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1
一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公诉理念。长期以来，司法活动中存在对庭审活动重视不够的现象，重视查明犯罪、轻视向法庭证明犯罪，证据收集是否合法在庭审中有时难以查明，证人出庭率低，证据展示不够全面。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就是要根据法庭审判要求审查证据，在办案过程中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坚持依法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不轻信口供，确保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二要健全以客观证据为主的证据审查模式。重视程序的合法性，从证据来源、取证主体、程序、方式等四个方面入手强化对证据资格审查。进一步规范、完善命案等重大案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引导侦查人员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提高发现、收集、固定客观证据的能力，实现侦查工作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转变。大力加强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规范审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探索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公开审查机制、排除决定双向反馈机制，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三要通过规范的庭审行为提升公诉司法公信力。规范开展庭审前的审查工作，加强庭前准备；增强庭审示证、质证能力，推动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加强量刑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在法庭上充分展示和质证，保证审判结果罪刑相适应。让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作用，让公诉行为更加具有公信力。
依法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不规范不文明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我们要从省院反贪局做起，以推进反贪工作转型升级为引领，全面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
要切实转变司法理念。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等，并从思想深处和认识高度充分认识在反贪部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和极端紧迫性，努力为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要突出整改重点。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突出什么问题。突出抓好严格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严格执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严格规范扣押、冻结、处理涉案物等重点规范的落实。要强化整改措施。省院反贪局将建立定人定市分片联系指导制度，切实加强对下督查督办。加强制度建设，从省检察院层面，抓紧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办案的意见等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并适时在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组织开展若干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的，坚决及时监督纠正，该通报的通报，该点名批评的点名批评。要严明司法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教育，认真落实“两个责任”要求，坚决反对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坚决惩治粗暴执法、不文明执法行为，树立反贪部门良好形象。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突出抓好《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坚持以最严的标准、最严的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反贪干警违法违纪问题。
规范司法行为心得体会（二）
各省、自治区检察院纷纷要求全体检察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并深入贯彻会议精神，自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要求、最高检的部署上来，在抓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要深刻认识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高度重视并坚决纠正自身司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真正把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抓紧抓好。
就全面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袁本朴提出，要严格行使法律监督权，推进严格司法；要进一步完善规范司法行为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执法办案的监督管理；要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确保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要以推进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建设为着力点，按照“五个过硬”的要求，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田海强调，云南检察机关要坚持眼睛向内，正视自身存在的司法行为不规范问题，围绕重点部门和环节，从自身司法办案和履行监督责任两个方面查找问题，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哪个环节薄弱就重点强化哪个环节，扎扎实实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眼下适值岁末年初，各项检察工作任务繁重，薛江武就此特别强调，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立即行动起来，决不能因为临近岁末年初而有缓一缓、拖一拖的思想，要根据最高检的总体方案，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司法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特别要牢牢把握动员部署、对照检查、整改落实、总结验收四个阶段，逐一细化实化目标任务、工作抓手和时间要求，规划好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热潮还在继续。各地检察机关正严格对照最高检确定的专项整治工作重点，逐一对照排查自身司法行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专项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决纠正司法不公正、不文明行为，全面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规范司法行为心得体会（三）
这次专项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开展集中整治，牢固树立规范司法、公正司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纠正思想观念、司法行为、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的长效机制，使检察人员的司法理念进一步端正，司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司法作风进一步改进，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重点围绕我分管的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检察部门，突出整治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态度蛮横，对案件存在问题推脱逃避，不注重释法说理，不注重矛盾化解。
2.特权思想严重，执法言行强势，作风霸道强硬，压制和妨害诉讼参与人正当权利行使。
3.执法办案不讲策略效果，不注重维护发案单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不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
4.对告状求助群众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5、落实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各项规定不到位，图简单，怕麻烦；不尊重涉案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6、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案件，该请示汇报不请示汇报，擅自决定处理案件。办案制度执行不严格，丢失卷宗材料和证据。
7、出席法庭不按规定着检察制服，法庭用语不规范，不遵守法庭纪律，不尊重审判人员、被告人和辩护人，指派不具有检察员或者检察员身份的人员出庭，没有受检察长指派擅自出席法庭。
8、民行部门不经过检察委员会研究或不经检察长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执行监督检察建议；滥用检察建议，对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不规范、不严谨，一些通过口头或其他书面方式即可纠正的错误，不适当使用检察建议，一份检察建议多头发放，重复统计，影响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超期办案。
9、刑事诉讼中，不依法履行相关告知义务，侵犯律师和当事人依法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
10、不依法听取或不注重听取律师和当事人意见，律师和当事人所提意见不按规定附卷或在相关文书中予以体现，对律师合法要求不能依法及时办理，造成律师、当事人和办案人员沟通交流不畅，有意见不能及时有效反映和表达。
11、办案数据造假，把有利于考评计分的数据多报，不利于考评计分的数据不报、少报或者迟报。在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各个环节，为争取多得考评计分弄虚作假、凑监督数量。在公诉等环节，职务犯罪共同犯罪案件人为分人分案，虚报案件审结率，等等。
12、不认真履行流程监控职责，重办案期限监督，轻办案活动监督，发现和纠正浅层次问题多、重大问题少，在违法违规办案监督方面存在空白和“盲区”。
13、不认真履行案件质量评查职责，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质，对特定种类案件的评查不及时，导致案件质量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纠正，造成负面后果。执行不到位，监督的刚性不足，责任追究不落实，不敢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对扩大解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等违法违规办案情形疏于监督。
14、组织、监督案件信息公开不力，选择性公开、延迟性公开、不规范公开比较普遍，没有形成以公开倒逼规范司法行为的态势。
15、超越职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
16、利用职权，违法办案、。
17、充当诉讼掮客，与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勾连，利用自己或者他人的职务便利，帮忙打探案情，协调关系，捞取个人好处。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2
这次专项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开展集中整治，牢固树立规范司法、公正司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纠正思想观念、司法行为、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的长效机制，使检察人员的司法理念进一步端正，司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司法作风进一步改进，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重点围绕我分管的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检察部门，突出整治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态度蛮横，对案件存在问题推脱逃避，不注重释法说理，不注重矛盾化解。
2.特权思想严重，执法言行强势，作风霸道强硬，压制和妨害诉讼参与人正当权利行使。
3.执法办案不讲策略效果，不注重维护发案单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不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
4.对告状求助群众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5、落实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各项规定不到位，图简单，怕麻烦;不尊重涉案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6、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案件，该请示汇报不请示汇报，擅自决定处理案件。办案制度执行不严格，丢失卷宗材料和证据。
7、出席法庭不按规定着检察制服，法庭用语不规范，不遵守法庭纪律，不尊重审判人员、被告人和辩护人，指派不具有检察员或者检察员身份的人员出庭，没有受检察长指派擅自出席法庭。
8、民行部门不经过检察委员会研究或不经检察长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执行监督检察建议;滥用检察建议，对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不规范、不严谨，一些通过口头或其他书面方式即可纠正的错误，不适当使用检察建议，一份检察建议多头发放，重复统计，影响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超期办案。
9、刑事诉讼中，不依法履行相关告知义务，侵犯律师和当事人依法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
10、不依法听取或不注重听取律师和当事人意见，律师和当事人所提意见不按规定附卷或在相关文书中予以体现，对律师合法要求不能依法及时办理，造成律师、当事人和办案人员沟通交流不畅，有意见不能及时有效反映和表达。
11、办案数据造假，把有利于考评计分的数据多报，不利于考评计分的数据不报、少报或者迟报。在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各个环节，为争取多得考评计分弄虚作假、凑监督数量。在公诉等环节，职务犯罪共同犯罪案件人为分人分案，虚报案件审结率，等等。
12、不认真履行流程监控职责，重办案期限监督，轻办案活动监督，发现和纠正浅层次问题多、重大问题少，在违法违规办案监督方面存在空白和“盲区”。
13、不认真履行案件质量评查职责，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质，对特定种类案件的评查不及时，导致案件质量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纠正，造成负面后果。执行不到位，监督的刚性不足，责任追究不落实，不敢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对扩大解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等违法违规办案情形疏于监督。
14、组织、监督案件信息公开不力，选择性公开、延迟性公开、不规范公开比较普遍，没有形成以公开倒逼规范司法行为的态势。
15、超越职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
16、利用职权，违法办案、。
17、充当诉讼掮客，与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勾连，利用自己或者他人的职务便利，帮忙打探案情，协调关系，捞取个人好处。
18、受人之托，违反原则和规定，过问、干预相关部门正常办案工作,利用检察权获取个人好处.
下一步我要结合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围绕上述重点环节和问题，结合本部门实际，逐一对照检查，逐项整改纠正。注重问题导向，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切实增强专项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公诉部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要紧紧围绕审判这个中心进行，公诉人在审查、出庭公诉环节要严格规范司法，强化诉讼监督，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公正的程序接受法庭审判，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一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公诉理念。长期以来，司法活动中存在对庭审活动重视不够的现象，重视查明犯罪、轻视向法庭证明犯罪，证据收集是否合法在庭审中有时难以查明，证人出庭率低，证据展示不够全面。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就是要根据法庭审判要求审查证据，在办案过程中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坚持依法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不轻信口供，确保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二要健全以客观证据为主的证据审查模式。重视程序的合法性,从证据来源、取证主体、程序、方式等四个方面入手强化对证据资格审查。进一步规范、完善命案等重大案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引导侦查人员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提高发现、收集、固定客观证据的能力，实现侦查工作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转变。大力加强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规范审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探索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公开审查机制、排除决定双向反馈机制，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三要通过规范的庭审行为提升公诉司法公信力。规范开展庭审前的审查工作，加强庭前准备；增强庭审示证、质证能力，推动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加强量刑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在法庭上充分展示和质证，保证审判结果罪刑相适应。让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作用，让公诉行为更加具有公信力。
依法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不规范不文明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我们要从省院反贪局做起，以推进反贪工作转型升级为引领，全面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
要切实转变司法理念。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坚持惩治犯
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等，并从思想深处和认识高度充分认识在反贪部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和极端紧迫性，努力为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要突出整改重点。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突出什么问题。突出抓好严格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严格执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严格规范扣押、冻结、处理涉案物等重点规范的落实。要强化整改措施。省院反贪局将建立定人定市分片联系指导制度，切实加强对下督查督办。加强制度建设，从省检察院层面，抓紧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办案的意见等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并适时在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组织开展若干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的，坚决及时监督纠正，该通报的通报，该点名批评的点名批评。要严明司法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教育，认真落实“两个责任”要求，坚决反对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坚决惩治粗暴执法、不文明执法行为，树立反贪部门良好形象。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突出抓好《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坚持以最严的标准、最严的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反贪干警违法违纪问题。规范司法行为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执法司法中的突出问题，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检察机关适应执法环境新变化，全面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基层检察院处在法律监督的前沿阵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有的基层检察院一些干警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然存，对上级检察院有关规范执法的要求和部署落实不到位，规范执法保障机制不健全，执法方式简单粗糙，违法违纪办案现象屡禁不止，干警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给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带领了不良影响。笔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要充分认识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人们群众的新期盼，做好以下工作，不断规范司法行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切实加强学习教育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提高规范司法行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上级的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上级精神与推动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提高规范司法行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形成共识，汇聚起推动各项检察工作跨越发展的强大正能量。二要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认真查找“”方面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落实力和执行力。把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与深化检务公开、规范检察权行使、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找差距、找问题、找目标，不断提高检察工作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切实做到整顿思想、提高政治素质，树立忠诚为民新形象；整顿纪律、提高执行能力，树立廉洁严明新形象；整顿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树立高效实干新形象；整顿执法、提高规范意识，树立公正文明新形象的“四整顿四提高四树立”。三要深入学习贯彻高检院《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全面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按照高检院《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的要求，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标准化、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保障现代化实用化的“八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检察队伍，着力推进检察工作创新发展，为辖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不断深化检务公开
