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法实施细则篇1
1.播出广播电视广告时，应当在屏幕右上角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对广告时长进行提示;
2.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广告;
3.新闻节目不得在整点新闻的整点之后、新闻内容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字幕前插播广告;
4.时政新闻类节(栏)目不得以企业或者产品名称等冠名;
【未成年人相关】
1.禁止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广告代言人;
2.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广告活动，在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或者变相广告，公益广告除外;
3.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介，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美容广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等商业广告;
4.教育、少儿等专业频道不得播出不宜未成年人收看的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5.禁止教育、培训广告对升学、通过考试等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者作推荐、证明;
6.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禁止含有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品或者服务或可能引发其模仿不安全行为的内容;
【医疗、母乳用品、烟草相关】
1.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2.禁止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3.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母乳代用品广告;
4.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烟草广告;
【其他新增】
1.有关人物专访、企业专题报道等节目中不得含有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广告内容;
2.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者应知的利用其场所或者信息传输、平台发送、违法广告的，应当予以制止;
3.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禁止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禁止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2
关键词:药品广告;法律法规;经济处罚
近年来,我国违法药品广告充斥市场,屡禁不止,严重扰乱了我国药品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药品广告主体为何能如此肆无忌惮地违法药品广告?而我国法律为何一直无法有效制止此类违法行为?对此,本文将从成本和效益的经济规律入手,探究我国违法药品广告屡禁不止的症结所在,为严厉打击违法药品广告现象,规范我国药品广告市场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违法药品广告的形式和动机
要彻底杜绝违法药品广告现象的产生,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了解违法药品广告是如何的。为此,我们首先要清楚一则合法药品广告的环节。
药品广告的主体,包括广告主,即药企;广告经营者,即广告制作公司;广告者,即媒体。一则合法的药品广告一般要经历如图1所示的环节。
首先,广告主委托广告经营者设计广告内容;其次,根据《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局令27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广告主必须将药品广告内容递交药监局进行审批,填写《药品广告审查表》,获取相应的广告批文号和资格,如要删改药品广告内容的,必须要重新申请广告批文号才能被允许;按《办法》规定,广告者或受广告申请人委托、药品广告的广告经营者,必须查验《药品广告审查表》原件,严格按照药监局审查批准的广告内容药品广告;最后,药监和工商部门共同监督已的药品广告,同时,工商部门负责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罚。
而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违法药品广告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出现:一是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虚假广告;二是使用无效广告批准文号,虚假广告;三是在大众媒体上违禁处方药或试生产药广告。很明显,这三种形式的违法药品广告都没有经过药监局正式审批。既然我国实行“药品广告审批制度”,我国药品广告主为什么还能在不获取合法广告批文号的情况下随意违法药品广告?这说明我国媒体,作为药品广告内容的最后把关者,并无严格按法律规定在药品广告前对广告批文和内容进行审查,以致违法药品广告能够蒙混过关,堂而皇之地在市面上粉墨登场。
违法药品广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容易被各级相关职能部门查处。为什么医药企业和媒体仍然知法犯法,明目张胆地违法药品广告?
从经济角度来讲,药品广告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追求金钱利益的最大化。对药品广告主而言,他们追求的收益是通过大范围虚假药品广告,误导消费者,从而增加药品销售额,获取利润。而对于药品广告者而言,他们追求的收益是通过违法药品广告,赚取高额的广告刊登费用。
如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的2004年第4、5、6期以及2005年第1期的《违法药品广告公告汇总》显示,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在2004年6月至2005年1月间共在《扬子晚报》等4家南京地区的报纸上“痛风舒”处方药广告约达34次。经初步的统计和推算,这34次违法广告的刊登费用以及制作费用估计高达30万元(不考虑打折因素)。据了解,“痛风舒”药品2004年6月至2005年1月期间,在南京地区主要以报纸和互联网形式广告和消息,那么该广告主由此能获得多少销售额?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推算:第一,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2004年南京地区总人口约500万;2003年在南京部分地区调查发现,痛风发病率约1.33%,因此,2004年南京地区痛风药物市场目标人群至少约6.65万人。假设每人平均购买痛风药物花费3000元,南京地区痛风药物市场容量估计至少为2亿。假设“痛风舒”在南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2%,其全年销售额也可为200万元-400万元,按照半年计算,销售额至少也可为100万元-200万元左右。第二,按照医药行业药品广告费用占药品销售收入平均约10%-20%的比例计算,该药企此产品于这半年内在南京地区的销售额大概为150万元-300万元。《2008年医药行业风险分析报告》指出,2004和2005年我国医药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8.8%和8.4%,若按此计算,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该产品这半年的利润可能为12万元-25万元。
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08年第1号广告监管联席会议违法广告公告显示,以及通过广东省工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和笔者的详细调查,广西圣保堂制药厂于2008年1月10、15、21日分别在《羊城晚报》Bi叠B7、B7和B8版,以1/8、1/2和1/8版面违法“参红祛瘀散结胶囊”药品广告。根据《羊城晚报》2008年执行的工商广告价目表显示,这3次刊登违法广告费用总计约达139000元。笔者咨询了《羊城晚报》广告部和羊城晚报广告公司,他们当年最低的广告折扣大概是6-7折。而且据广州某药企市场部工作人员透露,该药企以及其所属的集团公司2008年全年在《羊城晚报》上刊登药品广告,获得6.8折扣。假设该晚报给广西商家6.0折扣,该晚报可纯获利83400元。
根据“成本-收益”的经济规律,药品广告主体作为精于计算的价值最大化追求者,他们敢于违法的始因,源于其在权衡违法经济收益大于违法预期经济成本时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趋动。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而言,他们的违法经济成本是数额罚金。那么我国法律是如何在经济上处罚药品广告主体的?
