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世界；贡献
印刷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去学习。这些古代经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这样，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国式的成功故事，飞黄腾达。多少戏剧、小说，也都曾以此为题材。穷困的书生，日夜灯下苦读，背诵《四书》、《五经》，然后进京考试，后来成了总理，而不是百万富翁。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贡献历史，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1.古典哲学。《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科技方面。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火药对于粉碎西方骑士阶层，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指南针对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术、圆周率对数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四诊疗法对医学的完善；地动仪、日月食的观测对天文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早期科技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3.文化方面（狭义的）。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诗章社会中国文化
abstract:inviewofezrapound’endeavortoreinforceConfucianvaluesinmodernwesternthought,athoroughunderstandingofhisinterpretationofConfucianisminCantos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fieldofpoundstudies.thispaperstudieshowezrapoundapproachedtotheConfucianism,andhowhe,finally,constitutedhisownConfucianthoughtsystemonthebasisoftheancientChineseculture,andhowheillustratedhisConfucianismintheCantos.
Keywords:Confucianism;Cantos;Society;Chineseculture
作为庞德的代表作，《诗章》展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困境以及庞德所认为的解决之道。庞德用了将近一生的时间完成的这部作品，晦涩难懂，而其中最难理解的主题则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本文通过对《诗章》中儒家思想体系的系统梳理来分析庞德理想中的儒家社会,分析研究作为诗人的庞德如何为处于混乱世界的人类寻求解脱的途经。
一、早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庞德的《诗章》以奥德修斯的故事为线索，对充满了神话战乱通奸和谋杀的古希腊历史进行了回顾，之后，在第十二章中，庞德却开始描写现代世界，而且把这种现代的社会比喻成平凡人类幸福生活的扼杀者：
统治者和以及高利贷通过公司，/教会执事，占有了财富，/这种化名为高利贷的事物的实质，/是变相的剥削劳动力(《诗章》第十二章)
无论是奥德修斯的故事，还是malatesta的传奇，抑或是对现代社会的诅咒，庞德的描述都毫无逻辑和紧凑性。这种嘈杂的叙述本身就映射出庞德的如同当时的西方社会一样，混乱无序的思想。这标志这庞德对西方社会能够自救的幻想的破灭。
出于对这种混乱无序社会的深深失望，庞德突然转向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了表示自己无以言表的尊敬，庞德把孔子称为Kung。
孔子经过大理寺，/走进松林墓地深处，/沿着小溪走出墓地，/陪伴他的颜回与冉雍，/同他低声谈论着(《诗章》第十三章)
这是《诗章》第十三章的开篇，也是《诗章》中出现儒家思想的开端。这章描写的是圣贤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讨论问题的场景。他们在讨论如果帝王让他们提建议，他们应该怎么做。弟子们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孔子没有评价什么。随后，他们的对话变得更加有序，求同存异，人人能够互相尊重。总之，《诗章》的第十三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教义，庞德用这些理念与混乱的西方社会相比较。尽管没有更加细致的儒家思想的介绍，但这一章中的儒家理念已经可以让处于困境中的西方人民看到希望。
对于处于混乱和无序社会中的人民来说，只有在庞德用儒家思想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才能看到一丝希望。儒学的思想则主要通过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交谈中体现出来。
二、中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庞德在《诗章》中也不是空泛的讲解和分析儒家思想理论。在《诗章》创作的第二阶段，他大量引用中国的传统故事和历史典故以论证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关注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庞德在第四十九章中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阐述。
《诗章》的前几部分介绍了古希腊历史、中世纪欧洲历和美国史，之后从第五十二到六十二章被称为《中国诗章》，庞德介绍了很多中国历史典故和神话故事。如果说儒家思想给庞德创造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那么中国历史则证明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中国诗章》描绘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从尧和舜到到18世纪的雍正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那些繁荣的社会时期都有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pound,197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庞德把介绍中国历史当作是介绍儒家思想，他认为当代西方人应以儒家思想中的人物为鉴，受到儒家思想启发和教育。
实际上，第五十二章大部分内容是从《礼记》的引述。庞德在第五十二章中描述这些祭奠以强调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然而庞德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从第五十三章开始的。庞德从中国历史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秩序”。首先个人要“有序”；其次，家庭会和谐“有序”；而最后，家庭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儒家思想人为，只有在家庭和睦有序的情况下，人民才会为创建和谐社会、和谐国家而做出贡献。庞德描述中国历史意在让西方人以睿智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为榜样，用儒家思想建立和谐、平静的世界。
三、后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二战中，庞德对法西斯的态度是扭曲的，他无视法西斯的各种毁灭性的、无人道的行径而疯狂地鼓吹对美、英进行打击，他认为法西斯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他的这种幻想被打破了。
《诗章》后期，儒家思想主要通过表意文字的方法展示出来，庞德使用了大约六十个汉字，他用这些汉字暗示了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以及处事原则。
庞德的经济观念是：“金钱本身没有价值，它仅仅是财富交换的有效工具，如果这种金钱用于流通而非囤积，就可以准确地衡量出一个国家的财富，这样的话分配就能达到平衡”。他在这段话旁边写了一个很大的汉字“道”加以说明，只有在经济体系正常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繁荣，他对“道”的理解是“道的解释是，脚印和脚支撑着头，而头则指挥着脚的运动，使脚在智慧的指引下有序地行动。”(pound,1971)。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庞德认为有“道”才能公正，有序。
《诗章》中反复出现的中国汉字以及引用的儒家经典著作的片段都表明了庞德想要构建儒家式的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在《比萨诗章》的开篇，庞德写道：
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诗章》比萨诗章)
而在《诗章》的结尾，庞德还写道“我试图建立一个乐园”（索，2003），这些都表明了庞德要在《诗章》的最后用诗歌构建一个“天堂”。对庞德来说，这个“天堂”是他的精神依靠，尽管他对政府很失望，他仍然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人类文明。为了逃离混乱无序的当代西方社会，庞德利用儒家思想，仿照古代中国的繁荣社会，在《诗章》中构建了自己理想中的“天堂”。
随着社会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从人类的物质生活转移到精神生活上，开始强调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寻求一种真正可以使人类获得解脱的方法。最终，人们关注到儒家思想。庞德是早期研究儒家思想的几个西方文人之一，分析庞德的作品对于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互动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作为一个西方诗人，对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西方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开始反思社会的意义、人的价值等等，虽然最终庞德还是没能改变整个社会，但他所付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pound,ezra.personae.newYork:newDirection,1971.
