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论文篇1
1.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的鬼文化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先秦典籍中涉及到“鬼”的的文字很多，孔子在《论语》中明确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儒家是信奉鬼神的，态度是“敬”的。中国人在鬼节的习俗，如扫墓、烧纸钱、供灵牌等代代相传，虽然现代人崇尚科学，已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但对于这些文化习俗的传承仍然很难改变。我们在鬼节的祭祀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迷信，它是中华民族对于“孝”文化的反映和传承，与我们千秋万代的宗族血缘观念息息相关，是血脉的召唤和亲情的延伸。这种深厚的道德内涵赋予了中国鬼节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入到我们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追忆，体现了孝道的传承和道德的涵养，也体现了中国人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思本思源的精神。而在西方的基督教里面，对于先祖的祭祀是不允许的。在基督教的文化里，每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平等的，相对于中国人对于祖先的信仰，西方人更愿意信奉上帝，他们希望人死后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升入天堂。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们对于“鬼”的敬畏和避忌并没有多么严重。
2.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鬼文化的源头可以说是祭祀文化，古人的祭祀主要是对自然万物之神的祭祀和对已逝先祖的祭祀，所以对祖先之鬼的祭祀和对自然之神的祭祀一样都是敬重肃穆的，他们相信已逝的祖先能够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生活的安宁，有着消病除灾的无形力量。这种对于无形神秘力量的敬畏，使得人们对于鬼节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文化巨人唐君毅先生曾经说过：“吾人之祭父母、圣贤、天地，皆非因自觉自己有罪，以之为赎罪之仪式。亦非因自觉有苦痛，求其废除。吾人之祭，唯在使吾人之精神，超越吾人之自我，以伸展通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别无所求者。”[3]所以中国人对于“敬鬼”的思想观念是和对祖先的信仰和孝道的道德源头分不开的。人们对于“鬼”是有所忌讳的，更不习惯和“鬼”开玩笑、“扮鬼”、“闹鬼”。而在西方万圣节的来历里头，“鬼”的出现是要来找活人当替身以求再生的，人们对于鬼的态度是要“驱鬼”、“吓鬼”，据说万圣夜是一年当中最“闹鬼”的时候，中世纪时人们就穿上可怕怪物造型的服饰，带上鬼怪的面具来驱赶黑暗当中的妖魔鬼怪。后来现代的人们更加上了喜剧和狂欢的元素，想着在万圣夜的舞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可怕鬼怪，有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装饰成“鬼屋”的样子，墙壁和窗户上贴着纸糊的巫婆、怪物、精灵等，屋里播放着“鬼音乐”，即使是念过六旬的老太太，可能也会恶搞一把，变成“幽灵”什么的。在现在的西方人眼里这个节日已经被演化成借鬼神使得人们轻松搞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让孩子们开心，邻里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走动，热闹一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里是不能相容的。
3.教育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在大人们对待孩子在鬼节的活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相反态度。国外孩子在过万圣节时，会进行一些装扮，有些装扮成吸血鬼之类比较恐怖的形象，但是家长似乎也不会阻止，甚至还出谋划策地帮助孩子们设计和装饰。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赛谁的奇装异服更古灵精怪，谁设计的万圣节的图画更有创意等等。但在中国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接触过于恐怖的玩具，在鬼节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告诫孩子不准乱跑，小心遇上不该遇到的东西，晚上更是早早地关门闭户，谈论“鬼”都是很忌讳的，更不要说扮成他们的样子走在大街上了。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中西方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思想和权势地位等级理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子女不能对父母有大不敬，对待宗族先辈的态度自然也是尊重肃穆的，开不得半点玩笑。这种等级和孝道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渲染着世代子嗣，使他们不能“离经叛道”，挑衅长辈的尊严，更不许有任何“忤逆”和“背叛”。现代社会虽然使旧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长幼有序，长辈在上的思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孩子还是要礼让、尊重长辈，即使长辈有错，也要讲求方法和话语的委婉，不能毫无顾忌地争辩，更不可斥责。另外中国人高度地重视宗族和家庭，很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在鬼节的祭祖、扫墓、烧纸钱等都是多以各家各户的方式进行，本族和本家的观念比较重，祭祀自己家族已故的亲人，希望庇佑自己家族的后代安宁福康，也希望自己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总体来看，中国人的家文化相对比较重一些。比起中国，西方的孩子接受到的家族地位等级理念相对较轻，西方人讲求人人平等，尤其在现代社会，孩子和父母在地位上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对孩子的教育讲求自由、平等、民主，孩子可以有跟父母不同的主见和看法，也可以提出问题和父母辩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总体来说，西方人对家庭的观念也没有中国人那么浓烈，现代西方的文明基础是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文化，几千年前就是街头辩论，选举，很多事物都是围绕社会化展开的，[4]他们更多地把孩子看成是社会的人，希望孩子多参加社会的活动，探索未知的世界。
二、如何看待“洋节日”
中国人随着与世界的接轨，很多“洋节日”已经进入了国门，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是“圣诞节”、“感念节”还是“情人节”、“万圣节”等很多商家、机构、年轻人都搞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不但体验到了洋节的乐趣，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节日没有孰好孰坏，中西方的节日都是人类文明悠远文化底蕴的体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文化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关于这个国家人们文化背景、思维理念、多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的体现，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状况、文化体系相对应的，因此不能盲目崇拜、盲目利用，比如把万圣节强行移植到中国人以祭祀为主题的文化体系中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来生和往世都是两个比较严肃谨忌的话题，谈到“鬼”也太容易用玩笑、嘻哈的情感去接受。一些商家制作过于恐怖、血腥的销售活动也仅能限于对于成年人、年轻人的刺激，而不太适合使儿童、老人参与。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也可以把“洋节日”好的方面应用到适合我国的国情发展之中去，比如使用活泼可爱的方式举办万圣节派对，告诉孩子们万圣节的来历和发展，营造快乐的气氛，使孩子们不怕鬼，不怕精怪，鼓励他们习惯并亲近未知的神秘事物，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派对举办成社会化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给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创造条件。
三、结语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2
（1）蓝色的贵族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用“blueblood”，即“蓝血”来形容欧洲贵族，这起源于西班牙皇室，由西班牙语“sangreazul”，直译成英语而来。古老的西班牙人曾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的是蓝色的血液，贵族所穿的衣服的颜色就叫做“royalblue”。英语俗语中还有许多用“blue”指代尊贵的优秀的表达方法，例如，在14世纪时，edwardiiiofengland设立了最高等级的爵位中，象征徽章是由蓝色缎带制作而成，于是“blueribbon”就象征着最高的荣誉或质量，如“blueribbonmechanic”指代技术一流的机械师；“bluestocking”指女学者、有学问的女人，这条短语起初为贬义，指装作有学问的女人，从19世纪开始，词性发生了改变，也指真正有学问的女人；“bluechip”原意是绩优股，现在泛指那些前景好、回报率高的人或事；“blue-eyedboy”不是指有蓝色眼睛的男孩，而是指受到宠爱或被特别照顾的员工；“abluemoon”指罕见的事情，因此不能直译为蓝月亮，在特定语境里是指千载难逢的机会，“He’sthekindofplayerthatcomesalongonceinabluemoon”他是那种百年不遇的天才球员；“true-blue”指永不褪色的蓝色，后来引申为忠诚的或可靠的人，“atrue-bluesupporter”指一个忠诚的拥护者。
