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
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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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2
【关键词】跨国经营文化冲突跨文化管理在华日本企业
一、跨国经营及文化冲突的概念
所谓企业的跨国经营，是相对于企业的国内经营而言，其内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从广义上讲，凡是参与了商品、劳务、资源或技能的跨国传递和转化的企业都可以算作是参与了跨国经营；从狭义上讲，是指企业以国际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贸易为目标，进行的包括海外投资、营销在内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即在获取、产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开发目标的确立等方面，将企业置身于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参与国际协作和竞争等一系列经营活动。
对于文化冲突的定义，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林堡大学的霍夫施泰德教授认为，文化不是个体特征，而是有相同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的“共同的心理程序”。这种程序对人的价值观念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定向”作用，这就会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会以自己的文化模式所提供的框架来理解和评价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这必然会导致矛盾，从而产生冲突。
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不仅包含跨国公司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包含了企业内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二、中日文化的异同
1、相似性
在相似性上，中国和日本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文化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和”的认识：中国和日本都崇尚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的中庸之道，同样都强调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即个体必须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群体的需要，同样，群体也不能将个体置之不理。此外，两国的文化中都强调要注重道德修养和个人的涵养，都注重人才，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
2、差异性
（1）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主要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有关，中国文化可以将外来文化进行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在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几次大规模且较为彻底的革命运动。但是日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虽然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但是在包容性的表现和内涵上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差异：只是在表面上进行学习和模仿，虽然吸收了东西方文化，但是日本的文化核心并未受到影响，其天皇制度也一直沿用至今。
（2）等级观念完全不同。中国的等级观念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思想，尊崇君臣父子、尊老爱幼的观念，同时，中国文化中要求忠于国家，孝敬长辈，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而日本所尊崇的是与生俱来的等级差异，日本人习惯依据职位等级的差异提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这与日本长期实施的天皇制度和森严的武士道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对于“差异性”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在工作时更多的提倡个性。但是日本人则更多的是强调规范而不注重个性的培养。
三、在华日企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
由前文已经给出的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解释可知，要了解中日间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即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本文将主要对在华日本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为例进行研究。
1、从企业的外部层面来说
企业由于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进入到东道国，势必会受到东道国来自政府、供应商和消费者等方面带来的文化影响。从这个层面讲，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如果处理不好文化冲突的影响，则会导致企业在东道国受到国民的抵制，甚至是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制裁。
近年来，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抵制日货”和“抵制华货”的事件又频频出现。许多人士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为属于朴素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是被动行为。而日本的“抵制华货”则是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体现，是主动行为。但归根到底，这属于中日跨国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的外在层面。
2、从企业的内部层面讲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为了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到东道国，完成本土化的战略，必须要在东道国聘用大量的当地员工。有时企业为了实现其全球化扩张的需要，员工构成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企业内部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便容易产生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是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冲突；二是企业所聘用的当地员工和企业原先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根据上文所述的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中日文化差异性的对比来看，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种族优越感导致文化尊重方面产生的冲突。中国方面自认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日本文化大多学自中国文化，所以导致在日本企业中部分中国员工对日本文化存在歧视，认为在日本企业中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跟随日本企业进行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学习，无需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而日本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在经济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在企业中，部分日本员工自以为是，夸大本国文化的重要性，由此产生文化冲突。
（2）语言沟通和表达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冲突。由于中日文化的不同，交流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烈的矛盾心理，在交际方式上，日本员工更多的是选择含蓄和暧昧的方式进行表达，表现出善于压制自我，不善于表达自我；善于牺牲自我，不善于伸张自我的特点。而中国员工的传统文化注重感情，强调人际关系，在某些方面以“个人优势”作为评价标准，更善于表现自我和伸张自我。
此外，在表达方式上，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神态、手势、表情等所象征的意义也有着不同。例如，日本人出于礼貌从来不说“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就是赞同的。
（3）由于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冲突。日本员工可以把为企业作出贡献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为了企业的需要，员工可以主动放弃个人利益而加班加点，并且从不轻易选择跳槽，所以日本员工对于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和归宿感；但是在这方面，中国员工则很难接受，更多的中国员工认为企业付给我多少报酬，我就为企业付出多少劳动和忠诚，所以员工和企业间的关系非常脆弱。
此外，日本员工对于工作非常认真，而中国员工由于对企业缺乏相应的责任感而常常工作散漫：一方面日本人对于中国员工的工作效率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过于死板，从而在文化意识上产生冲突。
四、应对中日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跨国经营的顺利进行，实现其发展海外市场，获得更高利润的目标，解决文化冲突势在必行。要解决文化冲突，就必须从产生文化冲突的两个层面入手，即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外部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但是由于在华日本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外部层面多是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造成，所以本文在此对于产生冲突的外部因素不做过多阐述。
在解决企业内部文化冲突的措施中，实现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法之一，国外对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国中心论、客国中心论、区域中心论等理论研究上。笔者在此，根据中日间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特殊性，总结跨文化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提出以下措施。
根据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内容，跨文化管理可分为三个步骤：识别文化差异，文化敏感性训练和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1、识别文化差异
很多文化间的冲突并不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摒弃，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忽视。所以要消除冲突，首先要认识冲突，承认冲突的存在。