[2]pound,ezra.Confucious:theGreatLearning.newYork:newDirection,1973.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3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儒家传统；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统的论著问世，均为人们理解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66万字《儒学引论》的基础上，崔大华最近又发表了62万字的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丰富和深化了当今关于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研究。本文拟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三个方面，对崔大华儒学研究的成果作一简要概括，并由此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
崔大华认为，对儒学特质的判认，应该基于中国固有的先秦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类文化发轫时期的异质文化思想这两个观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汉代以后，逐渐成为附着有权力因素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也有扩展，不仅有道德的功能，还表现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的‘教化’政策推动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①至于对儒家传统的把握，基于现代阐释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崔大华则相对淡化儒学原先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或维度，强调儒家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舞台上观察，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形态、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崔大华上述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界说和区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比较全面。从学界当前的儒学研究来看，比较多的是基于一个维度展开，其中对观念体系层面的研究较多，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从文化类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讨则较少；比较起来，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既综合又有区分的三个维度研究确实是独特而有创见的。
由此，在初步区分了儒学和儒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崔大华观察、研判儒学现代命运之视角是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就对儒学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伦理特质形成和社会功能扩张的过程之后，他关注儒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范畴——“仁”（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社会伦理纲常）、“命”（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显现其是一个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超越（总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质的终极关怀）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在总体上有完整结构的思想体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德目或道德概念众多的复杂系统，可区分为归属于德性（仁义礼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温良恭俭让；廉耻）、道德行为的底线原则（絜矩）和最高标准（中庸）等不同层面，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序的道德观念系统。正是这一伦理道德特质和理论结构使儒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行为的道德判别原则（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爱精神、伦理自觉、命之自觉）之标准，为儒家社会的法律提供了“礼”之依据，而且还能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彰显了其主要社会功能——相对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这一认定，崔大华还特别强调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内涵：“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第一，彻底的道义论立场。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应当’，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绝功利）……第二，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这种终极的理性自觉，使儒家生活形态貌似平凡浅薄，实际潜存着厚重高明。”②
崔大华接着考察其儒家传统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可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家庭、国家、天下）和道德规范之网（“五礼”的典章制度、“五伦”的人伦行为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矩）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们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从而又是开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持续危机（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条吞噬，道德自律被权力扭曲）、内在冲突（孝与忠、礼与法）、差异或对立（异族即华夷、异教即儒释道之间）和缺弱环节，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层面之外，特别是其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行为规则。而对于这种内在紧张，“当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来消融这种紧张冲突时，一种宽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历史地形成。这种品格的伟大贡献和卓越表现是：民族融合的实现，持久不衰的儒家与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伦理道德思想及规范为精神内核的世俗生活和宽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④。显然，崔大华上述对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最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华就可以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了：“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为其主体内容，它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那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为组成儒家传统一个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含蕴着和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⑤，并强调这正是儒家传统中“活着的”方面，即仍然活跃在、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和走出“现代性”困境道路上的东西。而儒家传统中首先死去、消逝的东西，在崔大华看来，则是由于时代变迁，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中那些内在伦理道德精神随着它产生时历史情境消失而流失，变成程式化、形式化空壳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的部分。接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权力观念侵蚀、扭曲的儒学思想内容部分，也随着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终结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其别是发端于汉儒的“三纲”观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理念来衡量，儒家传统的缺陷之处，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不足，不能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难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等。当然，这种缺弱只能视为是传统儒学理论视域的历史阈限的表现，而不能认定为是它的理论本质所致。儒学的理论本质是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创造和维护。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儒学是可能克服这些缺弱并承担起其伟大使命的。
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
