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篇1
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被贬之人皆是负罪之人。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性命也就可能无从保障，贬谪就是裸的人身迫害了。于是，唐宋文人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苦、杀身之祸。
一、一贬再贬
1.接连被贬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贬为荆州长史。顺宗下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当年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刺史，未到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元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被贬到岭南惠州。没过多久，再被贬到海南琼州。
2.一生多贬
王维在大乐丞一职上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四十岁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肃宗时期，他再度被贬。韩愈，因当时京畿大旱，上奏要求停征赋税被贬连州。调回京都，又因谏皇帝迎佛骨进京被贬潮州。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朗州，后又得罪权贵，贬连州。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太宗至道元年，以工部郎中贬至滁州。真宗即位，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再次被贬出京城。欧阳修的一生，从入仕做官到退休，总共在任42年。就是因为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三次遭受贬谪。因为反对新法，苏轼不容于朝廷，就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乌台诗案”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杭、颖、定三州。新党再度执政，他先被贬至惠州，再贬到琼州。范仲淹，36岁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46岁，被仁宗下诏远调知睦州。景二年，吕夷简诬陷范仲淹，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京官，将其放逐至饶州。“庆历新政”被反扑，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他急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
3.量移改贬
韩愈被贬连州阳山令，第三年改任江陵法曹参军。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刺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蒋防，因为李绅被逐而贬为汀州刺史，不久改连州刺史。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胡铨被贬官到许多地方，最后到海南岛，直至秦桧死后才内移衡州。
4.贬而改贬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
至道元年，王禹被贬至滁州，次年改之扬州。咸平二年，第二次被贬到黄州。咸平四年冬，改贬蕲州。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竟触怒上方，于崇宁元年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
二、贬而致死
1.贬而后死
岑参出塞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王叔文，又如杨炎，“（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被贬之地的，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被贬为柳州司户而卒。
曾屡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权相韩胄，杨万里罢官家居十五年，忧愤而死。
2.迫害致死
陈子昂，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挤打击，38岁后就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王昌龄先谪岭南再贬龙标尉后弃官隐居江夏，却于安史之乱后被刺史闾丘晓所杀。
以一曲《满江红》唱响文坛的武将岳飞，因为抗金有功，因为恢复有望，竟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在风波亭上。
3.死于贬所
刘贲直言极谏，宦官深疾之，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于被贬之地。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经裴度说情，召回柳宗元。然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
4.死于贬官途中
王翰被贬为道州司马，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
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先后被贬岭南惠州和海南琼州。在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徙，次年七月卒于常州。秦观一贬再贬，最后贬到雷州，至滕州而卒。
三、贬而弃官
张志和，因事贬为南浦尉，未到任，还本籍，亲丧不复仕。公元758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弃官而去，结束了仕途生涯。顾况曾因讥讽权贵被贬饶州，晚年隐于茅山。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江宁。元丰八年，新法全部被废，他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四、贬而升迁
王维先贬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等职。肃宗回京后，他一度被贬，最后又升至尚书右丞，卒于官。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刘长卿，先被观察使诬奏，下狱姑苏，后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韩愈被贬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被贬潮州刺史后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文宗时，贾岛因诽谤被贬长江主簿。开成五年，迁普州司仓参军。刘禹锡在外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郎中，晚年迁太子宾客。晚唐时期，宰相李德裕失势，被贬的杜牧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至中书舍人。
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欧阳修因为直言敢谏，屡遭诬陷和贬斥，但又因他在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被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又得以起用，后来官越做越高，名越来越大。张孝祥曾因事被秦桧下狱，后历任建康留守等官。北宋徽宗时，陈与义被谪监陈留酒税。靖康之难他避乱南奔，高宗绍兴元年抵达临安，任吏部侍郎，累官至参知政事。曾几力排和议，忤秦桧被罢。秦桧死后，复为秘书少监。
贬而升迁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或是得到朝中权势援引。
无论是一贬再贬，还是一生多贬，无论是量移改贬，还是贬而改贬，无论是贬而致死，还是迫害致死，无论是死于贬所，还是死于贬官途中，无论是贬后弃官，还是贬后升迁，都造成了多重的伤害，严重地伤害了被贬官员的身体与心理，也严重地损坏了王朝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王朝的崩溃。
贬官文化论文篇2
泰宁梅林戏作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原文化与闽越古文化结合的艺术标本，其传承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泰宁县政府不断地加大了资金投入，支持梅林戏“搭舞台、建平台、育人才、留人才”，而梅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也不断挖掘和创作出各种特色剧目，为梅林戏的保护与传承尽心尽力。
在我们看来，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研究也是一条良好的保护传承途径，其创新点在于通过对剧本的研究，使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得以呈现，文学艺术特色得以展示，并且使其在当今社会得到借鉴。因此，本论文以泰宁梅林戏的优秀剧本《贬官记》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现实意义等多方面内容，进而提出传承保护的相关策略。
《贬官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新编历史剧，曾于1992年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获优秀剧目奖，并受文化部邀请赴京出演。曾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七届“文华新剧目奖”等一系列荣誉，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2009年获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自1992年以来，《贬官记》在海内外已公演过500多场，现场观众超过30万人，获得了不少赞赏与认可。[1]（p15-16）而我们认为，《贬官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剧本本身较强的文学成就有重要的关系，而这点正是目前学界没有重视之处，因此本文有必要对此做一些研究。
主题内容
《贬官记》共八幕剧，分别讲了以下剧情：
第一场：子虚府四品知府边一笑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被新任巡按崔云龙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刚到任便遇到命案，为此没去迎接崔云龙。
第二场：新任巡按崔云龙路过乌有县，知府金大贤率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夹道迎接，唯独边一笑没到。于是崔云龙决定偃旗息鼓，暗访边一笑的官声。
第三场：为调查“花花”命案，边一笑乔装成算命先生到茶馆暗访，刚巧碰上假扮郎中来视察他官声的崔云龙，两人一唱一和，逼得茶店主茶博士说出案情真相。
第四场：边一笑惜才，将乔装打扮的崔云龙带回去，欲收为学生，好好栽培。正逢边一笑的夫人张岫玉气他一心办案而不顾身体疲惫，忙笑脸相劝。崔云龙见张岫玉颇有才情，对其夫妻二人的好感不断加深。
第五场：知府金大贤的外甥刘强见茶博士被抓，成替死鬼，夜里偷偷来会常三林之妻艾春兰。边一笑等人跟踪刘强，撞见二人幽会，不小心被发现并受伤。
第六场：边一笑因在查案过程中受伤，不得不让崔云龙代己审案。由于该案与金知府有牵连，为了试探边一笑是否真的是清官，他故意在公堂上提出要释放重犯，以保边一笑官职，气得边一笑将他押进大牢。
第七场：边一笑为教训崔云龙，要他吃难吃的回心饭。而张岫玉也来探望他，教他为官之道。至此崔云龙被边一笑夫妻的正义所折服，对之前的贬官之举深感愧疚。
第八场：边一笑不畏强权，冒着再次被贬的危险判刘强罪行，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等人前来找他，希望他能看在知府金大贤的面子上放过刘强。在被拒绝后，众人反而诬陷边一笑为采花贼，并威胁崔云龙做假证。崔云龙道出真实身份，命边一笑代为审清了命案，二人误会解除。
《贬官记》通过以上八幕剧，传递了善良、正义、廉洁奉公等正能量，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艺术特色
1.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
该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其典型代表是边一笑、崔云龙、张岫玉三人。
边一笑，乌有县县令，一个极具戏剧化的角色，性格鲜明立体。
在官场上，他是一位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怜才爱才之人。不接巡按去查案，初看有对巡按的不满，怪他贬官，意气用事，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其重民情轻官威、不畏强权，将老百姓的事真正地摆在了第一位，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为民请命。并且他足智多谋，扮作算命先生微服查案，并在调查清楚后捉拿店家，看似打草惊蛇，十分糊涂，实际上是深谋远虑，为引蛇出洞，该剧本的后续剧情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冷眼看待官场升升贬贬、沉沉浮浮，一笑便解了千般愁绪。再者，他是个惜才爱才之人。茶馆里的一唱一和，让他发现了崔云龙的才能，毫不知情的他不但将其带回府中好生招待，欲将其纳入门下，还将案情交给他代为审理，由此可见边一笑对于人才的器重。
