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实施细则篇1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完整版全文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本市律师事务所执业管理，保障律师事务所依法执业，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监督和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律师事务所执业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市行政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变更、注销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本市律师事务所分所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设立并取得执业许可证。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活动，不得侵害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市、区(县)司法局依法履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及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监督管理的职责，依法维护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
第二章律师事务所设立
第五条律师事务所包括合伙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和国办律师事务所。
合伙律师事务所包括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
第六条申请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二)有书面的合伙协议和章程;
(三)有三名以上合伙人作为设立人;
(四)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且在申请设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
(五)有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七条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二)有书面的合伙协议和章程;
(三)有二十名以上合伙人作为设立人;
(四)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且在申请设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
(五)有人民币二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八条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二)有书面的律师事务所章程;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且在申请设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
(四)有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九条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第十条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名称预核准。
第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名称应当由北京+字号+律师事务所三部分内容组成。
第十二条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可以使用设立人的姓名连缀或者姓氏连缀作字号。
第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两个以上汉字组成，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
(一)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损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不尊重民族、宗教习俗的;
(二)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称、群众组织名称、社会团体名称及其简称;
(三)国家名称，重大节日名称，县(市辖区)以上行政区划名称或者地名;
(四)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及其简称;
(五)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
(六)汉语拼音字母、外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全部由中文数字组成或者带有排序性质的文字;
(七)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中心、集团、联盟等字样;
(八)带有涉外、金融、证券、专利、房地产等表明特定业务范围的文字或者与其谐音的文字;
(九)与已经核准或者预核准的其他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
(十)字号中包括已经核准或者预核准的其他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字号的;
(十一)与已经核准在中国内地(大陆)设立代表机构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中文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
(十二)与已经核准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中文译文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
(十三)其他不适当的内容和文字。
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应当由设立人或者设立人代表向拟设立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区(县)司法局申请办理。
第十五条申请名称预核准，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和设立人本市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每次可以提出五至十个备选名称，并标明拟选用的先后顺序。不申请英文名称的，应当注明。
第十六条区(县)司法局自受理名称预核准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于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报送市司法局。对于所有备选名称不符合规定的，告知申请人应当重新申请。
市司法局自收到区(县)司法局报送的名称预核准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司法部进行名称检索。
第十七条市司法局收到司法部回复的检索结果三日内，根据检索结果，向区(县)司法局发出《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对所有备选名称均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在《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中说明理由。
区(县)司法局自收到《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之日起四日内，通知申请人名称预核准结果。对名称预核准申请没有通过的，告知申请人可重新申请。
第十八条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的预核准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根据区(县)司法局收到申请的先后顺序办理名称预核准。
第十九条经预核准的律师事务所名称，自市司法局做出《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有效期满，设立人未提交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的，预核准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失效。
律师事务所未经设立许可前，不得使用预核准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第二十条律师事务所设立，应当由申请人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出书面申请。
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三)合伙协议;
(四)律师事务所章程;
(五)设立人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
(六)住所证明;
(七)资产证明;
(八)推举拟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决议。
第二十二条申请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三)律师事务所章程;
(四)设立人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
(五)住所证明;
(六)资产证明。
第二十三条国家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三)律师事务所章程;
(四)律师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
(五)住所证明;
(六)资产证明;
(七)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核拨编制、提供经费保障的批件。
第二十四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应当适宜律师事务所办公，能够满足日常办公需求。
律师事务所使用住宅作为办公场所的，应当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区(县)司法局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对申请人选定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对于不适宜律师事务所办公或不能满足日常办公需求的办公场所，应当要求申请人更换。申请人拒绝更换的，区(县)司法局对其申请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合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应当从本所合伙人中经全体合伙人选举产生;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由本所律师推选，经所在地县级司法局同意;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人是该所的负责人。
第二十六条律师事务所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住所;
(二)律师事务所的宗旨;
(三)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四)设立资产的数额和来源;
(五)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个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
(六)律师事务所决策、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责;
(七)本所律师的权利与义务;
(八)律师事务所有关执业、收费、财务、分配等主要管理制度;
(九)律师事务所解散的事由、程序以及清算办法;
(十)律师事务所章程的解释、修改程序;
(十一)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其章程还应当载明合伙人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律师事务所章程的内容不得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第二十七条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合伙人姓名、居住地、身份证号、律师执业经历等;
(二)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四)合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
(五)合伙人会议的职责、议事规则等;
(六)合伙人收益分配及债务承担方式;
(七)合伙人入伙、退伙及除名的条件和程序;
(八)合伙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方法和程序，违反合伙协议承担的责任;
(九)合伙协议的解释、修改程序;
(十)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合伙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名，其内容不得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第二十八条区(县)司法局对申请人提出的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即时受理，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申请人按照告知要求补齐补正材料的，应当即时受理。申请人未按照告知要求补齐补正材料的，视为放弃申请。
(三)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申请事项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人拒绝补正或无法补正有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不予受理通知书》。
第二十九条受理申请的区(县)司法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准确核实申请人情况及申请材料真实性。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具体情况，与申请人面谈，制作谈话笔录，应当实地检查办公场所，形成审查意见，并同全部申请材料一起报送市司法局。
第三十条市司法局应当自收到区(县)司法局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必要时可以与申请人进行面谈，并实地检查办公场所。
准予设立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不准予设立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六十日内，按照规定办理开业登记。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司法局撤销原准予设立的决定，收回并注销其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一)申请人以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设立决定的。
第三章律师事务所变更
第三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的，应当按照本所章程和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四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名称，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名称预核准。
名称预核准通过后，律师事务所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申请变更材料：
(一)名称变更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第三十五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变更名称：
(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
(二)发生终止事由的;
(三)成立不满一年，但发生组织机构形式变更或者分立、合并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获准变更名称，或者因终止被注销的，其变更或者被注销前使用的名称，自获准变更或者被注销之日起三年内，其他律师事务所不得使用。
第三十七条律师事务所申请负责人变更，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负责人变更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拟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四)律师事务所章程复印件。
第三十八条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变更，应当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十六、二十七条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章程的，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章程变更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章程。
第四十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合伙协议的，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合伙协议变更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第四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具体程序按本实施细则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自市司法局作出准予变更决定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区(县)司法局报市司法局备案。
第四十四条律师事务所跨区(县)变更住所的，应当经迁出地区(县)司法局审查同意后，持申请材料到迁入地区(县)司法局办理变更备案登记。
第四十五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住所备案的，应当向迁入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变更备案申请表;
(二)新办公场所使用协议的复印件;
(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迁入地区(县)司法局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对办公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对于不适宜律师事务所办公或不能满足日常办公需求的办公场所，应当要求申请人更换。申请人拒绝更换的，迁入地区(县)司法局对其申请不予备案。
第四十六条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人，包括新增合伙人、合伙人退伙、合伙人因法定事由或者经合伙人会议决议被除名。
第四十七条新合伙人应当从本所专职律师中产生，并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但司法部另有规定的除外。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合伙人。
