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论文篇1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赢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红利。其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如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6.1%，到了2001年，这个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oeCD学者安格斯•麦迪森（2001）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这个时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是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时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灭，标志着199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美国进入新一轮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阶段，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二是爆发了“9•11”事件，加剧了世界文明冲突，美国转向反恐战争。三是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做了应对“狼来了”的长期准备，从而把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到2012年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8.23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同期GDp从4.12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47万亿国际元。③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继续推进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经济军事结盟集团化，前景很难预见。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关系用利益攸关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敌人、对手或伙伴等都很难准确界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个差异最大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学者Gilpin（2008）曾分析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三是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借扩张来占据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面对新兴之中国，主要采用了前两种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降低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减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当今中美利益关系已不可阻挡地交织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开放，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层面上，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希望永远当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又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共同利益重大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是两国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elvin（1973）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能够长期生存并成长壮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能力，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危险，保证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古为今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也将保证其现有地位，遏制中国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观点，美国应当不断压制中国获得国际事务上合法领导力的努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保持高精尖人才优势，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赢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国要求建立尊重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挑战旧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秩序前期中国既无参与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理应质疑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这一质疑，西方社会将难以让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观点，因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将存在大国来合法充当世界领导力，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实施治理。这一责任最好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来担任，以保证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进一步论述道，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影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由于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美国治理规则。而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在国内不是民主政体，在国外不会遵循西方规则，国际社会将难以想象中国会民主、透明、规范地实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这即是说，中国要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难以被接受。对此，中国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规范专业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这意味着，实现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将需要时间、大量专业化人才、取得和美国未来而非当下之G2关系的共识。再次，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Leonard（2013）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美苏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中美是实力和利益之争。中美之间曾建立了经济互补性合作的蜜月关系，但随着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竞争和冲突越激烈，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曾希望动员中国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关系，确定中国在现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责任，以保持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尽管竞争加剧，中美之间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国希望中国增加对美投资，中国希望获得美国建立知识经济社会的经验。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国希望与盟国一道建立没有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如tpp。同样，中国也希望建立没有西方的统一战线，如金砖国家。美国会继续打压中国违背美国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中国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对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寻求两国长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汇点，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作出实质性贡献，真正承担大国责任。对此，美国工商领袖曾建议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机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美签订Fta，将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净增长，给中国带来2%的净增长。同样，欧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Casarini）也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将很可能达成中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济和就业增长，同时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开放经济论文篇2
内容论文摘要：温州的经济增长正处于转型时期，即由原来的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向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开放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外贸出口发展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之一。然而，温州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却受到了产业结构单一、基础建设薄弱和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瓶颈的限制。只有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温州的外贸出口才能上一个大台阶，从而实现对整体经济的推动。论文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增长瓶颈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随着贸易体制和规则的转变，温州的出口贸易同全国一样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97-2002年，温州出口总额从5.31亿美元增长到26.5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倍，年均递增40.3%。同期，温州国内生产总值（GDp）则由605.82亿元增长到1055亿元，同比增长81.2%，年均增长12.6%。温州的出口贸易呈现了超常规速度的增长，从而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温州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的贸易理论把出口比喻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D.H.Robertson，1937）。这一理论对1994年以前的温州并不适用。这主要是由于温州经济起源于“一乡一品”和“一镇一业”的块状经济，这种经济型式在当时环境下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需求；而且由于国家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使温州的出口贸易发展缓慢。199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只有5261万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的外贸出口倾向仅为0.62%。