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跨文化;商务往来;英语语用
[中图分类号]F7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6)11-0072-03
[作者简介]黄晓雄,南昌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江西南昌330099)
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向型企业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在商务交流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商务交流像一座跨越中西方商务的桥梁,把中国的企业、产品和服务推向了世界,把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资金引进了中国,使得中国的企业飞速发展同世界发达企业的发展在缩小差距。
这种跨文化商务往来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通过语言交际来沟通的。在当今世界上,国际通行的商务语言主要是英语。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反映,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文化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两者局部交叉渗透。
语用学是一门科学地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就英语而言,它涉及到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每个方面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底蕴。因此,在思维、个性、价值观、言谈举止、风俗习惯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果不注意这些不同,另一方面又受到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影响,中国涉外企业在商务往来中就极其容易产生文化迁移,导致英语语用失误,从而对涉外企业跨文化商务往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涉外企业跨文化商务往来英语语用失误的原因
1.跨文化商务往来中受汉语的语用规则及汉语文化的干扰。“本族语者(native-speakers)和非本族语者(non-native-speakers)之间以及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形成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思维方式、说话规则、价值观念、词汇的社会内涵等方面的差异造成误解或谈话中断,致使交际失败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语用失误(pragmaticfailures)”。“语用失误”一词是英国语言学家thomas在1983年首次提出来的。中西方往来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务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民族中心”主义,就是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人们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民族中心主义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商务往来的语用失败。
比如说在商务往来交际初次见面互相介绍场合,“老经理”是我们有时表示对年纪虽不老但资格老的人的敬语,而在西方文化里,“老”(old)表示“过时”、“没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冠以“oldmanager”(老经理)的“头衔”,西方人肯定迷惑不解甚至不悦。他们喜欢用“experienced”(有经验的)这个词来表示赞赏和尊敬。
2.对员工只注重英语语言技能的培训,忽视英语国家文化的导入。无庸置疑,涉外企业对员工的英语掌握有一定的要求,非常重视对员工的英语培训。但是,培训过程中往往只重视英语语言技能,反复练习英语的词句、翻译、会话等,却忽视文化导入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使员工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学会了这门外语并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正如thomas指出:“语法错误从表层上就能看出,受话者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一旦发现,受话者便会认为说话者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因此可以谅解。语用失误却不会被像语法失误一样看待。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便不会被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会被归咎于他的粗鲁或敌意。”显见,外语培训需要文化学的支撑。人们在使用语言交际的同时,又在传递着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培养不能缺少文化创造力的参与,文化创造力是员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二、提高涉外企业跨文化商务往来语用策略
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良好的商务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并不是说可以较好地运用英语语用策略进行得体的交流。在涉外商务交流中,由于语用失误而造成互相不理解、不接受从而丧失很多商务机会,甚至造成经济损失的教训很多。比如,北方有家企业向英国出口“山羊牌”羊绒被,他们把中文里的“山羊牌”说成英语“Goats”,结果虽然羊绒被的品质上乘,但却滞销,这是因为“Goats”在英语里含有“色鬼”之意。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中有一个语言的文化差异问题。英国语言学家malinowski说过:“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现实和该民族人民的习俗中,语言研究离不开这一宽泛的语言行为环境。要理解语言,归根到底要懂得说话人的整个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我们在英语使用过程中,无论是理解或表达,都需要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词句。而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防止语用失误。因此,涉外企业提高自身跨文化商务往来的英语语用策略研究是必须的。
1.加大员工英语技能培训时跨文化交际的训练力度。在企业培训中,除了加强员工的英语学习,还要加强员工的跨文化训练,加强员工跨文化交际的意识,给员工提供信息为主的训练,如邀请有经验的涉外专家对和本企业经常有商务往来的一些国家的历史和风俗作专题讲座或报告,通过播放录像、DVD等让员工通过感官与心灵接触英语国家的文化信息,以轻松愉悦的心情体验外国文化并感悟其文化内涵,并对有关西方文化问题组织讨论;经常让员工了解有关在跨文化商务往来中英语语用出现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让员工结合自己在涉外工作中的经历分析和研究案例,并以此为鉴;引导员工比较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使其认知、理解这种文化差异,有意识地参照得体、恰当的文化背景来进行交流;创设好英语文化氛围,鼓励员工广泛地进行阅读,多渠道地摄取文化养分,在阅读过程中多注意其中的文化细节,以便更深层次地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必要时可以让员工进行角色体验型训练,就是训练者指定受训者一定的角色,由他们扮演,并体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人为地制造另一种英语文化环境,让受训者在这种环境中学会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此外,鼓励员工多和西方人士进行面对面交谈,或访问网站,与西方网友交流,让员工在直接的交流中理解外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锻炼跨文化交际能力。
2.注意英汉语言的语用差异,恰到好处地使英语语言适合其语境。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语用失误表现在使用英语语言进行交流时容易套用汉语的语言习惯、格式、套话,含有本民族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容易使对方产生歧义。
由于语境不同,双方又是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其能否成功取决于双方对对方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否胸有成竹。我们在用英语语言交流时应该避免英语语言不适合其语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注意不要两种语言在用词上一一对应。这是在英语交流中常见的问题,汉语里喜欢用重叠的成语来加强语气,比如“处理和对待”、“贯彻执行”等等,如果在英语都去找其对应词,那么是不符合英语语言规律的,显得很生硬,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二是不要把汉语里的“套语”完全“套”成英语。比如,在开正式商务会议时,发言人喜欢最后祝福与会代表“家庭幸福、合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等等客套语,如果把这种“套话”完全“套”成英语,未免使英语人士啼笑皆非,因为在正式会议场合,英语国家不用这么长的句子来表示客套,如果用,只需简单的词和句子一带而过。三是注意处理好汉语中的一些特殊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的语言。在汉语里,我们喜欢以简单的词和词组来概括很丰富含义的内容,比如“出口转内销”、“暴发户”、“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等,诸如此类的很多词在汉语里有着其独特的典故、历史背景,人文环境的内涵,对于这应该加以解释说明,以便让对方很好地接受,不至于产生迷惑。比如,在向外商介绍投资环境时,把一座城市的优点概括为“三城五优”,若只是把这四个字直译出去,不加任何解释,那么外商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如果我们把这四个字作进一步的解释,“三城”是指“文化名城、旅游名城、新兴的工业城,“五优”是指“优越的环境、资源、服务、优惠的政策和优良的效益”。有了这些解释,效果就会极大的不同,生硬难以理解的表达一下就可以生动起来。四是切忌初次见面询问一些对方忌讳的问题。英语国家人士初交时谈话的禁忌归纳为四个词:i,waRm,where,meal。i代表income;第二个词中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由此而引出“七不问”:不问对方收入,不问体重,不问年龄,不问,不问婚姻状况,不问“去哪儿”,不问“吃了吗”。懂得和了解这些一般商务往来英语语用常见的技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3.克服文化自卑崇洋和“面子”心理,以平等的语用策略进行跨文化商务往来。有些西方大企业自恃资金雄厚,在商务往来语用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文化优势,涉外企业在这种情形下要采取应对措施,保持不亢不卑的英语语用策略。每一种文化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结晶,不存在孰优孰劣。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借鉴和融合。所以,涉外企业无论在商务谈判还是在商务接洽时都应该采取平等的语用原则,以不变应万变。遇到对方挑衅,可以针锋相对,义正辞言。
另外,“面子”问题是一个老调重谈的问题。我们一贯强调中国是礼仪之帮,受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顾及“面子”,涉外企业在贸易洽谈中有时表现得过于恭谦和随和,强调客气。比如,喜爱用一些模糊词,如“也许/或许”(maybe,perhaps),“随便”(whatever)等。虽然从汉语语境和文化心理上讲,我们做得很有礼貌和委婉,但这类词语在商务往来用得过多过滥便会起反作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性格开放豪爽,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过多的模糊词给人模棱两可、缺乏自信、言不由衷的印象。他们会觉得和中国人商务交往非常困难,会产生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时不能公开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也没有能力公开地阐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的印象,其结果造成商务往来困难和无效率。涉外企业在对外商务往来中应该积极地以文化适应态度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进行交往,一方面,懂得英语语境和汉语语境差异性。由于商务往来在目前大多为英语,若以汉语语境和思维模式用英语表达,势必造成语用失败。因此,应该尽量适应和融入英语语境;另一方面,应该积极适时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背景,避免由于文化理解可能造成的对外商务交往冲突。克服“面子”困惑,不要因小失大。
4.在跨文化商务往来中注意非语言交际,以实现英语语用最优化。非语言交际是指那些不通过语言手段的交际,包括手势、身势、眼神、微笑、沉默、面部表情、服饰、体触、体距、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等。Samovar说过:“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美国有专家研究表明,在表达感情和态度时,语言只占交际行为的7%,而声调和面部表情所传递的信息却多达93%。对于西方学者所作的这些调查和统计数字,我们的信任程度有多大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丰富,一般是和语言结合使用的,起着加重语气、重复、表明态度和好恶等作用,但也有不和语言一起使用的,比如时间观念、体距等等。一般来说,非语言交际如果能够配合好英语语言交流,那么对英语语用优化是一个促进作用,它能够使得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显得得体大方、彬彬有理;反之,则可能破坏语言交流的作用,甚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见,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商务往来语用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如何采取恰当的跨文化商务往来英语语用策略,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活动是每个涉外企业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涉外企业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前提之一。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胡超.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4]车丽娟,胡英坤.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冲突现象分析[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5).
