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个人简历篇1
古代的元旦跟现在的是不一样的，古代的元旦就是现在的春节。现代中国的元旦，根据中国政府把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那么关于元旦节的来历是怎样的吗？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22元旦节的来历简介，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元旦节的来历元旦这个词，从很早以前就有了，最早要追溯到我国唐代文学作品《晋书》中。当时的“元旦”是指“正月初一”，历史上，关于元旦的具体日期经常有变化，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我国才确定正式使用阳历，与世界性的日期做一个统一使用，并且将1月1日定为新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新历年”或“公历年”。
元旦节的简介元旦，是由“元”和“旦”两个字组成的，“元”是开始、起始的意思，“旦”，象征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景象，所以元旦就代表着，新年的第一天，太阳升起的含义，是一切全新的开始。现代中国的元旦，根据中国政府将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放假一天。许多国家也是将元旦定为新年，他们在这一天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风俗，以庆祝新年的到来，期盼新的一年大吉大利，行大运。
元旦的运势即将到来的元旦是2022年的1月1日，辛丑年庚子月甲寅日，这一天适宜搬家、装修、结婚、入宅、领证、动土、安门、理发、解除、拆卸、修造;忌作灶、祈福、祭祀、安葬。元旦这一天，是全民欢庆的节日，也是新年的第一天，是一个汇聚了各种祝福的好日子，一般来说，这一天的运势都是非常好的。
阳历元旦和农历春节的区别是什么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
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11年，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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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元旦由来和传说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有关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的记载。
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一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中谓之“元朔”。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20xx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20xx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元旦吃什么传统食物
年糕
出现时间：南北朝
综合简介：年糕，又叫粘粘糕，有年年高的寓意。年糕这一食物历史悠久，但元旦吃年糕盛行于明清时代，尤以南方流行。主要在江浙的苏州、嘉定等地方。
历史记载：明末《帝京景物略》，正月元旦，“夙兴盥激，吃枣糕，曰年年糕”。
汤饼
出现时间：后魏时期
综合简介：汤饼在古代指的是小麦面制品用水煮的食品，也就是类似我们现在吃的面条。
历史记载：元旦，京师人家多食索饼，所谓年馎饦，或此之类。
椒柏酒
出现时间：东汉时期
综合简介：椒柏酒，是由花椒和柏树叶浸跑而成的。据古书记载，饮椒柏酒可去病长寿。而元旦节饮椒柏酒的传统习俗，主要在山东历城、浙江嘉兴一代。
历史记载：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
鸡蛋
出现时间：吴晋时期
综合简介：元旦吃一个鸡蛋的习俗，在吴晋时期就已经有了。据说当时吃鸡蛋是为了长生，不过到了梁武帝在位的时候就没有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梁武帝信奉宗教。
历史记载：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
饺子
出现时间：明清时期
农民个人简历篇3
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们党课第四小组前往司门口，参观了五大会址纪念馆，农民讲习所，故居等革命纪念地，再次感受中国共产党在战乱的时代审时度势，中流砥柱的恢弘气势。
五大会址纪念馆坐落在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院落不大，主要由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夫妇卧室和陈潭秋、教学教室四个复原陈列，以及中共五大历史、陈潭秋在汉革命活动两个基本陈列组成。历史陈列展主要由“高潮与危机”、“贡献与局限”、“应变与转折”三大展区组成。这让我想起了“五大”的历史风云：当时革命面临局部失败，当时已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在武汉，尚未暴露***的嘴脸，“五大”是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共“五大”虽没能完成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使命，但却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在领导体制上有重大的建树，开始形成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即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强调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实行集体领导。
接着，我们参观了农民讲习所。农民讲习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红巷(旧称黉巷)13号。武汉农民运动进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由邓演达、、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主持工作。
