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计划篇1
1938年，从纳粹德国传来一条惊人的消息：核裂变会产生巨大能量，足以毁灭一座城市。为了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939年8月，物理学家里奥·斯宙拉尔德和恩里考·费米决定请业内威望最高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一封信。
这封信由罗斯福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转交，罗斯福看完后并没有任何表示。萨克斯转而给罗斯福讲了一个故事：发明家富尔顿曾求见过拿破仑，建议他以蒸汽动力舰船代替帆船，以便在任何天气都能横渡英吉利海峡，但拿破仑态度轻蔑，最终迎来了自己的滑铁卢失败。罗斯福沉默良久，忽然严肃地说：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随即批准成立铀顾问委员会，但给予这项研究的资金，仅为6000美元。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找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的物理方法，以及将铀238转变成一种能高度裂变的新元素钚。
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基地珍珠岛被突袭，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不久，一份关于加速原子弹研究进程的报告被放在了总统办公桌上，原子能的研究实践使科学家得出结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核武器是可能的。
此时，纳粹德国的核计划早已秘密实施，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为研究拨款100万马克，相当于74万美元。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1942年6月，美国研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最初的总部设在美国曼哈顿区，因此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工程负责人是陆军准将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曼哈顿计划被赋予“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作为这一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必须找到一位合适的科学带头人，他不仅在量子理论有极高的天赋和声望，还应该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学术组织者。
为什么是奥本海默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5年在哈佛用3年时间修完了4年课程，成为哈佛荣誉毕业生，后在德国科学中心哥廷根大学研习理论物理，主攻量子力学，1927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
1942年，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超凡的理论物理学家，头脑敏捷，记忆力超强。他正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两所大学同时任教，在几年时间内，使这两所大学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形成了一个可以同哥廷根大学、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相媲美的庞大理论物理学派。
奥本海默很高，出奇地瘦，总是喷吸着香烟，或是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它。他从不安排期末考或小测验，他的课程也没有课本，很多内容都是正在发展当中的量子理论，课本中根本没有。
奥本海默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快速的演讲，伴随着许多在黑板上飞快写下的方程式，动作神速，计算却极少有差错。如果学生想问问题,可以随时打断他，奥本海默总是很耐心地回答，但是如果问题很愚蠢，他也会很不客气。
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难民逃离欧洲日趋恶化的政治气氛来到美国。奥本海默的学生有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14岁的天才少年洛马尼兹、有曾在犹他州做过卡车司机的哈特兰德·斯尼德、有从达豪集中营逃出的德国犹太人彼得斯，这些人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都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准将一下子看中了奥本海默，决定任命他为核武器研究的新实验室主任。
对奥本海默的推荐并不顺利，一来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来他早期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奥本海默的哥哥和嫂子是美国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参加了左翼组织。即使在科学界著名如爱因斯坦，也会因为是“极端激进分子”，可能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而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军方对奥本海默的审查长达半年，由于格罗夫斯的坚决态度，最后被特批过关。
奥本海默的一切行动都被监视。1943年，他会见昔日恋人时被跟踪监视，这位恋人有着共产党员身份，会面不久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因为长期与世隔绝，并遭遇监视和盘查，得了抑郁症，酗酒成性。即使是这样，奥本海默还是竭尽全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后来说：“如果在你的面前也发生了一个技术上很有趣的问题，那么你一定会努力设法解决它,而不是思虑以后结果如何。”
没有任何人感到自卑
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当局决定在洛斯阿拉莫斯建立一个新的快中子反应和原子弹结构研究基地。格罗夫斯与美国杜邦公司达成一项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杜邦公司负责全部基地的设计、建造和安全运转，将公司的约6万名员工西迁4345公里。整个计划中的所有新设计都归陆军军方使用。根据协议，除却成本费用，杜邦公司在这项计划中的利润仅为一美元。
早在一战时，杜邦公司就被指责为“借战争发财的军火贩子”，如今的这个协议显然是为了挽回公司声誉。讽刺的是几年后，原子弹爆炸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制造原子弹的杜邦公司又被很多美国媒体称为“人类大屠杀工厂”。
基地选定后，奥本海默用极短的时间在全国招聘了近百名科学家，其中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康普顿、劳伦斯、弗兰克和费米等。他们代表着美国当时一流的水平，分别承担着部分研究工作，洛斯阿拉莫斯也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营。到1945年时，实验室已经发展到拥有2000多名文职研究人员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1000多名科学家的超大规模。
曼哈顿计划篇2
德克士当年进军北京广州等中国13个一线城市，50多家直营店（不是加盟店）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之后德克士改变战略，放弃大城市，进军当时肯德基、麦当劳还没有的二三线城市。德克士占了先机，地利，在二三线城市与肯德基平分市场。德克士战略定位的成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曼哈顿现在靠什么来赢更加残酷的竞争？
西式快餐连锁店，一般来说，总公司是负责战略定位，市场分析及策划等等。所以投资人开店简单也很完善，只需要复制与培训。所以麦当劳不需要创意性的天才，肯德基不从零开始。平凡的人很轻易的能够在麦、肯成功。
而曼哈顿却不同。美国曼哈顿是一家销售餐饮设备与技术转让的公司。在曼哈顿总部北京，好像也没一家曼哈顿成功的直营快餐店（麦当劳在北京上百家店，肯德基在京近二百家店。）（麦当劳、肯德基95%都是直营店，加盟店只占其5%。德克士虽然起步晚，扩张迅速但其直营店也占到25%）。所以，运城曼哈顿店不可能象其他快餐店靠复制就可以成功，战略定位，营销策划等等都得自己来做。而曼哈顿管理层，对整个快餐行业，对竞争对手，甚至是曼哈顿自己都不甚了解。
不知己不知彼，不占先机（快餐巨头已经进入多年）。不占地利，（周围除两巨头外，还有两家快餐竞争者）。曼哈顿店今天所处的位置、环境如同虎狼之窝，南风广场四周，步行5分钟左右，集中了5家客户定位基本相同的西式快餐店。而曼哈顿是一个公众未熟知的品牌。要想成功，本是很难。但曼哈顿店已是破釜沉舟，只能向前不能后退了。
那么曼哈顿店的优势在哪里？怎么才能赢呢？
坦率的讲，曼哈顿所强调的品质、环境卫生、价值等等，竞争对手也都有，也都在强调，并且，实事求是，像肯德基这样的巨头更有经验。我觉得曼哈顿优势在于“灵活”，灵活适于创新，创新目的就是给顾客以不同的欢乐体验，创出曼哈顿独特的吸引力。当然前提是要以人为本，没有人才何来创新？（肯德基这样的店总公司要求统一标准、统一策划、统一形象的，这当然是他们的优势，但也是劣势，单个餐厅省心，创新能力便差。）
我看到宣传片上曼哈顿强调营养+学习，概念是很新颖，我觉得也不错，特色文化氛围才是曼哈顿唯一的路。但给人感觉却很抽象。西式管理强调服务、卫生、环境等，他们不只是广告这样的宣传的，他们的店切实的让顾客感觉到了、体验到了先进的服务、卫生、欢乐、品味等。因为最终评价是顾客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判断的。营养+学习只是个抽象的广告词，没有让顾客体验到这里的实质内容。
“我们卖的不是汉堡，我们销售的是欢乐”希望曼哈顿管理层能注重这句话。
欢迎关于快餐业的讨论，我的QQ：592570666。曼哈顿虽然很难，但是与世界一流的快餐公司在做竞争，如果成功，那么曼哈顿店将是一个伟大的快餐店。衷心的期盼曼哈顿早日成功。
谁能引领曼哈顿走向成功？
一、曼哈顿总部？
业内曾有这样的说法：美国曼哈顿是一家餐饮设备销售与餐饮技术转让为主的公司。并没有餐厅经营的经验及成功模式，曼哈顿基本没有直营店，以加盟店为主，其成活率不可知。但即使在曼哈顿总部北京，也没有一家成功的直营店。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投资者现在应该清楚。
二、曼哈顿店现今的管理团队能否引领其成功？能否找出现今存在问题？有否战略、战术计划？目前为止，管理团队哪些方面做的到位？缺乏哪些？曼哈顿店是某些点上出问题？还是整个面上的问题？投资者心里也应清楚。
三、引进其他名店有经验的人来管理
我认为这条也很难成功。设想一下：即使从高管到厨师、服务员全部引进肯德基或德克士的人员来经营曼哈顿（一个普通顾客印象陌生的品牌），在这样的环境、这个的位置即使做到跟肯德基一样好，来跟旁边的肯德基、德克士正面竞争。其效果、其难度、其风险可想而知。四、曼哈顿的成功之道
因为西式快餐管理的标准化、易复制等特点，彼此很容易走模仿的路。产品的重复率过高，使得普通消费者都分不清肯德基、德克士这些店有何差异（当然前提是品牌知名度相当的情况下）。而环境卫生、食品口味、内部管理做的再好也只是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不再有竞争的优势。后起之秀在某些方面的模仿是很有必要的，但全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核心特点必然会导致失败。自身的特点不是模仿而来的而是需要创造。创特色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硬件方面
装修风格，食品种类、口味、服务形象等这些让消费者看得见或直接感觉到的。这方面曼哈顿已经成形，就不再多说。
2.软件方面
曼哈顿计划篇3
记者：首先请介绍一下曼哈顿在医药流通行业的关注点及提供的服务。
arnoldConsengco：中国医药行业主要由药品生产厂家和经销商组成。从传统角度看，中国医药行业更注重于生产环节和内部管理环节，而不是采购、运输、存储、分类、配送、跟踪等环节。过去主要的弱点在于缺乏有效的跨地区医药配送基础设施，这无疑增加了经营成本的控制难度，严重影响了企业利润。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市场上，我们的医药行业客户皆通过曼哈顿的解决方案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曼哈顿在医药领域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以为客户提供最适用的供应链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订单管理和库存优化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改善产品的分销渠道，平稳快速进入三、四级城市。
记者：近年来，曼哈顿参与了国药的众多物流中心项目，请介绍具体情况。
arnoldConsengco：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药品经销商，业务遍及中国各地。在国药项目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需要一个伸缩自如的解决方案，用以支持随业务增长而不断扩大的配送网络。2006年，经过深入分析和评估，国药控股选择曼哈顿作为其供应链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国药控股上海配送中心率先实施曼哈顿高度集成和先进的仓储管理解决方案(wmS)。该系统通过提高库存透视度，加强供应链综合数据共享，能以更高的效率进行货品流通管理。其特点在于，功能强大、便于配置，能实现复杂供应链中各个流程的自动化，减少误差，提高运作效率，从而帮助国药控股降低了成本。
不仅如此，曼哈顿解决方案的集中采购和配送网络整合能力还帮助国药控股提高了供应链的绩效，增强了公司的核心业务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国药控股在中国物流配送领域，以及制药厂、零售商场及其他下游客户中的声誉。
目前，曼哈顿已经成功为国药控股的多个配送中心提供了供应链解决方案，近期国药将其物流系统升级至曼哈顿SCaLe及曼哈顿开放式仓储管理系统最新版。可以说，国药受益于功能更全面的曼哈顿解决方案。供应链解决方案已成为国药成功发展的关键要素，增强了公司在市场中的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记者：从专业供应链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角度，曼哈顿如何看待现阶段中国医药流通行业的整合?可以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持?