（2）蓝色的贬义含义到了19世纪，“blue”的词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被认为是“indecent”不体面的或“obscene”猥亵的，“bluemovie”则成了“obscenemovie”，即的意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的贬义含义相似，其演变过程是受到一定的民间风俗影响，约定俗成地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bluebook”并不是“”的意思，而是指“蓝皮书”，即封皮为蓝色的官方出版物。另外一些带有贬义含义的“blue”表达，例如“bluetalk”指下流的言论；“bluesky”字面上是蓝天的意思，但是“blue-sky”则是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无价值的、不保险的东西，“blue-skystock”指不可靠的股票。
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
（2）蓝色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蓝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纯洁、自由、和谐等象征含义。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中蓝色并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这是由于古代并没有蓝色的说法，而是青色。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微多一些。例如，“blue”在西方文化中还经常带有“忧郁”的含义，在牛津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ofapersonormood)melancholy,sad,ordepressed”，“inabluemood”令人沮丧的，情绪低落的。“blue”一词的演变，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在纪念耶稣死亡的日子都会把教堂布置成蓝色，人们的心理充满了悲伤，因为“blue”就有了悲伤的含义；另外一种说法是来源于美国黑人在艰苦的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音乐形式“blues”，翻译成英文是“蓝调”，或音译成“布鲁斯”，因为“blues”这种音乐形式通常表现得非常忧郁，因此“blue”也有了忧郁的含义。“blue”还有许多表达情感方面的含义，例如“bluemonday”疲惫的或倒霉的星期一；“blueintheface”徒劳无功的，意思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脸色发绿也没有用“，martinarguedwithhismotheruntilhewasblueintheface,butshestillmadehimwashthedishes.”martin跟他妈妈争论了许久，结果还是得去洗碗。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差异；日常交际；礼仪
中国正以飞速的发展与世界接轨，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对交际礼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在中（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打招呼
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三、招待客人
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再见，走好啊！”“你们进去吧！”“请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说：“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节日礼仪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五、词汇语言的文化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六、文化等级观念
中（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秘书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进入wto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胡文仲，《文化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1期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沈从文哈代人性乡土文明文化批判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
与沈从文重铸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温情主义的面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抨击，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他把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探索社会的切人点，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关注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独。苔丝作为他塑造的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坚定、热情、谦卑和刚毅等优秀品质于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女性，被人引诱，受辱后又被当成了伤风败俗的女人。苔丝的毁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厌倦了沉闷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终死在了逃离荒原的途中;淑大胆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当她与裘德同居时，却心生犯罪感和堕落感。在异教和基督的抗争中，她内心万分痛苦，最终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无奈、悲愤、绝望的情绪像影子一样跟随左右，而死亡和毁灭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不单如此，在展现人物现实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哈代进一步地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关注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冲突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悲剧性冲突，从个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类的困惑。他设计了“小时光老人”这一独特艺术形象，并借他来表达对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5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6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ētikē）和“技艺”（tekhnē）。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theos）一词来称赞诗人。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到了公元前5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在神赋论中，柏拉图通过诗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说”，剥夺了诗人的理性地位；在模仿论中，他凭借“原型”论的独特学说，仅赋予诗歌以“影子之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的虚妄性质。在柏拉图看来，诗不仅本身远离“真理”，而且还因其常常具有“败坏人性中之理性判断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恶劣作用而妨碍人们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坚持要为“理想国”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编定诗歌教材，删除史诗中不敬神的诗句，同时也坚持要把“说谎话的”诗人赶出“理想国”。⑨亚里士多德未曾营造过“理想国”，所以也无需将被放逐的诗人请回来。然而，他对诗和诗人的看法的确与柏拉图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一个与柏拉图很不一样的哲学立场。