要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不断丰富检务公开的内容、拓展检务公开范围、创新检务公开形式，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进行。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开展检务公开；通过“检察开放日”、法律“六进”等活动不断深化检务公开；切实加强派驻检察室建设，着力推动检力下沉，使检察工作更贴近社区，贴近基层、贴近企业，为检务公开搭建新的平台。与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社区等单位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到乡镇、社区、企业等开展接访、法律咨询等活动。与相关单位建立检察工作联系点，聘请联络员不断拓宽检务公开渠道。从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责划分、办案期限、工作流程、工作重点到检察机关开展的重大活动，办理的典型案例、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特别是围绕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民生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等，不断丰富检务公开的内容。
三、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
注重抓好修改后刑诉法、民诉法、刑事诉讼规则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学习培训和贯彻执行，采取网络培训，派业务骨干到高校学习，邀请大学教授为干警授课，到先进发达地区检察院学习交流等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全面提升检察队伍的理论水平。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坚持“传、帮、带”和“练、学、赛、用”相结合，采取模拟检委会、刑检沙龙等形式开展岗位练兵，全面提升干警业务能力。紧紧抓住了规范执法这个根本，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执法办案与保障人权并重。要以成立案件管理室（中心）为契机，统一案件进出口，强化办案流程监控等。进一步完善执法规范体系，使干警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不断提高。
四、不断加强制度建设
要围绕规范司法行为不断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和完善队伍、业务、政务、党务和事务“五位一体”管理机制，推动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建立干部执法业绩档案、廉政档案和文材档案“三个档案”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干部招录、培养、遴选和提拔工作机制，促进勤政廉政建设；适
应修改后的刑诉法和民诉法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制度》、《侦查监督不捕说理制度》、《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工作规则》、《自侦案件提前介入工作规则》、《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自侦部门分片对口联系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侦查监督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工作规则》、《关于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实施细则》、《关于依法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实施细则》、《刑事检察部门捕诉衔接、联动交叉办案机制》、《刑检工作分片对口强社会管理职能机制实施方案》、《民事行政检察办案规则》、《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社区矫正检察分片包干工作制度》等涉及立案、侦查、公诉、民行监督、执行监督等各执法环节的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全体检察干警的司法行为。五、强化内外监督制约
通过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完善工作制度，强化科学管理，切实加强了内部执法监督，坚持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不断提高执行力、落实力，严格落实办案安全责任，有效杜绝违法违纪案件发生。一是通过开展警示教育、廉政签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建设廉政读书角和文化长廊、与家属共建八小时以外监督岗等方式，积极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二是以案件管理中心建设为契机，全面加强案件的流程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管理、监督、参谋、咨询、服务等功能，认真搞好案件统计和动态分析，为上级和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三是在案件量大的基层检察院，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基层检察院应成立未成年人公诉科和未成年人侦查监督科，进一步细化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对未成年人的预防、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促进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四是完善监察室建设，许多基层检察院没有监察室机构，其职责又纪检组代为行使，缺乏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强化内部执法执纪监督。形式多样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改进检察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检察工作，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的监督，不断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制定和完善检察信息、调研奖惩制度，创办检察内刊，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免费赠阅，为推动检务公开不断提供新的平台和载体，促进队伍形象和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率明显提升。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职能部门,应自觉把司法规范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着力构建司法行为规范化的制度机制。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取向,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监督管理,扎实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办案法治化水平,努力做到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推进法治广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用正确的理念引领司法规范化。正确的司法理念是检察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的思想基础,决定司法活动的正确方向。检察机关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引领,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引导广大检察人员深刻认识到规范司法行为既是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检察院党组始终把司法规范化建设作为检察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坚决贯彻党中央、最高检和自治区党委关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部署,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等活动,引导检察人员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当前司法环境重大变化,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提升自律意识和司法修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人权意识、程序意识和以规范促公正促廉洁的理念,切实承担起主体职责,从谋划部署、推动执行、落实措施等各个方面下功夫。自治区检察院各部门承担自上而下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之责,在统一司法标准、严格司法程序、规范司法行为等方面,充分发挥专业指导和督促落实作用。
坚持用明晰的标准保障司法规范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规范限制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司法措施的使用,持续深入整治司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2012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围绕司法办案重点部门、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建立健全600多项司法规范化制度,努力使每一个司法环节和司法行为都有章可循、确保规范有序。在窗口接待环节,创新建设综合检务接待中心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群众工作新模式,建立优秀年轻干部到窗口轮岗锻炼机制,出台30项检务接待制度。在案件受理和立案环节,出台贪污贿赂要案线索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实行举报线索集中统一受理、统一管理,强化对举报线索流转监督。在职务犯罪侦查环节,制定完善反贪污贿赂工作办案规范、加强办案安全防范、规范扣押冻结赃款赃物行为、防止超期羁押等150余项规定,严格规范初查和侦查取证活动,全面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批捕、环节,建立完善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260多项规定,严格执行逮捕、案件质量标准,坚决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防止冤假错案。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环节,制定减刑假释案件开庭程序、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检察人员出庭规程等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制度,健全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程序,规范派驻检察室的设置和管理,提高监督的质量和效率。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环节,建立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制度,严格执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确立案件受理、审查、管理分离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深入推动民行检察工作规范化建设。
坚持用科学的考评推动司法规范化。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监督,规范司法办案行为。要深入推进检察改革,继续完善和落实监督工作机制,保障司法办案依法有序开展。要加强案件集中管理和质量评查,通过强化专项检查、改进考核评价、严格责任追究等方式来规范和引导司法办案。要深化检务公开,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不断提高检察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要继续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3
首先对这次专项整改活动有了重要认识。
**同志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深刻指出，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确保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重要措施，是从源头上减少涉案上访的治本之策，是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这次专项整改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展专项整改活动，是实践新时期检察工作的主题，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是高检院根据党的十六大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和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所确定的，是检察工作总体思路的核心内容。检察机关要更好地肩负起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一贯地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个主题的内容。在落实检察工作主题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并把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规范执法不仅是检察机关自身公正执法的保证，也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
二是开展专项整改活动是落实检察工作总体要求，推动检察工作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高检院提出的检察工作总体要求是：“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这是科学发展观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化。检察工作能不能实现全面、健康、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这个总体要求能不能在日常工作中落到实处。如果业务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加强了，人为因素就会大大减少，总体要求就有了保证。
三是开展专项整改活动，是切实解决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队伍素质，进一步树立法律监督权威的重要途径。具有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止违法违纪和冤假错案发生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相关联的突出问题，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根据院党组对这次开展专项整改活动的部署，自己一定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深刻认识这次执法不规范的实际问题。要通过这次“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从思想上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执法观，提高规范执法、公正执法的自觉性。第一，在专项整改活动中，坚持学习《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著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学习中央和高检院关于规范执法、公正执法的文件精神，向任长霞、王玉山、魏艳玲等先进人物学习，时时刻刻面联合体以他们的模范执法行为鼓舞鞭策自己。第二，吸取反面教训，总结执法方面经验。选择学习一些因办案不规范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使当事人长期涉案上访，影响社会安定等案例，从执法思想、执法观念、执法作风、执法行为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得到教育。第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树立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执法理念方面取得新的进步，为规范执法公正执法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第四，通过专项整改活动，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专项整改活动中，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刻内涵，正确处理好专项整改与抓好业务工作的关系，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在参加专项整改活动的同时，自己所承担的办公室工作，要全面及时的完成任务，为院里的各项业务工作服好务，为领导的决策当好参谋。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4
（二）规范执法行为，依法办案是公正执法的关键
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依法办案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的主要手段。严格执法必须明确和坚持：一是不论什么人都必须依法办事，不管其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违反法律就一定要受到追究；二是不论什么人违法犯罪都必须按同一法律标准处理；三是不论什么权力都必须依法行使，受法律约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法律的规定，干预法律的执行，阻碍法律的实施。依法办案是公正执法最基本的要求，最具体的体现。依法办案；既包括依照实体法，也包括依照程序法。依照实体法，就是要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三项刑法基本原则指导检察执法实践，要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严格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依照程序法，就是要按照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使法律监督职权，保证追究犯罪、纠正违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确保诉讼活动中的每一项都是合法的、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偏不倚，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公正执法的目标。当前，依法办案，就是要围绕大局，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大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的犯罪工作的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犯罪活动，坚决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有组织犯罪、暴力性犯罪和多发性犯罪，强化诉讼法律监督。
（三）加强队伍建设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根本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财务共享服务会计工作规范化管控体系
经营成果的精确计量是财务管理的基石，而会计核算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又是会计信息及时、准确的基础，是内部控制体系切实发挥作用的保障，是科学、正确决策的必要支撑条件。近几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统一了会计政策、会计科目和核算流程，会计核算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会计基础工作得到了有效加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了有效提高。
一、企业会计核算规范化面临的挑战
随着管理精细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青海公司的会计核算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标准尚未做到完全规范化，各单位使用的财务单据样式、财务审批权限与流程、原始凭证明细要求等均存在一定差异，会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低；二是分子公司数量多，省公司对基层单位会计工作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导致会计核算业务整体规范化水平不高；三是会计工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个人能力，而基层单位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各单位财务数据的质量和决策支持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二、财务共享服务对会计核算规范化的推进作用
为了应对挑战，公司不断探索新的财务管理模式。2012年，公司开展了财务共享服务的研究与尝试，建立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共享服务与会计工作规范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共享服务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工作规范化程度；另一方面共享服务体系建设又是推进会计工作不断规范的动力之源。财务共享服务对会计工作规范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通过建设过程统一标准。在财务共享服务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业务操作的统一性，纳入集中共享的业务必须进行标准化、规范化，逐步做到标准统一、流程统一、单据统一、要求统一，实现业务操作规范化。
二是通过集中处理加强落实。财务共享服务实现了将分散的会计核算业务集中处理。共享中心的会计核算人员经过集中培训后，统一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要求执行，保证了规范化规定的有效落实。
三、基于财务共享服务的会计工作规范化管控体系
（一）建设思路
青海公司在财务共享服务建设过程中，构建了以财务共享服务为基础的会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管控体系，形成了“三个管控机制和两个支撑体系”，即：动态完善机制、多级监控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信息系统支撑和操作规范支撑（见图1）。
第一，动态完善机制。在财务共享服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通过实时监控和动态评估，监测会计工作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存在的缺陷，实时进行完善，形成动态完善机制。
第二，多级监控机制。“两级监控”，即省公司对共享中心的会计工作规范化情况进行监控，共享中心对基层单位进行监控；“双向监控”，即共享中心对基层单位进行监控的同时，基层单位对共享中心进行监控。
第三，考核评价机制。对共享中心和基层单位会计工作规范化情况进行考核，形成管理闭环。
第四，信息系统支撑。一方面将会计工作标准和规范固化在信息系统中，形成强制执行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上述监控与考核机制，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和效率。
第五，操作规范支撑。编制共享中心业务操作手册，加强共享中心操作规范性。
（二）动态完善机制
为了确保财务共享服务能够在推进会计工作规范化方面切实发挥作用，青海公司建立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动态完善机制，实时监控会计工作制度、流程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随时补充完善。动态完善机制包括三方面内容：
1.建立组织体系
