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
由几家媒体和社会团体主办的“2009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近日揭晓,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和长春等10个城市入选,其中杭州市因为连续几年在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分别获得“特别大奖”。据介绍,这次评选涉及城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治安状况等12项指标,调查公司入户调查覆盖60多万人,报纸、手机短信和网络问卷调查累计近3000万人。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与2008年相比,本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就入选的副省级/地级市来说,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这些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最浓:成都、宁波、杭州
人情味,是指被调查者对当地人情味浓厚程度的感受。综合五种调查方式的结果看,成都、宁波、杭州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就县级市而言,人情味最浓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和江苏吴江市。
就业机会最满意:
宁波、成都、西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在就业机会满意度方面,注重自身创业的宁波位居榜首,成都、西安紧随其后。
而县级市进入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是: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
交通:银川最满意
有趣的是,无论是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还是报刊、手机短信投票,对于自己城市的交通状况满意度最高的都是宁夏银川,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则未入榜。若想在交通状况方面获得居民的肯定,大型发达城市任重道远。
而很多县级市虽然经济发达,但人流量和交通状况尚在负荷之内,因此很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在这一项调查中仍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列前三。
生活便利度南京获第一
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不同,这次进入生活便利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多了一些新面孔,南京荣登榜首。
而生活便利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一方面自身发展较好,另一方面都紧靠发达的地级市。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
西安、杭州、成都
医疗卫生幸福度最高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入选的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杭州,也有诸如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
对县级市来说,长三角城市的医疗卫生整体优势非常明显,占据了前10位的大部分席位。山东邹平县获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分获第二第三。
南京继续领跑教育幸福感
和2008年调查结果类似,在城市教育状况幸福感的排名中,南京继续领跑,位列榜首。西安、杭州分列第二第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
教育状况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榜单上,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位居前三。
安全幸福感最高城市:
宁波、西安、杭州
在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宁波夺得冠军,成为居民的治安幸福度排名最高的城市,随后是西安和杭州。县级市的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榜单上,山东邹平县夺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第二第三名。
环境:杭州、成都、宁波、西安幸福度高
就环境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而言,杭州、成都、宁波、南京、西安等地的山清水秀或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分列前四。县级市的环境幸福度,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享前三名。
房价幸福度:昆明一马当先
居民对于所在城市房价的幸福感受,位居前列的几乎都不是超大城市,昆明一马当先,紧接着是宁波、成都。
而房价幸福度较高的县级市,大多临近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些县级市的市民通常将本地房价与附近的大城市比较,因此获得幸福感。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获前三。
经济发展幸福度:杭州第一
就经济发展幸福度而言,副省级/地级市中,杭州排名第一,随后是昆明、宁波、成都等。一些大型经济发达城市未能进入前十,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感受,并非取决于当地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而县级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和经济规模一致,排名前10位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前三。
文化娱乐:成都登榜首
成都居民2009年在大多数幸福度指标上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文化娱乐幸福度也不例外。其他获选前10的城市大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经济水平较高。娱乐幸福度排行榜上,成都、杭州、长沙、昆明、宁波分列前五。
县级市中,娱乐幸福度排行榜前四名的城市是,湖南长沙县、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昆山市。
文明程度:
杭州、昆明、西安位居前三
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市,与教育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大部分重合,这显示出教育与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正相关关系。杭州、昆明、西安、成都成为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上位居前四的城市。
在县级市的文明程度幸福榜上,江苏宜兴市获第一,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和湖南长沙县位居其后。
在整个调查及其成果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肯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最具幸福感城市”与最“善感幸福”的市民
幸福在哪里?幸福“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幸福她也在市民对城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等各项指标的感受中。当然,也有人对“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不敢苟同。一些网友认为,杭州2009年先后发生“胡斌飙车肇事案”、“魏志刚醉驾肇事案”,成都2008年底发生“孙伟铭醉驾肇事案”,2009年又发生“唐福珍拆迁自焚案”,昆明2009年先后发生“躲猫猫事件”、“少女案”、“疑犯纸币打开手铐自杀案”,这几起轰动全国的大案、疑案,分别给杭州、成都、昆明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不想这三座城市都戴上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桂冠,岂不可笑?
面对这样的质疑,评选活动主办方自然并不难回答。比如说“幸福感”是一个包括了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某一领域发生的个案尽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幸福感”的总体得分,云云。其实还可以有更简单的回答――我们严格以调查数据为证,拿统计结果说话,你不服气不行。
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要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结果,应当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调查的手段要科学,不能弄虚作假敷衍了事,设计的内容也要科学,不能就“伪问题”进行“伪调查”。第二是被调查者对幸福的表达要客观真实。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评选中,第一个条件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执行调查的是一家口碑不错的调查公司,调查涉及的12项指标也都比较实在。第二个条件把握起来则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幸福感”终究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你一定要对它进行调查统计并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这样的结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感觉吻合呢?
据说幸福感调查(也叫幸福指数调查)在国际上很流行,中国搞城市幸福感调查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记得前两年,英国有两个社会团体联合了一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进行大排名,中国人排在第31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英国人(第108位)、新加坡人(第131位)和美国人(第150位)都高得多。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相当靠前,主要在于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比较实际,比其他一些国家的居民更容易感受到现实的幸福,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幸福。这种分析未必十分全面,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与居民感受和表达自己幸福的能力有直接关系。
同样,一个城市市民幸福感的高低,实际上也与市民是否“善于感受幸福”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市民对幸福的期望值不高,感受到幸福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他就比较容易给城市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等指标打出高分。正如有人“善感多愁”,有人也会“善感幸福”,所以比较容易培养起自己的幸福感。即便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如意,也时不时耳闻目睹到城市里发生的一些闹心事,但“善感幸福”的人总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对眼前幸福的感觉和享受。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2
《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1月16日在沪与公众见面，这份历经半年时间对中国十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研究分析而成的报告显示，生活在杭州的市民最感到幸福，而人们最想迁入的城市却是上海。
调查显示，居民生活幸福度显然并不与城市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在中国十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月平均收入2300元的杭州，以及月平均收入1515元的成都则排在最前，尽管后者的市民平均收入刚刚超过上海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