针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在认识文化差异方面，不能因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所以就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也不能因为企业是日资、高层管理者来自日本就放弃本民族的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两国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寻找两国间的差异所在，并尊重这种差异。其次则是要学习差异，实现优势互补。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中日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虽然在包容性的内涵和表现上存在着不同，但两国文化在包容性方面都存在着绝对优势，从理论上讲，两国可以很好地达成和平共处。但是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华日本企业内部，中日双方在肯定差异并接受的方面并没有理论中想象的顺利。主要原因更多的则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问题，以及多年来沉积的未曾真正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这一方面讲，日本高层必须在政治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态，或者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用实际行动证明企业在华正常持续经营的决心，以求得到中国员工的尊重。
只有承认了文化差异的存在，才能在后续工作中为双方建立沟通的桥梁，为解决文化冲突铺路。
2、文化敏感性训练
在充分认识文化并承认差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把员工聚集在一起，以各式各样的培训，最终达到员工对不同文化的适应和反应能力，以此来打破固有的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融合。
要进行文化敏感度训练，首先就要增强员工间的互信。来自日本的高管以及员工都要消除日本文化中固有的“矛盾性”，将自身文化中的“自卑感和优越性”降至最低，实现员工之间的互信。例如，在许多日本企业中，都存在着录用人才方面的困难，因为许多日本企业高管依然将自身的“优越性”带到面试场和工作中，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的员工在素质和能力方面都不及日本员工，从而对面试者产生隐性歧视。同时，许多中国员工因为对收入、晋升和业绩评价等方面存在不满，而纷纷离去。因此，双方可以通过定期的沟通等方式来努力提高双方的互信度。
只有提高了互信度，员工间相互信任，才能使各种敏感性训练顺利进行。笔者在此较为倾向于以下两种方式：跨文化培训和思维方式训练。
在跨文化培训过程中，可以组织员工到两国进行互访学习，或者在企业内部进行短期培训，让员工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风土人情、法律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不消除员工固有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或消除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
思维方式的训练就是需要员工在了解基本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了解员工内心的思维，让两国的员工能认识和学习使用两国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以此消除两国员工在沟通和表达方面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
3、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相对持久且可以延续的理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可以使员工在一个存在差异化的环境中，以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协作，为员工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减弱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过文化差异识别和文化敏感性训练等，可以提高员工对于文化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认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不断减少文化摩擦，使得每个职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从而建立起共同经营观，增强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总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更好地完成其扩充实力，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寻求低成本高产出生产基地的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冲突。对于在华日本企业来说，中日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文化间相似多差异少，且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更要消除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谋求更长远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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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3
【关键词】做事能力；家长；幼儿；期望；中日韩
【中图分类号】G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5-0049-04
幼儿做事能力是指幼儿能够用双手直接或间接操纵一定工具独立完成与生活、游戏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手和身体的动作及两者的相互协调，因此幼儿做事能力与动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个体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成熟与生活环境两个方面。〔1〕国内外学者对动作发展在生理成熟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制订了一系列动作发展常模和评估量表，〔2-5〕但对那些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动作技能的发展特点、趋势则缺乏研究。〔6〕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下，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动作的发展是成熟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物理环境、父母的抚养等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7〕
本研究试图将幼儿动作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作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考察三个国家之间3~6岁幼儿做事能力以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相关，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父母抚养观念对幼儿做事能力的影响。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834名幼儿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共获得3~6岁幼儿有效样本722份。其中中国218份，占30.2%，日本310份，占42.9%，韩国194份，占26.9%。722名幼儿中男性幼儿355名，占49.2%，女性幼儿367名，占50.8%。幼儿年龄分布为3~4岁的124名，占17.2%，4~5岁的281名，占38.9%，5~6岁的317名，占43.9%。研究者采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一、结果与分析
1．幼儿做事能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者根据SpSS输出结果中的成分矩阵,将20个项目聚成5个因子,它们的维度归属如下:第1个因子包括7项(第7、14、15、17、18、19、20项),反映的主要是在完成较复杂或较粗放的任务时双手的协调性和力量,因此命名为粗大动作技能；第2个因子包括5项(第2、3、5、8、9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对游戏对象的操纵能力,因此命名为操纵物体技能；第3个因子包括3项(第4、6、13项),其中两项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另一项是能正确握住铅笔绘画的能力,因此命名为精细动作技能；第4个因子包括3项(第11、12、16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完成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家庭事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家务劳动技能；第5个因子包括2项(第1、10项),反映的主要是能按一定次序完成某项连续任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连续动作技能。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比较
（1）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总体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对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做方差分析，F值为8.093，p=0.000
表1显示中日、日韩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韩幼儿差异不显著。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日本。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在五因子上的比较
中日韩三国幼儿在做事能力的五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变量在幼儿做事能力五因子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
表2显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均显著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幼儿的操纵物体技能和家务劳动技能高于中国幼儿，但无显著差异。中国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虽略高于韩国幼儿，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操纵物体技能则显著低于韩国幼儿。日本与韩国相比较，日本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操纵物体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显著低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精细动作技能与韩国幼儿无显著差异。
3．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
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F=8.801，p=0.000
中日、日韩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韩家长差异不显著。其中，日本家长的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
4.五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的相关分析
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之间在五因子上有显著相关,各个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见表4中对角线）。
二、讨论
