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论文篇1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其非常重视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其也存在一些优秀的研究案例。那么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参考依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旅游文化也是可行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与旅游文化学有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学科分野研究，并且在识别出多种旅游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如：均质化、人造景观、麦当劳化、游客凝视、文化真实性、旅游族群性、文化商品化等。其在开展旅游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的解释上。而我国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旅游文化有关的研究方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并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旅游文化本体认知上，其认为必须要先明确的界定出旅游文化的概念，才能够将其应用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中来，但是始终未能对旅游文化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也使得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迫切性，并且旅游文化也被赋予了工具性的特点。但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文化之实，只是还没有形成名正言顺的旅游文化之名。这也是我国旅游文化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学科研究成果无法通过旅游文化学整合；另一方面旅游实践当中存在的很多案例都没有在文化视野下降进行考察，这也是导致旅游文化本体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国内外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时，在研究重点及喜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具有明确的要求，要求能够明确的界定旅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当前不管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旅游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随着各项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在寻找一种能够摆脱旅游文化认知困境的方法，于是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审视旅游文化的方法应运而生，其中以文化人类学视野来探究旅游文化就是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的特殊的、新兴的文化类型，在开展旅游文化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若是仅仅局限在旅游学的范畴当中开展相关研究，就会导致所给出的认知结果、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促进旅游文化学研究跳脱出当前的困境，在现有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当中积累了与文化功能、文化特性、文化内涵等有关的理论体系，若是能够借鉴这些体系，应用于旅游文化的认识、解读与界定工作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学有关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在实际的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若是在发生层面来限定旅游文化的外延，那人类学对于文化的传统认知与旅游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这就需要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深层次来探索文化人类学与旅游文化学之间的共性，如：结构、功能、内容等方面的共性，这对于确立旅游文化本体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若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不做限定的开展跨学科研究，那么旅游文化就可能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联系，如：艺术学、建筑学、宗教等等，这不仅仅容易导致旅游文化本体的泛化，也容易导致出现旅游文化学被多个学科瓜分的现象。但是相对之下，文化人类学对于旅游文化学认知研究的利大于弊。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当中，旅游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其是在旅游这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指引之下，人们能够实现某一种特殊的功能需求，但是实际情况中，这种功能需求实现与否受到目的地文化及客源地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通过旅游文化能够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对人类的存在状态有一个新的审视，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想对旅游文化的产生、形成及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也可以借助于文化人学的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从中获取一些特殊旅游文化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升华，演变成为与旅游文化客观认知有关的积累。由此也可以看出，旅游文化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旅游文化是可行的。
四、结语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2
城市化进程中边疆地区民族问题治理/高永久，秦伟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5
从构建“和谐社会”到共建“和谐世界”：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五/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24~30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于福坚//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31~39
促进法兰西民族走向统一的有利条件/陈玉瑶//世界民族.-2011，⑵.-67~75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张来仪//世界民族.-2011，⑵.-30~39
共同地域的演化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何淑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6~19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王飞，吴大华//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9~12
关于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研析与思考/井方，吴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9~109
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焦传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6~11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为实证/陈云霞//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6~12
论美国非洲裔的历史文化及其保护/施琳，蔡柳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0~126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刘东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6
论欧洲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张涛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33~37
民族变迁与政策转型：以城市化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变迁为例/卢守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0~24
民族地区政策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左宏愿//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7~23
民族概念：民族纲领政策的理论基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二/金炳镐，孙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5
民族关系评估与检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阎耀军，吴中元，朱吉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23
民族关系特征：民族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四/陈丽明，金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15
民族聚居区域行政法的特点与策略/韩舸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5
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常开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0
民族问题概念：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三/裴圣愚，秉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10
欧洲非政府组织与欧盟少数民族问题治理/赵纪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2~17
欧洲一体化：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田烨//世界民族.-2011，⑵.-1~8
浅析现阶段“民族融合”观点的社会影响/文妮，肖锐，陈永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5~28
“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杨思机//民族研究.-2011，⑶.-1~11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处置行动逻辑研究/张成//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5~8
试析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与法国的单一民族国策之关系/叶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5
试析美国“熔炉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姚建军//世界民族.-2011，⑵.-40~44
我国散杂居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李安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0~33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意识变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探讨/杨沛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26~29
二、理论综述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徐新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9~154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王杰文//民俗研究.-2011，⑴.-33~46
朝圣与族性差异：对特纳“交融”概念的省思/石峰//世界民族.-2011，⑶.-36~41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郁丹//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34~44
从“人民”论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张宝梅//世界民族.-2011，⑵.-88~94
从“文本中心”到“文本探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探讨/王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0~165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彭牧//民俗研究.-2011，⑴.-47~66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徐杰舜问；彭兆荣答//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2~17
从政治伦理学到历史民族志：访著名人类学学者张佩国教授/徐晶，谢杲馥问；张佩国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2~27
“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汪金国，王志远//世界民族.-2011，⑵.-55~60
多民族村落族群认同的原生特点与现代构建：以甘肃甘南夏河县桑曲塘村为例/徐黎丽，孟永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9~116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朱炳祥//民族研究.-2011，⑶.-12~24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证/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2~88
广征语言事实，阐发奥义于微末：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九/何彦诚问；李锦芳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4
“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杨绍军//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109~115
回归“原生态”反思：从洞经音乐到侬人古乐/罗彩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6~32
历史之维与生命之维：“原生态文化”的双重视野：以“侗族大歌”的入世为例/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17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赵旭东，齐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9~97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王伟涛//世界民族.-2011，⑶.-42~47
旅游发展与边疆的去边缘化/孙九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11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瞿明安//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47~52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韩成艳//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52~57
论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雷勇//世界民族.-2011，⑵.-9~14
论文化生态的变迁与民间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新趋向/欧宗启//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34~39
论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空间”/余压芳，刘建浩//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32~35
民俗学中的“母题”概念及对母题索引的检讨/张成富//民俗研究.-2011，⑴.-125~138
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马晓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模式与互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几个问题/马伟华//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3~57
欧洲中世纪到近现代“民族”概念的演变与启示/唐书明，唐学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47~52
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庄孔韶，王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9~83
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赵旭东，齐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45~158
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马燕坤//世界民族.-2011，⑵.-50~54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张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0~56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黄文波//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8~82
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著；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⑶.-9~16
神圣与世俗的通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性抉择/吕俊彪//思想战线.-2011，⑶.-90~93
《史记》书写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吴宗杰，余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0~77
试论人类学理论中“结构-能动性”的对立与接合/李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8~112
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阮艳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4
孙作云图腾神话研究解析/朱仙林//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61~69
所谓“海外民族志”/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6~129
特约稿：陕甘宁青新文化厅官员与专家千字文笔谈《非遗法》的实施/蒋惠莉，王兰玲，陶雨芳，吕霞，韩子勇，朝戈金，乌丙安，刘锡诚，董晓萍，祁庆富//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20
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族群文化原真性研究：以从江岜沙苗族为例/孙九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25
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探索/【日】长谷川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2~67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叶舒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6~171
文学与学文：一个比较文化的视野/彭兆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55~159
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转向/巴胜超//世界民族.-2011，⑵.-45~49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王杰文//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05~211
也谈民族文化的创新/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53~58
一个家乡人类学者的实践与思考/韩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5~61
仪式、权利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吕俊彪//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8~63
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周大鸣，石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2~78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杨利慧//民俗研究.-2011，⑴.-7~32
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徐杰舜，梁枢，郑杭生，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13
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美】纳尔逊•格雷本，金露著；金露译//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1
中国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与革新/侯小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4~119
壮族布洛陀神话破除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潘其旭//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9~99
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八/李盎问；曾羽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3~3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白银锡勒牧场上的人-草-畜/赛汉，张海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5~39
保护瑶族乡村盘王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策略：以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新和村盘王节为例/毛汉领，陆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4~108
被压抑的现代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潘泽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57~63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邵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22
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刚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祝鹏程//民俗研究.-2011，⑴.-67~81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改造：基于空间意义的模式分析/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9~32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王希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4~59
从“洪水型”神话看老挝老龙族与壮族的文化渊源/韦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40~143，158
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李林凤//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3~19
从日常生活视角看烟台营子村蒙古族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王志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1
从屯堡发生学看社会如何可能/孙兆霞，张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15
“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汤夺先，张莉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13
傣族剪纸：活色生香的民间艺术/王艳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55
当代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人类学考察/苏静//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0~115
地域社会的构成：整体论的视角：以摩哈苴彝族村和周城白族村为例/朱炳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田景春//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⑸.-62~68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谷家荣//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64~71
