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诗歌篇1
亲爱的朋友，200*年是充满希望有一年。随着新年的脚步将近，我用我诚挚的心和真情的诗篇，为你们祝福————
迎春花开放
在火红的太阳底下
你听，那是百鸟的啁鸣
它们版权所有惊喜地叩响了
春天的第一道门扉
白云衔来温暖的思念
久违的问候
又为我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
那些沉甸甸的欢笑
像父亲母亲的双手写满劳动和收获
一杯烈酒
盛满酽酽的乡愁
在迎风的早晨把我醉倒
漂泊的游子
不由得加紧了回家的脚步
我所热爱的少女
已经久未谋面
仿如故园里微微颤栗的蛛
默默地长成了蚕茧
趁春风还早，我要快快赶路
好问心爱的姑娘一声
爱情她可会在这个春天，开出花来
清透的风，正从远处吹来
那里有少女的香味
带着野百合的私语
在一瞬间绽放
青涩地，爱人的手臂
温柔地缠绕，把你拥抱
拨动春天的琴弦
季节的距离如此强烈无法抵挡
如同大地孕育着希望
我看见乡亲们，在新年的日子里
谈论着往事的收成
细数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和节气
说到春天
大家的眼里又开出了火焰
那个时候，玉米成串地挂在屋檐下
黄澄澄的喜气
飘满家园，让人看了心里
感觉兴奋而踏实
于是莫名地想起
多年前下着雪的某一天
亲人们合在家门照的一张全家福
版权所有碰落了第一滴露水
氤氲开来，它是七彩的
北方的冰雪消融
南方的树木吐绿
嘀嘀的汽车声里
一路开来，那是春天的婚礼
生命中注定抵达的幸福
你要在哪里醒来
倾听圣洁的歌唱
眼前美好的一切
顺手就能摸到的东西
像诗歌和水一样一见钟情
然后在春天里甜蜜地怀孕
可我还是会想起村庄
坐在一片田野上的村庄
向着河流的方向飞翔
莫非是那不停吹来的微风
引得我张望
初长成的小妹
她正站在家园的路口迎接
新年的诗歌篇2
2013年诗歌：强劲的传播与困顿中的写作深化
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体制依然有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体制内的诗歌与文学期刊明显对诗歌有所重视。《诗刊》、《星星》、《诗林》、《诗潮》等刊发的诗作、推出的新诗人，总体质量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抒发个体生命经验、反思与批判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之美的诗歌的刊发，代表了一种主流当代诗的繁荣。一方面，民间和体制的壁垒已被打破，在民刊上发表作品，有所成就后，年轻诗人也可能较快地得到体制内媒介的接纳；另一方面，为繁荣文化，主流文学机构也加大了对文学奖励机制的投入。当代诗写作场因互联网的兴盛而充满生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几年来，当代诗人紧随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更新步伐，不断体验新的传播手段之于诗歌写作与交流的作用。网上网下，诗人因诗歌而聚集，诗人群体也打破了地域限制，更多地因写作观念和美学风格形成新的聚合。
传播：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微信公众号
在诗歌传播方面，2013年最值得一书的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正式成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隶属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国内第一家专门出版诗歌的特色出版机构。诗歌出版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举措，是邀请洪子诚、程光炜两位学者主持，并邀30位诗歌评论家任分卷主编，推出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新诗选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收录了从五四新诗发轫到新世纪以来的300多位诗人的作品，以诗歌发表时期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该书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同时，该书也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此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尽管为了兼顾多样的诗歌流派与风格，编选中为一些诗人的入选进行了诸多争论，也引发了一些异议，不过，总体上看，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积极推动与诗歌民刊的合作，协助原本处于内部交流形态的民间诗歌群体浮出历史地表。这些民刊与群体包括《明天》、《象形》、《汉诗》、《读诗》以及“诗生活网”等，推出诗歌选本包括《明天》、《诗生活年选（2012卷）》、《汉诗》、《读诗》、《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2卷）》、《2012中国年度好诗300首》、《21世纪诗歌精选・第四辑》、《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和《江南十二诗人诗歌集》等。《生于六十年代》3卷诗选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读诗》编辑部合作出版的重要选本。此外，诗歌中心还参与策划出版了以发表女性诗歌为主的诗刊《诗歌风赏》，去年出版两期。以与诗人合作出版为主要方式，诗歌出版中心去年出版了60余种个人诗集，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俞心樵、安琪、周亚平、郁雯、张执浩、池凌云、路也、玉上烟等。
2013年，微信迅速成为当代诗人传播诗歌的新渠道。区别于微博、博客与网络论坛，微信既可以以朋友圈的形式内部交流，又可创建公共平台，通过订阅的方式进行群体或品牌的推广。微信的另一优势在于其信息的多样性，文字、声音和视频可以汇集在一个文件里。再者，微信借助的是手机这种便携的移动应用平台，更具传播优势。
在微信平台中，两个最受欢迎、传播最广的读诗微信公众号为“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是由BemyGuest（尚客私享家）倾心推出的公益诗歌艺术活动，旨在以诗歌和音乐的方式，摒弃浮躁、麻木，真挚倡导富于“情怀”的“去功利”的生活方式。“为你读诗”每晚10点推出一期节目，邀请的读诗者多为“高大上”的成功人士，推荐的作品多为中外古今名篇或近人名作，截止到本文写作的日期，“为你读诗”已经推出256期。“读首诗再睡觉”也是每晚10点读诗，其团队则多为写诗与爱诗的年轻人，因为喜欢诗歌而成立编辑和声优团队。“读首诗再睡觉”推荐的作品大部分是当代著名和非著名写作者的作品。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朋友圈中的读诗活动，形式相当灵活，图文并茂，并配有背景音乐。虽然诗歌篇幅短小，似乎更适合拥有碎片时间的都市读者，但真正能刺激读者对诗歌产生兴趣的，我认为是诗的有声传播。在微信的诗歌传播平台上，插图和背景音乐辅助诗歌的阐释，而有声传播正成为当代诗的重要接受形式，悄然影响着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同时也反过来激发了诗人写作和诗歌观念的更新。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格律形式，是可以入乐的，或配以音乐，或其自身即形成了吟诵的声腔。新诗在创制之初，就在理论批评领域遭遇过格律问题。新诗究竟需不需要格律？新诗的格律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新诗讨论中历久弥新的话题之一。而当代诗基本是自由体的，当代诗人和批评家也较少从格律的角度谈论诗歌的理想形式或内在声律，同一话题的侧重点发生了偏移，诗的“格律”变成了诗的“声音”、“语调”乃至“节奏”、“步伐”等。
交流：图书市场下滑中的诗歌出版物
在2013年的诗歌正式出版物中，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陆诗丛”，包括翟永明的《行间距》、韩东的《重新做人》、西川的《够一梦》、于坚的《彼何人斯》、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和春树的《春树的诗》。诗集装帧精良，收录的也多是诗人的近作。10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标准诗丛”，包括多多的《诺言》、欧阳江河的《如此博学的饥饿》、王家新的《塔可夫斯基的树》、西川的《我和我》以及于坚的《我述说我所见》等。此外，“70后・印象诗系”去年出版了楼河的《楼河诗选》、窦凤晓的《山中》、杜绿绿的《冒险岛》、陶春的《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和芦苇岸的《芦苇岸诗选》等。“后视镜诗系”推出阿西的《词车间》、韦白的《来历不明的生活》、高春林的《时间的外遇》和田雪封的《与镜中人交谈》。其他重要的个人诗集包括：周伟驰的《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王敖的《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周亚平的《红白蓝灰黑黑》、多多的《多多四十年诗选》、泉子的《杂事诗》、朵渔的《最后的黑暗》、柏桦的《一点墨》、小海的《影子之歌》、施茂盛的《婆娑记》、维庸的《燃烧的镁条》、许德民的《抽象诗》以及骆英的《绿度母》等。
除了上文提及的《诗生活年选（2012卷）》和《生于六十年代》之外，2013年度的诗歌选本还有邱华栋主编的《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2011-2012》、高春林主编的《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等。这些诗歌选本，或以相近的诗歌趣味为标准，或以网络论坛为选稿来源，或以诗人的代际分层为考察角度，显示了较明确的立场与标准。以诗选形式出版的刊物还有《当代诗》出版一期，《中国诗歌评论》出版一期。不过，受限于出版资助、约稿及纸版发行效益，这些以书代刊的诗选诗刊的出版并不很稳定。
另一方面，独立自费的诗歌出版2013年也非常蓬勃。民间诗刊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诗的一个小传统，几乎每年都会诞生新诗刊，结集志趣相投的诗歌群体。2013年创刊的民刊有《坡度》、《元知》、《诗品》、《意外》、《飞鹰》、《诗民刊》。2013年印行的民间诗刊主要有：《或许》、《文本》、《东北亚》、《地下》、《体现》、《滴撒诗歌》、《自行车》、《神性写作》、《先锋诗报》、《南京我们》、《诗篇》、《屏风》、《体现》、《抵达》、《大象诗志》、《延伸》、《元写作》、《独立》、《诗南方》、《诗》、《诗歌现场》、《诗东西》、《南京评论》、《此岸》、《审视》、《凤凰》、《诗歌杂志》、《蓝鲨》、《太阳诗报》等。诗歌民刊中，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去年出版梦亦非长诗《儿女英雄传》，“副本制作”推出王东东的长诗《西山》、二十月的《象限年鉴》、已故诗人马雁编选的《几个好朋友》，张尹主持的“现代汉诗”推出周瓒的诗集《反肖像》，而由潘洗尘主持的“诗歌emS周刊”，为以下诗人出版了系列诗集：潘洗尘、树才、莫非、桑克、赵野、潘维、伊沙、小海、张清华、秦巴子、荣荣、黄梵、哑石、翩然落梅、君儿、重庆子衣、姚风、杜涯、李建春、沈苇、马莉、严力、莫卧儿、古马、聂权、人邻、邢昊、李伟、徐江、孟浪、徐贞敏、安琪、寒烟、柳宗宣、潘红莉、曾宏、春树、朱夏妮、刘川、范儿；台湾诗人颜艾琳、紫鹃、喜菡、孟樊、方群，外国诗人玛丽拉・格里芙（智利）、安娜・阿赫玛托娃（俄国）、莎朗・奥兹（美国）。2012年度DJS诗集奖奖励了5位当代诗人，他们的诗集也于去年以国际刊号的形式出版，包括诗人徐钺、王东东、袁永苹、清平和古冈等。去年以论坛形式入驻诗生活网的民刊和诗群有《外省》、《诗格》、“神性写作”诗群、《麻雀》诗群、《凤凰》诗群、《零度》诗社以及“空中键盘”诗群等。
纵观2013年诗歌的出版、刊行状况，有来自不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被介绍，大量优秀的诗集获得出版。无论体制内外，线上线下，或是诗人群体之间，诗歌都算得上是活跃的，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学读物的诗集、诗选却在图书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买诗、读诗的人群在文学阅读群体中也是少数。因此，诗集、诗选的出版印行看上去更像是出版社创建品牌，诗人之间内部交流，学院批评从业人员的本职工作。当代诗因之并未能及时、多面向地获得其文化阐释，发挥其文化建构性能。
批评：奖掖诗歌与反思当代诗歌评论
2013年的诗歌奖项众多，奖金也颇丰厚。主要包括：第三届“光华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程川、曹僧、顾不白、李海鹏、康伟明、砂丁、蔌弦、陶颍川、张存己。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翟永明获年度“杰出作家奖”，沈浩波获年度诗人奖。第八届“未名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曹僧、李海鹏、李有兰、苏画天、砂丁、郁陈。第二十一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颁给了荷兰汉学家柯雷，主奖由王夫刚获得，获得新人奖的是灯灯。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为东荡子。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得者有草树、廖慧、臧棣、于坚、七夜、郭金牛、钟硕等。据说为国内惟一颁给“80后”诗人的“汉江・安康诗歌奖”第三届获奖者为诗人八零、东井、王东东。西川诗集《蚊子志》（柯夏智译）获得美国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王家新获韩国第四届昌原KC国际诗歌文学奖。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珠江诗歌大奖”获得者为韩东。首届袁可嘉诗歌奖分诗集奖、翻译奖和诗学奖，陈先发、李笠、王家新分别凭诗集《写碑之心》、译诗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诗学文集《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获得相应奖项。第四届中坤诗歌奖，台湾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奖。在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由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两位诗人获得。由民生美术馆和上海国际文化传播协会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获得由《东方早报》和绿城・苏州桃花源联合主办的“2013文化中国年度事件大奖”。光获首届“诗建设”诗歌主奖，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第六届张坚诗歌奖主奖由安徽诗人张建新获得；而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诗人奖获得者为李亚伟。