arnoldConsengco：目前中国医药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已成为关键。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在准确、按时完成订单的同时，实施更加严格的标准。加强质量控制。由于在研发领域投入巨大资源，曼哈顿的基本解决方案都能达到GSp规定的货物追踪和监控要求。此外，曼哈顿在整合不同物料处理设备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这对于医药行业是至关重要的。曼哈顿解决方案还能够在复杂的自动化环境中管理和处理大批量的信息，同时达到政府最新的GSp标准要求。借助该方案，医药企业通过采用现代化供应链管理技术，实现监控和加快医药产品流通，提高配送效率和配送中心产出率。另外，我们每年都向客户提供重要的系统升级和增强维护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减少软件的总体拥有成本。
记者：曼哈顿一直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供应链的优化，对于医药流通企业而言，其供应链优化的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着手?
arnoldConsengco：在中国，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物流基础设施还相当不成熟。政府正致力于制定推动一个全面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使三、四线城市的居民可以享受和大城市同等的医疗服务。由于需要覆盖的地域网络相当庞大，在三、四线城市提供这样的服务面临相当太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供应链优化的关键点是在供应链优化中心的周围节点，如药店、医院和配送中心，维持相当的服务水准。医药流通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供应链网络中必须非常注重补货优化和交付。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在中央配送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间进行安全库存优化和交通网络优化。此外，如何进行订单管理是关键，如何确定交货的先后次序、地点，以哪个供应商为源头等，都会影响到实际的服务水平。
中央配送中心应该能够在一个多层次的销售网络中进行补货优化，确保交通运输网络得到优化，并减少成本，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空间利用率，进行库存订单优化，以保证订单可以分配到最适合的区域配送中心，择优选取供应商，以一贯的服务水准，准确及时送达医院、诊所、药店等最终交货地点。
记者：在行业整合的大环境下，医药供应链系统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前景和趋势?对此，曼哈顿有何发展计划?
曼哈顿计划篇4
在老牌公司当中，“生鲜直达”（FreshDirect）称得上是曼哈顿“老大哥”，其不但从美国传统杂货商店的围剿中杀出血路，坚守在线生鲜市场12年之久，还牢牢占据了纽约在线生鲜市场高达80%的份额。
如今，一面是大本营正遭受着来自新老两股势力的巨大冲击，另一面，生鲜直达还面临着扩张的难题。发生于美国的这几场生鲜电商之战，值得我们侧目。
站在前辈的“尸体”上
“门店做到5家以上，就很难保证生鲜的品质了。”乔・费德勒说，这是一位1973年就混迹于生鲜零售业的50岁老兵，是个喜欢叼着雪茄，言辞激烈的食品硬汉。他曾参与1997年开张的“航道上城”（FairwayUptown）购物中心，该商店一度以出售超级新鲜并且低价的生鲜产品轰动纽约甚至周边州县。
不过费德勒在那里只呆了两年就离开了，正在失意时，杰森・阿克曼找到了他。阿克曼原本在投行工作，他看中机会，计划做一家大型的生鲜企业。费德勒有经验，而他有钱，他们可以把“新鲜加低价”的模式做大做强。
但费德勒已经对传统的商店失去了兴趣，此时正值美国互联网黄金年代的末尾，费德勒一边对阿克曼的提议大泼冷水，一边鼓动阿克曼“上网搞在线生鲜”。尽管不情不愿，阿克曼还是“骂着娘入了伙”。两人合作的生鲜直达搭上了互联网热潮的末班车。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生鲜直达上线前夕的2001年，主打在线生鲜概念的“网络货箱”（webvan），烧光了总计高达12亿美金的投资宣布破产。这家野心勃勃的公司曾吸引了大量资本，还成功ipo上市，运营3年后留下的却是一个空壳子：预计投入10亿美金的全国仓储系统，一整个货车队，还有数以千计的彩色储物箱。
同时倒下的还有另几家在线生鲜企业，在线生鲜业一时乌云密布，不过生鲜直达却仿佛捞了宝，费德勒和阿克曼趁机信心十足地宣称：“网络货箱本质上是一家线上分销公司，搞错了做生鲜的重点”，而生鲜直达“是做食品的，不是做互联网的”。他们希望通过互联网降低到达顾客的沟通成本，就如同“戴尔卖电脑那样卖生鲜”。
前辈的教训也让生鲜直达及时调整了细节策略。网络货箱的口号是“争取进门权”，其创始人并不志在日杂销售，而希望借此搭起“跨过最后1英里”的通道套牢消费者，类似今天提出的“物联网”概念。他们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在网络系统、实体仓储的打造上。而生鲜直达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提供“一小时到货”承诺，把目光放在产品质量上；不自己搭建系统，把这活交给了欧洲最大的软件企业Sap公司；不建仓库，只建加工中心；不公开高调融资，主要投资多数来自独立投资人和基金。
然后，他们还在网络货箱的破产清算时“略表心意”：买了点箱子和一两辆货车。同时参与破产物资收购的还有亚马逊，之后，亚马逊生鲜（amazonFresh）依靠其自身强大的仓储物流实力与冷藏仓库的搭建，猛攻“同日/次日送达”服务，成为美国西海岸最有增长潜力的在线生鲜企业之一。不过，由于其上线较晚，如今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西海岸。因此，东海岸起家的生鲜直达才有机会盘踞纽约，成为在线生鲜的曼哈顿老大哥。
新鲜至上
在遭遇同行狙击之前，生鲜直达最先遇上的是传统杂货商店的围剿。
上世纪90年代，纽约开始流行有机食品和素食风潮。人们受够了玉米罐头，更想在家做饭，对生鲜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一部分墨守陈规的杂货店很快销声匿迹，坚持下来的也业绩平平。超市尤其受到冲击。一名美食作家声称：“我可以去农场买绿蔬，去唐人街买鹌鹑，去绿色市场买一整头猪。傻瓜才去超市。”
而现在他们在生鲜直达可以买到更新鲜、更便宜的生鲜产品。费德勒这员生鲜老将，从公司创立一开始就坚持着“极品新鲜”的策略，早在2004年，他们就依靠强大的加工中心完成“生鲜直达”的目标：
在纽约地价相对便宜的长岛，生鲜直达买下了一个近3万平方米的前造纸厂厂房，改造为加工中心，目标直指纽约心脏曼哈顿。
在加工中心里，有着联邦快递一样的中枢传送系统和工业化的厨房。传送带有2英里长，高低错落地穿过温度从零下36℃到零下58℃不等的12块区域，适用于处理小到菠萝、大到200磅的金枪鱼等一系列食品。550名工人拿着扫描器读取条形码，分辨储物箱里面是麦片还是半打新鲜的牛角面包，由此分捡货物――这些箱子就是从“网络货箱”那儿买来的。随后，90辆卡车会把产品送到纽约各地。
顾客们一开始并不确信食品真像宣传的那么新鲜――你又没在边上看着他们剖鱼，总觉有点不放心。但当发现三文鱼价格是附近超市的一半时，低价打动了他们。
于是，传统日杂商们敏锐地感到了威胁，更何况费德勒风格张扬，常常主动招人嫌。首先出手反击的就是费德勒的老东家“航道”。
“航道”老板豪伊・格里克伯格首先对费德勒进行了人身攻击，在他看来，只顾着“卖得新鲜”体现了费德勒的廉价和低端，即使是在“航道上城”担任业务经理期间，费德勒也是在不务正业。费德勒印刷了一张生鲜直达的新海报作为反击，并借机大作广告，上面写道：“由航道上城联合创始人为您奉献。”
随后，豪伊立刻在自家店铺立起标志：“航道商城与生鲜直达毫无关系。”费德勒让员工穿着蔬菜的服装在航道商城外面发传单，并且在生鲜直达网站上发文申明自己确实是创始人之一。针对这个“创始人广告”，双方差点闹上法庭。
纷争后来变成了难看的脏话骂架。其他杂货商们先是围观看笑话，随即发现生鲜直达的商品比自己的也低上10%～15%，还为新注册用户提供50美金的免费产品。正是这小恩小惠的50美金，为生鲜直达带来了大量新用户，其中至少一半变成了老客户。围观者也不得不加入战局。
一家成立于1968年的老牌杂货商“格氏”（Gristede’s）也与生鲜直达交恶，生鲜直达的另一则广告宣称“比格氏便宜35%”，被对方威胁要后才撤下。事后格氏不计成本地建立了自有在线销售平台，并扬言：“我们不想挣钱，就想打压生鲜直达。”
但显然，对于新鲜的追求和对互联网的正确态度，让生鲜直达走上了正轨，而对待传统杂货商的恶劣态度，又给生鲜直达带来了可观的广告效应。费德勒在外大打出手，阿克曼则在家数钱：“我们2004年1月开始盈利，只进账，不烧钱。”到2012年，其营收达到4亿美金。
曼哈顿攻防战
在2011年之前，曼哈顿一直是生鲜直达的天下。他们起步早，又走对了路，10年来长久占据曼哈顿在线生鲜市场高达80%的份额。
实际上很多同行都对曼哈顿又爱又恨，起家于芝加哥的老牌日杂商豌豆荚（peapod）早在1996年就加入了在线生鲜市场，但却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曼哈顿。那地方交通堵，罚单贵，媒体还热爱追着企业曝光短处。但曼哈顿毕竟是曼哈顿，充满了密度高、爱上网、没时间、有闲钱的潜在顾客。2011年，豌豆荚终于跨入了这块生鲜直达的根据地。
此时，生鲜直达的Ceo是第四任的理查・布拉多克，此人过于关注公司内部的运行问题，完全忽视了竞争对手。豌豆荚趁机入侵，用为新客户提供免费送货上门，以及在鲜奶和咖啡之类的每日必需品上打低价牌，在曼哈顿站稳了脚根。
早在2001年前后，豌豆荚被食品巨头皇家阿霍德买下，从此他们有了强大的供应商靠山，这让豌豆荚转而注重在线订单处理和物流配送。在2011年，豌豆荚还提出了虚拟食品杂货店计划，吸引了100多家超市和食品店入驻。可以说，豌豆荚比生鲜直达更为“轻巧”，也能有更广的覆盖面。
这一年里，布拉多克被踢出公司，创始人阿克曼接任了第五任Ceo。阿克曼十分清楚生鲜直达的优势：新鲜才是他们的传统长项。他首次对媒体公开了生鲜直达是如何在长岛工厂加工鲜品的：
如香菜是直接从本地农场运抵加工中心，经清洗、切割和包装之后第二天发货；香蕉则是从哥斯达黎加直运绿皮香蕉，在工厂加工间里用一到两天做熟后发货；而牛排则是两周前整个剥皮后的牛身被送到库里冷藏，得到订单后称重、切割第二天发货；如三文鱼沙拉及法棍面包等成品食物，则是根据订单，或是定量，由厨师团队制作，当天或第二天发货……
而豌豆荚由于经过了超市一环，显然很难保证如此“生鲜直达”。阿克曼还在网站上公布了新品计划，无一例外都是直接与农场，甚至是海产品中心合作，新鲜又健康。由此，阿克曼为生鲜直达坚持送货收费找到了绝佳的“理由”。
尽管生鲜直达还能坚守其“新鲜”优势，但更多新生代的创业公司已经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他们用花样百出的模式为自己营造了生存空间。
比如建立于布鲁克林的美食食材网站“大厨日”，其特色是“提供菜谱和所有食材，及在线视频教学”，最大的卖点在于，网站号称所有食材搭配和教学视频均来自于纽约著名餐厅的名厨，并保证食材优质新鲜。为了保证效率，大厨日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送货。其每人每餐“包邮”的价格是17.5美元。
来自德国的“嗨新鲜”模式与“大厨日”相仿，但更便宜；而“蓝围裙”则直接从餐厅供货渠道拿货，大打低价牌，会员每人每餐的价格可以低到9.9美元；“镀金网”除了采取菜谱+食材配送的模式外，还建立了一个社交页面，让用户在此秀出自己的晚餐照片或者烹饪技巧，借此增强社交性，培养顾客的忠诚度。
相对于这些多数把物流外包的初创公司，生鲜直达更加没有价格优势，其每单的最低消费限制是30美元。固守曼哈顿，也许不再是明智的长久之计。
老大哥的难题
生鲜直达在曼哈顿固守10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走上网络货箱“大布局导致大溃败”的老路，对于扩张，他们十分谨慎。
实际上，即使是在大本营曼哈顿，生鲜直达的问题都没能完全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运输。尽管生鲜直达没有强调到货速度，但生鲜运输，冷藏大货车是必需品。当在线提交订单后，无数绿橙相间的生鲜直达大货车会在第二天拉着货物穿越曼哈顿的大街小巷，停在各个街区固定的位置，等待顾客上车提货。
这是生鲜直达最有竞争力的做法，但却带来极大的成本。诚然，新鲜的食品需要在货车上保持低温直到顾客领走，但楼下停着一辆整天轰鸣不休的大卡车，谁都会觉得是件烦心事。为此纽约市民孜孜不倦地在媒体上抗议了十来年，头两年警察给生鲜直达货车开出60万美金的罚单，但生鲜直达拒绝妥协，最多让车挪挪位置。
另外就是工人的问题，生鲜配送的模式决定了员工规模的巨大，2007年时，生鲜直达的员工规模已超过了2000人。在一次移民检查中，有300人被迫当场离开。阿克曼的廉价劳工被遣走后，他的企业差点因此停摆，他尖锐地指责政府：“这不公平。既然都已经让他们入境了，为什么不让人家工作？”但却无济于事。
另外，生鲜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天然存在“高风险”，生鲜直达每年打碎的鸡蛋都要以吨计算。生鲜直达的第四任Ceo布拉多克花了两年时间改善这些问题，也算颇有成效：鲜品直达没有扩张，但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
不过阿克曼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他认为扩张更能解决这些成本问题。