在生活中，他是一位怜香惜玉、有情有义之人。他原任职四品知府，却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背上了“花蝴蝶”的污名，被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剧中亦描写到：边一笑见到艾春兰美貌，为之一怔。这似乎与官场上那个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不符，但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边一笑“好美色”也是人之常情。美貌对于他来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他欣赏，但不逾越一步，他好美色，但绝不贪色。对于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这件事，与其说他不顾礼义廉耻，说他好美色，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自由人”。娶青楼女子为妻看似荒唐，但实则有情有义。且不说张岫玉貌美如花，从剧本后面部分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不仅有貌，还特别有才情，并且温柔体贴、识大体，这样一位有才有貌的女子，无怪乎边一笑不顾世俗的反对，也要将其娶回来了。而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认定他好色，不识清官；同时，他又十分风趣幽默，脱下官袍的他，与妻子打闹玩笑，笑称贬官至七品其实是升了三品。
在一定程度上，崔云龙和边一笑的人物形象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一个不畏强权，不肯去迎候巡按；一个不屑于迎送之礼，能免则免。一个扮作算命先生查案情，为民伸冤；一个乔装江湖术士探官声，体恤百姓。一个足智多谋，探口风；一个深谋远虑，套真相。总的来说，他们都具有清官的品质，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崔云龙出于对百姓、对社稷、对自己所在的这个职位的负责，对边一笑进行了贬官，但仅仅只是因为边一笑娶了一位青楼女子，便抹去了其作为廉官的本质，将其贬职，由此可以看出崔云龙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太深，否则也不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决定。这一点在后来他不愿意称边一笑的青楼夫人为师娘，以及不愿意翻墙探案两件事中也有所体现。他具有大部分文人所有的特性――清高，也就是所谓的骄傲与尊严，但深究其本质，仍然是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太深，以至于事事受到限制，事事不敢逾越分毫。其实清高并没有错，但崔云成的错就错在过于清高，过于重视世俗的礼节，导致出现了刻板与迂腐的形象。他不像边一笑那般自由，如果将边一笑称作是“自由人”，那么他就是在空中放飞的“风筝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翱翔，但实际上飞的高低是受手中的那根线决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半自由人”。
张岫玉，青楼出生，后成为边一笑的妻子，在剧本中亦是一个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她虽然出自青楼，但才情出众，识大体；她虽手无缚鸡之力，却不畏强权，与边一笑相挽同行。她的存在使得故事情节多了一份传奇色彩。
2.语言独具地方特色且幽默诙谐
泰宁方言是《贬官记》在语言表现上的一大亮点，这也是梅林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语言上的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元素。泰宁方言隶属于赣语，是赣语的一个次方言。西晋到隋代时期，泰宁曾两次划归江西的江州和抚州管辖200多年，与江西交流密切。宋以后，大量江西人因经商、游历、求学等缘由前来定居，形成了以闽语为原始语言形态而赣语化了的泰宁话。
泰宁方言在语音上，有赣东南城、黎川一带的“透定母读[h-]，清从母读[t’]”等特点，词汇上的特殊性则表现在词汇的赣语化特征、形容词及动词的特殊结构变体。这种戏剧方言与地域曲牌、腔调的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语言生命力，也是《贬官记》在语言研究价值方面的一个贡献。
同时，该剧本语言幽默诙谐，“笑料”十足。通过研究剧本，我们可以发现，《贬官记》的语言包括台词与舞台提示。台词是人物语言，含唱词与念白。舞台提示包括布景设置、人物的上下场、道具、动作等。其中不乏很多幽默的对话、轻松的场景。比如剧本第一场在艾春兰击鼓鸣冤时，误将两个衙役当做县太爷的无厘头，谈到新县太爷爱好“声色犬马”时的诙谐，以及边一笑笑谈离任时有人哭送，被贬上任反倒有人笑迎时的轻松，无不使原本严肃的场面弥漫着愉快的气氛，剧中人物形象立刻变得立体起来。
但该剧语言诙谐而不媚俗，正如边一笑一角，虽然是丑角，但他的语言诙谐幽默中带有一丝儒雅，将一个刚正不阿、体恤百姓的廉官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贬官记》作为众多泰宁梅林戏优秀剧本之一，具有泰宁地方语言和民间小调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加之戏剧融合了当地的傩舞、跳神等，也使得整部剧给人一种轻松诙谐的感觉。
3.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而自然
戏剧结构又称“布局”，即情节的安排，其设置对于整个剧本来说十分重要。判断一位剧作家的剧本是否成功，结构设置的成功与否似乎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贬官记》作为新编历史剧，结构设置十分巧妙新颖，围绕着“贬官”这件事而层层展开。开篇便介绍了贬官的事由，引出边、崔二人的矛盾冲突，全篇围绕“升”、“贬”，即“为名”还是“为民”展开了深入探索，环环相扣，最终得出：为名者终将沉入水底，而为民者终将浮出水面的结论。
整个戏剧结构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牵强，顺利成章地凸显出人物、语言个性诙谐而亲切自然的整体风格，同时也支撑起了立体、真实的人物性格，使整个形象的塑造更具多维性。
在结构细节方面，没有多余和生硬的穿插、拼凑及过分缓急，能够充分把握矛盾与情绪的合理分寸是达到剧本结构精巧而自然的关键。从贬官到暗查巧会、探试清白、依法定案再到边、崔二人误会解除，这一条主心架构的安排也是《贬官记》全剧浪潮式剧情的必然呈现，浪潮式的铺展在层次上和节奏上做到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循循渐进地在剧情发展中推向高潮且升华了中心主旨。
4.故事情节营造奇特
《贬官记》从一开始便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背景，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因娶青楼女子而被贬官的“花蝴蝶”的故事，使观众产生好奇，也为整部戏的诙谐幽默打下了基调。同时“子虚府”、“乌有县”等新奇的称谓绝非偶然，而是编剧有意告诉观众这部戏是虚的，但故事情节却具有真实性，其中的人物角色不难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整部戏虚虚实实，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具有雾里看花一般的朦胧美，迅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同时，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该剧本中，编剧其实并没有特意着笔具体交代边一笑为何被贬，边一笑如何的“好美色”等等一系列的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是将所有的真相借用旁人之眼向我们展示，让我们通过旁人的言行，自己深入体会其中奥秘，引起观众的思考，使得观众与剧本产生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贬官记》的艺术特色是多样的，以上所提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语言幽默诙谐、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自然，以及故事情节营造奇特等方面，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保护传承措施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较好地体现了泰宁梅林戏在戏剧语言、戏剧角色、戏剧服饰、戏剧音乐以及戏剧精神等方面的个性和特质。从真正戏剧艺术的专业领域拆解《贬官记》的文化和现实意义，挖掘其深层的传统美德、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内涵，是保护与传承的良好途径，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从1979年，恢复建制，加强剧目建设，新编历史剧《贬官记》在省第18届戏剧会演中获奖，到1992年，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在泉州市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国南方“天下第一团”调演，《贬官记》获优秀剧目奖、演出奖、演员奖，《贬官记》就始终引领着梅林戏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贬官记》自身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和与时俱进的文化素养。
戏曲艺术的传承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贬官记》真正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因受到文化发展的地区性、专业性、体制性及不平衡性的相关影响而没有被广泛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就需要我们多种多样的方式扩大其受众对象。比如可以将其植入中小学教科书中，引导中小学生了解《贬官记》针砭时弊直击社会问题的戏剧题材。将其带入高校，让大学生学会鉴赏音乐曲牌二簧、西皮等戏剧音乐的艺术特色，熟识先行、旦行、花脸等戏剧人物的身份、地位、忠奸，品味民间朴素、粗犷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更为全面深入地认知《贬官记》的价值，发挥其传统价值判断、价值审美的塑造作用。同时，也可以让具有创作剧本能力和兴趣的大学生，与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合作，为《贬官记》提高其传播力度和接受范围，献谋献策。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剧目，是徽调经浙江、江西两路传入泰宁后，与当地方言和民歌小调、道教音乐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它具有徽剧声腔、调式上的原始形态，也融合了流传途径江西、浙江等地的民间特色，整体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组建专业新编团队对《贬官记》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域特征、创作元素以及价值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才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其以现代形式重新展现并被广泛接受的出路，而不是简单模仿和复制。《贬官记》在沿袭历史并进行新时代、新形式、新文化背景下的再度创作，应注重把握中间环节诚恳和有效的实施态度，既保证《贬官记》得到真实原味的呈现，又要尊重社会需求和接收方式的革新，辅助以影视、纪录片、广告等题材的《贬官记》，亦或是励志、青春、诙谐等版本的《贬官记》，旨在更科学合理地扩大《贬官记》的知名度，发挥其潜在的文学艺术价值。
传统剧目《贬官记》如何与经济接轨，应是一个产业性与文化独创性相对独立而又统一的问题。产业性强调《贬官记》所涵养的经济价值，而文化独创性强调其艺术特质的保留和宣扬，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走出《贬官记》保护与传承的困境。相对于传统的舞台表演、区域特色旅游，《贬官记》的产业链条还是比较保守和简短的，而文化艺术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艺术的不可复制性和独创性。《贬官记》有自身特色的剧情、方言、曲牌等，都是其经济价值开发的出发点，例如，将其剧情进行加工后在影视上得以展现，可以获得票房收益；剧中曲牌加入流行元素，获得新启发和新卖点等等，这一切都有可能增加《贬官记》在经济上的收益。
结语
作为曾获得多项殊荣的优秀剧本，《贬官记》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而极具泰宁地方特色的语言特点、精巧而自然的戏曲结构设置，以及奇特的故事情节，向我们展示了泰宁梅林戏多样的艺术特色，突出了邪不胜正、廉政等主题思想，是一部极具艺术魅力、研究价值以及现实意义的经典巨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体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如此优秀的剧本――《贬官记》都面临着许多的困境，更何况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泰宁梅林戏剧本呢？因此，我们要注重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传承保护，创造一条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保护传承的综合性道路，避免让它们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而本文对《贬官记》的探讨，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重视。笔者学识和能力有限，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雷克，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在读学生；
