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哲学论文篇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导明航向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和谐是重要任务。所谓文化和谐是指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说，凡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文化，都可以称为和谐文化。构建和谐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统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在高中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高中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浓缩；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才能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对古今中外关于和谐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批判的继承，也才能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驾护航。
二、辩证唯物主义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思想意识能指导人们顺利的开展实践活动，从而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思想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入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提倡和谐文化，文化和谐就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我们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三、唯物辩证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体的操作方式
(一)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当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世界上事物时刻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我们必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社会，只有将这四方面联系起来共同建设，社会才会从整体上趋于和谐。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领域，我们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政治领域，我们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建设民主法制社会。文化领域，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社会领域，我们要趋于和谐。正因为把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我们才能使社会更好地趋于和谐。
如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在5月——6月推出“长江行动”，中国最先进的监测船从重庆——上海，一路走来，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些地方的企业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节省开支，竟将污水想方设法直排长江，给长江的水质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如果企业都把工业污水排入长江，那么长江就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成了我们的耻辱。排污水的这些人没有看到自己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使人与自然处于不和谐之中。
(二)矛盾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自身既包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就是矛盾，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包含着许多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解决矛盾，我们才要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GDp连年持续增长，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殊不知这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极大污染为代价的。我们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耗的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这足以让我们惊醒。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在改善，农民工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行动，实行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农业享受政府补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措施，可城乡差距却在拉大，区域差距在拉大。只有看到差距，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三)量变与质变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是从量变开始，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逐个解决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的积累，等这些矛盾解决了，社会就趋于和谐了，人民就会生活的美好。
(四)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我们要坚信事物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正确对待和谐社会中遇到的困难，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一番风顺的，遇到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齐心协力搞好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保证
高中哲学论文篇2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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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哲学论文篇3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高中哲学论文篇4
一、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现状分析
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始终是伴随着哲学研究展开的，哲学课堂既是传播哲学思想的场所，也是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开展哲学讨论的场所。哲学教学工作基本上反映了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哲学教师既是授业解惑的学生导师，更是不断探索的哲学研究者。这样，我国的哲学教学就充分体现了哲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课堂教学工作内容的鲜明特点。
基于这个特点，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注重哲学史的系统学习，提供完整的学科史背景。
重视对哲学史的学习，是哲学教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我国哲学教学历来重视哲学史的讲授。目前，几乎所有的哲学系或哲学本科专业教学都把哲学史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伦理学思想史、宗教发展史、中外逻辑学史、中西美学史、科学哲学史等。每个学校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制定了这些课程的学时数和具体要求。
第二，注重原著选读课程，开设经典专题研讨。
学习哲学史必须从阅读哲学原著入手，这基本上是国内哲学教学工作的一个通常做法。为了强化哲学史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每所高校的哲学系都开设了原著选读课程，包括哲学的各个二级学科都有原著课程。有些高校还围绕一本原著开设了多门课程，由不同教师讲授。围绕原著学习，有些高校还开设了专题研讨，极大地帮助学生理解原著。
第三，强化导论学习，夯实学生专业基础。
哲学导论性课程基本上是各高校哲学系必开的基础类课程，也是哲学专业教学的第一课内容。各高校哲学院系在该课程上根据自身的优势特色，开设了各自不同的导论类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开设“哲学素质培养”和“哲学入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开设了“哲学导论”和“批判性思维”，北京大学开设了各类导论课程，主要包括“哲学导论”“伦理学导论”“宗教学导论”“科学哲学导论”等内容。
第四，课程设置多元化，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79所拥有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都能够完整地或比较完整地开设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某些历史悠久、基础扎实、队伍强大的高校哲学院系还为学生开设了许多选修课程，丰富了哲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扩大了学生的学术视野，特别是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具有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学术研讨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极大地满足了学生的学术要求，提供了为他们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的很好平台和方法论指导。有些学校还专门在小学期中开设了国际前沿课程，邀请国外著名哲学家前来讲学和研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动了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第五，注重对学生的层次培养，努力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
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强调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哲学教育在高等教育素质教育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许多高校哲学院系都为全校学生开设了诸如“批判性思维”“哲学入门”等通识类课程。有些条件好的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固定的专题讲座，普及逻辑思维训练，传播哲学基本理念。同时，哲学专业教学则开始走向层次培养的道路，不少高校开始施行本硕博连读的模式，或者在本科生中直接挑选优秀人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实行的本科新生导师制，就是为了能够在本科新生中尽早发现专业人才，重点培育，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以上特征反映的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中的主要成绩，集中代表了国内哲学教学的普遍水平。应当说，我国的哲学教育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比较集中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哲学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因而其数量发展在客观上就受到了一定限制。目前，全国拥有哲学类本科专业的高校只有79所，其中，具有宗教学专业的高校仅有8所，具有逻辑学专业的高校仅有3所，具有伦理学专业的高校仅有1所。这个数量与哲学专业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完全不符，与哲学学科在国务院学科分类中的地位也无法符合。
第二，由于哲学专业的特殊性，即高度的理论性和思辨性，导致哲学专业在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各个环节都无法得到学校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使得哲学专业的培养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更是危害了哲学专业在社会上的正面形象。
第三，由于公共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专业的某些课程存在高度重合的现象，这导致了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校期间要完成的总学分基本上超过了150分，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得他们没有更多时间读书和思考。而某些重复性课程，也导致学生对专业理论课产生了一些疲惫甚至厌烦的情绪，这都严重影响到学生的专业学习效果。
当然，这里提出的三条一定是挂一漏万，以往提出的许多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仍待解决。我们希望在充分尊重哲学专业特殊性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保证哲学专业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充分体现哲学教育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热点问题分析
2013年我国高校哲学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是各大学哲学院系在哲学的教学理念上得到了提升，在哲学的通识性和专业性、基础性和高层次等关系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哲学专业学生培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推进。综合对各高校哲学教学改革的具体调查了解，我们可以把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热点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哲学通识教育地位的提升和存在的困难。
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哲学通识课程，对于提升哲学教育的地位和人文素质培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13年，围绕通识课程的讨论引起了哲学教师们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哲学导论课程是否可以在高校设立为公共必修课，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高校认为，目前学校已经对全校学生开设了公共政治理论课程，没有必要增加开设哲学导论课。这种看法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没有清楚的定位，此外在教师配备上也存在一定困难。也有些高校非常支持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并已经实行了多年，如中国人民大学等。还有的高校开设了“西方文明通论”“中华文明通论”等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哲学内容。
另一方面，如何对待批判性思维课程也成为不少高校讨论的热点之一。2013年6月，北京市逻辑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举行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对如何理解批判性思维以及如何建设这门课程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之所以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因为它能创造知识和合理决策。中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内容取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的性质，应当以问题为先导，通过灵活的教学程序，将各种辩证式、教练式、研究式、实践式的教学方法围绕问题配套运用。此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不仅仅是学生，也要培养教师的新型形象，即苏格拉底式的、教练式的认知活动主持人。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需要努力扩大和提高，一是需要扩大开展这门课程教学的高校数量，二是要提升教学质量。因此，需要增加那些对学生理性培养和多样文化发展必要的素质内容，同时要使用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法来教批判性思维。这样的改革是必需的，又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为了真正改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走向自立和复兴，首先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在人才培育体制中加入对学生分析、综合、写作的能力要求，以及培养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师上。
也有学者不认同将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过于泛化，而是强调要将其与创造性思维、辩证思维加以区分，要对批判性思维加以限定，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应更窄些，它主要关注的是日常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需要逻辑训练的过程。不同专业的逻辑思考能力具有一般的可比性，GRe测试的就是这样有一般可比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学逻辑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目标应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素养，作为通识课必须有专业知识含量，包括必要性覆盖逻辑知识和选择性覆盖逻辑知识。