在概括了崔大华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之后，有必要对其作一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评价问题，当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主要强调儒学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学”则坚持：“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要在当代全盘复兴儒学，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主张。另一种相对平和的观点则强调：儒学从历史上看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并认为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三种看法中，似乎都存在着对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认识或强调不足的情况。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家传统的两个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东西的确认，对儒家思想的久远生命力就是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强调，等等，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的种种理解中，确实是一种十分独到的界说。
具体说来，20世纪儒学的新定位和新状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辛亥革命之后，“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定位、诠释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或文化。这三种定位都含蕴着对儒学的永久的肯定，不仅组成了此后儒学研究所展现的全部学术领域，也建构了此后儒学文化生命所可能拥有的全幅生存空间”⑥。同时，儒学认同了民主与科学，儒学形上学也实现了新的重建，并进行了儒学创新的方法论探索。第二，就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而言，崔大华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而构成这个动力的基础——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提供适应能力，在价值层面上，儒家注重伦理关系和义务与现代工业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之间有内在的犀通，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社会的政治体制、管理系统具有明显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质，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内涵。第三，就儒学的现代转化和新的生长而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伦理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其在法治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长，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创造，即在儒家传统道德表现的缺弱环节——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生长，是走出传统的宗法伦理藩篱，在广阔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长。
鉴于崔大华在探讨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作为重点，这里就有必要对其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贡献的观点作进一步概括。在他看来，第一，中国现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表现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认同国家、民族是高于个人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个人要和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为她奉献、牺牲个人的所有。同时，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伦理认同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由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生长出来的一个人能自觉地将实现、维护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视为是自己应有义务，应尽责任的观念。此外，除了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这种勤勉品质根基于儒学对现世的、具有物欲内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仅在现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理性自觉，而且还会汇入到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去。第二，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体制转换而衍生的社会控制削弱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失范现象——普遍的、严重的背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矫治、消解失范行为危机的功能，也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如上所述，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甚为丰富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传统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与现代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兼容、契合之处。
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即生长，崔大华认为，随着1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的伦理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的法治社会，儒家社会三个主要特质已渐蜕化、消失，包括等级性社会阶层结构解体、经济结构之变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新生长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现为新的道德自觉和成长。法治社会里伦理秩序中的道德义务责任意识，公民社会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观念，都可以视为是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真实存在和新的生长，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现的缺弱处——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生长，而其结果则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现和新道德精神的彰显。总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里，当代中国道德所坚守着的，也正是儒家传统道德仍然生长着和发挥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遗产，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义论的道德判定原则。第二，在伦理认同和践行中构建的精神家园。第三，私德规范向着公德领域——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
三、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
在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之理论视角里，儒学现代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儒学如何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有新的生长？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从而，在初步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崔大华还有必要探讨“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即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消极后果）的回应问题：“儒家传统对现代性所引起的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后果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补益的回应。”⑦这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救治和超越；对现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即普世伦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已经完成，且有基督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理性“祛魅”带来的衰退乃至丧失，以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扩张，导致了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崔大华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化基本价值观念的负面呈现。在中国，虽然由于对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丧失充分理性自觉，或者当这种理性自觉被权力扭曲而变成被迫屈从时，儒家的精神危机也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空间，西方那种生活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并不典型。就儒学的立场看，在儒家生活中，引发西方现代性的人生意义丧失的两个根由都不存在。从而，相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用宗教来“修复”人生意义或从生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两种“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对救治这一精神危机具有某种助益意义，其内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广阔的人生意义空间，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责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经受苦难（辛苦、烦恼、贫困和灾难），都表现着、潜存着或可诠释出生命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生活，它们共同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显现着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义。
