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2
“世界遗产”(world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Heritage和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2010-11-09;修订日期：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结论与讨论
4.1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Heritage和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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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3
有些疑问，本不是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愿意以什么准则、目的、方式和方法保管和传续自己先祖的创造和生存环境，这是各自的自由和。问题在于，参与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序列，就要遵从相应的国家法规；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郑重签署的接纳与承诺，意味着其相应的目标、准则和条款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是相符的，和中国的法规是契合的。也就是我们要遵循、并要为之奉献的国际合作规则与共同事业。
毋庸置疑的是，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引进、发展、演变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这一特殊领域的生动体现，也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现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重大国策成功、辉煌的历程。
另一方面，在文博队伍内部，虽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支持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相关联的、有时还很激烈的争论。
学术领域，关于“真实性”和“重建”问题的争议，至今如火如荼。《威尼斯》究竟是只适用于以石质建筑物为主的欧洲遗产保护，还是具有普世价值，也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事业上，“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可以取代“文物”这一沿用已久的中国式称谓；或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遗产”已经取代了“文物”，开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阶段，业内的分歧已不限于激烈，而且很牵动感情了。甚至，一些重大的保护理念和范畴，诸如“大遗址保护”的提出和实践，一些遗产品类的被关注、明确或深化，究竟是新的发展，还是中国故已有之、一切早就皆在“如来佛掌心”，也会在不同辈份或不同视野的同行之间引发言之凿凿的计较。
直面相关的争议，不仅极具趣味，而且是我们共同钟爱的事业的必须。在具体论及论辩双方观点之前，不妨先关注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发起的关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一项回顾：《世界遗产公约》产生以来有哪些始料未及的效应？
《世界遗产公约》的产生，本来是为着发起和推广国际范围内的动员、合作与援助，以人类集体的力量、智慧和规则紧急抢救和保护那些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遗存，和大自然的造化与馈赠。颇有点儿“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味道。但随着1978年以来《世界遗产名录》的现身和不断扩大，原本主要意味着付出、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世界遗产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呈现为有增无减、持续升温、风靡全球、长盛不衰的全球热潮。这的确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和思考。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和追逐世界遗产事业，使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对世界遗产事业始料未及的效应，以及由此日益催发的蓬勃生命力和无尽魅力，我体会到以下几点：
深层次，多维度，全球视野，综合统筹的大环保事业的合理、有效、持久的切入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座基石。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国家的日常活动，无不对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村产生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影响。有条件的，应该为人类集体，为当代，更为后代，做出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一时还不具备条件的，起码要尽可能少留遗憾，并尽可能通过国际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
这其中就包括，关注到已解决了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的人类，要持续保障和不断提升生活质素。而深厚、丰富、隽永的历史人文环境、精神、情感和氛围，以及本该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与自然奇观，成为全人类共同不可或缺的、高层次的基本生存环境要素。这一理念一旦形成全球共识，环境保护就不再限于保障清爽的大气、洁净的水、食品卫生和防治污染等显而易见的物质需求。以世界遗产为杰出代表和号召的遗产保护事业，本质上就必然成为扩大和深化了的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地球村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到现在、未来，关联每一个人。
从族群、民族、国家的精神、情感价值，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了解、理解和尊重，到人类大同与共同的繁荣和进步。
在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种种不同的现实世界，一个族群，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除了历史、地域的局限之外，多少会体现相应地区和人民在人类文明演进和自然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也反映出当代社会文明素质与综合实力的高低。历史成就与现实水准缺一不可。因而，每一处世界遗产被国际社会认定，都会大大激发遗产所在地人民极大的自豪感，无形中增长了勇气和创造力。
热恋家乡——哪怕她贫穷和落后，尊奉先祖——无论他们成功与不幸，珍爱自然——不分崇敬的理念与形式，这些朴素、美好的情愫通过世界遗产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政体间的人们相互了解、理解、尊重和互助。
世界遗产在倡导和认证“全球突出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过程中，实际上追求和建立着人类共同尊重和赞赏的创造力、坚韧精神，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融、相互促进与共同繁荣，维护共通的审美与善良，追寻着天下大同的方向和途径。
我曾经和葡萄牙奥比道斯市的旅游局长探讨，为什么热衷和推广遗产保护？他简单地告诉我，只为着使他的家乡——一个只有不到3万人口的小镇，父老乡亲们更加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而不只是仰慕外面的世界。
这些，为世界遗产被广为接受和欢迎给出了一个内在的注解。
对普世价值、理念、途径、规则、办法与程序的探索、尝试、规范，逐步设定和充实，不断修订和完善，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理解、肯定、尊重和包容。
且不论《威尼斯》，仅就《世界遗产公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所包含的理念、规则、办法和程序是在最大民主氛围中汇聚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反复论辩和推敲，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而成的。因而，每一个版本的《公约》及其《实施指南》都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专业同行和遗产管理者最广范围与最高程度的共识。实践一再证明，世界遗产所提倡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管理、监测制度和水准要求，“5C”战略（资信，保护，能力建设，交流和公众参与），以及一系列公开、公平、透明的办法和程序，特别是保障可持续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终极目标，为各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了最具权威、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参照与标杆。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可数的世界遗产群体本身。也就是说，世界遗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还在于它已成为普遍的遗产事业整体中的领头羊。
发现和推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典范，探索当代人类活动的正确方向，恢复传统景观，美化家园
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不乏对审美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肯定与倡导。所以，无论根据哪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被列入的遗产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人的创造与环境的谐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典范的意义除了本身的成就和效应外，更在于指明方向，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还在于亡羊补牢，纠正差误。这一效应对于多年忽视环境景观管理、规划工作薄弱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常常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为了遗产所在地恢复环境和美化家园的过程。
繁荣旅游，促进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或许是世界遗产广受追逐的最表层、最直接、最易见成果的效应，也是无需回避的一个突出现象。
尽管每一处世界遗产地都被要求制定严格的旅游管理体制，并总有监测机制如影随形，但世界遗产事业对旅游业及因之而生的社会综合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和保障作用，是引人注目的。其对遗产地原住民切身利益提升、和对遗产保护实力增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应予赞赏的。哪怕有的遗产地违背申报时的初衷和状态，采取了后续的不恰当或不诚实的举动，因而受到社会关注、批评，乃至督促和除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世界遗产的方向、本质、形象、标准、严谨的机制、有效的约束力和特有的积极作用。
统筹规划，以人为本，惠及民众，可持续科学发展。
世界遗产工作对规划的重视和严格要求，对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人和团体、政府与民众，相关的规划、法规和计划，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等）协调机制的关注，对现实和未来影响因素的全面评估和应对，对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的尊重，使得遗产事业真正成为平民的事业、公众的事业，全社会、全人类的事业，统筹协调的事业、回归大自然的事业，并形成了能够保障包括上述各个突出要点在内的综合效应得以实现和长盛不衰的完整体系与机制。
世界遗产的积极效应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实例件件可举，现有的世界遗产地都连带着生动的故事。不管存在着多少不足、不良倾向和争议，世界遗产在人类大环境保护和全面的遗产保护事业中，都具有旗舰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1985年才得以签署《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才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但世界遗产的效应和影响在中国却十分显著。
最突出的案例是丽江。一个在申报遗产之前只能维持“吃饭财政”发基本工资的县，2011年仅从旅游中收取的古城维护费就达2.71亿元。1997年申遗之时，当时的纳西族县长曾经说，“能把我们人数不多的纳西族世世代代创建和居住的古镇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就是什么也不再干，我的父老乡亲们也会永远记得我”。