为当代诗歌创设的各种奖项，近10年来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奖项逐渐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公信度，如华语传媒大奖、中坤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未名诗歌奖等。诗歌奖是一种间接的诗歌批评，是对当代诗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成就的评判和肯定。从评奖程序来说，成立评选专家小组，推荐入围诗人，经过若干轮的讨论、比较及匿名投票，最终决定获奖诗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的批评过程。宽泛的诗歌批评不仅包括诗歌评奖活动，也包括诗歌选本，这在上文的出版信息中已有呈现。不过，选本和诗歌奖如果不能激发更广泛的接受效应（包括阅读和研究），即便不是即时的、轰动性的，则其实际效果无外乎文化点缀和消费新品而已。而狭义的诗歌批评在2013年度的表现不如人意。既表现在缺乏对当代诗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的描述性文章，也表现为没有纵深细致的研究。与诗歌活动的多样、诗歌传播的热潮比较，诗歌批评显得相对无力。
2013年度出版了以“生于60年代”和“70后”为诗人群体的诗选。这种以代际划分诗群，出版诗选、诗集的文化活动一直持续着，可谓当代诗的特征之一。相应跟进性的批评和研究，在《诗建设》总第11期“70后诗选”中有所体现，在刊发了50位有代表性的诗人诗选的同时，还刊发了耿占春、姜涛和梁小静的研究文章。延续着前几年诗歌批评话语中的相关话题，比如诗歌伦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等等，2013年的另一个批评关键词就是“现实”。《飞地》丛刊第3期发表专题“访谈”，以“现实”为话题，采访了8位诗人（姜涛、桑克、森子、王东东、哑石、宇向、周斌、臧棣）和6位当代艺术家。给诗人的提问很有针对性，比如：当有人跟你提到“现实”这个词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请你给“现实”下一个私人的定义。作为诗人，你觉得你眼中的“现实”和普通人的“现实”差别在哪儿？等等。诗人们的回答切合各自的写作实践和批评思考，其中不乏洞见和深度思考。诗人们大多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文学史中的“现实”往往和“政治性”、“道德观”挂钩。从写作的角度，诗人们理解的“现实”也是有很多层面的，是诗人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意识”，关注现实是“诗人对其文学洞察力的一种艺术训练”，而从阅读的角度，取材“现实”会让诗歌变得容易交流，引起更大范围的生存共鸣（臧棣）。至于诗人的“现实”与普通人的“现实”的差别，“在诗人的现实里总是有词语的参与；不能忽略词语的塑造；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种塑造融入了普通人的现实本身，以致诗人无法声称对这种现实的发明权”（王东东）。
正如很多依然阅读和关心当代诗的读者感受到的，当代诗相当繁荣，但其接受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足，从某个角度看，这与诗歌批评的失效有关。2013年的《新诗评论》第一辑刊发了诗人雷武铃《当代诗歌批评之批评》一文，是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一次严肃而中肯的省思。雷武铃从分析“当代诗歌写作浮躁混乱”这一种评判开始，探讨当代诗歌的特殊性，为当代诗歌批评正名。因为当代诗歌写作呈现的特点就是混乱的，当代诗歌批评的工作应该是大浪淘沙式的，需要批评家运用其感受力去理解与判断，而非简单地加入对于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不满的合唱。“当代诗歌批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批评是现场现时进行的，它批评的对象处于原生状态”。以“理解”与“判断”为尺度，雷武铃比较了古代诗歌研究和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之间的差别，强调当代诗歌批评中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性。在这个前提下，雷武铃进一步反思了当代诗歌批评家的形象和专业性批评问题。无论是把批评家想象为一个宗教领袖般的形象，还是强调所谓的专业性批评，在雷武铃看来都不是当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在雷武铃看来，“诗歌批评是一种主观价值和个人的审美倾向的批评。当代诗歌批评的人物始终是一种时代美学精神的探索与寻求，不是一种科学的检测方法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该说，雷武铃的文章是给当代诗歌批评适时提供的一针清醒剂。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困顿中的当代诗写作的深化应通过有耐力、有眼光、有价值评判能力的批评实践去开拓。
2013年中国诗歌综述
一、诗歌刊物：格局的延续、扩展与园地的增加
从各种诗歌刊物发表的作品情况来看，2013年诗歌基本延续了以往的格局：《诗选刊》、《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林》、《诗潮》、《扬子江诗刊》、《诗江南》、《散文诗》以及《中国诗人》、《诗建设》、《汉诗》等等，在保持刊物原有风格和某些固定栏目、特色栏目的同时，实现了诗歌的自然增长。众多成名的诗人笔耕不辍，依然活跃于2013年诗坛；多位新锐诗人获得集中出场的机会，诸如《诗潮》不定期推出的“名家新作”、“新锐推荐”栏目就是以诗文互见的形式引起读者的关注；还有一些新面孔登场，为未来诗坛新格局的形成积蓄潜在的力量。从作品发表的具体情况来看，诗人们依旧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细细打量着身边的世界，讲述内心的感受，汇聚着共同的经验与主题。而从形式上综观2013年诗歌，散文诗刊发的园地和数量有所增加是最为突出的一点。《星星诗刊》“下旬刊・散文诗”的定期出版，实现了“本着以全面推动散文诗发展、弘扬散文诗精神的办刊理念，以刊登散文诗名家精品力作、推出散文诗坛中坚力量、发现散文诗新人为重点，提倡大众化、精品化、多元化，重深沉与优雅，重刺激与尖锐，唯真性情是举”的办刊宗旨，还有《中国诗人》每期推出的“散文诗档案”等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散文诗的创作。概括而言，这些栏目设置及选发实践，均可视为诗歌刊物整体格局的延续与适度扩展。
除上述现象外，2013年各诗歌刊物还通过“作品联展”的形式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从《扬子江诗刊》1至4期推出的“‘凝视与聚焦’――六刊一报新世纪诗歌作品联展”之专题栏目的“编者按”可知：“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的新诗状况，展示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诗刊》、《诗探索》、《扬子江》诗刊、《作家》、《花城》、《诗选刊》（下半月）、《文学报》六刊一报共同商定，在2013年度联手推出36位新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作简况和相关的评介，希望借此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状态的关注与研究。”这是六刊一报“横向联合”的初衷。在此指引下，黑枣、吴乙一、扶桑、江非、苏历铭、徐俊国、杜涯、江一郎、林莉、姚风、荣荣、潘维、路也、朵渔、李小洛、小海、吕约、卢卫平、牛庆国、苏浅、郑小琼、叶丽隽、娜夜、张执浩、沈苇、宇向、胡弦、北野、李轻松、伊路、丁及、蓝蓝、蓝野、庞培、邰筐、李琦共36位诗人的创作简历特别是新世纪十年的创作情况（包括重要作品、诗集、获奖情况等）得到了清晰地呈现，而就结果来看，这一举措不但为认识、总结新世纪十年来“中国诗歌状态”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和参照的依据，而且，还对诗歌刊物的联合、互动提供了某些可行性经验。与诗歌刊物之格局的延续、扩展相比，诗歌园地的增加也是2013年诗歌的“亮点”。2013年7月，由诗人金迪主编的《诗品》“总第一卷”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园地以“诗”、“品诗”共重的原则，古今中外兼顾；10月，女诗人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第一卷大地花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女性诗歌专刊，旨在“展示当下诗坛优秀女诗人的作品，发现、挖掘有潜质的新诗人”；同月，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诗人于坚主编的《诗与思》第一卷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文、诗并重，讲求“诗与思”的平衡并有国际性视野；11月29日，《华语诗刊》“试刊号”出版，该园地系《遂宁日报・月末版》，每月一期，旨在“充分展示华语诗歌最新动态，最新探索和最新理论成果”。此外，为了调动海内外华语诗人的创作积极性，彰显华语诗歌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华语诗刊》的地位与影响力，遂宁日报报业集团还将联合实业共同设立“陈子昂诗歌奖”、召开一年一度的“国际华语诗歌论坛暨国际华语（遂宁）笔会”，等等。众多园地的开设既为2013年诗坛增添了活力，同时也为当下诗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她们美好的前景！
二、版图的刻绘与经典化的追求
如果将集中推出某一地区的诗歌小辑作为一次“诗歌地理”的版图刻绘，那么，2013年诗歌在这方面明显有意地加强了“版图的效果”。《绿风》的“西部诗歌高地”、《诗潮》的“视野与版图”、《诗江南》“学苑”之“各地高校大学生诗选”、《天津诗人》的“诗歌版图”以及《中国诗人》的“承德诗群十七家”、“盘锦诗群”等等，都将“版图”细化为具体的地域及创作。其中，又以《诗潮》、《诗江南》尤具规模与特色：在诸如“视野与版图・辽宁”、“视野与版图・上海小辑”的栏目样式设置下，《诗潮》连续推出了“辽宁小辑”（2期）、“上海小辑”与“海南小辑”（3期）、“南京小辑”（4期）、“甘南诗人小辑”（6期）、“贵州小辑”与“廊坊小辑”（7期）、“吉林小辑”与“河南小辑”（8期）、“台湾小辑”与“浙江黄岩小辑”（9期）、“美国华语诗群小辑”与“黑龙江小辑”（10期）、“河南鹤壁小辑”与“内蒙古小辑”（11期）等多期诗歌小辑，其规模之大、视野之广（包括一期两辑，涵盖国际和海峡两岸视野）都堪称少见，这样的连续性实践无疑对树立区域诗歌形象、展示当地诗歌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也符合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注重从空间角度立体呈现诗歌生态的认知逻辑。与之相比，《诗江南》的“广西高校大学生诗选”、“上海高校诗人佳作选”、“北大、中国人大、首师大校园诗人作品选”、“甘肃高校诗人作品选”等则兼顾地域和高校两个空间，这种编选形式显然注意了各地在校大学生的创作实践，同时也有意加强了诗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诗歌接受层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或许是有感于区域诗歌专题的频繁出场，诗歌研究界对于地方性诗歌也逐渐开始关注起来。2013年6月，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的《新文学评论》推出了由李少君主持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秉持“诗歌的地方性发展将是当代汉语诗歌走向高潮必然经过的阶段”（“主持人语”，2期）的立场，李少君在第2期《新文学评论》首先推出了张玉玲、张春歌的《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族特色》、杨梓的《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吴玉垒的《山东诗歌的现代面貌》、夏吟的《地域与突破――昭通新诗群论》、钱文亮的《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共五篇文章。至第3期，李少君又以推出邹建军等的《追寻与遥望――当代湖北地域诗歌界说及其发展前景》、刘波的《荆楚大地上绽放的诗意之花》、荣光启的《当代文学背景中的湖北诗歌》三篇专题性文章，表达其“如何将地方性诗歌研究进行得更深入一些，而不是满足于简单的地方诗人诗歌评介，可从中看出一些诗歌发展的纹路、脉络和趋势”（“主持人语”，3期）之思考理路。而到第4期，主持人又以推出罗小凤的《“广西形象”的多重镜像――论新世纪初诗歌中的“广西形象”》、伍明春的《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龚奎琳的《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辛泊平的《河北诗歌：精神气质与地域意义》、张立群的《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和价值》共五篇文章拓展地域诗歌的研究视野。应当说，随着“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的不断推出，人们将会看到更多区域诗歌的发展现状，而主持人研究思路的不断深入，也会使这一研究专辑更富学术价值，进而使区域诗歌在创作和研究并重的前提下成为2013年诗坛一道重要的风景！
在区域诗歌火热展开的同时，诗歌经典化的追求也成为2013年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除《扬子江诗刊》继续着“新诗十九首”专题的推荐与经典作品的解读、《中国诗人》继续开展的“百年新诗访谈”专题，以及《诗江南》推出的由汪剑钊主持的“诗歌课堂”专栏等等外，相对于新诗史的经典，2013年诗坛最大的一次举措是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介绍，《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不同时期诗歌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大典》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二是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整体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三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大典》出版后，入选的诗人名单等一度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这反映每次诗歌经典化的努力都需要接受不同层面的阅读检验，而经典本身又是一个处于变动的实践性和时间性的话题。
三、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
2013是各种诗歌活动频繁的一年。