其次，关于儒学对现时代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人类不同文化间伦理共识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人类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第一，崔大华认为，儒家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选择，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识，更纯粹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所不会，也不能逾越的。当然，崔大华在此也没有夸大儒学生态思想对于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意义，认为它毕竟还是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伦理”是指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议会明确提出，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对此，崔大华认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民胞物与”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个人行为、个人道德行为、个人与他人及与自然间道德行为三个层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作为儒家贡献给未来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而且与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现存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女性主义中一种富有远见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和谐。对此，崔大华认为，以儒家的视角观察，在自然观维度上，男女两性关系是互补、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在伦理观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都相互承担着等值的义务责任；在权力（男权）观维度上，女性则屈从于男性，但还是谴责对女性的奴役。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走向男女和谐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长的道德思想体系，是有理论资源、道德动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的。
最后，对于正在兴起的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崔大华强调，儒学也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包括坚持伦理底线；倡导道德优先；追求社会公正。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的系统论证基础上，崔大华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问题。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精神危机、现时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后人类”文化思潮等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时，崔大华不仅表现出一个儒家学者的审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现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学者的见识和担当：虽然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拥有一切，也不能够判别一切，但研究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意义，崔大华认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及其现代价值、未来前景，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会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对于笔者来说，首先则是更加深了对被弗洛姆（erichFromm）称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解：“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4
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
孔子简介
孔子，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孔予，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专心从事占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怒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导“天人合一”，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电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形成及源流
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孔子故居成为世界上第一鹰孔庙。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县县有孔庙的盛况，孔庙逐渐演变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随着历代帝王的褒赠加封，祭典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干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民国政府明令全国祭孔，其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1986年，沉寂了半个世纪的祭孔大典经曲阜市文化部门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奠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献牲、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二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相传为孔子诞辰)举行大祭。这一天的祭孔仪式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一至三天，以示敬重。参加祭孔的人员，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被当作国家的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国祭多由皇帝专门指定的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亲至阙里孔庙致祭。
祭孔的意义
由于做出了兴办私学、传承古学、开创懦学三大历史性贡献，孔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历史文化巨人。特别是其开创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思想支柱，而且对广大平民百姓的思想与生活也产生了极深影响。因此，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直至成为至高。
无上的圣人，受到盛大而又隆重的祭祀。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琉球(今属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孔庙。18世纪以来，随着孔予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许多孔庙。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孔庙2000余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庙宇。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5
关键词:中华传统哲学;生死观;儒家;道家;佛家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86-01
中华传统哲学的主干是儒道释精神。似乎处于人类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东方思想家们对这个世界视之为理所当然――所有中国哲学家的文字都是如此的自然,或名言隽语,或比喻例证,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虽缺乏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方法,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乃是游刃有余。对于生死问题,他们则各有其独特的看法。