滇越铁路对沿线彝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杨甫旺，李娜//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6~51
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机制研究/郎雅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0~24
侗族“萨神”与原始“礼”制比较研究/龙耀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6
侗族戏剧审美人类学研究/黄守斌，周帆//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2~45
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以镇江杨家门社区为例/杨荣斌，马一//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70~73
风水与坟业的历史民族志：清代光绪十八年绩溪司马墓“盗葬案”探析/张佩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
符号动员与景观再造：旅游情景下的“抗倭历史名城”打造/林敏霞//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0~34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4~78
复合文化：基督教背景下的彝族文化变迁/黄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7~71
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瞿州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7~122
甘南藏族家族结构研究：基于卓尼藏族民间组织沙尼与汉族家族比较的视角/谢冰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3~77
贵州“里民人”探寻/王献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6~49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郭建勋//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6~121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特征研究/吴占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5~98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谭晓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5~68
回族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宁夏回族农民工的抽样调查/马金龙，李录堂，李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77~81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江会”活动的田野考察/王青梅，刘铁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6~21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郭云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6~41
建构传统：牧民社会时间的释义：以内蒙古那日苏嘎查蒙古族牧民为中心/宋小飞//民俗研究.-2011，⑴.-162~170
建筑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建筑/向同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5~19
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为例/郑向春//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8~23
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刘志扬//民族研究.-2011，⑶.-25~34
空间、家屋与人观：以关中邓村为例/董敬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9~124
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李春忠，罗承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8~80
跨国通婚、信仰与秩序：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研究/马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28~35
跨境橡胶种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族（阿卡人）村寨为例/马炜，张雨龙//思想战线.-2011，⑶.-17~21
旅游背景下族群内部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五落钟离山”为例/莫代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39~142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张骁鸣//思想战线.-2011，⑶.-99~105
旅游发展与民族村落社会变迁：基于鄂西神农溪景区罗坪村的调查/吴爱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4~17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赵玉燕//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84~189
旅游业的“意外”产物：对一起网络事件的民族志分析/苏敏//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82~92
论傣族节日庆典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吴之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7~50
论侗族传统择偶习俗的文化意义/龙昭宝，梁思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5~28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赵天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3~107
论台湾原住民的书写策略：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观察/彭佳//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5~39
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罗桑开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85~90
论纸马的信仰背景与艺术基础/陶思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4~88
密枝节祭祀起源模式与话语维护/宁智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8~33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和人口/赵永胜//世界民族.-2011，⑵.-82~87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王立阳//民俗研究.-2011，⑴.-139~161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徐新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7~41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30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王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0~38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王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9~45
民俗文化村的文化表演：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潘峰//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93~100
民族英雄评价问题学术讨论/赵永春，孙婉婷//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5~73
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滕志朋，刘开娥，莫秋//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2~77
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陈岗龙//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56~60
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何粉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6~40
普米族白石崇拜的文化解读/奔厦，泽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0~46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陈松，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44~48
清代新疆汉民族移民社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王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94~98
箐苗“祭山”仪式的现象与思考：六枝县梭嘎乡补空寨个案调查/徐小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3~66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欧光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8~41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王志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0~65
三洞水族使用巫术的原因初探/张振江，苏慕烽//思想战线.-2011，⑶.-22~26
散杂居民族“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对：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沈再新，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4~28
山地民族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温士贤//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52~56
山区农村聚落的布局与空间组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曹雪//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0~22
“商人型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法】施帝恩著；尼玛扎西，刘源译；彭文斌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6~56
少数民族文化在主客位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以那坡县壮族“敏”支系传统文化为个案研究/陆潇玲//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7~122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周大鸣，刘玉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2~48
社会秩序理念下对侗族村寨孝养关系的思考：以贵州从江县下江镇平寨为例/高法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8~81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揽镇永宁社区个案考察/李翠玲//民俗研究.-2011，⑴.-171~186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林冠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7~66
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贾伟，李臣玲，王淑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6~60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秦永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72
试析寺院社会化管理及得失：以青海省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之实践为例/华热，多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46~151
苏尼/嫫尼与彝族历史及其研究/罗庆春，李春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5~130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谭志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7~130
土族的“班斯纳得那”研究/杨卫//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8~204
佤族国家认同的历程、现状与挑战/陈晓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2~57
外来语言与山区少数民族：以广西龙胜瑶族D村为例/刘丽敏//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40~43
维吾尔族农民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度的调查/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3~68
无文字族群宇宙观念的身体表述：嘉绒跳锅庄的文学人类学阐释/李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7~102
武婆信仰与桂林区域社会变迁/胡小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8~84
西南地区传统银饰工艺与族群的关系/张建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6~49
习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周真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8~53
信仰•禁忌•仪式：壮族经布洛陀的审美人类学发微/王敦//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8~116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59~172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成宁县浆子林村为例/余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2~47
“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林继富，查斌//民俗研究.-2011，⑴.-105~124
艺能之思绪尽可录制吗？：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日】寿田吉孝著；姜娜译；韩敏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9~71
彝族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分析/余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81~85
优势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实证研究/刘建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64~69
有关壮族年龄组（朋友）的考察/【日】田诚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85~92
“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唯中国人爱玉说献疑/叶舒宪//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31~41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余康乐，刘星//民俗研究.-2011，⑴.-187~202
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服饰生态文化/袁爱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6~59
云南纳家营回族生存智慧的政治人类学解读/李春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68~72
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才让//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1~33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意义和旅游价值/罗树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24~29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王文光，段丽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2~34
中日端午民俗文化比较/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8~62
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9~135
壮剧与民俗文化/陈丽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36~139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0~107
族际通婚与族群关系：潭溪土家族的实证研究/陈心林//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3~27
四、女性问题研究
北京回族女性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以北京牛街李家为个案/【泰国】纳静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8~67
玻璃天花板下的守望：a大学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赵叶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3~77
从服饰色彩的变迁看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王晶，刘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8~7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运动中的女性：以福建省惠安女水库为例/杨齐福，汪炜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9~75，82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性别平等倡导战略的研究/卜卫//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5~12
教育增权与撒拉族农村妇女发展/闫丽娟，李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5
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与发展对策：基于五省市定性调查研究报告/全国妇联课题组//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1~38
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宁夏泾源县黄花乡为例/江晓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82~85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排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徐延辉，熊欢//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9~47
女性在科学实验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社会性别研究/宋琳//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48~53
社会性别主流化框架下德国女性主义语言政策/张智，孔德明//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96~100
守贞节是妇女的文化宿命吗？：关于近期有关事件引发的文化与妇女性权力的讨论/李银河，等//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0~68
她/他们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同龄退休？：对选择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刘伯红，郭砾，郝蕊//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22~30，47
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郭夏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3~21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法律以法律推进保障性别平等：《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女性与法律”栏目15周年回眸/周应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01~107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刘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34~138
五、研究动态与书评
读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罗杨//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0~194
读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龙飞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85~190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综述/李技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2~77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概述/波•少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89~94
接近“他（她）”的生活：读《中国音乐家的生活》/李娟//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3~178
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张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0~45
近三十年国外民族政策研究简述/哈正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近30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反思/徐义强//思想战线.-2011，⑶.-124~130
镜中镜：读《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与美学》/冯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8~185
旅游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评述/刘安全//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65~69
时间就是社会：在历史人类学的脉络中解读《传统的发明》/常海燕//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4~197
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罗红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98~103
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刘宏涛//民族研究.-2011，⑶.-106~107
仪式的谱系与解释：读《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罗正副//世界民族.-2011，⑶.-94~96
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彭兆荣，肖坤冰//世界民族.-2011，⑶.-48~56
有多少意义可以重寻：简评《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李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6~188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3
主题词：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以今证古；类比；或然推理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3）02-
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积极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新兴的“文化人类学”也逐渐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史学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论。如史学界基本以摩尔根的“进化论人类学”为圭臬、神话学基本以茅盾根据朗格“人类学神话学”建立的中国神话学理论为准绳。然而，在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国上古史学和神话学研究迄今仍未“走出迷茫，超越疑古”，且在不少方面误入歧途。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实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关系极大。我们知道，“以今证古”在形式逻辑中属“类比”之法，是有待证明的“或然推理”，是不可全信的。我们又知道，西方文化人类学主要是根据近存原始社会来推论人类上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然而谁敢保证近存原始社会就是人类上古时代的“翻版”？在没有见到上古证据之前，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见解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推论和猜测，是有待证明的“或然推理”！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以今证古”，原因即在于西方国家的上古史料非常有限，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我们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上古史料，我国史学家完全可以走“以古证古”的科学之路！诚然，我们只有走“以古证古”之路，才能最终脚踏实地地见华夏童年时代的历史大真相。由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的确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以今证古”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利中国史学的振兴。
