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论文篇1
(一)法制的积极影响
尽管法律能够公平公正地衡量和评断社会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其作用的发挥还需要法制宣传这一前提。法律不被了解和遵守，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乡村相对于城市，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和途径较窄，无法及时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自然也无法分享法律人人平等、保障合法利益的光辉。法制宣传能够开拓乡村人民的视野，将法制积极、正面的影响引入乡村人民的生活中。
(二)乡村法律纠纷日益增多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例如农村的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女性的婚姻自常受侵犯、家暴问题、遗弃弱势家庭成员、子女的抚养权的争夺、财产的分割问题等，面对这些法律纠纷，大多数农民只能根据当地习俗解决或是不了了之。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要求
我国在治国理政上实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二字要求将法律普及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宣传法律，树立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公平意识，营造一个积极的社会法律实践氛围。反之，不普法，随后又用人们不知道的法律约束民众，法律的威严就有瑕疵。
二、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法学理论知识从社会众多纷繁的纠纷中产生、发展，最终要回归到社会上去，为社会实践服务。但是现如今，法律实践是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短板，其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足之处
1．实践机会少、时间短
大多数法学院校除了在毕业时为学生设计了毕业实习活动，在大学期间的其他时间段没有提供实习机会。另外，由于受到寒暑假和毕业季找工作的限制，法律实践的时间通常只有一两个月，这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法学院校对实践的规定相比，时间短之又短。
2．实践规模小、形式单一
法学学生的实习往往是通过学校的安排获得地点，也有部分利用身边的资源自己找实习单位。活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开展实践活动的途径少，实践指导的师资薄弱。有些实践活动是自愿报名参与，参与人数少，无法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实习单位主要集中在公安系统、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几个地方，少数人能进入公司做法务工作。由此可见，法律实践活动的地点单一，形式不够丰富，对法学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作用小。
3．实践受重视程度不够、氛围不浓
高校开设实践活动往往以学分的形式要求学生完成，很多时候倾向于形式而忽略了实践的目的、意义和实质内容。高校在开展实践活动的同时没有向学生灌输法律宣传的重要性，让学生真正把所学运用到生活中，最终导致法律实践效果不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二)改进建议
1．增加实践机会与地点社会实践随处可见，其作为高校学生锻炼能力的手段
自然不该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法律不仅存在于公、检、法单位，还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高校可以增设实践机会，挖掘新的实践地点，例如让学生进入偏远落后的乡村，将知识通过年轻的力量带给最需要的人。此举不但能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拓宽法学学生眼界。
2．将实践主体、实践对象与实践内容有机结合，注重效果
在实践过程中，明确自身的主体身份，将实践对象与实践内容紧密结合，是立足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体现，同时也考察了学生处理各种法律纠纷的应变能力。目前高校的法律实践时间短，阻断了活动的后续性，学生不能把已有的实践经验运用到下一次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一些冗长的法律纠纷无法在短期的实践中得到解决。
3．与社会大环境接轨，紧跟国家政策和时代潮流
我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就是法治。思想认知是行为的先导，引领全社会知法、守法，推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学高校的法律实践能够上接法律理论知识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下接群众百姓的生活，在普法的大工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三、让法律从高校“走进”乡村
鉴于上述乡村法制宣传难以克服“先天不足”的问题，以及高校法律教育中所存在的实践活动的缺陷，将乡村法制宣传与高校法律实践相结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普法活动。从形式上看，是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填补农村法制的空白，城乡结合;从实质上看，是将高校丰富的法学资源引入文化贫瘠的乡村，将法律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统筹安排，全面协调
法学高校的法律实践活动应当由教育厅等政府部门统筹安排，形成体系，统一管理。高校与实习地点相互协调，做好交接工作，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联系。根据乡村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安排好学生的住宿、交通、餐饮方面的问题，排除实践活动的后顾之忧，以及为突发事件的应对提前进行策划，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二)注重形式，充分利用媒体
现代的媒体技术已经覆盖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乡村也受到传媒的波及。打破死板的传统形式，利用媒体技术，以五花八门的活动，浅显形象的方式让乡村人民在欣赏活动成果的同时了解枯燥晦涩的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质。例如制作宣传音频、视频、用互联网向村民展示庭审过程、播放电视记录片，还有自编节目进行文艺汇演、创作法制文艺作品等，使法律宣传富有活力并且达到好的效果。
(三)建立法制宣传教育机构
大规模的法制宣传活动仅靠高校和学生的力量难以实现，考虑到法制宣传工作要营造社会大氛围，利用各种各样的纪念日，如“12．4”法制宣传日，潜移默化地将法律知识渗透到乡村中去，需要建立专项小组，设立日常的办事机构，指定相关人员负责协调各方面事宜，领导学生们进行法律实践工作。
(四)加强法制宣传师资力量，做好经费保障
师资力量对于提高法制宣传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学生缺乏校外实践经验，各种专业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高。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能在法制宣传过程中及时提供专业上的帮助，促进学生对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另外，法制宣传不可避免产生一定的经费，法制宣传过程中所需的用以置购教材、宣传手册等资料费用，各地政府和高校应当负责与保证。
四、结语
普法论文篇2
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了明显的增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在新的形势下，搞好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法治保障。如何搞好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我应当着重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相关部门要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农业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通力协作，共同做好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合力推进的新局面。
二是积极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财务公开，实现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促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要依法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健全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要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等工作，及时化解农村各种矛盾和纠纷，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律知识培训。要采取集中培训和以会代训等形式，积极组织农村“两委”干部开展法律知识轮训工作，年度集中学法时间不少于天。重点学习与农村生产生活、民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成为农民学法用法的带头人和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实施者。“六五”普法期间，要努力在每个行政村“两委”干部中培养一名熟悉法律知识的兼职法制干部。
四是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要结合农民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工遵纪守法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营造尊重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要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网络，及时掌握农民工学法用法需求和依法维权情况。定期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员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宣传员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法律业务水平和宣传演讲水平。积极组织专业文艺团体、法制宣传志愿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法律知识。要进一步发挥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作用，定期开展针对农民群众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要加强农村基层人民调解员在处理农村矛盾纠纷、促进农民学法用法中的作用。
六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加大农村法制宣传阵地建设的投入，提高现有阵地的利用程度，为农民学习法律知识、获取法律服务提供稳定的便利场所。力争在“六五”普法期间，每个乡镇建立一个法制辅导站，每个行政村建立一个法律图书角，为每个村民小组或者自然村建立一个法制宣传栏，每个农民家庭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县级以上电视台、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要开辟学法专栏，结合农村实际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向农民群众普法法律知识，力争推出一批农村法制宣传精品节目与栏目。
普法论文篇3
根据该研究的目的和专家访谈的结果编制专家调查问卷,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果进行检验,然后在北京的16所高校中对排球老师进行问卷的发放,采用当面发放当面回收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5份,有效回收34份,根据回收的问卷进行处理和分析,确定了普通高校排球的主要排球教学方法的种类。观察法选择了北京的几所高校,在排球教学课时,通过在课上观察教师的授课,总结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并对相关教学方法进行详细的记录,比较了教学方法之间的差异,探究其理论基础。
2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这四种方法对我国普通高校排球的教学方法进行梳理、记录、总结、分析,最终得出我国普通高校排球教学方法主要有传统技能教学方法、目标教学法、分层教学法、比赛教学法、合作互助教学法、学导式多位多球教学法。
2.1传统技能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解—示范—练习”的体育教学模式,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考试内容,以技评和达标为目的,以简单有效的方法教授学生排球技能,收到了较好的技能教学效果,主要是针对应试教育,服务于应试教育。然而此种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不能全面发展学生的身心,忽略了对排球基本知识、健身理念的传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排球兴趣,更不利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和培养。