商业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电视传播商业化贵族化同质化本土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无主流、无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费文化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些东西反映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地表现为电视剧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大量“克隆”的倾向。脱离生活、远离现实、题材雷同、内容重复、情节虚假、人物模式化的所谓文化快餐，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而且严重干扰了主旋律的弘扬。因此，电视界内外对高品位、高水平的电视精品的呼唤和生产，不仅充实着电视这种现代传媒的思想文化力量，而且也是实现电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正确途径。
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文化的四大功能之一，通过收看电视娱乐节目获得休息和消遣，这是人民群众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正因此这样，电视艺术才成为今天最有群众性的一种艺术。电视给人们带来娱乐的这种广泛性，决定了电视文艺节目必须从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出发，努力做到丰富多彩，雅俗共赏。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以电视剧和文艺晚会为主要方式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具佳的精品之作还显得太少，大量平庸的电视剧冲淡甚至淹没了电视佳作。在“电视剧就是通俗艺术”、“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不可阻挡”等所谓“理论”的误导下，有些电视剧出现了偏离文化的倾向，表现出一种拒绝其文明教化作用而纯粹供人消遣的所谓“潇洒”。于是，在电视屏幕上，种种有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生活的“活法”，冲击着电视剧这种现代艺术本来就必不可少的底层感和平民情结，动摇着电视剧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在影视界，有人声称“要气死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戏说一个皇帝，演绎一个宰相，编造一个皇后之类的东西在屏幕上大行其道，深刻和理性受到嘲弄与冷落，媚俗和浅薄博得了认同与喝彩，而这些竟然被冠之为“老百姓喜欢看”、“电视剧就是游戏”。有人公然声称拍电视剧是“玩电视”、“过把瘾”，只要能拉来赞助，从剧本的品味到演员的质量都是次要的，于是，什么虚假的本子都敢拍。所有这一切都在警示我们：中国每年多达几千部集的电视剧的产量当然是惊人的。但是，数字诞生不了美，艺术繁荣的标志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一部艺术精品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几十部乃至上百部平庸之作都不可比拟的。平庸之作再多，屏幕也不能繁荣。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已有的成就和种种的不尽人意告诉我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电视精品，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
弘扬主旋律，在现阶段就是努力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是时代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时代总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一个发展着的社会总是具有时代的思想主流，主旋律就是这样的精神和主流，它代表了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热情颂扬催人奋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中国电视弘扬主旋律的应有之义。
提倡多样化，就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健康有益的前提下，鼓励电视节目在风格、样式、观念、题材、体裁等方面的多样性，以适应社会各个阶层、不同观众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丰富电视屏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电视节目要努力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历史与现实，雄伟与细腻，严肃与诙谐，抒情与哲理，喜剧与悲剧，只要是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受到欢迎。”［1］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中国电视传播的指导方针之一，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指导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方针的具体体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这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电视传播中既要有英雄曲，也要有小夜曲。因而，只讲主旋律不讲多样化，屏幕就会太单调；只讲多样化而放弃主旋律，屏幕就缺少了灵魂和支柱。当然，强调弘扬主旋律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干巴巴的政治口号，不是生硬地为某项政策作模式化的图解。电视精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产物，是教育、认识、娱乐和审美的综合体现。电视节目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应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精益求精。这样的作品才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才能在整个文化市场的竞争中赢得优势。中国电视精品不仅要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涵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要有饱满的激情来表现时代主流和时代精神，表现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艰辛和创造。从本质上看，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人民群众对电视节目的迫切要求，是繁荣电视节目的关键所在。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制作精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应当成为我们创作精品的标准。把握时代脉搏，描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当代生活的风云变幻，揭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曲折和阵痛，这是从更高的层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文化产品创作和创新的“重头戏”，也应当是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主旋律。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不能仅仅满足于用所谓“快餐文化”和游戏娱乐去充斥观众的休闲时间，电视传播应当承担一种文化使命，这就是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还必须看到，电视节目在面向大众、雅俗共赏的同时，还承担着用高雅文化引导观众和影响观众的使命。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完全根据接受者的数量来判断电视作品的优劣。在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之一的现时代，应该鼓励和扶持那些具有思维个性和艺术个性的电视节目，并以此去有意识地、逐步地引导广大电视观众，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就是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满足观众的需要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复，更不是有意迎合、故意媚俗。中华民族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需要电视去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需要电视去提高，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和人民不屈的奋斗需要电视去正视，中华民族当代的伟大复兴需要电视去表现。因此，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电视的历史使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事业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电视大国。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日益明显。近年来，在中国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电视的商业化、同质化、庸俗化、贵族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受到许多电视台的追捧，出现了数十家省级电视台同播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奇观”，而这些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又是比较低劣的；二是游戏娱乐类节目被大量地“克隆”，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黄金时间里，屏幕上大呼小叫，争相搞笑。至于屏幕上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聊天风”、“猜奖风”、“破案风”，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尤其是高踞信号榜首的中国电视剧，又到底给本来就漂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输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2］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电视传播多样化中的某些“另类”予以深入的辨析。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原有的文化形态找到了自己在电视传播中的落脚点，而且借助广播电视的表现方式扩大了各自的领地和影响。至少，电视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等文化形态方面的普及和传播中功不可没。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态，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3］
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其运转过程与现代大工业生产极为相似，电视事业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文化工业迅速成熟，使文化市场日趋丰富。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艺术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从社会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电视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强烈的经济行为表现，这是正常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不等于说“赚钱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以牺牲电视的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去发展也是硬道理。中国电视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那种认为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的看法，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电视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体现在它的融资和挣钱能力上，电视台永远不具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性质。电视事业的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功能。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电视节目，去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才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因此，坚持电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面对包括中国加入wto等等在内的新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中国电视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不能是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拼命媚俗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出来，某些广播电视节目具有商品性，要讲求经济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视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就更应强调电视节目的社会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电视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真正社会效益好的电视节目，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和集团化，决不等于电视的商业化。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的体制根源，认识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从而从制度创新的高度纠正电视商业化的不良倾向。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中国的电视台、电视从业人员、电视受众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电视大国不等于电视强国，数量大不等于质量高。一些电视台为维持生计，乱播滥放，格调低下，这不仅对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而且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媒体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电视台的强大生存压力和强烈发展欲望。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发展电视事业的方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它对于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迅速扩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四级办电视”的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电视的今天。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四级办电视”为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不失为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
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散”、“乱”成为现阶段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电视的无序竞争必然是以电视资源的浪费和电视节目的品位低下为代价的。现在常能目睹这样的电视播出现象：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在播放中，常常插入广告而使电视剧的完整性受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画面在不少地方的转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滚动小广告；电视节目中的在场观众明显的企业色彩和广告效应，等等。人民群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存在。中国电视业现存的规模数量型和粗放型特点，决定了距优质高效和集约型的有序发展目标还相距甚远，决定了电视文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决定了电视对大众文化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的电视资源养不起也养不好现有的这几千家电视台。因此，要从制度上筑起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商业化的堤坝，就必须切实减少中国电视台的数量，把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电视台坚决清除出电视序列。
就中国电视走向国际市场而言，那种认为电视的商业化程度愈高愈是与国际接轨的看法是片面和有害的。中国电视界的新派人物杨澜的这样一番话颇给人以启发：“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业上失败？为做文化就非要献身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后来多走了几个国家我却意外发现，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国内讲的那么悲观，国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电视文化，又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甚至远远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没有这种节目（指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市场和观众需求，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径。”［4］我们深信，优秀电视文化产品本身所蕴涵的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对电视应有的文化意义的挖掘和追求，以及电视表现手段上极具精英色彩的人文关怀，等等，不仅处于21世纪中国电视的主流地位，而且肯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光明未来。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贵族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安邦治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以科学、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新变化，要着重考虑并满足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引导，增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应当看到，对社会结构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以及这种新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电视在传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从总体上看，在电视传播中，工人、农民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数量少、质量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视节目还太少，而且，电视传播中对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窘迫的展现，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工人阶级的价值和尊严。有些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又把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创业过程塑造成了“暴发户”的生活轨迹，给人一种“多亏下了岗，才成大老板”的感觉。这种“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电视作品，不可能真正反映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粉饰太平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对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屏幕形象，也存在不少扭曲。例如私营企业主的一掷千金和纸醉金迷，他们与女秘书的情感纠葛，甚至包括成为黑道头子后“看上去很美”的善解人意和极尽孝道，都可以找到对社会新阶层的了解和把握浅尝辄止的创作弊病，更暴露出在电视传播中，缺乏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国家的主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蓝领”或“白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岗职工的存在以及再就业，就是这种牺牲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所付出的成本，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所以，违背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去勾画一幅幅虚假的“清明上河图”，是与中国电视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文化战略背道而驰的。
曾几何时，屏幕上星级宾馆富丽堂皇，大款小密情深缘浅，大酒店、美容院、住别墅的女人、中国模特、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如此众多的情节离奇的肥皂剧和爱得寻死觅活的言情剧，让无数中国的普通百姓不由自主地发出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问题在于：别墅、美容院、大酒店……，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而且，不论是政府的目标，还是百姓的希望，都不会将这些场所作为自己理想的园地。那里发生的一切在引起观众最初的一种新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巨大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如果能以冷静思维告诫自己不可攀比，那还算幸运；不幸和威胁恰恰在于，当富丽堂皇同现实中的穷乡僻壤形成巨大反差时，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便原形毕露：观众只好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挥之不去，特别是当中国的下岗职工日渐增多时，看到屏幕上那一掷千金的场面，实在反差太大，下岗职工那能不反感、不气愤？所以，这种“富丽堂皇”的宣传实际上就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种诱因。
星级宾馆、腰缠万贯、极尽奢华，在其中出现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这当然也是多样化中的“一样”，在中外电视剧中，这种题材并不少，这种场面就更多。从提倡多样化的角度看，这也无可非议。弘扬主旋律，也并不是一味展现农舍院落的破败、下岗职工的艰辛之类的画面就让人肃然起敬。但正像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透视着电视的心灵关怀一样，对高消费一隅中发生的一切，电视应当表露出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倾向。那种半是欣赏，半是自愧佛如的屏幕信息，对我们的民族、对广大的民众，没有丝毫终极关怀的意味，而只能是终极伤害。
仍然是那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5］在美国，“4倍”这一数字就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而4倍放在中国应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这种国情，对中国电视传播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中国的电视传播必须对宏观的社会大背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聚焦和观照。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起步走向富裕的国度里，目标尚在远方，贫穷就在身后，中国的电视传播决不能对这一基本国情视而不见。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成为荧屏聚焦和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电视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中国电视的发展，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从世纪之交中国电视的总体态势来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中国电视的传播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社会承受程度的大小，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电视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就能对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引导作用。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潇洒”、“挥金如土”被隐喻为有“派头”时；当“赢得观众”演变为“媚俗和迎合”时；当“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时，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就被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被歪曲了，中国电视的基本定位就严重地错位了。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同质化
所谓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的电视节目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互文本”现象。形象地说，就是所谓“克隆”，通俗地说，就是“扒过来”。从表面上看，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像瘟疫般流行，其突出的表现是，受境外电视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等节目形态在屏幕上颇为流行。例如，节假日黄金时段的《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不过是台湾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场的翻版；而收视率颇高的《开心辞典》、《幸运52》、《超级大赢家》则是国外的《百万富翁》的“克隆”。于是，“媒介文化同质化”的论点也随之而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依照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发展出纯粹的本土媒体文化去抵抗西方的媒体文化，也不可能以本土的肥皂剧来冲销《达拉斯》这类肥皂剧的影响，因为一进入媒体文化的大环境，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就会加剧，也就是我们只能以比《达拉斯》更《达拉斯》的电视剧来取代前者，而不可能依照民族原有文化特点来制作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肥皂剧’，因为真正中国特色鲜明的可能是京剧或各种地方戏剧。”［6］
“电视文化同质化”的观点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反映。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会影响和辐射到其他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已使每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大循环中去。很明显，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提出了挑战，而且会导致文化文明、思想观念、人权标准、道德准则的尖锐冲突。我们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力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本国的民族文化将面临着被同化甚至被异化的可能。因此，文化全球化和电视全球化已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电视面临的实实在在的一种压力和威胁。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文化，其输出者都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和进攻性，所谓“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无一不是借助于经济实力的强势文化使弱势文化向其趋同，而电视文化的嬗变无疑又在其中扮演了首当其冲的角色。
所以，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大气候中，我们的电视传媒是否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又如何通过电视节目加以体现？这就不仅是一个电视传播多样化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中国电视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立场。从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点出发，对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在比较、选择和批判的氛围中进行；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点，对不符合本国价值体系的外来文化必须进行抵制和禁止。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会毫无限制地让其他国家在本土建立电视台或其他媒体。
实际上，作为电视传播的另一极的电视观众，在本质上最终不会失去自我，尽管他们可能在外来文化及其具体的电视传播形态和样式面前会表现出短暂的接受热情。但是，“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国电视观众的情感体验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他们对电视盲目追随和模仿外来文化的举措不可能产生终极的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念、文化自尊、文化价值取向是无法彻底替换的。美国的电视文化虽然强大，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将欧洲文化“美国化”；同样，中国电视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美国化”。
与电视文化的同质化相反，我们赞同和呼唤电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本土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视文化生产的本土化受到我国特定的电视组织类型的制约，为我国特定的文化场域结构所限定，是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7］“中国的电视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地上和吸收着世界上优秀电视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但有效地整合了世界电视文化的成果，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视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形态的最佳总结。”［8］我们应当时刻铭记：中国的电视文化拥有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历史资源，有着遍布全球的十多亿华语电视观众，这是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巨大财富。在我国加入wto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文化要实施本土化战略，与时俱进，面向国际，不断创新，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视文化产品，去拓展民族文化的海外市场。
加入wto是一个双向市场开放的过程。在我国对外国产品和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带来了商业机会。中国电视也是这样。今天，中国电视的“上天”问题已基本解决，而“落地”却还存在诸多障碍。特别是中国电视进入西方主流传媒，仍然任重道远。既然wto具有双向性，信奉平等交流的对等原则，那么，中国电视便可充分利用这一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得世界电视市场。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电视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主要局限在东南亚的华人圈子里，产品的类型以电视剧和文艺类节目为主，这与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目标相去甚远。事实上，进入西方主流传媒的中国电视产品只能是中国的优秀电视作品，只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电视作品。因此，这就给中国电视的节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的节目、“克隆”类的节目是不可能有国际市场的。中国电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历史关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必须警惕殖民化的威胁。中国电视绝不能成为外国电视的录放机和传声筒。我们必须明白，世界电视行业的“龙头老大”们，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电视的。男儿当自强，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我们讨论电视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时，不能不提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电子化的信息沟通手段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电视不仅是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媒体，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信息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电视产业领域加速发展的咄咄逼人之势，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东西方电视文化的差异，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东西方电视产业的差距。我们应当认清，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主动并逐渐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不断冲撞的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虽然包含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泯灭，更不会产生某种普世文化。
我们深知敞开文明大门是强国之本。中国文化与文明同样具有吸收和采纳他方文化和文明的特点。在中国电视文化面临被同质化的危险时，躲避、龟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文化帝国主义”一心想着要克服、战胜、吃掉、消灭他方的文化和文明的霸权主义实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大胆交流、迎接挑战的既定方针，通过电视的传播，让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5月26日第1版；
［2］张宏森：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页；
［3］《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4］《大众电视》2000年第17期，第4页；
［5］《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6］见《文汇报》2002年6月22日第8版，蒋原伦文；
商业文化论文篇3
【英文摘要】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sumofcommonconsciousness,valuesense,careermorality,behaviornormandcriterionwhichisformedthroughsocialpracticeundersomesocialeconomicconditionsandfollowedbyallmembers.itisaparticularculturemanagementmodel,withvalueasitscore,formedduringthedevelopmentofanenterpriseoranorganization.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resultofthecombinationofsocialcultureandorganizationmanagementpractice,andi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managementpractice.Butwith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commerce,itbringsoutalargerevolutionofeconomic、social、behaviornormandvaluesense.thisarticlediscussedhowtorebuildtheChineseenterprisecultureinthetimeofelectroniccommerce.