1.幼儿做事能力发展水平和家长对此的教育期望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但多重比较的结果却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与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日本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最高，而日本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最低。这个结论与相关事实存在矛盾。例如〔8〕，1992年8月，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夏令营的长途跋涉活动中，中国孩子的吃苦精神、做事能力和意志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孩子。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日韩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又一次在内蒙古举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研究者分析了研究结果与现实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是家长评价的结果。因此，中介变量――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存在着基于不同期望的差异。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是客观的，但日本家长的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幼儿做事能力评价过低；相反，中国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几乎没有期望，所以对于即使是相同的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等级。韩国家长的期望水平和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居于中间水平。
2.中日韩三国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异同的可能性原因探析
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机体自然成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等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期望值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也越高。日本和韩国经济高度发达，生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并成为强者，两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怀有较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用人制度上唯“文凭”是论，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很少，再加上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家长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第二，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同，导致教育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9〕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家长仍将学习作为获取尊严、地位和“光宗耀祖”的主要手段。读书与富贵利禄紧密结合〔10〕、考试分数决定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家长将学习成绩看得高于一切。张勉〔11〕对中日家庭教育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家长在研究者列出的8项家教内容中，把“注重子女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历教育”排在第二位，而日本家长则把此项排在最后，足见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比较低，认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国民生存危机强烈。〔12，13〕此外，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种群的角度来看，都具备强烈的民族进取心。〔14〕生存意识、民族本性使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15〕由此，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更关注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并对幼儿做事能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16〕对学历教育非常重视。但韩国比中国更易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在教育观念上，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结合。〔17〕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因此，韩国家长培养幼儿做事能力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增强，略高于中国家长，但还远不及日本家长。
三、结论
1．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和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幼儿，而韩国幼儿又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家长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家长期望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2.幼儿做事能力得分与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影响对幼儿做事能力的主观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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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4
关键词：中日；文化差异；日语教学
一、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活动方式，而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处事的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另外，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学习语言，不仅要学习它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还要了解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如何看待事物，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与感受。
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认为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二、中日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1.中日文字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古代的甲骨文。经过夏商周朝战国时期的发展，到汉唐时代，经济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文明进入了辉煌时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当时的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到了中国发达的文化，通过派出使者等方式，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日本的假名便来源于中国的文字。
平假名是由中国的草书演变而来，片假名则是由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变，同时也借用了很多中国的汉字，但是中日两国的很多汉字有不同的意思。例如“大丈夫”，清楚这个单词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翻译成“没关系”，但掌握得不牢固的学生，容易被第一感觉误导，认为这是在描述一个人。
另外，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得汉字，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自己创造了很多汉字，并且“返销”中国。例如“写真”，现在年轻人流行拍写真集，殊不知这个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后流入中国使用。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中日两国汉字的异同，通过比较教学法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
2.中日礼仪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自古以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的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又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主要源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以“礼”为例，中国的“礼”的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日本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在礼仪文化的表现形式上，两国也各有不同。例如：日本人通常以鞠躬作为见面礼节，在鞠躬的度数、时间的长短、次数等方面还有其特别的讲究；而中国人则偏爱握手礼。
另外，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在公司、学校甚至家庭中，都有森严的等级，这也决定了敬语在日语中的重要地位。日语敬语一直是日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说话对象不同，使用的敬语也是有差别的。例如：与长辈或者教师对话，必须使用敬语，表达对长辈或者教师的敬爱；而当对象是同辈时，应当掌握好分寸，不当的敬语可能会让对方感觉说话者在刻意疏远，从而影响人际关系。教师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地融入礼仪文化知识，教会学生在不同场所、面对不同的对象，都能正确地使用日语和肢体语言。
3.中日表达方式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日语在表达上是非常暧昧的，这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明确断言会给人一种武断和不谦虚的感觉，对听者是不礼貌的。尤其在拒绝、指责、否定等难以启齿的时候，偏爱用暧昧的表达方式来避免冲突和不愉快。可以说，暧昧的表达方式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剂”。可是对于偏爱用客观陈述句表达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非常令人费解。例如：询问客人是否喝咖啡时，客人回答“いいです”，此时的回答既有肯定回答的意思，也有委婉拒绝的意思，到底是答应还是拒绝，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境判断。因此，日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适当导入日语暧昧表达的文化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和正确使用日语的暧昧表达方式。
三、结束语
