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1
现在，有许多老人的儿女在外打工，工作很忙，没时间陪老人。老人独自在家很孤独。所以我想发明一种多功能机器人，让老人不再寂寞；让儿女在外地就可以尽到孝顺老人地责任。
这种多功能机器人，可以和老人聊天，在老人想儿女的时候，机器人会平和地安慰老人。还能接通可以让老人和儿女们视屏交谈，儿女们只需要佩戴一块像手表一样地东西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知道老人现在的状况；儿女们的样子则是显示在机器人胸脯的屏幕上，让老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女。这样就不会因为路途遥远而长时间不能相见，又不用老跑来跑去，这只是机器人的功能之一。
它还可以扶着老人在景色伊人的公园散步，还可变作像轮椅一样的小车，载着老人欣赏风景，还会播放出老人喜欢地音乐，使其心情愉快。还可变作一把舒适地长椅随时供老人休息，给老人按摩，让老人感受到儿女在身边的温暖。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2
机器人经常帮助我们，在课文里，我们学了《果园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以帮助果农摘水果，还可以帮助果农把水果运到指定的地点，我看的都入迷了，我也想发明一种机器人，你们猜猜，我想发明什么机器人？帮助我写作业的机器人？帮助我做好吃的机器人？帮我打扫卫生的机器人？……都不对，我想发明的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记忆的机器人。（还有其它功能，这是它最大的功能）
这种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记忆，让我们的记忆提高，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忘了学校的作业，（机器人和我以起去了学校，它变成了一支铅笔，在我的文具盒里）机器人就可以告诉我作业了！
有的时候，老师布置了背单词的作业，第一天背完了，可以，第二天，起来就忘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可以用“记忆机器人”，在晚上的时候，机器人变成了一个枕头，你只要睡在枕头上，第二天，你的单词，还是记得牢牢的！
怎么样，这种机器人不错吧！什么？功能太少了？o∩_∩o哈！那你就小看“记忆机器人”了！
记忆机器人还可以和你做游戏*^__^*嘻嘻……还是智力游戏呢！
它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变成汽车呢！怎么样！既方便，又节省，⊙o⊙啊？还少呀？
哦！还有呢！我忘记说了。
机器人还可以像你的老师一样，辅导你的作业，作文（但是，不是告诉你答案，是像老师一样教你！）而且，不像一些老师一样，老是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呀！”“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笨的人就数你了”“你笨的可以获一个叫做超级笨蛋奖了”……，记忆机器人可是很和蔼的！如果你感到有点无聊，你还可以要机器人给你背一首诗，机器人就会问：“请问，是搞笑版的，还是真实版的？”如果你回答：“嗯，搞笑吧！”机器人就会用搞笑版的语句来给你朗诵诗歌！
告诉你，不一定记忆机器人都是陪你玩的！记忆机器人还要监督你做作业呢！如果你做了一半，又跑去看电视，记忆机器人就会把你的一举一动拍下来，等你的爸爸妈妈回来以后，记忆机器人就会把你的录像给你的父母看……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3
有许多人都曾幻想过未来的世界，大家都想象过以后的科技进步，移居外星。但是未来真的会是这样吗？我想，人类文明的发展将给人类自己带来灾难，人类也要想办法去解决将要面临的危机。
也许60年后，世界各国都实现工业化，大幅度加强温室效内，冰川彻底熔化。沿海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那些岛国将面临毁灭，例如日本、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还有其他国家的沿海地区。这将导致地球表面陆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人口密度迅猛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急速减少，气候将急剧恶化。但是人类也不会坐以待毙，科学家们已经知道该如何去解决，那就是控制冰川融化。人类要开发新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多多植树，调节气候，控制冰川融化。这样人类就能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灾害。想让人类文明延续下去，必须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环境。
到100年以后。人类技术高度发达。例如机器人。人类造出机器人的初衷是为人类服务，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渐渐忘记，机器是用来服务自己的。许多人尝试的让机器人有感情，有学习能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其实就是让人类文明终结的杀手锏。机器人渐渐变得像人类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和学习能力。人类的不好思想在机器人的世界里也会出现。那样，就有一些机器人想起来反人类。由于它是机器人，动作和思维都要比人类快，人类根本不是对手。到时候，人类将被奴役。所以，尽管科技再发达，都要对机器人进行一定的限制，不要让人类文明的成果，害了人类自己。
未来世界诸多神秘，在期待未来的同时，我们要好好学习，为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4
在教学中贯彻这一思想、体现这一功能，对于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课堂中突破
1.设置发散性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艺术是爱因斯坦事业不可缺少的灵感的源泉，在美术教学中，融入各类科学教育，是产生思想和训练想象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如在《黄土坡的农家生态小院》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居住的黄土高原的农村谈起，让学生说说自己家乡的自然环境，再说说家乡有哪些需要，接着让学生说说理想的家乡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设计的外形是怎样的……这样，通过在和学生交流中设境，激发学生想象，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大胆表现，标新立异。在学生的习作里，令人惊喜地看到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和创造力：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房屋，有设计新颖的收集雨水的屋顶及小院的雨水回收系统，有再生沥青和再生塑胶铺成的小路等。
2.教师有意识的沟通。学习《飞天畅想》一文，讨论完中国宇航员杨利伟遨游太空后，作业要求画出自己在太空旅行的情景。大多数学生画的人物动态和地球上一样，而有些学生的画面人物呈现漂浮状态，根据画面不同表现，我让这几位学生介绍如此表现的原因，原来他们从书中了解到太空中没有大气，处于失重的真空状态，人失去重心，产生一种漂浮的感觉，所以画面上表现出人物与众不同的动态。这节课，融文学、历史、科学、美术、物理于一身，引发了学生全方位的思考。课堂教学突破的同时，又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学习，逐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二、在美术欣赏中积累
1.积累科学知识。艺术和科学的关系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正如法国19世纪文学家福楼拜所说：“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技术进步与新艺术形式的萌芽总是如影随形，艺术与技术的互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艺术是情感化的科学，科学则是精确化的艺术。”而随着网络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因此，我在欣赏课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体会科学与作为艺术的代表美术之间和谐一体的关系。如在学习人美版第十六册《艺术与科学》一文中，学生欣赏了1949年美国设计的一架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客机，由于其在设计中有一个致命的设计错误――窗户是方形的，所以在飞行中发生了几次飞行事故。后来将机窗改为有圆弧倒角的形状，成为既安全又漂亮的客机。由此可见，科技与美术之间没有鸿沟，美术与科技相得益彰。随着科学研究日新月异，我在美术教学中有意增加更多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的信息。如让学生了解“克隆技术”、“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神舟号升空”、“超导研究”等科技成果，使他们产生紧迫感，激发投身科学研究的决心。
2.积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每当我们关注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卓越的科学大师时，就会发现他们越是热爱和靠近艺术，从艺术宝库中获得的营养就越丰富，也更容易创造出卓越的科学成果。张衡、沈括、伽利略、达尔文等，既是著名科学家，又是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大师，但他们同时又是科学家、建筑师、发明家。达・芬奇早在四五百年前就设计了最早的飞行器及许多机械模型，至今仍被设计师视为典范。
三、在科幻画创作中运用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想象，科学同样离不开想象。在科幻绘画创作中更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学习《聪明的机器人》时，我展示了几个外型不同的机器人玩具，出示讲解了当今最先进机器人的造型及功能，然后让学生设计未来的机器人。学生触发联想，创作了宇宙机器人、理发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环保机器人、潜水员机器人、消防机器人，警察机器人、家务机器人，公司管理机器人……一连串大胆、新颖、独特的构思，令人耳目一新。学生们的设计显然比我欣赏导入时展示的几个外形不同的机器人玩具超前许多，这就是时展、科技发展的结果。钱学森说，他的夫人给他的帮助极大，艺术使他想问题能宽一点、活一点，避免机械唯物论。我们学生今天的想象，也许就是明天的现实。
四、在科技制作中实践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5
