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1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paradigm）。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2
关键词：二元框架；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051-03
一、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
（一）奠基者――法兰克福学派的身份认同
从狭义上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也是批判学派的源头，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批判学派的奠基人。批判理论这个名称是由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所起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个词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政治经济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传统做法中派生而来。[1]”其实，即便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其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这点可以从其对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中找出证据。
“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这种把文化变成消费品的全球性潮流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枯竭，大众文化的制造程序破坏了艺术的神圣，他们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首开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的本雅明，却在此十年左右之前的1933年已经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机械化复制的特有方法淘汰了“光环”艺术的旧式概念，他对文化工业持肯定的态度。显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针对的就是本雅明所讨论的运用技术工具对文化产品的复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对技术理性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已经把言语和思想简化为单向度，他揭示出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显然，他的批判思想已经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的物品的工具化转变为人的工具化，不过，尽管二者之间尚有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深刻的一致性，这或许就是人们将其统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然而，哈贝马斯的思想却对这种一致性形成了冲击。在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和技术潜力的释放无非是帮助统治和奴役制度的再生产，而哈贝马斯主张要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所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同一性。批判学派自诞生之时，就不是一个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事实也是如此，“除了在纽约的几年外，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称是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并且一如既往地称他们是一个学派，实在是他们巨大的历史效果造成的。[2]”
（二）三大主要流派的根本分歧
“批判的思想是一个多样的总体”[3]，在广义上，“批判性思想囊括了所有全力投入到大众文化、商业信息和‘被管理的’信息的效果的各种研究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的’……）。[3]”具体来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流派和主张，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其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已述及，并非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只是一种考察和思考传播现象的视角，而不是一套有着确定命题和结论的理论[4]”，充其量是一个存在着大致相同观点和有着相似研究方法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更是一个比较复杂、难以简单概括的研究领域。
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地体现在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的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进行掌控的手段。文化研究学派则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费斯克就对文化工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仅仅做意识形态的分析，只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悲观的境地，让人们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制度，却不给他们在这个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对文化工业的多元研究理论中，我们便可发现，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在重大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实际上，“批判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批判立场[5]”，“将所有这些研究立场归入唯一和同一门类之中的做法是霸道的”[3]。传播学批判学派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派别，或者说并不是一个整体，批判学派之说，显然“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6]。
二、从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的构建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是“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这样的理论基点之下，福柯提出，“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7]因此，在福柯看来，权力即决定了知识的价值取向。施拉姆构建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以至后来构建的批判学派也都无法脱离权力的规训。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专业规训的建立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过程。
施拉姆为传播研究学科化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经典的传播学成为一个规范的学科。经过他的选择，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奠基人的论断，并逐渐确立了传播研究经验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一度主导了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视野。然而，在这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奠基人选择的标准，那就是定量研究。按照这样的标准，与其在研究方法和立场上存在根本差异的批判理论，显然无法被建构的主流传播学体系所接纳。可见，在传播学学科化的初期，批判理论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谈不上与经验主义分庭抗礼，更没有形成今天二元对立的格局。然而，批判理论又何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与经验主义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
分析个中原因，由于传播学经验主义范式的理论危机，美国传播学需要“为已经体制化后的传播学寻找新的理论源头[8]”，“借助新的理论视角为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的合法性做出证明，以此来换取学科信任的重建和进一步的发展机会”[9]。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批判理论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源头书写进了传播学的历史，这也就造成了与作为经验主义源头的哥伦比亚学派二元对立框架的形成，当然，批判理论被拉入传播学的学科话语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颇有为人诟病问题：“它相信存在一个与幻象世界对立的绝对世界。[10]”
然而，在这种二元对立框架背后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在为拯救美国传播学而进行的批判理论引进工作中，专家们以“将社会科学实践放进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中[5]”的批判路径进行研究实践。汉诺・哈特说，“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本来可以在批判理论和文化与媒介研究上狠下功夫，本来应该更加注重两者的根本差异[5]”。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价值主导下，所谓的批判理论的引进，实际上就成为了不加分类、不加分析的引进。如欧洲批判理论坚持整体论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精英观念和生活方式观念是难以克服的矛盾；而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语境下的文化分析却是媒介的技术批评，试图解决文化精英观念和人类学观念在文化产业里运行时的矛盾。然而，这些难以消除的根本差别却是被忽视的。批判研究的目的就是“搜集并调整理论命题并用于实践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无论这些理论命题的文化政治背景或意识形态是什么[5]”，批判理论的真正价值就是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这种为现实利益需要服务的批判路径也很好地契合了代表美国社会哲学以及政治权力的实用主义。
