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诗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13:27:35

于谦的诗篇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只有经过千万次锤打才能从深山里开采出来,它把熊熊烈火的焚烧当作很平常的一件事。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甘愿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这首诗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来源:文章屋网)

于谦的诗篇2

关键词:张谦宜;《斋诗谈》;才学;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18-01

中国诗论发展到清代可谓是集大成之总结期,清代的诗论家们在总结前人论诗经验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见解,形成比较完备的论诗体系。对于诗人才学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一议题,清代诗论家也做了不同的阐释。清代诗论家出于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反拨,无不主张博学多读书,但他们对天分与学力的关系做了多方面的阐发。

李重华说:“人谓诗有别才,非管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能成家。”①与袁枚有南北随园之目的边连宝,论诗也主学力,认为学力最终胜过天分:“金陈之时文似李杜,大士似太白,正希似子美,一以才胜,一以学胜。人定胜天,故李不如杜,陈不如金。”②张谦宜在总结前代对于诗人才学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的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张谦宜认为,诗人的才学来源于学问的积累。“胸中无书,腕底无力,不得借口清奇,自掩其短。”③张谦宜强调作诗要有深厚的积累,不能胸中无点墨而借口文章清新以掩饰自己的短处。并且张氏还强调,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不能一味的机械读书,还要把读到的内容都融会贯通,杂糅进自己的心中,收为己用。“凡读书,都要烂成浆,化成汁,顺手点染,全非陈物,乃是高手。”④作诗需要有一个读书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还要能够对所学的知识与技法加以自己的理解与再创作,运用到自己的诗作中,全然没有旧时模样,而是一番新的景象,做到这点的人,才能称之为高手。“朱文公学诗煞用工夫,看其言古色苍,自非晁无咎诸人所及。因他胸中先有许多道理,然后寻诗家言语衬托出来,此却别是一路。”⑤这里所言的积累又是另外一种,除了学问的积累,也有生活中积累的道理,发而为诗,便有了“言古色苍”的特点,这也是诗人的才学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

对于作诗思路,张谦宜也有独到见解:“人生惟识见胸次不可勉强,当随其阅历学问以渐而高。至思路,则要当下便扩充,初借古人诗以引之,继用吾之心以通之,博考今人得失以验之,久久自有得力矣。近人思路肤浅者有二病:一是惮于用心,苟且自了;一是闻见不广,无所拣择。譬如庄稼汉走入缙绅班中,所说不过是耕种话,缘他胸中止有一事,其识见亦拘于此耳。故读书明理,博物洽闻,皆所以养吾识而启吾思者也。”⑥张谦宜认为,人的见识以及胸襟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只有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学问的积累而有所变化,但是思路却是应该在最初的学习中便形成的自己的独特套路。至于方法,“初借古人诗以引之,继用吾之心以通之,博考今人得失以验之”,思路的形成,也要有赖于对前人的诗作以及方法的借鉴,在广泛摄取前代诗人的经验之后,于心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且利用时下诗人的创作来检验自己的思路的得失,如此,“久久自有得力矣”。

对于天分与学力,张谦宜说:“明人吴宽过临清与榷税主政诗曰:献策金门苦未休,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如此婉妙敏捷,何减中晚?此等诗充口而出,不待思索,所谓神来不可多得。然读熟此等,也便有个种子在胸中,遇事听其自发,不必摹拟。”⑦倚马可待是天生的能力,不可摹拟,但是能力还是可以通过不断地阅读和积累而提升的,在熟读和泛读的过程中,胸中自有一番景象,能力实在积累提升的,所谓厚积而薄发,不必刻意强调天分的作用,后天的学力养成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学力的养成对于诗人的创作而言意义重大。“选题诗全要典重深厚,须以学力胜,枵腹掉笔者,遇此必不支。”⑧以“古事贴今人”,要将典故成功的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不仅需要厚重的学问积累,更要了解每一则典故背后的深刻含义,从而能够对号入座,这也就是张谦宜所说的“锻炼功夫”。

总之,张谦宜在诗人才学与诗歌创作这一问题上注重后天学力的养成,主张诗人要重视学问的积累,同时要能够将学问融汇杂糅,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的创作手法;同时,在积累学问时要博学,并且细心,加以人生阅历识见的积累,从而提高诗人的创作能力。

注释:

①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2页.

②边连宝.《病余长语》卷八.

③张谦宜.《斋诗谈》卷一.

④张谦宜.《斋诗谈》卷一,第799页.

⑤张谦宜.《斋诗谈》卷五,第836页.

⑥张谦宜.《斋诗谈》卷三,第810页.

