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矛盾；辩证方法；社会和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防治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的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我们必须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正确分析和恰当处理各类社会矛盾。
一、化解不同条件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坚持“多样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但具体矛盾的解决方式，则因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矛盾的具体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客观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种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复杂、多样，规定了矛盾解决的形式和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2]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更加需要我们坚持从解决矛盾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借助社会力量，解决某些社会矛盾。从城乡基层到党政机关党政负责人的选配，应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再由组织任命，以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少数人任命少数人，被任命人只对上级负责”的干群矛盾。在公路、机场、桥梁、楼舍等重大项目建设上，可采取听证会的方式，公开项目的所有信息，让项目设计方、投标方、发标方、代表方、媒体方、纪检方共同参加听证，以减少领导干部腐败的机会，缓解腐败现象有增无减的矛盾。对于许多利益纠纷与矛盾，可以采取调解方式，使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尽力取得矛盾各方当事人基本满意的处理结果。
履行司法程序解决某些社会矛盾。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法律诉讼活动，由法院对矛盾纠纷进行审理和判决，最终形成结论性意见并强制执行。这种方式适用于处理某些利益冲突较为严重、调解无效、不服行政仲裁的矛盾（如财产纠纷、离婚纠纷、土地征用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等、劳动工资纠纷等），以及处理某些社会负面影响较大、提起公诉的对抗性矛盾（如制假贩假、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制毒吸毒、杀人、、爆炸等）。
实行新的政策解决某些社会矛盾。从长远看，化解矛盾应从制度建设入手，这可以有效防止处理矛盾中的随意行为。劳动就业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欠缺，这三大社会矛盾都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带有根本属性的矛盾，解决它们不能耍“小聪明”，必须靠强有力的、权威性的政策，因此要在制定与实施新政策上下工夫。
通过发展经济解决某些社会矛盾。发展是硬道理，它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社会矛盾的关键，只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越来越和谐。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看，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根本途径就在于发展经济。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激活创业机制。要大力支持和引导创业，把促进就业、改善就业条件、提高就业待遇当做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第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增长，再也不能以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增长。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结构调整一定要以提高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第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垄断行业的经济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通过税赋改革和转移支付，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物价的严格控制，相对提高居民收入的使用价值；将“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合理。
二、化解涉及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坚持“重点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个大的复杂的事物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这些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这就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则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由于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规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努力找出并解决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就能推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2]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沉积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失业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先进思想文化与腐朽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引进外国技术与自主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与消耗资源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与卫生保健之间的矛盾；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医患之间的矛盾等。面对上述矛盾，我们只有理清思路，从中找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从而带动一般矛盾的解决。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已经为寻找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或者说主要矛盾提供了捷径，我们不妨直接引用其中有关当前中国社会重大矛盾的研究结论：“从目前来看，新的社会威胁主要集中在就业、穷富差距、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很多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也都与这三个问题有关。”[4]这三个问题，就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三大矛盾，因为它们构成了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安全的严重威胁。解决了这三大矛盾，其他矛盾便会迎刃而解。三、化解新旧社会矛盾自觉坚持“扬弃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扬弃”就是作为事物发展和联系环节的辩证否定，既是克服、抛弃，又是继承、发扬。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周期性，但不是单纯的循环，而是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前进、上升运动。事物发展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呈螺旋式或波浪式。在人类社会领域，这集中表现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变动的。任何事物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就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为新事物所否定。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新生旧死、川流不息、万古常青的发展过程。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5]
坚决放弃人民群众强烈反对的东西，自觉接受新生事物。在当代中国社会，凡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政策与法规，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反之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对人民群众坚决反对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舍弃，否则就会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由于新生事物是符合客观需要、代表事物发展方向或趋势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坦然面对、自觉接受。当前，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6]要解决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必须坚决放弃现行的教育市场化的理念，坚决改革“盲目扩招”的制度，建立“政府提供岗位+院校定向分配+适量双向选择+鼓励自主创业”相结合的新就业制度。要解决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的突出问题，必须由政府强制性地规定垄断行业的工资与福利标准，必须加大对政府官员隐形收入的查处力度，必须在现行的低保标准基础上适量提高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阶层）的经济补贴标准，必须坚决废除歧视农民工的地方法规与政府文件。要减少基层群众上访事件，必须坚决查处对上访当事人管、卡、压的违法违纪行为，教育各级干部带着深厚的感情接待上访人员，及时反映他们的诉求，尽全力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逐步建立起利于他们表达意愿、利于快速有效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新制度。
培养耐心与毅力，不厌其烦地处理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局部性矛盾解决了，全局性矛盾依然存在。某些涉及群众眼前利益的矛盾解决了，但涉及长远发展的矛盾可能依然存在。在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还未解决，问题暂时还无法彻底解决。在处理某些时，几经努力达成了口头协议，但制成书面协议时有关方面又拒绝签章了，结果使问题又回复到了原先的状态……上述现象的存在，是由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所决定的。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变性、事物内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客观上增加了矛盾的处理难度，我们要有经常地、不间断地处理矛盾的思想准备，要有足够的耐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日报,2006-10-09（a1）.
[2]矛盾论，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7.
[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日报，2006-10-09（a2）.
