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
论文论文关键词：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贸易条件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2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3
abstrac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isindependentoftheUnitednationsinthelaw-based,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theworld'slargestorganizations.asweallknow,aftereightyearsofGattnegotiations,theendresultisasignificantreductioninbothtariffsandsubsidieslimittheuseofsomeofthesemeasuresonthememberstotheimplementationofstrategictradepoliciesplayalimitedrole.thisarticleanalyzes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underwhichthetraderemedymeasuresandstrategictradepolicy.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救济措施战略性政策
Keywords:worldtradeorganizationreliefmeasuresstrategicpolicy
一、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归根结底,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体系中,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然而,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提高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关税大幅度降低,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可持续性；比较优势；机会成本；代际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8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多年来，驱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源于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环境规制政策所塑造的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1］。然而，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并成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追求基于低环境成本的“环境比较优势”，不仅会落入“生态倾销”、“环境倾销”的陷阱，而且一旦超越生态环境的阈值，将会牺牲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看，中国依靠上述两大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持续的。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机会成本差异，是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机制。在贸易学说史上，伴随着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推进，贸易理论分析已逐步由宏观到中观进而过渡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且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但现有贸易理论由于在方法论上假定不存在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在空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往往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展开分析而忽略了贸易活动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影响，进而不考虑环境成本；在时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崇尚代内分析而忽略代际分析，将本代人当下的经济利益获取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看不到长远的、可持续的贸易利益，进而不考虑代际成本。在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中，现有文献较多从空间维度出发，试图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而鲜有文献将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也纳入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范畴，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1文献综述
虽有部分文献［2-4］从战略、政策、现实等诸多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在理论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问题的讨论主要隐含于如下两类文献中：
1.1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著名假说
围绕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命题对之加以理论阐释，比如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HavenHypothesis,pHH）、要素禀赋假说（FactorendowmentHypothesis,FeH）、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pH）等。污染避难所假说［5-6］认为，若其他条件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环境标准差异将驱动污染企业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从事生产。要素禀赋假说［7-8］则认为，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一国在专业化生产中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或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举例来说，资本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通常为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是“清洁”产品）。波特假说［9］认为，一国若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能从改善的环境质量中受益，在发展环境敏感型工业过程中取得一定比较优势，并且长期优势可能弥补短期损失，环境规制能使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强永昌等［10］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存在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这意味着虽然适当加强的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弱化了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上述成本和竞争效应较为有限，从整体来说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变。
1.2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与改进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密切相关，为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现有文献往往着力在空间上引入生态环境要素，并深入讨论了环境政策与比较优势［11］、环境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12-14］，构建包含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15-16］。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不应成为贸易增长的牺牲品，世界贸易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7］。此外，有部分文献明确地对“环境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黄蕙萍［18］将“环境比较优势”分为可持续方式和不可持续方式，前者通过丰裕的环境要素禀赋获得，后者通过较低的环境标准获取；目前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环境标准、宽松的政策法规、廉价的资源、较少的排污费使某些出口品取得了基于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不可持续，最终会失去这一优势。王奇、向筱［1］认识到，环境比较优势已经影响到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中的“劣势”。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5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跨越式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优势转化功能的理论考察，结合中国当前对外贸易的总体特征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论文关键词：跨越式发展战略；优势转化；中国对外贸易通过经济发展战略，改善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及诸多经济学家都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不少发展战略的“良方”，可是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却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经济发展战略成为经济学界敏感而谨慎的话题。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只会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经济将会更加“市场化”，中国也将更深层次的融入到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中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多的与外部发生密切联系，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冲击和波动的影响。因此，审视以往中国的对外贸易经验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显得尤其重要和关键。一、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理论考察（一）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提出跨越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各个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的跨越发展成为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发展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是西方化的标准，而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能完全依赖移植西方文明发展自己的文明，后进工业国的发展不能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能借鉴其经验进行自我创新，否则将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历史悲剧。后进工业国要想摆脱现有的落后局面，就要采取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理论和战略应运而生。