农讲所是一个长方形大院，大院两面墙上“进行国民革命”、“拥护工农政策”的标语至今还历历在目。大院从前到后整齐排列着4栋高台式建筑，第一排红柱青砖的房舍，就是当年的办公用房。东头有常委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第二排房屋中部是大教室;穿过大操场，是一幢二层青砖楼房，为学员寝室，寝室中陈列着简朴的双层木床、卧具、军装、枪架，墙上贴着体现农讲所办学方向的口号——“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个静谧的院落，74年前是风云际会的全国“农民革命大本营”，800多名学员将农运火种从这里撒向全国。、董必武、瞿秋白、恽代英、、彭湃、郭沫若、张太雷、李立三、邓演达等，都在农讲所讲过课或向学员作过报告。农民讲习所培养的学员很多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后来的斗争中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故居也在武昌都堤府，它清静简朴，木桌木椅和当年风格的木床，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会议室，卧室，餐厅，并告诉我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里写成。这次党课实践，让我们耳濡目染了党的光辉历史，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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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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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 黄宗羲定律
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都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行政性收费起初就带有税收的性质，实质上是税收的一种补充，但由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现象便相伴而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痼疾。乱收费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分配秩序紊乱，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正因为乱收费、滥收费危害重重，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三次比较著名的税费改革运动——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地。这三次税费改革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很有借鉴意义。所谓“以史为鉴”，将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与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参照对比，对于我们了解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或者怎样才能成功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一）唐代中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农民负担沉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而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采用了杨炎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两税法，首开了中国费改税之先河。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以户为片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各户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这是户税；以公元79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田亩多少征收田亩税，这是地税。商人是流动的，没有常居地，所在州县纳其财货三十分之一的税。（2）“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3）“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4）“量出以制入”。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量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两税法归并了税目，把混乱繁杂的税种规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集中了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数百”和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收费行为。
（二）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暴敛、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发，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并将扰民最重的役并入田赋之中，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另外，税费统一改为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税管理，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一条鞭法”改革化繁为简、税费合一，达到了统一税制、省费便民、稳定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增加了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储，颇有盈余”的状况，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
（三）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推行的摊丁入地
明末一条鞭法夭折之后，豪绅富家凭借特权逃避编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农民苦于丁银负担，大量逃亡。于是一些地方进行了丁银均入田赋中征收的税制改革，称之为“随粮代丁”、“丁随田办”。公元1721年，清政府宣布“添丁不加银”，这就为“摊丁入地”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证。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首先大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改变了过去地丁并行的税制，简化了征税手续，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尽管田赋重了，但免去了人头税。这对无地贫民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丝福音。“摊丁入亩”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二、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
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既规范了收费管理，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财权的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有利于整顿吏治。然而，这三次税费改革由于皇权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改革措施本身的一些不科学和不完善，最终都未能解决好乱收费、滥收费问题。