2.2目标教学法
目标教学是由文化课教学领域引入,主要以教育目标分类学、掌握学习策略和教学评价为指导,以现代教育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地将文化课领域的教学引入体育教学领域。通过设立目标、分析具体情况、实施教学计划、评价教学效果这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以致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然后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激励学生一步一步地实现更高的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地提高学生的能力。
2.3分层教学法
分层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情景学习理论、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社会互赖理论、内在动机激发理论这四种。分层次合作教学法以教学目标为指导,以学生身体素质、个体差异、心里特征为依据,针对不同水平的个体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及时收集学生信息,通过信息的反馈进行评价,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个别指导,以不同层次内学生互惠合作学习为主要手段的一种教学方法。
2.4比赛教学法
比赛教学法是根据一定的强度和统一的规则在一定的竞争条件下来完成教学实践的学习方法。比赛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通过对体育知识技能的有目的选择和设计,通过比赛的方式让学生领会正确的技术动作并在大脑皮层产生正确技术动作的痕迹,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机和积极性。一方面满足了学生竞争和求胜的心理;另一方面激发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加快了学生掌握动作技能的进,同时培养了团结合作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排球的兴趣和动机。
2.5合作互助教学法
合作互助教学法主要是培养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和爱好,以合作小组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异质分组为主要方式,利用学习者之间的动态交流产生互动,激发练习者相互探讨、相互指导,从而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合作互助教学方法能够改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的发展,其中师生角色和教学形式区别于其他教学方法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2.6学导式多位多球教学法
学导式多位多球教学法是指在球场上标志点的可控范围内,对站位点、送球点、击球点和落球点进行多球高密度的反复练习中融入学导式教学思想,在教师的引导和指导下,学生进行自学、自练、相互评判的一种体育教学方法。学导式多位多球教学法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探讨、去发现、去解决各种问题,变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其求知的欲望,更好地带动学生学习的欲望,提高了学生社会交往和积极思维的能力。
2.7问题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主要是从心理上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求在技能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练习,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积极地思考,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提示,但是以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为基础,从而使得学生更快地掌握知识和技能。
3结语
普法论文篇4
[关键词]普法教育，和谐社会，意义，实践形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1）
自1986年开始，我国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已经经历了“四个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近20年来，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密结合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和需要，宣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宣传民主法制思想；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四五规划”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我党又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文章从我国的全民普法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以及实践形式和应该解决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一些论述，仅供参酌。
一、全民普法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社会。（2）
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里得到保障和实现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诚信和友爱的社会、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个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公正、诚信、活力、有序”是它的五大特征。
（一）、全民普法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沿性、基础性工作。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全民普法教育的前沿性、基础性作用
1、从和谐社会的“法治”特征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谐社会首先是崇尚法治的社会，但是要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很不均衡的国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搞好“全民普法教育”这个前沿性、基础性工作，促使其发挥作用。
要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律意识，使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分清合法与非法，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合法程序，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通过法治渠道解决矛盾纠纷和问题等，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从和谐社会的“公正”特征来看。“公正”，公平、正义或公正、平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平等（或公平和正义）。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公正与平等。公正与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正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资本主义社会有公正与平等，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当有公正与平等。没有公正与平等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社会，没有公正与平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3）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一碗水要端平。”这句俗话说明在中国民间普遍存在公正与平等的理念和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要端平中国这碗水，就必须致力于“全民开展普法教育”，必须引导全体民众树立法治意识，不断提高法律素质。
说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说到我国的“法制”。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是，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根本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还有差距。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客观内在要求。要做到这一点，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是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学法、知法、懂法的基础上，掌握法律武器，运用法律武器，依法参加国家管理，依法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我们的法制教育必须同时也是民主的教育，是启发民主意识，传授民主知识的教育，而决不仅仅是守法的教育。（4）所以，要不断启发和鼓励人民群众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关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对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制教育以及法律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反映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民利。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以营造保证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形成促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
3、从和谐社会的“诚信”特征来看。我国《民法通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提到和谐社会的“诚信”就必须联系法律来看。其实，和谐社会的这个“诚信”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原则，它所包含和反映的精神实质就是法律的精神实质。要“诚信”，就必须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经过20年坚持不懈的普法教育，我国人民普遍接受了一次最广泛、最深入的法制观念启蒙教育，法律知识得到空前的传播与普及。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懂得依法办事的重要性，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观念逐步树立。广大人民群众在普法教育中尝到了甜头，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在学法、懂法、用法的过程中开始了依法管理各项事业的探索，学用结合、普治并举，促进了依法治理三大工程格局的形成。
4、从和谐社会的“活力”特征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社会活力是社会进步、协调、和谐的基础和条件。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活力，集中表现在社会成员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和切实保证上。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把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意义十分深远。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全社会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从这里看，仍然需要我们进行不懈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
5、从和谐社会的“有序”特征来看。和谐社会必定是有序的社会。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这里的“章”，包括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秩序、规范等等。政治领域的有序主要表现为权力授受和权力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符合民主程序，权力监督制约完备有效。经济领域的有序主要表现为企业、市场、政府的功能定位正确，行为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思想文化领域的有序主要表现在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关系上。社会生活领域的有序主要表现为坚持共同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以及在此前提下的个人自由。（5）从这里来看，要“有序和谐”，仍然需要全体民众的依“章”办事、依“章”发展，继续需要我们致力于“全民普法教育”。
