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论文篇1
刘老涧船闸注重加强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利用阵地，集中组织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渗透力，推动廉政文化建设迈向更高、更广阔的平台。
（一）建设以“莲池”为主题的廉政景观。在闸区建成了以“莲池”为主题的廉政教育基地，设有“爱莲说”“莲池假山”“中国古代廉政人物故事”“廉亭”“践廉桥”“廉政石刻”“清风林”等景观，在美化闸容闸貌的同时，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功能，实现廉政文化教育温馨化、经常化和有形化。
（二）开设两个课堂。利用各种会议、培训班等开设固定课堂，对干部职工进行廉政教育。在职工上下班交通车上，安装影音播放、开设流动课堂、组织职工观看电教片和职工喜闻乐见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让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三）营造三个环境。一是室内环境。在办公楼大厅、各办公室、闸口值班亭、远调站悬挂廉政格言警句、廉政牌匾，设置廉政文化宣传栏，在操作台和办公桌上摆放“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卡”。二是室外环境。在闸室灯杆悬挂安全、廉政宣传牌，在闸室挡浪板上张贴廉政宣传挂图，制作灯箱、悬挂横幅、标语等。三是网络环境。利用船闸网站开设廉政文化建设专栏，供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和交流，在船闸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宣传氛围。
二、突出重点，强化教育，增强廉政文化建设意识
抓好廉政文化建设，人是关键。刘老涧船闸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单位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增强党员干部职工的廉政自律意识。
（一）抓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廉政法律法规及先进典型事迹，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围绕船闸中心工作，开展“做清廉职工，当服务标兵”、“规范运行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等主题教育活动，以增强勤廉意识和提升服务水平为重点，有力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在船闸远调站窗口岗位开展“四不让”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打造一流服务环境。
（三）开展案例警示教育。不定期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观看《大案要案聚焦》、《廉政中国》等警示片。聘请地方检察院领导讲授预防职务犯罪、如何做人做事等知识讲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树立起“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三、以点带面，协调联动，建立廉政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就要求船闸必须采取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协调联动的方法，把廉政文化建设贯穿于船闸管理各项工作中。
（一）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加强作风建设、行风建设相结合。刘老涧船闸开展了以“三走进”为主题的“三解三促”调研活动，船闸领导与每位职工面对面沟通交流；设立所长电子信箱和实物信箱，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化解矛盾，融洽关系，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单位和谐稳定。
（二）与“窗口满意工程”相结合。刘老涧船闸开展以“不让事务在我这里延误、不让差错在我这里发生、不让船员的不满在我这里产生、不让和谐的气氛在我这里受损”为内容的“四不让”服务竞赛活动，对职工进行行为规范、礼貌服务、文明执法、廉洁自律等教育，加大便民服务力度，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船政文化论文篇2
2014年，我船闸党委工作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加重大。按照上级党委部署，要努力做到党群工作发展上有新思路，工作推进上有新手段，攻克难题上有新举措，服务大局上有新成效。为了进一步做好我船闸党群工作，特做如下工作规划划：
指导思想：把握一条主线，确保四个推进，实现四大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我船闸党群工作。即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引，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深入学习实践党的十四中全会这条主线，确保推进“四好”班子建设、推进党组织建设、推进宣传文化建设，推进纪检工作建设，实现构筑一个团结、民主、和谐的领导班子，营造一个安全、诚信、和谐的文化宣传氛围和打造一支勇于拼搏、善于管理、勤于创新、乐于奉献的职工队伍、打造一群实抓实干、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目标，为实现我船闸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政治保证、组织保障、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一、以学习党的十四中全会为主线，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
根据交通局2014年党委工作意见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学习实践党的十四中全会活动。深入学习实践十四中全会精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船闸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充分准备、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将学习的基本要求落到实处。通过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干部要切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进作风，自觉地把党的十精神的要求贯穿于实际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广大职工群众要切实增强发展信心，树立必胜信念，立足本职，多做贡献，不断推动我船闸向前发展；各部门要履行责任，务实创新，加强管理，推进我船闸平稳较快发展。
(一)在深入学习上用“功夫”。充分发挥中心组、政治理论学习主阵地作用，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组织党员干部、职工群众进行集中学习。一是坚持实事求是，贴近实际确定学习内容；二是学习注重全员参与、全程参与，促进全体干部员工主动学习和思考；三是创新学习方式保障学习效果。要在学习内容上求“深”、在学习方式上求“活”、在学习纪律上求“严”，坚持以教促学、以讲促学、以帮促学、以考促学，掀起学习实践活动的高潮。
(二)在指导实践上念“真经”。要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原则，以“立足岗位创新工作，模范践行精神实质”为标准，认真查找在思想观念、大局意识、团结协作、工作作风、工作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查找本单位在班子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握干部员工的思想，指导工作实践，推动船闸发展。我船闸将以此次学习活动为契机，组织广大职工深入开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讨论，澄清模糊认识，扫清思想障碍，以党的十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论武装头脑、创新举措、破解难题，以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促进管理大提升、船闸大发展。
(三)在促进学习上求“实效”。要围绕我船闸工作部署和任务目标，把干部员工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用理论指导实践和解决问题上来。尤其在关系我船闸长远发展的企业改革、安全生产、项目管理，绩效管理等重大经营管理问题上，在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上，在创造优良发展环境上，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创新，为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船闸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想实招、干实事，不断推动船闸平稳向前发展。
二、以建设“四好”领导班子为重点，进一步加强船闸组织建设工作
推动船闸科学发展，关键在于组织建设，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把建设“四好”领导班子落实到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组织工作的正确方向，始终保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推进“四好”领导班子建设和“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以干部队伍素质的大提升来促进船闸班子素质的大提升。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内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认真抓好各项规定和制度的落实。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面对改革的逐步深入，领导班子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着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指挥协调能力，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水平。班子成员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强科学发展本领；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形成科学发展合力；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激发科学发展活力。同时，要加大后备干部的培养、考查、培训力度，严格落实《**交通局干部管理办法》，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门内齐全、结构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
(二)加强党组织建设。我船闸党支部作为交通局党委工作的前沿阵地，是党的工作重心、发展基础和活力源泉，必须努力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推动船闸科学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继续加强党支部建设，进一步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党支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把逐步构建一个有广度、有深度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的“大政工”体系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注重“外形”与“内质”的共同发展，建立“一岗双责”的工作机制，并辅以有效的监督、考核制度，支部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共同对生产经营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进一步加强对党务工作流程、党务日常工作的梳理、修编，探索建立党建记录“一本通”和资料“一盒装”的标准化台帐，提高党建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引入“支部对标”理念，通过在我船闸*个党支部之间开展党建工作同业对标，用指标量化党建工作水平，考核各支部基础工作和重点工作的完成进度与质量，促进支部建设平衡发展，切实提高党支部工作的执行力，力争1—2个党支部实现“标杆党支部”的创建突破。
(三)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围绕健全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尤其是在当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更要注重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认清形势，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振奋精神、扎实工作，真正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要按照发展党员工作方针，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积极发展党员，进一步提高发展党员的质量，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加强党员的考核管理，认真组织每年一次的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坚持“”制度，定期召开党委会、民主生活会和党员大会，按时给党员上党课，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以增强船闸凝聚力、向心力为目标，进一步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文化建设
实现今年各项奋斗目标，必须用强有力的宣传思想工作来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必须用先进的宣传文化来塑造队伍、凝聚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推动船闸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一)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与我船闸干部职工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掌握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的舆论导向、凝聚人心、化解情绪作用。坚持开展遇到挫折必谈，生活困难必访；思想波动必谈，生病住院必访；互有意见必谈，家有纠纷必访；不思进取必谈，青工入闸必访的“四必谈”、“四必访”活动，把握职工群众思想脉搏，倾听职工心声，帮助排忧解难；大力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广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努力在船闸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二)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统筹宣传资源，壮大舆论声势，加强舆论引导，内聚合力、外塑形象，积极营造科学发展的舆论氛围。加强形势任务教育，组织开展“船闸如何发展”主题大讨论，强化干部职工对船闸发展现状的认识，切实增强危机感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做好船闸外宣工作，充分利用**交通局***网站、船闸内刊咨询等宣传平台，加大对我船闸重点工作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报道我船闸应对挑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坚定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克难奋进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加强宣传队伍建设，提升稿件质量，努力在上稿数上有新突破，充分展示船闸良好形象。同时，要加强船闸网站建设，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三)加强船闸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船闸文化建设，积极宣传船闸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船闸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总结提炼以“以德治闸、本质安全（注：这是笔者自拟的，请自填你船闸企业文化具体口号）”为内容的船闸文化品牌建设；要不断丰富船闸文化内涵，强化理念建塑，努力打造具有船闸特色的安全文化、诚信文化和和谐文化，在船闸营造“执行力”和“协调”的浓厚氛围，使“安全、诚信、和谐”文化成为船闸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