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最大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转换，在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生非自然演进，导致制造业内部的历次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更替，其转换强度和转换条件的孕育过程相对于自然演进要强烈得多。二是后进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产业激进发展的重要参与人，通常以调控者的身份致力于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后进工业化国家大多采取了宏观的产业结构政策以及为促进所谓的新兴产业而配套的国家融资、税收优惠、进口限额等相关政策，使工业化进程在政府这一强制性组织的干预下大为缩短。因而，在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变成了跨越式发展的集中表现形式。（二）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优势转化功能产业结构基础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基于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是跨越式发展的集中表现形式，产业结构的构建和转换要依据本国的要素禀赋状况。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在比较优势的多方面来源中，最常见的仍然是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从一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出发而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是该国产业构建的重要依据和贸易的主要基础。根据赫-俄理论，一国应根据其要素禀赋选择其产业结构，而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取决于其自然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发展初期，资本通常是稀缺要素，因此该国就会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表现出优势，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土地和森林等资源将会越发稀缺，比较优势将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随着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资本将会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也将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要素禀赋的差异引致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不同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所以，采取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由此，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下，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比较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构建自己产业结构的基础，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需要发展中国家具备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而且该战略过分强调一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的不变性和各国间的资源、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的静态特征，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当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将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不是一个能够自发完成的过程，要依靠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两者的转换。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就是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跨越式发展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动态体系，在相当程度的市场竞争状况下，通过微观产业组织政策和宏观产业结构政策，优化资源配置，转换产业结构。在优化和选择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得到积累和提高，产业结构得到转换和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目前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依赖的完全市场竞争状况，对于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各国经济，该前提显得过于苛刻，对于企图依据资源禀赋来构建和转换产业结构以至于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后进国家的跨越发展远远不够，更何况发达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曾依赖了政府的力量。依据日本的跨越发展经验，日本政府在日本战前发展、战后恢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的过程中的干预作用，强力支撑了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实现。依据经济背景的变化，现代西方贸易理论也适时修改了赫-俄理论严格的前提假设，以使其更加符合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其理论框架中加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因素，而且对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给予更多的关注，提出政府的干预作用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或激励，改变或鼓励企业既定的战略行为，发展本国产品的出口和相应产业的竞争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发展要依赖政府的力量，只不过其干预的方向和方式要区别于发达国家。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特征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强化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这种来自于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较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看，1979～2011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10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转换。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6
关键词：贸易摩擦；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2
一、中美贸易摩擦概况
从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署以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加。理论上来讲中美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空间应该是很大的，然而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产生，在中美双方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与贸易额持续增长的同时，双方在经贸领域的矛盾和摩擦也不断增多，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不利于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持续和发展。1979-1989年，美国对我国反倾销和采取配额限制主要针对纺织品与一些工业品。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对我国反倾销逐渐从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扩展到化工、钢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而且美国对我国反倾销数量不断增加。我国加入wto后，美国对我国提出的要求更是从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知识产权、执法、政府采购、生命科技产品市场准入、保险与电信市场准入、补贴等众多领域，美国力求通过以经济制度协调为核心的制度摩擦促使我国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调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矛盾正逐渐从贸易领域上升到整个经济结构的层面，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劳工问题等。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各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许多新的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措施，带头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许多贸易摩擦与纠纷的出现。由于我国是美国的首要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与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中美贸易往来频繁，我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摩擦的首要对象。
二、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思考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探讨。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贸易摩擦，而且贸易摩擦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剧，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既存在贸易政策等表象化的因素，也有客观规律与发展战略等深层次的原因，具体包括：
1.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思想的解释
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系统地形成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其经济思想对当时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二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其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才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单纯的依靠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自动调节，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上持续发展。因此，在经济衰退时，要扭转衰退局面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应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以扩大对外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因为这种干预可以为国内滞销产品与“过剩”资本找到出路，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扩大就业并促进国民收入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对进口尽可能地限制，并且增加出口，从而保持贸易顺差。