历史上有许多的学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比较典型的理论有“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是明末的思想家，有“启蒙思想家”之称。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讲，历史上的田赋有“积累莫返之害”。即赋税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将杂征变为正税，以后又出现新的杂征。这样下去税负就不断加重了。他举例说：两税法并庸调于租，但宋代在两税之外又征了丁身钱。明中期一条鞭法已将各种杂税归并，但后来又有杂役、旧饷、新饷、练饷。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将三饷合并，又成为固定的税收。“黄宗羲定律”反映了历史上赋税不断加重的客观实际，它的进步意义是揭示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诛求无已，希望统治者不要横征暴敛。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统治下三次税费改革的失败之处，“黄宗羲定律”实际上成了专制王朝时代进行税费改革的一个怪圈。
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从短期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清理整顿了吏治。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三次税费改革中没有一次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好乱收费、滥收费问题。三次税费改革大多只是昙花一现，人亡政息。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并不是要真正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毕竟都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他们实行税费改革，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要为人民减轻负担，更多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增加财政收入。当税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阶级矛盾得到缓和时，他们的贪欲又暴露无疑，苛捐杂税死灰复燃也是自然的事情。
2、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在短时间里能迅速得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当朝皇帝强悍的作风和专断独行的权力，改革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制度上去。一旦皇权出现更替，改革就很有可能随之夭折。
3、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措施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无论是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还是清朝的摊丁入地，其改革措施的本身都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唐代两税法规定征税时以货币计税，但在唐德宗时，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过程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明代一条鞭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贪官污吏得以随意摊派增减，弊病百端。清朝摊丁入地在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额外的剥削。
三、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若干建议
从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较大范围的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已经持续三年了。三年来，从各地试点反映的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广大农民已初步尝到了减负的甜头。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农村税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现今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无论是从政策、理论层面上分析，还是从各地区调查工作者反应的情况来看，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尽快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历来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曾经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也为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了研究的价值。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税费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中国的这次税费改革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1、必须加快我国农业税制的改革，农业税制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世界各国，对农业一般都没有实行单独的税制体系，而是与其他纳税对象一样征收同样的税。我国目前也应尽快废除现有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依照国外经验对从事农、林、牧、渔业者征收所得税，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征收城乡社会保障税，让农民进入统一的社会安全网。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消除了城乡税政分割，有益于加强城乡经济联系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二是符合wto的要求，贯彻了税制无歧视的原则。改革后农民税负会轻得多，农产品对外竞争力将得到提高。三是统一了税制，简化了征收手续，有利于税收的征管。
2、加快相关的配套改革，从整体上推进我国的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统筹设计，同步实施。整体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体制、乡镇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粮食流通体制、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如何保障等方面的创新，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坚持统筹设计、同步实施、整体推进的方针，切实搞好农村的税费改革工作。