还有学者指出，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属于不同层次。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专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此外，批判性思维教育应该理解成是一种“哲学教育”。“哲学教育”体现的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批判性思维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哲学和逻辑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哲学专业教育与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关系。
由于哲学专业的特殊性，学生毕业后就业始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长期以来，各高校哲学院系都在为哲学专业毕业生努力寻找就业出路。近年来，由于哲学专业本科生考研比例增加，研究生读博或出国留学的比例也逐年增长，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似乎有所减缓，但其严峻形势依然存在。如何走出就业困境，成为哲学教育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提出的有效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
首先，扩大学生的学习领域，注重学生的技能训练。课程设置上，尽量增加一些与哲学专业相关的课程，比如文史类和政治社会类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得到较好的工作。在技能训练上，主要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尤其在政治和社会热点分析方面和论辩技巧方面加以特别训练。
其次，加强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或者与社会用工单位联合开展学生实习，帮助学生在实习期间展现个人能力，争取就业机会。比如在逻辑学领域，除了现在已经具有一定发展的逻辑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之外，通过领域逻辑教育，使逻辑学能进一步与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结合，在更多层面上体现领域逻辑的价值，从而为学生开辟更多的就业空间。在这方面，中山大学走在了前面。
第三，哲学教育的层次性要求势在必行。
随着通识教育的普遍开展，哲学教育进入通识教育已经成为定局。但如何处理哲学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哲学通识教育的度，却仍然是哲学教育中争论的热点问题。
按照传统的哲学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哲学导论中的基本内容。许多高校的哲学导论课程，就是由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承担的。然而，近年来哲学导论课程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教案和课程内容纷纷涌现。特别是诸如“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内容的哲学通识课程。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哲学教育中，我们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哲学通识课程的主导内容，以保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有的学者则认为，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学科的要求调整哲学通识课程内容。比如，“批判性思维”课程主要以逻辑学教学为核心内容，“道德推理”则主要以伦理学教学为主体，而“美学美育”则主要由美学专业教师完成，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哲学通识课程的特点。
有学者提出，美学教学必须分成三个最基本的层级，即哲学、文学艺术和一般美育。美学教师则相应具有不同的知识储备和特长，即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和大学美育教学。在当代中国大学美学师资力量普遍匮乏的状况下，如何兼顾这三个层面，是美学课程建设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哲学教育如何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
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不仅来自于时代，同样需要对时代的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当今中国的哲学教育离不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哲学界的共识。然而，如何使哲学教育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其作用的形式和影响的方式是什么，是大家争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哲学对社会的作用总是间接的，甚至是批判性的，因此，哲学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学生提供批判的思想武器。有的学者则认为，哲学不能躲在象牙塔中作自我沉思，应当走入社会，与社会和时展同呼吸共命运。哲学教育中涉及的某些学科甚至可以直接与社会行业结合，一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某些领域的发展定向培养后备人才。比如，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在科技政策领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同样，美学专业也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联合，为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思想支持。
三、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难点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热点问题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热点问题同样是教学改革的难点问题，这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综合对各高校情况的调查了解，我们对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难点问题做出以下分析。
第一，“马工程”教材的使用问题。
在党中央和教育部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下同）在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已经出版了哲学类教材多部，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工作都是由各高校的哲学教师完成的，但我们却发现，完全采用这些教材作为课程指定教材的学校很少。经过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虽然目前有各类教材可供选用，但哲学教师较少使用教材授课，通常的教学大纲主要依据以往已经形成的传统内容，也不愿意对这些内容做出修订和补充。其二，哲学教学的特点之一是教师通常根据哲学家的经典原著授课，这是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主要方式，而教材体例的结论性陈述多于思想的论证，简单的判断代替了对问题的思考，导致学生也不愿意使用教材。其三，目前国内哲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外籍教师加入哲学教学队伍，也导致了国内编写的教材（不仅仅是“马工程”教材）无法在课堂上被采用。
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高校必须落实“马工程”教材的普及和使用。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贯彻好中央精神，是我们当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与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关系问题。
目前，在哲学本科专业中，以“科学技术哲学”课程代替了过去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在研究生课程中，仍然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但学时数由38学时调整为16学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减少了一半，对该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教育部组织了多次专门培训，在具体教学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例如，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大纲的内容，如何通过这门课程真正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如何使该课程不仅仅是一门哲学课程，更是一门跨专业的交叉课程，等等。这是大多数从事该课程教学的教师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三，文本阅读与通俗讲授的关系问题。
目前，各高校哲学院系在本科哲学教学中都非常重视指导学生经典阅读，这是哲学教学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同时，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学生理解程度的差异，课堂上的通俗讲授也是必不可少的授课环节。
虽然有不少教师可以很好地解决文本阅读和通俗教授的关系，但许多教师仍然无法摆脱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知道无法用文本阅读完全取代课堂讲授，而这样的讲授往往又弱化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目前，许多高校的哲学院系鼓励学生自主形成文本阅读的读书会或读书班组，但由于缺少教师的必要指导，往往又使得这样的读书会流于形式。
第四，大班授课与小班研讨的关系问题。
哲学教学的特点之一是启发性讨论，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但这样的教学在目前的大班教学中很难实行。因此，我们呼吁增加更多的小班教学。
由于师资分配和工作量安排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在高校哲学院系要真正实行小班教学和研讨非常困难。首先，小班教学需要配备更多的哲学教师，但由于哲学专业在高校中往往属于弱小学科，学校很难支持更多教学岗位。其次，小班教学需要增加更多的工作量，但目前哲学教师的工作量都能够保证，他们对增加工作量没有更大的动力。第三，小班研讨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对许多教师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情况看，许多教师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高中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破五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2]。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其教学科研人员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80%以上[3]，也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基地[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扭转指挥棒，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引导高校社科界潜心做学问”[5]。因此，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激励引导高校培养优秀哲社人才，潜心学问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形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评价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体系初步建立，各阶段取得较多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等原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也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一段时间以来，在各大排行榜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唯论文”“唯数量”“SCi至上”等现象比较堪忧，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及人才头衔帽子等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价值扭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等现象，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6]。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面临如下新挑战。
（一）“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评价导向堪忧
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破除高校科技评价中论文“SCi至上”的不良导向。实际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机构和高校简单移植自然科学的做法[6]，将SSCi（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人文科学索引）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中，并占有相当重要的权重，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评价中也存在“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现象，其后果更加严重。目前SSCi、a&HCi等收录期刊主要以欧美国家英文期刊为主。以SSCi为例，2019年共收录3245种期刊，从区域看，3025种期刊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占比93.22%。从国别看，2378种来自美国和英国，占比73.29%，中国仅10种期刊入选，占比0.31%。这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中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导。唯SSCi、a&HCi等收录的国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国际期刊的选题、视角、研究方向等，片面迎合西方学术范式，而忽略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等[7]。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受到关注度偏低，从而形成创新研究成果偏少，影响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学术话语体系受到限制。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显著滞后。
（二）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倾向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外部分商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主要以论文总数、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声誉调查以及具有各种头衔帽子的人才数等量化指标为主，忽略对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性，以及“立德树人”等难以量化观测点的考查，评价方法简单化、过度数量化，不能真实反映哲社学科的发展规律。受这些排名的影响，部分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评优评奖等各类评审中，人才头衔帽子及论文篇数、影响因子、经费总额等数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尺度，而对其成果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成效等考察较少。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导向及评价分类不明确，忽略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影响因子，轻社会效应，重学术专著、科研论文，轻调研报告、咨询建议、文艺创作等不良倾向[7]。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完全从理论到理论，未将论文和研究书写在中国大地，限制了高校智库作用发挥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更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三）部分商业排名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
随着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国际国内各类评价逐渐丰富发展。评价主体逐步从学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政治信仰、知识背景、利益结构等不同，导致评价目标、评价体系、信息获取、评估处理等不同，部分情况下对同一评价对象的评估结果差距较大。部分商业机构注重自身利益、企业品牌声誉影响，在排名体系中主要采集公共数据，偏重对科研与学术指标的考察，基本未设置立德树人成效方面的指标内容。同时，在评价中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学科专业，对学科发展规律与人才培养的本质考虑不够，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8]。对高校等办学机构聚焦论文及定量指标产生一定误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
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常常是定量的，具有可验证性，其评价也是量化的。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认知取向、研究成果、引用行为等方面显著不同。在研究对象上，其研究的是人类和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文化产物，是一种主观的“软”事实，具有柔性和不可验证性，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在研究成果上，其以思想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导向性为主要特征，有较多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属性浓厚[9]。在引用行为上，其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引文周期一般要比自然科学更长，存在“睡美人”现象[10]。与此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内，各学科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11]，其侧重于社会中人的个体活动研究。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侧重于社会中人的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研究，较多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等研究方法。而艺术类科学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注重实践、行知模式、创作归宿等特点[1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评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设置多类多样的评价标准，难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全世界通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模式。
