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1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2
关键词：《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曲阜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tU-09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3）09-0050-03
1
前言
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前行中，由于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文物古迹及其周围环境所造成的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破坏，文物古迹的保护及其价值取向都面临新的课题与挑战，触发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近些年来所出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与《关于中国特色的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的共识——曲阜宣言》是两部颇具代表性的文件，本文旨在通过对两者比较阅读与分析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浅见与思考。
2概述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订，于2000年10月在承德通过，经中国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准则》是在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参照以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件为主要原则依据，并以《巴拉》作为参照范本而最终制定的。《准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准则》正文含有38条，共包括5章，分为总则、保护程序、保护原则、保护工程、附则。第二部分是《关于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对《准则》中涉及的16项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论述。第三部分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实例》，选择文物保护的成功实例，未进一步说明应该怎样理解和执行《准则》的条款规定。《准则》的制定标志着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向标准化、科学化的方向更迈进了一步，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文物保护的行业规范。
《关于中国特色的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的共识——曲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于2005年10月，恰逢在曲阜举办的当代古建学人第八届兰亭叙谈会和《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第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与会的有罗哲文、马炳坚等当代古建学人、艺匠工师，就我国以木构建筑为主体的文物古建筑的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宣言》。《宣言》共计十二条组成，内容不求大而全，却体现着术业专攻的从业态度，凝聚着文物保护工作者丰富的经验总结与深切的亲身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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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与《宣言》之同
3.1关于制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和相关法规明确了我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但针对文物古迹保护的具体论述相对较为简单，导致在实践工作中对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多种解释，因此保护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鉴于此，《准则》与《宣言》的出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做了一定的专业阐释。
事实上，《准则》并不是一部法规性文件，而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的框架下，对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进行指导的行业规则和评价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也是对保护法规相关条款的专业性阐释，同时可以作为处理有关文物古迹事务时的专业依据”，这是在《准则》的序言中对自身明确的定位。同样的，《宣言》在第一条中便着重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去制定文物古迹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两者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作为制定的基础，充分体现了对于文物保护法的尊重、继承与延续，同时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提供了有效的行业规范。
3.2关于文物古迹的价值
《准则》与《宣言》中对于文物古迹的三大价值均予以了肯定。《准则》第一章总则第3条中指出了：“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宣言》的第二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文物古建筑是……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这样的字眼。
当然，《准则》在第二部分《阐述》2-3中又补充道：“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科学文化水平面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深化的。”此句似乎在暗示，除了三大价值，对文物古迹的自身价值的理解存在着可拓展性，联系第二部分《阐述》中着重列出的“关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条，《准则》审慎的表明既要展示文物古迹的全部价值，发挥其社会效益，又要正确引导其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避免对文物古迹任何形式的损害。因此，《准则》在肯定了文物古迹的三大价值的同时，实则还涉及到文物古迹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3.3关于日常保养
无论是《准则》还是《宣言》，对于日常保养都给予了重视与强调。在《准则》第四章第29条中便提出：“日常保养是及时化解外力侵害可能造成损伤的预防性措施，适用于任何保护对象。必须制订相应的保养制度，主要工作是对有隐患的部分实行连续监测，记录存档，并按照有关的规范实施保养工程。”而在《宣言》第四条中强调“对柱根、屋面经常观测进行保养性维修是十分必要的”。其保养的重点是灾害和损伤的多发、易发部位，将保养和监测相结合起来。对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中国古建筑而言日常保养尤为重要，易损毁、易虫蛀、易腐蚀是木结构古建筑面临的普遍问题，而“中国古建筑快速残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缺少维修。”可见，日常保养工作被视为必要的环节，其目的是及时排除隐患，避免以后更多干预。
3.4关于落架大修
对于“落架大修”这一修复方法，《准则》与《宣言》都秉持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准则》第四章第32条有明确的示意：“要慎重使用全部解体修复的方法，经过解体后修复的结构，应当全面减除隐患，保证较长时间不再修缮。”此处所说的“全部解体修复”即意指落架大修。《宣言》中的第六条，虽指出落架大修是使得古建筑祛病延年的彻底有效的传统修缮方法，但又强调落架大修要慎重，能用其它方法解决问题的，应尽量采用其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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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与《宣言》之异
4.1关于适用范围
《准则》在第一章总则第1条中首先开宗明义，指出其“适用的对象通称为文物古迹。”文物古迹的涵盖面非常广泛，“它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包括地面与地下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由国家公布应予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其中原有的附属文物。”也就是说，《准则》的保护对象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其基本原则和保护程序适用的范围较广。
与之对比，《宣言》的适用对象则限定在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文物古建筑，专业针对性极强。如果说《准则》努力打造成内容丰富、涵盖广泛、提纲挈领的百科全书的话，而《宣言》所涉及的对象仅仅是《准则》当中的一部分，其旨在成为专业领域的实用手册。
4.2关于理论与实践
倘若说《准则》属于纲领性文件的范畴，那么《宣言》则更侧重于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进行总结，这与两者的编纂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准则》的编制集中了建筑、考古、规划、文物保护科技、法律、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资深专家，汇聚了最有代表性的共识与经验，是对建国后几十年来的保护工作长期实践积累的总结，是对以往的工作经验、理论脉络的系统梳理；在法规体系的指导下将国际的内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对国际原则的理解，协调了宏观法规与文物古迹保护具体操作之间的关系，一系列保护界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在《准则》中得以规范；同时，这也是我国保护界一次国际合作的大胆尝试，通过这个国际合作项目，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得以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同行进行深入的交流，获得了不少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与方法。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作为一份官方推荐的文件，《准则》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准则》在体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同时，也成为反映我国文化特征的标准性文件。