[4]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社会意识：第1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
矛盾论论文篇2
关键词: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
abstract:SincethepropertymanagementwasintroducedintoChina,ithasactedpositivelyinoureconomy,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thelivingenvironment.However,withthedevelopmentofthepropertymanagement,kindsofconflictshaveappeared,whichdestroymanypeoplepsdailylifeandbringmanyunstableelementstothesociety.theymustbesolvedbysomelegalmeansproperly.inthisessay,theauthorhasdonesomelegalresearch,withcomparisonandstatisticsdata,inpropertymanagementconflictstoanalyzethelegalpositionofsubjectsandtherelationship.Finally,theauthorprovidestherouteofsolutionsinadministrative,judicialandlegislativeaspects.
Keywords:owner;propertymanagemententerprise;realestateenterprise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住房改革的深化和商品房市场的完善,物业服务以一种专业化、社会化和企业化的模式走进千家万户,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1]。
一、物业纠纷矛盾凸显
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入我国的概念,物业服务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新闻和百姓生活中的高频词汇,但对于多数人来说,物业服务的内在法律关系及如何处理该领域的纠纷仍不清楚。物业服务领域纠纷大量产生,因此产生的诉讼案件也大量产生并迅速增加。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有关物业纠纷的案件2002年收案4010件,到2006年突破3万件,增长了近8倍,占民事案件的比例也由217%上升到1116%[2]。物业服务纠纷中物业费问题最常见。根据统计,物业费拖欠案件占物业费纠纷案件的70%以上[3]。然而,在物业费拖欠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如物业收费标准高,物业收费内容不合理,物业服务质量差,配套设施不完善,开发商迟延办理产权证,房屋建设质量问题,擅自出租地下室,地面及地下车库停车收费等。
二、物业纠纷矛盾产生原因的法理剖析
由于《物业管理条例》和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颁行较晚,一些物业矛盾的产生也有法制环境的背景原因。物业纠纷中的种种矛盾归根结底都源于法律关系和责任主体的不清晰,这也是产生物业纠纷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物权法》第二编第六章设专章规定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以《物权法》为基础,结合其他法律文件和民法理论,可以厘清权利类型、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和相关文书的法律性质等问题:
(一)明确权利类型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是物业管理制度的法律基础[4]。业主购买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公寓化住宅,取得的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是物权的一种类型,业主根据物权法取得该权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复合性不动产所有权:
首先,是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的专有所有权。专有所有权指业主对专有部分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专有所有权具有主导性[5]。
其次,是全体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所有权,具体每一位业主基于法律规定或约定对共有部分共同享有的权利。
最后,是全体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的共同管理权。具体每一位业主的共同管理权表现为对建筑物管理、维护和修缮等共同事务过程中形成的成员权。
(二)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关系
1.主体的法律地位
业主,是因为购买公寓化住宅,取得房产证,成为该房屋所有权人。根据《物权法》第83条规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据此,在物业服务纠纷仅涉及单个或者少数特定业主时,单个或者少数特定业主可以提讼,但是这些业主并没有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因为,解聘行为可能对业主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这也是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所确定的共同管理权中的共同性特点决定的。
房地产开发商,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第一承担人,通过出让或者划拨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发住宅项目。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因此,开发商如果囤积居奇或者卖不出去,角色上会与业主有交叉。在前期物业管理过程中,开发商根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此时,开发商一般选聘下属公司对小区进行物业管理,角色上会与物业公司有交叉。
物业公司,是接受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的委托,以有偿服务的方式,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事务提供综合性、专业性且具有公益性的管理和服务的独立法人[6]。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是企业开展物业管理和服务业务的前提条件。物业公司每年都要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完成备案登记工作。
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授权设立的,行使业主大会赋予的职权,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是业主大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机关。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结合《物权法》第83条,可以确定业主委员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种诉讼主体是基于业主共同接受物业服务,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因此,虽然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都不是物业服务合同的合同主体,却有诉讼主体资格,这种诉讼主体资格的取得并不是基于合同主体的身份,而是全体业主对其权利的让渡组成业主大会,再由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行使该权利。在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欲维护整体利益,就应当召开业主大会,由业主共同提讼。
小区办,是政府建设委员会(或者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市小区办下设各区小区办。指导各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及对其接受物业服务进行指导的组织。
2.主体间关系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合同双方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如果业主认为物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即物业公司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首先区分根本违约和一般违约。物业公司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业主可以拒绝交纳物业费为抗辩,但是这种情形不多见。更常见的是物业公司提供了物业服务,但不符合或者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此情形多属一般违约,业主可以要求对方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等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很多是由于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过程中,物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但并没有严重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业主最常见的对抗方式——拒绝交纳物业费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物权法》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管理委员会和管理人的职责等内容,进一步明确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
小区办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行政管理关系,小区办指导各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及对其接受物业服务进行指导。小区办会对物业公司每年进行资质考核、备案。
(三)明确文书法律性质
物业服务过程中以物业服务合同为依托,产生权利义务,因此各种合同、文书的法律性质十分重要。
1.《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之前,由房地产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合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21条,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从《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前期物业管理自房屋出售即业主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开始至业主委员会与接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普通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止。其主要内容包括:房屋交付验收;装潢管理;卫生保洁工作;维护小区秩序;协调各种矛盾等。这个阶段的小区常常发生各种配套设施不健全,各种管理规则不完善,各种服务不到位等现象。从前期物业服务的性质看,包括开发商的售后服务和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的双重属性。因此,前期物业服务也是矛盾的集中点和多发点。
2.《普通物业服务合同》
《普通物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随着业主入住,群体组织能力高的,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26条委托新的物业公司,订立《普通物业服务合同》。但是如果业主群体组织能力低的,往往靠拖欠物业费与之对抗。要么物业管理企业通过诉讼收回了某个业主以前欠缴的物业管理费,并陷入长久的诉讼中;要么就任由其发展下去,最终物业管理企业主动撤离这个物业管理区域。