就业和消费不但是影响美国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重创，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急剧下降。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恢复美国国内的生产才能够扩大就业，拉动生产的引擎是扩大出口与增加国内制造的产品的销售，所以要设法增加出口，并且尽可能的对进口进行限制，同时提倡使用国货以刺激国民消费。美国政府为了扩大出口制订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采取国家出口行动，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促使企业购买国货以增加消费，这些急功近利的措施只能使中美贸易摩擦的程度不断加剧，使中美双方在贸易领域的矛盾不断激化。美国消费者对我国出口的产品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为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廉价的生活必需品，这会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金融危机时期这种不利影响就更为明显，更容易引起美国对我国产品的限制与排斥，而由此造成的失业等问题对美国来说就更为敏感。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企业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政府对一些产品实行了补贴政策，而且向来秉承“薄利多销”的我国企业倾向于通过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扩大出口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美国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力度。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带头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产品大规模地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使中美贸易摩擦的程度不断加剧。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促进扩大就业，对我国实施日益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同时也为抑制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政府设法对进口进行限制，扩大商品出口，以保持美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行为的一种体现。
2.委托者――者理论：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解释
美国著名学者D.H.戈斯顿曾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委托者――者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指明了模型中的某一部分和现实中的哪一部分相对应，是一种非常规范的模型。这就是说，首先要弄明白现实生活中哪一部分充当委托者的角色，哪一部分充当者的角色。戈斯顿指出，委托者为这样一种角色，自己缺乏直接执行一项任务的能力，他要求别人执行该项任务。者为这样一种角色，委托者和他签订执行一项任务的契约，将该项任务的执行委托给他。
利益集团作为选举人选出某些政治代表或总统，利益集团为委托者，而政治代表或总统就为者；总统创设行政机构作为自己的者，自己则充当委托者，并且委以权限给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直接执行一些委托的权限，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其实就是利益集团(委托者)和政府(者)的关系。在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途径方面，通常的形式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提出采取一项特殊的贸易政策，国会与行政部门对这些利益集团提出的采取该项贸易政策要求作出反应，继而引发国内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该项贸易政策的辩论和游说，进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贸易政策。如果该项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则会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作为美国政府的委托者，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利益的驱使下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以保证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以法案的形式得到通过，这就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是美国经济与政治行为的根源，是美国国内产生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体制产生影响，美国的政治运作是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牵制和操控下进行的。我国对美国大规模出口产品，必然会使其中一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遭到损失，这些利益集团就会要求美国政府对我国的出口加以限制，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每个政府的上台，不但要对选民有所承诺，而且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和其所代表的财团利益，决定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是各个政治集团争夺的焦点，是美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奥巴马参选时期曾经提供巨额政治捐款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工会正是此前钢铁、轮胎和铜版纸等贸易摩擦的幕后推手。
3.现代比较优势理论：逆转对外贸易逆差的解释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是指由赫克歇尔―俄林创立，又经萨缪尔森等人完善的要素禀赋贸易理论。该理论所展现的是一种国家间的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这种从理论推导而描绘的国际贸易运作关系是一种理论空间下的理想状态，从中看不出任何先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迹象。但是在现实的国际贸易环境当中，当既有利益格局受到影响和冲击时，由于各个经济利益体的实力存在差异，这些强势的经济利益体便会通过一些非规则性的“政策”来干预国际贸易关系的非正常运行。
美国产品相对于我国相关产品比较优势是比较弱的，因而产生了持续贸易逆差的现象。加之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决定了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虽然我国的国民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但是我国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不会大量增加，因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总的出口需求弹性较小，只有在其价格大量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需求才会大幅度上升。同时，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我国的出口，也造成美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我国的出口不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需求偏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出口需求是富有弹性的，随着美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我国这类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大幅度增加。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导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失衡的原因，两国政府对此分别持有不同的观点，分歧很大。我国政府认为，国际贸易主要受到国际产业分工与产品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状况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比如以日元为例，过去40年，在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美国政府则认为导致两国之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故意低估人民币的市值，并且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控制；二是中国市场不够开放。美国据此将敦促我国开放市场与迫使人民币升值作为平衡双边贸易的方法和手段。由于人民币在短期内不会大幅升值，美国政府虽然处心积虑但是仍然达不到目的，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同时，美国政府既要求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又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使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三、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1.加强中美政府的沟通，建立中美间的磋商对话机制
建立中美两国间长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减少由于两国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而导致的贸易摩擦，及时交流有关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积极主动的去解决由于缺乏及时的沟通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另外，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应该就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经贸会谈和战略性对话，并形成一个经常性的惯例，这有利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矛盾和争端的协调解决，使双边贸易互惠、互利发展，从而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方面，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中美两国也应该加强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减少争端，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应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尽快改变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从而加快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我国的产业发展逐渐向高层次和高技术产业不断升级。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产业升级可以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降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有效减少贸易摩擦。