《宣言》的制订，其发起源于实践界的老前辈，针对的是实践界在文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困境和遇到的问题，所探讨的内容往往涉及十分细节、具体的现象和做法，比如《宣言》第四条中列举由木构架腐朽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再比如油饰彩画的修复方法在《宣言》当中以第七条独立成一条的形式加以强调。《宣言》的提出具有以下的贡献：强调了木构建筑有着自己特殊的损毁规律；充分反映了北京地区从清末至今的修缮经验，成为非常有益的经验总结；强调“四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强调国情，强调我国特有的修缮方法，如更换构件、可以重建。
经验总结固然弥足珍贵，而将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经过提炼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才能更好地为今后的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宣言》所解决的问题似乎更多停留在实践的层面，一旦触及到问题更深的理论层面则难免有这样或那样尚待推敲之处，关键在于不是用损毁规律一词便能涵盖方方面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宣言》的作用和价值正是延续了中国古代建筑维修观，而《准则》的制订则是反思和批评这种建筑维修观的思考。
4.3关于原状
不改变文物原状是保护文物古迹的法律规定，《准则》延续并扩展了这一理解。《准则》在《阐述》部分3—1中对于原状的描述为以下四种状态：“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涵的原有环境状态。”此处所言原状包含了多重信息，或是初建之面目，或是历史上某次有意义的大修后状况，亦或就是现状。同时《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于《阐述》3-3进一步详细规定：“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可以包括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两方面内容。”其中，对于必须保存现状的对象和可以恢复原状的对象又各有明确的界定，必须保存现状的对象包含有经过重大自然灾害后遗留下有研究价值的残损状态，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损坏后有纪念价值的残损状态等。
《宣言》中对于原状的理解也是基于文物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改变原状”这一古建筑修缮的根本原则展开的，“‘原状’应是文物建筑健康的状况，而不是被破坏、被歪曲和破旧衰败的状况。衰败破旧不是原状，是现状。现状不等于原状。”《宣言》将现状排斥在原状之外，自始至终将文物健康的状况等同于原状。
可见，两者对于“原状”的解读显然有明显差异。诚然，对于文物古迹而言，健康、安全和长久是至关重要的，将其完好地保存下来，它才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可言。但现状即便是残破不堪的，依然携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都是有价值的，或是重大自然灾害后遗留下来的有研究价值的状态，或是作为某一历史事件的见证，或是其残损的本身已经构成了特有的历史价值，仍具有保护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判世界遗产的重要依据之一正是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强调岁月在建筑遗产中留下的痕迹。比如，在2008年5月12日的强震中被摧毁的北川县城，其残损破败的状态即是对那次触目惊心的灾难的最好记录，值得人们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去纪念，而不是将其原址重建，抹去其历史的印记。又比如，1924年倒掉的杭州雷峰塔在历史上以其完整的宋塔形象持续了近600年。“自明代以后，雷峰塔外部木檐被毁，仅存残损的砖砌塔身，然而雷峰塔这样一种残缺美在以后的400年间被人们广为欣赏和称道，却没有被重修重建”，雷峰塔自身随着时代而呈现出不断变化和改动的面貌。“因此残缺是雷峰塔的原真性，而不是完整性构成了它的主要历史价值。雷峰塔遗址残损的真实遗存本身已经完成了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体现了它的原真性。”
同时，《宣言》中仅是将现状脱离于“原状”之外，而究竟原状是初建时之状态，还是历史上某次有意义的大修后状况，文中未置可否。《宣言》中反复提到保护维修古建筑的四保存原则：一是保存原来形制（包括造型、平面布局等），二是保存原结构，三是保存原材料，四是保存原工艺技术。那么，这“四原”中的“原”到底是指代的哪个时期的状态？如果进行科学的修复，又该将其恢复到哪个阶段的原真状态？假如原状意为初建时之状态，那么我们在故宫世纪大修之时完全没有理由将其从整体上恢复到“康乾盛世”年间金碧辉煌的全盛模样，而应将其恢复至1407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皇帝始建之初的风貌。
再者，《宣言》针对的主要是北京地区的木构古建筑，作为皇家建筑其自身安全系数高，保存状况较好，且相关可考数据充足，完全可以遵照《宣言》中所言“四原”的原则进行修缮，而若应用到南方，则《宣言》所述未必奏效。以无锡阿炳故居的修缮为例，风雨飘摇、残破不堪的阿炳故居已不得不改变其原形制，无法做到《宣言》中所谓的“四原”。又如，苏州师俭堂的修缮，其内部门窗除楼厅采用了大量的进口玻璃窗外，其他是明瓦镶嵌的长、槛窗。但是在江浙地区，明瓦加工的传统工艺已经失传，只能对现有的几扇明瓦窗进行整修，其余门窗采用玻璃进行替代。因此，师俭堂的修缮也无法实现“四原”中“原工艺技术”的要求。
另外，《宣言》中并未对文物古迹所谓的“健康”做进一步的阐述说明，导致“健康”一词所指含糊不清，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若以现代的安全标准规范去校验文物古迹，则多数皆不符合当今的防火、抗震等规范要求，可以称之为“危房”，我们又是否要将这些文物古迹均推倒重来，复原成如今所谓的“健康”的状况。
由此可见，有关“原状”之意的理解，《准则》的表述更为全面、科学与准确，实际操作的灵活性更强。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3
大遗址保护是长期困扰我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文物保护学界等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课题。孟宪民[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并建议国家制定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重点园区的建设规划;郭婧娟t2]提出保护大遗址文物、社会、环境资源的措施，经营管理模式与组织形式;龚良[3]认为遗址公园敁逐步实施保护，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关键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祝柏林K针对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护规划，提出多方位、多层次、系统综合的遗址保护体系，进行文物遗址保护的构想;邢心田:51关于府城遗址设想建一座以绿化为主、雕塑为辅、建筑为点缀的商周古文化公园;黄光宇、李和平[6]对山陪都遗址提出整体性、真实性、综合性相结合的保护思想与方法;袁传勋介绍了土遗址保护材料;张祖群等[8i认为风景名胜区景观遗产可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及口头遗产三个方面进行培育;赵荣、张祖群等w定位了西安古都的城市精神，其中由遗址等构成的文化景观是判别城市精神的四个主要方面之一。总之,这些文献多是针对普遍性大遗址的研究或涉及大遗址的研究，多为就遗址论遗址,就保护论保护，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科伟、牛栋分析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社会经济特征及社会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提出了遗址保护区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方向与对策;杨海娟、周德翼认为安城遗址保护区应发展都市农业;权东计、朱海霞[12]提出了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发展战略、实施战略的保护对策、生态环境建设对策、村镇景观建设对策及公园形象景观建设对策;胡立军、高波探讨了西安市历次城市规划中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杨新军、张祖群[14]等以西安市为例，对建设陕西省的城市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针对汉长安城大遗址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发展、观光农业调整、遗址保护对策「历史沿革等单一角度入手，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是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的基础，没有考虑环境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可分解性，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好坏决定大遗址保护的成功与否。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当前大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从传统的一维生态环境观上升到二维环境观(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从大环境的概念着手，可以实现大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2大遗址保护的二维环境观
2.1大遗址保护的自然环境观
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大遗址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又使环境具有人文和历史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物古迹若脱离了它所植生的历史环境,其价值就会受到影响。例如与汉长安城休戚相关的河流、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均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内容。如果没有渭河、泾河、霸河、浐河、浪河、搞河、沣河、谲河，就不会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因此必须保护与汉长安城关系密切的淖河、崎岖河、漕渠、王渠、明渠、揭水、被水、昆明池、太液池、沧地等水体遗址，以及相关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
2.2大遗址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观。主要包括:①语言、文字;②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精神文明面貌，如审美、饮食习惯、娱乐方式、节日活动、礼仪、信仰、习俗、道德、伦理等;③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生态结构，在人文地理学中，它被形容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氛围。
2.3二维环境视角下的文化景观
大遗址的独特形态主要指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形式，例如城垣、武库、五宫、两市、闾邸、八街九陌、十二城门构成汉长安城八街十一区的城布格局，城市交通组织、功能分区、城市的形态演变等等。建筑遗迹是构成遗址实体的主要要素。古遗址仍和现代城市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形成了汉长安城文化景观特色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有实证价值的城墙遗迹、夯土建筑台基遗迹、地下遗迹和出土文物遗迹等，是全面反映历史信息、描绘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