3.《房屋使用、管理、维护公约》和《承诺书》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22、23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制订临时管理规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临时管理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做出约定。建设单位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不得侵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管理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管理规约予以书面承诺。此两项法律文书有利于提高业主的自律意识,预防和减少前期物业管理活动的中的纠纷[7]。
三、物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途径
减少物业纠纷的有效途径的探寻,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共同的努力。
(一)行政机关
2007年9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建设部颁布《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依据该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时,对相关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定价成本监审的原则,明确了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的构成、相关项目的审核方法和标准。
我们也应注意到前期物业管理过程中,“建管一体”模式存在巨大的弊端。在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开发商以招投标的方式进行物业服务企业的选用工作,可以摆脱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明确各自与区分所有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8]。各级小区办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对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规范和引导,及时消除纠纷隐患,化解矛盾。
(二)司法机关
法院在审理物业纠纷案件时,必须在“业主有权拒绝交纳物业费”和“业主必须按照物业服务合同交纳物业费”两种处理办法中间,找到一个更妥当的处理办法[9]。如果法院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物业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的程度,酌情降低物业服务的收费价格,则保护了双方的利益,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
(三)立法机关
《物权法》出台后,2007年8月26日国务院做出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根据《物权法》对该《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但是,《物权法》尚无配套的实施细则,尤其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多属原则性规定,很多细节尚无章可寻,亟待配套的立法完善。
物业服务纠纷具有多发性、群体性和难以调处性等特点[10],只有依靠各方共同努力,才能使业主安居乐业,才能构建起和谐社会。
注释:
[1]傅维壮,于建勋.物业服务合同热点法律问题分析〔J〕.中国律师,2007,
[2]新京报网news.thebeijing
/0553/2007/0,6-15/021@269620.htm,访问日期:2007-09-01.
[3]杨立新.物业纠纷索赔全程操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傅鼎生.物权原理与物业管理〔J〕.政治与法律,2004,(6).
[5]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6]刘兴桂,刘文清.物业服务合同主体研究〔J〕.法商研究,2004,(3).
[7]许步国.对我国前期物业管理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6,(3).
[8]陈鑫.物业服务收费制度的法律调整〔J〕.法律适用,2006,(11).
矛盾论论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参考文献：
矛盾论论文篇4
一、常见的农村矛盾纠纷
(一)工程项目引发的矛盾纠纷。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和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农网改造、通村公路等工程项目的建设不可避免的牵扯到土地赔偿、移民迁建等方面的问题。当有的群众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可能会激化矛盾，甚至造成。各项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还会派生出农民工工资、工伤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例如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在修建溪洛渡电站输电线工程的塔基时，就因为青苗赔偿、临时占地、永久占地以及工人使用等问题方面与团结乡大毛村坪子上社、麦子坳社的村名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多次出现当地村名阻碍施工的情况。
(二)土地林权方面的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在全县各乡镇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涉及移民搬迁安置的乡镇较多，而且这些矛盾纠纷较为复杂，往往是因为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处理难度极大。例如属于向家坝库区的大毛村田坝社，由于牵扯到淹没区赔偿，导致村民与村民、村民与集体之间因土地方面的矛盾纠纷错综复杂，有2件矛盾纠纷虽然经过乡党委政府、司法所、土地仲裁等部门多次组织协商调解，仍未得到解决。
(三)村民与村委会事务、财务之间的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多见于下半县和江边河谷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群众法律意识普遍较强，参与村委会事务、财务管理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加之部分村委会财务、事务公开不够透明，容易直接导致村民群体性上访。
(四)婚姻纠纷。由于永善县经济欠发达，许多群众的婚姻都是在本辖区小范围内进行，但随着劳务输出，部分群众在外务工期间拓宽了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对婚姻的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尤为突出的是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在感受了经济发达地区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之后，可能产生离婚的念头。其中有一部分群众在结婚时还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只是按照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致使婚姻得不到法律的真正保护，婚后又多生育有子女。如果这样离婚的话就会导致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如果男方思想负担沉重，会固执认为这是有人在后面使坏，怨恨怀疑对象或女方家属，还可能会做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这类矛盾纠纷在全县普遍存在，也是风险较高的一类矛盾纠纷。20__年，永善县水竹乡双旋村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代某之妻刘某因外出务工，与外地一男子产生暧昧关系，刘某一直不正面面对此事，而是一味逃避，致使代某心生怨恨，借口同意与刘某离婚，将刘某骗回水竹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对妻子刘某捅杀，幸被及时制止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代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由此可见，婚姻矛盾纠纷处理不及时后果严重性可见一斑。
(五)邻里纠纷。这类纠纷最为普遍。邻里之间可能会因为土地边界、饲养动物、灌溉用水、言语之争而引发打架斗殴。这类纠纷相对简单，处理难度不大，但是这类纠纷数量巨大，若不及时妥当处理，可能会出现“民转治”、“治转刑”情况，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切不可忽视。
二、农村矛盾纠纷成因
(一)法制教育、宣传解释不深入、不到位。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但是，农村老百姓未完全、真正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成果，群众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仍然有限，仅能从电视、手机短信及有限的宣传资料中获得法律法规知识。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法律知识多是一些法律条款，死板生硬，缺乏让老百姓更容易理解、弄懂的鲜活案例。实际上，部分群众对常见的法律法规知识似懂非懂，在遇事时对法律法规往往断章取义。这样的法制宣传在很多时候不但起不到教育作用，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法律法规知识缺乏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群众身上，部分村干部也缺乏学习，知识结构单一，在解答群众问题时凭感觉、想当然、乱表态，这些和法律相冲突的言论还会加大一些问题和事件的处理难度。
(二)利益趋使致少数群众思想偏激。从公安机关近年处置的多起因医患纠纷而引发的中可以看到，事件中往往有人充当“领袖”，个人主观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把事情闹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借此机会向党委、政府施压，提出许多无理由无依据的诉求，妄图使用非法手段来达到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多次出现聚众上访、闹访、缠访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形成了一股风气，当前这种不良风气正在得到扭转。
(三)少数干部、工作人员工作作风不深入、不到位甚至不作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是村社管综治工作站最基础工作，是及早发现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重要的环节，但是部分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能耐心细致的开展工作。对一些小的矛盾纠纷置若惘闻或者简单处理不了就放弃，认为处理不了的事有党委政府、公安机关来处理，致使一些小的矛盾纠纷继续恶化，成为治安、刑事案件发案的苗头。若矛盾纠纷累积的数量过大，就会使得群众失去对村民委员会的信任，影响农村基层社会稳定。
三、对策
(一)落实保障措施，切实维护一方稳定。一是向党委、政府要保障。针对辖区多发矛盾纠纷的类型、特征要多调查研究，汇总提炼，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请示，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将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及时化解形成制度落实，明确工作职责任务、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将此项工作纳入部门考核目标管理，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相关单位领导、村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并形成相关文件下发。使得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有党委、政府作为保障，开展好各项工作。二是向各部门、各单位、各村负责人要说法。首先强化各单位、各部门、各村负责人稳定是第一要务的思想意识。明确工作职责任务、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对工作开展得好的给予一定奖励，对因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落实问责制。三是向资源整合要化解合力。对于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要加强与综治办、司法所、法庭、安监站、国土所等基层单位的联系，努力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四是向法律法规宣传要稳定。继续加大法律法规宣传的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尽一切可能让接受宣传教育的群众真正懂得法律法规，形成人人学法、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逐步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让群众做到遇事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自觉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使群众成为依法治国的参与者与支持者。