省公司财务部牵头组建会计核算规范化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省公司财务部主管核算工作的主任担任组长，会计处处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各单位会计核算业务负责人。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一是评估会计工作相关制度、流程等是否满足规范性管理要求，每年至少评估一次；二是组织会计工作规范性相关制度与流程的修订、增补工作；三是检查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
2.规范操作流程
与财务共享服务体系的完善同步，青海公司建立了会计工作规范性相关制度与流程的完善、修订机制，包括定期机制和问题驱动机制两类：
（1）定期完善机制：每年由工作小组组织对会计核算相关制度、流程、科目、政策等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完善、修订工作，并对完善后的效果进行跟踪、分析。
（2）问题驱动机制：共享中心及各单位在会计工作中发现标准化、规范化方面的问题均可通过监控机制、“呼叫与响应中心”提交至工作小组。对于紧急问题，工作小组随时组织分析，制订解决方案，及时调整执行；对于非紧急问题，每月进行汇总，提出解决方案，并对制度、流程等进行修订。
（三）多级监控机制
1.两级监控机制
（1）监控方式。第一级：省公司财务部通过定期与不定期财务检查、会计工作规范性调研、不规范事项记录等方式对共享服务中心会计核算规范性进行监控。第二级：共享服务中心在账务处理过程中对基层单位相关会计工作的规范性进行监控，对出现的不规范事项进行记录，定期向省公司财务部反馈。
（2）监控内容。监控的内容是纳入共享服务的、会计核算相关业务的规范性，如：单据使用正确性、审批程序完备性、原始凭证完整与合规性、报账合规性等。
2.双向监控机制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承担了公司主要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会计工作规范的重点。青海公司在财务共享服务体系中设置了“双向监控”机制，在共享中心监控基层单位的同时，基层单位也要监控共享中心业务处理的规范性。发现不规范事项时实时记录、反馈、考核。
（四）考核评价机制
为了确保会计规范性相关的制度、流程得到切实落实，公司建立了会计工作规范性考核评价机制。
1.考核评价内容
公司对共享中心及基层单位设置了三类共十个考核评价指标，并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值，保证会计核算业务的及时、正确、规范（见表1）。
2.考核评价周期：按月进行统计分析，按月通报；按季度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各单位的奖惩激励机制相衔接，形成管理闭环。
3.考核评价机构：评价考核由省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考核结果反馈至各单位财务部和人力资源部，由人力资源部兑现。
（五）信息系统支撑
对于部分会计科目选择、凭证摘要填写等能够标准化、规范化的会计核算工作，公司建立、拓展了单据与科目、凭证摘要的映射关系，在业务单据推送过程中自动生成会计分录及凭证摘要，进一步减少人为判断过程，降低了因会计人员工作失误而导致信息缺失及核算差错。
公司在《会计核算手册》的基础上，细化会计核算场景、提炼各类明细业务的会计处理模版，从2010年至今共有57个模板固化到系统中，保证了相同业务会计处理的唯一性，保障了会计报表的质量。
（六）操作规范支撑
为了提高共享中心和基层单位会计工作的规范性，公司编制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业务操作手册》，用于规范共享服务中心的业务操作。
《操作手册》的编制目的是为了解决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人员轮岗较快与服务质量要求高之间的矛盾。共享中心新上岗的人员通过查阅“傻瓜式”的操作手册，能够在短时间内熟悉业务流程和操作要求。《操作手册》以纳入财务共享服务的业务流程为主线进行编制，包括20类，共112个流程。每个流程的规范包括以下内容：会计分录、凭证摘要、必须的原始凭证附件、财务审核的内容、业务操作流程等。
四、共享服务对推进会计工作规范化的效果
对于企业集团而言，如何有效地提高会计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是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难点。青海公司在开展财务共享服务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会计工作规范化管理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制度体系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
财务共享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实施过程，就是会计工作逐步规范、标准的过程。公司通过开展财务共享服务，建立了会计工作规范性动态完善机制，形成了良性循环。通过共享服务体系建设，公司统一了线下单据、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了原始凭证、财务审核要求、会计分录、凭证摘要，加强了公司会计核算流程、单据和凭证的标准化与规范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二）标准与规范的执行力显著提升
加强制度规范的执行性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核心。公司充分发挥财务共享服务“业务集中处理”的优势，建立了多级监控机制，实现了“规范制订、规范执行和规范监控”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保证了标准与规范的落实。同时，公司通过信息系统固化、操作手册规范等方式，采用多种方法与手段强化执行机制，解决了标准化、规范化过程中“有制度、难落实”的痼疾，标准与规范的执行力显著加强。
（三）内部控制力度显著加强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社会规范松紧度；自尊；责任心；社会规范
分类号B848
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1.005
1引言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评价，是自我概念的评价性成分（邓小平，张向葵，2011）。高自尊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着积极而肯定的看法（蔡华俭，2006）。作为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尊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如促进幸福感和工作表现（Heimpel，wood，marshall，&Brown，2002；wood，Giordano-Beech，taylo，michela，&Gaus，1994），也被证实是不良情绪、焦虑、抑郁的保护性人格因素（张向葵，田录梅，2005）。自尊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在其维护和表达方式上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Schmitt&allik，2005；蔡华俭，2006）。自尊的表达受到了文化因素的调节，和文化密切相关（Song，Cai，Brown，&Grimm，2011）。作为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希庭，郑涌，李宏翰，2006），探讨社会文化规范在自尊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化存在于社会规范当中，而社会规范则是进一步引导人行为的重要因素（Rakoczy，warneken，&tomasello，2008；Schmidt，Rakoczy，&tomasello，2012；Zou，
morris，Lee，Lau，&Chiu，
2009）。基于社会规范，“松紧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pelto（1968）根据他对传统社会的研究发现，传统社会在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表达上存在着差异：“紧”的社会有着严格的纪律，清晰定义的规范，并且对违规者实施严厉的处罚；“松”的社会缺乏严格的纪律，社会规范比较模糊，并且对违规行为有着更高的容忍度。而对现代社会，学界较为接受的是Gelfand等（2006）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松紧度包括了两个核心成分，一是社会规范的强度；二是处罚的力度。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规范松紧度可以作为解释现代社会之间诸多差异的一个关键变量。与“松”的社会相比，“紧”的社会在社会层面上，存在更多的威权统治，更多媒体管制，更少的公民自由和更多的死刑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更多的强社会情景，对个体的行为有更多的限制和明确指导（Harrington&Gelfand，2014；Gelfand，
Raver，nishii，Leslie，Lun，Lim，
2011）。
从个体层面上，社会规范松紧度不仅体现了社会规范的强度与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另一方面，还反映了个体对外在社会规范的“松”或者“紧”的主观感知与认同遵守（毕重增，2016）。诸多研究也发现，从个体社会行为层面上讲，与“松”的社会相比，“紧”社会中的人们会表现出较高的防御性聚焦，较多的谨慎和冲动控制，对结构化的社会有更高的需求，并且有着较高的自我调控能力（Guan，Chen，Levin，Bond，Luo，Xu，Zhouetal.，2016；Harrington&Gelfand，2014；Realo，Linnamagi，&Gelfand，2015）。
在基于社会规范的研究中，从特质论角度入手，大五人格模型中的责任心被发现是与社会规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格特质。责任心指的是个体展现自律、尽责以及追求成就的一种倾向。与低责任心个体相比，高责任心的个体会去控制、调节、引导他们的冲动，更偏好深思熟虑，而不是即时满足的行为（Costa&mcCrae，1992）。从定义上讲，责任心本身就反映了个体对社会秩序的偏好以及对社会规范的服从（John，naumann，&Soto，2008）。有大量研究发现，高责任心个体具有规则服从的偏好，如企业或学校中制订的规则等（Smyth，mayor，platow，Grace，&Reynolds，2015；taylor，Bedeian，&Kluemper，2012），同时也被证实对社会秩序更为看重，且对主流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和规范有着更高的认同（DeYoung，peterson，&Higgins，2002）。而从其结构上讲，责任心包含的尽职和自律这两个子维度也被广泛证实与个体对社会道德和规范的遵守密切相关（Costa，mcCrae，&Dye，1991；Costa&mcCrae，1998）。最后，从其测量上讲，有学者通过对冲动控制和尽职的测量来间接反映责任心（Roberts，Chernyshenko，Stark，&Goldberg，2005），而冲动控制和尽职则被认为是个体在对社会规范认知和反应中十分重要的决策成分与行为表现。
本研究认为，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与“松”的文化相比，“紧”的文化更强调自律、秩序、延缓满足以及对社会规范的服从，培养出具有高责任心的个体，而高责任心的个体由于更适应社会规范强的文化，进而能获得更高的自尊。具体来讲，首先，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离不开文化的塑造和影响。特定的文化会培养出具有适应性的人格特质，而拥有这些适应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又会反过来巩固和强化已有的文化（Dressler，Balieiro，Ribeiro，&dosSantos，2007；Dressler&Bindon，2000）。社会规范松紧度较高的文化中，社会规范清晰、明确，违规行为很难被接受。浸淫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个体，其对外在社会规范松紧程度的主观感知和认同遵守就成了决定其能否做出恰当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当个体感知到的外在社会规范越“紧”时，就越需要做到对各种社会规范的遵守，也越能在不同的场合中依据恰当的社会行为标准行事，即具有高水平的责任心。其次，责任心与自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量研究证实，同低责任心个体相比，高责任心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水平（Robins，tracy，trzesniewski，potter，&Gosling，2001）。作为一种高阶人格特质，责任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根据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自尊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个体认为他们被周围他人所接纳、所认同时，就会体验到高自尊。因此，责任心高的个体，由于表现出了积极的人格特质，更容易受到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接纳与认同，也更容易发展出较高的自尊水平，这一点也已被证实（Hill，Besser，myers，Southard，&malkin，2013）。最后，社会规范能够强有力地影响人的行为（Higgs，2015）。遵守规范具有进化论上的适应性意义（Rakoczy，warneken，&tomasello，2008）。从趋利的角度来讲，通过遵守规范，个体可以更好的与他人开展合作，利用社会规范引导自己做出恰当的行为，增加了自己在所属内群体中的归属感，同时有利于得到他人的认同与接纳（Robinson，tobias，Shaw，Freeman，&Higgs，2011）。而从避害的角度来说，社会规范的遵守与否往往伴随着周围他人的社会评价（Salvy，Haye，Bowker，&Hermans，2012）。不遵守规范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群体内其他个体的排斥和厌恶（Baumeister&Leary，1995；Fehr&Fischbacher，2004），也有更高的风险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罚（Hermans，martens，Cort，pieters，&eelen，2003）。因此，与遵守规范的个体相比，违规者往往具有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体验。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主观感知到外在社会规范越紧的个体，越愿意去主动遵守相应的社会规范，这样更能得到周围他人的接纳与认可，从而形成较高的自尊水平；相反，主观感知到外在社会规范较松的个体，对社会规范并不会去主动遵守，这样会招致周围个体的排斥和不接纳，从而具有较低的自尊体验。总的来说，当个体主观感知到外在社会规范的松紧时，他们会通过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和遵守做出恰当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从而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其自尊水平，这可能就是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的内在机制。
2方法
2.1被试
来自三所大学的本科在校大学生203人，剔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202份有效数据，其中男生93人，女生108人；年龄范围在17～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8岁（SD=1.3）。
2.2工具
2.2.1大五人格量表责任心分量表
采用mcCrae和Costa（1994）等人编制的大五人格量表（neo-FFi）中责任心分量表（ConscientiousnessSubscaleofneo-FFi）。施测王孟成等人（2011）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中的责任心分量表，共8道题，6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6”（非常符合）。主要用于测量个体的责任心水平。其中一个题目反向计分，经转换后，取被试平均分作为量表得分。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α系数为0.82。
2.2.2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pullmann&allik，2000），共10道题目，5点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旨在测量个体的总体自尊水平。取平均分作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8。
2.2.3松-紧度问卷
采用Gelfand等（2011）编制的松-紧度问卷（tightness-LoosenessScale）进行调查。该问卷主要测查一个文化中的人们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和遵守意愿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容忍程度，如“在我国，如果有人的行为失当，他人会感到强烈的不满”等。总共6道题目，7点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取平均分作为总分。在本研究中使用毕重增（2016）的中文修订版，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71。
3结果
3.1社会规范松紧度、责任心和自尊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社会规范松紧度、责任心和自尊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松紧度和责任心与自尊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3.2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法（preacher&Hayes，2008）检验ab，该方法提供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估计，若区间估计含有0则表示中介效应不显著，若估计区间不含有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通过mplus7.0编写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设置1000次迭代。结果发现，社会规范松紧度通过责任心预测自尊的间接效应显著（a*b=0.06，Se=0.02，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2，0.11]），中介效应值为0.06。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0.06，Se=0.04，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2，0.13]），具体见图1所示。结果表明，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和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0.4%（ab/c），与直接效应的比为1.02（ab/c′）。
4讨论
4.1社会规范松紧度和自尊的关系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自我价值的评价及情感性体验，虽然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也受到许多文化因素的调节和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探讨文化对自尊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文化因素中的社会规范对个体自尊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感知的社会规范松紧度与自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社会规范松紧度是影响个体自尊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尊除了能维护心理健康以及带来高学业成就外，还能激励个体去遵守文化规范（Gebaueretal.，2015）。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指出，自尊来源于对文化规范的认同和服从，只有当个体信奉自己所处文化的世界观，内化并做到本文化所倡导的行为标准时，才能获得自尊（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arndt，&Schimel，2004）。中国社会是一个较为“紧绷”的社会（mu，Kitayama，Han，&Gelfand，2015），传统文化更多强调认真、负责、克制和自省，对个人行为具有高度的约束性。由于“紧”的文化更强调对社会规范的实施和遵守，因此，对“紧”文化下的个体来说，遵守文化规范，履行文化角色就为他们自尊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当个体重视文化规范所提倡的特质，内化外在标准后，不仅自身会体验到自尊，也会受到周围他人的鼓励和效仿，这也有利于他们保持一个积极的自我情感评价。
4.2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
虽然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归根结底，“紧”的文化只是为个体自尊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环境因素，而其对个体长时持久的行为倾向的作用，还有赖于其对个体自身的人格外源性改变和影响。本研究通过对社会规范松紧度、责任心和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责任心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人格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特定的文化会培养和发展出某些具有适应性的人格特质，而拥有这些适应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又会反过来巩固和强化已有的文化（Harrington&Gelfand，2014）。相较于“松”文化，“紧”的文化更重视纪律、服从、秩序、自我监控和责任，因此，有利于培养出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个体。DeYoung等（2002）通过对大二人格的研究也发现，由责任心、宜人性和神经质聚合而成的高阶因子稳定性与一致性呈正相关，而一致性反映的正是个体对社会预期和文化道德结构的服从。本研究还发现，责任心与自尊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erdleetal.，2009；orthetal.，2010）。这个结果也支持了文化契合假设，当个体自身重视的特质和文化提倡的特质相符合时，他们就能更好的适应这个文化（ward&Chang，1997）。总的来说，文化氛围的松紧性不仅为自尊的发展提供了一过性的情景，也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对其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社会文化规范的松紧度通过其对个体责任心的培养，引导个体重视并且履行文化标准，在个体满足文化预期时，才最终能够形成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积极评价。
4.3研究意义、不足和展望
国内关于自尊的研究不少，但鲜有研究从社会规范的角度考察文化对自尊发展的直接影响，也鲜有研究探讨人格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维度，责任心能够中介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影响。责任心高的人不但能自觉遵守社会秩序，服从社会规范，而且也会形成较高的自尊。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未来研究改善。首先，本研究测量的是被试的总体自尊，而自尊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不仅有个体自尊，也有集体自尊和内隐自尊，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文化对集体自尊和内隐自尊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只探讨了责任心这一个人格维度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后续研究中会增加其他的人格维度，以期拓展本研究；另外，前文中提到，责任心定子维度同社会规范可能具有更强的关系，本研究没有详细去探讨责任心的不同子维度在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影响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也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最后，虽然中介检验的结果显示，社会规范松紧度经过责任心影响自尊的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但这并不代表社会规范松紧度对自尊的影响就只是通过责任心这一条路径起作用。由于本研究只是对文化、人格和自尊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探索，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找出其他影响社会规范松紧度和自尊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发展出一个多重中介或调节的模型，以期更深刻的理解文化对自尊的影响机制。
5结论
本研究所得结论如下：社会规范松紧度与自尊显著正相关；责任心对社会规范松紧度与自尊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
参考文献
毕重增（2016）.有规则才有自信：松紧度感知与中庸思维的作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1），107-113.