首先他准备把长岛的总部大工厂搬到纽约东北部的布鲁克斯。虽然当地民众对于工厂带来的污染忧心忡忡百般抵制，但阿克曼扬言，去不了布鲁克斯，大不了就去新泽西。这可是一大笔税收和3000人的工作机会。布鲁克斯政府最近通过议案，给新品直达提供1.27亿美金的补助，希望促成生鲜直达明年春天落户。
曼哈顿计划篇5
关键词：曼哈顿工程、科学家、社会责任
abstract:themanhattanprojectwasahugeplanofresearchingandmakinga-bombthatwasimplementedbyU.S.a.andthealliedcountriesduringtheworldwarⅡ.thepapersurveysscientists’attitudeandbehaviortothemanhattanproject，andreviewsscientists’socialresponsibilityandscienceconsciencewhichembodiedonthisproject.theanti-Fascistwarspurredscientiststocognizetheirresponsibilitiestosociety，buttheprocessofperformingtheresponsibilitiesbroughtthemtothenewperplexities，andimpelledthemtoseekcontinuouslytheunificationofboth‘truth’and‘kind’underrealitycondition.
Keywords:themanhattanproject;Scientist;SocialResponsibility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部主导实施的曼哈顿工程，动员了当时盟国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其直接的结果是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作为20世纪大科学的经典案例，人们从科学组织和管理，以及战争与科学等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人们纪念国际物理学年的今天，随着人们对科学的成就及其社会效果给予愈来愈高度的关注，科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试图从这一新的视角，去考察和回味当年物理学家们的言行和思想。大量事实表明，曼哈顿工程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科学家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它的结果，尤其是它所带给科学家们的困惑，则对于今天的人们进一步去思考科学家应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充满现实感的问题，也将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核裂变的发现与物理学家的担忧
说起曼哈顿工程的起源，在物理科学中应首先回到核裂变现象的发现。1938年12月中旬，德国物理学家哈恩（HaHn，otto）和斯特拉斯曼(StRaSSman，Fritz)在实验中发现，用慢中子照射铀－235原子核时，受到照射的铀原子核会裂变成两个更轻的原子核。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BoHR，niels）那里，刚好玻尔应邀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访问，于是1939年1月，这个消息被他带到美国，并在同行中引起了震动。
人们关注此一发现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伴随着这个过程发生的质量亏损所释放的能量，比相同质量的化学反应要大几百万倍。而且根据轻原子核中质子和中子数几乎相等的情况，几乎可以立刻推测出，在重原子核裂变为轻原子核的过程中，将释放出多余的中子。这意味着如果原子核的数量足够多，重元素的体积和重量足够大的话，那么裂变放出的次级中子，还有可能引发临近的原子核进一步产生裂变，并且这个过程将不断地持续下去，人们将此称为链式反应。
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发现，几乎直接向人们预示了这一结果在军事利用上的可能。微小的中子既然有能力释放沉睡在大自然界中几十亿年的物质巨人，那么由此制造出来的炸弹，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可想而知。当时正处在大战爆发前夕，从希特勒的疯狂联想到核裂变的发现者是德国物理学家，就不由得使人们多添了几分忧虑。
犹太裔物理学家西拉德（SZiLaRD，Leo）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忧虑的人物之一。西拉德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22年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在柏林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听到核裂变的消息时，他刚刚流亡到美国。希特勒的疯狂和曾受到纳粹迫害的亲身经历，使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敏感到，绝不能让纳粹率先拥有那势必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周围，还有一批有着类似经历的科学家，如下面还要提到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FeRmi，enrico），以及同样是匈牙利出身的物理学家威格纳（wiGneR，eugene）和特勒（teLLeR，edward）。为了防止此种事态的发生，西拉德及其同仁意识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他们想到要积极着手该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想尽办法去延迟德方在同一工作上的进展。
西拉德建议科学家们要审慎地对待已获得的研究成果，不要轻易任何有关核研究方面的信息。为此他还积极同身边的费米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Frederic）取得联系。作为同行，他深知此二人在寻找裂变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中子方面所持的关心和已取得的实验进展。事实上，在得知核裂变现象的事实后，他几乎立即联想到该过程将放出复数中子的可能，并且很快在实验中确认了每个原子核的裂变将平均释放两个中子的现象。考虑到研究将导致严重甚至是危险的后果，他和合作者仅仅将这个发现以“致编者的信”的形式寄给美国的《物理评论》，在通知他们该项发现的同时，要求编委会暂时不要发表该信的内容。
在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又审慎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西拉德等人还想尽办法要延缓德国方面工作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使德国方面无法获得推进该项工作所必需的原料。考虑到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铀矿产地在比利时统制下的刚果，西拉德和威格纳想到应尽快与比利时方面联系，以告知其不把铀卖给德国。他们想到了正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因为他们得知爱因斯坦与比利时女王的关系良好，因此想到以他的名义给女王去信。
1939年7月西拉德和威格纳拜访了爱因斯坦，后者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可就在准备这封信的过程中，西拉德遇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亚力山大萨克斯（aLeXanDeR，Sachs），经过后者的劝说，他们决定将信改寄给罗斯福总统。因为这样做或许还可以从美国政府得到从事相关研究的资助。由此便产生了那封著名的爱因斯坦“为原子能问题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信中要求总统“注意如下事实和建议”：首先是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和费米及西拉德的工作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原子核的链式反应将“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其次是“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炸弹，……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接下来信中告诫“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在比利时属地刚果”。最后信中建议总统委托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以经常向政府通报该领域发展的情况，提出行动建议，“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此外，这个人还需“设法加速实验工作”，如果需要该项资金，则可通过他的帮助来加以解决。信的最后还提到了德国方面最近的动向。指出“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而且德国的“研究所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二、曼哈顿工程的启动
通常认为，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着手开发原子弹的大规模行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罗斯福接到由萨克斯转交的爱因斯坦来信后，于1939年10月19日下令成立了一个铀元素顾问委员会，并任命国家标准局长布里格斯（LYman，J.Briggs）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布里格斯于1939年10月21日主持召开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兵器部门的亚当森上校，海军兵器部门的法伊弗尔中校等正式成员；也邀请了西拉德、威格纳和特勒等科学家列席。但会议并没有直接导致大规模研制原子武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欧战刚爆发，美国正处在隔岸观火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科学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对此充满了疑虑。11月1日，委员会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一方面认同了炸弹的威力和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到了“尽管在原理上存在着制造原子弹的可能，但这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需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十分复杂”。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技术上的问题。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信件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美国政府高层对核能问题的关注，它导致了铀元素顾问委员会的建立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委员会对核研究的支持。它也是科学家们高度责任意识下的最初成果。不过所有这些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开发还相去甚远，在大量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科学家们只能十分有限地开展相关研究。1940年2月，陆海军方面向委员会拨款6000美元，用于支持费米和西拉德等少数科学家继续他们在实验上的工作。同年6月，随着铀元素顾问委员会并入新组建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和铀元素研究本身亦被明确定义为军事研究，政府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截止到1941年11月，委员会共支持了16项科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工作，总金额达到30万美元。