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汉长安城中除有形的文物古迹之外，还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汉代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精华、名人轶事、传统产业等，它们和有形文物相互依存、相互烘托，共同反映着汉长安城的历史文化积淀，共同构成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此应该深人发掘、充分认识其内涵，把历代的精神财富流传下去，广为宣传和利用。它既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对外交流、促进城市经济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
实体与虚体文化景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城市所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而受不n的社会文化模式、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由此形成汉长安城文化景观上的个性。
3大遗址环境保护的方法
3.1覆盖保护方法
(1)覆盖方法:即在已经发掘或未发掘的遗址上，用土或人工材料进行覆盖，有些又在覆盖物基础上进行展示复原，将遗迹原封不动地予以遮盖，不仅解决了。降尘问题，也使遗址的温湿度保持在一个平衡状态，不受大气环境的影响，从而使遗迹得到有效的保护。
(2)植被覆盖保护方法:此方法一是作用于露出遗址地面的、大的遗迹点，在其周围一定范围内植树、植草，进行绿化工作，加强保护，防止风化的加剧;二是适用于埋藏于地下的、尚未发掘的遗迹，在其地表上进行植草，做标识性保护。
(3)铺碎石方法:将各种色彩的水磨石般大小的碎石均匀地撒在遗迹之上，一层碎石不但不破坏和不改变遗迹，而且还保护着遗迹，同时使遗迹面貌更加美观。因为是用不同颜色的石子分别铺在遗迹内的道路、宫廷等各个区域，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遗址内各区域的划分。
(4)复原展示方法:将已发掘的遗迹就地覆盖后，在其上按原状复原展示。复原的做法因物而异,对于土遗址主要采用特殊仿土材料对遗迹点进行覆盖和复原。
(5)绿化标识方法:地下建筑遗址的标识性绿化展示，对保护区内地下建筑遗迹位置和形状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在遗迹地表栽植草皮或围绕遗迹栽植灌木，使遗迹范围一目了然，有显著的标识作用。
3.2场馆保护方法
主要是针对那些地下揭露和发掘的较小面积的土遗址，通过修建遗址博物馆,迁出少量居民，同时解决保护和展示的问题。
3.3技术保护方法
地上遗迹因与周围耕地接壤，受灌溉侵蚀，多处出现塌陷等损毁现象，有必要沿周边进行基础加固，并作整体性防水、防塌处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加固方法主要有下列两种。
(1)物理加固方法:主要是指用砖、土等建筑材料垒砌或轻型锚杆加固，以防止地上遗迹坍塌的方法。应用于遗迹中出现裂痕的情况及预计将出现裂隙的状况，用各种材料作支架，加固土块、防止倒塌，然后对裂隙进行回填。对城墙和夯土台基的重点濒危地段可用工程机械方法支撑、固定，以防止其讲塌或倒塌。
(2)化学加固方法：主要是指直接采用化学材料对遗迹表面进行渗透和封护处理，以加强其力学强度和防风化能力;或用灌浆材料对裂隙进行加固，以增强其整体力学强度。运用时应遵循最少干预、有效干预、修旧如旧、可逆等文物保护基本原则。
土遗址保护材料多用pS材料和有机硅材料，以及以硅溶胶为主体的、由pVac和pVB对其改性制成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7]。遗迹的表面处理应针对遗迹的保存状况和展示过程中可能受损的情况，确定施用化学保护材料的部位与面积，根据加固部位自然材料的矿物质成分和干密度，并经过试样试验加固后的强度变化，确定填充保护材料的成分与配比。施工中必须严格控制加固强度，切忌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加固过度。在确定了遗迹的保护技术措施方案之后，应先选择一般性遗迹的次要部位进行保护技术措施的试验。化学保护的试验期限应在1a以上。根据加固效果和对遗址进行的全面研究，再确定对保护对象所要施加的保护技术和保护材料。
3.4综合保护方法
结合人口迁徙、产业结构调整、建筑控制等进行综合保护，以保护社会文化环境。
4环境突破——大遗址保护的具体措施
4.1自然环境突破——技术层面保护措施
4.1.1实施工程措施的技术指标
针对保护区内遗址的保存情况，在技术可行性基础上，对土体加固、防止风化、防止水土流失、干扰深度控制等方面拟订科学的指标体系与控制强度。
4.1.2实施工程措施的技术要求
对遗迹的保护性加固，应以存在失稳趋向或己成失稳状态的遗迹加固为主，加大单位面积抗压强度与单体渗透加固深度。其中主要有裂隙加固、基部加固和表面加固三种情况:裂隙加固——施用于裂隙过大，濒于倒塌的夯土遗迹;基部加固——施用于基部被掏挖破坏的夯土遗迹;表面加固——施用于表面毁损/^重,濒于松垮的遗迹。施工中必须严格控制加固强度，切忌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加固过度。
遗迹表面的抗风化处理，应针对遗迹的保存状况和展示过程中可能受损的情况，确定施用化学保护剂的部位与面积，并根据遗迹的材质，选择适当的材料配比。根据加固部位自然材料的矿物质成分和干密度，并经过试样试验加固后的强度变化，确定填充保护剂的成分与配比。
为防止水土流失，应该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并栽种浅根性且对遗址不产生破坏的乡土树种。清理夯土遗迹上现有的乔木、灌木,对于地上遗迹采取表面覆土5〇cm,其上种植具有观赏性的浅根系草本植物。
对地下干扰深度的控制，应该在0。5m以内。地下干扰深度控制往往与社会、经济措施及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控制遗址保护区内所有的人类活动，以防止对遗迹和环境景观在地下造成的破坏。
总之，在确定了遗址的保护技术措施方案之后，应先选择一般性遗址的次要部位进行保护技术措施的试验。
4.2社会文化环境突破——社会管理层面保护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环境保护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国家文物局,2004)、《西安市周沣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和《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对危害、破坏文物的行为要进行法律制裁。
西安文物园林局应加强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的领导与管理职能，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保护管理，征集遗址保护区内的文物，收集整理有关文物资料、档案资料，陈列和保管文物藏品，宣传、组织群众对遗址进行保护。
保证每年有一定比例的资金预算作为专项保护经费，对遗址保护有贡献的人或单位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各保护区的四方界限应有明确的标识物及标志说明，严格控制保护区内的土地利用与开发。禁止在保护区内张贴任何商业广告，利用传媒广泛宣传保护汉长安城的规章，引导民众，强化保护意识。
5结论与讨论
5.1环境保护是探索与认识大遗址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环境保护是大遗址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应该始终不渝地奉行大保护、大生态、大环境、大景观的规划原则，切实分析大遗址保护中的自然与人为破坏因素。大遗址保护应贯彻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人文环境保护规划并重，即坚持自然环境观与社会文化环境观并重;应高度重视对遗址保护区内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自然环境条件对人类经济活动与遗址保护的影响研究;应严格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原有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加强地被和植物景观建设，做好技术层面与社会管理层面的环境保护工作。
5.2以人为本,寻求保护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大遗址保护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保护规划难以落实。在当地政府官员、当地居民、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及旅游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多重博弈中，最容易出现“零和博弈坚持二维的环境保护观，从大遗址的现状分析中明确文物保护区的价值与历史意义、矛盾与制约因素、规划对策与规划重点等重要内容以大遗址的环境保护为着眼点，从可行性入手，相应提出了覆盖保护方法、场馆保护方法、技术保护方法和综合保护方法等，具有可操作性，可以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大遗址保护提供有效借鉴。
5.3完善《文物保护区规划技术规范》，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法和理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研究中心从1997年开始，先后完成了对安阳殷墟、周原、秦始皇陵、汉甘泉宫、唐顺陵、唐昭陵等保护与利用的规划，以及西安、湖北鹿门山、山西运城等相关旅游的规划。在此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汉长安城保护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大遗址保护的开创性思路，在全国首次总结了《文物保护区规划技术规范》(草案，征求意见稿)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理论探索——基于陕西案例的探索》等。该中心现已形成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体系，其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探索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还将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付出艰辛的努力。
致谢:作者在参与导师赵荣教授的课题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导师对文章的悉心指导，在此特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孟宪民.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J].东南文化，2001,(1)：6-15.
[2]郭婧娟.试谈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兼析汉阳陵的开发[J]。建筑学报，1996,(2):47-50.
[3]龚良.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J]。东南文化，2002,(3)：85-96.
[4]祝柏林.保护遗址净化环境——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护规划初探[!].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6,18(3):114-115.
[5]邢心田.关于府城遗址保护及开发利用的思考[J].焦作大学学报，2000，(4):30-31.
[6]黄光宇,李和平.山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论重庆黄山陪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J].城市规划，1998,22(3)：43a5.
[7]袁传勋.土遗址保护材料综述[J].敦煌研究,2002,(6):103-105.