（二）全民普法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首先体现为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要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一是需要打牢法制宣传教育这一基础。依法执政的基础在于全民尤其是领导干部知法守法，以法律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而法制宣传教育正是把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的一项社会工程。二是需要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先导性作用。“提高全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是“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四五”普法的重点对象，目的就在于使社会各项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全面推进依法执政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就必须要先行。三是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常抓不懈。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是提高依法执政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法制观念的树立和法治能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四是我们的机关干部和广大民众也必须树立法制观念，必须自觉自愿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法制宣传教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法制宣传教育必然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全民普法教育的实践形式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我国全民普法教育《四五规划》，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一些宣传教育途径。如在《方法和步骤》方法第5项里规定：“多种途径，广泛宣传。要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举办法制图片展览等。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办好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的法制专栏、专题节目和法制系列讲座。要继续发挥法制新闻、法制影视和法制文艺的教育引导作用，使广大公民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制教育。”。要让全民普法教育广泛开展起来，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必须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
从普法形式来看，那些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可听、可读、可视性强，质量高的普法形式容易被老百姓接受。比如在坚持法律三下乡，法律进社区等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是采取分类施教的方法增强普法的效果。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实施普法。在校园，应该支持和鼓励学生编排法制课本剧，寓法于乐。在工厂从工友打官司或涉法经历中高度凝练编成小品等艺术形式进行表演，以法明理。在农村通过身边人的涉法故事编成戏剧进行表演，使受众在艺术的氛围内接受教育。
第二是利用媒体扩大普法覆盖面，把普法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也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学法用法工作，提高采编质量。让那些类似“检察院院长”的法盲笑话从此消失。
第三是采用法制影视、法制图片、法制文艺巡演、正反典型现身说法等形式，变枯燥难懂的法律条文为通俗易懂。
第四是采取法律知识竞赛、有奖征文、有奖问答等形式增强群众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
第五是建立普法讲师团和编写法律通俗读物，利用专门的法律人才进行普法，提高普法的质量。
第六是采取学训、培训、讲座等方法保证学法时间、内容和效果的落实。
普法工作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要使普法工作法制化。根据普法工作长期性、艰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十分有必要就这项工作立法，使这项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规范运作。二是机构人员应规范化。普法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现在已经开展了近二十年，但普法部门还是临时机构，不利于普法队伍的长远建设和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建议把普法部门设为常设机构。三是在物资经费上应有保障，建议各级财政部门将其纳入预算，逐步提高普法经费的标准，确保所需经费到位。四是加强普法队伍建设，广纳贤才，充实普法宣传队伍。同时加强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联系和配合，利用文艺人才为普法教育做贡献。五是要进一步健全普法制度。建立健全普法工作问责制，每年由党委、政府有关领导牵头，对各职能部门的普法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讲评，实施奖罚。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普法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一并进行检查评比，按综合治理的要求实施奖罚。真正使普法工作有组织领导，有部门实施，有检查落实，有激励机制，持续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发表于《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
（2）田成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形成》，发表于成有论法网站。
（3）张巨成：《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于人民网。
普法论文篇5
作为依法治理工作的首要任务的法制宣传教育，如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新型公民，这是新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回忆过去，我们对广大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无疑取得明显成效，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表现在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上，“一般高”，讲远近不够；教育对象上，“一锅煮”，分彼此不够；教育内容上，“一阵风”，抓经常不够；教育方法上，“一副样”，出生动不够；教育推进上，“一家忙”，搞合力不够。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对广大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改进和创新的着力点。必须在内容、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针对性、趣味性、实效性上下功夫。
法制宣传教育本身是一门面向人的应用科学。人民对法制宣传教育认识总是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它，克服“走过场”和“教条主义”，注重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系统性建设。所谓系统性建设，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将法制宣传教育看作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强调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顺应新形势发展要求，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特点，开展目标环环相扣，内容层层递进，方法包罗万象的法制宣传教育，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新体系。
一、目标上的远近配套。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目标的实现时间、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等。改进法制宣传教育，首先就是要分层次设置目标，要从公民各自不同的特点开始，根据培养广大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总目标。设计出切合不同群体的分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不同群体的分目标下，各群体中的教育对象又分别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要着重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有的要提高公正执法能力，有的要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有的要提高法律素质，有的要着力培养法制观念等等。所有这些分支目标、近期目标，都是对总目标、长远目标的分解和具体化，他们都是最终指向总目标和长远目标并成为其基础。我们在确定目标时，就应该做到既立足现实找对策，突出针对性；又把握未来求发展，看到远近目标之间的连贯性，使二者上下相接，互相配套。
二、对象上的分层有序。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体，包括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普法教育对象。按每一轮五年普法工作综合情况考察，可分为重点普法对象和一般普法对象。重点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领导干部、公务员、司法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村级组织领导。领导干部还可分为地（厅）级、县（处）级、科级；公务员还可分为行政执法人员、无执法职能的公务员；司法人员还可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干警；青少年还可分为青少年学生、社会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还可分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员工；村级组织领导还可分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般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工人、农（牧、渔）民、城镇街道居民、个体工商业者、常住外来人口。这些类别和层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表现在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上，他们有共同的基本需求和行为规范；表现在公民作为独立个体上，他们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成功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要抓住公民的共同规律，把握整体性的同时，仔细分析公民不同特点和实际接受能力，对症下药，因人施教。