布达拉宫申遗时的国际考察专家之一曾是达赖的私友，他在考察了布达拉宫的保存和保护状况之后，由衷地赞叹，“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我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汇报”。世界遗产沟通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给遗产和相关城乡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好太王陵与好太王碑之间，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脏、乱、差城乡结合部混乱状态，恢复了传统的对应关系和优美景观。执行国际考察任务的外国专家见到他曾认为只能是梦想的环境效果，连称“感动”。
而北京因为世界遗产维修工程中的争议和质疑，引发了“东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坏事变好事，从“再现辉煌”的错误趋向，到结合本地区文化背景和遗产保护实践基础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因之衍生的文物维修“最少干预”原则的肯定和遵循，同行们的共识形成了相应的《北京文件》，被国际同行公认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
中国在为世界遗产付出辛劳、努力，并享受其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遗产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不止一次被国际同行和机构赞誉为范本，并连续申报成功。
中国的世界遗产监测机制和体系多处受到国际同行的欣赏和推崇。
中国的泰山为《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第一处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
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小经曲折，在摘得全世界瞩目的“天地之中”名号的同时，以一种影响深远的东方古老宇宙观串连不同功能的历史建筑，为世界遗产系列申报开创了“主题型”、“概念型”的内在组合范例。
而正在进行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项目，在提升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水平、改善遗产管理状况、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交往、复兴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也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影响和作用。
截止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结束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总数达到962处。其中包括文化遗产745处，自然遗产188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双遗产）29处，分布在157个国家。在全世界大致193个国家中，签署《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缔约国）达190个。以拥有世界遗产数目的多寡，目前有这样一个排名表：
意大利47处；西班牙44处；中国总数43处（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混合遗产4处）；法国38处；德国38处；墨西哥31处；印度29处；英国28处；俄国25处；美国21处；希腊17处；日本16处；伊朗15处；韩国10处。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跟进，在这一领域，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局面？
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开拓、推进、运作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众多同行难以尽叙的忍辱负重。
这毕竟是一项外来的、以外语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国际事务。与外界长时期的隔绝，中国人对国际规则和人际关系的生疏，以及外语能力的欠缺，使得中国的这项事业曾走过多年懵懵懂懂的道路。我们曾依靠执着的激情、热情和加倍努力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终于能和国际同行自由交流，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和更大作用。
在世界遗产工作开展的全过程中，世界遗产的理念与实践和中国文物工作的对比及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大师梁思成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与国际潮流的契合与相映生辉。
梁先生提出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应当是“整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尽可能“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这与同时代西方语境中的“真实性”和“最少干预”原则如出一辙。也对西方同行曾经激烈争辩的“风格式修复”（有“再现辉煌”之意），“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的异同，给出了最简洁、最清晰、也最生动形象的界定。
梁先生关于文物修缮要尽可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不仅适用于修缮，也适用于展示和利用，这与世界上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三种模式（智力型，自然原状管护，创意型）的争议和辨析不谋而合，并以中国式的语境、智慧和语言艺术给出了最贴切的回应。一句“红花还要绿叶托”，对遗产与环境的关系和保护遗产环境的理念作出了最优雅、却又浅显易懂的说明。
西方文化看遗产，力主不仅要见物，更要通过物见人、见史、见故事，见精神、见情感，见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梁先生的论著中，让人处处感知他在遗产中发掘的民族情感、文化艺术和灵魂，因之感受到油然而生的炽热情感，和真诚的折服与崇敬。这一切，都丝毫不逊于国际潮流。
在参与世界遗产事业的风风雨雨中，每每求教于梁先生的著作，总会掩卷长叹，倘若梁先生以长寿和安顺，贯通着中华深远文脉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融入古老民族的博大智慧与胸怀，饱蕴特色艺术与情感，并集聚古今中外经验与知识的中国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体系，该是何等的更加完善和耀眼！
梁先生一些闪烁着无限智慧和光辉的格言，曾经被淡忘，甚至，有的“经”还被念歪。
著名的“整旧如旧”，又被作“修旧如旧”，最后，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了“以假乱真”。
“不赞成‘最少干预’”，力主“再现辉煌”的观点，曾经主导极其重要的古建筑维修工程。
如此种种，无不验证着，梁先生的过早辞世，是中国文化遗产界，也是世界遗产事业何等重大的损失和缺憾！
在梁思成先生与国际先进潮流遥相呼应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同时，中国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极为执着、坚韧、忘我和智慧的前辈，同样为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做出了不容小看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就被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之后，相关文物法规中关于文物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关于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规定，关于大遗址工作的规划和探索，关于“五纳入”的要求，还有许多细则和技术规则，都可以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找到对应的理念和准则，但以不同的语言和语境相陈述（可惜的是，很多主张未能真正变为社会和群众自觉、严谨、认真的行动；在队伍内部，也常常只流于形式和文字。对执行情况和效果，也没有有效的检查、督促、落实机制）。
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的格式和内容，有很多和中国的文物保护要素相同。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常常可以直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时所必须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来使用。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经历国家特别的历史时期和变革，前辈们的坚守、奋斗和成就，所付出的勇敢、顽强、智慧和牺牲。奋不顾身，苦心孤诣，无怨无悔。我也曾经设想，如果把我们放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政治环境中，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我们能做到几分？不敢比。
所以，在谈论世界遗产和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这一重大关系时，前者只是我们的借鉴和交融，后者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今天融会古今中外、并仍在继续丰富完善着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中国实践的土壤和脉络中演进而来的。今天如果能有新的进展，那的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升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遗产事业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毕竟存在着差异和差距。这些差异和差距是相互的。因而，也存在相互的促进与交融，推动着彼此的进步。
涉及这一话题，有时会令人想到想到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与关系。中医多意念和经验，师徒口心相授；西医重实证，规范化，数据化，可重复。但，谁能否定任何一方？
我们的保护管理，笼统的东西多，政策性、号召性的东西多，落实、检查、有效监测少；就事论事的东西多，见物见人见事见情少，视野不够高远，不够宽阔；还有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与时俱进。
世界遗产有它不变的长远目标和灵魂，但总在随着时代和事业的发展和深化而处于动态和不断完善中，规范化、数据化、程序化、长效化；从遗产的界定、登录建档，到规划、保护、管理，到监测机制，无不具体、细致、周详、较真；也不乏激情、奉献，和真正的以人为本。
我们有的同行现在要了解遗产的准确状况，都更偏好查阅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因为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与批准文件经常语焉不详、笼统、大而化之。这较之世界遗产为申报文件和监测档案所要求的详尽、具体、准确的现状描述，历史沿革，整体和逐项真实性的辨析，相关的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等，就有明显差距。反映出了世界遗产与文保单位不同工作机制的不同效果。
不过，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正确，更不一定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情。
西方有家信息科技公司力图将遗产的价值、精神、情感和“美”数据化之举，就曾被大家传为笑谈。而有的国际同行讶异：我们西方人近200年才提出“回归大自然”，为什么具有两千多年“天人合一”理念的你们却允许出现那么多丑陋的白瓷砖贴面建筑，到处可见“厕所建筑师”的作品。则令我们汗颜。
可见，面对外部世界，在专业科学范畴，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古国时期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俯视”；也不是一段时期以来的，无论反方和正方，都言必称外国的“仰视”；而应当是坦荡、求实、自信、自重、亲切、友好、包容的“平视”。
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来自外部的经验、长处和启迪。
世界遗产的申报文本，运作程序和模式，监测机制，无论从对遗产的准确、翔实认定和保管，还是长效的监测保障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同时代最完备、最合理、最有效，也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完整体系。
当我们只聚焦于《威尼斯》是否只适用于石质文物建筑保护的时候，国际同行在疾呼，1964年的《威尼斯》在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其内在与外在的环境关系方面，是对1931年《雅典》的倒退。涉及真实性的认证，人们在质疑，严格的《威尼斯》语境下的“重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真正可信的？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在真实性方面有多少细微的差别？