[8]张祖群,杨新军，赵荣.风景名胜区景观遗产的三维培育研究——以青海湖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0(4)：75-79.
[9]赵荣，张祖群，姚春丽，等。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精神的文化地理定位研究——以西安为例[J].中国发展，2005,(1)：3943,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4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32-02
一、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理论研究
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理论是指引。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科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宗教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培养必须多元化，应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知识广博，对本领域有较深理解和独到见解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的科技型人才；三是熟悉掌握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的专业型人才；四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规划、修复、考古、鉴定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五是熟悉文化遗产工作和规律，有大局意识、协调能力，懂经营善管理的管理型人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可以有几种培养方式：一是以专家引领项目实施带动人才培养。这种方式以大遗址考古发掘对人才培养尤其明显，如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培养了李济、梁思永等世界知名专家和一批优秀学者。二是以高校专业整合设置强化人才培养。这种方式主要是政府根据国家、地区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需要，对高校专业进行调整设置，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三是以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助推人才培养。如贵州黔东南州举办的首期文物建筑勘察测绘培训班，以短期集中培训的方式，培养出一批能够对古建筑进行勘察测绘，运用CaD制图的专业技术人员。四是以联系科研院所合作共建，支持人才培养。五是以健全人才评价、考核、选拔和激励机制，推动人才在工作实践中自学培养。
人才队伍建设是理论研究的关键，理论研究促进人才队伍素质提升。文化遗产因受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很多不同的非健康状态，造成理论研究内容广泛，数量繁多，但归结起来需研究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如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分类、鉴定、保护、管理、利用、传承等。二是法律法规研究，对长期使用的法规进行调查研究，做好修改准备工作，如《文物保护法》第66条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尚不构成犯罪，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要处罚款或吊销资质证书。这条间接说明属私人所有的建筑一旦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后，其产权就不完全属于居民私人所有了，居民要修缮、迁移、拆除必须报批，否则属违法行为，严重时还可能造成犯罪。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第71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不相适应。三是保护技术研究，如文物保护工程勘察适用技术及规范规程，保护材料和修复工艺，病虫害及霉菌防治等。四是安全性和稳定性研究，对古建筑、石质文物的安全稳定状态与损坏程度规律进行研究等。五是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研究，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奠定基础。
二、健全法律法规，制定保护政策
建立完善、丰富、具体的法规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目前，在国家层面文物保护现行有效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目前在征求意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年）、《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1991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在省级层面有其人大制定的文物地方性法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就贵州而言，相关法律仍需健全。贵州自1982年至今公布了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型文物保护单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损坏的机理不同，应制定文物修缮保护实施细则，制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规程。2012年至2014年，国家公布了3批传统村落，目前相关保护发展条例未制定。
法律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而政策相对灵活，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制定政策无需投入过多经费，效果明显。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指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只有政府主导，大力支持，积极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才能保护好文化遗产。政策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来制定政策：一是研究制定适宜文化遗产保护的配套政策，对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决不能擅自拆毁、迁建、重建。二是改革当前搬迁补偿政策和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土地政策。三是制定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产权转让或租赁政策。四是制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优惠政策等。努力使政策与法规相辅相成，适宜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布特点和事业发展需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管理、利用、传承文化遗产的法律政策制度。
三、加强安全监管，适时动态监测
安全监管和动态监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方法，良好的保护以强有力的监管和适时科学的监测为前提。通过监管和适时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和查处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对文化遗产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首先，根据文物所在区域和位置情况，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以及周围环境影响情况，开展定期、不定期和季节性安全检查、监测和行政执法，建立文物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巡查制度，使之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建立文物安全检查和动态监测档案，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病害，如古建筑的残损、糟朽、歪闪、变形，古遗址的坍塌、开裂、风化，古墓葬壁画颜料和色彩、霉菌，石质文物风化、霉菌等情况进行记录，对文物整体、单体、局部、细部、病害部位拍照，作出病害程度评估说明，针对各类病害努力提出解决的办法措施，对不同时间记录的病害分析比对，努力分析病害在各类文物中的发展速度和影响情况，探索其规律。
其次，完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执法制度，落实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文物安全责任制，实行文物安全责任追究制。建立文物督查考查评估报告制，对文物保护单位按级别确定考查时限，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实行每年考查评估，省级及以下级别文物保护单位考查评估时限逐渐延长，考查评估结果面向社会公布，纳入领导政绩考核、升迁评判标准，对于濒危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保护单位，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整改，不整改的追究相关责任。
四、经济支撑保障，科技创新保护
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撑，无论是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迁移等保护性工程建设，还是利用、管理、传承等都需要经费保障，离开经费保障，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将举步维艰。但是保护、利用、管理好文化遗产，不但能带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遗产地人民增收，还能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传承文化遗产奠定基础。因此，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传承等方面的投入。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将文物保护经费真正纳入财政预算，增长机制纳入国家法律规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人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环境尚待形成的情况下，向企业、个人募捐，向社会各界募资文物保护经费比较困难，政府作为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应把保护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列入正常增长机制，面向社会公布。二是文物保护经费应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对于同一级别文物保护单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扶持力度，要较发达地区大些。
科技创新离不开经济保障，离不开人才支撑，要以重大项目的实施带动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如开展古建筑、砖石瓦作、油漆彩画传统工艺的研究，改进修复材料、工艺以适宜文物事业发展需求。应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监测技术、遥感技术等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加强高新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五、广泛宣传教育，互惠自觉保护
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遗产尤其如此。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力量。政府是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青少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接班人。因此，宣传必须面向这三个群体进行。
一是向人民群众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做得好的地区，当地群众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较好，而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愉悦和享受。当然，遗产地群众要实现保护文化遗产成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欠发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追求经济利益是目标。因此，对群众进行宣传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要让群众从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愉悦和享受。
二是政府教育部门要将文化遗产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组织相关部门编写教学课程，列为中学选修大学必修科目。介绍什么是文化遗产，有哪些文化遗产，保护哪些，文化遗产分布情况，保存现状，濒危情况，病害情况，各自承载哪些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介绍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传承中采取的措施办法，方针原则，介绍各部门、个体应履行的职能职责等。
三是自上而下对各级政府领导，规划、国土部门的同志进行宣传，让各级政府领导真正履行保护义务，让规划、国土部门的同志在制定城乡规划、新农村规划、土地使用计划时，充分考虑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并积极与文物部门将文化遗产纳入总体规划保护。
六、组建专家团队，科学论证评估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科学，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过程中，组建关注、支持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专家团队去指导文化遗产各项工作十分必要。专家团队的成员应该由具有文化遗产理论知识，熟悉保护技术、原则和方法，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较深研究，富有热心的专家组成。
专家团队应该对文化遗产做几项工作，一是开展源头调查工作，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重大项目建设前，组织开展该区域文物考古调查、发掘、保护等工作。二是跟踪调查研究工作，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后，对其保护、利用、管理、传承进行跟踪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保护管理情况，对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应该明确具体专家负责。三是进行理论研究和科学指导工作，对基础理论，法规、政策、规范、方法，保护技术，保护所使用的材料，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四是论证评估文化遗产相关事项，如价值，保护成效，使用的保护技术、材料、方法的可行性、可逆性，保护规划，各类工程方案，相关法规政策等。