（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与此同时，社会快速变革产生的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时代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解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研究还是凭着兴趣爱好进行研究，追求近期研究效率还是长远的研究品质，都对评价的数量与质量等产生影响[13]。在经费投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但与自然科学和国外同类国家相比，哲学社会学科的各类经费投入存在较大的不足与不均衡性，“二八”现象较为明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了获得必要的经济待遇，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不断地申请各类课题项目，从而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研究导向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术评价。在文化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受到各种思潮的挑战。少部分研究人员受不良思潮影响，缺乏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请愿，为国立言论”“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精神。在研究上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和评价产生诸多影响。
（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仍需继续完善
目前，我国各类评价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相关评价已比较成熟。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主要移植于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定成果，比如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在学科评价层面初步探索形成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但叶继元等认为，我国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4]。在评价指标体系上，部分排名排行榜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和中国特色，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和手段上，还比较单一，实施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这两个定性与定量评价主体存在割裂，难以融合[8，15]；在评价结果上，部分评价存在结果软化，未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在后却对高校和研究者产生错误的评价导向。
三、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析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也指出要改进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也强调要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在破“五唯”背景下，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五个更加”的思路。
（一）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导向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深刻把握立德树人内涵，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学科评价导向。在评价中把牢政治关，引导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传播思想中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7]。比如：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中，重点考察立德树人，面向“四个服务”培养人才情况；对学科建设的评价中，引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话语权建设，相关成果要体现其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从学科覆盖度、厚重度、引领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对论文专著的评价标准，重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学术影响，以及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贡献。在课程体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的贯穿引领，考察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有机结合立德树人情况。
（二）更加彰显中国标准，引导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特点[18]。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更加彰显突出中国标准，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为扭转“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等不良导向，在评价标准如科研成果、科研项目、获奖等更加强调中国标准。比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作为重要的党报党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在“三报一刊”发表的理论文章作为重要学术成果，与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同等对待；将“马工程”教材、国家规划教材、具有重大影响力多次再版的教材等特色人文社会学科成果纳入指标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在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上，重点在应对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具有适用性、有效性和影响度。同时规定代表性学术论文成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鼓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引导将论文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更加突出特色贡献评价，引导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强化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发展的意识，主动与政府、企业对接联系，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中，应更加重视“特色贡献”评价，注重问题导向，解决实践问题。适度淡化各类项目经费、学术论文等数量化指标和人才头衔帽子，强化发挥智库作用。重点考察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研究起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1]，考察服务打造“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特色贡献，考察其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情况。比如：法学重点考察其在服务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贡献和作用等；艺术学类重点考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四）更加体现学科特点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方面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且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差异性较大。因此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应根据学科特点，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和研究成果，分类评价，克服“一把尺子”评价的弊端，通过评价鼓励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根据学科特点分类建立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评价体系的学术成果，应扭转“唯论文”的不良导向，既包括“著作”“教材”“图书”“普及读物”“收藏”等，还允许部分学科包含“译著”“编著”“古籍整理”“文学创作作品”等。在评价标准上，人文学科突出专著，注重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专著评价权重应更多；社会学科重点考察研究方法、路径创新性，及原创性研究成果；艺术学科应考虑其实践性、创造性，着重考察在创作展演水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成就。
（五）更加强调同行评价，坚持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
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应统筹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扭转过度数量化等不良评价导向，注重对学术成果质量与创新力的评价。评价中将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主要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评价更能体现研究价值。为提高科学性，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采用“融合评价”等新方法,提高同行评议的正确导向性、科学性和可信度[15，19]。以专家信任度为核心，以提高评价质量为目的，建立健全专家回避制、公示制、申诉制、元评价等制度，以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评审专家信任度、权威性和相对公正性[14]。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基于大数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声誉、知名大家等进行分析，提高评价的公信力与可靠度。
四、结论与探索
高中哲学论文篇6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哲学学科；融合发展
艺术是人类宝贵财富，也是上天赐给人的礼物。艺术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人们思想的表达，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具有深深的影响作用，而作为研究艺术的艺术学学科，其学科建设不仅对我国艺术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新形势下，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进而达到促进个人发展的目的，探索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艺术学和哲学的特点及关系
为了更好的探索艺术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寻求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具体分析艺术学和哲学的特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和步骤，在研究了艺术学与哲学的各自所具有的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清晰的了解，并能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之间的融合研究，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一）艺术学与哲学的特点
艺术学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首先，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这就决定了艺术学具有理论性。一方面，当一门学科从另一门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时，这门学科为了自身的发展研究，必然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当艺术学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发展使，艺术学就具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现在对艺术形态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我国对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直进行的是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理论的研究，在这种大大的文化和研究环境下，艺术学的研究重点自然集中在对艺术问题的理论探讨层面，从而使艺术学具有了科学的理论性。其次，艺术学也具有系统性的特点。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科学，这就决定了艺术学的系统性。[1]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二是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一方面，哲学是哲学家依据一定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系统化、理论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人类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知识，如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哲学对这些具体知识进行概括和升华，从中抽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二）艺术学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学与哲学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虽然，艺术和哲学二者不在同一个领域内，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由于哲学为艺术的发展提供着思维基础，艺术较之哲学具有更形象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所以，哲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深度和审美情趣，而艺术创作方法又反过来影响着哲学的进行。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与发展，它与人们的认知能力、认知的深度与广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要了解作为人类创作行为的艺术，就要了解作为其思维基础的哲学。目前艺术创作既不能不考虑主流大众的审美程度，又不能不警惕社会上将艺术和低级娱乐消遣划为等号的情况，艺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同样的，人类对自然、社会等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和追问又同样反映在艺术作品中。正是由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哲学精神的主体性，决定了艺术学与哲学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彼此深深地扎根于对方的细节之中，彼此相互汲取养分共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给艺术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艺术学中蕴含了哲学的因素。[2]
二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在了解艺术学与哲学的特点与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艺术学科与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到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有效融合，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教育事业的深层次拓展，进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了实现中国伟大的复兴梦，我国不仅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给予艺术学学科以思想和理论指导，给哲学带来新的活力，为人们对世界与自身的思考带来新的思辨方式，也能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当前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为了给人们带来深层次的文化需要和文化盛宴，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空虚，将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进行融合发展，促进社会的文化气氛，使人们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下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