儒家对死的问题所言极少,但对生的目的进行了许多阐述。这诸多阐述,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所称的“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立德”,指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指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指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这三不朽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至于死亡,儒家认为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论语》中关于生死的问题一般是避而不谈: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第十一》)在儒家的思想里,生的问题解决好了,死亡的问题也就解决好了,生者就是要尽到自己的本分,也就是究其一生为“正名”而活。儒家以其积极的入世情怀,巧妙地避开了“死亡”。
至于道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道家分为了三个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
在杨朱阶段,“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显学》),“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汜论训》)杨朱是轻物重生的,而且重生到一毛不拔的程度。那么,此时的道家对死亡应该是相当不舍的,失一毛都已不乐意,那么因为死亡失去自己的身体,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一件多么悲恸的事情。于是他“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追求生之享乐,“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列子・杨朱第七》)对于死,便不去想了。
老子阶段,“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老子认为,“飘风”“骤雨”属于天地所为的违反了“道”的行为,于是他们不会长久。只有“道”才是永恒的,无生无灭,因“道”而生的万物都是有生有灭的。人和“飘风”“骤雨”都一样,生死是很自然的。于是在老子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为死亡大惊小怪了。
庄子则更进一层,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惠施问生死,庄子答“察其而来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行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他视死生已如春秋冬夏四时之行,是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的事情了,只有顺从依随才符合“道”。他与天地同游,视死生一化。因此,妻子死后,庄子才会“鼓盆而歌”。庄子的生死观,可谓“等生死,齐物化”。
佛教的生死观是循环的,前世因导致今世的果。要逃脱生死轮回,只有修行以试图对菩提有所贡献。从这些对菩提的贡献中,个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过程中,积累不再贪恋什么而能避开贪恋的业。个人有了这样的业,其结果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即“涅”。“涅”可以说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或者说与所谓的佛性的同一;或者说,它就是了解了或自觉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固有的同一。这很像是在佛学传入中国之前,古代中国的圣贤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一种“有”的境界,而佛家是一种“无”。在佛家看来,这世间的一切花花绿绿不都是虚无么?既然都是虚无,那些尘世的若梦浮生,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
后来的禅宗,继承了这“无”,所谓的“本来无一物”(《坛经》)。“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永嘉证道歌》)禅宗以“无生”思想来泯灭生死界定,超越了生死问题的时间界限。
入世的儒家、出世的道家和超世的佛家构成了中华传统哲学的主干,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死观,组成了中华传统的生死观系统。在现代科学将人这种高级动物的生和死问题就像蛋白质一样解构的今天,我们从传统生命哲学的角度认识生死问题更显得有重要意义。它从人本主义的高度,给我们面对生死问题提供了一片崭新的视野,并将以多元文化、多种思想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我们去面对生活,应对生死问题。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6
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贡。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复宣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学生的重点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礼和六艺方面。对于经商理财，孔子是不太感兴趣的，甚至有些鄙视动辄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学稼为圃的樊迟，有理财能手冉求，还出了个善于经商的子贡。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读书非常用功，认为做学问应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张贫而毋谄，富而不骄。他善于辞令，长于外交。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善于经商，做生意“臆则屡中”，预见之精准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贡发了大财，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商”的大商人之一。
与子贡不同，他的师兄颜回却是学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贫为荣。可颜回不善谋生，结果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32岁就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个师兄闵子骞，也很有才学，却以外出做事为耻，只在家中进修，穷得连糟糠都吃不上。他们学问有余，谋生乏术。结果那满腹经纶，于世无补，也于己无益，想来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贡则不然，他把求学与致用、行义与营利结合起来。从学，则如切如磋，好学不倦，学识渊博；从政，则高车驷马，与诸侯分庭抗礼，使鲁国转危为安；从商，则预见行情，经商货殖，成为著名富翁，而赚来的钱，又注意发挥社会效益。可以这么说，孔子之所以能办成当时最大的私立学校，能周游列国，子贡的经济接济与支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对于经商是有重大贡献的。“义利相生”应该是儒家对经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贡献。
在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
在义与利不能兼顾时，孔子主张舍私利而取公义，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这些主张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深有影响。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重“义”。
同时，我们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学习和践行的。试想，损人害人的商业行为会持久健康发展吗？唯我独尊而不懂得满足别人需求的经营行为和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发展吗？做事走极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够做得长久吗？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7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家；中国山水画；谬见；评析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60-01
一切艺术家和艺术现象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地域或国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这种状况在古代尤其如此。作为西方美术史家来研究和书写中国的美术史，首先要克服种种的思想、文化障碍。尽管美术作品是形象化的视觉艺术，但要真正理解也必须转换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要了解另一种艺术语言和表现系统。如此说来，西方史家在阐述中国美术史时出现偏差和谬见，也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可以理解，但问题却不容忽视。本文所选定的七部单卷本世界美术史著作，均为20世纪西方著名美术史家所著，并有中译本，在中国流传甚广，被列为艺术史专业的必读或参考书目。七部单卷本美术史著作分别为：
1.《世界艺术史》，[法]艾黎・福尔著，张泽乾、张延风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2.《艺术史》，[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3.《艺术发展史》，[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名《艺术的故事》，1992年第二版更名《艺术发展史》。
4.《世界美术史》，[英]休・昂纳、约翰・弗莱明著，毛君炎、李维琨、李建群、罗世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月第一版。