以阿芒・马特拉、埃里克・麦格雷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在《传播学简史》《传播理论史》等著作中，都将传播学的理论源头定义为多个维度。并认为，传播学史的各种思想派别、潮流和倾向此起彼伏，很难找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单纯线索。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流派，远非“学派”这个词所能概括。而在美国，由施拉姆界定的传播研究的领域，钦定的美国传播学，具有明显的冷战和热战背景，旗帜鲜明地为现存政治体制和商业利益服务，以至后来形成了今天两种学派对立的格局。后来，无论是传统的主流传播学行政研究还是批判研究的学者，显然都认同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或者歌颂或者批判，没有跳出以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为原本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就连美国传播学批判研究的代表人物汉诺・哈特亦是如此，在其著作《传播学批判研究》中依然可以窥见其承认施拉姆的美国传播学这一理论前提，在此框架下开展传播学批判研究。不仅如此，哈特在著作中也带有明显的价值立场，如谈到《传播学杂志》的特刊《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时抱怨道：“许多学者复制了这样的语言，却没有进一步探讨能够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使用的意识形态视角”[5]。尽管哈特本书的立场偏重外来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但是，在其对“崇美主义”是否能够替代社会主义的回答中，我们便可看到哈特批判思想的不彻底性，并且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5]在这种意识形态价值主导下，他的批判研究既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上，也不会建立在美国传统的社会批评之上，必然囿于传统的资产阶级语境，带着冷战思维与文化殖民的动机。
究其实质，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建立以至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就是冷战思维下文化殖民的战略选择，这种经过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后的理论体系显然不能称其为“批判学派”。表面上看，是为了拯救美国传播学，为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的合法性做出证明，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机会；而从本质上讲，这是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外批判，实施非武力扩张，推行文化殖民战略的需要。
三、批判学派的尴尬处境
（一）批判理论价值体系与美国立场的冲突
阿芒・马特拉在评价美国的传播研究时曾讲到，“除了伴随传播业接触管制把行政研究推广为全球性研究，没有再发展出什么新东西。而操作性研究中的实用主义态度正逐渐侵入传播表达研究。其结果是，整个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以脱出工具形象，而且这种工具性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了实质的合法性……。[11]”本来是以拯救美国传播学为目的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因为本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丰富传播学学科理论话语的同时，对既存的美国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原本代表美国社会哲学和政治权力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引进的批判理论与经验主义在研究立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经验主义奉行实用主义的传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利益服务；而引进的批判理论却高举意识形态批判的大旗，要求在自己体系的语境下批评现实存在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讲，这是颠覆美国立场的价值体系。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立场不允许继续帮助美国研究并丰富批判学派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又不能用于对外的文化殖民，因为美国传媒业的对外传播能力已经足够强大，无需批判理论再前来助阵。经过美国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批判学派”对美国已经毫无价值，势必逐渐从备受关注与追捧的对象走向冷落的境地，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二）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冷落
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忽略――引进――构建――冷落”的过程。从基于实证研究的标准，施拉姆对批判学派的忽略，到基于拯救并丰富美国传播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引进西方批判理论，再到基于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并构建传播学批判学派，形成今日传播学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二元对立的结构，传播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始终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批判学派因为意识形态的价值选择被构建，也终究因为意识形态价值的重新选择被冷落。如今，批判学派难以在美国产生持久影响，只能在高校和文人圈子里产生影响，只能沦落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从批判学派产生的西方源头来看，批判学派本身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派别，并非一个整体；从美国传播学学科化的过程来看，批判学派不是通过纯粹的知识的角度而构建的，而是选择了偏向意识形态的理论路径。因此，批判学派无法自成体系。不仅如此，由于理论与现实价值的丧失，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美国传播学批判研究在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下，必然很少有人再继续捍卫批判学派的批判立场，很少有人再继续专注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完整理论体系的构筑。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批判学派的思考与创新戛然而止，刚刚被构建起来的批判学派又重新被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冷落。只要意识形态价值主导的理论研究路径不发生根本变革，批判学派终究将不可避免地被美国传播学界主流价值搁置一边，难以给传播研究带来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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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3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入,其一为以商品阅听人和阅听人阅听状况调查为焦点进行研究,其二为以阅听人所享受/花费的休闲/工作时间为焦点展开探讨。
当代社会传播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国家支持的公共,如英国,它主要采取强制征收公共电视执照费的方式。另一种则主要依赖广告的收入,这种方式已日益成为当代传媒的基本生存方式。
美国理论家斯梅塞从商品经济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阅听人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其商品阅听人的买主。他指出,由广告所支撑的大众传播,其商品形式已成为信息/娱乐工业的支配形式。由广告商支持媒介的组织化形式,现在已遍及世界,而媒介也越来越依赖广告商,不仅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而且电影、戏剧、音乐与表演亦无不如此。斯梅塞在分析这种组织形式时,特别关注媒介的外显功能(传播信息)和媒介的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斯梅塞认为问题出在商品上,也就是说,媒介是在向广告商兜售一种商品。这是一种什么商品呢?从传统的观点看,广告商从媒介买下的是空间,他利用此空间(时间)向观众推销产品。至于此举是告知大众还是迫使大众接受消费主义,这要看研究者从何种理论立场出发。从媒介方面来说,贩卖空间是媒介公司的主要收入,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由订户得来的收入/利润微乎其微。那么,按照传统的交换法则,任何电视与报纸的空间都应该在价格上相同才对,但实际上各种不同空间的价格相去天壤。即使是同一天同一张报纸如《纽约时报》,其第二版和第六版也价格迥异。我国中央电视台广告费与一般省市电视台的广告费差距之巨,令人咋舌,而所谓"黄金时段"与其它时段的价格之比,亦不天壤。为什么此一空间比另一空间价格多出如许?明眼人一目了然:不同空间吸引阅听人的程度不同所致。但斯梅塞在这一传统答案的后面发现了媒介背后的文化商品和商品阅听人。