三、内容上的系统衔接。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确定，很大程度是受教育对象不同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具体到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一方面要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法治社会”的需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为公民的健康成长服务。根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既要鲜明地体现时代特色，紧跟形势的发展，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就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总体框架而言，可以概括为四个大方面：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要将学习宣传《宪法》，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工作摆上日程，努力提高广大公民的《宪法》意识。要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进一步培养公民法制观念、爱国意识和国家安全统一意识。二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学习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引导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公共卫生和文化，体育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推进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三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观念。同时，在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工作中也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四是要深入开展“一学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即：“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加强对公民守法和依法维权观念的培养，引导公民依法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依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进一步提高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行为的能力，促进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应该看到，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要素根据它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又表现出等级有序的层次性。比如，同属法制教育对象的领导干部和农民教育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领导干部是提高依行政的能力，农民是提高法律素质的问题，领导干部教育层次要高于农民教育层次。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过程就是一个有序递进的运动过程，它立足于公民不同特点的实际，有的放矢；又根据人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
四、方法上的生动多样。法制宣传教育的方法，就当前而言，我们要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主线，以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原则，力求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载体，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形象化、生动化。具体至少要落实五项宣传教育载体：一是“法律广场”。在城镇人群密集地设立固定“法律广场”，如：休闲广场，影剧院露天广场等分别设立法律宣传处，定期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宣传及法律咨询解答活动。二是“法制文艺”。要与文化、剧团等部门共同创作编排一台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制文艺节目，在城、乡、村、屯巡回演出，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辐射面，推动“法律六进”活动有效开展。三是“普法专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开辟“普法专栏”，采取银幕字幕、宣传口号、法律条文、法律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通过电视等覆盖面，把法律知识传送到千家万户，达到“家家户户是课堂，随时随地学法律”，以此解决人员难集中和死角盲区的问题。四是“法律大集”。在农村乡（镇）集贸市场设立“法律大集”宣传处，以各乡（镇）集贸市场日定为“法律大集”活动日，县依法治县办统一制作一整套关于“法律大集”活动的形式，力求图文并茂、形式多样、通俗易懂，到各乡（镇）巡回宣传。五是“法律橱窗”。充分利用乡村公开栏，开设乡村“法律橱窗”，乡（镇）每周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村每半月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法律进乡村活动有效开展。不仅仅如此，还有很多方法，但各种方法的运用都应该与内容相适应，符合广大公民的认识规律和心里活动规律、要适时、适度、不能脱离实际，或千人一面，或生搬硬套。同时，由于广大公民特点不同和复杂性，也决定了方法运用的多样综合性，既要针对不同对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又要多路出击，优势互补，以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总目标。
普法论文篇6
在三场法律知识讲座后，学校又举办了法律知识竞赛来巩固法律知识讲座的效果。根据白纸坊街道社区的特点，将十八个社区分成了三组，举办三场法律知识竞赛初赛，每场初赛胜出两个社区队伍，最后有六个社区队伍进入决赛。法律知识竞赛的活动看似简单，但实施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1．法律知识竞赛题目的确定法律知识竞赛题目的确定是竞赛的基础工作，社区居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限，根据前期的法律讲座情况，竞赛的题目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继承法和劳动法为主，同时又结合了居民常用的法律，比如说民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等，既巩固了刚学到的法律知识，又有所扩展，使大家通过法律知识竞赛能够了解常用的法律。根据选题的原则，最后确定了知识竞赛使用的300道题目。因为我们的初衷是普及法律知识，因此在题目确定后，提前一个月下发到参加竞赛的队员手中，让大家在业余时间能够提前复习。2．法律知识竞赛的规则制定任何比赛都有一定的规则，为了使比赛顺利进行，在给大家下发题目的时候，已经制定好初赛以及决赛的规则。初赛是为了选拔优秀的队伍，注重大家知识的记忆，因此规则比较简单，只有必答题和抢答题。而决赛要分出大家的水平高低，因此决赛中多出了一种题型即风险题，一方面能够显示大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给大家胜出的机会。3．赛前的其他准备工作为了让选手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知识竞赛中来，学校为每一位参赛的选手都准备了奖品，根据选手的特点，我们选择了适合居民家中使用的日用品作为奖品，注重奖品的实用性。4．法律知识竞赛的过程首先是初赛，在三场初赛中，每支队伍都派出了精英，经过激励的角逐，共有六个社区代表队胜出。在初赛中，既有社区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八十多岁的居民，还有怀孕的准妈妈，充分体现了社区居民参与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决赛在2013年12月6日举办，这六支队伍在市民中心参加了决赛。必答题环节大家都准备得非常充分，基本都拿到了满分。抢答题环节场面热烈，大家你追我赶，分数交替上升，队员们的情绪也调动得非常充分，热情高涨，既体现了队员们的睿智，又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法律知识。风险题环节大家都很谨慎，队员们回答得也很好，最后右内西街社区代表队更胜一筹，摘得了桂冠，其他队伍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在竞赛中，观众们听到选手回答问题，可以学到法律知识；同时也穿插着观众问题，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学习并感受竞赛的紧张激烈气氛。
二、法律知识普及教育中的收获与不足
法律知识普及活动虽然已经完毕，但活动带给我们的收获与不足正是今后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经验，在此一并总结。
（一）法律知识普及教育的收获1．普及的法律知识为居民所需白纸坊地区社区教育学校在举办普法活动之前做了调研，同时能够结合所面向的人群的特点，因此，普法活动所普及的法律知识基本是居民迫切想了解的。这启示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活动，只有结合居民的需求，才能达到好的效果。2．参与人数众多，达到了普法的效果白纸坊地区社区教育学校的法律知识普及活动是由一系列的活动组合起来的，三次讲座参与的居民累计达到400多人次，而四场法律知识竞赛参加的人数也达到150人次，可以说白纸坊地区社区教育学校的普法活动真正起到了促进学习、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3．及时检验普法效果因为法律知识竞赛是现场进行的，对大家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可以现场了解，相当于对前期的法律知识讲座的情况有了一个检验，及时了解了大家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
（二）法律知识普及教育的不足1．耗费人力、物力较大因为白纸坊社区教育学校所举办的普法活动是一系列的活动，每次都是有组织的工作，每次都有礼品的发放，无论是学校还是街道都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2．普法的人群有待扩展白纸坊社区教育学校的法律知识普及活动虽然参与的人数众多，但主要是老年人，即便是举办的劳动法讲座面向的是年轻人，时间定在休息日，也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在现场有的老年人也会帮家里年轻人提问问题，但毕竟还是没能吸引年轻人前来学习。3.参与人群的积极性有待提高虽然每场法律讲座到场的人比较多，但很多居民中途就走了，甚至还有一些人领完礼品就走了，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把讲座瞄准目标人群，他们真正需要才有参与的积极性。收获与不足并存，也说明在社区中普及法律知识任重而道远。讲座和法律知识竞赛的方式虽然受众面很广，但讲座的效果相对差一些，而知识竞赛的组织相对繁琐，但这些尝试对社区教育中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是有益的。
三、白纸坊地区社区教育学校法律知识普及教育探索的启示
（一）结合社区特点，不断充实普法内容华东师范大学吴铎认为：“社区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群体。”一定空间的社会群体可以说其生活环境是相似的，但居民的工作背景、生活背景有很大的差别。以白纸坊社区为例，有的老人退休前是教师，有的是下岗工人，其诉求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在社区教育中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一定要不断地充实内容，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二）结合学科特点，不断拓展教育方式法学专业的特点一是内容多，更新快；二是实践性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对现实的帮助不大。因此除了采用讲座和知识竞赛来普及法律知识外，还应该不断拓展新的教育形式教会大家如何用法。1．模拟法庭式模拟法庭的方式现在在很多高校都在使用，社区教育学校举办模拟法庭可以让很多没有去过法院的居民体会到法律的庄严，了解法院庭审的过程，不再畏惧打官司，让居民们今后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模拟法庭对于社区教育学校的法学资源要求更高，需要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支持。2．法律短剧式将现在社会的热点法律问题或者有争议的法律问题编成短剧让居民们现场观看，大家观看法律短剧的同时也会引发思考，寓教于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需要好的案例剧本以及演员。3．法律咨询式针对某一特定的法律举办法律咨询，比如婚姻法，这样一对一的模式可以解决居民个人具体的问题，让有法律困惑的居民得到解答，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需要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参与。
（三）结合团队特点，不断建设普法团队在社区中普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一个人或一个学校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普法过程中要不断壮大普法队伍：建设好的教师团队，可以为居民带来各种各样的法律知识；壮大好的志愿者团队，可以教会居民用法。目前白纸坊地区社区教育学校也在为此作出努力。
普法论文篇7
【关键词】价值价值观普世性
【中图分类号】B811.02【文献标识码】a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理论学术界，还是在思想文化界，甚至新闻媒体，掀起了一场关于价值普世性的争论。有不少同志认为“价值没有普世性”，也有许多同志认为“价值有普世性”。有同志认为“民主、、人权、法治等范畴没有普世性”，有同志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主张”，也有同志不同意，但因问题比较敏感，不好讲、不愿讲。事实上，关于有无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理论界不少人实际已有了“没有普世价值的共识”。然而，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应含糊，必须辩论清楚。
没有普世性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观