5.《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美]弗雷德・S・克莱纳、理查德・G・坦西、克里斯丁・J・玛米亚著，诸迪、周青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6.《艺术的历史》，[英]保罗・约翰逊著，黄中宪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7.《艺术的历史》，[法]雅克・蒂利耶著，郭昌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绘画是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山水画是中国绘画的精髓。一些西方美术史学者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解和评价就有明显问题：有的曲解中国山水画；有的不重视中国山水画，认为写实性人物画地位和成就高于中国山水画；有的只是照本宣科，并不了解中国山水画。福尔对中国绘画的理解是，绢画和自然毫不相关，心境才是最需要表现的内容。贡布里希认为中国山水画家的作画方式有危险性：画家不到户外写生，而是用参悟和凝神的方式进行学习，学习技巧以后才进行观摩，以此体会山水意境，然后根据自身体会将所见山水重新组织在绢本上写诗作画。保罗・约翰逊认为画人物、动物、花鸟、树、山水、全部涉及大自然，但并非不造假。雅克・蒂利耶认为，由于山水的非写实性，外国人只需欣赏，无需澄清。
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内涵，首先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哲学基础。在中国绘画中，根据儒家、道教、佛教思想所创造出的山水画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要了解中国山水画就要首先分析出儒、道、佛的哪一家主要影响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对此，一些西方学者也深明个中道理，并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贡布里希就认为：“影响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恐怕来自另一个宗教，即佛教的影响”。与之相反，《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的作者就认为佛教从未对中国艺术产生主要影响。客观地说，佛教思想的确对中国艺术产生过明显影响，但又难以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影响力量。而且仅执此一端也失于不够全面。这就需要全面分析阐述儒、道、释三家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佛教发源于印度，认为人生充满苦难，根本要求是否定生命，这是印度佛教的原始倾向。虽然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得以缓和，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中国山水画创作要求“胸有丘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试想，心中充满美的事物，为创造“可游”、“可居”之境而努力的思想，自然不是佛教所要求的“四大皆空”。因此，佛教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也有限。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君主治国宝典而受到重视，但历代君主大多实施“内服黄老，外示儒术”①的策略。儒家重视礼教，重视说教功能，这与山水画要求的给人自由放达和精神解放不相雷同，所以对山水画的影响较少。著名学者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就对儒、道、佛三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庄子所显示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例如宋代形象朴素、柔和，颜色雅淡、简素的瓷器，在精神上是与当时的水墨山水画相通的。”②因此，中国山水画主要受道家思想影响。
注释：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8
摘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契合，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探究。
关键词：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及其发展脉络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影响最大，它深深沉淀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心理中，至今仍影响着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波及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所以研究传统文化不能抛开儒学。
儒学产生于先秦，先秦儒学的最高成就是确立了仁、义、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儒家哲学的范围概括说起来，可以用《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孔子也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智也。”按儒家说法，必须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与西方近代精神相近。儒家思想当中的中庸精神不能不提，《中庸》记载，“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的中庸是依时，依事，依问题而采取中庸的态度，所以中庸不是老好人，不是没有立场的。儒家也谈论人性问题，谈论知行分合的问题，谈论“民德归厚”的问题。除此之外，儒家思想还包含了现在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宇宙学，生态学与伦理学等，总之范围广博，内容庞杂。下面简单说说儒学发展的主要脉络。
儒学产生于先秦，在汉代时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占据“独尊”的地位，魏晋至隋唐，儒学地位稍有下降，以后道教等异军突起，但宋至清，儒学仍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思想，儒家之外，也不是没有别的学派，但孔子至近代，还是儒家的势力最大，这与发展的儒学擅于吸收有极大关系。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儒学由兴盛而衰落，失去了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此种情况下，有的对儒学产生了不用的态度，说儒学是“明日黄花”，极端时是在五四时期有专打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做法，种种此类被批的体无完肤。当然也有很多人仍然坚守儒学的正宗，正统，大力复兴儒学，并发展新儒学。发展创新的好坏暂且不论，儒学作为我们的文化传统，虽然产生于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之上，仍有它存在的巨大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诠释儒学，以崭新的视角对其看待剖析才不至于将“洗澡水与孩子一同倒掉”。
二、儒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不是外来文化强加给中国的，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不能分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佛教的输入。佛教的输入，有老庄、玄学作为其文化土壤，满足了中世纪宗教情绪和宗教生活一定的的社会文化需求。它一方面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禅宗为主要代表的佛教各宗派，另一方面其一部分精华被宋明理学所吸收，另一次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输入，马克思主义迎合了当时的需要，逐渐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上所述，中国有唯物辩证法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价值取向，“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无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擅于吸收异文化的“会通精神”，中庸的理念等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扎根的土壤，儒学的人文价值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等等都有着相通的关系，两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等也都有着契合的关系。
中国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同时，它本身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下，儒学源远流长、历代损益、包容性强、影响力大，社会根植深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总之，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可或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下的新儒学
在中西文化、新旧学术猛烈的撞击与契合中，既继承，又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薄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五四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儒学的发展势必起作用。儒学的潜移默化也好、鲜明左右也罢都影响着儒学的新发展。所以新儒学具有了传统儒学所不具有的一些新特点。