3.扩大内需，发掘国内市场，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加上我国人口众多，所以我国国内市场发掘潜力很大，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但是当前我国面临实际消费偏低和储蓄偏高的问题，为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在目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必须大幅度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能够降低我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减小由于贸易摩擦给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4.发展我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加快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
我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美国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增加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沟通，生产符合美国技术和环境标准及其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在美国直接投资办厂能够免去出口这一环节，可以避开美国针对我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从而有效地减少贸易摩擦。在发展对美直接投资的同时，应积极拓展欧洲、非洲、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以降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从而减小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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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晓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综述兼论我国的比较优势[J].国际贸易,2003(07):24.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7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在国家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清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平等交换的实质，甚至错误地高估本国工业的发展水平，错误地坚持和实践发达国家倡导的所谓自由贸易，势必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可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给了我们一种科学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但是，在具体贸易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上，我们应该借鉴西方有益的贸易理论。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虽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形势提出的理论对策，但是由于它改变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并据此提出了重视技术创新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非常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定贸易战略的需要，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区别马克思和克鲁格曼由于各自所处历史时代背景迥异，所秉承的价值观不同，进行贸易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等诸多原因，二者的贸易理论必然也会存在着很多的差异。1.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国际贸易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顺序，通过对历史沿革的叙述，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结果。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不仅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作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就成为了这种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在为对外贸易的扩大提供越来越有力的支持。马克思从本质上揭示了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期，克鲁格曼借用DS模型分析方法第一次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应用到了国际贸易问题分析中。他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来源，解释了传统理论无法回答的诸如产业内贸易、技术创新与垄断利润等新的贸易现象，探讨了税收和补贴政策对国际贸易和产出的影响，并首次创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但在研究方法上，新贸易理论一如其他西方经济理论一样，主要使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克鲁格曼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这些模型从国际贸易的现实出发，论证严谨，结构简洁，首次从模型上证明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的另一起因，揭示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可能性。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决定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不同内容和特征。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研究对象是处于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与马克思贸易理论和西方传统贸易理论都有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把政府和企业都作为独立的、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来进行研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并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贸易理论是历史的、本质的和理论的，而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阶段的、对策的和应用的。2.理论基础不同作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石的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①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是互相转化的。较少的国内价值可以转化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反之，较多的国内价值也可以转化为较少的国际价值。虽然改变了一些理论研究的假设条件，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仍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础理论。他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同时承认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家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②克鲁格曼是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新贸易理论”。因此这种“新理论”仍然是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一种理论创新，不可能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有什么根本改变。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为科学和根本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和批判的国际贸易理论。而克鲁格曼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分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等一些理论，但其分析工具和价值判断已经远远偏离了古典经济学。这也就注定了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会有相同的理论基础。3.政策主张不同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决定一国采取哪种贸易政策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产业结构的需要，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按照自身利益要求而制定的。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需要，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并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如果想要改变贫苦和受压迫的生活，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有一些战略性部门，具有较高的利润和强大的正外部性。这些部门并非传统的贸易理论所说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而是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经济。但是通常这样的部门研发成本都很高，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仅凭私人资本进入这样的领域很困难。而且即使进入之后维持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因此，为了帮助本国企业和行业获得竞争优势，增强本国的国家竞争力，政府应该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保护，通过补贴鼓励出口，用关税限制进口，以此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即垄断租金。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研究国际贸易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家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本质。克鲁格曼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难题，并且提出相应对策使其能够得到解决。当然解决方案应当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以内。二者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研究目的决定了他们在政策主张上也必定是迥然而异的。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尽管年代相差久远，研究方法和对象差别很大，但是两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的认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对这些一致性的探讨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价值所在。马克思贸易保护思想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贸易保护政策所具有的历史性作用的认同，以及对完全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贸易保护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它最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恩格斯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③可见，英国工业的发展也曾经历了一段必要保护关税制度的庇护，而并非其标榜的自始至终的自由贸易。