指导老师：林阳华，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贬官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苏轼，经济状况，收入，支出，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07-06
学术界关于苏轼的研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数都倾向于苏轼的诗、词、文、书、画艺术创作及思想，而对苏轼经济状况的探寻，却触及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相对于苏轼丰富的文学创作史料相比，反映他的经济状况的史料不多；二是，囿于“君子固穷”“君子耻谈义与利”等传统观念，研究文人，尤其是苏轼这样的文人，如从经济人手，似乎有损于他的人格尊严。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苏轼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贬谪前后经济状况的明显不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状况，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而，本文以期从经济视角对苏轼，进而对北宋文官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笔者之所以选取个案，主要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既与官方所提供的待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支出有关，有着群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个体差异。如果想从整体上把握北宋文官的经济状况，就须先从个案研究人手，抓取上层、中层、下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进行比对，最终方能从整体上把握。因而，笔者本文先从中上层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开始探寻。
苏轼从1061年即他25岁时走入仕途，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被贬黄州，1086年还朝，1093年被贬惠州，后贬儋州，1100年遇赦归来于次年去世。一生经历宦海风波，仕途大起大落。为官鼎盛时为高太后的座上客，仕途失意时渡过琼州海峡到达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随着仕途的大起大落，笔者将从苏轼的收入、消费等方面探寻其经济状况。
一、苏轼为官与贬谪时期的收入状况
(一)苏轼为官时期的收入状况
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朋友的馈赠、使用公使钱收入等。
第一，苏轼的主要收入——俸禄
宋代文官的俸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类。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和粟禄；加俸中最重要的是职钱，是“宋初主要加给带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元丰改制后普遍加给在京职事官……随月支给，是正俸以外的～项固定收入”，加俸中还包括一些钱物补贴，即给予随从的衣粮供应，是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以上的官员享有的待遇。较低级的官员可以得到随从的餐费补贴等。钱物补贴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马匹饲料供应等；职田是中国古代官员按品级分给田地以充禄米的一种方法。职田多是外任时期官员的收入方式。因此，“京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钱两项构成，地方官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田收入两项构成”。
北宋官员的俸禄发放中，一直存在“除百钱”和实物折色等问题，实际俸禄所得往往低于理论数字。如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从中可以看出，在景德年间俸禄发放中，俸钱占60％，实物发放占40％。这种情况，在北宋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因而，文官实际俸禄是低于理论收入的。
第二，苏轼的其他收入——接受赏赐、馈赠和使用公使钱等
北宋朝廷赏赐官员的现象非常普遍，苏轼接受朝廷和皇家赏赐的机会也比较多。如治平三年六月(1066年)，苏洵去世，赏赐家人“缣、银各二百”，即赐缣帛二百匹，白银二百两。一两银子大约就是1千(贯)钱，二百两银子大约就是二百千(贯)钱。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赏赐。在苏轼为官鼎盛的元祜年间，更是时常得到一些赏赐，如元柘三年(1088年)十一月一日锁院，上赐宫烛法酒；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上赐对衣金带马表；出郊未发，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慰劳甚厚；元祐七年，苏轼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上赐对衣金带马。马是宋代官员出行的主要乘载工具，此时苏轼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而且他还将朝廷赏赐的玉鼻梓赏赐了门生李廌。
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主要由地方自筹，不足部分中央拨款。公使钱主要用于外来官员的迎来送往、本地官员的置酒张乐和办公用品的采购，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等。公使钱定额因州郡大小而不同，同时也受官与职分、职与事分的官僚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宋代虽然规定了公用钱管理制度，如官员不能用公用钱回易、不能擅用公使钱等，但是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将公用钱假公济私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苏轼也不例外。因而，公使钱收入对于苏轼经济状况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贬官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宋朝贬谪文学分析
贬谪文学又叫迁谪文学，宋朝贬谪文学的产生主要是不少身为官吏的文士及诗人在官场上遭受贬谪或是被流放，他们难平心中的抑郁之气就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对时局的看法，他们主要是根据被贬之后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感来进行创作的，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示个人的遗憾、包括遭遇排挤后的复杂心境。本文以“贬谪文学”为主线索，通过唐宋贬谪文学的对比，分析该类文学的艺术价值。
一、关于贬谪文学
贬谪是指我国古代官吏被降职或被发配到偏远地带，是古代人常见的一种人生经历。对于古代的士人来说，在其进入仕途之后，往往会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而遭到贬、谪、迁、黜，给其生活以及心理带来沉重的打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使得这些士人常常会用“笔”来描写所经历之地的山川河流的景色，并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之情抒发出来，形成一部又一部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学。对于贬谪文学来说，其具有极强的地缘意识与民间情节。在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唐宋文学的兴盛发展以及宋朝“重文”国策的推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具有贬谪经历的文学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极强贬谪特色的文学作品，例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贬谪文学与地理景观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于地理景观来说，单一的景观事物，在文人的笔下就会演变成为物象，若干个物象就会形成物境，而通过文人的主观升华与感情融入，物境就会逐渐演变成为意象，并最终成为意境，形成一定的文学内容与文学风格。通读贬谪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贬谪文学都集中地展现了对作者家乡的怀念之情，表现极为强烈的建设国家、报效国家的热情。对自己故乡的思念是贬谪文学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正因如此，在遭遇贬谪之后，会通过与所在地区的景物进行联系来表达一种为国捐躯之情。此外，正是因为遭受贬谪的人士常常会游历不同的地区，所以各个地区均有典型的贬谪文学作品诞生，在众多文人的努力下，形成了十分重要的贬谪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由此可见，地理景观对贬谪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由外及内的感发兴托与由内到外的情感投射。
对于贬谪与贬谪文学来说，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的开端，在战国时期，创始者是屈原，而其的鼎盛时期则是在唐朝与南北宋时期。在南北宋时，受唐朝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时期的贬谪文学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加之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具有贬谪经历的文学家所创造的典型的贬谪文学作品，使得宋朝的贬谪文学成为了我国贬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同时也昭示了贬谪认识的心里流程。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在深入研究贬谪文学的基础上，加强对宋朝贬谪文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掌握贬谪文学起源、发展与兴盛，才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继而推动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二、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的区别
由于环境等情况的变化，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与唐朝的贬谪诗人相比较，宋朝遭受贬谪的诗文家面对流放能以旷达的心态去面对，其主要与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诗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有关。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唐朝与宋朝迁谪的地方大都在南方，但是面对南方的开发，宋代人要比唐代人更加重视，所以，同样是遭贬，同样是“投荒万死”，但是唐代人的贬谪生活就要比宋代人的贬谪生活更加困顿。
面对贬谪、面对流放，宋代人能以平和的心态、高旷的情怀来面对，来进行叙写自己的贬谪生活，这除了宋代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唐代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宋代时期遭贬文人的思想与唐代时期的遭贬文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差别。随着当时儒、释、道教进一步融合，人们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遭贬文士们承受忧患的意识也有了显著提高，在这一情形下，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这一点从宋代的著名文学家王禹、苏轼、欧阳修、黄庭坚四位文人遭贬后所创作的贬谪文学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王禹的《黄冈新建小竹楼记》、苏轼的《与参寥子》、欧阳修的《戏答元珍》、黄庭坚的《书赠韩琼秀才》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宋朝诗人在遭贬谪、流放之后还可以以如此旷达的胸襟来面对，并创作出如此旷达的诗歌，这与诗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联系。由于宋代人普遍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比较欣赏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所以，在同样遭贬的情况下，宋人与唐人所创作的文学之不同，与此同时，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还有一方面，宋代人进行文学创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忧思，将文学看成是释放郁闷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方面是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换言之，宋代人已经将诗中的愤懑之情淡化，而更加强调了其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苦楚焦虑的思维忧患者，而是明心见性的精神解脱者。在诗歌的表情达意方面他们“化劳心的苦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也从而唱出了与唐代人不同的贬谪诗歌。