合伙人退伙、被除名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照法律、本所章程和合伙协议处理相关财产权益、债务承担等事务。
第四十八条律师事务所新增合伙人，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供下列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新增合伙人备案申请表;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现有合伙人与新合伙人签订的书面入伙协议;
(四)新增合伙人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第四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退伙的，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供下列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退伙备案申请表;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拟退伙合伙人与律师事务所就财务、业务，执业风险责任已做合理安排的证明。
第五十条区(县)司法局应当自收到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市司法局。市司法局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准予备案的，制作准予备案通知书，由区(县)司法局在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上进行备案登记。不准予备案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五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备案的，应当在办理完毕后，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的变更。
第五十二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组织形式的，应当依法就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资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务作出合理安排，并对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作出修改。
第五十三条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组织形式，应当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外);
(三)变更后律师事务所章程和合伙协议;
申请变更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只需提交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章程。
(四)注册资产验资报告;
(五)变更后合伙人执业证书复印件;
申请变更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只需提交变更后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执业证书复印件。
(六)业务、人员、资产、债务承担已作合理安排的说明。
第五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因分立、合并，需要对原律师事务所进行变更或注销原律师事务所，设立新律师事务所的，应当在依法处理好相关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资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务后，按照本实施细则有关变更、注销、设立规定办理。
第四章律师事务所终止
第五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执业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三)自行决定解散的;
(四)取得设立许可后，六个月内未开业或者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
律师事务所在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前，不得自行决定解散。
第五十六条律师事务所自行决定解散的，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务。因被吊销执业许可证终止的，由市司法局向社会公告。因其他情形终止、律师事务所拒不公告的，由住所地区(县)司法局向社会公告。
律师事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第五十七条律师事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机构进行清算。清算机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组成(个人所除外)，也可由合伙人会议指定若干名合伙人担任清算人。
第五十八条清算人在清算期间依法执行下列事务：
(一)清理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二)处理律师事务所未了结的事务;
(三)清理债权、债务;
(四)处置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五)其他应当由清算人执行的事务。
第五十九条清算人应当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律师事务所终止事项通知债权人及未办结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并在本市范围内发行的报刊上公告。
第六十条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后，对剩余的财产，合伙律师事务所由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进行分配;个人律师事务所归设立人所有;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归国家所有。
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合伙律师事务所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形式和合伙协议对剩余债务依法承担责任;个人律师事务所由设立人依法对剩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第六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住所地区(县)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销申请书;
(二)清算报告;
(三)报刊公告复印件。
清算报告应当包括财产处置清单、案件处理清单、律师事务所人员安排清单、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执业风险承担协议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清算审计报告及律师事务所完税证明。
第六十二条区(县)司法局应当自收到律师事务所注销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市司法局。市司法局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符合规定的，出具准予注销的决定。
第六十三条市、区(县)司法局和律师协会应当对律师事务所清算活动进行监督。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六十四条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六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建设，合理划分管理职责，明确负责人、合伙人的管理责任，依法强化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
第六十六条具有一定规模或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应当设有专职的管理合伙人或设立专职管理副主任。
管理合伙人或专职管理副主任根据合伙人会议的决议行使下列职责：
(一)负责律师事务所和本所律师的日常管理;
(二)负责律师事务所收接案管理和收费管理;
(三)负责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和组织本所律师年度考核工作;
(四)根据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要求，组织本所律师开展各项专题活动;
(五)本所合伙人会议决定的其他工作事项。
第六十七条律师事务所发生重大管理问题的，应当依法追究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和行业纪律处分的，对该所负责人视其管理责任以及失职行为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六十八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各项日常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决策程序、人员管理、风险控制、利益冲突审查、质量控制、收益分配等内部管理制度。
第六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合规管理本所律师、申请律师执业的实习人员及聘用人员。规范劳动关系，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规定，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
律师事务所不得擅自对律师变更执业机构设置障碍，侵害律师正当权益。
律师因与律师事务所发生执业纠纷争议的，可以提请律师协会进行调解处理。
第七十条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律师协会规定接收和管理申请律师执业的实习人员，不得指派其单独办理律师业务。
第七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本所申领律师执业证书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如实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案件研究制度，组织律师对重大疑难、新型以及可能存在重大风险的案件进行集体研究。
律师事务所应当设立专门业务指导机构，对律师办理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指导。
第七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办理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报告备案。
第七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投诉查处制度。严格管理本所律师执业活动，妥善处理对本所律师的投诉，配合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案件调查和处理。本所律师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向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报告。
律师事务所对于本所律师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根据内部管理措施和年度考核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和处理。律师事务所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区(县)司法局和律师协会。
第七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应当统一接受委托，统一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进行登记。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律师收费管理的各项规定，统一收取服务费，并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
第七十六条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建立执业风险保障机制，保障律师事务所正常经营。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纳税。
第七十七条律师事务所要积极支持开展党建工作。党员人数达到规定要求的，应当成立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应当参予律师事务所的日常管理工作。没有成立党支部的律师事务所，要安排专人负责党建工作。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促进律师事务所业务发展和规范管理。
律师事务所要按照有关规定完成本所党员律师的关系接转工作。
第七十八条律师协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协会章程、行业规范，对律师事务所实行行业管理。
第七十九条律师协会应当指导律师事务所加强本所的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律师事务所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第八十条律师协会应当依据行业规范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及负责人、合伙人和新执业律师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健全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水平。
第八十一条律师协会依据章程和行业规范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办理业务的监督和指导，并依法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第八十二条区(县)司法局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二)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三)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四)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五)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六)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七)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八)对律师事务所进行表彰;
(九)依法定职权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吊销执业许可证处罚的，向市司法局提出处罚建议;
(十)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十一)受理、审查律师执业申请及律师事务所设立、变更、设立分所、注销申请事项;
(十二)组织指导本区(县)律师行业党建工作;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十三条市司法局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本市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制定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二)掌握本市律师事务所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情况;
(三)监督、指导区(县)司法局的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和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四)依法对律师事务所的严重违法行为实施吊销执业许可证的处罚，监督区(县)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工作，办理有关行政复议和申诉案件;
(五)核准、决定律师执业申请及律师事务所设立、变更或者备案、设立分所及执业许可证注销事项;
(六)指导全市律师行业党建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章附则
第八十四条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八十五条本实施细则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八十六条本实施细则自20xx年五月一日起施行。此前市司法局制定的有关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本实施细则相抵触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律师执业资格第一、律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被授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没有律师执业证书，但从事法律事务的人，一般是法律工作者，俗称公民、黑律师，而不能叫作律师。
第二、律师必须既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又有执业证书。如果只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没有律师执业证书，也不能被称为律师。
第三、律师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没有特定对象。自然人、法人均可委托律师代为法律事务。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2
关键词:法律;框架;高校;德育教育;改革
一、为什么要在法律框架内实施高校德育教育改革
为了避免出现“德育软化”的现象，必须实施道德入律。法律框架内的高校德育教育，有利于指导高校德育教育改革工作更好的进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实施道德入律工作。举个例子，上个世纪，新加坡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瑞典更是将诚信原则写进了法典当中，这些都是道德规范在法律方面的良好体现。
（一）因为德育立法是严峻挑战的选择
如今，我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一些高校的德育教育的进行也迫在眉睫。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诚信和道德的缺失，错误的价值观会通过网络和社会传递给高校内的学生。很多学生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这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同时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另外，如今的政策也不足以保障德育教育的顺利实施，必须要通过法律来进行限制。
（二）因为德育立法能够促进德育教育的进行