至于后起的美国，要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实现经济赶超，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用25年堵住英国的来路，25年后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显然，后一条道路更为经济和便捷。因此，恩格斯总结道：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新型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客观分析并认同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历史作用，同时对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流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④但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可以更快地促进阶级革命的爆发，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⑤显而易见，马克思所讲的“赞同”自由贸易并不是真的赞同，而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一种嘲讽，讽刺他们在以更快的速度为自己掘墓。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持批判态度，或者可以说新贸易理论是一种贸易保护理论，只是它不同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不能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架设不相容。”⑥由于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已经不能完全地解释现实和解决问题，新贸易理论提出政府可以适当进行干预。克鲁格曼本人尤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当的政府管制比盲目地追求自由市场要安全和有效率得多。1998年9月，他在美国《财星》杂志以专文提出，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计划在解决经济危机失效后，有必要实行B计划：实行外汇管制。他呼吁：亚洲国家自救的惟一方法，就是暂时恢复外汇管制，一方面遏制国际投机者，另一方面保留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难免短期阵痛，但政府可采取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降，复苏经济，外资终将回流，那时管制可以取消。这种颠覆传统自由市场观念的论调，俨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马克思和克鲁格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对贸易保护政策和手段的历史性作用表现了一致的认同。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资产阶级需要的时候，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他们强大起来并占据了工业发展的先机有利地位之后，便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其本质是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更大范围的对无产阶级的掠夺。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行了批判，那么克鲁格曼就是从现实的国际贸易问题出发，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进行了理论质疑。三、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主要借鉴意义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强调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意义，并不是因为要固守什么或坚持什么，而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民族利益、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和不同个人利益的世界里，阶级利益不仅存在，而且形式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便以一个整体资本家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而且只要国家发展水平不相等，国际贸易中的剥削就永远存在。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中比较富有的国家总是在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⑦。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地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中心关系，并且普遍地存在不平等交换。就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的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掠夺，既表现在直接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也表现在通过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投资活动中。仅以我国为例，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国家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所得更为有限。在oem贴牌生产过程中，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中国最多只剩8％。投资加工贸易使这些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的比重也从1996年的64.5％迅速地上升为2005年的83.7％，增长了19个百分点，而国内企业所占比重则从35.5％大幅下降为16.3％。而且外资企业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国内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核心技术环节都被外资企业所控制。改变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被动的、受剥削的地位，必须首先改变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我国传统的贸易战略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对内增加了外汇收入，解决了劳动力就业，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这样的“比较优势”模式发展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提供某种商品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超越对手的、独特的、持久的一种能力。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与比较优势不同的是，这种能力既可能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产地，也可以凭借技术水平来创造。即使是自然资源贫乏，或者整体生产能力暂时落后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塑造民族工业竞争优势的最初阶段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首先应该颁布具有明确导向性作用的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出口企业创造有竞争力的品牌，凭借领先技术和优质服务来扩大出口，而不是依靠价格战进行低水平的扩张。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可以通过保护和扶持的贸易政策，支持这些产业的厂商扩张产量，提高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厂商的收益性外部经济，从而促进这些产业较快地增强国际竞争力。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②[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457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⑥[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06701
1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简析
国际贸易的产生应该说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的产生以及商品的交换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化分工以使得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而会出现在奴隶社会初期就有了剩余产品的产生。然而当时并无主体可言，因而可能只在区域间存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商品交换。直到国家的出现，商品交换才开始走出了国门打破了国界。然而国际贸易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和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真正意义上国际贸易只在资本主义的出现后才有了发展并继而体现出其世界性来。
按照各类国际贸易政策的不同特征，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在如今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选择一个合适的贸易政策，才能更好面对来自总体经济下行格局下各国贸易政策的转变，也使得保持增长步伐稳定。因而我们有必要以史为鉴，借助历史的眼光来剖析经济格局，对于贸易政策作出正确的选择，以中国之力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2文献综述与评论
在过去的200年里，国际贸易理论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古代先哲的思想在现代贸易实战中依然绽放着绚烂的光辉，然而不同的时代必定会对其当时的国际贸易提出最契合的要求，是故我们在评价各种贸易理论时，绝不能将其与时代脱离开来。
2.1自由贸易理论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提出来的绝对优势理论论述了一国应该生产其具有要素禀赋的产品，再利用所生产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这样使各国均能从贸易中获利。
斯密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国际分工，而绝对有利的自然禀赋是国际分工的基础，或者是通过发展有利优势而形成的生产条件，这些都能使一国在某一方面处于较他国更有利的地位。而照此思路，各国都能够以其有利的条件为中心进行生产，那么将参与贸易的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各国都可以因为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利。
其理论价值在于用分工理论给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上的支持，这迎合了当时英国想积极开拓世界市场的目标。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只说明了在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如当时的英国）参加贸易和分工可以获利，而对于在资源和生产力各方面都处在绝对劣势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却并没有详细的论述。
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对“绝对优势”这一条件进行了放松，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所有的商品，而是应该集中资源去生产那些与其他国家比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即所谓的“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以贸易各方利益为整体来说就增加了产品的数量，节约了社会劳动和资本，使得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得以形成。在比较优势理论下，按照比较的原则去分配和分工，可以把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运用到对本国最有利的产业中去。