贬官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戏曲儒学清官
从中国古典戏曲产生至今，描写不畏强权、清正廉洁、为民办事、保国安宁的清官好官的戏曲作品不计其数。本文将以闽剧《贬官记》为例系统阐述戏曲作品中清官的形象塑造。《贬官记》主要讲的是非主流清官和主流廉吏从碰撞误会到心心相惜，最终联手伸张正义的故事。
这部诙谐幽默的戏曲作品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清官，他们虽同样心怀正义，但一个板正严肃，可敬可畏，一个爱美“好色”，滑稽幽默。正因为这两个人表面上的“不和谐”，才有了这个诙谐有趣的故事。其实，《贬官记》中两位清官的塑造，代表了戏曲舞台上众多清官戏中两类不同清官的类型划分。一种是如崔云龙般嫉恶如仇的正统清官，包青天正属此类；另一种则是如边一笑般幽默滑稽、略有缺点的非主流清官，例如《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这两类人物几乎代表了清官戏对于清官的形象刻画。这种清官塑造的差异性与儒家思想对戏曲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清官的刚健中正
孔子提出士当“志于道”，如何“志于道”？孔子的学生曾参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儒家的“弘毅”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代刘勰所发挥的“风骨之力”也与“弘毅”思想同根同源。“风骨”既要求主体“强其骨”，又强调主体须“强其志”，“志实骨髓”。弘毅，要求人具有刚正不屈，遇逆境而志不渝的美好品德。
崔云龙是新科进士，从小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染，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他一心要做个清廉正直的好官，为百姓出力，为皇上分忧。他在得知边一笑是个“花蝴蝶”、糊涂官以后，毫不犹豫将边一笑贬为知县；在到达乌有县，未见边一笑出来迎接时，最先想到的不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反而是这个“糊涂官”会不会因为对自己心怀怨恨而苦了百姓。在与边一笑、张岫玉的相处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失误，与老师倾心交谈之后更是对边一笑敬佩有加，不为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做辩解。当金知府知法犯法，陷害边一笑时，他更是能公正评判，使边一笑免摘乌纱帽，使金知府最终难逃法网。
在崔云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生精神，这也是做清官、做好官所必须具备的美好品质。
二、清官的才德为美
儒家对于一个人的才德极为重视。孔子既要求“尽美”，又要求“尽善”，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也就是说，决定美丑的不仅仅是外貌形态，更重要的是内心品质。
边一笑“会玩会乐，会唱曲会吹箫，一见美女就眼发直”，乍一听来，他是个十足的品行不端的好色之徒，这必然是“不美”的。然而，他为官清廉，在强权势力违法乱纪的情况下能够勇敢做出公正的评判，这又是“尽善”的；同时，他相貌不美，在官场，若是容貌丑陋，即便才华横溢也只能痛失机会。这外在形态上的“丑”和内心品质与才德上的“美”形成的尖锐对立，就成了边一笑内心悲喜剧的根由。其妻张岫玉沦落风尘，这是一种“丑”，但品性高洁，才气过人又成为一种“美”。这种丑美对比也是儒家才思想的一种体现。
不难看出，边一笑是个豁达聪明的人，也是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汉，他决不会轻易把内在真实的痛苦和压抑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自身多舛的命运暗暗发出深深的叹息。然而，他并不屈服于这种命运的安排，他希望在有限的施政空间里为民请命，建一番功业，以政绩斐然的光彩来改变世人对自己“好色之徒不为民”的看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三、清官的克己修身
儒家历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把克已修身看成是实行德治的首要前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在如何实践“仁”的问题上，首先提到了“克己”，即用礼法来约束自己，防止欲念发生，真正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儒家的“克己修身”对封建时期读书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对成就自身淡定超脱、坚持正义的美好品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崔云龙是年少气盛的儒士，他不仅用克己修身来要求自己，同时对他人的“不修身”深恶痛绝。所以，当得知边一笑娶了一名青楼女子时，他立刻判断这位“花蝴蝶”知府“定是好色徒品行不正，又怎会勤王政廉洁忠诚？”于是当即将边一笑贬为乌有县令。他将克己修身放在重要位置，对青楼女子有传统士大夫惯有的偏见。当他初见张岫玉时，张岫玉夸他一表人才，玉树临风，他却立即将这种第一次见面就夸赞男人的行为当作张岫玉这个青楼女子的轻浮之举；当他阴差阳错被不知情的边一笑收做学生，边一笑让他喊张岫玉师娘时，崔云龙自认高洁之士，不愿认青楼女子做师娘；当看到边一笑和夫人的调笑亲热之举，他会皱眉不满，咳嗽以示提醒。这些种种都显示出崔云龙这个儒家正派大弟子十分重视对自己的约束。直到自己试探边一笑，故意法外徇情，被边一笑收监入狱，发现张岫玉并非自己印象中寻常青楼女子的样子之后，他才真正放下对张岫玉的偏见，真心佩服起这个思想、气度都非比寻常的“师娘”来。
“克己修身”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很宝贵的思维经验和思想财富。儒家常说：“吾日三省吾身”，即每天进行深刻的反省，看自己的思想、言语、行动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是否符合“仁”的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严于律己。这是崔云龙这类儒家学士对自身行为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现代人所应该具备的美好品德。
四、清官的乐天知命
中华民族一向是乐观自信的伟大民族。无论个人或群体遭受多大的苦难、困厄，也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在儒家思想中亦不乏乐天知命的观点呈现出来。而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子们也少不了受到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就表现为对坎坷挫折的克服、排斥，以及对坎坷挫折中希望之光的张扬、夸张。
边一笑心系百姓，自认无愧于天地，却因为解救一位沦落风尘的才女出火坑，娶青楼女子为妻而被莫名贬官，他自然是不服气也不顺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崔云龙这个巡按来到乌有县境内时不去迎接。更不会唱出“谢夫人，斟美酒，此酒解愁也解忧。今后贬字休上口，莫使白了贤妻的头。”这样的唱词。但与此同时，边一笑在面对棘手的案件时，更多的想法则是乐观向上的。他不因贬官而消极怠工，而是做小官，办大事，更时时进行自我安慰。我们且看下面一段《贬官记》中的对话：
边一笑我的好夫人呀，下官不饿也清醒。夫人请坐，我来问你，下官未贬之时是几品？
张岫玉四品。
边一笑现在呢？
张岫玉小小七品。
边一笑你来算算，五品，六品，七品，这不多了三品吗？
这样诙谐幽默的对话使大家看到边一笑这个“花蝴蝶”清官对“贬官”这一不公正待遇的调笑式对待，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乐观精神。
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身处逆境时极其励志的儒家经典语句能够使我们在面对坎坷时保持乐观昂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贬官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文人遭际剧是元代历史剧作中的一类，这类作品既体现了元代历史剧创作方面的一些特点，也有对元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揭示，同时也蕴含着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本文以《冻苏秦衣锦还乡》、《朱太守渔樵记》、<醉思乡王粲登楼》、《李太白贬夜郎》、《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为例，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考察这五部作品从史到剧的改动，失史求似是他们创作的最赢观的特点。这五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得志的文人，其剧中主要情节分别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剧作对史实的改动在五剧中各有不同。《冻苏秦》改《史记》中苏秦先为六国相而有意激张仪事，为张仪先为秦相而故意冷遇苏秦使其奋发。《渔樵记》改《汉书》中买臣妻羞于贫居而改嫁。后见买臣富贵愧而自杀，为买臣岳父故意使女儿自讨休书以激励买臣上进，后夫妻翁婿团圆。王粲事略相近《贬夜郎》则把《唐书》中李白曾入长安为玄宗赏识，出入官庭，为翰林学士及后来从军而被流夜郎事捏合在一起并吸收了民间的传说。把李白遭贬归于窥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私事并遭高力士谗毁而致，李白流夜郎后醉酒捉月坠水而死。《贬黄州》也是改《宋史》中苏轼于湖州任因诗讽王安石新法，遭李定等人构谄获罪后贬黄州为苏轼与王安石不合，由内翰直贬黄州。这些改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元代历史剧似乎与历史史实相去甚远，及至大相径庭，甚或至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要求所致，剧作家在取历史题材成戏剧作品时，考虑其表演性、趣味性等特点，势必对史实有所增删编改;加之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例对题材选择多有限制，也不可能按历史原貌全面地展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另一方颟，以作家对历史史实的取舍改编标准及这些历史剧作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来看，他们大多是为了契合自己的创作目的和意愿，有意识地去改变史实以借古论今，而这也是元代历史剧创作特点最突出的方面，即强烈的主观性和现实性。
元代剧作家喜爱取诸史书创作历史剧，这跟中国一直有重史的传统有关，也跟元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关。丰富的历史著作，极富文学色彩的叙事方法，为后人从史书中汲取营养进行创作打下基础。更主要的是元代的异族统治所形成的严酷政治、思想钳制。<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汉人正统地位的失却在正直文人心中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及抑郁不平之气，心有不平而必鸣，演绎历史便成为安全的便捷之途，这也与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相吻合。正是因为如此，元人对历史剧的态度并不执拘于严肃地再现古代史实，而更多地是把历史剧当成现实剧来创作，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剧作中对历史的改动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除了上面所述的改动外，元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历史上的名物制度、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及历史人物的生活和相互关系等都有明显“失史”的地方。如《王粲登楼》中王粲与蔡邕的关系，历史上对蔡邕器重王粲之才有生动的记载，但二人并无婿翁关系，剧中蔡邕成了当朝宰相并成为王粲的岳父;《贬黄州》中王安石也由历史上的一个进步的政治家变成一个心胸狭隘、恶意构谄忠直之士的小人;剧中文人不管是先秦两汉还是魏晋隋唐都以“赴选场”、“金榜题名”做为自己获得富贵荣华的途径。正如明人凌廷堪《论曲绝句》32首中所说：“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为白相翁。若使弪弪征史传，元人格律逐飞篷。”这些明显的“失史”应该与杂剧产生于社会底层、观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有关，其所呈现的还只是史剧创作主观性特点的表层意向。所谓：“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求似”即元历史剧的现实性或时代特色才是元历史剧创作主观性的真正追求。它既包括剧作中所展示的元代生活的特点，也包括剧作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特征。