（二）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是双方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不仅符合了社会的发展要求，也是这两种学科为了促进自身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艺术学是研究艺术问题的一门科学，艺术的创作形式本身就是人们表达自身情感的一种文化形式，其中，哲学的发展为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思维指导，所以，为了使艺术的创作具有更多的活力，能够表现出对世界、自然和人类的思考，需要在艺术学中引入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哲学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引入艺术的因素。哲学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思考、是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表达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与思辨，而艺术这种创作形式中能够体现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能够表达出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体现出哲学的魅力，就需要引入艺术这种创作形式将其表达出来。[3]
三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借鉴哲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发展多形态的艺术理论
丰富艺术理论，需要汲取哲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使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协同作战，互补互动。世界一直处于复杂多变的动态发展中，人类自身有拥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因素，世界和人类又多复杂，艺术本身就有多复杂。单一的哲学形式和单一的哲学理论无论其有多完美、多优秀，也不一定能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不容易较快的调整一个人的状态。因此，在艺术学的发展领域，决不能只固守单一的理论和形式，必须要积极汲取哲学的理论基础，在艺术学学科中融入哲学的思辨方式，丰富其理论基础，做到二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4]
（二）引入艺术形式，提高哲学魅力
为了提高哲学魅力，促进哲学学科发展，需要引入艺术形式，对哲学进行丰富性和感染性表达。哲学研究是一门枯燥、单调的研究，为了改变这样的研究氛围，就需要将艺术这种富有感染力和活泼力的创作形式引入哲学研究中。哲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对于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哲学学科的发展不仅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方向给予指导，也能够启迪人们的智慧，促进人们的发展。如果要发挥哲学的作用，必须要改进哲学的传播方式，引入艺术形式，增加哲学的魅力。[5]
（三）提高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融合发展的师资水平
为了促进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提高师资水平、培养能够驾驭这两门学科的专业人才是关键。首先，要提高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这两门学科教师的融合发展意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两门学科的教师都只掌握着本学科的理论知识，对相互借鉴对方学科的积极因素来丰富和发展本学科的意识还不够，因此，要加强宣传教育，培养这两门学科教师具有两门学科共同发展、互动互补的意识。其次，要提高教师将艺术学科与哲学学科进行融合发展的能力。一是要在两门学科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使这两门学科的老师能够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术观点，拓展自己的思维领域，丰富自己多方面的理论基础。二是不仅要对艺术学科教师进行哲学方面的理论培训，也要对哲学学科教师进行艺术熏陶，加强对方对于艺术学和哲学的了解与驾驭能力。[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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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书瀛.关于艺术哲学的构想[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05: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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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哲学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范式；合法性；文化哲学
有幸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上读到衣俊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1]一文（以下简称《机制研究》），仔细研读，多有对话之冲动，故不揣冒昧，提出与衣俊卿先生共同探究。该文表征了我国哲学界的一种主流哲学话语，提出在哲学研究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蕴含的内在演化机制的逻辑转换是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重要路径。文章从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划分，追寻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架设哲学范式演进史这一坐标来奠基“西马化”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并指出文化哲学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选择。
一、“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方式”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范式
《机制研究》一文第一部分，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类哲学范式作了一种目的性的梳理，引文德尔班语指出：“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划分，先来重新考察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的源流及其意义。“实践”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经过亚里士多德得以系统归纳，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实践形式，即为了外在目标的实践和本身即是目的之实践[2](p-227)。并接着说前一种形式属于“做”、“生产”。后一种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这里是说实践的行为是与一般的“做”有严格的区分的。真正的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以本身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当然这里只是对行为过程中的伦理致意“善”的确证，并无对实践的形而上学探讨。在中世纪时把“实践”理解为“poiesis”(生产)、思辨、意志选择等，“实践”的理解愈加狭隘，实践被局限在宗教生活的视野中。近代由启蒙运动肇始的科学主义，信奉‘实践=生产’这样一个公式化的思维，更是致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之知日益被边缘于知识之外。正是在这样一个实践哲学失落与遗忘的时代，经由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全面清查，在此实践哲学的得以公开明确的恢复，在无法克服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下，高扬主体意识。它的蕴意触及了人的行为道德价值问题，人的国家、法律、社会的本质问题，并且确信了三个理念的假设（上帝、灵魂、意志的存在）。但他是从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实践的终极至善的目标，没有能够把此种实践置于社会现实，因而是“空洞式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则在前人基础上，认为“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地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3](p-411)
而意识哲学实际上就是指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论确立起来,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状态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即认识论或知性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在主客体二元对峙的视角下，造成主体对对象世界形成了虚假意识，试图通过理论的体系化来反观世界。强调唯我论，即在缺乏认识的能力的前提性批判与身处的外在世界的尚未达到充分自觉地情况下，断言“我思故我在”后经康德、黑格尔拓展。而且意识哲学也强烈渴求知识的客观化，希冀人对知识在解释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化。知识学上的客观性反证了唯我论的先验性，而观念上的唯我论又必然要求建构起客观的知识学——因为经验主义始终是西方人试图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思维痼疾。康德把观念的唯我论看成是先验的东西,把知识学的客观性交付于是现象界,进而不再把先前在经验论及唯理论那里贯注于知识体系中的哲学“基础”作为客体看待,而是直接看成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合法性的“命题”。
古代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中，无法跳出实践理解的“黑洞”，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实践视角理解人与世界以及唤醒鲜活生命的“自我”。文德尔班两种哲学范式的划分本身是从他虚构的二重世界出发理解价值论的一种反映，两者分立本身就陷入了虚无与机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典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无不是在寻求回返自我之境域，是在理性和科学知识压抑和****中阐扬生命的“真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向的推进。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表达之中我们不能知道西方哲学界那个既不主体也不客体的我是实体还是虚无。如果按照衣文的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无疑是没有人走出意识哲学领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不同，它从一诞生就是反对纯粹思辨性质的哲学。他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是现代中国建设的伟大旗帜，它从方法论或认识论角度来看实践而不是以此作为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实践与以往的实践理解根本不同。它是在诉诸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寻求到的新的实践——革命的实践。以往的实践是抽象的实践，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践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p-7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获得了双重含义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以此获得了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5](p-57)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具有社会和个人的二重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的原因、形式和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结论。实践自身应具有现实性、发展性、唯我性以及不断与外界进行综合交换的特性。晚年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等著作中，不断发展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的需要，列宁着重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6](p-1837并且强调“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7](p-1397正是在发展的实践的路径下，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里从纵向看实践的发展，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革命变革的实践理论而从不是什么意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特别如在1859年马克思回顾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时，阐明他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总的结论”时，甚至根本不提“实践”二字，只从生产出发，经典地概括了他的唯物史观，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实践概念化，而是深入他的理论体系中，深入他们要奋斗的事业中去。因此，想用“实践唯物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确实是“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正好背道而驰，所以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而是要倒退到他已经抛弃掉的哲学上去。
考察西方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历史发展，是为了认清这两种划分的局限。现在就让我们在回头看文德尔班的这两种划分以及文中“前一种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一种是围绕着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文中引借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对实践的认识只不过是康德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变种”，仍然还是在近代传统思维下对西方实践哲学的一种抽象性积淀的理解中加以阐述。他所阐明的实践与马克思对于实践的本质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视野下的实践是具体而且是现实的，置于了社会生活中。但文德尔班的实践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没有站在社会现实中，还没有回归现实大地。作者当然明白，那为何还要以此来作坐标呢？目的当然是要辩护实践本体论并划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关于这种划分并不是什么新的可以刺透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利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利用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直接理论来源，主观臆造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的对立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篡改。在这个划分中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对主体性人的淹没的反思中，高度重视人的价值性生成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这个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中范式变化的坐标系，是异质相比，是不合法的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新康的主义文德尔班的实践理解的有着本质性区别那么它的范式划分显然是不能套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也不存在这一内在逻辑性，只不过是衣文“一厢情愿”罢了。
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的范式变换，主要理论逻辑如文中所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机制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必套用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来一一澄清，下文（第二部分）将结合马克思早期哲学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具体说明，马克思晚年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这里想强调二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空洞的实践哲学即当前学界的“实践本体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历史合法性，马克思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文中刻意叙述马克思内在存有两种范式逻辑转换，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片面解读，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构成的遮蔽，而且也因为看不到动机而导致对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遮蔽。因此，这种解读的方法的解读就不是解读马克思[8](p-337)。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他的整个理论的学说也是站在这样一种制高点来扬弃以往旧哲学的，他已经超越了近代的哲学思维方式。文中的两种范式是近代思维范式与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本质相距甚远。依据这样的划分不是发现、发展马克思，而是随意依据“不合法的依据”（像借文德尔班、）随意解读马克思，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往往背离了马克思。
