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
曲阜作为著名思想家孔子的家乡，确实可以称之为我国文化的发源地。近些年孔子文化形成一大特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广泛的旅游开发价值。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孔子家乡旅游热潮，而曲阜也以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吸引着世界各国人的目光。在未来如何更好地开发孔子家乡旅游文化，如何打造修学旅游的长远发展计划，是曲阜当前应该关注的问题。
1.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原则
（1）注重以修为主。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应该体现“以修为主”。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被后人所尊崇。所以现代人在“修学”的过程中，更加深入了解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以及精神核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2）强调参与性。现代旅游与传统旅游相比，更加注重群众的参与性。通过旅游可以让更多的旅游者感到快乐，还能从旅游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精神体验。所以现在许多旅游产品打造就以突出强调群众的参与性为重点。修学旅游资源开发实际上就是体现群众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和活动，对参与者而言有更多的精神乐趣与道德影响。
（3）突出旅游综合性。旅游项目本身也是具有综合性的，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资源以及其他旅游产品结合出现的。因此修学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还应该与人文、自然旅游资源进行结合，促进旅游综合性宗旨体现。
（4）完善旅游过程。修学旅游主要利用文化资源，引起更多旅游者和参与者精神层面的升华。所以旅游资源活动过程要不断完善，打造全方位的修学文化旅游过程。例如，游客在孔子家乡曲阜旅游，可以穿戴好古代学士服且举办相应的开学典礼，并且旅游者可以亲自倾听儒学家进行授课，形成相对完整的修学旅游过程。
2.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策略
（1）打造市场多元化战略。市场对旅游业发展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若想进行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的广泛开发，就需要树立市场多元化理念。其一，抓住日本与韩国市场。日本与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山东曲阜相对靠近，且两国历来重视儒学文化影响与发展，所以近些年来韩日两国游客成为我国曲阜相对重要的游客来源。其二，要注重港澳台市场的潜力，因为香港澳门回归之后，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加之交通的便捷，更使得大陆与港澳台游客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且许多台湾同胞也会回到大陆探望亲人，寻根问祖。因此曲阜本身所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价值将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挖掘。
（2）旅游产品走向精品化道路。目前曲阜推出的旅游内容相对单一，主要是带领游客参观孔府、孔庙、孔林，将旅游单纯地定义为参观，这就会使得旅游产品本身不够吸引消费者。所以要尽可能打造旅游产品精品化道路，使得旅游产品本身尽可能实现丰富化，也能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感悟曲阜多元化的旅游特色，丰富自身的旅游感悟。
（3）旅游衍生购物品走向特色化道路。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购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旅游收益占据了每年旅游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就孔子家乡曲阜而言，目前存在的旅游商店数量多达六百个，可是真正具有特色，且代表曲阜文化的却少之又少。因此曲阜在旅游产品打造过程中可以建立孔府专门的工艺品作坊，且注重游客的参与性，使得尽可能多的游客参与到手工制作中，逐渐形成娱乐、旅游、购物一体化的特色旅游产品发展道路。
（4）积极宣传扩大修学文化旅游。我国还应该加强对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宣传，许多游客只是知道曲阜是孔子家乡，却不知道曲阜有修学文化。因此曲阜可以利用网络、公众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文化宣传，进而提升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知名度，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赏。
孔子家乡曲阜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学资源，只有通过正确的途径，遵循合理的原则，才能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以促进曲阜修学旅游的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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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文化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乡土文化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教育 高职高专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专院校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在中医药高专因各种原因淡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指出中医药高专人才应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素质。各地乡土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富含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3.2深入探究乡土文化，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家乡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乡村社会地理;综述;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研究进程
1.1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二战前,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土地利用问题,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年,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的二十年间,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rebirth)”现象[1],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在1970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弗里德曼(1975,1979)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ambrose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newby(1979)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如贫困),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bunced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gilg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roger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lewis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robins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并由1950、60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如harvey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新的研究进展
19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seymour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halfacree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年代早中期,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和pratt在其研究中,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表1)[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phillip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roche在2001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并针对广泛的争论,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年出版的期刊总览,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只是近年有些转变,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cater和valentine等人对于乡村剥夺(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但远距离的工作(teleworking)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和saenz指出“: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friedland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图2),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little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和cater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scott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英国学者mackenzie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如joseph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⑥社区问题研究,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尤其是1970、80年代)的重点之一。mormont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如cloke运用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如audas等人于1990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cook和christopher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bronwyn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1969)、西蒙兹的(1978)和刘易斯(1998)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图3)[34]。