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1
今年以来，我市畜牧产业化工作在市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托资源优势，以加快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现代畜牧业建设为中心，培育现代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提升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水平，努力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预计1－6月，全市出栏肉猪17.7万头、肉羊2.93万只、家禽169.2万只、肉牛2878头，完成了目标任务的52.8%、51.4%、52.1%、52.5%；肉类总产量16715吨、禽蛋产量2400吨、牛奶产量196吨，完成了目标任务的52.3%、54.5%、59.4%。达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为实现全年工作目标和农民增收夯实了基础。
（一）养殖业主不断涌现。据统计，全市1-6月新发展适度畜禽规模养殖230户，其中生猪112户、家禽110户、肉牛3户、肉羊5户。新建玉林、沱湾、宏云等生猪规模养殖场10个、改扩建生猪标准化养殖场9个，新建顺均、华隆等养牛场3个。
（二）专业合作社不断增多。目前在工商新注册**市华阳养猪专业合作社和**市阳和土鸡专业合作社。**市阳和土鸡专业合作社以**山种鸡场为核心发展会员60余户，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养殖土鸡4000余只。
（三）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我市实际，结合国家标准化养殖示范项目的实施，积极探索养殖小区建设和发展模式，编制了我市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规划，围绕广溪路沿线建立规模养殖带（小区），采取了“公司+农户”“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规划用地，统一设计标准，统一畜禽品种，统一疫病防治，统一规划生产，制定严格的小区管理制度，规范养殖方式，建立标准化养殖小区，严格按照《无公害畜禽养殖标准》组织生产，推行标准化生产，据统计，到目前，建立标准化养殖小区10个，其中生猪养殖小区4个，家禽养殖小区3个，肉羊养殖小区1个，肉牛养殖小区2个。
（四）以草食牲畜为主的特色养殖迅速发展。目前，我市已发展肉牛、肉羊、野鸡、原鸡、肉兔、鹌鹑、肉鸽等特色养殖大户20余户，出栏肉牛100头、山羊XX只、野鸡3万只、肉兔10万只，仅特色养殖实现产值500万元以上。
（五）产业化带动增收明显。据测算，今年1-6月全市畜牧业带动农户人均增收可达85元，其中，参与畜牧产业化生产的农户人增均收达110元。
二、工作措施
（一）领导重视。一是成立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生产科教股和改良站人员为成员,统筹全镇畜牧产业化发展的各项工作，确保建设任务的全面完成。二是强化责任落实和考核。把畜牧产业化建设列入全市各乡镇街道重点工作考核体系，制定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考核办法。
（二）落实畜牧扶持政策。建立完善畜牧产业化的扶持政策体系，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财政投入，遵循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及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标准，依程序兑现相关政策，落实养殖保险规模养殖保护，调动农民从事畜牧生产的积极性，鼓励反乡农民工畜牧创业，拉动畜牧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与管理。全面完成畜牧兽医体制改革任务，充实技术支撑力量，开展畜牧兽医人才知识更新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加大对养殖户的实用技术培训力度，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三、存在问题
（一）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我市龙头企业少且规模偏小，产业链不长，增加值少，加之，管理经验缺乏，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和对养殖户带动作用不强，没有形成产业化的骨干。
（二）专合组织组织化程度不高。我市的专合组织其运行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沟通信息、协调生产、调控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好。多数专合组织的会员之间只有信息、技术联系的松散联合，互利互惠的机制没有建立，没有起到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作用。
（三）业主发展不稳定。多数业主对畜牧业发展形势估计不准，常常盲目跟风，扩大规模，造成养殖效益不高，影响积极性，一旦遇到市场，疫病等风险，就会发生关停并转。
（四）基地规模发展不平衡、标准化程度不高。我局虽按照产业带对基地进行了规划，但均是小基地规模，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形成标准化专业化生产基地，造成基地的专一性生产能力不够，标准化程度不高，无法形成知名品牌。
（五）利益机制不够完善。全市的龙头企业、业主、专合组织、基地等没有真正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造成产、加、销相对脱节，制约了畜牧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四、下步工作建议
（一）抓重点，扶强龙头企业。发展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等方面的作用。一是将现有的龙头企业，扶强扶壮，增强其开拓创新，抵御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的能力，力争成为省级重点龙头业。二是规范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在带动农户，开拓市场上下功夫，成为畜牧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骨干。三是鼓励支持农民合作兴办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其他企业向畜产品加工领域延伸，茁壮成为畜牧龙头企业。四是引进龙头企业。利用我市自然资源，引进一个加工龙头企业，带动我市畜牧业的发展。
（二）重规划，狠抓基地建设。畜禽生产基地是龙头企业的依托，也是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而围绕主导产业，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统一规划，推进标准化生产取得显着进展，必须注重产业规划，因地制宜，确定一系列的畜禽发展产业带，做大做精畜禽基地，成为龙头企业第一车间，并能长期稳定市场供给量，最大限度保持市场占有率。
（三）重引导，壮大专业合作社。发展畜牧产业化经营必须要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为此，要引导畜牧龙头企业与畜牧专业合作社建立紧密联系，使畜牧专业合作社成为养殖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通过谈判与龙头企业达成合约，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培育、规范运作现有的专业合作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介组织，帮助龙头企业和农户实现真正对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稳定共同体，担负起畜牧产业化经营的基础重任。
（四）强服务，为业主发展护航。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的要求，为畜牧产业化经营搭建融资平台，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畜牧产业化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畜牧部门要继续强化技术培训和指导，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市场需求信息，推行畜禽标准化生产，帮助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畜牧龙头企业搞好畜产品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畜牧产业化进程，增强市场竞争力。各乡镇要对业主在产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土地使用、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2