其理论亮点在于证明了国际贸易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绝对利益的差异，更是因为比较利益。同时，也为自由贸易的政策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符合当时英国资本积累和发展生产的目的。然仍有局限，因为李嘉图在研究贸易的问题上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对于社会分工的形成并没有真正找到其主要原因，对实际贸易中的情况无法解释。
2.2保护贸易理论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根据其所在历史阶段不同以及其保护对象、手段和目的的差异，可以大致分为：重商主义，幼稚工业保护主义和超保护贸易主义。
由于市场主体的利己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是贯穿到整个贸易发展进程中的。重商主义的先哲如托马斯孟、蒙克列清等都曾从各个方面来讨论过保护主义的政策，其核心思想是货币差额论，贵金属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贸易是以追求更多的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到了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核心进化为了“贸易差额论”，即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
保护主义的合理之处在于反映了商业资本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要求差异，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其局限在于结论很大不具有普适性，这使得运用到实际产生了限制，另外，重商主义中对于将贸易理解为一种“零和游戏”是比较局限的。最关键的一点是重商主义把货币同资本等同来看，贸易顺差也被错误地等同于收入超过消费的年差额，这也是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关键点。也正是因此，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是重商主义的发展。其代表人物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了一国选择怎样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取决于整个经济主体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李斯特是站在国家个体的角度上来讨论的，因而其批判古典贸易理论对于个体性质和利益没有区别来看。
其合理之处在于符合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并在其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德国在短期内有了迅速的发展。缺陷在于从研究基础上来看对生产力和与影响生产力的因素的理解和分析相对混乱，且在贸易保护理论中对象的选择上也缺乏具体客观的标准。同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以部门经济为标准的，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是比
较狭隘的。因为其对于国家对经济干预上过于强调，使得生产力的发展缺乏活力。
至21世纪，主流的理论是由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超贸易保护主义。在其理论中，强调了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以中观产业的角度指出由国家干预贸易来提升其地位，进而促进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主要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使得国家在短时间可以扶植相关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
随着国际竞争的愈演愈烈，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较量的逐步白热化使得战略性贸易政策更为广泛的被接受，新贸易保护主义得以成为主流。
3总结与评述
近年来我国在钢铁、光伏等产业受到的双反调查及惩罚措施即能很好的体现贸易环境的恶化。现在经济相对不算景气的时候，各国都希望通过刺激内需、降低国民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来保护国内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白热化是体现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现目标和方式上的。以全球经济的视野看来，中美两国共同是引领全球经济走向的先驱，任何影响中美关系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经济的脉动。
4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主动应对贸易摩擦。
一方面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双反诉讼，应充分发挥“谁应诉，谁受益”原则，调动企业及组织同业行会聚集力量来积极应诉，挽回市场。另一方面，我方相关参与者还应自己加强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意识，对于受到侵害的相关产业利益也应当积极提出诉讼。
（2）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区域圈中发生贸易壁垒的可能大大减小，稳定该区域的贸易环境。同时使得国际分工能够得到更高效率。不断完善我国的技术标准先进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3）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多年的双顺差已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所以要通过直接投资将这个烫手的山芋变成香饽饽。一方面，政府努力扶植本国跨国公司，另外，企业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到国际环境下的分工中，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机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快自身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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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全球价值链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面对增速换档等问题，必须将“供给―结构―改革”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大逻辑。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构成和长期动力源，其供需结构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特殊性。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低端供给―国外需求”外贸结构正面临着国际环境、国内条件的转型挑战，需要在政策、制度等方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分析外贸供需结构理论和现状基础上，提出可行的改革实施路径，对于我国厚植对外贸易优势，建设国际经贸强国，有着积极意义。
一、我国对外贸易“供给―需求”结构的理论分析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存在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事实证明，越是体量巨大、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也越高。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以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值成为外贸大国，并深刻影响世界经贸格局。从理论上讲，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作用于世界范围的特殊形式，一方面受国内基本经济面的影响，决定了对外供需的总量，一方面也与世界经济紧密关联，向国内提供更多的供需。具体分析对外贸易“供给―需求”的复杂结构，需要从国内与国际的双维度、进口与出口的双向度、交易和分工的双角度加以把握。
（一）构建对外贸易中“供给―需求”结构的理论模型
如果把整个地球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毫无疑问，供给和需求总是均衡的。但实际上所有的贸易都是以国别――某一利益主体为单元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必然有盈与亏、顺差与逆差，这就使得一国在外贸的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着常态的“非均衡”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方面：其一，在交易环节，进口与出口的主体恰好相反，国内与国外互为供需；其二，在非交易环节，一国选择供给角色还是需求角色，与其在国际产业中的分工有关。
1.交易层面
在一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时国内是供给侧而国外属于需求侧；进口时国内是需求侧而国外属于供给侧。我国作为贸易顺差国，应该是“出口型结构”。但实际上，由于贸易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次交易”，在多次交易形成的贸易模式下，进口和出口的关联度极高。顺差国的进口往往作为成本采购和物质性投资，是制造品出口的必要前提，所以一国的供需结构必须综合考虑进出口因素。同时，一国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制度，会深刻影响交易国的贸易条件。特别是在大国条件下，交易次数越多、政策制度越偏重本方利益，反而会对另一国发生吸附效应，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这就是克鲁格曼在“大国关税效应”基础上提炼的“贸易条件优化论”（krugman，2011）。将以上分析建图（图1），进口国和出口国互为供需，进口国实施关税、贸易监管等政策。以往有理论认为，贸易管理政策在取得生产者所得（梯形a）、国家收益（矩形c）的同时，会损失经济效率（三角形b、d），因而提倡“去监管”的贸易自由化。但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进口国通过实施贸易管理政策，能够降低进口价格，改善贸易条件（矩形e）。
交易层面的分析结论是：（1）好的贸易供需结构必须实现进出口的动态相对平衡；（2）贸易政策和要素条件一样，对供需结构有积极的影响。
2.分工层面
在亚当・斯密以降的基于国家分工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比较优势论还是要素禀赋论，都将本方优势作为贸易的先决条件，进而形成贸易“供给―需求”结构。各种理论关于供需结构的观察角度很不相同。李嘉图模型规定，在单一要素下，应以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来解释贸易的供需，本国供给并出口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需求并进口劳动生产率低的商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规定，在多种要素下，应以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解释贸易的供需，本国供给并出口以价格和技术衡量的充裕要素的商品，需求并进口非充裕要素的商品。在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主要使用全球价值链（GVC）理论衡量国际分工，即一个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组装、销售、维护分布于不同的国家，技术含量越高，在价值链越处于高端，其贸易质量越好。“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认为，一国如果遵循贸易自由化，其产业结构将在国际分工中固化，并因为自身成本和汇率的提升而使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因此，国际分工总是在“不变――变”中形成制衡，就需要建立一种动态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丁伯根式）基础上，融入上述模型和理论，综合得出一个扩展公式，如下：
Xij=kmg（Yi）a（Yj）b（fij）c/f（1+e+Hij）d