二、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的问题
文中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变，套用文中的话语格式就是，其宗旨不只是为了探讨演化的内在机制，而是要为“回到早期马克思”以及论证衣先生一贯主张的“实践本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坐标。其实，国内学界对于像“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学界已经耳熟能详。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学术争鸣强烈。我国主流诸多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蓄水池，采用几十年以前、特别国外在“非斯大林化”时代下，修正马克思主时所采用的手法来试图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中国式“本真的马克思”。当然蕴涵合理性成分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不断发展与创新的。
文中从19世纪50年后开启意识哲学范式的厘定。首先，“50年代后，马克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危机本性，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具体探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进行概括，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思想，作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这里把50年后划分出来意图在于明示早期哲学才是我们要真正回到的“本真马克思”。接着文章说，“半是由于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需要，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这里以实践哲学范式把恩格斯基本上限定于一种应当极力剔除的“马克思主义”的渊薮。文章又说：“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到这里，读者一定清楚了作者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划分的梳理、早年马克思是本真所在等基本要道说的命题。那么有两个问题《机制研究》中显性指出并且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本真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晚年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所谓的“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早期阶段大致从对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1835年底），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新世界观的问世（1848年初）。其间主要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世界观转变阶段、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世阶段。1、在世界观转变期间，1839—1840年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于1841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大学毕业后参加《莱茵报》的筹办与编辑，此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1843年马克思前往“新世界观的新首府”的巴黎，创办德法革命者的刊物——《德法年鉴》。这一时期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期间作品《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在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乡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他们的理论”。[9](p-28)主要从1844年4月写作《手稿》到1852年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3、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作《提纲》，1845—1846年又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1847年马恩发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问世。
赘述了早期大致发展进程之后，现在首观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后期著作中对早期的评介。任何回到早期马克思合法根据的诠释在与马恩自己对早期的著作的评价比较上总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对于早年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前成熟性与过渡时期的哲学。1、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在20岁上下，已经在黑格尔分子之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并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对于世界改造的作用。此时仍按精神比物质优先来思考宗教与社会历史等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曾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令》等文章，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10](p-67)，仍然具有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蕴含其中。把出版自由看成为是为了实现理性的自由。在1842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有了法的上风”驳斥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均可见黑格尔的影子。2、费尔巴哈德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3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两书以后，深受其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多次指出新哲学以人为核心，实现“真正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化时代背景下，努力划破苏联理论意识形态笼罩的网衣，突显人的价值、主体性，摈弃原有理论的“人本学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共同的思想历程是把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作为自己理论的活水源头[11](p-53)，并奉《手稿》为圣经，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断然区分。实质上，早期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仍然还是带有孤立性与抽象性的。在1845年春天《提纲》中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时人的本质问题才得以真正意义上解决。3、早期的异化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范畴成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但他们的异化理论的落脚点仍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提倡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列菲伏尔曾经写道，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母“，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正是以异化为深层逻辑框架的。他埋怨马克思一度受了“实证主义的东西很多而哲学的东西很少的恩格斯的影响”，在后期著作中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以至于后来“列宁把异化丢在一边，或忽视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12](p-152)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并不是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是从异化劳动进而到劳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关系加以阐述，仍然留有费尔巴哈的抽象表达的方式。青年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论证中，以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他指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3](p-100)“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级和灭亡。”[14](p-106)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受着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影响，不时使用他的术语，期间马克思的历史的基本理论还是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模式。4、早期哲学是过度性质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15](p-34)这里马克思是说，1845年以前的哲学思想还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印刻着古典哲学的痕迹，其间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势必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制约。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的马克思俨然肯定了青年时期哲学的前成熟性和过渡性。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青年马克思既不满意黑格尔的思辨性唯心主义辩证法，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抽象性。正是这样的批判情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
再看第二个问题，恩格斯、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只是一种唯我论、形而上学和试图把自身的理论客观化的意识哲学呢？当然不是。这里实质性在于如何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问题。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是内在一致的，包括《反杜林论》中一些被认为是“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的著作，其实恩格斯曾经早已给予了回应“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有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间是不言而喻的”。[16](p-341)以及我们知道当初杜林哲学正是一种体系庞大的哲学，恩格斯也是从反对意识体系化的角度加以批驳的。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注意者无意进行意识哲学的创作，他们秉承无产阶级使命，不断在实践的探寻中求得理论的创新。衣文在于用隐性显露实践本体论来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用一种抽象的实践作为最终的存在而否定物质本体论，但是忘却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7](p-50)虽然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不够严密，有些理论是要随时代而得以修正、丰富、发展，但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肯定物质本体论、客观辩证法这是有确凿的文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机整体。况且实践本体论也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实践不是世界观的范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基本观点，而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首要基本观点。实践本体论哲学中的实践是一种空洞的实践，我们暂且可以叫做“口号式实践”。仍然，如衣教授率先提倡西方“日常生活世界”理论一样，口号响亮诱人，但是这种实践却是脱离现实的漂浮物，本质上仍然是旧哲学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现实式实践”；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的每个人，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一种发展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到当今，实践的理论一直是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张扬着魅力。
上述两个问题，抵制了马克思早期为“本真”，恩格斯及后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划分的不合法性。这些试图断裂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正是在哲学研究“西马化”语境中产生的，占据了哲学主流话语，在马克思哲学界广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时，对其中偏颇之处需要认真反思，当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必要的，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更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18]。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它可以占据我们哲学形态的主流话语，也决不等于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借鉴，我认为必须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与我们目前现实是否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解决它们现实的程度如何；我们借鉴的理论土壤与之适应性如何等等问题。《机制研究》一文在区分两种范式下以求造就马克思早期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只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寻求理论指导的盲目的选择，并严重影响了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历程。这种理论是一种中国现实的空场。正如有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揭露的那样“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19]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指导下，高度享用改革成果的一批主流学者，却打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变种理论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使他们还肯定马克思，但是留下一个孤立的马克思而不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再深层次来讲，孤立的马克思必然会遭到悬置，那么试问悬置的早年马克思还能给我们指导些什么？我们走什么道路呢？所以应当在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上，在中国固有的理论形态上多元视角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高举或甘心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人。
三、“文化哲学是当今实践哲学范式的基本形态”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展望
《机制研究》一文中最后提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选择——文化哲学的问题，作者认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究其原因，我们目前的实践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还没有彻底实现从纯粹意识哲学范式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回归”。“因此，我认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地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作者本意弘扬一种人文关怀，关注生命的我，这是令人共鸣的。但是这种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学理上的关怀，若刻意按照衣文赞赏的范式分类法，作者是难逃意识哲学这一定论的。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哲学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衣文中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一种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式的哲学形态。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当时兴起的人类学保持着坚定的批评态度（人类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他们说他们只承认一门学科——历史学科，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文中的空泛而论的文化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作者试图以文化哲学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文化只是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整合剂，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极力主张文化哲学，要求首先“建立一种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方式选择的基点”。这里作者是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加以功能性主观放大，明显透露出泛文化主义的特点，文化决定论色彩以隐性方式运作。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哲学必须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不是文化决定的生活，相反是生活决定了文化。文中的文化哲学是忘却了中国现实的哲学形态，仍然是一种不入现实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也是文中矛与盾的无法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对文化进行批判，目的是从批判文化达到对现实的改造，这与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不无关系。文化哲学的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深度关切中国现实，不能在研究上犯“洋教条主义”。