蔡华俭（2006）.泛文化的自尊――基于中国大学生的研究证据.心理学报，38（6），902-909.
邓小平，张向葵（2011）.自尊与创造力相关的元分析.心理科学进展，19（5），645-651.
黄希庭，郑涌，李宏翰（2006）.学生健全人格养成教育的心理学观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3），90-94.
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Ⅲ：简式版的制定及信效度检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4），454-457.
张向葵，田录梅（2005）.自尊对失败后抑郁、焦虑反应的缓冲效应.心理学报，37（2），240-245.
Baumeister，R.F.，&Leary，m.R.（1995）.theneedtobelongdesireforinterpersonalattachmentsasafundamentalhumanmotivation.psychologicalBulletin，117（3），497-529.
Costa，p.t.，mcCrae，R.R.，&Dye，D.a.（1991）.Facetscalesforagreeablenessandconscientiousness：arevisionoftheneopersonalityinventory.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12（9），887-898.
Costa，p.t.，&mcCrae，R.R.（1992）.Revisedneopersonalityinventory（neopiR）andneoFiveFactorinventory（neoFFi）professionalmanual.odessa，FL：psychologicalassessmentResources.
Costa，p.t.，&mcCrae，R.R.（1998）.Sixapproachestotheexplicationoffacetleveltraits：examplesformconscientiousness.europeanJournalofpersonality，12，117-134.
DeYoung，C.G.，peterson，J.B.，&Higgins，D.m.（2002）.Higherorderfactorsofthebigfivepredictconformity：arethereneurosesofhealth.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33（4），533-552.
Dressler，w.w.，&Bindon，J.R.（2000）.thehealthconsequencesofculturalconsonance：culturaldimensionsoflifestyle，socialsupport，andarterialbloodpressureinanafricanamericancommunity.americananthropologist，102（2），244-260.
Dressler，w.w.，Balieiro，m.C.，Ribeiro，R.p.，&dosSantos，J.e.（2007）.aprospectivestudyofculturalconsonanceanddepressivesymptomsinurbanBrazil.SocialScience&medicine，65（10），2058-2069.
erdle，S.，Gosling，S.D.，&potter，J.（2009）.Doseselfesteemaccountforthehigherorderfactorsofthebigfive？JournalofResearchinpersonality，43（5），921-922.
Fehr，e.，&Fischbacher，U.（2004）.Socialnormsandhumancooperation.trendsinCognitiveScience，8（4），185-190.
Gebauer，J.e.，Sedikides，C.，wagner，J.，Bleidorn，w.，Rentfrow，p.J.，potter，J.，&Gosling，S.D.（2015）.Culturalnormfulfillment，interpersonalbelonging，orgettingaheadalargescalecrossculturaltestofthreeperspectivesonthefunctionofselfesteem.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09（3），526-548.
Gelfand，m.J.，Raver，J.L.，nishii，L.，Leslie，L.m.，Lun，J.，Lim，B.C.，…Yamaguchi，S.（2011）.Differencesbetweentightandloosecultures：a33-nationstudy.Science，332（6033），1100-1104.
Guan，Y.，Chen，S.X.，Levin，n.，Bond，m.H.，Luo，n.，Xu，J.，…Han，X.（2016）.DifferencesincareerdecisionmakingprofilesbetweenamericanandChineseuniversitystudents：therelativestrengthofmediatingmechanismsacrosscultures.JournalofCrossCulturalpsychology，46（6），1-17.
Harrington，J.R.，&Gelfand，m.J.（2014）.tightnessloosenessacrossthe50unitedstates.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11（22），7990-7995.
Heimpel，S.a.，wood，J.V.，marshall，m.a.，&Brown，J.D.（2002）.Dopeoplewithlowselfesteemreallywanttofeelbetter？Selfesteemdifferencesinmotivationtorepairnegativemood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82（1），128-147.
Hill，V.Z.，Besser，a.，myers，e.m.，Southard，a.C.，&malkin，m.L.（2013）.thestatussignalingpropertyofselfesteem：theroleofselfreportedselfesteemandperceivedselfesteeminpersonalityjudgments.Journalofpersonality，81（2），209-220.
Higgs，S.（2015）.Socialnormsandtheirinfluenceoneatingbehaviours.appetite，86，38-44.
John，o.p.，naumann，L.p.，&Soto，C.J.（2008）.paradigmshifttotheintegrativebigfivetraittaxonomyhistory，measurement，andconceptualissues.ino.p.John，R.w.Robins&L.a.pervin（eds.），Handbookofpersonality，thirdedition：theoryandResearch.newYork：theGuilfordpress.
mu，Y.，Kitayama，S.，Han，S.H.，&Gelfand，m.J.（2015）.Howculturegetsembrained：Culturaldifferencesineventrelatedpotentialsofsocialnormviolations.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12（50），15348-15353.
orth，U.，trzesniewski，K.H.，&Robins，R.w.（2010）.Selfesteemdevelopmentfromyoungadulthoodtooldage：acohortsequentiallongitudinalstudy.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98（4），645-658.
pelto，p.J.（1968）.thedifferencebetween“tight”and“loose”societies.transaction，5（5），37-40.
preacher，K.J.，&Hayes，a.F.（2008）.asymptoticandresamplingstrategiesforassessingandcomparingindirecteffectsinmultiplemediatormodels.BehaviorResearchmethods，40（3），879-891.
pullmann，H.，&allik，J.è.r.（2000）.theRosenbergSelfesteemScale：itsdimensionality，stabilityandpersonalitycorrelatesinestonian.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28（4），701-715.
pyszczynski，t.，Greenberg，J.，Solomon，S.，arndt，J.，&Schimel，J.（2004）.whydopeopleneedselfesteem？a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view.psychologicalBulletin，130（3），435-468.
Rakoczy，H.，warneken，F.，&tomasello，m.（2008）.thesourcesofnormativity：Youngchildrensawarenessofthenormativestructureofgames.Developmentalpsychology，44（3），875-881.
Realo，a.，Linnamagi，K.，&Gelfand，m.J.（2015）.theculturaldimensionoftightnesslooseness：ananalysisofsituationalconstraintinestoniaandGreece.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50（3），193-204.
Roberts，B.w.，Chernshenko，o.S.，Stark，S.，&Goldberg，L.R.（2005）.thestructureofconscientiousness：anempiricalinvestigationbasedonsevenmajorpersonalityquestionnaires.personnelpsychology，58（1），103-139.
Robins，R.w.，tracy，J.L.，trzesniewski，K.，potter，J.，&Gosling，S.D.（2001）.personalitycorrelatesofselfesteem.JournalofResearchinpersonality，35（4），463-482.
Salvy，S.J.，delaHaye，K.，Bowker，J.C.，&Hermans，RoelC.J.（2012）.influenceofpeersandfriendsonchildrensandadolescentseatingandactivitybehaviors.physiology&Behavior，106（3），369-378.
Schmitt，D.p.，&allik，J.（2005）.SimultaneousadministrationoftheRosenbergSelfesteemScalein53nations：exploringtheuniversalandculturespecificfeaturesofglobalselfesteem.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89（4），623-642.
Smyth，L.，mavor，K.i.，platow，m.J.，Grace，D.m.，&Reynolds，K.J.（2015）.Disciplinesocialidentification，studynormsandlearningapproachinuniversitystudents.educationalpsychology，35（1），53-72.
Song，H.，Cai，H.，Brown，J.D.，&Grimm，K.J.（2011）.DifferentialitemfunctioningoftheRosenbergSelfesteemScaleintheUSandChina：measurementbiasmatters.asianJournalofSocialpsychology，14（3），176-188.
taylor，S.G.，Bedeian，a.G.，&Kluemper，D.H.（2012）.Linkingworkplaceincivilitytocitizenshipperformance：thecombinedeffectsofaffectivecommitmentandconscientiousness.JournaloforganizationalBehavior，33，878-893.
ward，C.，&Chang，w.C.（1997）."Culturalfit”：anewperspectiveonpersonalityandsojourneradjust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21（4），525-533.
wood，J.V.，GiordanoBeech，m.，taylo，K.L.，michela，J.L.，&Gaus，V.（1994）.Strategiesofsocialcomparisonamongpeoplewithlowselfesteem：Selfprotectionandselfenhancement.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67（4），713-731.