于谦的诗篇3

论文摘要:《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先秦时期,文、史、哲界限未分,诗、乐、舞三位一体,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同时具有史学以及哲学的特征。任何一种作品,都为后人从文学、史学与哲学的角度上进行观照提供了范本。不仅文与史,文与哲,史与哲,文、史、哲之间可以互证,诗与史之间同样可以互证。因此,诗史互证乃是我国学术一种古老的传统。从古代史官采风(即采诗)以观政的制度,孑L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先秦诸子著作中“引诗”的风气看,可以说是“以诗证史”的早期运用。而《毛诗》用历史事实解诗,又开“以史证诗”的先河。《毛诗》系古文经学,把史实作为解诗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美刺说”。这一传统,不仅流传至唐未变,即使是宋学兴起之后,也不曾消泯,直至清代乾嘉学派复兴汉学,考据之风更炽,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观点【l1。今人治史,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大家,无不用《诗经》的大量作品揭示周朝的社会现实,是为以诗证史的明汪。

史家吕祖谦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他认为通过学习古人的典籍,多多留意古人的言行,可以涵养自己的德性。他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同时还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派的先声。他宗经重史,从解读《诗经》的方法论上观照,重视从史学角度考察《诗经》作品,所沿用的仍然是《毛诗》的体系。

一、以史证诗

吕祖谦以史印证诗,他说:“如看卫文公之诗,须知卫之兴;读《王·黍离》之诗,须知周之亡,其气象可知”[23436。他认为只有了解了诗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意。如《唐风·无衣》:

岂日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日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风·无衣》是一首揽衣怀旧之诗,诗篇短小,可以理解成随口而出的叹息,抒发着心中的思念和惆怅。《诗序》说:“《无衣》,刺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

《诗序》解为刺晋武公。在《毛诗正义》卷6《校勘记》中说:“刺晋武公也。闽本、明监本、毛本同。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现今通行本大都作美晋武公,至今解说不一。吕祖谦评此诗说:

“以《史记》、《左传》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专封而王不问,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纳成师。而王又不问,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庄公弑晋孝侯。而王又不问,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庄伯攻晋,王非特不能讨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晋哀侯,使其初师出以正,岂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王虽不能即讨,明年,犹能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又明年,犹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苟侯、贾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纂晋,僖王反受赂,命之为诸侯,五失也。”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他的视野比诸常人更开阔,他认为此诗不仅刺晋武公,更侧重于刺周天子(周平王、周桓王)。他罗列出五点指出,周天子不够贤明,臣下有乱,君主闻而不问,是不应该的。吕祖谦在阐释这首诗时,引用《左传》、《史记》的史料以印证诗义,揭示了《无衣》诗的本事,还发表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都是可取之处。

吕祖谦对《小雅·出车》前三章作了解说,对《诗序》的解说有所增益。兹将三章诗文录之如下: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旒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旃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獭狁于襄。

《i寺说:“《出车》,劳还率也。’,【5]《诗序》仅解此一句。吕祖谦申明《诗序》,他说:“一章言车徒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语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装载,勉其体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时,众车并列于郊。此车设旒,彼车建旄,各事整饬。戎容既备,肃然无撵。为将者指其旗旄而言日,彼旗旒斯,胡不旆旆,而飞扬也。虽治兵之时,建而不旆,然以将士忧惺之心观之,亦若旌旃随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师以丧礼处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军,亦日临事而惺,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将传天子之命以令军众,于是彭彭然张其车乘,央央然旆其旃旒,威灵气焰赫然动人。兵事以哀敬为本,而所尚则威。二章之戒惺,三章之奋扬,并行而不悖也。”[6】吕祖谦对前三章的诗义作了详细的解释,分析了章与章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二章、三章作了比较,疏通了文义,使我们整体上把握了诗的全貌。从诗中考证了古代的军礼,以诗印证了史。他还引《左传》等考证诗义说:“军礼虽无所考,以《左传》聘礼考之,则治兵之时,建而不旆;受命则张而旆之。在道之时则敛而不旆;将战之时,则张而旆之。[6】又举《左传》所记载的平邱之会来考证古代治军之礼,引用相关史实加以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旨。诗史互证在这首诗的解说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吕祖谦宗毛以史证诗,也难免跟随着《毛诗》出错误。如解《小雅·采菽》《诗序》说:“《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it]吕祖谦引孔氏(即指孔颖达)!刁:“周本纪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数举烽火。其后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废申后,去太子。

申侯怒,乃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嘲他从《诗说诗并以史为证,认为由于幽王无道,失去民心,因此以刺幽王解诗。《诗序》以刺解诗的观点出现偏差,吕祖谦也自然随之出现偏差。

二、以诗证史

吕祖谦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2]436他把诗当作历史看,注重从诗中考证史实,通过发掘诗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说明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一些作品中反映了西周时期各地风俗、人情,具有史料价值,《读诗记》也给予揭示。

如《鄢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i寺序》说:“《丰白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研吕祖谦说:“《史记》载共伯,螫侯世子,鳌候已葬,武公袭攻共伯,共伯入篮侯羡(按即墓道)自杀。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10】i们吕祖谦用《史记》、《国语》考证,认为武公攻共伯时,已经40多岁,共伯又为武公的哥哥,所以《诗序》的“卫世子共伯早死”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他说:“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即小敛则脱之。《史记》谓篮侯已葬,而共伯自吞。则是时共伯既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髡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10]埘。他用诗对《史记》、《国语》进行反证,认为头饰与共伯年龄不符,因此并没有武公篡弑共伯之事。证明了《史记》记载的错误,同时也证明了《诗序》的可靠性。今人仍有认为《诗序》“当有所本”的再如《秦风·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寺人”是指宫中的侍从。因此,此诗是一首反映秦君生活的诗。车盛马壮,侍人传令,一派君主威严气象。接着写鼓瑟、鼓簧之乐,又发出“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感叹,反映了君主生活的一个侧面。吕祖谦说:“既见君子,并坐鼓瑟,简易相亲之俗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悲壮感叹之气也。秦之强以此,而止于为秦者亦以此。”Ⅲ他以诗印证史,从诗中读出了当时秦国的礼俗,对后世认识秦国的民俗提供了史料。