四、以创建“市最佳文明单位”为动力，进一步推进文明创建深入开展
以创建“市最佳文明单位”为新起点，强化职业道德建设这个基础，以规范化管理为目标，不断拓展文明创建工作内涵，努力净化船闸道德环境和人文环境，开展“人人讲文明”主题教育活动，树立船闸文明形象；要继续开展文明行为养成教育，加大对船闸《员工守则》和船闸文明行为规范的宣传力度；要以感恩教育为内容，强化员工道德教育，培养员工对船闸的回报意识，引导员工联系个人成长生涯与船闸的培养给予进行反思，使职工知恩于心，感恩于行，用实际行动来回报船闸，回馈社会；要在深化群众性创建上下功夫，拓宽创建内涵，树立社会形象，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激发员工热爱祖国、忠诚船闸、投身发展的热情，为创建最佳文明单位奠定坚实基础。
五、以弘扬廉洁文化为抓手，进一步加强船闸纪检监察工作力度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是船闸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提升管理效能的有力举措，必须切实抓紧抓好。一是巩固反腐倡廉体系，强化纪检监察工作。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对船闸稳定和发展的重大意义，要像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一样高度重视船闸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到与安全生产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努力营造平安和谐的良好局面，真正做到“不丢人、不丢钱、不丢形象”，为船闸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保好驾、护好航；二是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住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进行“三创新”（权力监督机制、党风廉政教育载体和源头治理工作）；三是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业风险管理，做好对政务公开、“三重一大”和领导人员重大事项申报落实情况的监督，将反腐倡廉贯穿于容易滋生腐败的各个环节之中，使“干事•干净”的廉政理念落到实处；四是要进一步凸显效能监察的亮度，围绕改革发展的重点、经营管理的难点、职工关心的热点和容易出问题的薄弱点选题立项，不断提升效能监察融入管理、服务发展的工作质效；五是积极开展廉洁文化进船闸主题文化活动，大力弘扬廉洁文化，开创风清气正的廉洁局面。
六、以创建和谐船闸为载体，进一步做好群团工作
职工是企业的缔造者，是企业发展的实践者。船闸党委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人格上尊重人、在政治上关心人、在文化上关注人、在生活上关爱人、在发展中培育人，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内在创造力，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职工队伍的和谐稳定促进船闸发展。
工会要以为船闸发展服务、为职工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加强自身建设；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自身特点，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实现途径；要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规范职代会程序，落实职代会提案，积极参与船闸民主决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教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夯实安全基础，强化安全责任落实，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岗位建功活动，组织参加“人人是能手”为主题的岗位建功技能比武，抓好“送温暖”工作，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把员工的思想和力量凝聚到船闸发展目标上来，动员广大员工为船闸发展建功立业，形成员工与船闸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船政文化论文篇3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革命摆脱困境、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孕育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束缚了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会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时代。《蟹工船》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无疑是迎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需求,促使了更多国人开始觉醒。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读者对于这部小说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在当时社会里,人们是怎样解读《蟹工船》的,对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具有怎样的时代特点,此种评论对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课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蟹工船》评论介绍
早在1930年初,夏衍(1900.10.30~1995.2.6),1920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明治专科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1925年在《拓荒者》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蟹工船〉》一文,文章写道:“假使有人问:最近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篇评论具体地介绍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从整体上评价了《蟹工船》的文章构成和地位。
这部小说,很自然地将每个工人的生活要求和历史事件的进展,织成了一种特异的织物,而在这种纤细的经纬结合里面,储藏了无限的力量。作品里面,没有一定的主人公,没有表示出一个特定的性格,但是我们“全体”地看时,立刻可以看出,在这种血肉相搏的斗争里面,有两个代表典型,一个是噩梦里面的魔鬼一般张牙舞爪地笼罩在北海的帝国主义,一个是在这种死的威胁下不断生长急速认识了自己阶级的力量的勤劳大众。但是,我们假使承认,艺术的使命是在鼓励读者的感情,艺术的目的是在兴奋读者的心灵,使他们获得光明,确实有益的意识,而使他们从这种意识转化到组织化的行动,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荐《蟹工船》这一部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
第二篇评论是《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篇评论是王任叔1930年在《现代小说》上发表的。这篇评论由五部分组成,一是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汉语版写的序文,二是作者介绍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四个类型,三是从整体上分析《蟹工船》的构成,四是将《蟹工船》展开来进行证明,五是介绍小林多喜二的艺术态度和日本评论界对《蟹工船》的评论。最典型的论调如下:
《蟹工船》的构成,正是一种综合主义的构成法,篇中没有一个所谓重要的主人翁,但是每个人却都辐辏于“或一点”上。无论是从矿山上来的农夫,还是学生出身的渔夫;无论是秩父丸的沉没,还是船长之被训斥……都辐辏于“或一点”上,而成为他上部的写照。接着,把北海道开发的情形,做个综合的阐发,算是过渡,而又把政府的驱逐舰的保护公司,公司的电影的宣传政策,失踪归来的川崎船渔夫的谈话学生们开始的组织,监督的高压政策……又都辐辏于“或一点”上。这前的“或一点”和后的“或一点”,正如车的两轮,相互为辅:成为一种力学的进展,而归结切合于大的“或一点”上。这就是由于车夫之所以推动的必然的机构,而反映于力学上的一种“或物”。这就是由于作者的意德沃罗基而反映于作品上的意德沃罗基的力。
20世纪30年代中国《蟹工船》评论的特征和影响
以上两篇评论开创了中国左翼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对小林多喜二文学介绍之路。《蟹工船》完成于1929年,这两篇评论诞生于1930年。评论发表如此之迅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在日本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的时期,反动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于面临如此危机的中国左翼文学来说,反帝国主义的作品是最为重要的,而《蟹工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诞生的。《蟹工船》描写了北洋蟹工船上的渔工、杂工遭受野蛮剥削和残酷镇压,过着地狱般的非人生活,以及他们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血与火的洗礼,逐渐觉醒,加强团结的过程,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无疑会被中国左翼文学者奉为至宝。《蟹工船》出现的年代,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造上都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它的刊登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在同处困难之下的中国,从各个不同的视点出发,对《蟹工船》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两篇评论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着眼于《蟹工船》的构造,按照社会需要对其进行了介绍。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深化,反帝国主义文学在此时期成了社会的需要。以上两篇评论都以反对帝国主义为核心对《蟹工船》进行了评论,评论的重点也都放在了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之上,虽然在语言上有着某些区别,但是事实上不难看出这两篇评论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总之《蟹工船》的介绍是从当时的社会要求出发,将其分成了劳动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场面以及劳动人民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场面。
第二,按照鲁迅的外国文学介绍原则,有意识地对《蟹工船》进行了评价。鲁迅介绍外国文学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基准是:一、在社会上起到反省作用;二、对读者来说要有益处和收获。这两篇评论对《蟹工船》的不足之处只字未提,而是从正面去介绍《蟹工船》且给予极高的评价。《蟹工船》在发表时其实在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曾被指出了不足之处。藏原惟人批评说:“此部作品存在着矛盾现象。无产阶级作家在描写集团生活时,忽略了对个人的介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个批评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对《蟹工船》进行评论时却很少有人强调藏原惟人的看法,而是认为《蟹工船》是完美的文学作品,应该把它当做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典范。“《蟹工船》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这样的评价肯定了它的价值。《蟹工船》对当时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这种评论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很多的文学评论家。
第三,以服务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为视点,站在政治优先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这一特征是由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这个时期,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虽是以文学的形式被介绍的,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蟹工船》被作为了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就像前文所写的那样,这个时期的中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问题也日益严重,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活跃起来。《蟹工船》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的关注。《蟹工船》在日本出版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在日本并不是很受欢迎的《战旗》也因为它的刊登变成了畅销书。《蟹工船》的独到创新的创作方法吸引了很多的读者,也激励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蟹工船》在日本刮起的风潮引起了中国文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在期待着在中国《蟹工船》也能和在日本一样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关注。以上两篇评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对《蟹工船》的评论有着十分单纯又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是主要从构造出发,将其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评价: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对人民的欺压,另一部分是劳动人民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血与火的洗礼,逐渐觉醒,加强团结,顽强抗争。一般来说,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都是先从事物本身开始着手,慢慢再深化,《蟹工船》在当时中国得到的评论就是如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蟹工船》所有的介绍和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被深深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将其变为思想抗争的武器。尽管这种认识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充分发挥了这部作品的时代功能,为民族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今天当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小林多喜二的这部名著时,仍能感受到它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进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若泌:《拓荒者》――《关于〈蟹工船〉》。