这五部剧作，除《贬夜郎》外都描写了文人饥寒交迫、投谒朱门、遭人欺辱的景象：王粲是贫谒蔡邕，困居旅店被店逐催交店钱，见蔡后遭受其羞辱。买臣天天负薪，妻不堪其贫，羞骂不止，硬勒休书，并于大风雪夭赶其出门。苏轼遭贬黄州，冬日无衣无食，妻恻儿啼，求济于杨太守却被人赶打出衙。特别是《冻苏秦》一剧对儒士贫寒生活及遭遇描写得更为细致。苏秦沦落秦国弘农店肆，冬et里是“通厅坑冷，兀的不着我翻来覆去直到明，且体说冰断我肚肠，争些儿冻出我眼睛”，到处是“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回家后，因不得官父责兄骂，嫂不为炊，妻不下机，拜见结义兄弟张仪，却被已为秦相的张仪置冰雪堂中酒饭中掺冰相待。这种情状正是元代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元代的社会政治特点，使得文人在元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元初科举制的废除堵塞了文人的仕进之路，加上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元代文人被整个地掩困于社会的最低层，与乞丐为伍，甚至不如娼妓，“九儒十丐”之说多少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他们处处遭人欺辱，但也只能忍辱生活。《贬黄州》中苏轼平时是“气志昂昂，不肯屈于人”，来到黄州后却只能“怕不待闲争气，赤紧的难存济，我则索折腰为米。”《冻苏秦》中“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道俺秀才每穷饿醋，几时能够发迹”的诉说是整个元代对知识分子的最切近的看法。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又弃不掉文人傲世的传统，这些剧中文人都具有了愤激沉痛而兀狂放的时代特点。《贬夜郎》中李白的醉酒，《贬黄州》中苏轼的看破尘世而弃绝圣命，选择归隐，苏秦、买臣、王粲的指斥恶俗小人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情，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流露于其问。”。也如郑振铎所言：“那些戏剧的题材，尽管说的是秦皇、汉武，写的是杨妃、昭君，唱的是关大王、黑旋风，歌颂的是包龙图、王倚然，……然而在这一切人物与情节的里面，却刻骨镂肤地印上了元这一代的社会情态——任怎样也抹拭不去，挖改不掉。”(《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之间的三角恋爱剧》)因此，元人历史剧创作与现实紧密整个融合的特点是极为突出的，成了元历史剧的独特“家法”。
从这些文人遭际剧的情节安排上我们又可以看出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冻苏秦》、《渔樵记》、《王粲登楼》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剧目来看，它们的剧情安排如出一辙，全都是先穷后富、否极泰来的文人发迹模式。这种情节的雷同固然与戏剧的民间文学特点有关，受了民间“吃得苦中苦，终为人上人”的大团圆民众接受心理影响而造成，同时也反映了剧作者特殊的文化心态。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给一般文人创造了大量以诗赋书策进身的机会，宋代的社会制度又将文人的社会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是宋以来文人的心理共识，但元朝的建立，文人遭遇了国破家亡，看到汉族正统地位的消失，受制于蛮夷之族的统治并且只能屈居社会的最底层而无望改变命运，这一切对元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元代统治阶层贬斥文士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元宪宗曾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元史》卷一二五记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这种方针影响整个社会对文士的态度，近人陈衍《元诗纪事》卷九载：“未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元朝科举制的长期废止，吏治的黑暗、混乱，严酷的民族歧视使得文人对自己的出路产生极大的困惑和不甘。《冻苏秦》中“俺把那指尖掐定，整整二十年的窗下学穷经，苦了我也青灯黄卷，误了我也白马红缨。…你道我满胸中文学精，又道我有才华施逞，可不道黄河有et也澄清，偏则是我五星直恁般时乘运褰不通亨，觑功名如画饼。”《渔樵记》中“十载攻书，半生埋投，学干禄，误杀我也者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空学成这般赡天才，也不索着我无一搭的安身处”一方面是念念不忘读书可以求取功名的梦想，一方面是不可逃避的现实的残酷无情。即便是元后期恢复了科举制度。
汉文人的状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大改观，要想“做大鹏鸟高挂九万里”登高位，掌大权是绝无可能的。杨维桢在《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铭》中记载陶宗仪的父亲临终时说：“吾怀抱利器不后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与今之揽权者比!年已暮，死将至矣，尚何言哉!”当是有元一代人共同的沉痛的悲叹。出于这种心理的补偿，元杂剧作家在创作中不可回避地对文人不幸的又无力抗争的悲惨状况进行细致、深刻的展示;又通过剧中人物借前人遭遇：伊尹耕莘、傅说板筑、吕望垂钓等自励，不轻易放弃进取之心，而为这些“满腹才学”的文人安排下最终走出困顿的翁婿夫妇亲友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史书中苏秦、朱买臣、王粲都是先困顿后通达，但剧作者在剧作中将通达之途大加更改：文人们走出困境的方式无一不是“上万字长策”，得圣君赏识，由布衣一跃为据要路津之宰辅、兵马大元帅等。这种瞬间人间天上的变化其实是出于困境文人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即所谓“郁借以舒，愠为之解”文学情感疏导作用的一种体现，所以，梦幻的性质非常突出。
同时，剧作者对元代世态人情给予了深刻揭示。文人们未发迹时所遇的种种困顿，除世无仕进之途外，更多是来自于家人、朋友的背弃。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特殊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对钱、权的崇拜，这在公案剧和世情剧中反映得极为深刻，传统的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伦理纲常在这个畸形社会性中几乎丧失怠尽(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认可儒家教化)。《渔樵记》中“总绕你似司马相如赋子虚，怎比得了石崇家夸金谷”。《王粲登楼》中说“如今他可不信文章只论财”。在《冻苏秦》剧中，苏秦求不得功名回家后家人的冷漠无情待遇都是时风的展现。这种冷到骨髓的对伦理道德沦失的体认，是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特别是宋以后文人难以接受的，出于恢复儒家道统的动机也同时让普通老百姓受到伦理的教化，元剧作家持悲悯涵容之心，通过剧中人物先尽情遣责这种不良世风，一吐胸中积郁，之后点明先前的种种都是误会，是出于“耻之而使其奋发”的良好愿望，所以误会消除，皆大欢喜。这种结构安排演出时会形成良好戏剧效果。但更多的是出于剧作家欲存儒家教化的苦心而不顾现实状况，硬生生来调和本来无法调和的矛盾，以求得圆满结局而形成的特殊模式。他们以弱化现实矛盾的方法冲淡自己心中强烈的失落无归之感，也满足了世俗之人掩盖自己恶劣本性体验光明团圆结局的心理需求。
贬官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刘禹锡性格特点作品风格
在绚丽多彩的唐诗艺术长廊中，刘禹锡处于比较引人注目的地位。他异于流俗，在当时声势浩大的韩孟、元白这两大诗派之外，自立一格，赢得了“诗豪”的美誉。而在另一个领域里，他还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这方面的成就同样名垂千古。
1.刘禹锡的性格特点
1.1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字梦德，其祖籍在河南洛阳，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他对外自称是靖王刘胜的后代，自小在江南生活。对于刘禹锡的仕途，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刘禹锡考中进士，而在同一年，登博学宏词科，之后的两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在贞元十六年的时候，他在杜佑徐泗濠节度使和淮南节度使幕中任掌书记，此后相继任京兆渭南主簿、监察御史和监祭使。五年后，刘禹锡参与了“永贞革新”，在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仍避免不了被召回及再次被罢免的命运，会昌二年的时候，刘禹锡在洛阳病逝。
1.2刘禹锡的性格特点
刘禹锡生活在中唐时期，在繁盛的中唐诗坛中具有颇高的影响力。他与各大文豪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但是从来不与任何一个派别有依附关系，自己别具一格，在文坛上多有创新。刘禹锡在性格中的一大特点是“猛”。当时的改革，以刘禹锡和柳宗元为代表的青年官员极力支持改革，在改革中风光了一年，但后期却因此而蒙受贬谪。根据历史记载，刘禹锡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年轻气盛，暗中被人嫉妒，树敌很多。王叔文经常把刘禹锡请入宫中商议国事，对于他跟柳宗元提出的意见很是赞同。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们改革的念头。当时的“猛”，为后期的连续被贬官埋下了伏笔。在做官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特色的贬官生涯。对于官员的生命来说，贬官是一次人生的挫折，也是人生中经历的大不幸。这些经历造就了刘禹锡旷达的情怀。在失意的时候，没有整天郁郁寡欢，灰心丧气，也没有因此退隐江湖，傲视林泉，也没有夜夜笙歌，嘲风弄月，更没有叫屈喊冤，发泄愤恨，他选择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的起起伏伏，对待生活认真执著。他悲而不哀，有怨但是不悔恨，不颓废，不因此而沉沦。在被贬谪之后的作品里，仍可见明丽的景象。
2.刘禹锡的作品特点分析
2.1乐观、旷达思想的表现
刘禹锡在被贬官的日子里，没有悲观失望，而是抱着一种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起起伏伏。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作起来，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表达了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的豪迈壮烈。他甚至还有闲心写《游玄都观》和《再游玄都观》讽刺那些得宠的新贵：“玄都观里桃千数，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这种豪迈乐观的性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2“境象”论
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道：“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在他看来，文人墨客要想通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歌是所有文章的精华部分，其语言比较简练，包含了丰富的境象，意味深远。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的重要命题，明确指出了境与象的关系，这个观点是值得称赞的。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将诗歌创作中的意、象统一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在刘禹锡的作品里，通过丰富的联想，超出事物本身的特质，体会其超出本身的意境。他的作品比较注重意义的提炼和总结，给人一种相对理性的感觉。要充分地欣赏其作品，就要理解其真正的内涵，结合自身的心境，慢慢品鉴，才能找出对人生的思考。刘禹锡著名的组诗《金陵五题》就是凭着自身比较丰富的想象，充分发挥了创作才能而写出来的。这组诗中的五首诗全是意中虚景，那“潮打空城寂寞回”的秦淮河水，“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堂前双燕，以及“一方明月可中庭”的生公讲堂诸种意象，都比实际物象包含更多的诗人的主观情思和人生理想。
2.3自然隽永的诗风
刘禹锡把他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刘禹锡推崇的是平淡自然的写作风格，他喜欢从朴素中找出宁静和祥和，符合高雅悠远的韵味，有一种淡泊名利的胸怀。这种清淡的风格，给人一种朴素的美感。刘禹锡的诗风对于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通观他的诗歌作品，可以发现其主要特点就是精炼含蓄，委婉自然。《酬马大夫以愚献通茇葜酒感通拔二字因而寄别之作》中说：“成谣独酌后，深意片言中。”这些都是他自然隽永的作品风格的体现。
综上所述，刘禹锡一生命途多舛，经历了永贞革新和牛李党争等重大事件，以及被贬官的。从其五十六岁回到洛阳开始计算，以洛阳为他活动的中心，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六年。他敢想敢做，支持改革，乐观旷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待生活认真大度。这些性格特点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诗豪”。
参考文献：
[1]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200-201.