为了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必须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而德育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智力、体力、道德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学校需要重视德育教育，同时也要借助法律手段来进行。比如，可以制定学校德育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保证教育工作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三）因为德育立法可以为德育教育提供依据
高校在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地方在实施的过程中，因为德育文件的不同，所以执行的情况也不同。在实施德育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尽管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些检查和监督的政策，但是却很少落到实处，因此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对其进行立法，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就能够使德育教育工作起到一定的效果。
二、学校在法律框架内实施德育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实体和程序存在很多问题
虽然目前一些学校已经在建立法治化的德育课程模式，但是在法律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尽管相关的教育部门制定出了关于执行德育教育工作的文件，但是很多学校并未将其落到实处，甚至根本没有进行。此外，相关部门所制定出的对策也存在执行方面的问题，使得学校不能很好的完成德育教育工作。
（二）德育课程中理论知识过多
在高校的德育课程中，理论知识过多，也可能会使学生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烦情绪。枯燥的说教在指导学生实践方面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学生会产生敷衍的心态。一部分教师抱着应付的心态实施德育教育课程，使得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支离破碎，更不用说利用法律知识来规范自身的行为。
（三）学生自身不重视这门课程
很多学生只重视专业课程，认为德育课程可有可无。而且学生容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吸引，对这类课程通常采取无视的态度。即便学生进行了学习，也只是出于应付考试的心态。如果学生不能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身的行为，那么就可能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举个例子，某大学三年级学生高某在网络上利用身份虚拟的特点，针对和自己有矛盾的老师同学，大肆散播谣言，这给受害老师学生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因为学生自身对法律、道德知识不了解，才会导致违法的行为发生。
三、法律在高校德育教育改革中的应用
（一）提高教师的法治观念
教师是工作实施的主体，所以必须提高教师的法治观念，培养他们的法律素养。首先要对教师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教师能够对学生起到好的影响作用，并且提高德育教育的效果。其次，学校要增加法律专业人员的数量，让这些人员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受过法律教育的学生大多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懂得遵纪守法。同时也要对师生进行这方面知识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
（二）坚持依法治校的办学原则
在实施德育教育的过程中，学校要制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且将法律法规则为立校的原则。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纪律以及学籍管理、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来实施管理细则。在制定管理细则的同时，也要遵循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学生们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主体、核心。另外，还要根据平等的原则，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就必须要接受处罚。最后，还要利用学校这个良好的环境，借助广播、报纸等一系列的工具来对道德、法律等知识进行宣传。在学校的墙报处贴满有关于道德宣传、法律宣传的文章，并且曝光学生的错误行为，表扬行为正确的学生，这样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三）合理的对课程进行改革
大部分高校都只重视专业课程，关于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却非常少。针对这样的问题，学校应该增设一部分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课程。举个例子，如果是经济专业的学生，那么学校可以增设“经济法律”课程，如果是会计专业的课程，那么学校可以增设“会计道德、会计法律”等方面的课程。通过增设这一系列的课程，可以达到德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另外，教师在实施德育教育课程的时候，不能单纯讲理论课程。还要根据社会现实，讲解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这样学生才会乐于接受。同时，德育教育课程也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教师在讲解了一个话题后，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或者开展辩论赛，这样可以很好的引导学生。最后，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开展各种各样的德育教育课程。比如，组织学生慰问劳动模范、带领学生参观监狱、和学生一起做社会调查等等。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
四、法律框架内实施高校德育教育改革的作用
（一）德育的规划化和制度化能够影响高校德育教育改革
对德育进行规划化、制度化，也就是对德育的内容进行科学的管理，使德育教育工作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如今，尽管我国的德育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离真正的德育教育目标还有非常大的距离。第一，虽然在德育教育中体现了情感教育、能力培养以及心理素质培养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规定的操作性非常的弱。怎样实现德育教育的目标，怎样对这些目标进行科学化的评价，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二，在对德育制度进行规范的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叠的部分，同时对于教师的要求也非常模糊，使得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非常难以下手。第三，学校对于德育教育的评价也非常不合理，甚至存在很多的问题。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必须对德育教育进合理化、科学化的立法，制定可行的规范，使德育教育更好的进行。
（二）德育教育的法制化能够促进德育教育改革更好的进行
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可以使高校德育教育的目标更容易实现。首先，要制定法治化，高校德育教育要走向法治，就需要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也需要包括教育大纲和实施的细则，以及评估的方式等等。具体要细化到教师的工作准则、激励措施、业绩评估、学生的考核等等。其次，制定出一定的程序，根据法定的程序，也就是提议、讨论、表决、公布等。这些程序必须要科学合理，还要能够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够保障高校德育教育能够顺利进行。最后，措施的内容必须要能够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具备一定的事实依据。尽管如今的德育教育有很多的规定，但是却参差不齐，管理部门非常混乱，很难真的落到实处。在一些地方，高校的具体实施细则与地方教育部门的“规章制度”有所背离，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必须达到法治化的目标。所制定的保障德育教育实施的制度，必须要落到实处，不能使其形同虚设。但是，很多高校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在一些高校当中，对于“两课”的学习是这样进行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文科分数必须高于250学时，理工农医类不能少于200学时，专科文理类不能少于200学时。实施学分制的学校文科类必须要不少于15学分，理工科类不能少于12学分。法律基础课程以及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专科不能少于70学时，本科不能少于80学时。要想避免德育课程流于形式和表面，就需要制定出严格的监督检查措施，对相关的情况实施不定期的检查。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的督促改正，并且将责任落实到相关人员头上。
五、在法律框架内高校德育教育改革的原则
在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了道德教育和法治的关系。如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提到了这一点，德治和法治必须相辅相成，相互结合。在对高校德育教育进行改革的时候，也要使德治和法治进行结合，并且秉持“以法为先”的基本原则。
（一）德法结合，相辅相成
必须要遵循“德法结合”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法治论者看来，人性是恶的。在德治论者看来，人性是善的。不能片面说两者的观点正确或者错误，要综合两者的观点来进行分析。需要将人性以及历史、现实、社会等进行结合，将人看作是历史的，发展的产物。学校在实施德育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将法治建设以及道德教育进行结合，使德法结合，相辅相成。除了要严格的制定校规校纪，还必须要将道德教育的主导作用放在首位。
（二）德育改革，以法为先
要想使高校德育教育得到一定的效果，就必须进行合理的改革。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学生作为重点和核心。也就是说，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围绕学生来进行，并且还要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教师，应该切实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关注学生的热点事件。这样才能很好掌握学生的思想取向，采用合理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引导。另外，教师要充分信任学生，为学生着想，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使德育教育工作达到一定的效果。
六、总结与体会
为了达到教学的目标，也为了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实施德育教育改革。同时，法治建设也是高校德育教育改革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必须寻求法治和德治的结合，这样才能够完成德育教育改革。
作者:陶乐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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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军．浅谈大学生德育管理机制建立研究．科研．2015(24)．
[3]丁洁．奥林匹克精神在高校德育中的作用．品牌：理论月刊．2015(5)．
[4]薛晋．浅谈英国高校德育对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版）．2015(7)．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3
【关键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问题；解释制度
【中图分类号】R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796-01
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问题的主要表现
1.1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建议与对策
2.1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莉.对医疗卫生监督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4）：2661-2662
[2]沈志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中行政处罚与执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J].医学动物防制，2007，23（6）：445-446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4
关键词教师惩戒合理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G451.6文献标识码：a
1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合理性
1.1从教育理论的层面
有许多的教育理论都曾对教育惩罚的意义和作用有明确的阐释。例如《易经》认为在儿童的启蒙时期用惩罚是有利的，如果任其放任自流不加约束反倒不利，适度的“小惩”可以收到“大戒”的效果。在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强烈要求教育要适应自然的法则，要顺应儿童的天性，但是他也并不排除惩罚的使用。他曾在他的教育名著《大教学论》中以专章论述过纪律问题。认为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他们之所以要受到惩罚决不是因为他们犯了过错，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使其以后不再重蹈覆辙。杜威是以尊重儿童的天性而著称的代表人物，但他也认为“儿童是一个人，他必须或者像一个整体统一的人那样过他的生活，或者忍受失败和引起摩擦”，“儿童必须接受有关领导能力的教育，也必须接受有关服从的教育”。
1.2从社会现实的层面
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我国现阶段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创造能力和独立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社会赋予了教师多种角色，他们既要“传道、授业、解惑”，又要帮助、引导学生提升思想，全面发展，使其由自然人逐渐发展为社会人。这一社会化过程非常复杂而持久。因为教师所面对的是一群个性各异、生动活泼的孩子，他们年龄小，知识经验不足，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既需要教师春风化雨般的谆谆教导，又需要纪律、制度的严格约束。我国的教育传统主张“师道尊严”，仅次于“天地君亲”，社会普遍对教师的惩戒权持认同态度。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在接受外在行为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也无法全然排除外来的强制性影响，在走向自律之前，他律往往是必经途径之一。
1.3教育法律法规的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第三款中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这些法律规定明确了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指导权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处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师惩戒权的肯定。由此可以说，教师惩戒权是法律赋予教师的一种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提出“禁止体罚学生”；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又将其扩充为“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些法律虽然明文禁止体罚学生，但并未否定教师拥有惩戒权。
2教师在行使惩戒权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2.1明确教师惩戒的原则问题
在综合了众多教育专家学者的观点之后，我们可以得出教育惩戒应坚持的原则和尺度如下：（1）教育性原则。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惩戒教育的权力，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于更好地教育学生。（2）尊重性原则。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应当遵循尊重性原则，教师惩戒不是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3）象征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教师对学生的惩戒在一定意义上说不是一种实质性惩戒，而是一种带有价值导向的惩戒。这也是教育惩戒区别于行政惩戒的根本所在。教师在行使惩戒权过程中所采取的惩戒方式、手段等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应是为了惩戒而惩戒，甚至采用一些极端的惩戒方式。
2.2细化教师惩戒的形式方法
笼统繁杂的教师惩戒方法容易导致惩戒不当，教师没有具体的惩戒标准参照更容易造成错误的惩戒，失去惩戒的意义。正确的惩戒形式是指那些符合教育规律、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合法的教育惩戒形式。我们认为具体来说应主要有以下三种：（1）口头惩戒，口头惩戒是指对学生的不合规范言行直接用语言进行批评；（2）纪律处分，纪律处分是指对学生违背校规校纪的不合范言行按照纪律处罚条款进行惩戒以教育学生促使其不合范言行转变的一种惩戒的形式；（3）教育性惩罚，教育性惩罚是指教师运用教育机智对学生的不合范言行进行惩戒以促使学生认识到并转变自己的不合范言行的一种惩戒方式。
2.3学习国外教师惩戒的经验
韩国通过了《教育惩罚法》规定：对小学、初中生，用直径1厘米、长度不超过50厘米的木棍；对高中生，木棍直径可在1.5厘米左右，长度不超过60厘米。实施体罚时，男生只能打臀部，女生只能打大腿部，初高中生不超过10下，小学生不超过5下，程度以不在学生身体上留下伤痕为准。美国有23个州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实施体罚，但法律还对体罚规定了许多明确的细则：第一，学年开始时，家长和学校签订一份声明，表明是否同意对学生实施体罚；第二，必须在其他教育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体罚；第三，不许当着其他学生的面体罚某个学生；第四，体罚时必须有证人在场，以确保体罚依法进行等。
参考文献
[1]陈胜祥.“教师惩戒权”的概念辨析[J].教师教育研究，2005（3）.