于谦的诗篇4

关键词:唐彦谦;李商隐;诗歌;师承;职称论文

(一)在题材上,唐彦谦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论从诗歌手法还是风格上,都和李商隐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相似。

咏物诗至晚唐可谓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说:“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书,则一字不能作”,从侧面揭示了晚唐诗人对风物的特殊癖好,可见晚唐咏物诗之多。李商隐和唐彦谦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一诗歌创作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诗人相较,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从唐彦谦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不同的传承。晚唐咏物诗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致力于穷形尽相的图貌摹态,笔致精工纤巧,有的绮艳无骨,排比,偶韵较律,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杂咏》(十首)、《渔具诗》(十五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等都具有此种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托物讽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邺的《官仓鼠》、韩偓的《观斗鸡偶作》、唐备的《道旁木》等,其讽刺的矛戈所向,上至皇帝、官僚,下至浇薄世面,无所不包。

李商隐创作了一百多首咏物诗,其中也有图貌摹态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讽刺之作,如《赋得鸡》、《乱石》等,但是不同之处是,李商隐还创作了许多托物寄怀之作。诗人借咏物抒发因仕途抑塞、挫折频仍而产生的凄切悲伤之感,表现出低徊深婉、摇荡人心的悲剧美。这些咏物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如《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岂啭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潮夜露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1

流莺的飘荡哀鸣,欲栖无枝,寄寓了诗人陈情不省,身世飘蓬之感。

唐彦谦的部分咏物诗直接继承了李商隐这种悲美的风格。这些咏物诗托物寓怀,对于所咏之物较少作精切工细的描绘,而是着重写其生存状况,揭示其心理活动和内在精神,亦即“略貌取神或离形入神”。无论是在劲风危露中频嘶的《夜蝉》(翠竹高梧夹后溪)还是在潮湿阴暗中乱舞的《萤》(日下芜城莽苍中),诗人都着重刻画它们生存环境的冷寂和它们受人冷落的无限凄凉的心绪感受。表面在咏物,但似乎更像是诗人的自伤,它们和寂寞枯槁的诗人形象融为一体,成了诗人的化身,诗人精神的载体。这两首咏物诗极似李商隐的《流莺》,以物暗喻诗人自己,对于物的生理特性,诗人都无一语言及,风格上都具有一种哀婉的悲美。

唐彦谦对李商隐的传承在诗歌体裁上还表现在咏史诗上。咏史诗,自东汉至唐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彦谦对李商隐咏史诗的学习,古人都有所赞誉,认为能得义山讽谕的精髓。其实,唐彦谦不仅仅是在构思立意上学习李商隐,在咏史的题材上更是亦步亦趋。唐彦谦现存咏史诗十一首,其中有七首在题材和立意上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十分相像。李商隐有不少讥刺皇帝求仙虚妄的咏史诗,其代表之作当推《瑶池》、《汉宫词》,这两首诗都属于借古讽今,以周穆王和汉武帝求仙之事来讽刺唐朝皇帝求仙媚道的愚昧和虚妄。唐彦谦的《穆天子传》和《汉殿》不仅所咏之事与之相同,而且连遣词造句都有相仿之处。如“王母清歌玉管悲”、“鸟去云飞意不通”和“瑶池阿母绮窗开”、“青雀西飞竟未回”可见模拟的痕迹。此外《汉嗣》、《四老庙》、《见隋炀帝宝帐》、《骊山道中》分别和李商隐的《题商山四皓》,《隋宫》,《骊山有感》等篇相似,或借讥讽隋炀帝的荒淫奢靡来影射当朝者的铺张浪费,或讽刺唐玄宗关键时刻不能制敌而连自己心爱的妃子也难以保全的可悲。

(二)在诗歌的情感方面,情理兼备,于社会反思中融入身世之感,深沉悲怆。

李商隐的一生可谓不幸,生父早亡,自小漂泊,家境艰难。后又因婚姻之事开罪牛党,以后的大半生都处于牛、李党争,南衙北司相互倾轧,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动辄得咎,虽多次哀哀陈情,剖白无辜,但终不为原谅,致使一生悒悒不乐,“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无法实现,“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局面不得改变。形之于诗歌,就多回环迂折、深情缅邈之作。不论是指陈时弊的咏史诗还是借物抒怀的咏物诗还是朦胧难解的爱情诗,都浸透着诗人的社会人生之感,形成一种迂回缠绵、深沉悲怆的感情基调。

唐彦谦身处末世,遭遇乱离,又兼仕途坎坷,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岌岌可危,风雨飘摇。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和李商隐相似的家国人生之感。诗人将动乱的时代、淹蹇的身世、凄凉的情怀融入诗歌中,感情深沉凝重,其《秋霁夜吟寄友人》一诗:

槐柳萧疏溽暑收,金商频伏火西流。尘衣岁晚缘身贱,雨簟更深满背秋。

前世悲凉何足道?远书慵懒未能休。惟思待月高梧下,更就东林访惠休。2

首联写景,点明时令,夏去秋来,“萧疏”一词,已见萧条凄凉之意。颔联紧承上联,写明时间和环境,“岁晚”之时,已有迟暮之感,更兼风雨飘摇,诗人放眼望去,满目尽是秋色,凄苦之情更加难奈。五、六联抒情,写诗人的身世之感。上联意为往事悲凉已不堪回首,而现实亦是萧条,前世不足以道,更显眼下之凄苦,诗人百无聊赖,来自远方亲友的书信,诗人更无心回复。因为往事凄凉,现实聊赖,竟无一事可说!尾联写诗人心灰意懒之余,竟生遁世之念!诗人虽未言及动乱的世事及坎坷的一生,但一句“前世悲凉何足道”,已将所有囊括其中,感情深沉悲凉。再有《红叶》,写红叶的凋谢飘零,诗人的怜惜之情,深邃而沉痛,状物抒情,细腻婉转,借叶之凋零,寄寓了诗人漂泊无依的身世家国之感。其它的如《克复后登安国寺阁》(千门万户鞠蒿藜),中和三年春,唐朝军队击败黄巢起义军,收复长安。这首诗写诗人于克复后重游长安的所见所感。昔日繁华的长安,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凄凉。诗人面对今昔如此强烈的对比,如入梦幻,夜晚寥落的星辰下是历经沧桑后精神恍惚无着的诗人形象。全诗感情苍凉悲怆。

(三)在诗歌语言上,唐彦谦擅长用典,无论是在典故的选取上还是典故的运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于谦的诗篇5

白居易:真诚“反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从未收受贿赂或向当地索取名贵物品。白居易离任还乡时。发现箱内放有两片玲珑可爱的山石。遂写作一首追悔己过的“反省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只因“取得两片石”,白居易深感像贪污了金子似的,“清白”污伤。羞愧难当。这正反映了这位古代清官防微杜渐的崇高思想境界。

苏轼:禄位“自惭”

宋代学者苏轼先后在杭州、颍州等地任职。他勤政廉洁,关爱百姓。体恤民苦。他目睹农夫顶风冒雨辛勤劳作,念及他们交税后钱物所剩无几的悲苦生活,即赋诗抒情:“自惭禄位者,曾不事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他还在另一首诗里内疚地说:“永愧此帮人,其刺在肌肤。”

苏轼见民苦,思己责,生“自惭”。痛心疾首,犹如“刺在肌肤”,其爱民、忧民、愧民之心,可贵可敬。

于谦:敬畏“闾阎”

明代清官于谦,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任兵部右侍郎。时值北方闹灾荒,民不聊生。其间,于谦奉命巡视河南、山西。行罢公事返回京都前,有人问他将带何礼进贡上司。于谦联想到当时一些官吏乘巡视之机搜刮民财,回京后又私下向上司送礼行贿的歪风,便写了一首《入京诗》坦然作答:“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的前两句是说,绢帕、蘑菇、线香本该百姓享用,可因为贪官污吏的搜刮,它们反而给百姓带来了祸殃。所以于谦什么也不带走,诗的最后一句“免得闾阎话短长”,彰显出于谦敬畏“闾阎”(平民)的高尚官德。

蔡信芳:回看“有愧”

于谦的诗篇6

这首诗的诗句是: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的诗篇7

关键词:《飞鸟集》;哲理;修辞手法

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飞鸟集》,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广为世人传颂。它包括325首无标题的小诗。沙漠与绿叶、群星与萤火虫、河流与泥沙,被泰戈尔的神笔赋予了灵性。人们可以通过诵读诗集中短小的语句体悟到深刻的人生哲理,这部诗集是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指路明灯。

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认为:“这些小诗真像海滩上晶莹的鹅卵石,每一颗自有一个天地。它们是零碎的、短小的;但却也是丰富的、深刻的。”从学者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诗集承载着丰富的修辞手法。

一、比喻的运用

比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的、浅显的、为人所熟知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即打比方。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可以将表达的内容说得具体形象生动,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帮助人深入理解所不熟悉的事物。

在《飞鸟集》这部诗集中,比喻是最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通过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并与诗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我今晨坐在窗前,世界如一个过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第16首)这首诗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世界”比做一个路人。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中路人是与熟人相对应的一个词汇,熟人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人,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通过熟人的释义,我们可以了解到路人的意思,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过客,对我们的生活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人。这首诗将世界比喻为路人,其实是向我们昭示了世界远没我们想象得那么飘渺,也不是我们想象得近在眼前,它只是一个路人,或许会与你产生一些联系,但这联系总归会截断的,因为世界不只是属于你自己。这首诗也在启示我们应脚踏实地做事,不应该存在虚幻的想象,想象毕竟是不切实际的。

二、比拟的运用

比拟,是借助丰富的想象,把物当成人来写,或把人当成物来写,或把甲物当成乙物来写。比拟分为拟人和拟物。拟人,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用描写人的词来描写物。拟物,就是将人比喻成事物来写,赋予人以事物的特征,用描写物的词来描写人,这与拟人正好是相对应的。运用这种修辞手法可以使具体事物人格化,或使具体的人事物化,能启发读者想象,其语言会显得更加生动形象。