在公式中，Xij是ij两国的贸易规模，Yi与Yj分别为两国的GDp，Hij为两国之间的距离成本，k为劳动生产率，m为技术，g为贸易政策制度，e为价格成本，fij/f为GVC的分工系数，a、b、c、d为参数。该公式表明，在两国贸易结构中，GDp、劳动生产率、技术、政策制度、GVC分工是正比因素，价格和距离是反比因素。
分工层面的分析结论是：（1）好的贸易供需结构不仅能适应自身市场，也能在全球价值链上均衡分布；（2）创新型的供需结构因其技术含量高，比资源型的供需结构更加高效；（3）供需结构一旦形成，就会逐步固化成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非改革手段不能完成转变。
（二）理论上我国对外贸易的“供给―需求”结构特点：固化、弱化、高风险化
（四）政策空间收窄，制度供给的灵活性面对考验
在当前复杂形势下，曾经促进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难以继续，或者边际效应减弱，或者调控效果不佳，需要重新调整评估。一是货币金融政策。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以及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稳定功能和扩大跨境贸易结算的需要，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其实，2012年来，在国际主要货币大多贬值的条件下，人民币呈现波动和被动升值，三年间对日元升值50%，对欧元升值15%。所以我国货币汇率无法对扩大出口形成持续性支撑。二是财政税收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一定的财政赤字，保证一定的出口退税率，不断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形成了鼓励进出口的基本政策面。但是，普遍性的鼓励政策也可能延续产业中的无效产能、过剩产能，拖慢转型升级。三是贸易刺激政策。我国实施按地方考核外贸绩效的政策，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扶持外贸的措施，其中很多是低效的，比如以出口奖励方式刺激企业，为虚假贸易、套利贸易提供了诱因；又如大量建设各种物流仓储型的保税区，助长反复出入区的“一日游贸易”，造成外贸数据中很多无效成分；再如近年来各地纷纷开行名为“某新欧”的铁路货运班列，实际上重复线路很多，回运空载率极高。四是通关便利政策。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口岸物流成本、仓储成本比较高，定点通关模式下的货物流非常集中，对通关便利、流程简化、成本集约的需求很大，口岸各部门之间由于法律依据和职能定位不同，还没有完全实现执法互助和信息共享。
（五）贸易平衡度失当，外贸总体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外贸增速下行的同时，贸易失衡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扩大。2015年，我国贸易顺差3.69万亿，扩大56.7%。这意味着出口中内含的进口采购部分减少，可能引发未来出口的连续跌势。进出口不平衡又通过一系列条件作用，引发更多的共鸣性失衡，使我国总体贸易结构更加不合理。首先是服务贸易失衡。与货物贸易情况相反，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上升却长期保持逆差，2015年逆差达到1366亿美元。其原因，在于我国服务贸易集中于建筑、旅游、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部门，而在新兴服务部门的供给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次是贸易定价的失衡。目前，国际大宗商品有很强的金融和期货属性，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由美英的老牌商品期货交易所主导。我国虽然在部分农产品、大宗资源的期货定价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和掌握定价权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基本上只能接受既定价格。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外贸新常态的原因可归纳为：1.需求规模、供给规模“双弱化”，决定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数量的下行；2.需求环境、供给环境“双调整”，决定了我国外贸整体环境的不确定性；3.供需匹配度不高，决定了我国外贸还处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总的来说，我国“低端供给―国外需求”外贸结构已经受到内外风险因素的巨大冲击，负面效应已经发生，增长预期减弱，而且还有进一步僵化的趋势。因此，寄希望于市场自我纠错是不行的，这种结构必须改变了。回到前文的扩展式贸易引力模型，改变结构只有一种方法――改革。当前，我国需要的正是这么一种“破除―重构”式的主动改革。无论是着眼于贸易出口角度，将我国视为外贸供给方，还是着眼于制度角度，将改革视为一种供给制度的创新，我国在外贸领域推行的全面改革，都可以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我国对外贸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包括外贸在内的全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部署，我国“十三五”规划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对于外贸领域的改革也作出具体指引。具体而言，改革应该从外贸供需结构出发，实施路径如下：
（一）优化外向型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改变我国外贸“低端供给”的局面，必须在产业和贸易两方面推动改革，使产业结构从全要素成本优势向全要素质量优势转型，使贸易发展从规模数量向内涵效益转变，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向中高端延伸，提高国内增加值和贸易平衡度。
一是产业结构改革。实施创新、品牌和质量三大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多层次的研发创新平台，完善研发补贴、融资和信用保险支持。实施产业创新“四鼓励”政策，鼓励国内企业以自建、合资、合作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并吸收再创新，鼓励我国优势技术“走出去”并增强国际技术标准影响力。大力发展oDm（自主设计生产）和emS（电子制造服务）模式，培养具有核心技术、自主营销的世界跨国公司。培育知名的企业自主品牌，构建促进品牌成长的良好市场环境，完善知识产权法制保护。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接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认证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预警和保护机制。
二是贸易方式改革。推进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平衡发展，控制“两高一资”出口规模，减少出口产品碳排放含量。建立国家进口资源储备制度，用好大宗商品低价档期，储备分拨重要战略资源。增加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推进传统加工贸易“三转”，空间上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功能上由制造代工向研发设计、物流仓储、展示营销转型，方式上由“两头在外”向原料国内采购和产品内销转变。支持新兴贸易业态发展，加大对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的培养和监管，优化B2B、B2C、B2B2C等模式管理，加强第三方平台的规范化建设，改进电商准入、税收、物流等配套管理机制，在用好保税进口、直邮进口模式吸引消费进口回流的同时，发展“海外仓”促进电商出口。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缩小并扭转逆差。培植一批生产型服务企业，推动通讯、文化、计算机信息等服务走出去，逐步放开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服务业的外资市场准入。
（二）推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Fta）战略，培育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
要改善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深度参与者、制度构建者。我国理应发挥贸易大国的地位作用，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是建设“一带一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国家（地区）实现货物畅通、产业共建、外贸对接，推进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合作，形成立足沿线、辐射周边、面向全球的贸易新格局。在沿线建设一批制造业生产集聚区和出境加工贸易基地，转移和重新利用国内过剩产能。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经济合作走廊和国际大通道，构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协调沿线国家运输与安全标准，落实口岸通关、船舶登记、航线管理等保障制度。促进沿线贸易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作用，盘活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与国际资金共建金融合作平台。
二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引领平等互利的区域性贸易规则，提升我国的国际贸易制度性话语权。在我国的自贸区战略中，应以构建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为主要平台，以贸易便利化、关税优惠安排、降低技术门槛为主要内容。重点是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与周边国家构建合理的产业、市场分工体系，建设高层次、多领域的自贸区。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打造我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快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和发达国家开展经贸对话合作，尽快完成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美自贸区、中欧自贸区谈判的可行性研究。同时加强与俄罗斯、中亚、中东欧、拉美、非洲国家国家的Fta合作，推动区域间外贸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宗商品的期货定价权，发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格平台、上海自贸区国际原油期货交易平台以及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市场作用，形成“中国价格”话语权。
（三）深化自贸试验区（FtZ）建设，复制推广先进的外贸制度
已经建成的上海等四地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外贸制度的改革高地。在目前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效益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深化试验区制度创新，重点是形成服务贸易、外商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企业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管理部门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推行区内外贸易便利化，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制度，建立出入区货物、服务贸易分类监管模式，实施信任管理基础上的企业自主报关报检。推进区内金融服务业开放，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产品利率市场化。
同时通过增设试验区和复制推广方式，把先进的外贸制度在全国范围试点推开。在下一步的自贸试验区布局方面，应加强统筹，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不可泛滥审批，使试验区变为招牌工程和政策洼地。增设自贸区应充分考虑地域代表性，重点在主体功能区的核心节点城市布局，发挥区域示范和带动效应。重视试验区功能和模式的差异化，使不同试验区在产业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形成错位发展。同时，依托遍布各地的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打造试验区经验复制推广的承接载体，实现制度普惠和功能叠加，更好地发挥试验区的辐射作用。
（四）创新外贸管理政策，增强外贸发展动力