笔者以为，解开争论之关键在于必须区分价值与价值观两个概念。价值与价值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不具有普世性，所以民主、宪法政治、人权等也不具有普世性。持这种观点，必然会否定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犯“左”的只讲对立不讲统一的错误。其实没有普世性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观。对同一个问题，一个人一个看法，一个集团一个看法，彼此之间或许会截然相反。而价值则具有普世性。什么是价值？简言之，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是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具有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利用这些产品，这些对他们有用……”①由此可见，客体对主体具有价值，说明客体对于主体是有（利）益的，符合主体的需要。而需要本身是客观的，利益也是客观的，利益是价值的基础，那么价值自然而然也就是客观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例如，抽烟是有害健康的，但是由于早期很多人并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则认为抽烟可以改善精神状态，或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种关于抽烟的观点是主观的。然而，因为科学证明并非如此。所以，价值是客观的，具有普世性；价值观是主观的，代表着判断和立场，不具有普世性，不同的人，不同集团，出于不同的立场，自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
这一观点被运用到政治领域当中，我们不难理解：宪法政治是具有普世性的，而观则是不具有普世性的。宪法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它是政治文明的表现，无论是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政治，还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政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所具有的最基本内涵是：约束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其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然而，观则不具有普世性。换言之，我们应该走宪法政治之路，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西方的，而是要坚持我们的宪法政治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我们既不应否定宪法政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也不应抹杀人们宪法政治观的差异，简单照抄照搬。明确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宪法政治、民主、人权、法治等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价值。然而关于、民主、人权、法治等的观点是不具有普世性的，因为不同人可以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鼓吹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我们则认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出发，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不能因为坚持价值观的差异性而否认价值的普世性
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只讲对立，不讲统一，认为人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利益存在，不对；反之，只讲统一，不讲对立，否定斗争，也是错误的。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是从个性中抽象出来的。应该充分认识到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得分析、认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只讲“一分为二”，而不讲“合二为一”。如果不承认有普世价值，那么人类就不可能结成社会；我们也不可能在不同社会集团中去“求同存异”。如果不承认有任何普世价值存在，那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普世性。例如，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普世价值，但是有的人则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或者说已经被证伪了。显然这是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的表现。
有的同志认为价值不具有普世性，恰恰是由于他把价值、价值观这两个概念混淆了。他认为：价值是“人们追求的”东西，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意义、效用的判断，它是一种观念，所以，是人们头脑里的东西，是客观事物的性能在人们头脑里的一种反映。我们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价值”实际上还是“价值观”，因为如果这个客观事物实际上没有价值，任何人再去判断、再去追求也是一场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主体的积极意义，是从主客体的关系方面对客体的客观性能的科学抽象。列宁曾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②否定科学抽象，就是否定科学概念，就是否定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只承认桃子、李子、苹果等具体水果的存在，不承认水果的一般概念，只承认民主的具体形态，不承认民主这个一般的概念，是错误的。不错，的确没有“纯粹民主”，但是没有“纯粹民主”并不等于没有民主的一般概念。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价值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而价值观则不具有普世性。既不能因为赞同价值的普世性而否定价值观的差异性，也不能因为承认价值观的差异性而拒绝接受价值的普世性。我们既应承认宪法政治、民主、人权、法治等范畴的普世性，也必须看到关于、民主、人权、法治等的观点和主张的无普世性，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团，各有各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1页。
普法论文篇8
普通话水平测试推行18年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促进人类交流、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原有的测试内容表现出了很多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
1、教学内容体现出过时、陈旧的倾向；
2、信息技术的应用和高度发展，机试内容的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普通话测试培训内容必须适应机试的要求。
3、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普通话测试的人群不断扩大，要求普通话的测试内容要适应更广泛的人群；
4、当今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急剧增加，“汉语热”正在全球飞快兴起。也向普通话测试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等等，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研究势在必行。
二、课题界定：
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研究的教学内容是指为使被测试者顺利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较高级别而进行考前培训而选择的有效教学内容。其目标主要是提高测试的信度和进一步提高被试者的普通话水平。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网络资源和文献资料中，还很少发现有这一方面的研究资料。
四、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1、通过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可以使普通话水平测试更具适应性，优化要使测试涉及的常用字由原来的3876个字减少到2500个最常用字，这就大大降低了内容的难度，更适应于各种测试。
2、通过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可以使测试更具广泛性，教学内容优化后，测试的范围要从原来只适应于教师、广播人员、影视人员、公务员扩大到所有各行各业的各族人员；由大陆人员扩大到港澳台各民族人员；由中国公民扩大到世界各国汉语学习人员。
3、通过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可以使测试的信度、效度和速度更高。优化后的内容要适应计算机测试，使用计算机测试可克服测试员的主观随意性，更具客观性，大大提高测试的信度。利用计算机测试，可以不受测试员的局限，使测试的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五、课题理论依据：
1、巴班斯基的课程优化理论。优化教学内容，首先要抓住知识的重点、难点、连接点，着力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其次，要抓住技能的训练点、智能的开发点、着力使学生形成多种能力。第三，要抓住思想教育的渗透点，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点，着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2．新课程理论，新课程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评价观念。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联系；
3．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主张学校的课程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课程关注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其核心观点是：课程不应该帮助学生去适应社会，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拉梅尔（H.Brameld）认为，课程是实现未来社会变化的。基本观点：第一，社会（改造）是课程的核心；第二，学校课程应以建造新的社会秩序为方向；应该把学生看作社会的一员。第三，课程知识应该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反思；课程的价值既不能根据学科知识本身的逻辑来判断，也不能根据学生的兴趣、需要来判断，而应该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反思，唤醒学生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
4、国家语委教学内容改革理论。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部分。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对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保证国家政令畅通无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纲要，需要语言文字工作提供重要支撑、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也为促进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语言文字工作不断作出批示，从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评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作用，系统阐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战略地位，对进一步全面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科学发展大局，制订和实施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规划纲要，努力推进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这是我们必须主动承担的历史责任。
六、研究目标：
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目标是对现行的培训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改造优化，建设一套能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各种人群，适应计算机测试，操作简单，信度、效度高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
七、研究内容：
1、音位理论研究。音位属于具体语言，具有表义性。通常的音位二分理论存在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不能很好地区别音位的自由变体。再如变调规律只能从音位组合中来分析和描述。因而要讲清汉语语音，传统音位理论与现代音位理论的作用和局限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研究，便于学员在“知其然”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完善实践环节。
2、文字理论研究。根据“六书说”和“三书说”、把汉字理论纳入到现代文字理论的共性研究中进一步定位，使学员首先从宏观上有一个认识文字性质的前提。
