由，用wto规则向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发难。对此，中国应积极应对，运用wto规则解决有关知识产权的贸易争端。
自由贸易论文篇10
摘要运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美国众议院对美国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众议员投票时体现的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与众议员的政党属性、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行业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共和党众议员比民主党众议员更支持自由贸易协议，收取工会组织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来自农业州的众议员更有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协议。论文关键词：众议院；自由贸易协议：政治经济学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属于同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尤为重要，美国宪法规定，涉及征税的议案必须首先由众议院提出。贸易政策大都涉及到关税，所以大部分贸易议案都是由众议院提出。众议院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而是由435名态度各不相同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实际上是由这435名议员的态度决定的。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这435名议员对贸易的态度是南哪些因素决定的?本文的指导思想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是：“政治市场”决定厂政府的贸易政策。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构成了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美国最近几年更为频繁的进行区域性或者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本文选取美国第108届国会(2003~2011年)众议院对四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进行研究，以探求众议员投票背后的动机。第108届国会通过的4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1)美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2)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议；(3)美国—澳大利亚自南贸易协议；(4)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上述四个双边自南贸易协议在众议院都以2/3以上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是有差异的，更多的共和党赞成自由贸易协议，差距最为明显的足众议院对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表决的结果，民主党投赞成票的比例只有37％，而共和党投赞成票的比例为88％，可见两党议员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为什么众议员之间、甚至同一党派的众议员之间对自由贸易协议态度大相径庭?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议员投票决策背后的动机。议员的投票与所在的党派、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不同党派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有差别?本文利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一、研究方案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认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并没有追求周家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其他的目标，比如政府连任、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捐款等等。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政治市场的参与者——选民、政治家、政府、国会、利益集团等——根据自身利益产生对于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均衡的贸易政策。有大量文献研究政治市场上贸易政策的制定机制，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型有：mayer(1984)研究贸易政策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情况下的关税水平。magee，BrockandYoung(1989)研究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不同政党作为代言人情况下关税水平的决定。Hillman(1989)研究工业部门和消费者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时均衡关税的决定机制。GrossmanandHelpman(1994)研究政府同时考虑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和全体公众利益时贸易政策如何决定。Rodrik(1994)总结了这些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不同个人、集团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2)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影响；(3)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4)贸易政策制定的机制。具体到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其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国际贸易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国内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一部分人受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同利益的团体会结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游行示威等方式说服议员采取对本利益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议员也依赖于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议员要接受利益集团的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议员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以积累人气争取连任。所以，议员要权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贸易立场。本文的实证研究综合以上模型，研究不同行业、政党、不同要素所有者对众议员贸易立场的影响。从上面的作用机制也可以看出，研究议员的立场，首先要从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入手。要素禀赋理论和特定要素理论是研究贸易政策分配效应的主要理论，本文的实证模型建立在这两种理论之上。办案一：要素禀赋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StolperandSamuelson(1941)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改变的是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工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而资本所有者(资方)会受益于国际贸易。这里首先验证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在检验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众议员在四次表决中的投票，赞成票设为1，反对票设为0。解释变量为政党(虚拟变量，民主党设为0，共和党设为1)、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在收取资方捐款和工会捐款之外还会收取其他利益集团、个人的捐款，所以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和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之和并不等于1，所以，这样设置回归模型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之所以选择上述变量，原因如下：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资方组成的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都是很活跃的团体，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政治捐款。比如，2005至2006年，工会组织向共和党议员捐款269万美元，向民主党捐款761万美元。议员们为了筹集更多的竞选资金，也要争取尽可能的捐款。比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2001年至2006年共收取捐款5157万美元。所以在模型中设置“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两个变量。同时利益集团往往是有政党趋向的，而不是向两个政党捐赠同样数额，所以设置“政党”这个虚拟变量捕捉这部分信息。方案一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Ftai=α0+α1p+α2C；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方案二：特定要素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根据Jones(1971)的特定要素模型，出口行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进口竞争行业从国际贸易中受损。由于美国农产品竞争力强，而很多制造业产品需要大量进口，所以，预期农产品出口额越多的地区、失业率越低的地区、制造业人口比例越小的地区，该地区议员越支持自由贸易。为了验证这一点，把议员的投票结果设为被解释变量，议员所在州的农产品出口额、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和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同归。方案二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Ftai=β0+β1a+β2m+β3U；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表1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含义。本文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Logit和probit二元选择模型。二、结果方案一的结果：众议员投票态度对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回归结果如表2。每次投票结果都表明，众议员的党派属性与投票选择有显著的关系，共和党议员比民主党议员更加赞成自由贸易协定。政治捐款和投票结果也有显著关系，收取资方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而收取工会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这验证了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的分配效应的推测。probit和Logit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方案二的结果：投票结果与议员选区情况回归结果见表3。与上次回归相比，大多变量不显著。制造业从业者比重与议员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关系，在4次投票中，3次负相关，1次正相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制造业作为一个包含行业范围广泛的概念，其中有很多行业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飞机制造业等；也有很多制造业是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品、服装行业。把制造业整体作为一个变量所以得不到显著的结果。失业率的系数表明失业率越高的地区的议员越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这与期望完全相反。一般说来，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该地区行业越容易组织起来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贸易保护。之所以出现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现象，原因可能在于选用的数据为议员所在州的数据，而在同一个州内每个选区的失业率是不同的，议员是根据所存选区的利益而不是所在州的利益投票，因而出现上述现象。但是农业出口额这个变量却比较显著，在4次投票中，有3次投票结果表明众议员所在州的农业出口额与议员态度正相关(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除外)，这表明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有显著的影响，来自农业州的议员更加赞同自由贸易协议，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Baldwinandmagee(2000)研究了美国国会1993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1994年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1998年对快行道程序授权的投票。本文关于议员投票选择和政治捐款的研究结果和这些研究基本一致，表明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10年后，国内利益集团对国会决策的影响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投票有很强的党派性，在党派之争的背后是不同政党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依赖。关于议员代表的选区利益，由于数据限制，本章没有得到更为详尽的结果，但是仍然证明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同贸易政策的态度与影响。三、结论与讨论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众议员在对贸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表现出来的立场，符合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预测，即议员并不是以整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结论有：(一)收取劳工组织的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收取资方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自由贸易。这表明要素禀赋理论对收入分配的预测更符合美国的现实，即自由贸易使美国的稀缺要素——劳动收益下降，所以，劳工组织反对自由贸易政策，资本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二)众议员的政党属性也与其贸易政策立场密切相关，共和党议员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民主党议员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三)来自于农业州的众议院更加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这表明美国农业拥有比较优势，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出口更多的农产品。但是限于数据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1、关于党派属性。由于贸易问题的投票具有较强的党派性，所以如果排除掉党派属性(分别对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的投票决策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可能会更能反应出其他的问题，比如，国内经济形势、不同州的出口结构等等。2、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一般说来，总统大都倾向于自由贸易，原因可能是总统代表的是全国选民的利益，因而不太容易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影响。总统所存党的议员一般会比较支持总统的立场。如何在实证检验中加入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这也是研究的一个方向。3、选区利益与贸易政策。为了进一步探究议员的投票决策与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的关系，应当具体研究各选区的各行业进出口水平。利用这些数据来探索选区利益与议员的关系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