美国政府推动下的大规模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展开，始于1941年岁暮。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年夏天，根据美英之间的战时情报交换协议，美国政府获悉英国方面关于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构想已大致形成。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在华盛顿的白宫听过科学研究开发办公室主任、原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长布什（BUSH，Vanneva）的汇报之后，罗斯福总统正式批准了开发原子武器的计划。并决定成立领导该计划的最高政策小组。其成员包括正副总统，陆军部长史迪文森，参谋长马歇尔，科学研究开发办公室主任布什和国防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柯南特。1942年夏季，美国政府正式制定了总金额达20亿美元的原子弹研究开发计划，取名为“曼哈顿工程”，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任计划总负责人。就科学家方面而言，在最高政策小组之下，由康普顿（aRtHUR，Compton）、劳伦兹（eRneSt，orlandoLawrence）和尤里（HaRoLD，ClaytonUrey）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组建了强大的研究阵容。康普顿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化名为冶金研究所的机构，专门负责生产钚原料的研究开发；劳伦玆于加州大学的放射线研究所中开始了以电磁分离法来提取铀原料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里则负责提取铀原料的气体扩散法研究。此外，在新墨西哥州还成立了阿拉莫斯研究所，专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开发，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所长。在这些研究所中，聚集了当时美国的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
三、赶在希特勒前面
为了赶在希特勒的前面，科学家们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他们以高昂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投身于反抗法西斯战争中。尽管许多人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军事研究，但战时的责任和科学上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很快便一改初衷，加入到曼哈顿工程这浩大的行列中来。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物理学家费因曼（FeYnman，Richardp），在提及当年加入曼哈顿工程时这样写到：
那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一天我正在房间里工作，鲍勃威尔森从外面跑进来对我说：“有了一份来钱的绝密工作。本不该对外讲的，但我想你听了后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参加。”听他说起那是一项通过用分离同位素的办法制造炸弹的工作后，我立即摇头表示没兴趣。可谁知他走后不到3分钟，我的头脑中竟开始充满了他刚才说过的话，以至于再也做不下去手中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快放下正在进行的工作，来到了阿拉莫斯研究所。……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把力量合到一起，忘我地工作。
奥本海默将此解释为正义感与好奇心的双重作用。在这种作用下，科学家们的努力很快便换来了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成就。1942年12月2日，从哥伦比亚大学集中整合到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费米小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铀—石墨原子反应堆。它高5.6米、长10米、宽9米，内可装填52吨核反应材料，装置总重量达到1400吨。利用这套装置，人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裂变链式反应实验，从而为原子弹的制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佩汀领导的小组解决了天然铀的提纯技术，纯度达含铀90%以上，并于1943年6月21日在田纳西州建立了两座大规模的K—25铀离析工厂，为美国生产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铀原料。与此同时，奥本海默的阿拉莫斯研究所先后组建了3台新型加速器、2座小型反应堆和电子计算机，完成了中子速度选择器的试验、反射层材料的性能试验和中子引发器的设计等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研究。
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科学家们不仅付出了辛劳和汗水，而且付出了青春和生命。很多人从接受任务的那天起即默默地从亲友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去就是几年，杳无音信。上面提到的费因曼在前往阿拉莫斯研究所时，与患有淋巴结核的中学时代的恋人新婚还不满一年，就在目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夕，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
1946年的一天，年轻科学家路易斯斯洛廷为了进行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实验，在那艰苦而简陋的条件下，他用螺丝刀把两个半球沿着导向轴相对衔合，同时准备在正好达到链式反应临界点的瞬间将半圆球分开。正当两个半圆球已经相当接近，质量已达到临界值时，他的螺丝刀不幸突然从手中掉了下来。为了制止链式反应的继续和危险的发生，他徒手将两个半球掰开，使在场的7个人免受放射线的伤害，可他自己却因此中了致命的辐射剂量。9天之后，这个年轻科学家便为曼哈顿工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那个神圣职责的驱使下，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忘我地工作，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以使世界上正义和无辜的人们免受来自纳粹疯狂的核威胁。
四、困惑与抉择
就在人们日以继夜地奋斗，进而日益接近成功的时候，战争的进程不断给科学家带来新的困惑，新的现实要求他们在新的抉择中履行自己的职责。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国的情报人员了解到德国的原子武器研究并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此刻，在大舒了一口气的同时，曼哈顿工程的管理当局没有将这一消息告知那些在正在现场拼命工作的科学家们。他们担心后者知道真相后，会失去工作热情进而瓦解斗志。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个偶然的场合，英国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RottBLatt，michael）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意识到，继续做下去将违背自己的初衷。尤其是当他从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格罗斯将军口中亲耳听到，现在研制的原子武器可以在战后用来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罗特布拉特向他的老师，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德威克（JameS，Chadwick）提出辞职，在老师的庇护下，他克服了重重阻挠，终于退出计划，回到了英国。从而成为唯一中途退出曼哈顿工程的所谓“叛逆者”。更重要的是战后，同样的意志驱使他积极投身于制止核威胁的运动中，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和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接近完成，科学家们在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再次以自己的良知发出了呼声。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他们考虑到原子弹所拥有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因而呼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可轻易使用原子武器。即便在对日使用原子弹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他们也还是竭力要求使用之前，首先给予示威性的警告。前面提到的西拉德此时此刻对于那些热衷于核威胁的倾向深感担忧，他指出：“我们用原子弹进行‘示威’的行为，将会加速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研制这些武器的竞争”。为此，西拉德在建议延缓使用原子弹，并呼吁对原子弹的使用进行国际控制的同时，再次想到去寻求爱因斯坦的帮助。他同样为之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针对目前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罗斯福在未看到备忘录之前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弗兰克等7名科学家联名致函国防部长，指出“如果美国成为这种毁灭人类的新武器的最初使用者，则势必丧失掉世界舆论的支持，进而在激化军备竞争的同时，丧失掉为控制此种兵器而达成国际协议的重要机会。”这便是以弗兰克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弗兰克报告》。
1945年7月17日初，63名科学家联名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份请愿书，指出“考虑到正在开发的武器威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将其使用于战场时，合众国政府乃至国民在道德方面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世界舆论终究是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呼吁，针对眼前的战况，在使用该武器之前，应将其威力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展示，……以使日方对于顽抗下去将导致的结果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
然而所有这些科学家们在高度责任意识下的发言，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决策者们的观念正如此时代表管理当局的奥本海默所表述的那样：“科学家不应该对社会有益地或有害地利用他的成果承担责任。他仅对自己的工作或成果的科学价值负责”。事实上，早在曼哈顿工程启动之初，美国政府最高政策小组的布什在致康普顿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在此想明确强调的一点是，已经口头向阁下说明的那样，您的委员会所负责处理的将仅仅是技术性上问题，至于针对该计划（指曼哈顿工程）的政府政策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等问题，则不属于贵会的权限”。也就是说在这项事业中，不论这些科学家们是否怀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曼哈顿工程，但是对自己的工作所将导致的结果及应该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一重要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美国军方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接连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了两颗原子弹。说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但从不给对手以考虑之机，急急忙忙在两处投下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子弹的事实中，除威慑之外，多少让人感到了一些军事实验的性质。
五、悲剧中的反思与行动
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及其所带来的惨剧，使许多科学家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在面对悲剧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开始了新的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行动。