首先，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6月22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共同主办的2013年首届中国・天津诗歌节在天津开幕。本届诗歌节共有12位诗人获奖，在同期举行的天津诗歌节诗歌论坛上，诗人和评论家们就当前诗歌创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7月8日至9日，中国诗歌学会2013年度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安徽黄山召开。会议听取了学会2013至2014年度工作计划、2012至2013年度工作报告，并通过了聘请郑敏、牛汉、李瑛、屠岸、晓雪、耶曼为学会名誉会长等系列决定。8月7日至12日，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此次诗歌节以“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诗人因为诗歌相聚一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分获本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8月23日，纪念《中国诗人》创办25周年暨“中国诗人奖”颁奖活动在沈阳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潮》杂志社、辽宁省新诗学会联合主办。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诗人》25周年“中国诗人奖”颁奖典礼，洛夫、邵燕祥、韩作荣、李松涛、孟浪、多多、马新朝、王鸣久、柳、林雪、杨键、娜夜、桑克、李轻松、耿林莽、邹岳汉、邢海珍、刘士杰、黄恩鹏、黎焕颐、牟心海、罗继仁等25位海内外诗人、理论家、编辑家分获“创作成就奖”、“优秀诗人奖”、“优秀诗评家奖”、“特别贡献奖”。10月16日，中国第29届“青春诗会”在绍兴开幕。本届青春诗会由《诗刊》社和绍兴市政府主办，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文联承办。诗会开展期间，还举行了15位“青春诗会”诗人――刘年、田暖、桑子、天乐、林典刨、笨水、江离、郁颜、离离、冯娜、微雨含烟、蓝紫、陈德根、罗铖、魔头贝贝的作品集结成书的《青春诗丛》的首发式。除上述例举之外，2013年诗歌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的活动还包括1月于台湾举行的跨年度的第七届“天问新年新诗峰会”、11月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活动、12月的首届“贵州诗歌节”等活动。
其次，在诗歌评奖方面，除上述诗歌活动期间包括的奖项之外，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歌奖还包括2013年8月7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闻一多诗歌奖”颁奖，河南诗人马新朝于2012年7月获奖，此次跨年颁奖获奖金10万元；会议期间，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结果也已揭晓，诗人潇潇以组诗《灵魂挽歌》获奖，颁奖将于2014年举行。2013年11月25日在京举行了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活动。本届诗歌奖仅设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两类奖项，经过严格而公正的评选，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得了本届国际诗歌奖。典礼现场，200余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齐聚一堂。11月30日，首届“诗建设”诗歌奖在杭州举行了颁奖典礼。黑龙江诗人光获得主奖，奖金10万元；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据悉，“诗建设”诗歌奖是目前中国奖金最高的民间诗歌奖，旨在通过奖励当代汉语新诗创作中具有前瞻和启示意义的诗人，倡导新诗在精神与艺术上的探索，以推动新诗建设。该奖拟两年举办一次，评奖当年3月启动，有数百位诗人参与，设主奖一名，新锐奖三名。除此之外，2013年诗歌评奖较具影响的还包括5月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颁奖典礼、10月在京举行的“首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和同月在海南举行的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度“澄迈・诗探索奖”，以及12月29日，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等等。
第三，在研讨会方面，2013年6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生代与新世纪诗坛的新格局――两岸四地第五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齐聚南开，围绕中生代创作与理论所涉及的相关诗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探讨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的异同点和关联性，发掘中生代诗歌和“70后”、“80后”诗人的区别以及中生代诗歌中主要诗人的艺术个性，标识中生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总结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经验，从而繁荣当前诗歌创作。2013年11月2日至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诗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奚密、金丝燕、顾彬、唐晓渡、刘福春、于坚、欧阳江河、杨小滨、罗振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学者、诗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新诗比较、海外流散汉语诗人研究、新诗规范诗学的建构路径、当下语境下诗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学制度与诗学策略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2013年11月23至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研讨会主要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语言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为研讨对象。与会评论家的讨论主要以诗与语言的矛盾、张力为线索，从诗的本质、自由诗的意象和结构、现代诗与白话的关系、新诗的文化背景、诗与新媒体和大众文化以及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等诸多角度入手，分析了一百多年以来现代汉诗在历史演进中的得失利弊；解读了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精神特质以及每个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性；深入思考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皆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诗的本质和语言的关系。
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使2013年中国诗坛热闹非凡、创作与理论研讨并重。除上述活动外，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驻站诗人活动同样引起了诗坛的高度关注。本年度驻站诗人仍延续以往的风格，整体包括两个阶段系列活动。7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第九位驻站诗人宋晓杰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学者50余人参会。9月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首都师范大学迎来了第十位驻校诗人杨方。至此，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已连续举办十届，共有十位诗人参与为期一年的驻校活动并在诗歌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四、远逝的诗魂与永不凋落的记忆
就诗歌记忆而言，2013年又是悲痛的一年，而悲痛过后，诗人的远逝为诗歌留下了一座座永恒的纪念碑！
2013年2月14日，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9月29日，著名诗人牛汉在京逝世，享年91岁。9月30日，原辽宁省文联党组书记、《中国诗人》名誉主编、著名诗人牟心海在沈阳逝世，享年74岁。11月12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11月29日，著名女诗人郑玲逝世，享年82岁。12月17日，“七月派”诗人冀在杭州辞世，享年96岁。除上述诗人外，香港著名诗人、作家、学者梁秉钧（笔名也斯）于1月6日去世，享年65岁；美国加州当地时间7月22日，台湾著名诗人纪弦（笔名路易士）去世，享年101岁；10月11日，当代优秀诗人东荡子在广州去世，享年49岁。众多对中国诗坛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相继离世，既是诗歌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牵动无数诗友的心。如果说诗人牛汉、冀的去世意味着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派”已成为远去的背影，那么，诗人雷抒雁、韩作荣、郑玲的去世则标志着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崛起于诗坛的诗人也为诗歌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年轻的东荡子突然辞世，更令人扼腕叹息！
但真正的诗人从不畏惧肉体的消亡，他们早已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和对诗歌的热忱献给了广大读者和诗歌的历史。多位诗人于2013年诗魂远游的同时，已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诗歌史的丰碑之上，并为诗歌留下了永不凋谢的记忆。人们会用文字及各种纪念形式将他们的人格与创作中最为宝贵的部分记录下来，泽被后人。他们会因灵魂和记忆的不朽而激励后来者在诗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进而描绘出诗歌更为灿烂的明天！
新年的诗歌篇3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着《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胡适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田汉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
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胡适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
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琐。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瑶。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新年的诗歌篇4
2007年，新诗90华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盘点将成为这一年诗歌的重要话题。诗歌在2006年经历了“梨花体”、“裸诵”等风波，在2007年初始又迎来了“排行榜”、“公约”等事件，这些，都是中国新诗一路走到现在的悲喜剧。在这些激进的事件中，诗人一改以往的矜持，在主动或被动中以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声明着他们的诗歌理想，而这却让大众再次迷失，对于诗歌的理解，对于诗人的认识，宛若陷入了迷阵。
诗为天地立心，它永远是人类盛放心灵的容器。中国新诗经历了90个春秋的磨练，是是非非，诸多曲折，但它无可争辩地仍旧包含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参与着中华文明的建设和传递。在新诗90年之际，诗歌和诗人在远离公众多年之后突然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被推到公众的视野之中，这似乎是某种巧合或暗示。在这个温暖的季节，就让我们用一种新的姿态和角色温习诗歌，试着回忆或总结中国新诗90年的历程。我们是谁?诗歌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一、创诗纪：第一首新诗的诞生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第一首白话诗《蝴蝶》
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这首题为《蝴蝶》(原题《朋友》，写于1916年8月23日)的诗，这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这些诗带有明显的新旧“过渡”色彩，甚至有点“四不像”，但在文学史意义上，艺术价值的粗陋不能掩盖胡适重塑民族文化的勇气。)，从此之后，一批一批的诗人成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记录者、专注于灵魂的观察家、语言的历险者。有人因此称道，这“两个黄蝴蝶”，把中国的诗歌带入了另一片花园。
胡适在当时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后来，又发表了有具体主张的《谈新诗》。应该说，这些都是点亮中国新诗的智慧之星火。但就艺术表现力而言，那8首发表在90年前《新青年》杂志上的白话诗，同时，包括他在1920年3月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今天回过头去看确实有些单薄、粗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那个深深困囿于古板语境的时代，那种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大胆尝试、革新的气势和精神，对我们现时的诗歌写作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尝试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是“白话文运动的最后一役”，向诗人表明用白话文作诗是可能的，正如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所说的：“它只有宣言的价值，你现在再看看它，根本没法读，于美感上太粗糙。”
实际上，文学的每一次变革，不仅是因为文学本身的需要，也或许还有对现实与人生新的发现与体验，胡适的“诗歌革命”是否也即如此?
任何―个新生物的出现，都会在前所未有的激情中蔓延。那些有着共同的诗歌理想的诗人们，便聚集起来讨论诗歌，于是出现了各种或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新诗社团和各类提出各自主张的新诗派别。1921年初，在杭州成立的“新诗社”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主要的组织者有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等，其创刊的《诗》月刊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份新诗刊物。从此，中国新诗的各类思想主张也就进入了互相交流探讨之中，互相争辉斗艳。
而今，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和诗歌，都不可能回到90年前所处的那个时代了，但无论是诗，还是生活，仍如90年前那般在持续变革。
二、检阅：90年人物谱
1917年，中国新诗完成了它的一次同中国传统诗歌的“断裂”。2007年，是中国现代新诗诞生90周年，“蝴蝶”飞走了，“鸽子”也远去了，但中国新诗这条“小河”自它的发源之日一直流淌到今天，并且，还会一直流淌下去。那么，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们又该记住哪些人，哪些诗?