2.《现代小说》第四期、1930年第一期――《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作者王任书1929、6东京朝日新闻报《作品和批评》。
船政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近代军工业的兴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化尝试，其由盛及衰的过程折射了近代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与局限。探讨近代军工衰落的原因，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政策则是关键因素。本文从舆论环境、经费保障、人才储备等方面入手，检视清政府的军工业政策。正是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近代军工业的大好开局终成昙花一现。
梳理以往学界在“洋务运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将近代军工业衰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企业的官营模式①，认为与封建政府同质的企业管理模式滋生了腐败、低效等问题，蠹蚀了企业肌理。笔者认为，军工企业背后的官方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范畴，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军工企业的认知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为焦灼，二者力量的消长对近代军工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工集团的崛起削弱了中央集权，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督抚成为地方的实权派，形成了军工业得以开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地方督抚虽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守旧的满族贵族手中。与地方督抚的积极态度不同的是，保守的清廷权贵既没有严密筹划，又缺乏贯彻的决心，把军工业仅仅看做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宜之计。可见，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既有地方督抚的殚精竭虑，又有中央政府的消极掣肘，不宜以“官营”之说笼统概括。
纵观世界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可知，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奉行农本经济的封建国家来说，能否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关键因素，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是重要保证，日本明治维新即是很好的例证。反观清朝中央政府，在军工企业的资本筹集和人才储备上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力，甚至连正面的舆论环境也很难维系，军工企业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
近代军工业初兴时期，地方督抚积极奔走，总理衙门又与之遥相呼应，进展比较顺利，国家颇有些振奋的迹象。但随着工业化向纵深挺进，清廷的急躁情绪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每年数百万库银的投入，更急于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移植西方工业体系毕竟是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清廷对此显然缺乏深刻认识。
每当消极的朝议作祟，清廷的信心就会动摇。如福州船政局在1866至1871年的五年中，支出经费超过500万两，大学士宋晋上书指摘船政局靡费无功，请奏裁撤船政局[1](第五册，p105-106)。宋晋在经费上大做文章，击中清廷的“软肋”。针对宋晋的弹劾，清廷谕令各省督抚“通盘筹划”。在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的上谕里称:“如果制造适宜，可以御辱，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筹变通。”[1](第五册，p106)但同时又说:“暂时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1](第五册，p109)态度模棱两可，然而倾向也很明显，“廷旨虽下其议，而语意在于裁撤”[2](p156)。西太后的态度也与顽固派的立场暗合，对船政颇多疑虑。李鸿章曾向沈葆桢透露西太后对船政事务“其义不甚以为然”，“微露诿阻之辞”[3](卷13，p2)。恭亲王奕讠斤虽然支持船政，但迫于“京朝士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的压力，“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淟涊依违”[3](卷13，p2)。若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纷纷挺身力保，刚刚起步的船政事业险些就被断送。主持军工业的洋务派深受清廷的摇摆之苦。特别是当企业遇到困难，保守派的鼓噪愈发猖獗之时，清廷非但不能澄清舆论，为军工业的发展破冰护航，反而态度游移，动辄发动“通盘筹划”，使得地方督抚不胜其烦地说服清廷以坚定决心，在经营企业之外，更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件中曾表示出对前景的忧虑:比之东洋的明治维新，君臣一心，后来居上，反观本国“则一二外臣主之，朝议夕更，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终极也”[4](《遵议轮船未可裁撤仍应妥筹善后经久事宜折》，第251号，p386)。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二
由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只有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下，现代化的军工企业才能正常运转。同时又因为生产性质的特殊性，军工企业是国家安危所系，必须优先发展。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展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防压力巨大，尤其要对军工业倾注心血，坚持长期稳定的财政倾斜。
清朝在军工上的经费支出，起初还颇有决心，尤其是对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支持尤为卖力，这也是两局在短短几年内就初见成效的主要原因。但是清廷把在军工业上的支出始终看做是沉重的负担。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之间短暂的二三十年和平，使清廷放松了警惕，对军工制造态度日趋敷衍，出现了压缩经费挪为他用的现象。而且用于军工的经费多出自所在省份的海关关税和厘金，与地方经济挂钩，来源不稳定。例如在1878年，由于福建水患频繁，省财政收入剧减，殃及福州船政局，出现了“月款支绌、悬釜待炊”的局面，为了渡过难关，船政大臣吴赞诚不得不裁撤一批工匠，生产规模压到了最低限度。
经费短缺几乎成了每个军工企业最为头疼的难题。1876至1879年吴赞诚担任船政大臣的三年间，共上报奏折和公函67件，其中要求解决经费的就达31件之多，奏报造船情况的只有10件[5](p497)。由于经费无法保障，福州船政局技术进取的速度大幅收缩，技术更新方面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甚至被后来居上的日本甩在身后。福州船政局在1890年前与日本海军省的横须贺、吴和佐世保三大船厂相比略占优势，在造船数量和吨位上远远超过日本三大船厂的总和，在技术移植的水平上也高出一筹[5](p550)。但在1890年以后，由于造船经费被随意缩减，船政局经常陷入“等米下锅”的窘境，先进的造船技术无用武之地。而此时的日本军舰制造水平却在迅猛提升，福州船政局则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江南制造总局也同病相怜。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情况不无忧虑:“近因经费支绌，各局制造军火，均已分别减停。兵事一兴深恐后难为继。”“沪、宁两机器局，限于经费，规模未能扩充，所出军火无多，难期源源接济，不得不取资外洋。”[6](p319)
固然清末国运已成烂疴之势，国库竭蹶，财政入不敷出，缩减军工经费似有情可原，事实上清廷并未竭尽全力。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清廷对先后创办的34个军工企业总投入5700万两，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投入1400多万两，福州船政局1300多万两[7](第二卷，p1256)。而以奕劻为首的颟顸之辈，为讨好西太后，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1](第三册，p141)修建颐和园。据统计，从1891年到1894年，前后被挪用的海军经费竟达300万两之巨，“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作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8](p153)正是清廷的短视和摇摆，使近代军工业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甲午战争后付出了2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的高昂代价，这无异于自断手足去养肥敌人。
三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地方督抚的崛起休戚相关，围绕地方督抚形成的洋务派成了近代军工业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清廷并未围绕军工业的统筹管理进行人才储备，为军工业的优先发展营造一个“软环境”。当近代军工业的肇造者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发展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转贴于
以福州船政局为例，自沈葆桢离任之后，船政大臣一职人事变动频繁。据统计，从1874年创办到清末停办，船政局先后有22人主事，任期大多只有两三年。主事者刚刚熟悉船厂情况，协调好各方关系，准备有所作为之时，就被调任他职。1875年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本来钦定丁日昌继任船政大臣。作为兴办近代海防的重要人物，丁日昌对船政的认识深刻，未到任即对船政局的后续发展有了详细的设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4](《议船政事宜》，第391号，p626)。无奈未等实行就被调任福建巡抚，他虽再三请辞，皆被清廷所拒，只好抱憾而去。船政创建初期，船政大臣颇受重视，政治待遇优厚，如沈葆桢以一品衔署理船政大臣，朝野威望很高。然而自1884年之后，船政大臣基本上由闽浙总督或福州将军兼理，已非专职专用。船政大臣在初期还享有“专奏请旨”的权力，不受地方官的牵制，但随着船政事务的停滞和衰落，继任者的权限不断被削减，其资历和威望也大不如前。频繁的人事变动使企业的发展失去政策的延续性，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而组织者权限的逐渐削弱也使军工企业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尤其在福州船政局后期，大部分船政主事者对洋务一知半解，既不能高瞻远瞩，也不具备专业素养，在经营上敷衍了事，加剧了船政的衰落。
由于近代军工业的官营性质，企业的机构设置与封建政府属于同一体系。两者在人事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的领导者往往脱身于旧官僚，技术人员在人事安排上很少获得合理晋升，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即便是采用技术人员，也不得其所，不尽其才，被囫囵吞枣地纳入官僚体系。如在军工业兴盛时期，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清廷先后选派了八批官费留学生赶赴欧美，累计人数为209人，但在专业比例上，专攻工业技术的留学生只有23个，散落在矿冶、机器、工艺技术等领域。即便是这23个留学生，在归国后被硬性指派到军政机构中充任各种差使的有14名，只有9名回到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9]。
清廷对军工企业的管理始终未摆脱旧衙门形式，不但无意识在管理和技术层积蓄人力资本，反而使人才不尽其用，大量流失。难怪李鸿章抱怨偌大的清朝，不管是有“贝”之财，还是无“贝”之才，不但远不如西洋，甚至还不如后来居上的东洋，对洋务事业的前途忧心忡忡。由此可见，近代军工业是一代政治家的心血之作，可当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时却后继无人，筚路蓝缕之功逐渐坍毁。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同光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10](p4)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中兴”，那也不过是一代人的中兴罢了。
清末军工业的现代化开近代工业化之先河，其成败对近代历史的重大意义毋庸赘言。平心而论，破除近代军工业发展的障碍并非朝夕可至，其最终命运也难以摆脱深刻的社会根源。政府在主观上缺乏动力和诚意，加速了近代军工业的破产。