《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无疑是中国古代技术经典著作，但若要问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源头在哪里？恐怕要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原典《易经》了。如果要再追问一句，《易经》中有没有一句话，说出千年来中国技术发明的成功奥秘，概括出中国人发明创新的思维模式呢？那就非“制器尚象”四个字莫属了。
“制器尚象”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充满了神秘感，并且自古以来就争议不断。褒扬的人说它是技术发明的永恒法则，诋毁的人说它是违背事实的可笑之语。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器尚象”？这四个字里面是否蕴含了技术发明的思想精髓呢？
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看，“制器尚象”就是“根据‘象’来制造工具”。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象”至少应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
首先，“象”代表形象。那么，“制器尚象”这句话就变成了“根据具体形象来制作工具”。纵观中国科技发明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鲁班上山伐木时身体不小心被茅草划破，他观察发现了茅草边缘尖锐的细齿，于是发明了锯。1908年，冯如在美国试制飞机，却屡屡失败。有一天，他看到天空中盘旋的老鹰，发现它们在改变飞行姿态的时候，两翼也随之变化。他赶忙找到一只鸽子，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测量鸽子身躯和两翼的长度比例，突然大喜过望地对助手说：“这下子飞机有成功的希望了。”果然，半年后，冯如研制成一架新的飞机，并且成功试飞，还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飞行航程。
如果制作工具仅仅依靠外部的具体形象，那么“制器尚象”这句话道出的顶多是仿生学的原理。因此，这里的“象”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意象”，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看到具体的形象，但在心里构想出了工具的“心智图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镫。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发明出马镫，因为它需要骑者在马背上设身处地地思考自己的平衡问题，在自己的大脑中构想出一个图像。
除去形象和意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技术发明，还必须重视一个“象”，那就是“象征”。说白了，就是发明的技术工具要符合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比如“天圆地方”这一古老朴素的观念，就影响着从古到今的众多技术发明。像古代的车马，车盖一般是圆伞形；现在的手机，翻盖也多有圆弧状设计。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6
美国东北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的副教授丹尼姿·爱多格穆兹如是说：“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爱多格穆兹专门研究非侵入性脑机接口。他和同事正在开发一款由大脑控制的键盘以帮助语言障碍患者快速交流。爱多格穆兹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斯波克的水平”，他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最具潜力的脑控技术。
机器臂可以填补大脑和四肢之间连接阻隔的空缺。去年，研究团队“脑门”（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克里希纳·谢诺伊和布朗大学的约翰·多诺霍）发明了一个精密机器臂，成功帮助麻痹症女患者实现了动动脑就可以喝咖啡的愿望。另外，匹兹堡大学神经生活学教授安德鲁·施瓦兹和他团队发明了一个叫做赫克托的机器臂，帮助病人靠思维就能吃奶酪。
今年初，英国的科学家为患者移植了世界上首只具备触感的仿生手。在这只仿生手上，研究人员通过借助电极令仿生手与患者两臂的神经系统相连接，这样就在患者与仿生手之间建立了双向联系，前者可以控制仿生手，后者则会像真实的手掌一样将触感传递回大脑。这是即可以按照大脑信号完成相应动作的仿生手技术之后，人类在脑控技术方面的又一大进步。
与此同时，杜克大学神经工程学中心主任和医师米格尔·尼克雷利斯领导的国际性“重走项目”更是雄心勃勃：目标是要发明全脑控的骨骼康复机器人。但是这样强度的控制目前将需要外科手术的介入。爱多格穆兹说：“我猜想如果真想控制机器臂，例如像星际大战中那样给天行者卢克安装机器臂，未来我们会选择侵入性技术。”
爱多格穆兹表示，人们想制作像钢铁侠这样脑控盔甲已经有段时间了。事实上，制作这种盔甲主要是供医疗使用，其中包括帮麻痹症患者恢复运动。
去年，非侵入性的“思想行者”骨骼康复机器人在比利时首次露面并且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骨骼康复机器人靠一个带有轻便脑电图生物传感器的帽子工作。但是，最近“新科学家杂志”报道称传感器会干扰信号读取。该项目团队预计将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思想行者”商业化。
爱多格穆兹说：“如果可以，机器附属体并不是人们最想要的。我有一位临床拍档天天接触闭锁症患者，他说患者希望越独立越好。他们最渴望的是与别人的交流。”
一些团队正在改善机器以解码大脑信号并且将其转化为语音或文字。2009年，波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弗兰克·冈瑟和他的团队同神经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的菲儿·肯尼迪合作帮助一名闭锁症男性患者靠大脑发出了元音，此举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
去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莱恩·帕斯丽和同事展示了一种运算法则，解释手术中患者发出的信号。该运算发展有助于治疗癫痫和肿瘤。他们用其他程序重建了患者手术中的思维活动。虽然这种方法只能解析几个字，但是离思维转换器已经不远了。
随着机器臂的越来越精密，人类也越来越自由。然而，用大脑控制机器臂同让瘫痪的四肢恢复运动能力还是有区别的。
东北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李·米勒和同事重新研究脑控机器臂。去年，他们首次展出了一款脑机接口。该接口绕开了脊髓，直接将信息从大脑传到瘫痪者手上的肌肉。他们用瘫痪的猴子做实验，解码器可以让猴子抓住并滚动球。爱多格穆兹说：“这是让瘫痪病人恢复功能最自然也是最令人兴奋的方式了。”
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没法完成任务，也许脑控机器人可以帮上忙。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系教授拉杰什·劳和同事正在开发这种功能的接口。
劳的团队研究了由机器人研究实验室“柳树车库”制造的叫做霍布斯的类人pR2机器人。然后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人们戴上电极帽就可以远程监控和控制霍布斯。让他完成像从桌上选东西，举起来并且拿到指定位置这样的基本指令。
虽然该系统依赖于表层大脑信号，但是机器人还是成功完成了任务。爱多格穆兹说：“我认为可以为那些不想颅锥的患者设计一款应用程序。如果可行，该应用程序的危险性要比颅锥小得多”。
明尼苏达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何斌和其所率领的团队，首次研制出可以用意念控制的远程遥控直升机。参与者坐在显示直升机飞行画面的屏幕前。他们的大脑信号利用脑电描记法记录，通过wifi传输给直升机。何斌说：“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利用非侵入式脑波信号控制机械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研发脑机界面。这种界面将让瘫痪或者神经退行性病变患者受益。”
爱多格穆兹说：“赞同侵入性脑机接口的研究学家认为用高度复杂的动力控制机器人，我们需要深入大脑。而赞同非侵入性脑机接口的人认为只用脑电图描记器就可以做到了。爱多格穆兹提到了沃兹沃斯中心神经损伤和修复实验室的负责人乔纳森·霍尔博所做的研究。其研究显示就控制光标而言，脑电图描记器同非侵入性技术一样有效。
霍尔博研究的进展也启示了企业家斯蒂芬·卡斯特罗。斯蒂芬以用开源软件发明一款叫做“轨道”的脑控直升机而出名，将脑机接口推向了新的时代。
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汽车的无人驾驶，那么科学家想方设法实现脑控汽车使其更加智能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2011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演示了一款可以用驾驶员的脑电图驾驶的汽车。但是驾驶员首先要进行心理训练。
爱多格穆兹参考了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斯沃兹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研究科学家和主任斯考特·麦基的研究。麦基的系统可以在驾驶员熟睡时予以警示。去年，麦基将新的轻便迷你脑电图扫描器放入到头盔中以监控飞行员的精神状态。“支持非侵入性的人将这种类型的接口称之为消极脑机接口。这种接口变得越来越精确。”爱多格穆兹如是说。
在从事思维——语言翻译器研究之外，波斯顿大学弗兰克·冈瑟还是一个叫做“解锁”项目的成员。该项目的理念是：发明开源脑机接口以帮助闭锁症患者可以自如地控制家里所有东西。同其他脑机接口不同的是，这个解锁项目采用的是非侵入性脑电图。
爱多格穆兹宣称他和他的团队最近已经与这个项目开始展开合作，研发出了像电脑文本输入或者换电视频道这样的开源应用。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7
[关键词]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生态，科技生态学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lewismumford’sscientificthoughtsandintroduceshiscontributiontoestablishtheconceptofmediaecology.inhisthoughts,ecologyoftechnicsisbothascientifictraditionandanangletostudytechnics,mediaandculture.aftercombinghisscientificthoughtsinhistoricorder,thispaperintroduceshiscontributioninthreeaspects:hisepoch-makingtechinicshistorytheory;thetecho-organicismtheoryontherelationbetweentechincsandhumandevelopment;andhiscritiqueonmegamachine.thispaperendswiththediscussionontheethicproblemsexistedinhisbook,lifeandhismediaecologytheory.