外语的学习离不开对该种语言使用国家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了该民族的文化，才能在充分掌握语法的基础上，将所学外语运用得非常熟练。因此，日语教师在教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中日文化的差异，在教授正确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时，还应教授具体的语言情境中相关的日本文化知识，从而教会学生能礼貌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与日本人沟通自然、流畅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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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5
关键词：东西方；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6202
0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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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6
关键词：中日文化差异翻译局限性
一、引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1964）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即翻译的准确性是衡量翻译好坏的一大标准。
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可小觑的差异，这就导致一些译语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传达信息。这是所谓的翻译不可译现象，或者说翻译中存在的障碍或局限性。田庆芳（2007）指出，所谓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
中国和日本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频繁，但是两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在汉日语言对译中经常会碰到难以翻译的地方。
关于中日文化差异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视角进行了探讨，主要通过对比两国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历史进程等因素，分析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而对于翻译的局限性或者说不可译性的研究，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于汉英对译，从汉日对译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为此，本文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汉日语言对译中存在局限性、不可译性的原因。
二、汉日对译中的翻译局限性
汉日对译中翻译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字音、字形上的翻译局限性，译语丧失源语的语感以及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本节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举例分析在汉日对译中存在的翻译局限性问题。
（一）字音、字形上的翻译局限性
首先，由于日语的书写文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字构成，而汉语主要由汉字构成，因此，汉日两种语言在字音、字形上就存在不对等性，翻译时也会产生字音、字形上的局限性。
例如，日本平安时代流传的全字母句《伊吕波歌》的译文就体现了这一局限性：
（1）色は訾丐散りぬるを我が世lぞ常ならむ有椁伟律今日越えて浅き粢じeひもせず
译文1：花虽芬芳终须落，人生无常岂奈何，俗世凡尘今朝脱，不恋醉梦免蹉跎。
译文2：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如果把诗歌写成平假名，移去浊音符号后，就会发现这首《伊吕波歌》除了诗歌本身的含义外，另一大特点是它包含了每一个日语的音节字母（包括现已不再使用的历史假名“ゑ”和“ゐ”，但不包括拨音“ん”）。在了解了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再来推敲这首和歌的汉语译文，就会明白无论是译文1还是译文2，都没能充分传达其丰富含义。
其次，传统的语言游戏绕口令也具有不可译性。绕口令是将若干双声、叠词词汇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词语有意集中在一起所组成的简单、有趣的语韵，虽然中日两国都存在绕口令这一语言游戏，但由于两国语言的字音不同，所以当翻译成另一国语言时，会丧失其原本的语韵。
（2）とうきょうとっきょきょかきょくきょくちょう
译文：东京特许许可局局长（东京专利审批局局长）
例（2）这句日语绕口令意在使读者区分长音、促音和拗音，但翻译成汉语后，丧失了语感。
（3）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译文：ぶどうを食べるrぶどうの皮を出さない、ぶどうを食べないr逆にぶどうの皮を出す
例（3）这句汉语绕口令旨在使读者区分“b”“p”的发音，但翻译成日语后，完全失去了其作为绕口令的意义。
再者，双关语与谚语中也存在大量不可译的内容。所谓双关语，按其类型可以分为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类，都是一语关顾表里两则含义。
（4）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
译文：甥が提灯をさしかける――おじを照らす（もとのまま）
例（4）是谐音双关语，“找舅”和“照旧”在汉语中同音，但在日语中却发音不同，因此即便将其译成日语，如不进行相应注释，恐怕读者也很难理解其另一层含义。
（5）新事业从头做起，旧现象一手推平。
译文：新しい事iはゼロからやり始め、古いF象は手で切ってしまう。
例（5）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家理发店写的春联，属于语义双关，讲的是理发，实际寄托着人民群众除旧布新的愿望，歌颂新中国，欢庆新社会。同样存在不可译性。
（二）译语丧失原语的语感
蔡龙权（2008）指出：“语境和意图是不可译的，或者说非常接近不可译，原因是这些内容虽然属于翻译考虑的内容，然而不直接显示在源语文本中，译者除了借助注释等附加文本，无法在译文的正文中再现出来。”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日本的俳句、和歌就属于这一类，即作者在特定语境和意图下完成的作品。再者，一种语言有其独特的发音和语法，而类似诗歌这类语言文字的组合本身就是为了体现这一语言独特的艺术之美。因此，当其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原本的语感就会丧失。
（6）ふるいけやかわずとびこむみずのおと（松尾芭蕉）
译文1：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林林译）
译文2：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陈德文译）
尽管例（6）的两句译文各有千秋，但前者破坏了俳句“五・七・五”的韵律美，后者对原文的意思作了删减，可以说都不是完美的译文，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作者构建的语感和意境。
同样，中国的古诗词被翻译成日语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学形式“诗”经由日本文人对其读音和韵律等进行二次创作后，在日本受到广泛推崇。
（7）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译文：春眠をえず啼Bをく夜盹L雨の花落つること知んぬ多少ぞ
例（7）是中国古诗词中典型的五言绝句，虽然不属于格律诗，但它不仅在句数上固定，并且严格符合押韵规律，押仄韵，也就是“晓、鸟、少”里面都出现的“ao”这个韵母，读起来琅琅上口。翻译成日语后，虽然译者尽量保留了诗歌的本义，但该诗的节奏和韵律却遭到了破坏。不过，由于日语中也存在大量汉字，并且很多日语汉字与汉语汉字一一对应，因此该诗的另一种译法是将汉字一一对应，而在咏唱时完全采用音读的形式，以保证节奏和韵律上的原汁原味。但如此一来，诗歌原本的意思就难以理解，需要读者对汉语或中国文化极为熟悉。
除了诗歌之外，日语被动句的汉译，敬语、暧昧语等的译语也往往会丧失原语的语感。
（三）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土壤，当目标语中无对应的文化现象时，源语就无法被翻译，只能通过注释来解释。郜芬（2012）认为，文化空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词语意义上的空白，在源语中出现的一些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第二类是词语隐含义或比喻义的空白，有一些词语的字面含义在源语和目标语中是一样或相似的，但是涉及到引申含义就大不一样了。
例如，日语中有两个和“弁庆”（平安时代末期的僧兵，源义经的家臣）有关的谚语“内弁c”和“弁cの立ち往生”，分别被汉译为“窝里横”和“进退维谷”。但如果将其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汉语，没有一定日语基础的人未必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由于源语是与日本历史人物相关的谚语，在目标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就只能进行意译。这就是文化空白造成的不可译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日语中的十二个月各有其别称，其中十月被称为“神无月”。仅从字面上来看，即便不懂日本文化与日语，也能知道“神无月”是指这个月没有神。但为什么十月就没有神了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加以注解。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众神在十月要聚集到出云大社，因此有“各地的神都不在了”这一传说。所以，当将部分源语翻译成目标语时，虽然字面含义可以理解，但如不加以注释，就很难准确地传达源语的意思，这就是因为目标语中出现了文化空白。
除了数字文化以外，汉日语言中还存在大量禁忌语、颜色词等，也可能会由于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导致翻译存在局限性。
三、产生译语局限性的原因
汉日两种语言及文化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翻译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例句的不可译性，将造成译文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归纳为四点。
第一，文化差异。这里所说的文化差异包含宗教文化差异、习俗文化差异、历史文化差异、地域文化差异等。前文所说的“弁cの立ち往生”的翻译就是因为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才导致了翻译的局限性。“弁cの立ち往生”源自日本平安时代，弁庆在衣川会战中手拄长刀站立而死的故事。而中国的历史中不存在这一故事，因此如果不加以注释，在理解上就会产生偏差。
第二，社会现实差异。虽然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随着各国之间的不断交流，社会现象也日趋接近，但不可否认的是，各个民族都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本民族独有的事物或现象。由于在另一个国家中无法找到与之对等的事物或现象，因此就无法找到对应的译语，在翻译此类词汇时就会产生局限性，这就是社会现实差异所造成的译语局限性。例如，中国的爆米花是甜的，日本的爆米花却存在甜的和咸的两种口味，所以当日语中出现“这爆米花好咸”这一表达时，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就难以理解和接受。
第三，思维方式差异。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地域等情况不同，就会产生根植于此的思维方式差异。
第四，古代跨文化交际的闭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日两国的交流与联系日益紧密，“小笼包”“青椒肉丝”“功夫”等汉语词汇以音译的形式直接出现在日语中。而日语中的“味噌汤”“浴衣”等词汇也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译文之所以存在语言转换上的困扰，是因为受到了古代跨文化交际的闭塞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信息的传递。不同的民族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便造成了翻译上的局限性。因此在翻译时，要重视语言文字的准确传递，也要意识到文化传递的重要性，充分考虑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背景的不同，尽量避免文化冲突造成的不可译性，确保对等翻译。
参考文献：
[1]e.a.nida.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m].Leiden：
e.J.Brill，1964.