[2]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56.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5
【关键词】校本课程评价体系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是满足学生不同兴趣与需求的直接途径，是培养学生个性的有效举措，校本课程从某种程度上是张扬学校教师个性和特长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离不开课程评价。
一、校本课程的评价原则
1.适切性原则：其一，课程适切于学校的办学思想。把办学思想作为开发校本课程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其二，课程适切于学生发展目标。兼顾三个维度目标与一般发展目标，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其三，课程适切于校内外课程资源、条件利用，做好课程资源调查分析以及使用管理等。
2.科学性原则：其一，课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联系学生生活；其二，课程符合学科规律，具有综合性、科学性、趣味性；其三，课程符合学生的发展需求，符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具有时代感。
3.创造性原则：课程应来源于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积累与提炼，融入了教师的个人智慧，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凝聚了教师的个人创造。
4.完整性原则：其一，课程具有详细的课程实施方案，且编写规范；其二，课程具有完整的课程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
5.学生参与性原则：其一，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关注他们参与学习、探究、合作的全过程，并纪录成长经过；其二，留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思维、活动的时间、空间，让学生亲历论从史出的过程。
6.教师发展性原则：课程应有助于教师的自身专业发展。同一学科、不同年级、不同教师间错位发展，互为补充，打造各自的专业品牌，形成团队的专业特色。
7.多元性原则：其一，评价主体多元化：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价等；其二，评价方式多元化：即时评价、阶段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定性评价、定量评价或学生成长纪录袋等。
二、校本课程的评价要素
1.可量化要素：对学生的评价可包括：出勤率；完成学习、探究、合作过程中的质与量；终结性测试成绩；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学生成长纪录袋”等。对教师的评价可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堂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效果等。
2.非量化要素(质的描述)：对学生的关注可包括：在整个校本课程学习活动中的情感投入、态度转变、合作意识、创新精神、动手能力、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的变化。对教师的关注可包括：在整个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程意识、课程目标、课程大纲、教学策略、资源整合、师生互动、教学民主、反思能力等方面的提高。
三、校本课程的评价等级和标准
对学生的评价等级可包括：优秀：积极参加各项小组活动，出色完成在小组中的分工任务；能与同伴精诚合作，并富有个性和创意；能仔细倾听，懂得尊重他人的意见；很好地掌握本课程的知识，并能进行分析，提出质疑，并能主动求证；良好：对老师有一定依赖性。各项活动都能参与，但结果不是很理想；能与同伴合作，并有一定个人见解，但主动性不够；课堂能做好笔记，能较全面了解本课程知识，但缺乏质疑求证意识；加油：缺乏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课堂笔记上有拖欠，基本不参与课堂发言，形成性作业完成不够理想，知识测验成绩不理想。
对教师的评价等级可包括：a等：课程开发符合学校办学思想，符合学生发展需求，合理利用校内外课程资源；课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联系学生生活，符合学科规律，具有综合性、科学性、趣味性，具有时代感；课程有详细的课程实施方案，有完整的教学计划、目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关注他们参与学习、探究、合作的全过程，并纪录成长经过；课程体现出教师的自身专业发展；量化标准85分以上，质的描述体现创新、精彩纷呈。B等：课程开发与学校办学思想，与学生发展需求有一定距离，缺乏校内外课程资源整合能力；课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能联系学生生活，有科学性、少趣味性，缺乏独创性；实施方案、教学目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等欠完整性；缺乏对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关注，缺乏对学生成长经过的纪录；量化标准84-75分之间，质的描述独立开发、缺少创见。C等：课程开发与学校办学思想没有关联，多数内容是网上下载；课程尚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尚能联系学生生活；缺乏完整的实施方案，无教学目标，仅是一些教案的叠加；无学生成长经过的纪录；量化标准74-60分之间，质的描述引用为主、缺少自我。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6
论文关键词新刑诉法侦查监督影响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侦查监督工作职责的改变
（一）充实了审查逮捕工作的内涵
新刑诉法明确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并将审查、监督的视角延伸至案件办结后。首先，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从“社会危险性”的角度出发明确了应当逮捕和可以逮捕的条件，标志着审查逮捕的理念从“构罪即捕”到“必要逮捕”的转变。这有利于侦查监督部门结合实际案件的情况，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的必要，确保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其次，新刑诉法细化了审查逮捕决定的审查程序，包括规定了审查逮捕时应当讯问的4种情形、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和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职责。这就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更加全面、细致的对案件进行审查，有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促进司法公正，实现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统一。再次，新刑诉法增加了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办结后的审查、监督职能，进一步提升案件的办理效果。其中，新刑诉法第九十三、九十五条就规定了侦查监督部门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主动、应申请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作出相应处理决定的职责。这使得侦查监督部门能够更好的掌握案件的后续情况，为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提供保障。
（二）加大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
新刑诉法主要从对非法收集证据的监督、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对阻碍辩护人、诉讼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4个方面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尤其是对非法收集证据的监督，在新刑诉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取证程序必须合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其次，新刑诉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条规定了对非法证据纠正、排除的规则，同时赋予了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程度不同采取不同措施的职责。第三，新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强调了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的义务。通过上述规定，促使司法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严格依法进行，避免了侦查权的滥用，减少了因非法取证而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实现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而上述其余3个方面的规定，也是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三）强化检察机关社会工作职能
新刑诉法的规定，除了加强检察机关依法检察、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职能外，还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工作职能。这集中反映在新刑诉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一是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程序，二是针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就侦查监督部门来说，所增加的职责就是：一是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情况调查，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的意见。二是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审查逮捕阶段对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这反映出侦查监督部门对上述2类社会特殊群体所采取的特殊刑事司法政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着眼于犯罪嫌疑人的复归社会，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二、新刑诉法对侦查监督实务工作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将考验侦查监督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在新刑诉法生效后，如前所述，侦查监督部门将承担更多刑事诉讼监督职责。这其中，不仅包括对外部的监督，即对公安机关、行政机关的监督；还包括了对内部的监督，主要是对自侦部门的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侦查监督部门要使监督落到实处，就必然需要监督对象的配合，介入到监督对象的实际工作中，如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核实侦查人员是否具有非法取证的行为等。而侦查监督部门监督的结果也必然影响到监督对象的工作业绩、人员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侦查监督部门履行监督职责，必然会触及到相关部门和个别人员的切身利益，从而可能引发相关部门和个别人员的抵触，反过来又影响到监督的进行。这种情况将在对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进行监督时特别突出。一是上述两个单位（部门）是主要的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同时又被新刑诉法赋予了更多技术侦查措施，故成为是新刑诉法重点强化监督的部分（如非法证据排除）。二是侦查监督部门虽有“监督”之名，但一直以来对公安机关往往还是重配合而轻制约；而自侦部门属于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同样有待强化。因此，侦查监督部门摆正与监督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监督落到实处，对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刑诉法将考验侦查监督部门的工作效能