曾是核裂变的发现者哈恩的合作者，后来由于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到瑞典的犹太科学家迈特纳(meitneR，Lise)在回忆起刚刚听到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说：“1945年8月6日，一个记者将电话打到我家，让我就原子弹爆炸一事发表评论。我吃惊地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质问对方是不是搞错了！然而当从对方的口中再一次听到‘原子弹’一词时，我感觉到这些年来本已渐渐远去的恐怖转瞬间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对此我本来是知道的，而且应该一直都十分清楚才对。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帮助下释放出来的核能，本来就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以破坏为目的的炸弹。”另一个犹太科学家，战时效力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拉比（RaBi，isidorisaac）谈起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知是何种原因，当时所受到的刺激至今也没能消失。那种感觉中带着恐怖和不祥，仿佛冻结在心底一样”。曾经说服罗斯福总统关注核研究的爱因斯坦懊悔地写道：“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指希特勒拥有原子弹）是没有根据的，同西拉德一样，我当初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爱因斯坦还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书中呼吁到：“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原子能决不能被用来伤害人类，而应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曼哈顿工程的结局使科学家们十分担忧地看到“科学实际上给人类提供了自我毁灭的手段”，看到了利用核武器的战争将使人类走向深渊。为此他们“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及其国务活动家们行动起来，封闭那些通向毁灭的道路”。在那个战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物理学的年代，动员一切力量消除战争便成为一切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曼哈顿工程带给科学家们最大的启示是，那种大科学中所强调的广泛合作精神在履行社会的责任中也同样重要。为了限制原子武器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危险的努力中，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结成了广泛的联盟。1949年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持召开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演说时宣称：“科学家们不愿成为那样一些力量的同谋者，这种力量有时为了罪恶的目的去利用科学家们的成果”。为此他呼吁：“科学家们作为劳动者大家庭的成员，应当关心自己的发明是怎样被利用的”。
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发表了题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还有布里奇曼（p.w.Bridgman）、缪勒（H.J.muller）、鲍威尔（C.F.powell）、约里奥－居里、马克斯波恩(maxBorn)、莱纳斯鲍林(L.pauling)、汤川秀树以及上面提到的罗特布拉特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宣言”呼吁各国科学家行动起来反对核战争，并在最后决议中写道：“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他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争端”。作为“宣言”主旨的继续，1957年来自10个国家的22科学家在加拿大小城帕格沃什召开了第一次“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帕格沃什会议”。会议宣言指出:“在国家间互不信任和因此而产生军备竞赛的现有条件下，自然科学的一切部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都将愈来愈陷入为军事目的服务之中。……这引导自然科学离开其本身的目的，这种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知识的总和以及帮助征服自然力而有利于全人类。”由此，“科学家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是，使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性，并能够清楚地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远景。他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权利，同时肩负特殊的责任。”
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也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战后原子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本着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在不断地呼吁人们反对一切核威胁的同时，在开发核能，改善人类生活的事业中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历史正在告诉我们，“在两种可能性的斗争中，对原子能为人类服务的良好作用的希望，将战胜对原子弹毁灭一切的作用的恐惧”。
结论
60多年前，物理学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而法西斯战争的阴云也日益密布于世界上空。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于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在带给人们以极大惊奇的同时，这一工作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使人感到了忧虑。以西拉德为代表的一批犹太裔科学家率先行动起来，他们在抢占科学制高点的同时，又以在自身专业视角上所洞鉴到的一切，去唤起政府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曼哈顿工程的展开固然有着来自科学界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战争进程的需求和技术可行性问题的解决，或许有着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在紧迫的战争形势下，科学家们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为了赶在希特勒前面，从而使人类免受被毁灭的威胁，他们在曼哈顿工程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战争的胜负初显端倪，了解到危险的对手已成为虚幻的存在，他们便开始有人退出这场失去意义的竞争。即便是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由于意识到即将制成的武器所拥有的巨大杀伤作用，他们也再一次以自己的良知，呼吁决策当局审慎地对待原子武器的使用。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空前惨剧，在战后带给科学家们极大的震撼。他们在反思中更清楚地意识到，既然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导致的危险，能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未来，他们对解决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就应该拥有特殊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特殊的义务。战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为了全力制止原子武器的威胁，也为了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曼哈顿工程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家们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责任意识。它是这种责任意识下的产物，其展开过程又促使愈来愈多的人们对应该如何履行这神圣的职责进行着深入的反思。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纪念国际物理学年的今天，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求人们更深刻地去领悟科学活动的根本意义；这就需要在强化对人类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同时，不断努力寻求履行这种责任的更加有效的途径。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以其庄严的立场和充满理性与睿智的言行强调了科学在保卫世界和平和创造人类幸福中的本来意义，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今天，他们所留下的一切对我们拥有多方面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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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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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4。
曼哈顿计划篇6
在这一千年中的绝大部份时间,这个世界最大的证券市场所在地曾经无人居住。直到17世纪早期,印第安人才作为最早居民来到岛上将南部的乱石地作为他们的住所。荷兰人紧接着在1624年也登上了这个岛屿。
他们在两年以后买下了这个岛,并称其为manahatta(大概是从印语中的manahactanienk一词演变来的,其意思是"众人陶醉的地方。")大多数早期的变化都发生在今天位于曼哈顿南端的一个仅有十条大街的小区----运河大街(CanalStreet)以北的地区内,它得名于流经该地的一条泥泞的小河,而当时的此地不过是沼泽和森林。
17世纪60年代,英国人来到岛上并将荷兰人赶走,到了17世纪末,他们将居住地扩张到了北部地区。然而,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今天的中央停车场(Centralpark)仍因其美丽的田园风光成为当时人们周末散步的好去处。而曼哈顿本土的北部则一直到本世纪初仍为农耕地。位于百老汇和第213号大街的最后的一块农场也直到1930年才消失。
18世纪,纽约变成一个热闹的港口。除了进行商品贸易外,一些商人逐渐转为买卖政府债券和公司股票。显然,他们已经看到了遍及欧洲的新生金融市场的萌芽,于是在1792年,他们聚集在梧桐树荫下商议如何更好地组织股票交易。1817年公司成立了,命名为纽约股票交易部(newYorkStockandexchangeBoard):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在小酒店里办公,直到1865年他们才有了自己的大楼,即今天位于华尔大街的股票交易大楼。
在诸多繁荣的殖民地城市中,为什么曼哈顿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那些居住在城里的荷兰商人,他们对商业的兴趣远远大于那些起初在波士顿,后来在费城居住的政治革命者。其次,美国的财政部从建国的初期就设在纽约,该城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时期还被指定为政府战时债券的专门交易中心。因此,到20世纪初,纽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许多领导美国工业革命的商业大亨发家致富的起点。
然而,这个城市的金融历史并非如此容易就开始了。曼哈顿总是更喜欢展望将来而不是回顾过去。早期居住者希望来此创新,他们身后的跟随者有成百上千万。尽管不易辨认,但今天来到曼哈顿南部的参观者仍然可以看到历史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痕迹:
南部大街和白厅大街(SouthStreetandwhitehallStreet)