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种界定的倾向：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人道的唯物主义。[20]（p382）其实，无论如何地追求出新，无论怎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变种的方式出现，都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西马只是一种“问题式”而缺乏“改造性”。我们所认为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更加贴切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表达式。是清醒认识当代大实践、大世界的背景下，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深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再次确定的。但这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完善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多元路径的深入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一种批判意识、超越意识既回顾过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我们的成就之路，又放眼未来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对当今现实的哲学反思，概括出满足时代与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努力构建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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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高中哲学论文篇8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史，就其研究的内容来看是中国本土的，而研究方法则深受西方的影响。虽然胡适、冯友兰以西学方法打破传统的学案式著作，写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同时也带来了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底哲学”的两难问题。近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引发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然仍未摆脱西方的影响。上个世纪后半叶解释学在西方发展进入高潮，虽然传人中国大陆时其在西方高潮已过，但仍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一些学者产生了建立“中国诠释学”的想法（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有学者认为中国解释学（诠释学）的提出和建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对于中学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另方面通过对自身特点的确立能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提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何卫平《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效应——从1979到2002年》，载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是西方解释学仅是我们的参照而非全部，否则，中国哲学存在的两难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于中国哲学本身亦难免不产生反向的作用。刘笑敢所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讨》（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版，下文出现书名皆省略副标题），则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
刘氏言《诠释与定向》“是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探索和尝试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引文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下文引文如未作特殊说明，均引自该书）由该书的题目及副标题亦可看出刘氏在这方面的倾向和努力。郭齐勇认为“刘先生的《诠释与定向》一书为我们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可以说是提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契机。”（郭齐勇《探索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路向——兼评（诠释与定向）》，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诠释与定向》凡引论、前编、中编、后编、续编五个部分计十一章，细读该书我们可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刘书的一大创建是对中国哲学的身份进行了界定，指出中国哲学包涵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导师三种身份。以历史的本文由收集整理
眼光来看，搞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通常只研究“中国哲学”本身，极少有去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这看似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中国哲学三种身份的划分及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却极有帮助。正如刘氏所言，对于中国哲学三种身份和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是研究中国哲学诸多问题的前提，如果对于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毫无分辨，那么所谓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合法性问题、反向格义问题都会错综纠缠、茫无头绪、莫衷一是。刘先生以图表的形式将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作了直观的展示，他同时指出三种身份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中国哲学三种身份区别是立足于现代世界的思考。而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哲学是以作为现代学科的发展出发的，刘氏在该书开篇引论部分便指出本书所关切的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基本建设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刘氏以哲学研究者的责任和自觉将其目光投于中国哲学的现在和未来发展，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涉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但刘氏明确指出其所谓的方法论问题并不是刻意提倡某一种理论或某一种方法，而是不断思考哲学研究者在做什么、为何做、怎么做等基本问题。较之某些空洞的理论口号，其所作的工作无疑是具体的有积极意义的。
刘书的一大贡献是总结提出了两种定向理论，该理论针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传统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的理论提出。刘书虽然强调诠释学理论，但不是仅就理论本身，对西方诠释理论的关注是为了讨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诠释传统，而最终目的则是中国哲学的现展。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诠释传统，然而其“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和表达新的哲学体系”的特点却“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西方诠释学虽然能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很好的解释和理论，但其有些理论概念在解释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时却有着诸多的挑战。针对这个问题刘氏提出了两种定向理论作为突破口。
两种定向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历史的、文本的取向和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刘氏列具了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已经是某种共同见解，只是大家没有采用明确的共同概念来指称而已。从这个层面来看，两种定向理论是刘氏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从整个学术发展出发而提出的，其目的是希望学界对此有更明确、更自觉的共识。
关于两种定向理论，刘氏在书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述。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就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诠释传统，但两种定向理论有别于传统的诠释理路，“取向”有较多主动选择的意味，“定向”则可以是主观的选定，也可以是一种取向外化并凝固为诠释作品后的可分析、可观察的客观特性，取向和定向的说法反映了经典诠释活动中的“方向性”特点。就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来说，文本的历史的定向并非只是注疏、训诂、考据之学，这些是基础而不是重点。所以，这里的文本定向不是文本研究本身，而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思想、理论和哲学的探索，以及以文本思想为依归的拟构（模拟性重构）。当下的自我表达的定向并非限于借助经典解释的形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非特指思想家式的建构，也不是个人的人生体会，而主要是包括建基于古代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引申、接转、发展、批判、应用、创新等。两种定向比“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说法更自觉、更确切，既有更明确的意义，也有更广泛的包容度。刘氏希望借两种定向的理论来提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让忠于历史与文本的理论研究和诠释能够充分发展，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让现论建构的目标能更自觉、更公开、更严肃地发展（参见《诠释和定向_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访刘笑敢教授》，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可见，刘氏所做的绝非新瓶装旧酒式的工作，而是将之与现代学术结合起来作重新考察，从而挖掘出其中蕴涵的现代生命力，这对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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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的一大反思是提出“反向格义”概念并对此作重新的审视。中国哲学有着“格义”的传统，而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走的却是“反向格义”的路子（刘氏将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之为“反向格义”）。但是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套用中国哲学问题时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刘氏分析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反向格义”与“格义”方向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的、启蒙性的、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反向格义”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却似乎是研究性的、专业性的，是提高的需要，是长期的方法，而不是工具性的权宜之计。针对这种困难，刘氏进而提出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继续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术语，但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古典语境时可能存在局限和问题；另一种是尽量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概念，以避免不必要和错误的理解和联想。刘氏选择了后者，并尝试对老子之道进行解说，为解决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困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刘氏言，对于“反向格义”的讨论，其目的不在于批评和否定，而在于反思、提示或警醒，以提高学术界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性和严肃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提醒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时候要自觉意识到古、今与中、西的紧张、对立及双方同时存在的衔接与交融，以及紧张与交融之间的互动交错的状态，避免方法和结论的简单化、绝对化。陈声柏亦认为，“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知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反思‘反向格义’的方法论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论公式，而在于警醒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中随时提高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从而提高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规范性。”（陈声柏《“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哲学贡献的是科学规范和知识积累》，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高中哲学论文篇9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窘境是在中西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表现为自我的固守和自我的否定两个极端，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质是在救亡大于启蒙的时代下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焦虑而企图创建一种自视的文化体系，作为承载民族前进的精神寄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论争看似激烈，但还是围绕“体、用”的旧问题而展开，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在逐渐形成，因而中国文化的“体”就不在是中是西的问题，而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创建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思考建构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建构中国的哲学
张岱年先生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受其父兄影响的，早在他青年的求学阶段就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思天体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趋势，并以此养成好学深思之习，欲以明天人之故。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而他要做的就是宇宙人生的大文章。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将中国哲人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分为三类：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刘仲林先生认为此作是张岱年先生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更进一步指出他从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其条件所限只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而后辑为《天人五论》，一史一论，遂成“天人论古今”的大气象。张岱年先生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并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力求发掘中国哲学的自身特征。