isabll和sabin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认为,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ruda认为,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形态)、感知(内涵)和经验(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和morris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如贫困、社会保障等),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cloke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phillips和williams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如mcgee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社会分层日益严重,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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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怀乡怀古怀归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不能忽视文本中所蕴含的这种对故土家园的思慕和追寻，个体生命对心灵故乡的依恋与怀归。这种怀归情结，不仅是一种个体意识，一种审美情趣，更是一种哲学思考，一种民族精神。在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中对传统文化中怀归情结的解读与感悟，不但可以让学生从内心确立起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所说的“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更能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获得心灵与感情的丰盈充实，以便在走出校门后，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他乡求学或工作定居时思考与审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诗意的栖居在心灵的乐土中。下面笔者将从怀乡情结，怀古情结，怀归意义这三个方面论述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怀归情结。
一.怀乡情结
怀乡情结是传统文化中怀归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语文课本中，这种怀乡随处可见，深入解读，可以获得情感的共鸣。怀乡在文本中，有两种审美意蕴：一是怀念家乡，这是游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怀念，这种“乡”是地域文化层面的家园；二是怀念故国，这是游子对遍布河山大川的土地的依恋，这种“乡”是国家文化层面的家园。不论是哪种层面的怀乡，不论这种怀乡表现在哪种文体中，都是我们民族心理的共同体现。
高中语文诗词文本中蕴含着怀乡情结。不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抑或是校本教材，都选有大量诗词文本。走进文本，仔细品读，不难发现，从古到今，人们心中都有这种永恒的怀乡情结。以人教版必修二的诗歌单元为例，《诗经》中的《采薇》一诗，这首诗中有两句怀乡的千古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情景的交融中体现了戍卒对家园故土的深切思念，让后人赞为“雅人深致”。《离骚》中节选的内容，在香草美人的洁净人格中，彰显了诗人去国怀乡的依依深情，走近诗人屈原的过程，就是走进诗人怀乡心灵的过程。《古诗十九首》更是有大量诗篇，抒写游子他乡的悲伤，展现汉末文人在乱世漂泊中怀念故土的情怀，课本所选《涉江采芙蓉》一诗，“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字里行间浸透了游子漂泊的迷茫悲凉与对家乡亲人的一往情深。而我们所熟悉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更是在《归园田居》中，反省了离乡的行径，描绘归园后的自在生活与家园带给自己灵魂的平静。这些诗词，无不在字里行间饱含强烈而真挚的情感，或念乡土，或思家国，体现诗人内心深处对于家乡的守望。
高中语文散文小说文本中蕴含着怀乡情结。散文与小说是高中语文文本中重要的文学体裁，在高中课本所选的散文与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仔细品读，亦可见作者的怀乡之思。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以和他的《归园田居》组诗结合起来解读，诗人将田园之思化为具体的生命追求，与初中文本域课外诗文联系起来，能更好的感悟诗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再比如说传统名篇《陈情表》，作者辞官原因很多，除却各种隐忧之外，便是李密的怀乡之思，这种扎根于血缘亲情中对亲人的难舍与挂念是他怀乡之思的重要体现，结合带很多人的背井离乡的人生状态，这种情结的可以带给人更多的思考。再比如说湘西作家沈从文，高中课本中节选了他的《边城》，这篇诗化的小说中展现出的山水世界，是早年就远离故土的作家怀乡情结的艺术体现，作家在风景人情的审美建构中，获得乡土文化带来的美好和谐。这些作品中展现的怀乡情结，不仅仅体现作者的生命状态，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文人所固守的精神家园。
颍上籍的美学大师常任侠有一句诗“梦中常记清颍水”，不管一个人身在何地，有何种成就，这种乡思早已经融入了人的血脉之中，世代相传。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结合相关文本，带领学生探讨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怀乡情结，无论是从家园亲情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理想的角度，都有大量可以解读的空间与价值。
二.怀古情结
怀古情结是传统文化中怀归情结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对这种层面的怀乡亦不陌生，大量怀古的诗文或者诗文中怀古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作家生命个体的复杂感悟，更有作家审美与哲学层面的冷静思考。怀古是作者在现实境遇中内心理想难以实现时的精神怀归，这种怀归是为了从历史文化的家园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借以对抗难以改变的境遇与现实。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正能很好的诠释这种怀古的目的，怀古也是一种怀乡，怀归让自己心灵安宁的历史文化之乡，这也是作者人格本性的自然流露。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材中，这种对历史文化家园思慕的怀古情结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
怀古表现为对历史名人的追忆与思慕。在人教版选修课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中，有大量对古人怀念与追缅的诗文。杜甫在《蜀相》中感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抒发心中的赞赏与叹惋；陆游在《书愤》中吟唱“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表现自己欲效法孔明而不得的无奈与悲愤；孟浩然在《夜归鹿门歌》中叙述“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想象隐士庞德公的志趣与气节。这类怀想古人的内容很多，在怀古诗文中占了很大比重。不难看出，无论作者性格如何不同，诗文风格有多大差异，都在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现实社会的状况发生巨大矛盾冲突时，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从而在追忆中获得巨大的心灵慰藉。
怀古也现为对古迹或往事的吟咏与反思。同样以《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为例，在散文部分收录了苏轼谪居黄州时的短文《游沙湖》，描写王羲之洗笔池旁的佳水美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字里行间渗透了坡仙心中的志趣与情怀。散文部分还有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在这篇“古来之赋此为第一”的作品里，杜樊川极尽想象之能事，铺排了秦时阿房宫的华丽与庞大，在对古迹与事件的反省中，展现传统文化中士大夫心中的匡世济俗的情怀。至于说司马迁的《项羽之死》，更是不惜笔墨，展现英雄人物末路时的慷慨悲事，虽是史书笔法，在后面的评论中却见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思考与感慨。收录的这些类似文本，或文，或赋，或史，作者都不约而同的把眼光投向历史深处，在冷静的观照与认真的思考中建构心灵的家园，在心底深处找寻皈依之感。
台湾学者白先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原乡、故乡，对它有一种很深刻的记忆。”思考语文文本中的这种怀古情结，它们无不是作者有了深刻的人生社会体验，思考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之时，在对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中，展现出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民族文化的历史归属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怀乡是诗人的天职”，而传统文化中这种永恒的怀古情结正是这种天职的具体体现。
三.怀归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怀归情结，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虽然怀归有个人境界的不同，有小家与大国的差异，但是无论是怀念家乡亲人，还是怀想故国热土，抑或是怀归历史文化，都体现了中国人在寻找生命价值，探索精神境界，寻求心灵宁静的道路上的不懈追求，这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中灿烂光辉的一面。虽斗转星移，时展，但研究这种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怀归情结，在今天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在研究怀归情结，是高中语文情感教育的一部分，这种穿透历史文化的意识可以让人产生巨大的情感共鸣，加深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感。当今社会的青少年，或者离开家园，在外求学；或家人外出，城市谋生；或远走他乡，寻求发展。对于这些已经或者将要离开故土的青少年来说，这些怀归的诗文，无疑对他们有感情上的感染力，这种家园意识，可以让他们更加珍视血脉亲情，更加热爱养育他们的这一方水土。当现代社会的人们对老有所依，家园建设等现实问题忧心之时，这种美好的情感教育更显得有社会价值。
研究怀归情结，不仅可以让青少年加深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感，还可以让他们在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中，更加了解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文化心理，在获得精神享受的同时，产生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有几句诗这样说道，“树木把根蒂扎到土地的心坎中，于是土地成为叶子坠落时最后的归宿；人把魂梦交给了故乡保管，于是故乡成为漂泊时牵萦的呼唤。”有人说，“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乡愁文化”，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让青少年不再以旁观的身份阅读欣赏，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感受思考。当一种思乡意识，突破个人小家的范畴，投向巨大的家国空间，乃至沿着历史的河流淌进中华儿女的内心中时，它就有了穿越时空的巨大文化感召力，让人更加热爱脚下的土地，自己的国度，本民族的悠久灿烂文化。