长期以来，在许多地区的检察机关业务部门“案多人少”的现象十分明显。新刑诉法的实施，将使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如按新刑诉法的规定，律师作为辩护人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侦查监督部门来说，要保障律师依法享有的权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刑诉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没有实施细则的情况下，侦查监督部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时间和次数均将没有必要的限制，必然挤占依然紧张的审查逮捕时间。又如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辩护人可以申请调取证据、第九十五条规定的辩护人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这些同样属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范畴。而当这些申请提出时，侦查监督部门需要及时受理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尤其是当辩护律师向侦查监督部门表明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或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直接影响到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审查逮捕期限内进行调查核实。在新刑诉法未规定在审查逮捕阶段遇到上述情况可以中止、延长或重新计算审查逮捕期限的情况下，又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必然加大侦查监督部门的工作压力。除此之外，侦查监督部门还要承担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等新增职责。在人员编制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要实现新刑诉法的要求，对侦查监督部门而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三）新刑诉法将考验侦查监督部门的专门知识储备
传统的侦查监督部门，业务主要集中在法律领域内，故对其它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新刑诉法赋予了侦查监督部门更多社会工作职能和专业工作职能，如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工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情况调查等，这必然要求侦查监督部门的办案人员具有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灵活运用。如在促成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和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巧妙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并结合有关规定主持双方达成合法合理的赔偿协议，确保案结事了，对办案人员来说是一个考验。
三、侦查监督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可行性建议
（一）制订新刑诉法实施细则，为侦查监督工作提供保障
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分清主次，尽快形成新刑诉法的实施细则，为侦查监督部门正确履行新刑诉法赋予的职责保驾护航。一是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权力属性，设定具体程序使侦查监督部门能够掌握侦查机关的真实活动情况，并有具体的能够实际操作的措施来保障监督意见落到实处。二是确立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关系。由于新刑诉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因此侦查监督部门也应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介入，确保相关证据的合法性。三是制订辩护律师执业权利行使规范，在确保辩护律师能够依法享有新刑诉法规定的执业权利的同时，避免执业权利的滥用。基于细则，侦查监督部门逐步理顺与上述三者的关系，为工作的长效开展奠定基础。
（二）加强新刑诉法学习，打造复合型侦查监督人才队伍
侦查监督部门应结合新刑诉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活动。一是转变侦查监督人员的执法理念，进一步增强侦查监督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和权限意识；对新刑诉法的规定（如羁押必要性审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保证新刑诉法的规范适用，提高工作的绩效。二是强化侦查监督部门自身监督意识，把对自身的制约与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性放在同等位置，依法行使权力，坚决防止权力滥用。三是结合新刑诉法对其它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联合高等院校等专业学术机构，定期对侦查监督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侦查监督人员应对复杂工作情况的能力。通过加强新刑诉法的学习，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纪律严明的复合型侦查监督人才队伍，更好的服务于新刑诉法的实践。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7
作者：刘小丹，曾长隽，黄竹贤，霍丽慧，张家琳
【摘要】高校教师聘任制是关系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全局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本文主要从法律的视野，结合国内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提出完善高校教师聘任制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高校；人事管理；教师聘任制；法律思考
abstract:theteacherappointmentsystemofhighereducationisanimportantworkinthepersonnelsystemreformwhichaffectstheenhancementoftheintegralqualityandlevelofuniversityfaculty，andinfluencesthefull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thispaper，fromthejuristicalperspective，consultingthedomesticandforeignbeneficialpracticeandexperience，brings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teacherappointmentsystemofhighereducation.
Keywords:university;personnelmanagement;teacherappointmentsystem;juristicalconsideration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稳步推进。教师聘任制作为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高校教师聘任制概述
建立教师聘任制度是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聘任制正在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项基本的用人制度。高校教师聘任制是指高等学校和应聘人员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聘请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担任相应教师职务的一项制度。学校和受聘人员在平等、合作的原则和意愿的基础上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国的《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关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均对我国教师聘任制改革做出明确规定。《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关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要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学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任务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科研、管理等各级各类岗位，明确岗位职责、任职条件、权利义务和聘任期限，按照规定程序对各级各类岗位实行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人事关系。”
教师聘任制度在世界各国也逐步发展起来［1］。当今发达国家实行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国式的，聘任制与试用制、契约制、终身制同时并行运作，对高级职称者没有任期规定，而对低级职称者规定有聘任期限；二是德国式的，大学教师中除了教授，其他都有任期规定;三是日本式的，以所有大学教师为对象的选择性任期制。
日本在1997年颁布“关于大学教员等任期的法律”，实施以所有的大学教师为对象、由各大学自己判断的选择性任期制。2002年，有66所国立、公立大学对1800名大学教师实行有任期的规定；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助教、讲师任期分别为3年、2年；早稻田大学规定所有助教的任期原则上为3年，最长不能超过5年；庆应义塾大学实施从校外聘请教师具有任期规定的制度。相比而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大学人事制度一般不采用类似日本那样的任期制，而是致力于创建完善组织与学者之间公认的竞争机制，以业绩及附加价值的实绩作为考核标准，然后决定聘任、再任或者升任；大学不是以聘任时的业绩来自动决定以后的升任，而是实施附加任期和契约期间的试验性聘任与观察，如果没有实际成绩，就不能得到再任以及享受终身职位的权利。
我国从试行教师聘任制开始至今，虽然出台了若干法律和政策性文件，但当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健全，现行教育法对教师聘任制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以及下位法规制定的滞后，使教师聘任办法缺乏明确界定。《高等教育法》等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高等学校实施教师聘任制的原则与方式，尚缺乏实施教师聘任制的具体步骤和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聘任制实施过程中的“一校一规”现象，各高校往往根据自己的设想各行其是地制定相关规定，自主地实施聘任制。而这些“相关规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聘任制实施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现象，教师权益难免遭受侵害。另一方面，教师聘任制还存在法律救济途径不顺畅的问题。例如，对申诉时效的规定存在缺陷。《教师法》只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却没有规定教师对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处理。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以及申诉后的救济途径，相关法律也没有规定。如教师提出申诉后，有关部门不作任何处理或教师对申诉处理结果不服可否提起诉讼没有规定。由于以上原因，我国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方面。
二、高校教师聘任制的法律属性
在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实践中，教师聘任制实质上是作为聘任人的高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和作为受聘任人的教师双方的法律行为［2］。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聘任关系的建立。聘任关系建立的法律事实是高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双方签定了聘任合同。合同的签定应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应充分体现高校的聘任决定权的充分行使，教师的自主选择得到实现。作为聘任人的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应在聘任前根据学校工作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制订出所需聘任的教师职务和职位，各工作岗位的职责、要求、待遇等情况，予以公示，然后接受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竞聘报名，并对其进行资格审核、考核等有关工作，从符合任职资格的报名者中择优聘任，形成聘任意见或作出聘任决定。而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则可以自主选择教师工作岗位，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实际可服从应聘，也可以拒聘。当聘任人和受聘人基于意见一致或相互同意时，双方签定聘任合同，聘任关系就得以建立。
第二，聘任关系的维持。聘任人和受聘人的聘任关系是从合同规定之日起至合同期满为聘任关系存续期间。聘任关系的维持主要是以合同为依据，双方共同遵守合同的内容，教师按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完成工作职责，学校按合同为教师提供教学、科学研究、进修、交流等条件，并支付报酬。在聘任期间，学校仍然依法对教师自主进行管理，包括对教师进行考核、奖惩等。