贬官文化论文篇8
公元1100年，遇赦的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他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他甚至发自肺腑地将海南儋州称作自己的故乡。
而这一年，距离坡被贬海南已有三年。
花甲之年被贬海南
海南，这座崛起的热带岛屿，每年迎接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来此度假、旅游，秀美的自然风光慰藉来者，湛蓝的海水淘洗疲惫的心灵。在世人眼中，这俨然是一处度假天堂。
而穿越千年到公元1097年的大宋，海南还是一块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光是天涯海角的流离就足以让人感到惶恐。被贬海南，是生还是死，不得而知。
这时的坡谪居惠州，晚年生活没有像以前常住黄州时，“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风采与放浪；也没有了游历黄州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与激昂……在惠州，更多的是“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嗟叹与迷惘。但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乐观与豁达。苦中作乐的坡以为可以在惠州安居晚年，但当朝的政敌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
有一回，坡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白发老头在春风吹拂的午后躺在藤椅上酣睡，一边听着房后寺院和尚的敲钟声。
此诗一出，朝野振动，坡的政敌宰相章知道后，觉得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坡被贬海南儋州。
据林语堂《坡传》，坡从惠州到海南须要沿着西江而上，坐船走水路走数百里到梧州（宋朝广南西路，今广西梧州），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登岛。
“到梧州时，坡通过当地百姓的口头描述，闻知被贬雷州半岛的弟弟苏辙经过这里，便写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派人追上。兄弟俩在藤州见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岛。”据琼州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李景新介绍，当时，雷州太守热情接待坡兄弟俩，两人停留了几天，这是他们兄弟俩生前最后一起度过的日子，之后再也没能相见。
在渡海前，坡痔疮发作，痛苦不堪，苏辙一直陪伴在身边，劝他戒酒，保重身体。李景新说，登船前，坡遵照习俗，到伏波将军庙祭拜，以求渡海平安。
渡海即是生离死别，坡在惠州时就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离别之际，对于海南，坡是心灰意冷的，甚至做好了死的时浮K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坡遥望着茫茫无边际的大海，想到此去将与家人生死两隔、自己将要客死在这座被海水囚困的荒芜凄凉的孤岛，不禁老泪纵横，连连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叹感慨，惹得泪已枯干的家人又抱头痛哭，泪如雨下，其哀声大若涛声，其悲情令人扼腕感叹。
这一年六月十一日，坡和苏过及几个士兵上了船，虽然航程很短，天气也晴朗，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边，大海苍茫一片，这对于现在进岛的游客来说，也许会兴奋地拍下海上的美景，但是，此刻的坡却是“眩怀丧魄”，没有一点喜悦之情。
有人说，“东坡不幸海南幸”。千年前，正是这块世人眼中的热带度假天堂迎来了抱着渡海后生死未卜心情的坡。从此，海南拥抱了坡，海南的文化进程一扫阴霾，接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这也许就是命运，伟大的文豪、诗人坡注定要与海南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初到海南即做好事
“六月二十日，坡和苏过在海南澄迈老城顺利登岸。先是到琼州府（今海口府城）报到，后又折回澄迈老城，经过临高，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儋州东坡书院讲解员牛小姐正在向游客介绍坡登岛的路线。
其实，对于坡登岛的时间和路线，学界存有争议。
李景新告诉记者，经过考证和论证，坡渡海到达海南的第一站是琼州府，时间是六月十一日，接着再往澄迈老城，经临高，最后才到达被贬地昌化军。
因为从地理上讲，琼州、澄迈、临高、昌化军依次处在西线上，坡如果先到澄迈的话，要往儋州去，无须到海口。若要报到也应该先到海口，而没必要先到澄迈再到海口再折回澄迈往儋州去。何况坡被贬海南，给的职位“琼州别驾”只是形同虚设，儋州才是他的安置地，可以不用到琼州府报到。
到海口后，坡在琼郡城东的驿站暂住，停留的十余日里，他为海南人民做了第一件大好事。
李景新说，当时琼州百姓缺水喝，喝的都是咸积水，容易生病。坡在城墙附近溜达，发现周围泉水虽多，但都不可饮用，饮水是一个大问题。经过寻找，坡在城墙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个泉眼。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泉眼相距咫尺，水的味道却大不相同，其中一口泉眼泉水甘甜。他马上叫来村民，指导人们开凿此泉，从此，当地人民便有了甘甜可口的饮用水。这两眼泉水就是著名的双泉，也叫双井。
如今，这口出水的泉眼还保留在五公祠内，名为“浮粟泉”，有“海南第一泉”的美誉。近千年来，不管旱季还是雨季，泉眼的水位一直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不增一分不减一分。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看一看这口神奇的泉眼，感叹坡在水利方面的独到发现。
这是坡来到海南岛后献给海南人民的第一个礼物。
禁令之下艰苦度日
坡作为一个贬官被流放海南，头上挂着“琼州别驾”的头衔，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不仅如此，当时政敌还给坡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然而，他刚一抵达儋州，便得到当地民众与昌化军使张中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张中冒着生命和罢官的危险，将坡与苏过接到官舍居住，并且每日好菜好酒招待。张中、苏过两人终日下棋，坡在旁观战。有时，张中还向坡请教公事，这给坡痛苦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所谓的官舍，在《坡传》中所记，其实也不过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夜里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张中曾用公款修缮一番。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那时的海南岛，夏天潮湿、气闷，冬天雾气重，秋天多雨，一切东西无不在发霉。坡有一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经够艰苦了，但政敌还不肯放过坡。
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时，闻知张中给坡官舍住，还热情款待他，便立即遣派使者渡海，罢免了张中的官职，又将坡父子驱逐出官舍。被驱逐出官舍后，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陷入了困境。
坡在海南的多数日子是难捱的，他自己说贬谪海南时为了供给衣食，卖光了酒器，只留下一个制工精美的荷叶杯自娱自乐。
其实，坡在当时的名气如雷贯耳，被贬海南，百姓也知道这位大学士，他只要卖出一幅书画作品就能把日子过好点，而不至于卖光了酒器。但是，儋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李焕才说，当时海南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教育很落后，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就算坡卖书画，也没人懂得欣赏掏钱购买。
儋州百姓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五谷、布、盐、咸菜等都是从大陆运进来的，甚至大米都是从大陆输入的。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饭食。冬天，运米的船不到海南时，坡也得靠芋头、白水维持生活。
当地官民十分敬佩坡的才华与为人，又同情他的凄惨遭遇，于是时常给他送来粮食、果蔬和猎物，后来还在城南给他盖起了三间茅屋。因为茅屋建在一片桄榔林里，坡在宽慰之余便给茅屋取名“桄榔庵”。“安居”下来后，坡开始与黎民生活在一起，带领老百姓挖井取水饮用，上山摘采草药，帮助老百姓看病等等，与老百姓相处融洽，亲如一家人。
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在林语堂看来，坡不仅是大学士、大文豪，不仅是多才多艺的人，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一个中国人一提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的人。
“初到儋州之时，坡的感觉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晚年再度贬谪的打击以及海南自然人文所给予的巨大反差，使坡的心情非常低落，o边的孤独和落寞包抄而来。但是，如果让这种低落和痛苦永远延续下去，那他也就不是坡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
李景新说，坡与大隐士陶渊明唱和，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经常在寺庙、道观和村径市街上转悠，和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走出了心灵的低谷。虽然在儋州有时还是无法摆脱生活艰辛的困扰，心情也有过波荡，但他大体上是在超脱而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度过的。
坡曾说过，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读书人、村妇匹夫在一起，没有高低之分。与他们闲谈时，他常常席地而坐，听他们讲话。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槟榔树下，坡与庄稼汉畅谈起来，震于苏大学士的博学，他们只能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坡便说：“那就谈鬼好了，告诉我几个鬼故事吧！”那些人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坡便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
有一次坡郊外闲游，遇到一位背着大瓢在田间行走的老妇人，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耳。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耳！坡听后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此后坡就称她为“婆”。
还有一次，坡看见一位黎族青年妇女口嚼槟榔，手提竹篮正给田间耕作的丈夫送饭，便开口吟道：“头发蓬松口乌乌，天天送饭予田夫。”黎家妇女一见坡吟诗，马上开口接道：“是非皆因多开口，记得君王贬你乎。”坡再次为海南妇人所折服。
坡在海南的物质生活很差，但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写道：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到他那儿美滋滋地饱餐一顿。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便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便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家去。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无限风光来海上。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救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
2013年冬天，两岸诗会在海南举行，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参加了诗会。在琼州学院讲座上，余光中说，谈及海南本土文化不得不提坡，称坡是一位让他敬佩的诗人。他也曾公开评价，坡是他感到最亲切的诗人。他认为，坡是伟大的诗人，既有儒家的坚持，又有道家的豁达。
“一个中国人一提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的人”，也许这才是最能概括坡的一切了。这位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与海南结下的不解之缘，还在这块热土上流传。