在斯梅塞看来,由广告/广告商支持的媒体把喜剧、音乐、游戏、娱乐、表演,甚至新闻、宣传都看作是媒体的"免费的午餐",其目的就是尽一切力量把观众钓到电视机前,而电视机前即是观众/生产者为其生产商品/利润的场所。正因为如此,才要调查公司去调查观众收视率,然后媒介公司再把观众打包卖给广告商。这时,一个真正的商品----阅听人的看/听出现了。这才能解释媒体空间的价格差异,广告商和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收视率调查公司存在的原因。斯梅塞从经济基础来定位媒介工业,他干脆认为,从总体看,阅听人不过是广告商和媒介公司的劳工而已。的确,娱乐工业若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怎么会为阅听人提供免费的午餐?所以,当阅听人兴高采烈地享用"美味佳肴"时,他实际上是在做苦工,他不仅在消磨时光,也是在以一种相当确定的方式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参与节目,实际上做了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景。他所做的,正如同把时间耗费在无报酬劳动中的工人所为。他在替消费品的生产者执行市场功能,并进行生产与复制劳动力的工作。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实际上都已变成工时。阅听人的这种无报酬的劳动为广告和大众传播工业的口袋赚来了千百万银两。斯梅塞论道:
工人下班后的时间,除了睡觉外,都得随垄断资本主义的消费业和服务业所施加的压力。个人的、家庭的与其他社会交往的需要都必须放到产品和行销的脉络中来处理。在不断承受这些几近泛滥的压力下,使得个人与家庭的任务基本上成为一种"拷贝"。当阅听人置身其间,形成了他心理的采购单,并把收入花掉时,广告商就从阅听人工作中获取利益。
显然,这是一个有乖常理的反向思维:只要把意欲灌输的目标、信念安销售对象之中,就可以不付薪水而让他们工作。结果,斯梅塞的观点在西方媒介研究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群起而讨伐。一些主张纯粹意识形态批判的西方学院派理论家批评斯梅塞为庸俗唯物论。但也有许多学者如雷蒙德·威廉斯的学生等则与斯梅塞所见趋同。
其实,对于阅听人的研究早已开始。传统的阅听人研究分为学院派和商业调查公司。学院派一般是将大众关注的问题、民意趋向、私人行为与媒介使用缘由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商业调查公司则依其调查结果而进行分类,如民意调查、人口统计资料调查、品牌信任度调查、收视率调查等。典型的测量方法不外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问卷、实验、准实验设计),有些则采取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所发展出来的中型理论作为阐释的理论框架。总之,学院派研究与商业调查都集中于态度、信息积累、获得特定行为的预存立场,以及对可欲行为的筹划与塑造。依照传统观点,商业调查与学院派研究都假定阅听人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由各种人口统计类目组成。这种阅听人会自行分身,分属不同的团体,倾向于不同的媒体、版面,以至特定节目。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找出谁为了什么原因而选择了何者。
遵从何种理论框架(范式),采用何种运作方式,这对于阅听人研究或调查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们采取传统的主客两分的认识论理论范式,便认定阅听人是客观发生的现象,而在此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决定此现象的本质。依照这种传统的客观方式,测量阅听人就与测量一座山、一棵树完全一样。如果是测量山或者树,测量报告就必受山、树本身的限制,不管你的结论是为"山(树)学期刊"做的还是为木材公司所做,资料都是完全一样的。对那些客观论者来说,观众就在那儿,好比山在水边耸立,树在野地里生长一样。研究者只要学会测量规则就可以出师,开始测量阅听人。只要依照规则去做,就能保证得到可靠的数据,学院研究或商业调查公司也无法打破成规。从这个角度讲,学院派研究与调查公司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各方都想掌握最可靠的阅听人信息资料。但是,学院派研究着眼于整体的阅听人状况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作为商品的阅听人。比如通过媒体了解研究当下的普遍意愿,时尚趋向,公众舆论,社会评价等等。调查公司则更"庸俗",更具商业眼光。斯梅塞分析道:
广告商怎样确定他为收买阅听人所耗费的资财将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只能靠意识工业中的次工业部门居中审定。尼尔森以及许多专门评估阅听人商品的公司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计算读者群的多寡、判断其社会经济特质。
其实,这种以人为对象的研究和调查已不同于传统的主客两分、视阅听人为客观物的机械论观念,它要解决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所寻找的,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客观真理,而是寻求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或者阅听共同体(观众群)与阅听共同体之间的某种共同约定共同认可的东西。此中,1.调查研究的意图和目的规定着调查研究的方向乃至方法。2.调查研究的思维结构与前理解构成影响乃至规定着调查研究的结果。3.事物自身的"多义共生"性质,规定了调查与研究是对事物的多种意蕴的一种依据当下社会语境的选择和创制。4.新的媒体运作方式,又产生出居间运作的环节与机构,而研究所与媒介调查公司不同的目和意图进行运作。学院派的研究所更具宏观的社会"整体"意识,考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媒介调查公司则更多遵循商业目的,服务于"客户"的调查要求。
那么,一般阅听人与商品阅听人是否是一回事呢?斯梅塞认为二者大有差异。他注意到,意识工业的次部门系由许多公司或调查行组成,生产出的阅听人调查报告卖给广告商或媒介公司以及相关单位。如果坚持自然阅听人的前提,它就无法进一步分析收视率的封闭市场。斯梅塞则发现收视率多寡与阅听人群体的组成成分及其不同需求休戚相关。易言之,阅听人包含一般阅听人和商品阅听人,媒体能够打包出卖的只是其中的商品阅听人。而正是广告商对收视率的长期而连续的需要----对商品阅听人的高价购买,迫使一大堆调查公司相互竞争,竞相提高收视率的精确性、可靠性和时效性。这样,收视率就成为联结广告商与媒介的重要市场要素。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料报告,也是媒体为自己的各个时段估价的基本依据,是广告商付费以购买商品阅听人的依据。毫无疑问,做买卖,卖者总想多赚,买者总想少出,谁的观众多谁的广告卖价就高。媒体和广告商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这就产生了一个缓冲的空间,需要通过收视率公司所选择的调查技术来居间处理。采用不同的技术,可能有不同的收视率结果,或高估或低估,对媒体和广告商各有不同的意义。
任何一种调查技术都有误差,因而,技术的选择就变得相当重要。在对对手的策略、广告商与媒体的大小以及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进行慎重评估之后,收视率公司谨慎选择其调查技术,苦心孤诣,以确立自己在市场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公司要想生存,想占据获利最大的市场位置----为媒体节目生产全国性的收视人口,则其策略性定位便相当重要。这就需要一种买卖双方都认为有权威的单一标准,才能成为例行规范,才能由众多的员工来操作,以降低办事成本,提高效率。在全国收视率市场中,例行规范只需要一套收视率,虽然市场上有很多公司从事阅听人调查或研究,原则上讲,只有一定会独占全国收视率调查市场。工业标准连贯性的需求,使得收视率市场趋向于独占。而欲拔头筹,你的调查技术与调查结果就须被公认为是最合理最公正的。如果有人欲向收视率调查的垄断者发起挑战,他就必须在调查技术的选择和改进上大作文章,这样才能在媒体(网络)对手之间、媒体与广告商的不同需求之间游刃有余。由此可见市场压力对阅听人调查的方法、技术乃至结果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阅听人视为自然现象,就应调查包含有价值阅听人和无价值阅听人在内的阅听人整体。然而从市场角度看,这种调查的效率显然很低。而广告商想要的是真正的消费者,也就是有收入且又热中购买固定品牌的人。这种消费者才是广告商所岂觊觎的对象,是媒体网络所欲卖出的商品阅听人。因此调查公司就是要调查这种"特制的"商品阅听人,有效地把商品阅听人从一般阅听人中筛选出来。在西方,高明的收视率调查公司,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抽样技术,来辨别哪些人是真正的消费者,哪些人是缺乏收入或缺乏消费欲望的阅听人,将之分类排序。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勃兴与衰退,阅听人的市场定位标准亦随之变化。在美国,大萧条期间电话还很不普遍,而收音机则普遍拥有,阅听人商品就以电话订户来定位;战后经济复苏,购买力大增,阅听人商品就以户口普查为基础;到1989年以户口来判断不准了,就以线缆(cablebox)取而代之。
这就是学院派阅听人研究与商品化阅听人调查之间,真实阅听人与商品阅听人之间的差异。搞清了这些差异,就可以重新检验阅听人调查的需求连续性,了解何以有些阅听人特别值钱,有些阅听人则无足轻重。
商品阅听人是由市场创造出来的,是应市场工业的竞争需要而生的;阅听人调查也是市场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商品阅听人是与一般阅听人的关系就象牙签与树的关系,是由自然物质(自然现象)所制造的制成品。商品阅听人与商品收视率全都是人工制品。
西方学院派的研究到70年代末已具常规规范:量化、变项分析、以及行政式企业方式。虽然实验法与问卷研究仍占优势,但70年代偶尔也有方法上的创新。这就出现了第三种研究。用人类学方式来记录阅听人使用大众媒介素材的生活经验。这种新方法源于社会科学家采用的质化方法和发展中的文化研究方式。他们发现,真实阅听人的社会与符号远比量化方法复杂,实验问卷等方法将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简约化处理,遗漏了阅听人的文化生活经验。于是,阅听人的文化生活体验一跃而为研究的首要之务。文化研究者将阅听人概念化、抽象化,进行文化研究,以区别于学院派与商业界的阅听人调查。随之亦对行政式实验研究规范进行了批判。
文化研究派制定了一些文化指标,他们通过对美国电视栏目"全国观众"的研究,试图将批判理论与量化方法结合起来,认为关注意识形态的观点也可以与实地采访、内容分析相融为一。这些文化研究者反对因果论元素论的所谓"科学"方式,力图消解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变项分析方式。他们认为不能通过个别变项分析将人类视为诸种元素的组合,并以此决定什么变项是因什么变项是果。他们采用了更具统观性的模式。这些模式大多借鉴自文化人类学,强调"联结性"和"集合性"。与斯梅塞相应,新历史主义发轫者,文化唯物论者威廉斯强调生活经验,在他看来,生活经验既非全由亲身经验决定,亦非完全被决定,而是由经济结构(如阶级关系)与社会集团,次文化与主导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所致。文化唯物论者发现,阅听人实际上常常是主动从媒介有限的菜单中选择节目,并从中获得满足的。他们与大众媒介相与共生。这可以从青少年群体文化与通俗音乐(摇滚乐)发烧友的情形得到佐证。显然,这些阅听人都是相当主动地处理阅听素材,甚至习惯性地把主导意识形态踩在脚下而任由时尚和个人趣味(青年群体趣味)的驱使去进行阅读。
怎么会出现这种经济上受到压抑、文化上却自主的情形?这使得研究者或是返回文本或是走出大门去寻找阅听人。那些返回文本的分析者,努力寻求文本中的多义性,从中见出读者不同的社会地位。按其逻辑,这种位置使得压迫性文本既是父权的,又可能是解放的,只看读者当时的情绪和想象。这里,读者本身就是以分析者的身份进行文本阅读,建构出各种可能的解释,然后从各种阅读中设计出各种阅听人。认可多义性的现象学、解释学理论其前提是阅听人必须主动地投入文本中,以便解码。不仅要注意还要对构成文本的众多刺激(声、光、画面、音乐、镜头、情境、角色)详加分类,以便选择某些要素进行解码。此中的焦点是意义如何通过特定的表述方式而产生,以及如何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不断地与意义进行交流,使之得以生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动阅听人是在劳动中消费,在克服困难的辛劳中娱乐在消费中把"免费午餐"变为可口的美味佳肴。