在此，他指责eidos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相，用ousia（Being）取代其位置；后者作为万物之各是其所是的“本体”（按：也可译为“本质”，这里是取亚氏后期且更加重视的用法），已不是绝然凌驾于可见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单独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见的具体事物之中（亚氏早期思想中的第一本体［ousia］就是个别事物）。亚氏“本体论”所蕴含的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共性”（种、属）作为“本体”（第二本体）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样作为“本体”的个别事物（第一本体、主词），而且，“共性”就寄寓在“个别”之中。⑩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诗学论断：“诗”作为“个别”，既可以蕴含着、也能够揭示出作为“实体”或“本质”的“一般”。这可说正是亚氏申言“诗”高于“历史”的哲学基点，同时，他也是基于此，把诗表现“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归还给了诗人。“诗”作为“技艺”主要源自人獉的天性，神赋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迷狂说”在《诗学》中完全隐退。与“诗艺”切身相关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调感（harmoniaormelodia）、节奏感（rhuthmos）；在此类天性的表现或抒发之中，人们能够得到“”。柏拉图曾指出，“歌曲”（melos）由词（logos）、和声与节奏组成。瑏瑡此处的“歌曲”大致相当于“抒情诗”的一种，而《诗学》对抒情诗始终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两种天性方面，亚氏尤重模仿，而对音调与节奏则甚少讨论。《诗学》以戏剧为主要的“诗”的“基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诗”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内涵绝不仅限于如何做诗的“创作论”。同时，它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它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解答，还恰恰体现在这些问题本身及其所蕴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和亚氏的其他著作一样，《诗学》长时间被搁置在地窖，后辗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因此它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产生的影响较小。贺拉斯很可能未曾读过《诗学》。虽然《诗艺》（此处之“诗”仍然是以戏剧为基型）的确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与《诗学》相一致，但这种一致是贺拉斯间接地得自于他人的。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黄药眠、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笔者认为，从构成文化系统之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入手，确定诗学在系统中的性质与定位，进一步探讨其在起源、方法、功能、目标以及种类等诸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这种“知识论”的进路是今日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堪称上佳的路径。换言之，今日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建构，更应该沿着王国维开拓的道路向前推进。受各种限制，本文尚无力依循上述思路进行系统性的尝试，下面仅就方法论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第一，要明白“诗学”在中西文化整体中的定位及其性质、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的结构关系。如前所述，中西文化在上述诸方面是有根本性差别的，若以关键的学派、关键的概念与命题为个案，是可以就这些差别进行整体的概括和论述的。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每个具体的诗学问题还会因人、派别、时空的不同而产生或隐或显的差异，这就要求对于每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将此问题在严格的限定之后置于生发与演替的脉络之中进行。第二，要对相关概念做出辨析。所谓“相关概念”，主要是指两种情况：其一，学者用以诠释本国诗学或文学现象的他国的概念，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其二，学者从不同诗学系统中截取过来作为比较对象的概念，如“雄浑”与“崇高”、“纤丽”与“优美”、“道”与“逻各斯”，等等。中国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比较”工作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诠释中的错位、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展开深入的辨析，在未对研究对象的真正含义具有真切到位的理解之前便展开贸然的“比较”。有的研究者不通外文、不读原著，就敢于进行长篇大论的“比较”，这无疑加剧了错误理解的泛滥。仅就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道与逻各斯”而论，从钱钟书起，中国不少学者便对两者之“惊人相似”表示了浓厚兴趣。但是，“常（原理）、道（言说）”之“道”果真是“逻各斯”的核心蕴含吗？赫拉克利特与海德格尔果真是西方“逻各斯”的真正代言者吗？“逻各斯”与“einai／eidos／ousia”瑐瑥是何关系？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西文化中西电影差异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同时，基督教也在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教传至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基督教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基督教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教认为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教中是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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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特殊人群的权利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基督教；西方文学；死亡；救赎
“在死”是人之属性，将人从“在死”中赎回属基督宗教带给西方特异的观念。古希腊文化没有基督教的赎的观念，“死亡”在他们看来是命运所定，是神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正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古希腊人更多的是重视现世的成就与功名，注重带着肉身的在世生活。所以，古希腊人并不言战胜死，而只以死后的可怖来突出现世的美好。但是，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死亡”在西方文学中有了全新的含义，受到基督精神浸润的西方文学面对“死亡”时开启出了迥异于古希腊的死亡意境。如何将人从在死中救赎出来，成了西方文学探讨的一个恒久主题。言清这一主题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地对西方文学质性的理解。
一、死亡于生命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每个有限个体所无法回避与勾销的。
它于生是断然的否定的意义还是像黑格尔说的否定的否定的意义，全在乎是否认信到了耶稣基督是否突入了此世。没有认信，死亡便成为“绝对的实在性”。便只剩麦克白对死的感叹：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乎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短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这是麦克白面对死亡来临时对生的嘲弄，在死的绝对性面前，生的意义荡然无存。麦克白看到的只是死造成的事实形态。其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的事实反过来又否定了麦克白个体的生的意义。麦克白悲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生死本身的无意义提供的价值意蕴。
对于死亡绝对实在性的接受更强有力的支持是耶稣基督本身的死的自然性因素，即耶稣本人面临死亡时，也没有战胜自然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写到伊鲍里特从一幅宗教画上看到，从十字架上被抬下来的耶稣只是一个人的尸骸。伊鲍里特从上面感觉到的只有死的无意义：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人对自然就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它好像一个巨大的、残忍的、不出声音的野兽，或者说得正确些，虽然有点奇怪，它好像一台最新型的巨大机器，漠不关心、毫无怜悯地抓住一个伟大的、珍贵的生物，把它揉得粉碎，吞下了去，——这个生物本身的价值就抵得住整个自然，一切自然法则和所有土地，也许地球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出生而创造的呀！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黑暗、傲慢、无意义、永恒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它的力量的观念。