二、我国法律无法遏制违法药品广告的症结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药品广告相关法律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经济处罚规定
根据我国《广告法》第37-44条规定:对违法广告主,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广告法》,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广告主――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被罚款的金额范围应为30万元-150万元,扣除罚款后,该公司该产品的总利润为负数;而广告者――《羊城晚报》应被没收83400元的广告费用,并另外被处以金额范围为83400元-417000元的罚款,扣除罚款后,该晚报的利润也将为负数。可见,《广告法》对于广告主和广告者的经济处罚是大于其违法收益的,理论上能严厉抑制违法药品者的违法行为。
而《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15-27条规定:对违法广告者最低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最高处以违法所得额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并没收非法所得。对违法广告主最低处5000元以下罚款,最高处以违法所得额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并负连带责任。
根据《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广告主――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和广告者――《羊城晚报》被罚金额将分别不超过3万元。
很明显,《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与《广告法》在经济处罚金额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广告法》中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处罚标准变成了《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中的“违法所得最高为3倍以下,但不超过30000元”。根据《立法法》第78-80条确立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处罚时,当两法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制定条文相互矛盾,工商部门应更多使用这一处于高一层次的法律规范,那么《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里《广告法》相应条文冲突的条例就形同虚设,毫无意义。但是,在对违法药品广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实践中,《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2004》也是执法机关主要的处罚依据之一,这一点可以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5年9月28日以局长形式的《关于按照新修订的《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调整有关广告监管规章相应条款的决定》中可以推知。《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明显降低了《广告法》的经济处罚标准,进一步削弱了法律的效力,变相助长了任意违法药品广告行为的出现。
(二)我国工商部门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经济处罚
既然我国药品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罚则不一致,那我国工商部门如何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进行经济处罚?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由于在2004年6月至2005年1月在南京地区大众媒体了“痛风舒”处方药广告,使用患者名义和形象作证明,引用无法证实的数据,欺骗误导消费者,被南京工商局鼓楼分局依法予以罚款人民币101000元。而101000元的违法成本对于青海绿色药业有限公司约12万元-25万元的违法利润而言没有震慑力。
而通过广东省工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了解到,省工商局认为《羊城晚报》违反《药品广告审查标准法》第4条,任意在大众媒体上处方药广告。根据《药品广告审查标准法》第18条和《广告法》第39条,省工商局对《羊城晚报》这3次违法“参红祛瘀散结胶囊”药品广告的行为的处罚情况是:没收广告费用2307元,并处罚6921元。《药品广告审查标准法》第18条规定:违反本标准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药品广告的,依照《广告法》第39条处罚。既然省工商局完全按照《广告法》对《羊城晚报》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是否意味这罚款就合理了?对于工商局认定的“2307元广告费用”的基数,笔者不禁产生疑惑。根据笔者调查,这3次刊登违法广告的费用总计约139000元,即使给予最低的6.0折扣,广告费用应大概为83400元,相比省工商部门没收的2307元广告费用,足足多了将近36倍。对于《羊城晚报》83400元的违法收益,9228元的违法成本根本无足轻重。
(三)我国法律无法有效遏制违法药品广告现象的症结所在
虽然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上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进行了经济处罚,并且药监部门还定期违法药品广告监测公告,采取撤销违法药品广告的广告批文号等措施,但遗憾的是,我国违法药品广告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实际打击效果并不显著。我国法律为何难以彻底打击违法药品广告行为?
许多学者把答案归因于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权责分离”。《办法》第4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药品广告审查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广告的审查工作。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这说明,药监部门只有审批和监督药品广告的权力,而没有处罚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权力;而工商部门虽有处罚权,却不能专业、高效监测违法药品广告。监督和管理职能的分离,容易导致两个部门在工作衔接及配合上出现疏漏,存在“只查不处,或重查轻处”的情况存在。但是,即使我国把药品广告的审批权、监督权、管理权和处罚权集中到一个机构,实现药监部门对药品广告管理的责权统一,如果法律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经济处罚力度不够,违法者依然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违法药品广告现象依然无法得到打击和遏制。虽然这一体制的弊端带来了药品广告管理上的漏洞,但这不是我国违法药品广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而上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我国药品法律对违法广告主体的经济惩罚力度弱,无法彻底打击广告主通过非法逐利,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三、工商部门解开症结的现实障碍
要遏制违法药品广告现象,就要重罚违法药品广告主体,使之利不抵罚。这是一个显浅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道理却一直没有被重视?这恐怕除了要问责我国不完善的法律罚则之外,还要在执法方面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这就说明工商部门,作为执法主体和行政主体,应该及时、准确地将对药品广告主体的处罚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一方面让公众能更好地行使监督权,监督工商部门工作;另一方面震慑这种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药品广告行为。但事实上,我国许多政府部门仅仅主动公开对违法药品广告的监督情况,而对违法药品广告的处罚情况却甚少主动公告。如公众若想查看违法广东地区药品广告的处罚情况,必须提前向广东省工商部门申请,而省工商部门则严格要求申请人承诺“所获取的信息只用于自身的特殊需要,不作任何商业用途或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既然省工商部门能将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违法信息公之于众,为什么工商部门要对处罚信息有所保护?这是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声誉的保护?还是对自身“行政不作为”的掩护?工商部门在执法处罚违法药品广告主体时,究竟有何难言之隐?
由于我国采用“药品广告审查制度”,因此媒体是药品广告前的最后把关者,对违法药品广告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工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却是避重就轻。在上述案例中,工商部门认定《羊城晚报》的2307元广告费用仅占《羊城晚报》0折扣广告总费用139000元的16%。而《羊城晚报》给客户的最低折扣大约为6.0-7.0。工商部门只要通过认真查证,绝对能发现“2307元广告费用”的不实之处。但事实上,工商部门就只以2307元的广告费用作为基准,对《羊城晚报》进行处罚。我国的大众媒体多数由各级宣传部直接主办和管辖,是党政机关的重要宣传工具,是党政机关的喉舌,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大众媒体对工商管理部门的行政工作具有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而工商部门有权监督管理媒体的广告业务,对媒体有管辖制约权限。但是,鉴于媒体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工商与媒体间这种的互相监督的关系,工商部门很难严格依法对严重违法广告的媒体进行处罚,吊销其营业执照或《广告经营许可证》,停止其广告业务,断绝其重要的广告收入,以及追究其上级责任领导人责任。不敢犯政治错误的媒体,却敢大胆频频违法药品广告,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作为一个法制国家,法律的权威究竟体现在哪?媒体的利益涉及工商部门的利益,这一系列的利益勾连,无疑使工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变得“困难重重”。
四、有效遏制违法药品广告的策略
综上所述,在关于经济案件的处罚中,法律对经济性违法行为加大经济处罚将更有效率,可以严重打击违法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违法目的。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重新修订《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的处罚条款,使其罚金内容应该与《广告法》的罚则内容相一致,为各级工商管理部门的高效执法提供清晰的法律法规依据,避免工商管理部门从轻处罚违法者的情况出现,更显效率和公平性。
在执法层面上,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收起对媒体的“政治保护伞”,配合执法部门,加大对违法媒体和违法医药企业的经济处罚,让违法药品广告主体的违法成本远远超过其利润,使之因为利不抵罚而不敢再以身试法。
五、结束语
以上是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的角度,对运用加重经济处罚的手段遏制我国违法药品广告现象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我国若要彻底整治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现象,还需要一个公正严明、不畏权势的执法部门,而不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对违法药品广告主体进行“警告为主,经济惩罚为辅”的低效法律行动。
参考文献:
1、邵继红等.南京市社区人群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流行病学调查[J].疾病控制杂志,2003(4).