在落后国家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扮演“火车头”的角色。这时候，政府的政权性质、人力和财力就成了决定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条件。清廷在这些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军工企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可靠的制度保证，导致中国近代军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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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载体；“育鲲”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以“育鲲”轮为载体深入开展辽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培训研究》（项目编号JGZXS10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队伍建设和载体创新一直以来被摆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的颁发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抓好辅导员队伍建设。[1]一支思想过硬、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业务精湛的辅导员队伍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层次、上水平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障。
1.辅导员培训基地与实践载体综述
16号文件下发以来，高校辅导员的培训工作得到了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类培训和研修基地相继建立，培训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9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开发工作会议，公布了清华大学等首批21个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推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促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2]
依托于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辅导员培训的载体也不断丰富，主要有高级研修班、专题培训班、实地参观考察、职业技能大赛等，为辅导员队伍建设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前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载体拓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比如在部分高校特有教学资源的开发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从而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2.辽宁省辅导员培训基地与实践载体现状
辽宁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一直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培训到制度保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重点推进。目前，辽宁省共建立了五个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承担了全省高校辅导员的岗前培训、骨干培训、专题培训、社会实践等工作。辽宁省通过举办思想政治工作高级研修班、辅导骨干培训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践、出国考察培训、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等，不断拓展辅导员培训和实践的载体，提升了辅导员队伍建设水平，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3]
同时，辽宁省高校工委和省教育厅积极探索和发掘特有教学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辽宁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大连海事大学教学实习船“育鲲”轮。“育鲲”轮是第一艘由我国自行开发设计、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专用远洋教学实习船，该船由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自行开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所属的武昌造船厂建造，专门针对航海类专业学生教学实习和大学生开展实践活动而进行设计，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安排实习任务。
近年来，着眼于发挥“育鲲”轮载体功能，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增强高校辅导员培训工作实效性，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以“育鲲”轮为载体，组织全省辅导员骨干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实践培训活动。2007年1月，以“育龙”轮为载体，组织沈阳师范大学2005级高校辅导员班学员以及部分高校辅导员65人到深圳、香港等地开展学习实践。2008年9月，组织全省80所高校192名辅导员骨干到山东等地开展学习实践。2009年7月，分为大连团和沈阳团等两个代表团，共组织328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和辅导员骨干到威海、天津等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育鲲”轮作为“浮动的国土”，充分发挥了其功能，进一步加强了辽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学习实践活动主要采取考察与培训相结合、专题讲座与交流研讨相结合、船上培训与陆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开展船舶航行基本安全培训，参观了“育鲲”轮，增进对船舶构造和航行事项的了解，加深了对航海和海洋知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习调研部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经验和良好做法，参观考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交流研讨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辅导员工作的措施和办法，全面提高了理论水平，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工作水平，促进了沟通交流，加深了对海洋、航海、船舶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的成效与不足
3.1“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取得的成效
3.1.1创新辅导员的工作思路
参加“育鲲”轮实践培训的学员，大都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线，并且取得过突出的工作业绩。通过调研了解，能够深刻感受到辅导员骨干们在工作中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对待学生始终能够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工作中不断的思考、与时俱进。“育鲲”轮实践培训活动为大家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使学员们能够充分的分享工作中的收获与感悟，为总结和发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与规律、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工作思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3.1.2拓展辅导员的知识视野
在“育鲲”轮实践培训期间，通过对航海知识、船舶知识、消防与救生知识的学习，通过对“育鲲”轮的驾驶台、机舱、罗经、主机等船舶场所和船舶设备的参观，能够丰富辅导员骨干们的海洋知识，增进了学员对船舶和航海知识的了解，让他们受益匪浅。
3.1.3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强化
通过“育鲲”轮举行的升国旗仪式，以及所到城市爱国主义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参观，如刘公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使辅导员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增强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对所到城市市容市貌的观摩与了解，使辅导员骨干们进一步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3.2“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存在的不足
“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这种实践方式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不免存在问题与不足。
3.2.1“育鲲”轮自身优势还需进一步利用
目前，“育鲲”轮实践培训的交流方式与载体还局限于座谈、观摩等形式，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育鲲”轮现有资源，发挥“育鲲”轮自身优势，将船体设备以及各层甲板、走廊步道等船舶空间加以利用。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设计一些交流和沟通的方式与平台，使学员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流。
3.2.2教学设备需进一步完善
“育鲲”轮图书室和资料室现有的书籍主要以航海专业书籍为主，涉及思政工作方面的书籍较少，不足以满足实践载体的现实需要，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补充；另外，为了更好的为学员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育鲲”轮已安装投影仪，但尚未满足实际工作需要，需要进一步增加完善。
3.2.3船舶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育鲲”轮承担教学和实习任务，由于空间所限，船舶环境美化还有所欠缺，应当有针对性的完善船上标语、标识，确保为学习实践活动提供安全、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
4.推进“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进一步完善的途径
4.1丰富书籍资料，优化文献结构
目前“育鲲”轮图书室和资料室共有图书300多册，主要包括名人传记，当代文学，以及船舶驾驶和轮机管理专业相关书籍等，关于辅导员培训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其中《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学指导员》也仅有19册。到目前为止，“育鲲”轮学习实践活动一共举办了6期，参加人数也从2007年第1期的62人增加到2010年第六期的192人。随着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人员的增加，现有文献资料类别和数目已无法满足学习实践活动的需要，因此，可以有针对性的购置相关文献书籍，丰富书籍资料，进一步优化船舶资料室文献结构。
4.2利用数字媒体，创新培训方式
“育鲲”轮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受船舶本身空间的限制，船舶现有的图书室和资料室无法存放满足学习实践活动需要的全部纸质文献资料。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创新地利用数字媒体资源，采用更新速度快、占用空间小的数字资料来弥补传统纸质文献资料更新速度慢、占用空间大的不足。另外，“育鲲”轮还配备了两间多媒体教室，为充分发挥数字媒体资源提供了平台。数字媒体资源的使用，突破了组织讲座、报告和开展讨论等传统学习方式，融入视频、纪录片等新元素。利用船舶通讯系统可以将相关重要会议讲话、时事要闻等信息及时输送，利于在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人员中开展学习重要会议精神和讲话等活动。
4.3创建“长廊”文化，展示学员风采
“育鲲”轮作为学习实践活动载体见证了每期学员在实践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在学习实践活动中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方式对学习讨论的场面、半军管的表现等进行记录，一方面，利用“育鲲”轮走廊、餐厅等空间将搜集的资料汇编整理后集中展示，形成培训风采展示长廊；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照片做成展板形成风采展示区，从而为学习实践活动人员营造浓烈的培训文化氛围。
4.4加强管理水平，创建和谐环境
针对参与学习实践活动人员、实践内容的特点，制定出适应船舶特点的管理条例，并在实践中检验管理条例的合理性。合理配置船舶资源，积极配合学习实践活动需要，保证相关活动的顺利进行。按照规定对船舶安全设备、探火装置、防火设备、救生设备进行效能试验，完善船上标语、标识；从严要求值班船员、缩短设备的巡检周期、提高服务质量，确保为学习实践活动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
4.5完善回访机制，强化自身建设
在每期学习实践活动结束时，安排相关人员通过个人走访、集中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广泛听取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人员对“育鲲”轮作为实践载体自身建设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自身不足。针对提出的问题，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拟定出解决措施，进一步优化“育鲲”轮作为辅导员实践载体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洁.关于辅导员基地高级研修培训的探索与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9，04：53-56.
船政文化论文篇6
2.王船山论法治的原则彭传华，penGChuan-hua
3.王夫之"可以"阐义钟志翔
4.王夫之诗学二题崔海峰
5.论船山词中的闲愁谷利平
6.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刘利侠，LiULi-xia
7.胡宏道德修养工夫论的二元性特征郭锋航，GUoFeng-hang
8.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路径朱耀斌，刘铁铭，周玉文
9.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胡忆红，HUYi-hong
10.《湘报》与戊戌时期湖南不缠足运动陈文联，杨华
11.湘西筸军与陈渠珍的治军思想罗维
12.论邓中夏的青年观杨军
13.论湖湘民俗文化对湖南花鼓戏的影响谭真明
14.试论《周易》视野中的理想人格徐春根，XUChun-gen
15."無"的探源周春兰
16.《礼记》婚姻伦理之二重目的观论略陈丛兰
17.汉代家学管窥郭海燕Http://
18.论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杨涛
19.周敦颐诚学思想与当代核心价值观黄湘倬
20.朱子循序渐进读书法思想发微闵军
21.张载哲学的政治意涵诠释毕明良，Biming-liang
22.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王振华
23.黄绾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刘辉玲
24.刘师培对《左传》解经地位的恢复文炳赞
25.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孟凡港
26.属相文化与民族精神林日葵
27.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启良，QiLiang