3、词汇理论研究。词汇着重于合成词的构成方式，而关于合成词构成方式的识别要关涉到合成词的构成。另外，语音演变的实现最终也是通过词汇来体现的，词汇扩散论是从微观角度考察语音演变的实现方式，词汇中有规律的音变方式的讲述也离不开词汇扩散形式的分析是普通话培训不可缺少的研究内容。
4、语法理论研究。要从语言的认知分析建立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句法结构与概念结构的联系。
5、言语交际理论研究。目前言语交际理论成果很多，概括介绍一些重要的理念有助于普通话教学内容的升华，也跟实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6、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优化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方法的研究；
7、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建构；
8、机试的程序和操作规程；
9、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八、研究假设：通过新的课程培训内容的学习，使被试全面了解测试的内容、方法、要求、步骤和操作方法，测出准确的结果。
九、创新之处：1、内容更简单通俗；
2、适应面更加广泛；
3、适应计算机操作。
十、研究的方法：
文献法、实验法、调查法。
十一、技术路线：
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建立常模――实验验证――形成成果。
十二、实施步骤：
实验预计用时两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2年2月――2012年12月，为理论研究阶段，主要对文字语言基本理论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优化的有关理论进行研究，并构建新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教学内容常模；
普法论文篇9
「关键词人权哲学，国际保护，低度道德，低限人权，普遍人权
人权问题在今天一直占据国际及国内事务的中心地带，但是人权却始终未获得国际及国内人权界的一致定义，东西方国际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同区域的文化相对性，使人权问题更为复杂。人权问题复杂性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困难重重，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米尔恩教授的人权哲学通过对西方人权观的批判，以低度道德作为其权利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以低限人权作为理论内核，以普遍人权作为理论诉求，为解决人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本文通过对米尔恩人权哲学的阐释，主要从其理论起点、理论内核、理论诉求三个方面来说明米尔恩人权哲学对于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意义。
一低度道德：人权国际保护的逻辑起点
人权根据是人权国际保护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的传统人权观中，往往以先验的“天赋人权”为人权根据，由此而创设的人权标准体现了西方的价值和文化，表现在国际人权立法中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从根本上不利于人权的国际保护。在米尔恩的人权哲学体系中，他提出“低度道德”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从而批判了过于强调理想性的先验人权观，做到了理想和历史的统一。在人权的国际立法中，以此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起点，使人权立法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可以调和东西方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
西方的先验人权观是以自然法理论作为基础的，它借助哲学家对人性的抽象表述，甚至凭借神学家关于上帝创世的假说，来论证人权的绝对性和神圣性，将人权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抽象的、先验的原则。先验式的人权根据最早是法国人运用古代自然法原理所进行的推论，如在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开篇宣称：“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可见，在法国人的眼中，人权是一个超越现存的社会制度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原则。先验的人权根据使人权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的概念，成为人民对抗现存政府的理论工具，先验人权根据的革命意义在于人权是人们争取应然权利的有效手段，是人们对抗公权力主体的有效工具。先验的“天赋人权”观在人权诞生之时发挥了这种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公权力绝对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以忽视人权、否定人权为前提特征的。”[1]人权概念所富有的批判性是道德理想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应有权利对实有权利的批判。这往往是社会制度得以前进和改进的动力，在人权的国际立法中，先验的人权根据不再具有批判意蕴的积极意义，米尔恩对先验人权根据对于人权国际保护的消极意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先验的人权根据在人权国际立法中，使人权标准表现出西方化和理想化的特征，从而否认了世界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西方人权观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标准，“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所以，它暗含着这些价值和制度”，[5]并号召所有的国家都朝着变成所谓、“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这个目标发展。这种先验的人权根据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人权公约》中体现为：1.人权是“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2]2.人权是“一个所有人类都应该努力去达到的理想标准概念”，[3]这一标准具有普遍性。3.不仅所有的国家都应该竭力去达到这一普遍理想标准，而且“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力图维持它。”[4]但是，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是，“人类的大多数没有，也从来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如此。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排除了这种可能。而西方人权的倡导者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结果是，这种所谓的普遍理想标准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无可避免地成为乌托邦。它所规定的”普遍权利“的许多内容也就必然与这些国家全然无关。”[6]权利是历史的产物，而先验的人权观将权利作为一种永恒的本质，在人权国际保护的实践中，其历史作用走向了反面。因为一种新制度建立后，人们会发现已经建立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建立的新制度与理想的人权标准总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往往是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国内的激进主义与反政府力量往往利用人权口号号召民众，使一国现有的社会制度面临威胁，这往往不利于新制度的建设和人权的保障。国际社会虽然普遍认可人权口号和人权理想，但对人权的普遍认可隐含着同样普遍的分歧，从深层次道德的沟通与联系上讲，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道德原则和社会制度上存在普遍冲突，在国际社会还不存在得到真正普遍认同的人权标准，因而，国际社会存在的人权分歧使人权成为人类社会分裂、动乱、欺骗、霸权乃至战争的新源头。一些西方国家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以一国的人权状况作为与他国发展关系的前提，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这往往造成对他国主权的侵犯，以至于对他国人权的侵犯。
通过对西方先验人权根据的批判，米尔恩在其人权哲学中，提出“低度道德”作为人权的根据，并以此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逻辑起点。他否认人的权利是一种理想标准，而是一种最低标准。他借助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人道原则，建立了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道德标准。人道原则的肯定方面即“将人当作具有自我的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尊重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作为人道原则的肯定方面，也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基点。因为人权概念的强大包容力，持不同文化观、政治观的人都能从这一概念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行为合法性依据，尽管在人权理解上存在复杂的纷争，但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则是人权思想产生、发展的基石，是人权运动发展的价值依归和动力源泉。《世界人权宣言》开篇申明了这一价值基点：“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8]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也必须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点，米尔恩的人权哲学正是强调了这一点。“人不是手段”是人道原则的否定方面，从否定方面来看，对人类共同体的任何成员来说，如果他的伙伴成员仅仅把他当作手段来对待，就等于完全否认他是一个成员。“违背伙伴关系的原则，因为只把他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表明对他的幸福漠不关心。这也违背公正原则，因为如此对待就否认了他所应得的一切。最糟的是，这还违背尊重生命原则，因为如此对待就等于把他的生命当作为某种目的的可牺牲的东西。”[9]所以，只有按照公正原则、尊重生命原则等普遍道德原则行事，才能符合人道原则这一绝对命令。这样，米尔恩通过人道原则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米尔恩的低度道德标准并不是抽象的人权标准，他认为，任何共同体实际存在的道德总是由共同道德和特殊道德结合而成的，在不同的共同体的特殊道德之间是有差别的，由此而产生了道德的多样性。因此，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及其所要求的道德权利虽然是普遍的、共同的，但对它们的解释却是多样的，米尔恩的低度道德标准是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人权根据，实现人权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使人权的国际保护具有现实性，并着眼于具体人权的国际保护，有利于防止某些国家以抽象的、任意的人权原则去评判他国，从而防止人权的政治化趋向。同时，米尔恩并没有将低度道德的要求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而是将人权保障与法治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侧重于与社会传统相联系的法治保障。在自然法理论上，自然法与实在法、自然权利与实在权利是二元对立的，人权是自然法里的自然权利，人权的实行与保障就是使抽象的权利转化为具体的权利，这往往要借助于暴力。米尔恩认为，既然人权来源于法律、习惯和道德规范，人权基于人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的成员资格，人权的保障就应该有该社会的原则和规则来规定，并以此来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米尔恩强调符合社会传统的习惯作为权利的来源，并强调其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他指出，“在那些依据有悖于优良传统的法律而生活的社会里，法律上个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保障，人权的法律保护也因此是微弱或无效的。”[10]米尔恩以此来反对将实现人权的重点放在推翻和削弱政府权利的现存秩序，这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秩序的改善与维护。米尔恩强调与社会传统相联系的法治保障，对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障，在他看来，其理亦同。因此国际人权法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基于国际习惯和国际社会的优良传统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国内法也应基于国际法的原则，通过国内的法治秩序，将人权的国际性保护转变为国内保护。
二低限人权：人权国际保护的现实可能