我校的语文校本教材中，有“我的家乡”这一章，从风景，人杰，民俗三个方面介绍家乡的地理历史文化，以文本的形式将这种怀归情结展现给学生，让学生阅读这些文本时，不仅产生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更能在这种自豪感的基础上，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了自省与期望的积极心理。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重新感悟传统文化的人文魅力。
家乡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选择；不知法；知法
一、是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选择法律
（一）乡村规范与国家法的矛盾
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新审视，一时间，原本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构造中来。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乡村规范体系“曝光”于国家法治建设面前，面对这一看似与国家法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怎样协调平衡成为现阶段不断讨论的话题。什么是乡村规范，有的学者称为“民间法”、有的学者称为“习惯法”、还有的学者称为“软法”等。无论称其为何，基本上在传统性、民间性、内部性等方面达成一致。①目前，就乡村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观点认为：“乡村规范属于非国家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地域性，国家法要吸收一部分乡村规范；而乡村规范也要向国家法靠拢，逐渐将部分乡村规范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在前面承认乡村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之后要上升到国家法。因为既然作为国家法，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乡村规范只在一定地域内部人们基于身份关系或者血亲关系而形成的长时期的、延续的约束本地域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自然这与国家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又怎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有部分观点认为：“乡村规范与国家法格格不入，自然要实施国家法废除乡村规范，要在乡村社会中依照国家法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对此，这种观点是法律万能论的体现或者说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表达。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范约束，倘若社会只能依赖于法律，可想社会将会凝固，陷入一片拘谨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样的社会会发展？那历史是如何进步的？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社会变迁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陷入法律万能论当中。基于上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乡村规范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法律文化，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具备传统性、延续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1]。赋予其法律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乡村规范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现代观念当中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或难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人员流动缓慢的地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了。其次，在乡村社会中，规范的选择是基于人们的偏好，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商品的性价比、用途等等，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最优化的商品。再次，与其说是选择规范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长期基于身份关系建立的熟人社会已经形成，面对国家法的不断冲击下，其往往表现出抵制或不认同。这种抵制或不认同不是两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博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愿，国家法所表达的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乡村规范表达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乡土正义、熟人社会的连续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意愿表达不存在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文化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短时期内这是不能消除的，也是社会发展正常的表现。
于是乎这并存于社会中的两套规范体系被广泛热议。如果说非将乡村规范吸收于国家法之中，这多此一举。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吸收，这就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在吸收的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等问题。笔者认为：乡村规范在一定地域内起到的规范约束作用见效快、人们普遍认可和信服。它是一种社会延续的产物，完全可以由国家法来实施外部监督和适当改变（这里说的改变是不改变乡村规范的本质内核，使一些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趋于合法化）。不必排挤乡村规范使之没用存在的空间，也不必完全废除，况且既然说其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深埋人们内心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于乡村社会之中没办法废除之。因此，在既要建设法治又要面对乡村规范的矛盾中，可以采取国家法对乡村规范的外部监督使其在不改变原有文化内核的同时逐渐合法化，并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二）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与法律选择乡村社会的矛盾
初看这句话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中，这里说的法律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乡村规范。而“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这里的法律仅指国家法。也就是说，前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矛盾，这里从动态的角度去阐释。在不断进行的法治建设中，乡村社会也摆脱不了法治框架的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消极、抵牾的态势，但国家法的强行进入使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乡村社会只能被动去接受这些看起来条条框框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接受了。原本传承的特有文化受到了国家法的影响，乡村社会开始反思其本域内的规范，试着去接受国家法。然而，在“试用行”中，乡村社会发现本土社会不适应强制的、冷冰冰的东西，对于国家法的强行介入，以往存在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受到冲击，熟人社会受到国家法的外在束缚。所以，每当乡村社会发生一些纠纷矛盾时，他们还是会依赖于长期传承的温和、高效、便捷的乡村规范。因为，固有的社会状态是长期保持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正，更多的是乡土的公正[2]。一旦国家法适用其中，就会僵化保持已久的社会氛围，而且很难恢复其共同维持的社会秩序，后续问题要比现实纠纷重要得多。所以，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更多的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法的强行推行，不单单是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停留在表面化的措施，更多的要考虑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社会环境、文化状况、人员文化程度、当地乡村规范等等一系列实际因素，倘若只是盲目地追求法治化的指数、指标的完成百分比这只是一时麻痹公众的眼睛，没有从根源上实现法治建设。如果一味的把国家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每当出现一些事件时就批评社会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制度性的原因，那么社会将受到各种条框的约束，每个人行为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比不为行为的成本要大，故而人们更多的去选择小心谨慎办事，一旦稍有不慎，将会有法律制裁。试问，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
二、知法还是不知法
目前，每当乡村社会出现发生一些棘手的案件时，总是批评该地区法治建设落后，百姓法治观念欠缺等一系列论断。而且这种论断似乎成为当今正统的论断。初看这样的观点，觉得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会发现一些问题。（一）对个案的分析趋于表面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这种观点呈现出一种公式化、套路化的姿态。（二）政治性色彩浓厚，往往这些腔调出现在政府公文或者新闻报道中，这就使得这类语言得到“普及”为人所熟知。每当发生于乡村社会一些案件时，究其原因时，这些套话就跃然而起。（三）这种观点呈现出扩大化、覆盖化的趋势，缺乏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相同或相似，但究其原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仅仅从表面上类推一些相似案件就套用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分析案件时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案件，比照分析只是方法，但是不能套用结果。
多年来，我国的普法工作没有停止，难道是普法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另有原因？按照上述公式化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且是这样的结论：
这样的程式化的推导只是表面上符合逻辑，但缺乏理论支撑，不能让人信服。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排除一些基层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可能确实不知法，但这样的面积毕竟很小，不能肆意扩大。就一些案件而言，根本不是不知法这样简单的原因所致的。当违法者与受害人面对可能要受到国家发的制裁时，就会选择作出一种充满文化意蕴的理性选择[3]，选择乡村规范更有利于恢复打破的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恢复以往的熟人社会。通常这样的选择被看作是不理性的、越轨的，但是其实是处于他们的理性选择。不是他们不知法，更多的是一个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因为他们知法才会去平衡去选择，倘若真的不知法，还会去权衡吗？去选择吗？这时是没有退路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家法。因此，针对目前出现的这样观点，认为乡村社会不知法是缺乏依据的。