在我们议论文物保护是否应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国际潮流已经在倡导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常常涉及对传统、精神、情感、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发掘和认定。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品类的特点之一，实际上就是这种统筹保护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有些同行为历史文化名城被迅猛改变的现实痛心疾首、但又一筹莫展之时，国际同行们不屈不挠地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HUL）的理念和保护套路，并推动使之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我们在赞叹藏羌碉楼与村寨、哈尼梯田的壮美时，国际同行将之归纳总结，提炼上升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的体现，从而更凸显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些事例，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对不同境界、视野和知识范畴的感知与思考。
而世界遗产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冲击力和巨大作用，引发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改善和促进了遗产保护面貌，提升了全社会的文明意识和保护共识，解决了多少多年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多少传统机制下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则是有目共睹的生动事实。
特别要关注的，可能还是世界遗产强调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公众参与、各方面的交流、对纳税人和社会主人真正的尊奉。
无论是“5C”战略，还是一系列具体做法，世界遗产都体现出对主人公的认识和敬重，真正是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和取舍，并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懂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个体利益在遗产事业中的体现。遗产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的光荣、利害、责任和义务。尽管认识和遵行的过程未必能一下子达到专家的水准，但其意识、做法和效力已非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的“群众保护”模式可比。遗产在逐渐成为全民、全社会的事业和权利。
澳门历史城区反映性监测的成功案例可以为这一公众化的遗产趋势和做法提供一个典范。在土地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城区保护的矛盾出奇地尖锐的这一特殊地点，遗产保护面对的既有激进的保护人士，也有最初并不十分关心的部分民众，更有平等、但影响力巨大的开发业者、亿万富翁。集中统一式的行政方式在这种环境中毫无用途。最后，是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家乡人民公共认识和意志的统一，保证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从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公众真正的有效参与、广泛动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调；遗产理念、品类、规则、办法、程序的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整体规划和遗产保护优先；见物，同时见人，见事，见情感，见精神，见传统，见全局，见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等诸多方面看，我同意“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说法。是沿袭和发展，而不是创立。这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开创，比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工作，就曾是文物工作的一次综合、深化和扩大。也有外来的借鉴，参与《世界遗产公约》27年来的磨合与奋战，是主要因素。而无论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世界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其保护模式、规则和办法，都难以完全套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
我们过去提及的“文化遗产”毕竟还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大体分类的概念；而还不是一个对遗产仔细推敲、认定与辩证、统筹保护与管理、社会深刻动员和充分协调的综合理念和体系。
有位在省里曾经同时主持传统形式的全国文物普查和新兴的世界遗产申报两项工作的同志感慨，前一项工作有国务院红头文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到各市、县去，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与对世界遗产的热情和欢迎却无法相比。这当中，当然不排除一些不正确的功利趋向。但世界遗产事业在树立起高尚情趣和长远目标与方向的同时，也在专家的眼珠子、官员的政绩和群众致富的愿望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并设定了共同遵守的模式、规范和原则，因而广受欢迎，易于理解和接受。这的确也值得我们总结。
世界遗产事业理念进入中国，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一词由“Cultural Relics”改作“Cultural Heritage”，国际同行一致叫好。因为，这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问题。
中国的文化遗产理念其实也有着无限丰厚的哲学和审美渊源。最近，国际遗产界在重新讨论如何更深刻和公平地界定和选用关于“美”的价值标准和理念于自然或文化遗产。国际同行们以西湖和很多中国遗产地为例，引用中国传统文学、美学、哲学、宇宙观来论证，比我们更兴趣盎然。很多人因而在研究孔夫子的《论语》，老、庄哲学。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博大精深、韵味无穷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再认识，倒显得落后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4
关键词：遗产保护；城市规划；文化线路：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47(5)
专家简介：阿尔伯特 博士 德国一级教授 著名遗产保护专家和遗产保护教育家
采访者：丁援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博士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德国东部城市科特布斯天气阴沉气温初降，加上又是学生放秋假的时间，本该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大学――勃兰登堡理工大学最冷清的时候。而这几天，突然涌来的几百位学者和校友使校园顿时生动起来。在学校的会议大楼最显眼处，一条横幅是：“世界遗产和文化多样性”(本次论坛主题)，而未来往往的人们挎着的小包上都印着一行字：“十年了，依然独特”。
这里正在庆祝一个遗产保护专业的十岁生日，庆祝的形式则是很德国风格的：一个严肃的关于遗产教育的国际学术论坛。十年前，由阿尔伯特教授和其他两位德国教授共同建立的遗产保护专业“世界遗产研究”现在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培养了一批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而十年后，在庆祝活动的绚丽退去后，也是阿尔伯特教授退休的时间。
我受《中国名城》杂志社的委托，对阿尔伯特教授进行了专访。我们的访谈在2009年10月25目的晚上，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的新图书馆的一楼。
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丁援：阿尔伯特教授，首先祝贺您，这次的论坛十分成功!
阿尔伯特：谢谢!也谢谢你的参加
丁援：这次研讨会有“在时空转移中的遗产”、“融汇的文化景观”等四个主题和七十个专题演讲，都是很前沿的题目，又聚集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代表参加。我下周去他们总部调研，约时间时我得知，现在是他们最忙的阶段――从10月23日到28日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成员国大会时间，不能请假的。但我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些核心人员还是来参加了。
阿尔伯特：他们当然会来参加，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庆祝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最初的赞助组织，也就是2000年你来学习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赞助人。后来的赞助主要是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但起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十年了，我们的专业发展良好，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成立这个专业十年了，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所以这次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学生完成的，也作为他们课程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得到了德国政府和DaaD的一些资助。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专家和名流能到场。
丁援：您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战略，所谓的4C战略吧，主题就是要保护世界的遗产和推广他们保护的理念。
阿尔伯特：这是他们大的想法，他们还有青年计划，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与培训中心。
丁援：对，亚太中心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地方。另一个二级组织在罗马。
阿尔伯特：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各地的教育机构设立教席(UneSCoChair)。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他们的正式的教席，遗产保护教席，而这次参加我们论坛的还有五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教席，也是关于遗产保护方面的。他们在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地都有很好的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成绩。
丁援：我们专业现在还能得到世界遗产中心的资助吗?
阿尔伯特：是的。每年世界遗产中心有两个名额给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管理人员全额资助，帮助他们来我们专业进行学习。此外，他们有很多别的方面的支持，比如教学、实习上的支持。应该说，我们是很近的关系、很紧密的联系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非物质方面的。我个人很重视对于实际管理人员的培训――我们不能都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学生，虽然我们在建筑学院，我们需要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的参与。
十年，我们依然独特
丁援：我想问问您，既然现在有不止一个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的教席，为什么我们专业现在“依然独特”?
阿尔伯特：这是此次庆祝活动的唯一一句很自豪的广告用语――“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实事求是地说，比起十年前，我觉得这种独特性现在确实不明显了，不过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点。我们专业的特点是在建筑、土木和城市规划学院里的一个跨学科和国际化的专业。
作为建筑学院的一个跨学科专业，“世界遗产研究”集中了全校共30个研究中心的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包括各类法规、建筑与规划的设计理论、历史、生态建设、生态保持、经济管理科学等。此外，我们还在全世界聘请了一些优秀的客座教授。
丁援：比如有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来自洪堡大学的建筑文化教授，还有城市规划的卡麦亚教授，都是您聘请的?
阿尔伯特：对。更多的是一些临时性的讲座，几乎每个月、每一周都有。另外，我们还尽可能组织同学参观有价值的地方，比如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还有欧洲的世界遗产地。我们还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大洲的教育机构互派学生。
丁援：您对遗产保护专业是如何理解和设置课目的?