自1994年起，温州开展了以全面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温州产品质量和温州企业信誉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温州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和知名度，也加快了温州产品的外贸出口。1994年，温州市当年外贸出口首次突破1亿美元。针对温州企业主体中私营企业比例高的特点，温州市实施了“挂靠经营”的外贸促进策略。这种灵活的介于与自营进出口之间的出口形式，为没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从事出口贸易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因而大大提高了温州外贸出口的规模。截至2000年，以挂靠业务部形式出现的私营外贸部门已达200余家。仅2000年1-6月，这些挂靠业务部的出口值总额就达到了1.5亿美元，占母体公司出口额的64.12%，占全市同期出口总额的22.89%，外贸出口倾向达到了8.3%。从1998年起，私营企业获得了合法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消除了在外贸政策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为在温州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越来越多的温州私企摘掉了“红帽子”。截至2002年，温州拥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数达到了826家，行业涉及温州所有的规模以上行业。外贸出口已经成为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从而也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之一。1998-2002年期间，温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有一定的波动，其波动趋势与出口依存度的变动大致相同，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出口增长的变动与GDp的变动趋势也是大致相同（2000年除外）的。这说明了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拉动的效应。据统计，温州的GDp增量在1978年仅为71亿元，而在2002年已达到123亿元；同期，GDp增长率从11.7%上升到13.2%；净出口额增量从0.6亿美元上升到5.45亿美元；外贸出口平均贡献度在5年期间达到了26%。而且，1998-2002年期间，在温州GDp平均11.73%的增长率中，有3.05个百分点是外贸出口拉动的。二、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分析外贸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温州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出口的增长对区域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众多生产企业加入到外贸出口的行业，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如温州的打火机生产80%以上出口，眼镜行业的年出口额更是占年产值的90%。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促进了这些企业提高生产规模和产品档次。从行业分布来看，温州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类和轻工类产品。这些行业的出口额已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7.89%。再从出口规模看，温州的出口总量甚至超过了西部特大城市重庆（该市2002年的出口总额只有10.92亿美元）。表1温州主要出口行业分布（2002）行业出口额（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机电类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总额9.026.674.572.310.7223.2934.0425.1717.258.722.7187.89资料来源：根据温州市外经贸局计财处的统计资料计算整理。二是提高了核心企业整合和控制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实力。在温州，每个规模较大的生产型出口企业背后都有着数量不菲的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企业为其服务，形成垂直的产业一体化或产业链。外贸出口的扩大，可以提高这些核心企业整合和控制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实力。以温州的大虎打火机厂为例。在大虎打火机生产的产业链上，为其提供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竟有400家之多。由于这些家庭企业具有专业化生产、产品批量大和产业内交易的优势，它们提供的配件产品成本也低得惊人。比如同样一个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为大虎厂协作的家庭企业的生产成本仅为人民币1分钱。外贸出口的扩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凝聚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温州产品的对外竞争力。三是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温州的出口产业涉及大部分规模以上行业（见表2）。但从流通环节看，温州生产企业的自营出口比例还很低。全市具有相对规模优势的出口企业大部分是贸易公司或公司。在温州出口商排位前10强中，除泰庆皮革有限公司属于生产型企业外（排名第6位，2002年出口额为8327.90亿元），其它9家都是属于贸易公司。除传统产业外，作为温州“新秀”的高新技术产品也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2002年前10个月，温州高新技术出口达3374.16万美元，同比增长13.98%。这对于高新技术是“弱项”的温州来说已属不易。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分别以1028万美元、924万美元、753万美元的出口值占据“新秀”出口前三名。除了这三种高新技术产品外，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产品的出口也取得了一定的份额。从长远发展看，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对温州开放型经济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温州出口贸易增长的瓶颈分析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温州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强。因此，温州外贸出口本身能否突破发展瓶颈，已成为影响温州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基本面看，影响温州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出口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从表1可以看出，在外贸出口商品结构中，轻工类的几大支柱产业依然在唱”主角”，其中机电产品占了1/3的比重；其次为鞋类，占1/5多；再次为服饰类。这三者相加，对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达到了75%。此外，眼镜和打火机的出口也占据温州出口的重要地位。二是产业优势隐含着结构性的危机。除轻工类产品外，技术及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较为薄弱。温州的传统产业如制鞋、服装、电器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这与温州大量的资金游移于生产性产业之外形成鲜明的反差。温州现有产业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内部分工精细、产业链完整，如打火机、眼镜等产业内部都形成了高效的协作、配套网络结构。即使是新的企业进入，也不需要很多的投资、设备和技术，很快就能获得生产体系的支持并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它既形成了今天温州产业的成本优势，也是导致出现产业危机的根源。尤其是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还面临着来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例如温州鞋类和服装的出口（这两类产品占据了温州外贸出口总额的四成以上），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越南鞋类和墨西哥服装的挑战。三是单个外贸经营单位的出口规模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其特征表现为：（1）出口规模较小。前10强中最大出口企业年出口只有1.34亿美元，最小出口不足5000万美元；（2）外贸出口主体仍以专业外贸公司为主。前10强中有9家专业外贸公司；（3）垄断程度不高，缺乏一家在同类产品市场出口中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例如，前10强出口企业的出口总额占当年温州市总出口的比重仅为31.8%，远没有达到标准的产业集中度。四是出口退税不及时。温州市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虽然“越位”的时候较少，但“缺位”现象却常常出现。体现在外贸出口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出口退税不及时。因此，很多自营出口企业及专业外贸公司只好移师宁波、上海等地。据统计，仅2000年从温州外流到宁波等地的外贸业务就已超过5亿美元，2002年外贸业务的外流量已达到10个亿，占当年外贸出口总额的近40%。据调查表明，退税不及时是影响温州出口贸易的首要因素（表2）。表2企业出口中遇到的问题统计情况主要问题统计结果比重退税不及时缺乏外贸人才新产品开发慢银行信贷困难开拓市场难度大其它原因513920169533.626.713.210.55.93.3注：本数据来源于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林俐讲师对152家随机样本出口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五是基础建设和货物配送系统的相对落后。首先是港口的建设落后。温州港目前有深水泊位7个，但年货物吞吐量只有1670万吨，港口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功能单一。为此，温州的出口货物还要经过宁波或上海港转口。其次在航空和铁路、公路等建设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从温州到浙江省会杭州，乘火车竟然需要7个多小时。机场的运力也十分有限。这些薄弱的基础结构及落后的物流系统已成为温州扩大外贸出口的瓶颈。六是观念和人才的瓶颈。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竞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才的竞争。温州的人才瓶颈主要体现为高中级人才的严重缺乏。据调查，目前温州国有企业中级以上职称（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约占总人数的1.1%，而民营企业仅占0.4%。这一点，与温州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封闭型心态有直接的关系。结论：温州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时期，也就是从初始阶段的面对国内市场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向了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开放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外贸出口的增长已经发展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为此，温州市必须克服上述阻碍温州产品出口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保持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才能真正实现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持续发展。[参考文献]吴国桢：《温州外贸的2002与2003》，《温州商报》2003年1月14日，第11版《温州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公报》，《温州日报》2003年4月7日，第2版胡恩强、林萍：《外贸：增长之中藏隐忧》，《温州日报》2003年4月15日，第6版章定强、管向阳：《外贸挂靠是温州企业走向世界的通道》，《温州论坛》2000年第5期董辅礽：《温州模式与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吴晓波，胡宏伟：《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仁寿：《温州模式需要在创新》，《政策咨询》2002年第1期F.Kuhnen，1994，SustainabilityRegionalDevelopmentandmarginalLocations，appl.Geography&Development，no.39.JoseLoper-GraciaandCristinaaybar-arias，2000，anempiricalapproachtothefinancialbehaviorofsmallandmediumsizedcompanies，SmallBusinesseconomics，14