【中文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再造
【英文关键词】electroniccommerce;enterpriseculture;therebuildingoftheenterpriseculture
随着网络时代电子商务大规模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文化随之产生，它在一个企业在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观，使企业内部资源得到从新整合，在为企业带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缩短生产周期等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对已有的企业文化发起了挑战。电子商务的兴起是一场由技术手段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变革，传统经济活动的生存基础、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均发生了彻底改变，传统的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一、企业文化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主要见证。广义的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文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体现企业的竞争实务、竞争精神和整体形象。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面对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全体员工所接受和认同信守的、为争取事业成功的一套非正式规则。它表明企业奉行何种管理哲学，以及企业通过管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意味着一个公司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成为公司员工活动和行为的规范。
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是如何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它的要义就是怎么使企业能够有效的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使公司在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设能够对外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换做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的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中国的许多企业例如海尔、联想等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发展了一整套公司理念、经营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体现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现代企业，从领导水平到员工素质，从产品质量到管理设施，从环境建设到产品开发，无不渗透文化的因素，无不体现企业形象。企业的良好形象（即“商誉”）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资产，以展示“名牌效应”赢得社会与公众支持，符合现代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理论。从现代管理理论看，企业精神反映企业群体的理想目标，显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宗旨，代表企业的未来和前景，使企业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自觉自愿地为组织目的实现做出贡献，从深层推动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技压“群芳”。
2、企业文化作为新的管理理论，在企业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用的作用。
其一，有利于营造灵活协调的企业营运环境，企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社会环境相对与企业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研究环境变化的规律和要求，明确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社会需求及潜在需求，完善企业的各种薄弱环节，调整企业战略，塑造全新的企业文化，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达到动态平衡，为企业营造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促使改制以后的股份制企业进入良性运作状态。
其二，有利于形成企业整体运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因，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和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念。对企业来说，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谋求生存，为消费者提供适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对核心任务的认同并不自动保证企业成员具有共同目标。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极其员工的行为准则界定了成功和追求的目标。
其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培养合作意识。企业文化的构成，包括思想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品质文化和娱乐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与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整个员工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的熏陶，形成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导向，保持和维护了团结、协作、融洽的员工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团结奋斗、共同创业、整体发展的效能。
3、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内涵。有别于周围环境的企业自成系统，其内部各种机制的协调运行离不开企业文化。一方面，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与夹子指向，培育和发展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加企业员工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公司的长远目标、策略以至规章制度的执行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遇到了多重挑战：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企业文化提出了如何提升知识价值，如何面对知识员工的新课题；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文化老方法、老套路屡屡失灵；而网络技术的兴起，又为催生新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利器。一句话：机制变了、时代变了、技术变了，于是许多企业都面临着重塑企业文化的问题。郭士纳在拯救蓝色巨人时，首先是明确地改变了iBm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创立了iBm的新文化，这就是“力争取胜（win）”“快速执行（execute）”和“团队精神（team）”。郭士纳说“作为iBm的领导人，你当然需要领导的规划和具体的项目。但是你的职责还包括带领员工、建立工作团队、并创立高绩效的企业文化。”Ge前Ceo韦尔奇也认为：“我们的活力曲线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我们企业里建立起一种绩效文化。”
从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只能说尚处于较底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的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企业文化大多是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缩影这样的企业通常活力不够，死气沉沉，缺乏优患意识，严重者可能离心现象严重。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文化存在较多缺陷与错误现象，我国企业文化常见错误有：
1、文化愚民现象。此类现象常见于那些领导人专权或者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表现为领导人极端强调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推广教育手段过激。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希望在企业内部实现。
2、无文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乏认识。个人崇拜或者希望掩盖某种事实真相。该类企业通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领导人的噤若寒蝉的情况。
3、文化理想现象。它常见于那些有年轻人作为创业主体力量的新兴企业。表现症状为这些企业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负和文化理想，其倡导的理念中会有种超出企业范围、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具有过于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缺乏笾的工作精神。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
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人的“集体性”，抹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美国、日本已落后许多，现在如不急起直追，在竞争中失败将在所难免。所以，全新的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变革工程是我国企业的一项时不我待的新课题。
三、电子商务时代我国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思路
1、分析内外因素，提炼速度文化和创新文化
在电子商务时代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是创造企业文化的首要问题。信息经济就是“速度经济”，速度已经成为企业一个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特网的出现，使得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可谓一日千里。因而基于因特网的电子商务可以迅速地了解市场信息，快捷地收集客户需求，广泛地进行产品宣传，即时地完成网上交易结算，众多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瞬间完成，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句话，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子商务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得以大大降低。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创新，因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在变。对此，任何组织和企业如果不时时变革和创新，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创新，就死亡”，创新已成为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自身创新的确定性才能来对付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在电子商务时代，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的生命力源泉，传统的生产规模、成本优势等因素不再决定未来，企业唯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生存发展。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根本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定式，大胆创新，牢牢把握瞬息万变的商机。
2、更新观念，塑造员工行为。
企业员工行为的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风骚的企业而言，最短缺的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资金；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新兴市场，而是人才的匮乏。这些人才可以为瞬息而至的未来插上想象的翅膀。美国麦肯锡公司总裁埃德·迈克尔斯说：“筹集资金并不难，精明的经营策略也可以模仿。技术的半衰期一直在缩短。对当今的许多公司而言，人才是赢得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如今管理人员意识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化和以网络速度运行的全球市场上，由拥有自主权的人才组建的精干企业对快速决断具有关键意义。电子商务企业有赖于员工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来作出更贴近消费者、对市场反应更快的决定。
电子商务，重在服务，电子不过是手段。电子商务也可以说是电子服务，使internet能够为人类服务，服务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企业的文化、员工的素质；internet经济是服务经济，而不是技术经济、网络消费者交易的平台，也不是商品陈列的环境；厂商不是单纯的供应商或销售商，而是服务供应商，谁比谁服务得更好，谁赚到的钱就更多。
在全新的电子商务环境中，最成功的企业给予新员工在过去只有顾客才能享受的尊重：它们通过创造人人平等的精英管理体制，满足员工们对从事有意义工作和创造财富的愿望。它们慷慨地回报员工们的良好表现，不只是支付现金，而且也让他们拥有企业所有权，
3、领导者身体力行，信守价值观念
在电子商务企业的决策行为中，创新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企业组织结构要由原来的金字塔式、自上而下、递阶控制的组织结构向新型的网络组织结构转化。其次，管理重点由资本管理转为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指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第三，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不断涌现。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条件下，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例如柔性制造、分布式制造、敏捷生产、企业流程重组、学习型组织、制造资源计划等新思想新方法。
在创办电子商务企业和企业经营中必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如金融风险，交易风险等，而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旦遭受不测，没有韧性就会彻底垮台。因此，企业家要有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要有献身事业、不惧风险、敢冒风险的精神。
4．建立激励机制，巩固企业文化