一、西方文化人类学之缘起
人类学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构成。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体质特征的起源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则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发展规律。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的《体质人类学》一书标志着体质人类学的诞生。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横空出世，论证地球上的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进化”而来的。进化论摧毁了自古以来的“神造万物”宗教观念。但进化论仅仅是对生物而言，并不包括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于是当时以泰勒、摩尔根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论证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的文化也不是“超自然的成就”和“神赐产物”[1]，也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而来的。一些欧洲学者发现探险家、传教士、海员从异国带回的远古人工制品在近存原始社会中仍在使用，于是调转船头到近存原始社会中去收集原始文化材料，并将其视为早期人类文化的“活化石”。187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出版标志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正式形成，泰勒也被誉为“人类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文化人类学是狭义的，也就是民族学，其后的文化人类学是广义的，即运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材料来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萌芽壮大于西方欧美国家，“新文化运动”时传入中国，建国后又作为资产阶级学术被打入凉宫，改革开放后再次在中国生根开花并有待壮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文化人类学学派林立、理论众多、此消彼长、纷繁复杂。日本学者绫部恒雄主编有《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2]一书，较有代表性的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
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以今证古”
文化人类学“以今证古”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对那些不太了解这门学问的人，这里才有必要举证说明。学界很少有人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进行商榷。也许是因为门户之见，文化人类学家很少自称其方法是“以今证古”。但很少并不等于没有，例如茅盾极力推崇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安德鲁·朗格[3]就自称这门学说的研究方法是“取今以证古[4]”。文化人类学的起点是研究人类文明初期的起源状况[1]，然而由于在欧洲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所以其主要方法是通过近存原始民族的社会状况来“类比”人类文明之初的状况，例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就提出了他的大胆假设：“现今研究的蒙昧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人类的早期状态相符[5]。”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学派林立、众说纷纭、难有统一的认识，其根本原因理当就在“以今证古”的研究方法。因为“以今证古”根本上属于“类比”之法，而“类比”之法根本上又属于“或然推理”，实质上是有待证明的“假设”和“猜测”。
（一）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从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方法实质是“以今证古”。孙秋云先生在《文化人类学教程》一书中列举了文化人类学的五种研究方法：一是“田野调查法”，即深入到近存原始社会中去实地调查收集资料。此法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标志”[6]，李月英也写有《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7]一文。如摩尔根为了研究人类社会进化规律就曾深入到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长期生活，甚至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该族成员。而摩尔根运用近存原始社会文化材料来推测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状况则无疑属于“以今证古”之法。二是“背景分析法”，即运用背景构架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其基础和前提还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还是“以今证古”。三是“跨文化比较法”，即对田野调查来的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报告进行抽样比较研究，其基础仍然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仍然是“以今证古”。四是“主位与客位研究法”，即采取主位与客位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例如以学者立场或以巫师立场来研究巫术，其认识可能大不相同。而“主客位研究法”的基础还是“田野调查法”，还是“以今证古”。五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法”，所谓“大传统”即以都市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即以村镇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其基础显然还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显然还是“以今证古”。——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是“以今证古”。
在众多中外民族学家的著作中，都充满了近存原始社会的文化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往往用来论证远古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在广义文化人类学的阵营中，我们看到民族学的比重显然远远大于考古学和语言学，其方法也主要是“以今证古”。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也指出：人类学的依据主要是近存原始民族的文化材料，所以其方法主要是“以今证古”。有学者说，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的，而文化人类学则是研究“文化活化石”的。这里所说的“文化活化石”即指近存原始社会。这些也都表明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是“以今证古”。
（二）文化人类学先驱们的“取今以证古”
从文化人类学先驱们的探索途径看，其方法也均不出“以今证古”之畛域。172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一文即是把印第安人的习俗与文献记载的古代习俗进行比较研究。在17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学者们也是广泛利用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近存原始民族文化材料来论证他们对人类远古时代的看法。19世纪以后的欧洲学者也正是因为发现古代的人工制品竟然在近存原始社会中还在使用，于是调转船头开始对近存原始社会进行调查取证从而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雏形。这些方法，都是“以今证古”。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几位文化人类学巨匠的研究方法。
英国人泰勒（1832—1917）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英语世界学院派人类学创始人，第一部人类学教科书的作者[8]，世称“人类学之父”。泰勒的方法实质也是“以今证古”，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泰勒年轻时因健康原因四处旅游，在墨西哥边僻山村考察后出版了《阿那瓦克：古老和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1865年又出版《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1871年出版了集其思想之大成的不朽名著《原始文化》，该书系统表述了泰勒的人类学思想，在学术界赢得极大声誉。
泰勒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法”，即对世界各民族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原始文化》就是比较法的产物。比较法至今仍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二是在《原始文化》中首创了“残余分析法”，认为近存原始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现象虽已失去远古原型，但惯性力量使其以“残余”形式存在，考察这些“残余”，即可恢复其旧有结构，重建人类文化进化史。泰勒的主要取证对象是近存原始社会，其方法实质是“以今证古”。
美国人摩尔根（1818-1881）是与泰勒比肩而立的另一位“古典进化论”的学派代表，也是与中国建国后的社会科学理论关系极深的人物。摩尔根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深入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长期生活，甚至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该族成员。他1851（33岁）出版《易洛魁联盟》、1869年（51岁）出版《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1877年（59岁）出版《古代社会》、1881年（63岁）出版《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人类社会三阶段进化序列（“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提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不断发展的，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还将走向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理论大加赞赏，认为他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3）一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一书是执行马克思遗言而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盛赞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近人常金仓在《进化论人类学的终结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9]一文中说：“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人类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遭到全面的批判，被相率放弃，他的做法却在中国史学界延续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旧在重蹈摩尔根的覆辙。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战胜自己头脑中的固执和偏见，积极探索新的道路，中国史学才能焕发自己的活力。”显然，摩尔根的方法也是“以今证古”。
英国人弗雷泽（1854-1941）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类学家，一生著作颇多。他的巫术研究巨著《金枝》使其在世界学术界获得崇高声誉，是闻名遐迩的学术必读书，是人类学的百科全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巫术与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金枝》以古罗马作家的“金枝”神话传说（一座神庙中的被称作“森林之王”的祭司可以由逃奴担任，但逃奴必须折取现任祭司日夜守护的神树上的树枝〔金枝〕，从而取得与现任祭司决斗的资格，并杀而代之）为起点分析巫术的起源与发展。他运用泰勒的“比较法”，对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巫术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并进行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系统梳理，演绎出一套严整体系，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了令人佩服的阐述，首次得出“巫术先于宗教”的结论。弗雷泽把巫术归为两类：一是“模仿巫术”（相似律、同类相生、果必同因），二是“接触巫术”（接触律、触染律）。前者通过“模仿”施展法术，后者通过被某人接触过的物体对某人施展法术。弗雷泽的巫术研究也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我们通过中国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以前的“上古图文”[10]研究上古巫术的起源，发现巫术的起源与上古先民普遍崇拜的天帝高祖夔有至深关系，而这些恰恰是弗雷泽没有、也无法看到的，因为他所收集的原始巫术材料并不包括年代极其古老的中国“上古图文”。但他对巫术的分类和剖析与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因为在他所收集的材料中还“残余”着较为丰富的上古巫术的内容。从弗雷泽的材料根据看，仍不出“以今证古”的范畴。作为世界三大古国的中国“上古图文”是在近数十年来才逐渐面世的，弗雷泽身处近百年前是无缘相见的。若不然，凭他的智慧，恐怕还会干出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英国人安德鲁·朗格[3]（1844-1912）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他确立了人类学派的神话学。朗格的神话学理论认为：古代神话是先民“生活和思想的产物”[4]。朗格的著作有《近代神话学》、《风俗与神话》、《神话：教仪与宗教》，《大英百科全书》的“神话”条也是朗格所撰。朗格的人类学神话学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影响巨大。中国现代神话学奠基人茅盾是朗格的极力推崇者，他认为朗格的神话理论是“最圆满的”。茅盾介绍朗格的研究方法正是“取今以证古”，他说：“神话缘何而发生呢？神话中的不合理质素又是什么缘故呢？兰回答道：原因都是在创造神话的原始人的心理与生活状况。但原始人去我们且逾万年，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已非我们所能目睹，又无可靠的文字记载，然则我们在万年之后，论述万年以前的事，必如何而可不陷于悬揣臆说的弊病呢？换言之，即如何而可使我们的论断合于科学方法。对于此点，兰的方法是‘取今以证古’。这就是研究现代野蛮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看他们和古代神话里所传述的，是否有几分相吻合。果然研究的结果，证明凡古代神话中一切怪异的记述为吾人所怀疑惊诧者，在现代野蛮民族中方且以为理之固然，日行之而不疑。例如古代神话中一切易形的故事，皆起于万物皆有精灵一观念，而现代野蛮民族正有以为凡物皆有精灵故奉为‘图腾’而崇拜之者；又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的血族结婚，现代野蛮民族中亦有视为常事，不以为罪的，正象古代神话所述神的乱婚。我们如到现代澳洲土人，南非布西曼族，红印第安人，南美落后民族的小社会内一看，便见活的神话正在他们中间开演。这些现代的野蛮民族，因了种种关系，大概是不能进于文明之域的了，人们往往称之为，好象他们是天生的劣种；实则我们文明民族的祖先，在数万年前正和他们一样，不过因了种种机缘，乃能逐渐进化，有今日的文明。我们如果承认人类进化的事实，便亦不能不承认他们确可称为我们祖先的现代的代表；因而不能不承认人类学派的解释是合于科学方法的。”[4]
总之，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大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近存原始民族正是“我们祖先的现代的代表”，所以他们就要“取今以证古”。
三、“以今证古”属“或然推理”
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根本方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以今证古”根本上属“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根本上又属“或然推理”，而“或然推理”又是一种有待证明的推理，本质上还属于“假设”与“猜测”的范畴。“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从而推测两事物在其他属性上也可能相同。而这个“可能相同”是有待证明的“假说”。再者，如果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很少，而且共同属性与推理出来的属性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样的类比推理就是极不可靠的，被称作“机械类比”。如果我们完全根据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构建我们对上古原始社会的理论，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近存原始社会与上古原始社会说到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真正见到上古原始社会的材料以前，谁也不敢保证上古原始社会与近存原始社会就是一样的。更何况上古的自然人文环境是不是与近存原始社会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同，这也很难说。
我们认为，应当用尽可能直接的上古证据论证上古历史，而不是以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类比”上古历史。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根据中国周代以前的“上古图文”看到的华夏文明发祥史，的确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近存原始社会存在天壤之别！远古时代的自然人文状况与今日世界的自然人文状况的确存在很大不同。远古先民信仰的“天神”与今日野蛮民族信仰的“天神”完全不是一回事！例如35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岩画陶纹等“上古图文”中所记载的上帝高祖“夔”与近存原始民族所信仰的抽象的神灵显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或者可以这样说，远古先民信仰的“天神”是其“原型”，而今日野蛮民族所信仰的“天神”则是演变得已经失去“原型”的“变型”。通过这些“变型”想还原其“原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直接到“上古图文”中去考察其“原型”真相，而不是通过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类比推理。我们认为史学研究的方法总则应当是“实事求是”，具体到上古史研究，就应当尽可能找到当时当事的“直接证据”，如果是后来的史料，也是离得越近越好。三千年前的甲骨金文记载自然比后来的传世文献可靠性更高。神话传说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或“口耳相传”，或“文字传承”，然而一个“传”字就决定了它必然存在“删改讹亡”之虞。近存原始民族的神话传说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是不是古传，或许还是后来才编出来的，就算是古传，也同样存在“删改讹亡”之虞。
当然，我们也并非说“以今证古”方法就完全不可取，泰勒的“残余”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今日的“变型”中也理当残余着上古的“原型”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与上古史料接轨。但我们反对把“以今证古”作为主要方法来研究上古史，作为一种辅助方法还是可以的。现代广义的文化人类学是由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构成，这其中还是应当偏重考古学和语言学中的历史资料，民族学对近存原始民族的“田野调查”材料只可以作为辅助，而不可成为主要依据来推测上古历史。总之，我们主张“以古证古”而不是“以今证古”。
四、西方文化人类学“以今证古”方法产生的地理原因
西方文化人类学为什么会采用“以今证古”这种“或然推理”之法呢？这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可能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之重镇是在欧美国家，然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却主要是在东方：一是东亚的中国文明，二是西亚的两河流域之苏美尔文明，三是东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四是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11]。这四大最古文明三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欧洲最早的爱琴文明出现时，四大文明已经出现了上千年。然而美洲最早的印第安文明出现时已近乎我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已经非常晚了。所以，欧美国家并无人类文明发祥期的遗址遗物，也自然缺乏这方面的传世文献。虽然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海员从海外带回一星半点异文化的文物，也远不够表现应当的历史环境。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才使得欧美学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发现海外带回的原始制品在欧洲当时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就走上了借近存原始文化材料来“类比”人类文明发祥期的“以今证古”之路，即是地理条件所迫。
另外，正如杨堃在《民族学概论》一书中所说，欧洲学术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无论讲任何科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总是从希腊、罗马讲起。特别是从古希腊讲起。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来自希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东方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的文明比希腊、罗马更早，所以讲到最早的科学、文化来源，应从古代东方讲起。”[12]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走上“以今证古”之路，与这种“学术传统”也有一定关系，他们忽视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起源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唯识论”式的狡辩
面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学派林立、理论众多、此消彼长、纷繁复杂的局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文化人类学不求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各种解答中寻找更加可能的正确答案。在其他学科看来，文化人类学家是在玩“换句话说”的游戏，是一种不科学的社会科学。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文化人类学并非追求一个真实，即使真实只有一个，但每个人看到的“真实”也往往是难以整齐划一的。这种说法颇有些利用佛教“唯识论”的狡辩，即世界是什么样的，都取决于人心，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类文明发祥史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其实是一种逻辑纹乱的理念，历史就是历史，它只有一个样子，具有客观唯一性。也许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问题及其纷繁复杂、无所是从的现象，才使一些西方学者指责说这里潜伏着“文化爆发户的劣根性”。
我们知道，中国的上古史是由神话传说与考古材料构成的，其中的神话传说一直是中国史学的研究重镇。然而长期以来神话研究迷雾重重，不得其解。究其原因，主要症结即在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及其神话学影响太深，未能“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史料。作为四大古老文明的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以古证古”的神话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文化人类的理论框架》[m]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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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ew·Lang，茅盾译为“安德烈·兰”。
[4]《神话研究》[m]茅盾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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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人类学教程》[m]孙秋云主编，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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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化人类学》[m][美]马文·哈里著，李培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
[9]《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2009（3）.