开放经济论文篇3
结构裂变带来战略性重构
结构裂变带来的是新的组合与新的发展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结构内部的单一改变，而将这样的改变放置在了与外部结构相互关联的转变之中，这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形。纵观企业创新的多个侧面，真正的将创新演绎为内外突变，从而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是企业创新足以影响开放式经济整体性格局的重要方面。这样的裂变是战略性的重组，是结构的整体性调整。在相关的分析中，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需要从至少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企业调整后的相关创新所带来的开放式经济的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切实实现企业创新对于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促进。“结构”一直是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模型论中的专有术语，“结构”表达着一种特有的组织方式。企业创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等表层的单一创新模式与结构，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创新，而是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并举，直面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的现状。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结构裂变中，企业创新需要为开放式经济带来的结构的深沉裂变，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对于战略性的重构，这也是企业创新所需要思考的，这样的战略性意义上的重构，不只是针对企业，同时也是开放性经济所应该做出的调整。企业创新只有站在战略性调整的高度，才能够最终影响并促进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从宏观出发，在大的指导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的创新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将有利于整体的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这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科学发展所应该有的表现，是科学发展之路的先导。在这样的新的方式中，产业演化与管理创新得以推行。产业演化需要进行创作性的改变，这是整个开放性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创新中所具有的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的新的技术图景与路径、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等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式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式改革，促使了产业演变的实现。产业演变是一种影响重大的转变方式，要想真正的进入到产业演变的步骤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业创新之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的探取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提供充足保障，而产业演变的成功与合理进行又将在极大程度上调节开放性经济的整体格局，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除了有利于开放性经济的产业演变的科学发展，同时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创新也得到了强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业创新的可行性路径的相关分析中，企业创新需要寻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带来的正好是管理创新在开放式经济中所获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对以往开放式经济中过分追求技术性创新的一种修正，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新时代下人文观念对于后工业时代技术先行所带来相应弊端的补充性修正。
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
在企业创新中，采取新的技术路径，即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将带来崭新的技术图景的构建。渐进式创新，就是按照产品路线图上规划好的需求进行创新，因此我们也叫它路线图式的创新或可预见的创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驰升级到迅驰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构，实际上都属于渐进式创新，这类创新将产品性能不断加强，为用户体验带来渐进式的提升。真正能给企业发展和用户体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创新，我们称它为突破式创新，这种创新比较“稀有”，它虽有明确目标，但人们却很难预测它能否获得成功及何时成功。渐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原有的知识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应的革新，而突破式创新带有突变与破坏的因子，是一种毁灭式的方法与手段。如何在这样的两种方式中进行相应的取舍，是当下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在以往的企业创新要么是单一的选取渐进式的创新之路，要么就是对过去与现有的几乎彻底式的抛弃，这样的方式也使得开放式经济带有了相应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下徘徊。开放式经济受到不科学与不稳定的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其科学的发展之路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突破式创新的意义非凡，但在开放型经济下的企业创新战略中，它与渐进式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创新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们的价值，以获取企业发展的持续性竞争力。
绘制新的技术图景与采取新的技术路线，是企业创新自我完善的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式。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为新图景的绘制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希望。这样的结合并举，要求在借鉴原有模式的基础上，不仅有限创新，而且可以在较为恰当时候选取破坏性的创造手段。回到企业创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参考企业的相关规模、所处地位、行业特征等基础上，保证了信息来源和知识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业创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进行革新。这样的企业创新是具有适度的科学性的，而通过这样的企业创新所影响到的开放式经济，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学的路径得以发展。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创新意识研究与经济学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经济学家汉德生曾就这一命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然他的讨论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置在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者分别对企业的整体性影响之上。而我们当下倡导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并存，是对原有讨论的突破，是对新的技术场景绘制的需要。渐进式与突破式创新将带来企业的新发展，而这样的新发展又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格局。两种方式的恰当的结合性使用，将会成为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的又一有效手段。这样的创新使得开放性经济一体化结构得以构建与企业创新的双赢。“一体化”是当下经济所追求的共赢性格局，而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开放经济中的“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开放经济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创新，便是需要借助媒体化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来帮助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
当下的“一体化”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区域经济需要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交互中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创新正是在创新中选取了与传媒化时代密切相关的创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寻求融合为基点的开放式经济更快的迈进了“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当然，在推动开放式经济一体化，并促使其健康、稳步的走向科学发展的同时，企业在自我创新中也获取了相应的收获，企业探寻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创新之路，同时以这样的自我创新去改变着整个大的经济格局。这样的互动与演化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开放式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演变之中确立了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框架，企业作为开放式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也转变得更加完善。创新之路在企业发展与开放式经济发展中科学演进，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注定是一条双赢之路。#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
企业创新实际上也一种社会交往，是通过社会交往寻找和判断最适合于特定企业、特定运作和特定市场的新观念。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呢？因为我们所说的创新是熊比特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学家关在实验室里从事的“发明创造”。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业直接单向的促进向经由媒介影响的路径发生转变，媒介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全面革新的必须。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对企业营销创新的巨大影响。微博的高覆盖及高渗透是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而恰恰是这种天然的媒体属性及低成本特点让越来越多的地板企业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新形式的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历经几年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为企业品牌营销的另一大战场。正如传播之父麦克卢汉所言，世界终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这样的紧密性正好切合了开放性经济的特质，开放性经济正是这样的一种根生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全面加速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体化与经济生活国际化使得开放式经济中的各个经济实体必然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正是一个传媒世界所带来和必然面对的。在传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创新也以自我的新变化促进着开放式经济的科学发展，同时这样的新变化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发展的新的有效方式与具体表现所在。