在社会的发展中，社会治理方式不同也是正常的，毕竟社会是一个文化表达载体，不同的地域所表现的文化不同。知不知法只是人的一种主观认识，而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的，如果过分追求社会对国家法的认知，无疑是要通过主观的改变去改变客观存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治建设不仅要把目光放在国家法的健全与完善，还需要考虑现实的广大乡村社会内部实际情况，正确看待乡村规范、正确处理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关系、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文化底蕴。（作者单位：1.宁夏大学政法学院；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
注释：
①谢晖教授称之为为“民间法”，高其才教授称之为为“习惯法”，罗豪才教授称之为为“软法”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法辨[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家乡文化论文篇6
梁漱溟是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文化哲学思想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梁漱溟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必须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到乡村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复兴、农民的自我组织与管理、乡村合作事业与乡村工业建设等内容，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关于解决乡村问题的。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种内容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
若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对梁漱溟思想的研究就是这种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过早地结束了，当时对其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基本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对其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继《梁漱溟全集》（八卷本）之后，又出版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等10多部重量级专著与译著，见诸于学术期刊的相关论文也有百余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与艺术哲学。（2）文化思想，包括佛学文化观和东西文化观。（3）教育思想主要内容是有关教育的大生命、教育的大功能和教育的大系统。（4）新儒学思想，梁漱溟是被海内外公认的新儒学的开山派人物，其新儒学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科学主义的“理智”，崇尚玄学主义的“直觉”、以陆王心学来诠释和提倡孔子的生命哲学、谋求儒学的现代化。对梁漱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其文化和哲学方面，对其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理论
对梁漱溟的研究比较早的是美国学者艾凯，他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艾凯发现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单在中国，在美国对梁漱溟的研究也很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有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一文中提到梁漱溟，并且仅限于用一页的篇幅介绍梁漱溟早期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哲学》。港台地区对梁漱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内对梁漱溟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上，激发起国内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是把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来看，认为梁漱溟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建立了基础。甚至认为儒学“可以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佛教、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们进行对话，并从中获益。”这实际上与艾凯主张的把梁漱溟的思想放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是一致的。在国内的研究中，除出版了10余部梁漱溟研究的专著外，有关的研究论文多达百余篇，这些研究不仅把梁漱溟作为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来看待，而且重点就是研究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如“略论梁漱溟人生哲学中儒佛二重性”（龚建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梁漱溟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述评”（刘长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实践及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论文逐渐增多。这些文章大多是在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对其理论或认识的误区进行批判，指出其乡村建设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虽然有的文章名为“重新评价”，但实际上研究思路仍无大的突破。如“评梁漱溟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史柄军，《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梁漱溟‘乡村建设’述论”（孙继文，《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总之，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之处，就在于没有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放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虽然已有研究涉及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但缺乏宏观的纵向历史视角和横向的对比视角，这使得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难以深入，也阻碍了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尤其是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更好地利用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很现实的实践意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其其他诸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对该理论的实践也是梁漱溟社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方案，即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先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对其乡村建设理论进行实践。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的客观后果。“近百年来，世界交通使中国与西洋对面，只见他引起我们的变化，诱发我们的崩溃，而不见我们影响到他有何等的变化发生。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失败。”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种社会突出了家庭、家族，压抑了个人，其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在于“教化、礼俗、自力”，而不是法律。这就发生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的“法律与道德的错位”现象，结果是所有的问题都被转换为道德问题，以伦理判断代替技术化的行政管理，这是中国文化渐失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面对中国文化失调和问题丛生的中国社会，梁漱溟的态度是“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就是用此种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某些批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肯定，发生在前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引人注目，艾凯也因此把梁漱溟称为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虽然他不用“保守主义”一词），这似乎是不妥当的。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之后，梁漱溟的价值取向还是认同现代化的――工业化、民主化和个人自由，这可以从其《乡村建设理论》中看得出来。梁漱溟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就要在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求助于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大法宝，并且从农村着手才能取得成功。所谓“团体组织”也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提倡社会本位教育，创办“村学”这种政教合一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试图用合作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散漫无力的状况。“科学技术”是梁漱溟从西方借来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又一“法宝”，实现工业化是改造中国社会不言自明的目标，在各种改造中国的社会思潮中，这一点是共同的，梁漱溟也不例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依赖科学技术和社会化的组织手段，所以把“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才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进而为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物质基础。
一个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不深入，对其在山东邹平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评价不够公正与客观，已有的研究没有能“放宽历史的视野”，缺少对其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比较研究。