曼哈顿的一切从发生在这两条街的一笔土地交易开始。1626年10月25日,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westindiaCo.)总裁彼得米纽特(peterminuit)以价值约24美元的珠宝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了曼哈顿岛屿,由此诞生了新阿姆斯特丹(newamsterdam)。
现在彼得米纽特广场几乎已得不到圣地的待遇了。它基本上成为从斯塔登岛轮渡站(StatenislandFerryterminal)到穿过整条大街当中的一个交通岛。广场上有一块纪念牌记载着这次交易,还有几条长椅和一个卖饮料和的报刊亭。
珍珠街81号(81pearlStreet)
这是美国第一台印刷机和第一家出版社所在地。1725年11月,英国人威廉-布莱德福特(williamBradford)建立了《纽约报》newYorkGazette。
1733年,布莱德福特的合伙人约翰-彼得-曾格尔(JohnpeterZenger)离开并自创了《纽约周刊》(newYorkweeklyJournal),与《纽约报》展开竞争。因为没有布莱德福特的老练和相应政策的保护,曾格尔一年后因诽谤罪而破产--但此事成为有关出版自由的决议诞生的标志,陪审团最终认为曾格尔对殖民统治者的指控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因此他无罪。(1744年《纽约报》停止发行。)
现在,这个美国传媒及出版业的诞生地已成为一家中国餐馆,名为珍珠81号,。店内没有一处提到此地的历史,店外墙上有一块纪念的牌子。
珍珠街362号(362pearlStreet)
这里是曼哈顿房地产之父约翰-亚克伯-阿斯特(JohnJacobastor)的居住地.19世纪早期阿斯特买了市中心的一些房屋并用出钱帮助建造埃里运河(erieCanal).他最为明智的投资是1837年大萧条时他买进了一些因抵押人不能偿还贷款而被取消赎回权的房产,后来以十倍的价钱卖出。
现在此处建筑正位于FDR公路(FDRDrive)之下,这条公路建于二战后,旨在加快东部的发展。
华尔街68号
这是后来的纽约股票交易中心所在地。1792年24位经纪人在此进行股票交易,远不象今天我们从CnBC上看到的那么疯狂交易。那时,对绅士风度有严格的要求,除此之外,掮客们还立誓对佣金的征收不得超过0.25%。
华尔街位于新阿姆斯特丹北部边缘。到17世纪中叶,这里建起了一堵矮小的木墙,用来防范印第安人的袭击。这条街因此得名。1699年,英国人摧毁了这堵墙。
现在:华尔街68号已不存在了。总部设在华尔街60号的J.p.摩根公司买下了它,J.p.摩根的大楼占据了整个街区。那棵有着重要意义的梧桐树在1865年的暴雨中被刮倒,现在已没有一棵梧桐树。珍珠街54号
1789年和1790年,纽约是美国的首都,此地是美国的财政部。官僚们常聚集在一家名为弗朗西斯的小酒馆内。在独立战争爆发前,这间酒馆就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不满者在这里反对印花税法案(Stampact),自由之子(SonsofLiberty)在这里计划组织他们自己的1774年波士顿倾茶党(Bostonteaparty)。在酒馆的三楼,乔治华盛顿向他的军队告别,结识山缪尔弗朗西斯(SamuelFraunces)。美国的首都迁往费城后,弗朗西斯一家也离开了此地.。
现在此地建成了一个小型的革命博物馆和一个具有革命时期特色的餐馆。餐馆的特色菜包括殖民地新英格兰蛤杂烩(ColonialnewenglandClamChowder),华盛顿炸鸡(BakedChickenalawashington)和每份价值19.98美圆的从汤到甜食都齐全的殖民地大餐(asoup-to-nutsColonialRepast)。
珍珠街133号
这里是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s.)在纽约的初创地。雷曼公司是由三个德国犹太移民建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做棉花经纪的公司。内战结束后,南方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三兄弟来到这里开始了在美国的贸易。后来,该
公司又分出投资银行公司,并于1994年与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expressCo.)合并。
现在珍珠街133号也不复存在了。现在这块地方夹在一幢办公楼和一家爱尔兰啤酒屋之间,叫onewallStreetCourt。
百老汇26号
百老汇大街26号:1912年前标准石油公司所在地
曼哈顿计划篇7
①但曾几何时，当人们从追随的狂热中醒来时，发觉到头来，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其成果固然伟大，其后果也着实可悲："难道地球上还曾有过别的地方的人，虽然他们有的是财富和权力，却要象你们今天在所赞颂的国土上一样，花钱建造无数他们所厌恶的建筑这样的事吗？"②建筑师们"公开承认他们自己也很吃惊。他们满不在乎地告诉你，现代建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快要完蛋了。然而在每一次反思建筑本体的时候，每一次人类意识变更时，我们能够意识到建筑本体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建筑反映着人对居住环境的把握，是为了创造人性的空间。空间场所性的完善程度决定人们生存空间的理想化程度。人们总是需要寻找解决方案，而这不仅客观存在，也切实的反映了我们在现实客观环境中所形成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身处的困境，解决问题，处理困境，并保护好现存的古建体系，则需用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使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得到融合，缩短与西方在建筑技术与设计理念上的距离（其简约手段将形成必然）
一、人口密度生态环境的变化，及配套设施。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与基础设施的老化，不断的困搅着我们，在其它国家我们看到了很多解决方法，如荷兰的mVRDV等建筑师通过社会调研方式，身临其境去解决问题，并划分出最佳方法，在矛盾空间中生成有续空间，并维系了原城区的完整性。一般认为，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许就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与总面积的平均关系来说这一说法是有其理由的，但是荷兰的城市却远不属于世界上人口和建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列。事实上，香港、曼哈顿、里约热内卢、上海的密度远远在荷兰城市之上。相比之下，荷兰的许多城市看上去倒象低密度的郊区和乡村。尽管如此，密度却成为荷兰当代建筑师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并从中转化出具有"实验性"的建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荷兰作为一个高密度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荷兰建筑师思维方式的影响，但是我以为仅仅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荷兰作为欧洲现代建筑的发源地之一，其深厚的现代建筑传统（贝尔拉格、"风格派"、"结构主义"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形式问题（或者从形式谈形式）所涉及的范围。在诸多非（建筑）形式的问题中。密度问题不过是借助荷兰文化中的"密度情结"更有现实性而已。以伦姆·库哈斯为首的"都市建筑事务所"（officeformetropoliitanarchitecture,筒称oma）和更为年轻的mVRDV小组（组名以它的三个主要创始人winymaas，JacobvanRijs，nathaliedeVries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就是这类荷兰当代建筑师的代表。库哈斯对密度问题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70年代中期对纽约曼哈顿的研究中库哈斯就用"拥挤文化"来概括曼哈顿的本质。所谓"拥挤文化"从最为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曼哈顿式的摩天楼"物体"的高层高密度集聚，或者说曼哈顿的高层高密度城市形态是"拥挤文化"最直接的物质表现。但是，物质意义上的高密度并不是"拥挤文化"的全部含意。事实上，在库哈斯那里"拥挤文化"与其说是物体的"拥挤"不如说是内容（program）的"拥挤"。这就是为什么库哈斯将"下城体俱乐部"（theDowntownathleticClub）视为曼哈顿"拥挤文化"典型代表的原因。
二、了解西方建筑学界的三支力量
（1）第一支力量：现代主义与晚现代主义（modernism与Latemodern）。这是以包豪斯学派和第一代建筑师为源本和主干，在本世纪初兴起，到本世纪中叶开始占绝对优势的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思潮。它的革新精神使建筑设计理论和实用美术均产生重大突破，在艺术上为建筑的抽象造型和大工业生产的工艺美学观揭开了新纪元。但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建筑师已不满足于"形式追随功能"的公式，不少人开始寻找新思路，以便使建筑作出更丰富的表达。在约恩伍重入选悉尼歌剧院之后，沙里宁紧跟设计了纽约twa候机楼，丹下健三的东京奥运馆也接踵竣工。这些"形喻建筑"的作品，使人目不暇接。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在一个题目为"建筑与引喻"的展览会上写道："有些形式，它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在联想力，它比纯粹抽象的构图在启示方面更富激发性。无论建筑师是否有这种追求和愿望，这些形式所唤起的联想，终究成为对建筑物最终的评价。"无论建筑师是否有这种追求和愿望，这些形式所唤起的联想，终究成为对建筑物最终的评价。"无论人们怎样议论那风帆迭起的剧场屋顶，巨鸟般的候机厅，事实已表明，有一股"晚现代"的建筑思潮开始摆脱正统信念，走向了各树旗帜，追逐形式，标榜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建筑师在功能、结构、工艺、材料和理性之外，企图再开拓出新的领域，探求纯物质以外的因素，尝试通过建筑的形象表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除此之外，现代主义思潮自60年代起，连续受到严峻的挑战，开始经受一场"再验证"的考验。文丘里写的"建筑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书，为"再验证"现代主义的基本原理吹响了第一声号角。致使现代主义不断分化。菲利普·约翰逊就是由现代主义的忠实门徒，一变而为对抗现代主义的代表。他在时代急剧变化的陡坡上作了一个大回转，使人们意识到在现代主义之外（Beyondthemodernmovement）另有两支主要力量。
（2）第二支力量：为了应付今天日益复杂的世界，建筑师运用人类新思维和控制的手段--电脑技术，与代表建筑的极复杂的数学模型相联系。这就使建筑学朝着一个新的工程技术王国漂移过去。和许多其他学科相似，把该学科与电子技术相沟通。这已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在实践中的代表形象就是美国的Som，KpF和艾勒比（ellerbe）等大规模设计集团。因此，当今美国建筑设计公司，按完成投资额计算时，全国的头十几名都是这类大设计集团。它们运用电子技术，以经济、快速、准确、安全的实效，及时抓住信息社会所展现的良机。这些大公司的设计，不论在美学意义上是否有价值，每项工程都会给投资者节约巨额资金，并尽快地回收效益。
（3）第三支力量：它集聚了众多的第三代建筑师，是近十多年来才显露出一股力量。它力图建立起一个系统，这个建筑看成是具有社会含意的体系，它通过把形式的生成看作是一种文化中有含意的，特殊而精心的筹划，用以解释形式自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把建筑和人类文化与科学文明紧密衔接起来。
三、反思阶段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有别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建筑风格时期，同时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有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建筑潮流。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雷姆·库尔哈斯（RemKoolhaas）作为著名的前瞻性建筑师，创立了"拥挤文化"理论。而其著作《S,m,L,XL》中所描述的"拥挤文化"也正是冲击着当代社会的充满机会和所有潜在可能性的令人兴奋的文化现象，其中是