细分起来,文化研究的成果表现于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的领域之中。第一个领域的研究焦点在于文化文本分析,分析对象中也包含由媒介工业所制造的文本,这类研究数量最多。文化研究与传送模式不同,传送模式将媒介形式(如电视连续剧、恐怖片、某些专题片等)视为向消费者传送信息的载体,而文化研究则把媒介形式当作运用特定方式组织意义的机制。传统的内容分析法只研究电视剧中的对白或个别暴力动作的意义,这些可分析的部分必须事先定义清楚,并将之从文本中的位置抽离出来,也不讨论该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关系。文化研究则不同,它坚持意义具有多样性,强调意义主要依赖情境来决定,情境的因素包含整体的叙事方式、节目的类别和先期的宣传。
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领域强调意义及其可变性之间的关系。它关心阅听人阐释媒介形态的方式,和将媒介内容融入自身世界观及生活形态的方式。
这种相互作用的模式也对那种简单化的和效果模式提供了一种反证。它开启了一个消费创意的时代。这种研究受到当代现象学、解释学和接受反应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他们把眼光于文本意义与阅听人意义相遇和进行交换的那一霎间,他们将阅听人视为积极主动的主体。他们在阅听活动中不断为所处的环境创造意义,因而他们不再是产业系统运作中的被动的消费者,也不是批判学派们认定的遭受强制劳动的"劳工"。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4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culture，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culture取代了mass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5
【关键词】媒介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交往异化文化工业
马克思将交往与人类生产、需要活动统一起来，看作是人类生活最普遍的社会关系范畴，虽未明确交往的概念，但界定了宏观的交往范畴，将异化的概念引入交往领域产生了“交往异化”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全面丰富和发展了异化交往理论，将“交往异化”应用到媒介批判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当前的社会文化造成了社会领域的全面异化。实质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继承和拓展。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
“交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概念，这里所说的“交往”是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它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上的思想、信息、观念等的传播。马克思将交往的概念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历史发展、社会形态等概念联合起来考察问题，得到了相当宏观的交往和传播的概念，即马克思主义交往观。马克思认为：交往与生产是同一的，没有交往、生产，就没有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类个体的生命，种族的形成，是社会生活两往、生产的结果。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成为一个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粘合剂；没有交往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往，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活动从而促成改革，交往形式的日益拓展，是社会历史进化、变革的基因和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具有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三种状态。其中交往的物的依赖即个人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开阔了视野，有了自由的时间，精神交往得以扩大和深化，但是由于交往建立在物的依赖上面，一切都基于有用性体系，功利性的交往目的，最终使处于交往过程中的人感到束缚，基于物的不平等性、基于利益关系，人们相互隔绝，交往的权利最终取决于财产的多寡，不是等贵贱、均贫富，而是财产的调羹大小决定交往的鲜汤获得的多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异化”。马克思虽未明确交往手段与交往的关系，但是指明了传播工具的发展在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往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所创造的神话，比以前一个世纪内创造的还要多。”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和重温马克思的话，不禁为他的睿智洞察力和精准预见力而慨叹。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把人类推进到了“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传播，它一方面集中了史上所有媒介的优势，实现了人类“千里眼”、“顺风耳”的梦想，达到了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的转变；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传播将人覆盖在一个看不见的大网之下，人们沉溺在看似“真实”海量的信息或者事物之中，成为了“电视人”、“容器人”、“单向度的人”。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即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相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迁移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整体研究，以社会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武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深层次的解析。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分别有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该学派因批判精神而著名。
从着眼点上来说，两者具有相似之处。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社会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或反对着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的眼中，批判的理论高于一切哲学，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批判的领域应该有所扩展，应该走上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里我们研究的是媒介发展对人的异化，所以可以将其理解为对媒介的批判，对文化层面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寻求人类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为出发点，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所以两者的理论在批判性上得到了统一。
三、异化思想在交往观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的体现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说“两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人类的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不到肯定，工作的苦累程度与得到的回报成反比，干得越多受到的剥削和折磨越大，在这里劳动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异化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只看到了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注意到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异化，比如在消费过程中的消费异化。鲍德里亚在他的著作《消费社会》中，就曾强调异化是多面性的，异化是无处不在的。“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上，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上”。人们消费的过程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很多时候是在进行“符号消费”，在广告和众多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下，现代社会产生了许多的“虚假消费”，人们的精神甚至行为被物质产品所控制，从而迷失了自我。由此可以看来法兰克福学派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将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或物化力量都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甚至一度认为，判断社会好坏的标准，就是看社会里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过时”了。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说是不是真的已经过时了呢？我们要说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出立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现如今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继承、有扩展一样。