Zou，X.，tam，K.p.，morris，m.w.，Lee，S.L.，Lau，i.Y.m.，&Chiu，C.Y.（2009）.Cultureascommonsense：perceivedconsensusversuspersonalbeliefsasmechanismsofculturalinfluenc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97（4），579-597.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7
刑法信条学（教义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1]，其以刑法规范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用刑法的概念演绎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服务于刑法规范的正确适用与解读。
概念有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分，刑法学概念亦然。事实概念与客观及描述相连，而规范概念连接着价值与判断，但对于两者的理解却又依赖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犯罪构造理论由一系列刑法基本概念所构成，其作为刑法学理论的基础与内核，是刑法学理论全景的缩略图，是展现刑法学理论动向的重要窗口。在三阶层犯罪构造理论中，犯罪是一种符合行为构成、违法且有罪责的行为[2]。因此，在这一刑法学理论体系下，“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概念占据着刑法学基本概念的位置，而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成为刑法学的重要任务。在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使用不同的概念对此进行描述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多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但对“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等概念进行研究也绝非没有意义，通过对这些概念的研究，了解其历史及现状，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探寻适于中国的犯罪构造理论体系的构建。
[hs（3][hth]一、行为概念理论
[htss][hs）]“无行为则无犯罪”是一条古老法谚，其彰显了行为对于犯罪成立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现代刑法学基础的行为概念，其在发展中被赋予了诸多功能，概括来说有为应受刑罚惩罚的举止行为提供上位概念的基础功能；作为沟通构成要件“脊椎”的连接功能以及将不能为刑法评价的事物加以排除的区别功能[3]。然而，如此重要的行为概念的界定，却在刑法学界久经争论，至今尚无定论。回顾行为概念的理论沿革，围绕行为概念功能的发挥主要存在以下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理论：
（一）自然行为论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贝林首创自然行为论。受自然科学的重要影响，刑法学家试图将人的行为理解为外在的自然过程。李斯特认为“行为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任意举止行为”[1]149。其中，任意是指“导致肌肉紧张或放松的心理活动”[4]。自然的行为概念能够很好地实现行为的区分功能，即将动物行为、单纯的思想及条件反射行为等排除在刑法之外。但在基础功能的发挥上却遭致了批评，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为的范围过于宽泛，使任意的与结果有关联的举止被包含入行为之中，另一方面它在解释不作为特别是忘却犯上遭遇了阻碍，因为在不作为中结果的出现并非行为人直接导致的，不存在“肌肉紧张”，而忘却犯的行为人甚至缺乏思想意义上的意志，因此我们说自然行为论在基础功能的实现上是存在问题的[1]150。
自然的行为概念，将客观外部世界的“改变”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显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在这里行为相对于行为构成是中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评判性因素，但这种把行为的概念描述为神经或肌肉的紧张活动，不仅非常怪诞，也难以
具有说服力，难以撑持起整个刑法体系，难怪贝林说自然的行为概念是“无血的幽灵”。
（二）目的行为论
鉴于自然行为论视域下行为概念存在的功能性缺失问题，目的行为论者试图通过对行为概念加以改造，并以此为基础搭建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从而将行为概念重新归置于刑法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一理念率先由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韦尔策尔所倡导。他认为，行为是在目的意志的控制下，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有目的地受操纵的事件，即对目的动作的实现[4]69。与自然行为论相比，目的行为论将对行为的考察从客观外在的身体举止转移到了主观内在的目的活动，放弃了将行为视作单纯的身体举止，选择在目的性意义上对行为进程进行事实性描述[5]。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两者均是从存在论的视角对行为进行界定，因此目的行为论中的行为依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
张小旭，于浩：刑法学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嬗变——基于刑法信条学上犯罪构造理论的考察
目的行为概念的提出撼动了整个刑法体系。自然行为论主导下原本属于罪责类型的故意和过失，作为行为类型个别化的必备要素而被纳入行为构成的组成部分，并导致了包括错误理论在内的诸多理论的变动，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犯罪体系向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但同时有批评意见指出该行为概念不能将刑法上的行为类型完全涵盖，至少在不作为上是缺乏解释力的。由于不作为对于后果的产生并非原因，亦无引导原因过程，因此不可能是有目的地进行行为。在作为犯罪中，对于无意识的过失行为也存在解释的困难。对此，韦尔策尔认为无意识的过失是自然人行为的“有待完善形式”，其构成行为通过盲目的因果关系实现。但是，无意识的过失在盲目的目的（潜在的目的性）促使下行为，和故意行为目的的现实性存在重大区别。因此韦尔策尔对将过失性行为纳入目的行为论的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达致其所期待的效果[1]152。
（三）社会行为论
无论是自然行为论还是目的行为论都存在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它们均基于存在论的立场，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将行为看作一个自在的因果过程。后出现的社会行为论转向价值论的立场，引入社会性要素，从规范的角度界定行为，即行为是由人的意志控制或者可以控制的具有社会重大意义的各种举止[2]79。因此，社会行为论注重对行为价值的判断，行为的客观载体非关键所在，价值上的“社会重要性”判断更显重要，行为概念至此发生从事实概念到规范概念的重要转变。
规范的行为概念，解决了既有行为论存在的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因为所有的犯罪性举止行为都能很容易贴上社会现象的标签，并且对行为的评价也是与社会性相联系的，因此更有利于行为概念基础功能和连接功能的实现。但规范行为论也存在其自身难题。首先，由于社会行为概念纳入了价值评价的规范性要素，其以往作为行为的中立性立场发生偏移，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本质上的相互交织，彼此依赖，使得社会性评价似乎更应置于行为构成而非在其之前，因此行为概念与行为构成之间的界限便变得模糊不清。再者，有批评意见指出行为存在具有社会重要性和不具有社会重要性之分。因此，社会重要性作为行为的评判界分因素，缺少它不是不存在行为，而仅仅是没有社会意义[1]156。
（四）人格行为论
人格行为论为罗克辛等刑法学者所倡导，在此理论下，行为被界定为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罗氏认为“行为首先是能够归于作为心理和精神的动作中心的自然人的一切。但是，这一切不涉及仅仅从自然人的身体范围，即‘物质的，有生气的，动物性的存在领域’产生的，还不是处在‘我’这个自然人精神的和心理的控制下而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想和意志冲动当然属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领域。但是只要它们停留在内心之中，并且不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时间发生关系，那么，它们就不是人格的表现，并且因此不是行为。”（参见：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人格的行为概念强调表现为人格的载体，因此人格表现的标准不仅存在对“表现”的判断，更有“人格”的评价，而对于后者，虽可借助于经验性事实进行判断，却也难以
摆脱其规范性概念的本质。出于人格行为概念这一规范性性质，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情况下失去了其作为位于构成要件之前的中立性，而发生了与行为构成的部分重叠。在评价不作为这种身体上的“无”时，则必须借助于行为构成的社会性评价，因此将行为与行为构成之间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
行为概念的规范性因素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是否定的行为概念（也称规范行为论）的产生。此说以抽象出一个当然包含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概念为旨归，在这一行为概念下行为的事实性荡然无存，使对行为的判断完全依赖于价值的判断，实质上意味着对行为概念的彻底放弃。虽有利于解释刑法上的不作为，却也走向了极端的规范性，使行为概念本应承载的功能受到了损害。
通过对行为概念理论源流的梳理可知，行为概念的演变过程亦是行为概念中事实因素和规范因素不断调整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为纯粹的事实概念的“行为”还是作为纯粹的规范概念的“行为”都难以达到完满实现其功能的目标。
二、行为构成概念理论
纵观行为构成理论发展的历史，是原本价值无涉的、客观的描述性行为构成逐渐开始承载价值，吸纳大量主观的和规范性要素的历史，是行为构成向违法性靠近的历史[6]。
（一）记述性的行为构成
理论上，一个行为举止，如果与法定构成要件中的在犯罪典型上的不法描述相一致，便构成一个行为构成符合性[7]，这种行为构成要件的提出需要追溯到贝林。1906年，贝林提出其独特的犯罪构造理论，他将行为作为犯罪的上位概念，将行为构成符合性置于与违法性、责任并列的行为的特性[6]29。指出构成要件（行为构成）是行为之外部特征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其意味着一种犯罪类型的轮廓，即确定犯罪类型的各要素的综合[7]70。贝林意在通过将行为构成纳入犯罪成立要件将法官牢牢地约束于制定法之上，为刑法规范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创建刑法理论的支持。因此，贝林创设的行为构成概念具有客观性和无价值性特征。客观性意味着行为构成仅仅包括刑法法规的客观要素。因此，所有的主观状况包括故意、过失以及后来所说的主观违法性要素均被排除在行为构成之外，而被置于罪责的框架之中。无价值性意味着贝林的行为构成是描述性的事实概念，因此即使确定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也并不能直接导出其具有违法性的结论。
但是，随着
对主观行为构成以及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研究的深入，贝氏的行为构成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均受到动摇。前者体现在许多犯罪类型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对于犯罪类型的成立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目的犯罪之中，主观目的存否往往直接决定不法的有无及类型。后者在于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的认识打破了行为构成无价值性的立场，人们发现完全排除规范性要素，作为纯粹的事实性概念的行为构成，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淫秽物罪，在认定行为构成符合性时对“淫秽物品”的判断，实质上包含了事先进行部分违法性的评价。甚至是那些看似纯粹的事实性概念，也可能是带有规范色彩的。如对于“自然人”这一事实概念，从哪个阶段开始便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自然人则需要法律的事先评判与确认。
（二）规范性的行为构成
规范性行为构成的倡导者是麦耶。他认为，在行为构成之中，不仅包括外部的客观要素和内部的主观要素，还存在具有决定价值之意义的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根据麦耶的观点，行为构成仅仅是认识的根据，一种对违法性的征表，而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则是确立违法性之情节，是真正的违法性要素，同时由于其又是故意的认识对象，所以规范性构成特征又属于行为构成因素。这样，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就具有双重地位，跨越于行为构成与违法性之中，而行为构成的无价值性亦得以打破[1]184。继麦耶之后，格林胡特将规范性行为构成划分为关涉刑法规范思想以及需借助一般生活经验和原则进行评断的两种类型性概念，前者如财务的“他人性”，后者如物品的“淫秽性”。e·沃尔夫则认为，所有构成要件要素在概念上皆具规范性，但非皆具违法性评价之属性[6]39-40。因此，行为构成不再是单纯的无价值描述，而是规范性和事实性因素缠绕的结果。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确定往往会与违法性的判断发生交错。
规范性行为构成的发现不仅是对行为构成的进一步认识，也使得行为构成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化。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的存在，使得行为构成符合性不再是单纯的认识对象，而是违法性存在的根据，行为构成符合性与违法性之间的关系靠近了。自此，行为构成不仅具有故意的规制功能、犯罪类型的个别化功能，还具有了违法性的推定功能，即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如果不存在正当化事由，即可肯定其违法性的存在。/
三、违法性概念理论
犯罪行为必须是实质上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但也确实存在那样的情况，行为符合了某一犯罪的行为构成，却在实质上为法律所允许而需排除其不法。由于刑法规范表述上的局限性，仅仅根据行为构成，尚不能武断地肯定行为的违法性。因为“承认违法性是犯罪的概念特征这一命题，以及对那些取消行为的违法性特征的情况进行更加仔细的领会，是一个缓慢而远没有结束的刑法科学发展的结果”[8]。从而阐释了在犯罪构造的违法性这一范畴内，主要是处理违法性阻却问题。
（一）形式违法性
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9]。这里的法仅限于刑法规范的范畴。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形式违法性是通过符合行为构成要件而自然获得的，理论上只要举止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且不具有法定正当化时，即具有违法性。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的根据是法规范。
（二）实质违法性
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提出了“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他指出：“实质的违法是作为危害社会的（反社会或者对社会有害的）举止的行为……违法性的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有时是一种对法益的破坏或者危害”[2]173。据此，违法性概念主要指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的侵害。在这里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危害社会性概念无疑是规范性的，其需要借助于一般的生活经验、世界观的原则为基础进行价值考虑。德国刑法语境下的违法性是对某一具体行为所做出的法律上之正确性或错误性评价[10]，在此作为实质违法性概念上的“法”具有不止于实定法的宽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法的秩序。基于这些特点，实质违法性概念在考察行为的违法程度，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与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以及合理确定正当化事由的根据与范围这些方面更为有利[9]110。
1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
关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主要存在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的争论。规范违反说以法规范违反之视角界定违法性的本质，为宾丁首倡，他将法规范与规范区别开来，前者指刑法分则条文，后者则是隐藏在刑法法规背后的社会伦理规则。据此，宾丁认为，犯罪违反的是先于刑法条款的规范而非以条文形式体现的刑法规范[11]。麦耶在此基础上提提出的文化规范违反说，使规范的外延延展至包括农业、军事、学术、文化规范等多种规范的综合。威尔泽尔则走得更远，其将违反规范定位为对观念价值的违反，把违法的本质视为偏离社会生活秩序的无价值状态[12]。与规范违反说相对立的是法益侵害说。贝卡利亚曾提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13]。从社会效果上对犯罪的本质加以揭示，李斯特正式提出了法益侵害说。在法益侵害说理论下，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法益即是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
总之，不管是规范违反说还是法益侵害说，违法性的判断依据都是一种隐藏在刑法背后的抽象利益与价值。对于实质违法性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排除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实现。排除违法性的根据是所谓的“社会正确性”原则，即社会在正确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所遵循的原则[2]172。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正确性又会涉及到一个界定标准的问题，这个便是规范概念必然出现的主体性与不确定性的弊病。这样不仅容易产生使用“一种法律之外的‘实质的’标准”来改造犯罪成立的条件，而且容易支持任意解释和扩大解释。随着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牢固确立，其限制与保障作用的发挥必然导致对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作为排除违法性根据的正当化事由也应“有据可循”，以确保刑法的可预见性。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普遍采用通过法律对正当化事由进行明文规定的形式作为排除违法性的根据。而关于正当化事由的范围，则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下限制不一[2]175。
对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关系，理论认为，一个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可以因为符合行为构成而取得形式违法性，但却不能因此肯定实质违法性；同样地，在一个行为不符合行为构成的情况下，不能以实质违法性为由肯定形式违法性的存在，这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当然，违法性概念作为对行为进行的价值评价，不管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都是属于一个规范的概念范畴。通过违法性这一阶层的评价，那些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即被确认为不正确的而宣示其为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才能考虑在刑法上对行为的归责问题。