虽然杭州的市民最感到幸福，但人们最希望迁入的城市却是上海，北京次之。报告中指出，杭州、成都和上海人最愿留在自己的城市，沈阳、天津、西安人则最不愿。其中，上海人最希望自己的子女留在上海。
除了测量十大城市的总体幸福度，报告的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还分别测量了市民对十大城市的人情、赚钱机会、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生活节奏、交通的幸福度。在十大城市人情幸福度的排名中，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成都、重庆和杭州，而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却正好名列人情幸福度排行榜的倒数第二、第三和第一。
奚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人们的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等。因此，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GDp增长是否迅速，而更应该关注广义的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受增长与否。另一些诸如生活节奏、便利程度、性生活等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软性”因素与幸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据中国新闻网）
主持人：这个报告想必各位专家都知道了，杭州、成都和上海分列前三位。这样一个排位，可能有一定道理，是在调查基础上的结论。可是，调查很有可能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这样的调查是否具有权威性呢？
调查缺乏统一标准
孙时进：奚恺元教授年前曾经两次受邀到复旦演讲，他的这个调查对心理学离开自己的“象牙塔”，参与到中国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带了一个好头，我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是心存感激的。但对报纸上介绍所用的一些概念我还有一些疑问，比如不知道调查中所用的“幸福”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在调查中还出现一个词：满意度。幸福和满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各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在没有定义前，你很难得知不同的被调查对象所说的幸福是什么，这也就没有可比性。打个比方，一个乞丐拿到个馒头就会觉得非常幸福，可是邓伟志先生可能因为住得离图书馆远借书不方便而不幸福，林副主席没当上主席就觉得很不幸福。他们之间有可比性吗？还有很多人对幸福的定义比较特别，比如数学家，他的幸福很可能就是解出一道数学难题。在调查背后，每个个体面对的幸福都是不同的，这样调查出来的结论就不应笼而统之去用幸福这个词了。
当然，由于这个调查是有许多具体的指标，还是可以测出人们对于这些具体事情的满意度的。这些指标和数据都可以为政府发展策略制定提供依据。不过，这个调查里所说的杭州与成都的幸福感是否对上海的发展有参考价值就一定要具体分析了。得到第一块面包的人，他的幸福感很强，可是当他拿到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呢？他只会觉得吃面包是件很正常的事，幸福感就会削弱。我不懂经济学，好像经济学上称作边际效应。怎么样才能继续让他感到幸福呢？难道把他的面包减小，或者干脆拿走？恐怕不行。他对幸福的要求可能会是面包以外的东西。我亲自去成都看过，那是个很悠闲的城市，麻将都比别处的大一圈。在他们打完一天麻将之后，是不是就会充满幸福感呢？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他们觉得幸福吗？成都市政府如果看了这个调查数据就因此满意，以为自己做的比北京上海广州做的都好就会上当了。要知道人有成长的烦恼，烦恼对城市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秦：孙老师说得很好。不同人群有不同幸福观，可以说每个人的幸福观都是不尽相同的。而个体对幸福的心理体验（即幸福感的强烈与否）却与幸福观是密切相关的。
孙时进：对，这其实和价值观相连。幸福是个终极概念，在没定义之前，是要慎用的，否则会糟蹋了这个词。对政府来说，更有用的恐怕是对具体事情的满意度的调查。例如对交通不满意就可以改善交通，对环境不满意就改良环境。
邓伟志：价值取向至关重要。有的人以助人为乐，有的人以坑人为乐，有的人以胜人为乐。有人以住大别墅、好房子为乐，可也有人认为“室雅何须大”，有人写《陋室铭》。幸福观的差异之大，让对幸福的调查缺乏统一标准。幸福感在社会学上是一个主观指标。这个主观指标在调查里也有一定作用，不过要经过大量的调查才管用。我们称之为大面积调查，一万、几万、十几万，达到这样一个数量才行。幸福度大小我们认为是方法和量化问题。这个报告里对各项指标的调查存在一个加权问题。各项指标分别占总数的多少？这么说吧，讨个好老婆，我认为占幸福度的20%，你认为占30%，每个人对单项指标定的权数都不同。这都是调查的重要数据，可是在报告中并没有公布，但这恰恰能反映出调查的标准一样不一样。只有等到标准都公布，这个报告才有参考价值。
对于这种调查，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文化和思想的权数增加一些？现在社会上存在太多嘴唇红、面颊红，一心想走红的人，而他们内心苍白，头脑空洞。还有那些为老板出小点子动歪脑筋的人，绝不是什么思想家。这里的老板是广义的，包括领导等等。现在有些坐在领导位置上的人，论文水平人人称道，还有那些所谓报告，天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在实际上恐怕是秘书牵着领导的鼻子走吧！所以我们要提倡让人民脑袋充实，在调查里增加文化的权数，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有希望和节制才有幸福
秦：判断感受幸福的程度多高，对幸福的定义是其前提。爱尔兰有位著名学者叫巴克利，他强调幸福有三大要素：有希望，有事做，能爱人。我把它展开说。有希望就是人对未来有一个期望值；有事做也就是有个喜欢的工作，并且这工作可以给你带来保障物质生活的报酬；能爱人则是精神层面的，可以去爱别人也能得到别人爱。这便是幸福的基本要素。我认为，第一条是获得幸福感的根本。可以想像，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住大房子，开高级车，也有人爱他并且被他爱，可是将来没有发展前途，这样你会不会感到幸福？反之，如果他现在没车没房，感情上也不是很顺畅，可是他对将来充满希望，我觉得他还是会有幸福感。
对幸福的期望值在幸福观里还是很重要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对幸福的期望值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邓伟志：太低不现实，贫困的人不会幸福，他要为填饱肚皮发愁；太高也不好，特别富裕的人不会幸福，他会为金钱所累。现在您几位包放身边看都不看，如你包里揣10万美金，看你还能坐得这样心安理得？一般说来，过小康生活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期望值不高，失望就少，容易满足。可是，也要防止“小富即安”的思想。向上是高级幸福，是更大的幸福。讨论幸福应该鼓励积极向上。贪图享受不是福，奋发图强才是福。有时还要为了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的幸福，并且把牺牲个人的幸福当作幸福。再一点，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不幸，因此，还应当学会在不幸中求大幸，变不幸为幸福。学会变不幸为幸福，幸福得来不易，才会更感到幸福。
秦：有个心理防御机制叫“预期”。预期是什么？就是生活在现在时空的个体，对将来生活时空里会碰到的境遇要具备有效实际的期望。这个概念会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幸福。
在这个报告里，我觉得谈的是幸福感。幸福感有强烈与不强烈的区别，幸福感是哪来的？怎么会有强有弱？美国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很说明问题。找一群孩子，每人给几颗糖果。实验者告诉孩子：谁能在10分钟以后再开始吃糖，就额外奖励他们一颗糖果。有的孩子挺住了，拿到了奖励，他们充满幸福感。没有捱过10分钟的孩子得不到奖励，很失落。后来对这两组孩子做追踪比对，结果发现，能够坚持10分钟的孩子，他们的幸福感和工作成就甚至人际关系都比另一组孩子好。这个测试的结论是，个体能在延迟自己欲望的过程中产生幸福感。
我们现在对生活都讲求一个“快”字。吃饭要快餐，拍照要“拍立得”，火车要提速，恋爱结婚都讲速配。欲望没有延迟，那幸福感哪来？现在许多独子很多心理欲望都能及时得到满足，他长大了会有幸福感吗？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喜欢叫唤：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他甚至还没有开始体验做人呢，怎么知道没意思？我们如果教会下一代把期望值定得有效而实际，他们就不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和空洞无聊。
孙时进：对，对幸福的期望要有节制。这个节制也颇值得探讨。来源于外部的压力不叫节制，那叫专制；来源于内部的张力才叫节制。有个美国心理学家派克说人的“原罪”是“惰性”。中国古代说“身与心为仇”。以往我们采取外在的力量告诉个体，什么对什么错，然后强制个体说“这是内省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只有完全平等的状态下，引导自我控制，才可以诞生“节制”。打破外在的暴虐和专制是第一步，这就包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两个斗是运用自然科学，后一个是运用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大家现在都讨厌这个三斗。在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这在今天是对的。但抗菌素确实是与菌斗的，抗日也确实是与人斗的。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做的。“身与心为仇”，内心的佛魔之战也是惨烈的。张国荣等不是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吗？争取心灵的解放，打破内在的专制是第二步，也是更难得一步，心理科学应该对此有所贡献，心理学不应该只把幸福的概念交给哲学家、文学家去研究，而自己在不加思考的情况下就拿来用。很遗憾的是以往经院派的心理学只喜欢躲进自己的实验室，不愿面对诸如幸福、爱情、道德等问题，以致路子越走越窄。由于心理学本身的欠缺，奚凯元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有欠缺，但他走的方向却是对的，今天不就有像邓伟志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的参与讨论。
邓伟志：刚才说到节制，昨天别人发给我一份材料，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妇女，孩子出生不久丈夫去世，这妇女千方百计要把孩子照顾好。儿子小学中学都是好孩子，到大学就变了，要这要那，母亲打4份工都无法满足他。后来，这儿子有了女朋友，情况更恶劣了，整日跟母亲要钱，弄得母亲欠很多债。后来，女友问他儿子要车，母亲实在支付不起。等母亲外出归来，家里住着别人，儿子已经把房子卖掉了。这种没有节制的儿子，怎么样也不会感到幸福。
秦：幸福观的建立需要引导。这个孩子买了车之后就觉得幸福了吗？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孙时进：我对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我很喜欢一个学者说的，鱼是为水而生的，鸟是为天空而生的，人是为精神而生的。我观察过，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孩子，不会贪婪地吃奶以致撑死，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继续占有更多的欲望并不强烈。
秦：那他成人了呢？
孙时进：有强烈的不断占有的欲望的成人往往是孩子时期得不到满足造成的。举个个案：释迦牟尼年轻时是王子，他拥有一切，可是他的追求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去了。再说刚才那个孩子，我觉得是他母亲造成的，不能说这个孩子本身有恶，而是母亲对自己的不尊重。在不断怂恿下，造成孩子的失衡。孩子从没感觉到家里的贫困。我觉得母亲这么做是对孩子承受力的低估。
孩子要手机，你就可以跟他说：义务教育是我该承担的，手机不是。你要真的想要就必须论证手机对你是必需的，然后还要论证什么型号是必需的。甚至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义务之外的额外支出，算是我借给你的，将来你要还给我。当你们的谈话是基于平等民主的时候，孩子往往更懂得尊重和相信。你告诉他什么是你可以承受的，什么不能，这时他提出的要求大多是合理的，不会漫天要价。他的要求更多是出于需求而不是虚荣，因为他知道虚荣在父母那里是得不到的。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他对物质的贪婪和欲望不会失常。中国官员的贪婪是可悲的，这有体制原因，但从心理学上看，许多过分贪恋的官员，都是从小被贫穷折磨怕了。有一个贪官贪了几千万，却不舍得花，遇到自己花钱吃饭时，盒饭都只吃5元的。这已是一种“癖”了，他们是小时被贫穷蹂躏得变了态了，不单是一个纯道德的事。
幸福感和GDp的关系