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人们的合理的行为只有经过强化以肯定，这种行为才能再现，进而形成习惯稳定下来，从而使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考评内容应是企业文化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员工晋升时，要考虑他是否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对于那些没有好好工作，并难以和企业文化融合的人员让其离开企业，让员工明白企业在鼓励什么，在反对什么。给员工行为实施强化时，要注意几点：①应具有针对性，使被强化者能从中体会到更深更广的意义，例如，合理行为被肯定，也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被强化者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激励他行为的再生。②应考虑反馈的获得，也就是预测强化的盗用。③注意强化的时效性，要及时强化，这样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④强化手段的选择要因人而异。要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要考虑被强化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效用最佳。行为得到不断强化而稳定下来，人们就会自然地接受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企业的价值观念为全体员工所接受，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以强制性措施推行变革，这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程度。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企业员工一时又难以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在这种应急情况下，企业领导者也可以强行变革，以保证企业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随着中国加入wto，人们对市场竞争的关注程度也迅速升温，毫无疑问，在国门进一步敞开之后，中国企业与国际顶尖企业的这场大比拼已成箭在弦上之势。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强化，国外企业与中国企业的竞争领域必须会由低向高、由表层向深层发展，即渐渐从产品竞争、市场占有率、客户竞争、人才的发展到企业文化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最本质、最关键的商业竞争，我国企业只有建立、推行了正确的企业文化观，才能在市场竞争的波涛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布德瑞著，《企业研究院》，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连玉明著，《学习型企业》，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美）巴雷特，《解放企业的心灵：企业文化评估及价值转换》，新华出版社。
4.上海电信公司宣传处编，《企业文化案例》，学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5.[荷]丰斯.特龙彭纳斯，[英]查理斯.汉普登，《在文化的波浪中冲浪》，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版。
6.林佑刚，《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管理》，2004年第3期。
7.徐彦，《论企业文化战略的作用及其实施》，《企业活力》，2004年第2期。
8.张国兴，《构筑现代企业文化战略的思考》，《企业活力》，2004年第3期。
9.王吉鹏，《企业文化的五大误区》，《中外管理》，2004年第1期。
10.梁红凤、游文丽，《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企业研究—策划&财富》，2004年第2期。
商业文化论文篇4
文化与传播学者DaViDmoRLeYZ在研究当今社会中的电视、观众和文化现象时认为，由于电视运作经费越来越依附于广告，其间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电视收视过程中的商品化问题，而是同时改变了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机制”的动态关系，也涉及不同团体（如广告客户与观众的对立）决定生产机制的权力以及彼此消长的演变；于是商业媒介本身就其内在机制而言，原本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促使其自身与流行文化的品味和结构产生某种程度契合的内驱力。[2]这一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商业音乐电台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证实。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作为媒介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大众”（maSS）通常被认为在整个媒介运作体系中是相当被动无依的，而不象传统上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公众“（pUBLiC）那样深具批判态度。[3]
美国的商业音乐电台正是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庞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产业中的一部分，并且以其特殊的类型电台的运作策略，展示出媒介机构、媒介产品、广告主和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对流行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控制。我们不妨借用媒介和文化学者JoSepHtURow在其《社会中的媒介系统》一书中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一、大众媒介工业的互动关系正在增加；二，为了理解大众媒介的现状和未来，就必须对媒介组织、策略以及大众媒介的创造性产物的力量有比较广泛的认识。[4]我们的整个研究都将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尽管，JoSepHtURow认为，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媒介产业从社会环境中取得达到自身目标的资源支持，而各种社会力量也从不同层面和向度对媒介产业施加影响，但通过对美国商业音乐类型电台的下述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媒介产业作为社会动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又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其他部分的。
一位资深电台主管认为，在美国，有两个绝对赚钱的行业，一是玩具，二是音乐。[5]这部分地解释了美国商业音乐电台存在的基础。音乐电台占整个美国广播电台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参见表1）。
音乐电台是和录音工业、广告业及以青少年为消费主体的流行文化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大媒介联合企业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电台所播放的音乐往往取决于音像商店的热卖品，由于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多地购买音像制品，间接地，青少年的流行趣味决定了音乐电台的播放内容。70年代后期音乐类型电台top40的出现和以摇滚乐和节奏与布鲁斯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革命，便是这种关系契合的结果，这也是青少年文化第一次成为电台——听众——广告商——录音工业相互关系中重要的市场动力。[6]
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受众”这个概念会深深地影响媒介从业者看社会的方式，也同样意味着对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如何看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方式，也会受到深深的影响。而且，受众永远是一个群体概念，是可以被建构的，这种建构就是媒介产业系统中的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需要对某类具有相同消费特征的受众的选择。[7]
一些媒介学者们对于媒介与流行文化工业的批判，通常着眼于对于媒介的控制所造成的文化的同质化，但如果我们对音乐电台的策略和运作进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批判的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媒介的控制权以外，媒介工业的具体运作同样在为各种消费文化建构起巨大的市场，并且，在媒介产品、市场、消费与流行文化的系统中，不仅听众从来就不单纯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媒介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利润的特殊商品，也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大数法则”所追求的尽量多的听众的共同兴趣和注意力，而是细化到通过细分的音乐类型电台所创造和推动不同趣味的流行文化，把具有相同人口学特征的听众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同时，在与广告商的关系上，也不再是按照传统的媒介产业运作流程，媒介先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受众，然后再去寻找相应的广告主，这种运作策略，几乎是被动地用把注意力聚焦在自己媒介上的听众群体来吸引广告客户；而类型音乐电台的运作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变化是这样的一种转变，即媒介先主动瞄准大广告商在不同阶段的销售目标和产品诉求定位，通过市场调查和研究来明确界定其目标消费者的人口学特征，然后再通过恰当的音乐类型来为其聚合和培养起其最感兴趣的这一人群，有的放矢地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利润——前一种运作方式的关键在于听众群的大小，后一种运作方式的策略和技巧则在于听众群的人口学特征和广告主的诉求目标的契合程度，相当于媒介按照广告商的销售需要为其“度身定做”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在这里，电台播放音乐并不是目的，而是为广告商吸引目标消费者的手段。从文化效果看，经由音乐类型电台创造和推动的流行文化进而到生活方式，则都是广告商一手操纵和控制的。因为，文化批判学者认为，文化的商品化不仅在于文化产品经市场流通，而且还在于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导向。因为人的需求可分为源于生物本能的需要和源于心理层面的欲求，后者与前者相比，其特点在于不确定和无参照，而且永无止境；现代广告在人的需要大部分满足的前提下，不再推销具体的商品，而是推销某种形象，某种生活方式，通过流行并利用大众的从众心理来制造出新的欲求，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形象是为了心理满足，而广告主因此渔利。在这个过程中，媒介通过传播内容和广告及其所包容的大众文化，左右社会价值、社会风尚、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进而影响、控制、制造着大众的欲求。[8]商业音乐类型电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音乐电台的“类型”（FoRmat）概念产生于媒介运作与市场调查的逐步结合。尽管早在1930年代，美国全国广告主协会（aSSoCiationoFnationaLaDVeRtiSeRS）下属的一个机构CoopeRatiVeanaLYSiSoFBRoaDCaStinG就开始进行基于电话访问的电台收听率调查，但那不过是广告主了解其广告投放媒介的受众状况的方式之一。直到1970年代末由于top40类型电台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把广告主通过收听率了解媒体的做法改变为媒体通过受众调查来寻求符合广告主需要的听众群体。而且，受众调查越成熟，类型电台也变得越专业。[9]尤其，在电视时代，广播变得越来越地方化，在90年代的今天，广播电台仍然继续巧妙地发挥着其类型化的节目策略，这一趋势带来的变化是随着人口增长广播电台的新听众也不断增加，于是为适应年轻人新的文化需要，新的电台类型不断被创造出来，并引导着流行文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同类型电台听众的人口学特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这使得电台能够更明确地将这些目标听众作为预售商品出售给广告主。[10]
类型电台的这种良性循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为新听众创造新的电台类型，二是不断对已经流行的类型进一步明确界定其风格。如摇滚电台继续通过细分为专门播放校园非商业电台艺术家的作品的“新摇滚”（newRoCK）、貌似60年代Fm电台节目再度风行的aDULtaLBUmaLteRnatiVe、或者专播70年代老歌来寻找被过去其他类型电台所忽略的那部分听众。
伴随着电台类型增多的另一变化是地方电台的崛起。无论是老牌的aBC、CBS还是其他众多的小联播网，它们提供的类型音乐节目，似乎越来越不能满足地方电台的需要。与此相对应的是通过卫星和电脑提供的类型音乐“套餐式”（paCKaGe）节目构成开始取而代之。
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一家公司在一个广播电视市场所拥有的电台数量开始放宽，一个市场上可能会有三家以上的电台由相同的一个部门来提供音乐节目，卫星和电脑驱动的节目构成方式稍微地增加了节目成本，虽然一般节目成本相对保持不变，但电台运作的总成本仍然因此而增加了。于是电台更倾向于如何重新定位其运作策略如何更有效地将目标听众推销给广告主以更多地赢利——广告与收听率的关系越紧密，音乐类型电台就越自觉地将出售某类具有相同人口学特征的听众给需要的广告主作为将电台和整个广播电视与流行文化产业生产流程相互作用的节目运作策略。这种将类型音乐电台通过市场运作使之成为地方化、专业性广告媒介，并培养、创造出具有相近年龄、文化程度、收入、个人兴趣、消费习惯的忠实听众以预售给广告商来获得利润的战略转变，是90年代中期以来广播业主和广告主在广播电视产业结构重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侧面。[11]而且，类型音乐电台把众多的歌手塑造成青少年追逐和崇拜的偶像，进而通过他们所代表的时尚潮流，来引导青少年的不断变化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这，正是广告商得以源源不断地推销商品的“虚假”欲求的基础。
以几种不同的音乐类型为例，“动感摇滚/摇滚”的听众中百分之六十三为25到44岁的成年人；“当代热门摇滚”则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听众年龄在24岁以下；超过一半的爵士音乐听众的年龄在35到54岁之间；而百分之五十七的古典音乐听众年龄在55岁以上，24岁以下的青少年只占百分之三（参见表3、表4、表5）。显而易见，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必然决定了他们生活观念、消费倾向等等的区别，他们不同的心理欲求和对不同流行文化的追随，也必然需要通过对不同的广告形象的认同来满足，反过来，也只有不同的广告诉求才能打动他们，并唤起其不同的心理欲求。于是，在商业电台的利益动机驱使下，广告主在细分的市场上不断制造出新的大众文化流行风潮，影响、引导和控制着大众的欲求。
这种状况导致了音乐电台市场的变化无常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这个词儿被大量用来解释今天音乐电台从三大网的消沉到某种特别的音乐形式的突然走红等一系列现象，top40已经不再独霸听众市场和获得高额利润，音乐的类型被一个又一个的电台越分越细，在这种情形下，几乎很少有听众会指望在一个电台同时听到热门说唱和动感摇滚，或是爵士和60年代乡村老歌的奇特组合，无论是电台的经理还是DJ们，都坚信90年代的音乐节目策略，不再是满足大多数人口味的不同风格的40首热门流行歌曲的大循环（尽管RoCK’RoLL占top40的大多数），而是需要精确到适合正在上高中的孩子们的跳舞趣味和流行风潮的音乐类型这样细化的程度——而这些孩子正是可口可乐或LeVi’S牛仔裤这样的大广告主所寻求和力图培养的新一代消费者。[12]当然，其节目构成策略仍然是top40式的。
音乐电台市场的“碎片化”使得许多稍有实力的广播业主都利用政府“放宽规则”（DeReGUaLation）的一系列政策来增加其在市场上拥有电台的数量——尽管一个Fm电台在其覆盖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往往只在10%左右，但如果在一个或几个广播电视市场上拥有多个相同音乐类型的电台，则可以把其分散在各处的目标听众作为一个总数出售给广告商。钱塞勒和CLeaRCHanneL的成功，拥有电台数量之众也是其中重要原因。（参见表8）
这种状况也和Fm电台数量的增加互为因果。从1970年代到现在，几乎每十年间，商业Fm电台就会增加一千个左右，甚至更多。（参见表6）Fm良好的信号传输效果非常适合播放音乐，而多数Fm电台的发射功率都不大，因此可以有许多中小功率Fm电台来分区域共同覆盖一个广播电视市场；况且，相对于报纸和电视，运作一个电台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本投入，尽管总体上1998年广播广告只占美国广告市场份额的10.3%（参见表7），但这个行业仍然不失为一个有较高利润回报的产业。
对于这些新Fm电台来说，并没有其音乐类型细分的所谓法则或一定之规，关健还是在于其如何去“开发”传统的所谓“黄金受众”以外的听众，即以往广告商最为感兴趣的年龄25至44岁的人群，以及通过音乐测试对进一步细分听众，寻找具有基本相同人口学特征和生活趣味以及消费习惯的听众群体，以便出售给不同的广告主作为其诉求对象——不同类型的电台音乐，最终是经由广告商的生活方式的促销，其主要针对年轻的消费者——这便是成功的音乐电台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般来说，类型音乐电台的节目运作策略和运作结果可以用“3m=m”来概括——mUSiC+maRKetinG+moRninGSHow=moneY，[13]即准确的音乐类型定位、完善的市场调查和成功的早晨节目是决定电台能够赚大钱的关键因素；具体的操作则是牢牢把握住根据每周的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每周音像商店的销售业绩、听众点播的情况，以及通过音乐商店、电脑和卫星传送音乐公司提供的新“套餐”来共同决定的流行风潮。其中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是电台一笔巨大的支出，听众调查通常的做法是电话抽样调查和听众专题座谈会，或被称作“焦点群体访谈”（FoCUSGRoUp），这不仅调查听众的基本构成、其对不同音乐类型的选择和喜爱程度，而且还涉及听众的其他媒介消费行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音乐测试则是在不同的样本群内对新歌的喜爱程度打分，以认定什么是大多数目标听众喜欢的歌和某一首歌大约会在多大范围内流行。通常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广播电视市场，运作一个音乐电台，每年至少需要五百万美元，但一个好的音乐电台，每年投入听众研究和音乐测试的经费至少需要二十七万美元，其中十五万用于每周的听众调查，三万五千美元用于年度的听众调查，七万美元用于一年两次的音乐测试，一万五千美元用于听众专题座谈会。[14]当然每个广播电视市场的情况不一样，如明尼阿波利斯只有12个电台，几乎所有播放的音乐类型都有听众，而迈阿密有60到70个电台，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就是节目推广策略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当然，电台音乐人往往会认为音乐类型的定位和音乐节目构成既是艺术也是科学，因为市场变幻莫测，无论是对于一首新歌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一个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分析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结果来绝对认定其是否会流行和在什么时候流行——只有变化和循环对于音乐电台来说是恒久不变的，就象迪斯科音乐在1978年风行，而在1980年突然消失，又在1986年复活；因为mtV在1983年的出现而走红的aLteRatiVeRoCK在一度沉寂之后，如今又卷土重来；而一些十年前无人问津的音乐类型今天却炙手可热，就像1980年代几乎从商业Fm频率上绝迹的爵士乐和“软摇滚”（meLLowRoCK），今天被“改造”成“新aC”（aDULtContempoRaRY）和“摇滚aC”再度风行。[15]遗憾的是，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电台已经失去了市场机会。