这里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主要考查它大众文化批判的方面。阿多诺等人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的生产、复制、传播文化产品，形成了电视、电影、广播、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介更多的追逐商业利益，过分地以盈利为目的，一味迎合人类的诉求，模糊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界限，降低了人的文化品位。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成批量、单一化、标准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的选择权，比如各大电视台的各类相亲栏目泛滥。基于现代技术的媒介——电视、广播、网络等以各种方式渗透人心，使人们沉溺于媒介营造的世界，盲从、依附于主流声音而丧失了个人的主观判断甚至是创造性，如很多人沉迷网络不能自拔，许多人更相信网络上的“事实”等。一言以蔽之，人们在获取信息即交往的过程中被“异化”了，变成了思想僵硬、麻木不仁、缺乏革命意识、只知道认同现实社会的“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如今的大众文化已被纳入到市场交换的轨道，已不再是文明的象征，夹杂着利润的文化只能是平庸恶俗的，已然带不来美的享受。然而，人们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化的危机，反而为自己拥有大量所谓客观的信息而沾沾自喜，这时媒介借用这种危机将人们的欲求物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异化”。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而且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范围，使其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一般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甚至应用到媒介研究。
在大众传播领域，异化现象也非常突出，人们成为了“沙发土豆”，丧失了对媒介和社会的批判意识和能力。人们在这种环境中也慢慢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沦入到了消费社会中而不能自拔。
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努力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虽然最终只停留在批判本身，但是却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入继承和探索，它根据时代特点和发展的特点对异化理论做了全新的阐释。在这样一个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回顾马克思的交往观，重温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对我们遏制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避免娱乐化带来的危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297、470、491
③《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8
④王一，《对媒介娱乐化倾向的反思》，《开封大学学报》，2010（3）
⑤陈乐，《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浅析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贡献》，《长白学刊》，2006（1）
⑥丁香桃，《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逻辑转向》，《岭南学刊》，2008（5）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6
一、价值与法律价值
(一)价值哲学上的价值与法学上的法律价值是源与流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对价值的这种认识将会投射到对于法律价值的认识之上。
(二)法律价值
西方学者将法律价值等同于法律秩序的目的。我国学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将法律价值定义为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本文中，笔者将在法的目的价值系统中对法律价值进行讨论。
二、价值相对主义的二元论
讨论法律价值的前提是承认这一问题属于法学的研究领域。因此，似乎应首先对自然法学派相关观点进行讨论。但如同一个硬币有正反两面，研究其反面有助于对正面的理解。
(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休谟的价值与事实二元分离的哲学理论逐渐影响法学领域，而其结果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代表奥斯丁将涉及法律价值研究的部分剥离出法学研究的本体。
(二)纯粹法学遵循着奥斯丁分析法学的进路，纯粹法学理论代表人物凯尔森认为，与物理或化学相比，法学也是一门科学，要去除道德、社会学等杂质对法律的不良影响。他认为法律无法回答法律价值问题。
(三)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与新实证分析法学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大肆屠杀犹太人。当时大部分德国民众不仅未做反抗，反而积极支持不道德的政府与法律。针对该问题，美国法学界两大派别之间掀起了激烈的论战，面对分析实证法学岌岌可危的态势，哈特试图力挽狂澜。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富勒与其针锋相对。哈特在坚持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区分的同时，也承认在自然法理论中有一种无可争议的真理的内核。一种调和的氛围似乎将要形成，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问题似乎也初见端倪。但日后实践表明，哈特仍然在其他核心领域坚持他的观点，这种所谓的妥协根本只是镜花水月。
(四)自然法学派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批判自然法学派认为立法、法律适用等环节免不了进行价值判断，如果将其问题全部推给伦理学解决，那法学的研究就无法进行。
(五)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于法律价值冲突问题的影响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于法律价值一向采取否认或者至少是弱化其作用的态度，似乎让一些人找到了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根本不解决它。
三、价值绝对主义的一元论
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的最终价值评判标准，而现实世界中存在价值冲突是表象性的虚假冲突，所有价值均能以统一标准为中介，依此法律可以建立一个绝对化的价值体系，即法律价值体系。
(一)古希腊、古罗马自然法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而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就是唯一应该遵循的准则。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中提出自然法是罗马法的基石，而其合理的基础即为自然法这一正义的绝对的准则。自然法又成了价值评判的准则。
(二)近代自然法思想霍布斯认为在社会契约形成之前，人类的生存状态即为战争状态，而唯有利维坦可以解决这种暴行。洛克认为一个政治权力不能够完全消除自然状态的恶，反而，其对个人的损害可能远大于自然状态对于个人的侵害。
(三)富勒与哈特的论战与新自然法学在与哈特的交手中，富勒也不得不对自然法学理论进行完善，新自然法学就此诞生。他提出的法律具有一种内在道德。而对于外部道德，即本文法的目的价值研究，他似乎有意识的予以回避。
(四)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自然法学派的批判二战德国，一位女子为谋害丈夫，向政府报告他曾发表对希特勒不敬的言论。该丈夫因此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德国战败后，该女子在法院受到追诉。上诉法院认为虽然丈夫是被纳粹的法院执行纳粹的法律而被判有罪，但这种法律背离了良知，因此它不是法律。但是，如果惩罚该妇女，则法不溯及既往的价值原则就要被违背，法官必须在两种恶之间进行选择。在哈特看来，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四、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
(一)对法律价值的概念的再次审视
假设价值主体所期求的是公正，那么价值客体的价值属性就应该是稳定和确定的。而自然法学派更倾向于法的目的价值，而分析实证法学派更倾向于法的形式价值。
(二)洛克及经验论洛克指出，人类的知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且都是从经验中来的。人类的实践已说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文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哲学基础。
(三)不同形态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主体对于法律的需求是多样的。因此很难判断正义与公平到底哪个更需要得到保护，而当它们投射到法律之上，法律价值的冲突就产生了，并且变得无法解决，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似乎都是经过实践得来的，但却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不同主体在同一形态法律价值上发生的冲突如果说每个价值之间的概念无法厘清，那么一个价值的概念似乎也不那么清晰。人们通常将法律等同于正义，似乎法的目的价值就是正义。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就不会有法律价值冲突这一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正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如果可以找到某种确定性的标准，就可以为解决本文探讨的问题开启一扇大门。经历了二战后，人们对于问纳粹的暴行有了切身的体会，而痛苦的来源就是它们改变看法的原因，依法治国的理念才得以确立。主体不同，但价值判断基本相同，他们的改变都是来自于不义。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7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工业；受众；传播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一、引言