七、制定科学规划，纳入城乡总规划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保护、利用、管理、传承文化遗产为重点，明确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项目的专项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以综合研究确定城乡性质、规模和空间发展形态，统筹安排城乡各项建设用地，合理配置基础设施，处理好远期发展和近期建设关系为主要任务。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属城乡建设规划范畴，经审批后，与城乡建设规划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调整修订城乡建设规划时应相应调整或继续执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内容。文物部门应组织人员对本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状况、历史年代、保存现状及特点等进行勘察，在取得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根据文化遗产保存价值、保存现状及特点等，牵头研究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一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以协调文物事业和城乡建设发展，为城乡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正义说；人权保护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185-02
20世纪70年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形成，具有应然性。其形成的应然基础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具备一系列理论支撑和必要条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理论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智力成果，在本质上与现代知识产权智力成果同样，都是知识存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理论，有“正义说”、“人格说”、“利益补偿论说”等理论可作为支撑。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根源。
（一）正义说
亚里斯多德将正义与公平相联系，提出了著名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分法。“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其含义接近“司法正义”。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并认为所有社会价值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尽管正义理念处于嬗变过程中，但它们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分配正义中的公平、平等和合理方式分配利益的内核。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符合正义观，利益分享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然而，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凸显，国际上“窃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有的音乐家吸收、融合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音乐元素或土著人的音乐元素而创作新的歌曲，新歌曲在市场上热卖而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可是这些新歌音乐元素的重要来源群体却没有从他们音乐的使用中得到任何补偿。再如，有的西方国家的公司利用发展中农民保存和使用的传统的农作物品种培育出新的品种，并因其改进的新品种而受益，而农民们却没有因为他们所贡献的种子和传统知识得到任何补偿。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利益的重要创造者却往往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这是不公平的，违背了正义观。
上述“窃用”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制度往往缺失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公共资源，可以无偿使用，因而其不能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有时是个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才使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相关产品得以创造，因此，来源群体也是也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产品的创造者。“使创造利益者享受该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主体公平分享利益。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的理念。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符合以公平、平等和合理方式分配利益为核心内容的正义观。
（二）人格说
人格理论发端于欧洲，以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为代表。针对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中的人格权的存在基础，康德提出了著名的著作人格权学说。他认为，书的实物存在形式与书的内容是区分的。对于书的实物存在形式，人们享有物权；对于书的内容，作者享有人格权。在没有得到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把他的作品公之于众，就会侵犯作者的人格权。以此为基础，黑格尔创立了意志和人格学说。他认为，人格构成了财产制度的基础，“财产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人通过对其占有、支配、处分等与其发生联系，来表明自己的人格。”黑格尔人格理论同时注重作者创作物中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强调“财产是人格的凝聚”，并进一步揭示了人格权的不可转让性。
人格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智慧成果，体现了特定群体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社会身份、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心理特征、等诸多文化内容和文化特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民族之根”、“民族的Dna”。根据人格权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群体的作者（有时是个人作者）人格实现的方式，是该群体（民族）人格尊严的基础。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巨大经济价值，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使用行为频频发生。这不仅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主体造成经济损失，还往往给其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例如，一些土著歌曲是特定土著民族或群体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演唱的，又如，在祭祀、宗教、丧葬等场合活动时演唱。一些音乐公司将这些歌曲进行改编后制成流行歌曲在不适当的场合演唱，极大地伤害了有关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再如，在美洲，一些非印第安人冒充印第安人来宣扬精神启蒙，一些非印第安艺术家使用土著的符号和设计来推销他们自己的“本土”艺术，这些歪曲使用行为严重伤害了印第安民族的感情。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群体永久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任何歪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都是对原创群体人格权的侵犯，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利益补偿论说
利益补偿理论的基本含义是：应授予创造者对其创作成果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使其收回其投资、化解创作所承担的经济风险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假使不赋予创作者独占权，将严重阻碍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从而导致智力开发市场之源的枯竭。
利益补偿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智慧成果，来源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同时，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产品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也是创造者。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相关的产品是“流”；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创造，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当今社会，无偿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通常所说的“生物海盗”、“文化海盗”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缺失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利益的补偿。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剽窃现象大量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再创造的热情和动力严重受挫，最终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衰竭乃至消亡。因此，基于补偿理论，必须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知识产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必要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形成，具备了如下必要条件。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使然
传统上，知识产权保护属于国内法的范畴。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一国法律获得保护和承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从19世纪末期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资本输出的需要，迫切要求将知识产品的垄断专用权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同时，随着科技和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品的国际市场开始形成和发展。在此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国际性要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各国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成立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产权国际性保护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协调各国保护力量的需要
由于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不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商业利用的情况频频发生。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越来越多。当前发展中国家广为谴责的“生物海盗”现象就是指西方国家的公司跨境非法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现象。面对这些跨境商业利用非物质遗产的现象，国内法层次的知识产权制度由于地域性的限制很难满足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利用问题，一国的知识产权法很难解决。这就需要各国缔结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或协定，以协调各国力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人权保护国际化的需要
知识产权本身属于人权的范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了人人享有对其创作作品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国际人权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人权。知识产权属于第二代人权中文化权利的范畴。
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人权在国际上遭受到严重蹂躏，国际法的触角全面伸入到了原本属于国内法调整的人权领域。当今社会，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也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体现。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具有理论基础和必备条件，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也就势在必然。
参考文献：
[1]张耕.文学艺术知识产权正义论[J].现代法学，2008，（1）.
[2]张耕.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韩德培，肖永平.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符颖，冯晓青.论传统知识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学科建设；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珍贵记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建立并完善了具有方法、预案、规范、条例作用的工作指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重托，为达此目标，我们愿吃尽天下所苦，且虽百死无憾！”的学者风范和文化使命感令人钦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该著作的问世必将为保护工作者正确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指导和理论支撑。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7
关健词：物权法，第三方，物权