在《飞鸟集》这部诗集中,也大量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如:“青烟对天空夸口,灰烬对大地夸口,都以为它们是火的兄弟。”(第236首)“夸口”是人类所特有的兼具动作、语言、神态等多种表现形式于一身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带有一种贬义的色彩,多用于形容人夸大事物的本质,不切实际的一种说法,同时也表现了人的浮躁、不切实际的一种做事态度。这首诗用拟人化的词汇“夸口”来形容青烟、灰烬那种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形象,认为他们是火的兄弟,这同时与天空和大地的谦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深刻的人身哲理:做人做事需要谦逊的态度,而不能总是夸夸其谈。又如“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第245首)这首诗将“鸟的歌声”比拟为“回声”,向我们展示了鸟的歌声的穿透力,鸟的歌声是唤起曙光再次光临大地的一种信号,这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大自然中小动物们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是大自然中的精灵,他们衬托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三、对比的运用

对比,是把正反两方面的事物放在一块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一个事物的特点。文章中运用对比可以使句子整齐匀称,节奏感强,高度概括、易于记忆,有很好的音乐美感,可以很好地抓住事物的特征。

《飞鸟集》这部诗集也大量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如:“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第1首)这首诗是将“飞鸟”的唱歌与飞去和“黄叶”的什么也没唱和飞落进行对比,强烈地表现出了飞鸟和黄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夏天的飞鸟隐喻印度游吟诗人,他们终生漂泊,边走边唱,每到一处,他们的热情便会为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秋天的黄叶隐喻印度的林中隐士,它们不与人交流,独自居住,自生自灭。这两个对比鲜明且形象,为我们揭示了诗人想通过这首诗表达的深层意蕴,那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尽管卑微,却终生为他人服务,给他人带来美好的感受或有益的影响,他们的生命是极具价值的,另一种人心高气傲,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永远只为自己打算,孤立于人群,永远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自顾自的叹息,这样的生命是苍白的。从这可以看出,诗歌意在启迪人们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飞到他人的窗前歌唱。又如:“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第57首)这首诗中的“谦卑”与“伟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的一种表现,那就是变得谦卑。当你谦卑时,你才会用心倾听;当你谦卑时,你才会帮助别人;当你谦卑时,你才会努力学习进步。拥有了谦卑,你便离伟大更近了一步。

四、其他修辞手法的运用

《飞鸟集》中除了运用了以上几种修辞手法外,还运用了夸张、衬托等修辞手法。

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给予了《飞鸟集》鲜活的生命力,也向我们传达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深刻哲理。丰富的修辞手法穿插在诗集中,也向我们传达出了复杂的情感内容,使之为世人千古传颂。

[参考文献]

[1]林钰婷《深邃哲理的载体―修辞手法探析》[J].2011年第7期.

于谦的诗篇8

[关键词]谦逊平稳深沉幽默讽刺

作为一名清教徒的妻子,布拉德斯特里特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部她与殖民早期艰苦生活相抗争的文献史。“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的题材,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当时盛行的清教主义精神的宗教沉思,”诗人努力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对上帝的敬仰和虔诚之心,以及自身的理智追求。然而她的第二类作品则“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女诗人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流露出了诗人作为一个世俗之人所拥有的对丈夫、孩子、家庭和生活的热爱之情。

在我看来,布拉德斯特里特的作品中不仅仅有着这两种主题,当我们沉下心来仔细阅读她的作品《序诗》(theprologue)就会发现在其谦逊、平稳、深沉的诗歌风格下,流露着她对自己作为一名殖民地早期女诗人这一角色的探索与理解,以及对当时女性地位的反抗,尽管反抗地谦逊而又深沉,但是诗中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她幽默又讽刺的写作才华。

诗的第一部分:tosingofwars,ofcaptains,andofkings,

ofcitiesfounded,commonwealthsbegun,

formymeanpenaretoosuperiorthings:

orhowtheyall,oreachtheirdateshaverun,

letpoetsandhistorianssettheseforth,

myobscurelinesshallnotsodimtheirworth.

在这里,布拉德斯特里特一开始就用其特有的谦逊而又平稳的语气提出了作为诗人她给自己的定位,大致的意思是要讴歌战争,首脑和国王,要讴歌城市的建立,国家的创始,这些对于我卑微的笔来说过于堂皇,他们所有或其一的盛衰兴亡,让诗人和历史学家去撰写,我无名的诗行不会使他们黯然失色。诗人谦逊的本色在最后一句话中更是显现无疑,作为一名女诗人,布拉德斯特里特并不想用自己的诗歌去歌颂那些战争、城市、国家等,那些对于她来说过于堂皇,况且有那么多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在撰写,而最后一句话更是道出了她的心声:诗人和历史学家们放心地去写你们的宏篇伟作吧,我写的小小诗行并不会碍着你们。

诗的第二部分:butwhenmywound’ringeyesandenviousheart

greatbartas’sugaredlinesdobutreado’er,

foolidogrudgethemusesdidnotpart

twixthimandmethatoverfluentstore;

abartascandowhatabartaswill

butsimpleiaccordingtomyskill.