(二)强化群众工作，发挥村级组织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的作用。强化基层领导干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群众意识，改进群众工作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质量，要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组织当地有一定威信的群众成立义务的矛盾纠纷调解队，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普遍性却中反应强烈的问题并及时处理;认真为群众做好每一件小事、实事，实实在在的将矛盾纠纷排查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
(三)加强调解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选择能协调、会协调、实在为老百姓办事且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干部组成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的工作队伍。定期进行教育培训，强化业务素质，在真正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时候能说得出、说得赢、说得服，化干戈为玉帛。
矛盾论论文篇5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矛盾论论文篇6
一、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方面来看，我国应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p214）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1]（p214）"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p214）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统一。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该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组成。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这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最高层，集中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特色，是文化的核心。因此，文化和上层建筑密不可分，它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前提下，对自己的经济基础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巨大反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也不能忽视"相矛盾"的情况。因为不断改变这种"相矛盾"的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一般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和克服。我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践证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富有成效的。但我国现阶段的上层建筑并非完全适应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是个文化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要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梦，我们必须从上层建筑领域做文章，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得以推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全民族迸发出无尽的文化创造活力。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促进其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p663-664）因此，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可以说，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中共十七大向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好地解放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从而更加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
二、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来看，我国应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科学分析和判断国内主要矛盾，是党确定主要任务的前提，也是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依据。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在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同主要任务的变化的依据是一致的。第二，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决定着主要任务的变化。这一判断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在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中，把经济和文化、物质和精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来看待，强调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一样，都是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达到的目标。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p379）的号召，把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之一，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不分家。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制度之处，在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同社会物质需求一样，都应该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已实现了总体上的小康，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已得到极大改善，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尤其是文化发展没有和经济建设完全同步，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我们亟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应着力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六中全会决议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之所在。
三、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方面来看，我国应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会是长期的，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只是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只是基本上胜利了，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同时还指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相反，如果不当，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生对抗。
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这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
一是敌我矛盾。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妄自尊大，唯我独尊，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优势，在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的同时，也搞文化霸权，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妄图向全世界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是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西化、分化的图谋和野心不死，我们对其应存的警惕之心不可无。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一再提醒人们，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文明互动方式，人类很可能会重蹈覆辙。[4]（p39）客观地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间发生冲突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我国的对策应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我们中华文化素以包容性和开放性闻名于世。面对上文提到的复杂态势，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原则要求我们在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时候，不走极端，不搞文化间的冲突，而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他者"是创造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真正对话的一个必需的前提。我们应突出我们文化的民族性，发挥其优势，通过文化创新，做到洋为中用。同时我们积极向世界推出我们的和谐文化理念，以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尽力让东西方文化间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二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多种，不同民族间、不同阶层间、不同群体间等等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还是应该发挥文化的作用。我们应该倡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用文化的力量来凝聚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来化解矛盾。否则，矛盾性质就有可能发生转化，更不用说境外、国外的仇华、反华势力在我们民族地区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制造矛盾。"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5]（p4）最好的办法还是让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发挥作用。前代的思想家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受用，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发展，要靠文化的先进性来说话。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