keywords:lewismumford;mediaecology;ecologyoftechnics
《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是目前有关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l.nystrom,1973）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934)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昆斯(kuhns,1971)也将芒福德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1]的第一位。由于芒福德的研究涉及到了对整个科技文化体系的批判，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基础通常会被建立于它们之上的东西所掩盖，芒福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对建立媒介生态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也很少被人提起。
一栋房子既可以建立于其基础之上，同样也会因为其基础而倒塌。即便如此,芒福德也并没有因为当尼尔·m·波兹曼(neilm.postman)这位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的存在而黯然失色（参看nystrom,1973;postman,1970;postman&weingartner,1971）。同样，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h.marshall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麦克卢汉（mcluhan,1964）在他的有关媒体的论述中介绍并普及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概念。英尼斯(innis,1950，1951)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英尼斯也被认为是多伦多学派(thetorontoschool)这一个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生态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学派的早起代表之一，包括麦克卢汉、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a.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因此，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
不可否认,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尼斯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代表性奠基人物。但是?芒福德却是比英尼斯更早的先驱者?他应该被看作是纽约学派(thenewyorkschool)最早的代表人(strate,1996)。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例如纽约大学)?而指的是纽约这整个城市。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来自于福德哈姆大学（fordhamuniversity）社会研究学院的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纽约大学的neilpostman(波兹曼)和christinenystrom(尼斯纯)、曼哈顿的tonyschwartz。我们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
如果芒福德作为先驱者这一点被忽略的话，那么媒介生态这一名称也将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著述之后，他也没有看到媒介生态这个名词的出现。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艺术、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将它与他自己最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不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先驱者。至于城市研究，人们今天很容易忘记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传播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相对于制度和组织而言）限制了媒体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限制还延伸到所有的人造手段（不仅是媒介的传播）这一更宽泛的领域。这样一来，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就与主要的媒介理论变成一致的了。
芒福德当初可能仅仅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媒介理论，但是他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在他22岁的时候，芒福德为他的第一本城市发展生态学著作写了计划书：
芒福德的这本著作与其他的关于美国城市的书籍相比起来，有其独到之处。自1893年芝加哥展览会（chicagoexposition）以来，美国城市文化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历史、城市指南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租金、税收、财政预算、法案、教育和住房等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芒福德找到了一个“战略布局上被忽视的点”。还没有人“试图去创造性地描述市民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芒福德将其称之为生态历史[ecologicalhistory]）。（miller,1989,p.84）
虽然这本著作在芒福德正式出版第一本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版了，但是其中提到的关于生态历史的观点,也对后来的科技生态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论述那些在芒福德的著述中出现的媒介生态理论的突出特点、他的科技组织理论、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生态学伦理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芒福德的生平以及他的媒介生态理论。
芒福德生平及作品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圣（flushing,queens）。他的母亲埃尔韦拉（elvina）来自于一个德国新教的移民家庭，在刘易斯出生之前的12年，她与一个名为约翰.芒福德（johnmumford）的英国人结了婚。在这段婚姻结束以后，她仍然保留着他的姓。刘易斯的父亲刘易斯.马克（lewismack），来自于一个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但是埃尔韦拉和刘易斯的婚姻也如同前一段婚姻一样还是走向了离婚。埃尔韦拉在刘易斯的叔叔雅各布.马克（jacobmack）家里做帮佣，所以，在刘易斯.芒福德的童年生活中，是雅各布.马克而不是刘易斯.马克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并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不管这其中的关系是怎样复杂，刘易斯.芒福德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对我造成的影响要远比我的家庭深远和重大的多”（mumford，1982，p.25）。他由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开始关注并记录下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阵痛和变化。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新的建筑样式、运输系统和传播体系不断涌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且也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1903年，当芒福德八岁的时候，怀特兄弟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第一次成功飞行。一年以后，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投入使用，亚瑟.科恩（arthurkorn）将第一张图片从慕尼黑发到了纽伦堡。从幼年时代开始，芒福德就经常跟他的祖父在纽约的街头留连忘返，这个时候他总是将视角投向那些身边的人们，仔细观察纽约这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冲击和转变。20世纪早期，人们由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一些新开发项目的建设而经常搬家。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些新的邻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那些曼哈顿下东城地区的居民就是移民潮产生的结果。就像米勒（miller,1989）的传记拥有充足的例证一样，芒福德在这段时期内的丰富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他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建筑、科技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从stuyvesant高中毕业以后，芒福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的夜校就读。起初他想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在他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以前，他就再也不想被正式的学校课程所束缚了，他最终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虽然后来他先后在社会研究学院(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深造，但他依然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芒福德在纽约这个“城市图书馆”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将那儿看作是一个长期学习的教堂，并广泛阅读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样地，这种特点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形成一套单独的理论体系。
如果芒福德出生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他的课堂，那么他还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人的指点，这种需要在1915到1916年间他得到了。当时他第一次在帕特里克.戈德斯（patrickgeddes）的著述里接触到了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戈德斯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这位出生于1854年的戈德斯著述甚丰，包括《城市的发展》（geddes，1904）、《演化中的城市》（geddes，1915）等。但是戈德斯对芒福德最大的影响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和达到的: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戈德斯主要应被看作是一位口语传教士，一位永不停息的宣讲者，他的语速极快，自言自语通常会被他的浓密的红色胡须遮掩住。他的著述杂乱而没有系统性，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项目和课题。他的思想就如同火把溅出的火花。他的很多原创的思想都被后来者重拾起来，加以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戈德斯既没有耐性，也没有掌握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所需要的规律和原则。（miller，1989，p.52）戈德斯的思想在美国这片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很多20世纪早期的学者都对他表现出了敬仰和肯定：
在美国，他经常与约翰·杜威（johndewey）、珍·阿达姆斯（janeaddams）和萨斯汀.维布伦(thorsteinveblen)等人一起讨论问题。刘易斯·芒福德继承了他的衣钵，戈德斯的思想也在新形成的“美国区域计划协会”（regionalplanningassociationofamerica）中得到了体现，这份的起草者还包括giffordpinchot,henrywright和stuartchase。在这些不同的学科派系中，戈德斯推动了公共电气系统和社区计划的出台。（carey,1989，p.129）
对于芒福德而言，戈德斯的思想对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上:
戈德斯对生物学法则如何对人类文化研究产生启发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个生物学家式的训练以后，戈德斯对于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环境，比如植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芒福德认为戈德斯在“建立人类文化系统生态学的基础”这一点上走在了其他哲学家的前面。（novak,1995,p.25）
人类生态学是一个由戈德斯首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常常被人们提及，包括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这一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e.park）、earnessw.burgess以及roderickd.mckenzie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戈德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了（参见hawley，1986）。与其他学者观点的类似性使得戈德斯作为人类生态学始祖的地位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同样，芒福德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如此。由于直接对英尼斯（innis）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对芝加哥学派产生的间接作用，戈德斯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包括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他也是最早提出“电气技术”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被凯里（carey,1989)称为“电子技术神话”（p.139）的东西。这一论题包含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mumford，1934），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一书的中心的主题。芒福德从戈德斯的下列观点中获益匪浅：“所谓的未来，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内的必然规律”（carey，1989,p.185）。换句话说，戈德斯是最早的未来学家。英尼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戈德斯最早将口语文化（特别是对话和辩论）、价值和哲学思索界定为感性的和动态的科技文化的对立面文化（carey,1989,p.135）。戈德斯的思想包括对电气技术的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geddes)而不是芒福德(mumford)或英尼斯(innis)[2]。