近年来，大媒介联合企业更为灵活的合作式运作方式使得作为其媒介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的音乐电台，越来越具有更强的引导流行风潮和塑造流行文化的能力，并将这种流行文化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一方面，媒介的兼并风潮造就了象钱塞勒这样的电台巨无霸（参见表8），另一方面，在媒介产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大媒介集团“成功的秘诀不再是所有权的集中控制，不再是高度一体化的媒介帝国，而是围绕不同受众和不同对象所形成的公司多样化结构的管理。”[16]如果一个媒介公司同时拥有几家类型音乐电台、几个音乐工作室和唱片发行公司，再加上若干家音像连锁商店，以及一两个卫星或有线电视服务商，那么，媒介企业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市场事件，比如一首新的原创歌曲，或者一个关于70年代城市民谣的重新包装，都会通过上述众多流通样式的重复再现和潜在的文化价值开发，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的流行文化现象，就象1993年位居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首位的西班牙风格的歌曲“maCaRena”的走红和风靡全球一样。无论是媒介公司还是广告主，自然都在拥有BmG音乐集团和RCa音像商店的媒介联合企业BeRteRSmann把生产、流通和交换系统紧密控制起来的价值链上，从这首歌“细密筹划的流行性里”，竭尽所能地赚取每一分利润。[17]
应该看到，“类型“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在商业音乐电台的运作策略的范畴，作为流行文化产品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消费者的吸引，“类型”概念被广泛运用在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推广领域，詹姆斯·邦德的“007”是一种“类型”电影，“纽约客”是一种“类型”杂志，DiSCoVeRY则可被视作一种“类型”频道，如此等等。“类型”不仅仅通过这样系列性的文化消费产品使不同的受众可能在茫茫人海中使自己在社会群体中有所归宿，而且还可以因为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产品的消费活动，建构起自己的所谓“个性化”时尚品味，最终，成为某类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完全忽略这背后的商业动机。
事实上，尽管媒介产业的运作策略是我们在探讨商业媒介问题时始终需要关注的焦点，媒介构造的具有强大消费特征的流行文化及其强烈的渗透性，也始终是我们在分析现代社会文化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美国商业音乐类型电台与广告和流行文化的关系时，并无意于其“类型化”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原则，也并非为了对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进行批评。本文的目的，仅在于通过描述这一关系及其变化，力图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媒介与文化工业结构的重组，提供一个较有弹性的观察空间，并期望最终丰富我们对媒介产业的认识。
表1：美国电台类型的分布[18]
电台类型1998年秋（%）1994年春（%）
新闻/谈话15.313.9%
aC14.417.2
当代热门摇滚CHR10610.4
老歌/古典摇滚10.211.3
乡村9.718.3
城市民谣9.37.7
西班牙语电台6.52.2
动感摇滚/摇滚5.310.1
aLteRnatiVe4.11.5
怀旧金曲3.42.7
爵士乐3.21.0
古典音乐1.70.9
aDULtaLteRnatiVe1.30.7
[page_break]
表2：“动感摇滚/摇滚”听众分析[19]
2-1年龄
12-1718-2425-3435-4445-5455-6465+
百分比7203627821
2-2性别男性18+女性18+少年
百分比（%）67267
2-3族裔白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西班牙/拉丁其它
百分比（%）882172
2-4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
百分比（%）83854
2-5家庭收入年收入（美元）25000以下25000-5000050000-7500075000+
百分比（%）16432021
表3：“当代热门摇滚”听众分析[20]3-1年龄年龄12-1718-2425-3435-4445-5455-6465+
百分比（%）29282412511
3-2性别男性18+女性18+少年
百分比（%）294625
3-3族裔白人非裔亚裔西班牙/拉丁其它
百分比（%）56264113
3-4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
百分比（%）123949
3-5家庭收入年收入（美元）25000以下25000-5000050000-7500075000+
百分比22431619
表4“古典音乐”听众分析[21]4-1年龄年龄12-1718-2425-3435-4445-5455-6465+
百分比（%）12613212235
4-2性别男性18+女性18+少年
百分比（%）47521
4-3族裔白人非裔亚裔西班牙/拉丁其它
百分比（%）922312
4-4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
百分比（%）52273
4-5家庭收入年收入（美元）25000以下25000-5000050000-7500075000+
百分比（%）15352030
表5“爵士乐”听众分析[22]5-1年龄年龄12-1718-2425-3435-4445-5455-6465+
百分比（%）131429281411
5-2性别男性18+女性18+少年
百分比（%）47521
5-3族裔白人非裔亚裔西班牙/拉丁其它
百分比（%）65203102
5-4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
百分比（%）52768
5-5家庭收入年收入（美元）25000以下25000-5000050000-7500075000+
百分比（%）15382225
表6电台数量[23]商业am商业Fm教育Fm电台总数
1970年*43232196
1980年*45893282
1985年*41783875
1990年*49874392
1995年49235070170811701
1996年49065285181012001
1997年49065285181012001
1998年47865527191412227
1999年47855697203012512
表71998年不同媒介的广告份额[24]
电视39%
报纸36.1%
杂志12.9%
电台10.3%
户外1.7%
电影院n/a
表8前三位电台集团的收入排名（1998年）[25]名称电台数收入（美元）
ChancellormediaCorp.4881,765,421,000
CBSCorp.1641,687,457,000
ClearChannelComm.4531,240,644,000
[1]参见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
[2]David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6
[3]alanSwingewood,themythofmassCulture,macmillanpublishersLtd1977
[4]Josephturow,mediaSystemsinSociety,2nded,Longman1997
[5]本人访谈，R&R资深编辑tpnYnoVia，1999年4月21日
[6]peterFornatale&Joshuae.mills,Radiointhetelevisionage,theoverlookpress,nY1984
[7]Josephturow,mediaSystemsinSociety,2nded,Longman1997
[8]孙玮，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传媒，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98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9]peterFornatale&Joshuae.mills,Radiointhetelevisionage,theoverlookpress,nY1984
[10]JonathanDavidtankel&wenmouthwilliams,Jr.,theeconomicsofContemporaryRadio,inalisonalexander,Jamesowers,RodCarveth,ed,mediaeconimics---theoryandpractice,Lea1998
[11]JonathanDavidtankel&wenmouthwilliams,Jr.,theeconomicsofContemporaryRadio,inalisonalexander,Jamesowers,RodCarveth,ed,mediaeconimics---theoryandpractice,Lea1998
[12]edwardC.pease&everettee.Dennis,ed,Radio---theForgottenmedium,transactionpublishers19
[13]本人访谈，R&R资深编辑tpnYnoVia，1999年4月21日
[14]资料来源于作者对Radio&Record资深CHR编辑tonynovia的访谈，1999年4月21日
[15]edwardC.pease&everettee.Dennis,ed,Radio---theForgottenmedium,transactionpublishers1995
[16]michaelCurtin,FeminineDesireintheageofSatellitetelevis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Spring1999
[17]michaelCurtin,FeminineDesireintheageofSatellitetelevis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Spring1999
[18]1998年数据来自R&RDiReCtoRY,Volume1,1999;1994年数据转引自michaelC.Keith,theRadioStation,BH1997
[19]R&RDiReCtoRY,Volume1,1999,RadioandRecordinc
[20]R&RDiReCtoRY,Volume1,1999,RadioandRecordinc
[21]R&RDiReCtoRY,Volume1,1999,RadioandRecordinc
[22]R&RDiReCtoRY,Volume1,1999,RadioandRecordinc
[23]有*号者转引自Vincentm.Ditingo,tHeRemaKinGoFRaDio,Focalpress1995，其余来源Broadcasting&Cable,1995,1996,1997,1998,1999
商业文化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
为引导商业银行有效管理声誉风险，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维护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银监会于2009年8月25日了《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该指引共十三条，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所承担的声誉风险管理的主要职责之一：培育全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树立员工声誉风险意识[1]。因此，在当前各商业银行十分注重形象价值竞争的时代，将培育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的工作提上日程，对防范和化解声誉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融合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思想、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行为、风险控制标准、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文化力[2]。商业银行的任何一种风险管理体系都是由两部分组成：“刚性”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柔性”的风险管理文化。作为商业银行八大风险之一的声誉风险，它的管理体系也是如此；虽然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刚性”管理技术固然必不可少，但“柔性”的管理文化则更为重要［1］。
一、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声誉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声誉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使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和员工具备对银行的声誉风险的充分认识，树立相应的声誉风险意识、声誉风险理念、声誉风险价值观和声誉风险管理规范及职业道德等，以期控制、管理银行的声誉风险。
（一）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的具体构成
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主要由四个层面（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组成，如图1所示，且这四个层面有机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文化的全部内涵。
商业
银行
声誉
风险
管理
商业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位；企业生态位；商业模式；创新
一企业生态位内涵
在生态学中,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和群落中,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地位。生态位既表示生存空间的特性,也包括生活在其中生物的特性,特别是与其他物种的营养关系。因此,在自然界中,亲缘关系密切、生活需求与习性非常接近的物种,通常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或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栖息地中、或者采用其他生活方式以避免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法则,此法则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样适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之间的生存发展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均是一种生态关系”。本文企业生态位是指企业在其行业生态系统内,利用自身优势,能动的适应环境,并对环境资源的有效整合,以确立自己独特的市场地位。首先是企业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承担的功能,即服务的对象、服务范围以及在整个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等。其次是企业的时空特点,影响企业生态位。企业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态位,而不同的空间位置影响可利用资源的情况。最后,生态位是企业对资源的掌控和有效整合状况。
企业生态位和生物生态位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生物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个体能够生存与发展,是因为它能够适应生物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中确立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模式。企业界的情况与生物界十分类似,不同的企业有自己的“生态位”。许多规模和实力都很弱小的中小型企业可以与那些巨型企业在市场中共同生存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拥有不同的生态位。
企业与自然生命系统不同。自然界中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特定的形态和功能,而且自然生命系统之间的竞争只在现有资源空间中进行,不能创造其自身需要的资源空间。企业不但可以经营任何行业与产品,并且可以能动的创造出他生存所需的生存空间,既可以在现有生态空间中的生态位选择,也可以生态空间创新。
二商业模式对企业生态位的影响
商业模式影响企业生态位。德鲁克说:“当今企业间的竞争,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一定产业环境条件下创造的向用户让渡的逻辑,其中包括围绕找个逻辑所搭建的企业生态体系和支撑该逻辑的生态流程。而商业模式创新是指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基本逻辑的变化。