我们要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全球化因素及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取向，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世界性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改变文化软实力"西强我弱"的现状，不断增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竞争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矛盾论论文篇7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矛盾论论文篇8
一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顺应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的要求，国际贸易自由化潮流在曲折中不断向前推进。尤其是从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日益高涨，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进一步全面加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特征。纵观当代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它始终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直接推动是密切相联系的。首先，多边贸易体系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从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发动、组织和主持开展多边贸易谈判一直是其基本职能之一。关贸总协定通过组织和主持开展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各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取消和限制了一大批非关税措施，从而促进了世界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及发展。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服务贸易也开始正式列入谈判议题，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从而使多边贸易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并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从此开始了自由化的进程。其次，多边贸易体系扩展了世界贸易自由化领域。为适应国际经贸发展的现实要求和趋势，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议题涉及面越来越广泛，谈判内容日益丰富，从而使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域不断扩展，远远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的领域和范围。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许多协议来看，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而且还涉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等方面，近年来发达国家还热衷于推动竞争规则、环境保护和劳工福利等新议题的谈判。这一趋势既反映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合作发展的新趋向，同时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再次，多边贸易体系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以来的几年中，一直继续努力推动贸易谈判，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一方面，督促各成员加快落实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的实施；另一方面，继续努力扩大贸易自由化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在1997年达成了几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协议，即促进全球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基础电讯协议》、对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实行零关税的《信息技术协议》和进一步承诺开放银行业及证券业新的《金融服务协议》。为了全面适应21世纪国际经贸发展的需要，wto又于1999年底准备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千年回合”。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要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确定基本原则和内容，并为全球贸易体制带来新的开端，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此次会议最后并没有能够实现发动谈判这一目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尽管从直接原因来看，是因为这次会议准备不足，各国在谈判议题和目标上存在的许多重大分歧难以消除，并遇到数千示威者的游行和破坏。但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及其利益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加剧。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要任务之一仍是讨论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问题。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特别是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会议能通过决定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发出一个各方将共同努力振兴经济的强烈信号。同时，世贸组织也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筹备多哈会议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先期准备工作。因此，与西雅图会议相比，多哈会议有了较好的谈判基础。但是，许多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在一些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分歧，各发达成员也均有自己的打算。所以直到会议开幕前，各成员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取得或基本取得共识，但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还存在严重分歧，许多矛盾需要反复磋商和协调，致使此次会议闭幕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天。经过有关各方的艰苦磋商，会议于2001年11月14日最终通过了《部长宣言》等文件，与会的142个成员一致同意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会议《部长宣言》规划了谈判的议程，也为应对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其他一些重要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问题的决定》和《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宣言》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世贸组织成员将继续就服务贸易、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反补贴和反倾销等议题举行谈判。世贸组织将建立一个特别的谈判机制，与世贸组织的相关机构一起负责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的谈判工作。世贸组织成员同意将就农业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在重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公众健康；并就现行世贸组织条款与多边环境协议中有关条款的关系举行谈判。各成员同意在下一届部长级会议上讨论是否在跨境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竞争性政策等领域发起谈判，在此之前作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上述协议文件的达成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如面对来自农产品出口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欧盟终于同意就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取消出口补贴进行谈判，而发展中国家也以赞同将环境保护列入谈判议题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虽同意对多边环境体系下的具体义务关系进行审议，但经过斗争将该审议局限于对现行多边环境协议适用性的审查；发展中国家虽同意对有关新议题进行讨论，但明确表明新一轮谈判要到2003年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各国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开始，并使会议声明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环境领域的技术支持。根据多哈会议《部长宣言》，所有谈判应当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2000年2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144个成员国经过为期一周的紧张磋商，就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原则和程序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多哈会议宣布成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同意成立7个谈判小组，分别是：农业、服务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规则、贸易与环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的酒类产品的地理标识，以及争端解决规则谅解的改革，由此拉开了新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帷幕。二多哈会议虽然宣布了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阐明了谈判的主要内容，但是各方存在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些分歧从西雅图会议以来就一直存在。（一）西雅图会议存在的主要分歧导致西雅图会议失败的最主要因素是各方存在巨大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现有协议的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成员普遍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很好地贯彻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不少协议，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要求加强对现有协议实施情况的审议与监督。而发达国家也指责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期到期后全面履行有关协议，不能给所有国家延长过渡期。(p.58)二是关于“既定议程”问题，主要包括进一步改革农业体制和服务贸易体制这两大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农业方面的市场准入机会非但未能得到保证，反而有所减少，而发达国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没有很好地履行协议。另外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发达国家希望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推进各成员开放包括金融、电信、保险等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对自然人流动及承包工程等问题进行谈判。