第三，聘任关系的终止。聘任期满后，聘任人和受聘人的聘任关系自动解除。另外，聘任期间，教师因种种原因提出辞聘，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解聘教师，也会使原有的聘任关系终止或解除。
三、完善高校教师聘任制的法律思考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不尽完善的方面，笔者认为从法律的视野和实践的角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应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及时制定与相关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高校教师聘任制实施的最大难点在于当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教师的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补充和完善教师聘任制的法律法规，人事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尽快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尤其是要理清高校和教师的法律关系，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进而明确教师聘用的制度和法律责任，使聘任制的法律纠纷通过适当的途径获得解决，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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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应完善教师聘任规范，主要指对教师聘任合同的细化和完善。
教师聘任合同进一步细化，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国家和教师权利的实现，而且可以使教师的教育教学有规可循，使高校的管理有法可依，减少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各种纠纷，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要依法规范教师聘任的操作程序和合同内容［3］。教师聘任制在实施过程中应有规范的操作程序：(1)学校人事部门公布聘用办法、实施细则及方案；(2)公布岗位及数额，岗位职责和相应待遇，以及应聘者应具备的条件；(3)应聘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校方提交书面的应聘意向表；(4)学校依据聘任方案和考核结果招聘教师；(5)学校法定代表人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教师聘任合同应包括下列内容：(1)聘任合同的期限；(2)工作职责；(3)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4)工作报酬；(5)工作纪律及违约责任；(6)聘任双方协定的其他内容。
笔者认为，高校教师聘任中要实行严格的违约责任制。目前一些高校在实行教师聘任制过程中，教师中途擅自“跳槽”，或者学校中途随意解聘教师的情况时有发生，必须严格履行违约责任制，使教师聘任制真正得以实施。违约行为包括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不履行行为包括拒绝履行和履行不能。不适当履行包括在履行的时间、地点、数量、质量、方式等方面的不适当履行。教师或者学校如有违约行为，必须承担下列违约责任：(1)继续履行。如教师中途“跳槽”，校方要求继续履行教师聘任合同的，必须继续履行；(2)采取补救措施；(3)支付违约金；(4)赔偿损失。赔偿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三）启动教师申诉、教育行政复议和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这三种法律救济制度，教师可以对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在聘任过程中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申请法律救济。使教师在聘任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和保护，并使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在聘任活动中的行为得到约束，明确其侵害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纠正其违法或不当行为，保证教师聘任制在法治的原则下进行，并使教师聘任制的各种纠纷得到妥善的解决，进一步推动教师聘任制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四）建立校内调解制度。
学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学校内部设立调解委员会解决教师聘任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和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教师职工代表、学校行政代表、学校工会代表；前者由职工推举产生，后二者由指定产生，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的代表不得超过总数的1/3。调解委员会设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调解委员会受理争议后，应按下列程序处理：首先及时指派调解委员会对争议事项进行全面调查，并在调查笔录上签章；然后由调解委员会主任（或指定1—2名调解委员）主持召开调解会议；接着在听取争议双方陈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调解；最后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没有达成协议的，填写调解意见书，由有关人员签章，两者均一式三份，调解委员会及当事人各一份。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五）建立教育法庭和人事仲裁制度。
所谓教育法庭制度，是指一些国家为处理学校、教师、学生权益纠纷而实行的准司法制度。印度的“学院法庭”和加拿大“教育上诉法庭”就是这种制度的典型代表。印度的学院法庭可以受理教师与学校的法律纠纷，并可作出终裁决定。但学院法庭的判决如果明显有失公平，当事人也可以将案子提交最高法院审理。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院即主要受理对教育行政当局做出的复议决定不服的权益纠纷案件，并能做出终局性裁定。欧洲国家通过建立解决教师聘任的仲裁机构，通过人事仲裁解决教师聘任纠纷，或者将教师聘任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教师聘任纠纷。国外的实践证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师权益救济方式，我们可以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行这些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四、结语
教师聘任制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改革和高等学校的发展，已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重要任务。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有些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同时，实行聘任制的法律实践受多种因素影响，还存在许多需要规范的环节。因此，高校要高度重视人事管理过程中的教师聘任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分析原因，找出对策，运用法律的手段进一步完善教师聘任制度，保障高校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吴开华.教师聘任制的法律性质［J］.教师评论，2002(2):45-48.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8
关键词：台湾地区；继续教育；立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G726文献标识码：a
随着科技进步，“知识化”浪潮不断加剧，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为满足日常工作和学习需要，继续教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健全完善的立法体系是继续教育事业得以良性开展的重要保障。关于“继续教育”的概念界定，主要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职业技术教育术语》中对“广义的继续教育”的阐释：“指那些已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
台湾地区的继续教育法律体系相对完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的稳步、有序发展。本文基于“台湾月旦知识库”中有关台湾地区法律法规的原文数据，在系统分析台湾地区继续教育相关立法情况的基础上，对其立法特点进行归纳分析，以期为我国大陆继续教育法律法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启迪。
一、台湾地区继续教育立法背景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顺应社会经济和民众教育发展的趋势，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逐步推动着继续教育的系统化和法制化，促进继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考虑当时的台湾现状和人们的教育情况，主要进行补习和进修教育，属于继续教育立法的起步阶段。七十年代以后，受国际终身学习思潮的影响，台湾地区积极で蠓⒄梗逐步打破原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局限性和相互的割裂性，台湾继续教育事业开始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台湾教育界人士积极推进继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人人都有机会、公平地参与到继续教育中来，为建设区域性学习型社会和知识型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二、台湾地区继续教育相关立法概况及其特点
（一）颁布多部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
1944年颁布的《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不仅对“补习和进修教育”进行了分类，而且对教学方式进行了具体规定：除一般方式施教外，以函授、广播、电视、计算机网路等方式辅助教学。2015年修订的《社会教育法》以实施全民教育及终身教育为宗旨，自1953年颁布以来，几经修订，对社会教育的机关设置、社会教育机构、经费来源、实施、大众传媒推广以及教材编订等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七十年代以后，受国际终身学习热潮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克服由于继续教育机构缺乏统整、严谨的规划所造成的教育资源重叠和浪费，台湾地区了一系列保障继续教育发展的草案和白皮书，例如1988年推出的《终身学习白皮书》和1991年提出的《成人教育法草案》。
1997年正式颁布的《成人教育法》是台湾地区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相关法律文件。对发展当地的成人继续教育事业有重要意义。这部《成人教育法》的目的在于为保障成人学习的权利及提供适当的进修机会，并确保对弱势群体基本学习权利的公平分配，以全面提升成人教育水准。规定将补习学校、空中学校、进修学校、函授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推广教育中心、社区成人学院、妇女教育会馆、老人学院等纳入成人教育办理机构，并对办理成人教育的机构作了性质上的划分。此外，还规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对规范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的经营行为起到非常有效的规范作用，保证了成人继续教育活动的持续和有序进行。
2002年颁布的《终身学习法》，明确界定了与终身学习有关的名词含义，并对有关的部门职责提出了15项具体要求，规范了设置、发展、建立落实《终身学习法》的相应组织和制度，并提出要建立推动终身学习的一系列管理和激励制度等。随着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台湾地区对继续教育事业的投资大幅提升，进一步推动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加快了整个台湾地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制定实施细则，保障立法顺利开展
多部专门针对发展继续教育事业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使继续教育事业有了行动指南，而一系列实施细则的制定，则保障了立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颁布了一系列的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办法，比如1958年颁布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2009年颁布的《社会工作师接受继续教育及执业执照更新办法》等等；还制定了专门针对继续教育事业开展过程中具体内容的实施细则和办法等，比如2003年颁布的《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办法》；2015年颁布的《职业训练机构办理职业继续教育及评鉴办法》等等。