2、austin.m.Chinhengo,essentialJurisprudence[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3
一是主体难掌握。区别于传统的广告者，当下自媒体多表现为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网红等群体，其大都为自然人，既没有像个体工商户、企业、公司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也未像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等在工商部门进行广告登记。2016年12月施行的《广告登记管理规定》中规定需进行广告登记的主体也并未囊括自媒体广告者。而且，自媒体广告者具有私人化、普泛化特点，更迭速度快，信息变化频繁。监管部门对自媒体广告主体及其广告行为开展监管时，存在监管对象信息库空白且难以掌握等问题。
二是广告内容难定性。因自媒体的公众属性与私人属性存在交叉，其内容可能包含广告、信息、自由表达等，监管人员甄别广告行为存在一定主观性和难度。如目前自媒体广告主要推广手段——软文，因其实质是对利益导向的弱化，本身可不含链接，甚至可以不直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很多时候受众从自媒体的视频、图片以及文章等信息的标题根本无法辨别信息的内容，直到点击浏览后方知是广告内容。同时，针对《暂行办法》中的广告标识规定，自媒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在角落标识甚至不予标识，有意隐蔽广告行为。因此，自媒体用户广告行为的定性一定程度上难以从表面进行识别，为受众信息甄别和监管执法带来困难。
三是监管手段有滞后。《暂行办法》对互联网广告刷单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但现实中，自媒体广告刷单行为依然普遍存在，此前有媒体曝出因刷单工具被黑，有六成微信“大号”的阅读数下降，其中有124个公众号暴跌80%以上。而与此相对的是，目前基层监管人员对互联网广告的监管手段还主要依靠人工“浏览式”监测，相关后台数据在日常监管中监管人员无法获取，刷量行为也难以发现。此外，自媒体网络广告纳入监管之后，监管工作量将大幅上升，继续依靠人工监管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等问题。
针对以上难题，基层建议：
一是出台细则，落实操作细节。自媒体广告行为的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广告的自媒体是否需要备案，如何备案；自媒体内容信息的广告属性通过哪些标准予以细化判断；互联网广告“标识”的位置要求是否需要进行规范等，都需要在监管实践基础上，对存在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或指导意见，确保互联网广告监管、执法“有法可依”。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4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负责全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工作。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当地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地方各级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卫星地面管理接收设施的管理工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审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安部门的职责是查处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协助管理部门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行技术检查；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是检验审核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技术性能，进行技术安全检查，并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
第二章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
第三条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三）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任何单位均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下列单位和场所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一）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等确因业务工作需要的单位；（二）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三）专供外因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居住的公寓等。
第五条凡需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审批机关检验合格后由其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格式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印制。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门接收卫星地面传送的境内教育电视节目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教学单位，亦按上述程序办理审批手续。经审批批准的，可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同时接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公安、国家安全部门的检查和管理。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安全备案。此种《许可证》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印制。
第六条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但在收不到当地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站）的电视节目的地区，个人可申请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个人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并持其开具的证明，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批批准的个人，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个人设置的卫星接收天线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影响环境美观和邻里日常生活。
第七条必要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可以直接批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发给相应的《许可证》。
第八条《管理规定》前，单位未经批准已经设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不符合前述条款中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申请条件的，应予拆除。符合前述条款中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申报条件的，必须自《管理规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条禁止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第十条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施工单位，必须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申领安装许可证的条件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自行制定。单位和个人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由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的单位提供安装和维修服务。
第三章卫星电视节目的接收和使用
第十一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节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涉外宾馆可以通过宾馆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向客房传送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其他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限定收视人员范围，不得将接收设施的终端安置到超越其规定接收范围的场所。禁止在本单位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中传送所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禁止在车站、码头、机场、商店和影视厅、歌舞厅等公共场所播放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禁止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传播反动的卫星电视节目。
第十二条禁止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第十三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按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电视节目的申请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
第十四条有关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宣传、广告不得违反《管理规定》及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五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电子工业部指定的企业生产。定点生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办法，由电子工业部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定点销售。定点销售单位的审批和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内贸易、广播电视和电子工业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定点销售单位只能向持有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经质量认证合格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第十七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质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或其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按照有关质量认证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证合格后发放；未经质量认证的，不得销售和使用。
第十八条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持广播电影电视部开具的证明，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专用元部件必须持电子工业部开具的证明，到国家机关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海关凭审查批件放行。禁止个人携带、邮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入境。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至第十四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其具体处罚措施如下：（一）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条规定的单位，可给予警告、一千至五万元罚款、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二）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十一、第十三条规定的个人，可给予警告、五百至五千元罚款、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三）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未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而承担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施工任务的单位可处以警告、一千至三万元罚款；（四）对违反《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的，可处以警告、一千至三万元罚款。以上行政处罚可单处也可并处。对同一单位或个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本《实施细则》行为的行政处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对同一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