这部分,前四行里诗人表达了她对法国文坛巨匠巴特斯的流畅思想的仰慕以及对缪斯偏心的嫉妒,但后两行却峰回路转地说道:让巴特斯去做他想做的,而我会继续走我的路。这恰恰体现了诗人对诗歌的执着和她的平稳心境,就算没有像缪斯给予巴特斯那样的写作才华,她也会按她的技能去走她自己的写作之路(accordingtomyskill),这里更是与第一部分相呼应:“我的才华和技能并不能使我写出那些歌颂战争,城市,国家的惊世巨作,小小诗行就让我心满意足。”

诗的第三部分:fromschoolboy’stonguenorhet’ricweexpect

noryetasweetconsortfrombrokenstrings,

norperfectbeautywhere’samaindefect:

myfoolish,broken,blemishedmusesosings,

andthistomend,alas,noartisable,

causenaturemadeitsoirreparable.

在这部分,诗人紧接上一部分提到的自己的技能(myskill),再一次用谦逊的语气把小学生之口(schoolboy’tongue),断弦(brokenstrings),缺陷(defect)拿来比喻自己的文学创作才华,说到:我那愚蠢,笨拙的而又有瑕疵的缪斯依旧在歌唱,要补救此事,哎呀,无法做到,因为天性已经使之不可救药。言下之意就是“请别对我有过多的期待,我没有巴特斯那样完美的缪斯,我那有瑕疵的缪斯天性如此,无法改变。”

诗的第四部分:norcani,likethatfluentsweettonguedgreek,

wholispedatfirst,infuturetimesspeakplain.

byarthegladlyfoundwhathedidseek,

afullrequitalofhisstrivingpain.

artcandomuch,butthismaxim’smostsure:

aweakorwoundedbrainadmitsnocure.

这部分继续第三部分所说的:我也不能像那位希腊人那样文章流畅,他开始时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后来却能言语滔滔,口若悬河。艺术使他愉快地找到了他所追求的理想,这是对他艰苦努力的圆满回报。但诗人在最后两行却说到:艺术能产生许多奇迹,但是有句格言肯定也没错,即虚弱或受伤的大脑是无法被救治的,即使是诗歌。不难看出诗人继续用她谦逊的语气自嘲自己的诗歌才能是“虚弱或受伤的大脑”,认为虽然经过不懈地努力,艺术能实现很多奇迹,但是“像我这样有着受伤的大脑和有瑕疵的缪斯的人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言下之意就是“请那些对我写诗歌有所微词的人们放心,我的诗歌不可能出现奇迹,小小诗行只能让我这样卑微的人自娱自乐。”

诗的第五部分:iamobnoxioustoeachcarpingtongue

whosaysmyhandaneedlebetterfits,

apoet'spenallscornishouldthuswrong,

forsuchdespitetheycastonfemalewits:

ifwhatidoprovewell,itwon'tadvance,

they'llsayit'sstol'n,orelseitwasbychance.

第五部分很好地解释了诗人为何会认为即使是诗歌也无法救治虚弱或受伤的大脑,并且一改之前谦逊的态度转而控诉当时世人对女诗人的偏见和不公待遇,她说道:“我深深受害于每一张饶舌的尖嘴,说我的手更适合缝纫的针线,世人嘲笑我冤枉了诗人的笔,这是对我们女性心智的轻贱。”尤其是最后两行:即使我的作品优秀,他们对我的看法也不会有所改观,他们只会说是剽窃或是偶然。布拉德斯特里特在这里用讽刺的语气来形容当时人们对女性作家的偏见和不公待遇,正因为有如此大的阻碍才使她说出了第四部分所说的那番话,即艺术产生奇迹,但是有句格言肯定也没错,即虚弱或受伤的大脑是无法被救治的,即使是诗歌。

诗的第六部分:butsuretheantiquegreekswerefarmoremild

elseofoursex,whyfeignedtheythosenine

andpoesymadecalliope'sownchild;

so'mongsttheresttheyplacedtheartsdivine.

butthisweakknottheywillfullsoonuntie,

thegreeksdidnought,butplaythefoolsandlie.

这部分的前四行说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人对我们女性更温柔,否则他们怎会想出九位缪斯,让诗歌成为克莱俄帕自己的孩子;这样他们可使神圣的艺术与其它平等。但在最后两行又说到:但是这个松松的结很快就散开了,希腊人一事无成,仅仅在愚弄和欺骗。同第五部分一样,这里诗人仍然在用她平稳深沉的语调谴责着世人对于女性的不公,对于女诗人的偏见,即使是貌似歌颂和尊敬女性的古希腊人也一样。

诗的第七部分:letgreeksbegreeks,andwomenwhattheyare

mencanhaveprecedencyandstillexcel,

itisbutvainunjustlytowagewar;

mencandobest,andwomenknowitwell.

preeminenceinallandeachisyours;

yetgrantsomesmallacknowledgementofours.

诗的前五行,诗人深深赞扬了男性:让希腊人作希腊人,女性作女性,男性优先,他们仍然超群卓越,挑起两性之争,自负而不公平;男性事业杰出,女性深深明白,所有一切的优胜都属于你们。而在最后一行她说到:但是请给我们一点点应有的承认。一贯布拉德斯特里特那平稳谦逊的语气,她并不激烈地争取当时男女的平等,也不狂妄地要求女权,在赞扬男性的超群卓越,事业杰出的同时,仅仅用淡淡的语气说到“请给我们一点点应有的承认”。

诗的第八部分:andohyehighflownquillsthatsoartheskies,

andeverwithyourpreystillcatchyourpraise,

ife'eryoudeigntheselowlylinesyoureyes,

givethymeorparsleywreath,iasknobays;

thismeanandunrefinedoreofmine

willmakeyourglist'ringgoldbutmoretoshine.