对于继续教育相关具体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细则和办法是台湾地区继续教育法律体系比较完备的集中体现，这也是保障立法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是执法的具体行动指南。
（三）规定一系列奖励激励制度
台湾地区继续教育立法不仅颁布了多部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而且还规定了一系列奖励激励制度，以激发继续教育事业的卓有成效发展。
为促进社区大学精进发展、提升民众人文素养与生活技能，培育社区人才及现代化公民，2001年颁布的关于“补助及奖励社区大学要点”，规定开设优质课程及配合相关政策，推动课程创新及教材研发机制，积极配合教育部门相关政策，安排学习课程及活动，能够增进教学效能，且有显著成绩者，均有一定的补助和奖励政策。
2002年颁布的《终身学习法》中，明确要求建立推动终身学习的一系列奖励激励制度。包括设立终身学习基金会、学习成就认证制度、发行终身学习卡、职工带薪教育假制度、对弱势族群参与学习的评鉴规定和经费补助等。如第19条“为鼓励民众参与终身学习活动，应积极推动员工带薪学习制度。对于积极推动员工带薪学习制度之机关或雇主，得予以奖励。”
2015年颁布的《技术及职业教育法》中第27条规定：“技职校院推动专业科目或技术科目教师、专业及技术人员或专业及技术教师定期至产业研习或研究，办理绩效卓著者，主管机关得予奖励。”“私人或团体对于技职教育教学设备研发、捐赠学习或实验设备、提供实习机会及对学生施以职业技能训练着有贡献者，予以奖励。”
这些法律法规从奖励的对象范畴进行了激励，既鼓励了从教者进行优质继续教育资源的开发，又鼓励了雇主或机关单位积极推动员工继续教育。这一系列明确奖励激励制度，不仅有利于继续教育事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而且有利于调动继续教育事业的建设热情和发展活力，促进政府、团体和个人多方位的参与到继续教育事业建设中来，从而推动继续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四）保障经费投入的多元化
《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对劳工教育经费来源，从事业单位、职业工会、县市联合会等三方面予以制度保证。《成人教育法》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必须从多元渠道筹措资金，除照顾经费短缺地区，还应对民营机构、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成人教育进行协助。1999年颁布的有关“社会教育机构推展终身教育办法”中规定，对社会教育机构办理教育的经费，坚持“自给自足”的原则。《社会教育法》第11条中规定各级行政部门职责：“应宽筹社会教育经费，并于各该教育经费预算内，专列社会教育经费科目。边远及贫瘠地区之社会教育机构经费，由上级补助。各级行政部门得运用民间财力筹设基金，以推行社会教育。”
这些规定明确了因地制宜地为继续教育提供办学资金的责任体制，同时也提出运用民间力量协助办好继续教育。全民齐力辅助继续教育事业的开展，多元渠道的经费投入为继续教育事业发展更添动力。
（五）倡导学习方式个性化和教师从教专任化
台湾地区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机会，并且有专任教师从事继续教育的教学工作，并且对这些专任教师制定一系列考核办法，以保障继续教育专任教师队伍的质量。
在学习方式方面，1944年《补习及进修教育法》规定，除以一般方式施教外，得以函授、广播、电视、计算机网路等教学方式辅助教学。1958年《劳工教育实施办法》规定，依劳工教育实际需要，得采用演讲、座谈、远距教学方式或配合各项训练、研习、观摩或会员（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社会教育法》第12条规定“社会教育之实施，应尽量配合地方社区之发展，除利用固定场所施教外，得兼采流动及露天方式等；并得以集会、讲演、讨论、展览、竞赛、函授或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及其他有效方法施行。”针对不同继续教育学习者，以法律形式规定学习方式的个性化，保障继续教育的学习质量。
在专任教师方面，1999年颁布的有关“社会教育机构推展终身教育办法”中第3条规定：社教机构办理终身教育之师资，应聘请合格教师或专业人员兼任之，必要时得由该机构具有实务专长者兼任之。第4条规定：社教机构办理终身教育，其招收学员资格及授课师资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且至少应有三分之一为该合作学校专任教师。除了专任教师的相关规定之外，2009年颁布的《社会工作师接受继续教育及执业执照更新办法》，规定社会工作师执业执照有效期限为六年，每六年接受4类继续教育课程：专业知能；专业法规；专业伦理；专业质量。同年还颁布了《专科社会工作师分科甄审及接受继续教育办法》，专任教师不仅严格甄选，并且要不断继续学习，以保证继续教育教师队伍的质量。
（六）建立非正规学习成就认证办法
1999年颁布有关“社会教育机构推展终身教育办法”中规定：社教机构办理终身教育，采用学分班、非学分班方式，其中学分班应与大专校院合作办理。2002年颁布的《终身学习法》中，规定了学习成就认证制度、发行终身学习卡、对弱势族群参与学习的评鉴规定和经费补助等。
2003年，依照《终身学习法》的具体举措，颁布了《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办法》，其中规定，“应邀集学者专家、终身学习机构及机关代表组成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会，就有关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之决策及督导等事项，提供建议及咨询。”并且，主管部门就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的课程认可及学分证明，委托大专校院或当地学术、教育团体办理。2015年《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目标是为建立技术及职业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养正确职业观念，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特色，培育各行业人才。职业继续教育依其办理性质，由学校提供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学分证明或学习时数证明。
建立非正规学习成就认证的一系列办法，推动了非正规学习与正规学习打通通道，促进继续教育学习认证的规范化发展。
（七）明确各级学校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社会责任
2015年修订的《社会教育法》中，规定各级学校得兼办社会教育；1999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学校在继续教育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校应在各级政府依法监管下，配合社区发展需要，提供良好学习环境”。同年颁布的有关“社会教育机构推展终身教育办法”第4条规定：“社教机构办理终身教育，采学分班、非学分班方式，其中学分班应与大专校院合作办理，其招收学员资格及授课师资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且至少应有三分之一为该合作学校专任教师。”此外，2015年《职业训练机构办理职业继续教育及评鉴办法》规定，“职业训练机构开设职业继续教育课程，应与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合作，共同规划及设计。”
承担继续教育工作的社会责任不仅包括高校，普通中小学也纳入法律法规之中。各级学校携手推动继续教育建设，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为继续教育的质量提供保障。
三、借鉴与启迪
（一）加快继续教育立法步伐
虽然我们继续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继续教育事业起步晚、法律法规相对不健全等原因，使得继续教育发展与发达国家甚至我国台湾地区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
兰滩在《对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非学历继续教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清晰的组织领导系统，更没有一部法律可依。与学校教育相比，继续教育的组织体系、法规体系、运行机制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完善。”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30条曾经对教育法规提出“五修四订”的目标，并力争用5-10年的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教育部2010年工作计划中又提出修订《职业教育法》，因此实际任务是“六修四订”。“六修”是指要修订六部原有的教育法律：《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职业教育法》和《教师法》；“四订”是指要制定四部新的教育法律：《学校法》《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法》和《终身学习法》。截止2015年底，仅通过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修订，但其他法律的修订都还没有完成。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教育修法立法进程，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终身学习法》的制定，从而保证我国继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二）建立健全继续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体系是指由有关法律规范相互联系，共同构建的一个有机整体。相当长时期以来，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相对零散，不够体系化。比如，《义务教育法》在1986年就出台了，而《教育法》这一教育基本法却直到1995年才出台；有《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没有《公办教育促进法》；有《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而没有《中等教育法》和《终身学习法》等等。在继续教育领域内部，这种立法的零散性和不系统性更为突出。
继续教育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的完整性：从横向构成来看，不能形成有效的教育类横向法律覆盖面，使继续教育事业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此外，从纵向构成来看，虽然已有福建、上海、太原、河北和宁波5省市出台了地方性终身教育条例，可是国家层面的《终身学习法》还没有出台。这就导致由于国家没有统揽整个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条文，有关继续教育领域方面的教育行政法规和教育规章、地方性法规无所遵循，难以出台。
台湾地区为保障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颁布了多部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并具有了相对健全的继续教育立法体系，从立法层面保障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到有法可依，的一系列举措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三）制定实施细则，提升法律法规建设的规范化
在国家层面，出台了《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配套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等教育行政法规；在地方层面，也出台了很多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条例，就上海市而言，有《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上海市教育督导条例》《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等。
但总体上，我国的教育立法对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还有待优化。在继续教育领域，显得尤为明显和亟需调整。一部新的法律或法规的颁布，并配套制定相对应的实施细则或条例，有助于提升法律法规建设的规范化，增强法律的权威性。
目前状况下，继续教育立法理论研究还未被引起足够重视，导致其研究探索水平不够高，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在开展立法研究工作时，重视高校在继续教育立法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地方性继续教育立法机构可以以地方教育部门和相关高校继续教育研究部门为支撑，设置相关研究课题，成立由地方继续教育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提高立法研究水平，从而推动地方性继续教育法律体系建设规范化进程。
（四）多元化经费投入，增添发展活力