(p.84)三是关于新议题问题。发达国家竭力要将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劳工标准以及电子商务等新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些新议题对其未来贸易发展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贸易与劳工标准和贸易与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试图用贸易措施处理社会问题，用苛刻的环境标准限制其贸易发展。（二）多哈会议存在的主要分歧在多哈会议上，各方在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分歧仍未消除。主要集中在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实施、环境与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政策和反倾销等问题上。如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和凯恩斯集团成员国主张新一轮谈判应致力于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欧盟虽然表示可以谈判减少补贴，但不同意彻底取消。在知识产权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明确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不能妨碍各成员为保障公共健康而采取某种特殊措施，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它会为执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造成法律漏洞。关于原有协定实施和新议题加入问题，发展中成员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完全履行已经作出的市场准入承诺，特别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要求新一轮谈判涉及一些新领域，主要是竞争政策、投资规则以及环境与贸易问题。广大发展中成员则认为在原有协定实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同意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不愿涉及它们不熟悉的新谈判议题。（三）新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难题从西雅图会议到多哈会议存在的种种分歧来看，各方要在今后的谈判中消除分歧和达成一致意见最为困难的问题有：1.原有协定的执行问题。主要包括执行反倾销协定、纺织品贸易协定及进一步落实有关关税减让协定等。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反倾销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中有关各方虽然已签署了反倾销协定，但由于一些规定过于宽松，使得某些发达国家加以滥用，连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频繁动用反倾销手段。深受其害的有关国家要求重新审查该协定，对其有关规定要更加严格，以防被滥用。目前最突出的是美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打压外国钢材来保护自己的产业，最近一次是在2002年3月6日布什政府宣布对其进口的一些主要钢材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高达30%的关税，这一做法遭到许多受害国的强烈指责，并向wto提起诉讼。美国迫于国内相关产业的院外活动集团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不会轻易放弃其限制措施，这对谈判形成了很大的障碍。2.农业贸易问题。这是从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美欧之间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矛盾最突出的一个领域。其中最大的难题又是减少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问题。欧盟是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中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最多和最主要的成员，其举措遭到另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其他大量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如“凯恩斯集团”成员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欧盟在多哈会议上虽然作出了让步，同意就农业贸易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并把分阶段取消农产品补贴作为长远目标。但欧盟各国政府也面临本国农场主集团的强大压力，不能不竭力维护自身的农业利益，今后的谈判会相当艰难。(p.60)3.贸易与环境问题。把环境保护与贸易相联系，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谈判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鉴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强调在发展国际经贸活动中加强环境保护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竭力提高环境标准的准入条件，以苛刻的环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形成种种限制措施，使环境保护的要求又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内容。(p.5)目前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进一步强化了对贸易活动中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进口商品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环境标准和环保要求，并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卫生检查等，这些要求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使之难以接受。4.服务贸易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区分开来，有利于各方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水平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发达国家希望开展全面的服务贸易谈判，取消规则不适用的例外情况，迫使其他成员减少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国内服务业的保护，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它们的谈判兴趣集中在目前承诺水平较低的如海运、空运等部门和服务贸易的政府采购问题，以及其它它们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发展中国家在不反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下，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考虑成员的整体和部门的实际水平，遵循逐步自由化的原则，对谈判内容更加关注减少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等问题。5.劳工标准问题。尽管多哈会议对是否谈判这一问题未予明确，但发达国家近三年来一直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因此这一问题在今后的谈判中是难以避开的。美国和欧盟想在贸易中通过引入劳工标准，从表面上看是保护劳工利益，而实际上会使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扬，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以达到保护发达国家工人和产业利益的目的。(p.18)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行劳工标准，无疑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发展，这一主张是难以接受的。6.若干“新议题”问题。虽然各方在多哈会议上最终妥协，同意在下一届部长会议上再讨论是否将贸易与投资、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发起谈判，但即使这些新议题最终被纳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各方分歧也难以消除。发达国家要求各成员对外国投资者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对外投资企业有权获取全部股权；要求各成员政府采购时必须公平对待外国产品，各成员政府的支出政策规定都要纳入世贸组织的控制下；要求各成员简化海关手续，否则可向世贸组织进行起诉；要求各成员必须建立平等竞争的政策规定，要有法可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完全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但其发展水平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立即实施上述有关措施，在这些方面很难达成全面的多边协议。(p.15)三上述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暴露了当今多边贸易体系内部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存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内在矛盾。矛盾之一：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20世纪末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正在超越原有的国家主权，客观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与各个民族国家利益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及彼此分明的界限，就不可能淡化和消除各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独立性。经济全球化固然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生活密切渗透和日益融合，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但它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加剧了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加深了许多国家经济的波动和震荡。对此，各国既纷纷实施更加开放的战略和政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又更加重视努力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由此形成了各国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更注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多边贸易体系内部中来，表现为目前各方一方面愿意加强谈判、磋商和协调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实现国家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让渡，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力争使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自身经贸发展的要求。矛盾之二：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贸集团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整体性和统一性进一步加强，但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弱化经济民族化，而且还刺激了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增强。从20世纪八九十二年代以来，各种区域经贸集团大量涌现，至今已几乎遍及全球各个地区和每一个角落，并正在向大洲域及跨洲域化方向发展。这是全球经济最终实现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它与经济全球化潮流是相适应的。