秦：报告里提到了GDp，我觉得GDp和人们的幸福感关系真的不大。GDp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数字，跟人们得到什么并没有关系。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有句名言：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大家都在路上正常开车，这和GDp看似没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公路上两辆车相撞，你知道会发生什么？110接警台工作了，120也工作了，医生护士出动了，拖车的、修车的、保险理赔、打官司的都动起来了，GDp哗哗上去了，老百姓谁得到好处了？谁都没有好处。所以GDp增长和人的幸福感关系不大。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培养的下一代幸福观要站得住脚，就容易感受到幸福。
孙时进：我觉得这里有个阶段问题。你可以房子住得不大、吃得不奢华，可是你得有房住，有东西吃。没吃没住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流行“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为了不饿死去抢劫馒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社会不能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谈不上满足精神需求。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结果是精神文明提高了吗？过分强调精神而忽视物质，就站不住脚。物质到了一定阶段，人才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住300平米的不会比住100平米幸福提高三倍。
过早地讨论精神文明是无意义的，物质匮乏时期面包才是人们追求的。哲学家和渔夫的故事大家听说过吧：哲学家对渔夫说，你不会数学？那你生命的一半意义都没了。你不会天文？那你生命又将失去三分之一……这时船进水了，渔夫说：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渔夫说：那你的生命马上就会玩完。整天面临沉船危险的渔夫是不会考虑哲学问题的。这不是由于渔夫的品性低劣，素质差，是生存环境使然。有学者嘲笑上海市民排队买晚上六点以后的降价面包，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就像一个皇帝不理解穷人没馒头吃为什么不去吃肉喝奶。
邓伟志：讨论这问题很有意义。GDp高不等于发展，发展也不完全等于幸福。报告里写上海是人们最愿意迁入的城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为什么来上海？因为GDp高？我也在搬家，想搬到图书馆附近，我考虑的是，将来退休了借书方便。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想想来上海的人是冲着幸福来的还是仅仅冲着赚钱？
有句话叫：言必称希腊，我想希腊的GDp一定在世界上排不到前列。可是人家有亚里士多德，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这些，就让世人“言必称希腊”。一个地方，让人家景仰，还是文化与思想。商品的传播是有限的，思想的传播是无限的。要看到思想的价值。一个先进的理论，包括公式胜过引进来多少亿的资金。
孙时进：心理学的观点是很难用科学方法论证的。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满意度调查可以作为政府改革参考，这是积极的。但研究这类问题就不但要注重心理学调查方法和技术，也要有理论心理学的参与，理论常常是最好的应用，同时还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共同参与，各个学科的对话非常重要。心理学也要与时俱进，在走向社会、对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时，也要改变自身，推动自身的发展。心理学要融入生活，融入各个学科，而不是硬性“插入”社会，“插入”各个学科。
秦：幸福城市排行榜总的说来不够客观。虽然心理学的观点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必须用可靠性、重复性来衡量，但是像幸福感受这样的情感衡量，还是得有兼顾主客观两方面、比较成熟而科学的标准。相信这也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本所在，得出的结论必须由主观客观结合进行验证，否则就是唯心主义了。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3
■重庆市委书记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
春节前后，地方两会基本“收官”，作为一年一度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今年地方两会与以往相比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幸福”成为一个热词，一种以幸福为导向的执政潮流正在形成，地方领导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幸福观，探寻幸福区域施政新途径。
：3千万条幸福中“只取一瓢饮”
常常领风气之先的广东省委书记，是一位明星官员，也是一个网络高手，经常通过网络向民间问计。在2011年1月6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用现场办公用的ipad电脑在百度上搜索“幸福”，结果有30600000条，但书记“只取一瓢饮”，那就是“幸福广东”。当天，在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报告时，首次系统提出“幸福广东”。广东在全国省市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建设幸福区域的施政目标，并已纳入了广东“十二五”规划《建议》，将成为“十二五”广东政治的主旋律。接下来，在多个场合纵论“幸福广东”，并于1月20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的战略部署。
什么是幸福广东？将转型升级与幸福广东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有机整体。这其中，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二者统一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此次报告中共40次提及“幸福”，他还创意性地用股市术语牛市和熊市来说明GDp与幸福的关系。指出，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
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目标？在参加2011年广东两会小组讨论时用中国传统作春联的方式谈幸福，三副对联分别是：“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最为特别的是，做的三副“幸福”联横批都是“共建共享”。解释说，幸福在老百姓的眼中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提供阳光、空气、土壤。当然，群众也不能闲着。群众要除草、浇水和松土，还要打虫子，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对于幸福广东的具体施政措施，特别强调改善民生，着力健全公共财政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如何衡量幸福广东？提出，要研究和推出评价幸福区域和发展状况的新指标体系，并转化为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年度监督进行督促检查考核；从2011年开始，广东各市县都要在年初公布改善民生办实事的计划，年末请统计局调查队调查统计，可以考虑由群众来投票、社会来评选。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广东省政府负责人透露，广东省正在进行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工作，还在征求意见，不久后将出台。1月17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广东省居民幸福感得分75.3分，属中等偏上水平，这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但《报告》调查也发现，当前广东仍存在着住房、看病、就业等方面不足，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
：幸福不只是吃红烧肉、
穿漂亮衣服
重庆市委书记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将“幸福”列入地方的施政纲领，他的步子迈得甚至更早。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3000多字的《决定》要3000多亿的总投资，平均下来，1个字1个亿。在重庆市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里，“幸福指数”明确载入，并在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最近，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揭晓，重庆以其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让老百姓大大提高了幸福感，从而成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组委会给予重庆的颁奖词写道：嘹亮红歌暖热千万心。面貌重整，效率提速。重重迷雾散尽。热辣之都，民生之城。
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感？有他的独到见解：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还取决于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等。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强调，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祛邪。改善民生并不只是吃红烧肉，穿漂亮衣服就够了，健康的精神生活也很重要。从2008年6月以来，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通过奏响主旋律、弘扬革命正气、传承革命理想，从根本上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以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2009年以来，重庆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生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重庆人的生活满意度（幸福度）达到88.8%。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2.5个百分点。在今年重庆两会上，在会见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台湾地区特邀政协委员以及在渝台商代表时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十条”，探索一条以改善民生为动力的发展之路。
同时，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指出，“不求经济增长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百姓过的最幸福”；并提出两个50%（即要求各级干部50%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50%用于民生），进而努力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还坦承，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发展。倘若一个家庭，有房住，能就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环境优美，兴趣爱好能够施展，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即使城市GDp不算高，家庭成员也会处于幸福之中。为此，2011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民生十条”，具体民生实事包括：阳光公正地搞好公租房申请审核、摇号配租，实现50万人入住；城镇新增就业30万人以上；农村养老保险覆盖所有区县，适时提高养老、医疗、低保等待遇水平；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补助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实现8900个村电视户户通，新建30个街道文化中心；改扩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2个；新增交巡警平台200个，建立数字化城市应急指挥防控体系；完成450个社区标准化菜市场整治改造。