[2]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J].上海翻译，
2007，（2）：47-50.
[3]蔡龙权.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思
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16-125.
[4]郜芬.浅谈翻译汉语化空白的处理方法――以《围城》为例[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32-34.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7
文化差异会影响外语学习者对语言内涵的准确理解，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由于初中生受学习经验、经历和课外阅读的限制，对汉英文化差异的了解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英语词汇学习效果。因此，教师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让学生广泛接触英语文化，了解汉英文化的差异，减少和消除汉英文化差异对词汇学习的负面影响，从而有效提高词汇学习的整体效果。
关键词：
文化差异；词汇学习；跨文化意识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才得以产生和继承。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1]57。在语言的诸要素中词汇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在词语的内涵方面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往往很大[1]90。大部分引起语言变化的因素有时都会在讨论文化差异方面被提及[2]。据此可知，语言差异性或多或少都与文化的差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差异经常使外语学习者对语言内涵的理解感到极大的困惑。词汇作为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消极影响尤为突出。由于初中生受学习经验、经历和课外阅读的限制，对汉英文化差异的了解不足，加之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对词汇的理解往往存在误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的词汇学习效果，影响了对英语句、篇、语义的准确理解。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在学习和日常交际中注意到中外文化差异，进一步增强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认识，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与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3]。下面，笔者举例分析义务教育阶段汉英文化差异在词汇上的表现，并探讨如何帮助学生减少和克服文化差异对词汇学习的负面影响。
二、影响词汇学习的文化差异例析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语言也受到该民族政治、地理、宗教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要准确地理解语言，就必须了解文化，理解不同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作为东西方文化载体的主要代表语言，汉语与英语文化差异对我国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特别是对词汇学习的影响尤为重要，现结合初中学生学习实际选取部分典型例子予以说明。
（一）汉英文化差异在词汇意象表达上的不同汉语成语“爱屋及乌”，对应的英语为“Loveme,lovemydog”。汉语“爱屋及乌”侧重以生活住所强调它的语言内涵，表达隐喻“爱一个人而连带喜欢和他有关的人或事物”，英语“Loveme,lovemydog”更强调侧重从人的活动角度（狗是人的朋友，人的活动或生活与狗为伴）直观隐喻，表达的思维角度有差异。
（二）汉英不同思维方式在词汇上的体现一般来说，汉语语言比较含蓄、内敛、概括，而英语语言通常倾向于自然而真实形象地表达。如“密切注意，提防”，英语表述为“keepaneyeoutfor”。汉语表达笼统，而英语表达具体到用“眼睛”来看，语言更加直观、形象。
（三）相同词汇因文化差异具有不同的意义狗（dog）在汉英表达上意义差别很大。汉语使用该词时常带有贬义，如“狗眼看人低”“狐朋狗友”。而英语中该词多含有“真诚”“忠实“”可爱”之意。如：luckydog（幸运儿），cleverdog（聪明的人），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出头之日）。
（四）相同意思因文化差异用不同的词汇表达汉英民族传统农耕文化和耕作方式的差异，也使词汇使用有显著差异。英国传统农业劳动力辅助牲畜为“马”，而中国是“牛”，所以反映在词汇方面亦有这方面的不同，如汉语“力大如牛”，英语译为“asstrongashorse”。
三、解决文化差异对词汇学习影响的应对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其对中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干预措施，减少或消除文化差异对学生英语学习的不利影响。
（一）引导学生关注汉英文化差异结合词汇教学中的实例，进行对比分析，讨论汉英文化的异同。如颜色隐喻意义因汉英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语义差异；“merryChrist-mas!”与“HappynewYear！”中同样表示“高兴，快乐”之意，英语因受到宗教文化影响而使用不同的词。通过这些类似的实例学习，学生可以深入理解词汇学习中的汉英文化差异，对他们提高整体阅读水平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创造有效接触更多英语文化的机会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英语报纸、汉英词典、电视、电影、网络等途径了解英语国家文化，在真实地道的语料中，通过语境分析去准确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特别是观看外国影视剧有助于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因素和行为，并且其所提供的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激发同化动机，从而把目标语语言知识学习与文化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解并真正掌握该语言[4]。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举办英语文化专题讲座、制作手抄报、开展英语角文化交流会、英语国家文化竞赛或含有汉英文化差异的词汇听写比赛，借助文化背景知识促进初中生对英语词汇的准确理解。在英汉词汇的对比学习中，学生可以很好地体悟理解词汇表面意义与深层含义（外延），发掘汉英词汇文化意义的异同点，从而增进学生对相关的词汇的准确理解和记忆。
（三）鼓励学生多开展对外交流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方式与英语国家的学生交笔友、网上聊天，了解异域文化，同时要提醒学生不要总以母语文化的标准与外国人交际[5]。在此过程中学生从中学习了解英语语言的文化，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词汇，在真实的运用参与体验中，进一步深层次地理解文化差异，真正掌握词汇。
四、结束语
词汇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对汉英文化差异的认识，加强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和掌握，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也扎实了学生的语言基础。因此，教师要在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基础上，积极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让学生广泛接触英语文化，了解汉英文化的差异，减少和消除汉英文化差异对词汇学习的负面影响，从而有效提高词汇学习的整体效果。不过，在词汇教学中引入汉英文化差异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词汇教学中汉英文化差异的引入应与中学生的语言学习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内容相关，切忌引入无关的文化，否则会转移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影响学生对词汇学习效果的巩固。2．词汇教学中汉英文化差异的引入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已有知识水平和领悟理解能力，要与课堂教学及相关拓展内容一致或相近，切记引入生僻、抽象、空洞的文化，否则不利于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激发。3．词汇教学中汉英文化差异的引入在内容和方法上要适度，不要过多过滥。在词汇的选择上要有广泛性、典型性，更多体现主流文化与元素，效果与激发兴趣并重。在方法上要灵活多样，自读探究、小组合作与教师点拨相结合，同时鼓励学生去积累总结，为今后的词汇学习奠定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YULeG.thestudyoflanguag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24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24.