当今世界上多数区域经济经贸集团都致力于推进其内部各成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在发展方向上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并对强化全球经贸合作机制还具有重要的补充功能。但同时许多区域集团毕竟各自代表了一定国家的利益，因而又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绝对或相对歧视，这是与多边贸易体系的无差别无歧视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而至今多边贸易体系并没有完全有效地解决好这一矛盾，从而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避免出现集团与国家之间及集团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矛盾之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两极分化与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虽与全球经济竞争有关，但在根源上是由国际经济旧秩序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既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涤荡国际经济旧秩序，并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力量的不对称性，南北经济的发展“鸿沟”正在加深。从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先进生产要素，客观上成为了推动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意志和模式。这一现实反映到多边贸易体系内部中来，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一直力图控制和操纵多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谈判规定自己的目标，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等等。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既希望通过谈判使自身经贸发展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又对发达国家推进贸易自由化意图深切怀疑，对开放市场会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十分担忧，对许多方面的谈判具有抵触情绪。矛盾之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冲击和所导致的各国经济不平衡的加剧，不仅激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从冷战结束以后，各国竞争的主战场已转向经济竞争和国力较量。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主要力量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发展的不平衡性发生重大变化，最近这三大经济体又刚经历了新的经济衰退。这种新的发展不平衡和新出现的衰退，必然增大这些国家国内各界对政府的压力，迫切要求其政府保护本国产业和拓展国外市场，从而引发其相互间矛盾的加深。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经常相互指责对方保护本国市场，损害他国利益，要求对方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各国目前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市场低迷、失业增加和消费不振等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让步的空间和余地是非常狭小的。四无论目前多边贸易体系各方还存在多少分歧，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帷幕已经拉开。展望今后几年谈判的前景，目前还很难确定它将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根据整个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以及多边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从历届多边贸易谈判的特点来看，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出现几个方面总的走向和特征：一是谈判内容的广泛性。为适应世界经济活动和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密切交织的要求，近年来多边贸易体系框架日益扩展，几乎已经涉及当今世界经贸所有领域。同时，对谈判起主导作用的发达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贸中更大的优势，一直竭力推动新领域的贸易谈判。因此，在这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必然涉及一些更新的领域，谈判内容将不断丰富。尽管多哈会议只决定启动新的谈判，但随着其内容的不断扩展将不可避免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是否称为“新一轮”谈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名称问题。二是谈判进程的曲折性。尽管目前各方对启动新的贸易谈判及达成新的成果都有一定的诚意，但这场新的谈判进展不可能是很顺利的。其原因十分清楚：首先，各方在许多谈判议题上的目标和意图差距甚大，要逐步缩小相互间存在的差距，需要反复沟通和磋商，并需要各方作出让步和获得补偿。其次，各方在谈判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相近的国家，在涉及许多具体领域的意见也不尽一致甚至对立。有些贸易方可能在谈判某些问题上形成同盟，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是对手，各方的立场和矛盾需要不断加以协调。再次，由于谈判内容的广泛性，使谈判既要处理原来遗留的各种问题，又要解决许多新的经济贸易问题，既要着眼于原有各种协议落到实处，又要努力达成新的协议并推动其实施。三是谈判成果的有限性。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国利益要求的多样性，全球贸易自由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权问题，不可能真正实现贸易谈判中的公平和公正性问题。长期以来，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贸易规则的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2个成员中，发展中国家成员虽然占了3/4以上，但它们并不能平等地参加世界贸易决策，它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常常因谈判能力低下而被忽视。因此，在未能确保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讨论和得到实惠，并能实现各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情况下，在各有关谈判领域和议题所取得的自由化成果只能是有限的，难以达成全面一致并可持久的协议。(pp.6-14)四是谈判意义的深远性。无论这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对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通过谈判可以加快落实已有协议，并在有关领域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尽管在现有的格局下发达国家将是谈判成果的最大得益者，但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能受益。世界银行已作出估计，通过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连同相关的市场改革，将在2015年之前使全球收入增加2.8兆美元。其中，1.5兆美元的增加属于发展中国家，将能额外帮助3.2亿人摆脱贫困。oeCD的贸易主管也表示，新的贸易谈判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及纺织品更容易打进富有国家的市场。此外，谈判所涉及的许多新议题，将关系到今后国际经贸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世界各国应该从21世纪全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义。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之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入世不仅将推动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也使我国更进一步直接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在谈判中更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切实维护自身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如何，既关系到未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前途，也与我国入世后社会经济发展和开放的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代表中国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立场。中国一向支持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国主张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为：第一，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第三，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上述的谈判目标，我国在参与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首先要努力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确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贸易体制；其次要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全面合作，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贸权益；再次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顺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全面加强与各贸易方的合作，促进各方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贸易利益的同时，我国还应从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各项谈判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统筹规划，对有关谈判议题要高度重视，明确谈判的目标和策略。如对反倾销议题的谈判，要进一步明确反倾销的界定和严格执行有关协议，以最大限度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出口贸易的损害；在有关服务贸易议题的谈判中，要坚持服务市场开放的渐进性和双向性原则，努力减缓服务市场外来竞争的冲击，并为我服务贸易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在有关农产品议题的谈判上，既要注重保护目前自身农业的发展，又要着眼于长远，为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排除障碍；在有关各项新议题的谈判中，要有前瞻性，要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努力掌握未来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总之，在全面参与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维护和增进自身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收稿日期：2002-03-08【陈建.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J].国际贸易问题，2000，(6).BhagiathLalDas.wto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J].世界经济，2000，(2).张汉林.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的立场、目标及策略[J].国际贸易问题，1999，(12).