28.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及其时代意义李愿来，朱光磊
29.熊十力的科学观牛军，niUJun
30.试论陈瑸的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秦翠红，朱智武
31.颜子"公案"论杨建祥
32.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张刚
33.论中庸思想与社会和谐张艳梅
34.礼:德的制度化与传统德治秩序建构张李军，成云雷
35.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王黎明
36.儒家"絜矩之道"及其价值意蕴陶新宏
37.从《老子》看老子林榕杰
38.栖居自然如何可能——《老子》哲学的存在论解读崔海东
39.认识的主观性特质对公孙龙思想作用研究余江舟
40.庄子的另类人生及其超越情怀高振岗
41.孟子大丈夫人格的多维考察万光军
42.荀子"心"论王鹏
43.荀子分的思想探析陈光连
44.从"治心"到"化性"——荀子乐教思想论略李重明
45.《起信论》的体用观对法藏性起说的影响孙业成
46.杨皇后与文学船山学刊赵润金
47.浅析权德舆的亲情诗徐敏
48.王渔洋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学批评理念门庭
49.漫议《聊斋志异》中的幽明姻缘——兼论蒲松龄的婚恋心理吴琼
50.略论桐城三祖之文道观李卫军
51.清禁教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教情况刘芳
52.中国宫殿建筑营造中的美学原则探析李纯
53.传统施恩与现代慈善的文化比较彭红
54.论武术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理念王红芳，陈永辉
55.《诗经》禋祭与《旧约》燔祭王政，赵青
56.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的宋诗研究邱美琼
57.西方社会空间研究对中国的启示谭日辉
58.中国集体想象与美国自我幻想——论赛珍珠作品中的救赎情结周子玉
1.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刍议——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李长泰，LiChang-tai
2.船山道注与刘安道注罗敏中，LUomin-zhong
3.船山学刊试论王船山与李卓吾哲学观之异同傅秋涛
4.王夫之对"户异其说"思想的颠覆与辨正王力
5.《张子正蒙注》本体论思想初探陈瑞新
6.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李生龙
7.王夫之诗歌评选成书考辨陈勇
8.王夫之与衡阳刘氏之交往及佚文寻霖
9.《九歌·山鬼》祀主为九疑山神张京华
10.周敦颐爱廉思想的当代价值陆魁宏
11.试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戴金波
12.浅谈《陶澍全集》船山学刊陈蒲清
13.曾国藩、曾纪泽父子日本观之比较研究李芸
14.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刘岳兵，LiUYue-bing
15.论女书及女书文化的保护原则及其应用贺夏蓉
16.《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俞林波
17.仲雍事迹考述刘桂秋
18.《乐记》审美情感论的哲学解读刘进，LiUJin
19.《周易》设计思想初探邹凤波
20.论汉代拟骚体的"龙蛇"人生哲学冯小禄，张欢
21.魏晋南北朝画论中的"形神"观孙彦
22.柳宗元民生思想刍议李钟麟，邹小阳
23.论唐朝官员选拔中的举主连坐制度易清，胡高飞
24.船山学刊马楚天策府十八学士考李正明
25.南宋名臣赵鼎年谱简编孙艳辉
26.五代末期辽与后周清风驿之变考论彭文峰
27.上下尊卑与义利之辨——胡安国《春秋传》政治理念解读张运生
28.宋学性别意识探微彭华，王黎芳
29.王阳明实学思想刍议贾庆军
30.近三十年薛瑄哲学思想研究述评高琼，GaoQiong
31.古代书院学规的教学论思想探微唐卫平，张传燧
32.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船山学刊王福革
33.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许丙泉，王新军
34.中国传统德性思想析论崔雪茹，薛晓萍
35.《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内涵探析常佩雨，金小娟
36.论《论语》的"乐正"张娣
37.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分析熊雄
38.论孔子对学生人生境界的提升王岩
39.简析元仁宗的儒家情结颜培建
40.上下交贯内外相合——张载礼学思想体系新论魏涛
41.略论阮籍的亦儒亦遥思想张晨霞
42.船山学刊论唐玄宗与佛教黄霞平
43.佛家文化视野下的生命观解读刘衍永，刘永利
44.试论道经语言学刘祖国
船政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王船山；西学格船山；述评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4-0044-08
一、船山遗书的重刻与清廷官方的立场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也就是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王船山的裔孙王世全刊刻船山著述凡一百五十卷，但这部书在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的兵火。至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荃主持再次重刻《船山遗书》，增至一百七十二卷，由曾国藩作序行于天下（曾国藩：《船山遗书序》）。[1]此时距王船山故世已有一百七十年，自此这位有明遗老孤臣的思想才重新开始为当时的思想界所重视。
其时，中国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危亡之势与船山所面临明末“亡天下”之局势相类。于是，正如王兴国先生所言：“他们（作者案：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船山思想当做改良或革命的理论武器，赋之以活泼泼的生命力”。[2]
也正因此，从曾国藩等士大夫，到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革命家，对船山哲学与思想基本上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大量利用船山哲学与思想论证或者辅翼其政治或学术主张。因此，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关于船山哲学与思想的著述都与其政治思想或历史哲学有关。
如曾国藩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说：
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之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一通》）。[3]
据上文，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曾国藩借船山之说批评时政的思想立场。而曾氏致书之郭嵩焘又是怎样来看船山的呢？郭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云：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訚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着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说》，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光怫。……如王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4]
显然，郭嵩焘也是站在正统理学与清代士大夫的官方立场上来看待船山的，他认为船山以扶持名教为思想核心，其学能补清代正统朱子学之疏漏，应该从祀孔庙。这显然是出于官方的思想立场而言，和曾国藩一样，其对于船山之学的评判也完全出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这也可以代表晚清正统士大夫阶层对于船山思想的基本态度。
二、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船山在政治上的“拿来主义”
在另一方面，倡导变法改革的清末维新派，却把船山的思想当做改革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谭嗣同云：
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哉？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羼杂者耳。于此犹自命为夏，诋人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谭嗣同：《兴算议·上欧阳中鹄书（节录）》）[5]
又云：
三代以上，人与天亲。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也。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多微言。其于尹氏卒云：“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况于君乎？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持此识以论古，则唐、虞以后无可观之政，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谭嗣同：《书简·上欧阳中鹄十（节录）》）[6]
从谭嗣同的角度来看，船山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道不离器”。如器（实际情况）变，则道（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方法）也必须跟着变。这一点合于其当时所倡之维新变法的历史哲学基础。第二个是：船山乃先秦之后，第一个兴民权的儒家。而民权显然是他所希望确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从以上两点来看，船山思想在谭嗣同那里，实际是作为支持的儒家思想之理论依据而存在的。
失败之后，以清王朝的排满革命论渐渐成为主流。因此，船山的学问与人格中激烈的反清意识，为当时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学人与革命者所利用，以支持暴力革命满清王朝之理论依据。如当时倡导排满革命的主将章太炎曾赋诗赞船山云：
天开衡岳竦南条，旁挺船山尚建标。
凤隐岂须依竹实？麏游长自伴松寮
孙儿有剑言何反？王者遗香老未烧。
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
（章太炎：《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7]
又云：
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章太炎：《书曾刻船山遗书后》）[8]
此外，我们可以发现，王船山华夷大节丝毫无亏的高洁人格，显然才是章太炎关注的主要内容。章氏云：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顾炎武）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才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是虏得假借其名，以诳燿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上（五则录一）》）[9]
至于船山的学术，则并不为其所重甚至有所忽略。章氏或云：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奋，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什么学理（章太炎：《演说录（节录）》）。[10]
三、辛亥革命后以西学格船山的思想进路
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政治的角度之外，原来的维新革命派对待船山思想，才有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向。但这一路向开始的时候，基本也就是将之与西方哲学相衔接，基本以西学格船山。如梁启超云：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的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的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伦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是从这个方向出发。[11]
又云：
船山哲学要点：
一、他体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正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
依我很粗浅的窥测，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若所测不甚错，那么，我敢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另一问题。他的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12]
梁氏认为，船山的哲学思想出发点在西方哲学所谓的知识论。虽然他自己对于这个判断也不甚肯定，直言“若所测不错”之虚语。但从他的这一判断，我们可以看到自曾国藩以来对船山思想带有政治意味的解读已经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纯粹学术与思想上的讨论。梁启超以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概念来定义船山哲学的特征，此间有多少商榷之处暂且不论，但我们当可将之视为当时学界对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由政治化向纯学术化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以船山之学接引西学互格的思想潮流蔚然成风。
如胡适对船山也有与梁启超的说法类似的西学比附：
王船山的《正蒙注》、《俟解》、《思问录》、《噩梦》、皆可看。他得《正蒙》之力甚多。他要人明白自己（人）在宇宙间的高等地位，努力做“超人”（豪杰）。他最恨“凡民”，“众庶”，——只晓得吃饭、穿衣、睡觉、生儿女的人是也。所以我说他似尼采（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节录）》）。[13]
胡适的这种将船山比于尼采的说法，与上文梁启超讲认识论一样，也有穿凿附会之嫌疑。但考虑到清末民初西学初兴的背景，以及胡适自身的西方哲学训练，此说之因果倒也非常明确。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说明二十世纪初的学人在面对西学大潮汹涌而入的趋势，并回溯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船山之学显然是其所能找到的可与西学在同一个思想层面比附对照的少数几种传统思想资源之一。
正是在以上船山研究的这一纯学术化转向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关于船山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即出版于1935年，由嵇文甫所撰写的《船山哲学》。[14]嵇氏在书中将船山哲学大略地分作了两个部分：“性理哲学”与“历史哲学”。[15]第一部分性理哲学实际上考察了船山哲学中传统宋明道学意义上的宇宙论与人性论部分；而在这一部分最后的总结中，对于船山的“性理哲学”，嵇氏指出：
船山对于当时性理学上各种重要问题的意见，上面两章很粗略的说过了。综合他整个的理论体系，而判断他在中国近古思想史的地位，可以说他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他攻击陆王的话很多，在他的著述中可以随处遇到（嵇文甫：《船山哲学·上篇：性理哲学》）。[16]
这是自《船山遗书》刊刻以来，有人第一次从学理上并不带政治倾向地对船山思想与哲学所作出的论断。同时嵇氏还将船山哲学认作是接续了宋明道学之中的气学传统。他说：