赵乐际：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一个好消息就是，陕西首次跨入GDp“万亿俱乐部”。但陕西并没有沉浸在GDp的冲动中，又提出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那就是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要跑赢GDp增幅。具体目标是：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左右。就在陕西两会召开前夕，陕西省统计局的居民幸福指数社情民意调查报告揭晓，该省居民综合幸福指数达80.11。这说明，陕西省大部分居民都安居乐业，生活其乐融融。这些与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的“幸福”情节是分不开的。赵乐际在此次陕西两会上参加讨论时指出，要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科学发展的同时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其实，赵乐际早在2010年陕西两会上就提出了幸福指数概念。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一切工作为了人、依靠人、发展人、富裕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活，加强社会管理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使全省人民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赵乐际从群众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阐述提高幸福指数的途径。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物质需求，继续加强农村水路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积极探索群众增收致富途径，制定鼓励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租赁房建设；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深化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和公平正义法治环境，使群众健康愉悦地工作生活。
新当选的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如果我的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首肯，没有让人民失望，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要问我幸福不幸福，首先要问陕西的人民幸福不幸福，陕西人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勤奋工作，一心为民，让陕西的父老乡亲生活的幸福指数更高。赵正永还用加减法来说明如何改善民生，目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等收入，做好“加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惠民政策的强度，通过实施“蛋奶工程”、药品“三统一”、老龄补贴等多项惠民制度，减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做好“减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话题背景：幸福指数体系的十大要素
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科学的幸福指数体系应具备10大要素：一是经济收入、日常消费等物质生活；二是包括家庭生活、文化需求等在内的精神生活；三是包括政府的服务能力、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等在内的社会环境；四是包括居住环境、生态环保等在内的自然环境；五是人与家庭成员、同事、朋友、陌生人等之间的人际关系；六是工作环境；七是健康问题；八是包括医疗条件的客观评价在内的医疗保健水平；九是合理的政治诉求；十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话题背景：多省“十二五”规划提幸福指数全国暂不推出
在2011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幸福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目前，不少地区出现了幸福指数的测算，个别地区主管部门甚至将幸福指数的高低作为基层政绩考核。比如河北省委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就提出在未来5年使得人民幸福指数明显提高。江苏省委“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使得“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幸福感普遍提升。”不过，由于幸福指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全国尚不会推出统一的测算方法，国家统计局也不会进行统一的测算，但是有关的研究会加快推进。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否可被量化，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体验？自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后，幸福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重要课题。
自2009年11月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牵头的课题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逐步展开全国福祉指数或称民生指数的调查及编制。
据吴晓灵透露，尽管已经编了31个省的指数，但是由于不完善，还不能公布。希望再积累一两年，再向社会公布。
从GDp崇拜，逐步转向以民生为本，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执政理念。
量化幸福
由不丹模式引发的幸福指数热，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幸福或幸福感是否可以被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幸福指数的研究。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量化幸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量化得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央视的“幸福”采访，其实也是一种量化，即最低层次的分类量化——幸福的和不幸福的，这种量化粗犷并稍显武断，信息量不大。
最高水平的量化即等比量化，目前在幸福研究领域仍然空缺，迄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完成这一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不仅幸福可以量化，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税负是否沉重，也都有相应的测量标准，至于结论是否完全如实地反映了现状，则见仁见智。
接下来的问题是，幸福应该如何被量化。
在10月下旬的一节研究方法课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傅世敏，曾就央视的“你幸福吗”与学生们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定义幸福；第二，央视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样本选择是否有代表性，问卷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面对央视的话筒和镜头，被访者是否有压力，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就像高官到贫苦农家里慰问，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即便过得再苦，也一般不会说不好。这就是一个反应偏向的问题。”傅世敏认为，对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方法和调查环境非常重要。
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已渐趋成熟。不丹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九个一级指标，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及政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另分设子指标。
据称，每隔两年，不丹政府还要对这一评价体系作出微调，以求幸福指数符合时展的最新要求。
而彭凯平认为，不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它的幸福指数，也完全是基于自身优势编制的，不丹模式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按照彭凯平的观点，幸福科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而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非经验、直觉基础上的，而且各项指标要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另外，幸福指数必须包括个体化体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已有一些方法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欧盟的幸福指数、盖勒普的幸福指数等，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对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并已建立起了指标体系。
彭凯平发现，中国对幸福指数的调查，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指导。研究需要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参与。
彭凯平参加过幸福江阴的研讨，在他看来，江阴的幸福指数，在酝酿出台幸福政策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较为合理。
据说，江阴的幸福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一类是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如图书馆多少、植树多少、绿化率高低、污染程度怎样、居民上下班距离远近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测得出的。主观指标即个人满意度，如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对家庭关系是否满意，对社区、学校教育是否满意等。
未来期待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幸福感越低。
10月27日，《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
报告称，虽然各研究机构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不尽相同，最低的0.43左右，最高的在2011年已达到了0.5，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尼系数近年居高不下。
该报告发起人兼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唐任伍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表现在各个方面，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
为什么有些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还要高，唐任伍的解释是，从经济学上说，幸福等于满足与欲望之比，小城市居民的欲望往往相对简单和低层次，而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精神压力也更大。
彭凯平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已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幸福感与收入并不成正相关。
换言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提高将不成正比，而与周围参照个体的关系更大。
美国进入3000美元时代是1962年，英国、法国分别是1968年和1972年，中国是2008年。
“大家并不在乎世界上有超级富豪这回事，离得远，和自己没关系。大家在乎的是，周围邻居或朋友的突然暴富，尤其财富来路不明的。”彭凯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持同样看法。