(一)商业模式决定企业的功能和价值生态位
企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是由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而商业模式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定位,即企业将向社会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目标顾客、进入行业价值链的那个环节、选择那种经营活动、拥有那些关键性资源、与那些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如何利用外部效应等等。这些决定了一个企业在整个行业和市场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例如阿里巴巴利用先发优势和马云的影响力,积累了品牌资源,结合对支付宝(另一个关键资源)的使用,使其取得了中国B2B市场几乎垄断的地位。再如一个采用成本领先的企业服务的对象可能是低端用户,而差异化的企业可能是中高端用户。
(二)商业模式影响企业生态位的宽度
所谓“生态位宽度”(nichebreath)是指被一个生物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自然物种的生态位实际上是物种能获得和利用的生态资源空间,生态位越宽,物种的适应性越强,可利用的资源越多,物种的竞争力越强。商业模式的建立是在掌握特有资源的情况下建立的,这些是具有垄断性、排他性的资产,可以进一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一旦一个企业获得该资源后,竞争对手就无法或者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获取。这种关键性资源的拥有,使得企业的差异化程度提高,从而使企业拥有较好的生态位。当然,如果拥有较广泛的消费市场,那么也拥有了较宽的生态位,从而减少由于竞争带来的风险。
(三)商业模式影响生态位的重叠程度
所谓生态位重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位相似的物种生活于同一空间时分享或竞争共同资源的现象。生态位重叠的两个物种因竞争排斥原理而难以长期共存,除非空间和资源十分丰富。通常资源总是有限额的,因此生态位重叠物种之间竞争总会导致重叠程度降低,如彼此分别占领不同的空间位置和在不同空间部位觅食等。在向某一地区引进物种时,要考虑与当地物种的生态位重叠的问题。
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使企业通过自己与众不同的产品、服务,实现差异化,如对客户的悉心照顾、无与伦比的实施能力等,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从而保证利润来源不受侵犯甚至获得较高的溢价。比如直销,是一个普通的经营方式,仅凭“直销”一点,人们知道其如何运作,也容易导致生态位的重叠,但是戴尔公司却能够成为直销的标杆,形成难以复制的戴尔模式,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极难复制的资源和生产流程,从而确保在行业生态系统中处于独树一帜的位置。
(四)商业模式影响企业未来的生态位
商业模式决定企业现在和未来,同时这影响企业未来的生态位。例如百度的竞价排名,蒙牛的虚拟经营,国美的多成分系统模式,海尔的专注服务,联想的多元经营,李宁的运动员品牌经营、娃哈哈的渠道联营等,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经营思路和商业模式才能发展壮大,并不断随着经营环境、竞争因素以及消费者变化调整和升级自己的商业模式,使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够争取有利的生态位。
三创新商业模式以优化企业生态位的策略
任何商业模式都是对环境适应的产物,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再好的商业模式,如浙江企业的民间融资模式、盛大网络的游戏消费模式、分众传媒的楼宇广告模式等,众多行业企业都面临着环境和规则、消费者和顾客心理等变化的挑战,因此,许多曾经成功的商业模式却成为后来弱化自身生态位的根源,故必须根据企业的生态环境变化,不断就商业模式进行适应性更新与变革才是核心成长力的终极体现,也是企业成功的Dna内核。
(一)重新界定客户,实现生态位分化
行业系统内部生态位重叠,导致竞争激烈。企业生态位重叠是指商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企业间在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竞争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价格竞争,导致行业利润越来越低,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要想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发展前景,生态位的分化是寻找“蓝海”的重要途径。
首先,挖掘并满足客户的隐性核心需求,差异化经营,优化生态位。企业生存的前提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但要为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生态位,就必须挖掘顾客的隐性需求。也就是客户无法清晰表达的需求,或者客户无法公开表达的需求,同时竞争对手还不知道的客户需求,或者说行业内都知道但却没有人能够满足的客户需求。只有找到并满足客户的隐性需求,尤其是客户杀手级的隐性核心需求,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在文化、道德、思维、信仰多元化和知识、信息快速变化的今天,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消费需求必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消费理念、消费行为更加趋于个性化和感性化,企业提供的有形产品质量不再是让消费者满意的唯一指标,而许多个性化的服务,诸如体验、产品的象征意义、完备的信息和良好的客户关系都会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理由。日本咖啡巨头罗多伦的沉浮和星巴克的崛起就是有力的见证。
其次,避实就虚,异化生态位。企业生产或经营的产品是否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替代,可以分辨企业与竞争对手生态位重叠的程度。在竞争中,企业可以根据自己以及竞争对手的实力和特点,进入对手没有发现、或者不在意的领域,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避免正面冲突和竞争。比如美国的因图特(intuite)是个小公司,和微软根本不可相比,但在财务软件市场却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微软希望收购,但遭到拒绝。双方竞争的结果是1993年因图特的市场份额占到60%,微软束手无策。此外,避实就虚、异化生态位还可以从区位的选择、竞争手段的使用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再者,提升产品品质,对客户进行再定位,优化生态位。当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遭遇太多的竞争对手的围剿、或者是被替代,那么企业还可以通过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内涵重新定位顾客。例如安徽鸿润集团生产的天价羽绒被,每条13万。10多年来,鸿润靠科技创新赚足了老外钱,累计创汇3.5亿美元,企业从创业之初的两万元发展到如今资产超8亿元,成为国内羽绒业一家荣获多项荣誉于一身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就是由于当年跻身中低档的羽绒被行业,曾经遭遇广交会一无所获的打击,才把目光转向天价羽绒被市场,为高端客户服务,进入真正的蓝海,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此外,发挥“旧”的魅力。达特茅斯大学的罗恩•安德纳(Ronadner)和哈佛商学院的丹尼尔•斯诺(DanielSnow)提出,旧技术被新技术战败,最终退出市场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种偏见。新技术的出现反而会凸显旧技术的异质性,给旧技术带来新的生存空间。
(二)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内外共生并拓展生态位宽度
21世纪是全球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发达、知识更新速度快,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得到拓展的。知识更新加速了技术和经营创新。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和网络经济的条件下也拥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而经营想象空间就更大。
首先,企业间的合作和联盟越来越被企业所接受。企业间的合作,可以把市场做的更大,拓宽了彼此的生存空间,增强彼此的市场竞争力,巩固自己的生态位。例如2009第五届最佳商业模式中国峰会上,被誉为“冠军联盟”的有欧派、大自然、东鹏、美的、雷士、红苹果几大品牌,实行异业联盟,无缝异业对接,“他们在危机中抱团取暖,在复苏中布局未来。他们由6大一线品牌紧密组成,在销售终端、推广、媒体采购、家居采购、营销上构建了5个一体化平台,半年时间内,成员联合规模由15个城市发展至上千个城市上万家经销商”。
其次,进行价值链的再审视,围绕核心能力,优化价值增值链条。企业是盈利型组织,寻找最大限的、适合自己的利润区,是经营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需要企业一方面重新来审视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扬长避短,利用外部资源,实行虚拟经营。另一方面,围绕企业的核心能力延伸价值链。例如方正集团投资32亿元,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单体医疗机构,重心却在医院外的产业链整合。医院的“非盈利性”规则中循规蹈矩,却在产业链的“可持续性”中寻找平衡。往上开拓医院设备租赁、药品生产供应,往下研发物流信息化系统、健康管理,构建了一条充满想象空间的医疗医药产业链。
再者,欲擒故纵、免费吸引,确立独特的盈利模式。比如网络公司以对广大普通用户免费的方式,形成对特殊用户的强大吸引力,通过点击率、广告、游戏、付费邮箱等获取利润。网络一切免费的特点成就了今日的奇迹,使得它成为有史以来人类知识、经验和表达方式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网络的免费资源也提醒企业应该学会对“免费”进行深刻的反思。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之后,出版了《免费》一书,提出新型的“免费”并不是一种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营销策略,而是一种把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压低到零的新型卓越能力。在20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而在21世纪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也将为企业确立更具竞争力的生态位。
参考文献:
1.钱辉.生态位、因子互动与企业演化——企业生态位对企业影响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李勇,郑垂勇.企业生态位与竞争战略.当代经济,2007(1)
商业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商业电影 文化 悖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商业电影在向产业整合、市场集中、资源优化、规模竞争阶段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核心和价值体系建构的失衡。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商业电影发展中存在的文化悖逆现象、原因及文化定位展开分析和探讨。
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悖逆现象
视觉画面的“景观化”与叙事的缺失。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波在关于“景象社会”的研究中，指出“景象即商品”，当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时，商品的显现方式就是景象。综观2000年以来的中国商业电影，到处弥漫着景象符号的气息。追求视听冲击力和视觉愉悦感的电影制作越来越成为一种主导形态，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动作展现、人物造型等方面都有登峰造极之势。首先是自然景观的展现。如《英雄》外景地囊括了中国西部的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影片中粗犷而壮阔的敦煌沙漠和丹雅地貌：秀美宜人的九寨沟风光和桂林山水；美丽的内蒙古郊外枫林，都仿佛使人置身于世外桃源。《十面埋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国内风光与乌克兰风光融为一体。网罗了碧绿欲滴的茶山竹海、落叶堆积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花海。一格一格画面掠过，风光之美。直逼眼底。电影风景镜头的刻意选择和渲染。超越了其单纯背景的意义，而变为影片的主要角色之一。其次是人文景观的营造。《英雄》中巍峨、庄严、神秘且压抑的秦宫大殿，以及千万盏油灯灯光闪烁中。壮士无名与秦王的对谈场面。都颇显宏大气势；赵国陉城书馆的设计也是如此，无论是以木笔在细沙上画过的神秘和悠远，还是挥舞特大号毛笔的狂野和豪放，无不透露一个“美”字。再次是动作景观的设计。在《十面埋伏》中，舞蹈之美渲染到了极致，随着弹飞的芸豆在空中时快时慢地旋转飞舞，那长长的红舞袖也亦柔亦刚地飘荡击打着环绕四周的花鼓。伴随那空中翻来倒去的舞姿，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妙的视觉盛宴。《英雄》“枫林打斗”片段中，飞雪和如月上下蹁跹，像两朵红云，在漫天的黄叶中，飘浮舞蹈，美艳至极。与其说是一场惨烈的打斗，不如说是一段浓艳的舞蹈。最后是造型景观的彰显。《英雄》的红白蓝绿四色服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明晃晃的黄金铠甲，《无极》中“光明大将军”的鲜花盔甲、“倾城”的千羽衣等都加重了影片的视觉砝码，呈现出一道炫目的服饰造型景观。
中国商业电影对视觉画面的刻意营造和夸张展现，使电影逻辑发生倾斜，从而导致故事结构的断裂、情节的不合理、人物塑造的失败、人文精神的缺失等问题。《英雄》中“无名叙事――秦王叙事――无名叙事”的“对话”体式，使传统故事意义上的悬念被消解，冲突被削弱，高潮成了人为设置的摆设。虽然达到了叙事模式求新的目的，但其内容只停留在表层，只限于图解，深层内涵都已不存在。在《十面埋伏》中，导演牺牲了叙事的完整和情节的饱满，展现给大家的仅是“竹林大战”、“飞刀大战”、“牡丹坊长袖舞”等，几乎与爱情无关或者说是披着爱情的外衣而大肆运用影像渲染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因为叙事的断裂，使得最后那场本应该是好友之间因爱生恨的花海雪地大战的高潮戏，也变得稀松平常，徒有高潮之举，而无高潮之力。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中，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作为戏剧应具备的“情节”、“性格”、“思想”、“形象”等要素在影片结构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剧中的故事被置于一个虚拟而缺乏张力的叙事时空。角色本身也没有清晰的性格逻辑。
电影创作的“同质化”与审美趣味的缺失。面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裹挟着商业利润和文化侵蚀的双重目的“狼逼门前”的现实环境。中国商业电影呈现出势不可挡的“同质化”危机，而且这种态势愈演愈烈。首先是题材选择类型的单一化。《卧虎藏龙》勇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之后，中国电影界刮起了一阵武侠旋风。张艺谋就曾坦言：“拍这种古装大片，纯粹是为了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今天的中国商业大片光靠国内市场断然是要赔钱的，但海外市场只认这个类型。其他的不敢买。”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电影中的中国色彩、神韵、琴棋书画、京剧配乐等就成为满足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窥视”的一种手段。这也必然导致中国商业电影题材过度重复，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其次是内容选择的“泛中国”化。商业电影的目的是追逐票房利润，却常常抛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解构历史，成为背离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泛中国”电影。比如电影《赤壁》，内容取自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但角色定位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魏蜀吴三国的逐鹿中原，在吴宇森笔下被解构成了曹操为争夺小乔的“一个女人引发的战争”。这种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明显是在模仿西方口味的“特洛伊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国际娱乐化，以及东方政治战争的好莱坞解读。再次是演员选择的“同质化”。好莱坞的商业美学认为，明星作为他自身可识别的表演，比明星所饰演的人物或情节一致性所要求的真实更为重要。基于此，中国商业电影趋向于把演员的选择当做是一种资源进行配置，具有知名度的一线明星频繁出现在各大商业电影中，沦为一种明星符号，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最后是电影制作人才的“同质化”。与演员的选取相似，电影制作人才的雷同也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一大特点。制作人才的“同质化”导致影片风格的单一，审美倾向也开始趋同。