（1）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学者艾凯最先把对梁漱溟的研究放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艾凯认为“如果我们把梁漱溟作为对‘非保守’、非现代现象――现代化――的世界性反应的一种，或许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义”。
（2）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非内生型的现代化，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必定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涅过程，中国社会在19世纪中叶遇到的是“三千年未有过的变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社会内外压力下实现蜕变和自我更新的过程，在鸦片战争至今的100多年里，中国社会正是在“西潮”频频袭来、“新潮”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实现着蜕变和更新的。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痛苦和屈辱，当然也有收获、喜悦和自豪。在这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奢望有一个思想家、一种理论或理论流派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描绘出准确的蓝图。从“传统”到“现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现代化”不是一天的工作，也不是一年或十年的工作。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一种思想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思考。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了一整套较为可行的方案，并进行了极为可贵的实验。但长期以来，我们深受“革命万能论”的束缚，认为革命是改造中国社会惟一可行的手段，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凡是不革命的就看成是反革命的，对人与事物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与革命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论证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是明显存在的”。梁漱溟试图“以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这固然是行不通的，革命的问题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但建设的问题同样只能用建设的手段来完成。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用建设的手段来完成革命未竟的目标。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不能解决革命前的中国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可以为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已有的研究中，仍多以“失败”来看待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仍以成败论英雄。实际上，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从梁漱溟1931年6月创办“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对这样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实验来说，时间是太短了。而且，山东乃至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并非这一运动本身原因所致。虽然这一运动本身确实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运动的领导者们也在不断地反思与检讨，但乡村建设实验的影响还是在不断扩大。我们仍然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但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的那样：“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确实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通过、合作化及运动，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也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国有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国家确立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按照有利于城市与工业进行交换的原则。在国家严格控制下进行的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其实质是把农业剩余甚至是部分非剩余强制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中去。为了更有效地从农业中把其剩余转移出来，国家一方面强制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用作工业原料和供给城市居民消费，以扩大工业的利润和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有人测算，从1952～1980年间，扣除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近万亿元，平均每年达250亿元。另一方面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推进，防止农民流向城市，又构筑了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我国农业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仍处在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过密化(involution)”状态。城乡之间这种不平等交换使中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初步工业化，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多少提高，农民的生活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到1978年，“农民（社员）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为72.5元……总收入为133.57元，平均每天0.365元。当年全国城乡存款215亿元，农村社员储蓄55.7亿元，人均6.93元。八亿农民实际上都在温饱线上挣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学家童大林在20世纪70年代末说：“到农村看看，许多地方仍然是破破烂烂，三十年来面貌基本没有改变或改变不大。”改革开放结束了长达26年(1958～1984年)的，农民有了流动和择业的自由，也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和土地的使用权，各种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这才有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富裕。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有部分地区的农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在温饱型的传统农业走向市场、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农民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后，“三农”问题又成了一个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改革开放20余年后，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三农”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问题。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在此情况下，以梁漱溟“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依据文化差异，因地制宜
日、韩两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大陆一样，都是人多地少，地权兼并严重，除日本当时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外，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处在相同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在三地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子。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
台湾地区在50年代初期其经济建设遵循的也是“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思路。其是以“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做法就是以渐进温和的方式，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培植自耕农为目的，变“大地主、小佃农”为“小地主、大佃农”。这与梁漱溟在30年代所设想的“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而同时奖励自耕地农”的原则，在实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韩国的也大体如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行的农地改革，其宗旨主要是平均地权。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不在村地主的土地不予承认，其土地全部由国家征购。(2)在村地主的自耕地最多保留3公顷。(3)超过保留标准的土地由国家强制收买，优先出售给土地的原有佃农。(4)佃耕地租全部改为货币制，地租分别为水田收获物的25%和旱田收获物的15%。(5)保障农民的耕作权，土地的买卖和借贷须得到市町(镇)农地委员会的认可。
家乡文化论文篇7
会讲伊始，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所长、敬德书院执行副院长吴颖惠女士首先发言，为本次会讲破题。她指出，敬德书院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儒学的传播。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来自于乡村，“只有乡村文化的复兴，才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城市化建设中，我们还要寻找和建设乡村文化。我们农村的教育还有农村的教师，在整个乡村文化的保护中间，处于什么作用？我们在思考，能不能把两个话题放在一起，一个是乡村文明，一个是乡村教师。这次会讲，专门请大家来讨论一下教育系统是怎么认识乡村教育与乡村教师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敬德书院荣誉院长楼宇烈先生谈到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问题。他说，教师的职业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其神圣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教师想要受到社会的尊重，首先要教师自己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神圣的地位，或者这样的职位。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许涛司长从目前乡村教育概况、重点实施项目、研究方向、解决策略方案等几大块内容围绕论题进行深入剖析阐述。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江西弋阳教体局方华局长和首届“启功教师奖”获得者、重庆市奉节县永安中学张祖安老师，分别就自身对“乡村教师与乡土文明”这一主题的理解发表了看法。徐勇教授特别提到了古代乡村教育中的私塾体系。他指出：在古代的乡村社会，塾师的地位主要是那些没有文化和文化不高的社会大众所奠定的，塾师受到这些人的尊重并且享受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塾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分子，作为当地的知识精英，以研习儒家学说为己任。他们是乡村社会道德礼仪的看护者，他们谨言慎行，劝导乡民向善行善。而塾师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乡村文明的逐渐消逝。