物权是指人对物进行管领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即调整人对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认为，物权法属于强行法的范畴。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双方往往并不知道对方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以及对方是否对财产具有合法的处分权。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倘若要求受让人必须对对方财产的合法性以及出卖的处分权利逐一调查，这无疑会大大地增加大市场交易的成本，影响交易的快捷。商品交换关系内在地包含着民法物权的变动过程。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如何构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确保财产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便成为摆在物权法面前的现实问题。我国就物权变动中第三方地保护问题，理论界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公示公信原则等制度的优劣选择上可谓大相径庭：
1 以善意取得制度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重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德国普通法时代，因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此项理论是有必要的，但《德国民法典》对于善意取得设有明文，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理论，可谓已失其存在之依据。
2 公示公信原则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方，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入手，直接保护第三方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本原则构建物权变动理论。扬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
3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为物权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方作为物权的取得人，其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无因性原则根据物权公示原则首先建立第三方保护的客观标准，以此为基础建立符合公示原则的权力正确性推定规则，然后根据这一规则来确定第三方的善意与否，并通过对第三方的保护。
一、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探讨
当前，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规则”，因而民法也势必要围绕着市场交易的安全、公平和效率价值目标来构建，善意取得制度孕育而生。“善意取得”理论的本质是依法赋予第三方一个针对原物权出让人的抗辩权，使其在自己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物权取得。该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把第三方的主观心态当作其权利的取得是否受保护的标准，从第三方的主观方面解决了交易公正的问题。尽管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作用却被不适当的夸大了。善意取得制度以主观善意为条件。决定对第三方的利益是否应予以保护，这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同时这也正是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
首先，判断第三方主观上是否是善意的客观标准难以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以第三方的主观善意为标准决定是否对其保护，在理论上似乎对保护第三方利益可谓入情入理，但在实务操作中，这些模糊的善意标准使负有举证责任的第三方往往难以举证。
其次，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的领域内。因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薄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第三方已经无法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再次，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不周密。善意取得理论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善意取得的支持者常常设计的保护第三方的情形是：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方丙。均已经交付；在甲与乙之间的舍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销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方丙依善意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
如依此说，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中断。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的撤销请求权。并且。由于乙不是物的真正所有人。其不会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因为，丙此时的权利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不是法律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
二、对公示公信原则的分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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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包括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应当或者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动产物权以交付为公示。尽管从表面上看，公示是约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从最终意义上说，公示手段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为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法律根本没必要设立登记或交付制度，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问的约定足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经登记或交付只是依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反而更有利于交易的便捷。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示要求与公示效力结合方式上的不同。
(二)公示的公信力问题
物权变动必需公示，坚持形式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无不认为公示是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但当公示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如何平衡真正权利人和依赖公示的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同样是物权变动中的又一敏感话题。公示的公信力是指对于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形式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法律效力。公示的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为前提的。对于不动产，只要有登记存在，那么法律就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存在；对于动产，只要行使权利的人为该物的占有者，就推定该占有者行使权利为合法。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方，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公示瑕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方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三、物权无因性的理论分析
我们讨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有个研究角度界定的问题，仅有买方、卖方的单手交易不应考虑“无因性”问题。与善意取得制度一样，“无因性”问题是针对交易中有“第三方”情况的应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无因性”问题。所谓无因性原则，即第三方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为物权与债权的最终区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最终解释了不动产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使得第三方得以放心地对公示物权进行交易。通过比较无因性为前提和有因性为前提下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状态，证明“无因性”更为科学、更有利于物的流转、更符合交易各方的意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使买卖双方的利益均衡，体现了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维护了物权的公示公信力。保护了第三方的利益，促进了物的流转和利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科学的、合理的维护了公平和发展。
四、善意取得制度，公示公信和物权无因性的关系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8
近年来，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4年以来，、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大熊猫、象、虎、豹等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又明确指出：“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维护生物多样性，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建设救护繁育中心和基因库。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防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
这一系列指示、文件和要求，表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加大典型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和景观多样性保护力度；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完善观测体系；科学规划和建设生物资源保护库圃，建设野生动植物人工种群保育基地和基因库；严防并治理外来物种入侵和遗传资源丧失；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构建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实现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目标，有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坚持“以繁育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能否有效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保护能力使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遏制市场需求对野外资源的破坏力。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禁绝或减少市场需求的被动应对之外，实际上可以选择一种更为积极的思路，即通过大力推动人工繁育的策略发展资源，满足市场需求，替代对野外资源的利用。
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是我国野生动物管理的基本矛盾之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源稀缺，不能满足社会对野生动物的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因而，发展资源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之一。发展资源，包括在自然状态下促进野生动物自我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以及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促进野生动物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
野生动物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子代的能力，取决于饲养条件和繁育技术水平。改善饲养条件，有利于繁殖率、成活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的子代。提高和创新繁育技术水平，可改良遗传基因，培育出优良的种群和品系，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子代，使野生动物的利用有更为充分的资源基础，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大大拓展。特别是当自然状态下某些物种的繁殖、成活能力不足且又面临市场需求的巨大压力时，相应的大量的人工繁育资源将发挥满足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通过人工繁育来发展资源是应对市场需求巨大压力的重要手段。
野生动物繁育业的作用是传统畜牧业所无法替代的。首先国家进入林业转型期，野生动物的繁育利用成为林区重要的替代产业，让职工得以再次创业。其次，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作用，使以野生动物为载体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工艺美术、文学艺术等得以发展延续。再者，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大大地减少了野外种群的开发压力，估计有99%以上的毛皮产品、95%以上的鹿产品、99%以上的熊胆产品等都来自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不仅是发展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一般产业，重要的是它具有替代野外资源，减少对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利用，更好地发挥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特殊功能。