千年书院千年岁月
车载着千年的时光，脚踩着千年的岁月。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笔者从三亚到儋州，来到中和镇。眼前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与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古镇很现代化，一点也不古朴。镇上建起了许多楼群，街上汽车、摩托车、人群往来不绝，四处响彻着流行歌曲、吆喝、车辆喇叭的混杂声。坡肯定想不到，当年他谪居的这个荒芜之地，近千年后却是这般繁华热闹。
照着当地人的指示，穿过几条热闹繁华的街道后，在城南，远远望见了一座红色庭院，在绿树的掩映下，伫立在一片开阔地上。总算寻找到古镇的一点古朴了，于是径步往庭院走去。
走近这座古朴的红色庭院，抬^便望见了朱门的牌匾上书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东坡书院。迈进了朱色大门，一座小桥便将我们引向一座亭子，这座亭子叫“载酒亭”，左右两侧是荷花池，池中荷叶碧绿如染，硕大如盘，个个坐卧于清水之上。往前走，就到了“载酒堂”，门楣上书的“先生悦之”四个字，十分醒目。
讲解员牛小姐介绍道，东坡书院的前身是载酒堂，是好友黎子云等人筹资为坡建的。当时的载酒堂只是一间简陋的房子。后来，经过几个朝代的扩建，成为现在这个规模。明代时，把载酒堂改名为东坡书院。
载酒堂是坡居住生活、讲学授书、喝酒会友的地方，房屋虽然简陋，但每天都“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再继续往前走，到了大殿。大殿正中放着一组坡讲学授书的塑像：坡在持卷讲授，好友黎子云在认真聆听，而儿子苏过则恭敬地站在一旁。殿上的木匾题名为“鸿雪因缘”。
书院两侧还建有两座小院，分为叫西园、东院。西园是一座花园，生长着各种奇花异草。而这些奇花异草中，立着一尊坡铜像，赫然瞩目。铜像头戴斗笠，身穿长袍，右手持着一卷书，左手提着长袍，走在乡间小路上。东园有一口井，叫“钦帅泉”，当地人也叫“酒井”。传说，有一个老妇人，生活贫穷，有一天她来到坡的塑像前焚香而拜，祈祷坡能赐福于她。当天夜里，坡托梦给老妇人，说载酒堂里的那口井里流的都是我煮酒后的水，你可以当作酒来拿去卖。老妇人醒来后，直奔水井，从井里打上一桶水，凑近一闻，酒香扑鼻，果然如坡梦中所说的一样。
很快，老妇人卖酒致富的消息传开，乡人们纷纷羡慕起老妇人，说她的井里出了好酒。但是老妇人并没有满足，说井里虽然出了酒，但是没有出喂猪的糟。第二天，当老妇人像往常那样从井里取酒，但桶里的水再也闻不到酒香，她舀上一小碗，尝了一下，清淡无味。就在这时候，天上飘来一位老翁，给老妇人留下一首诗，然后轻飘而去。诗云：天高不为高，人心还更高。井水当酒卖，还怨猪无糟。
东坡书院游客量不多，多为散客。淡季游客多则十几人，旺季时比较多。在书院附近卖字画的蓝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五一劳动节游客增多，多为家长带孩子或学校组织学生过来，他们希望孩子们受到东坡文化的熏陶。
在海南儋州，随意问哪一个当地人，大多都知道坡。在他们眼里，坡是古代伟大的人物，虽然被贬海南，但海南人民敬重他，他也为海南人民做了很多事情，留下了很多文化。就拿美食来说，芋头粥是苏过创制的，坡在一首诗歌里也写到。现在儋州人吃的芋头粥、地瓜粥，就是从苏过那里学来的。另外，坡还拿蚝来烧烤。现在这些食法在中和镇还能看到。
在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书院行走，在千年古镇上逗留，看到繁华，你很难把这里与公元1097年的“载酒堂”挂钩；看到古朴，你很难把这里与公元2014年的中和镇相比。时空穿越，岁月横亘，也许只有来到这里，寻访东坡先生的遗迹，触摸伟人的灵魂，才能自我领悟。
坡功绩惠及海南
公元1100年，朝政更替，元v老臣获赦，六月二十日，坡也遇赦北归。
当他和儿子苏过离开儋州时，当地许多老百姓担着酒水与干粮，一路为他们送行。直到在澄迈老城的港口，坡和苏过登船漂浮而去，在大海里消失了影子，老百姓们才转身含泪归去。
作别时，坡在澄迈留下了他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歌《六月二十日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抒发了遇赦北归的喜悦和离开海南的不舍之情。
坡一生耿直，愈老愈艰，晚年被贬海南，原以为要老死海外，不料却遇上爱戴他的海南人民，不怪他临终前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孤悬海外的儋州与黄州、惠州相提并论，由衷地道出他的感激之情。
“坡把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当成自己的功业，其实里面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带着一种自嘲的口吻说的。”李景新表示，这里面也包含着坡对自己功业的肯定，坡晚年在儋州三年，为海南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海南整体是半开化的蛮荒之地，当地人非常迷信，患病时没有医生，靠术士看病。唯一的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每年从大陆运进来的牛都用于祭神，富有者多的杀牛数十头。也有得病用药的人，但是巫师说神怒了，病不会根治的，于是病人亲戚拒药禁医，沿用杀牛祭神的土方法，结果“人牛皆死”。坡是虔诚的佛教徒，设法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他亲自到乡野采药，并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如荨麻、苍耳等。
坡到海南时，发现当地人不重视农业生产，都以贸香为业，多荒田，以打猎为生。李景新说，那时当地人还曾拿未长大的小老鼠蘸糖生吃。为此，坡向他们进行“劝农”的宣传教育，说重视种麦种稷，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才会带来长远的福利。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
坡对海南文化的影响巨大，开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坡还没来海南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据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这不能不归咎于坡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在海南的历史记载中，海南人民一直铭记着坡对海南教育的贡献。《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人高度评价坡，可见当时坡贬谪后对当地文教的影响与贡献是真实客观的。
在海南儋州的三年，是坡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苏过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了《东坡志林》。他还完成了对《尚书》的作注。据统计，坡在海南诗作130多首，这其中包括他的和陶诗15首。弟弟苏辙曾这样评价哥哥的和陶诗：“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则发出这样的感慨：“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由此可见，岭外的蛮荒之气并未使坡的才气性灵打折扣，相反，一次次的磨难是对诗作最好的锤炼，最后幻化为文字的绚烂。
余秋雨曾经说过，坡最好的五言绝诗是在儋州期间创作的《儋耳山》。李焕才说，被贬海南时期是坡人生最后的辉煌，他在海南创作了上百首诗词，后来编辑成《坡海外集》。另外，他还创作了论文、书信、杂记等体裁的文章。谈论坡的文学成就，绝对不能忽视他在海南这个时期的创作。
坡离开海南后不久，于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常州（今江苏）。
伟人已逝，近千年后，2010年海南儋州举办了首届东坡文化节，之后与眉州、黄州、惠州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
坡的一生，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巨大的落差令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垂老投荒，他经受了巨大的磨难。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超脱的方式调节自己，足见其胸襟之坦荡。坡在海南的这个时期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贬官文化论文篇9
实际上,据《三国志》等正史的记载,曹后的安葬并没有秘密进行,魏文帝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对其父出殡的情景有具体的描写,从曹操次子曹植的《诔文》中也能看出曹操的丧葬活动是公开的。唐代的《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了曹操墓的准确位置,可见,唐之前对曹操墓在哪里并无歧义。所谓“疑冢”说起自王安石《将次相州》诗,此后的人们叠加演绎。元人杨涣《山陵杂记》曰:“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大明一统志》载:“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可见,所谓“疑冢”只不过是后来的稗官野史或靠不住的民间故事的记载。
那么,为何自宋代以降,会出现“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之说呢?这就涉及到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盖棺而不能论定”。其中,历史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下,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作出不同的历史定位。曹操的雄才大略,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功绩和杰出的文学才华在今天的史学界包括世人的心目中早已得到了首肯。然而在历史上,曹操的形象曾被三次贬值。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曾对曹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三国志・武帝纪》篇末云:“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该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毫无疑问,因陈寿是蜀汉的降臣,后在西晋为官,奉诏撰《三国志》,他以魏为正统,对曹操颇多溢美,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与曹操差不多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时候的人,对曹操也多有赞誉。如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说曹操“摧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刘颂称“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晋书・刘颂传》)
然而,到了东晋南朝,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东晋偏居江左,大批流离于江南的中原民众对北魏政权心存不满,北魏的尊曹也导致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加之东吴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传统,致使贬抑曹氏的潮流渐成气候。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注中有大量《曹瞒传》的内容,《曹瞒传》为吴人所撰,对操多有诋毁之辞,如其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遂以法诛之。”几乎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倡曹操篡逆之说,他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晋书・习凿齿传》)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
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类似这些记载,夏传才先生认为“这都是封建正统论者丑化曹氏父子的恶意诽谤。”(曹丕集校注・序》)必须指出的是,直到唐代,人们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著名诗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见,杜甫对曹操的“文采风流”是极其推崇景仰的。