家乡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乡镇文化站；工作创新；新举措
中图分类号：G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203-01
一、乡镇文化站工作创新的必要性
乡镇文化站是开展基层文化建设的平台，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层前沿。乡镇文化站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满足乡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从而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由此可见，乡镇文化站工作的意义举足轻重，所以有必要探讨推行乡镇文化站工作的创新举措，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文化工作。
二、乡镇文化站工作创新举措探讨
1.创新文化理论传播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以先进的理论武装人，所以乡镇文化站工作的开展首先要进行文化理论传播。众所周知，理论是灰色的，而理论的传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枯燥的、乏味的，这就使得文化站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理论的理解程度不容乐观，从而导致文化工作的开展出现偏差。没有深度的文化理论掌握就无法达到对文化工作开展的深度认同，所以必须创新文化理论传播方式，提升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同感。单纯的理论传播过于乏味，所以可以考虑在理论传播中增添人们熟悉的实例，以例子阐述理论；文化理论宣传本的制作可以考虑加入漫画、插图等吸引眼球的内容；开辟文化理论传播新渠道，如开展文化理论讲座，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分享相关理论知识，让别出心裁的文化理论只是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理论觉悟。
2.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乡镇文化站工作的顺利开展有赖于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没有基本文化基础设施的支撑，文化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所以要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并使基础设施真正投入使用，成为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社会公共基础服务的一部分，在国家大力倡导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的有利环境之下，乡镇文化站要抓住机遇完善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必须本着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原则，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文化基础设施建立后必须采用现代合理的运营模式，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3.丰富文化活动的内容形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文化活动是鲜活的生动的，不仅可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乡镇文化站可以利用各种节日契机有效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例如，在植树节时可以开展环境保护、绿色地球的相关讲座及知识宣传，并组织植树主题活动等；在三八妇女节之际开展女性健康及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女性权益的活动；在国庆节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组办国庆晚会，提高公众参与度。除了在相关节假日开展文化活动，文化工作站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活动，活动内容的确定结合文化站工作的要求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喜好而定。
4.完善政策法规，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乡镇文化站文化工作的开展除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外，也要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反之，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必将为文化站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乡镇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加乡镇就业率，促进劳动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乡镇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乡镇文化站的支持密不可分，所以乡镇文化工作站要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审批程序，完善相关政策，为乡镇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乡镇文化工作站要大力支持鼓励能最大程度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度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5.支持文化团体的发展，使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成为一种基本需求。乡镇文化工作站工作的开展不能仅仅依靠文化站，要奉行多渠道多样化的原则。大力支持鼓励各种文化团体和文化协会的建立，并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和文化站之间的桥梁纽带，通过文化团体开展活动传达文化站的工作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觉悟。支持各种文化艺术团体的发展，例如歌舞健身团体，不仅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而且在锻炼中可以增强居民的身体素质，增强集体主义精神，增进睦邻友好，提高凝聚力等等；支持书画等兴趣协会的建立有利于乡镇居民交流兴趣心得，使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三、结语
乡镇文化站工作关乎乡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点滴，关乎社会和谐进步。所以乡镇文化站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传统的工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文化站工作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站的文化职能，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提高效率，以不断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家乡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乡村,法治建设,路径依赖,范式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运动,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由于国家法及其权威的强力推进,在乡土社会,乡规民约已不能独立支撑起村庄治权,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人士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家法、族规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及其话语借助于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先导性的传播之下,这一进程被空前加速。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法权威及其硬件设施却未能同步跟进,由此所形成的“时空错位”及其张力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真空”。同时,现代传媒还在乡村产生了一种“时空延伸”的效果,使不在场的、远距离发生的现代工商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置入乡民的头脑之中,并与乡土生活的客观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样,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的整合功能被削弱,而现代性法律文化及其制度救济功能尚未到位,甚至在短期内也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形下,行为失范将无法避免。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在50年前所意识的: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
由此看来,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否适应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乡村法治变革的理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路,而忽视了一种法治生成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路,这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诱致人们对社会建设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并可能遮挡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2)
一、乡村法治建设面临的路径依赖问题
路径依赖问题,是道格拉斯·诺斯将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3)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首先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且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决定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紧张和背离;对法治制度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乡村法治建设泛于形式化;由于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乡村法治主体——农民的整体性缺位与失落。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