胡适代表作：《蝴蝶》
他带来了汉语诗歌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1920年以前，中国只有一种诗歌形态，而在此之后，仿佛忽然就有了另一种与古典诗歌泾渭分明的诗歌形态。这是两千年以来中国诗歌形态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周作人代表作：《小河》
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从周作人开始，或者说，从《小河》开始，中国新诗有了最初的美学风格，摆脱了旧体诗的限制，不再追求格律韵脚，完全使用自然的音节。
郭沫若代表作：《女神》
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的伟大诗人和英勇战士，是在追求自由理想，创造新世界的崇高信念下从事创作的，这一切都体现在他1919年至1920年之间创作出的《女神》中，让人们坚信：新世界的即将诞生，同时，亦开创了新一代浪漫主义诗风。
冰心代表作：《繁星》《春水》
在20世纪初就出版了《繁星》和《春水》，北大教授洪子诚对其的评价是，“成为以来女性诗歌的惟一收获。”
艾青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的诗歌是为时代立言、为人民请命的。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但能令人愉悦，催人思考，而且能鼓舞读者投入到火热的哪怕是危险的斗争中去。诗人穆旦说：艾青的诗“会摇起你年轻的精力，鼓舞你更欢快地朝着斗争，朝着光明”。
徐志摩代表作：《再别康桥》
他为新诗“创格”功效卓著，开创了中国新诗格律化的新格局。
臧克家代表作：《有的人》
臧克家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作品也是中华民族这一段沧桑历史的缩影，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
卞之琳代表作：《断章》
回首“五四”，多少人感怀怅然，不说别的，在文学的视野里，那是一方自由晴明的天空，卞之琳那么幸运地生活成长在那个诗意的时代，和他的老师徐志摩一起，编织“新月”的诗意。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
提起戴望舒，无人不会想起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一样的姑娘，他在中国诗坛的成就，远非“雨巷诗人”所能锁定，他曾用笔，确切讲是用心，感动过无数个孤独的灵魂。
郭小川代表作：《投入火热的斗争》
他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对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诗人的回答，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至“”时期，他的一系列优秀诗作都记录了时代的痕迹。
食指代表作：《相信未来》
有人说，食指是中国当代新诗第一人；有人说，食指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把诗人食指称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北岛代表作：《回答》
在北岛早期的诗作中，美学的叛逆与时代的投射混合在一起，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代精神的表征。
海子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被认为是80年代中后期非常独特而又诗艺出众的诗歌个案，他努力不懈地重建着理想中的“神性的史诗”，他是离上帝最近的诗人。
顾城代表作：《一代人》
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有时是远古的神明，有时是黎明的鸟叫。从他的诗里，我们依旧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尽头跑来的脚步声，他推开门，他推开门，推开一重重厚重的门……
舒婷代表作：《致橡树》
舒婷是“朦胧诗”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浮沉最能体现“朦胧诗”在这个时代的位置变化。朦胧诗后群体代表人物：韩东、于坚、柏桦、翟永明、李亚伟、阿斐
在“朦胧派”退潮后，诗坛又涌现出了一次诗歌浪潮，一些比舒婷、北岛、顾城等人更为年轻的诗人，他们不为主流文学所接纳，便成群结队，自办刊物，高喊“pass北岛”，彻底抛弃“朦胧诗”表现的愤懑、哀怨和寄托，痴迷于人的内心体验。这些诗人的作品虽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不可忽视的是，从他们开始，中国诗歌呈现出了多元化的个人写作姿态。
三、诗生活：生活的变化与诗歌的困境
从1917到2007，9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中国新诗没有“飞”多远，但也没有在纷繁的事物更迭中消失。不管是“朦胧诗”还是“口语诗”的偏好，还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90年刹那，或疏离，或密切，它仍然以自身的方式与力量，锲入生活的内部。
“两只蝴蝶”飞上中国天空大约50年后，有关诗歌从语言到形式解放的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在逐渐消隐。而诗歌自身的表现力和独立性的缺失，正在暴露出它们疲软的病态。
[朦胧诗群的崛起]“我”成为主体的自由写作
“朦胧诗”始发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岛、顾城、食指、芒克、江河、多多等诸多诗人与这一诗潮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978年12月23日，北岛与芒克创办民间诗刊《今天》，并执笔发刊词：“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这本印刷粗糙、发行有限的民刊记录了一些来自“地下”的声音，并像磁铁一样迅速吸引了一群青年。欧阳江河当年就将《今天》当作诗歌写作的“启示录”，认为它“带来了异端思想和怀疑精神”。在朦胧诗之后出现的诗人钟鸣，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着这场遍及全国各地的“诗歌运动”：“在北京的院落里，在白洋淀寂静的村庄，在贵阳某基督教堂的凋敝的楼上，在四川由门板房衔接的小巷子里，在云南的橡胶树下，在北大荒的原野，在广州装饰的珠江大桥边，在上海的苏州河边……一些敏感的人，一些美学幽灵，开始发动诗歌昆虫的翅膀，好像有个更深，更微观的世界正在敞开，蜜蜂嗡嗡，最先从钢铁的碾轧获得忧伤的韵律。”
相比于半个世纪前，内心更多的禁忌被消除，更多的坚冰被摧毁，新的诗歌美学正在建立，词语悸动如新芽，在内心的墙壁上开出绚烂的花朵。“童话诗人”顾城曾谈到“朦胧诗”的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而这一切，又纠集在当时沉闷、压抑的特殊历史境遇里，所以，他们的诗歌读了以后“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臧克家坚决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艾青也陈词严厉地说其“把‘我’扩大了遮蔽整个世界”。这样的诗潮，如胡适时代一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激越的争论。
事实上，“朦胧诗”承接了“五四”的新诗传统，而在美学上则显得更为自觉。让诗歌回到本体，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使“我”成为了主体，这是“朦诗群”带来的显著“贡献”。
[第三代诗歌运动]向“下”的写作，向“在”的写作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展示了64个诗歌流派和社团。这次大展后来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影响到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至现在的诗歌写作。
据主要策划者、诗歌批评家徐敬亚统计：到1986年7月，全国共有非正式出版的打印诗集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同仁诗刊和诗报22种，遍及全国的诗社多达2000余家。而这个时期的青年诗人对正式的诗歌媒体普遍存在不信任与抵抗，认为诗歌探索的真实面貌并没有在正式的诗歌刊物上得以体现，只能依靠“非主流”的传播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写作，以韩东、于坚、杨黎、李亚伟等众多诗人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走上了一条相对于“朦胧诗”更纯粹的道路。他们以一种“玩世不恭”、黑色幽默式的姿态消解了北岛那一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质，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人味”的平民气息，自然、随和的口语化写作。
韩东的《有关大雁塔》(1982年)便被视为从朦胧诗转型为“新写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这种“第三代诗歌”写作，更自我，语言、形式更自由，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韩东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诗歌倾向，于坚则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有人说，正是这种过分自由和口语化的随意性，给“一个恶搞诗歌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网络时代下的诗]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处境
时光流转到1999年。
这时，距1917年已82年。这年4月，在北京的“盘峰诗会”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矛盾推向了前台，后者大力倡导民间的、与日常生活和现实语境发生密切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性写作，批评过分依据知识优势的、以翻译诗歌为写作资源的“让人头晕”的“知识分子写作”。
是年，王家新提出以“后朦胧诗”取代“第三代诗歌”的称谓，极力批判所谓“民间写作”。于坚反击：“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后朦胧诗在80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了90年代则变成了t知识分子写作’……”
于坚如今没有了当年的“激烈言辞”，“我是出于对母语的敬畏，希望能警醒人们汉语在衰颓，你把我那些激烈的措辞抛开，你会发现什么?我听说一个美国研究者就比较理性，他说‘盘峰论争’是中国诗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的标志。”
而在此前后，“暗地病孩”、“下半身”、“橡皮”、“唐”等不计其数的
诗歌社团，借助网络的平台先后进入视野。竖、朵渔、沈浩波、尹丽川、阿斐、at、春树等一批出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诗人，以各为不同的、新的写作姿态出现。诗歌之外，他们中的一些则是新锐摄影家、插画师、图书出版人、业余乐手、广告业中的老板、职业发呆者、计算机专家、网络编程高手等。而诗歌之内，他们继承了第三代诗歌或其他文化遗留下来的传统，同时，面临着更为开阔、复杂、多变的现实处境，从根本上为诗歌注入了新的元素。
其实，这些年，这场争论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民间立场内部争论”、“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到恶搞赵丽华的所谓“梨花体”，到“裸诵事件”，再到“文学已死”的讨论……闹剧从未中止。欧阳江河认为，这是在“抢占谁是诗歌主流的话语权而已”。
这些事件娱乐化地出现，不由得引起发问：网络时代是否加剧了诗歌困境的扩大?读者需要的是经典作品，而诗歌呢，又如何面对网络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洪子诚在2006年的新诗学术研讨会上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现在的问题和整个诗歌环境有关，和诗人本身有关。……太大众就变成流行文化就没有多少价值，诗歌和流行文化之间应该区分他们之间的责任和读者。”
[青年诗人的现状]散居在远方的部落
(文／肖水)
1980年后出生的诗人，被习惯地称为“80后诗人”。于年龄来说，他们是真正的“青年诗人”。然而，在当今中国的诗歌景观里，真正呈现“青年”面貌的并非是在面目上青春年少，而在内心世界壮怀激烈的他们。
在2003年轰轰烈烈的“80后诗歌运动”之后，80后诗人在整体上消失了。这是一个忽然消失在云端的庞大军团，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在孤军奋战的倔强斗士，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一群被时间抛弃的散兵游勇。
a．上海和杭州的“face”诗歌群体
“face”诗歌群体以“face沙龙”为纽带，聚齐了居于上海和杭州两地的陈错、肖水、谷雨、清水、余西、蒋峰等最重要的80后诗人，以及茱萸、洛盏、叶丹、余味等当今最活跃的大学生诗人，更团结了长三角地区的一批年轻学者和作家，人数众多，交游密切，当为现今最活跃的80后诗歌群体。他们在为生计奔忙的同时，仍然坚持着对诗歌的热爱，仍然坚持着诗歌创作，其诗歌和诗歌评论作品某种程度代表着80后诗人的最高水平。
B．北京的“秦”诗歌群体
“秦”诗歌群体以“秦论坛”为纽带，聚集了一批主要从东北来到北京的优秀80后诗人，其中以小宽、木桦、土豆、鬼鬼为代表。鬼鬼现主要进行小说创作，土豆转向报刊的编辑事务，木桦一边写作，一边拍独立电影。小宽在做美食记者的同时，一直保持着高质量的写作。
C．广州的岭南诗歌群体
岭南地区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要阵地，一批80后诗人也活跃于此。在广州，重要的80后诗人有唐不遇、阿斐、at。唐不遇是80后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不重修辞，长在思考。被称为“最早的80后诗人”的阿斐虽然不甚活跃，但仍有作品问世。at的诗歌短小，意象复杂，独具象征性特色。
D．北京大学诗歌群体
在浓郁的学术氛围熏陶下，北京大学诗歌群体成为80后学院派诗歌的代表。其主要人物有王璞、小鸭、张力、吴向廷。这个诗人群体不事张扬，安于校园，但以高质量的诗歌令人仰佩。
附：“811后”代表诗人介绍(排名不分先后)
1．唐不遇，《珠海特区报社》编辑，代表作：《魔鬼的美德》。博客：http：//省略/poetColumn/tangbuyu/index.asp?vauthorid=tangbuyu
2．陈错，《每日商报》记者，代表作：《第二十二年》。博客：http：//chencuo.省略
3．肖水，复旦大学研究生，代表作：《文森特》。博客：http：//amsterdam.省略
4．小宽，《新京报》记者，代表作：《游戏会》。博客：http：//省略/blog/user1/201
5．余西，华东师大研究生，代表作：《含糊之诗》。博客：http：//ivy06.shineblog.tom
6．谷雨，《杭州日报》记者，代表作：《狐狸踏雪的三种可能》。博客：http：//lamp.省略
7．小鸭，北京大学研究生，代表作：《一觉》。博客：http：//hqqq.blogcn.eom
8．木桦，自由职业者，代表作：《我在哭》。博客：http：//muhua.省略/
9．蒋峰，浙江湖州公务员，代表作：《白毛鸟》。博客：http：//blog.省略/jfhuzhou
10．清水，《南方周末》记者，代表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博客：http：//airfish.省略
11．土豆，《新京报》记者，代表作：《孤独的红桃a》。博客：http：//yuchy.省略
12．鬼鬼，青年作家，代表作：《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大熊山》。博客：http：//blog.省略/guiguixb
13．阿斐，《南方都市报》记者，代表作：《与谁对饮》。博客：http：///lifeihui1980
新年的诗歌篇5