低限人权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内核，低限人权是从米尔恩低度道德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与低度道德相适应，有七项低度的权利，它们是生命权、要求正义权、受帮助权、自由权、被诚实对待权、礼貌权以及儿童的受抚养权。在他看来，这些低度权利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以存在。米尔恩的低限人权概念从内容上尽管仍然是基于价值主义的分析，但是，低限人权的提出，在最大程度上消解了东西方人权价值观念和人权保护发展阶段的差异，使人权的国际保护从理论的必然性走向现实的可能性。
关于人权的价值观念，普遍人权观和相对人权观的理论分歧是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障碍。普遍人权观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是超文化、超国界的，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上，存在统一的、普适性的人权标准；相对人权观并不否认人权的普遍性，而是主张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各国的文化和传统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和不同的人权保障方式。人权价值观念的纷争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对普遍人权观和相对人权观的阐释也有赖于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理论架构。这表现为：在思想层面上，东西方存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对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保护存有不同的价值偏好，西方国家以个人自由作为人权基本精神的人权价值定位，因此，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强调个体人权的保护，东方国家以集体生存、集体发展作为人权基本前提的基本价值定位，因此，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强调对集体人权的保护；在制度层面上，东西方法治和民主的发展并不同步，在人权的制度保障系统上存有差异，人权与法治是西方宪政传统的双翼，限权和分权是西方法治建设的基本内设，而限权和分权的目的就是对人权的保障，西方的制度设计与保障人权具有天然的联系，而民主与法治在东方刚刚起步，在政治传统中，公权力在东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作为西方的人权保障制度在引入东方的制度系统时必然会产生制度排异，所以，对于人权的保护，东西方国家的制度磨合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文化上来考察东西方人权价值观念的差异，会发现东西方在人权保护上存在价值定位和实践模式上的分立。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上西方强调其人权的价值标准并以此作为人权保护的普遍性的价值定位，而东方国家则通过强调人权发展的实践模式而强调人权的特殊性。人权价值观念的分歧，表现在人权国际保护的实践上，即人权问题演化为意识形态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政治争吵和毫无意义的理论宣言。这种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国际人权立法的实践中，即是国际人权法的起草者面临许多难题，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不同国家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原理的抵触，不同国家人权观念的不尽相同使人权的立法标准无法完全统一；其二，国际人权法是运用于政治、经济及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利法案，必须基于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差异考虑国际人权法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其三，新独立国家有着强烈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意愿，对于旧殖民国家强加的价值观念极为反感，因此两方存在极大分歧。国际人权立法中的这些难题使立法者采取了模糊策略。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故意让“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关键词模糊不清，这是国际人权立法模糊的极好例证。
关于人权保护的发展阶段，著名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提出的“三代人权”观在人权界已经众所周知，第一代人权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平等权、人身自由、财产自由、思想自由权等，第二代人权指以社会权为核心的劳动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等；第三代人权指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作为国家、民族集体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独立权等。他将第一代人权称之为“消极权利”，以自由权为本位，其主题是以个人的自由权对抗公权力的干涉，这一代人权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第二代人权称之为“积极权利”，以生存权为本位，其主题是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一代人权尤为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第三代人权是“连带权利”，以发展权为本位，其主题关涉到人类共同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和平权、环境权与发展权。“三代人权”观可以让人们清晰的认识人权作为权利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在人权的侧重内容上必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样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会使人权的内容的普遍性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难以辨清。同时，三代人权观过于强调人权作为权利的差异性，而否认了人作为人权主体的共似性，“这就导致了人权研究中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即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展开的人权理论研究中作为根本的‘人’被遗忘了。”[11]
米尔恩的“低限人权”概念基于人作为人权主体的共似性，能够使不同文化观和政治观的人们和国家在人权国际保护中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从而避免了无谓的理论争吵，而且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普遍标准，在人权国际立法中具有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国际人权法对于人权国际保护的有限性。在目前，规定国际人权的国际条约只对当事国有拘束力，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条约；在国际习惯法的认定上，习惯法在理论上应该高于各国法律，但实际上许多国家都不对习惯法在国内法的效力作特殊规定。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就将国际习惯法也置于和条约以及联邦法律同等地位。在美国判例实践中，后制定的联邦法律甚至优越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12]此外，国际法也不否认，对于从一开始就反对某一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不受该规则的拘束。从此意义来说，国际人权法还处在一种尚未成熟的阶段，其权利的性质更具有道德和理想的超前意义。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有限性，在人权的国际保护领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当人们来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时，他们往往习惯于直接用人权来评价，很容易忽视人权法的功能。”[13]而米尔恩的“低限人权”概念可以直接用以对一国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评价，而避免了以人权作为对他国政治评价的工具，所以，在国家人权立法中可以借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低限人权具有固有性。在米尔恩低限人权的七项权利中，生命权、自由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权利，是人之作为人而具有的权利。比如，对于生命权的保护，“血亲复仇、决斗和涉及到的夺取生命，按某种道德法典是正当地，按另一种道德法典，则会是不正当地或‘任意的’，但是，出于纯粹的私人目的，或为了满足虐待狂似的愉悦而杀人，则总属于‘任意的’，是违反低度道德和低限人权的。”[14]第二，低限人权具有绝对性，尽管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因为文化的差异，人权具有整体上的相对性，但这丝毫不能影响生命权、自由权、要求正义权作为低限人权的绝对性，这是因为无论是差异多大的文化都具有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予以尊重的共似性。而且，米尔恩对于低限人权绝对性的论证，并不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而是基于现实中人的客观需要和理论上严谨的逻辑推导。比如，在米尔恩看来，法律下自由的权利和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并不是人权，而是公平对待和不受专横干涉作为人权在政治方面的具体解释，并且根据米尔恩的伙伴原则，“普遍道德不仅要求政府负有义务去竭力保护其管辖下的每个人的人权，而且要求政府负有义务，始终尊重并因此决不以任何形式侵犯与它发生交往的任何人的人权。外国人的人权与其国民的人权得同样看待。”[15]“如果一个政府要尊重其治下的一切人所享有的受公平对待的权利和不受干涉的权利，那么它就不能将法律上人的身份限于其国家成员，而要赋予所有的进入其领土并逗留的人。”[16]米尔恩的低限人权因为其绝对性，不因为人权主体的差异而产生差异，从而有利于人权的国际保护转化为国内保护，在这次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中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意味着我国通过权利推定的方式扩大了人权保护的主体，使某些宪法性权利通过人权的形式及于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而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人权保护提供了法律渠道。
三普遍人权：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平台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是以普遍人权作为理论诉求的，他提出低限人权，目的在于从中推出普遍人权。米尔恩从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论证了人权的普遍性。人权从主体上来说，是人之为人必然具有的权利，是基于人的属性而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对此，米尔恩认为，只要一个人不被作为手段，“而是被作为一个其自身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人来看待，他就必须享有权利，否则就是否定了他具有人类伙伴的资格。”[17]米尔恩从人类本质的共同性上，论证了人权内容的普遍性，即不同的个人在普遍人权上所享有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米尔恩对人权普遍性的论证并没有割裂人权的特殊性。人权的普遍性蕴含于丰富多彩的人权的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人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属性，而特殊性是人们对人权的认识和人权的外在属性。米尔恩认为，“低限人权”并不是超社会、超文化、超国界、超历史的，其原理已经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因其仅为最低要求，将会与众多的文明差异谐和共存。为论证这一准则提供充足的理由，就是为增进人类合作，减少人类冲突，做出了智识上的贡献。”[18]米尔恩的普适主义乃是基于对当代人类分裂与冲突的深深忧思，可谓苦心孤诣。