伊鲍里特从画里感到的是死亡对世间万物的绝对统治力量。死亡让人与自然疏离，让人觉得此世也不是人的家园。对死亡的这种感受不纯粹是从情感出发使然，在西方更多的是理性主义的伴生物，是启蒙的结果。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以理性来分析自然与人之处境，自然与人同时都丧失神秘的光芒。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当人反观自身的意义时反而发现人已经进入无根基时代。理性主义在短暂的历史时段来看是解放了人的创造力，但在精神上实是使人降格，是使人屈尊于与动物的同等地位——因为人无非是理性的动物而已。在理性主义眼中，任何事都必须依理性的名义而行，任何事都必须寻求一个理性的解释。但是，死的意义却无法仅仅从理性寻求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我们听到了现代人对伊鲍里特的回声：
别人的死活、母亲的慈爱，对我还有什么意思？既然我自己，只有一种命运在等待着我，那么，他所说的上帝、别人所选择的生活、所奠定的命运，甚至于成千上万和他同样幸运的人都自知名人士是我兄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这些，他懂得么？他明白么？大家都幸运，世界上只有幸运的人。不管是谁，有一天都注定要死。连他本人也是一样，也注定要死。
局外人默尔索所说的“他”是为默尔索祈祷的神父。神父的上帝遭到了默尔索冷冰冰的理性的解构。默尔索看上去有的只是荒诞的心灵，但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所结的苦果。正是出于对死亡对人的意义挑战的回应，基督教的将人从“在死”中赎出才突显出它的光辉来。
二、言说从“在死”的状态与过程中救赎人明显不是从自然或历史的维度为之，而是从信仰的维度来观照死与生的关系。
刘小枫说：“由死亡的变无推出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变无，同样不合乎逻辑。死亡的虚无性并不能推导出神圣的东西的非真实性，因为，神圣的东西的性质并不以本然生命及其存在形态为自己的依据。”1）自然的死亡是事实性形态，而神圣的东西是立足于超自然形态的。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转换只有在精神界才能达成。生死意义的更新只有上帝的出场才有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述询问就是提出了上帝对于理解死的意义：
现在请你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灵魂的不朽和上帝是同一回事，同一个意思）。那么请问，既然我在世上终归要死，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委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假如我只靠自己的灵活与机智去逃避法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休了！2）
这种设想是无法反驳的——如果不带着信。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像默尔索一样陷入虚无，而是在不断地认信基督。普世宗教对所有灵魂都是敞开的，“你寻找，你就得到。”也许，“信”在理性主义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姿态，但是，理性主义对死的无意义的诘难在“信”面前同样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死亡除了它的事实形态，在人面前展现出了它的价值意蕴，我们从西方文学中到处可见对死亡的歌唱，如济兹在《夜莺颂》里抒发对死亡的向往：“我暗中倾听；唉，有好多次/我差点儿爱上了安闲的死神，/我在构诗时多次轻唤起他的名字，/要把我宁静的气息带进空中；/如今死亡要比以往更壮丽，/在半夜毫无痛苦地死去/……”。
“无痛苦中死去”是视一切都归于幻灭，还是凸显对某一价值实现的要求呢？唤起死神的名字，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以死神本身的名义呢？在死亡面前，这无疑也是信与不信的一个分歧。以死神的名义呼唤死的来临，所有的生将被死所活活卷走，现世一切对于个体都是虚无，人将无所恋生。以神的名义求告死，并不是否弃生，而是以一种入世化的拒世情怀来拒斥生，此世的生并不是神的理想，但必须由生才能转换到死后之生。所以，象拜伦、雪莱、济慈、诺瓦利斯、霍夫曼这一批浪漫主义诗人，不断地发出了对坟场、地狱、尸骨、寂灭世界的最惊世骸俗的呼唤，但也正是他们“把自己的歌喉无私地献与人世间光明与炽热的生命，献与流云。献与朝霞，献与夜莺，献与恋人鲜花般的笑脸。”雪莱在济慈死后，写挽诗哀悼：
他已飞翔在我们黑夜的阴影外边；/嫉妒和诽谤和憎恨和痛苦，/被人们误解为欢乐的不安，/再也不能够触动他，给他带来磨难；/人世间慢性污染的病毒他已可幸免，/他已经可以不再为了一颗心的冷却，/一头青丝的变白而徒劳无益地兴叹；/也不必在心灵的自我已停止燃烧时/用了无星火的灰烬去装填无人惋惜的瓦罐。
人生的喧嚣与死后的宁静在诗中形成尖锐的对比。然而，诗人是在歌颂死亡，是在表达对死亡的向往吗？否。在死亡带来的宁静后面，不难体会出诗人面对人世的“嫉妒和诽谤和憎恨和痛苦”的仰郁难平之气。诗人自己说过，不能把“自己往往受时空限制的是非观念，具体表现在不受时空限制的诗创作之中。”而诗何以不受时空限制呢？雪莱认为原因在于：“诗则依据人性中若干不变方式来创造情节，这些方式也存在于创造主的心中，因为创造主的心就是一切心灵的反映。”以雪莱的理论来理解他的诗当比较符合实际。生前喧嚣与死后寂灭的对比只是出于时空限制的一种是非观念，诗人并不仅仅想表达此意，而是着眼于“他只是从人生的噩梦中一朝觉醒”这一视域。生前斗争的无益、精神斧铖的砍杀、忧伤和恐惧的折磨等等都是从噩梦中觉醒后的意识，这是济慈的觉醒，同时更是雪莱的觉醒。面对济慈的死，雪莱已经将它内化为自己内心经历的一次死亡。“诗拯救了降临于人间的神性，以免它腐朽。”3）诗人如此说。他通过诗首先拯救的是自己身上的神性：活着也可以从噩梦中醒来，也可以超越死。
三、西方文学表现出的相信上帝能从在死中将人赎出的观念基于基督教要“同基督同死同活”这样一个信条。
因为“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新约·罗马书》6：8）基督信仰只有一次死，那是向罪的死；却有二次生，那是向死的生。对基督徒而言，死是由于自身的罪而丧失了本然的生命，生则是由于信仰基督死后复活而活在基督的爱中。第二次的生才是真正的赎。文学并不能把人从在死中真正赎出，同样也只能是在对基督的信仰中使人再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的死亡体验中的新生很具代表性：
他以前害怕生命结束。他有两次极其痛苦地体验过死的恐惧，如今不再有这种感觉。……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开放了，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
……他在睡梦中还念念不忘近来一直萦回脑际的问题：生和死。但想得更多的是死。他觉得自己离死更近了。
“爱？爱是什么？”他想：“爱阻止死。爱就是生。因为我爱，我才懂得一切，一切。因为我爱，世间才存在一切，一切。只有爱才能把一切联系起来。爱就是上帝，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
……“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也就醒了。是的，死就是觉醒！”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不再消失。
俄罗斯的布宁说：“如果真有人有两双眼睛，第二双是从司死亡的天使那里得到的，而且是在摇篮里得到了，那么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司死亡的天使弄错了托尔斯泰的死期，却给他留下这样一双眼睛，使他后来总是首先从死亡的角度去重新估价他在长长的一生中看到的一切，而死亡是一切价值的最大的重新估价者（像自杀前的安娜，你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的安德烈公爵）。”4）在托尔斯泰的《童年》中就出现了死亡的主题，其后，在《三死》、《霍尔斯托梅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他都一再地“从死亡的角度去重新估价”一切。当然，托尔斯泰的一生并不局限于基督宗教领域来探讨死亡，梅烈日柯夫斯基就说把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的话，托氏是个有泛神论色彩的异教徒。托尔斯泰对生死的认识过程吸收了东方的思想，如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战场受伤后仰视安静、肃穆、庄严和无限高远的天空所得到的解脱就极得东方神髓。但在安德烈的最后解脱之时，托尔斯泰把这些思想都融合到了对基督的信仰中。他说：“死亡是在此世，现在就将自己从世俗生命（即暂时生命）转入永恒生命，我（已经）体验到了。”5）安德烈的死中之生是托尔斯泰这一信仰的形象体现。
安德烈形象标明了从世俗生命转入永恒生命的关键在于感受到了上帝的爱。在基督教看来，从死中得赎，皆因一个“爱”字。神学家蒂里希在《新存在》中满怀激情地说到：“正是爱，人的爱和神的家，才能战胜存在于民族之中的、世代人们之中的以及我们当代一切恐怖事物之中的死亡。……但死亡并未赋有战胜爱的力量。爱更强大。它从死亡造成的破坏中创造新的事物；它承受一切并战胜一切。在死亡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在战争中，在迫害中，在失去家园饥寒交迫中，以及在肉体的死亡中，爱都在发挥作用。爱无所不在，它时时处处以最大最显著的方式，也以最渺小最隐秘的方式，从死亡中营救生命。它在营救我们的每个人人，因为爱比死亡更强大。”6）基督教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和“爱人如己”。只有切身体会到这两条诫命对人的拯救的重要性并且在行动中不断践履它们，才会真正地战胜死亡。陀思妥耶夫思基《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即是一见证。