3、不搞一时的“运动”式整顿，要把农村税费改革当成一个制度来建设。
可以说在短期之内要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一定程度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是少不了的。但在长期来说，靠一时的“运动”式整顿最终是于事无补的，就像反贪污的运动已不知在全国或局部范围内实行过多少次了，还是没有真正改变现状一样。所以更重要的是将改革措施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去，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只是一项政策，更重要的是一项制度建设。在这项制度建设中，不能只靠严刑峻法压制和惩治地方性的收费，否则效果永远只是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只有从出现收费的根本原因上加以解决，农村税费改革才能收到长效。
4、农村税费改革不应只是简单地减轻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国今天要使农民的负担降下来，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进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的绝对额；二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个方面必须共同进行，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使改革陷入被动，甚至遭到失败。应该说，在税费改革之初，政府即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强调各地在进行税费改革之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却有不少的地方片面地强调农民税费负担的减轻，而忽略甚至是根本不考虑农民收入的提高，其结果是虽然政府砍掉了很多的收费项目，农民仍然觉得负担沉重，对税费改革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为此，在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必须把农民的增收摆在首位。发展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广大农民切身利益所在。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政府的投入，在较长时间内都要向农民倾斜，切实让利于农民。
主要参考文献：
[1] 楚国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n] 经济学消息报
[2] 陈光焱：《论农村税费改革的定律约束和取向选择》[j] 财政研究
2002年第8期
[3] 孙翊刚、董庆铮：《中国赋税史》[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4] 范新成：《农村税费改革的难题求解》[j] 农业经济问题
农民个人简历篇6
思恩区――饮水思源感恩报德
中华黄河坛牌楼
中华黄河坛牌楼是黄河坛的正门。这个15.8米高，45米跨度的9门10柱特大型牌楼，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青铜牌楼。中华黄河坛牌楼的设计，柱子采用“玉琮”造型；横坊采用青铜器饕餮纹造型；主门顶上设太阳鸟、龙凤呈祥；两个副门顶上分别饰有日、月，以示天地乾坤；主门横匾书写“中华黄河坛”5个大字；太阳门横匾书写“敬天”；月亮门横匾书写“法地”；其背面分别对应书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柱顶为方形，4个方位分别对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之象；柱顶为“望天吼”，又称为“盼君归”，昭示黄河母亲盼望海内外黄河儿女归来。
碑林大道
进入中华黄河坛牌楼，面前是黄河坛3条大道中的第一条大道――长63米、宽54米的碑林大道。碑林大道两旁分列着18道铜碑，上面刻有精选了历代吟咏黄河的著名诗篇。有《诗经・卫风・河广》《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黄河选句，庄子《秋水》的章句，屈原《九歌・河伯》的诗句，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咏颂黄河的传世名篇。
黄河五千年照壁
长7.2米、高7.2米的黄河五千年照壁在内容上涵盖了中华古代和历代封建王朝主要历史事件、代表人物及所反映的传统文化。“三皇五帝夏周商，五霸七雄闹春秋。秦扫六合惜失鹿，楚忘社稷归炎刘。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争未休。宋辽金元明方立，封建王朝清到头。”一条清晰的历史线路跃然铜壁。铜浮雕的背面，是黄河五千年大型文字版，按照经、史、子、集传统思路，分为“黄河之水”“黄河之史”“黄河之子”“黄河之坛”4个章节，将黄河5000年历史文化精华浓缩为18000字，展现在世人面前。
思恩牌楼
思恩牌楼左右分别镌刻“饮水思源”“感恩报德”，即是“思恩区”主题――展示中华传统的孝道文化，表达报孝母亲河的赤子之情。牌楼两侧的麒麟神兽夺人眼球。古人云“麒麟显而黄河清，黄河清而圣人出”，源自黄河之吉祥神兽的麒麟，立在牌楼两侧作为守护灵兽再合适不过了。
天健桥人和桥地坤桥
穿过牌楼，是一泓呈黄河领域九省地图状的水面。水面上有3座大型九孔拱桥，分别为天健桥、人和桥、地坤桥，天健桥为“龙柱”，人和桥为“十二生肖柱”，地坤桥为“凤柱”，意为龙凤呈祥，阴阳合泰。
天赐地馈浑天地动
思恩区设有天赐阁、地馈阁，寓意黄河恩泽乃“天之恩赐”“地之馈赠”。天赐阁与地馈阁左右分设浑天仪、地动仪。由此，天赐地馈，浑天地动，遥相呼应。
农耕大道
连接思恩区和礼恩区的是长99米、宽36米的农耕大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耕种在黄河边，生活在黄河边。走上农耕大道，二十四节气图腾柱和朝代农章带着我们踏上祖先的脚印。
二十四节气图腾柱
二十四节气图腾柱高达9米，分列道路两旁，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六节气排列。图腾柱选用青铜材料，每根柱顶有表现这个节气的花信风；柱体配有与这个节气相对应地农耕浮雕图；柱底以竹简文字说明。图腾柱上的农耕浮雕图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次专家组精心组织了一批民俗、历史、雕塑、年画的各方面专家，生动形象地将农耕民俗用浮雕展示了出来，实乃历史首创。
朝代农策
农耕大道中央矗立着18面汉白玉石鼓，刻有从远古至今的历朝历代的农策赋税，逐一浏览，便可知晓中国农耕赋税徭役的演变过程。
礼恩区――为黄河作注为历史留名
礼恩牌楼
一座高12米、跨度27米的礼恩牌楼标志着进入礼恩区了。礼恩牌楼选用坊、楼结合的形式，并配有西夏文化元素符号的图案，代表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牌楼左右分立龙马神龟，均高2.7米，取“龙马负图，神龟献书”之传说。
文华大道
长99米、宽36米的“文华大道”，由十八竹简、朝代文脉两部分组成。
十八竹简右侧分别取自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侧为《道德经》《坛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分别以青铜竹简的形式再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序。