阿尔伯特：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遗产。遗产在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的是文化遗产，如欧洲人和亚洲人，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自然遗产，如美国人和澳洲人。另一方面，遗产现在也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但遗产总的来说就意味着价值，这对于我们研究遗产和保护遗产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其实是专注于价值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建筑与城市及空间历史、文化学概论、宗教、美学、认识论、现象学、自然哲学、技术评价、技术与环境历史、世界遗产的理论解释。
另外当然还有建筑和建筑保护类的课程的模块，基本上是传统建筑专业的一些课目，包括介绍建筑学概论、建筑保护、艺术史、考古学、文化遗产的人为和自然的威胁等；这个在建筑学院里是比较容易组织的。
第三个模块是关注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主要课目包括：生态学、生态多样性的维护、环境保护法规、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这是邀请了生态学家来设计的课程。
第四个方面是遗产的管理，课程包括计划编定、交流合作与冲突管理、相关政策规定、世界遗产旅游区管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市场与管理、博物馆学、世界遗产项目管理、世界遗产的提升和咨询、公共关系、地区历史与地区遗产的保存。经济管理对于遗产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可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课，专题研究，实习和毕业论文。其中基础课部分最为重要，占总学分的一半。基础课由我刚才介绍的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其必修课和选修课。
丁援：我觉得这种专业设置是很有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的。不过，设置得如此宽泛的研究领域，对于组织者来说，真的不容易!
阿尔伯特：谢谢你的理解!这次论坛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的校长承诺要建立新的遗产保护专业的博士课程!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好的题目值得继续做博士研究。所以，我很高兴，我又看到了“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的另一个原因。
文化线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和没有遗产地的遗产
丁援：我们正在中国与东南大学出版社一块儿编辑一套文化线路研究丛书，所以我对文化线路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阿尔伯特：文化线路当然是目前国际上遗产保护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这次论坛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在时空转换中的遗产”。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最后在论坛上宣读的15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以前是不常见的，比如以美国人心理认同为线索的美国系列遗产、以音乐为线索的莱比锡城市遗产、喜马拉雅山脉走廊遗产、德国自然遗产系列。等等。当然也包括一些以前的题目：大型复杂遗产的界定、遗产的界定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题目。不过，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难处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丁援：比如……
阿尔伯特：界定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的遗产地没有具体的建成的遗产了，有的线路不复存在了。
丁援：也就是说，文化线路，有的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而有的是没有遗产地的遗产。但欧洲的圣地亚哥线路的影响还是很具体的。
阿尔伯特：圣地亚哥线路，据我所知，主要是三个遗产地的系列申报。这三个点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现在的iComoS文化线路委员会是西班牙专家为主导，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具体影响吧。当然，我知道，你说得具体影响是包括申遗和文化线路国际。
丁援：是的。您知道，目前中国在努力申请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阿尔伯特：我个人不是太了解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研究。我遇到iComoS的副主席郭旃先生几次，也听你介绍过大运河，但这些材料还是不多，特别是对于这样的大尺度的文化遗产，很难下结论。
我个人以为，这些都是一个系列遗产的概念。系列遗产是看似分散的遗产，由一条线索连接起来，这个线索是关键，而分散的遗产的实物证明也很重要。
丁援：系列遗产的概念以前很少被提起，在《世界遗产实施指南》中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文化线路以前是归于文化景观类型的。
阿尔伯特：现在全世界的大型复杂遗产很多是系列遗产。文化景观也有动态的、静态的，文化线路以前归于动态的文化景观类型，现在iComoS的文化线路颁布了，可以说，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类型已经被承认了，也就不再归于文化景观类型。不过，这两者还是有很多相似性的。
引用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文化景观是可以观赏、可以品味、可以倾听、可以感觉、可以触摸的”，我觉得，文化线路也是如此，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接触到感觉到。
有的地方没有具体的遗产，这固然可惜，但他们是有故事可以听的，有气氛可以感觉的，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文化线路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充分，你们的文化线路研究丛书对今后人的研究和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遗产保护潜力巨大
丁援：我注意到，这次的十年庆祝活动来了不少中国人。
阿尔伯特：是呀!我们的会后节目之一是来自中国山西的皮影戏。他们的节目真的很精彩，我也多次表示，支持皮影戏进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
我们专业与中国的渊源很深的。我们与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都是友好学校，我本人有专著谈到中国问题，而且多次访问过中国。我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都很勤奋，也很有天赋。
丁援：您也常常邀请中国学者来访问吧?
阿尔伯特：当然。我们请过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中国大学的不少学者来参加我们每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阮仪三教授、吕舟教授，还有这次来的张杰教授，都是我们的贵客。
丁援：阮仪三老师这次没来有点可惜，他在您的研讨会上还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阿尔伯特：那是2001年，也是我们大学的校庆，施罗德总理亲自来到学校庆贺我们学校的十周年。我们准备请阮仪三教授向施罗德总理介绍一下他的研究和保护成果。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在两德统一后，由东德原来的建筑学院发展而成的大学，当时德国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施罗德总理也是积极推进中德友好的重要人士。
中国的遗产保护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喜欢中国文化，到中国去旅游，到中国去办事务所……
丁援：我的老师，也是和您一同创立我们专业的SHUSteR教授在上海和北京都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他告诉我，每个月他都来中国一次!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5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纽带，不仅是一种最近新出现的遗产类型，更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遗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文化景观进行了认同，这就使得国际社会在人类对遗产的拥有与保护区相关的价值、权利和利益方面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体现了人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强大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同时，也是保护地球上文化和自然多样性的新途径。
一、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背景分析
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至此，世界遗产就被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和文化景观四个大类。一般来说，文化景观包括了以下的几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包括：①有机进化之残遗物（或化石）景观。②有机进化之持续性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为了使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一理论成果，对其命题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进行相关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国际科教文组织UneSCo大会1972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orldHeritageConvention），在公约中提出了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财产的概念，而且还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以登记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遗产。在这次会议中，人们将遗产分为了自然和文化两个有各自独立的表述的大类。由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时代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它将自然和文化作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这完全不公平的对待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各国的实际操作工作显得困难重重。随后虽然也相继提出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被国人称之为的“双遗产”的分类，但仍不满足世界遗产的申报与实践，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太多的遗产中总是呈现出文化和自然相互交织的境况。而在公约中人们又很难找到与该遗产相匹配的提名标准，如果非要把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就必须把自然部分和文化部分人为的剥离开来，但是这却与该遗产的本身存在价值相背道而驰。这种实践需求的情况就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于1984年提交的关于乡村景观的议程使得人们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世界双遗产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完美结合”这一理念应该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继而用来表现人在乡村景观中的价值；第二，景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所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动态演变的环境，而不是为了使景观“凝固”起来；第三，该报告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快行动保护和重视世界各地的乡村景观。为此，乡村景观的现状就为文化景观这个概念的提出创造了相关的条件。随着遗产学者对双遗产的重视和发展，乡村景观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发展。最终在1990年的会议中，特别优先考虑了双遗产和乡村景观的研究。自此，就奠定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提出的理论基础。