在复杂的形势下，外贸管理的调控政策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和方式，才能实现更好的制度供给。首先要完善宏观政策。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建设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便利外贸领域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快汇率制度转轨，呼应外贸市场变动，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调节贸易收支平衡。推动涉外贸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实行进口环节结构性减税，降低国内需求量大的消费品、零部件的税率，对科技研发、产业升级等进口项目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进口成本，同时配合营改增改革的全覆盖，将服务行业改征的增值税纳入抵扣和退税的范围，推动服务贸易不含税出口。
其次是优化通关政策。深入推进大通关建设，在海关、检验检疫等负责口岸查验的部门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推广“一站式”作业，理顺通关节点。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单一窗口”，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实现“一地申报，多地可通关”。减免口岸吊装等费用，推动通关无纸化作业，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国际间海关执法合作，深化aeo互认，营造良好的国内国际通关环境。
再次是调整外贸考核政策。完善外贸监控度量指标和数据，加强对国内增加值、真实性FDi流量、贸易壁垒的监测预警，增强对外贸发展的监控分析能力。当前还应大力清理各地低效竞争的鼓励出口政策，减少保税区“一日游”等无效贸易行为。对于虚假贸易、套汇贸易、骗取退税、绕关走私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维系健康、公平的外贸秩序。统筹规划各地的国际货运航线、班列，尽量并线并货运营，提高实际装载率。
最后是将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形成常态化的制度支持。修订《对外贸易法》，推动服务贸易和贸易调整援助有法律规范。整合“外资三法”为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将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准入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研究制定对外投资促进法，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适应国家税收法定原则，推动涉外税立法，明确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的税收优惠安排。出台《口岸工作条例》，保障口岸通关便利化。制定《反走私综合管理条例》，加强反走私群防群治和企业自律自管。以上法律法规，将为我国外贸发展创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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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效果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115-01
一、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式
（一）单纯保护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改革前，中国寻求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方针。同时受“－中心”理论的影响，中国把国际分工看作是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因而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提高本国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建设方针转变为“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出口开始受到鼓励，贸易政策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二）从隐形保护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
主要体现在贸易政策手段由原先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现今以经济手段为主。改革前，政策手段虽然有，但作用不大，调控对外贸易活动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计划贸易。计划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很难估算，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隐形保护。改革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作用逐渐减退，隐形的保护贸易难以为继，而又不可能取消贸易保护，因而只有加强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经济手段在进出口中的调控作用。同时在逐步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政策手段日趋规范化。由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国内经济影响可以大体上进行估算，这样原先隐形的保护贸易做法便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贸易做法。
（三）政策调整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延伸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大体经过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7年），重点是改革微观经营机制，通过放权，实行外汇留成等激励外贸企业出口积极性；第二阶段（1988年～1993年），重点是改革外汇资源配置制度，实行汇率双轨制（是一种让利方式，同样属于微观领域的改革），取消出口补贴；第三阶段（1994年以来），重点是改革宏观政策环境里的汇率，取消汇率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贸易政策的调整先从微观领域经营机制环节入手是有其合理性的。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放权让利可以使改革所涉及的经济集团得益，同时又不会损害其它经济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四）政策目标由“调剂余缺”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前，由于对外贸作用的片面认识，贸易政策追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目标。改革后，中国对外开放十几年的经验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贸易实践表明，越是开放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得越快。随着中国对外贸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转向追求贸易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目标。
（五）以“扩大出口”为基本方针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即打破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局面，赋予更多企业外贸经营权。尔后的每一次重大调整亦都是在原先政策中存在着不利于出口扩大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扩大出口”成为外贸政策调整的基本方针。
（六）从最初无意识到最终有意识地实现贸易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台鼓励出口措施，其初衷只是为了鼓励企业多出口，并不是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但它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为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铺设道路。“奖出限入”政策使中国出口迅猛发展，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表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向比较优势回归。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出口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因而，“奖出限入”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是殊途同归。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效果
（一）提高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当一国进出口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时，本国资源方得到最佳配置。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原料匮乏的国家，因此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80年中期以前，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50%以上，其中资源密集型的石油是中国出口主导产品。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加工的纺织、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说明中国仅仅是利用了自己的资源而已，并未发挥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如今，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品及出口加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我国进出口与本国资源禀赋状况趋于一致，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二）减少了国内价格扭曲
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减少了国内产品价格扭曲，我国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与世界价格逐步接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国内价格同国际价格是完全脱钩的，国内在生产、消费领域里都存在着扭曲。因而，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实现接轨是国内扭曲不断消除的重要标志。
（三）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目标。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越快，而要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就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实现贸易自由化。为此，从90年代中期起，我国加快贸易自由化脚步，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这些都对国内经济体制及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转换机制的压力，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四）推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鼓励出口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猛扩张。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06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4743.1.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14.8%，高于同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