[10]即指上谷岩画陶纹和甲骨金文等。
[11]《中外历史发展大系对照表》[m]，书海出版社，2004.
[12]《民族学概论》[m]杨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陈文敏，男，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古籍室研究馆员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4
关键词：勒奎恩；文化人类学家；主体；道家思想
厄休拉・勒奎恩（UrsulaK.LeGuin）是当代美国科幻界的翘楚，著作等身、获奖无数，被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当代幻想文学第一人”（9）。其笔下的主人公多为文化人类学家形象，他们在对异文化的考察过程中，也不断深化着对自我的认知，思维方式也逐渐从最初的二元对立走向二元互补。从生平传记的角度来看，这与勒奎恩享誉世界的人类学父母的影响密不可分；从现有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人物形象虽然很早即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已有研究多从英雄历险模型以及叙述视角等角度加以阐释，缺乏对其认知过程的深度剖析。故本文拟以勒奎恩代表作《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中的主人公金利・艾（Genlyai）为例，采用朱炳祥教授对于人类学家在做研究过程中不同主体层次（活动主体、认识主体及观念主体）的划分，对勒奎恩笔下的文化人类学家形象进行解读。
第一重主体：《黑暗的左手》的主人公金利・艾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开始时总以其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看待双性同体的的格森星居民：“先把格森人看做男人，接着又视为女人，把他归为与其本性毫无联系的类别”（LeftChap.1）。他曾这样描绘房东：“我的女房东，一个饶舌的男人”，“他肥胖，走起路来不住地颤动，脸丰腴而柔和，心底和蔼却爱窥探他人隐私，一点也不光明磊落”（LeftChap.5）。不仅如此，甚至在面对诚心帮助他完成劝说格森星加入“伊库曼”的任务的格森星首相埃斯特拉文（estraven）时，艾起初的态度也是鄙夷多于认同，怀疑大于信任，甚至处处设防。由此可见，此时的艾是持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活动主体，其固有的思维方式使得艾自诩不凡，以居高临下的视角按照自己惯有的思维习惯生搬硬套，而对于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真实特性视而不见，以致常常南辕北辙、判断错误。
第二重主体：艾错误的判断使得他卷入邻国的政治斗争之中，被关进农场监狱中。埃斯特拉文不顾自身安危，勇闯农场，将艾救出，并带其经历了扣人心弦的冰川大逃亡。在那五六个月里，艾和埃斯特拉文每天面对着零下华氏二十多度的严寒，负重行军十余小时，可谓饥寒交迫，时刻都在与死神奋勇搏斗。在如此困窘的情形中，支撑艾坚持下来的是埃斯特拉文那坚韧的生存意念和高超的生存技能。朝夕的相处使得艾逐渐意识到了自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局限，开始反思为何自己无法将埃斯特拉文视为朋友，后来他悟到真正原因是他被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禁锢，排斥埃斯特拉文所代表的以阴阳互补的二元辩证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双性文明。最终，艾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思维方式的狭隘，直面自己的文化偏见，转变成了反思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认识主体。
第三重主体：在跨越了思维方式的局限后，艾甚至对埃斯特拉文产生了无可名状的爱恋：“我们之间突然产生了伟大的友谊，这种友谊使我们在流放生涯中，在我们千难万险的旅途中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现在不如将其称之为爱情……”（LeftChap.7）。至此，埃斯特拉文所代表的阴阳互补的二元辩证思维方式获得了艾的理解与认同。此外，在艾和埃斯特拉文并肩作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埃斯特拉文几次试图学习艾所来自的星球的特有沟通方式――“心灵语言”，但都惨遭失败。只有当艾挣脱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束缚，真诚地想与埃斯特拉文沟通时，埃斯特拉文才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勒奎恩借此表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着强大的壁垒，顽固而有害，无法走出自我的局限，因而不能真正地理解自我，更不能真正地理解他者。阴阳互补的二元辩证思维方式则能有效克服这一局限。此时的艾成为了走向二元互补思维方式的观念主体，对自己的整个考察过程背后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度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重主体的划分展现了艾不同阶段的主要思想变化，三者紧密联系、互为镜像。换言之，勒奎恩笔下的文化人类学家是三重主体叠加的结果，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三者的表现程度不同，当其中一种主体要素最为外显时，其他两重主体层次的萌芽或者说模糊的意识也存在艾的潜意识之中。同时，也正是这三重主体的叠加使得勒奎恩笔下的文化人类学家有着独特的魅力，也不断给身处后现代困境中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参考文献：
[1]Bloom，Harold.UrsulaK.LeGuin.newYork：Chelsea.1986.
[2]http：///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6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作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Linguisticanthropology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an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anthropologyisacrossingsubject.itemergesanddevelopsinthebackgroundofanthropology.westernlinguisticanthropologygoesthroughseveralperiods,suchasfield-work,comparativeanalysisandtheoreticalgeneralization.therearemanyethnicgroupsandmanylanguagesinChina.thedevelopmentofLinguisticanthropologyhasawidebaseinChina.theresearchofLinguisticanthropologyisbeneficialtotheconstructionofanthropologysubject.meanwhile,itholdsimportantmeaningstoprotectthediversifyoflanguagesandcultures,tomakedifferentlanguageethnicgroupsrespecteachother,andtomakelanguageethnicgroupsdialogueharmoniously.