具体而言，这样的新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形态在于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在原有的企业创新的基础中，不仅打破同行业之间，同时打破不同行业间的企业联动，跨越企业组织边界，将带来整个开放性经济的革新。企业组织的边界一直是企业革新中所不愿意去触碰的部分，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学观念中，组织是区分开不同行业，使得整个经济领域得以秩序化的基础，企业的革新一般都避免去打破相关的行业边界。但在媒介时代，媒介的密集和多元使得企业革新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媒介这一载体，企业革新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相互紧密依存的状态之中。因此，现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刊物、报纸、简讯。通过国内和国际相应的媒体发电子文档，传真以外，有的企业上门去送，这些形式无非是求得媒体对各方面的需求和报道和认可。无论是何种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都是为企业，为大众服务。例如大众公司就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企业创新，在2011年4月21日第十四届上海车展上，大众汽车品牌面向中国公众启动了一个探索未来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对话平台———“大众自造”项目“，大众自造”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自己创意、设计、分享和讨论心中梦想之车的交互平台。在这场充满创意和激情的造车之旅中，互联网不仅担当了主要的传播渠道，更担当了消费者与大众汽车品牌双向沟通的创新平台。实际上，媒体不只是对大品牌、大企业才适用，其实小型企业也需要，这可以提高客户的忠诚度、企业的推广工作以及企业信誉，而且几乎每行每业都可能用到。
开放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索洛模型；经济趋同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23
1引言
新古典济增长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趋同现象，初始状态下劳均产出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应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这一理论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所谓的趋同效应，虽然有一些低收入国家曾发生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也有许多国家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各国之间达到较高的开放程度，就可以实现经济的趋同，但这一理论却缺少相关研究成果。由于贸易开放的趋同理论不仅会成为判断经济增长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也将对各国制定适当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本文首先根据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将贸易开放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推导出一国贸易开放对于产出向人均稳态收敛的影响模型，并与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引入贸易开放度的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成果相符，贸易开放能够促进各国向经济稳态的收敛。
实证研究中，本文以此构建计量模型，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并通过pennworldtable90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60―2014年的相关年度面板数据，分别从贸易开放结果和国家制度方向的角度，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等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样本选取和回归分析以检验稳健性。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世界各国经济的趋同具有正向效应，这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相符，此外，回归结果所计算出的模型参数和收敛速度的估计值均良好，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测值。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趋同、缩小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等方面，自由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各国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松管制，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同时，这也启示国际组织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时，帮助其开放市场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文章用到的数据为1960―2014年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其计算结果准确性较高、适应性广泛，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数据依据。
2文献综述
21贸易开放与经济发展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如Romer（1986）、Lucas（1988）、Krugman和Helpman（1985）、Grossman和Helpman（1991），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贸易开放能够导致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这是因为该理论的必要条件是控制了各国开放程度后，初始状态下经济增速较低的国家将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方面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朱俊峰和王健（2010）通过对1990―2009年东盟国家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和采用外向型经济政策之后，各国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这验证了贸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促进作用。陈可达等（2011）通过研究1994―2007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发现，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经济趋同，并认为这包括了成员国之间相互发展内部贸易而充分挖掘了落后国家的增长潜力。因此，贸易开放能否实现经济趋同的效果，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判断。
22贸易开放程度的衡量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密切，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对于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是指该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因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加以衡量。
第一个方向是通过度量国家贸易开放的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这类指标主要包括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等。贸易依存度是指进出口额所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达式为：trade=（X+m）/GDp，表示了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中来自于进口和出口的比例；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与一个国家全部进出口额之差的绝对值所占全部进出口额之和的比重有关，表达式为：overlap=1-|（X-m）/（X+m）|。这些指标数值越大，反映出国家更加开放。由于其形式上简单、直观，被学者们广泛采用，但这类指标是从贸易开放的结果来考察贸易开放，所以这种间接测度方式容易受到统计数据的影响，而且数据本身能否真实反映贸易政策开放的程度也受到学者的质疑（edwards，1998）。此外，指标所使用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国家规模等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Harrison，1996），这类指标也难以比较经济总量差别悬殊的两个国家。
第二个方向是通过度量国家政策的开放程度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具体指标包括平均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thomas等，1991）、国内市场价格扭曲程度（Dollars，1992）、外汇的黑市交易费用（Levine和Renelt，1992）等指标，或者通过0―1变量对政策的开放程度进行简单的判断（Sachs和warner，1995）。其中，黑市交易费用指数是指一国金融市场上货币黑市的汇率超过官方汇率的比率，表明了货币汇率的扭曲程度。这类指标着重考察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行动，其测度结果能够直接反映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但是由于指标本身定义模糊且测度困难，实证研究中不得不用其他指标来替代。
23文章的创新之处
根据前述内容不难发现，已有文献中仍缺少针对国际贸易能否实现各个国家经济增长趋同的研究成果。对此，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本身――索洛模型出发，将贸易开放作为促进全要素中生产率进步的一部分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中，并推导出其对于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模型，从理论上研究Q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作用，进而通过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控制变量，以期证明贸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促进作用并检验其稳健性。
此外，根据前文分析，仅通过单一衡量指标去代表贸易开放度是片面的、存在局限性的，对此，本文根据文献综述的分析，分别从贸易开放结果和国家制度方向的角度选取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几个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以期得到相对准确的实证结论。
3理论研究
31模型假定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含有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yt为劳均产出。上式即表示了国家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开放程度的变化率、贸易开放程度的初态、劳均产出的初态以及其他国家结构性因素的关系。不难发现，理论模型中lny0前的系数为负数，根据趋同理论，如果世界各国之间达到较高的开放程度，那么也可以实现经济水平的趋同。因此可以推导出，在控制了贸易开放程度这个条件后，劳均产出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应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相符。