《罪与罚》中充满的是无辜者的不幸与死亡：索尼娅面对父亲失业、继母病魔缠身、弟妹不得温饱只得出卖肉体来养活家人；索尼亚的父亲在一次酒后被马车辗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为维持他的学业狠心地将女儿嫁给狠毒的律师卢仁。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身处这样一个无辜者不幸的时代以启蒙理性的原则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只能无辜爱罪；一类是超人，是倾于破坏还被称作是人类恩人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到：“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象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出于实践他的超人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这一由历史理性推出的杀人逻辑和行为带给他的却不是桂冠，而是无尽的精神折磨。他甚至觉得爱心都是一种累赘：“如果我孤身一人，谁也不爱我，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那该多好！”
但是，基督教爱的登场使历史理性造成的死亡观念无所逃遁。同样是处于苦难处境、同样是孤苦无助的索尼亚，以自己承担无辜受苦的坚定情怀与拉斯可尔尼科夫共同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她有着历难者基督的类似特征。基督降临尘世、代世人受苦、被钉十字架，最后才从死中复活。索尼亚生于一小官吏之家，16岁就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以出卖肉体来挣养活家里几口的面包。她不曾得到过世人的爱，但她凭基督的爱活着，并以爱最终拯救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索尼亚爱的感化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是来得非常的艰难，但却是非常的美好。爱“像火花似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燃烧起来，突然像一场大火烧遍了他的全身。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的一切立刻软化了，他泪如雨下。他怎么站着，就怎么扑倒在地上……他跪在广场中心，趴在地上，怀着快乐和幸福吻了吻这片肮脏的土地。”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放弃了他的超人式的杀人理论，这是爱对他的救赎，同时也是基督教的爱对他的死亡观的胜利。
四、以神的名义审视死亡并不等于可以以神的名义提前结束生。基督教除了对殉道者加以了歌颂外，对于厌倦生的主动赴死并不持赞成的态度。
但是，在文学史上存在对于自杀的一种误解，即认为主动求死是回到上帝的身边。这种态度来于对耶稣受难和一些受难使徒的世俗化理解。《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叫司提反的圣徒殉道的故事，司提反与许多犹太教徒辩论，犹太教徒辩论不过便收买人诬告司提反，于是他被抓到犹太教公会受审，司提反斥责了公会的种种罪行。最后被众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基督教认为，司提反的死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成就为道舍命，这种死是幸福与义勇上的事。他的这类故事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即“殉教者坚不可摧的信仰和意志；迫害来得疯狂而残酷；在殉教者牺牲的前后，有种种神奇‘异象’的产生，以显示殉教者受到上帝的眷顾与庇护。”7）
而随着世俗化运动的展开，对于基督教故事表现的死出现了误解：认为有信就可以主动地求死，而不是要因着信向死而生。歌德的维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误解的牺牲品。维特自杀的现实原因固然是爱绿蒂而不得及鄙俗无比的德国市民社会造成，于此意义他的自杀体现了激进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而维特之所以勇于自杀，从其对死的价值关怀来看，他是把早死视为了回到上帝身边的一种途径。维特就提到：“我一回到自己房里，就疯了似地跪在地上！上帝呵，求你赐给我最后几滴苦涩的泪水，让我用它们来滋润一下自己的心田吧！在我脑海中翻腾着千百种计划，千百种前景，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十分坚决、十分肯定的念头，这就是：我要去死！”超级秘书网
以维特的软弱怎会有产生如此坚决的死的念头？黑格尔认为维特有着的是“完全病态的性格”，他“没有力量能摆脱爱情的顽强执着。”8）然而，维特的性格病态吗？身处一个鄙俗的时代，是否要身心与时代同样鄙俗才不算病态？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时代的一无是处，是否自身也要一无是处，才算健康的性格？当且只当爱情还是纯洁的时候，被它的力量所束缚住是否算是无能呢？把维特的悲剧归为纯粹的社会悲剧、时代悲剧与性格悲剧，那我们就理由指责社会、时代与性格。而这种指责有力吗？维特以悲剧形象出现在文学中，马上引起了当时无数欧洲青年的模仿，甚至学习他的自杀。当时的欧洲青年性格都病态吗？都没有力量摆脱维特的对死的顽强的态度吗？
进入晚年，歌德才在《浮士德》中说：“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反观维特，他不是自强不息者，他是以上帝的名义自杀，是借上帝的名义提前离开此世。他不象浮士德一样获救了，而是以他的软弱留在了文学中。他的不幸在于对上帝如何拯救世人的误解。上帝是呼唤在爱中承担无辜的受苦，而不是在死中接近上帝。死亡在西方文学成为一个主题表明的并非是西方文学热衷于宣扬死亡，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要出死入生。这才是它留给读者最大的一笔人生财富。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p382，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p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3、雪莱：《为诗辩护》，《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p71—72，p7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4、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p13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5、转引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p156.6、《蒂里希选集》（下），何光沪选编，p829—830，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9
隐喻是思维的过程，用一种事物或领域类比
另外一种事物或领域，其主要的功能是对事物的
理解。人们常常谈论或描绘实体不存在、不可捉
摸的事物，如人的情感、抽象的概念等等，如果要
解释这些事物，需要借助于熟悉的、具体的事物，
将两者放在一起，其中一个作为解释另外一个的
工具，从而使我们对两个事物的认识发生变化。
因此，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
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自我意识属于人的思
维领域，人们虽然不能直接洞察不同文化中人的
内心世界，但是人们能够了解不同文化的隐喻系
统以及如何利用隐喻系统来推理的，以此来理解
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行为、思考、创造都是经过自
我过滤的，人们怎样了解自我，什么决定了人的自
我意识，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重视的问
题。如今的社会科学没有比研究人自身的心理状
态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一般认为，自我意识是多
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的心理现象，但主要的内涵包
括自我觉醒、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自我觉醒是指
“我是谁”的问题。当一个人照镜子时，他会对自
己的胖瘦、高矮做评判；当他分析自己的性格时，
他会对自己的诚实还是虚伪做判断，或是对自己
是属于冲动易怒型还是沉着稳定型做判断。自我
体验主要是感觉对自己的劳动、行为、成果等是否
满意，是否能够接受自己。而自我控制是对自控
能力的感受，也涉及到改变现状逐步成为一个理
想的人的问题。这三方面的综合便构成了自我的
基本概念。本文探讨的是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的
隐喻表达，从不同侧面揭示出西方文化对自我的
认识途径。
一、自我意识与镜子隐喻
人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意识有别于动物的基本
特征。人能够把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内心世界并
把内心世界作为存在的事物看待，这不仅是人对
于存在思维的基本表现，也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自我的意识来自于人对自身本质的思考，即人把
自己想象成什么。
cooley(1902)提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依
赖于周围环境里他人的反映和评价，他人就像一
面镜子反射人的自我形象，从而影响着人的自我
意识的形成，这一观点在社会学领域近乎成了
公认的通理。社会是由相互交往的人所组成的，
人们首先要分析和判断交际对象的反应，然后才
决定如何做出回应，即人们常常是通过他人的反
应来思考自我的。人照镜子时专注自己的镜中形
象，打量着自己的发型、衣着、脸型、身材等等，因