第二十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按电子工业部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及向未持有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的单位和个人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二倍以下的罚款。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销售未经质量认证或认证不合格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可对该违法单位负责人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擅自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携带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入境的，海关按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设置、安装和使用进行管理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由国家安全、公安部门依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对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申请复议、不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广播电视等行政部门可依法强制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罚款上缴国库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军队以及公安、国家安全部门设置用于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中国人民有关部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各自另行制定管理规定实施管理，并将管理规定送广播电影电视部备案。但其宿舍区、宾馆等用于非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安装和使用，应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接受管理。外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其他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机构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通过外交途径办理。
第二十八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接收、使用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应尊重该节目著作权人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费的征收和使用办法，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商有关部门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5
有观点认为，既然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两种行为都是为了谋利，可以考虑取消《刑法》中的假冒专利罪，在《专利法》的修改中采取提高民事责任的赔偿额度、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的办法来规制假冒他人专利行为。观点的交锋是对假冒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的积极回应，无疑也会推动我国专利立法进程。随着2009年新《专利法》、2010年新《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出台和有关假冒专利行为内容的调整，假冒专利行为的刑法规制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笔者从本次《专利法》及其细则的修改出发，尝试对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假冒专利行为修改的主要内容及评析《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修改后，有关假冒专利行为的规定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原《专利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合并为新《专利法》第六十三条，即将假冒他人专利与冒充专利两种行为统称为假冒专利行为。其二，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在原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关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第八十五条关于冒充专利行为的基础上统一规定了五种假冒专利行为：（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二）销售第（一）项所述产品；（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专利设计；（四）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五）其他使公众混淆，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www.lw881.com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售、销售该产品的，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所作的上述修改，是在借鉴绝大多数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不区分标记他人专利号与标记杜撰的专利号基础上，对我国多年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和社会现实需要的立法回应。为适应《专利法》的修改，新的实施细则在原细则的基础上重新分类整合后，有关假冒专利行为的内容更明确、逻辑更周延、语言更精炼，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
其一，立法技术更科学、逻辑更周延。一方面，原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属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显然，本项中的假冒他人专利强调的是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销售的产品或者包装上对专利权人专利号的“标注行为”，而单纯销售假冒他人专利产品是否属于假冒他人专利是有疑问的。但原细则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即“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冒充专利行为，则将单纯销售冒充专利产品的行为囊括在内。新细则第一款第一项有关标注专利号和专利标识、第二项有关销售第一项所述产品的假冒专利行为，则不仅弥补了这一立法漏洞，而且涵盖了所有可能以“标注”方式假冒专利的行为。另一方面，新细则第一款第三项在对原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二项、第八十五条第三项进行修改合并时，把“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替换成“产品说明书等材料”。这一修改抓住了产品说明书与假冒专利行为所涉产品之间的关联性特征。产品说明书对于产品而言，尤如衣服之于人、毛发之于鸟兽。从生活常识来看，两者通常都是如影随形、结为一体。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则不仅独立于特定产品之外、彼此可以分割开来，而且广告或其他宣传行为先于产品出现在生活中也并不鲜见。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打击假冒专利行为的角度说，仅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而产品说明书却作如实说明的；或者仅有广告或其他宣传材料中的假冒专利行为但缺乏相应产品证实的，对这类广告或其他宣传行为完全可以定性为虚假广告行为并依照广告法来调整，很难想象可以将其定性为假冒专利行为。事实上，正是基于类似的考虑，新细则在界定假冒专利行为时，也删除了原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三项、第八十五条第四项中以合同为载体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当然，以上替代和删除并不意味广告、其他宣传材料或合同不能作为假冒专利行为的载体。由于新细则第一款第三项所采取的是“产品说明书等材料”这一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在专利权保护实践中结合具体案情，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可以把产品说明书之外的其
他载体解释在“等材料”中。
值得说明的是，对新细则第一款第一、三两项所规定的，通过“产品或产品包装”、或“产品说明书等材料”这些特定载体来假冒专利的，由于不同载体与产品的关联度存在差别，对同一产品而言，当不同载体关于产品是否系专利产品的说明或标识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时，采用哪一种载体为标准认定是否构成假冒专利，载体之间应当有位阶之分。笔者认为，从关联度的角度看，产品或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其他材料（包括广告、其他宣传材料、合同等）通常呈现为递减的位阶。以产品说明书如实说明、但广告或其他宣传材料中假冒专利为例，以位阶关系来识别，宜认定构成虚假广告宣传而不成立假冒专利。但位阶只是初步性而不是固定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不能以此来终局确定哪一种载体在认定假冒专利行为时的重要性，“重要性如何很大部分取决于其将造成怎样的结果”。
其二，充分体现了立法的开放性。与原细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相比，新细则第八十四条增加了第五项作为假冒专利行为的兜底性条款，来解决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立法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适应专利权保护的要求。
二、假冒专利行为的刑法规制思考长期以来，理论界对现行假冒专利行为的立法模式多有式微，其主要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区分假冒他人专利与冒充专利；冒充专利是否应纳入《刑法》调整范畴；以司法解释来明确假冒专利行为方式的合宪性；专利权与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的均衡保护等等。以假冒他人专利与冒充专利为例，即使是2008年8月29日公布的《专利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仍然保留了原《专利法》对这两种专利违法行为区分规定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对假冒专利的刑法规制应在借鉴《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两大立法例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考量。