沉河：笑忠好！你太谦虚！我们都是业余诗人，好像古今中外诗人们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的吧？也因此，写诗本身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跨界。你三十年前就是著名的文艺节目主持人了，我夫人都是你粉丝呢。我有十多年身份是中学教师，最近十多年身份是编辑。我乐意说我们都是跨界写诗，而你谈到的诗歌传播生态，我以为也是一种不断的跨界。一个月前我们在新疆天山的一个新诗论坛上关于这个问题有过对话。我的大意是，新诗百年，它的传播方式是稳中不断有变化。报刊发表、图书出版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形式，其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诗报刊对诗歌的发展功莫大焉。真正的好诗大多数是在所谓的地下诗报刊中传播的，《今天》、《他们》、《非非》、《倾向》等等，书写了当代诗歌史，我们这代人也是受益匪浅。到了新世纪初，网络普及，民刊式微，诗歌论坛活跃，诗歌传播有了新变化，“诗生活”、“诗江湖”影响广泛，直到现在，“诗生活”也还保有着它独特的存在价值。最近四五年来，移动网络发达起来，如你所说，“借用微信平台是便捷的手段之一”。以“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为代表的各种诗歌公众号诞生，诗人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广泛建立并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诗歌的传播已经到了“超光速时代”。那么这里同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传播的有效性多大？作为一个写诗者，可以随时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但一分钟之后也同样可能被淹没于无穷无际的信息中。说实在的，以我这种每天读诗几乎是职业的人来说，把朋友们每天发在微信上的诗看一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生活不是每天读诗，何况也没有必要读那些诗，我们需要有选择地读，这样，诗歌编辑或编选者的工作就显得重要起来。特别对于诗歌而言，出版从古至今都是最好的传承形式，在创造越是旺盛的时代，选择的工作也越是繁重且不可或缺。我们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2012年，经过畅销书洗礼的传统出版行业过了它的巅峰时期，但诗歌的纸质出版却并未受影响。因为诗歌的大众市场近二十年来已经很平淡甚至是萧条。因此我们的诗歌出版中心不仅仅是卖书给诗人，或卖诗给诗歌读者，它的核心定位是“为诗人出版并销售他的诗集”。这个定位是充分考虑到诗歌出版的现状和特点而制定的。诗歌的小众性质决定了它的传播方式和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很相似。一首诗由于它的文字内容少，被接受和传播相对方便迅捷，从它的读者那儿回馈的经济价值并不大多；又由于它的产生和认知度都较广泛，造成了所谓“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现象，因此，诗人在诗集出版的过程中更看重的是“出”（成书的过程），而不是“版”（销售的结果）。“为诗人卖诗集”，首要的是做好诗人的诗集出版工作，其次是做好诗集的发行工作，再次是要做好诗集和诗人的宣传工作。出版工作的重心从以前的图书上转变到作者身上。诗歌出版中心确定了“服务诗人，传播诗歌”的工作理念，在这个理念中，前者是主位，后者是目的。中心本身有三大核心竞争力：一是我们长江社领导给予了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出版机制；二是长江文艺出版社长年占据文学类市场占有率榜首的品牌影响力和强有力的发行能力；三是诗歌出版中心的编辑在诗歌方面的专业素质和良好人缘。这三大核心竞争力正是做好“服务诗人，传播诗歌”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余笑忠：这样啊，我还解开了一个谜，好多朋友认为你们出版诗歌是逆势而为，没想到是“应运而生”啊。的确，新诗这百年来，图书出版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有太重要的作用，这也跟图书出版本身就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重要方式有关。据你对业界的了解，除你们中心外，当下还有哪些出版机构、哪些出版人值得向读者介绍？
沉河：在我视野范围内，我觉得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楚尘的“楚尘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清平、张尔的“飞地传媒”是我比较敬重的同行。特别是前二者，他们在对当下中国诗歌的传播上有了上十年的传播功业，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影响力。最近两年，其他出版社，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彭明榜、作家出版社李宏伟、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和广西诗人刘春的“扬子鳄书坊”等也在诗歌出版方面付出了很多。诗歌出版严格意义上说，相对其他市场出版，是一个做奉献的活，想获得多大利是基本不可能的，需要到处融资的。
余笑忠：所以作为一个天天奉献的编辑，去年你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评为“卓越先锋”，据我所知，这是你们集团给编辑的最高荣誉了。这不单是你个人的骄傲，也让诗人朋友们都感到与有荣焉。请问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以来，有哪些可以载入诗歌史册的成就？
沉河：我沾了诗歌的光。因为我们中心出版的诗集获得的褒奖多，大家把荣誉给了我。谈到载入史册的成就，那可不敢当了。这是后人去评价的了。不过我自己认为有些诗集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如中心成立之初，就筹备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这套书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活跃在国内外的三十位中青年诗评家担任分卷主编，收录了近万首新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编选最早的诗歌选本。2015年，它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另外，我们的品牌图书“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旨在推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中青年诗人的优秀之作，入选作者大多出生于1965年以后，是目前中国诗坛最活跃的一群。“诗丛”力求系统地收录诗人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每人单独成册，而且大部分都是作者的第一本诗集。现已出版18种，入选诗人从最早的雷平阳、你（余笑忠）、哑石、桑克到最近的宇向、沈苇、杨键、森子等，个个都是当下继续保持创作活力的优秀诗人。“诗丛”获得好评无数。像《雷平阳诗选》、《沈苇诗选》都获得了非常有品质有影响力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余笑忠：诗集是不是只能获得一点社会效益呢？诗集的发行量同畅销小说相比肯定少得可怜，诗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文学形式，新诗尤其如此。现代文学中的小说、散文这两种体裁前面都没有冠以“新”字，唯独诗歌（现代诗）前面被冠以“新”字。新诗是在饱受争议中长大的。那么纯粹从市场角度来看，有哪些诗人有幸至少以发行量为新诗赢得了荣光，赢得了可观的读者，你能介绍一下这些幸运的诗人、诗集吗？
沉河：从发行量来看，畅销的诗集和畅销的小说也不在一个量级。新诗百年里，作品能够“畅销”的诗人屈指可数，而他们的畅销，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符号化”，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徐志摩、林徽因，朦胧诗一代中的北岛、顾城、舒婷，之后的海子，在中学生中流行的席慕蓉，再到最近火起来的余秀华。但有一点，我认为从发行量上看一点都不能说明新诗的影响力比小说散文差。恰恰相反，我认为，百年新诗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小说和散文。
余笑忠：嗯，这个影响力的问题不好分辨。我知道，如你前述，由你编辑的诗集赢得过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而且，有的诗集屡获大奖。从你个人的角度，你能再列举一下你的这些“得意之作”吗？
沉河：这个问题好难哦，我能说“得意之作”很多吗？因为对于一个编辑而言，每本诗集都付出过我的心血，编出后，都很“得意”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里面的每一部诗集，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都算是我的“得意之作”吧？还有像雷平阳的另二部诗集《云南记》、《基诺山》，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张执浩的《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树才的《节奏练习》，潘洗尘的《盐碱地》，余怒的《主与客》，大解的《个人史》，胡弦的《阵雨》、《沙漏》，路也的《地球的芳心》，池凌云《潜行之光》，谷禾的《鲜花宁静》，以泉子为代表的一批“野外诗群”作者的诗集等等等等，再说下去只能复制我们中心的出版目录了。
其实除了个人诗集，我更看重的是我们中心与其他朋友联姻出版的诗歌mooK。如《读诗》、《汉诗》、《诗歌风赏》、《先锋诗》等。它们相当于上世纪的诗歌民刊，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当下中国诗歌的建设。它们特点鲜明，《读诗》关注成熟诗人，《汉诗》关注新锐诗人，《诗歌风赏》则是国内唯一一本选发女诗人诗作的读本，是了解国内诗歌创作的重要窗口。这个我最“得意”。
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诗歌年度选本。如《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打工诗歌精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其中我们和中国作协创部合作的《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开创了中国诗歌年选的先河，这应该感谢我们的老社长、著名出版人周百义先生的策划。
余笑忠：好吧，你值得得意呢！新诗奠定了汉语诗歌的新形式，正因为这种新形式逐步取得了合法性，才有大量的外国诗歌译介过来，这些外部资源促进了汉语新诗的发展。可以说，大部分新诗写作者都曾受益于外国诗歌的译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主要致力于国内当代诗人的诗集出版，未来有无可能出版当代外国诗歌译本？
沉河：外国诗人的引进，这些年逐渐为人所重视。浦睿文化、世纪文景，以及最近的广西人民出版社，都在系统地引进外国诗人的作品。2013年，我们尝试性地做了一本里尔克的诗集《里尔克诗选》，编辑思路上，采用的是不同译者最为人称道的译本。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在外国诗歌方面毫无发言权和判别力，实在是怕贻误读者，所以很慎重。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外国优秀诗人的诗歌选本的想法，但需要我的认识慢慢成熟点或找到很好的信得过的合作伙伴。外国诗歌市场比中国当下诗人的好呵。
余笑忠：呵呵，你也动心了？作为一个编选家，日复一日，需要阅读海量的诗歌。你得依靠嗅觉吧，诗的好坏是嗅出来的。在大量的阅读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嗅觉始终灵敏？或者说，好诗有何种特征能吸引住你的目光？
沉河：惭愧，我还真不是编选家，一个编者而已。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诗歌价值判断，但基本是依据老祖宗的标准：思无邪。新诗不仅是一次语言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但无论如何革命或变化，我认为真正的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好诗还是反映人类能普遍接受的情感价值取向的诗。我曾经私下和朋友开玩笑说，现在的诗歌已经从“诗言志”变成了“诗言知”、“诗言智”。把目的变成了手段。写日常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或者过于在语言上探索它的能指可能性。我对一切潮流的东西反应都会慢半拍。因为做出版养成的习惯，图书不是报刊，它强迫你冷静下来，让潮流先过去，再来“淘金子”。所以我们的品牌图书的作者也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很沉稳地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诗歌风格的诗人。我倾向于保守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中心很少再建立某种像“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那样的品牌丛书。实在是不敢擅自给当下诗歌快速地贴上自己命名的标签啊。这样说，我的嗅觉是不灵敏的呵。
余笑忠：看得出来你过着保守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更传统的生活。比如你喜欢捡石头，出的第一本诗集是《碧玉》；你也爱侍弄花草，第二本自选集会与花草有关吗？不妨透露一下你的志向？
沉河：你说得对，我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自己的诗歌写作也受到了影响。个人喜欢思辨，加上目前的传统文化取向，我的下一部诗集估计会和这二者有关。今年写了两大组诗，一个是《无论》，共有近百节，内容大都是当代一些生活细节给我带来的思考。一个是《租片湖水写诗》，围绕着武汉的一个有着原生态面貌的湖泊――L湖写的一大组有关自然与现代心态交融的诗。但它们的基本风格应该是本土化的。我个人现在还是对外国翻译诗风格保持一定的距离。
新年的诗歌篇6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似乎已经不必再赘述南京与诗歌的历史渊源了。六朝古都，江南文枢，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政治文化身份让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理想的栖息地，灿烂的诗歌薪火相传，影响深远。李白曾在这里登上凤凰台，留下“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佳句；韦庄醉卧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秦淮河畔，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杜牧留恋风尘处，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的感慨；李煜更是柔肠百转，“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具相关史书记载，古代关于城市的诗歌里写南京的最多。
民国时期，因为南京是首都的缘故，更是集聚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吟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代诗歌史上，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他们”诗派，曾占据第三代先锋诗歌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南京评论”诗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一批生于70后的先锋诗人的崛起，以及由更年轻的一代创办的“南京我们”逐渐崭露头角……从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70后诗人，甚至80后90后诗人，每一波当代诗歌的潮流中，都有南京诗人的活跃身影，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声，参与着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建构和进程。可以说，南京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歌之都，一座被诗歌宠坏了的城市。它的诗歌书写，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某种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从未间断，指向更远的未来。
考察南京当代诗歌，总体而言，南京诗歌的民刊、社团和流派较多，“民间”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成为推动南京诗歌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现代高校林立和六朝古都的独特身份让南京诗歌有了较为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能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南京诗歌写作可以说就是在这三者的交融影响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并呈现出具有某种“南方特质”的独立、坚韧、沉静、优雅的美学风格。
一、民间力量是南京诗歌发展的助推器