谈到戈德斯对芒福德的影响，novak(1995)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戈德斯的生态学观点。其次是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一般规律，这些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中。第三是戈德斯对待知识的积极态度：他认为学者应该将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芒福德为何要积极倡导区域生态学说，将其作为“美国区域计划协会”的基础（luccarelli,1995）。这也可以解释芒福德与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这个纽约市的建设部长之间发生的,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公开辩论，后者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公共公园以及其他的很多建筑设施,极大地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caro,1975）。
但是，戈德斯并不是唯一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人。另一个对芒福德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veblen）[3]。根据米勒（miller,1989）撰写的芒福德的传记，“芒福德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发现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德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拒绝‘辨别那些没有缺点的特征，在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些特征不利于激发产生灵感’。维布伦是一个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者和经济学家”（p.109）。芒福德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读到的《有闲阶级理论》（veblen,1899）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维布伦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也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维布伦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芒福德,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mumford,1934,1967,1970）。芒福德在社会研究学院(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选修了维布伦开的一门课，后来当他于1919年在《thedial》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他与维布伦和杜威（dewey）等人成为了同事。
在找到这个工作以前，芒福德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位于剑桥的广播培训学校。《thedial》出版之后的一年，他在《sociologicalreview》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将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层面，出版了四本著作：《乌托邦的故事》（mumford,1922）、他的第一本建筑方面的书《柱子和石头》（mumford,1924）、《黄金时代》（mumford,1926）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mumford,1929)。在这个时期，他还建立了“美国区域计划协会”，并通过这一计划参加了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公园计划和新泽西州的绿色草坪计划。20年代末，芒福德应邀到dartmouth大学做访问学者，参与了他们《newyorker》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褐色年代》一书。1934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那一年，芒福德进入了纽约的教育部门工作，并出版了他对生命复兴持乐观态度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科技与文明》（mumford,1934）。1938年他又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
在美国卷入二战以前的几年里，芒福德是积极提倡美国参战的人员之一，为此，他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朋友，包括与孤立主义者,著名的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瑞特（franklloydwright）的友谊。这场战争也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geddes;他在1944年在意大利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在此后的几年里，芒福德对军权的批判态度变的强烈。二战期间，他出版了《人类必须行动》(mumford,1939)、《生活的信念》(mumford,1940)和《从建筑来看南部》(mumford,1941)等书。他的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人类的状态》(mumford,1944）也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城市的发展》(mumford,1945）一书。在这段时期，他还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人类学学院的院长。
战后日子里对芒福德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他参加了反对发展原子能武器的运动。并和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展开了被称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政策辩论”（miller,1984,p.477;caro,1975）。1951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1957年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科技部门工作，并继续出版了下列书籍：《生存的价值》(mumford,1946)、他儿子的传记《绿色的记忆》(mumford,1947)、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生命的操守》(mumford,1951)、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列丛书之一的《艺术与技术》(mumford,1952)、《以心智健全的名义》(mumford,1954)、《从头做起》(mumford,1956a)、《人类的变化》(mumford,1956b)、获得全国图书大奖的《历史上的城市》(mumford,1961)、《高速公路与城市》(mumford,1963)等等。
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反战运动，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六十年代末，他完成了关于科技史和文化史的两部作品：，《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7）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8)。他晚年的作品包括一部合集《解译和预言》(mumford,1972)、三部自传《发现和保存》,《我的工作和过的日子》myworksanddays(1979)和《生命的素描》(mumford,1982)。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也充满了庆祝、荣誉和奖章，包括1972年获得的全国文学奖和1986年的全国艺术奖。刘易斯芒.福德死于1990年，终年94岁，他的一生辉煌而灿烂。
芒福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将历史划分为某些阶段或时期的做法并不新鲜，但是芒福德划分人类历史的依据与众不同，他的标准不是统治者或朝代，不是战争或历史的曲折，也不是思想或时代思潮，而是科技及其发展。在《科技与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34）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科技发明的历史;更重要的，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机器或基于他的“复杂综合的”（p.12）科技历史和一套“科技时代史学“（epochalhistoriographyoftechnology）。同时，芒福德也接受了他的老师戈德斯（geddes）的学术思想。戈德斯将古生物学作为一种参考范本，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一些概念上，他提出了“前工业时代”这一名称；与蒸汽时代相对应，戈德斯提出了“旧科技时代”的概念；与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末期相对应，他又提出了“新科技时代”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芒福德又添加了第三个时期，但是他将关注的重点由工业化转到了机械化上。他将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连续的但是也互相交叉贯穿的时期”（mumford，1934，p.109）：前科技时代（theeotechnicphase）（约公元前1000年——1750年）、旧科技时代（thepaleotechnicphase）（1750年以后）和新科技时代（theneotechnicphase）（20世纪——）。以下是芒福德对这三个时期的论述：
每个的阶段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特定的资源和稀有的原材料，有他们特定的利用和产生能量的方式，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后，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培训工人的方式，发展他们某些方面的技能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每个阶段也在不同的方面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遗产。（mumford,1943,p.109-110）
从能量和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着眼，芒福德将“前科技时代”称为水和木头的综合体，将“旧科技时代”称为煤和铁的综合体，将“新科技时代”称为电和合金的综合体(mumford，1934，p.110)。区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各自的能量、资源、原材料、生产方式等对自然环境（随即对人类生态）的改造程度。水、风和树木——这些前科技时代的标志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和风怎样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的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开采和利用（比如掠夺性的采矿）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芒福德则将采矿称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最野蛮的破坏行为，同时，紧邻河道、运河从而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非常重要。在《科技与文明》,芒福德(mumford，1934）谨慎地对新科技时代的发展潜力给予了乐观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彻底地改变了旧科技时代。他认为旧科技时代与新科技时代的区别就像“黑和白的区别”（p.212）一样明显。作为一种相对便宜和污染少的能源和一种非劳动密集型的劳动方式，芒福德相信电力如果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话，将会达到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效果。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到新技术依然支持甚至进一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权利时，当他发现石油和原子能这些对环境具有明显破坏作用的物质被用来作为发电的能源时，这个观点被他自己否定了（mumford,1967,1970）。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对人类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木头作为一种相对原始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灵活便利性，前科技时代的工匠们能够很熟练地使用那些以它们为原料做成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技艺变得相当的纯熟和具有专有性。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后来的那些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多功能性和自主性。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特征。煤和蒸气这些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新阶层和权利精英人物。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发生了蜕变，成为了专业分工时代的机器上的人力部件而已。在旧科技时代，人类的生活完全由机器来设计。而到了新科技时代，芒福德（mumford,1934）认为旧科技时代的机械化、无组织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都将得到改变，他在书中写到，电力将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他的使用将使机器按照人类的生活来设计、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但是，他这种早期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也消失了。