李实认为，个体幸福感的确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教育、住房、医疗、环境、职业、婚姻状态、社会保障、政治自由度等，但与其他选项不同的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少幸福感。
“其实如果纵向比较，收入肯定提高了，生活确实改善了，但大家更愿意横向比较，于是，哪怕收入增长稍慢些，也会心生失落。”李实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说。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在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
据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目前农民工工资已从2007年的1000元左右，增加到了3000多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有了显著进展，新农保、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均已全面建立。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农产品补贴，2012年调整的贫困救助标准，也从原来的一年900元左右，提高到了2300多元，这对保障和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幸福美好新甘肃内涵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代表中共甘肃省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抢抓机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观、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大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建设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和使命的重托……”，“报告提出的‘一项重大使命’，既是甘肃跨越发展的需要，也是陇原人民美好的希望。”
通过认真学习报告，个人体会很深，报告立意深远、内涵丰富，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甘肃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针，通过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四个发展要求，最终目标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在学习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幸福美好”的内涵是什么、何谓“新甘肃”、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有哪些要求。
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内涵
1.幸福的含义
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对幸福的测量一直是该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探究建设幸福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对于幸福的测量主要有幸福感指数和幸福量表两种方法。幸福感指数是测试被试目前体验到的幸福感的工具，由美国心理学者a.坎贝尔等人1976年编制，分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总体情感指数由与被试生活质量有关的8个项目组成，从不同角度描述情感的内涵；生活满意度指数仅有一项。幸福量表亦称“paychap调查表”，是一种评鉴一般人的快乐感的工具，目的是评价一项快乐技巧的训练效果，美国心理学家福代斯1986年编制。除测得总分外，还能测量4个因子分：（1）已获得的快乐感；（2）快乐性格；（3）快乐态度与价值观；（4）快乐的生活方式。
2.“建设幸福”理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首次注意到：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被关注。
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这从实证方面印证了“幸福悖论”现象，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第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以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第二，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过分关注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亲情、友情、健康、环境等等，是大大有损人的整体幸福感的。第三，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人的幸福感。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较，比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方面有社会比较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待遇、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方面也一样有社会比较。所以，消除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合理差距就成为保障国民幸福的一个必要措施。从而逐渐引发了政府应该理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争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的更好，而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6
民间“拍客”也不甘寂寞，各种模仿央视体的幸福调查视频也纷纷上网，不少被访者的回答和表现都令人发笑。但不论官方或非官方的“幸福采访”，都不约而同呈现出一个特点——较年长受访者的幸福感普遍比年轻人强。也许，经历过贫苦年代的人们，更珍惜当前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毕竟“幸福”是相对的，有比较才有幸福。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经合组织“统计、知识和政策”第四届世界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表了“幸福观”。他表示，“只有GDp，可能不一定幸福；但如果没有GDp，一定不会幸福”。
这让人联想到一句电影台词，“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是的，如果连人的基本物质需求都满足不了，妄谈“幸福”就是自娱自乐。
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幸福程度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2010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全球155个国家的幸福排行中，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等幸福感最强的国家，都是人均GDp达3万美元的高福利发达国家。中国的幸福指数排在125位，是幸福感较差的国家。
这样的排名显然有异议。看看电视新闻和幸福调查就知道，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种幸福还有旁证，据《环球网》转述朝鲜中央电视台消息，该国的国家幸福指数中，中国以压倒性的100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朝鲜排名第二，美国则名列榜尾。
是的，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经济增速却常年领先，远非美、日等发达国家可比。若以GDp总量做依据，中国可能真是“最幸福”的国家。不过，若比照人均GDp，个体的幸福感倒不见得乐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全球排名第89位。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幸福指数高低，还在于老百姓幸福不幸福。如果非要把幸福和GDp扯上关系，那也要看人均GDp，看与老百姓有关的GDp，而不是看总量。如果老百姓不能分享GDp增量的成果，GDp与老百姓的幸福就无关。
9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了《2011中国薪酬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不升反降。
该报告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9.2%的GDp增幅少了0.8个百分点。同时，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幅为24.8%，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增速远高于居民收入。
过去几十年，我国GDp总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均收入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依然处于中下水平。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公共卫生和教育的开支占GDp比重，也处于世界落后水平。
中国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通俗的讲，就是幸福不在于GDp的多少，而在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当然，这种说法也许稍嫌偏激，但当前社会中不少矛盾，都源自贫富差距过大。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警戒线，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65倍。这种“不均”，已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贫富家庭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如同人保部报告中提到的，在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中，政府财政和企业拿走了大头，劳动者个人收入却在减少。而在企业内部，强势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大头，弱势的民企只能捡些小头。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7
>>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农村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策略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探析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研究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调查研究谈当前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缺失论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提升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缓解职业压力，提升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研提高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提高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对策研究影响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及践行的路径关注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提高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农村小学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综述浅谈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培养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隐形思考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提升策略浅谈我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3]刘次林.教师的幸福[J].教育研究，2000，（4）.