一般而言，南京的小说成就似乎更为人知，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赵本夫等小说家打造着南京的文化名片。但我一直以为，南京诗歌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对南京当代诗歌缺乏全方位的了解。
此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较之于其他城市的诗人，南京的诗人似乎更喜欢一种“民间”的状态；他们具有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那种“清高与自傲”，更加独立、内敛、沉静，不喜欢闹腾和扎堆，诗歌写作指向内心，厌恶制造一些文化和诗歌事件。正如《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所说：“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说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这种安静与淡定，使新世纪南京诗歌的文本意义远大于那些热衷于诗之外躁动的媒体效应。诗人于坚曾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南京的诗人几乎处于一个“潜水”的状态，安然自足，没有惊雷，他们一般不会跃出水面。但是，从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角度而言，“各自为战”不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南京诗歌在文化占位上的“劣势”。所以，实际上，南京的诗歌写作要远远超出我们基于表面的评估。在此意义上，我觉得很有必要祛除人们对于南京当代诗歌的某种蒙昧，全方位展现出其诗歌创作风貌。
南京的诗歌写作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蕴含较多的“民间”色彩，而且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独立、强悍的特质，“曾经为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丰富的美学资源和悲壮、坚韧的诗学立场”（何同彬）。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之时，南京诗人以非常活跃的姿态参与了当代诗歌的进程，并产生了一系列星光耀眼的民间社团，如韩东、小海等人发起的“他们”，海波、叶辉等人发起的“日常主义”，朱春鹤、赵刚等人发起的“新口语”，以及“超感觉”、“东方人”、“阐释”、“呼吸派”、“色彩派”等，在众所周知的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这些诗群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后来还有周俊等人发起的“对话使节”和车前子、黄梵等人发起的“原样”等等；新世纪以来相关民刊主要包括黄梵、马铃薯兄弟等人的《南京评论》，李樯、朱庆和、林苑中、育邦等人的《中间》等。这些非常活跃的社团和群体丰富了南京城市的诗歌内涵，并对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南京诗歌写作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里很有必要重点提一下声名遐迩的“他们”。1984年，诗人韩东、于坚等人在南京发起创办“他们”诗群，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群体，成员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昆明和西安等地，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王寅、普珉、于小韦和吕德安等。1985年诗歌民刊《他们》问世，到1995年出版了9期后停刊，几乎刊载了八九十年代国内大部分代表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诗派的文学实践相当活跃，除诗歌创作外还进行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诗学理念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实践，在全国影响巨大。
“他们”是第三代诗歌的典型代表，韩东等人所提倡的“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理论建立了崭新的口语写作的坐标，对剥蚀“后朦胧诗”遗留的国家政治美学与宏大话语、开辟独立的口语写作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希望在“传统”和“本土”上找到诗歌发展的脉络，注重挖掘“东方的、原始的、民间的文化”，企图找到一种对抗的语言来排斥“西方的、现代的、正统的意识主流”，并为反抗体制化的写作树立了时代的标杆。
在某种程度上，南京诗歌的状况也是当代诗歌变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80年代南京诗歌群落和诗人个体的蜂起，在当代诗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南京诗歌社团的趋于瓦解和诗歌面貌的混沌无序，也是时代转型的一个表征。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精神内涵上打上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消费心理等的局部转型的烙印，相对于80年代诗歌，它以自己独特的言述逻辑建构起了具备一定审美合法性的话语形态，尤其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诗歌显示出叙事性、个人化、口语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时代的文化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市场大潮的席卷、西方思潮的涌入及价值观的转变造成了诗人身份的游离，这必然反馈在诗歌写作上。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南京诗歌进入90年代也呈现出一些多元化特征，同时诗歌写作也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的状态。他们努力“在语言和现实的联系中，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的有效方法”（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但是由于陷入后期写作方式上的个人化和狂欢化，诗歌“合法性”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使得诗歌标准和诗歌评价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以致诗歌阵营逐渐开始裂变和分化，对诗歌的伤害较大。当然，这样的状况在新世纪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清理。此外，诗歌史就是一个不断淘汰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跋涉中，许多人掉队了，很多人变异了，最后坚持留下便是诗歌的赤子。
民刊《南京评论》是一个不能绕过的话题。这个诗歌群体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001年诗人黄梵和吴晨骏发起创办“南京评论”网站，2003年纸刊问世，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是一本同仁刊物，虽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诗学主张，各人的写作风格也不一样，但它几乎集聚了南京大部分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比如黄梵、马铃薯兄弟、育邦、傅元峰、何同彬、梁雪波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们显示出更加活跃的姿态，通过杂志举办的重要聚会、年度性纪念会、朗诵会、诗人交流会、沙龙等不计其数，几乎代表了南京诗歌写作的现场。
诗歌是青年的特权。南京高校林立，诗歌传统的延续性较好，加上城市文化氛围浓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青年学子内心的诗歌情愫。2010年，80后诗人马号街、卢山等共同发起创办集中展示80后、90后诗歌的平台《南京我们》，并力争成为南京乃至江苏民刊第三代的标杆。他们持续出刊，举办诗会，既与知名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又广罗潜行而有实力的新人，影响力迅速提升。此外，90后诗人炎石等人创办的“进退”诗社，也是锐气十足、有声有色。除了这些诗歌民刊及流派外，高校内的一些诗歌社团纷呈多样，来势凶猛，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萤火”诗社，南京大学的重唱诗社等。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在年轻的诗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他们的诗歌梦想和激情足以建立起我们对南京新生代诗歌的期待和信心。
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派别意识已经几乎淡化，诗学主张也在沸沸扬扬的口水里化为沉寂。时代风云湮没了诗歌圈子的喧嚣，诗人似乎也受此影响，纷纷退却一旁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和八卦新闻。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展示，整体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自足和安稳的状态，但是“他们在个体化写作上的坚持、探索并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因为不求闻达，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更突出，诗歌写作总体上也显得更沉静、笃定和优雅”。（何同彬《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暗处”的民间力量，南京的诗歌得以薪火相传，继续向前推进。
二、学院气质影响下的诗学风格
如果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南京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以子川、胡弦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已经炉火纯青，一批70后如梁雪波等新锐诗人已经崛起，更加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开始跃跃欲试，南京的诗歌写作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实际上，今天活跃在南京诗歌现场的诗人主要有子川、胡弦、黄梵、马铃薯兄弟、梁雪波、育邦、雷默等等。考虑到时代与文章篇幅的关系，在这里仅仅选取十多位较为年轻的新生代诗人为代表，试图通过“管中窥豹”来扫描南京诗歌写作状况。
此次推介的一批70后、80后和90后诗人，他们构成今天南京诗歌写作的新的血液。70后的诗人主要有梁雪波、育邦等，这些年轻的新锐诗人是维持南京诗歌名城的主力军；80后、90后诸如潘西、焦窈瑶、炎石、卢山等则是后备力量，他们多数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在写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风格尚不成熟，但“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们涌现出对诗歌的激情足以令人刮目；在宽容看待的同时，我们要抱有足够的耐心和广阔的视野。
南京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歌写作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这和这座城市众多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密不可分。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作家班、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三江学院“四月诗会”都对南京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的诗歌写作多数呈现出一种“学院化”倾向，学院气质与江南情怀明显，诗学风格总体温婉、沉静、优雅。
历史古都的底蕴与现代高校的林立的影响让南京的诗歌写作始终处于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之中，诗人大多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谦逊、内敛的性情，所以南京的诗歌圈子洋溢着难得的儒雅气质，而摒除了叫嚣似的口号和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考察南京诗人的写作，我们就会发现南京的诗歌几乎没有粗俗的口语写作，这在口语诗歌大行其道的当下近乎一种奇迹。诗歌圈子似乎也不够热闹，但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他们秉承严肃、真诚、负责的态度，在写作中清理内心和建构诗歌理想，维护汉语诗歌的纯洁和尊严。
之前曾有学者提出“南方诗歌”的概念，正如柏桦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当代中国的诗歌风水已经由最初的北京经四川流转到了今天的江南。南京是江南的重镇，是“南方诗歌”的代表。实际上，在更加广阔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诗歌创作都相当活跃，如前所述的诗歌复兴的种种征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和分析“南方诗歌”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只是“借题发挥”，主要论述的是南京诗歌。
2008年4月初举办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的学术主题的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这里所说的“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何言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正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
南京这座城市似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但是南京诗歌显然没有被这种“尴尬”缠住双脚，而是继续延续其诗歌的南方精神，把诗歌写作和诗歌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比如，2002年《扬子江》诗刊（2002-2005）把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作为办好诗歌刊物的一个重要方略，开辟了“读诗会”（与首师大新诗研究中心联办）、“新诗第二课堂”（与《诗刊》下半月刊联办）、“对话”、“圆桌”、“评论”、“视角”、“双月短评”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栏目。这些都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年来这种双向互动不断延伸、拓展，由何言宏、黄梵、傅元峰、何平等人发起的“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由陈东东、庞培、长岛、张维等人发起的“三月三”诗会，由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食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都放大了这种效应，使得江苏诗歌现场，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共生互动的良好态势。
在展示这些学术活动与诗歌活动之外，我们有必要解读南京诗人的诗歌写作，深入诗歌文本探析南京诗歌的内在质地。实际上，这种学院气质和江南情怀也体现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比如傅元峰的《三月》：“输光半生的人，有谁，还可以叫做同伴？/一块石头被点燃/紧接着，铁/最后，花朵化为灰烬//再孤寂一点！当白鹭在乌鸦中看到自己/曙光飞来，去抓沾满露水的铁轨/食物赶走母亲，并把你遗忘”。因为学院出身的缘故，他对诗歌语言的修炼极为严格，诗歌里有一种“苦涩”的气质，诗歌中象征与转喻较多，挑战想象力的空间边缘，正如他所写：“时至午后，有谁还睡在三月的东京都/只有樱花暂时落在他黑色的想象上？”