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第二层是文物，即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格”。[1]从狭义上看，文化是社会中的某些意识通过有形的或无形的载体表现出来，逐渐被大众所熟知，或赞同或批判，从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修正，“拜金”“迷信”“文化帝国主义”等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只是这类“新文化”与我们更易接受的“旧文化”呈现给人的正面能量的程度不一样。我们只有不断提高我们的鉴别力，在各种文化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与传播学体系。
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研究所的发展联系密切，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论家的著述中。[2]
法兰克福学派创造了“文化工业”一词，来指称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和驱动这一过程的商业法则。文化工业有其特殊的功能，既有使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又有把个体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结构的功能。[3]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庸俗的大众文化的普遍流行与渗透，工人阶级越来越沉溺于大众文化中，他们被低俗的大众文化所牵绊，劳动积极性不再高涨。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谴责大众文化的低级趣味，把大众看作是被动的接受没有品位的文化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也哀叹高雅文化的失去”[4]。
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产生了大众文化，其中容纳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反映了斗争之下形成的权力关系；由于符号的多义性以及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能会对文本做出偏好性、妥协性、对抗性等不同的解读，其成立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5]伯明翰学派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涉及非常广泛，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甚至是漫画、流行歌曲等。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为我们对传播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视角。然而，大众文化确实给工人阶级、给普通的受众带来了诸多好处，使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获得了一种休闲的方式，所以过度批判大众文化，一味儿呼唤精英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正如霍尔所说――“普通的人不是文化的傻瓜”。
三、文化研究对受众的影响
受众指的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受众在宏观上来看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上来看又体现为具有多样性的社会人。[6]欧洲仪式观的传播观点认为，传播是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正和变迁的过程。[7]优秀的、积极的文化促进人类的发展，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社会中的受众是产生文化的主体，换言之，人是文化的主人。人通过自己的思想能动性加上外界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文化。对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把人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这与对传播学的研究是相通的。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研究才更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才更能了解受众的需求，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才是传播的意义所在。
例如，通过对服饰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受众对服装选择的倾向，接下来可以预测服装的流行趋势。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以蓝、黑、灰、绿等为主的深色服装是大多人的选择，中山装成为时尚。随后，喇叭裤、松糕鞋成为时尚的选择。现在，供人们选择的服饰种类越来越多，生产商要想生产出畅销的服装，对受众的研究必不可少，了解受众的渴求，是获得利润的前提。服饰文化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观和传播观。同样，对媒介文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受众喜欢什么样的体裁，拍摄手法等。在具体的媒介节目制作中，多加入这些元素，可以更好地迎合受众，获得高收视率。
四、文化研究对意义建构的影响
文化研究通过对“文化”的定义进行解构，通过不断地进行创造、重置意义系统，用易于表达的形式、社会实践和制度来表达这些意义。传播权力的中心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等活动，赋予事物这样或那样的意义，然而这些意义并不都是客观中立的，是由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驱使的，这就产生了“意义的建构”。
“解释促进或抑制媒介产品的多样性的动因对理解意识形式是怎么通过传播系统起作用的很重要，这需要用到批评性的传播的政治经济观点，但是文化研究拒绝了这个传统”。“其中一个原因是文化研究的关键人物一般来自文学批评的背景，他们的职业导致他们喜欢分析文本，对社会和经济理论或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兴趣。应该把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他们共同构成社会。”[8]
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活动和文化产品是不能分开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美国好莱坞制作的电影，各种大片中蕴含的美国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世界人民；麦当劳、肯德基等美国快餐文化，对世界的快餐连锁企业影响深远，从原料采购到加工制作再到出售的每一个环节无不被打上烙印；迪士尼制作的各种卡通片，不仅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很多大人对其也是情有独钟，宠爱有加。它们在削弱本国民族文化，影响人们文化观的同时，也获取了大笔利润。美国支持传媒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他们的文化产品，并美其名曰“信息的自由流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研究，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水平、信仰等。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形成“文化帝国主义”，即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通过市场进行文化扩张，在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中，输出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9]在国际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中，强势的文化可以为一个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此外，经济水平也影响了传播技术，经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传播技术的先进与否。传播媒介技术本身也是构成文化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传播越来越迅速、及时，使现场报道、现场连线、现场直播成为可能，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新鲜的资讯。
五、文化研究对娱乐产业传播的影响
文化工业尝试发展和探索娱乐市场。文化与娱乐是不可分割的，提供娱乐是文化的功能之一，市场上出售的书籍、音像制品等都是一种体现。对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娱乐文化的研究，对当代传播媒介进一步规范自身的发展有所警示。
人们都喜欢轻松愉悦的东西，自然对娱乐文化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发现，报纸、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当我们打开报纸、电视、网络时，媒介提供的娱乐内容越来越多，娱乐内容所占版面越来越大，甚至某些严肃的主题也是以娱乐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泛娱乐化”此起彼伏。
我们并不排斥娱乐的内容，娱乐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然而，当娱乐被恶搞，变成低俗不堪的东西，甚至严重触犯我们的价值观，就失去娱乐的意义了。轰轰烈烈的“艳照门”事件，被某些媒体推波助澜，炒得沸沸扬扬，其影响之广未必低于重要的政治事件，也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病态的传播；
“干露露”及其母亲，在媒体上的语言暴力，不断挑战着我们的道德底线；选秀、相亲、谈话节目的大量出现，各种露骨话题的制造，让人们关注的焦点超过了节目本身。
对媒介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样本，或是提供一种规范。通过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什么价值观该传播以引导人们正确的行为；而什么价值观该遏制以引导健康的社会风气。媒介是“社会公器”，要从公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揭露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和做法，提倡符合社会规范的思想和行为，营造良好的环境。当然，媒介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的素质也是刻不容缓的。