同时，贸易开放程度变化率前的系数为正数，这表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可以推断，具有较高贸易开放增长率的国家将会拥有较高的劳均产出增长率，这与直觉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相符。另外，根据式（8），劳均产出增长率与贸易开放度的初始状态oo、物质资本储蓄率SK、人力资本储蓄率SH、技术进步率Bt均呈现正向的关系，而且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n呈负向关系。
4实证研究
41计量模型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选取贸易依存度（tradeit）、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overlapit）、加权平均关税率（tariffit）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Bmpit）作为贸易开放程度（openit）的变量，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it）代表国内产出，物质资本储蓄率选取各国一年期存款利率（sK），因此选取人力资本指数（sH）作为人力资本储蓄率的变量。
对于经济增长的收敛方程，假设每一个国家的g+δ+ng=0075，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估计选取所有国家的g+δ+ng=0075，是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许多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约为每年25%，折旧率约为每年5%，因此假定稳态条件下劳均产出增速g=0025，折旧率δ=005，而式中ng是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速的乘积，数值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此外，由于人力资本储蓄率难以衡量，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指数作为替代变量。通过式（8）可以建立各个国家相关的计量模型：
其中εt为误差项。根据前文推导，应有β1为负数，β4、β5为正数，当使用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为变量时，β2、β3应为正数，使用加权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指数为变量时，β2、β3应为负数。
42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pennworldtable90数据库查阅了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60―2014年的相关年度面板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分别计算出各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数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由于各国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不一，因此最终可用的观测值有所不同。
43回归结果
本文将继续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前文各符号的预期判断，并估计各斜率系数的具体数值，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回归模型（1）～（4）分别为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作为贸易开放度变量的oLS回归结果，回归模型（5）作为对照组，不包括任何贸易开放度指标。
由回归模型（1）～（4）可知，贸易开放度初态及其平均增长速度对于产出增长速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的提高对经济趋同有正面作用，加权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的提高有负面作用。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度指标难以描述一国的开放情况，但根据本文研究，这些指标在趋同理论中仍是衡量开放度的较好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模型（4）中黑市交易费用的增长率gBmpit无法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缺失，观测值过少所致。
此外，对比回归模型（1）～（4）和模型（5）可知，当控制了各国贸易开放度的各个替代变量之后，初始状态下劳均产出越低的国家会拥有更大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些系数的显著性会提高，表明各国更有可能收敛到相同的增长路径，这验证了趋同理论。对此，本文绘制了在控制加权平均关税率前后各国经济趋同情况的散点图，如图1和图2所示。
另外，根据历史经验来说，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在长期中相对保持不变，均约为03，即含有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中参数理论上应均约为03，此外，根据本文理论模型，收敛速度λ≈（1-α-φ）（n+g+δ），在合理的参数值范围内取值应为2%～3%，即一国当前劳均产出与稳态的缺口将以每年2%～3%的速度消失；而根据回归结果以及方程（8）中各变量系数的表达式，本文可以计算出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的估计值，如表2的最后三行所示。不难发现，在控制了贸易开放度之后，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均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值更好地符合。
44稳健性分析
在得到基本结论后，本文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筛选，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首先，选取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3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对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当控制了它们的贸易开放水平后，变量lnyi0前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而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变量的显著情况也均有所提高，表明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平均来看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更加印证了贸易开放对于经济趋同的影响，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可靠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国际贸易协定中的互惠重心也逐渐从关税减让转变为降低非关税壁垒，为此，本文选取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4年的相关数据，重新计算相关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1990―2014年的相关数据，回归结果仍表明贸易开放对于经济趋同所具有的促进作用，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可靠的。同时，回归模型（3）中变量tariffi0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符号和预期相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加权平均关税的初始状态对于各国经济的趋同已经不再有效，与现实情况相符。
为防止样本中离群点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采用最小绝对离差法（LaD）对于1960―201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尽管LaD回归得到的R2相对于oLS有所下降，但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均与oLS回归结果相似，这进一步表明理论模型是可靠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
正如前文所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理论的适用性一直为学者所争论，对此，本文根据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将贸易开放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推导出一国贸易开放对于产出向人均稳态收敛的影响模型，并与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进一步，本文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分别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等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利用多种样本选取和计量回归方法检验模型稳健性。结果表明，在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中引入贸易开放因素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成果相符，能够支持贸易开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趋同的正向效应，此外，回归结果所计算出的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的估计值均良好，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测值。
52政策建议
由于贸易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各国经济趋同、缩小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各国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松管制，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同时，这也启示国际组织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时，帮助其开放市场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经济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总体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面对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经济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外应通过和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易的开放力度，对内应加大力度鼓励创新创业，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创新创业门槛、优化创业环境，提供创新创业的服务功能，从而形成创新创业带动贸易发展的新局面。在协调国内和国外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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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论文篇5
1总体特征
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具有自然科学特点进而具有技术性特征，决定了高校经济管理学科技术性内容实践教学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进行（当然也可以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进行），因为这些技术性内容可以在实验室人为复制。与此同时，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高校经济管理学科除了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进行技术性内容实践教学外还必须开展只能在现实社会中而不能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人文社会性内容（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机制架构）实践教学（旨在让学生对人文社会性内容进行感悟与认知），因为高校经济管理学科人文社会性内容无法人为准确复制，如果勉强进行，则只能将人文社会性内容进行机械的和形式上的复制，而其中的核心内容则很可能被。因此，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总体上包括实验室模拟真实的实践教学与社会完全真实的实践教学。