Keywords:Linguisticanthropology,Culture,Subject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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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7
关键词：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洛秦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6209
缘起
2005年初冬，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内容是介绍使其蜚声海内外的关于四川小凉山彝族宗族祭祖仪式戒毒的民族志电影《虎日》[1]的建构。席间笔者询其编著的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通论》[2]（2002）中音乐人类学章节缺失的缘由，庄教授只说再版时请洛秦教授补写。但是一直到2011年洛秦教授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3]（以下简称《导论》）出版，还是没有见到忝列“音乐人类学”章节的《人类学通论》修订版。缺失的缘由是人类学家囿于音乐研究的专业技能望而生畏的习惯性放弃，还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缺乏与人类学界必要的学术沟通与交流？音乐学者去做人类学家的研究很是鲜见，而人类学家说说音乐的事儿还真有如彭兆荣[4]等凤毛麟角的代表。对于人类学知识的缺失或说渴求已使当下一些音乐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到人类学院所读博士和做博士后等，这屡见不鲜的事实昭示人类学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在逐渐加强。
《人类学通论》没有“音乐人类学”章节，使号称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在实践中绕道音乐而露出了人类学（者）研究文化的“软肋”。但《人类学通论》的出版，体现了20世纪初以来近百年间从林惠祥、吴文藻、许烺光，到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等学者前赴后继的学科贡献，并吸收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将许多新兴的、成长的人类学领域如历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分支学派纳入书中，召集全国学界三十余名中青年精英参与编写，反映了学科成熟的团体风貌和后劲迅猛的学术势头。洛秦教授编的《导论》出版对于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影响与庄孔韶教授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出版对于人类学界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因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特殊发展背景而彰显重要的学科品格。
一、《导论》主要内容及结构
《导论》“编者前言”相当于简短的“序”，是一个谦和的编辑动机言说。在以ethnomusicology即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的低调叙述中，凸显了一种务实和朴实的、和风细雨的学术品格。面对国内音乐学术界对音乐人类学认识的褒贬不一的现实，“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表明了一种务实研究的实践作风而不是空谈，有着“实干兴邦，清谈误国”的当下旨趣，也力图避免空谈论争的浮泛。“编者前言”断判王光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开启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萌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南京民族音乐学术会议是音乐人类学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由此至今的三十年间基本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对话和交流，完成了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积累了中国初步实践经验。轻描淡写之间，掠过多少学科成长的步履维艰。随后是同类少有的“学术及编写凡例”，以及洛秦、萧梅、薛艺兵、杨民康、宋瑾、管建华、汤亚汀、齐琨、胡斌、黄婉、吴燕、徐欣、庄晓庆和张延莉等14位作者简介及生活近照，表明编写规范和对合作者的尊重及推崇，增强读者对书著的感知和把握。
全书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科发展历程”是本书历史性素描，以单一的章节“第一章，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为题，分别从19世纪前，19世纪，20世纪初、中、晚的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描述以及中国人前后的跟进与实践，这个线性素描勾勒了音乐人类学的昨天、今天以及对明天的展望，特别是清晰叙述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后，作者巧妙地处理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研究的关系，使用“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一词，如同使用“中国特色”一样，消解和包容了学术上不必要的排外和内耗的可能。可以说，“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提法是洛秦教授独具匠心的创作，是在多年游历西学之后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的智慧结晶。他兼顾当前中国音乐学术界对ethnomusicology或称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或学问或学科）或称音乐人类学（人类学之音乐研究）的认知和考量。
主体之第二部分“理论与方法”共有六个章节。第二章“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和学科名称”在介绍ethnomusicology译名的多种论争之后，对于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采取兼容并蓄的思路，化解了纠结着三十年来学术界因对民族音乐研究之热爱的、观念史问题之贡献。而这种贡献和热爱有学术路径“民族”化的文化标签式的情结，也有趋于构建中西合璧的良苦心智使然，亦有人文大学科构建的抱负顶真。见仁见智，诸多的名号逐渐归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之别。作者在谈音乐人类学“学科”的话题中触及到了学科的硬伤，在阐明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活态音乐事件和口传音乐以及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的性质后，坦然说了“音乐人类学”是一种非学科的“观念、思维和思想”（46页），这的确需要勇气和智慧。而我们的音乐人类学在边界膨胀之后如何重新建构洗牌？作者留下一个缓冲带——加了一个附录：《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既然是“学科认识中……”，自然暂时可以没有定论。
第三章“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开宗明义，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田野调查模式及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科学民族志诞生的标杆，彰显着音乐民族志学习人类学文化民族志范本的风向。不过，鉴于国内音乐学术界解读Fieldwork的现实，人类学界习以为常的“田野工作”（fieldworks）变成了被音乐学界些许认同或从众理解的“实地考察”，以求国内音乐界对非“田间野外”的风雨桥、游方场、堂屋唱等民族尊重的语言性规避，毕竟国内的传统音乐研究不是建立在迥然各异的他文化的基础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情同手足的民间情谊的血肉文本书写。而第四章“音乐民族志写作”从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说到“音乐民族志”（musicethnography），虽说广泛意义上任何记录族群文化的材料都是民族志，但具有学科方法品格的民族志是居于个体田野工作经历的个人著述，其学理渊源是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书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方修志的“地方志”“民族志”“音乐志”“民族音乐志”的集体性志书以及个人游记大相径庭。而作者在打开“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志”的纠结后，用人类学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与“阐释”利器，再度阐明“音乐民族志”所应有的人类学底蕴，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的强调。
第五章“音乐人类学的观察与参与”在“主位-客位”和“局外-局内”的方法与视角的叙述中，让我们感觉到音乐领域研究如同马林诺夫斯基“库拉”交换研究形同“经济人类学”（经济的人类学研究）、格尔兹研究巴里岛人的斗鸡看到法律人类学（法律的人类学研究），音乐研究有作为人类学部类意识之感（在这里我们不必论争ethnomusicology前世今生的异同，只是此地共时性的“音乐人类学”认知）。作为类同于人类学的部类研究，第六章“音乐人类学的记谱与分析”和第七章“乐器文化学与乐器分类”使我们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群人，面对包打天下“文化”研究抱负的人类学理想，却不得不舍去这块蛋糕。因为涉及音乐本体的研究，需要非常专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符号阐释，而且也是个人音乐技能的考验。作为音乐的民族志，音乐本体是躲绕不开的拦路虎，记谱就是一个基本研究的试金石。记谱不仅需要知道记谱的符号，明白表达什么意思，还要会读谱，知道写的是什么，最后，还要有音乐的理论水平，根据记谱和临场体验，分析音乐本体，这就必须是音乐的专业表达，[美]彼得·基维（peterKivy）在《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一书的《导言》中非常精辟地说道：“在所有美的艺术中，音乐是唯一一门拥有了专业知识和专业词汇才能跟‘学者对话’的一门艺术”[5]。由于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就把这种人类学的音乐研究独立出来，起了“音乐人类学”的名称，而很多不以关注音乐为己任的人类学著作，遇到歌舞也就一带而过，不做仔细的研究。事实上，一个社区，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音乐的存在，至于人类学家是否研究音乐本体（能否研究是另一个话题），就由课题的需要决定了。作为音乐人类学者即便是研究音乐文化事项，最后的落脚点也不一定是音乐本体，也可能是音乐作为艺术门类或作为文化门类体现出来的特点或启示。
主体之第三部分分为九章。这一部分主要编写了当前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方法和论域，体现了《导论》并非重复“概论”的与时俱进思想，让我们及时跟进音乐人类学的学术前沿，而不仅仅是“音乐人类学概论”式的基本概念普及。
第八章“‘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介绍了西方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新史学”倾向，并以“附录”的文本佐证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经验参与。传统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以研究无文字民族和口传文化为旨趣，其历史维度先天贫血，没有记载或缺少文献，使得共时研究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遭遇了历时性缺失的谴责。时过境迁，今天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研究，不仅蒂莫西·赖斯（timothyRice）在《关于重塑民族音乐学的模式》[6]（1987）中借用格尔兹针对仪式研究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适应经验”分析观念对梅里亚姆（alanp.merriam）的“概念、行为、声音”三维模式进行改造，理论化地对音乐人类学提出了历史维度的研究要求；而且要求共时性与历时性并重，这意味着音乐人类学研究从无文字族群向高文化研究的拓展和迈进。只有这样，无文字族群文化的泛历史或口传历史的研究在文明社会中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型，“附录”的昆剧研究成功例证就是汉族文献丰富的注脚。人类学化的历史学互文性研究使历史研究部有了当代的烙印，凸显了个体对历史的感性认知，如作为“新史学”代表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7]，[美]柯文把发生在中国晚清时期的“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不同时空中的认识和解读进行挖掘，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巨大人文价值。历史学化的人类学研究彰显了人类文化的时空底蕴，全球化的时空没有了“异样”的他者，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没有理由置之度外，而更应跟进当下，走向更加立体化的历史视角。
第九章“城市音乐人类学”不是音乐研究的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宣言，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研究视阈的扩展。城市音乐人类学也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添设，而是学科历史转型的一个论域。诚如上文所说，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化的时空没有了‘异样’的他者”，封闭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不管是对于现实中国的研究者难以作实际居住式的参与观察而变通作“家门口的田野”，还是学科跟进现代社会社区多样化音乐活态的现实，拓展学科边界包容日新月异的城市音乐如摇滚等非艺术音乐的即兴表演活动，失去了艺术审美尊贵地位的城市音乐生活在不同价值指向的牵引下进行着平俗的展演，或服务于政治的布道，或歌颂于企业的投机，或从众于市民的戏虐，或认同于纨绔的宣泄，换言之，与主流话语大相径庭的社会音乐活动层出不穷，并因城市巨大的人力资源而甚于乡村的变化，内特尔1978年写的《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前言”[8]说，财富、权力、教育、职业分化、人群整合、民族交融、文字传媒、贫富差距等问题以及生活样式的繁杂使得城市化过程中来自各地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体裁汇集导致的文化变迁吸引了学者将目光从乡村城镇转向城市音乐文化生活，同时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和实践“新史学”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象征主义和音乐符号学”和十一章“仪式音乐研究”，前者主要是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后者主要是一个研究领域和论题。它们都因音乐语言的关联而分别与象征、符号、结构及仪式搭上不同的关系。作者不辞辛苦，在仔细梳理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后，最后落脚在中国的实践现实上。第十章说明了象征理论和符号学在音乐人类学研究前景以及中国实践，而第十一章则从宗教仪式的角度叙述了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和中国经验的创新拓展和丰硕成果，全面地介绍我国仪式（宗教）音乐研究的不菲成绩。
十二章“文化相对主义与音乐人类学”追述了“文化相对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并对其应有的学理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梳理，对于初入人类学门槛的研习者，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聚讼不已、欲说还休的话题，其产生本身就是“欧洲文化中心论”流布的悖论（副产品），也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洗心革面的产物。对于西方学术界，服务于殖民时期的文化中心论（源于进化论）在二战后纷纷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没有了市场，文化相对主义恰好成为了人类学学者反思性研究的方法和利器，既解决了与作为田野工作对象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关系，又成为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学者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理论根据。问题在于，强调文化相主义的人类学在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的同时，却留下一个难以释怀的症结，即作为进化结果的人类族群，自从殖民时期以来打破族群边界跻身共时性世界空间，人类社会文化能否回归历时性的坐标体认？同智力文化的个体差异是可以相对而论，而不同智力的文化是否还是必须有一个普同性价值判断？既然唯物（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进化必然快慢有异，又何以判断非同智力及其文化？无论如何，“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对于推动西方学术界和非西方学术界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找到了共同的价值支点，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十三章“社会性别与音乐”和十四章“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是一种新研究视角和论域，也是我国音乐研究的薄弱环节。“社会性别与音乐”的问题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作为文化的音乐在被研究时，往往忽略性别角色的问题。“乐者为和，和则相亲”（《乐记》），享乐向来是男子的特权，也因此音乐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会因为男权社会思想的影响而简化为忽略女性声音的单一呈示，女性操演音乐文化的把控又往往附属于男性权力的需要，难有独立话语权去拒绝男性知晓甚至是参与。只有个别的音乐可以从社会性别文化去关注，往往也是那些作为非主流文化而活跃在女性边缘话语圈中的亚叙事，如中国妇女的“哭丧”“哭咒”和“哭嫁”三哭等音乐文化，值得从性别的角度去加以解读。女权主义在音乐人类学中的应用在于提示我们从女性角色的角度诠释音乐，为传统的音乐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和视角。“离散音乐”研究也是近年来逐渐为人们关注，其中“飞地”音乐文化现象在中国为人们关注是因为1979年至2009年《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撰中大规模地毯式的音乐调查，但由于集成编撰工作的艰巨和离散文化缺少理论指导，所以没有很好取得“离散音乐”研究的成果。但随着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城市里聚集某地某些“离散”族（人）群和“离散”文化的存在，使“离散音乐”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现实。上海音乐学院已开研究风气之先，取得了“离散音乐”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效，不管是拓展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还是佐证国家文化策略的建设，“离散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十五章“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介绍了北美人类学家参与音乐教育合作的源流，并在多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议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发言，使多元文化教育价值得到世界范围内认同，特别是1994年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B.nettl，1930～）参与起草和主稿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为世界范围音乐教育倡议的信仰宣言》和《关于世界音乐文化的政策》两个政策性文件，佐证列举了1996年出版的由[美]杰·托德·提顿（Jefftoddtiton）主编的《音乐世界》、1999年出版的由众多音乐人类学家参与的远程电视教材《探索音乐世界》和2003年出版由内特尔主编的《世界音乐概览》等三本多元文化的音乐教材。为音乐人类学的多元文化教育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增添了新的出路，而且也为和谐世界程序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文给养。