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发展不平衡和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相关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上海作为我国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发展的领军城市，在《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经费保障，从政府到企业规定相应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本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保证终身教育经费逐步增长。”“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企业用于一线职工的培训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高于职业培训经费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并每年将经费使用情况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为本单位在职人员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
除国家财政支持以外，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应当多元。我国其他省市可以借鉴上海的发展经验以及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受教育者个人多方筹资，鼓励对继续教育的多元化投入。多元化和充足的经费来源能够使继续教育发展更加充满活力，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四、结语
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作为前提和基础，从多个维度具体规定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多元渠道保障继续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推动台湾地区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我们的继续教育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台湾地区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继续教育事业方面走在大陆发展的前列，结合我们具体情况，借鉴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加快推进我国继续教育立法步伐，建立健全立法体系，不断推动继续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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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实施细则篇9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
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
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的《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
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律师法实施细则篇10
米兰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是联邦最高法院于1966年审理并最终以5比4作出判决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1963年，23岁的恩纳斯托・米兰达（ernestomiranda）因涉嫌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米兰达文化不高，从未听说过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对于“不得强迫公民自证其罪”的规定。经过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对于自己的恶行供认不讳，并在供词上签字画押。亚利桑那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米兰达案时，检察官向法庭和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签字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米兰达既无职业又无收入，属于一贫如洗的贫困阶层，根本雇不起辩护律师。但是，根据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义务为被控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于是，主审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尔（alvinmoore）的公共辩护律师为米兰达辩护。这位莫尔律师在出庭辩护时声称，根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的条款，以及最高法院关于穷人律师帮助权的判例，嫌犯被捕后警方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但是，涉案警官却违反规定，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讯米兰达。因此，米兰达的供词属于被迫自证其罪，违反了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种供词是无效的。
严格地说，莫尔律师的辩护词是缺乏法律根据的。因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规定各州法院应为被控重罪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节。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后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还是当警方审讯时应为其提供律师？或是在法院开庭时才为嫌犯提供律师？对于这些操作性细节，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并无详细规定。于是，检方反过来抓住莫尔律师在解释最高法院判例时的漏洞，向地方法庭论证警方并未违规，米兰达的供词属于合法证据。
据此，陪审团判决米兰达有罪，法官判处米兰达20年有期徒刑。米兰达和莫尔律师不服判决，在两位著名刑事律师帮助下将此案逐级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就已开始施行“提前告知嫌犯权利”的规则。1964年，各州和地方警务人员罔顾程序、滥用权力现象远比联邦调查局严重，最高法院在马洛伊诉霍根案（malloyv.Hogan，1964）的判决中宣布，宪法第5条修正案关于“不自证其罪”的条款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应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嫌犯的“非自愿供词”在州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但是，什么样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各州警方应当如何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防止出现“非自愿供词”？对于这些细节，最高法院未予详细说明和具体解释。这样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全美各州警务人员仍然各行其是，以各种形式继续侵犯公民“不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中的多数法官决定，借米兰达案判决之机正式建立一个统一明确、联邦和各州警务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联邦法规，程序性地保护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权。
但是，对此美国的警方相当不以为然。警方认为，嫌犯一旦落网，不论是否有证据，不存在这一项罪，也会有那一项罪。诸多所谓刑事诉讼程序，造成了刑事侦查程序的障碍。刑侦工作仿佛一场“跨栏比赛”，警方不断跨越“程序障碍”，然而与此同时，刑事犯罪破案率也在不断下降。据美国司法部门统计，“米兰达忠告”出台前，刑事重罪案破案率一般在60%左右，“米兰达忠告”出台后几十年来破案率已跌落到40%左右。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米兰达忠告出台后，因警方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发生率也降到了个位数。
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差异，判决地方法院的审判无效。曾担任基层检察官、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和州长的美国首法官厄尔・沃伦撰写了判决书中的多数意见，小威廉・布伦南、雨果・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艾毕・福塔斯四位大法官联名。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自证其罪）不仅适用于正式法庭审判，而且同样适用于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场合。由于涉案警官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预先告诉他应享有的宪法权利，所以米兰达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这种供词在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5比4的争议判决奠定经典
今天成为经典的这一判例，当时可是极富争议。对这一判决投下反对票的四位大法官认为，这一决定是多数派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过度反应。他们认为，这一过激反应最终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们相信，所有犯罪嫌疑人一经警告，肯定都会要求律师帮助并拒绝给予警方口供。其中，汤姆・C・克拉克对判决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多数派的决定有些“操之过急”。他认为应该根据实际加以区别，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并根据1963年的海恩斯诉华盛顿案（Haynesv.washington，373U.S.503）中大法官亚瑟・戈德伯格所提出的测试方案，法院进行个案判断。
所谓个案判断，就是说警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判断是否需要被告与律师商议。各州可以不事先告知嫌犯是否有这项权利，而是根据个案判断被告是否能够自愿作出供述。如果可能作出不自愿供述，再为其提供律师服务。对此，多数派进行了反驳，表示这一做法实际上架空了宪法第5修正案的强制效力。警方在个案判断中，会引入太多的不可控因素。当被告被认定可能作出不自愿供述时，其实已经处于不公正的情境中。其受到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也已经受到了侵犯。
另一个异议来自大法官约翰・哈兰二世。哈兰二世法官写道：“宪法中没有任何文字和精神或是有过任何的先例来允许一个应该履行其宪法职责的法院做出这样越俎代庖的单方面决定……人人皆知，如果没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远无法破案，众多专家的证据表明，这对减少犯罪非常关键。”他还在意见的最后引用了其前任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的话：“这个法院总是在往宪法的圣殿中增加新的案例，但是当一类案例增加得太多，这个圣殿是有可能会倒塌的。”由于犯罪行为将会导致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新的程序只能视为是一种高风险的实验。
对此，首法官沃伦根据自己长期担任基层检察官的经历，耐心地说服其他几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只有施行“米兰达忠告”，才能有效地约束和限制警方权力，防止警察对嫌犯进行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宪法权利。在判决书中，沃伦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执法犯法的具体事例，详细地说明和解释施行“米兰达忠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亲自撰写的判决书中写道，由于被警方强制性关押和审讯环境肯定会对被告产生胁迫性的效果，因此除非犯罪嫌疑人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主动选择放弃这些权利，否则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的不自证其罪条款和第6条修正案中的律师帮助权条款，其所作的任何供词都将是无效的。由此，米兰达的定罪被。
沃伦法官在判决中不厌其烦，向全美警务和执法官员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在审讯犯罪嫌犯时所必须严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细则。沃伦法官提出：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这些源自宪法第5和第6条修正案的规定后来被统称为“米兰达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