［4］张津海.根据影视课特点改进教学模式［J］.外语电化教学，2002（4）：16-19.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8
关键词：中职英语文化基础差异有效教学
英语的使用范围最广，是世界通用语言，地区的不同，语言也会随之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差异性是文化差异的前提和基础。要了解文化的背景，就要积极学习外来文化。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者和合格的人才，为适应社会、适应职场的需要，中职英语教学不得忽视，并且应受到重视，提高中职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语言水平，是中职英语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和交际能力，在教学中渗透文化的基础差异，有助于英语语言的学习和提高英语的教学质量。
一、了解文化差异性，激发中职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1.文化差异的内涵和意义。
中职生英语基础薄弱，对英语的学习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多数中职生进入中职学校只是为了混张文凭，对学习持“无用论”思想，认为反正不再进入高校学习，学习成绩不影响毕业、不影响以后的工作。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更不放在心上，厌学、不学是中职学校英语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激发中职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是中职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
语言的运用包括语气、语序、语感。在英语教学中，渗透英语的文化差异，和汉语相比较，可以引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提高英语使用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你好”一词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语言中，使用范围都最广泛，但使用时差异也最多。如在中国，见面问好时，多是相互握手，英语国家的人们在说Hello时，表情和蔼亲切，并会相互拥抱。欧美国家的人见面问好有的吻脸颊、有的吻手背，表示相互认识很久、关系密切，当他们说hi时，若表情有些僵硬，说明关系一般。对于见面问候语，还有“Howdoyoudo？Howareyou？nicetomeetyou”等，可让学生明白这些问候语之间的不同和相似之处。这样在教学中渗透文化差异，学生会倍感兴趣，为正确使用这些语言打好基础。
2.日常会话的差异性。
掌握日常用语的差异性，可以更好地准确使用地道的英语。日常用语中，对语法的要求不是很高，书写也不太看重，只要会说、能用就行了，了解日常会话的差异性可以提高与人沟通的能力。中职学校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对口语训练较为重视，因此，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应兼顾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和口语能力，进而逐渐增加英语词汇量，发展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和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在口语训练过程中，渗透英语会话方面的差异性，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比较差异性，从而找到乐学的支点，为有效运用英语、快乐实用英语奠定基础。
如教学“打电话”（makeatelephonecall）时，可以用汉语打电话和用英语打电话，进行比较教学，让学生从中找到乐趣，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汉语中拿起电话说：“喂，你是……吗？”英语里则说：“Hello，mayispeakto...？”汉语中问“哪位？”，英语则要问“whoisthatspeaking？”;汉语里回答“我是……”，英语中则说“thisis...speaking”而不说“iam...”;汉语里说“我是……，你是……吗？”，而英语中则必须用“thisis...（speaking）.isthat...？”;如果接电话的正是要找的人，汉语里说“我就是”，而英语中则用“Yes，speaking”，等等，让学生明白中英打电话用语的区别，不仅可以激发学习兴趣，还可以更好地使用英语、运用英语。
又如中国人见面多问“吃了吗”，而英语国家的人见面招呼多以谈论天气等开始话题;中国人见面习惯问“在哪儿发财”、“赚了多少钱”、“有男朋友了吗”、“工资多少”等，而西方人则把婚否、收入、年龄等都作为忌讳的话题;中国人无论是早饭、午饭、晚饭都是“吃饭”，不分早、中、晚，而英语中则有区别，早饭是breakfast、午饭是lunch、晚饭是supper，而正规的大餐称为dinner。这样，为中职生提供语言、文化的区别，从而正确使用英语进行交际。
二、了解跨文化交际，推动中职英语教学
中职学生学英语是为了就业的需要，也是自身终生学习英语的需要。中职生以后面临着就业、面临着工作，也可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或在外国工作，也可能在国内工作，但和会外国人打交道，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为此，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交际是不容忽视的。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培养。另外，跨文化的融入和渗透有利于学生对英语文化的热爱，将中西文化有效结合，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
如中国的交通规则是靠右行走，而英国人则是靠左走;西方人吃完饭，筷子平行放置，表示吃饱，且西方人吃不饱可以随时问主人要，再添饭和菜;而中国人则“死要面子活受罪”，认为要“饭菜”是对主人的不礼貌;在西方，到他人家做客，吃完饭要说“thankyouverymuch”，到别人家，主人邀请你一起用餐，吃过了说“no，thankyou”，还没吃饭，打算和人家一起吃，要说“thanks”;这一点，在国内，人们不论吃过饭与否，哪怕饿得饥肠辘辘，也会说“不了，我吃过了”等，了解这些，不仅激发学生学英语的兴趣，更为以后学生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职英语教学中巧借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让学生了解英语语言形式的不同，注重对文化的运用，尽可能地用地道的英语进行教学，让学生学到正宗的本土英语，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别，增强跨文化意识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营造各种英语氛围，让学生学得轻松，老师教得舒心，为以后的学习和使用英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9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阅读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中国高校基本上采用中国教师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授课，相对于英文专业有外教授课的实际状况，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西文化对比教学还远未落到实处。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树立两种文化对比式教学的意识。在英文阅读过程中，许多学生对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词汇、情境、观念上等众多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知识点感到茫然困惑。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以中西文化对比式讲解为突破口，帮助学生提升英语阅读能力和水平。
1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如何将文化教学纳入语言教学已不是个新鲜话题，英语教育人员日益关注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意义。本人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在实际英语教学中遇到过很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学生阅读障碍的情况，那么大学英语教师就一定要将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应用到实处，我们应该看到差异无处不在。