四、罪责概念理论
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罪责是犯罪成立的一个要素、一个条件，且另一端连接着刑罚。根据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只有当行为人有罪责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科处刑罚，罪责是动用刑罚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不是每一种社会状态中都存在罪责原则，人类关于罪责的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曾写到：“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8]265。回顾刑法学历史上罪责理论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及进一步规范化的理论演变，这种理论演变的持续性状态至今尚未画上一个句号。
（一）心理责任论本文由收集整理
19世纪，刑法信条学上的罪责概念才得以与违法性概念清楚地区别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刑法学者试图将所有的法律概念都归结为在自然科学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的经验性事实，并因此发展出后来的“心理责任论”。此学说认为，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时还不能够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同时存在主观的心理联系时，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行为人在主观上与结果的关系就是罪责。心理责任论上的罪责概念与心理事实等同，故意与过失视为罪责的种类[7]219。心理责任论认为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心理事实，是能够查明的，从而把责任限定在主观上可以被查明的对象上。
然而，心理责任论对罪责本质的理解不够科学和细致。其将罪责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对客观事实的评价，也没有确立起罪责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而事实上，罪责也不可以完全理解为就是主观现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没有认识的过失，在发生该种过失时，犯罪嫌疑人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那些最后充当罪责之基础的情状。而且，像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险、防卫过当以及归属上的无能力这类排除责任的事由，影响的虽然是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但却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情状之上的[14]。
（二）规范责任论
20世纪初，心理责任论受到了动摇，原因是有观点认为罪责并不是一种心理关系，而是对心理状态的规范评价。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弗兰克从对人的主观进行价值评价出发，提出了“规范责任论”。他在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造》中指出：罪责是行为人在违反义务的意志形成上所存在的非难可能性。此外，弗兰克在故意过失之外，将附随情状的通常性这一概念纳入罪责的要素，认为即使是在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罪责亦非具有必然性，因为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关系到罪责的有无及大小。显然，这里的附随情状的通常性不是对主观心理的描述，而是对客观情况的规范判断，从而打破了刑法学上“违法是客观的、罪责是主观的”这一既定观念。同时，弗兰克将责任能力吸纳为罪责的要素，形成了全新的有责性阶层：责任能力、罪责形式、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在此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提出，罪责的本质不是行为人的心理事实，而是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15]。
在规范性罪责概念的基础上，目的性行为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中分离出来，故意、过失从罪责中排除出去而进入到行为构成之中。威尔泽尔认为，故意作为纯意志的实现，并不是罪责的要素，而是罪责评价的对象。而对于违法性意识的体系性地位，由于威尔泽尔将错误区分为构成要件的错误和禁止错误，并认为前者阻却故意，后者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阻却责任，因而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责任的构成要素。至于责任能力与期待可能性，依然是罪责的要素[16]。通过这种方式，罪责概念作为行为的可谴责性标准担当起纯粹的价值评价性功能在三阶层的体系中得以确立。如前所述，在弗兰克的规范责任论下，有责性阶层同时包含了心理事实和对心理事实评价，是一种综合性的、或者说是折中的构造；与之不同的是，目的主义体系下，有责性阶层只剩下了对事实的规范评价。从此意义上说，它贯彻了“逻辑上连贯一致的纯粹的规范责任学说”[1]561。
根据规范责任论，罪责的本质在于行为及行为意志的可谴责性，即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的价值判断。罪责的重要内容是，“不应当实施违法行为”的规范性评价[9]224。与心理责任论相比，规范责任论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作为罪责的规范性要素。以规范的责任理论为基础，刑法学者们继续着对罪责概念的规范性探索，其中尤以罗克辛的实质性罪责概念和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令人印象深刻。
（三）罗克辛的实质责任论
罗克辛认为规范的罪责概念下的罪责作为一种不涉及单纯的心理上的案件事实，而是区别于违法性的对行为构成的评价。但这只是对一个层面作出判断，即在刑法之下，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前提即刑法谴责的必要性则不予提及。罗克辛认为，虽然通常情况下罪责与刑罚并存，但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成立。为解决这一困境，罗克辛提出了预防必要性的概念，并将其引入罪责领域。强调行为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才具有责任[1]557。据此，罗克辛将传统的罪责理论扩张为责任理论，即责任阶层同时包括罪责和预防必要性两个要件，并使得责任的判断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责，如果没有，直接排除答责性；如果有，则进入对预防必要性的判断，如果没有预防必要性则排除答责；如果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则行为人便具有责任。
在罪责的实质内容上罗克辛主张将其理解为不顾规范可交谈性的不法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具备罪责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在实施构成要件上的不法行为时，能够正确理解规范的实际内容。第二，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具体的案件中，只有确认了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将行为人作为“自由的人”来处理。根据罗克辛的观点，罪责是兼具经验和规范因素的概念。一方面，需要借助可感知的科学检测方法，确定行为人的自我的控制能力，进而确定规范的可交谈性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认定实质上并不取决于经验性现实，因为行为人在事实上能否具有认知能力、控制能力是不确定的。因此，规范的评价进入可交谈性的边缘范畴变得必要，其为可交谈性的事实确立起固定的标准，行为人在被确认具有合法行为的可能性的同时确证其具有罪责[1]570。
（四）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
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在行为人忠诚于法律就能形成不实施违法行为的优势动机，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责任”是对行为人的违反法规范的意志形成所进行的谴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根据就在于：行为人通过其行为已经表明他缺乏对法规范的忠诚。刑罚的目的，就是确证法规范的有效性，即通过法规范的稳定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当社会需要“责任”发挥功能时，就会让行为人承担“责任”，社会足够稳定，无需“责任”发挥功能时，行为人就无“责任”。因此，“责任”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符合目的地制造出来的，其依附于刑法的任务。
罗克辛答责性体系与雅各布斯的责任体系都是奠基于规范论的立场。但在这场对存在论责任体系进行改造的活动中，雅各布斯显然走得更为遥远。他将刑法的目标建立在纯粹的规范秩序之上[17]，即强调对规范的绝对保护。由此，刑罚不是取决于从行为人的能力中导出的答责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14]92。但是，这种纯粹规范性的“对法律忠诚的训练”属于一种外延模糊的概念范畴，造成一种对刑法信条学的颠覆。其可能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按照一般预防的需要来确定罪责，因此只有在侵害规范而导致的冲突可以用刑罚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时，才承认罪责阻却事由[1]567-568。其次，这种基于社会需要的刑罚立场将导致个人沦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而这是有违人类尊严的。再次，作为犯罪本质的规范侵犯并没有经验性地加以把握的内容，而仅是一种纯粹的归类，这样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如此，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14]88。/
总之，人们
不可能纯事实地回答“责任是什么”的问题。责任总是与人的主观心理事实相联系，但是，责任并非人的主观心理存在本身，责任是对人的主观心理的评价。因此，要从规范的角度，评价所存在的主观心理是否应该，是否应对行为承担罪责；同样，人们也不可能纯规范地回答“责任是什么”，因为责任的评价奠基于主观心理事实的存在，它往往涉及对行为人具体责任能力与主观心理的审查，然后做出责任的评判。因此，责任的概念从一种心理事实的概念走向一种对心理事实评价的发展概念，其对于事实和规范的相互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全力研究的重点。
五、结语
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目的主义犯罪体系、目的理性的犯罪体系，刑法教义学经历了从强调对行为的主客观事实进行认识到对对象事实进行分析评价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脉络恰好印证了法学研究中法教义学的发展轨迹。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在发展当中一开始是以罗马法这种“神圣”法律文本为解释对象，秉持着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与方法来研究法律。因此，人们将法教义学理解为“价值中立”的解释工具[18]。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会计
农村会计委托制是指在保障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属全体村民所有的基础上，确保村（社区）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四权”不变的情况下，村民（社员）在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与乡镇设立的会计记帐机构签订委托记账协议，对村级财务实行统一制度、统一审核、统一记账、统一公开、统一建档，并在在固定时间由各村派出报账员把与村财务运行相关的资料送到乡镇会计记帐机构记账的制度。本文通过对达州市大竹县清水镇村级会计核算中心的调研，试图探讨当前村级会计委托的运行状况以及给出一定的建议。
一、大竹县清水镇会计核算中心概况
（一）会计核算中心的建立
清水镇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是该县建立会计核算中心的典型代表。为了加强村（社区）集体财务管理，推动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维护农民和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达州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村级会计核算中心推行服务制的意见》，大竹县清水镇从2011年开始正式建立村级会计核算中心，出台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村级会计核算中心全面推行服务制的实施办法》。2012年，会计核算中心开始正式运行，于2013年检查验收。
（二）会计核算中心的机构设置
在清水镇建立村级会计核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统一辖区内村（社区）财务会计的记账和核算工作，监督村级财务管理。同时，取消了村（社区）会计，各村（社区）只设报账员1名（由副主任担任），负责全村及各社的收入解缴及支出报账工作，各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只设一名经办人员（各组长担任），负责该社向村上的收缴、报账工作。会计核算中心设置岗位为：主任1名，会计2名，出纳1名，该中心工作人员从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具有会计从业资格或从事财务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中调配。
（三）会计核算中心的主要工作
会计核算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村级会计核算，按照《会计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四权”不变的原则，村级会计核算。其具体工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村级会计账簿，规范账务处理程序和会计核算。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指导下，建立规范的村级会计账务记帐工具，保证各村按照统一的要求，在中心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这也是中心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第二，进行会计资料、资金的安全保管工作。过去由各村各自保管的会计资料、村集体资金等现在统一交由记帐中心保管，村集体需要使用资金时再凭相关的手续到中心领取。4、编制村级财务会计报告，及时报送县财政、农业部门及村委。为保证会计记帐中心运行状况的透明性、及时性、规范性，建立了相应的会计报告送报机制。5、指导村报账员工作，并组织业务培训。建立制度是中心运转的第一部，但如果空有制度，处于执行主体之一的各村如果不了解制度如何运行，制度也只是一个空壳。为了让会计制度切实的运转起来，中心派出人员对村报账员进行指导培训，确保他们能胜任报账员的工作。6、制定符合本镇实际的财务制度和收支管理的各项办法，实行规范化管理，协助镇财政所做好上级政府及部门拨到各村（社区）资金的监督管理，执行好财经制度及各项惠民政策。7、村级消赤减债工作，管理村级债权债务。在村委会或集体组织对农村进行管理和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一定的村级债务，由于过去财务管理不规范，村级债务也是农村经济中的一大问题，争对这种状况，对村级赵武的管理也是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
二、村会计核算中心制度取得的成效
（一）规范了农村财务管理。在进行会计委托记帐之前，清水镇与大竹县其他乡镇存在着财务状况较为混乱，票据、账目不规范等问题。在建立新会计委托记帐之后，通过统一会计核算，统一会计软件，规范收支凭证，统一表格样式，建立财务收支预算管理制度，财务保修流程及授权审批制度等方法，改变了过去诸多混乱，不规范的状况。（二）切实确保了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集体资产不会被相关人员随意挪用。在记帐中心为各个村开立了专门的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规定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工作必须坚持民主管理原则。由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定村（居）委会重大财务活动和财务事项。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财务活动和财务事项，包括集体土地的承包和租赁、集体企业改制、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村组公益事业经费等，必须经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设立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小组，对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三）改善了党群关系，有利于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随着村级会计核算中心的建立和规范有效的运行，大竹县清水镇基本实现了阳光财务，村干部挪用村集体资金用作私用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我们在对村民的访谈中也证实，村上的财务状况是公开的，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的运行非常放心。这使得干群关系得到改善，村民对村干部信任度增加。
三、村级会计核算中心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一）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有的村依然存在着账目不全、不实、不规范，没有台帐等问题。这使得管理中存在一些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管理是一种隐患。（二）管理队伍不稳定，现会计核算中心的人员为7人，都是从其他部门抽调，工资由各部门发放，而这7人要承担14个村的财务工作，工作量较大，人员也不够不稳定。（三）现在会计良好运转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清水镇各村的资金量不大，各个村产业较少，收入来源单一简单。如果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的管理方式恐怕难以胜任。现在虽然有会计记帐，但没有规范的评估、审计等环节，并且人员数量太少，难以应对将来更为复杂、专业的会计工作。（四）会计核算中心负责村财务工作的计算机直接与互联网相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由于条件限制，中心的电脑没有与互联网隔断，这导致了各村的财务状况有被泄露的危险，如果有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心进行攻击，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四、完善会计核算中心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会计核算中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争对中心人手较为缺乏，人员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完善用人机制，保障中心人员的稳定。二是争对部分村财务尚不规范的情况，继续规范服务，建立完善的审计机制。三是争对网络完全存在的隐患，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如有条件可建立独立的网络平台，加强网络安全。（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9