他（船山）的特色在言天，言性，言心，一切从气上讲。理者气的理，须从气化上见，舍气化无所谓理。横渠说：“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船山把这种思想彻底发挥，以打破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并且把横渠所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层层分析，字字找得着落，反衬出程子把心性天统于一理的说法，未免笼统而有很大的流弊（嵇文甫：《船山哲学·上篇：性理哲学》）。[17]
又说：
船山宗旨在彻底排除佛老，辟陆王为其近于佛老，修正程朱亦因其有些地方还沾染佛老。只有横渠，“无丝毫沾染”所以认为圣学正宗。……横渠之学，知礼成性，极深研几，通天人隐显于一致，和船山学风实在最为相近（《船山哲学·上篇：性理哲学》）。[18]
而嵇氏做出以上这些判断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源自德国哲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同样也不脱上文中所给出的以“西学格船山”的窠臼。他说：
总之，阳明自有一套理论，足以针砭程朱，而其所针砭者又往往恰是船山之所欲修正。……大概程朱经陆王攻击之后，其种种弱点已明显暴露。所以明中叶以后的程朱学派，如罗整庵、崔后渠、汪石潭等，对于本派学说已不能有所修正。船山尽管反对陆王，但他们所指程朱的种种弱点，他却也不能一概否认，而于不知不觉间已受着陆王的影响了。然而当船山的时代，陆王的盛运亦已过去，其种种弱点亦已暴露，反王学的潮流正在高涨。……若船山，则反对陆王，修正程朱，而别宗横渠以创立一个新学派者也。假如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程朱是“正”，陆王是“反”，清代诸大师是“合”。陆王“扬弃”程朱，清代诸大师又来个“否定的否定”，而“扬弃”陆王。船山在这个“合”的潮流中，极力反对陆王以扶持道学的正统，但正统派的道学到了船山手里，却另变了一副新面貌，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了。前面所论天人理势博约诸问题，一方面带自由解放的以为接近于陆王，而一方面又仍显示其道学的正统性，除非这样辩证的去认识，是不容易了解的，……（嵇文甫：《船山哲学·上篇：性理哲学》）[19]
同样，在《船山哲学》的第二部分历史哲学中，嵇氏也用黑格尔的思想解释船山之史学。他说：
黑格尔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封建原来也自有一种道理，但是后来时势变了，成为不合理的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而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制度存在了，它是合理的了，也正是因其合理所以存在。这是船山理势合一论（嵇文甫：《船山哲学·下篇：历史哲学》）。[20]
又说：
他（船山）依据他的天人合一论，理势合一论，把天理和人情事势打成一片，拿活生生的现实里是去充实他的内容。所以他的天理是具体的，是活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新天理论。最妙的是他所谓“贞一之理”与“相乘之机”。从各种“相乘之机”中，也就是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中，那个“贞一之理”步步实现，形成它发展途径上的各阶段。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姿态。在这里我们联想起黑格尔的“宇宙精神”。那“宇宙精神”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原理。如波斯，希腊，罗马……都在其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宇宙精神”的代表而出现。如果用船山的理论来说，也可以说他们都是“继天立极”，而在一定的“相乘之机”下，去实现那“贞一之理”的（嵇文甫：《船山哲学·下篇：历史哲学》）。[21]
而这种以黑格尔释船山的立场，也同样出现在深谙黑格尔哲学的贺麟那里。在发表与1946年10月的《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他指出：
船山的历史哲学之富于辩证思想，最新颖独创且令我们惊奇的，就是他早已先黑格尔而提出“理性的机巧”（theCunningofReason）的思想。王船山（1619——1692）生在黑格尔（1770——1831）之前约一百五十年，但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创新的“理性的机巧”之说，却早经船山见到，用以表示天道或天意之真实不爽，矛盾发展且具有理性目的。[22]
又说：
理性的机巧表现在历史上或人物方面，就是假个人的私心以济天下的大公，假英雄的以达到普遍理想的目的。黑格尔还将此概念应用来解释自然历程和量变质变的关系。他指出假借自然的事变（如机械历程、化学历程及有机历程等）以达到精神的目的，假借迟缓的量变以达到突然的质变，都是理性的机巧的表现。理性一面假借非理性的事物（如私心、、自然历程等），一面又否定非理性的事物以实现其自身。这表示理性不是空虚的，而是有力量且有机巧、有办法以实现其自身。但历史上非理性的事物尽管互相抵消平衡、受损害、受处罚，但理性却静观无为，既不干涉其行程，亦不牵连于其中而蒙损害、冒危险。这就是说，理性复能保持其空灵性和超脱性。黑格尔这一种看法，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里，我们只消将黑格尔的理性或上帝换成王船山的天或理，便不惟得到印证默契，而且得到解释和发挥。[23]
而贺氏比嵇氏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对于船山之学的判断，更为“黑格尔化”，他断言：
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第一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远较与他同时代的顾亭林、黄梨洲为高。他的思想的创颖简易或不如阳明，但体系的博大平实则过之。他的学说乃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格物穷理即所以明心见性。表面上他是绍述横渠，学脉比较接近程朱，然而骨子里心学、理学的对立，已经被他解除了，程朱陆王的矛盾，已经被他消融了。[24]
从以上嵇文甫与贺麟的说法来看，他们基本上都认定船山的史观与黑格尔以精神的自我辩证运动发展为核心的历史哲学相类，并且认为他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整个宋明道学思想发展论争的总结者（冯契语）。[25]从更宽泛的层面而言，如果说梁启超是以康德意义上的“认识论”释船山，胡适是以尼采意义上的“超人”释船山的话，那么嵇、贺两位先生就是以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释船山。而单从以上四人各自的论说来看，显然嵇、贺两位学者的阐释更为详密，梁、胡二人则失之独断。
然而，德国古典哲学中讲辩证哲学的并非黑格尔一家，既在西学的角度能观见船山之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同时其接续的又是宋明道学中张横渠“气论“的唯物传统，结合这些思想资源来看，西方还有一个更为适合阐释船山之学的思想流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第一本着作，也是影响重大的一本关于船山的著作，是侯外庐于1942年所发表的《船山学案》。在此书1982年再版的序言中，侯外庐写道：
这本小册子是我在四十年前写的。其时正逢船山逝世二百五十周年，但是，这位十七世纪中国的思想巨匠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甚至学术界对他的丰富思想遗产也缺乏真切的了解。我当时正撰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掘发船山遗留的思想宝库，着重探索了他的哲学思想，发现他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的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26]
侯氏此书正如其自己在以上引文中所说的那样，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比起之前提到的梁、胡、嵇、贺诸位学者只是单纯地就具体问题将船山之学比于某一西方哲学派别不同，他全盘地将船山之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系统中。首先，他对船山之学做了阶级判定，认为船山乃是站在庶民的人本主义思想立场上批判封建思想专制。他说：
船山的时代是一个暴风雨降临的世界，黄梨洲谓之“天崩地解”者实当之。个人自觉，产生了他的近世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当时现实的批判，如所着《噩梦》、《搔首问》、《黄书》多集中暴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暴征横夺，而立论于“民之有生理”。[27]
进而，侯外庐还将船山的学术定义为以近代方法对传统的批判和发展。他说：
船山之学，涵淹六经，传注无遗，会通心理，批判朱王（对朱熹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阳明为肯定的扬弃），中国传统学术，皆通过了他的思维活动而有所发展，他的方法是近代的。[28]
但此书最为独到创新之处，就是侯氏并未将船山的思想渊源归于横渠气学一脉，而是视其为后汉唯物论者王充的思想继承人，同时还认为船山的治学方法中有颇多佛老的影响。他说：
他（船山）的直接传统，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理学，虽然有张载理学的外貌。他所谓“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影响他的学说的人，实在不完全是张载，在方法论上是老庄和法相宗，在理论上是汉代的一位唯物主义者王充。[29]
侯氏认为，船山与王充在知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等问题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30]并着重指出：
王充《自然篇》的自然天道观，“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自然之化，阴阳二气所消长，而物自成藏，影响了船山的絪緼生化论。王充具有丰富的物本论思想，故船山言“气”，已含有哲学上的物质范畴。……船山思想并不高谈性命，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实在是王充学说的复活与发展，……[31]
综上，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船山之学做出了“唯物的”、“庶民的”以及“近代的”思想史判定，这一点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影响。不过，侯氏立论虽颇多特出之处（如说船山颇受佛老影响以及认其为王充一脉等），但从整体上来看，他基本上还是承继着当时主流的以西学解船山的思想路向，只是做的更为彻底，或者说使船山与西学更好地融汇在一起。
四、熊十力对以“西学格船山”之思想路向的批判
但是，上述几种以西学释船山的思想路向，在当时也并非没有批评者，其中最典型与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熊十力。侯外庐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
我在书中对于船山思想的评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人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和我争论最多的，莫过于熊十力先生。他不同意说王船山是唯物论者，主张他是理学家。我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在书信中往复讨论，彼此诘难，始终都未能说服对方。[32]
实际上熊十力不仅仅反对将船山认作是一个唯物论者，而且对于辛亥以来拿西学唯物、唯心概念比附宋明各家的思想传统都表示反对。他说：
惟张横渠《正蒙》昌言气化，近世或以唯物称之，其实横渠未尝以气为元也。《太和篇》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又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详此所云，固明明承前圣体用之分。太虚是气之本体，气是太虚之功用，何尝以气为元乎？……汉以下，有哲学天才者，莫如横渠、船山。船山伟大，尤过横渠矣，其学问方面颇多，犹未免于粗耳。要之，横渠、船山一派之学，实无可谓之唯物论，其遗书完具，文义明白。先哲之学可衡其得失，而不须曲解也。[33]
正因熊氏立足中国的哲学立场，及其个人独到的哲学见解。因此，他对于船山的解读摆脱并且批判了辛亥以来比附西学概念的传统，回到了以中学解中学的思想方向上。他指出：
晚明有王船山作《周易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论益恢弘，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辨也。其于汉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当有明季世，诸大儒并出，悲愤填膺，为学期活泼有用，而亟惩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浸以上及两宋。[34]
“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的评语与“骨子里是宋学精神”的论断，很好地概括了熊氏眼中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特征。相较于上述“认识论”、“超人”、“辩证法”、“唯物论”诸说，显然能更好地说明船山的思想精神。但熊十力的问题在于，由于其自有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因此，他的说法多以自家之学随意指摘船山，失之主观。譬如，在船山对“乾知大始”概念的解读上，他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提出了批评：
王船山解易，说“乾知大始”云：“今观万物之生，其肢体、筋脉、府藏、官骸，与夫根茎、枝叶、华实，虽极于无痕，而曲尽其妙，皆天之聪明，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故曰‘乾知大始’”云云。余按易传曰“乾知大始”，乾者阳也，相当于吾所谓辟。辟者，本体自性之显也。故于用而显体，则辟可名为体矣。体非迷訚，本自圆明。圆明者，谓其至明，无倒妄也。故以知言。大始者，自本体言之，则此体显现而为万物。自万物言之，则万物皆资此真实之本体而始萌也。大始之大，赞词也。此中意云，本体具有灵明之知，而肇始万物。船山云，用地之形质，实则地即形质，特以地为主词耳。此形质非别有本。盖即本体流行，不能无翕。翕便成形质。而本体或生命之显现，必用此形质以成物也，否则无所凭以显也。……唯其（船山）云“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此则有计划预定之义，吾所不能印可。夫易言“乾知大始”者，乾，注见上。谓乾以灵知而肇始万物，不可妄计宇宙由迷訚的势力或盲目的意志而开发故。此处吃紧。易之义止于此，并不谓乾之始万物也有其预定的计划。而船山乃谓“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云云，是与易义既不合。[35]
显然，船山所谓之“乾知大始”，乃以乾（天）为万物生发的根本依据，用地之形质而成万物。天之聪明与地之形质从本体上说，皆是太和之气与理分化流行的结果。但由于熊十力有其自己的一套“辟翕成变”的宇宙论系统，辟者作为本体之乾，在发生逻辑上必然要先于发用流行之坤（地），这一过程本身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并不需要王船山所谓之“天之聪明”的这样一种先定学说。但实际上，船山所言之“天之聪明”与“地之形质”云云，“聪明”与“形质”不过是作为乾坤的阳阴二气发用之功能的显现。前二者为用，后二者为体，皆合于一阴一阳太和之道。而熊氏之学实以乾（辟）为体，以坤（翕）为用，其思想路数与横渠、船山之学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熊氏上述对船山的批评就失之主观了。但由于熊十力乃是一九四九年后海外新儒家的思想源头，因此其对船山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一九四九年后海外新儒家的船山研究。
我们可以说，侯外庐与熊十力二人，基本确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船山研究的两个思想方向。其后的海外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基本沿着熊十力所开出的“基本上是宋学精神”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以“实在论”作为船山思想的标志。[36]而大陆的学者们，则基本上使用侯外庐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思想方法来研究船山，其中代表人物有萧萐父、许苏民、冯契等。