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反曹之风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金的威胁,这种局面就十分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于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确立的正朔,竟不顾历史事实,以蜀汉为正统,在朱熹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对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十分仇视,遂干脆将曹操称作“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
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宋元时期流传有不同内容的三国话本。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当时说书人所说的故事有专门说三分的。最早的元英宗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真实记录了作者对曹操的态度,郑振铎先生说“这部小说对于曹操已是没有好感,只是着力写他几次狼狈的失败,对于诸葛亮却是很着力的写他的智计满胸,算无不准,谋无不验。”(《三国演义的演化》,见《郑振铎集》)罗贯中所撰《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崇刘抑曹是作品的主基调,并着力渲染曹操是一个“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说:“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郭沫若集》)
自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后,史学界迅速展开了一场有关曹操是非功过的学术大讨论,随后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诗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颂扬了曹操对历史作出的贡献。
贬官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唐湖南贬谪文学感情基调
贬谪，指封建时代官吏降职，被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中唐时期湖南成为唐代文人主要的贬谪之地。如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令狐楚被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元结、吕温被贬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戎昱被贬辰州（今湖南怀化沅陵县）等等。此外，也有在贬谪途中经过湖南或在贬谪中联想到湖南风物而抒发感慨的文人，如韩愈、元镇。这些贬谪文人留下的作品中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基调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的重视。
一、悲怨
“自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之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纪晓岚《纪文达公文集》卷九），“放臣逐客，一旦弃置于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贬谪使得文人地位、声誉及生活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心情的骤变是不言而喻的，其不平怨恨之感更是产生得十分自然，这些情感投入到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悲怨的情感基调，这在中唐时期被贬到湖南的文人作品中随处可见。
元和十五年六月，令狐楚因亲信贪污被贬衡州刺史。从宫廷走向市井，令狐楚无法接受，如他的《夏至日衡阳郡斋书怀》：
一来江城守，七见江月圆。
齿发将七十，乡关越三千。
褰帷罕游观，闭多沉眠。
新节还复至，故交尽相捐。
何时阊阖，上诉高高天。①
月亮已经“圆”了七次，自己已经年迈，“罕”去游玩散心，而“多沉眠”。在夏至他起了乡关之思和暮年之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故乡，希望能“上诉高高天”。诗歌基调是郁塞的。
中唐时期贬谪诗人的代表柳宗元与令狐楚一样，诗中的基调大多是悲怨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前，柳宗元在仕途上颇为顺利。宪宗上台之后，柳宗元就被发配到贫瘠萧瑟的永州。对于自视颇高,处于权力中心的柳宗元而言，这个打击可谓是巨大而沉重的。面对生活在瞬间的巨大落差，柳宗元找不到原因，这使他产生了无限的委屈感与失意感。在永州所做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柳宗元带着抑郁走进永州山水，永州山水成了他自己的化身。以《小石潭记》为代表：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②
文章一开始，写发现小石潭时作者的心情是“乐”的。“如鸣佩环”的水声从竹林后传来，清澈的潭水，奇形怪状的石头，清幽美妙。中间写日光下撤时潭鱼的活泼生趣，流露出作者一时开朗明净的心情。然而，“潭西南而望”以下突出石潭的凄清，作者的心境便“忧”了。“犬牙差互”的岸势让人心悸，“寂寥无人”的环境让人突生寒意，作者至于此，方觉“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于是匆匆离去。可以看出，柳宗元被贬后心中是愤懑难平的，因此悲哀和凄凉成为他感情的基⑥调，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但游山玩水的“乐”，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忧伤、悲凉的心境便会流露出来。加之柳宗元多病、丧亲，重重打击下，境遇不可能不差，心情也就无法舒畅。
尽管柳宗元也试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企图从这种感伤、失意、抑郁的状态中突围出来，写下了如《江雪》这样超然的诗篇以及表现出积极抗争的面貌的《捕蛇者说》这样的杂文，然而从他贬谪之后的大部分作品来看，他的这种努力的是失败的，他最终未能冲出这种悲剧氛围的包围。
二、爽朗
可以说，悲怨基调在中唐时期被贬湖南的文人作品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有一些文人在这种基调外独树一帜，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基调是进取的，态度是理性的。如刘禹锡。
刘禹锡二十岁即考中进十，同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取士科的考试，贞元年“三登交科”，可谓少年得志。但授官任职不足十年，即因“二王八司马”改革事件遭贬，来到了荒凉僻远的“荆蛮”之地。论常理，他应有无限的穷愁与怨恨，极易沉沦或遁世，可事实并不如此。虽跟遭贬的文士一样用笔墨倾吐心声，但是他有悲而小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生命，在贬谪期间的诗歌表现出他独有的诗风，有别于屈原以来骚怨感伤的迁谪文学传统，有别于同时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与柳宗元的山水诗不同，他寄情的山水多是明快清新的，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③
湖光月色，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诗人的心情是愉悦的。这与“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柳宗元是大异其趣的。另外，与一般贬谪文人不同的还有，他深信的前途是光明有望的。被贬朗州的第五年，他收到元稹送的一根璧州竹鞭，写了《酬元九侍御赠璧竹鞭长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
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④
首四句是接到赠物后感谢、想念的意思，也可以说以孤根自喻，表现了自己在朝的背景和贬后的孤独。五六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最后与元稹共勉，寄托重返民安的迫切愿望。
三、理智
与柳宗元的悲愤、刘禹锡的乐观不同，中唐诗人戎昱对于贬谪的态度是理性的。戎昱在建中四年被贬辰州，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在湖南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如《塞下曲》：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⑤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在战争岁月，遭殃的又何止是“战马”，而战马尚且如此，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就不言而喻了。
在辰州期间，戎昱的诗也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关心。如《辰州建中四年多怀》中的“主恩堪洒血，边宦更何心”、“无涯忧国泪，无日不沾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之情。这也体现在另一首诗《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中：
去年长至在长安，策杖曾簪獬豸冠。
此岁长安逢至日，下阶遥想雪霜寒。
梦随行伍朝天去，身寄穷荒报国难。
北望南郊消息断，江头唯有泪阑干。⑦
在贬谪诗人中，戎昱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一位诗人，他既不像柳宗元那样悲情，也不像刘禹锡那样积极，他只是在诗中表现出自身无法报国的无奈。
值⑧得一提的还有展示戎昱真情流露的《上湖南崔中丞》：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⑦
在诗中，戎昱以“瘦良马”“贫卧龙”自喻，说明自己的卑微和被埋没，对崔中丞对自己的赏识和帮助表示了感激。或许作者不是能言善语之人，怕崔中丞不知道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说“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表达了对崔中丞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对崔中丞谄媚阿谀，而是写得不卑不亢，其理性的态度，尽显高洁人格。
四、平和
在中唐被贬湖南的文人中，吕温的诗歌基调也是与众不同的。与很多贬谪诗人不同，吕温在诗中并没有对政治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诗歌的基调比较平和，从而大别于一般的被贬文人。如《岳阳怀古》：
晨飙发荆州，落日到巴丘。方知刳剡利，可接鬼神游。
二湖豁南浸，九派驶东流。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
忆昔斗群雄，此焉争上游。吴昌屯虎旅，晋盛骛龙舟。
宋齐纷祸难，梁陈成寇雠。钟鼓长震耀，鱼龙不得休。
风雪一萧散，功业忽如浮。今日时无事，空江满白鸥。⑧
诗里写了各个朝代的兴盛与灭亡，“群雄”“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宋齐梁陈连年战乱，致使“钟鼓长震耀”，连“鱼龙”都“不得休”。激烈的战争意义何在？作者笔锋一转，在“风雪”消散之后，“功业忽如浮”。从中可以看出吕温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对世俗功名是看得很透的。
而造成吕温诗歌感情基调不直白尽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佛道之士交情甚笃。如他在被贬衡阳期间所作的《戏赠灵澈上人》：
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⑨
灵澈是衡阳衡岳寺的僧人，是吕温的好友。这首诗是吕温心态平和的体现：“僧家亦有芳春兴”，僧人与世人一样；禅家不滞春芳，禅家与世人不同。因为在方外之人看来，花开花谢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值得高兴或悲伤。然而接下来，世人笔锋一转，借“湛然”“池水”不拒绝“花枝影”来劝诫灵澈上人知道自性本空固然好，但不要过于执着，池水花影相映成趣是妙不可言的，不能因为它会消逝而忽视它的美，而要接受并体会这种禅趣。从中可以看出，吕温的人格修养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吕温才不流连于功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吕温的作品中世俗气息不重，诗歌基调比较平和。
参考文献：
[1]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藏维熙：戎昱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可先：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