其实真正意义上真正催生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产生的是1986年和1989年两次英国湖区（LakeDistrict）申请世界遗产的失败，这给世界遗产实践造成了2次大震动。英国湖区拥有美丽宜人的自然风景和绚烂夺目的文化底蕴，它拥有的人类聚居遗址、罗马堡垒、中世纪的修道院以及不断发展进步的工业、农业、乡村风光等构成了一副使人们具有各种各样集合意象的遗产景观（如图1）；然而当时把自然和文化相对立的观点和现状，使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对英国湖区找到与之特征相符合的提名标准，这就造成了其两次申遗的失败。这个事件对当时的世界遗产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此，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iComoS这2个世界遗产的评估机构通过商议在严密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景观类别及其录入标准的提案，这成为了设立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关键一步，并且最终导致了文化景观类别的建立；最终，在美国圣菲1992年12月召开的UneSCo第16届世界遗产会议上，把文化景观开始列入到世界遗产的范畴，用来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成为了一座沟通自然和人文的渠道，主要用来解说一直以来被客观物质约束或受到自然环境因素、连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影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和环境之间的进化关系和进程。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申遗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见图1）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6
一、结构有突破，内容有新意
全面介绍世界遗产的五种类型，而且把概念、理念、遴选标准准确表述，以提高教材的学术含量。从“文”和“章”两方面揭示各个遗产所蕴涵的精神及其相互联系，即所谓“道”寓于文章之中。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入手对世界遗产保护、世界遗产申报、濒危遗产的拯救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其他类似出版物其结构大体有两种，一是把遗产项分为考古遗址、宫廷建筑、园林、宗教建筑几种，分章介绍；一是按地域分为欧洲、亚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非洲、大洋洲五个篇章。而《世界遗产精选》在“章”这方面，具体的做法是，每一种类型为单独的一章，每章按该类遗产的遴选标准分节，每节在提到绝大部分符合该项遗产标准的遗产项后，择其最典型的加以详细介绍，在对各个典型遗产项的介绍时，刻意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的意味渗透到字里行间，以期揭示该遗产项的特殊价值进而使学生理解世界遗产遴选标准及其所体现的理念。
在“文”这方面具体做法是力求文风统一，文笔唯美。介绍中国的世界遗产时借鉴李白、徐霞客等古人及梁思成、郭沫若等人精彩文章的神韵，力求文风统一、生动有趣、有意境、有文采，凸现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魅力。介绍其他国家地区的世界遗产时借鉴遗产项所在国的有关文献，尽量体现该遗产项所在国的文化的特点和特有的魅力。同时还力求雅俗共赏，寓教于乐，避免艰涩的专业术语，大雅藏于俗。避免令人生厌的简单说教，寓教于乐。
二、对教育、教学以及科研均有重要价值
1.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作者在前言中已明确说明，《世界遗产精选》课是历史、地理、天文、生物、建筑等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自然学科不同学科交叉渗透的一门课，通过介绍与解读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有代表性的最精华的部分（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等），旨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提高人文素质，萌发爱惜人类优秀文化、珍惜自然环境的情操和传承世界遗产的时代意识。
作者在前言中强调，在我国，自然学科历来受重视，所以本课作为理科之一，其意义可不必赘言。本课也同时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意义不可低估。
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人文科学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人性，完善人格。人文学科不是使一个人学到一门技术，而是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因为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
人类是大自然的创造物，自然遗产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人类又是自然的开拓者，文化遗产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分布在世界各地，是现代人类形成后，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历史积淀和此消彼长的各种文明的纪念碑。
中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祖国壮丽河山的缩影、国土景观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国家文明形象的标志和骄傲。
《世界遗产公约》要求公约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世界遗产关乎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与人类创造历史相关的文化遗产，还是与人类的生命时而平行时而聚拢的自然遗产。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就是对人自身的了解、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了解。针对世界遗产的宣传和教育，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尤其是欧洲的一些世界遗产大国，在世界遗产的宣传、教育方式上、力度上都颇有建树。
正如左教授在前言中所说：“各个国家的世界遗产的保护，都是从世界遗产的知识普及和遗产意识的教育入手的。《世界遗产精选》是教科文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遗产公约》要求公约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的赞赏和尊重，是理应担负的一种责任及义务。世界遗产的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今天的青年将是未来使《世界遗产公约》精神发扬光大的重要成员。本课就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而开设的。这本教材就是为此而编写的。”可见《世界遗产精选》是教科文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材所涉及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社会效益显然会是良好且显著的。
2.形式美且有音像资料及课件支持，因而在教学方面有重要使用价值
在保证教材的内容质量的同时，也力求形式美，这也是该课程本身具有艺术魅力、与艺术关系紧密的必然要求。具体讲即讲究装帧的精美现代，采用787毫米乘1092毫米1/16的开本；精选部分具有标志性的经典的遗产项的经典插图，借以增强感染力、增强视觉冲击力。
该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有关音像资料，如日本tBS出版的10集的系列《世界遗产》DVD，日本nHK发行的系列《留给未来的遗产》DVD，英国BBC广播公司出版的有关DVD，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推出的30集的《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发行的48本的《世界文明遗产》等。该教材重点介绍的世界遗产项均有精美的音像资料或自制课件与之相配合。
另外该教材还兼有工具书的功能，除在每节开头部分列举符合该条标准的遗产项可供查阅外，在书末有列举参考书目及资料的附录一，列举《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等重要有关法律文件的附录二以及中英文对照的按国别汉语拼音排列、按批准时间先后排列的《世界遗产分国编目录（1978―2005年）》的附录三。
3.对科研有重要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7
关键词：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226-02
截止到2011年6月，中国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41处，位居世界第三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都是世界级的名胜，这意味着声名远播和为当地旅游事业带来丰厚的收入。因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更是掀起了一股申遗的热潮。然而，在世界遗产成功申报后，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只看到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忽略了对其的保护，或者是保护不到位，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如：过渡开发造成环境容量压力、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遗产地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痕迹不断显现，不断增大。由于世界遗产大多具有独一无二性、非人工再造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因此，保持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遗产地有效开发的首要任务。发展遗产旅游也必须以遗产地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遗产旅游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一、中国的世界遗产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1.中国遗产旅游现状分析。1985年12月12日，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于1986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到2011年6月，中国已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3项，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的世界遗产存在着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分布广泛，且文化遗产占较大比例的特点，其发展现状如下：（1）遗产旅游成为中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最初时期以接待入境旅游为主，其所依赖资源主要是首批获得认定的6处世界文化遗产型旅游目的地。由此，也形成了以北京、西安等地为主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旅游景点也以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享誉海内外。当前以这些景点为代表的世界遗产地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随着世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均衡发展，云南、四川、安徽、湖南等地每年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客和国内游客，中国的遗产旅游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主要组成部分。（2）遗产旅游的崛起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随着世界遗产地申报的不断成功，遗产旅游的迅猛发展，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加、旅游地知名度的增加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升。以丽江为例，199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迅速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旅游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10年丽江共接待海内外游客909.97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61.14万人次，国内游客848.8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12.46亿元，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0222.47万美元，国内旅游收入98.71亿元。因此遗产旅游成为了许多地方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地方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也充分带动了遗产地文化和社会效益的显著提高，同时也使得平遥、张家界、九寨沟等一批中西部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在国内外声名大噪。（3）部分遗产旅游目的地超负荷运营，商业开发过度。随着遗产型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的提高，遗产旅游不断发展，旅游者数量迅速上升，游客容量在部分遗产旅游目的地过度饱和，使得目的地超负荷运营，严重降低了旅游质量，阻碍了遗产地的保护。同时，为了进一步吸引游客，少数遗产旅游目的地建设过多的人工旅游设施，存在过度开发现象。遗产旅游目的地这种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运营，很有可能使得当地旅游发展开始下滑，逐渐失去其本身的资源吸引力，失去市场号召力，从而呈现出典型的旅游业发展迅速衰竭的非可持续发展模式。