（1）采用对比式教学可有效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首先大学英语教师自身要建立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模式的意识。不能拘泥于书本，要博览群书，多方搜集资料，尽可能提高自身对英语本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只有自身专业技能水平提升了才能更好的教书育人。如果教师本身忽略中西文化对比的导入，就可能造成学生对文章中出现的疑点不理解而对英语学习失去信心，最终放英语学习。因此，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从点滴积累文化差异的素材，在课堂中将文化差异对比知识以文化小版块的形式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2）采用对比式教学可有效帮助学生提升理解英文篇章的能力。采用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可大幅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因为学生在实际学习中会发现文化对比式教学比单纯词汇语法教学更有效用。文化对比式教学还会加深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的记忆程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不断的积累，最终能在阅读水平方面达到突飞猛进的提高，这将大幅增强学生的学习英语阅读的自信心，实现良性循环。
（3）采用对比式教学可增强师生间互动式教学。不论是采用课上组织学生对阅读中的疑难点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讨论还是课后通过布置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搜集材料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都增强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密切了师生的关系。中西文化差异的课堂教学导入只是一个开端，通过这种互动式的介绍，使学生真正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在英语阅读中的重要作用，激励学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密切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点的研究与学习。在日常教学中，大学英语教师一定要将中西文化差异对比式教学落到实处。
2如何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有效提升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1）可根据课文实际知识要点，每课建立文化阅读与讲解小板块。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着重把课文中涉及到的文化差异点进行挑选，对应找到实际例子，在课前以阅读及讲解形式进行授课。如在讲到节日话题时，教师可挑一个节日对比的例子，如可将中国情人节与西方情人节进行对比。首先介绍两个节日的由来，然后向学生提问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加深学生印象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可总结为西方情人节宗教色彩浓厚，而中国情人节则是一则神话传说。但不论哪一个节日都充满了爱人之间表达爱意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既突出差异，又体现共通性。
（2）可将学生分小组设立中西文化对比竞赛模式。还可将学生分小组对课文中某个文化差异点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评出优胜组，并进行日常成绩的加分激励机制。每节课可提前将下节课需要对比的知识点进行布置，比如在课文中讲到dragon（龙）这个动物词时，可以让学生搜集资料对龙这个词进行中西文化内涵的对比。让学生自己总结出两种文化内涵对比下dragon和龙的差异。可看到龙（dragon）都是两种文化中神话传说中的动物。而两种文化下内涵差别很大，中文里龙是皇族高贵的象征，龙凤呈祥等褒义内涵与英文中邪恶凶残的drago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种比赛竞争机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了学生查找资料，尽可能的多阅读英文材料的主观能动性。
（3）可通过课外阅读形式进行中西文化差异对比专项讲解。课后教师可给学生安排课后阅读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渗入。教师可指导学生在阅读文章中尽可能找出更多的文化差异点，然后利用课后时间让学生多阅读多学习。教师将文章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知识点总结好已电子文档的形式发送给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也加深了文化差异的认知。
3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对培养学生建立跨（下转第100页）（上接第98页）文化交流意识的意义
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意义重大，要想使学生真正学好英语，读懂英语，中西文化对比式教学势在必行。作为大学英语教师要帮助学生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
（1）从词汇出发，做到遇到差异对比差异，即堂消化。每课从学生阅读全文出发，让学生在文章中发现词汇。遇到有中西文化差异的词汇时，教师要重点讲解，多鼓励学生进行词汇内涵的猜测与对比，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帮助其建立自信心。每课的文化差异点做到当堂学习，当堂消化。
（2）以阅读为抓手，通过大量阅读，找到差异提升阅读水平。除按教学进度安排的课文讲解，教师可挑选学生感兴趣的课后阅读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找出阅读难点与疑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指导，对阅读中的文化差异性问题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务必要求学生记住该文化差异点。只要坚持不懈，相信学生阅读水平一定会在一段时期内有所提高。
（3）定期复习，帮助学生建立跨文化交流意识。通过定期复习，加深学生对课文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另外，教师也可以采取与学生一起阅读，提问回答的交互式阅读模式。学生在英语材料阅读过程中，遇到问题，教师可首先让其他同学作以解答，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概括。这种问答式交互学习模式可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提高其认知能力，加深印象，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比英文素材与中国文章的语篇特点，鼓励学生进行比较总结，培养其英文思维能力。
4结语
总之，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学生普遍反映的无法突破的阅读障碍往往就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轻视与不理解。作为当代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利用多种可行性强的方法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水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西文化差异对比纳入课堂阅读讲解过程中。我们相信，只要坚持采用文化差异对比的方法进行授课，学生一定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提升英语阅读水平。
参考文献
[1]胡春洞.英语学习论[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唐力行.英语教学方法及技巧[m].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3.