今天，芒福德对于科技历史阐述上的细节已经要比1934年的时候更为人熟悉和接受，但是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如同kuhns（1971）所提到的那样：与他后来的其他媒介生态学家一样，芒福德不仅仅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因此，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而技术本身只是导致这些影响和效果的原因。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科技研究竖起了一个里程碑，例如：giedion（1948）的mechanizationtakescommand、ellul（1964）的《科技化的社会》、bolter（1984）的《turing人》、beniger（1986）的《控制的革命》和波兹曼的《科技垄断》(postman,1992）。在《科技垄断》中，波兹曼提出了三个技术时期：使用工具时期、技术统治时期和技术垄断时期，这种提法与芒福德的始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
英尼斯（innis）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geddes）和芒福德的影响。在《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倚》这两本书中，英尼斯(innis,1950,1951)将着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但是，不管是在英尼斯还是在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明确了。在下面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体现：mcluhan(1951,1962,1964)、mcluhan和parker(1969）、havelock（1963,1976,1978,1986）、ong（1967,1977,1982）、goody（1977，1986，1987）、postman（1979,1982,1985）、eisenstein（1980）、meyrowitz（1985）、levinson（1988,1997）等等。
芒福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是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这是他在树立自己独特性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科技发展的系统理论。同时，这一不足也使他的作品多多少少缺乏了点吸引力，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强调特定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的媒介生态学家的作品吸引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夸张地强调一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受人关注的媒介和技术革命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芒福德有时候会与技术决定论之间产生一些错误的联系，但他根本上还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如果技术失去控制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它们自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他强调生态的动态平衡和渐进的演化和变革，如同kuhns说指出的：“芒福德将技术看作一种在很大允许范围内的改进手段……他的三个科技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强调稳定之中的变化的重要性作用不大”（p.29）。什么叫做“稳定”呢？kuhns（1971）认为就是人性自身:
人文主义的视角既是芒福德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通过强调稳定而不是变化，他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就如同大面积的地层的变化只是在地表上的改变而已，本身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地表下面的岩石也还是以前的岩石。芒福德建议人们用不变的定律来对抗环境变化的多样性。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注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机器。虽然如此，这仍然应该是对待人类和技术的基本态度：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人类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相同。芒福德反对完全的改变，反对技术能够真正彻底地改变人类，反对技术能够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因此，一些关于物种的技术和文化层面上的演化的文章也出现在芒福德的作品中。
按照kuhus（1971）的说法,上面所提到的可算是的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凯里（carey,1997）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使芒福德成为一个比麦克卢汉更好的学者和更出色的文化理论家。
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sm）
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bukatman,1993；gray,1995；haraway,1991）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当芒福德还没有使用“科技有机”（techno-organic）这个专门的概念时，这个观点本身已经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对芒福德而言，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艺术与技术》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52）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p.17）。在这里，他揭示了科技和生物有机力量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mumford,1967）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有机现象和力量的一个部分：
在对技术的众多定义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很多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都要比智人之前的人类的祖先制造容器、工具的能力要强，比如它们的复杂精致的鸟巢和凉亭、蜜蜂的几何形状的蜂巢、如同一个城市那样复杂的白蚁窝。总之一句话，如果仅仅把技术作为判断智力水平的标志的话，人类与其他的物种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落伍者。这一理解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符号、视觉图案以及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出现以前，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简直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而不仅仅是手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大脑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手的产品，因为大脑已经在如老鼠这一类没有灵活手指的四脚动物身上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p.5）。
借用了mead、cassirer、langer和huizinga这几位学者的观点，芒福德认为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甚至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也是人为的：
技术从来没有将我们的时代从每个人被功能化了的大文化中分离出来，有一个典型的希腊词语“tekhne”就很明确地表明了在工业生产和象征性艺术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因为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最初的阶段，技术是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工作的中心或权力的中心。在其他的生态学综合体中，各种不同的人类兴趣和目的、不同的组织需要限制了单个成员的全面发展。（mumford,1967，p.9）
芒福德描述了一种在有机力量、美学和技术的之间存在的平衡状态，但是这一平衡在后来过分强调自动化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就被打破了。如同他的前辈戈德斯（geddes）一样，芒福德在最初也被凯里（carey,1989）所描述的电力的神话所吸引了，认为新科技时代能够改变旧科技时代的种种偏差，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
每个部门的有机力量复苏消弱了纯粹的机械的力量，生活以前是为小提琴家付费，现在则是为了享受小提琴的旋律……现代技术的标志是器官替代了机械、人工所带来的生活。就技术本身而言，在很多部门都得到了改变：我们重新回到了有机的道路上：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再把机械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和充分的（mumford,1934，pp.371-372）。
技术转变这一话题应该是麦克卢汉（mcluhan）很熟悉的，但是芒福德（mumford,1934）抓住了它，麦克卢汉却忽略了。涉及到政治领域，就应该建议用系统的有机观念来代替机器观念。像那个时候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比如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芒福德提出的民主社会理论是有机科技论的基础。芒福德的人类社会主义既与整个的极权主义系统相抵触，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多余之物，但是它却很有意思地指出了20世纪早期的有机思想。
凯里（carey,1997）从很多方面论述了早期芒福德对麦克卢汉有机科技论的先人一着：包括技术是生物意义上的延伸、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它们能够改变思想、媒介即讯息、印刷媒介在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芒福德夸大了机器的作用，认为媒介应该只起到第二位的作用），以及电的使用带来了有机协调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等等。如同麦克卢汉以及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将媒介看作一个不可见的环境一样，芒福德(mumford,1961)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也提出了信息传播系统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pp.563-567）。麦克卢汉对芒福德的作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电力时代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由政治的角度转移到了芒福德这边。接着，芒福德逐渐对新科技时代的现实产生了批判的态度，这可以在他后来的《机器的神话》(mumford,1967,1970)[4]中看到。自然而然地，他对当代技术的批判也包括了对麦克卢汉的尖锐批评（mumford，1970）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在总体和局部上都包含了部分系统理论（nystrom，1973）的观点。从戈德斯(geddes)那里，他继承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全面的生态学视角：“早在sansmuts创造出这个词汇以前，戈德斯就实践了目前我们称之为整体论的东西，认为离开了它所发生作用的那个整体环境，没有一样生物组织能够被理解，这也是他留给刘易斯.芒福德这位美国整体论思想的领袖人物”(miller,1989,p.54）。同时，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芒福德（mumford,1934）提出了“技术合并论”的思想（p.107）。然而，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芒福德（mumford,1934）就写了时钟作为一种机器具有控制和协调人类活动机制的文章，然而，系统论还包括系统和他的环境相分离的观点，芒福德（mumford,1961，1967）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与工具和武器这些人类的延伸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这可以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下面这些部位是她性状特征比较明显的地方：阴道口、液囊、嘴巴、外阴、阴道、、子宫等等。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container）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mumford,1961,pp.15-16)
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芒福德（mumford,1961）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containerofcontainer）（p.16）或者“准容器”（metacontainer）（参看strate,1996）。而且，与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参看eastham,1990)。
芒福德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在《科技和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34）在机械论思想和有机论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兹曼(postman,1992)写道：“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p.13)。换句话说，所有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将各项技术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组织论的原则、思想和途径。就像postman所指出的，对于单个的技术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同时也适用于“机器”和“整个的技术综合体系”（mumford，1934，p.12）。机械论思想建立在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的基础之上（mumford,1934,1936）。相反，有机论思想则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如果用麦克卢汉（1964）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就应该是机械论思想是有机论思想的延伸，一种最终切除了它所延伸的事物的延伸，或走向了它的反面，如同芒福德所论述的:
机器往往是无机物质的综合体,用来传输能量、开展工作、增大人体的机能和感觉能力，并将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为可计算的指令和规范化的进程。但是机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使用人体的某一器官来作为工具的进程中，自动化(automation)是最后的一步。发明并使用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用增强和保持人体器官的劳动能力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世界，既是为了增强那些非手臂器官的能力，也是为了产生出获得平衡力和保证生存的有利条件。(mumford,1934,pp.9-10)
有机科思想演变为机械论思想的程度到底如何呢？或者说，有机科技论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科技－机械论？芒福德最初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到了中世纪，但后来他又提前到了古代和史前时期。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机械论思想的源头与城市文化的产生联系在了一起：
自然的巨大力量在人类意识的指导之下：如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部中央指令器的控制下开展工作一样：修筑灌溉用的水渠、运河、城墙、神塔、寺庙、宫殿、金字塔等等。如同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突然出现一样，机械也被发明了：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它们综合人体的本质已经被拆分了。(mumford，1961,p.34）
芒福德对机器产生源头的观点建立在他将机器定义为效果而不是形式（kuhns,1971）这一基础之上。最早的机器就是人本身，一种新的人类生态环境使内在的思想而不是必须的物质成为可能。芒福德（mumford,1967,1970）在他的两部《机器的神话》系列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两本书中，就像米勒所总结的，“芒福德提出了他复杂、独特的关于人类产生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学说，并做出了可能是他的最有争议性的结论：现代的霸权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政军系统的升级和放大了的翻版而已,他称之为“王权机器”;“王权机器”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去修筑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miller,1986,p.301）。在任何年代，修筑金字塔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对这些人力劳动者进行协调和控制，就像芒福德指出的：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将一群松散的人群组织为能够按照要求运作的机器。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社区和不同的家庭中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他们自己的回忆。而机器控制的秘诀在于拥有单一的想法，这样才能有利于组织者形成明确的目标。同时，机器控制的秘诀也在于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之间的交互来传达讯息，以保证这些讯息能够达到哪怕是最小的组成单元那里。讯息的精确复制和绝对一致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mumford,1967,pp.191-192）
要达到一致就需要一些强制性的力量，比如武器。因此，军事力量不仅构成了这种人类机器的形式，“军队机器”（mumford，1967，p.188）,也对建立和维持其他“劳动机器”（p.188）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机械论思想同样也需要机器语言和一套传播系统，在这套传播系统中，军队和劳动机器上的人这个部件能够作为独立的单元与时间和空间分隔开，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城市和文明的起源与革新系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原因：如果这台王权机器运转和完成任务、协作需要一项发明的话，那么这项发明就是文字。这种将口头语言转化为可视的符号的方法不仅使在整个系统内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也产生了记载的概念。记载和文字的出现都是源于大范围控制这一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文字并不是为了传播思想、宗教或者其他，而是为了保留和记录下有关谷物、牲畜、陶器、建筑物、贮存和开支的情况，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mumford,1967,p.192)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也是一种“容器”（container）技术，一种不仅能够贮存物质，同时也能够贮存信息、思想的“容器”技术。接着，“容器的容器”（acontainerofcontainer）也就出现了，城市就是最早的代表之一（参看strate,1996）。这部人类的机器也需要再具备这样的一些发明，比如数学、天文学、文学以及历史，最后，还有由于对宇宙未知而产生的宗教思想、赋予国王这个天国的儿子以至高无上权力的思想”（参看miller，1989，p.522）等等。通过王室和皇权的引导，权力和知识的垄断者得以在高墙之内形成（mumford，1961）。作为权力和控制的中心，王室的高墙大院是权力的来源。由于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发明者，因此芒福德（mumford,1967）将国王定义为人类机器的发明者：
在将无上的权力和王权定义为既是神话又是职能部门的过程中，我遗漏了一个深入考察的相当重要的方面，一个最伟大的同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原型机器（archetypicalmachine）的发明。虽然强调的重点逐渐由人类的运转转移到了更实际、可见的机器部件上，但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被证明实际上为以后的复杂机器提供了模本，它是最早的工作模式之一。王权的独一无二的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力量组合到一起，并制订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组织行为规则（p.188）。
芒福德也提出了人类或原型机器（human或archetypalmachine）的概念，他使用了“看不见的机器”（invisiblemachine）这个词语，并指出“所有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军队、政府、王权必须包括在……这部机器之中，也就是这部‘王权机器’（megamachine）”（pp.188-189）。既然“王权机器”是原型机器或者其他一切机器的模本，那么它也适用于媒介机器。
在《科技和文明》，芒福德（mumford,1934）认为机器是随着十二、十三世纪僧侣统治时代钟表的发明而出现的，从王权机器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在机械论思想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芒福德的分析，机器钟表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有规律保持僧侣阶层的行为规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号施令。根据芒福德（mumford,1934）的观点：“僧侣们将一天划分为七个时段，七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萨比尼安的史书上也有一天24小时内敲七次钟的记录。这些一天之中的明显标志被称为‘规范性小时’（thecanonicalhours），目的在于保持和记录内容以及保证有规律的重复”（p.13）。
机械钟表的发明被认为是一种能保留和记录下“规范性小时”（thecanonicalhours）的符号，从根本上说，它使人类在权力的高墙之内从事着有规律的活动，保持规律性、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和必要是机械钟表出现的内在动因。芒福德（mumford,1934）还发现，僧侣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给人类这个工厂带来有规律的选择性指令和运作的原则。因为时钟不仅仅是一种计时的手段，更是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pp.13-14）。时间的概念曾经一度与有机科技论思想联系在一起，曾经是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界定和形状的主观的人类经验，曾经是一种稳定的环境，但是后来时间的概念却被重新定义，以使之符合机械论思想的要求。时钟由于能够准确地计量小时、分钟和秒，因而“将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数字计量的独立世界里的信仰：科学的序列世界”（mumford，1934，p.15）。
当时钟穿透了僧侣统治阶层的围墙，它的思想传播扩散到了整个社会：“时钟的有规律的敲击为工人和商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有规律的生活。钟楼的敲击声几乎就是城市存在的证明。遵守时间逐渐过渡到按时间服务、时间的计算和时间的分配”（mumford，1934，p.14）。与1760年蒸气机的发明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不同，与媒介生态学家英尼斯（innis,1950，1951）和麦克卢汉（mcluhan,1962，1964）以及伊丽莎白·埃森斯坦(eisenstein,1980）等人的1450年印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观点也不同，芒福德（mumford,1934）认为资本主义是机械钟表的催生者，他的描述如下：
一种新的内含动力源泉和传输机制的能源机器,能够保证能量在工作的过程中稳定地流动，能使日常生产成为可能并保证能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由于时钟能够决定能量的大小、能够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能够生产出它自己的独特产品，因此时钟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预言者：在每个时期它都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做出了其他机器望尘莫及的成绩和贡献（pp.14-15）。
机械钟表是机械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即旧科技时代的“标志性科技”（bolter，198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机械论思想开始广泛传播、逐渐被接受并开始代替了有机论思想。如同米勒（miller,1986）提到的：“在一个强调组织、规律、标准化和控制的思想框架内，主观、猜测和感觉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按照芒福德的观点，这种对有机思想的否定使西方国家在机器面前投降了，他们将发明、其他文化——比如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的带有机械性质的发明都转化为了他们所说的‘机器’”（p.300）。
改变了早期的他在《科技与文明》中所表达的那种对重新采用有机思想论的乐观态度之后,芒福德(mumford，1934）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力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实际上加强和延伸了机械化思想，给了古老的王权机器的观点以新的解释:
最新的王权机器的出现,实际上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集权主义政权的出现;它最先出现在苏联、意大利等国家。……新形式的法西斯独裁和共产主义建立了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一部分革命小团体的自我任命，被一个古代国王的新化身领导着，所不同的是，这个“国王”不再是由上帝赋予权力，而是像拿破仑一样自我加冕，这样的“国王”有：残忍的独裁者、恶魔的使者、血腥的暴君。他们宣布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任意地实施逮捕。(mumford,1970,p.244)与金字塔时代的先驱者们一样，现代的王权机器仍然强调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通过将人类和人工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王权机器也仍然依靠传播技术来达到有效运转的目的：
虽然古代的王权机器在没有文字这一发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但是早期的集权主义政体将由于传播的低速和无效而一次次倒塌；实际上古代王权机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水路和陆路对传播产生的促进作用，信使和快马、奴隶拉纤的驳船，这些都对古代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电报发明以后，紧接着是电话和广播，这些都使远距离传输的限制条件得到了消除。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与其他的任何地方产生即时的交流，即使是图像的传输也只需要很短的滞后时间。人类的传播速度正在以一种匀速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发展着……能量、速度和控制成为任何时代君主的主要标志：消除这些领域里的自然限制因素成为构成古代和现代的王权机器的常规课题（mumford，1970，pp.258－259）。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芒福德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把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埃吕尔(ellul)的观念和学识融入到他自己的技术生态（ecologyoftechnics）里。同时，芒福德也对军事强权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70)一书，作为《机器的神化》的续篇。他最为关注的是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使一个军事工业的王权机器在美国得以形成，这个巨大的军工机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又是依靠组织人（organizationman）进行运转。芒福德（mumford,1970）甚至认为金字塔的建造与太空计划无甚差别，他认为在坟墓中的木乃伊与在宇航服中的宇航员十分相似，因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目的,都是把少数被选出来的人送入他们所认为的天堂。从这方面来讲，与神圣的王权相似的事物又得到了复兴。正如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古代与现代的王权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联结并且隐藏在古代和现代王权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估计生命的需要与意义”（p.260）。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芒福德的生态伦理观念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芒福德的著述和生活中的生态伦理观念进行考查。芒福德认为人们时刻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在“王权机器”面前也是如此，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如果科技的发展像脱轨的火车头那样失去了控制，那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司机的座位，重新把它纳入正轨。伦理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联系，芒福德从来就不是那种呆在象牙塔中的，双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参与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王权机器运转的时候，他不会置若罔闻，而是立场坚定地组织反抗。