2.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研究，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而可持续旅游来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延伸与运用。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可持续旅游理念应运而生，它强调人们发展旅游经济不得以破坏旅游地的资源环境及当地文化为前提，通过科学的旅游开发、资源利用与景区管理，在获得令人满意旅游经济利益的同时确保旅游资源得以长期有效使用，保证当代或未来社会的旅游业发展能有充足的自然与文化资源。
二、旅游对世界遗产地的正负面影响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8
关键词突出的普遍价值；游客感知；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中图分类号iC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10-016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21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突出的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选世界遗产时的主要依据，旨在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重要性的、进入世界遗产名录wHL的人类财产。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oUV是指“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是如此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oUV的评估标准有十项，分别是创造价值i、交流价值ii、见证价值iii、典范价值iv、利用价值v、关联价值vi、景观美学价值vii、地球科学价值viii、生态学价值ix、生物多样性价值x。如果遗产符合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会认为该财产具有oUV。操作指南同时指出，“只有具有完整性和/或原真性的特征，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遗产得到保护，遗产才能被视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2004年和2008年，iComoS相继了GapReport和oUVReport。GapReport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主题框架，对oUV进行了详尽的阐述：①类型框架：考古遗产、岩画遗址、古人类遗址、历史建筑物及建筑群、城市及乡村聚落/历史城镇与村落、乡土建筑、宗教遗产、农业、工业以及科技遗产、军事遗产、文化景观、公园及庭园、文化线路、墓葬文物和遗址、象征遗产和纪念物、现代遗产等14类；②时空框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时空进程分为人类早期进化、近东和远东、欧洲、亚洲、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南极和北极地区、现代世界等9个大类；③主题框架：文化交流、创造性表达、精神文明体现、自然资源利用、人类的移动、科技发展等6个大类。oUVReport认为，主题框架有助于专家评估和确定遗产点到底符合哪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时空框架有助于确定遗产点在某特定时空是否“独一无二”；类型框架有助于将遗产点归于某一类型。
不难发现，遗产oUV主要由专家基于GapReport和oUVReport进行科学评价和比较分析得出，试图挣脱国家界限、民族身份、意识形态束缚，界定其独一无二的特性，进而将其视为全人类无可估价且无法替代的财产。但在实际评选中仍然备受质疑，比如oUV的评价话语权、十项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评估专家的价值中立、oUV的跨文化、跨地区理解差异问题等。诚如《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所揭示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甚至在同一文化内，有p文化遗产价值及其相关信息源可信性的评价标准，也可能会不一致。因而，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原真性置于固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判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遗产的特性必须在其所隶属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思考和评判（1994：第11条）”。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在对遗产oUV的认定中是极为困难的。
其次，世界遗产公约其目的不是旨在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最具有突出价值的遗产；并要求当事国，基于oUV的标准和惯例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事实上，遗产的价值往往深植于当事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仅仅从“国际观点看”进行oUV的界定，必然导致评选中（既包括当事国提名阶段的价值丢失，也包括UneSCo最终核定阶段的价值丢失）、管理中存在的价值丢失问题。评估专家也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并存在跨文化、跨地区的理解差异问题。例如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符合ii、iii、vi标准，2011）的东方“诗情画意”在欧陆遗产专家的感受中绝对不存在。即使是对自然遗产oUV评估，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比如我国部分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文化核。这种价值丢失问题，必将进一步影响到遗产地的综合性保护和信息源的丢失，比如对和oUV不相关的部分保护力度不足、阐释力度不足等。
再次，诚如oUVReport指出的那样，关于oUV的理解、阐释和传播，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多数的研究已经指出，oUV存在跨文化上的传播和理解差异问题（相较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oUV跨文化传播困难最大，比如外国游客对黄山的认知主要为“山水黄山”，而非“山水文化黄山”），即全球语境与地方语境的冲突。事实上，需要着重强调是，即使是在当事国，oUV的传播和阐释仍然存在问题。遗产地的管理者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我国的多数遗产地并没有有效的将遗产oUV传递给公众，例如峨眉山（符合iv、vi、x标准，1996）的普贤船、化石游道、仙圭石等体现其oUV价值的点，在固化的游览线路中并未体现。
通过上述阐释，以中国进入wHL的三清山和九寨沟以及进入预备名录的江南水乡为实证案例，试图了解oUV的专家评价及其公众评价的差异问题，同时试图验证作者在常年规划和调研过程中的既有认识，即oUV评价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
1研究设计
1.1案例选择
主要遵循实用性原则。2013-2014年期间，项目组分别受UneSCo、江苏省旅游局的委托，编制《VisitormanagementplanningformountSanqingshannationalpark》和《江苏省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九寨沟则是源于其是项目组的常年跟踪调研案例。这其中，三清山和九寨沟作为自然型遗产的代表案例，江南水乡作为文化型遗产的代表案例。2000年在联合国遗产中心专家的提议下，江苏的周庄、同里、角直，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开始正式以“江南水乡”的名义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2008年正式进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录。文章选择周庄、同里作为江南水乡的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同里的退思园目前已经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符合i、ii、iii、iv、v标准，2000）的增补系列遗产点，进入wHL（见表1）。
1.2oUV的Liket量表设计
oUV的指标量化主要基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oUV综合评价由总体评价和基于具体评估标准的支撑评价组成，是一个对遗产地价值的描述性总结，显然其是无分值、无权重，这也是上文提到oUV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争议问题。之所以将oUV转换为可感知、可评价、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源于：①诚如oUVReport指出的，oUV主要通过人的欣赏和评价得出，无论是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亦或是主题框架来看，每个遗产地都在若干细分类型和维度上具有多个独立性的属性。研究者能够基于oUVC合评价，将其转换为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②文章的一个创新观点认为遗产的价值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因此，oUV的测量除了参考UneSCo“从国际观点看”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文章同样借鉴oUV的思维，增补遗产地的那些从“国内观点看”的“oUV”（见表2）。
三清山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4+1”。除了从其oUV综合评价中提炼出“奇峰怪石”、“峡谷幽云”、“植被生态”、“高空栈道”等世界语境测量选项以外，额外增加了“道教名山”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九寨沟的Liket量表为“4+1”。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基础上，将其价值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考虑到藏族村寨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最终的Liket量表包括了“生态环境”、“雪峰彩林”、“野生动物”、“翠海叠瀑”等oUV世界语境测量选项，同样包括了“藏族村寨”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江南水乡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0+5”。通过研究其向UneSCo递交的提名文件，文章将江南水乡遗产oUV提炼为“水乡泽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传统生活”、“小桥、流水、人家”等5个测量选项。事实上，“水乡泽国”、“人杰地灵”等可在角直、同里等古镇的牌坊匾额中看到，而在和地方旅游管理者的碰撞交流中，他们高度认同按照上述5个测量选项进行导游词的梳理。
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游客问卷调查，抽样方法为现场便利抽样。三清山调研时间为2013年8月8日-16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64份，有效率为0.94。九寨沟为2009年5月5-10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20份，有效率为0.87。江南水乡为2013年4月29日-5月1日，发放游客问卷1051份，获得有效问卷1029份，有效率为0.98。之所以将周庄、同里叠加一起分析，源于其遗产特征高度一致；存在一个整体的地域单元概念，空间上毗邻；游客属性高度相似。
1.3信度、效度分析
计算Cronbach’sα系数和校正的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α系数一般会随着量表选项的增加而增加。三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均为5项，可能会制约其信度水平。三清山、九寨沟、江南水乡的Cri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2、0.69、0.80，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能够通过信度分析。一般量表所有选项的CitC都需要大于0.5，则其信度水平会较高；如果小于0.5，则建议删除该量表选项。实证发现，对于CitC需要谨慎对待，详见下文论述。
由于量表选项较少，文章只进行了内容效度分析。所设计的量表选项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源于：①3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主要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或当事国的申遗声明中对应提炼和转换出来的；②量表选项是由项目组和甲方单位多次综合讨论和逻辑判断得出，可以认为3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具有代表性，与测量的主题密切相关。