五、小结
综上所述，自晚清王世全刊刻《船山遗书》（其后曾国藩主持重刻）以来的百年间（下限至一九四九年，取其约数），学界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受到当时的政治与思想之背景影响极大。或者换句话说，船山之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代重新面世，其本身就与当时剧烈变动的政治与思想背景有关。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其主线乃救亡与图存，而船山之学在这一百年间的兴起，毫无疑问地昭示着当时人对于船山之学中所存有“救亡与图存”之思想资源的基本认识，也昭示了船山之学的这一重要思想特征。
但是，晚清以来百年间的船山研究所呈现的这一特征，在另一方面也遮蔽了船山之学中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一面。这一点，熊十力已经看到，因之而对着侯外庐大声疾呼“船山骨子里乃是宋学精神”。但毕竟熊氏本人也处于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之下，虽然也不能说熊氏的这一论断便是公允之论，但他毕竟指出了问题。
可以说，从纯粹学术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一百年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也没有深入到船山的思想内核之中。但毕竟这是一个开始，船山之学沉寂一百七十年后的一个新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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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28][29][30][31][32]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新版序、第1、7、8、17-20、21页、新版序。
[33]熊十力：《原儒》，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34]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83-84页。
船政文化论文篇8
一、指导思想
实施“广播电视进渔船”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文化惠民为指导，积极完善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深化广电惠民的服务载体，巩固、扩大和深化农村广电“村村通”工程建设，让渔民出海作业也能听到、看到“村村通”直播卫星上的广播电视节目，及时了解党和国家大事，获取陆地各种信息，改变单调、枯燥的海上生活，充分保障渔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二、目标任务
（一）“广播电视进渔船”工程的目标任务。今年省广电局下达我县的“广播电视进渔船”目标任务是确保109艘捕捞渔船完成船载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附县渔船马力、数量分布及任务数分配情况表），具体要求是：今年10月前完成全年目标数的60％，11月前完成全年目标数的80％，12月前完成全年目标数。
（二）“广播电视进渔船”工程的设备要求。“广播电视进渔船”工程的设备必须是省广电局“广电进渔船”项目公开招标中标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和要求进行采购。
（三）各级专项资金补助对象和标准。“广电进渔船”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及用户共同承担。专项资金补助对象是以省海洋与渔业局确认的2010年底沿海各市、县（市、区）登记注册的137千瓦功率（含）以上大中型海洋捕捞船。其它类型船只即国有企业所属渔船、渔业辅助船及137千瓦功率以下的小型渔船不列入省财政补助范围。对300千瓦功率（不含）以下到137千瓦功率（含）以上中型海洋捕捞船安装卫星电视设备，省、县财政补助5500元/艘；300千瓦功率（含）以上大型海洋捕捞船安装卫星电视设备以船主自筹为主，省、县财政补助3500元/艘。
三、工作要求
今年我县的“广播电视进渔船”任务重，时间紧，各街道、乡镇及相关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抓紧组织实施，以苦干实干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克难攻坚的干劲，抓好“广播电视进渔船”工程建设。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各街道、乡镇及相关部门，要把“广电进渔船”工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联系沟通，做好工程建设的组织协调、部署落实、督促检查、审核发证等具体实施工作；特别是文体、财政、海洋与渔业等有关部门要形成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密切协同、合力推进工程建设的工作格局。
船政文化论文篇9
一、实现了五大目标
1、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相结合，“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了全员的认同，成功打造出具有江苏内河水运特色的“河海”品牌。
公司在服务客户中创造的“三优”品牌：优良服务、优等质量、优质信誉，深受大江南北客户的广泛赞誉。
在XX省内河水运企业中率先制定运输服务“五项承诺”，坚决做到：在运输价格上，遵循随行就市、互惠互利的原则，确保运输质量符合市场规律；在合同履行上，严格执行运输合同条款，确保合同兑现率100%；在运输质量上，严格做到保质保量，超耗按市场同期销售价100%赔偿；在运达速度上，努力做到运输速度最快，货物滞船时间最短；在优质服务上，想货主所想，急货主所急，为客户创造价值，让客户满意，达到合作多赢。
XX品牌彰显XX特色，增强了全员的品牌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誉。一系列精细服务举措更是让货主们深深折服：成立督查办及公安部门驻XX警务室；实行渔网铅封全封闭管理；船员将扫舱煤全部交给货主，装煤不烧煤；为大客户提供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的优质服务。在内部，XX公司对船舶的管理做到了“形散而神聚”，一种声音对外。将富有管理经验的干部派到船队督导管理，建立起强有力的管理队伍；修订完善了企业管理制度，XX个管理标准，XX个安全操作规程，汇编了XX类XX个规章制度，计达XX万字。成功创造了内河航运企业改制后船舶“卖得出、管得住”的独特管理模式，被业内誉为“XX现象”。
为激发员工服务意识和提高服务能力，围绕“诚信主题”，XX公司先后开展了“诚信XX”、“我与品牌同行、我为品牌争光”竞赛等多项活动，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员工服务能力。同时，邀请高等院校知名教授，为员工做了“服务业发展模式创新”等多场专题讲座。在全省内河水运企业中率先实施“开创品牌经济，提速发展河海”品牌战略，使“品牌为我致富，我为品牌争光”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
品牌经济战略让XX公司声名远扬：10多年来，先后荣获国家4a级物流企业、中国物流百强企业、全国交通系统先进单位、江苏物流50强企业、江苏最具发展潜力企业、11年被XX省人民政府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授予“XX省服务业名牌”称号。
和谐企业文化建设开展得是否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企业领导的重视程度是关键。为此，我司党、政、工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靠管理，管理成功靠文化，企业文化靠建设”来对待，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高度的自觉意识，大力度、多层面地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以此引领和谐企业文化进程，不断提高员工参与和谐企业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抓机制，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网络。公司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带头做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实践者和传播者。成立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组长，党委专职书记、工会主席任副组长，公司和相关部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同时各分工会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形成了公司“党政组织统一领导，各级工会组织协调，上下联动，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会议集思广益，整合企业文化资源，调动全体员工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全覆盖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
二是抓学习，保持正确的文化建设导向。我们根据企业新时期发展战略，确定了“建成主业突出、多元发展、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响亮、优势明显、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的企业共同愿景，按照“分层次、按专题、系统抓、讲实效”思路，大力加强理论教育，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队伍。把学习型组织理论融入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和职工个人成长等诸方面，使职工深刻理解“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真正内涵。通过学习教育，公司领导层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其中X人获得高级职称，X人获得“三师”职称，公司管理层中XX人获得中级职称，XX人获得初级职称，XX人获得计算机中级合格证书；XX名营销人员获得国际货代资格证书；生产一线的职工有XX多名轮船机驾人员获得了技术职称等级升级。
三是抓阵地，为职工提供学习平台。两年前，公司党、政、工按照部级“职工书屋”建设要求，投入XX多万元，建成了占地面积达XX多平方米的“职工书屋”。书屋藏书量近XXX册，各类图书XX种类型。书屋配备齐全，管理规范，条件具备。达到“十有”：有组织领导、有专人管理、有上网电脑、有规章制度、有统一书架、有借阅台帐、有报刊杂志、有音像制品、有电话通讯、有流动书箱。同年6月荣获省级“职工书屋”称号，并被评为XX县年度“十佳文明新事”。次年5月又荣获“部级职工书屋”称号。在XX内河水运企业获此殊荣的仅此一家。
特别是公司针对大部分职工在水上工作，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充分利用职工书屋的资源优势，建立完善了XX个船队流动图书箱，有针对性配备图书，定期送书上队。并做好跟踪服务，定期轮换、调剂和补充图书，解决了长期流动分散在外职工读书难和生活枯燥的文化需求。让流动书箱伴船出航，让书香浸透每支船队、每个船员的心房，行万里船，读万卷书，让书籍成为船舶远航的动力。
四是抓载体，让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多年来，我们利用“五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灵活多样地开展了以提升综合素质和企业品牌形象的“演讲会”、“知识竞赛”、“技能操作竞赛”、“经验交流会”、“专题研讨会”、“工作座谈会”等职工文化系列活动。几年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了“企业文化研讨会”、“四个领先”劳动竞赛、“知荣明耻、爱我企业”大讨论、读书阅报感言座谈会、企业文化现场会和企业文化征文等系列活动，并优选了质量较高的文章报送省、市、县参加评比。其中《创建学习型企业，促进跨越式发展》论文被《中国工会工作论文》选登；《试论河海人的“三种精神”》论文获得了省文联举办的企业文化研讨会一等奖······这些不仅增强了全员的服务发展意识，而且进一步浓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氛围。
五是抓典型，让先进人物感染员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职工群众中走出的各类典型，更能让职工信服和学习。基于此，我们把培育先进典型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不间断地开展优秀共产党员、创新立功标兵、评比十佳明星、忠诚员工标兵、忠诚员工示范岗先进人物和文明新事评选活动，利用公司“河海简报”、“河海网站”、“企业宣传”和“工会园地”画廊大力宣传先进事迹，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和发展力。
二、以人为本，大力实施“凝心工程”，构建和谐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精髓是凝聚全体员工的创新力量，企业唯有凝心聚力才能发展，唯有凝心聚力才能生存，唯有凝心聚力才能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公司为激励广大职工从企业“三种精神”中汲取精神动力，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着力从构建四大机制入手，努力创优服务，致力于职工对企业精神的理解和实践，以彰显河海团队的魅力。
一是构建忠诚服务体系。针对船队改制后，职工虽然买了船，但一时不能适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状，我们积极调整思路，转变机关职能，围绕强化服务，建立了保证机制。对船队的生产经营工作确立了“热心服务、热情指导、热忱排难”，以及“确保货源组织，确保过闸顺利，确保内部事务处理，确保外部关系协调，确保证件办理及时，确保安全管理，确保燃润料等物资低价供应，确保职工致富”的“三热”、“八个确保”的忠诚服务体系、并在几年的实践中一如既往，解决职工生产经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是构建企业公共服务机制。一是在水运生产低谷期，及时出台船队最佳营运指导意见，引导船队度过难关；二是船队遇到堵闸时，坚持做到在哪里堵闸，公司领导和职能部室的同志就协调到哪里，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争取提前过闸，同时，在海事、运管、航道、船闸、公安等方面都为船队及其职工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为船队快速周转赢得了宝贵的营运时间；三是本着客观公正、轮驳双赢的原则，及时对轮驳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化解矛盾，促进了投资回报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是构建职工社会保障机制。按照多予少取的原则，通过出台扶持减负政策和千方百计协调各方关系，几年来利用“高融低借”累计为职工提供船舶更新改造资金XXX万元；同时建立了职工向往的内部安全统筹制度，建立统筹资金达XXX多万元，使XX个船队XX名经营者摆脱了因安全事故可能出现的倾家荡产的境地，并很快恢复了生产。在为职工办理五项社会保险的同时，探索并逐步完善了内部病伤统筹保险，切实解决了病、伤职工的生活费、交通费、护理费无着落等难题，此举得到了上级劳保部门的充分肯定。此外，公司还每二年拿出XX多万元为职工进行一次体检，并建立了健康档案，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四是构建企业扶贫帮困救助机制。对弱势群体是否关注，是对一个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心的检验。因此，我们十分注重企业改制后被减员职工的再就业渠道的开拓，十分重视老职工、困难职工、患病职工的救助和慰问工作。企业改制后，累计安置职工XXX多人，全司没有一人下岗而增加政府负担；每年我们还将上级奖给集体和领导的奖励金几千元捐献给工会作为扶困资金，同时发动职工对外捐款。几年累计发放救助、慰问金1XX多万元，接受救助、慰问的职工人数每年达近千人次。我们还对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的XX多名职工每月发放低保补助金。另外我们还依照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为水上职工和特殊工种争取了提前五年退休的政策。通过切实解决职工在生产生活中的所忧所难，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和谐稳定和快速发展。