第十六章“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人类学放到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从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潮的角度，对音乐人类学遭遇的可能性影响做了广泛的关注和大胆的预测，在学科边界和特定情境的悖论中审视音乐人类学，提出了中性化研究的走向。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现存文化，并与民族民间的传统活态文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非后现代性是否可以移植后现代人文思潮的方法和观点？作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9]和《写文化》[10]之后的人类学特别是音乐人类学，很难与“—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接轨并继续，当下主体叙事的传统性使然，后现代思潮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遭遇叙事危机挤兑的人类学，是否能够在对音乐的描述叙事中轻松地采用浪漫的笔调和奇特的结构整合田野的材料？走进日常生活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与后现代思想有多远距离，本章促使我们思考。
该书主体部分的十六章之后有长达78页的三个附录：附录一是《西方音乐人类学家简介》英文原文，有37位西方音乐人类学家的简介；附录二是375篇西方音乐人类学英文原著的参考书目及推荐阅读书目；附录三是中文类音乐人类学的276篇论文、57部著作和13部译著等参考文献及推荐阅读书目。
二、《导论》的编写特点
《导论》不是一个概论性的教材，而是引导年轻学人入门现代音乐人类学的专业向导，其所涉猎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谱系极其丰富。此书编写站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高度，高屋建瓴，娴熟驾驭中外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旁征博引，从学科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新论域等方面作了宏观、系统的介绍，体现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编写理念和特点：
（一）系统梳理和介绍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来龙去脉
目前国内音乐学术界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还处在仁智不一的阶段，而系统介绍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并不多见。不仅仅是出于普及和扫盲音乐人类学学科知识的需要，而且对于初入音乐人类学门槛的青年才俊，也有必要有一本系统而仔细介绍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导引著作，更何况对于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认知，还必须有一个系统的介绍和宣传，《导论》的产生就是居于这个思想的产物。撰写者在广泛认真而细致地查阅大量相关音乐人类学研究文献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不厌其烦地梳理介绍学科术语理论，对于重要的术语人类学家及音乐人类学对于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认真谨慎地梳理其源起、发展脉络，其代表学者和著作，附有英文原名、生卒年限、出版年限等，使人阅读后能够清楚地了解理论与方法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使人如坠云里雾里的空降的术语和理论。
如第一章“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讲到“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的产生时，追溯到音乐记载在早期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文化做全景式描述时作为附带品和点缀，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产生欧洲中心论的萌芽和欧洲标准的观念，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及对“和谐的普遍性”的推崇。启蒙运动倡议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更为严谨研究“非欧洲文化”，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出版《音乐辞典》（1768）对非西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和谐的普遍性”推崇是自然法则和数学的魅力所致，17世纪美尔瑟尼（mersenne）用数学规范音乐的企图得到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1821～1894）发明实验测音仪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依然是“摇椅式”研究的卡尔·恩格尔（Carlengel）用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而英国语言学家a.J.埃利斯（alexanderJohnellis，1814～1890）则在其基础上建立比较音乐学学派，使埃利斯成为“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1885年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推进了音乐的实验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尔（erichmoritzvonHornbostel，1877～1935）为代表人物的“柏林学派”成了比较音乐学的大本营。至此，我们厘清作为音乐人类学前身的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及其与人类学民族学（派）的历史渊源。
又如第十章“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讲述“象征”（Symbol）理论来源，不是空降术语，而是从涂尔干（emileDurkheim，1912）群体研究和象征表达，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现象的象征表现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语言象征研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体系研究，克利福德·格尔茨把文化活动作为象征符号研究，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仪式的结构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Douglas）日常生活的仪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论发生和影响的时间顺序，娓娓道来，清楚而明白。讲到符号学时，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Sanders，1839～1914）的符号学理论讲起，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语言”与“言语”，皮尔士的“符号”与“对象”、“象征”与“意义”都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认为文化类同语言，可以作为符号体系观察，从而构成音乐人类学的符号学和象征理论的来源。如此等等，这样的溯源，使读者特别是音乐学的读者容易找到入门的路径，对于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向导，而不至于被共时性话语呈现而遮蔽了理论和方法应有的历时性特征，使读者成了摸象的盲人。
（二）引介音乐人类学新的学科前沿
《导论》虽然叙述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却经过了“比较”“民族”和“文化”三个阶段；从“摇椅式”研究到“田野观察”，再到“新史学”视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更新；从“非欧音乐”研究到“全部音乐”，关注、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学科边界不断扩展。一方面，19世纪学科林立的分门别类划分研究的需要，没有独特学科方法和固定对象，使得借鉴方法和泛化对象的音乐人类学不断招致非议，是学科还是方法观念的论争不绝于耳，但追随者却不断增多，逐成气候。不管是音乐学的人类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的音乐研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却一刻没有被人们放弃。而至于叫什么学科名称，中外均有论争，但跟随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受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经过传统的小社区研究之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在不断扩展边界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导论》放弃一般概论的基本叙述路径，不再面面俱到讲述田野工作的相关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乐人类学新研究，重点引领好学之人进入学科研究的学术前沿。居于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导论》中“‘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是历时性维度缺失的矫正导引，是对历史语境的一种研究关顾；“城市音乐人类学”是从乡村社区口传音乐研究转向城市社会音乐研究的新领域，是简单社区向复杂社区音乐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类学叙事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阐释突围的路径寻找；“仪式音乐研究”是音乐研究的仪式学观照，赋予了音乐研究中仪式音乐本体研究的文化意义和深层解读；“社会性别与音乐”一反音乐研究中的无性研究惯习，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视角深入挖掘音乐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识和女性亚文化特色；“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是对居于传统飞地文化（或孤岛文化）的解读和现代移民群体文化的漂移关注，是极度扩张的现代社会亚群体文化的研究引领；“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乐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决了音乐人类学知识生产“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赋予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十六章“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则是人文学科“表述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的思辨体现，也让我们在关注社会日常生活音乐文化地位的同时，有一种关怀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怀。这几个方面，无一不是传统音乐人类学的新突破和新拓展，体现出《导论》引领音乐人类学学科前沿的抱负和雄心。
音乐人类学是舶来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们这个亟需音乐人类学学科史论与方法滋润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实践，作者罗列了西方音乐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学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献，使执著于音乐人类学学习的学人能够查阅原文和找到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方向和路径。
（三）学科团队的集体编撰及中国实践的展现
《导论》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了非同一般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一反个人编著的惯习，组织了我国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青年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了较为独特、新颖的叙述方法，体现了其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打开了一扇崭新之门。特别是召集全国学界14名中青年学者参与编写，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学科中国实践“筚路蓝缕”走向壮大的团体风貌和后继有人的学术势头。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实践遭遇了较多的尴尬和难堪，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学会改弦易辙，使襁褓中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成了“无妈的孩子”（见下文“学科重建标志”）；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名称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还是音乐人类学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1]；第三个问题是舶来品的民族音乐学（即ethnomusicology）传入的标志性事件“南京会议”的发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个问题是音乐的文化研究（即音乐人类学）是学科还是思想方法？蒲亨强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3]，洛秦教授表达了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把“音乐人类学”尴尬的作为“学科”（p45～46）。我们在想，有哪一种思想和观念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追随者前赴后继？是传统的科学规范过于苛刻，还是音乐人类学边界的自我膨胀坍塌了本身的学科大厦？如何看待这个“不是学科又是学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思考。第五个问题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存在的所谓“去音乐化”现象，是有回避本体还是本体过于简单亦或是课题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讨[14]。
不管是第一个问题学科“少年丧母”的先天不足，还是第二个问题学科“正名”之争的无奈，对于这个本身就是“槲寄生式”的殖民成果的学科（或学问），面临着学科合法性的追问，亦或是第四个问题音乐人类学是学科或是观念思想？我们的困惑是“槲寄生”于殖民时代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提供殖民统治资治的动力和市场已不复存在，“他者”已不是殖民对象，异文化研究不再只是[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研究《菊与刀》（1946）[15]的殖民需要，也有[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研究《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16]以观照自身的目的。研究的动力，有的是得到某一机构的资助而为其提供资鉴服务，有的是为了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乐此不疲。缘起于殖民需要（或说槲寄生式）的人类学由于有了特别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和研究对象（他者文化）而跻身于学科之林，而同样缘起于殖民时期（或说槲寄生式）的比较音乐学如果不嫁接于人类学阵营——代表事件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George，1901～1983）1925年投奔到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门下——还会有怎样的发展？比较音乐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会是什么？学术空间还有多大？音律的比较？音阶的比较？换言之，比较音乐学向民族音乐学的转换是偶然的事件还是必然的选择？