朝代文脉以“石书”形式展现，分别为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石书展示的不是帝王更替，而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萌芽开始，每个朝代的传承关系。
黄河坛
由方坛和圆坛组成，以应天圆地方之说。方坛边长99.99米，总面积9999平方米，选用方柱头，在东、南、西、北各方位分别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护。中间圆坛用圆柱头，一层青水，二层青云，三层青龙，代表天地之间、巨龙腾飞。圆坛设有5条通道，分别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列位。每个通道上排列12个甲子，共有六十甲子镇守。
黄河鼎黄河钟黄河鼓
黄河坛圆坛顶中央精心铸造一青铜大鼎，高6.3米，为“中华黄河鼎”，背面为“司母河”。鼎左侧为大禹治水，铸九鼎定九州；鼎右侧为河图洛书；鼎边为朝代更替；鼎扭为龙凤呈祥；鼎上还分别刻有河伯出行、农耕、渔、猎、纺织、哺育、祭祀、战争等8幅黄河农耕图。在龙脊八面上有八八六十四卦；鼎腿为牛首纹；黄河鼎的底座上刻有铭文，背面有手书“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谁藐视黄河，谁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黄河坛方坛右侧为黄河钟，左侧为黄河鼓，取“晨钟暮鼓，钟鼓齐鸣”之意。由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设计的黄河钟选九州之青铜，重9.999吨、高3.6米、口径2.61米，蒲牢高0.54米。饰以“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贺兰山“人物和农庄”岩画等黄河文化吉祥图案，被誉为“黄河第一大钟”。
感恩区――同根同源民族团结
感恩牌楼
感恩牌楼高12米、跨度27米，牌楼前有黄河铜牛，十八青铜礼器分设左右，陈列铜灯、香炉、香案，上设三大殿，中为“中华人文始祖殿”，塑有“三皇五帝”之圣像；左为“慈孝懿范殿”，塑有女娲、嫘祖、娥皇女英、历代贤母及二十四孝，展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女性之懿范和孝道之楷模；右为百家姓祠堂，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同祖同宗、同根同源之佐证，民族团结和睦、共同繁荣之象征。寓意“感谢黄河母亲哺乳之恩”。
农民个人简历篇7
朝鲜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长白山养育了朝鲜族儿女,赋予了朝鲜族儿女勤劳淳朴、含蓄真诚的性格。他们的民俗与情感充分地反映在朝鲜族的舞蹈意识中,并形成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俗话说:“观其舞,知其德。”从朝鲜族舞蹈的民俗性格意识中,可以看出朝鲜族人民团结向上、不屈不挠的优良品质与特有的审美情趣等。实践证明,艺术水平越高的舞蹈,与劳动的关系越是模糊,舞蹈中所积淀的文化因素越隐晦。朝鲜民间舞蹈的潇洒、诙谐、典雅、飘逸的风韵,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动作与形式,具有多方面的成因。
在漫长的民族融合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族经历了渔猎生活、原始农耕和一般的农业劳作,在精神生活上,也相应地经历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等阶段。而这些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特征都会在民间舞蹈中有所表现,并成为一种传统形式流传至今。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据史料记载:古朝鲜“有婉转悦耳的音乐、歌谣,有轻快多姿的歌舞”。朝鲜民族盛行歌舞的古风绵延不断,促进了各种民间舞蹈的流传与发展。
朝鲜族是从事稻田种植并以稻米为主食的农业民族。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以稻米种植为主要劳动的农耕生活特征,自然在朝鲜族民间舞蹈中表现出来。这种民俗特征是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因此也就产生了与农耕生活最为密切的“农乐舞”,它是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达到完美的。农乐舞传说起源于三韩时代,是古代农业大丰收后,人们聚集饮酒、歌舞取乐的遗风。后来发展成为农忙季节农民自行组成劳动互助组,清晨同去大田劳作,黄昏返回村庄,以及转换劳动地点的路上,边行进边歌舞,形成了农乐舞的雏形,农乐舞是朝鲜民族舞蹈史中最古老的舞蹈。农乐舞在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已颇为盛行,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组织与表演形式,并起着消除疲劳、慰藉辛勤,加强团结以及号召人们热爱农耕生活的娱乐与教化作用(参考文献资料)。农乐舞中那飘扬的“农者为天下之本”的大旗,道出了这一民族舞蹈的主题,揭示了民族文化的底蕴。因此,以往的论著在论及农乐舞的思想内容时,多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审视它的民俗意识的。实际上,农乐舞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舞蹈,所包含的民俗意识非常丰富。
农乐舞所包含的民俗观念并非是单纯的农耕文化的产物,古老的农乐舞仍在焕发青春。我们在一些朝鲜族村落,不仅可以看到许多高龄的老人喜爱这种传统舞蹈,而且可以看到成群的儿童在跳这种古老的舞蹈,由此可以看出,古远的民俗意识在今天的农乐舞中仍在闪光,它一直在发展。在近代朝鲜族民间,出现了花样繁多的游戏或农乐舞,更有趣的是还出现了“竞技式”农乐舞,这种农乐舞比力量、比技巧、比智慧,它把竞争意识融入民俗意识之中,不仅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而且已经进入了东北大秧歌的队伍,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由此可知,民俗意识是在不断变更的,但这种变更保留了以往文化成果的优秀部分,并且不断补充、不断升华。民间艺术具有兼容并蓄的能力,这就是农乐舞生命力永远不息的资本。
朝鲜族崇鹤尚白,喜爱那种洁白的颜色和轻盈静美的姿态。在民俗及民间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中,积淀着朝鲜民族深层的民族意识,正因为在朝鲜民族的观念中,鹤是很普遍的形象。所以在朝鲜族舞蹈中,鹤这一形象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舞相帽也是农乐舞中的一个分支,舞相帽早在唐代高丽乐中就已经出现,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舞相帽是朝鲜族民间农乐舞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当丰收的金秋季节,在我国朝鲜族居住集中的长白山地区,到处都回响着农乐筚篥的欢乐旋律和锣鼓的热烈节奏,到处都可以看到轻快活泼的在喜悦的人群中飞旋流动的相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朝鲜族舞蹈的民俗意识与朝鲜族的社会历史进程、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生活及其传统审美心理是潜移默化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舞蹈教学中一定要注意挖掘朝鲜族舞蹈文化的民俗意识,使我们的民间舞蹈教学与与特定民族的文化之根相辅相成。