2具体特征
相较于高校经济管理理论教学而言，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具有以下具体特征：
2.1综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本身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是综合性的，同时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对人的培养也是综合性的和全面的。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既重视学生经济管理操作技能、经济管理职业能力和经济管理创业能力的培养，也关注学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学习方法、行为模式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2.2开放性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提供了开放的教学环境、开放的教学队伍、开放的教学形式、开放的教学目标、开放的教学内容、开放的教学过程、开放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学生面对的不是概念化的、模式化的经济管理理论结论，而是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经济管理现实生活，学生接受的是生动现实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这种身临其境的开放式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具有经济管理理论教学无法替代的功能。此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之开放性还体现在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管理搞活，即减少对经济管理实验实践时间、内容、人员等方面限制，尽可能做到根据学生需求灵活安排，满足学生经济管理实验实践训练需要。
2.3情境性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现场教学与模拟教学。在现场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在实际的工作场所进行，包括安排学习者到实际经济管理工作岗位顶岗实习，参与到真实经济管理职业角色中去。在模拟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尽量将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容选取贴近现实经济管理问题情境，创设与经济管理专业就业岗位(群)真实情境相一致的职业情境。无论是在现场教学中还是在模拟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之情景性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养成一些重要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以及体验某些不易言传的经验和应变方法，进而养成适应社会需求的经济管理综合职业能力。
2.4体验性在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中，每个学生都要动手独立完成一定经济管理操作任务。即使在分组的情况下，学生也应分工合作或轮流执行经济管理操作任务。在经济管理操作任务执行中，学生可以通过亲身经历以及眼、耳、手、鼻等多种感觉器官，直接感知经济管理客观现象并于感知过程中开动大脑思维机器，最终认识到某些可以言说或未必能够言说的经济管理理性知识，掌握某些经济管理实际技能，养成某些经济管理行为习惯，乃至形成某些情感、态度观念。当前，以学生体验为基础的实践教学（即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进行学习）已经成为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改革顺应时代潮流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
开放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产业结构 理论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38-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研究目的是为了合理安排国家计划，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给予简要评述。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研究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50年代，国内学者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先后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使得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如许涤新(1961)、杨坚白(1961)、吴树青(1962)金学(1962)。虽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但所有的讨论是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此后“”的开始，使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二，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反思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第三，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逐渐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促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发展。
(一)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是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进行反思。欧阳胜(1979)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冯宝兴、万欣和张大简(1979)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经济结构调查，分别在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基础上。由马洪和孙尚清(1981)结集出版了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专题分析报告。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1985)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及其文献，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到重要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后，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以库兹涅茨、罗斯托、线纳里、霍夫曼、克拉克为代表的欧美学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强。以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佐贯利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产业结构研究进展
开放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开放经济论文篇8
在目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宁夏如何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将为宁夏经济带来怎样的发展契机？
近日，我们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一直以来关注宁夏经济社会建设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请他来谈一谈个人观点。
记者：在您看来，是哪些优势条件促成了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定居”宁夏？选择在宁夏举办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意义何在？
段庆林：之所以选定宁夏来承办中阿经贸论坛，我想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以西北穆斯林地区文化优势加强中阿合作的考虑。正如回良玉副总理所说“中阿经贸论坛是中阿合作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阿经贸论坛选址在宁夏，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宁夏具有政治、人文、区位、产业四方面的优势。其中人文优势非常明显，宁夏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回族是人数超过1000万、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起源与阿拉伯人有着密切联系，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其次是政治优势，回族历史上就被称为“绿皮红心”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却对祖国中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宁夏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的一个典范地区，也是民族团结示范地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是宁夏能够举办中阿经贸论坛的重要因素。
虽然宁夏在中阿经贸合作中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还不够明显，但宁夏的中阿经贸论坛是我国继广西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新疆的中国―亚欧博览会、吉林的东北亚博览会之后，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第四个国际区域合作，而且是唯一的内陆开放型国际合作。区位方面，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是我国继沿海、沿边开放之后的重要开放战略。宁夏地处中国内陆，选择宁夏作为内陆开放与“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可以变区位劣势为地缘优势，变内陆劣势为中心优势，变文化优势为经贸优势，可以带动西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开放与发展；产业方面，通过确立宁夏在清真产业、伊斯兰金融、穆斯林文化创意产业等特色产业的地位，为宁夏及西北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记者：2010年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给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好处？
段庆林：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成功举办的最大意义在于正式确立了宁夏作为中阿经贸论坛永久举办地的地位，为中阿经贸合作、为中国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广泛关系搭建了一个战略平台，基本形成了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和新疆边疆开放型经济为主的我国“向西开放”双核心格局雏形。但短期内其对宁夏的社会经济意义还有待观察。
记者：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已顺利闭幕，您认为本届论坛的焦点是什么？
段庆林：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政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阿经贸、金融、投资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建立起宣传经贸政策与推介合作项目、发展多项互动与信息交流的国际性合作新机制。我想这就是本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核心吧！