从1885年“比较音乐学”（埃利斯：Comparativemusicology）到1950年民族音乐学（孔斯特：ethno-musicology）再到1964年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theanthropologyofmusic），关注族群、关注文化成为一种趋势，并且沿袭应用人类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如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安东尼·西格尔的《苏雅人为何歌唱》等等，通过音乐的研究最后落脚到文化的启示上，唯有此，通过个案的研究提升研究的视角和品格，达到与大学科对话的目的。可以说，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的嫁接后的ethnomusicology，在失去殖民需要推动的支配后，处于更加“寄生”的状况，田野作业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学的，达不到构成传统学科的标准。因方法论而不能归属音乐学被责备为“去音乐化”倾向，归属人类学又因人类学者难以驾驭“音乐本体”而困难重重。如果我们囿于学科的归属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妨我们把这个称为观念的“音乐研究”归属“人类学”学科，作为下属部类研究，名正言顺。至于在研究中强调是本体还是文化，那根据课题需要而定，不必固执己见。窃以为梅里亚姆用“theanthropologyofmusic”（音乐人类学）强调ethnomusicology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后，虽然学科名称沿用“ethnomusicology”没有用“theanthropologyofmusic”或“musicanthropology”，但是后继者多用了梅里亚姆关于音乐研究人类学方法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换言之，梅里亚姆之后的名称没有变，但是研究方法的梅里亚姆模式已广为接受。
音乐人类学与中国“民族音乐学”是有区别的，所以，洛秦教授称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在编著《导论》前，洛秦教授就主编了一套五卷本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17]，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国内具有音乐人类学思想和观念的文献，成为编著《导论》的文献基础；又组织团队进行了城市音乐人类学-上海城市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离散文化的音乐飞地研究”等新研究，提出了“音乐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18]等，成为编著《导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导论》是十多位作者的集体心血，也是三十年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集体实践经验的成果展现。
三、《导论》的学术贡献及价值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人类学视角撰写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导论”，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取向，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及民族音乐研究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分化后的学科重建标志
众所周知，虽说有王光祈、萧友梅在20世纪初将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引入，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真正进入大陆音乐学界却是以1980年南京艺术学举办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标志。由于“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多义读解，既可以泛指“中华民族”，也可以特指“少数民族”。因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都可以皈依“民族音乐学”旗下，使之可以囊括民族音乐之学科或民族音乐之学问的含义，并且由于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具有“民族音乐学”的译名而被包容进去。这一个兼容并包研究的名号，汇集了一群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和音乐集成编撰的工作者，为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轰轰烈烈地工作着。
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为民族音乐学”名号的论争，经过1982年中国音乐学院举办“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1984年分化为“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贵阳会议和“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民族音乐形态研究）沈阳会议，贵阳会议倡议成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或者过于厚重的历史使汉族音乐必然成为专门的领域，过于宽广的族群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必须设定专门的旗号，进而到1986年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的民族音乐研究学术讨论会就直接成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并追认“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贵阳会议为第一届年会；而时隔一月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第四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也改弦易辙，成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取代“民族音乐学会议”，新成立的两个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会年会。至此，“民族音乐学会议”已不复存在。
这个轻描淡写的学会历史叙述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学科伤痛，就是以“民族音乐学”名义起家的研讨会（学会）最后抛弃了“民族音乐学”，使ethnomusicology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1980年的“民族音乐学会议”囊括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或研究）”“（汉族）传统音乐学（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1984年开始分化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剩下的“民族音乐学会议”理应还有“（汉族）传统音乐学（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可是1986年成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取代“民族音乐学会议”（高厚永语）[19]后，主要以研究汉族传统音乐为目的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已经不能涵盖“民族音乐学”含义，ethnomusicology只能游离出来，没有了安身之所，开始了从1986年至今长达二十多年的漂泊。
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以洛秦教授为代表的学人群体，以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专业建设为学科平台，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音乐艺术》为学术阵地，彰显音乐研究方法的事实选择，结出丰硕成果——即是这本洛秦主编《导论》的出版，使之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分化后的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学科重建标志，成为一面旗帜，其过程有些惨淡经营的悲壮色彩。
（二）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经验”的明证
ethnomusicology直译为“民族音乐学”或意译（或另用）为“音乐人类学”等名称，区别在哪呢？是空穴来风吗？“ethnomusicology”分明是个舶来品，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而实际上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热衷于学科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国的学科意识也不是十分的强烈。从构词法译“ethnomusicology”为“民族音乐学”可以兼容我们习惯的“民族音乐之学”，难道改弦易辙的“传统音乐学会”成立时就没有意识到是对“民族音乐之学”某种意义的扬弃或说放弃？学会更名行动时不去论争称“民族音乐学会”或是称“传统音乐学会”是否有利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而是囿于“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称谓的辨析，对“民族音乐学”有些“抽象的肯定（名称之辫），具体的否定（学会哗变）”的意味，这个“羊头”还要不要挂？基于中国的现实，又何必要“民族音乐学”的嘘头？因有“传统音乐研究”使得“民族音乐学会”有了“民族音乐之学”的底气，而失去“传统音乐研究”之后的ethnomusicology（以学会为标志，即民族音乐学会）还有多少中国的“民族音乐之学”的维度？
音乐人类学，爱之则趋之若鹜，恨之弃之如敝屣。这也正如《4′33″》，如果约翰·凯奇（JohnmiltonCage，1912～1992）不是音乐大师，有谁会把《4′33″》当音乐看？因为凯奇是音乐大师，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我们没有怀疑过《4′33″》的音乐性！音乐人类学，这个扰乱我们音乐研究传统思维惯习的“怪物”，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贴上标签，才能让我们跟上大师们的思路？人类学传入国内没有跟民族学打架，接受了！数学传入后取代了“算术”，也为国人接受了！可是，这个“音乐人类学”怎么就会招人另眼相看？
时来运转，2005年1月1日成立的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依托、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机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研究院以洛秦教授为首席研究员，特聘研究员有杨燕迪、韩锺恩、萧梅、汤亚汀、薛艺兵、宋瑾、杨民康、管建华，以及台湾大学沈冬、美国威斯利安郑苏、美国巴德学院mercedesm.Dujunco、美国加州大学HelenRees等著名专家学者组成，分别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大学等。“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结束了近二十年（1986～2005）处于散兵游勇的研究状况。在e-研究院的倡导下，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建立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围绕“中国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扎实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
正像《导论》“编者前言”所说，“30年后的今天，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同步对话和互动，并且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认识，不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而且‘中国经验’探索进程也已逐渐开启，并获得了初步的积累。”回想三十年前（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登陆的“民族音乐学”在学会改制（1986年，如同釜底抽薪）失“陆”（失学会依托）之后，好不容易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以洛秦教授为首席研究员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一是从2010年开始以音乐人类学方向（原为民族音乐学）招收了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并开设了音乐人类学博士后工作站，其毕业生已经逐渐成为当前音乐研究的骨干；二是e-研究院研究员居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军地位，其研究如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等引领和辐射了国内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三是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为阵地，出版和发表了国内外大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著作，诸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三辑）、《启示、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5卷）、“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西方音乐人类学名著译丛”“音乐人文地理丛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西方文化视角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系列”、《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集》《艺术人类学文集》等，以及《音乐艺术》连续多年刊登年度“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栏”（教育部社科“名栏”）。当然，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诸多学者付出了心血，是那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学者的贡献为学科的建设注入了活水源头，由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资助、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如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等著作推动了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等等。因此，我们说，建立在中国实践基础之上的《导论》的出版是“中国经验”的明证，也是褒贬不一之下的音乐学术研究的事实选择的宣言。
当然，《导论》无疑还有些不太完满，一是是否可以把撰写者的范围扩大一些，请一些旅居海外的学者介绍当前海外音乐人类学现状；二是是否对传统的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有必要增添介绍的章节，以便读者较为全面知晓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三是如作为非主流话语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音乐人类学发展的影响是否真的这么大？等等。期待《导论》在再版之时可以斟酌考虑。
结语
《导论》编撰者殚精竭虑，集团队功力而作，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实践经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成绩必定会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大有裨益。1986年中国民族音乐学会议分化为“中国传统音乐学”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两个学会，而不能归属或不全归属于这两个阵营学术路径的个人和群伙坚守和追求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旨趣和学科理念，以一种筚路蓝缕的悲壮操守，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以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及上海音乐学院为龙头，逐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群体，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成为当前音乐文化研究的第三支重要力量。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的出版，是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标志性成果，是音乐研究中音乐人类学事实选择的写照，表明音乐人类学在中国音乐研究实践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释：
①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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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论文篇8
1.中国化学论文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化学项目地域分布的比较研究
2.化学论文中表格设计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3.合成类化学论文前言的审改原则及实例分析
4.合成类化学论文摘要的基本标准及其审改实例
5.合成类化学论文题名的审改原则及实例分析
6.科技文献检索与化学论文撰写
7.如何撰写分析化学论文
8.提高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思考
9.课程论文在公安基础化学教学中的实践
10.化学论文中几组易混字辨析
11.基于合著论文的学科知识流动网络的特征分析——以“药物化学”学科为例
12.2002~2012年我国化学类高被引论文分析
13.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论文设计竞赛的实践与研究
14.医用化学论文写作的实践教学
15.30种化学类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研究
16.千名医学家推荐最新七大生物化学论文
17.课程论文与化学专业实验一体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18.浅谈化学专业英语论文写作
19.化学化工本科毕业论文产学研教学模式的实践
20.分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论文的统计分析
21.pta量表在物理化学课程论文评价中的应用
22.缩短科技期刊周期的思考及实践——以《化学学报》为例
23.指导教师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中的指导作用
24.物理学、化学论文的特点及写作要求
25.促进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几点思考
26.美国化学镀镍年会论文综述
27.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特征研究——以化学领域为例的实证分析
28.物理学、化学论文的写作特点和要求
29.广东省举行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
30.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毕业论文化学实验的绿色化
31.1983年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概况