中国商业电影文化悖逆问题原因分析
后现代主叉文化的彰显。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主要表现为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距离感的消失等方面。首先，“拼凑”、组合及广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代码。以《大腕》为例，铺天盖地的“软广告”充斥其中，广告与剧情紧密相连，观众在虚拟的故事里接受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信息，看着“可笑可乐”的标志，听着“乐哈哈”的广告词，欣赏着丰乳霜广告小妇的表演，观众在笑声中，消费了影像。接受了广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杂糅的影像消解了深度，而宣扬娱乐至上。其次，反讽、调侃等成为一种突出的风格特征。在《赤壁》中，历史事件的严肃性和历史人物的客观性被一再消解，电影再现的只不过是创作者对当下生活的一种体验。历史成为调侃的对象，一切都被娱乐化了。
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盛行。消费文化的大众化是指削减了深度的文化，是为大众制造的通俗易懂、娱乐消遣的文化。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同，大众化意味着个性的丧失和独特性的消解。近年来，电影不再
摆出精英的姿态对大众指手画脚，那种“以影载道”的电影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转型为“与民共舞”，以世俗的姿态展现，以娱乐的法则来解构。这一世俗的转身，一是造成了电影审美趣味的世俗化，推崇娱乐，使观众获得精神减压和欲望释放，但缺乏让大家认同的主流价值的建构和传达。二是造成了电影审美的符号化和奇观化，使感官的享乐取代了理性的思维，观众不做思想的追寻，也不求精神空间的开拓。三是造成了电影审美的市场化。正如莫纳科所说：“好莱坞全盛时代的巨头们经常关心的就是他们生产的影片的商业价值，他们宁愿生产互相类似，而不是互相不同的影片。结果，那些年代里生产出来的影片很少给人以独特感。”
好莱坞文化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凭借其美国国家力量和“现代化”文化的强势背景，将电影人才、资金、技术广泛吸纳和整合，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和电脑技术，制作出画面精美的视觉化电影。《金刚》、《哈利・波特》、《魔戒三部曲》、《星球大战前传》等影片像一颗又一颗重磅炸弹轰炸全球，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吞噬着其他国家的本土电影产业。作为弱势文化的中国商业电影越来越受到倾轧性的同化。
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定位策略
2000年以来的中国商业电影以其逐渐提升的电影票房、多元的投资主体、多形态的发行渠道和逐渐关注现实的题材类型赢得了人们的些许认可，但是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主题空洞、意义缺失、审美趋同和视觉疲劳等悖逆问题，还需要找到一种打动人心的情结，让其具有一种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正确处理娱乐与“载道”的关系。中国人提倡“文以载道”，作为文艺形式之一的电影，无疑也必须用以“载道”。在中国商业电影票房排行上，娱乐至上而意义匮乏的电影占据了大多数，仅《集结号》以其爱国、社会责任和战友之情的宏大主旨具有了打动大众心灵的“道”。而其他具有过亿票房的商业电影，与《集结号》所具有的“道”相比，只能说它们具有的“道”更多的是娱乐而已。《集结号》所具有的“电影之道”为票房增加了巨大的砝码。由此可见，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又必须有所承载，无论是电影主题所表述的意义还是导演欲向观众阐明的观点，这是中国电影观众有动力继续走进电影院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商业电影今后努力追求的方向。
商业文化论文篇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作为工具被引入到商贸活动中，产生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崭新的商务运作模式，将给人类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产业革命。
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首先应使企业内部运作电子化、信息化。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发展自身的信息化，并构建信息化模型，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电子商务与企业信息化概述
何谓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按照一定的标准开展的商务活动。当企业将它的主要业务通过内联网、外联网以及互联网与企业的职员、客户、供销商以及合作伙伴直接相连时，其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就是电子商务。
何谓企业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是指应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去整合企业现有的生产、經营、设计、制造、管理，及时地为企业的“三层决策”系统（战术层、战略层、决策层）提供准确而有效的数据信息，以便对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其本质是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电子商务与企业信息化的关系
电子商务与企业信息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企业信息化是电子商务的基础；电子商务是企业信息化的历史产物。企业信息化进程孕育了电子商务，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而电子商务的发展又促进了企业信息化的深入进行和深层次开发。没有企业信息化，社会对电子商务不可能有强烈的追求，置身于电子商务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企业信息化的重大意义。
在网络和信息化社会中，电子商务以其显著的信息优势为企业奠定了激烈竞争中的生存之源和立足之本。这些信息优势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同时它制约着其市场竞争力，决定着电子商务信息优势的创造与发挥。因此，现代企业的自动化、信息化与电子商务活动必须完全融合在一起。
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紧迫性
电子商务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许多问题，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企业有着发展电子商务的内在驱动力，归纳因素如下：
市场变化因素
全球化大市场的形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市场正逐渐形成。企业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国内外同行竞争的压力。
由于生产者的需求不断变化，促使供应商们形成供应链。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商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者要求供应商提供集成度高的产品，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这些原因迫使供应商们紧密联合起来，形成一条供应链，对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因素
信息技术不仅用于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信息化的步伐也在加快。网络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信息技术的使用，使企业内部信息交流渠道更加畅通，运转更加协调。
利用电子商务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由于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市场的透明度提高，开发出的新产品具有较低价格和较低廉的服务，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对供应商们来讲，他们觉得有必要比订货者提供更快、更好的信息服务。同时，开展电子商务也可以提高厂商的售后服务质量。
在当今社会，信息已逐渐成为一类重要的商品进行买卖，比如包含有产品历史信息的数据库，信息已成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更多企业把可获得的企业内部信息用于经营决策。
企业利用网络可以赢得更多的客户。比如，通过电子公告牌、主页和其他的商业信息系统。
政府政策法规的因素
按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企业要向诸如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环保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提交越来越多的报告，以披露相关信息，在这种压力下，企业为提高效率，节省人力资源，迫切需要信息处理与交换的电子化。
电子商务市场逐渐成熟的因素
提供信息和远距离通信服务的商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会促使商家提供更多的和更新的电子商务产品和有效的服务。
从上述形成企业电子商务驱动力的四个方面的重要因素看，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只有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才能获得新的更大的前进动力。
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实现
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特点
企业信息化建设涉及到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系统，不能用局部模块的信息化来代表。它需要借助社会的多方力量，尤其是专业信息化咨询公司的力量来共同构建。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其说是一场技术变革，不如说是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改革。即借用先进的工具（信息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合理的整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企业信息化的建设思路是随着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呈螺旋上升的方式，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流程
首先，在确定信息化建设项目后，在做详细的需求分析前加入一个实施步骤，即“模拟上线”运行的培训方法，直观地了解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全貌。其次，在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引入项目管理思路，从时间、成本和质量三方面保证信息化项目的实施效果。最后，在信息化项目实施完成后，建立相关的运行保证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信息化项目建设的成果，同时为新的需求做前期预研工作，为下一阶段的信息化建设做准备，从而实现整个信息化能够持续、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企业信息化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已完成信息化战略抉择的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在战术策略上，借助外部中立的、第三方的信息化咨询机构的知识、经验和力量，切实把握和解决好信息化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普遍性和策略性的问题，以确保其信息化建设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信息化
企业竞争战略优势的积聚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竞争战略应侧重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强并积聚优势：
巩固现有的竞争优势。企业要对现有顾客的要求和潜在需求有较深了解，这样，企业制定的营销策略和营销计划才会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才能便于实施和控制，顺利完成营销目标。
加强与顾客的沟通。根据企业网络数据库存储的大量现实和潜在客户数据，确定为顾客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同时，借助于网络数据库，还可以对目前销售产品的满意度和购买情况作分析调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顾客的满意。
为入侵者设置障碍。虽然信息技术的使用使成本日渐下降，但建立一个有效、完善的电子商务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一旦某个企业已实行了有效的电子商务系统，竞争者就很难进入公司的目标市场。
提高新产品开发和服务能力。目前，有很多大公司开始实行电子商务，其数据库产品服务的市场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满足了顾客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也获得了市场上有关新产品方面的许多新信息。
稳定与供应商的关系。以美国的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公司为例，其电子商务系统可以让公司根据零售店的销售情况来制订商品补充和采购计划，然后通过网络把采购计划立即送给供应商，同时供应商适时送货到指定零售店。在零售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沃尔玛正是凭借其与供应商稳定协调的关系，使其库存成本降到最低。
企业组织结构变革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企业组织单元间的传统边界被打破，生产组织形式将重新整合，开始建立一种直接服务顾客的工作组。电子商务模式将会使企业的信息传递方式由单向的“一对多式”向双向的“多对多式”转换。一个显著特征是由集权制向分权制的转变。由于电子商务的推行，企业的经营活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虚拟企业。
企业管理网络化
电子商务以数字化的网络和设备替代了传统纸介质，从而带来了一种新的贸易服务方式。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企业中以单向物流为主的运作格局，实现了以物流为依据、信息流为核心、商流为主体的全新运作方式。电子商务对企业营销管理最为显著的影响是销售渠道和促销策略的变革。以往的批零方式将被网络代替，人们直接从网上采购，传统的人员推销失去大部分市场。管理者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将更加依赖于网上的资料以及对网络的充分利用。企业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系统实现电子付款，资金结算、转账、信贷等活动。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信息化的问题
虽然电子商务前景广阔，但像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一样，总会伴随着机遇和挑战。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电信市场是电子商务运行的基本环境，电信市场的非开放性，导致网络资源管理混乱，服务收费过高，网络带宽受到限制。
网络法规出台迟。根据对电子商务应用前景的在线调查结果，很多人不愿意在线购物，担心因遭到黑客侵袭而导致信用卡信息丢失。企业更是担心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担心商业机密的泄漏，担心网络上的商业欺诈行为。因此，急需制定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其交易的安全。
信用消费的不发达和货币电子化进程缓慢。电子支付是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条件，我国在开发适用于电子商务需要的安全可靠的支付系统方面几乎是空白。传统上消费者对信用消费的排斥态度，对“隔山买牛”这种远距离购买行为的不信任，以及国家金融系统对在线远程结算的保守态度，都会促使这一问题表现更加尖锐与突出。
商品配送困难。很多城市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专业的配送企业，单件商品的长途运输或邮递的巨大成本以及时间上的延迟，足以使消费者对电子商务望而却步。
商业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弗莱 大众文化 创造性艺术 交流性艺术
由于电子媒介的发达，大众文化迅速蔓延，甚至在全球覆盖；高雅艺术所构筑的将通俗文化拒于其外的森严壁垒在日甚一日的大众文化声浪中土崩瓦解。瓦尔特·本雅明曾悲观地预言，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将使它们失去昔日的"灵晕"。如今，新技术更催生了繁多的文化想像、娱乐形式、生活方式，譬如各种形式的摇滚乐，视频技术，异地对话的网络技术，无处不在的广告，以及兼具文学色彩的手机短信，等等。"审美泛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颇可争议的论题。