为那虽然不是真正的自我，但人倾向于将镜中的
我当成真我。同样，人在社会交往中，十分注重自
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关注别人对自己所做的判
断，通过想象自己在别人看来是个什么样子，从而
影响着自己的情感和自我意识。人们感到自豪或
惭愧并不是因为自我在别人眼中的机械反映，而
是对自己在别人眼中形象的判断所作的自我反
思，人们广泛的社会体验能够将社会关系的评价
知识投射到人的内心世界。
ervinggoffman(1959)认为，社会是个大舞
台，人人都在表演，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自
我表现是自我向他人或是自己呈现出所希望的形
象。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总是想给别人留下
印象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形象。对于一些人来
说，有意识的自我表现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随
时监控自己的言行举止，注意他人的反应，然后调
整自己的表现以获得希望的效果。他们的表现是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做出及时调整的。面对他
人这面镜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时并不是
真正想法，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而发挥的自身
调节功能，为了有助于适应新的工作、角色或人际
关系而表现出来的。人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在
工作场所，他们受到同事和上司的评价，在路上他
们被陌生人评价，即使在家庭里，子女对于父母或
是父母对子女的评价也会影响人的自尊和自信。
因此，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做判断
的，个人甚至通过某些自我表现手段来影响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以此来获得自信和满足。
由于人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印象的关注，这
种关注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使得人们模
仿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的消费方式，以引起别人
的认同甚至羡慕。一般人虽然不能像明星那样消
费，但常常无意识的模仿明星偶像的消费行为以
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这反映出消费者内心的自
恋情结。而时尚杂志和商业广告利用了人们对偶
像的崇拜，把消费大众变成了追随偶像的人，从而
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自恋情结。就像希腊神话里
的那喀索斯(narcissus)爱上自己水中的倒影而灵
魂出窍一样，人们所追求的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
的良好形象，而不是体悟自己的真实感受。自恋
情结，人皆有之，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其性格
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批评的反应感到生气和羞愧，
虽然在表面上不一定就立刻表现出来；指挥别人
为自己服务，高傲自大以夸耀自己的才能从而引
起别人的注目；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所关注的事是
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事，常常因为他人的不理解而
感到沮丧；对权力、荣誉、成功等有着不可抑制的
幻想，认为自己应当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权，渴望
别人长期的关注和表扬；缺乏同情心而有着较强
的嫉妒心理，用博得赞扬来标志身份，获得兴奋和
满足。所有这些体现出现代消费文化下，人过分
关注自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自我意识过分强烈
的表现。
那么，人的自我意识为什么受他人影响如此
之深，而且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呢?究其原因是
因为现代社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及
其成果对于人的心理成长和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和障碍，从自己
劳动中获得自尊、自信和满足。但随着社会分工
的不断细化，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的控制力
越来越小，个人只是社会化生产的极其微小的部
分，就像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其功能仅仅是
为了社会这部大机器的运转而已，个人所贡献的
力量微不足道，甚至对自己的贡献无从得知。由
于人的劳动成果对人的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
用，劳动与产品分离就成了异化的劳动，人不能从
劳动中得到满足和自信，越来越淡漠自己的劳动
产品，其结果必然要从其它方面来寻求自我意识
的确立。于是，人便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来寻求自
我、确立自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便成了现代社会
自我意识的主要来源。
二、自我意识与符号隐喻
自我意识的镜子隐喻，一直是社会学和心理
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隐喻。然而，这一隐喻对人
的被动的自我意识作了过分强调。镜子隐喻只反
映了自我意识形成的部分原因，而人的自我意识
也依赖于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能够带来积极效
果的行为。自我意识不仅是反思的产物，更是行
为的产物。与镜子隐喻的被动自我意识不同，人
转贴于
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认识环境、改变环境，也
认识了自我，发展了自我意识，这是更为积极的自
我意识。
人的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的创造性一直
是符号互动学研究的课题。自我的符号隐喻不仅
强调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人的决定因素，同时
也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人类有着
与生俱来的理解事物意义的欲望，特别是通过符
号的创造和解释来理解意义。peirce(1985)认为
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思维。人类所创造的符
号种类繁多，如词语、形象、声音等，这些符号并没
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他们的意义是人类解释的结
果，即符号的意义是符号的解释者所赋予的。
自我是一个符号。自我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
受传统道德内容限定的，也就是说，自我的符号是
被语境化了的。例如，杰克·史密斯是一位医生，
当他在医院时医生这一名称就是他的符号；他在
他女儿的眼里，他的符号变成了父亲；而在他自己
父亲的眼里，他的符号又成了儿子。有了符号人
们往往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进入符号组成的世
界。人们不再需要和客观世界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符号来了解世界，借助于想象用符号建构世界。
广义上来说，人的每一个创造、对自然的每一个改
变，都是自己的愿望、智慧、情感力量的表达，人的
自我通过他物表达出来。
自我的符号隐喻所体现的是自我能力，是个
人改变环境的能力所带来的自我觉醒。这种自我
的符号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通过努力为自己获
得的。当然，符号隐喻的自我和镜子隐喻的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重叠的：一方面，他人对我们的
赞扬往往是基于自己的劳动成就；另一方面，我们
也以他人的赞扬作为自己能力的见证。bandura
(1982)认为，人的正面自我意识与其说取决于行
为的成功，不如说取决于人对行为成功所赋予的
意义。
自我不仅是笛卡尔所谓的个人思想的存在，
自我更是社会中的存在。自我只有既包含个体又
包含社会层面才有意义，当自我作为社会符号成
为社会网络的一个环节时才能获得社会和谐。个
人是一个社会符号：它是解释者眼中的具有客观
实在的符号。符号所体现的自我不处在中心位
置，而是取决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每
个社会都有其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符号的自我只
有在社会符号体系中存在。由于人出生在一个并
不是由自己所创造和制定的社会秩序里，人不可
避免的受到社会的语言、法律、风俗的限制，即生
活在自己无权选择的社会里，所以符号的互动意
味着人的关系的互动。自我意识通过主观与客
观、自我与他人，以及人与神、人与世界、人的欲望
与道德规范的矛盾与冲突逐步形成。所以，人的
自我意识不仅存在于静思默想之中，更存在于人
实际行动里，那些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行为对于
自我意识的形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发挥能动作用、改变周围
环境的天性。出生不久的婴儿通过与周围环境的
互动，把自我和环境逐步分离开来，形成自我意
识。人通过行为以及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来了解自