1977年出版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一书著者。显然一点帮助别人建立起该书与《神智昏迷的纽约》一书之间的对比关系。不过这一联系只是问题的外表，是其中清醒与理性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伴随着弗洛伊德的理论，非理性在滋生，好似维得勒在90年代"建筑的怪诞"一书中分析的建筑的"烦恼的陌生"。弗里辛道普1975年所作的水彩画"臭名昭著的欢娱"，该画的1978版本当时准备用来作为具有争议的宣言式著作《神志昏迷的纽约》，一书的封面，这幅画从超现实主义的传统继承中借用了其梦幻般的意象，同时它也来自以原始物件的消亡为顶峰效果的波普艺术，即继"独立小组"之后以暧昧图形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波普艺术（po布莱克）及六十年代早期美国式的，由Co奥登伯格所从事的波普艺术。奥登伯格惯常将坚硬的物质转化成柔软的物质，而且也如同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中的情形一样，将物体人格化。奥登伯格曾经写道:"只有借助柔软的物质，对话才能展开。"根据片断的不规则重整同样也可以体现wo波罗斯及其著作的影子，其灵感从媒体中获得，比如《的午餐》（1959）、《柔软的机器》，（1960）以及ao金斯伯格有关城市诗歌。同样我们也能在其中追寻出JoD柏索斯的作品"曼哈顿过渡"（1925）的痕迹，那种犹如电影剪辑一般的质感处理，以及ao都柏林的表现主议的城市，他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31）也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显现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中。但无论如何，"臭名昭著的欢娱"是对"曼哈顿"的诠释，是库尔哈斯所称的那种"拥挤的文化"，在这里，奇异的与片断的现实并存，个体成为变异共生的个体，城市表现出机械的迷乱，而摩天楼又是众多"渴望的机器"。"臭名昭著的欢娱"的理念植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对于梦的机理解释，需要以易位和压缩为前提。在黑夜的场景中，两座摩天楼在床上被意外捉获。这件作品是依据片断记忆的聚集而为建筑所作的追忆和病理分析，就如"地块"的延伸一样成为城市的群岛。库尔哈斯认为建筑师们被文化的潜意识所操纵。曼哈顿"这个仅有的，以城市状态的卑劣为生的意识形态"，被人描绘成一种"幻想的技巧"，其蜕变遵循着一种灵媒式的运作法则。窗外高层建筑罗列，有些还冠以脸的形状，尤如基础上放置的头像，表露出曼哈顿的极度拥挤，一种"地块形成的群岛"和"孤寂的体系"，使外面这些永久性的独立"巨构"和屋内两座人格化的摩天楼之间获得联系的是一个"实物雕塑"：自由女神像。这些摩天楼使人追忆起So达利所描述的"被妄想症式的批判所控制"的曼哈顿:"每个夜晚，纽约的摩天楼或是装扮成巨人的形状或是变成缩小后的米列特的阿肌琉斯，无声无息，随时准备发动色情攻势并吞没彼此"。另一方面，外面这些摩天楼正窥视着室内，将两位正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之中的摩天楼当场抓获，其中一位是克莱斯勒大厦，另一位的形象取自费里斯绘画。画面中三束光线汇集在一处，宣扬出一种解放的意念：一束来自建筑物上方的责难的光束惊醒了两位摩天楼，其方向与室外自由女神的视线恰好平行；另一束是来自床头油画中一辆汽车的车灯并且穿越了画面的光线；最后一束是来自摆放在床头柜前自由女神的手臂中的火炬的光晕。不过自由女神究竟在宣扬怎样胜利呢？床下是曼哈顿的街道方格网，一种不带有任何变化成份的"地块"布局。行动中，不满的摩天楼离开了方格网，以其自身生命的运动与单调的网格系统发生对比。三种虚构的层次相呼应：画中自然的岛屿，曼哈顿这个地块相互穿插的城市化的拥挤岛屿、以及一个室内场景。在室内场景中两座岛屿相遇。通过这两座人格化的摩天楼，建筑从躺在床的一侧地上的网格所代表的无意中解脱出来。在建筑离去之后，网格被遗弃了，它似乎终于以能够摆脱建筑的自大的品格。
四、简约主义年代----与其美学观拥有"佛教式"的（"东方化的朴素风格"，扮演了净化空间的角色）。简约主义迎合了优雅的整体时尚，从而避免了怀旧感伤色彩，遵循简朴审美风格，在这座纯粹的象牙塔里白色是主导色彩，具极纯粹，体现"禅之奢华"，禅之风格弥漫着东方宁静主题，展示了对于建筑艺术象征力的肯定，并在与自然环境的对比协调中阐释自己的艺术表达，从而创造了自身之美。使其成为设计情景中一个珍贵的例外和一项显著的成功之作，对于风格需要有清醒的意识（空旷的角度感）而伟大的建筑物通常是以非常直接的手段来创造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建筑与盖里或哈迪特的构成鲜明对照，替代极度表现性的是简约的形体。对建筑形体的严肃性、材料运用的精确性以及对适合特定建造地段的建筑的特殊功能的关注，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龙建筑的主题。在慕尼黑的古茨画廊，其外形是一个严谨的横长向立方体，在材料上则由混凝土、木材和磨毛玻璃组成。画廊的底层有图书馆，底层的外墙由毛玻璃围合而成，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柔和而有节制的色调，赋予博物馆封闭的外观以轻盈与明快；
二、三层展厅的外墙由桦木板和松木边框组成，在材料的使用上显示出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兴趣点。浅色平滑的桦木与深色粗糙的松木互为铺承。在两层长方形的"木块"上，还有一层与底层相仿的展厅，毛玻璃外墙既提供室内的展厅的照度，也在外观上完善了该建筑和谐的对称性，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建筑含蓄而隽永，平淡中蕴含着高度的建筑艺术。就象赫尔佐格和德梅龙，在80年代的日本，安藤忠雄就以其是性的极少主义的现代建筑观搞议对日益扩展的消费美学和传统的浪漫主义理想。安滕在设计中有意识地关注建筑传统，尤其是日本的传统住宅，并深受其谦逊与淡泊的的品质所感染。但他的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传统的，而是异常的现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喜用的混凝土材料。在20世纪很少有人象安藤这种把混凝土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严谨的比例，空间中对光感的追求，对材料的精选使他的建筑简朴而纯净，是密斯"少就是多"箴言的写照。正如安藤自己所说的，他的建筑立足于三个基本原则：可信赖的材料混凝土或木材；纯净的几何体以及自然。他指的自然，正如巴帕达基斯和斯蒂勒言中的，不是杂乱无序的自然，而是"驯服"的自然，也就是被人类赋予一定秩序的自然。在一个五彩斑斓、喧闹动荡的年代，安藤的建筑确实是一曲低声吟唱的静寂的诗歌。葡萄牙建筑师阿瓦罗o西扎的作品和赫尔佐格、德o龙的一样，在建筑形体上没有象那些解构派建筑师或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有机建筑那样震憾人心，但这并不是说西扎和赫尔佐格等的建筑使人无动于衷，他们同样扣人心弦。西扎曾在1992年获普利策奖，他建筑外观简单朴素，有"白色立方体"之称。他在家乡波尔图沿山而建的建筑学院就是一例使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建筑精品。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艺术中心也是如此。这一建在三角形地段的7000m2的博物馆紧邻一座17世纪中叶建成的修道院。西扎尊重历史文脉，采用了当地建筑常用的花岗岩，以简洁的形体把时代精神与历史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信奉的是真实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若没原则，关系将没有秩序，祂使我们的人居环境得到了质的转变。
参考书目：
1.《从包豪斯到现在》
2.《FaRmaX》mVRDV
3.《S,m,L,XL》RomKoolhaas
曼哈顿计划篇8
【关键词】城市设计中央商务区布局因素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正文】CBD是城市化、工业化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产物。其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和通讯，高质量的办公设施和良好的金融商务运营环境，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管理和交易成本，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本文以纽约和巴黎为例，分析了CBD规划布局的几大影响因素，并将简单介绍一下CBD发展的新动态。
1.中央商务区的概念
1.1定义
CBD即英文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简称，最早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由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在同心圆城市地域结构理论（ConcentricZonetheory）中提出，中文译为中央商务区或商务中心区。
商业中心区大多是设于国家或地区的主要核心地带，区内有各种完善的设施，例如甲级商业大厦、大型购物中心、政府及公共机构、康乐文娱设施等。此外，区内的可达度极高，公路干线、铁路、港口均设于区内的便利位置，方便市民由各区往来。CBD一般占地3至5平方公里，有的甚至更大，其建筑面积少则五六百万，多则上千万平方米，是一个城市的功能核心，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地价可谓真正是“寸土寸金”。
1.2功能
CBD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同时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CBD特定的职能要求区内的建筑必须高密度、现代化。因此，CBD中汇集了众多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超高层建筑并且拥有非常便捷的交通和现代化的信息交换系统，以及大量的办公、餐饮、服务和住宿设施。一般来讲，写字间要占到总建筑面积的50%，商业、餐饮业及商住建筑约占40%，其他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配套设施约占10%。
中央商务区的特征
CBD是指集中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商务办公、酒店、公寓、会展、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便于现代商务活动的场所。商务中心区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
（1）.地理特征
首先它局限于一个大城市，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小城市也可以叫商务中心区，但真正意义上的商务中心区一定是公认的国际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事实上，商务中心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代名词，它代表着整个城市的最精华、超景观的区域。
（2）.地价特征
因为是黄金地段，是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所以它的楼价在这个城市内部或者一个区域内应该是最高的，并且楼价的上升空间也是最大的。
（3）建筑特征
从传统意义上讲，商务中心区往往是高楼林立，例如纽约曼哈顿、香港中环、深圳福田，都体现了高密度建筑量的特征，一般建筑量都是上千万平方米。
（4）.产业特征
这是核心的特征。CBD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而且不是传统的第三产业，应该是那些代表了当今时代最先进、最发达的第三产业。比如金融、保险、证券、中介、会计等等。
（5）.功能性特征
商务中心区具有经济控制的功能。实际上，虽然政府对经济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控制能力往往也集中在一些大的金融、贸易、保险等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地域。因此，CBD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经济的枢纽机构。
中央商务区的布局影响因素。
3.1雄厚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基础
现代CBD发展的真正动力源于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商务机构积聚，CBD发展的规模和级别也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在全球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控制程度。简而言之，CBD的产生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具备了提升商务功能的经济基础，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撑产业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3.2先进的基础设施条件
在CBD内写字楼约占50％，商业设施及酒店、公寓各占20％，其余为各种必要的配套设施。商务办公是CBD的核心功能和生命，高效便捷的交通是CBD功能实现的保障，因此CBD对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和交通体系有很高的要求。交通一定要很通畅，空间距离往往被时间距离所取代，不能超出商务人士能够承受的30分钟的距离。