记者：王正伟主席曾说，“十二五”期间宁夏有两项大的活动：一是正在打造沿黄经济区，二是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您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面对我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您认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段庆林：打造沿黄经济区与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是开发与开放的关系。沿黄经济区必须充分利用中阿经贸合作提供的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仅仅依靠宁夏资源和市场没有发展前途，要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中阿经贸论坛也要紧紧依靠沿黄经济区，开放必须以开发为基础，要在产业合作上取得成就，要形成开发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格局。
中阿经贸合作战略重点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中阿经贸合作存在三个布局错位：一是中阿能源合作受益重点在沿海地区，而西北地区目前主要是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二是中国清真产业的经济优势在沿海地区，而文化优势和群众基础却主要在西北地区；三是中阿消费品贸易、工程承包和服务业贸易的重点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而西北地区严重滞后。
我认为，宁夏应把握机遇，在中阿经贸合作中重点发展这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寻求与中东和中亚的能源化工战略合作机遇。中阿经贸合作重点是能源合作，但宁夏对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存在区位劣势，在积极寻求加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能源化工合作机遇的同时，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的合作，抓住丝绸之路转变为油气之路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中亚和新疆的原油、天然气建设石化基地，争取把石化产业作为宁夏支柱产业之一。
二是围绕中阿经贸合作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中阿国际合作的部级服务平台。宁夏作为中阿经贸合作平台，不是仅仅召开中阿经贸论坛，不是赔本赚吆喝，近期要把发展面向中阿经贸合作的现代服务体系作为重点。建设中阿经贸合作的生产服务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要积极完善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金融、交通、物流、科技、商务等服务业，要积极形成具有穆斯林特色的旅游、餐饮等体系。要把培养中阿经贸人才和文化人才作为宁夏教育的重要任务。
三是抢占全国清真产业设计、认证、博览中心制高点，提高清真产品加工、物流中心的地位。由于食品产业的特点，宁夏清真产业规模、竞争力和区位劣势及阿拉伯国家贸易壁垒等等原因，宁夏不应该急于把清真产业作为中阿经贸重点突破口，近中期应该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宁夏清真产业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有限，应该积极组织西北地区清真产业生产，以认证、设计、博览中心带动加工、物流中心建设，强化清真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宁夏清真产业在全国的产业地位，逐步走清真产业国际化道路。
开放经济论文篇9
在主持这次学习会时，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学说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突出体现在“术语的革命”的形成及其影响上。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来说，新发展理念凸显了“术语的革命”的深刻意蕴。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讲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
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也有更多的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
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认可，他所说的“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系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同样集中体现于“术语的革命”上。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正确辨明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来说，最显著的就在于学术话语权上的“术语的革命”。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成就。
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标识
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成就，如何作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变化为根据，从“术语的革命”上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成就。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等观点，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核心思想，凸显了马克思提出的“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论断，以及“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思想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在协调中拓展发展空间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过程思想，以及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部类和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理论的新的运用，是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新的阐释，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地区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等方面发展思想的集中概括，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突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系列观点，这些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也是对恩格斯关于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思想的新的遵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的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的显著标识。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务实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首先在于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的科学解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蕴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对新世纪以来发展理念概述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概括和凝练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还凸显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对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就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认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成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成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主导线索和核心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内涵。新发展理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示范例证。
开放经济论文篇10
改革开放的30年，是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辉煌的30年，是让全国人民真真切切体会到实惠的30年，是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30年。
1978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约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1978年以前，我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20__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截止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的飞跃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改革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在过去的30年里，关于改革开放先后有四次比较大的讨论：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92年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1997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形式的讨论；20__年-20__年关于改革本身的争论。这几次讨论均关乎改革开放的存废，更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解放思想”每每在紧要关头为人们排解了困惑，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就是对过去30年以来实践的充分肯定，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更顺应了新时期人民的期待和要求。
一、解放思想先后四次在紧要关头挽救了改革开放事业
（一）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结束以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还很深，“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桎梏枷锁，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之中，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现实状况，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打破了“两个凡是”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论断。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明确地放在“首先”位置上？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他强调，是否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②“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③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彻底突破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为探索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这次会议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又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从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二）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人们开始思考，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另一方面，改革中的新举措不可避免地同若干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引发一系列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要求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社会上开始有人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资本主义路线，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个路线、两种制度的斗争上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形势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讲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④，“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⑤，并且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同样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的手段”⑥等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深入人心并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大好势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这一次争论的结果，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确立了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是第二次争论。