（一）原《专利法》冒充专利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主张犯罪化的主要理由，一是冒充专利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相比，两者具有类似的行为方式，都侵犯了国家的专利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二是实现专利权刑事保护的国际接轨。因为绝大多数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针对虚假专利标记行为进行刑事立法，即把类似于我国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冒充专利行为一并纳入同一刑事罪名，而不是将标记他人专利号与标记杜撰的专利号相区别②。笔者认为，冒充专利行为犯罪化一个更现实的理由是，由于专利号本身与商品的商标不同，起不到区别产品来源的作用，行为人没有必要冒着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使用他人的真实专利号，完全可以采取在自已的非专利产品或包装上标注杜撰的专利号、加注“中国专利”、“专利”等专利标识的方式，冒充专利产品和专利方法，达到假冒他人专利可以达到的目的。因此，对于这种趋利避害、使假冒专利罪形同虚设，而且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冒充专利行为，刑事立法理应积极调整应对，以适应打击专利犯罪的需要。而本次《专利法》及细则的修改也为冒充专利行为的犯罪化奠定了立法基础。我们甚至还可以说，高法未机械地遵循《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假冒他人专利”的表述，确定假冒专利罪而不是假冒他人专利罪的罪名，或许也暗合了这一问题上的刑事立法趋势。
（二）假冒专利罪的行为方式问题除了新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外，对其他四项假冒专利行为，刑事立法该作何选择？
其一，关于第三项，即以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为载体的假冒专利行为。从本质上看，行为人在实施本项行为时，无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均与实施第一项没有差别，而且也采取了说明或者标识的行为方式来假冒专利。如前所述，由于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与产品之间特定的关联性，本项行为也应纳入假冒专利罪调整。其二，关于第二项和第四项。笔者认为，对这两项假冒专利行为宜单独另行设置刑法条款。理由在于：一是行为的对象不同。第二项和第四项行为的对象分别是第一项所述产品和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及专利申请文件，与第一项行为的对象专利标识、专利号也各不相同；二是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这是由各自的行为对象不同决定的；三是行为的作用也不同。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行为是假冒专利行为的起点，第二项的销售行为则是前者的延续并实现其最终的经济目的。后者不仅使前者达到预期目的，使其有恃无恐地牟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且也使假冒专利产品在流通领域肆意泛滥，直接危害消费者利益。从第四项伪（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来看，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用于特定的产品，以达到假冒专利的目的。相对于第一、三两项典型的假冒专利行为来说，本属于预备性质的行为，但“因为该等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犯罪客体和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任其发展莫如提早予以刑事制裁”③。因此，第四项与第一、三两项、第四项与第二项行为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四是借鉴注册商标专用权和著作权类犯罪在假冒注
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之外，单独设立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和销售侵犯著作权复制品罪的立法模式，另行设立伪（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罪、销售假冒专利产品罪，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均衡保护。
其三，关于第五项，即假冒专利行为的兜底条款。作为刑事立法的一般规律，除基于特定的刑事政策考虑和个别情形外，兜底条款一般只用于“情节”类，而不适合于“行为”类的规定，在假冒专利的刑法规制中不宜采用，以维护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
（三）假冒专利行为刑法规制的法律形式从假冒专利罪立法和司法层面看，自1984年《专利法》实施到2001年的《专利法》细则出台前近20年里，对何为刑法意义上的假冒专利、其是否包含冒充专利、专利侵权甚至骗取专利登记等行为方式，无论是《专利法》还是《刑法》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对本罪的罪与非罪的认定长期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并导致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的极不统一。2001年，《专利法》细则对假冒专利进行了界定，但也只有行政法规上的意义，不能与《刑法》上的假冒专利等同。尽管如此，在刑事实践中人们往往视《刑法》中的本罪条款为空白罪状，进而参照该细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认定是否构成假冒专利罪。但在实践中，这种“参照”则变成了“依照”，该条所规定的四种假冒专利行为实质上成为本罪行为的判断标准。这一状况直到2004年高法的司法解释出台为止。而该司法解释则完全采纳了该细则有关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方式的规定。
笔者认为，无论是参照2001年的细则或引用2004年高法的解释来认定本罪，都绕不开违宪性的质疑。我国《立法法》第八、九两条明确规定，对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上述做法均有以低位阶法律规范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嫌疑。因为从法理上说，空白罪状是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有规定，只是在认定具体的犯罪构成时需要参照相关法律规范以确定罪与非罪。在理论和实务界关于本罪行为方式的认识长期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所谓本罪的空白罪状对具体犯罪行为的规定无疑存在实质性缺陷，也很难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符。而对这一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条款，除了通过《刑法》自身的修改来完善外，任何借助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方法，或者以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路径来界定本罪的犯罪行为，其合宪性都值得考问。
此外，对《知识产权法》基本术语的内涵及相关法律责任追究，应以知识产权基本法律本身作出规定为宜。在我国，几乎同步建立、同属三大《知识产权法》的《现行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采取的正是这种立法模式。《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规定了五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该法在第五十九条中又明确规定了三种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再从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该法第四十七条对八种应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与《商标法》、《著作权法》的规定相对应，《刑法》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著作权犯罪的规定，要么直接来自于两法的上述内容，要么由《刑法》另行给予明确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二百一十五条关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的规定就与《商标法》第五十九条完全吻合。而《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销售侵犯著作权复制品罪的行为，就未包含在《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之中，而是《刑法》的另行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既符合立法的明确性原则，也符合《立法法》的要求。遗憾的是，本次《专利法》的修改没有采用这一模式，也没有解决假冒专利行为的明确界定问题，而是留给其下位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来完成。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后者作为行政法规，其有关假冒专利行为的规定不能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假冒专利。对现行《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专利的行为方式，将来应当以刑法修正案形式予以明确，而不能再以司法解释越俎代庖。其可与前述有关销售假冒专利产品和伪（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和专利申请文件的行为，一并在刑法修正案中作出规定。
参考文献：
①王志广著：《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理论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302；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6
关键词：户外广告；城市规划；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J5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169-0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年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的发展带给人们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户外广告的发展。城市户外广告对美化城市环境及促进城市经济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国不少大中型城市目前已相继出台了符合本地城市特点的户外广告管理规范及法则，这些规范和法则对城市户外广告具有强制性和指导性的意义，对规范城市户外广告的管理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管理规定又似乎过于严格，“一刀切”的做法显然并不符合城市所有区域及道路的实际情况，反而约束了户外广告的发展，削弱了城市户外广告的作用。如广州市户外广告管理规范中的“不得利用建筑物屋顶设置户外广告和招牌、户外广告不得遮挡建筑窗户、广告面积超过墙面面积1/3”等内容，对营造城市的商业氛围上却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所以，在城市的一些特殊区域，为了烘托其独特的商业气氛及视觉形象，户外广告规划是否应该有所区别呢？
一、现有户外广告规划模式研究
（一）户外广告的一般管理措施
（1）通则式
设置规范的专门规定往往比较简要，以原则性的要求（如美观度、安全性等）和局部重点地区的城市环境导则构成。其主要控制手段则依托其它更为具体的规范体系，如城市设计法规、建筑管理法规、电气照明法规等。
依托此类通则式的设置规范的城市要求其管理执行部门的专业水准高，具有较强的管理协调力度；同时对广告行业本身的要求高，业界与管理部门对城市的理解能够达成基本共识。此类城市的代表有东京、香港、新加坡等。
（2）判例式
即针对不同特殊情况，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此类城市的户外广告相关法规往往起步较早，同时城市所处的地区社会经济发达、发展相对稳定，对户外广告的需求往往是少而精，户外广告的设置已经经历了“井喷式”发展阶段，步入了成熟期。各类政策法规比较完善，管理部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此类城市一般通过政府部门设置专门机构，依托相关城市市容环境规范（包含已有的广告相关法规）和已有案例进行许可设置。此类城市多以欧洲的城市为主。
（3）“规范＋规划”
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加规划的引导进行控制，此种模式实质为通则式的一种深化。户外广告作为各类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媒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成长。由于行业发展时间短，初期以量取胜成为行业增长的主要途径，也因此给城市环境带来一定的伤害，如户外广告制作粗糙、体量大、设置方式不当而引起的城市视觉混乱等。然而随着部分城市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逐步转型，城市对自身品质的内在要求相应提高，导致了城市本身对户外广告的需求趋势也在发生改变。