首先，新儒学的思辨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方面得到提升。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之儒学本身就具有开放性是其重要原因。熊十力认为，研究哲学的人，对中国、印度、西洋三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他主张“旷揽中外，去门户而尚宏通，远偏狭而求圆观”。其次，儒学的自我批判能力也日益彰显。现代新儒家对包括宋明理学的儒学传统做过多方面批判。熊十力说，宋儒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宋儒之学最值得批判的有两点：一？是没有民族思想，二是没有民治思想。梁漱溟批判了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人伦关系的儒家伦理异化现象。第三儒学更温和、理性。没有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剔除了封建桎梏，新儒学更温和、理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以辩证的角度看问题不无相关。最后，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充分肯定对于客观世界的重视，对于科学的肯定，认识到科学作为知识系统在认识自然、改善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方面的效用，儒学的转型为保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去除了的封建遗毒，诸如小农意识、等级制度观念、宗法思想、伦理纲常的新儒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儒学在当代的这种转变，是在全球一体化、西方各国文明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儒学拥有自我批判能力和不断发展的包容、时代精神，是它得以存续、壮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在儒学的发展、转型过程中起了匡正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学的积极作用会日益得以彰显。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思想
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的结合，就不能不提这个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思想。思想作为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思想理论历来就是在原有的文化积淀中生发的，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都是吸收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正如牛顿所说，他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所以说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自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的很多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使其具有了崭新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意义。在内容上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历史经验和哲学智慧等；在形式上，他也大量的运用了古人的用语。材料是传统的，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比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述唯物辩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从形式到内容上巧妙地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述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思想的创建者，思想指引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本人对思想做出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他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文化在中国成功的大众化，是等人的功绩，也与传统文化包容、相通分不开。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留下了巨大的财富。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由传统向向现代的飞跃，向世界的飞跃，它自身不仅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也实现了科学的理论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思想作为一种新式的思想观念，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始终是一种又有否定又有选择的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国革命早期、中期、晚期，思想都在不断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这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正是思想自身发展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然的要求。
五、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结合，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同中国国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能间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时代的呼唤下诞生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创新的体系，它指导着中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进步。她的发展、创新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华自生的文化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课题。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关系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崇尚和谐统一的精神、价值取向、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行为模式等等这些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神食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至关重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巧妙“拿来”充分吸收，创造出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凝结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对自我形象和民族性格的重新塑造过程。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盏理论明灯的指导下，与当代中国这片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不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也好，“坚守传统”也罢，错误都在于片面的抛弃了或是神化了传统文化，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建设中国特色文化，不但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视传统文化，汲取精华，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自觉的充分利用传统文化遗产，批判的继承，才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更适合国情、民情、世情的科学理论。
六、结语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比以往的剥削制度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要不断地警惕西方不良文化的渗透，与那些毒害人们至深的“自由主义”、“”、“有名无实的马克思主义”等做斗争。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至关重要，不忘本就不会历史虚无，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掌握其实质、真谛，才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有力的武器。才能顺利的指引我们前进，少走弯路。
千言万语，表达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风帆，引领航向；中华文化是承载，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中国化取得的。要取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就要对传统文化、国情深入研究，不断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借用的一段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参考文献：
[1]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著.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9
本届大会秉承以往各届的宗旨，在独立思想、平等对话的原则下，学者们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儒学与国家软实力建构”“礼乐文化与社会道德”“儒家思想与公共文化空间”等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学研究为解决当代困境提供重要智慧