以上是笔者对朝鲜族舞蹈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所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之所以反复强调朝鲜族舞蹈中蕴含着的民俗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民俗意识是朝鲜族舞蹈风格气韵的基础。一个特定民族的舞蹈,是随着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地理环境的演进,在最平凡最常见最不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民间习俗中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拿“鹤步”为例,如果单一地将这种形态归结为朝鲜族人民对于鹤这种动物的图腾式崇拜心理,其实是比较牵强的。当然,该动作中有对于鹤的走姿的模仿成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朝鲜族以稻田为主要农作物,那么这种对于鹤的模仿动作是否更可能是取材于农人在稻田里的步伐呢?这个假设并非科学推论,仅仅是希望我们不要将民俗与舞蹈动作进行简单化的生硬联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该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全面地归纳和领会,最终理解把握直至升华。
2.民俗意识是朝鲜族舞蹈动作势态的根本之源。说到朝鲜族舞蹈的动作势态,一般的认识是并未具备太多的技巧感。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在强调该舞种的内在感觉的重要性,确实朝鲜族舞蹈的经典之作或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节庆乐舞,基本上都是动作相当简洁而韵味十足的。而要想将那些简洁的动作,表演得韵味十足,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民俗意识的理解与运用。拿朝鲜族舞蹈中运用较多的“碎步”来说,就与朝鲜族妇女“顶水”的习俗有关。在教学中,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把相关民族的民俗、民风、民情贯穿进去,并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地组合训练,笔者认为,我们的教学与创作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农民个人简历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产业；精神文明
2005年，党中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位于陕西咸阳的袁家村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现在以小论文的形式简单论述袁家村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转型、区域特色等及其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借鉴。
一、袁家村发展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50年代60年代初时期的袁家村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居住条件及其恶劣。60年代中后期，是袁家村农业开始发展的初步阶段，人们挖破填沟、打井修渠为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解决了全村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从70年代初开始，郭裕禄带领全村人民找致富的路子，办牛场、养猪、制砖烧瓦，使全村人民有粮吃，有钱花，逐步富起来。70年中期，村里通上自来水，开始修二层窑洞。1979年，袁家村第一产业到了发展的繁荣期，小麦亩产量825公斤，成为咸阳地区农业的一面旗帜，农业从单一的种粮转为多种农产品经营。到80年代，袁家村开始发展第二产业。1984年水泥厂建成，1988年成立了农工商总局，同时开始发展房地产业等。到90年代第二产业进一步发展，1994年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1988年集体出资成立了陕西金裕制药有限公司，1999年年创立了陕西金裕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个下设很多子公司的集团公司。第二产业到了繁荣发展期。2005年至2006年，袁家村开始发展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主。2007年到2008年，投资1800万元建设关中印象体验地，表现各种传统与现代的关中文化，当前正在投入建设“小吃一条街”与“田园式农家乐”。
二、袁家村的发展特点
经历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和成长，袁家村在经济、文化、管理等各方面统筹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模式，以下就袁家村的明显特点作以简述。
（一）体制及管理方面
袁家村在实行土地责任制后，并没有分掉集体财产，而是实行集体所有制，摸索寻找集体发展共同致富的道路，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袁家村小吃一条街的个体经营户是以外村人为主，村委会采取的是出租经营，按个体户收益的百分比收取租金，作为集体资金反过来又投入到村集体产业的发展上。至于，本村村民的收人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农作物和外出上班；另一方面，来源于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产业附加收入”如为游客提供吃、住等带来的服务性经济收入。袁家村已经形成产业链带动效应，“集中管理，计提收益，发展集体产业，带动农民个体收益”的良性循环经济。
（二）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发展区域特色产业
袁家村从一开始就遵循着这条原则，以身处关中地区为前提，以关中自然条件为基础，种植苹果、酥梨，棉花等经济作物成为第一产业的经济收入来源。以丰厚的石灰资源为基础，开办水泥厂，成为第二产业的起步。以关中地区带有区域特色丰富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关中印象体验地”，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都体现了袁家村的区域特色。
（三）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完善