此类城市以国内一线城市为代表，如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具体表现为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规范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和专门规划，如《北京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专业规划》、《上海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广州市招牌广告设置管理规定》、《广州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标准》等。
（二）“规范＋规划”的整体控制模式解析
如前所述，国内外对户外广告具体操作管理措施可分为通则式、判例式、规范＋规划共三种类型，其中后两种形式广泛应用于我国城市。
（1）上海模式概述——“设置指引+重点地区详规规划”
通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指引）作为对城市一般地区户外广告管理的直接依据，并对户外广告设置的位置及形式做出要求。通过《重点地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规划》对于城市规划条例中所确定的城市重点地区，编制户外广告详规，作为管理直接依据。
该控制体系强调对户外广告的设置控制，弱化了规划对整个城市户外广告布局的引导，该模式适合经济发达以及快速发展地区的城市。符合上海市的情况，可操作性强，实际应用效果显著。
（2）北京模式概述——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户外广告详规全覆盖
《北京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专业规划》——户外广告的总规，对于城市各片区所允许出现的户外广告类型提出原则性指引，并作为局部地区详规的指导。
《各局部地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以总规为指导，以全覆盖的方式，对全市各片区户外广告设置做出具体详规，作为广告设置依据。
该模式通过户外广告总体规划对城市的户外广告的设置进行了宏观上的引导，同时通过局部地区的户外广告详细规划对具体地区的广告设置提出了设置和控制要求，规划体系完善。其强调了体系的完整性，弱化了规划弹性的控制，对规划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广州模式概述——户外广告总体规划+重点地区详细规划+技术标准
《广州市城市户外广告布局专项规划》——按照分类分区的方法，对各类户外广告提出通则性指引，对重要政策区划做出设置指引。
《广州市户外广告设置技术标准》、《广州市招牌广告设置管理规定》——对城市户外广告进行了细分管理，将重要地区和重要路段招牌广告的设置统一规划，将户外广告和招牌广告的设置管理分开，分别制定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该模式抓主放次，重点放在城市道路沿线、城市重点功能区上；控制要素因地制宜，较为灵活；分类分区的规划方法值的借鉴。
二、城市户外广告规划创新模式研究
（一）重视户外广告规划策略及调研
首先通过对户外广告、户外广告规划与设计、城市形象及城市区域文化等领域的分析解读，通过实地调查，运用拍摄图像、观察、统计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对城市户外广告现状进行了综合研究。在现状基础上，通过比对国内外城市同类型地区的相关案例，在城市总体形象及规划框架下，形成了适合本区域的户外广告的规划设计策略。依据城市户外广告管理规范及相关条例要求，再结合城市不同区域的形象特点及需求，融入城市形象美学及户外广告设计创意等方面内容，最终形成一套创新的户外广告规划设计方案。
（二）采用“规划+规范+设计”模式
1、“规划”——包括分类分区控制规划、主要道路详细规划
（1）分类分区控制规划
在DiS形象分区及定位的基础上，针对各类户外广告进行控制政策分区并分别制定设置指引。根据城市发展目标，把握该区域户外广告的发展态势，提出户外广告的形象分区及设置指引。对主要道路进行分析，选取适宜设置户外广告的点位，并提出整改方案和规划措施。根据上位规划及相关设置规范要求，对户外广告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及评价，确定户外广告设置原则。
2、“规范”——户外广告设置标准
将户外广告分成四类，并分类别给出具体设置要求。根据上位规划及相关设置规范要求，对户外广告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及评价，确定户外广告设置原则。分析规划区现状户外招牌分布设置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分区提出设置指引。
3、“设计”——创新户外广告视觉设计
为适应尘世不同区域的发展需要，本规划针对局部特殊路段的户外广告进行突破规范限制的创新设计。包括：广告形式、材料、光源等方面的创新，以及面积、高度、和位置等方面的规范性突破。打破以往户外广告规划只重“规划”而不重“设计”的做法，更加强调了户外广告“设计”的作用，在城市重要区域中的重要节点位置均给予了详细的户外广告视觉设计，并对户外广告牌的形式和内容均给出了效果参考及详细指引，务求提升城市核心区域户外广告的整体形象及凸显城市户外广告的特色与个性。
（三）打造复合型户外广告规划项目团队
打破以往传统户外广告规划以规划设计院进行操作的方式，让广告设计、视觉设计人员也参与到了户外广告规划团队中来。规划设计人员懂“规划”但不懂城市美学、视觉设计；广告设计人员懂“设计”但不懂城市规划、广告规划，而复合型户外广告规划项目团队的建立，正好弥补了相互间的短处，进行优势互补，优化资源和人员配置，务求打造出一套完整的符合户外广告规划原则及城市视觉美学的户外广告规划方案。
参考文献：
[1]吕文强.城市形象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2]赵志勇.户外广告设计[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3]闵学勤.感知与意象:城市理念与形象研究东南大学出版.2007.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7
湖南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实施细则最新版第一条 为了保障广播电视设施的安全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播放质量，根据国务院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我省境内广播电视台、站(包括有线广播台、站，下同)设施的保护，均须遵守《保护条例》和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各行政公署和州、市、县人民政府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所管辖的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对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五条 禁止下列危及广播电视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在微波传送的路由上建造阻断电波传播的高层建筑物;
(二)在架空传送线路两侧10米内爆破作业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三)在架空传送线路上搭瓜棚、晒衣物和拴牲畜;
(四)擅自在架空传送线路上挂接喇叭或其他收听、放音设备;
(五)截断台、站供水水源或者破坏供水设施;
(六)在台、站专用公路两旁3米内取土或在路面设置障碍。
第六条 在天线场地边界外500米范围内，不得兴建易燃易爆或腐蚀性强的工厂、仓库。以天线场地边界为计算起点，不得兴建高度超过仰角3的建筑物。
第七条 在广播电视设施有关技术要求的范围内，架设高压线路，铺设电缆、管道，设置产生高频电磁场的设施，以及从事其他可能损害广播电视设施的活动，均应事先征得当地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同意。
第九条 按照《保护条例》十三条规定，搬迁，拆除广播电视设施所需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应保护现场，立即通知该设施主管单位抢修。抢修费用及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施工单位偿付。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由当地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会同建设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凡违反《保护条例》第五、六、七、八、九条和本实施细则第五、七条规定，情节轻微的，由广播电视台、站的安全员或机线员给予警告并限期改正;情节较重的，由受损害台、站的主管部门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广播电视设施损坏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罚款应使用国家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并及时上交当地财政。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诉裁决。对违反《保护条例》规定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保护条例》第十六执行。
第十五条 违反《保护条例》和本实施细则，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之日起执行。
广播电视设施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台、站(包括有线广播电视台、站)和广播电视传输网的设施，包括广播电视信号发射设施、信号专用传输设施、信号监测设施。
具体地说：
(一)广播电视信号发射设施，包括天线、馈线、塔桅(杆)、地网、卫星发射天线及其附属设备等;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8
一、深入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实施高标准精细化管理，为推动富民强市新跨越营造优质环境载体
一是大力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把外环路打造成城市景观带的部署，大力开展三城路、海尔路、路等新配套改造道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对沿路乱摆乱设、违法建设、户外广告、乱开道口、破坏绿化等行为进行坚决治理，提升出入口形象。实施迎宾路创建工程，开展平营路和路“十字轴线”骨架道路综合治理，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打造新亮点。
二是巩固传统亮点，着力做精做细。围绕商贸兴市战略，实施全方位、高标准管理，重点抓好维客、北方国贸等中心商贸区及会堂游园、同和广场等重点区域管理，巩固提升亮点档次。研究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措施，推行路段承包责任制，把城区所有主次干道分段承包到每名执法人员，实施定点守靠、徒步巡线、机动巡面相结合的巡查机制，及时制止并查处各种违法违章行为，建立长效、规范、科学的城市管理机制。
三是疏堵结合整治占路经营。坚持“方便群众生活与保障市容秩序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创新思路、转变观念，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整治集贸市场暴市、流动摊点占路经营等问题。如针对永州路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群众需要的现状，选择不影响通行的合适地段开辟摊点群、小市场，实施“限制经营种类、限制经营时间、限制经营地点”的“三限”管理措施，规范摊点有序经营。对允许经营区域外的摊点则严格执法，坚决取缔。
四是努力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继续实施围合区域修车点、洗车点、废品收购点清理整顿工作，杜绝占路经营、污染人行道现象。坚持集中清理与日常管理相结合，开展姜家疃、河头等占路市场“暴市”专项治理，取缔居民小区门前自发市场，实现还路于民。坚持执法为民、管理为民，开展露天烧烤和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专项治理。
二、围绕“一环两轴三组团”整体布局，严格防控违法建筑，深入推进集中拆违工作
一是健全完善防治违法建设属地管理责任制。认真贯彻《市违法建设防治办法》，落实属地化管理责任制。构建违法建设信息平台，督促各街道、园区落实巡查控管方案，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防治违法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健全完善防控违法建设长效工作机制，从根本和源头上遏制违法建设行为。
二是实施巡查控管网格管理制，严控违法建设。按照“无缝隙、全覆盖”的原则，将城市规划区划分为8个单元管理网格，落实巡查控管方案，加大巡查密度和执法力度，对主要道路每天巡查一次，对整个城市规划区每两天全面巡查一次，建立执法巡查工作日志，确保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制止查处违法建设，遏制违法建设蔓延势头。