32.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在陕西临潼召开
33.化学化工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和改革措施
34.电子期刊库对于高校化学学科科研的文献保障状况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化学学科用户近五年SCi收录论文为例
35.应用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的探讨
36.试析化学类论文英文摘要特点
37.化学类论文图形摘要的主要类型及设计技巧
38.诺贝尔奖与科学家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的相关性——基于2000-2010年诺贝尔化学、物理学获奖者的实证研究
39.化学基础研究论文的引文统计与评价
40.我国化学论文产出的科学计量分析
41.农科院校提高化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42.2000～2004年SCi-e收录《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论文分析
43.中美科技期刊论文英文标题词汇特征对比分析——以化学类为例
44.国外新发表的皮革化学论文
45.综述论文在化学期刊中的作用及编辑组稿策略——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的办刊实践为例
46.应用化学毕业论文教学中指导教师和实验员角色的探讨
47.小论文在分析化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48.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有机化学)论文统计分析
49.地方本科院校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教学改革
50.转型目标下如何提高化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
51.课程论文在食品化学理论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52.论文式实验报告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53.中美高影响因子化学类科技期刊研究性论文标题用词对比分析
54.如何提高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质量
55.化学专业科研论文的撰写技巧探究
56.论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
57.高师院校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问题及其撰写要求
58.论文写作在专科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59.一九八年中国化学会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论文目录
60.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探讨——论文式实验报告
61.地方高校应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探索
62.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改革与应用型科研人才培养的实践
63.中国化学研究论文总数已名列世界第三
64.普通本科院校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改进探索与实践
65.第四次中日煤化学、碳——化学论文报告会介绍(Ⅱ)
66.指导化学工艺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的一些体会
67.化学文摘（Ca）对我国化学期刊论文的处理
68.提高独立院校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讨
69.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实施方案的探索及实践
70.保障应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索
71.elsevier收录我国分析化学类期刊论文的特点及对题名和关键词的修改
72.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过程控制及管理探索——以广西大学化学化工类硕士学位论文为例
73.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指导策略
74.提高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75.中国化学研究论文总数名列世界第三
76.化学论文关键词的选定与排序
77.理工科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化学类专业为例
78.化学化工常用软件在相关科技论文中的应用
79.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创新性问题的思考
80.提高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讨
81.浅谈《科技论文写作》在化学化工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作用—以“合肥学院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为例
82.提高化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建议
83.科技创新导向的化学化工类本科毕业论文模式思考与实践
84.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85.“《化学学报》2014年度最具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6.提高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以安徽工程大学应用化学专业为例
87.“《化学学报》2014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8.“《化学学报》2013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9.理工科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分析—以化学类专业为例
90.应用为导向的《化学文献检索及论文写作》教改探索
91.《结构化学》教学中设置课程论文的思考与尝试
92.有机化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
93.我国成为化学论文大国
94.28届地质大会有关矿物岩石地球化学论文摘要选
95.强化化学本科毕业论文实验教学环节的几点探讨
96.化学十年:世界与中国——基于2001-2010年woS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97.校企合作指导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新模式的探讨
98.国内期刊近期发表的油田化学论文题录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9
人类学家关于文化起源与文化进化的新知识图景，大大更新和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打一个比方（也许不很恰当）说，当今一位普通的人类学专业本科生对人作为“文化动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会超过19世纪最博学的哲人，如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学的研究极为关注，也为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以后，对当时处在学科萌发阶段的人类学成果情有独钟。他大量阅读并写下详尽的读书札记。这即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并于1972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有人推测，以马克思的天才和勤奋，假如他能多活一二十年，会成为杰出的人类学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示出唯物史观与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之间的对应之处。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人类学的学术和思想姻缘，学界正在形成探讨的热潮。
人类学的学科创立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大致处在同一时代知识背景中。人类学的学科初衷，深受达尔文影响，是要按照西方科学范式，构建一门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人的科学”。然而，经历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人类学研究目标和学科性质的显著转变：即从“人的科学”转向“文化的解释”。前者秉承的是自然科学的理念与研究范式，希望探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规律；后者则要求转向人文学立场，强调每一个不同族群文化的本土特征和“地方性知识”。从最近的发展态势看，文化人类学目标和范式的重要转向激起学界持久的反响和争论，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而引人注目。争论焦点在于：科学和人文，哪一种研究范式能够更加精确和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上数以千计的不同文化呢？目前看来，争论虽然还在持续，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也已显现。那就是，对于人类学而言，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体质人类学），无法离开科学范式；研究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光有科学范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人文学、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特定文化群体内部的体验和感知，以便充分把握每一族群文化特有的精微之处和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科学实证性的研究和人文理解、解释性研究在人类学内部齐头并进，二者都取得辉煌业绩。科学范式的前沿性探索以人类基因学为代表，描绘出三百万年来人类进化蓝图和“走出非洲”后的世界文化传播与人种分布蓝图；人文范式的探索趋势则催生出田野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变革，有“文学人类学”或“人类学诗学”等名目出现，旨在揭示从非洲沙漠部落狩猎文化到青藏高原族群的半农半牧文化的各自特异之处，彰显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与发现，汲取每一特定族群的可持续生存之智慧与经验。这两方面的进展表明，人类学的知识具有专业以外的普遍启示作用，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寻根意识。
按照克鲁伯在教科书《人类学》中的说法，“文化”是20世纪的伟大发现。由于文化概念具有整合的性质，使得原来的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都争先恐后地同文化人类学结缘认亲，乃至交叉再造，产生出一批活力四射的新兴交叉学科或新领域――如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和医疗人类学等。从学术史看，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催生出众多的新兴边缘学科；也不曾有过哪个独立的学科能够具有如此宽广的知识交叉辐射作用。“文化”的整合性大视野，启迪着划分过细的原有学科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调试和建构自己的专业范围，寻求知识创新视角。
着眼于人类思想史，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对当代思想和知识变革的主要贡献，使得人类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学科的界限，成为引导现代人创新思考人类文化及其前景的基本理论参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有助于说明该学科理论发现及其再启蒙意义：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取食物而存活下来。99%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一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中，90%是狩猎采集者，6%是农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员。
通过这样的宏观性审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和一万年的农耕生活相比，仅有区区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久远。两位作者的悲观看法是：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200年。取而代之的，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全球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少；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主义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有限资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叫停粗放式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人类新的共识，而转型的关键是探寻有效的替代模式，文化问题由此得以空前凸显。
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进行全面调研，以民族志的形式积累成为一笔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资料宝库。作为借鉴和反照的镜子，众多还存活的原住民文化和部落文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和文化观产生了反思和批判作用。文化寻根思潮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影响，各种土著文化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一面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和谐。着眼国内，自上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新儒家和新道家，到当下的国学复兴和孔子热，唐装和复古建筑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可以理解为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流波及本国的必然表现。对于文化寻根，理论界过去偏重于从文艺思潮去理解，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有待于提升到全民文化自觉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笔者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曾概括西方文化寻根的几大主题。如“黑色风暴”和“凯尔特复兴”。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长久统治，以黑非洲文化他者为再认识焦点的思想潮流，揭示东方古文明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生轮廓。针对白人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发掘和复兴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少数族裔文化。理论代表是《凯尔特智慧》，文化产业的最成功代表是《哈利・波特》小说和电影产品。再如“女神复兴”。在女性主义运动激荡下，反思五千年以来确立的父权制文明的统治与压迫，希望找回史前女神文明的、阴柔的、和平的价值，同时恢复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的生态智慧，使今日百孔千疮的地球母亲得以在工业文明的摧残下保持生命存续的可能。代表著是《活着的女神》；大众文化方面则有21世纪以来全球第一畅销书《达・芬奇密码》。又如“东方转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完美生存选择，向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寻求新的替代性出路。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异文化药方，以及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的路径。代表著是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风靡知识界，被翻译成47国文字在全球流行，表明世人如何殷切期待“东方的时代”的到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易经》热和瑜伽热等现象。最后是“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原来被殖民者征服和作为传教对象的“原始人”，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形象。代表著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始人的挑战》，还有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大众文化代表有去年轰动全球文化市场的3D大片《阿凡达》。编导卡梅隆想象出的外太空潘多拉星球之纳威人，作为想象中的原生态人，显然是以人类学家调研的各类原始人为原型的，其批判目的是拯救濒临绝境的地球。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的女神复兴，还是东方转向所追求的非西方价值观念，都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全球思想的生态转向，势在必然。其对经济理论转型的影响，体现在泰国佛教学者佩尤托《佛教经济学》一书，要求不能脱离环境与社会的整体去看待经济，尖锐批判增长癖和GDp崇拜。
以上文化寻根的各种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呼应的文化大潮，体现着20世纪后期全球思想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变革趋势。它会影响到2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战略具有必要的参照意义。文化寻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社会必须注意改变或防止在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忽视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强调经济转型的同时，重审本土的文化资源，引导全民的文化自觉，重建国家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文化人类学论文篇10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