(一)“送法下乡”背后的文化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信奉着一个流行的理论: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法治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逐步疏离乡土社会的努力——这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于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开始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实际上,“送法下乡”的初衷便带有浓厚的改造民间的冲动,是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进行的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通过解析“送法下乡”这一语词之隐喻,就可以体味到其背后的文化偏见色彩。比如,“送”(而不是来“拿”或“取”)意味着村民并不主动、自愿地消费国家法产品,“送”显然带有廉价“推销”之意,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主动出击;“法”显然是指城市社会的“国家法”产品,而非乡土社会固有的“民间法”产品;“下”意味着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说明国家法是一种“优越”、“高贵”的东西,呈现着一种全景式的、上帝式的俯瞰的姿态;“乡”意味着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有别于城市社会的一种现实存在。(4)面对广袤的中国乡村,我们的法学研究者常常坚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即中国农民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故而应该“把法律送给农民”,让农民学法知法,唯有如此,法治才有希望达致,却偏偏容易忘记思考这些“送走”的法律在乡村是否适销对路。
(二)法治秩序是人为的建构性秩序,制度实施缺乏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除少数沿海农村已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过渡外,绝大多数农村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离现代工商社会或文明社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无论我们把这个群体的聚合称为“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远未到达陌生人社会的境地(无论从地域还是人口上讲均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必然处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与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的交替时期,传统的道德情感、风俗习惯与现代的法律调控手段共同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乡村实现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我们热衷于引介和移植西方法治理论,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思考过乡土中国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5)
(三)乡村法治建设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文化是制度之母。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是乡村法治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相对于西方式的法治现代化和中国城市的法治现代化而言,中国的乡村地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的地区,同时,乡村也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律文化的多元性品格。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宗教法、民间法和地区习惯法杂然相处,共同对乡村社会关系和民众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规制作用。“乡村法治化”可以使法律在乡村出现,但真正进入乡村社会则难免被地方性知识重新解读。并在解读过程中不得不去回应后者而使其本身逐渐向乡间的社会记忆同质化,更有甚者,“法律下乡”后扰乱乡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讨个说法”、“争个公道”、“挽回个面子”的诉求在法律中得不到满足,徒成扰民工具,带给他们的是困惑和不解。因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乡民总是用地方性知识解读法律,赋予法律乡土韵味。而被重读的法律往往与制度设计者初衷相距甚远,下乡后的法律又力图避免被重新解读,乡土秩序与法律的解读和反解读在“乡村法治化”过程中总是纠缠不清,其艰难由此可见。可以断言,乡村地区可能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征程中的最后的堡垒,也是最坚固的堡垒。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强劲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或曰制度格式化)征程,在挺进(或“拓殖”)广阔的乡村地区并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短兵相接时,将无法稳操胜券,而是在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的相互博弈中各取所长、各弃所短,进而可能孕育出中国本土化法治之路。
二、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构的途径:范式转换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解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6)面对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其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充分考虑乡村社会演进的内生因素,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现实的选择。具体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摈弃文化偏见,给乡村法治建设以多元、宽容的理解。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中有近80%是农民,农村面积占中国国土的90%左右,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中国问题基本上仍将是一个农民问题。不可否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展开,国家法及其执法力量必然会大规模输入乡村,乡村秩序的现代化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从形成中国自主的、独特的法治模式的角度来看,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文化以及由此所支撑的宪政民主式法治模式,在西方国家也仅仅“试验”了二百多年,作为一种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必然具有某种普适性效应。由于任何法治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所以,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一个能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国家。因此,从乡村法治秩序生成的未来目标模式来看,我们更应该确立一种开放式的图景,对本土的法律文化资源持一种宽容的姿态,对乡村法治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博弈的“试验性效果”首先持一种观察者而非裁判者的姿态,而不是一开始就对乡村本土的文化资源一味地进行一体化或“格式化”的变革。
(二)明确农民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唤起农民的法治参与热情。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入的其中的事业。”(7)乡村法治之所以效果不佳,表面看来是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原因在于路径的缺陷:制度的人为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广大农民有意无意地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乡村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它仅存在于法学家或者法学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的认同和回应、农民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形式而已。对于新世纪的乡村法治化运动而言,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乡村法治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亿万农民是乡村法治化的真正主体。没有他们的真正认同和积极参与,乡村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的命运。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法治必须真正走向乡村,走进农民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
(三)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以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为例。当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公开宣布保留原有的散于各地的习惯法。国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定期到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在各地审判案件时,除遵循王室法令外,主要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在原有习惯法的基础上掺合诺曼底人的习惯,以判例的形式,把全国各地分散的习惯法逐步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全英国普遍适用的共同的习惯法,这就是普通法。大法官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公平”、“正义”原则独自处理,在普通法之外,就产生了一种不成文的判例法——衡平法。在英国法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并存,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并存。但是,这两种法律体制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相辅进行。我们从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制史可以获得感悟并值得借鉴其所长。在乡村法治建设过程中,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吸收各种各样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地方性法律文化作为国家法的辅助和补充,可以有效地克服国家法的刚性和僵化,揭示不同法律价值的长处和互补性,使二者承担起共同构建当地社会和国家法制秩序的重任。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2〕刘星.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3):69.
〔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11-13.
〔4〕王勇.中国法律文化变革的现代性取向及其代价〔J〕.西北师大学报,2003,(1):120.