[4]檀传宝.论教师的幸福[J].教育科学，2002，（2）.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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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篇8
在当今中国，什么人感觉最幸福？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有哪些？2012年3月7日，在对10万公众进行了相关调查之后，“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公布了结果：影响百姓幸福感因素第一位的是收入水平，第二位是健康状况，第三是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但收入、房屋等等其实都是人外在的因素，难道我们今天的幸福与自己的心灵无关了吗？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幸福729倍。”认为独裁者虽然拥有了权力和财富，但却不是最幸福的人。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幸福包含着很多金钱和权力买不到的东西。
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即幸福指数指标，并且提出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的发展目标。从此，世界各国研究机构纷纷效仿跟进，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也开始计算“幸福指数”；英国创设的“国民发展指数”（mDp）包括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来计算国民幸福总值（GnC）。2005年12月，美国公布的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名第48位。2009年英国又出炉了名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其中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到了第31位。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中国人自己的幸福指数研究。2004年4月，首次对中国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各城市之间来看，人均月收入与幸福指数没有直接关系，上海人均收入最高，幸福指数排倒数第二位；成都人均收入最低，幸福指数排第二位；杭州人均收入居中，幸福指数最高。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之间，富有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但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在收入不高的城市，大部分人相对更容易获得幸福。这说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
U型曲线
早期的幸福研究者通常认为，年轻、已婚及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比其他人群更能获得幸福。但是，美国学者在2000年～2006年，通过对包括美国和欧洲的50万个样本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幸福感与年龄存在着U型曲线关系。40岁中后期的幸福感最小，而老年人的幸福感更高。这个结果已经在世界上大约50多个国家中被证明，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数据，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和瑞士。
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之所以递增，是因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和希冀拥有的东西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比如老年人对住房或饮食的要求在逐渐下降。不过老年人在有些领域的幸福体验较低，如健康、丧偶和收入。
幸福与经济收入
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认为，虽然富人通常比穷人更幸福，但是，一旦一个人越过了贫困线，那么更多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没有开始时那么大了。原因是我们能非常快地适应了更有钱的日子，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
2007年6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表明，收入高的人更多的时候感到情绪低落。更多的财富能够带来更多快乐的理论只对那些低收入人群起作用。在美国，对于年收入12000美元的人而言，收入增长不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在5万～9万美元之间，他们的幸福感和年收入超过9万美元的富裕家庭是差不多的。
成功反而使收入高者不开心。在成功之前，他们可能也曾有不开心的日子，但是他们相信，只要成功了他们就会得到幸福。而当达到目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期望根本不存在。
幸福与人格特质
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人，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也不论与强势群体相处还是弱势群体相处，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总是处于愉悦水平。美国曾在1983年对5000名成人进行调查，10年后，即1993年，再次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这些成人的工作环境、居住条件和家庭状况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是，当年报告感到幸福的人，10年后报告仍然感到幸福。
研究表明，喜好社交活动、精力充沛的人容易产生积极情感；而带有焦虑、担忧等人格特质的人，则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外向型的人容易提高主观幸福，而神经质者则降低主观幸福。外向者对奖励更为关注，而内向者对于惩罚较为敏感。正因如此，外向者更为快乐。
幸福与生活目标
当代研究中指出，追求目标而不是达到目标，才是带来幸福和积极情感的要素。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赢得社会承认，学业上的名列前茅等，由于体现的只是作为外部需求的目标，所以与个体自身的主观幸福呈负相关；而满足个人的阶段性需要，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甚至具有个人情感和爱好的成功经历，却与主观幸福呈正相关。
幸福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
活动成因理论认为，主观幸福产生于活动本身而不是目标的实现。例如，恋爱活动的过程要比恋爱的结果（结合或分手）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愉悦，这就是“流溢论”，认为幸福实际上是一种“幸福流”。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9
事实上，细心的人早就注意到，2006年4月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就已提到“要关注人的幸福指数”。
2002年，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学者进行“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数据统计体系。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内曼提出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并希望这个指数与GDp－样重要。幸福和政治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新加坡《联合早报》将之总结为“幸福政治观”。
幸福，这个个人的主观上的感觉，如何同枯燥乏味的政治挂上钩?它会变成那种由政策制定者规定的无聊公式吗?
“测量幸福”并不容易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早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研究所就开始进行“幸福指数”课题研究，成果出来后，各省统计部门将会采用这套标准进行统计。
至今，这项被列入国家统计局2006年重点项目的“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还没有公布研究结果。
《望东方周刊》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幸福指数的具体确定现在还在研究阶段，采用哪些数据，不采用哪些数据，权重是多少，都在探讨之中。同时，统计局人士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台的时间表。
2006年4月5日，新成立的四川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外公布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的大型公益性社会调查报告，据省统计局信息中心主任唐学清介绍，这次调查首次增加了“幸福感”调查内容，是国内官方统计机构率先进行幸福指数统计的尝试。
据调查显示，被访者认为当前自己生活幸福的占44．6％，基本幸福的占48．8％，不幸福的仅占6．6％，总体幸福感达到93．4％。其中：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
根据了解，由于“幸福指数统计”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省还未正式着手开展，年后才能正式组织专家领导商议讨论具体测量和诠释办法。
2006年初，在“和谐深圳评价体系”中，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设计了两个主观问卷，其中“个人幸福量表”主要测量市民个人幸福感，20个问题包括“好的生活、好的心情、好的人际关系”三部分。
当年“将以发放问卷的方式每年向市民做一次调查”的幸福量表并没有如期进行。乐正告诉记者，“由于我们对幸福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原来是每年做一次，现在调整为两年做一次，密度已经足够了。”
参考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后，乐正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更强调其社会性，“幸福指数是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现象，不会在一年之内上升或下降，除非遇到SaRS或战乱，常态下年度变化很微小。三十年来日本的幸福感就没有什么变化。”
据江阴市委市政府要求，在2007年全市机关考核中，“幸福江阴”将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首度列入全市机关工作综合考核体系。2006年10月，十易其稿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出炉，这套指标体系共设有50余个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分成。它的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的考核框架，减少“硬性指标”考核，突出“民生指标”考核，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不过，这个幸福指标体系最终还未正式“亮相”，因为“涉及的需要讨论的细节还太多”。