在这首诗的最后一部分,布拉德斯特里特将她的平稳深沉而又谦逊的诗歌风格发挥到了极至。大致的意思是:啊,翱翔蓝天展翅高飞的羽翼,你永远以你捕捉的猎物获得礼赞,如果你能让双眼屈就这段拙诗,请献百里香或欧芹,我不指望桂冠;我这些粗糙和未经提炼的岩矿,必将使你闪光的金子更加闪光。诗人将自己的诗歌比喻成粗糙,未经提炼的岩矿;而将“你的诗歌”(yourpoetry)比喻成金子。

总之,从这篇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歌风格平稳深沉而又谦逊,即使要表达强烈的感情也没有表现出激情的宣泄,但却可以透过这份宁静与安详的表面感受到她内心经历的惶惑,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位美国殖民地早期的女诗人,她不顾当时世人的偏见,努力坚持自己的想法,诗歌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诗歌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于谦的诗篇9

祠为白墙灰瓦,深棕色大门上一块匾书“于忠肃公祠”。两侧对联为:“两袖清风昭万世;一轮明月耀三台”。第一进殿堂大门横匾“百世一人”,殿堂陈列着于谦简介、年谱及家谱。第二进殿堂是正殿,正中供奉于谦塑像,塑像为铜质,高大威武,正气凛然。塑像上方是乾隆手书的“丹心抗节”匾额。三面壁上是有关于谦生平事迹的大型浮雕。前庭院有一口井,名为“忠泉”。于谦祠的北侧就是于谦墓。墓道长约百米,两侧翠柏森森,还有石兽、石翁仲。墓为砖砌,青草覆盖。墓前石碑刻有“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之墓”。于谦墓曾毁于,现在的祠和墓都是1982年重修的。

凭吊于谦墓自然想起了一代清官、民族英雄的生平与政治悲剧。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二十七日,一个新的生命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太平里的一户人家诞生。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于青天”的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他一生御强敌,扶社稷,严操守,淡名利,有大功于国。清代诗人袁枚曾如此赞颂道:“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西湖重。”

于谦23岁考中举人,24岁中进士,以后出任过御史、江西巡按等职。曾奉命考察湖广,安抚川贵的少数民族。后又巡抚河南、山西多年,做了不少好事。

明正统十二年(1447),于奉诏入京任兵部左侍。

那是个悲怆的年份,明英宗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剌部落在酋长也先的率领下,举兵南下,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明皇英宗亲率50万大军迎敌,由于准备不足,加上操纵朝政的太监王振的错误指挥,结果在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大败,50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也被瓦剌军所俘,史称“土木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为之震惊。当时守卫北京的军队不足10万,在瓦剌挟英宗为人质,以送驾还朝为名,大军压境进逼北京的危急时刻,英宗之弟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面对翰林侍讲徐提出的南迁避祸的主张,作为朝廷主要军事官员的于谦,坚决反对,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乎?”他的抵抗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大臣的支持。于是,皇太后命朱祁钰为景帝,主持大局。景帝又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统率全军,主持京师保卫战。针对瓦剌利用英宗对明朝进行要挟的阴谋,于谦毅然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下令坚决抗战,不准议和。

此后,于谦招募士兵,制造武器,积极备战。大战终于爆发。于谦率20多万大军,列阵九门之外迎敌。于谦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亲自披甲上阵,率军队英勇杀敌,经过5天激战,终于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保卫了京城。这就是可歌可泣的“京城保卫战”。于谦因功绩显著而被加官为少保,统管全国军务。

后来英宗被瓦剌军送回到北京,英宗乘景帝患病,勾结一些宦官等人,以阴谋手段发动“夺门之变”,夺取了政权,重新成为皇帝。

徐、石亨等一班佞臣便以“谋为不轨,迎立外藩”的罪名,逮捕了于谦等人。当徐等以于谦应处极刑的判决给英宗看时,英宗也不得不承认:“于谦实在是有功的。”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三日,即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于谦竟以“意欲”二字被定为谋反罪,惨遭杀害。

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于谦冤狱终被,其遗体归葬故里杭州西湖三台山,并建旌功祠。于谦早年曾凭吊栖霞岭下的岳坟,作诗《岳忠武王祠》表达了对先贤英雄含冤遇难的无比悲愤之情,没想到他自己也遭冤狱,埋骨湖山,不过却给秀丽淡雅的西湖增添了雄壮凝重的色彩。明成化二年(1466)朝廷专门派人到杭州祭祀有大功于国的于谦,在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因此故宅改建为怜忠祠,以资纪念,巷亦名祠堂巷。