其争议主要在于，怎样认识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的关系，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及其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化形式，那么我们能否找到补救的措施。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不过在电子媒介时代则以无法回避的紧迫性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时阅读诺·弗莱关于大众文化的论述，将可能为我们带来某种启迪与某些新的思路。
一
面对大众文化的狂潮以及伴生的新的文学样式，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弗莱看到了它们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由来已久的主要与次要、高雅与应用的分类界限，而这种界限起初就是源自艺术作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生产奢华用品的功能。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弗莱认为各种"创造性"艺术日益趋向形成一种统一战线，它们之间"主要的"与"次要的"区别正变得无足轻重。之所以弗莱认为两者间的分野日益模糊，与他借鉴威廉·莫里斯的观点，将创造性摆在首位有关：在创造性艺术中，具有创造性本质的是构思，而构思又是高雅艺术与实用艺术所共有的。弗莱认为不存在主要艺术与次要艺术之分，只存在相同建构原理下的非功利形式与应用形式之分。
弗莱一方面看到大众文化的发展，使以前仅为少数人生产的奢华物品逐渐让位于满足众多人的需要，走上了文化的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弗莱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工业化生产在使文化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日益缩小甚至消灭了民间艺术。弗莱认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即它们相对于那些替贵族与教会等集权势力服务的奢华产品而言，民间艺术对这种集权力量有分权的作用。民间艺术在其非机械化的手工制作过程，能保留健康和自然的品位，是人类对泥土与家园的怀念的一片隐喻园地。
自然，弗莱对地方文化也非常重视，他自称是一个文化地方主义者，他极其赞同t. 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醉心于威尔士与苏格兰民族主义，鼓励各种地方特色的倾向。浪漫主义文学极其推崇民间文化与地域文化，弗莱视浪漫主义文学为文学的最高状态，弗莱自然是强调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他还特别注意到民间故事易于传播的特征。由于民间故事属于单纯的文字设计，又常常是出自易于归类的几个常见主题，其结构也是易于识别的类型，它们甚至通常不涉及人物对话、形象描述等复杂一点的内容，因而"民间故事不过是简单的故事模式，其不受不同语言及文化的隔阂，就像往返的候鸟不受海关官员的阻挡一样。"[1] 对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推崇之外，弗莱还非常重视早期的口头文化，因为他认为很多神话是从口头故事里出来，经过时间的提炼，而成为神话。弗莱作为视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始基的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对口头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新兴电子媒介的大肆入侵之前，"大众"文学或"寻常"文学就已经对经典文学领地发起进攻与挑战。米·巴赫金是一位一马当先的代表。巴赫金认为日常话语与诗歌话语使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隐喻游戏、同样的规则，它们的区别存在于实用功能以及对它们的接受方面。巴赫金以狂欢理论消解生活中的贵贱之分，以民俗与喜剧消解艺术中的高低派位。他认为任何高雅文化，任何真正的文学，无不记录着丰富的民间遗产。实际上，弗莱也从语言的角度，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同样的隐喻性语言，因而从语言上取缔了传统的雅俗界限，同时弗莱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也使他消解了文化中心的观念，他主张文化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化的倡导，使加拿大文学摆脱了边缘化的处境，也使得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的英国文学非中心化。
对高雅的经典文学的另一冲击，来自于在传统小说中各种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新小说、杂文、戏拟的小说、哲理化的小说等，颠覆了传统经典小说的含蓄、虚拟、融汇各种观念于人物心理活动之中等风格。大量的新式的文体类型的涌现，使"故事性"不再占首要地位。从此，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文学似乎融化到无穷无尽的话语之中，同时，当前它周围的其它话语又都反过来求助于文学。像德里达、罗兰·巴特等，都到文学中寻求资源与支持，从文学中吸取复杂性的范例与独特性的范例。事实上，文学批评与哲学、历史、语言的界限也日益变得模糊，哈罗德布鲁姆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文学文化"的时代，纯文学的藩篱被拆除了，文学的疆域可以说被缩小了，也可以说被扩大了。弗莱本人是一个推崇文化的文化批评家，他对文化的强劲扩容，或者说审美泛化，一方面如上所述，认识到它的民主性，认识到打破雅俗，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着高深文化资质的文化精英，文化批评家，他对高品位的文化一定是有所倾心的。因而，弗莱必然立足于他的精英文化立场，对"大众文化"展开其批评性的一面。
弗莱将艺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造性艺术，一类是交流性艺术。创造性艺术"指那些积极地、自觉地与时代相处而奋斗不息的人，他们研究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考察生活中很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条件，并试图弄明白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而交流性艺术，"则是持消极和否定态度的人，面对着每日的新闻和同样的刺激，他们也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却不想去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或未来的可能。"[2]创造性艺术兼有交流的功能，但交流性艺术却乏有创造的动力。
弗莱认为大众媒体就是交流性艺术。在大众媒体中，弗莱认为电影还算艺术，电视是用种种不同手法和技巧来表现已有的艺术，有些是实用艺术，不像创造性艺术的兴趣指向是非功利性的。弗莱断言"宣传，就是文学修辞手法的功利性的应用"，并认为"广告和宣传，这两个字眼距离所谓’故意强加的交流’和’消极地接受’最近，它们分别表示了社会的两大领域--经济和政治对传达交流的兴趣"。[3]有时弗莱将广告与宣传，分别称为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广告是独立于政治结构的一种经济结构，所谓大众媒体主要是由广告所牵引带动的，这意味着它们基本上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它们制造幻觉，绕过人们的意识，长驱直入于人的头脑，并于其中建立自己的结构。而且这种交流的艺术，实际上会走到尽头，弗莱认为"交流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交流的死亡；当交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环境时，也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4]交流的完成即意味着其死亡，因为交流性艺术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创造性的再生产。
二
如何抵制广告与宣传的幻觉性与消极性，弗莱认为需要靠现代想像力来抵制。那么这种想像力主要要靠理想化的教育来培养。"教育被弗莱视为批评的中心功能"[5]。
弗莱界定教育的理想是"自由"，而不是为了服务于短时期内的目标。他也反对将大学视为建立更好的社会而忙于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他认为大学是"这个世界的机房"，是"自由的动力库"。[6]教育是一种社会图式，弗莱捍卫传统的自由教育的立场。他认为，教育必须贯彻它的功能，必须留在自由神话的领域，一个学者不必协同自己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关系，忠诚是对社会而不是对社会规则的忠诚。在学术的世界里，真理必须胜过社会目标。弗莱强调大学的范围不是指带着围墙的学校，而是心灵的领域，在那里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是一个选择的地方，一个拥有批评和开放性的地方。文化与大学、与教育具有直接的联系，文化必须通过大学的讲堂才能被吸纳进社会，当代文化需要依赖于教育体系。大学讲堂是着眼于"自由主义"的教育的，而自由主义教育应在一切意义上都是自由的：它解放思想，它容忍歧见，它把学习的过程升华为一种社会思想。过去存在有闲阶级与劳作阶级，而现在闲暇与劳作是现代人的两个方面。因而闲暇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在弗莱看来，闲暇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教育结构，因为它要培训人怎么休闲，怎么玩，是一种技能。弗莱说："由于大学强调的是文化的丰富性，并且致力于超越于个人印象的智力训练，因而便成了坚持共同的管理方式这一基本前提的主要社会机构，这个前提是人的尊严，是内在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差异之中的权利。"[7]
弗莱认为大学作为社会机构，它不是围绕社会服务的被动机构，"它必须以诗人的想像力、学者的学识，严格探索的纪律和对往事的记忆去正视社会。"[8]一个没有想像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而拥有最好想像力的神话与诗歌，都是弗莱所极为重视与推崇的文化构件，诗歌是教育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它被认为位于社会的中心。
应该说，弗莱的理想化教育的想像功能与文学的想像功能在内涵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教育的想像功能更宽泛，更集体化，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建构作用。弗莱多次提到麦克卢汉，他第一个从理论上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即使最为遥远的人亦可谓之天涯若比邻，描述为"地球村"。而"地球村"正是媒体制造出"位置感阙失"（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体。
弗莱认识到，"某种文化愈是普及，如爵士乐、电影，或与所谓’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诗歌等，它的语汇就越国际化。"[9]这些新的文化构造模式，具有复杂多变的流向和流动，常常越出国家的疆界。一方面，它们不断地形成新的文化模式与意象，另一方面同时又造成原有社会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使用时它们又在重新组合。当今世界的文化形成的构型是根本断裂的，随着文化形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日渐丧失原有的心照不宣的约定性，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汉娜·阿伦特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文中，对此有一个非常有趣而巧妙的譬喻性描绘，她说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集在一张桌子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种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10]而此中的"某种幻术"，主要是大众传媒。对于世界上无数的观众来说，媒体成为了一个集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和广告栏目为一体的极其庞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大杂烩。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尤其是用电视、电影和音像磁带的形式。商品世界、新闻世界和政治世界在这里搅作一团、彼此莫辨了。
媒体制造幻觉，其所建构的想像世界只能是一些空想的、甚至幻觉的客体，那么弗莱的解决途径就是要用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想像进行抵制。
这种想像存在于文学中，更主要是存在于理想化的教育之中。想像成了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变革社会的力量。阿尔君·阿帕杜莱曾说过："在我们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全新的作用。"[11]弗莱推崇的教育中的想像的内涵与功能与阿尔君·阿帕杜莱的概念是接近的，它具有集体性，是一种共同体观念，是一种建构集体抱负的观念。阿帕杜莱对想像的直接概括非常具有现代性。她说："形象、想像物、想像的--所有这些语汇都把我们引向全球文化进程中某种新的批判性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像。想像不是幻觉（群众的鸦片，他们实际的作为是在别处），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与普遍人的生活无关），不再是纯粹的观照（与欲望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相反，想像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一种工作形式（即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实践），一种主体（’个人’）与全球范围内决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贴游戏与国家及其竞争对手的恐怖与压制联接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想像。想像现在成为所有主体形式的关键成分。"[12]对于弗莱，无论其小说的还是非小说的话语，其批评的聚焦都在于想像，弗莱的想像的学说与大众文化也是有所关联的。
弗莱将大学与教育都看作一种社群。社群是一个频繁出现在弗莱著述中的字眼。弗莱受哈贝马斯学说的影响，强调大学作为社群的平等性、开放性与交流性，尊重文化差异。他主张"训练一种对多元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氛围中培养起来而且从一开始就在学校受教育并尊重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文化参与者，这样的社群在我看来，颇能理解那些既有差异又不愿以任何方式放弃其立场的文化表达方式。"[13]作为社群的参与者，特别是大学社群的参与者，必须理解和尊重差异，弗莱的这种立场便为他的文化多元主义，为他抵制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文化殖民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弗莱的文化理论，可谓博大精深，既有宏观的类似于文明观的大文化的理论，也有具体的狭义的文化学说，也有直接干预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主张，还有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与非中心化观点。不管怎么说，弗莱的关于文化的学说是丰富的宝藏，其蕴藏的资源，有待开掘，以利于在当今文化断裂的时代，去寻求文化的勾通与重建，而大众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注释：
[1]《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2][3][4][9]诺思洛普·弗莱《现代百年》（the modern Century），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第6-7页，第21-22页，第35页。
[5]new Directions in n. Frye Studies, ed. by Jean o’Grad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45.
[6]"Speech at a Freshman welcome 19 Sept, 1996," nFF, box 1, file X; By Liberal things toronto: Clarke, irwin, 1959, p. 18-19.
[7][8] Divisions on a Ground: essays on Canadian Culture, ed. James polk, toronto: anansi, 1982，p. 81, pp. 81-82.
商业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1]BarroLee：《经济增长》，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杜江：《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
[3]国际经济学（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4]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5]赖明勇、包群：《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6]王元龙：《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薛荣久：《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