矛盾论论文篇9
即使是思维逻辑能力很强的人，也难免偶尔会陷入自己所构造的矛盾之中，因此，对于常人来说，生活处处有矛盾。出现矛盾的时候，不应该花费过多时间在上面，因为，如若如此，很多时候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东西，甚至有时还会伤及人之内心最纯真的本质。
人之所以会有很多矛盾，是因为世事无常，总会牵扯到多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如何权衡好各方的平稳安定，便是症结所在。但大多数的时间，并不能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了“少数服从多数”，“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等等说法，可以说，这就是最实用的普世价值观，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这一原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减少甚至消灭了大部分摩擦和不满。
然而，也仅仅只是别无选择下的最好选择。一旦矛盾和道德相关联，这变成了无解之命题。心理学上有这么一道经典的题目：你驾驶着一辆失控的列车，铁路前方的铁轨上躺着五个人，但幸好这是你发现右边有一条匝道，但是匝道上面也有一个人，现在已经来不及让他离开了，那么问题来了，身为驾驶员的你，会选择往前直走，还是往右拐呢？
矛盾论论文篇10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问题也寄予了更大关注。但是，传媒与司法并不只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也不能把传媒与司法关系简单化而忽略对两者间本质关系的深入探讨。如何不仅发挥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使其蕴含着遏制司法腐败与保护民众话语权的目的，而且达到对两者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和法理分析，使二者达到最终的和谐和良性互动。为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关键字】司法公正媒体监督矛盾和谐制度设计一、引言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理性的积淀与传承。而在当代社会里，司法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而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矛盾与和谐随时伴随着它们：一方面，司法公正独有的独立性对排斥非法律的干预，自然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因为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一切社会负面影响具有天然抗争性。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是当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吸引社会的眼球，所以更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热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体的监督对反对司法腐败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使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合理构筑的框架内与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行动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2009年世界法律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的原因。二、我国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我国司法公正与传媒的要求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的相同。首先，两者均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利器，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了更大提高，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两者良性互动的体现之一。当然，如果从更具体的角度上看，两者又有所不同，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冷静和严肃的最佳体现，所以中国戏剧中将古代的包拯塑造为“黑脸”，其中内涵就在与此，只是在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并未出现，民意的最大载体在于言语之间而已。而作为当今社会喉舌的大众传媒追求的则是一种道德的评价，顺乎民意，不平则鸣，用公众舆论的力量来激起社会正义的力量，央视的“焦点访谈”被广泛赞誉为“焦青天”，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等事例就是明证。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腐败的可能，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传媒自有遏制它的必要。然而，这就与司法独立的本意相背离，司法的功能本身就要求独立，法官要求不偏不倚，司法公正独立需求不仅体现在法官个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的公正裁判已经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时，司法本身潜在的独立性要求就会奋起抗争。所以，原本肩负共同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的传媒与司法便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形成矛盾。传媒与司法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但是愿望的良好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因此，如何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框架内，就成了各国学者及制度涉及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基于此，将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企图建立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达到社会多种调控手段与良性互动。在中国，包括人大的个案监督、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均在此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传媒监督司法也并非能包治司法腐败的百病，中国传媒的不成熟，管理上的隶属性、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缺点使得传媒易于造成报道对象权利、形象的不当提高与毁损，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片面强调传媒监督司法的尴尬还在于：一是在中国国情之下，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盖棺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唯媒体是从的境地，法院对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加以逐步的专业判断与确定，然后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是谁非的制度价值就容易被打破，从而有碍实体正义的实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曾感叹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其作判决的例子，就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动力。还有昆明发生的云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件，部分新闻媒体在公安机关通缉马时，就提前为马案定了性。这些事例说明，媒体监督一旦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性和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二是在法治国家，程序至上已成为法官断案奉行的至理名言，我国也在不断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打破过去部分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是一旦传媒影响司法，很可能有加速或延缓审判，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匆忙或缓慢，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三、司法与媒体：构建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一）对待媒体监督，司法机关应持的宽容态度。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二）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三）媒体监督重点在于支持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方面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权和司法机关的财政权，所以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作明确限制，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乱指挥、乱下指示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三种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化方面发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才能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四）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外部不当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五）司法机关的“走出去”战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除了积极支持媒体的工作之外就否喑哑无语无所作为呢？当前，中国的司法机关正在做一个尚未引起理论界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那就是笔者所称的“走出去”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有的甚至命名为法院新闻中心，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新闻中心属法院下设的单列部门之一）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看，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法院人员参与对外宣传并不反对。这一做法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是否有益，其弊端又在何处，这些问题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此外，单纯就当前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来讲，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如何定位，是司法人员还是新闻工作者抑或一身兼二职，如何把握新闻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前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是否需要具有审判职称，如果单纯的司法行政人员就可以从事宣传工作，那么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稿件时，如何保障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一旦司法机关稿件出现误差，社会公众会不会对比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稿件出错所持的责难更大？基于此，中国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任重道远。四、结语在历史的默然思索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均已为现实实践首肯，我们的理想在于实现多种价值的共赢。同时，在我们建设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立中同样可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和和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这也就再次体现当前我国媒体与司法合理的制度构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