于谦故居窄窄的石库门门口悬挂一副楹联,“天地为心是真豪杰;圣贤作则乃大丈夫”。这是对他一生的气节和道德所作的高度评价,读来荡气回肠。从条石台阶拾级而上,跨过一道很低的石质门槛,我们就走进了于谦青少年时期的居所。今天的建筑布局和功能分布,估计早已不是于家生活起居时的原貌。主体建筑名为“忠肃堂”,坐北朝南,面阔三间。正间北面墙壁悬挂于公画像,左右悬挂楹联,写着“少时大策魁多士;晚节忠风愧几人”。画像上方有一方木匾额,镀金楷体大字“忠肃堂”。“忠肃”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朝廷重新赐予的谥号。故居西侧有“于氏古井”和附属用房,东侧有池塘庭院,四面墙壁环筑为院落,院落内花木扶苏。

于谦故宅并不豪奢。于谦自24岁开始做官,到60岁遇害,出任各种要职凡30余年,他被害后,家也随之被抄,但抄出来的全是不值钱的东西,仅有的只是一些书籍与生活用品。“两袖清风朝天去”,堂堂大员竟如此廉洁,连抄家的人都被感动。

这倒使人想起了他青年时下的名重千秋的《石灰吟》一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实际上也是于谦一生为官为人的真实写照。

于谦的诗篇10

受明、清两朝赐封,自古为中国的附属国。1609年,日本鹿儿岛萨摩藩藩主率兵侵略琉球,

琉球王国逐渐沦为萨摩藩的傀儡政权,但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琉球处分。1879年,琉球藩被废除,编入鹿儿岛县,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与其他王室成员被带往东京,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琉球处分。

同年,清朝向日本就琉球问题交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最终毫无结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在琉球群岛问题上就更没有了发言权,

从此琉球曾为中国附属国这一事实开始被人遗忘。

笔者近日有幸收藏了一套古籍,它的流传竟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

这是一套由王阳明先生作序、清咸丰年间“江右浔阳万氏莲峰书屋藏板”的三色套印刊本《文章轨范》。重装后的封面用墨笔字写有“琉球学士林世功遗本”字样;原封面钤“林世功”墨印;序言页和每卷卷首钤“臣林世功”“子叙”朱印。上述印迹清晰证明,此套书原收藏者曾是琉球义士林世功。

从明朝初年与琉球国建立宗藩关系后,琉球留学生分批前往国子监学习成为定例。在明、清两朝长达500年的岁月里,这些琉球留学生把中国文化逐步传播到琉球,对琉球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世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世功,字子叙,1865年被选为琉球官生前往清朝留学,师从教习徐干,在汉诗创作上天分颇高,留学期间著有《琉球诗录》,在琉球汉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徐干认为其诗“清丽绵芊”“气魄沈雄”“格律高浑,气象峥嵘”;著名学者孙依言为诗录作序,认为其诗“详雅有中朝馆阁气象”。林世功在其《入学述怀?》一诗中写道:

一统军书际盛平,梯航万里谒神京。

高依日月叨培植,近傍宫墙荷化成。

习礼才惭吴季子,观光名侧鲁诸生。

天恩深厚何时报,愿借南山祝圣明。

充分体现了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思想根基和对清朝政府的感激之情。

林世功在清朝留学4年后归国,担任王子尚典的讲解官。当时普遍认为尚典继位时,林世功将被升为国师并执掌朝政。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欲施展政治抱负时,琉球王国的处境却日益风雨飘摇。

1876年,琉球王国就第一次琉球处分一事,遣林世功随特使向德宏赴福州,请清朝出面交涉,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积极反应。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林世功等人闻讯大惊,扮作商贩前往清京师求救,以绝食请愿的方式换得了清政府向日本的交涉。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琉球问题被搁置后,林世功复国的愿望破灭,绝望中留下两首绝命诗,在北京总理衙门前拔剑自杀,以死抗议日本的侵略。

在此套古籍的封面上还用墨笔写有“大正十四年三月获之琉球那霸市补装,林泉文库主谦”字样,“林泉文库主谦”应为日本乡土史家伊佐早谦(1857~1930年)。伊佐早谦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并有古籍收藏的爱好。该书于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年)被其收藏,在琉球首府那霸市进行了重新装裱。

该书在装帧前品相不好,有多处缺字现象,装帧水平也不高,对书籍天头地脚进行了不负责任的裁切。但很有特点的是,在整套200多页书页后面,每页均装裱了一张写满字迹的纸张,从内容上看抄录了很多江户幕府时期往来的公文函件,在其中一张手稿上写有“赠径位上杉辉虎公记卷之四”字样。上杉辉虎又名上杉谦信,是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一位名将,死后由明治天皇追赠从二位。其人在日本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称,近代更是被日本尊奉为“军神”。

这套手稿中有少量批校,批校字体与封面字体十分相似,推断应为伊佐早谦手书。该手稿抄录十分工整,而批校却显得有些“粗鲁”,除有少数圈改之外,其他直接用“×”和贯穿全页的横线表示批校者对手稿的不满。

笔者未查到《赠径位上杉辉虎公记》的出版记录,但巧合的是,伊佐早谦于1927年收藏并装裱此书两年之后,撰写了仅有24页的《上杉谦信公年表》,相信与此手稿不无关系。

至此,此套古籍的流传过程已比较清晰:此书刊刻于咸丰年间的江西、湖南一带,其套印之准确、印刷之精美,代表着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高超的工艺水平。之后伴随琉球学子林世功一起东渡琉球,见证了古琉球王国的衰亡。在林世功去世40余年后,饱经劫难的书籍被伊佐早谦购得并装裱,赋予了此书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