六、文化研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对比的视角
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英国，文化研究是集体的智力劳动，研究的结果就是大家共同出本书，将智慧的结晶放在一起。这与习惯于小组讨论的传统、在伯明翰中心从事集体项目的发展以及在大学里对流行文化的合作教学模式直接相关。在美国，文化研究的最后结果会和基层组织相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美国的民主方式；第二，在英国，文化研究有其特有的文化形式和教学实践，他们不把文化研究当作科学，因为这中间掺杂了太多人的行为。他们把文化研究当做是一种政治责任，没有一个中心问题或范式，也没有符号学的教学目标，充满多样性与创造性。在美国，让美国人读很多针对英国社会提出的具体例子来理解理论化的文化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第三，在英国，进行理论和批评的工作比对某一具体的文化产品进行评论的价值更大。在美国，应该让学生多学习第一手的文化形式，而不是对编码、译码进行理论化，否则文化研究在美国就会越来越少。[10]
英国和美国由于两国的基本国情不一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发展积累经验形成的文化也就不一样，文化研究的主体、方法自然有所差别。这就为我们对待传播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各自特色不同。
七、结语
自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会议确定了“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以来，传播学进入我国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对文化的研究促使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得到扩展，研究内容也进一步细化，研究对象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西方的传播文化研究，无论是“经验”学派还是“批判”学派，其诞生的环境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此，我们在对待西方研究的成果时，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要批判地借鉴。
我国的文化研究只有立足中国本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才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掌握话语权，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2][德]罗尔夫・魏格豪斯著，孟登迎赵文刘凯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吴志峰张永峰编译，《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J].《天涯》，2003年01期
[4][9]ShaneGunster.《FrommasstopopularCulture：FromFrankfurttoBirmingham》inCapitalizingonCulture：CriticaltheoryforCulturalStudies（2004），pp.171-215.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第258页
[6]同[5]，第150页.
[7]Jamesw.Carey.《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andCulturalStudies：anamericanview》inCurranetal.（eds.）.massCommunicationandSociety（1977），pp.409-425，London：edwardarnold.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8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9
关键词现代广告广告创意哲学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J542.3文献标识码：a
现代广告文化在当今的发展十分迅速，所研究的对象、范畴和结论都不停地变化发展，这就要求从事广告研究的人员要不断地提出新的思路，进入新的领域以及总结新的经验，使之成为一门开放和动态的实用型学科体系。
将现代哲学思潮融入现代广告学是广告艺术自我认识的提升，它可以增强广告设计师对广告艺术的理解，提高广告设计师对自我社会使命的认识，使自己的广告作品始终具有较高的商业以及艺术价值。我们知道，广告设计以后就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和人们的心理三个层面，广告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影响和人文关怀。那种只重视经济效益，缺乏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影响不管不顾的广告，是毫无责任感、没有格调和品位，最终也没有前途的失败的广告。
比如最近引发社会舆论热议的“张太广告”。南方都市报用整版篇幅登出这则广告，内容为一署名“张太”的女子呼吁“前任张太”放手。“张太”在文中称双方输赢已定，“男人只属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同时希望“天下无三”。后来据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张太声明”广告其实是某系列化妆产品进行的商业创意广告。广告一经刊出，迅速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引起广泛讨论。但这则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广告实际上却引起社会不良反响，读者普遍将其解读为“小三宣言”，南方都市报社称该广告属于系列“悬念广告”，并没有充分预估到传播的负面效果，这则广告最终被工商部门及时查处。如果单纯从广告创意的角度而言，“天下无三”的悬念广告创意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但其传递出的价值观让很多女性觉得该广告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女人活着的价值就是为了取悦男人这种格局中，引起关注也没意义，有独立人格的消费者最终会拒绝此类产品。所以，再好的创意如果突破了道德和媒体责任的底线，只是注重经济效应，到最后都会得不偿失自食恶果。
好的广告创意除了有好的艺术性外，还应具有思想性。广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广告的创意表现如果能从当代哲学思潮中吸取智慧和养分，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当今哲学思潮主要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部分，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正面本质、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成长和发展，既个体的自我实现，其根本特点就是将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因此，人本主义思想给予广告设计师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象征主义和意象派
人本主义的源头是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象征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其一，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的心灵世界以及内在生命力；其二，追求自由的艺术创新；其三，高度注重个性和人的内心活动及反应。意象派的核心概念就是意象，强调“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的一个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
象征主义和意象派对广告创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倡自由的艺术创新，尊重个性，用意象去启迪、感染受众，而不是生硬地去推销，这就大大拓展了广告创意的表现空间，也体现了广告的人文关怀。绝对伏特加的“绝对系列”广告创意堪称是象征主义和意象派的经典之作。绝对伏特加来自瑞典，却反客为主，逐步消解了伏特加原有的俄罗斯文化背景，以其绝对完美的传播绝对个性，至今为止，绝对伏特加的平面广告已超过了500多幅，每一个都是以它的名字“绝对”作为主题，包括绝对城市，绝对文学、绝对主题艺术、绝对话题、绝对节日、绝对任务、绝对物品等等。那个曾经被批评为“丑陋”的酒瓶用象征与意象的手法巧妙地镶嵌在每一幅作品中，以其特有的形式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绝对城市系列之一的“绝对北京”，将最能够代表中国北京特色的京剧脸谱作为主要视觉元素，而脸谱中间的那个红色的鼻子被改成酒瓶的形状。又如“绝对布鲁塞尔”，举世闻名的撒尿的男童在广告画面中被喷水的酒瓶所替代，绝对伏特加广告正是通过这种象征手法，用意象的形式将产品的形象与各个国家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城市特色的一部分，自然大大增加了当地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钟爱。
绝对的创意，造就了绝对的传奇。绝对伏特加在进军美国酒类市场后不到十年，便成为美国最热销的伏特加酒之一，它不仅仅只是极品佳酿，而且成为品位和尊贵的象征，缔造了广告业和酒业的神话。
2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现象学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并且将意识作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现代广告学的理论需要从现象学中学习一种哲学精神，那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方法。现代广告理论研究往往流于表象，不够深入和严谨，就容易造成现代广告纷杂无序的乱象。相对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可以认为是现想学的一种延续。他们更多的关心社会问题，关心身边的现实问题，并且诉诸行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人的自由，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思想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张扬。现实社会中那些低俗、刻板、守旧的广告，其实质就是对人性的亵渎、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及对社会正面价值的漠视。
3表现主义和精神分析
当代人本主义的另一个起点是克罗齐提出的关于艺术是抒情的直觉表现的理论；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则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艺术创作与接受的重要心理特征。