芒福德是一个理性与计划的拥护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离奇有趣的现代主义，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后现代主义。勿庸置疑，用理性、富有逻辑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与现代技术与机器意识形态（theideologyofthemachine）的扩散传播密切相联，但是芒福德看到人们对权力有一种非理性的渴求，而利益正是这种渴求的核心。权力的非理性,通过战争与环境的恶化把人们推入孤僻、灭绝人性和毁灭的边缘，芒福德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们有意识的用理性的思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戈德斯那里，他学会了通过计划和运用逻辑来策划一种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芒福德成为启蒙伦理学（enlightenmentethics）的领军人物，直到后来波兹曼（postman，1985，1992，1999；参见strate，1994）承袭了他的位置。
然而，仅仅依靠理性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发展，芒福德认为除了计划之外，地方分权也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反对那种建立巨大都市的主张，限制城市社区的规模，同时要求他们与本地的环境协调共存。生态伦理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芒福德的恢复有机意识形态的主张是一种把生命和生命的要求——也就是生存，繁衍和乐趣——放在首要位置的观念。世俗的和感官的事物,与艺术和爱情,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芒福德的伦理观念来看，人们被常规的道德观念毫无必要地束缚着。
最后，芒福德认为，有机的生活可以拯救人类，即使面对的是庞大机器及其大规模技术：
目前，有机的模式（model）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的活动之中……它使机械化避免了很多的尴尬，就像淳朴的村社风俗和传统、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动物式的忠诚,经常使得那些严厉而又全面的法律条文失效一样……只有那些与直接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生态系统）得来的模式相迥异的生存模式,才会使大规模技术进一步失控并且使人类文化解体。这种新的模式将会及时地用生物科技代替大规模科技，这将是从权力到富裕（plenitude）的第一步。一旦一幅有机世界的图景成为主流，富裕经济的目的将不再是使人类的功能与机器相适应，而是进一步发展人类所拥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无穷潜力。(mumford,1970,p.395)
芒福德对于有机科技(techno－organic）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机器，而是使这些机器重新回到人们的掌控之中，使这些机器进入一种有机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状态。在这个未来里，进步将是无限的，所有的进步都是根据人类的情况发展，而不是一种科技的扩张。在这个未来里，修建的房子适合所有人居住，生态环境适合所有人的发展，人们永远不会被当成是机器的零件。
注释：
[1]昆斯kuhns（1971）没有使用“媒介生态”这个词，但是他所指的确实是媒介环境和信息生态。
[2]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创始人的甄别，如果不是基于要神化的需要的话，往往是基于文化的需要，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参见kirk，1983）。知识史是一种交互文本的实践，这种交互文本总是具有相关性的，它在本质上排斥着封闭性。例如，戈德斯受到了俄罗斯王子petrkropotkin的著作的影响。
[3]维布伦（veblen）对英尼斯（innis）的也有很大的影响（stamps，1995）;维布伦使英尼斯成为另一位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知识联结者。
[4]凯里(carey,1997）指出，芒福德关于电力科技的立场变动与麦克卢汉在《机械的新娘》（mcluhan，1951）与《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中立场的变动相反。波兹曼postman从《教学是颠覆性的活动》(postman&weingartner,1969）到《教学是保存性的活动》(postman，1979）的转变与芒福德的转变相似，他们早期的作品像麦克卢汉那样对电子媒介大加赞扬，而后期的著述则对电视对文化与认识的作用颇具批判性。波兹曼postman的转变被看成是政治上的转变，它保持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定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与芒福德更为接近，与麦克卢汉则相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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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8
科学，知道吗？人类进步的阶梯耶。没有科学人类社会还生活在黑暗之中。这句话好像是老孟说的，老孟就是孟子。不管怎样反正阿吹还是决定学科学、爱科学，今后当个科学家。
科学家是干什么的？发明创造耶。阿吹现在就决定发明创造，提前进入科学家的行列。阿吹首先要发明一个专门做作业的机器人。奶奶说过：什么洗衣机呀，电风扇呀，还有电脑呀，都是懒人为偷懒发明的。正确！加10分。阿吹一贯承认自己属于懒人的范畴，所以，他要发明做作业的机器人。这是他当学生以来的第一个梦想。
别看阿吹平时吊儿郎当，做什么事情都是十分钟热情，三分钟热度，时间一到，它是它，我是我，绝不再过问。不过，阿吹这次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为天下的学子实现梦想），他上课研究，下课研究，回家研究，吃饭研究，就是上厕所也研究。完完全全成了发明迷。你学过《小音乐家扬科》吧，嘿嘿，阿吹现在比扬科还要迷。他的格言是：生命不止，研究不停。
要研究，首先要画图纸。阿吹现在所有的本子和书上的空白处全是他设计的机器人。美老妈见了，对老爸阿呆说：“我们儿子迷上美术啦！我们是不是因势利导，说不定我们家祖坟被鸡扒动了，出个像齐白石、徐悲鸿那样的大画家。”
老爸阿呆说：“我不知道我家的祖坟在哪儿，怎么会被鸡扒动呢？”
“哎，你真笨。就是不知道才有可能性呀！”
老爸阿呆觉得美老妈说得也对，阿吹放学一头埋在桌子前画机器人。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阿吹有兴趣是应该加强攻势，一鼓作气，说不定还真出个大画家。自己脑壳后的毛，谁见得到啊。
阿吹放学，老爸阿呆就堵在门口：“阿吹，我和你妈想送你去学美术。”
“不去！要学我找大胡子老师学。”
大胡子老师？老爸阿呆想：嘿嘿，我儿子还真有眼光，知道蓄胡子和长头发的人是艺术家。老爸阿呆说：“好！我们就找胡子老师学画画。”
“胡子老师不会画画。”阿吹说。
“不会画画？”老爸阿呆很惊讶，“那你怎么跟他学画画呢？”
“学科学。”阿吹进屋，再也不去理会老爸阿呆，趴在桌子上继续画他的机器人。老爸阿呆真的搞不懂阿吹到底在干什么。
阿吹在家里设计他的做作业的机器人，老爸阿呆和美老妈可以听之任之，只要儿子在家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就放心。可阿吹上课时也画，而且是全神贯注、目中无人地画。当老师的就无法忍受了。
这天，是班主任文老师的语文课，全班同学都端坐着认真听讲，惟有阿吹时而歪着身子画曲线，时而撅着屁股画直线，时而扭着脖子画圆，忙得不亦乐乎。课桌上堆满了铅笔、直尺、圆规、量角器，还有乱七八糟的废纸团，就是不见语文书。
文老师通过三十年的冶炼，早就磨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他对阿吹的一举一动，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但他就站在阿吹的面前不开口，这是在等阿吹醒悟。原来遇到这种情况，阿吹是马上翻然醒悟，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装出一副认真听课的样子。可现在阿吹太专心致志，达到忘我的境界，以至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设计中。
“阿吹！”文老师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叫。
“别打岔。”阿吹不耐烦地摆摆手，气呼呼地说，“你没看见我正在设计吗？走开！”
敢叫老师走开，真是吃了豹子胆。
文老师是有名的气功大师，你发气，他会全吸进肚皮里，然后反弹回来。他反弹回来的气，会更厉害，更可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阿吹发完气，继续画图。
文老师问：“画完了吗？”
“嗯。”阿吹点点头，望着文老师。
“把你的画全部拿出来，我们办个画展。”文老师似乎认真地说。
“不用，我还没有设计成功耶。”阿吹不知道怎的，学会谦虚起来。
文老师才不管你成功不成功，他把阿吹的设计图纸全部没收。
第二天，文老师通知开家长会，并特别通知阿吹的父母亲一定要到会。老爸阿呆和美老妈下班就匆匆赶到学校，走进教室就看见儿子阿吹画的稀奇古怪、歪七扭八的机器人挂满教室四周。家长们正在议论：
“太不像话了。上语文课怎么能画画呢？”
“听说那个阿吹是全班最调皮的学生，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也会学坏的。”
“是啊！是啊！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个问题家长。有其父才有其子嘛。他爹妈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9
机器人给了我答案。
周末的一天，我跟同学一起去科技馆。一进馆我就被门口的机器人深深地吸引。只见那个机器人缓缓地从身旁的一个容器里拿出一把半米多长的宝剑，笔直的插向直径只有指甲盖那么粗细剑筒，丝毫不差。我看得目瞪口呆，心里想，他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你好，请欣赏我的表演。”正当我为挥剑机器人赞叹时，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邀请声。我转头一看，对面四个机器人在向大家招手，并很快在“小苹果”的舞曲中跳动起来，赢得大家一阵阵掌声。后来，我还参观了可以唱歌，下象棋的机器人，他们活灵活现的表现，让我感叹科技之发达，祖国之强大。
回到家，我又在网络上了解到，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atlas，是由波士顿动力公司开发的，它不仅可以像人类一样行走，还可以提取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行恶劣的地下作业。其它几个还有日本，法国制造的机器人。看到这些，我心里有种隐隐的遗憾，为何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还没有进入世界前列？！
在沉思中，我为自己平日里抱怨学习任务重而羞愧。我似乎也真正明白，我为什么去读书了。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怎么去建设未来，怎么让中国的名字在各项发明中遥遥领先?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时代，要珍惜幸福生活，让自己有理想，有抱负，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发奋图强。
我想发明的机器人作文篇10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哲学中并没有完全对应于“机”的词汇，但有专门对应于近代汉语中“机体”的词汇。英文词“organism”译成中文就是“机体”或“有机体”，这个词源自“organ”，原意为风琴类乐器发声孔腔，引申为“器官”、“机构”。由于大多数生物是许多器官的集合体，一般就把生物称为“有机体”。1807年瑞典化学家柏齐里乌斯对化合物加以分类，将含碳原子的复杂化合物称为“有机物”（organic），因为这类化合物是机体生存所必需的组成要素。①“机体”这一术语最初着眼于生物器官功能，表明这种机能是非生物体没有的。“有机性”、“有机整体”、“有机联系”等词汇都由此衍生出来，并且可以表示具有此类特征的非生物体，如社会组织、观念体系等。为什么要将具有生命和类生命特征的事物称为“机体”呢？换言之，“机体”和“机”有什么关系？“机体”的特征在于蕴含“生机”，从萌芽状态逐渐成长为成熟的生物体。而且生物体自身的调控也是“见微而知著”的，即以局部微小的调整换来整体上规避风险，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越是高级的生物，其内部器官、组织的结构和功能越复杂，利用局部微小调整创造发展机会的本能也越强。“机体”和非机体事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机体”作为整体，与其局部的器官、组织、细胞处于“共生”状态。整个机体的生存取决于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又决定了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是靠整体调适体内外信息、能量、物质而实现的，“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反过来，各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又共同决定了整体的生存状态，它们处于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之中。
人类通过实践途径将生理机体特征赋予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就会形成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社会机体是由个人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机构、团体、单位，包括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家族、姻亲，也包括非血缘关系的社团、政党、军队以至国家。社会机体各有其特定功能和运行规则，这就是所谓“机制”。个人相当于社会机体的“细胞”，但由于个人的自由度较大，相互作用方式丰富，所以社会机体中的有机联系可能以多种方式存在，甚至形成很长的链接。这就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机缘”，即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逐渐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显著成果。“机缘”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及时识别和把握。至于精神机体，情况更为复杂，人们的文化传统、观念体系、知识结构、心理活动、等，都可能成为精神机体，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相互渗透。每个人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人之间共同的观念体系也构成有机整体。教育和文化传承是精神机体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途径，家庭影响和社会习俗也在精神机体的生成和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关于“机器”