家乡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乡村,法治建设,路径依赖,范式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运动,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由于国家法及其权威的强力推进,在乡土社会,乡规民约已不能独立支撑起村庄治权,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人士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家法、族规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及其话语借助于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先导性的传播之下,这一进程被空前加速。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法权威及其硬件设施却未能同步跟进,由此所形成的“时空错位”及其张力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真空”。同时,现代传媒还在乡村产生了一种“时空延伸”的效果,使不在场的、远距离发生的现代工商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置入乡民的头脑之中,并与乡土生活的客观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样,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的整合功能被削弱,而现代性法律文化及其制度救济功能尚未到位,甚至在短期内也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形下,行为失范将无法避免。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在50年前所意识的: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
由此看来,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否适应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乡村法治变革的理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路,而忽视了一种法治生成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路,这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诱致人们对社会建设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并可能遮挡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2)
一、乡村法治建设面临的路径依赖问题
路径依赖问题,是道格拉斯·诺斯将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3)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首先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且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决定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紧张和背离;对法治制度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乡村法治建设泛于形式化;由于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乡村法治主体——农民的整体性缺位与失落。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
(一)“送法下乡”背后的文化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信奉着一个流行的理论: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法治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逐步疏离乡土社会的努力——这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于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开始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实际上,“送法下乡”的初衷便带有浓厚的改造民间的冲动,是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进行的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通过解析“送法下乡”这一语词之隐喻,就可以体味到其背后的文化偏见色彩。比如,“送”(而不是来“拿”或“取”)意味着村民并不主动、自愿地消费国家法产品,“送”显然带有廉价“推销”之意,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主动出击;“法”显然是指城市社会的“国家法”产品,而非乡土社会固有的“民间法”产品;“下”意味着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说明国家法是一种“优越”、“高贵”的东西,呈现着一种全景式的、上帝式的俯瞰的姿态;“乡”意味着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有别于城市社会的一种现实存在。(4)面对广袤的中国乡村,我们的法学研究者常常坚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即中国农民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故而应该“把法律送给农民”,让农民学法知法,唯有如此,法治才有希望达致,却偏偏容易忘记思考这些“送走”的法律在乡村是否适销对路。
(二)法治秩序是人为的建构性秩序,制度实施缺乏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除少数沿海农村已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过渡外,绝大多数农村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离现代工商社会或文明社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无论我们把这个群体的聚合称为“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远未到达陌生人社会的境地(无论从地域还是人口上讲均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必然处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与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的交替时期,传统的道德情感、风俗习惯与现代的法律调控手段共同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乡村实现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我们热衷于引介和移植西方法治理论,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思考过乡土中国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5)
(三)乡村法治建设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文化是制度之母。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是乡村法治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相对于西方式的法治现代化和中国城市的法治现代化而言,中国的乡村地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的地区,同时,乡村也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律文化的多元性品格。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宗教法、民间法和地区习惯法杂然相处,共同对乡村社会关系和民众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规制作用。“乡村法治化”可以使法律在乡村出现,但真正进入乡村社会则难免被地方性知识重新解读。并在解读过程中不得不去回应后者而使其本身逐渐向乡间的社会记忆同质化,更有甚者,“法律下乡”后扰乱乡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讨个说法”、“争个公道”、“挽回个面子”的诉求在法律中得不到满足,徒成扰民工具,带给他们的是困惑和不解。因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乡民总是用地方性知识解读法律,赋予法律乡土韵味。而被重读的法律往往与制度设计者初衷相距甚远,下乡后的法律又力图避免被重新解读,乡土秩序与法律的解读和反解读在“乡村法治化”过程中总是纠缠不清,其艰难由此可见。可以断言,乡村地区可能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征程中的最后的堡垒,也是最坚固的堡垒。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强劲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或曰制度格式化)征程,在挺进(或“拓殖”)广阔的乡村地区并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短兵相接时,将无法稳操胜券,而是在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的相互博弈中各取所长、各弃所短,进而可能孕育出中国本土化法治之路。
二、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构的途径:范式转换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解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6)面对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其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充分考虑乡村社会演进的内生因素,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现实的选择。具体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摈弃文化偏见,给乡村法治建设以多元、宽容的理解。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中有近80%是农民,农村面积占中国国土的90%左右,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中国问题基本上仍将是一个农民问题。不可否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展开,国家法及其执法力量必然会大规模输入乡村,乡村秩序的现代化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从形成中国自主的、独特的法治模式的角度来看,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文化以及由此所支撑的民主式法治模式,在西方国家也仅仅“试验”了二百多年,作为一种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必然具有某种普适性效应。由于任何法治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所以,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一个能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国家。因此,从乡村法治秩序生成的未来目标模式来看,我们更应该确立一种开放式的图景,对本土的法律文化资源持一种宽容的姿态,对乡村法治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博弈的“试验性效果”首先持一种观察者而非裁判者的姿态,而不是一开始就对乡村本土的文化资源一味地进行一体化或“格式化”的变革。
(二)明确农民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唤起农民的法治参与热情。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入的其中的事业。”(7)乡村法治之所以效果不佳,表面看来是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原因在于路径的缺陷:制度的人为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广大农民有意无意地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乡村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它仅存在于法学家或者法学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的认同和回应、农民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形式而已。对于新世纪的乡村法治化运动而言,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乡村法治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亿万农民是乡村法治化的真正主体。没有他们的真正认同和积极参与,乡村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的命运。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法治必须真正走向乡村,走进农民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
(三)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以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为例。当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公开宣布保留原有的散于各地的习惯法。国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定期到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在各地审判案件时,除遵循王室法令外,主要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在原有习惯法的基础上掺合诺曼底人的习惯,以判例的形式,把全国各地分散的习惯法逐步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全英国普遍适用的共同的习惯法,这就是普通法。大法官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公平”、“正义”原则独自处理,在普通法之外,就产生了一种不成文的判例法——衡平法。在英国法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并存,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并存。但是,这两种法律体制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相辅进行。我们从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制史可以获得感悟并值得借鉴其所长。在乡村法治建设过程中,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吸收各种各样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地方性法律文化作为国家法的辅助和补充,可以有效地克服国家法的刚性和僵化,揭示不同法律价值的长处和互补性,使二者承担起共同构建当地社会和国家法制秩序的重任。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2〕刘星.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3):69.
〔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11-13.
〔4〕王勇.中国法律文化变革的现代性取向及其代价〔J〕.西北师大学报,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