1．教育工作者自我修身养性的伦理规范“修身进德、正己立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典范。孔子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讲过：“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韩愈讲过：“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条件，教师作为专职教育工作者，首要条件是心理健康、人格完善、富有爱心、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教育活动中拥有道德上的善意和爱心。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人对人的影响、人对人的引导和人对人的期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知识、文化、经验、思想、技术等产生的社会往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教师作为专职教育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健全的、友善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当教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一个充满人性关怀、教育之爱和生命正能量的人，他们才具有影响、引导、教化学生的资格和条件，他们自身的品格、素养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教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尤其是一个具有“美善”品格的人，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交往和修炼，以不断提高自身的志趣、能力和素质。譬如，教师要引导学生热爱知识、学习知识，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参悟知识。要引导学生追求真理，自己就得探索真理。要引导学生“立学”、“向学”，自己就得“好学”、“善学”。要引导学生感知、鉴赏美好，自己就得懂得、辨识美好。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拥有真性情、真才学、真本领，他们心智健康、人格健全、思想敏锐、情趣高雅、情感丰富、多才多艺。因此，政府、社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坚决将那些学识浅薄、能力低下、自我封闭、心胸狭隘、情趣低下、品德恶劣的人，拒之于教育工作者的行列之外。譬如，1975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颁布的《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提出，“教育专业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国家和国民，基于这种信念，教育工作者必须竭尽全力提高专业标准，促进鼓励行使专业判断的风气，争取条件以吸引值得信赖者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帮助阻止不合格者从事本专业”。
2．教育工作者作用于教育对象的伦理规范这是教育伦理规范的重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对教师规范强调最多的内容。教育工作者作用于教育对象的伦理规范，是相对狭义的教师伦理规范。教师除了具备自我规范性道德之外，其主要的伦理行为直接同教育的对象即学生相关联。如果说教师修身养性的道德是教师伦理规范的内修或者储备，那么教师作用于学生的伦理行为就是教育伦理规范的外化或者实践。教师作为专职人员，其自我修炼、修身养性、陶冶情趣等主要不是为了独善其身、孤芳自赏，而是要转化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去，直接引导、促进、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反之，如果教师的教育行为延缓、阻碍、压制了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就违背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教育伦理规范。譬如说，在科技、经济等领域，“优胜劣汰”是法则、规律。而人的教育则不能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每个学生在教师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拥有学习、发展、成人、成才的权利。“公平教育”、“因材施教”、“激发潜能”、“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差异和特点”、“不让每一个孩子掉队”、“着眼学生的终身发展”，等等，都应该是教育工作者从事本职工作重要的伦理规范。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第3条提出，“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美国《教育专业伦理规范》规定：“教育工作者相信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而认识到追求真理、力争卓越和培养民主信念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些目标的根本在于保障学和教的自由，并且确保所有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教育工作者接受这种职责以恪守最高的伦理标准。”
3．教育工作者从事专业和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教师伦理规范除了自我修养的伦理规范和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伦理规范，还有广义的从事专业和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如教师同行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教师与朋友之间、教师与社会各方面交往活动中的伦理规范，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政策咨询、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教育工作者从事专业工作的伦理规范包含教师自我修养的伦理规范和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伦理规范，但教师的专业伦理不仅体现在自己和学生身上，局限于较为狭窄的活动对象和时空范围，更体现在教师参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反映出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具体的、真实的人的伦理生活和道德面貌。从此意义上讲，教师的家庭、社会身份伦理或者家庭、社会角色伦理，具有更加真实、更加开放、更加丰富的价值和功能。
二、教育智慧伦理的价值和功能教育规范
伦理是教育伦理生活的基础保障，具有基本性、明晰性、条理性、约束性等重要特征。它有利于形成教育伦理制度，构建教育伦理秩序，规范教育伦理生活以及建立教育伦理评价体系。教育工作者以教育规范伦理为纲目，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等方式方法，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业、思想、情感和人格等方面获得发展。教师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学生，促进人的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然而，在现实教育生活中，教育规范伦理并不必然导致好的、善的、美的教育行为。“口头上、墙壁上的规范”往往流于形式，形同虚设，难以转化为教师真实的、具体的、美好的教育伦理生活。由于现实教育生活具有时代性、人为性、开放性、情境性、复杂性等重要特征，常常会出现这样两种现象：一是教育工作者不自觉、不自愿遵守教育规范伦理，甚至违背教育规范伦理，导致教育规范伦理的价值偏移、底线下滑、功能虚弱。二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缺乏更高层次尤其是立足于教师道德主体自觉的信念、方向和目标。由于教师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自由性、智慧性、创生性等方面的缺失，制度、文本、应然、显性、静态意义上的教育规范伦理，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价值，发挥其功能，产生其实效。这就需要一种更具现实性、存在感、动态化、生成性的伦理力量———“教育智慧伦理”去推动、提升、改进、完善教师的伦理生活。概而言之，教师的教育智慧伦理是在教育规范伦理基础上的应用、拓展、提升、深化，是教师主体性、创生性、发展性以及生命开放形态的伦理实践，也是教师道德实践或者伦理生活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教育智慧伦理是教育规范伦理具体、合理、明智的应用与转化，是教师在实践中“化规范为人格、化人格为修行、化自律为群享、化知德为智善”的过程。
1．化规范为人格———从义务的道德到主体的道德伦理或道德价值的主体化是书面或观念形态的道德义务转化为真实的、具体的、情境的道德行动的前提。否则道德义务和道德行动就可能是缺乏内在联系、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讲，道德价值的主体化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道德义务向主体道德责任的转化，二是主体道德责任与主体道德权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这两个方面是由规范伦理转向人格伦理、义务道德转向愿望道德的重要环节。在教师的职业生活中，道德义务是指教师应该且必须这样做；道德责任是指教师意识到自己应该且必须怎样做，并以意志、情感、态度等调控自己的行为；道德权利则是指教师懂得如何正当地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捍卫道德行动主体的权益，同受教育者一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规避简单、僵化、盲从、虚伪的道德行为。在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通常更多的是强调教师的道德义务，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了许多（越来越多）教师应该且必须怎样做的内容，而且将许多公民道德规范直接列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内容庞杂，且经常变化，缺乏一以贯之的专业伦理精神。如此一来，自主性、专业性、行业性的伦理价值和道德义务反而被遮蔽，若隐若现，时有时无，而且来自政府和社会的“高、大、上”的道德义务难以真正转化为教师主体道德责任和权利。所谓“育人为先”、“德育为首”、“以德立校”、“为人师表”等教育口号，常常流于形式，存于表面，沦为空谈。要真正扭转这种“雷声大雨点小”、“说一套做一套”的局面，则需建立由道德义务向道德责任和权利转化的新观念、新机制、新路径，大力推进教师自治、行业自律、专业自主等方面的教师伦理建设，并建立相应的教师职业道德保障和评价体系，将社会、国家对教师的道德要求与教师个体和团体的伦理诉求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有机联合和相互转换，化规范为人格，化“经师”为“人师”。
2．化人格为修行———从主体的道德到实践的道德在规范的、强制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教师道德人格的过程中，真实的、具体的、情境的、冲突化的道德实践尤为重要。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能停留于理论学习和条条框框之中，必须立足实践、扎根实践，在实践中修炼、反思、成长。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返地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快捷、更加冲突化和复杂化。在这种新异的、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改进和提高的过程。对于许多具有时代特点新问题，如网络环境与德育、多元价值与德育、生命安全与德育、个人自由与德育、个性品质与德育等，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需要在实践中体验、认识、探索，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信条，并转化为积极的、健康的、充分体现育人价值的德育实践，将“知道”与“行道”、“立德”与“立功”、“识善”与“至善”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到“知行统一”、“内圣外王”。不可否认，现实的社会环境对教师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教师群体的思想观念、人生信念、价值取向、情感经验、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等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教师从业者面临的价值冲突和道德困惑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要少，世俗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时常会影响、干扰教师的职业操守，少数失节、变节的教师时常被曝光于新闻媒体之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在这种形势之下，教师从业者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立德正己”、“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就必须积极投身于真实、具体的道德生活实践之中，基于专业伦理精神努力学习做“有自知之明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教育情怀的人、有独立精神的人、有正义感的人……”，逐渐修炼成为引领学校道德生活的“当事人”、“明白人”和“责任人”。教育工作者作为在道德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道德生活中应该具有“自我同一性”和“群体兼容性”。他们具备诚实、公正、客观、宽容、理解、同情、善良、友爱、关怀、进取、乐观的人生态度和信念，他们的道德需要就是生活本身的需要，而不是生活的伪装。他们的道德追求就是美善意义的追求，而不是伪善的包装。
3．化自律为群享———从个体的道德到团体的道德作为行业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除了要求个体自律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团体自治、自觉和共享。团体职业道德是在个体职业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制度化、集体性、公约性、共享性的道德，它能有效地营造优良的工作环境、心理氛围和人际关系，保障从业者自觉地履行其工作义务和责任，并维护其合法、正当的权利。同时，团体职业道德可以有效提高、增强个体职业道德的自豪感、成就感、幸福感，满足人的自我尊严、自我实现等高水平需要。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提出的“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6条规范，可以视为新时期教师团体职业道德的6项基本原则，它对于规范新时期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师德素质和专业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早在1939年，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常道直就草拟了《全国教师公约》，该公约是教师在各种关系及活动中所常信守之德义的和专业的原则。教师公约旨在统领教师的责任意识与行为、培养教师的专业意识与能力、维护教师共同体的权利与声誉。教师公约作为教师从业者共同遵守的职业信念和约定，突出教师从业者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律精神，激励、号召教师捍卫教师行业的尊严和地位，增进教师团体的职业自豪感、荣誉感和幸福感，引导教师团体将外在的、法理的、社会的教育伦理规范转化为教师从业者的集体信念、价值准则和共同操守。1989年“台湾全国教师会”通过了《全国教师自律公约》，内容包括“教师应以公义、善良为基本信念，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其健全人格、民主素养及独立思考能力”等7条教师专业守则和“教师对其学校学生有教学辅导及成绩评量之权责，基于教育理念不受不当因素干扰及不当利益回避原则”等6条教师自律守则。该“公约”对于加强教师团体的道德自律、抵制教育功利化倾向，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行为规范心得体会篇10
文化与人类共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被称为“管理之魂”，文化建设被称为“管理的高级境界”，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管理潮流。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一种民族精神作为支撑，一个单位同样需要一种精神和文化理念来对自己定位，来斧正价值，规范行为，激励人心，凝聚力量，指导自己的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一论断不仅阐述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为我们如何构建先进的税务文化指明了方向。
一、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现实意义
税收文化既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和经济文化，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业管理文化，其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治税理念、税收精神、税收制度、管理模式、行为规范和税收形象，以及由这些要素构成的理论体系。它反映和代表了税务人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品质及追求发展的行为规范，它是增强税务人员凝聚力，保证税收执法行为合理性和规范性，推动税收事业健康发展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主要由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机制层面和行为层面构成。
税务行为文化是税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这一税收核心价值观决定的，在日常税务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税收行政执法机关特征的行为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及社会形象的总和。它包括支配和影响人的行为的观念文化、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的制度文化、表现和展示人的行为的形象文化等，是税务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税务文化发挥其导向作用、凝聚作用、自律作用、激励作用的重要载体。
人的思想观念影响人的行为，也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行为是有形的、具体的、可评价的。从当前税务系统面临的内外环境看，行为文化建设任务尤为迫切。一是行为责任的风险高。税务机关是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税务干部的职务行为主要表现为执法行为、管理行为、服务行为，与权力、责任联系紧密，如果发生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乱作为，往往要被追究过错责任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二是行为协同的要求高。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决策的部署落实、流程的顺畅运转，任何一个环节税务干部如果不理解、不认同、不积极、不配合或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行为形象的期望高。一方面，基层税务机关在系统内外取得了多项荣誉，这些成绩为行为形象的提升建立了很高的平台；另一方面，文明创建、软环境建设要求相当严格，社会各界对税务系统期望也很高，税务干部对人对事的表现、行为的文明程度、规范程度可能对整个单位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都要求干部进一步更新行为观念，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强化自主管理，形成工作合力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以及和谐的内部工作关系、人际关系，树立税务部门的良好形象。