我、证明自我。在社会组织里，人的自我意识主要
是通过工作得以发展的，人通过工作创造或改变
周围环境，也改变自我意识。这种改变环境和自
我意识的行为是主动的，而不是镜子隐喻所隐含
的被动的自我意识。fox(1971)认为人的行为所
形成的自我意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环境
对于人的能动性的限制程度，二是个人对于环境
的控制力，三是获得多少资源能够使行为取得成
功。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即通过自己做决定并
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才能发展和确立自我，否则
是不可能有坚强的自我意识的。
人创造和改变事物并把它们作为自我的一部
分，这似乎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信念。人类学家
们普遍认为，物质的创造者、土地的使用者、庄稼
的耕种者对他们的劳动产品具有所有权，例如，
locke(1690)将此观点作为阐明物权和政府关系
的基础，其基本逻辑是：人拥有自我，人拥有自己
的劳动，因而人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人所拥有
的物质象征性地延伸了自我，人之所以想拥有物
质，是因为人有扩大自我形象的需要，人能够了解
自我的途径之一就是察看一下自己的所有，通过
所有来寻求、表达、证明、坚定自我意识(sartre．
1943)。人的所有物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巩固起
着重要的作用。人总是把所有物看成是自我的一
部分，通过所有物，人的脆弱的自我意识得到有力
的支撑。williamjames(1890)指出，人的自我就
是人的所有物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人的身体和心
理能力，也包括人的衣服、房子、妻子、孩子，祖先、
朋友，以及人的名声、成就、土地、游艇、存款等
等。如果这些所有物丰富增加了，人就会感到有
成就感；而如果所有物减少或消失了，人就会感到
失落沮丧。
人的所有物虽然有时并不是自己的劳动产
品，但却是人为自己所创造的意义之所在，是自我
符号的组成部分。通过所有物，人部分的创造了
自我，将自我向周围的外部世界延伸。“我”和
“我的”有时是很难区分的，如人对待名声、孩子
等就像对待自己一样，人的名声或孩子如果受到
损害，就像自己受到损害一样，会予以反击。许多
年轻人把汽车看成是自我的标志性符号，购买新
款汽车本身意味着有意义的重要事情，在他人和
自己的眼里，自己会显得更有价值，受到更多的尊
重，感觉也会更好，因而对自己的汽车百般呵护，
汽车受损就像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受伤害一样
而感到心疼。这反映出人与所有物的关系是非常
密切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所有物就像个人的
档案或博物馆，成为个人标志性的符号，通过它们
体现出个人的发展史，获得成功感，甚至获得死后
生命延续的象征意义。
三、自我意识与万物之尺度隐喻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达哥拉斯提
出，人是万物之尺度。后世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诠
释，在脱离当时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理解是很自然
的。但众多的解释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价值
是相对的，是由人的主观判断而定的。毕达哥拉
斯所说的完整的句子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
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
里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也就是说人都是以自我
意识、看法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以意识来衡转贴于
量万物，以意识的秩序描述万物，则会随着主体的
不同而引起判断标准的相对性。由于人灵魂的不
确定性，人们便不知不觉地将自我变成万物的尺
度。当人不能够理解世界时，便从自身出发，通过
类比来理解世界。如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
说，普罗达哥拉斯认为，“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
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
“同样的风刮着，然而我们中间一个人会觉得冷，
另一个会觉得不冷。”
普罗达哥拉斯之前的哲学家倾向于把自然作
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自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所研究的哲学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如自然是
由什么所组成的这样一类问题，并根据观察和思
考而提出种种猜想以解释自然现象。当时的哲学
家们主要致力于寻找、规定自然的本源，并陷入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同时，希腊民族也是一
个具有丰富神话传统的民族，神的意志在当时具
有至上的权威，普罗达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之
尺度”，显然具有反传统神学的人本主义的意味。
他在《论诸神》中这样发表了对神的看法：“至于
神，我既不能说他存在，也不能说他不存在，因为
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因素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
寿短暂”，从而对神意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哲学
思维的逻辑发展必然要求将研究的重心从研究自
然、研究神向研究人本身的转变，以摆脱关于自然
本源和神存在与否问题的纷争而无果的局面。
普罗达哥拉斯第一次肯定了人的主体作用，
把人的意识当成判断和衡量万物的标准，人不是
从属于自然、受制于万物，人是自然的主人，也是
社会的主人。人作为主角占据了万物的中心地
位。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同时人的价值得到
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世界万物的存在无非
是人的认识的结果。世界本没有问题，世界的问
题都是人的思考的结果，人也是人本身以及人的
社会的尺度。所以，人的智慧和力量、人的自信和
希望都来源于人的自我觉醒。而社会的一切产生
于人又复归于人，社会的一切复杂的现象、形态、
特征都根源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互动的复杂性。
人不仅具有社会历史的本体地位，而且更根本的
意义上，具有社会存在的本体性地位。
苏格拉底受普罗达哥拉斯“人是万物之尺
度”命题的启迪，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更为鲜
明的自我觉醒、自我意识的哲学命题。这是苏格
拉底对智者学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继承和发
展。如果说智者学派把感性的人作为万物之尺
度，强调人的感觉的作用，那么苏格拉底所强调的
是发挥人的理性的作用，以理性的尺度看待和思
考一切。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
物之尺度，是因为人的理性思维，而感性所认知的
东西往往只是事物的表象，是靠不住的，感性是不
能帮助人认识真理的。由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自我
意识发挥着组织思想、表达感情、指挥行动的作
用，同时也有助于人记住过去、评价现在、展望未
来，使人更加能够适应世界。理性的自我意识是
衡量世界的中心，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中心思考问
题，在判断世间万物的表现时常常与自己的标准
相比较。
普罗达哥拉斯以人的感性为万物之尺度到苏
格拉底以理性为尺度认识自己，两者都是西方人
类认识史上的里程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后
来的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受到古希腊哲人的主体意
识论的深刻影响。如培根所提出的“认识的全部
路程从感官的原始知觉开始”，贝克莱认为的“存
在即被感知”，都受到“人是万物之尺度”的影响；
转贴于
而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论”，斯宾诺
莎的“唯物的实体假说”，都闪烁着苏格拉底的人
的理性为万物尺度的思想光芒。
维柯(1986)认为，在原始民的意识和思维
中，人和自然是同为一体的。人是自然的崇高的
诗人。人从开化之日起，便赋予自然特殊的意义，
当自然环境非人的能力所能理解时，人便利用自
身的经验和思维来改变和创造外部世界。西方文
化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万物的量度，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个体主义的观点上。西方哲学强调自我
的独立存在，强调自我在时间里的存在，而不是空
间里的存在，从而将自我从社会中抽象出来。西
方文化推崇的是自我独立的个性，而不是努力完
成他人希望的群体性格，对没有个性的盲从反感。
个人的身份是由自己的特性和目标所决定的，个
人的成就、权力、自由是最为重要的。西方文学作
品也反映了崇尚个性的传统，从荷马史诗《伊里
亚特》到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歌
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或是个性鲜明的人物，而不
是为了完成他人期待的人物。
四、结语
franklin(1959)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事物最为