本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广泛的外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体现了儒学研究丰富的思想和方法的维度。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杜维明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从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体系中，儒家哲学没有寻求超越的外在精神实体，而是关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追求凡俗的人文主义，强烈渴望自然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相辅相成。孔子的“仁”，没有阶级、地域的界限，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天下归仁”，这为解决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困境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儒家思想的启发下，人类应该享有正义的自由，有同情心的理性，有社会和谐的个人尊严和有责任的人权。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安乐哲认为，当代世界在取得广泛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他认为应对这种全球困境首当其冲要摒弃人们熟悉的个体玩家竞争模式、只追求一己之私的文化资源，代之以协同合作形式的、跨民族、伦理和宗教界限的恰当文化资源。很多人认为，作为泛亚洲大文化现象出现的儒学，有可能对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话语，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同样认识到，随着亚洲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需要重新估量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世界共同体的英美传统的优长和缺陷，同时更充分地了解和估量儒家的思想传统。他认为“君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他围绕这一范畴对其本体论的含义和现代价值进行了多角度的注释和阐发。
拓宽儒学研究的路径和维度，回归儒学的践行精神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篇10
【关键词】文化建设；儒家；审慎；民族；世界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7-0057-1.5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现在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直非常的重视。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文化建设的尤为重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足以看出我们的国家和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追求先进的文化建设的决心。但是，文化建设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的作用和意义以及重要性又具体如何等等。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清楚这些问题。在百度百科中对“文化建设”的定义是：“文化建设就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活动。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从“文化建设”的定义入手，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对于文化建设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只有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才能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爱国意识等等，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当今的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激烈地竞争综合国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强大，不仅要考虑其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还要看其文化方面的建设程度，总之文化建设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它与其他方面的建设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
我们在理解了文化建设的定义和重要性的同时，更要思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并且要将其带入世界大的文化当中去与其他的文化进行对比和分析。芬兰学者黄保罗先生说“儒家是中国精神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宝贵元素之一，只要摆正其位置，不但儒家可以成为中国的祝福，而且可对全球的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儒家应该避免狭隘的民粹与民族主义视角，而应该从全球化视野与时代精神出发，来寻找复兴的活力。”的确，儒家思想影响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髓之一，提到中国文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它和儒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就是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氛围里。
与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相比，现在的中国可谓是在各个方面都积极地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也逐步与世界文化对话。在海外，我们的文化也是影响深远的，并且为全球的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的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汉语热潮。我们作为祖国的一份子，看到这种景象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这说明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增的，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彰显着中国不断地强大起来，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可喜的，当然对于文化建设也会越来越重视，投入也要不断加大。
当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遇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声音，当然也会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同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多本质上的区别，也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分歧，这就是文化差异所致，当然不同声音的出现是正常的，就如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允许这种不同的看法的出现，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问题，以及如何更好的与世界对话和融合，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到地球村，并成为其一份子。
我们在看待一件事物的时候不能狭隘，而要有宽广的视野，并且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食物，跳出自己的那个小角落来看，不能做井底之蛙。当然这也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做支撑，否则也不会对一个事物有全面、正确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例如近些年来部分儒家对于基督教的反对这一现象，我认为在看待事物时“狭隘”是要不得的，我们在评价一个事物的时候与不能简单地评价“好与不好”，更应该理性地考虑是否适合。就好比中国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战略是我们必然的选择，也是由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理性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阶段的正确选择。但是如果把这一发展道路拿到其他国家可能就行不通。这就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看问题思考问题。孔子云“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对于“鬼神”并不是说要强烈否定，只是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不靠近，是“敬而远”的态度。对于同一事物之所以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是与出发点以及视角有着紧密联系的。所以要用广阔的视野和多角度去看到问题，联系地看问题，立体地多维地分析问题。
中国的文化建设要想快速发展，一定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分不开，要想建设先进文化，就要将中国至于世界大舞台当中，跳出固化思维，勇于创新积极思考，理性多维地看待问题，对于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要取长补短，辩证地看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总之，中国要想更好地融入到世界这个大舞台，与其他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是很关键的，但同时不能偏离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一概的学习或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也不要听不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要保留我们最精髓的东西和精华，保持清醒的头脑、自信理性地、谦虚审慎地学习和完善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要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建设当中去，用全球化视角来思考文化建设之路，使我国文化建设更好更快地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