单从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来谈，它的产业发展过程可谓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缩影”。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袁家村从第一产业为主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到目前第三产业即旅游业的起步，形成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三个产业并肩发展并逐步转型，第三产业即旅游业将成为本村的支柱产业。另外，袁家村的产品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和完善，以苹果、酥梨等经济作物为主要农产品，即第一产业产品，以水泥、石灰等为第二产业产品，并开始发展以文化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品，逐步发展农村“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产品。
（四）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首先，袁家村村旅游业的主要资源在于它利用了关中地区的传统文化，利用人们的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好奇心理，这种用文化来喂养人们的精神的，无形产业与有形产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内文化与国外文化结合发展，凸显文化产业的发展潜质。其次，袁家村村容整洁，正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大特点。同时，据了解，袁家村村民“看病上学不要钱”，并不定时组织村民参加集体娱乐活动，拔河比赛、观看舞台戏剧等。第三，袁家村之所以在同条件下的众多村子中独树一帜，很关键的在于领导人的思想和村民团结奋斗的精神。袁家村文化产业的凸显，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及领导人和村民的思想素养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
三、从袁家村看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袁家村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农民个人简历篇9
一、新旧《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上“三农”问题的比较分析。
1.比较。2011年这次课标修订，终于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重新认识，在《标准（修订版）》中系统性地进行了描述。下面简单列举新旧课标在内容标准上的相关要求：
新旧课标有关三农问题在内容标准上的比较
2.分析。通过列表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两个课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于“三农”问题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
（1）就近代史而言，《标准（修订版）》增加了三块新的要求，这使得“农民”运动在中国近代就有了大致完整的框架结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农村。农民运动的整体脉络初步展示给了学生。这是与当时国情与实际相吻合的，也能促使学生全面认识到中国革命时代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还能激发广大农村学生自尊心、提高他们学习兴趣。
（2）太平天国运动的要求，原来仅仅是“知道”反击外来侵略，而修订版要求从“知道”人物（洪秀全）入手，从而“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全貌。太平天国运动从本源上看是由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发的，其主要任务也是反封建的，反侵略任务只是其自觉不自觉的一种反应。《标准（实验版）》出于对学生认知水平等考虑，仅仅要求“知道”太平天国运动反击外来侵略的一面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这不能使得学生对这场农民运动有整体的把握，也不符合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革命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旧课标侧重于反侵略的一面，容易导致学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或完全）是一场反侵略的爱国运动。
（3）同样是近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在原课标中被省略了。它与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差别之一就是，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侵略的爱国运动。《标准（修订版）》增加这一内容，主要由于在19世纪末，列强侵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面临瓜分大祸，各革命阶级掀起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而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伟大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与太平天国相呼应，使得历史脉络得以完整。
（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各个革命阶级都以不同方式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因此，民族性、全民性是《标准（修订版）》的一个基本要求。新增“敌后战场的抗战史实”，既能明显展示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革命史实，又把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凸显出来。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合作、不怕牺牲的精神最终获得了抗战胜利。
（5）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运动，一直以来，我在课上总要补充解放区的。如果不补充，学生就易误认为这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也使得历史教学不能全面、系统展示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同时我注意到本次调整，对运动的要求难度降低不少。从“知道”、“理解”到现在只要求“了解”，说明《标准（修订版）》强调时序性、过程性同时也要体现“主题性”或者说模块化，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降低了难度要求。
（6）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标准（修订版）》就中国现代史上有关“三农”的难度要求也降低了一个等次（除“”和“化”略有增加外）。这既符合学生认知的实际水平，又是历史与现实各种因素的选择。
二、《标准（修订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上“三农问题”的要求给我们的教学启示。
（1）《标准（修订版）》重点调整了历史时序性的要求，但我觉得不能忽视主题模块化教学。正如我们以前由一轮复习到二轮复习的中考总复习教学模式下，大部分老师一轮就是时序性的，二轮再来专题模块化。其实现在不过是顺序调换，在平时以主题模块为主之后，就需要我们引导、指导学生进行时序性串线。我们之所以觉得原来的课标容易导致学生时序观念薄弱，其实并非主题设置、模块化教材引起的，更多是如何“教”的问题。