[4]汪礼瑞.英语阅读理解指南[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0
[关键词]气候；物候；文学；古典诗歌；差异性；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无须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而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作过一些探讨，而对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得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深入和集中一些，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向东移动经度5°，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6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
694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5]679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
230其中“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上面这段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是很深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样子（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所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是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触动人，所以被触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谈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国外，则似乎只有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
147“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几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33′），南北相距约5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3]6“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0]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0]3937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三十多天，而夏季则长达二百一十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周朴《塞上曲》）[10]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朱庆馀《岭南路》）[10]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暖湿，终年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刺桐花下惬意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非常多，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1]卷三，57这一段话是由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生发而来的，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便是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此诗又作刘元载妻《早梅》，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18页。
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0]818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2]24258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同样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疏。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
四、气候（物候）的东西差异与古典诗歌的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方，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3]31
32。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如刘献廷就讲过：“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13]卷二，1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0]2050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10]3488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10]359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是天高气爽，秋天的野草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在西园飞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纬度相差不到10°，但东西经度却相差25°—35°，即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许多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东西差异，所以有关评论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可能是由于在地理认知上只考虑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经度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进而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风貌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也不可以笼统言之。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从自然环境来讲，乃是经度的差异、西高东低的地势差异以及大陆性、海洋性气候所导致的气候和物候差异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尽管同是西部、东部或中部，由于经度的不同，其间的气候和物候的差异也很明显。请看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10]329
洛阳在北纬34°40′，东经112°25′，海拔为155米；长安在北纬34°13′，东经108°58′，海拔为438米。虽然两地的纬度只相差27′，但经度却相差3°67′，海拔也相差283米，东西的距离大于南北的距离，长安离海要远一点，海拔也比洛阳要高，所以长安的物候就比洛阳要迟一些，当洛阳的梨花凋谢时，长安的梨花正在开放。因为两地的经度、气候、物候有差异，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同一首诗所描写的不同文学风貌。
五、气候（物候）的高下差异与古典诗歌的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3]35
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先看李白的两首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10]1700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李白《子夜吴歌·夏歌》）[10]1711
镜湖即鉴湖，在浙江绍兴。五月的镜湖已是荷花竞放的夏季，而五月的天山却还在冰雪的覆盖下沉睡，连花的影子都没有。这个描写是很真实的。除了两地纬度不同外，主要因为镜湖是平原上的一个湖泊，而天山则高出云表，其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终年积雪，根本就不具备花生长的气候环境。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气质。在五月的镜湖，气候温润宜人，荷花竞相开放，美女下湖采摘，花容人面交相辉映，人们纷纷乘船出来观赏，连通往镜湖的小溪都有些堵塞了。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优越，人们的生活悠闲，气质优雅。而五月的天山就不一样了，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连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人们只能从《折杨柳》的笛声里，想象杨柳依依的风采。也正是这种寒冷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的坚毅气质、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他们枕戈待旦，清早出征，奋勇杀敌，誓言斩下侵略者的头颅，建功立业。天山的寒冷环境与镜湖的温润环境，天山人的刚健气质与镜湖人的优雅气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看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0]4889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4]卷四三山下是初夏，山上则如正月和二月；山下的桃花无影无踪，山上的桃花正在开放。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100—1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如照他所说，大林寺开桃花要比九江迟60天，这失之过多，实际相差不过二三十天。”见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10]626
鸟道穿云望峡遥，羸蹄经宿在岧峣。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罗邺《春过白遥岭》）[10]5717
古松古柏岩壁间，猿攀鹤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灵澈《简寂观》）[10]9133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是时节气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元好问《游黄华山》）[15]184
以上作品所写之景观都是在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令，只是因为所在地势（海拔）的高下差异，才有了气候和物候的差异，进而才有了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学中大凡写山中景色、山中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人们并未深入研究，许多人只是感到诧异。其实说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候（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造成的。
六、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与古典诗歌的时代差异
气候（物候）也有时代差异。气候（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所决定的。当气候与物候的周期性波动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时，便构成了它们的地域性。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也会导致地域的差异。
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梅树的种植比较普遍，《诗经》里就有五次写到梅花。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16]77终南山在长安（今西安）之南。唐代的时候，这里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在唐人的诗里还写到梅，如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10]4488但北宋中期以后，气候变得寒冷，而梅花只能抵御-14℃的最低温度，所以关中一带就不再有梅了。苏轼的《杏》诗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12]9113而宋代杭州的气候要比关中相对暖和一些，所以在林逋、姜夔、陆游等南宋作家的诗词里，就经常写到杭州的梅花[17]447。
再如荔枝，乃是一种热带植物，广泛种植于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在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成都也能种植，张籍《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0]4290荔枝只能抵御-4℃的最低温度，至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冷，成都就不能种荔枝了，只能在成都以南60公里的眉州和更南60公里的嘉州种植了。苏辙《奉同子瞻荔支叹一首》云：“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12]10073表明自那以后，气候更为寒冷，连眉州也难以种荔枝了。
唐代关中有梅而宋代关中无梅，唐代成都有荔枝而宋代成都无荔枝，这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致；宋代关中无梅而杭州有梅，宋代成都无荔枝而嘉州有荔枝，这又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地域差异。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只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便构成地域的差异。
考察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当我们根据古典诗歌中的物候来复原和研究有关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一定要考虑到气候（物候）的历史变迁这一因素。事实上，任何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缓慢变化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得丰富多彩，也才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色彩显得多种多样。
总之，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研究和认识也许不够深入，因此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更希望同道中人能够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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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页。[YanJiyuan，″whatistheDifferencebetweenmeteorology，weather，andClimate？″inJuvenile&ChildrenspublishingHouse（ed.），oneHundredthousandwhys：meteorology，Shanghai：Juvenile&ChildrenspublishingHouse，1980，p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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