人们常把“机体”和“机器”看作对立的两极。实际上，两者有着隐蔽的内在联系，其共性就在于都与“机”相关。英文中的“organism”和“machine”从字面上看并无联系，但译成中文后却都有一个“机”，这是意味深长的，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机体哲学的独特理解，即抓住了“机体”和“机器”的共性。机器也是人类将生理机体特征赋予对象事物的结果，只不过这里的对象事物是非生命的物质世界，而被赋予机体特征之后成为“人工机体”。英语中“机器”的一词源于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①，表示由各种零件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用途的整体装置。在清朝末年学者翻译西方科技术语的过程中，如控制装置（机）、工具或器具（器）这些中文词汇，被应用到了技术系统上。当时江南制造局的中文专门名称就是“机器制造总局”。②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之所以看上去不像“机体”，主要是其金属材料的材质，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智能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机器似乎越来越具有“人”形，“机器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变种。尽管机器可以拆卸并重新组装，在这一点上并不像生物体，但机器运行起来各部分是存在有机联系的。机器的运行也需要内在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这和生物体的自我调节功能类似。机器虽然不会自动生长或发展，但可以按照人的指令自动运行、自动复制、自动升级换代。机器中的“机”，体现为对机器结构、功能和运行状态的有效控制，而且机器结构越复杂，功能越强大，其最终控制的手段越简单，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只需一些仪表盘和按钮即可掌控。机器的设计就是设法调动自然界的能量和物质，通过较小的人力投入实现巨大的收益。机器的设计和运行原理建立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基础上，而力学、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给出的机械原理是充分透彻、可靠的，这使得一些学者相信生命现象甚至更复杂的机体也可以在机械原理基础上得到解释。于是就有了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和拉美利特的“人是机器”的学说。这种思路给人的印象是，“机器”要比“机体”更为根本，但它却忽略了机器构成和发展过程中机体因素的渗透。因为这种思路的根基是“原子论”，即认为世界的演化是沿着原子、分子、大分子、生命、人类的顺序进行的，而机器基本属于非生命领域，人类只是将实用需要赋予了机器。实际上，从最初制造工具开始，人类就已经将自身的机体特征不断渗入设计加工、制造过程中。19世纪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指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投影”，马克思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延长”，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盖伦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补偿”和“器官强化”①，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工具与人类生理机体的密切联系。机器是不同工具的系统整合，其整合方式也体现了“机体”的基本特征。机器的控制机构相当于生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工作单元的协同运行相当于生物器官的配合。机器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需要保养和维修。当众多机器形成巨大的技术系统时，就会体现出自身发展相对独立的特点，埃吕尔称之为“技术的自主性”②。技术体系的这种“机体”特征，正是机器隐含的“机体”特征的集中体现。
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正在逐渐缩小“机器”世界与“机体”世界之间传统的认识鸿沟。机器的发展趋势，是由机械化演变为自动化和智能化，即越来越具有生物以至人类的特征。机器也正在介入人体生理活动，如心脏起搏器、大脑芯片、人工肾脏等。当然，机器这种“人工机体”不可能完全替代生命机体的地位和价值。无论智能机器多么发达，要想超越人类智能并控制人类，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不过，从机体的普遍特性角度分析智能机器的发展趋势，进而理解机器的本质特征，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三、关于“机体哲学”
关于“机”的哲学思考，最终要归结为对各种机体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的哲学反思，这就是机体哲学的任务。机体哲学在西方和中国古代都有漫长的研究历程，但社会影响有限，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的原因值得反思。
在西方哲学史上，机体哲学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着将“机体”特征泛化的倾向，将世间所有事物都看作机体，都具有灵魂。水、火、土、气之所以被看作万物的本原，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变化出同样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其他事物。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在说明世界本原方面也具有机体哲学特征，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将灵魂、目的性、和谐关系和等级意识等机体因素纳入其中。近代科学兴起之后，机械论世界观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出现了将复杂的生命、意识和社会现象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的趋势。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机体哲学研究上独树一帜，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解，上帝的技术产品即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机的，而人造机器由机械的部件所组成，并不具有有机性。这一点造成了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区别，亦即神的技艺与人的技艺的区别。
①此后，怀特海用“事件”、“关系”、“过程”等一系列适合研究机体特性的新范畴，取代传统的“物质”、“实体”等范畴，构建了现代机体哲学体系。进入20世纪之后，汉斯•尤纳斯提出“责任伦理”，也是以其对生命现象的机体主义哲学研究为基础的。
②尤纳斯通过对诺斯替主义的分析，试图克服人与自然的分离，反对通过技术手段对自然的不恰当的改造和控制，主张以机体主义的方式为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提供解决途径。总的看来，机体主义在西方虽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还没有成为影响很大的学术领域。而且，西方哲学传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分析和解释机体现象时也有局限性。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但逻辑分析必须进行“不可分割的分割”。对机体事物的认识很多时候依靠直觉，而在逻辑分析的框架里难以对直觉过程进行深入解剖。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行性，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有着机体哲学的研究传统，但基本建立在直观体验的基础上。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精气说”和“元气说”是机体哲学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精气”或“元气”化生的结果，这同样有一种将“机体”泛化的倾向。古人经常用生命机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比喻和解释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有关现象，甚至解释某些非生命物质活动过程的机理，难免有许多牵强附会的理解。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称为“有机自然主义”，认为它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是有价值的。
③中国古代哲学在对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认识上有独特贡献。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协调社会机体正常运转的功能，其主要手段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发展精神机体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理念，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各个知识领域的相互贯通。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提出了机体哲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和规律，为机体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哲学家比较关注直观体验的过程和机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认知模型，比如强调“关系”意义上的“存在”，即有机联系网络中的存在；主张“心之官则思”，将“象”作为“心”的认知对象，提出“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认知阶段，使直观体验的过程不断深化。在方法论上，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古代经典中的一些思维规则，成为协调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思想准则。不过，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成果由于缺少逻辑思维的严格追问和整理，总体上看比较笼统，不够精细，解释空间过大。这就使得它们很难同近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相沟通。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两者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很多范畴、原理和思维方法不能一一对应，很多人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关于“机”的哲学思考，可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启一条新的思路。“机”是这两类哲学共同关注的主题，而且两类哲学的思想资源存在互补性，以此为基础可以设想将它们统一到一个更大的机体哲学理论框架之中。这种机体哲学对各种机体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的认识，将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营养，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统一起来，提炼出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果。
四、结语
对“机”的哲学思考，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也是一个崭新的哲学话题，这是因为古老的话题在当代的背景下呈现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征服自然界转向改造人类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生活质量。高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代变革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显示了从整体上思考和处理人类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必要性，也凸显了对“机”的哲学思考的迫切性。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代化进程中反传统的倾向激烈冲突，很多问题呈现久拖不决的态势，表明有一些深层的思想问题正在浮现出来，需要在理论层次上加以解决。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看待机遇、机制、机体、机器这些涉及“机”的重要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对“机”的关注越来越明显。从战略机遇期的选择、风险的防范、危机干预，到企业对商机的把握、个人对机会的偏好，都使人感到“机”无处不在，不容忽视。人工机体即各种机器对人的生理机体的影响，现在成为生态保护、生命伦理、工程伦理的重要课题。社会机体的反腐防变，合理的社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精神机体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和心理状况、家庭生活的状况以至社会文化的传承状况。由此观之，机体哲学研究的社会需求正在增长。机体哲学研究可能带给人们思考问题的一些新的路径和方法，使原来很纠结的一些问题在一个更开阔的视域中得到新的答案。
比如，在看待西方文化中比较明显的推崇个性、自由、民主的社会特征时，如果从机体哲学角度看，应该意识到这些社会特征是同西方社会机体高度规则化和制度化的特征相联系的。只不过前者处于显性状态，而后者由于人们习以为常而处于隐性状态。前者如果没有后者支撑，很容易使社会生活出现无序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比较明显的推崇人际关系、情感和伦理因素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同自然经济以至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机体的整体约束特征相联系的。一旦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个人和组织的自由选择余地增大，而制度约束尚不完善，社会机体的某些局部组织和“细胞”就可能恶性生长。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更为细致的机体哲学分析，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机体良性发展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