还有这首《钟声》：“犹疑不但会生根，而且会建成一座城市/在它西南，花事正逼近//湛蓝的钟声背着一面镜子/墓地在寺庙温暖的怀抱里酣睡//氏族的水桶在树荫下/和我一起，听到了樱花嘈杂的来声”，诗人以优美的笔调写出江南诗歌中所特有那种典雅、灵动与内敛。“杂花生树”，纷繁的意象内部隐忍诗人的情感，它讲究陌生化的效果，并通过词语的交织组合，言说着荒诞和深远的主题。他的诗可以说是冥想的盛宴，内部空间宽阔，不断逼仄着读者的想象空间和激发着其跳跃性思维，没有诗歌阅读理论基础的读者是很难获得其解读的密匙。
此外，诗人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似乎是一种回应：“沿着栈道/我们登上栖霞山/眺望过去/长江似练，枫林如涛/伏在江边和林下的/是我们那日益卑微的生活/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在山林之间慢慢铺展开来……”时空变幻，错位交织，对个体存在进行哲思，且白描的运用让诗歌更具有立体感。他的诗歌的语言相对没有傅元峰的晦涩，但梳理有致，节奏感较好，并且洋溢着江南才子的才气与智慧。
三、古典情怀与现代都市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诗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摆脱历史与传统的浸染，所以，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稍一处理不慎，诗歌风格要么就成为古典的注脚，要么就会流于情感空泛无病。正如诗人朱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体现出创造性与想象力实属不易。像关于玄武湖的诗作，古人已经写了很多，如果没有个人情感由内而外的渗透，但又想表达那样的感情，就会给人以伪造的感觉”。这的确是一个在南京诗歌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酸涩无味的抒情似乎已经败坏了大众的胃口。南京诗人如何突破这种写作瓶颈，在关乎历史文化底蕴的时候，抵达当代诗歌现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很好的处理了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和一群年轻的学僧坐在教室里/喝茶，聊天/过去的我呈现出来/夕阳照在西峰上时/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身在一座喧嚣的都市，如何处理好现实境遇与内心指向的关系，如何适当的唤出“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我们从他的诗歌里寻找到了答案。他的《顽石》虽然用的是口语的表述形式，但诗歌的内核仍是传统的古典情怀，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中的关于“顽石”的故事。
实际上，南京诗人的写作融合了一些古典韵律与现代口语，而且诗歌的“江南”特征较为明显。比如90后诗人炎石的《咏怀系列》，在口语写作的背后显示出一些古典的韵律和气质，诗歌语感较好，整体风格也比较成熟。在他们写作的背后是南京这样一座被历史和文化沧桑数千年的城市的浸染，这种骨子里的文化与历史的交融，显得深厚、大气，游刃有余。
换个角度说，这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流露也是诗人对现代文明身份焦虑的侧面表达。中国古典诗歌文化博大精深，足以具有某种文化精神上的向心力和包容现代蹩脚诗学的厚度。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可能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静穆和清新的话语表达，以此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孤独与癫狂。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是诗人思考自身存在的产物，他们以诗歌来打量着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诗歌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正确厘清都市与诗歌的关系。
南京是一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城市，它的诗歌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这种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诗人角在和平公园诞生；秦淮河边一幢楼的楼顶露台成了南京诗人雅集的地方，被命名为“都市庭院”。另外，南京的先锋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已经成为南京诗歌的主要现场，在南京诗歌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名人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关系，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诸如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等文人消遣方式，并认为如果没有都市的物理环境和设施，对施蛰存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一批优秀的诗歌。都市生活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诗歌写作需要处理的新题材，成为新的感情抒发的对象。南京作为中国的东部的一、二线城市，它的复杂性必然投射在诗人的写作中，而南京诗人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都市景观来观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的。
70后诗人梁雪波可谓是近年来南京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选取的这几首诗歌多带有个人自传的性质。“在我饥馑的少年大梦，夕阳愤怒的公牛/斜卧的柳树下，一把旧时代的铁器/穿破蓬草，带着斗争的必然性/在故事中咔咔震响”（《日月铲》），这是青春的回响，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首诗里诸如“公牛”、“铁器”等意象具有明显的“阳性特质”，坚硬、强悍，他的诗歌在抒情的背后充满直达人心的力量，质地明亮，落地有声。“十八岁，我带刀远行/沿运河而下，头枕民脂民膏/一路数着前朝的霓霞与落花”（《少年游》），这样的诗歌语言肆意铺展，一气呵成，带有青春激扬的，读来是一种享受。
此外，他还有一些质地坚硬、熔思想性和修辞艺术于一炉的诗歌，比如《断刀》、《闪电》、《雪豹》等；还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民生的诗歌，比如《断指》、《强拆》、《开胸验肺》等；这体现出他诗歌写作的驳杂与丰富。他诗歌的丰富与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诗歌实践。梁雪波的写作始于90年代初，感受过那个年代诗歌的热烈与骚动，这一经历对他的写作的重要意义在于，90年代诗歌氛围的浸染，不仅让他从中获得诗学的滋养，而且能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其间的创造与局限，不断开创自己诗歌的新路径。诗学上的突破亦是个人的成长，成为“撕去了语录的野孩子，从石头里蹦出/数字和线段随水蛭游走”（《日月铲》）。
“他在城市里，习惯了棚居”，潘西的诗歌写出了诗人蛰居城市的孤独，读来让人动容。“黑黑的屋外，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活着，只要还活着……/可除了死亡，这里的人还共用着什么/和遮羞布一样/希望总是和穷人一道，被高高挂起”（《裁剪》），他的诗歌显示出对叙事性的娴熟把握，并且内部情感十分饱满。他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甚至是忧伤的，最后他只能寄托于一支虚幻中的“未来的玫瑰”：“填满它花瓣的，是另一面镜子/映出我的禁忌，我苔藓般的孤独/我心的黑暗与饥渴/分担我每个入夜时辰里的冒险”，诗人以想象慰藉生命，然而，“这我未知人生的第几朵玫瑰啊/它还没到来就已即将寂寞逝去了”（《未来的玫瑰》）。
90后诗人任少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显示出异样的才华。“在广阔的春天之绿中，/我将是一尾低沉的游鱼。/在春天之稍颤栗，每一朵花瓣/都是我善变的鳞片”，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化叙述气质的语言浑然天成，才气逼人。他的诗歌多反映青春期内心的哲思，以文字经营内心，“与内心的虎豹为伍”，但又“时常为这虎豹所擒获”（《虎豹之说》），这大概就是青春之惑吧。同样为90后诗人的萧肃的诗歌相比之下整体风格较为朴实，在《乡村之夜》里他写道，“无限洞穴的几何图形把/我的全部重量抽空、吸进”，这种真切的体验亦是一个青年的怀乡之思。
80后女诗人焦窈瑶在《镜子和钟》里思考个体的存在之感，“时间是我袖珍的恋人/我们的恋情发生在镜中”这样的句子足够精彩。她的《午夜之雨》多带有女性独特的思考和体验，“春天一个精神病患者/从你的墓前拉走/二十五年前的车马/去赎回你的河流和麦地/雨水和姐妹”（《春天，一个精神病患者》）则饱满热烈，洋溢青春之血。实际上，对比分析两位80后女诗人顾星环与焦窈瑶的写作，她们都注意向内挖掘诗歌内核，象征和隐喻的运用较多；风格上，顾星环的诗歌温婉一些，焦窈瑶则显得激烈、奔突。
在审视自己与现代都市文明关系的诗歌里，一部分80后90后年轻诗人的作品更为激烈。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身份背景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交织在他们的诗歌写作里，他们仿佛一尾游弋于城市边缘的鱼，在细碎的痛苦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文化的源流。我们似乎能从这些疼痛的诗句里触摸到诗人内心的情感焦虑和精神寄托。比如炎石写道“就在昨夜，父亲将存了四十年的勇气传给我”（《咏怀》），萧肃看见了“宿命主义的词语，撕咬城市飞奔的”（《废墟中的孤岛》），顾星环说“我的蒙尘的双眸只能看到钟山的溶化”（《日暮灵谷》），卢山表示要“忍住春天，病痛泛滥繁花似锦/忍住吐蕊，拒绝绽放”（《与君书》）……
新年的诗歌篇7
刚刚开篇。它是人
——海德格尔《诗人之思》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锞持校谡庑┪按笫璧墓馊倨羰鞠拢煤河镄醋鞯氖嗣怯质窃跹伎己透璩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
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庵局哐锏内韬鸵魉小庖皇逼诘氖栌谩案鎏逖运怠焙汀凹逖运怠贝婧途芫璧摹罢逍匝运怠?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2.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
第二代诗群系指“”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
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
新年的诗歌篇8
那么，以现代汉语为标志的新诗还有没有出路?古体诗或仿古体诗的道路是否就是今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从新诗的发生说起。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影响之广是全方位的，深入思想、文化、文学、政治各个领域，同时又是一场深刻的语言变革运动，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国语的汉语实现了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现代汉语的现代性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深刻的基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外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下逐渐生成的，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其实也是语言的生成过程。”正是现代白话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正是由于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南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型，而语言的转型则保证了新文学的“新的基质”。文学革命的口号早在晚清就已经提出，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作为最先觉悟的探路者，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黄遵宪取得了令人激赏的创作实绩。但是，新质的文学并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出现。他们的诗歌尽管写了“新事”，使用了新的词语，不避俗语入诗，但读来却感觉不到新的冲击，甚至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有的诗歌气派很大，却有个壳子在包裹着它，显得缩手缩脚。其原因何在?在于内容变化了而形式依然是旧的，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梁启超所谓“三长”中之第三长：“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成其为诗。”这当然不能怪梁启超等人。只有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格局才得以出现，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五四迄今的文学正是建立在现代汉语体系上的“言文一致”、“口手一致”的文学。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的跨越与进步!中国诗歌在新诗这条大河流淌了近百年，却要它再回到古体，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况且，古体诗歌的语言体系在今天只是存在于古代典籍和课堂之上，只在个别语言环境中使用，而不是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现代汉语的时代却要选择古体诗歌为出路显然不现实，要求众口齐唱“前朝曲”，到头来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复古闹剧。蔡元培当年在《国文之将来》中苦口婆心地劝诫说：“白话是用今天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思想，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这是何苦来?”这在当下依然是有效的。
我在这里无意否定古体诗歌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我自己也非常喜爱古代诗歌。古体或仿古体诗歌应该成为当代诗坛的一个种类，可以成为一片魅力不减的风景，但它毕竟是和农耕社会相谐而生的一种“过去的形式”，其固定的格式对于表现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复杂的感情与心境就有很大局限，它只能是支流。我认为当代诗坛的主体还应该是现代汉语新诗，因为它更适宜于传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易于和今天人们的知识结构相融通，灵活多样的形式也更能表现当下社会的节奏和变化。植根于现代汉语的特性，创造出为现代社会认同的现代汉诗范型是历史的必然，而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则是创造现代汉诗范型最重要的营养。现代汉语诗歌的最大优势在于体式和句式的自由，形式随着表现内容的不同而自由创造。古代诗歌的优势一是声律美，二是境界的蕴藉，三是语言的凝练和富含文化意蕴。现代汉语诗歌如何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吸纳古代诗歌的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古代诗歌从上古开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终于在唐宋时期攀上艺术的峰顶，特别是在诗的声律方面臻于完美。而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相比则仿佛是一种“失律”的文学，这是令人遗憾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现代诗歌“失律”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打碎古典诗歌格律的桎梏而创造“新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破壳”之后就应该在“诗性”方面完美其体，有些诗歌流派和有文体自觉的诗人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前期新月诗派，再如陆志韦、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沙白、严阵等，在新诗的形式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都是基于现代汉语诗歌本体建设的明智之举。可惜的是，这种探索未能持续下去，现代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在实质上被搁置起来了。