2.教师必须加强对“三农”问题的学习。既然《标准（修订版）》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重大调整，教师尤其是城市的年轻教师，也可能对如“”、“化”等缺少直接的接触与了解，没有年长教师的感同身受，也比较难以理解当时的历史，也就迫使他们加强自主学习。构建起有关“三农”的知识架构，从当时历史出发，理解中国“三农”的复杂性。
3.“三农”问题的历史教学不能脱离整体孤立地进行。我们在此进行比较的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农”问题。它该与古代史的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农业政策进行纵向比较，比如中国自从封建生产关系确立以来农民长期担负着繁重的税收与新中国农业税的取缔进行纵向比较；应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三农”问题进行横向比较，如可以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农业发展进行横向比较；还应该把某个时期的“三农”问题放进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去看待比较，如“化”要放在当时的“左”的政治环境中考查。
4.在教学方式上，应该侧重于多媒体的展示与历史故事的讲述。唯有通过直接具体的感性认识才能更好地反映“三农”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践、深入社会、深入农村多角度去加深自身的认识。
综上所述，《标准（修订版）》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农”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整体而言，主要是加强“三农”问题的系统化、专题化，同时兼顾时序性；降低对“三农”问题的难度要求；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尊重。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农民个人简历篇10
一、对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回顾
农民群众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中,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民间岁月的风俗,集中了大量的群众智慧和才能,逐渐形成了民间故事和传说、说唱歌谣、谚语、歇后语、俗语等。
摆龙门阵,讲民间故事是向人们展读闪耀群众智慧之光的故事,展示民间文化的内容,突出独具的地方特色。
歌谣反映生活、反映民间风情,倾诉人民劳役的辛酸。
谚语是农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真实反映,展示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以此充实、满足百姓的文化心理。村村社社、家家户户,在劳动过程中,一边耕种一边唱着悠扬的山歌,跳着欢快的拍打舞蹈,使劳动群众享受着人间乐趣、解除劳动中的疲劳。
二、现在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要求不断增长,人们的文化生活在原有的需求中得到满足后,又产生了更新的、更高的、更为迫切的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寻求新的文化生活方式,迫使群众文化事业不断创新,不断变化。
农民群众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在群文工作者的带领下,广泛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人们利用广场、院坝等地理条件坚持月月、天天开展活动。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广场文化高潮迭起。
每逢节日和重大庆典,都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文艺活动。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健美操、时装表演、卡拉ok、歌咏比赛、民族歌舞、拉丁舞、交谊舞、书画摄影交流、诗歌朗诵、迪斯科、腰鼓、戏剧、小品、曲艺等多种形式的表演,雅俗共赏,群众喜闻乐见,展示了较高的文化内涵。
三、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变化
1.农村的党委、政府领导重视,把群众文化工作放在议事日程
在各项大、中型文化活动之前,召开有关部门工作会议,对群众文化活动作出全面的安排和部署,要求各单位抓好群众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2.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质量上发生的变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农村这个广阔的空间里,农民群众从简单的、粗糙的田间地头唱二人转小帽、歌舞,发展到场面恢宏、声势浩大、编排精细的大型舞、广场舞;由低俗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笑话,发展为有较高文化品位、文化艺术高雅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由简单的讲民间传说、摆龙门阵发展为讲评书、方言、说小品、演地方戏剧。不管是生日和家庭喜事的自娱自乐,还是群众踊跃参加的节日联欢、文艺调演、汇演、大奖赛、开业庆典的大型演出等活动,质量上都发生着变化。
3.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内容上发生的变化
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从简单的、单一的活动,变化为以乡、村、户三级文化网络的、具有较大规模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展示活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规模、不同内容的大中型群众文化活动。这些群众文化把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更新、更美的形式渗透在活动之中。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又贯穿着历史的演变,传承着优秀的内容,把历史流传下来的群众文化,形式优秀的在内容上更新,内容优秀的在形式上变异。
4.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变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国家法律法规,传播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没落的陈旧文化,为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展示方式和表演舞台。
二是用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为科技兴农,为农村经济发展,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