3.3丰富的人力资源
基于CBD的功能，金融、管理以及专业性的服务机构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低水平劳动力，其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生产的服务产品技术含量高，并且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也就对劳动力的素质又一定的要求，在这里所说的CBD所需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指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像纽约、巴黎等都是著名高等学府的所在地，完全能够满足CBD对精英人才的需求。
3.4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和有利的政策导向
在CBD形成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地方政府在全国统一的监管架构下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当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以及服务机构作出迁入的决定，从而加快CBD的形成和完善过程。高效的政府能创造一个安全、高效的环境，这样才能够使各个商家在平等、公正的环境里进行竞争，才能协作包括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这一点对于促进投资和贸易来说也同样的重要。
3.5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目前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CBD内空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环境、优美的景色和合理的空间布局，以及它周围的社会人文氛围，对于吸引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国外著名中央商务区实例
2.1纽约曼哈顿
纽约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使该岛中的部分地区成为纽约的CBD。
曼哈顿CBD是纽约市发展的催化剂，这主要表现在：依靠CBD的影响，纽约市确立了其国际城市形象，国际性和跨国性行业组织在纽约市如鱼得水，1979年有277家日本公司、213家英国公司、175家法国公司、80家瑞士公司及许多其它国家公司在纽约市设立分支机构；曼哈顿CBD的住宅和商业用房的成交额，占美国房地产市场中此类用房成交额的40%；美国21%的电话是从纽约打出的；地产增值，政府税收增加，如曼哈顿的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市地产估价总额的53%，1969年至1983年间，曼哈顿区地产价值增长了约58%；曼哈顿地区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82%；CBD和它的衍生效益促进了纽约市的繁荣。
2.2巴黎拉德方斯区
拉德方斯区位于巴黎市的西北部，巴黎城市主轴线的西端3。于1958年建设开发，全区规划用地750公顷，先期开发250公顷，其中商务区160公顷公园区（以住宅区为主）90公顷。规划建设写字楼250万平方米，共12万雇员使用，共容纳1200个公司。截止到1992年，国家已投资160亿法郎。
拉德方斯区交通系统行人与车流彻底分开，互不干扰，这种做法在世界是仅有的。拉德方斯的规划和建设不是很重视建筑的个体设计，而是强调由斜坡（路面层次）、水池、树木、绿地、铺地、小品、雕塑、广场等所组成的街道空间的设计。拉德方斯的主轴线有很强的凝聚力，特别是巨门建成后，全区面积大为改观，从此，拉德方斯有了中心，有了标志，有了精神支柱，增强了其吸引力。
1．李沛：《当代全球性城市中央商务区规划理论初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曼哈顿计划篇9
《纽约邮报》统计发现，自2010年以来，纽约市都会区的国内移民数下降了90多万人。这意味着，7年以来，离开纽约去往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比从美国其他都市区来纽约的人数高出近100万，从纽约逃离的人数也是全美最高。
美国版的逃离北上广是什么样的呢？
住在新泽西的“纽漂”白领
回国度假的Lily向接待她的北京同学提出一个要求，她很想去通州和燕郊看一看。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关于北漂一大早上班难的报道，其实我们也一样呀。我们是住在新泽西的‘纽漂’。”Lily笑着调侃自己。
Lily教育背景非常好，在美国已经十几年，目前在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她的收入是在美国的同学中最高的。
可是，她却不在纽约居住。三年前，她就从曼哈顿的小公寓搬走，在曼哈顿岛对岸的新泽西霍博肯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临河高级公寓，站在窗口，就能看见河对岸的新双子座。
Lily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霍博肯到曼哈顿只需20分钟的车程，所以很多在纽约上班的白领居住在霍博肯。
“纽约的房租比北京还高，我以前在曼哈顿房租是2400美元一个月，而霍博肯以前是整个纽约的价格洼地。”霍博肯沿哈德逊河以高档大型公寓楼为主，随着2014年曼哈顿房地产市场平均售价创历史新高，霍博肯也水涨船高，近几年房地产交易兴旺，成交量和价格都迅猛增长。“过去一年，霍博肯市房价上涨7.5%！我自己感觉这里很像北京的通州或者附近的燕郊。”Lily说。
根据《纽约城市负担能力报告》，2016年纽约居民的房租支出将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5.2%，比2015年的59.7%又增加了不少。换句话说，纽约的房价仍在不停涨，而纽约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贡献给了房子。据调查显示，2016年1月纽约市一室一厅的平均租金是3280美元，仅排在旧金山之后，位列全美第二名。
由于高房价、养老难、环境差等种种原因，让人们开始对这个著名的“大苹果城”爱恨交加，市民“大逃离”也在悄然上演，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搬离市区，以缓解各方面压力。
得州13年间人口净流入100万人
从大城市离开后，搬去哪里呢？
在中国，一些人会选择阳光灿烂的三亚或者四季如春的丽江；而在美国，则流行着“到得州去！”
在美国文化中，“到得克萨斯去”曾是赌徒、逃犯和欠债者的无奈选择。因此，美国早期的西部片都把得克萨斯州描述成淘金者的聚集之地。
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以前，移民得州的浪潮就已经开始。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13年期间，全美迁居至此的人比搬离此地的人多出100万人，其中大多是“逃离”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繁华大都市的年轻人。
从旧金山搬到得克萨斯州的Jack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生活成本低，尤其房价低廉，是得州“击败”众多大都市、吸引美国内移民的主要原因。此外，较少的生活开销、更多的就业机会等也促成得州变为美国人心目中的“阳光地带”。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城市资源不像中国那么集中，大城市集中了大部分医疗和教育等资源。我是学艺术的，还有学生贷款没有还完，在旧金山和三个人分租一套公寓，那里虽然艺术气息很好，但是蜗居的生活，没有空间创作。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通过电脑就可以获得很多讯息，搬到现在的房子里更加有利于我个人发展。”Jack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和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授斯托尔（michaelStoll）认为，是飙升的房价迫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当地居民离开，同时也吓跑了那些希望搬到这里来的本国居民。
斯托尔表示，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口正在从制造中心向南部阳光地带和太平洋西北部转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佛罗里达州和得克_斯州的大都会城市，以及波特兰等西海岸城市有大量人口涌入。此外，得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曾是居民流失最快的城市，但由于离墨西哥较近，也吸引了一小部分外国人定居。
经济学家与政府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大城市是美国民众眼中的香饽饽，那里意味着前途光明的职业、多元开放的文化、富有情调的餐厅酒店和更高品质的生活。年轻人渴望在大城市谋求更好发展，空巢老人则喜欢都市内形形的博物馆和别具风味的餐饮。
“旧金山原是座包容的城市。没有工作的诗人、寻求认同的怪咖、放荡不羁的艺人，都可以在这里立足。他们和我们一同搭建庞大的社会结构，但现在他们都被赶走了。”美国东北大学公共政策和城市事务专业教授巴里・布卢斯通表示。
他研究发现，以波士顿为例，普通家庭住房面积按1600平方英尺（约148平方米）计算，当地建筑成本约为43.8万美元。这么高的价钱意味着2010年至2014年间，整个大波士顿地区虽然增加了6.7万户家庭，但新增住房仅有1.5万套。
布卢斯通说，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富人有钱买房置业，穷人则有条件等待政府补贴，“苦的是夹在中间的人”。眼下不断攀升的房价又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结果会损伤城市的多元化，“只剩下富人和穷人的城市不是我想住的城市”。
而美国政府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正在推动政府通过规划，计划在未来10年建设20万套能让中产者住得起的家庭住房，其中涉及修改城市区域规划、委托企业为中低收入家庭盖楼、放宽对住宅建设密度和高度要求等。虽然《纽约杂志》周刊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称其“不完美”，但不少工会组织和商贸团体均对这项规划表示支持。
无独有偶。波士顿市市长马蒂・沃尔什也将为工薪阶层增加住宅列为本届政府要务。按照他的设想，到2030年，全市将为中低收入人群增加5.3万套住房。
曼哈顿计划篇10
2008年4月，两人推出了自己的跳蚤市场，这里没有大部分跳蚤市场充斥的劣质品。这个跳蚤市场在布鲁克林区长年开设，偶尔跨到河对岸的曼哈顿举办假日市场或其他室内外穿插的活动。布鲁克林跳蚤市场出售的产品融合了当地制造的手工艺品、旧货和纽约特产食品等，非常受游客和居民欢迎。
摊贩们需要花100美元～220美元支付场地费和设施基础费，用来陈列展示其商品。周复一周的活动能获得约75%的回报，他们热切地招揽着大约5000名（根据天气状况不定）在活动举办时经过的顾客。跳蚤市场的食品供应也催生出一个新的衍生产品——自助餐，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和曼哈顿立交桥附近，每当天气暖和时，市场就会提供自助餐。更重要的是，创始人已经与wholeFood食品市场达成协议，来经营曼哈顿休斯顿街的位置。自2012年10月起，各种自助餐商贩在食品区轮流经营为期一个月的穿插式迷你餐厅，市场还在最近开设了“自助餐小吃店”，销售小贩带来的多种带包装食物、烘焙食品和饮料等。
我们不禁向Demby询问：如何将跳蚤市场这个尘封的旧观念打造成了布鲁克林的常驻招牌？
Q：你是如何为跳蚤市场选址的？
a：我们只需要周末在那里，但得是接连数月的每一个周末都能待在那里的位置才行。同时只需付低于市价的租金，而非租满一周七天的全部费用。当我们找不到位置，就暗中走访各种地下室和工厂。
Q：所有消费者都是布鲁克林人吗？
a：现在它已发展成一个城外人的目的地。我觉得我们潜意识里都希望（但不确定）能赢得全球化声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跳蚤市场。日本的杂志、芬兰的新闻电视台都对我们有所报道，好评不断。这是个极具吸引力的东西，甚至已超越美国对大家的吸引力。
Q：如何使商贩在整个食品交易中获利？
a：在初期我们与商贩是一种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上升过渡，大部分与我们相熟的商贩就像一个个信息的平台，他们会在这里培育出新的食品交易，这让我们在合作上拥有更多选择。
我们得弄明白他们下一步该做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对他们来说，有机食物的兴旺可能是一个机会。商贩们有一个月长的实习期。在这里得到的锻炼不比在曼哈顿小，他们的舞台也很大，也会不断得到提升，每天尝试着在观念、服务和其他方面不断进步。每个摊贩都可以在跳蚤市场上畅想未来能拥有自己的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