张岱年先生把求真之志作为他寻求救国道路的选择，他说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以为，救国必须有知，而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他畅言“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现在所需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它“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http://激励人的坚韧精神”，中国旧有的哲学不能适应现时的时局，西洋的哲学则非中土所有，若持之一待，与胶柱鼓瑟无异!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但他同时申言“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很显然，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类称”，中国哲学(或中古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尽管中国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住学术的位置上”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但缺乏像西方哲学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因此他说“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研究不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的线索来论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揭示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内在的含义，并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构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形势危迫之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得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伟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最少须能需满足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成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民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1)唯物的；(2)理想的；(3)对理的(即辩证的)；(4)批评的。据此，笔者以为用一个“新”可以涵盖其精神，“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客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是时代的精华，每一时代应有每一时代的哲学。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哲学未来前途的展望，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特别注意的是，“新”不是“混合或调和”而是一种“综合”，他说“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唯物论”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在内容上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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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能进而去“吸取解析方法以及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创新，被学界称之为“解析唯物论”。他希望通过“解析唯物论”，为哲学，特别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能具有的新的路向。张岱年先生在其近70年筚路蓝缕的学术生涯中，开创了从范畴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成就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典范。
二、以中国哲学建构方式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
张岱年先生曾回顾说，他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理论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就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1935年1月10日上海的十位文化界名流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即“一十宣言”)，引起了文化争论的高潮。在此前后，张岱年先生先后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西化与创造》(1935年5月)等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文化争论中，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张岱年先生在他建构“新的综合哲学”思想体系的同时，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文化发展方向。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中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世界中伟大的独立发达的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有被征服的危险。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等着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亦即“拔夺(扬弃)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主张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他乐观地展望“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认为这种“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成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高中哲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哲学结构层次
无论是作为现代学术建制中的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哲学都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是由各种要素纵横交错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系统。本文试图对哲学的层次结构作一番简要的考察，并结合这种考察谈谈作者对哲学界存在争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厘清哲学内部结构的各种层次，对于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哲学观点
哲学内部结构的层次，按照从低到高、由简到繁的顺序排列，首先就是哲学观点，即具体的对于某一哲学问题的看法。这是哲学的细胞形态，哲学的最低层次。一定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就是由这些具体观点按照一定的逻辑建构而成的。我们越是往哲学历史的早期追溯，就越是发现那时的哲学还不具有理论或体系的结构形式，而只是一些具体的哲学观点。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需要详细严密的逻辑论证来展开，缺少这样的论证就无法构成哲学的体系和理论。而在哲学的早期阶段，这样的论证是付之阙如的，因此只有具体的哲学观点，还谈不上哲学的理论和体系。例如，我们在伊奥尼亚学派的哲人那里，往往只看?quot;水是世界万物的始基"（泰勒斯）、"万物的始基是气"（阿那克西美尼）、"万物的始基是火"（赫拉克利特）等观点和言论，而很少看到他们对这些观点的详细论证。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文献的佚失和缺乏，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哲学发展水平的反映和表现。正如黑格尔在谈到泰勒斯时所说，泰勒斯的哲学"并不表现为一个完成了的系统，这并不是由于缺少资料，而是因为最初的哲学还不能有系统。"
哲学观点虽然是哲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但光有一定的哲学观点的人，还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哲学家。哲学家，严格来说，是指有自己的哲学系统的人。由于在历史上，哲学曾经获得了"智慧"的别名，哲学家也被溢美为"智者"的化身，人们有时会习惯于把在某一或某些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也尊称为"哲学家"。这种称呼并无恶意，但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些从事实际工作或精神文化生产的人，如科学家、艺术家、宗教家、政治家等，往往会从自己的实际工作形成某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观点，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是哲学家。当然，他们不是哲学家，并不降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在他们的实际身份上再增添或追加"哲学家"的称号，他们的工作意义也并不会因此而增加。
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同时兼有多种身份，例如萨特，他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曾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本人并未领取）的文学家，而且他的文学与他的哲学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相关性，他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恶心》、《苍蝇》、《间隔》、《死无葬身之地》等，弥漫着浓郁的哲学意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萨特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些文学作品，而是因为他是《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等哲学名著的作者。
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终生以哲学为业，但他只是研究或阐释别人的哲学，并未提出自己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至少没有使自己的哲学思想构成一个有条理的系统。对于这样的哲学研究者来说，准确的称谓或许可以叫做"哲学专家"。哲学专家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一般来说总是占据哲学队伍构成中的绝大部分。通常他们有如下两种存在形态：如果他们以研究历史上的某一或某些哲学问题或哲学家为职志，那就是恰如其分的"哲学史家"；如果他们以诠释现今正在流行的某种哲学为己任，那就是所谓"哲学宣传家"。哲学史家和哲学宣传家与"哲学家"之间，虽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毕竟是有区别的。"哲学家"这一称谓，如果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去理解，就不能用于泛指一切研究哲学的人，而应该用于特指哲学研究者中，那些有着自己的原创性哲学思想系统的人。
明确"哲学家"称谓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正名，而是要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
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是哲学的机体形态，哲学的中间层次。一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总是由具体的哲学观点构成的，但并不是这些观点的简单堆积和拼凑，而是这些观点的有机组织。由于这样的组织，具体观点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其功能（视其组织情况而定）。但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它们都在该理论或体系中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其意义必须借助于整个理论或体系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平时人们常说要完整、系统地理解某一理论或体系，而不能只抓住它的个别观点和结论，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要正确地理解某一具体观点和结论，同样离不开对整个理论或体系的把握。
"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这一提法中，我们是把"理论"和"体系"作为涵义相同的概念来看待的。因为任何理论，都必然是由一系列具体观点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否则就达不到理论的水平。
哲学体系又有两种：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所谓思想体系，在这里是指各种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任何一种成熟的、系统的学说，都必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反之，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只是一些零星的偶发的见解，就还够不上被称为学说的水平。叙述体系是指阐释、论证和发挥一种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系统。具体的哲学观点，总是凝结、体现在相应的哲学概念、范畴中，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就构成它的叙述体系。从这种意义上看，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哲学范畴体系，也就是哲学的叙述体系。由此观之，哲学的叙述体系并不神秘，它与哲学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截然对立的。
但是，思想体系与叙述体系毕竟是有区别的。首先，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本来具有的，是这种学说在创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而是任何哲学理论都必然具有的，也是叙述体系的根基和活水源头。其次，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和完成者，都只能是该学说的创立者本人，因此它只有一个。与之不同，叙述体系则是在一种学说形成过程中，或在这种学说形成之后，根据其思想体系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它的建构者，可以是该学说的创立者本人，也可以是"他人"（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来人），因此它可以有多个。一个学说的创立者，必有其思想体系，但不一定有其叙述体系；或者在学说的某些方面有其叙述体系，在另一些方面没有其叙述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它当然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完整严密的叙述体系；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却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叙述体系。马克思的哲学也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体系化哲学，他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他的哲学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而没有留下他的叙述体系，马克思哲学的叙述体系是由后人建构的。
一般说来，叙述体系的建构要以思想体系为基础，必须忠实于思想体系。但实际情况证明，二者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一个叙述体系出自该学说创立者之手，它可能与其思想体系较为融洽和接近，但也存在着不相一致的情况，例如黑格尔哲学中体系和方法（内容）的互相矛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叙述体系出自他人之手，情况就更加复杂，因为这样的体系体现的是他人对该学说的理解，只能通过他人的阐释揭示出来，而这样的阐释和揭示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由后人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与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研究热潮。如果能本着"同情了解"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是不难发现的。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文本，自从它们被创作出来以后，已经经过了几代人的解释，形成了若干互有差异的解释系统，我们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已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上的解释。一般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要以文本本身为基础，应尽可能达到与文本实质内容的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是一个无止境的无限的"对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本解释系统的各种衍生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义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这是解释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约着对它的解释，并且为评价各种解释提供某种尺度和准绳（当然，这种评价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因此，所谓"回到马克思"，只是要求"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解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并以它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结合当今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成果，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一切既成结论上，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结论。在这里，"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是通过"返本"与"开新"的循环来的。就是说，"返本"的内在要求和目的正是"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的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不断深入的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返本"。显然，这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