记者注意到，这些调查结果大多都没有公开，有学者透露说，“有些对社会影响非正向的结果不便于公开，对社会舆论影响会很大。比方特定阶段指数走低，不仅难以帮助各级政府树立信心，而且大家可能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归因。”
“幸福指数”不是GDp第二
中国各地政府已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幸福指数”的广受重视即被看作是执政理念的可喜变化之一。
但是，当地方“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新的“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的异化?是执政为民的决策参考还是“虚假繁荣”的表面文章?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的改善，要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的影响，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
不可忽视的是，与GDp不同的是，幸福指数并不会出现年增长率的问题。在幸福指数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幸福陷阱(当一个社会主要的发展指标在不断上升的时候，幸福指数有可能下降)。
“关注幸福指数是人们发展价值观的重大转变，由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转为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乐正强调说，具体数值没有意义，一直做下去才可以看出曲线变化，他希望政府关注发展中的幸福感，但不要太关注分数，要利用这些主观指标分析、寻找原因。
乐正还提到，“用幸福指数衡量政府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和不可靠性。没有财政收入那么明快的反应，政府就会很失望。”
世界各地的幸福政治实验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了一次针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幸福指数”大排名。结果，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比如八国集团成员无一进入排行榜前50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
2006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名为《幸福药方》的专题片，共有6集，主要内容是关于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和幸福的力量。片子里，让英国老百姓最为动容的是，在过去5年中，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两国的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50％。
事实上，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Layard)作了一场有关“幸福政治”的讲座，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提升民众的幸福。当时，莱亚德劝说布莱尔政府接受了他的一条建议，即在全英增加一万名心理医生，来帮助人们如何看待和感知幸福。
从那时起，英国政府便开始了研究和制定有关幸福的政策，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GDp数据的统计体系――“幸福指数”，也称作“快乐指数”。
2005年6月，一个研讨“国民幸福指数”的国际会议在加拿大召开，有4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总结说――财富仅仅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因素之一。会议还明晰了有关“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内容：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为人民谋福利的良好的政府。
早在1970年的不丹王国，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政策已然出现。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为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当时还是王储的旺楚克国王提出了―个“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的概念，其中包括四个要素：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这和35年后的加拿大幸福指数大会上倡导的四项基本内容几乎一致。
两年后，旺楚克登上不丹王位，开始了自己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理论的实践，他不发展GDp而是发展GnH，并以此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优先考虑。
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0
世间没有恒久安逸的生存环境，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桃花源、香格里拉。那么，什么是幸福？怎样判定民众是否幸福？“幸福广东”的内涵是什么？怎样建设“幸福广东”？“幸福广东”倡导何种价值导向？
终结GDp崇拜，给力“幸福广东”
粤人幸福吗？广东幸福吗？
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不丹人，谁最富足、幸福？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各国的人均GDp。但这种比较不能得到“幸福的真相”，其结果往往令人感到意外。
30多年前，南亚小国不丹的国王提出“幸福指数”的概念，并付诸实践。现在发现在人均GDp仅为几百美元的不丹，总体生活满意程度居然比起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的国家，还觉得幸福，而不少美国人可能衣食无虞，但表示对生活感到厌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GDp只能衡量一国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人们对于富足的感受，还有很多因素是GDp无法衡量的，例如福利、健康、婚姻、生活环境、安全、教育与休闲等。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能够衡量幸福的经济指标。2009年9月14日，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欺蒂格利茨领头的委员会，提出了厚达292页的报告，呼吁各国放弃GDp崇拜，建设真正的幸福社会。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2010年广东GDp达到45472.83亿元，连续22年排全国第一，粤人幸福吗？广东幸福吗？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幸福广东”概念之后，幸福这个话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1月17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热辣出炉，结果显示幸福感与GDp增长并非正相关。从区域来看，粤东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幸福得分最高，就城市而言，广州、深圳、东莞这些GDp大市，幸福感得分排名仅分别为第16、第20和第17名。
共建共享：“幸福广东”的价值追求
1月22日，省委书记来到广东“两会”广州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
用中国传统作春联的方式谈“幸福广东”。三副对联分别是：“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最为特别的是，作的三副“幸福”春联横批都是“共建共享”。
说，幸福像花儿一样，但却不能像筐儿一样，什么都往里装。“什么都装到‘幸福’的筐里去解决，那是解决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我们的工作是努力为解决这些诉求而奋斗，但不意味着在一个时点上全部解决这个诉求。”
南方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以目标倒逼建设“幸福广东”》说，幸福要落地才是真的幸福。我们无法给出建成“幸福广东”明确的时间表，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无法担保一定达到某个幸福度。但我们要让“幸福”成为一种整体的趋势，让争取幸福、创造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只有“敢想”，我们才能有更多实现幸福的好点子、好方法；只有“会干”，这些好点子、好方法才能执行到位并且最终起作用。倒逼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会干”的例子，这也是从广州办亚运会的实践中提炼出的经验。“幸福广东”是科学发展观在广东的新实践、新发展，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创新。
“幸福广东”的提出无疑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以“幸福”为执政取向，是广东新的执政潮流，也是广东政治生活中最前沿的字眼，必将成为现在和整个“十二五”时期广东政治的主旋律。
幸福是什么？两会”代表晒十大心愿
让老百姓的工资飞
对于幸福，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读。今年广东“两会”，最热词汇非“幸福”莫属。然而究竟幸福是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就此建言或造句。
“幸福”心愿一：让老百姓的“工资飞”，社会更加安全。
老百姓不管GDp，更关心的是菜价、房价、教育这样具体的民生问题。幸福有很多量化指标，但最后一个指标一定是“人人都幸福”。省政协委员陈纲军表示，不要光让“子弹飞”，要早日让老百姓的“工资飞”。
来自东莞的农民工代表郑小琼曾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抒写工人的辛酸生活体验而获得人民文学奖。郑小琼说，作为农民工代表，她关心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直观的感受，“比如一个农民工用一个月工资能够吃得起多少盒快餐？以前月薪1200元，快餐一盒4元，大约能买300个；后来月薪涨到1500元，一盒快餐涨到7元，结果只能买200多个；现在月薪涨到2000元，而快餐价格涨到了10元，只够买200个了。”郑小琼说，农民工的工资应该提高得更快一点，生活才能更好一点。按照现在高物价低工资的现实看，农民工想要在其辛苦劳动的城市买房基本无望，没有住房就无法安家，“工资的提速需要更快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才能赶上物价、房价上涨的速度。”
有代表提出，幸福有多个因素，第一是荷包要更胀一些，第二是社会必须安全。否则有了钱，晚上都不敢出门，哪有什么幸福感？
“幸福”心愿二：孩子都能享受平等教育。