（三）1997年，姓“公”还是姓“私”。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人们很快发现，个体经济发展了，民营经济发展了，唯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国有经济怎么办？包袱很重怎么发展？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改革的面前。进一步，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该有怎么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理论界和干部中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党内外在这个问
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甚至十分尖锐的声音。在1997年前后又产生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概括为是姓“公”还是姓“私”。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不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解释。大家都在讨论，争论很多。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了我们。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万言书”集中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算总账。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它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10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个重要的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明确了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等。十五大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上的新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四）20__年-20__年，关于改革本身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上却产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质疑。大规模的争论发生在20__年，争论的问题也很集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该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争论非常激烈，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中央也非常关心。
20__年3月，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深刻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就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⑦总理也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20__年6月，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十七大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最终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定论而结束，在全国再次兴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次解放思想方兴未艾，必将推动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和社会进步。
回顾这四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次解放思想，都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从这个主要矛盾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又坚持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根本要求，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期待。这两个坚持，一是科学判断的出发点，一个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不能只讲科学判断，还要讲价值判断，并以科学判断为前提同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解放思想，才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这是从到邓小平到，一直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方式上始终保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二、解放思想应继续解放，改革要进一步加深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有人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思想也解放的差不多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判断。
解放思想本身也需要变革。“真理是相对的”，实践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跟得上，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可能就要犯错误了。我国改革发展变化之大，不要说30年，就是10年前的形势也和今天大不相同。10年前改革发展的经验放在今天，恐怕大部分已经不合时宜了。比如，片面地理解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可能会盲目强调发展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发展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效率，重增长而轻节约；再比如，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一切都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就可能逃避了政府的责任，忽视了在市场经济中关注民生的重要性等等。总之，过去的新观念同样需要有实践的检验，同样需要在思想解放中变革。
其次，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新问题，需要及时解决。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再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出现，亟待解决，必然触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设计的关系更加复杂。一般而言，改革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相对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问题上比较困难。进一步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以往大得多。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解放，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干部开始
作为发展的决策者，领导干部的思想状态如何，对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过去的30年，为什么有的地区发展很突出，有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呢？除了与区位差别、资源差别有关，这还与领导干部的能力和认识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时候不是国家没有政策的支持，也不是地区没有改革开放的空间，而是由于思想解放不够，在把握政策、执行政策上存在问题，自己没有把政策吃透用足，自己束缚了自己，以致自身发展相对落后。作为行动的表率者，领导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影响着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的程度。领导干部注重学习，坚持解放思想，努力完善自身理论水平，鼓励解放思想、创新突破，准确把握政策，充分利用现实有利的发展形势，有利于带动一个地区和单位形成解放思想、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所以，在新形势下继续解放思想，要先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
应注重学习，以素质提高促进思想解放，以解放的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继续向前。四、以解放的思想，开放的精神，继往开来创造新的辉煌
30年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国势的增强，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富裕，使我们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就无比自豪，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未来信心百倍。虽然，历经了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从综合国力，还是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我们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业时期，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让我们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用解放的思想引导前进的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的安居乐业，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崛起提供新的动力。
注释：
①、②、③：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④、⑤、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⑦：.《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的发言》.20__年3月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__年4月
[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__年7月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__年8月
[4]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__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