中国是资源利用大国，但依靠野外资源的历史已经终结，因此对人工繁育业的依赖度非常高。然而，长期以来，作为传统畜牧业的陪衬，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一直被边缘化。在人口与资源、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等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为化解野生动物资源匮乏与社会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多种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平衡，要切合中国实际，遵循规律，完善思路，创新举措，适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重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使其不仅与传统畜牧业享有同等的政策扶持待遇，而且要位高一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化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并且在毛皮动物、药用动物、实验灵长类动物、龟鳖类、蛇类、蛙类、雁鸭类等的人工繁育规模上成为绝对的世界第一。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繁育促保护”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基本是来源于民间资本的投入，多为个人和民营企业行为。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客观上融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之中，为中国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大力规范发展。
要将“以繁育促保护”的道路走成功，需要有关方面以敢于负责和推动发展的精神，成为实现野生动物保护道路中国梦的捍卫者和推动者。否则，在极端保护理念及其强大的舆论氛围下，业已取得的“以繁育促保护”的初步成功可能夭折。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自然生境，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上，务必不能忽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工程。只要这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更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中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的规范发展不仅是发展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更是促进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有效保护的重要依托。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9
传统知识有很多表现形式，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上表现就是经典方剂、中药材和炮制工艺等。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是围绕中医药传统知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整个知识群，或者是指导中医各种运用的技术路径[1]。中医药传统知识作为传统知识的一部分，它保护的客体也必然具有传统知识的传承性、地域性和文化相关性这三个共性的特征，但同时它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客体构成要件的争论很多，经研究，笔者赞同宋晓亭专家的观点，现将构成要件概括如下：（1）与中医药理论体系相一致。确定一种知识是否属于中医药传统知识，首先要看这种知识是否是关于诊断、治疗和保健等方面，其次再看诊疗保健知识是否是基于中华民族产生并世代相传的知识或者是否与中医药传统知识自身的基本理论体系相一致。（2）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认定其是否属于中医药传统知识，还要看这种知识是否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知识的本质是否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一致。另外，还要考虑这种知识的使用是否是为了当地居民的健康，而且其使用过程还要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3）具有明晰的传承人。认定其是否属于中医药传统知识，还要看这种知识的拥有人是否为原住地人，是否具有相对明晰的传承脉络；或者查看这种知识是否为原住地人（包括集体或个人）所实际使用（包括在历史上使用和当前正在使用）。[2]
2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权利客体
中医药传统知识可以通过文字、语言、声音、图像、符号、标志、名称、姿态、动作等方式存续和表达，如基于传统的中医文献、医药文物、医疗器具、传承者及传承的规则方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等，其类别包括生命知识、养生知识、疾病知识、诊法知识、疗法知识、针灸知识、方剂知识、药物知识[3]。可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是非常宽泛的，即与中医药理论体系相一致，具有地域性及明晰的传承人的知识均应能成为其保护客体。目前，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客体范围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学者宋晓亭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世代相传并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或潜在价值的医药卫生知识。同时包括了由该领域中智力活动所产生的革新和创造。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客体可以概括为中医药理论知识、技术知识、遗传资源和特有标记符号（包括信誉）等。邓伟生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包含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资源、非物质资源。实物资源与非物质资源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1）中医药文物；（2）中医药古籍；（3）中医药图谱；（4）中医药器物；（5）人物；（6）中医药基础理论；（7）中药；（8）中医方剂；（9）中医养生保健；（10）疾病；（11）针灸；（12）疗法；（13）特殊标记。笔者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即知识群，结合已有的研究和实际情况，现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客体归类如下。
2.1实物类
2.1.1中医药文物
中医药文物主要包括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医家的墨迹、医疗器具、模型以及含有医学内容的艺术品等。据统计，现存的中医药文物共约有20000余件。和中浚先生的《中华医学文物图集》中记载了医学文物96类，药学文物45类、卫生文物20类、少数民族医药文物9类、养生保健文物20类。中医药文物不但见证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后世研究前人的思想理论提供了可能。
2.1.2中医药器物
中医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专门用于治疗或者辅助治疗疾病的医疗器具。这些器具有医疗器具、医学模型、行医用具、制药工具、煎药工具、盛药用具、储药用具、炼丹器具等等。中医药器具不仅具有诊断、医疗方面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承载着中医药知识和传统文化。
2.1.3中医药书籍
中医药书籍是承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中医药传统知识传承的重要形式。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电子版统计，全国113家图书馆馆藏中医药古籍12124种。中医药书籍不仅包括古代医家的各种专著，历代学者对其所做的注释，也包括现今学者的中医药的相关著作。
2.1.4中医药图谱
我国的中医药文献中除了有大量文字记录外，还有大量的图形资料即图谱。我国现存的图谱主要有针灸图谱和药物图谱两大类。黄龙祥先生所著的《中国针灸史图鉴》中共记载有针灸图谱216套。药物图谱在我国则更加普遍，据统计，我国历代药物图谱合计共有8534幅，其色图谱1560幅。除了上述两大类图谱外，中医药还有人体图谱、运气图谱、器械图谱和疾病图谱等。这些图谱承载的知识简明、直观，是文字所不可替代的。
2.1.5中药资源和品种
中药资源可分为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3种，分别有11146种、1581种和80种；按使用情况还可分为中药材、民族药和民间药3种，分别有1200多种、4000多种和7000多种。中国传统医药中对在一定地区出产的产量高、质量好、采收加工要求严格的中药材给予特定的称谓“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只存在某一地区或少数几个地区。因此，如“宁夏枸杞”“杭白菊”“川牛膝”等都为道地药材。
2.2智力成果类
2.2.1中医药基础理论
中医药基础理论是构成中医药学科体系的基本理论知识。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籍中记载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的内容涉及三类：第一类是中医药对于疾病的认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体质学说等关于中医药的辨证论治方面的基础理论；第二类是关于中药的四时、五味、禁忌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第三类是中医药关于养生保健方面的基础理论。中医药之所以是区别于现代西医的另一种医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医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得以支撑自己在预防、诊断、医疗疾病时的相关观点与策略，因此中医药基础理论是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2.2中医药经典方剂与制剂及其革新
中医药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大多都是通过方剂与制剂来实现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载方283首，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载方314首，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载方5300首，目前收方最多的《中医方剂大辞典》中载方96592首。中药制剂包括中药成方制剂、协定处方制剂及单味药制剂。当代的成方制剂与中成药品种已有10000多种，医院制剂也有15000多种。在中医药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其经典方剂与制剂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进程中。方剂与制剂剂型的变化，或者直接提取有效成分，这些常见的做法都是对中医药经典方剂与制剂的革新。例如抗疟新药青蒿素，以及从砒霜中提取有效成分治疗白血病等。
2.2.3中医药保密配方及民间经验偏方
基于传统因素或者是其他特殊的原因，在我国有许多中医药配方并没有像经典方剂与制剂一样直接向社会公开，它们不是公共知识。比如我国现有云南白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和华佗再造丸5个部级的保密处方，受国家保密法保护。还有一些民间的经验偏方，由于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其传承人也并没有向社会公开。例如贵州黔东南自治州侗里古镇，有一种“换花草水”的配方能够控制生育孩子的性别，该配方仅由一个“药师”控制，也仅传给下一个“药师”。
2.2.4中医药各种技艺
中医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技艺，主要包括诊疗技术、中药加工炮制技术及养生保健等方面的技术。中医诊疗技术即诊断和治疗技术，诊断技术如望、闻、问、切四诊法，治疗技术如针灸、火罐、推拿、按摩、气功、理疗、火疗、脐疗、耳疗、刺血疗法、熏蒸等。同时在中药的栽培和炮制方面，中医药也是独具特色。我国在中药品种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上已有悠久的历史。目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如厚朴、杜仲、天麻等已经有了成熟的栽培技术。药用濒危动物如熊、鹿、海马等的养殖业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养生保健方面，中医讲究养“气”。因此，健身气功在学习中医、相信中医的人群中比较流行。例如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太极拳等，都是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技艺。
2.2.5中医药的特殊标记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与中医药有关的器具、人名、店铺名等因为约定俗称或久负盛名而成为中医药的特殊标记。比如“同仁堂”“桐君阁”“胡庆余堂”等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的中医药商标；“扁鹊”“华佗”“仲景”等名医名称及人体经络图等一些中医药特有的标示；“十全大补汤”“六神丸”等方剂名，还包括地理标志例如“宁夏枸杞”“杭白菊”“长白山人参”等等。地理标志成为优质中药材保证的同时，其也成为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对象。对于一些已经形成商标的一些特有标记、符号、词语，已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并且在公众心目中已形成了一定信誉并具有了一定市场，从自然法角度来看，传统部族或传统社区对其传统名号应当享有某种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是一种以传统知识衍生方面为客体的衍生性知识产权，是由上述知识产品衍生的商誉等无形财产利益为客体的知识产权。[4]这些特殊标记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医药，为了不被滥用、误用，它们也应当属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客体的范围。
2.3中医药特有的行业规则及习俗
中医药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行业规则和习俗，这一点与西方的现代医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中医药采用的是“师带徒”的方式，徒弟要想跟着师傅学习医术，首先要拜师，师傅同意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徒弟会形影不离的跟着师傅，真正是情同父子。徒弟有疑惑了就问，铭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师傅“传道授业解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师带徒”的培养方式传承了中医药中大量独特的隐性知识，值得我们保护，也更加值得为现今中医药教育模式所借鉴。除了传承方面的“师带徒”方式外，中医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习俗，例如一些地方在采摘中草药、煎制中草药时的仪式也很讲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习俗可能并没有依据，但从体现中医药的独特性来看，把它们作为保护客体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3结语
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篇10
关键词：名人故（旧）居法律界定立法原则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全民以跑赢“GDp”为目标，各个地区先大拆后大建，统一着装的高楼大厦和流水线下的商品，让原本大一统中国下有独特风情的小城市失去了个性化。“样本式”的发展模式割裂了城市发展的“经络”，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名人故（旧）居，也被这样的发展风暴摧残的支离破碎，几近消亡。从实践上看，目前将名人故居视为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进行保护的方法的有效性不强，因此，将名人故（旧）居专门作为一个项目来保护成为学者共识和希望。如何抢救并立法保护名人故（旧）居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而立法的模式及立法体系的构建则是法界学者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以上问题讨论的前提，是对名人故（旧）居清晰的法律界定及立法原则的确立。