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显著不同，是它的“歌性”特征，现代汉语诗歌并非不讲究声律之美。艾青是诗歌散文美的倡导者，但我们读艾青的诗歌总会被诗人情绪的音乐旋律所打动，心灵受到震撼。问题是相当多的新诗人缺乏声律的自觉意识，致使当代诗坛缺美少律的诗歌太多。给读者造成了现代汉语诗歌“失律”的印象。尤其是随着后新诗潮中世俗口语诗流的出现，许多诗歌变“歌性”为“述性”，这类诗歌尽管也有一些优秀诗篇，但整体而言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确实是被过多的“口水”给稀释了。
新年的诗歌篇9
“青春回眸”意在不忘青春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高洪波在“青春回眸”诗会开幕式说,诗歌本质上是属于青年的,因为年轻人拥有才思如泉涌般的诗情。因此,我们要对青春回眸,要对人生、自然、命运甚至宇宙有所思考。他还以“青春岂堪再回眸,折柳赋诗几春秋”、“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人虽老去关山在,来路细察自扪心”等即兴创作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感慨之情。
雷抒雁、王燕生、唐晓渡、刘希全、周所同、王小妮、徐敬亚、张学梦、大解、杨牧、孙晓杰、贾真、郭新民、华万里、孙武军、刘向东、张新泉、车延高等参加了本届诗会。《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介绍说,“青春回眸”诗会意在不忘青春,与“青春诗会”相呼应。参加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曾经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另一部分是虽未参加过“青春诗会”、但现在保持着旺盛创作力并在诗歌领域卓有建树的诗人。通过回眸青春,30年来的诗歌发展轨迹将得以展示,老中青三代诗人队伍亦将借此得以凝聚。据悉,“青春回眸”诗会今后将每年举办一届,诗刊社希望将其打造成为继“青春诗会”之后又一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诗歌活动。
当代诗歌30年值得回顾
本届“青春回眸”诗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举行了当代诗歌30年座谈会。与会者愉快地回顾了当年自己参与“青春诗会”的情景,并就诗歌现实与青春的关系、当代诗歌30年的发展变化等话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参与者,王燕生谈到,当代诗歌的30年是值得回顾的。“青春诗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聚会,标志着中国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中国诗歌的创作队伍开始向知识化转移。他希望诗人们能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写出自己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同时继续倡导诗歌传统中美好的因素,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暖意。孙武军表示,无论是回眸还是前瞻,诗都使人青春无边。当年的诗人们对诗歌虔诚的热爱、对思想的追求、对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这一切永远都不会过时。杨牧认为,当代诗歌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是吻合的。我们对诗歌要充满期待,但诗歌创作一定不能急躁,要再认真一些、慢一些、稳一些。王小妮着重论及社会环境对诗歌发展的重要性。她认为只有保护个体、保护不同、保护异己,才能促进诗歌的发展。
新年的诗歌篇10
关键词:高中现代诗歌教学 反思 建议和体悟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歌曾经在中国掀起一场全民读诗、写诗的浪潮。是现代诗歌点燃了人民心中久已凝固的对美、爱、真诚、理想的追求。无独有偶,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各方纷纷伸出援手,这其中就包括诗歌这一人类的精神援手。“悲愤出诗人,灾难发诗情”,一时间诗人写的诗在四处传诵,诗歌的报纸、刊物和书籍也都把视线聚焦灾区人民。诗歌成为中华民族人性提升的又一推手。可见,诗歌在这个曾经的诗歌大国有多大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在诗歌普及的最前沿一中学语文教学中,现代诗歌教学举步维艰。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语文教师在现代诗歌教学中遇到很多困惑,又因为教材中现代诗歌的篇目很少,许多语文老师对寥寥几首现代诗歌常常简化处理。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现代诗歌的普及、诗歌人才的培养、中国现代诗歌水平的提高都是件令人揪心的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本文试图在新课程的视野中窥视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
一、对新课程基本理念的理解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让学生参与是新课程实施的核心。我归纳起来,它有三个特点:
1.重体验。所谓“体验”,简而言之是指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事物。传统教育中,片面放大教育者的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活动可以促进人的心理在个人既有的遗传素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活动有利于培养和发挥个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的主体性特征,活动有利于个体潜能的发挥。,在这个越发重视人才创造能力的新世纪,体验教育无疑是提高学生创造兴趣和创造能力的好理念。而体验教育的核心是情感,这正是新课程理念下整个语文教学应该改进的地方。
2.重对话。概括起来。语文教学中的对话包括文本与人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文本和人的对话包括阅读和写作两大块,人与人的对话又包括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学生的对话两种。对话,是一种交流;对话,是一种互动;对话,更是一种创造。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充分调动人的主体性。才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语言素质的提高。这其中文本与人的对话是基础,人与人的对话是阐发和升华。新课程重对话。在语文教学中就体现为更加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使课堂成为师生充分互动、充满活力的场所。
3.重人文。新课程重人文在语文教材上有集中的体现。在《浙江省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一书中,介绍教科书体例结构时有如下描述:“教科书编写以专题为基本结构单位,旨在突出综合整体的恩想,专题名称旨在对内容起标识性作用。以人文话题为统领,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向度设置了20个专题。”①语文教材打破按文体编排的体例,改以人文主题为编排体例,是一个创新,对提高学生整体的人文素质大有裨益,避免教育培养出的只是具备一些语文知识的半成品,仔细审视一下过往的语文教育,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多吗?所以,使学生的学习既能掌握语文的工具功能,又发挥语文的人文性,这是语文课改为我们指的一条路,也是学生完满人格建构的保障。
二、对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的反思
1.注重传授知识,忽略了学生的审美主体地位。传统的语文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诗歌被教师肢解成段、句直到词,扎扎实实的吃透诗歌的每一个意象成了诗歌教学的终极追求,在这种教学理念的指挥下,教师把诗歌课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诗歌的注释游戏,学习者的审美主体地位被完全置之一边。事实上,要感受诗歌的魅力,必须去激发阅读者作为审美主体的积极性,也就是产生一种发自内心地对诗歌美的爱和迷恋。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早在高中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迦(1898-1936)的诗,“在远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齿,厌是嘴唇”(《海水谣》);“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影子裹着她的腰,/她在露台上做梦……”我就此迷上了洛尔迦的诗。这样的诗,具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美”,我也因为这种诗歌的美记住了诗歌。我们教诗,就是要唤起学生的审美直觉和审美感受力,如果学生学习诗歌只记住了诗歌《再别康桥》里面涉及的几个意象,那《再别康桥》的语言的美感和和谐的韵律又会被读者丢到哪里呢?我们应该相信审美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而“教育”,不过是“开启”或“蒙发”。
2.注重诗歌的思想性,忽略了诗歌的情感性。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通病”就是偏重于思想教育意义,忽视并脱离了“语文”本身的教育目标。更有甚者,在多年来的惯性作用下,许多人依然习惯于把文学教学、诗歌教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写于1938年,但它的艺术生命力已超越了具体时空。它揭示了诗人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带有历史纵深感的悲剧性情感。其中的“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黎明的渴望。但有些教参上的理解就过“实”,认为这句诗“可看做是充满生机的解放区的象征”。这样的解释就大大局限并削减了这首诗的意义。尽管诗人对解放区确实怀有一种向往之心。但诗歌就是诗歌,不能等同于政治图解的文字。
诗歌除了情感什么都不是,这样的说法有些绝对,但却道出诗歌的一个本质特点,它是情感的文字载体。如新课程所选的穆旦的《春》、舒婷的《神女峰》、冯至的《蛇》是对爱情的抒发,而昌耀的《河床》、洛夫的《边界望乡》、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对大地、祖国、母亲的依恋和热爱,即使郭沫若的《天狗》也充斥着激情和变革的动力,任何诗歌都不能跳出情感的圈子。所以在语文诗歌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是实现诗歌教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诗歌观念落后,解读方法单一,忽略了诗歌的多维解读。诗歌的解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事,但现在的教师解读方法普遍单一,和教师以往的知识结构、师范教育的偏差和视野狭窄有关。现代诗歌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从19世纪古典主义诗歌,到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到现在后现代诗歌,诗歌的方法和理念突飞猛进。就在国内,诗歌以朦胧诗为现代诗歌的发轫。80年代后朦陇诗的崛起,非非主义的崛起,各种诗歌民刊的流行,到第三条道路,或者诗歌、北回归线诗歌、自行车诗歌等诗歌文流的此起彼伏,现代诗歌在理念和方法是有了长足进步。而反观我们的教师,忙于应试教育而无暇顾及现代诗歌运动,更不用说必要的文学创作,这就给教师教学现代诗歌带来很多现实的困难,这一切也不
能都怪老师,都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惹的祸。 传统诗歌讲意境、讲气和术、讲情景交融、讲诗言志,而现代诗歌涉及的范围更广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入诗。口语、书面语都可入诗,通感、矛盾修辞、反讽都可入诗,诗歌的隐喻、嬗变、悖论、解构、复沓、幻想、戏仿、博弈、荒诞、极简等一些新的写法层出不穷。这需要所有语文老师努力学习,也需要教育培训部门加强研究和培训。而同一首诗以往教师的解读往往限于教参和教辅资料,这势必造成教法的单一,解读诗歌方式的单一,比如诗歌《再别康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康桥”被解释成“大自然”和“母校”的象征,然而只要深入阅读诗歌,我们会发现“康桥”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校了,它的美,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美。诗人在这里,已经把康桥当作自己灵魂的一个栖息地了,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甚至我们再深入理解,康桥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象征,作者对这种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既有留恋,又有对故园文化的思念,所以他会“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一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4.诗歌教学可持续性差,忽略了从学生兴趣人手,培养读诗和写诗的习惯。诗歌也需要可持续的发展,这发展的源头就是写作,任何一个写过诗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会记住诗,不管他以后生活中需不需要诗。诗歌只要写过,就已经流进你的血液里了,是洗不掉的。所以我教诗歌。首先要求学生试着写写诗,有了这一次初啼,他们就能理解诗歌了,知道写诗也是件不难的事,这种体验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我们的语文教学已经把学生和诗歌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使学生觉得诗歌遥不可及,不仅老师觉得诗歌难,学生更觉得诗歌拒人于千里之外,要想让他们觉得诗歌可亲可敬可爱,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写诗,走出这一步,一切就事半功倍了,不是吗?我现在教的高一的两个班,就有很多学生在写诗,有的写古诗,有的写现代诗,个个乐此不疲。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人。我会继续努力,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去传播诗,传播美的艺术。
三、一些建议和体悟
1.作为语文老师,应该多读诗歌,中国是个诗歌大国,无论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都有大量优秀的作品,去寻找您喜欢的诗歌。使自己对诗歌产生兴趣,这样才能让学生对诗歌有兴趣。
2.读读诗歌的理论文章,这些东西在许多的文学刊物上找得到。用新的诗歌观来指引你教学的方向,肯定会更让您教得更放心。
3.自己也试着写写诗,对您理解诗歌会有帮助的,对您去给学生做示范也绝对有好处。
4.诗歌需要激情和想象力,要使您的课堂充满诗意,无形中去感染学生欣赏诗歌的热情,欣赏文学作品的想象力。
5.鼓励学生写诗,不管他初学诗歌写得如何的微不足道,开始得多么困难,用鼓励的话去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诗歌的种子是否生根发芽在你的一念之间。
6.读诗写诗这些年,我越发感觉到诗歌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它使我有一个可以抒情的窗口,也使我的审美热情不断。创造激情喷发,诗歌是我的好朋友,也希望它能成为所有语文老师的朋友。
参考文献:
[1]《浙江省语文学科教学指意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