三是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活动，为重点工程顺利实施保驾护航。围绕东外环北外环改造、路路贯通等城建重点工程及路南端、路西端片区拆迁改造工程，提前介入，主动对接，进一步健全完善集中拆违工作机制，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活动，对阻碍工程进度、影响和谐稳定的违法建设坚决依法拆除。
三、实施“空间环境提升”工程，市场化运作提升户外广告设置档次，开展户外广告集中整治
一是探索市场化运作规范户外广告设置工作。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方法提高户外广告设置档次，采取资源置换等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户外广告设置工作，对三城路、平营路等主要路段及城市出入口、高速出入口等重点部位的户外广告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拍卖，抓好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的设置工作，将其打造为城市的靓丽风景线。
二是开展户外广告集中清理。在巩固路户外广告清理成效的基础上，开展路、路、路等主要道路户外广告集中清理，对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及不符合设置规范要求的户外广告进行依法拆除，使户外广告管理工作出精品、出效果。规范主次干道两侧工地围挡，完成未经审批擅自设置道旗广告清理取缔工作。
三是加强乱贴乱画管理。继续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法整治乱贴乱画，确保承包路段可视范围内无乱贴乱画现象。会同市政府督查室加强督查，督促各街道、园区对城区居民小区、规划村庄内的乱贴乱画进行清理粉刷。
四、以开展“城管执法形象提升年”活动为主线，大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一是开展“城管执法形象提升年”活动。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在全局开展以“素质提升工程”、“文明形象提升工程”、“求实形象提升工程”、“为民形象提升工程”和“爱心形象提升工程”五大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城管执法形象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推进科学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使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新提高，为群众解难取得新成效，为民执法形象实现新提升。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9
一、虚假广告的违法特性与更正广告制度
虚假广告为害甚巨。一方面。虚假广告以虚伪不实的宣传进行引诱，极易引起消费者误认和误购。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因为消费者的误认和误购，虚假广告的广告主可以通过未付出必要的劳动就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使付出努力的诚实经营者遭到连带的伤害，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妨碍整个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
对虚假广告的惩罚，采取停止、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措施并无法完全停止虚假广告的社会危害。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厂一大消费者无法知道该广告因虚假违法而被停止，残留在脑海中的记忆仍然会影响其今后的消费判断。如果当事人在原虚假广告停止后，改头换面以合法的形式刊播广告，对消费者而言也无法去除记忆纠正认识，反而会维持甚至强化残留在脑海的虚假信息，继续影响其今后的消费判断。传播学里一般把这种影响称之为“延续效应”。这种“延续效应”决定了虚假广告治理的特殊性。
正因为如此，各国对虚假广告的治理，运用了更正广告这一措施。目的在于彻底纠正和消除虚假广告对消费者已有的误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更正广告一般要求广告主在不小于违法广告的范围内以公开声明公开承认错误的方式，对已经的违法广告予以纠正。
二、我国的更正广告规定与操作困境
我国的广告法律体系也把更正广告作为一项针对虚假广告的罚则。在《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作了规定。这些规定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虚假广告案件中采取“责令更正广告”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开更正的范围和行为方式，但还存在两项不足，给操作带来重重困难。
一是虚假广告案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不够明确。《广告法》第37条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这里明确了虚假广告行为的广告主作为更正广告的唯一责任主体，但在《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17条第三款又规定，“更正广告的费用分别由广告客户和广告经营者承担”。这两个不同的规定留下了广告主与广告经营者之间责任推诿的后患。在参与广告的策划与创作过程中，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往往很难鉴定。毕竟广告活动的根本推动力是广告主的经营需要，广告内容归根结底也由广告主提供和最终决定。另外，在上述法律法规中，对广义的虚假广告行为的处罚，例如对冒充专利、利用新闻形式广告、使用绝对化用语、宣称有效率和治愈率的处罚，还规定了广告者进行“公开更正广告”的法律责任。更给执法机关带来责任区分的困难和对媒体处罚的困难。
二是“责令更正广告”的法律属性有待探讨。在许多行政法学讨论中，有人认为“更正广告”是一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是《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七)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是剥夺与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具有实体性的特点。而“责令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不剥夺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而是要求行政相对人花费一定代价对既往的过错采取补救公开承认并更正的行为。不具备一般行政处罚的特征：也有人认为“更正广告”可以理解为一种“责令改正”事项，属于“恢复原状”性质。不具有制裁性质。这些法律认识上的纷扰也给执法行为创造一定的模糊空间，例如现在的结案报告和案件归档要求中，并没有对更正广告的落实情况做硬性规定，设计初衷良好的更正广告制度难有刚性执行力。
三、国外更正广告的制度与实践
在美国，广告管理的主要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简称FtC)。FtC接到有关虚假广告的投诉后，便可以对广告主进行调查，一旦判定为虚假广告，它可以与广告主协商签署立即停播广告，并责其更正广告的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共识，FtC可以直接向法院，法院认为虚假广告事实成立的，有权冻结广告主的全部资产，以备将来对消费者进行赔偿。美国法律还规定，受侵害的消费者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法院，只要有一个人赢了官司，这个判决就适用于所有人，可以获得同等的赔偿。FtC在要求广告主签署刊播更正广告的协议时，不要求广告主承认违反了法律，但必须同意停播并刊播更正广告，以此达到即时停播涉嫌虚假违法广告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法律要求广告主在媒体刊登广告提交书面凭据，广告主对广告内容负责：另外，对于虚假广告负有责任的媒体，由主管媒体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简称FCC)另案处置。自1971年FtC首次采用责令更正广告措施以来。澳大利亚、法国、中国等一些国家在广告立法中引入了这一规定。
在澳大利亚，广告管理的主要机构是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lanCompetitionandConsumerCommis－sion，简称aCCC)，其职责与工作流程与美国FtC有类似之处，对虚假广告的处理，aCCC采取的步骤，一是派员调查、取证，查明事实，这些调查官大多有执业律师，会计师资格：二是组织协商解决，要求广告主向消费者赔礼道歉。刊登广告消除影响，一般要求广告主作出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三是由法院判决经济赔偿；四是对严重违法者向法院，由法院判决负刑事责任。2009年，aCCC经调查认为，可口可乐(澳大利亚)公司一则名为“母爱”的主题广告为虚假广告。该广告以知名女星妈妈形象宣传可口可乐饮料不会引发肥胖和蛀牙。aCCC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在原媒体按照原期限刊播“更正广告”，其中要求在更正广告的内容中指明原先广告的虚假陈述。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市场和完善的诚信体系为虚假广告治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在制度上的良好设计也为“更正广告”的成功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例如，法院的强制保证、广告主的明确责任、管理部门的合理分工、更正方式、内容、范围的详细规定等等，为我们的立法和执法实践提供了不少启发。
四、完善更正广告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广告主承担唯一责任。在广告业发展之初，广告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业务水平难以和广告经营者、者相提并论，《广告管理条例》、《广告法》、《广告审查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两层设定了广告审查责任，并运用政府力量(后改为协会)对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进行法律培训，考核发放《广告审查员证》。这在当时，对于遏制虚假违法广告有积极的意义。现如今，这种层层设定责任，反而因为责任区分困难最终都没责任。事实上。广告主才是广告内容的最终决定者，应当对虚假广告完全负责，并且在经历30年市场经济洗礼之后，广告主也应完全具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作生存的基本法律素养。另外，在我国新闻媒体特殊管理的情况下，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针对新闻媒体进行处罚。
广告法实施细则篇10
还是一次虚假误导
抑或一个似是而非的“擦边球”
见仁见智
争论在所难免
由此引发出一个紧迫的课题
尽快出台《实施细则》
使执法者、商家及
消费者切实有法可依
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天你到一家商场购物可以不花钱”，你肯定觉得是天方夜谭。
但是今年的4月7日，北京市两家连锁经营的协和百货商厦的大门口，却的的确确挂出了“今日购物不花钱”的大幅招牌。
一石激浪。“协和”之举，给京城商界带来不大不小的地震。
店方：只是想让老百姓得到些实惠
对于这次促销活动，“协和百货”的副总经理张鸿先生做了解释：所谓“今日购物不花钱”是指从4月7日至5月21日，“协和百货”将其中一天的营业额奉送给顾客，即顾客在某一天购买的任何商品，商场把购物发票上的金额返还给购物者。所指的“某一天”要通过公开摇奖的方式确认。
据张鸿先生介绍，目前“协和百货”的日销售额在100万元左右，这项活动的开展意味着“协和”要拿出百万元返还给顾客。但开展该项活动的目的并非有意与其它商家竞争，只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某些实惠。
张鸿先生认为，今年北京商家之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当今商城、新隆福大厦、西单商场新楼等一批大型商场的相继开业，无疑会给北京的商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的焦点也越来越集中在两个方面——价格和服务，其中价格竞争是避免不了的。
据介绍，“协和百货”商厦由店方自己出资营造，不牵扯到租金、货场等问题；再者，“协和百货”属全国性连锁经营的商场，采取“整进分销”方式，即由集团统一大批量进货，从而大大压低了进货成本，商品又被分销到北京、沈阳、成都、上海、宁波、厦门、西安等8家“协和百货”商场，由于实行连锁经营，商品的加价率又大为降低。因此，“协和百货”能大胆地从价格人手展开促销活动的确是有基础的。
在介绍情况时，张鸿先生特别强调，商场此次活动的调子是平淡的，即便不能因此赢利，只要能让顾客记住“协和百货”，也算是社会效益。
管理部门：这种宣传方式似有不妥
一般讲，一次大型的促销活动是必须有大量的广告宣传作为先导的。然而“协和百货”的“今日购物不花钱”已经正式推出了数日，广大北京市民却还未从当地的任何一家传媒上看到相关的广告。
直至4月11日，《北京青年报》才第一次刊出该活动的广告，但稍后不久，原广告内“今日购物不花钱”的字样，在“协和百货重要启事”中，改为“就好像‘购物不花钱’”。
于此同时，预定在《北京晚报》刊出的广告却迟迟末出。
原因何在?