一、概念界定
博登海默教授在其著名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说到：“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法律概念是构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是法律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罪基本的要素。因此，对名人故居的法律保护，概念界定是基础，法律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概念不同，它是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点的集合体。
1.概念界定路径分析
借鉴田夫博士在其《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1]对非概念性术语与概念性术语的区分，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使用的名人故（旧）居，属于非概念性术语，没有完整的内涵与外延，而概念界定就是将名人故（旧）居这个术语放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定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使之与生活语言相剥离，形成独立、完整的法律概念。因此对世俗语言之名人故（旧）居进行法律界定，首先要进行词源分析，其次梳理学界使用之习惯，最后在法律规范内明确其内涵，完成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2.词源分析
从词语的构成方式看，名人故（旧）居属于称述式合成词，是名人的故居的缩写。因此，界定名人故（旧）居首先应分析名人故（旧）居。
名人，释义一，著名的人物。出自《吕氏春秋·劝学》：“不疾学而能为天下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高诱注：“名德之人。”释义二，有名籍的人。出处，宋苏辙《论差役五事状》：“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拘收坊场，官自出卖，以免役钱顾投名人，以坊场钱为重难酬奖。”现代汉语仅指第一种释义，即指著名的人物。
故居，最早可见于《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晋陶潜《还旧居》诗：“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宋曾巩《救灾议》：“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於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将“故居”解释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历数之使用习惯，故居之意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非仅指“指生前住过的地方。”
综上，世俗语言中名人故（旧）居指著名（不论在世与否）的人物曾经住过的地方（含居所），包括名人出生地及暂时居住地。
3.法律界定
（1）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1993年修订稿）明确，在近现代旧址类文物中：“故居一般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其他居住地称旧居。”这一细则获得国家文物局的肯定。根据这一规范，某一名人的故居只能有1处或2处，其他居住地只能称为旧居。
《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昆明暂行条例》）定义的名人故居，指经过认定的各类名人出生时居住的建筑。名人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显然，《昆明暂行条例》是沿袭《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定义方式去界定的。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按照是否是出生地划分为故居与旧居，这样的界定尊重世俗社会的使用习惯，维持已有的保护格局，有利于文保单位已挂牌的居所保护的稳定。但“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这个界定还是过于宽泛、模糊，按照这个界定，名人旅游，工作暂住的居所，都可以列为名人旧居。
罗保平主编的《北京名人故居》中，则提出以产权为标准界定故居，凡属具有产权的房屋就是故居，不具有是私权的房屋，定义为宿舍或寓所。按照此种界定，湖南韶山是故居，因为是主席家的私产，中南海是国家安排主席居住工作的地方，是国家财产，只能认定是宿舍，或寓所、寓居处，且名人故（旧）居产权现状复杂，现存名人故（旧）居大部分已被收为国有财产，一部分是所有者上缴变成国有财产，有些仍是私有产权房，还有一些成为集体的财产。如以所有权为界定标准，又对以何时之产权状态为依据无有定论。这种界定标准排除了名人在特定时期或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居所被保护的可能性，如位于昆明盘龙区龙泉街道办宝云社区棕皮营村的“梁林故居”，显然不属于被保护的对象。
（2）名人的法律界定
名人的界定，一直是学界难题，难以统一。为及时有效保护名人故（旧）居，有些地区不得已采取翻《辞海》的办法，有记载的，就算名人。[1]《昆明暂行条例》提出：名人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生或者生活、工作过，在近现代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已故的历史人物。《名人故居保护研究》的作者崔丽，认为名人是指著名人物，一般指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医药等领域内，对人类及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德高望重、享有很高知名度、深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缅怀和瞻仰，并以他们的事迹、成就和精神为动力，激励当代人们奋发前进的人才群体。[3]上述定义的核心是“贡献、知名度”，按照这样的界定，入选的人物只能是“积极作用、政治正确”的名人，那么，李鸿章，等故居如何处理？这样的定义，显然与故居保护的实践和理念不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和狭隘性。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认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保护历史就应该全面认定，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历史。反面人物上了保护名录并不意味着上了光荣榜，正反面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具有一定影响，留下遗物或遗迹，就应该竭尽所能保护起来。笔者认为，故居保护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记载，因此，对那些“消极作用，政治不正确”，但对历史的发展的有着影响力的人都应该纳入保护范围。
上述的定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名人”必“故人”，尽管“名人”的字面界定不同，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认知之上，即人的影响力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没有时间距离，很难完整评述一个人的影响力与是非功过。这一点，法律的界定必须坚持。
综上所述，法律概念的界定应考虑到已有事实的存在和现实状态的稳定。笔者认为，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第一，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保持其保护的稳定与持续性；第二，尊重世俗社会对故居和旧居的理解习惯；第三，注重名人故（旧）居所承载的历史情感，对有着特殊意义的居所要加以保护。同时，可借鉴黄锡生关于文物概念界定的观点[4]，将名人故（旧）居的概念同“文化资源”结合起来。程恩富在《文化经济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源”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不仅是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把名人故（旧）可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并不是指故（旧）本身，而是指附着在其上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信息自名人故（旧）被发现之时即已存在。
在界定的方法上，笔者建议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即先对“名人”和“故（旧）居”分别作概括式规定之后，再列举与名人故（旧）保护相关的条件性要素。单纯概括式定义模式虽然可以避免列举各类名人故（旧）居所可能造成的遗漏，但是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判断标准不明，执行不力；而单纯列举式定义难以适应历史的发展需要，导致具有保护价值的居所遗漏，且穷尽式列举本事就是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无任何意义。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弥补了的弊端，有利于已有保护模式的稳定。
综上，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为：名人，指在行业领域内做出贡献，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已故个体；故居，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旧居，满足下列条件的曾经居住地，名人故（旧）居是：1.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2.具有历史意义；3.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4.非旅游、工作、途经等暂居地。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居所，不在上述定义内。
二、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又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个立法活动中贯穿始终的、立法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守，受其指导的总体准则，无论对名人故（旧）居采取哪一种立法模式，立法原则的明确是立法工作的前提。
1.法律位阶分析
所谓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要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五级，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目前，名人故（旧）居没有专门立法，主要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法》）的要求和原则进行保护的。《文物法》是文物保护类的基本法，属于普通法，如对名人故（旧）居专门立法保护，制定法律，则应属于特别法，因此，名人故（旧）居的立法原则不能违背《文物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原则可总结为：原真性保护原则、保护与利用合理结合原则、分类级别保护原则、公私结合的多层次保护原则。
2.名人故（旧）居保护的立法原则
（1）“先予保护”原则
杭州市法制办公布《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专门设定了“先予保护”条款，规定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发现可能（疑似）有保护价值的其他建筑时，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立即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向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者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或所有权人、使用人等发出暂停建设活动通知，并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经评估论证具有保护价值的，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认定不具有保护价值的，可通知恢复建设活动。名人故（旧）居同历史建筑一样，承载历史意义的物质载体在于其原真性，属于“特定物”，具有不可替代性，为避免再度出现“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笔者认为，名人故（旧）居的保护亦可参照《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确立“先予保护”原则。
（2）复合型罚金原则
《文物法》确立了行政、刑事和民事三种责任形式，行政责任是主要责任承担方式，在罚金的适用上实行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物古迹的特殊性，其价值难以估算，一旦遭遇毁损很难恢复原状，《文物法》确立的罚金原则在个案适用中与社会心理预期不一致性，导致公众认为文物保护存在“空气执法”，政府及文保部门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名人故（旧）居的价值之一也在于其不可替代性，在采用与《文物法》相同的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形式外，应完善罚金原则，加大违法成本。笔者建议，在已有的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固定金额加比例处罚原则，即将名人故（旧）居的分为部级、省级、市级，每一级确定一个固定处罚金额（应是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家共同调研得出），再根据违法情节轻重，处以固定金额之倍数的罚金。
名人故（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历史学、建筑学及法学等多学科配合，概念的界定和原则的探讨，仅是对立法准备工作的摸索，本文之写作，希提起法界学者研究之兴趣，尽快形成研究之氛围，使对名人故（旧）居保护早日专门化，成熟化。
注释：
[1]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1）.
[2]上海市“名人故居与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徐汇区举行.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李孔三提及以前的作法，2011-11-30.
[3]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第34卷），2008.02（5）.
[4]黄锡生.论新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汪德操.浅谈青岛的名人故居建筑[J].山西建筑，2009-04-20.
[2]陆翔.北京西城区近现代名人故居保护研究[n].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8-09-15（4）.
[3]高巍.名人故居与北京城[J].建筑创作，2007-08-05（5）.
[4]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2008-02-10.
[5]曹杨.浅析昆明名人故居的建筑特色与保护利用[J].华中建筑，2012-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