三、诚信经营，强势推进“品牌工程”，展示和谐企业文化
近年来，随着水运市场的开放及大气候的影响，水运企业一直举步维艰，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如何在激烈的水运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立足水运潮头，诚信经营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好诠释。我司坚持把客户满意作为河海人始终不渝的追求，坚持以诚信服务，锻造以创新为灵魂的品牌文化体系，展示河海服务品牌的新形象。
一是出台运输服务“五项”承诺标准。即在运输价格上，遵循随行就市、互惠互利的原则，确保运输质量符合市场规律；在履行合同上，严格执行运输合同条款，确保合同兑现率100%；在运输质量上，严格做到保质保量，超耗按市场同期销售价100%赔偿；在运达速度上，努力做到运输速度最快、货物滞船时间最短，400公里以上运距比同行提前1-3天；在优质服务上，想货主所想，急货主所急，真诚、热心、耐心为客户服务，不坑害货主利益，不索要货主小费。并在办事处、船队挂牌服务，接受客户的监督。为实施科技兴安，投入XX多万元，对XX个船队安装了GpS定位仪。以便更好为海事、航道等部门提供优质服务，加快运行周转。
二是成立督查办和警务室。督查办和警务室的成立，创新了江苏内河运输企业的督查管理模式。他们深入船队、港口、码头，狠抓船队烧煤、盗卖煤炭的歪风，认真督查行风存在的苗头，全面落实预防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决不手软，严厉打击有损公司形象的人和事，维护了客户的利益。
三是全面提升企业信誉度。投入XX万多元，为所有轮队XXX多名船员添置了石油液化气灶具。此举不仅受到了客户的普遍欢迎，而且吸引了大批新客户，极大地促进了水运市场的占有率。为方便客户的业务联系和减少客户的物流成本入手，又开通了XXX免费业务电话和河海网站，适应客户业务联系的需要。
船政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议程设置；政策制定；运用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34.165
案例：2014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出台了海船员〔2014〕773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修订内河1000总吨以下干散货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通知”。本次新修订的《内河1000总吨以下普通干散货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有两大特点：一是针对内河1000总吨以下普通干、散货船舶修订；二是此次标准分两部分，通用的一般标准和相关省（市、自治区）辖区标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清晰可见渐进模型的运用。同样，该项政策的出台就其议程设置，虽然中西方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某些概念不能通用、甚至可能不存在“利益集团”等因素，但笔者认为金登模型的全面性在分析该政策的议程设置中同样得以体现和运用。
1相关背景情况简介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是海事管理机构核发给船舶，证明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文书，是判定船舶是否满足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依据之一。目前，交通运输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依据是2004年8月1日实施的交通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及其附件确定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其后，中国海事局根据授权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表进行了修订。
修订过程如下：
2004年6月18日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交通部令2004年第7号），规则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规则附录三即《内河船舶甲板部、轮机部和客运部最低安全配员表》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国际公约进行修改。
2006年4月13日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表的通知》（海船舶〔2006〕145号）。
2008年5月《关于修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表的通知》（海船舶〔2008〕146号）。
2010年12月29日自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修改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表的通知》（海船舶〔2010〕663号），主要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令2010年第1号）。
201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修订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通知》（海便函〔2014〕901号）。该通知意在广泛征求各省级地方海事局、相关直属海事局的意见，要求各单位上报各自地区制订的地域标准，由部局统一颁布实施。
2014年12月2日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修订内河1000总吨以下干散货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通知》（海船员〔2014〕773号）。
2对该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的相关分析
2.1议程设置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1）政策议程：指某一引起公共政策决定者深切关注并确定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根据科布和埃尔德的观点，有三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一是对问题的广泛关注，或至少是广泛意识；二是公众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共同认为，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纠正这个问题；三是人们共同认为，问题是某个政府单位应该关注的问题，并且也是该单位管辖范围内的事情[1]。
（2）约翰・金登的议程设置模型。他的概念模型是以三种信息“流”的思想为基础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在三种流之前，是“社会倾向”（价值观，政治文化等），它们决定了问题进入议程的背景；在某些关键时刻汇集到一起的三种流，又遇到推动的机会――政策窗口，从而提升了问题的重要性，推进了议程设置。
2.2对新出台《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分析
2.2.1问题流
长江水系个体船舶和企业挂靠经营船舶普遍存在配员不足的现象。究其原因，这类船舶大部分为1000Gt以下的普通干、散货船，以家庭模式经营，一家人以船为家、靠船为生，船舶配员与家庭成员状况密切相关，船员之间往往不计分工，会主动承担不同职务的工作。配员不足现象普遍存在于个体船舶。尽管长江水系个体船舶和企业挂靠经营船舶普遍存在配员不足的现象，但内河水上交通安全形势近年来总体平稳，各项安全指标低位运行。同时，也发现由于内河船舶技术状况、岸基支持的进步，内河船员劳动强度与原标准制定时发生了较大变化，内河船舶实际配员状况与客观需要基本适应。因此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偏高，与客观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不能适应内河航运发展的需要。
国际航运长期低迷，对国内航运及内河航运的影响始终存在，加之不断涌入市场的新建船舶，使得整个水路运输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又遇到船员薪水的普遍提高，更加大了运营的成本，使得不少船舶请不起“外员”而导致船舶配员不足。为了免予处罚，有些船舶只能想尽办法满足配员要求，这无疑给原本艰难的水运行业雪上加霜。因而，有些船舶也会竭尽所能躲避执法，甚至参与一些违法运输活动。
综上，随着内河航道条件、岸基支持和内河船舶技术状况、运营模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的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与客观需要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带来了内河船员缺口大、船员招聘难，和按标准配员难、海事监管难等一系列问题，现行的配员标准亟须修订。
2.2.2政策流
原最低安全配员标准是2010年12月29日的，时逢船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2010年第1号令）颁布，为配合新考规的实施，而将其进行了修订，出台比较仓促。
而对于本次修订，部海事局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听取了各地的反馈意见。从了解内河船舶现状出发，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从船舶数量、大小、技术要求，船员数量、等级等方面进行对比，得出“实际配比”即内河船员实际数量与船舶数量之比、“规定最低配比”即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规定的船员最低配备数量与船舶数量之比等相关数据，从而分析了配员缺口问题，发现内河船员总量和结构性矛盾突出。并多次通过各下级部门广泛征求意见，以求达到兼顾标准的可行性、船舶航行的安全性、广大航运企业及船民的接受程度最佳的有效方案。
2.2.3政治流
原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偏高，使得船民及船企为雇员问题感到负担，不断向海事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请求，希望早日修订配员标准。
部海事局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专家意见、现场执法人员的建议、调研数据及分析均印证了实际情况确需调整。
为落实好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促进内河航运发展，迫切需要重新修订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
2.2.4政策窗口
2014年4月至8月连续发生了五起典型事故（“华为1818”轮遇风浪沉没等），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均为内河船舶参与海上运输的违法案例。由于内河船舶因配员等多种原因成本增大、运营惨淡，参与海上运输的违法现象较显突出，特别是江苏省籍内河船舶参与海上运输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还发生多起水上交通事故，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产生了不良影响。
此后，部海事局于2014年7月起，开展了江浙沪水域内河船舶参与海上运输专项治理活动，召开集体办公会和现场督察。江苏省地方海事局通报了专项整治中查处的内河船舶193艘，其中江苏籍内河船舶70艘，占37%。
加之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终将该政策推上了议程，并于2014年12月2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修订内河1000总吨以下干散货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通知。但笔者认为，在三种流存在的情况下，相互之间并没有完全的独立存在，其共同作用，最终影响着议程的设置，推进政策的制定。
3对该政策制定阶段的相关分析
3.1政策制定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第一，政策制定：指的是政策过程中，应对某个特殊的公共问题的恰当的、可以接受的行动步骤，被确定并且被制定为法律的阶段[2]。
第二，渐进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制定是以往政府行为的延续，仅做了一些小的修正。时间、智力和成本的限制，使得决策者无法认识到全部的政策选择及其后果。渐进主义是保守的，因为现有的计划、政策和开支被认为是一种基底，注意力集中在新的计划和政策上，集中在现有计划或政策的增加、减少或者修正上[1]。
3.2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分析
第一，纵向来看，根据之前关于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的不断修订，我们不难看到――早在200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一直沿用至今，在当初制定规则时就留下了修订标准的相关条款，以便在需要时及时作出调整。而后部海事局陆续在2006年、2008年、2010年、2014年对配员标准作出了修订的通知，同时在此过程中，还对某些特殊种类的船舶作出了相应的专属其种类的标准制定。
第二，横向来看，本次修订的《配员标准》也体现出渐进模型的特点。
一方面，标准的修订分三步走：第一阶段（2014年）：对船舶数量相对较大、配员问题比较集中的1000总吨以下“普通干、散货船舶”（除集装箱船、危险品船、客船以外的船舶）的配员标准进行修订。第二阶段（2015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制定《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部颁规章，需列入2015年部一类立法计划）。第三阶段（2016年）：修订《内河船舶配员规则》（部颁规章，需列入2016年部一类立法计划），同时调整1000总吨及以上船舶、集装箱船舶、危险品船舶、客船的配员标准。
另一方面，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全国内河不同通航水域之间的差异较大，对船舶配员的要求应有所区别，船舶配员标准应符合不同水域的特点。采取长江、珠江、黑龙江三大水系及珠港澳航线、长江上游C级航区J级航段、各省辖区内固定水域航行船舶配员区别对待的方法，授权各省级地方海事机构、直属海事机构参照部海事局《一般标准》制定固定在本省管辖水域航行船舶的配员标准。这也是此次修订与以往不同的亮点之处。
综上，不难看到，无论是针对不同大小、种类船舶配员标准的分步修订，还是从“配员标准”到“船员发证规则”及“配员规则”的修订，抑或是因地制宜的《配员标准》的推行，在该政策制定上既显现出渐进模型，也有理性的追求，坚持整体设计、全面统筹。
参考文献：
[1]JosephStewart，Jr.，Davidm.Hedge，Jamesp.Lester.公共政策导论[m].韩红，译.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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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佳伟.中国船舶工业竞争力研究及对策分析[J].中国市场，20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