2oUV及其游客感知
2.1三清山
三清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誉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十亿年的地质演化形成了奇峰耸天、幽谷千仞的山岳绝景奇观。“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自然审美语境，变换成“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万笏朝天、老道拜月、玉女开怀”等道教审美语境。三清山具有突出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文化核。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
三清山成为世界遗产地，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一是强化遗产地的环境综合整治，采取“分级保护”、“封、关、拆、整、建”、“山上游、山下住”、“净菜上山、洗涤下山、垃圾下山”、“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数字三清”等行动。二是科学论断和比较与黄山的价值差异，如地质构造、地貌景观等层面，以突出其“突出性”和“普遍性”，这在申遗之前是没有的。实证结果表明（见表3）：
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具有共性特征，表现为“奇峰怪石”（4.40）、“峡谷幽云”（4.30）、“植被生态”（4.35）、“高空栈道”（4.46）等量表选项的均值得分上。虽然“高空栈道”不是oUV的直接内容，但确为游客进入景区欣赏震撼性的景观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oUV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征。游客赞同三清山的“道教名山”（3.58>3.5）价值内涵。
正文前文所述，oUV在挣脱国家界限、特别是要求当事国按照oUV的标准、惯例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实地调研发现，相较于与oUV密切相关的自然价值，三清山在道教相关的文物、建筑和遗址上的保护力度相对不足，特别是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游客可以任意触摸、踩踏。为了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三清山的文化价值在其当事国提名阶段就存在价值丢失问题，仅以自然遗产进行申报；而在UneSCo最终核定阶段，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表1）。
2.2九寨沟
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九寨沟是一个具有突出自然美的保护区，拥有壮观锯齿状的高山针叶林，同蓝色、绿色和紫色的水池、湖泊、瀑布、喀斯特洞穴一起，呈现出清澈水晶般的仙境奇观。一系列狭长的圆锥状喀斯特地貌，是高山喀斯特水文研究的“自然博物馆”。九寨沟在四川省北部，占地72000hm2，保留了一系列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成为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如大熊猫、羚牛。曲折狭长的九寨沟山谷海拔高度4752m，同样拥有保存完好、具有突出美学价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借鉴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将其综合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藏族村寨虽然在其oUV评估中是缺失的，但“九寨”藏族文化历来是其营销推广的重点。独特的民族文化，使得九寨沟基于自然的旅游和基于文化的旅游并重。实证结果表明（见表4）：
同三清山案例一样，九寨沟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具有共性特征和差异特征。共性特征主要包括“生B环境”（4.01）、“雪峰彩林”（4.31）、“野生动物”（3.85）、“翠海叠瀑”（4.34）等评价上。虽然游客见不到野生大熊猫和羚羊，但通过“熊猫海、熊猫海瀑布、箭竹海、金羚海”等地名唤醒，以及地陪导游解说，游客仍然赞同“野生动物”的量表选项，虽然均值相对较低（3.85>3.5）。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的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藏族村寨”（3.59）的量表选项上，游客赞同九寨沟“藏族村寨”的价值内涵，虽然其在九寨沟oUV评估中是缺失的。
结合三清山、九寨沟案例，不难发现，它们从“国际观点看”，主要是在自然属性上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为了成功获得世界遗产的品牌，仅以自然遗产的形式向UneSCo申报；但从“国内观点看”，它们在人文属性上同样具有类似oUV的价值属性。相较于三清山，九寨沟的“九寨六绝”遗产价值提炼和形象定位则相对清晰。无论是从“国际观点看”的oUV，亦或是从“国内观点看”的oUV，九寨沟通过遗产保护、景区管理、营销推广上，都能够清晰的传递给社区居民和市场游客。
2.3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依软语民俗风情，而驰名海内外。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江南水乡不仅衍生出依水设镇，临河而居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聚落特性，更因纵横密布的河道联系和丰饶物产，成就了基于水的繁荣地域经济，评述江南水乡oUV如下（见表5）：
游客赞同江南水乡的oUV，“水乡泽国”（4.16）、“物产丰富”（3.88）、“人杰地灵”（3.81）、“传统生活”（4.13）、“小桥、流水、人家”（4.07）等5个量表选项的均值都大于3.5。对比分析表3、表4、表5，不难发现，三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在测量独立性上都比较好。Ftest方差分析表明，三个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良好。江南水乡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均大于0.5，因此其Cronbach’sα系数相对较高。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部分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小于0.5，为提高量表信度水平，理论上应该删除。但正如前文1.3所述，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量表从逻辑判断上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为了盲目提高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和对量表选项进行净化，是不可取的。
世界遗产的oUV评估，除了要求对照十项评估标准以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以及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oUV的必要条件。即使符合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仍然不会进入wHL。多数研究指出，我国的江南水乡遭到一系列的“历史性破坏”、“建设性破坏”和“商业性破坏”：全民经商、破墙开店，过度商业化；假期游客高度拥挤；原住民外迁，社会结构变异；房地产高强度开发，古镇日趋贵族化、主题化、公园化等。同里、震泽、千灯等江南水乡，并未有因其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列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录，而获得地方政府区别差异化的对待。它们被视为工业重镇，而非一个充满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名镇。从oUV专家评价的视角出发，其科学的评估范式和严肃性，将导致江南水乡很有可能不会进入wHL。
从公众评价的视角出发，江南水乡的oUV能够被理解和欣赏，但受制于专业知识和水平的限制，公众评价有其局限性。显然公众评价无法替代专家评价，这提醒我们部分在有关财产和遗产的原真性研究，陷入了一种相对不严肃、不认真的尴尬，所谓的“建构的原真性”、“后现代的原真性”，亦或是“存在的原真性”，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视角出发，它们永远不可能替代“客观的原真性”。这同样提醒我们，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特别是oUV的阐释和传播，如何应对这种“被阐释”、“被建构”的现象，作为直接管理方的遗产地地方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泛滥一游客认为是真实的一继续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的恶性市场循环）。
3结论和讨论
世界遗产oUV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全球视野和本土意境下的阐释差异。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融入地方性理解，以及如何在评价过程中消除价值流失的弊端，成为了世界遗产评选标准拟定的重要一环。本文以三清山、九寨沟以及江南水乡为例，通过量表实证分析和测度游客对世界遗产oUV的感知，发现了专家评价与公众评价的共性与差异特征，提出了将国际语境与本土语境有机结合的oUV评价新标准。具体结论如下：
oUV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欣赏，可以成为遗产地保护、管理和阐释的重要理念。但在当事国国内，比如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遗产地的管理者往往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制约了oUV的传播和阐释。遗产地的管理者，应该加强oUV遗产空间的有效保护，突出oUV解说、阐释及其教育意义，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普及oUV标准及其管理惯例，基于oUV进行景区线路组织和空间规划设计，以oUV为核心模块进行游客满意度统计与调查等（比如现有的游客满意度模型，旅游服务、旅游接待设施的权重往往很大）。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9
学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理念倡导下，凭借临近故宫、皇城根遗址公园、王府井等皇城景区和文化特色街区的优势，充分挖掘世界遗产教育资源，在学校的课程建设中努力实现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教育的融合，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本文以学校开展的故宫青年志愿者活动为例，介绍学校在保护世界遗产、传承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第一阶段是整体认识故宫。在这一阶段，首先让学生进行课前的资料收集，然后课上根据各小组收集整理的信息进行讨论，最终学生通过交流、分析、归纳，总结出遗产相关话题的确切信息。因为学生全程参与了学习与研究，所以对知识的认知也较为深刻。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类别以及历史的变迁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利用生动的图片和视频还原真实的历史，使学生对它的艺术特色形成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亲身体验故宫。在认知遗产的基础之上，让学生们走进遗产，近距离接触遗产，逐渐从理论的认知过渡到实践的深刻体验，使学生们感知遗产的巨大魅力，使学生对其知识性、艺术性和科学性有质感的把握。如在故宫的建筑中，遵循周礼古制的核心文化思想随处可见，规划科学严谨，布局完整。道道高墙、层层院落正是礼制在建筑环境与心理上双重封闭的体现。这个部分主要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开展：图片与视频体验；冥想体验；课堂模拟讲解体验；实践体验。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0
Discuss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DocumentationandimpactassessmentinworldHeritage
LiRui
（ZhengzhouworldCulturalHeritagepreservationandadministrationoffice，ZhengzhouHenan450007）
abstract：BothdocumentationandimpactassessmentareessentialaspectsinworldCulturalHeritage（wCH）domainintermsofitsprotectionandmanagement.theyfocusonthe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ofthewCH，enjoyingparticulardefinitionsandcharacteristicsinwCHdomain.theyinteractwitheachother，playingsignificantrolesinwCHprotection，management，presentationandpromotion.thispaper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ocumentationandtheimpactassessmentofculturalrelicsinthewCHdomain，soastopromotetheproperuse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wCH.