哲学形态
哲学形态（morphologyofphilosophy）是哲学的生态形式，哲学的次高层次。一定时代的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不可能"只此一家"，而总是有很多。哲学迄今一直是在不断的分化中发展的，而且越是往后，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的数量就越多。这样就造成了两种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一是同一时代各种不同性质的哲学学说共时性统一的形态，标志着各种哲学派别（同一性质的多种哲学学说，构成一个学派）在同一时代的同时存在；二是不同时代多种多样的哲学学说历时性统一的形态，标志着哲学本身的历史演进。包括上述两种意义在内的哲学形态，是广义的哲学形态，它们分别代表着哲学样态在空间上的多样性和在时间上的异质性。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用于对哲学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哲学形态，是狭义的哲学形态，它是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哲学形态的辩证综合。这样的哲学形态，是包括历史与时间尺度在内的哲学样态的多样性统一。实际存在的哲学样态的多样性，在这种统一中表现为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类似于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在历史进化中所形成的生态系统。易言之，我们把"哲学形态"看作是包含一定时代标准在内的具体哲学学说和哲学流派的本质抽象。具体的哲学学说和哲学流派是极其多样的，随着哲学的发展甚至可以是无限的。这种多样性和无限性在理论的可能性上与哲学家的个体数量等值。而哲学形态固然也是多样的，但由于把时代标准包括在内，因而具有时代性上的统一性。对于这样的哲学形态的考察，必须有时代性标准，才能把握其内在逻辑。一种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的方法是：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的哲学观为典型个案，通过考察他们对"哲学是什么"、"哲学研究什么"、"哲学包括什么"等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来揭示哲学形态的历史演变。例如考察古希腊哲学，我们可以选择伊奥尼亚学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到哲学形态经历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第一哲学的演变过程。
由于哲学的历史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定时代的哲学到底怎样为自己定位，也不是由自己本身决定的，而是由那个时代的知识状况及其分化程度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知识积累基础上所发生的学科分化和整合的角度，来寻求哲学形态的历史定位。
哲学类型
"哲学类型"是哲学的历史形式，哲学的更高层次。"哲学类型"是比"哲学形态"更深刻的概念。如前面所述，哲学形态是包含一定时代标准在内的具体哲学学说和哲学流派的多样性统一，因此，可以把哲学形态看作是具体的哲学学说和哲学流派的本质抽象。而哲学类型则可以进一步看作是对哲学形态的本质抽象。哲学形态固然已经包括了一定的时代标准在内，但它的时代概念一般是小尺度的；而哲学类型作为哲学的历史形式，它所反映的是大尺度的时间范畴内哲学形态的统一性，即撇开其中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和偏差，把握其内在巩固的必然性和恒一。如同对"社会转型"的把握，不能把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任何变化都看作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必须考察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变化一样，对于"哲学类型"，也必须要考察历史的"长时段"，才能把握到哲学的整体性转变。所不同的是：对社会转型的考察，依据的是社会根本性质的变化；而对哲学类型转变的把握，依据的则是哲学理念（ideaofphilosophy）的变更。
例如，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这种概括就是从"哲学类型"着眼的。人们因此而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turn），把现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对此，有的西方学者作了这样的解释："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是否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上述概括无疑是对哲学类型转变的一种有力说明，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为了说明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和近代哲学）的特点，以及现代哲学转向的实质内涵和核心意义，凸显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我们在这里提出另一种更简约的概括，即哲学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近年来，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必须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模式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提问方式就是从哲学类型上着眼的。事实上，如人们已经发现的那样，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为标志的哲学的革命变革和以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为标志的西方哲学改变形态，是这一转折的具体表现。这一转型是如此之巨，它使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面貌上如此之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以致人们常常怀疑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究竟还是不是哲学。应该说，这正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在二者的充分比照中来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人们普遍承认，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叙述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为理论特征的传统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同样，马克思哲学不是，从而也不能把它解释成任何意义上的传统哲学，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比一般现代西方哲学更彻底、更全面地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不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整严密的叙述体系，它不固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从中发现本来固有的现实联系。
以上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的。问题是，人们对现代哲学转型的内容和特征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而要深刻地认识并理解现代哲学转型的意义，就要对传统哲学的实质作出准确的反思和说明；而要对传统哲学的实质作出准确的反思和说明，又必须揭示传统哲学的支撑性理论假定。
什么是传统哲学的支撑性理论假定呢？这要从作为一种哲学之出发点的理论假定的概念说起。金岳霖先生说?quot;哲学中的见，其论理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的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它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思想的起点（就是论理上最根本的部分）总是在论理学范围之外。则一部分思想在论理上是假设，在心理方面或者是信仰。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这类的思想，就是上面所说的成见。"金先生此处所说的"见"或"成见"，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哲学出发点的支撑性理论假定。
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近代哲学在内的传统西方哲学，作为总体来看，具有这样两个相互统一的基本信念（理论假定）：第一，相信万物本原或本体的存在，并把解决本原或本体问题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第二，相信理性可以把握本原或本体，并把完善理性工具看作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因此，传统西方哲学的支撑性理论假定，就是用理性去追求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或者说是理性主义和"万物本原（本体）论"的统一。对传统西方哲学来说，追求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是它的目的，而理性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信念，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两个主要的支撑性理论假定。而在这两个假定中?quot;本体"的假定又比"理性"的假定更根本些，它往往是理性能够得以成立的根据和保证。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规定的：一方面，"理性"要以"本体"为凭借；另一方面，"本体"又要由理性去发现。这种相互规定的特点，使"本体"不再仅仅属于对象范畴，而且属于主体范畴；不仅属于所指范畴，而且属于能指范畴。我们看到，近代哲学家对"本体"的理解，正是突出地体现了后一方面的特征。在这里，传统西方哲学的两个基本信念得到了高度合一的规定：实体即主体，对象即理性，所指即能指。通过这样的高度合一的规定，传统西方哲学的支撑性理论假定事实上已经合二为一：追问?quot;实体"概念为"能指"的"终极实在"。由此种支撑性理论假定而规定的传统哲学的理想，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哲学——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
怀抱上述理想的哲学，就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来说，就是西方传统哲学。对于这种哲学类型，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名称来标志它，如"理智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这些名称分别从特定的层面或角度揭示了这种哲学的特点和本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本文依据这种哲学所凭借的支撑性理论假定，将其直接命名?quot;本体论哲学"。而要把握这种哲学的特征，就必须研究这种哲学类型所代表和象征的哲学理念或哲学观念。
哲学学科
这是哲学的最高层次。哲学是一个大的"家族"，包括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哲学学说、哲学流派、哲学形态和哲学类型。就目前的情况看，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说，哲学这个大家族的成员还只有一些"家族相似"，实际的差别非常之大。不仅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互不相同，各个国度的哲学互不相同，各个时代的哲学互不相同，甚至同一时代同一国度同一种文化传统中的各个哲学派别的面貌和特点也互不相同。这些不同或差别，使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来谈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学科，似乎显得非常抽象，或者说，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这里不妨选择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来初步讨论一下相关问题。因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大差异，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些人否认中国有哲学的理由。
说起哲学，人们都普遍承认，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固有的学问。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内容，而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学科，它并没有能够在中国传统中建立起来。诚然，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哲"字古已有之。但是，有"哲"字，并不等于有哲学。中国古汉语中虽有"哲"字，但尚未把它与"学"字联系起来，构成一门有独特对象和系统的理论学科；一些大体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言论，也往往包裹在政治、经济、伦理、军事等等议论中，而未能从中独立出来，构成为有系统的独立的学问。这一点，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也承认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就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quot;中，曾对"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番语义分析。他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个概念。这看起来有点咬文嚼字，实际上是别具匠心。按照我们的理解，前者以肯定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哲学为前提，任务只是把这种哲学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整理和叙述出来；后者则不同，它不以肯定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哲学为前提，因此任务便不是把已有的东西整理和叙述出来，其困难自然要大得多。
在这个困难面前，有两种可能的结局：（1）用"哲学"概念的本义审视和检核的结果，发现中国没有所谓"哲学"，不仅没有独立的"哲学"这样的学科，甚至连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也没有，于是，"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不能成立。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奉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做法，虽有其逻辑上的严格，但由于它把"哲学"的含义过分狭隘化，客观上甚至会助长某种文化偏执的狂热情绪，反而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清理。所以大多数中国学者（包括冯友兰先生）没有采取这种态度。（2）退而求其次，承认中国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哲学"学科，但又肯定中国有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于是，按照西方所谓"哲学"的本义，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去搜寻这样的思想，并按照西方所谓"苎?quot;的范式去整理和叙述之。我们看到，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出版的两巨册《中国哲学史》，就是按照这样的路子写出来的。他说：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冯先生认为，西洋所谓"哲学"，大体包括宇宙论（物理学）、人生论（伦理学）和知识论（方法论）等几个部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大致有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和清人义理之学。
金岳霖先生之所以区分两种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是因为他意识到建立这样一门学科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是前提性、根本性的，而不是技术性、枝节性的。哲学史成立的根据是哲学。如果连"哲学"都谈不上，自然谈不上"哲学史"。但是，即使承认前者，即承认中国有所谓哲学，而且是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也并非就毫无困难。只是困难发生了转移，由"是否有"哲学的困难，转移为"什么样"的哲学的困难。而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什么是哲学"，也就是哲学观的问题。金先生说：
欧洲各国的哲学问题，因为有同一来源，所以很一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既然如此，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
又说：
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金岳霖先生所提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激烈争论。我认为，要回答中国传统中是否有"哲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这个问题类似于科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争论，很难简单地断定"有"或"无"。因为说到底，这里的"有无"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不能通过历史考证得到解决，而是代表着一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立场。换言之，判定"有无"取决于我们据以作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而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持守的"哲学"定义。采纳什么样的"哲学"定义作为我们的判断标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实际上，哲学中几乎没有人人都接受的公共事实），它在深层上受制于我们的观察出发点和价值意图。就是说，这里看似事实判断的"有无"问题，背后隐含着更深的价值判断。"有无"之争，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的话语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