坚硬难克：钢铁、钻石、了解自我。本文通过隐喻
来观照自我意识，以期为研究人的自我意识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镜子隐
喻，所隐含的是人通过想象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而
形成自我意识，它强调了自我意识形成的被动状
态，而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而符号隐
喻下的自我意识意味着通过人的主动的、创造性
的行为确立自我，它所隐含的是人通过改变环境、
获得物质拥有，即从行为的经历中获得自我意识。
万物之尺度隐喻则强调了人在万事万物里的主体
地位，唯有人的思维活动，人的主观意识才起决定
性作用。所以，自我意识既是心理学、社会学的重
要研究课题，也是哲学上的重要研究课题，人只有
中西方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词汇背景知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呈现，同时也是语言所负载的内容。目前，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讲，学习英语的过程同样也是文化积累的过程。而中国学生是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学习英语的，母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英语的学习，两种文化在英语学习中，势必导致文化在教学中的各种差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英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根据课程内容的设置，引入中西方文化，适时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各种文化背景，促进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消除文化障碍，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一学习中西方文化的重要性
1．学习中西方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我们所学习的英语教材内容涵盖了西方社会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风情以及等各个层面的信息。英语学习中我们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应加强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积淀，这样不仅能使自己克服“母语的干扰”，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还能提高自己的听说技能。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翻译出的英汉句子不通顺，原因是他们不了解英语的句式结构、语法结构等。为了把英语学活，不是硬式教学，达到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把英语真正地融入生活，那么，在英语教学中就必须引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2．学习文化背景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英语阅读在各项英语考试中占的比例较大，英语阅读是对综合能力的测试，英语文章的题材多种多样。在英语应用能力辅导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能将阅读的文章准确地翻译过来，但是在做题过程中，面对选择却无从下手，这是由于他们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阅读时就会感到茫然，拿不定主意，不能体会题意。实践证明，了解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阅读质量就越高。
3．学习文化背景知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在课程设置中应适当地引入文化背景知识，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比如，在讲授新编实用英语第一册的unit7cookery,foodandculture这一章中，涉及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unit8celebratingholidaysandmakingfriends这一章中涉及中西方节日的差异。笔者让学生提前预习，上网搜索关于饮食、节日方面，中国和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上课时分组讨论，最后每组派出代表作presentation，进行总结。在进行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积累，同时也引起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内容
1．理解英语词汇的真正内涵
语言是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词汇是语言的基础和要素之一。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winking认为：“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就英语学习而言，词汇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项语言技能的提高和发挥。
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的词汇进行交流，但由于对词的内涵不了解，写作时往往用词不当。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还要从最基本的词汇开始，进行中西词义的比较，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激发他们自我学习的热情。如：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相对而言，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多一些。blue最为我们所熟悉的意思还是“忧伤”或“悲痛”，而这个意思的最早用法或许可以追溯到英国诗人乔叟。而在c.gorham’s的mr.dolan（1949）里，一角色在台词里说道：“howwouldyouliketocomeuptomyplaceandseeabluemovie？”bluemovie指的是情。bluechip指的是20世纪初，bluechip被用于股市，指那些业绩良好，分红和收益稳定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普通股。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到来之前，巴尔的摩《太阳报》曾这样鼓吹
：“agriculturestillhastoomuchtoreclaim……tobecomea‘bluechip’inthenearfuture.”再如：英语中的drugstore就与汉语中的药店不同。中国的药店只出售药品以及一些医疗器械等与医药相关的商品。而在美国，drugstore除了出售药品之外，还可兼营杂货和便餐。
2．英语阅读与英语电影中获取文化背景知识
英语是由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构成的，而英语阅读是综合技能，掌握了英语阅读就进入了英语王国。阅读的理解为英语听说读写奠定了基础，同样的英语阅读也为学习文化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只要是涉及的文化知识或者是词汇，笔者就要求学生去积累、去记忆，为跨文化交流作铺垫，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才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
英文电影作为融视、听、说于一体的媒介，能为学生创造最佳的英语学习环境。英文电影语言内容丰富、地道、通俗，是最接近生活的会话语言。它弥补了课本的硬式语言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生动、逼真的视觉直观情景，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有利于学生感受真实的交际语言，提高交际能力；有利于学生增强跨文化学习的意识。因此，课外，笔者还推荐学生去看一些地道的英语本土电影，比如《肖申克的救赎》《美国往事》《阿甘正传》等。优秀的原版英文电影是促进学习地道英语和提高英语听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最自然、最有效的途径。电影中的语言情景真实而立体地展现了所学语言的背景和使用的环境，它能为学生
创造出摆脱母语束缚、调动人的感觉器官及大脑对语言信息的综合反应，并自然地吸纳语言的环境。而且原版英文电影所提供的语言信息语境丰富，电影的语言源于生活、接近生活，经过提炼加工后，生动、地道的言语表达再配以对话的环境及会话人物的神情、姿态等，便会产生一种使人身临其境的直观效果。在电影中可以看到西方真正的背景文化、生活模式、语言模式和结构。
文化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就像精神和物质。因此，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单纯地注重单词和语法的积累，更要学到英语的精髓，因此，就要加强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应用实际的语言、正确的语言，达到英语学习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教育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2］胡开杰.外语教学改革与实践［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