Keywords：worldculturalheritage；documentation；impactassessment；application
中原文化?z产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河南省目前拥有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洛阳龙门石窟、大运河河南段、丝绸之路和安阳殷墟五处世界文化遗产，是突出普遍价值获得国际肯定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部分精华。档案信息系统建设是文物工作中四有档案建设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为文物的历史沿革、价值内涵、现存状况提供记录，为文物发展趋势和潜在危险、解决方案提供借鉴。而文物影响评估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面临的当前和潜在风险提供分析和评级，为解决方案和预防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本文分析世界遗产范畴的档案信息与文物影响评估关系，旨在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妥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1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的影响评估与档案信息
1.1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的影响评估
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对象主要为文化遗产威胁因素及影响，如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开发对世界遗产保护造成的威胁――道路、桥梁、高楼的建设，不恰当、不和谐或欠考虑的开发、翻新、拆除等行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政策变化以及城市构架变化。此外，过度及不适当旅游等，都会给文化遗产外观、天际线、关键景观等承载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属性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201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制定《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导则》，对拟议项目施加于反映突出普遍价值的整体属性的影响进行连续和动态的分析，并根据遗产的保护级别、价值、保存状况等因素对拟议项目引起的变更程度进行定级，为决策提供依据。
1.2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的档案
1.2.1世界文化遗产档案的定义。世界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这一特定对象及相关活动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遗产记录是以文字或图片形式对文化遗产的物质信息、发展演变及保存状态进行的捕获[1]。世界文化遗产档案是信息和资源的整合，应当跨学科和跨部门，最大程度地利用所有信息资源，以便认识重大问题，确保文档质量[2]。
1.2.2世界文化遗产档案的要求。国内外对文化遗产档案的内容、格式、形式及要求予以规范。《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认为档案文本是申报世界遗产及申报后做好管理工作的依据。缔约国所提供申报文件内容应涵盖遗产、保护管理、旅游设施和统计资料等方面[3]。国家文物局定义文化遗产档案为“文物保护单位本身的记录和有关文献史料，形式有文字、摄影（照片、幻灯片、电影胶片）、录像、绘图、拓片、摹本、计算机磁盘及其他信息载体。”记录档案分为主卷（保护管理工作和科学资料）、副卷（行政管理文件及日常工作情况）和备考卷（可供参考的有关资料）[4]，并遵循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5]。
1.2.3世界文化遗产档案的特点。世界文化遗产档案既要遵循档案的建设原则和方法，又具有自己的特点：①以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为核心对象，不仅对遗产构成单体进行记录，还对承载和体现遗产价值的整体属性和单一属性进行记录；②根据遗产历史年代和文物类型（如古建筑、遗址、景观、文化线路等），涉及的领域和专业有所区别，是融合文献学、历史学、档案学、管理学、社会学、绘图学和数字化等的较为复杂的综合性实践；③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文化遗产的保存状态、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和保护管理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记录档案应不断充实，力求做到系统、完整”[4]。
2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与档案建设之间的关系
档案信息科学和文物影响评估系统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前者是文物工作的内容和依据，后者为文物工作的有效性、合理规避风险提供工具和方法：世界遗产档案记录遗产的价值、保存状态，保护和管理情况以及一个时间点上或者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构成世界遗产基准数据，具有重要参考和依据意义。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旨在通过评估遗产潜在威胁对其影响作出决策和反应，保护世界遗产本体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联系。档案和影响评估具有双向关系，促进二者相互结合和作用，有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1档案为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提供基准数据和资料
一是在评估准备设计（前期设计、咨询，确定领域和范围，确定机构或人员）、分析评估阶段（收集整理数据，分析遗产资源特征，建立影响评估模型并进行直接或间接影响评估），档案提供遗产目录廓清遗产范围和内容，档案中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及承载价值的整体和个别属性以及其保存状态有助于建立数据基准和评估模型。
二是在结论和措施阶段（制定缓解措施草案，制定报告初稿，咨询，修改评估结果和完善缓解措施）以及实施、记录和反馈阶段，遗产档案中保护规划、监测管理措施及实施情况是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和措施制定的重要资料来源。
2.2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进一步丰富档案内容
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包括世界遗产的确切名称、地理坐标、列入日期、遗产影响评估报告日期、负责准备遗产影响评估报告的组织或实体的名称、报告为谁而作以及是否经过外审或同行审查的声明等内容。报告大纲包括非技术性总结、目录、引言、方法（数据来源、数据库、田野调查、影响评估方法和评估范围等）、遗址评估领域定义历史与描述、对提议变化或开发项目的描述、对提议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评估、影响的缓解措施、总结和结论、参考文献、术语词汇、鸣谢和作者、图表图片以及数据详实的附录等[6]。这些在评估过程中积累的数据和资料构成世界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内容。
2.3档案与影响评估在世界文化遗产范畴中的应用
世界文化遗产档案与影响评估围绕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从保护价值及承载价值的相关遗产属性出发，对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记录、监测、评估和反馈，从而实现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见图1）。
2.3.1反映作用。以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为核心：与突出普遍价值相关的遗产整体属性和个体属性在某个时间的状态或一定时期的变化情况能够反映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档案建设和影响评估的主要对象。
2.3.2诊断作用。为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改变提供诊断：遗产现状、遗产价值、保护级别以及遗产改变程度有助于对城镇化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和定级，为制定开发建设相关决策、遗产保护措施提供科学、量化的依据。
2.3.3反馈作用。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反馈：以预防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原则，对于开发项目施加于文化遗产的风险评估过程及结果进行档案记录并反馈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有助于遗产影响缓解措施的制定以及对开发项目的建设具体行为的控制。
3世界文化遗产档案信息与影响评估关系的启示
3.1结合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的特点，加强档案建设
一是不断充实档案内容，通过文物收集、科学调查、坑探或试掘，口述历史或证据的收集等方法丰富档案内容，并确保信息与数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二是进一步依靠网络和科技构建数字化档案系统，便于遗产的评估和分析。同时，应当建立科学的信息化系统对遗产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二是加强数字化档案平台对接和数据分享。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各世界遗产地建设了档案预警监测平台，实现监测数据的共享。然而还应当扩大平台的应用范畴，促进跨部门、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数据利用的效率。如日本亚洲文化中心对其组织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与项目建立了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亚太地区相关信息资源的共享[7]。
3.2充分利用档案和数据，做好影响评估
一是促进影响评估与档案数据利用相结合，如使用地形测量、地球物理测量、虚拟三维模型等非侵入性的评估手段，利用数据库和GiS系统、3D成像更新遗产影响评估开展的方式。利用空间制图显示遗产以及相关联的属性（如视觉、历史、宗教等）分布情况。二是利用档案数据对风险及其等级进行综合认识。根据遗产在保护称号（国际或部级别）、在国内研究议程的优先级或推荐顺序、认定的价值等体现出来的重要性等级，由专业机构和人士评估遗产所面临影响因素的危害等级。三是制定清晰和全面的遗产影响报告，对遗产的个体和/或整体属性的现状、重要性、相互关联性和敏感性，以及可能发生变化的迹象进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