米尔恩“普遍人权”概念的提出为通过对话解决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人权国际保护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这是因为：第一，普遍人权的提出意味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只要是作为人的存在，就应该是人权的主体，这从理论上反击了人权主体的二元化和多元化，摆脱了作为人权文化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男子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束缚。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西化问题、“人权的霸道主义”、种族歧视问题均可以迎刃而解，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实质是人权主体的平等性，作为普遍权利，人权意味着，所有的人类成员，不论在种族、阶级、信仰、肤色、财富、性别、国籍、智识、力等方面有何差异，皆一律平等，拥有人之作为人的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人权的国际保护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第二，普遍人权的提出意味着人权标准的普遍性。人权标准的普遍实质是人权标准的低限。最低限度的标准，具有道德意义和物质意义的双重结构。在道德意义上，低限标准体现了人权作为人的有尊严的生活的维护机制中所体现的伦理道德力量，比如被诚实对待权、礼貌权和要求正义权，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结构弘扬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物质意义上，低限标准具有社会历史性结构，如受帮助权，社会历史性结构使普遍人权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多样的文化道德传统与现代人权观的对接提供了调适的空间。人权标准的正义结构保证了人权国际保护的现代方向，同时又为不同国家因人权发展阶段的差异提供了商谈的空间，不同国家可以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施本国人权保障的方案。第三，普遍人权的提出意味着不同人权价值观念的调和。人权概念的提出与西方人文的现代性的历程不无联系，在西方人文现代性的历程中，被近代自然科学理性主义开掘的唯科学主义逐渐在改造近代世界历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工具理性的空前膨胀被所谓的人的力量的觉醒所掩盖，由启蒙确立的人本主义上升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进而是给现代世界带来噩梦并被后现代主义所严厉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但是，东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并不同步，在东方世界在现代化的门前徘徊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却在遭受后现代主义解构式的批判，东方世界在强调人类生存权的时候，西方世界“绿色主义者”却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保护动物权利和植物权利的观点却甚嚣尘上。杰克·唐纳利不无深刻的指出：“所谓非西方的人权观念实际上不是人权观念，而是关于人的尊严的另一种观念，它力图通过在人权之外的机制实现这一尊严，所有的社会都具有人的尊严的观念，但是，人权-所有的个人针对国家和社会所拥有的平等和不可剥夺得权利-的思想和实践却仅仅产生于近代西方，它是近代市场和近代国家形成这一社会变化的结果。”[19]这一观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权概念的西方化特征，但也反映出在人权保护上，东西方世界价值观念的对立和西方世界人权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米尔恩的普遍人权命题建立在普遍道德原则基础之上，调和了东西人权价值的对立。米尔恩的普遍道德原则既不是建立在先验的观念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经验的既成事实之上，“普遍道德原则要求应该不顾商业上的考虑而贯彻这一原则。商业之善未必是社会之善。”[20]这就避免了在普遍人权命题中贯彻西方的理想标准或者某个国家的特殊标准，而是在确保低限的正义性方向的同时，将“善”与“正义”等元伦理学范畴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抽象的逻辑演绎转化为具体的实证考察。普遍人权命题对不同价值观念的调和为现代人权观念的本土化提供了可能，以现代人权观念投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并使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在现代性社会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发扬和广大，比如伊斯兰宗教伦理为主导的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人权观的结合，嫁接出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的伊斯兰世界的人权观。
米尔恩“普遍人权”命题的意义在于，为全人类在一整套相同的人权标准条款的规范下共同生活确立一个最终目标，从普遍人权的历史来看，首先是人权主体享有的普遍化（上文已述），其次是人权的观念和机制在民族的主权国家内的普遍普及（从观念到现实的法律维护机制），第三步是在某些共同的文化圈内实现有限的主权的让渡，成立区域的人权机构，最后才是在不同文明圈对话和商谈的基础上实现有限度“普遍人权”规范与机制，虽然最后一步的历程仍然难以预料，但是，米尔恩普遍人权命题已为不同文明圈在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了理论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齐延平。论普遍人权[J]法学论坛，2002，（3）。
[2][3][4][5][6][7][9][10][13][15][16][17][18][20][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2.4.3.3.102.103.165.2.190.196.8.205。
[8]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28。
[11]齐延平。论普遍人权[J]法学论坛，2002，（3）。
[12]龚刃韧。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外法学1997，（5）。
[14]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45。
普法论文篇10
关键词：证伪主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关系；影响
一、研究背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标准观点是：科学始于对种种事实的普遍定律，通过进一步的归纳得以说明更广泛的通则即理论，最后将其经验结果与所观察到的实施相比较，判断理论或定律的正确与否，以检验其真理的内容。最终，实证主义想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梦想幻灭，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实证主义对可选的定义过于严格，忽略了科学赖以产生发展的人文背景，这违背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性。二、其作为基础的归纳法也有缺陷，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无检验判定的科学性。三、经济学不可能价值中立。韦伯认为客观性就是对实际发生事件的一种不带有任何偏见的描述，但人性有弱点，不可能达到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四、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只是一种防守式的方法论。波普尔否认归纳法，其经验证伪的深刻含义在于，科学理论的最终来源的客观性是不可靠的，否认科学理论的形成存在着可靠的基础。
二、观点阐述：贾孝敏、刘剑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说，波普尔证伪主义基本思想主要分为三部分：一、反归纳。自休谟以来，归纳法的合理化和有效化被肯定，所有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之所以真实可靠，因为已经被经验所证实。而波普尔彻底否定归纳法，经验告诉我们的只是个别知识，我们不能通过逻辑导出个别普遍性论断。二、证伪原则。波普尔认为，一个证实只能肯定个别经验事实，而一个证伪却能够整个否定科学原理或定律。三、划界标准。他认为科学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就应该是经验证伪原则：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
经济学和哲学联姻的必要性。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的广泛影响来看，哲学与经济学的互相合作可以成为科学进步的新的突破，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学发展演化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的衡量尺度，直接影响和推动经济学进步，而科学哲学就是它方法论的基础。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比较落后，更加迫切需要经济学方法论来指导和推动经济学发展。
三、波普尔哲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钟群英认为，证伪主义哲思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波普尔理性主义是一种深入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读他的书总带给我们一次次思想解放。波普尔证伪主义对当代国际金融思想的影响巨大。量子基金创始人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手波普尔影响，在金融危机来临时，能够很好的控制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韩永进认为，波普尔哲学进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5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影响，在哲学上对波普尔也是突破。刘军大认为，波普尔为西蒙有限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决策科学的发展给予了方法论的支持。贾孝敏、刘剑认为，最早将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的是经济学家哈奇森，随后经历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马克.布劳格和利普西，波普尔证伪主义影响深远，把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带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时代。
四、观点结论：波普尔哲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实证性的重要标志，它被广泛应用于分析评价经济学理论，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优点：不仅仅给严格科学探究行为提供了相对简单的划界标准，而且提供了一套容易实施的方法论规则，对经济学家有很大吸引力。其次，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抽象话是证伪主义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最后，证伪主义吸引经济学家可能与波普尔自己的理智兴趣和关注有关。科学理论的表达一般为全称命题，而经济的对象是个别的。证伪主义可以避免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当然，它也具有自己的不足：1、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使用很多初始条件和强有力的简单假设。2、对波普尔观察陈述理论负荷问题和经济基础的可错性问题态度与哲学家普遍任何的结论之间存在张力。3、波普尔无法提供一个适当的“逼真性”理论。4、“合理性原则”和“情境逻辑”无法轻易地与证伪主义相调和。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波普尔自己的实际的社会科学哲学或经济学哲学极为不一致，这对经济学中的证伪主义者无疑是最大的难题。
五、启示：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热情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必然失败。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既有合理的认识论因素也存在着局限性。不过，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指出的，任何理论都不是不变的真理，它总会有局限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虽存在一些理论弱点，有些是主观的，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他提倡以怀疑、批判和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对待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鼓励人们敢于向权威挑战，使科学处于不断创新的动态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为科学方法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D.HanDS.ReflectionwithoutRule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2]KaRLpoppeR.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m].newYork：HarperandRow，1965.
[3]D.ReDman.economicmethodology[m].newYork：Greenwoodpress，1989.
[4]maRKBLaUG.themethodologyof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5]D.HaUSman.economicsasSeparateandinexact[J].economicsandphilosophy，12（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