据了解，这一切与有关部门对“今日购物不花钱”这一提法表示了异议有很大关系。
据北京市工商局广告处的有关人士讲，2月1日实施的《广告法》中有明确规定：“广告不能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协和百货”推出的“今日购物不花钱”，并不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当你购物时不用花钱”，而是通过摇奖的方式，退还给你某一天的购物款。因此说，该活动口号在概念上容易引起混淆。
再者，就这次活动本身而言，已经超出了广告的范围，而是一种促销活动，并且由于还款的日子可能是4月7日至5月21日的任意一天，而这一天由摇奖的方式决定，使得这次活动带有抽奖的意味，而抽奖式的有奖销售，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明确的规定。由此而论，“协和百货”提出“今日购物不花钱”的宣传方式似有不妥。
或许是基于以上的判断，4月17日，挂在协和百货王府并分店外“今日购物不花钱”的横幅被工商管理部门勒令摘掉。不久，位于朝内大街协和百货总店外的大型条幅的内容也被改为“购物可能不花钱”。
消费者：有人碰运气有人不以为然
尽管“协和百货”的广告没有成功推出，但一个月来“协和百货”的客流量却上升了30％，销售额同样也在上升。不少顾客都反映，近两年来，商家的促销活动很多，但“协和百货”提出的“今日购物不花钱”的的确确很抓人。 一位姓李的女士就承认，她纯粹是被“购物不花钱”这样的宣传词吸引过来的。她表示以后不妨常到“协和”买点东西，万一碰上了好运气也挺不错的。
与此相反，另有一部分顾客在了解了活动的实际内容后表示出很不以为然。据一位姓徐的先生讲，这无非是商家搞的促销手段，与前一段流行的“幸运抽奖”没有两样，与其让少数人占便宜，倒不如把这一天的营业额均摊在商品中，把物价降下来，让大家都获利。
与前两种相比，更多的消费者都存有这样一种心理：反正是要买东西，倒不如来协和多一次“不花钱”的机会。在该商场的电器部，笔者就遇到过一对刚结婚的夫妇。据他们讲，原本打算在王府并百货大楼买一个抽油烟机，后听人说这儿实行“今日购物不花钱”的活动，就跑过来，“反正都得花钱，多一次中奖的机会也挺好的”。
京城商家：众说纷纭话促销 “协和百货”的举动不仅受到工商部门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在京城众商家中，同样引起了一番有关“促销”话题的议论。
据百货大楼公关部副部长毛革南女士讲，今年以来，北京市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王府井这条街，受到改造工程的影响，生意都不太好做，因此逼得大家出“奇招”搞促销，尤其是价格问题，备受商家关注。协和推出的“今日购物不花钱”说穿了也是价格上的一种竞争手段，在去年物价高涨、消费者对于价格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协和能喊出这个口号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但毛女士同时也谈到，一个创意的成功与否不仅仅看是否新奇，还要看是否适应大环境。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市场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尚处在较宏观的时期，更需要商家去理解、消化和细化。百货大楼做为一个老商家，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慎重的。
燕莎友谊商城则对此另有一番见解。据商城业务部部长博跃红女士介绍，燕莎以前没搞过，今后也不打算搞类似的促销活动，燕莎在经营上的宗旨是：让更大面积的消费者受益。因为商城的效益是众多消费者支持的结果。因此，即便在1992、1993年“幸运大抽奖”极为流行的时候，商城仍是坚持让利给所有支持燕莎的顾客。
傅跃红女士进一步认为，今年北京各商场在商品价格方面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真正深层次的竞争还是在商品品质是否过硬的基础上展开的竞争，让消费者盲目追求某种价格上的刺激是不可取的，更何况当前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比较多，其中宏观的、原则性的内容所占比重较大，可供商家直接操作的少。这就要求一方面国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求商家自觉地、认真地去理解、遵守这些新法律和法规。
城乡贸易中心业务部部长马广起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其实行协和这种促销方式，还不如直接把价格降下来，让广大消费者受益。如果这类刺激性活动搞多了，对商家自己也不好。
据他讲，目前商家类似于“有奖销售”和“大减价”之类的促销活动已经搞得很滥了，大家都在摸索一些新的促销方式。协和的创意的确有新意，如果把“今日购物不花钱”的口号与内容一块宣传，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单独提口号，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误导。这就关系到商家所搞的促销活动一定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尽管目前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比较极，有时不易操作。由此可见，如果国家能尽快地制定出一些“实施细则”来，无疑对商家的帮助会更大。
法与市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话题
尽管“协和百货”自开展“今日购物不花钱”活动以来，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但与其对广告的严格要求呈鲜明对照的是，工商管理部门对活动本身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按协和广告部主任许国栋的话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活动应该能够进行到5月21日顺利结束。”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涉及广告宣传方面，可以翻开新近颁布实施的《广告法》，其中有如下内容：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工商管理部门对于协和广告的干涉恐怕源于此处，因为市工商局的有关人士曾明确指出，“购物”与“不花钱”二词搭配在概念上容易引起混淆和误导。
至于促销活动本身，则属“有奖销售”的范畴。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如下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但据“协和百货”广告部许国栋主任介绍，协和在北京同档次的商厦中，由于自身的优势，往往能把最低价格的商品奉献给消费者，在此基础上，商厦还在每周六开展降价、减价让利活动，而“今日购物不花钱”更是在以上这些基础上，为消费者再提供一次“购物不花钱”的机会。因此，这与在提高商品价格之后搞的抽奖活动有本质上的不同。
由此看来，“协和百货”这次的活动的的确确打了一个“擦边球”。
按理说，新法已经颁布并实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擦边球”呢?
从以上京城众商家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尽管各有各的观点，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着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近年来新颁布实施的法律原则性的东西多，无细则可依据，商家在市场运作中不好操作!怎么办?照章办理，做别人已经做过并确认无误的事，这样则很难拿出有创新的东西。在目前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无创新就不能吸引广大消费者，就等于失败。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打“擦边球”，即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在法律缝隙间呈现出模糊状态时所下的促销“妙着”。这样做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样做同时又具有较大的风险。因为此时无论是执法者还是消费者，对新法都有一个认识、理解、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对一个事物产生出不同的理解，而这不同的理解往往会使商家费尽心机的活动毁于一旦。“协和百货”在广告宣传上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