河源代表团农民代表罗红英说，河源许多农村孩子在学前阶段得不到专业幼师的辅导。因为农村收入太低，专业幼师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去教书，学前教育机构的老师基本都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老百姓要幸福，必须在受教育上获得平等的机会。”
广州团农民工代表马晓凤说，许多外来工在城市里工作十几年，有的买了房，但孩子上学困难重重，只能被迫离开父母，回到老家读书。她希望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尽快成为历史，“幸福就是外来工孩子入学能跟本地孩子得到一样的照顾。”
长久的幸福依靠法制
“幸福”心愿三：贫困户都能盖新房。
“幸福就是一种体会，看你的感觉怎么样。”有省人大代表说，有一户贫困户，两个儿子在外打工，每次把找的对象带回家，人家一看到房屋破烂的样子，都跑了。后来在有关部门帮助下，建起了新房子，一年之内两个儿子都娶到了媳妇，“尽管他们依然清贫，但我相信，他们那种感觉是真正幸福的。”
“幸福心愿四：好山好水，呼吸新鲜空气。
多名代表提到“幸福是好山好水好空气。”有代表说，亚运会期间，在广州呼吸空气感觉很好，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就应该关掉。绿道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体现，“绿化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用的。”
“幸福”心愿五：社会有诚信有公平。
有人大代表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很穷但很开心，现在生活好了，为什么反而觉得不够幸福？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现在一些人什么都不信，就信钱，所以出大问题。人不仅需要物质，还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要重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正确对待。还有代表认为，城市居民追求现代幸福感，要有三个基本保障――生活保障、社会治安保障、人居自然环境保障；还要有三个较好的满足――个人价值实现、人群关系和谐、个人心理健康向上。现在社会诚信度低，连吃的东西都不敢相信。所以，社会要和谐幸福，核心是建立社会基本的诚信。
“幸福”心愿六：政府花钱，化解城乡矛盾
参加“两会”的企业家、律师、会计师等高收入群体的代表们表示，他们愿意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服务、出钱出力，但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适度的扶持，将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个律师代表举例说，过去不少村干部和村民容易就村财政的使用产生纠纷，政府花钱请会计师下乡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不少基层的矛盾都是因为欠缺法律知识，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调解人所造成的，因此建议采取“政府付费、律师下乡”的办法，为乡村提供法律援助和协调，这对化解城乡矛盾，稳定基层有积极的意义。
这意味着，“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不仅包含业已确定的工作领域的考核，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理想性，将有待发展的重点领域也列入考核的范围。
广东7月公布首个“幸福指数”
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近期透露，由省发改委、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统计局牵头，目前广东正在研究建立“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部分，计划将在近期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今年7月将向全社会公布“2009年广东的幸福指数”。
对于如何建立“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省发改委党组书记徐建华表示尚无经验可循，为此我省将派出工作组到江浙等地学习成功经验。广东的区域性特征和动态性特征非常明显，因此幸福指标必须与时俱进。他认为，建立“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可考虑和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对接。
幸晓维也说，广东将会参考全国人大财经委所建立的一套“指标体系”，还会参考浙江的民生指标体系，以及江阴市提出的“幸福江阴”的指标体系。浙江的民生指标是在全省12000多户居民中进行调查，并将主观指标计算到民生指标中。而“幸福江阴”的指标体系则包括“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等内容。
幸晓维透露，指标体系中的主观指标，是指居民的主观感受，比如安全感如何、生活是否轻松等，将主观指标赋以权重加入到整个指标的计算之中。另一部分则包括居民收入、人均GDp、死亡率等客观指标。
不管如何，“幸福广东”的指标系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新生事物。
幸福，从未远离青春
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幸福感的研究既是一门经济学，也是积极心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
对于青年来说，“幸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名词，更是一种信仰。幸福感打折的青春必会“缩水”。“幸福广东”能为青年带来什么？青年组织和青年能为“幸福广东”做些什么？
建设“幸福广东”离不开青年的参与和奉献。“幸福广东”可以帮助更多青年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在“幸福广东”概念新鲜出炉、全省谋划广东“十二五”规划之际，1月7日，广东省青联九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号召全省青年要做“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推动者。团省委书记陈东则提出，以“幸福广东・青春先行”为统揽，共青团一要“携青年之手、暖青年之心”；二要“唤青年之智、汇青年之力”；三要“纾青年之忧、解青年之困”，实施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项目，积极投身“双到”扶贫工作。
春节前夕，南粤寒风凛冽，团省委组织的“幸福广东，青春情暖”活动却使广州留校大学生心中充盈暖流。1月17日，团省委领导与捐助活动的中国移动广东公司、通用磨坊（中国）、珠江啤酒集团的负责人，为春节留校贫困大学生送上勤工助学岗位，给现场留校大学生每人赠送“共青团移动爱心包”。团省委送出的贺卡中，有的藏有“幸福航班”机票。持有“幸福机票”的同学作为代表与主持人互动，盘点2010年“幸福清单”，讲述对“幸福广东”的祈愿。同学们重温去年广州亚运、学联十大、志愿等带来的幸福、感动、感恩、关爱，憧憬着“幸福广东”的前景。此外，同学们还在贺卡上写下新年幸福心愿，交团省委封存。来年此时，团省委将在其中寻找幸福的故事，了解其幸福愿望的实现情况。
1月30日，通用磨坊公司旗下的香港湾仔码头品牌创始人、“水饺皇后”臧健和女士走进广东春节留校贫困大学生之中慰问同学，并分享自己中年流落人地生疏的香港，凭着双手带着两个打出一片天地的励志创业创奇，继续带给留校大学生温暖和激励。
以上活动，是团省委“青少年幸福工程”的一部分。它面向四大群体：新生代产业工人、农村青年、大学生、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工子女。
这四类群体幸福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幸福广东”的“成色”。
2010年底，团省委“两进三同”（走进基层、走进青年，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活动开足马力，各级团干贴近了解青年的真实诉求，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难题。“两进三同”将会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活动长期进行下去。团组织也可以及时判断青年的幸福感指数，引导青年形成正当的幸福观。
拥有梦想，也是一种幸福。近期启动的“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由团省委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等单位共同实施，面向全省遴选100名新生代产业工人，资助其进行为期至少两年半的本科学历教育。团省委不仅只为100名优秀青年工人圆梦，早在2010年5月，“鲲鹏展翅”――广东促进务工青年素质提升计划就已正式启动。这个全面而系统的培养计划，从文化提升、技能提升、关爱提升、组织提升四个板块入手，受益面覆盖省内2000多万务工青年。
幸福指数，比GDp更贴心
悖论：GDp不能决定幸福水平
过去40年，经济学家一直对一个悖论迷惑不解。这个悖论使人对GDp作为全球国家成功主要指标的角色产生了质疑。
这个悖论就是，富国国民似乎并不比穷国国民更幸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人均GDp与国民申报的幸福水平有关系。
当今，“幸福指数”已经成为各国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去测量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
2010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世界最新幸福指数报告。他们在2005至2009年间，访问了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从而得出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其它则为“处身逆境者”及“饱受折磨者”。
研究人员根据各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此外，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以丹麦为首的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中国大陆位列125。前5个幸福地依次为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盖洛普指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基本需要得到较大满足，所以比较幸福。
盖洛普又指，国民收入虽和幸福有密切关连，但心理和社交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也是幸福关键，这正好从“每日体验”幸福指数得到反映。例如哥斯达黎加虽然国民收入不高，但在调查中排名第6，正是因为社交网络紧密，国民常常感到幸福。该国的“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为8.1，比丹麦还要高。
效仿不丹以“幸福指数”取代GDp？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用一些硬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国民的生存状态，例如外国直接投资（FDi）被发展中国家视为经济进步的重要指标，而国内生产总值（GDp）更被全球各经济体视为国家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成功与否的关键证据。但是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治领导人开始怀疑国内生产总值能否真正代表国民生活水平。大家意识到，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