克罗齐的表现主义为广告创意开辟了新思路，他的直觉理论强调艺术感悟，他指出思想就是语言，当思想变成语言它就得到了表现。他的观点让我们懂得设计师平时的素养、积累对于广告的艺术表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以无意识、梦、欲望和幻想等人的内心活动为研究对象，其理论在哲学及广泛的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广告创意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精神分析可以让广告设计师更好地了解自身，最大限度地开放自己的潜能，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目标人群，让广告诉求直达受众的心灵，更有效、更快速地实现广告目标。
在进行消费市场调查时，常常会发现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和设计者的预判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是匪夷所思。并不像某广告语所说的“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一些都市小白领会毫不犹豫地花上千块钱买一小瓶纪梵希香水，花上万元钱买一个路易威登的皮包，这一切都可以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答案。
4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最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提出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不属于人本性的物质需求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使人将这种虚假的需求当做真正的需求去盲目追求。他还批判了资本主义对本质的压抑，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把当成人的真正本质。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也能帮助广告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商业广告的弊端，那就是把物质需求渲染到极致，这正是现代广告难以解脱的羁绊。
将人本主义的思想理论融入现代广告创意，就使得现代广告的创作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种感悟，多了一份内涵。也使现代广告创意增添了理论的支撑与力量。
参考文献
[1]李长荪.美学艺术学与哲学讲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派出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篇10
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1．会计信息的公共信息职能深入扩散，审计报告的经济后果性加强，利害关系人增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转变职能，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换，行政当局更多地依赖会计报表中的相关经济信息来识别分析监管对象、重点，信息的可靠及时就显得尤为重要。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就成为判断获取的会计资料可靠性的依据。另外资本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中小投资人的风险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强化，当潜在的投资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他们就寻求经济利益的补偿以求转嫁风险。于是为公开披露会计信息提供鉴证意见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就首其冲成为追究的对象。
2．企业面临的市场约束不断加强，巨大的经营压力使其操纵会计报表的可能性增大。资本市场进入门槛的限制、上市后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亏损公司退市压力、投资人的回报要求等重重压力，使上市公司一旦步入困境，就会寻求各种方法来粉饰会计报表。由于上市公司大多系剥离分立模式，母子公司天然的血缘关系就使其利用关联方交易、资产重组、托管等手段来改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及企业由内部人控制，使注册会计师不能够获得充分完整的信息，导致审计风险加大。
3．社会公众和司法界人士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值与独立审计客观能够达到的目标差距较大。目前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后就意味着对会计报表做出保证。社会公众的认识极大地影响着法律界的认识，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构成强大的压力，使目前“深口袋”理论盛行。该理论认为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审计手段的局限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只能帮助报告使用人合理确定会计报表的可信赖程度，而不可能对其经营效率、效果和持续经营能力做出保证。
4．注册会计师在资本市场博弈中自身行为的不规范，职业风险意识差，执业质量不高也是重要原因。在对上市公司审计时，面对激烈的会计市场竞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或无条件接受委托，或顺应上市公司意图，或在职业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而未能发现重大的错报和漏报。上市公司一旦东窗事发，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就难辞其咎。
面对严峻的形势，笔者认为从行业协会管理的角度来讲，应加强行业自律，实行审慎监管，维护行业形象，加强社会沟通，以消除和减少公众期望与客观现实的差距。具体如下：
1．严格会计市场进入约束，完善事务所退出机制。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时，应严格控制数量，推行合伙制。首先控制合理的事务所数量可以避免恶性竞争、不计风险。低价收费等扰乱会计市场现象的发生。其次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高管理层在事务所处于特殊地位，业务承接风险控制一般由其负责，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处于被动地位。合伙制的实行可以有效增强高层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使其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监控。最后应建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考核评价系统，对不符合约定标准的会计师事务所必要时要求其退出。退出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以调动现有事务所加强管理、开拓业务、谋求发展的积极性。
2．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促使其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对事务所的运作实行动态监控，保证其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是会计师事务所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公司治理模式应得到有效运作，这可以避免出现事务所内部人员独断控制所导致的不计风险、任意接收业务委托、降低质量标准的弊端。目前为了保证治理结构真正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事务所评价系统，实行分类管理。第一应对事务所组织体制、决策机制、机构设置、质量控制、项目管理、人员资源管理（人员聘用、晋升、培训）等提出明确要求，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及办法，实行定期评价。第二根据评价结果进行适当分类，据此进行业务承接限制，使事务所业务能力与承担风险能力相适应。第三实行分类指导，明确不同类别事务所的监管重点、改进方向，加强监管的针对性及可行性。最后要建立重大事项备案制度，及时掌握事务所的重大决策，并提供政策指导及支持。
3．加强质量监管，建立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行业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监管体系，实行动态的全方位的质量监管。
（1）明确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的质量控制制度。审计项目质量标准及控制程序，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测评办法。当前会计师事务所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委派、晋升、辞退等相关制度中应体现质量控制要求。另外审计项目应建立从业务联系、风险评估、人员委派、审计计划的制定实施、审计过程监督及事后监督到出具报告一套完整质量控制程序。通过上述措施使事务所建立质量控制框架并保证其正常运行，以此为基础分析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确定监管的时间、方式、重点领域。
（2）建立事务所质量控制数据信息系统，识别重点监管对象，完善事务所检查的方式、程序及处罚办法。通过建立事务所的质量控制数据信息系统，进行信息的搜集力0工、处理，可以防止、发现、纠正事务所质量控制中的偏差和薄弱环节，确定监管重点。有效的检查选择方案、人员委派、检查计划、实施及报告处理程序，有利于规范检查行为，提高检查效率，保证检查质量提高和检查目的的实现。另外建立调查及惩罚委员会，有助于检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减少人为干扰。检查结果及时有效地执行是警示和惩戒作用的集中体现，一旦做出处理决定必须予以坚决贯彻实施。
4．加强与政府监督的结合，拓宽社会监督的信息渠道。财政及相关政府部门对企业及事务所的监督管理，能够有效提供事务所执业质量信息。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把握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形象，另一方面可以为事务所提供政策服务，帮助其理解政策意图，减少执业风险。关注社会公众对行业的评价，对反映的质量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树立社会公众信任感，建立完善信息举报制度，拓宽获取事务所执业质量的信息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