二、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具体目标
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目标是在基层税务系统牢固确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打造富有行业特色的“严谨规范，训练有素，文明友善，乐观向上”的行为模式。“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税务部门执法思想的重要升华。基层税务机关应以此统领税收全部工作，树立科学发展观，把为国聚财作为崇高的职责、把为民执法作为神圣的使命，使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真正成为税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行为模式是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结果，是核心价值观在行为方式上的外在表现。按照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基层税务机关应着力构建“严谨规范，训练有素，文明友善，乐观向上”的行为模式。
“严谨规范”就是要认真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定，按照职责、规范、标准办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在工作中严谨务实，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把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做细、做实，是税务人员行为方式的具体体现。
“训练有素”就是要在工作能力、综合素质上不断提高，在日常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中，做到业务精湛，工作高效，敬业奉献，是税务人员行为能力的具体体现。
“文明友善”就是要在言行举止、工作交往、人际交往中合乎道德、法律、纪律制度规范，坚持文明办税，优化纳税服务，讲求合作互助，发扬团队精神，平等待人、诚信待人、友善待人，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和内部人际关系，是税务人员行为协同的具体体现。
“乐观向上”就是要在各种环境中保持坚定的信念，健康的心态，阳光的心理，热情、主动、愉快地工作，坦然面对、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和压力，始终保持乐观自信，心胸开阔，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是税务人员行为心理的具体体现。
三、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
确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严谨规范，训练有素，文明友善，乐观向上”的行为模式，需要组织成员有相配套的能力体系支撑。为此，基层税务机关应致力于税务人员的“学习力”、“执行力”、“信息力”、“协同力”建设，并使之不断提升。
“学习力”是事业发展进步的源动力。围绕“学习力”，广大税务人员应着力提高知识的获取能力、岗位工作技能以及把握税收工作规律的能力等。促进“学习力”的提高，重点要通过构建学习型组织，营造终身学习、团队学习的氛围；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工作研讨、岗位技能练兵等，为实现征管目标提供人力支持。
“执行力”是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围绕“执行力”，广大税务人员应着力提高对各类制度规定的执行能力、工作的落实能力、流程的运行能力等。促进“执行力”的提高，重点要明晰岗位职责，加强管理监督，严格责任追究，提高组织行为的规范性、责任性和有效性。
“信息力”是涉税事务处理的实质性内容。围绕“信息力”，广大税务人员应增强信息获取意识，着力提高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增值利用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促进“信息力”的提高，重点要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明晰信息的采集、加工、分析利用的方法、规则和责任，充分发挥涉税信息在税收管理中的作用。
“协同力”是形成力量倍增效应的内在要求。围绕“协同力”，广大税务人员应增强协作意识，着力提高横向协调、内外沟通等能力，正确处理上下层级之间、流程环节之间、岗位和部门之间，以及税务系统内外交互等各类关系。重点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权职配置，加强层级管理和引导，优化内部分工与组合，强化目标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工作协调运转机制和互动联动的税源控管机制，提升整体绩效。
四、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方式方法
行为文化体系具体要从核心价值观、共同愿景、行为准则的确立，行为模式的构建，行为规范的制订，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入手，达到导向明确，行为规范，激励有效，活力迸发，形象优良的效果。
（一）以观念更新为先导，建立良好的行为模式
思想观念支配人的行为，它决定着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干部的思想观念是行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从观念层面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导向，并使这种思想观念得到全体干部认知和认同。
结合总局、省局要求，基层税务机关要大力加强以核心价值观、共同愿景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在正确的行为观念下工作，使干部的日常行为合乎税务机关期望的行为准则，在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和巩固正确的行为观念，建立起良好的行为模式，使行为文化体系按照明确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牢固确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聚财”、“执法”高度概括了税收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基本属性，解决了我们工作“是什么”的问题，“为国”、“为民”揭示了新时期税收工作目标和任务，解决了我们工作“为什么”的问题。“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是税务部门执法思想的核心，我们要用这一核心价值观统领税收全部工作，树立科学发展观，把为国聚财作为崇高的职责、把为民执法作为神圣的使命，坚持以依法治税为灵魂，以税收改革为动力，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队伍建设为保证，进一步强化管理，优化服务，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把“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作为我们的共同愿景。“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既是检验税收征管水平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一直要努力达到的目标。通过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确保各项税收政策措施落实到位；通过各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使税款实征数不断接近法定应征数；既要降低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又要降低纳税人纳税成本；有效发挥税收作用，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使税务形象日益提升。要使这一共同愿景成为一面旗帜，通过共同愿景的建立，来团结全体干部，奋发努力，开拓进取，使每个干部自觉把个人追求与税收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到既胸怀远大理想，又着眼现实、立足本职，自觉为税收事业发展多做贡献，以此提升全系统的凝聚力、创造力。
遵循“法治、文明、廉洁、高效”的基本行为准则。行为准则体现着核心价值观、共同愿景，影响着干部的行为方式。要教育引导每个干部把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灵魂，严格执法，处理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规范执法，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接受监督，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让每个干部在知法、用法的基础上正确执法，依法征税；让广大纳税人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自觉守法，依法诚信纳税。教育引导每个干部遵守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纪律制度规范，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正，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维护税务部门良好形象，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和时代的特征。要教育引导每个干部廉洁奉公，时刻思考“人要如何做，权应如何用，法该如何执”，严守反腐败的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在对待权力、运用权力上增强自我约束能力，秉公办事，不循私情，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办事，公公正正执法。要教育引导每个干部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敬业、精业、创业，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团结协作，讲求效率，讲究质量，使各项管理和服务工作达到高效率和高效能。
建立富有行业特色的“严谨规范，训练有素，文明友善，乐观向上”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行为准则的外在表现。要让每个干部对照行为模式进行自我纠偏，自我管理，通过个体行为的展示、个体形象的累积，提升税务部门整体形象。在具体工作中，可通过激励先进群体和个人，使税务干部牢固树立健康向上、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干部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绩，应及时给予大张旗鼓的表彰，给予相应的精神、物质奖励。通过对干部工作的肯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个人发展前途，给他们以成就感。同时，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也是对干部形成正确行为模式的重要手段。
（二）以行为规范为重点，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干部对行为文化由认知认同到自觉践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观念是内在约束，具有柔性的自律的特性，行为规范则是外在约束，具有刚性的他律的特性，二者相辅相成。行为规范是观念、行为、习惯产生的土壤。实践也证明，一套合理有效的规范，能够造就人、改造人。没有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加强观念引导的同时，必须建立一整套规范，来支撑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准则，起到约束行为的作用，使每个干部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使干部的行为符合税务机关的价值取向，把行为准则变为有形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是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关键。
要重点建立基本工作规范。明确行为条件、工作程序、必须作为和禁止作为的规定,引导和约束干部尽职尽责，防止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不规范作为。
要重点建立税收服务规范。对文明服务各项制度加以整合，并明确到重点机构、重点岗位，融入到执法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更新服务观念，创新服务形式，改进服务手段，拓展服务领域，优化服务环境，使纳税人享受到税务机关真心实意的服务、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要建立一套维护纳税人权益的规范，尊重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约束和规范进户管理行为，减少对纳税人的不必要的干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公开公平、公正、执法，打造和谐的征纳关系。
要重点建立协调配合规范。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做到工作行为上的整体协同，团队互助，并在合作中加深理解、解决问题，增强“协同力”，防止扯皮和内耗现象。同时，围绕信息建立一套包括采集、传递、审核、、应用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处理和保密规范，增强“信息力”，提高干部的责任意识、效率意识。
要重点建立职业道德规范。恪守以“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为基本内容的税务干部职业道德规范，激发税务干部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热情，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展现税务人员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同时，要建立一套仪表语言规范，增强干部对行为文化的识别，增强社会对税务形象的认同。
要重点建立工作纪律规范。体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遵守考勤制度、接受考核监督等共性要求，又体现具有行业特征、税务工作人员特点的纪律要求。
要重点建立廉洁从税规范。针对税务人员与纳税人打交道过程中的涉税活动，以及内部行政管理工作，明确工作纪律，加强制约监督，保证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规范行使。引导干部常修为税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慎独、慎权、慎欲、慎微。
要通过教育引导，使规范深入人心。通过加强督查，促进规范的严格执行，使干部的行为强制入轨，逐步建立起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营造良好的行为环境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要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良好机制，发挥制度机制对行为观念、行为实施的正向引导与反向警戒作用，增强“执行力”，营造行为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不断推进行为文化建设。结合当前税务工作实际，重点要健全完善以下几方面制度：
一是教育培训制度。完善教育培训制度要把着力点放到干部思维方式的改进和能力的提高上，把着力点放到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上，把着力点放到营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上。把核心价值观、共同愿景、行为准则、行为模式、行为规范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进行长时期的灌输，达到全体干部对行为文化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通过构建“学习型组织”，开展岗位练兵、研讨点评、业务竞赛、考试测评，组织“税务大讲台”、“税务发展论坛”等活动，使干部认识到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确立共同学习、系统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增强“学习力”。适应形势发展需求，大力开展全员分级分类培训，通过在线学习、在岗学习、内部培训、委托外部培训等方式，搭建干部获取知识的方法、途径、本领的平台。组织需求型、个性化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各类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加强以岗位工作技能、流程业务操作、信息分析应用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可通过探索培训积分制等形式，保证培训取得实效。
二是人事管理制度。逐步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完善干部竞争制、聘任制、双选制、轮岗制、待岗制等人事管理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岗位、有地位、有舞台，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大力营造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得到认可、受到敬佩的文化氛围。
三是团队管理制度。从团队的目标设置、任务分配、人员组合，以及运作、考核等方面明确规定，加强管理，形成目标一致、能力互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团结奉献的团队管理格局。把团队管理作为落实人本管理的重要途径，促进个人自我管理和团队自我管理。个人自我管理和团队自我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要通过团队目标激发团队中的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自主地做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和潜力，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事业、当作追求去做，自我超越，实现自身的价值；通过团队的所有成员对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的认知与内化，纠正和克服偏差，体现自由而不放纵，使团队中的每个人抱有积极的心态，相互信任，协作配合，个人目标趋向团队目标，形成合力，达到自我价值实现与团队价值实现的统一。通过开展“优秀团队”、“十佳团队”创建工作，增强全系统税务人员的归属感、成就感、责任感、荣誉感，实现组织活力和绩效的显著提升。
四是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通过对干部绩效的合理评价，使收入与业绩挂钩，形成让每人每天都勤勉工作、能动工作的机制，防止和避免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一个样等问题，让肯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人受到鼓励、取得收益，让少数不愿做事、少做事、不认真做事的人受到约束，感到压力，营造想干事、干成事的文化氛围，为干部自我管理，自我实现搭建平台。实行评先评优日常化，成绩、荣誉与待遇挂钩；结合公务员法的贯彻实施，实行公务员考核日常化，为公务员考核等次确定、级别晋升等提供依据；实行监察工作日常化，强化行为规范执行情况的日常评价。要通过强化日常考核，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保证考核评价的公正性、客观性。
五是岗位责任制度。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强化岗位责任，让每个干部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行领导责任制，各级领导要坚持“一岗两责”，既抓业务工作又抓思想政治工作，既做好自身工作，又要对下属人员工作进行合理安排，给予指导帮助，抓好制度落实，特别是对下属人员遵守行为规范情况要通过组织回执回访、实施质疑问责等方式加强监督检查和评价，对产生重大影响、损害部门形象的问题要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健全完善工作责任制、执法责任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强化约束警戒，解决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乱作为等问题，促进广大干部规范日常工作行为和税收执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