2016社会调研报告的格式
标题
调研报告要用能揭示内容中心的标题，具体写法有以下几种：
(1)调研报告标题公文式标题。这类调研报告标题多数由事由和文种构成，平实沉稳，如《关于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状况的调研报告》;也有一些由调研对象和调查二字组成，如《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
调研报告
(2)调研报告标题一般文章式标题。这类调研报告标题直接揭示调研报告的中心，十分简洁，如《本市老年人各有所好》。
(3)调研报告标题提问式标题，如《人情债何时了》。这是典型调研报告常用的标题写法，特点是具有吸引力。
(4)调研报告标题正副题结合式标题，这是用得比较普遍的一种调研报告标题。特别是典型经验的调研报告和新事物的调研报告的写法。正题揭示调研报告的思想意义，副题表明调研报告的事项和范围，如《深化厂务公开机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关于武汉分局江岸车辆段深化厂务公开制度的调查》。
正文
调研报告的正文包括前言、主体和结尾三部分。
(1)前言
调研报告的前言简要地叙述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工作、事件、人物)进行调查;调查的时间、地点、对象、范围、经过及采用的方法;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以及调查后的结论等。这些方面的侧重点由写作者根据调研目的来确定，不必面面俱到。
调研报告开头的方法很多，有的引起读者注意，有的采用设问手法，有的开门见山，有的承上启下，有的画龙点睛，没有固定形式。但一般要求紧扣主旨，为主体部分做展开准备。文字要简练，概括性要强。
(2)主体
这是调研报告的主干和核心，是引语的引申，是结论的依据。这部分主要写明事实的真相、收获、经验和教训，即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主体部分要包括大量的材料人物、事件、问题、具体做法、困难障碍等，内容较多。所以要精心安排调研报告的层次，安排好结构，有步骤、有次序地表现主题。
调研报告中关于事实的叙述和议论主要都写在这部分里，是充分表现主题的重要部分。一般来说，调研报告主体的结构大约有三种形式：
横式结构。即把调查的内容，加以综合分析，紧紧围绕主旨，按照不同的类别分别归纳成几个问题来写，每个问题可加上小标题。而且每个问题里往往还有着若干个小问题。典型经验性质调研报告的格式，一般多采用这样的结构。这种调研报告形式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使人一目了然;
纵式结构。有两种形式，一是按调查事件的起因，发展和先后次序进行叙述和议论。一般情况调研报告和揭露问题的调研报告的写法多使用这种结构方式，有助于读者对事物发展有深入的全面的了解。一是按成绩、原因、结论层层递进的方式安排结构。一般综合性质的调研报告多采用这种形式;
综合式结构。这种调研报告形式兼有纵式和横式两种特点，互相穿插配合，组织安排材料。采用这种调研报告写法，一般是在叙述和议论发展过程时用纵式结构，而写收获、认识和经验教训时采用横式结构。
调研报告的主体部分不论采取什么结构方式，都应该做到先后有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联系紧密，层层深入，为更好地表达主题服务。
(3)结尾
结尾是调研报告分析问题、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必然结果。不同的调研报告，结尾写法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调研报告的结尾有以下五种：对调研报告归纳说明，总结主要观点，深化主题，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对事物发展做出展望，提出努力的方向，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探索;提出建议，供领导参考;写出尚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说明有待研究解决;补充交代正文没有涉及而又值得重视的情况或问题。
总之，调研报告结尾要简洁有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必要也可以不写。
2016社会调研报告范文
按照县政协的安排和要求，我们政协学习组成员分别深入到全乡13户养殖大户和2个养殖基地就畜牧养殖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通过走访、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广泛深刻地认识到目前我乡畜牧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促进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决策依据。
一、畜牧业发展现状
河道乡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乡，畜牧业发展有着相当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河道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将畜牧业作为全乡基础性产业，常抓不懈，通过不断努力，全乡畜牧业呈现出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截至目前，全乡奶牛存栏量580头，生猪存栏达到67000头，其中能繁母猪9021头，鸡存栏17.3万只。全乡新建了规模养殖场2个，万只鸡场7个，养鸡专业户达19个，百头以上养猪大户14个，畜牧业收入占全乡农业总收入的42%，畜牧产业已成为全乡的主导产业。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中，河道乡立足现实，开拓创新，突破制约瓶颈，实施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推进，主要实现了两个转变：
1、畜牧养殖由传统的散养向小区规模化养殖发展，实行规模养殖有利于集中免疫和生态环境保护，避免零散养殖对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的污染，更能较好的解决养殖户对土地的需求。河道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养殖场(小区)建设，把养殖场建设作为打造畜牧业基地的着力点，积极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村建立养殖小区。通过努力，吸引资金在全乡建立了陕西华兴种猪场和兴农奶牛养殖场，长兴综合养殖小区也正在积极建设中，河大港商投资1亿元的集养殖、屠宰于一体大型龙头企业，项目正在洽谈中，有望年内建成投产。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有力促进了畜牧业快速发展。全乡在皇中咬马等村新发展养殖大户14个。
2、畜牧养殖由传统的养殖向标准化现代化养殖转变。在乡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县、乡畜牧站的技术指导下，养殖户防疫技术、饲养技术不断提高，科学养殖意识不断增强，有效减少了养殖损失，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全乡90%以上的养殖大户防疫基本到位，初步掌握了科学养殖技术，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意识，能够抵御市场风险。
二、畜牧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根据河道近几年畜牧业发展状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养殖基地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畜牧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当前制约养殖基地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一是缺乏资金投入。无论是想扩大规模的养殖户还是想建养殖基地，最难的问题就是资金投入问题，主要原因是融资渠道不宽，贷款难，抵押贷款要求高，贷款支持难以满足审贷要求。二是政策支持覆盖面不广，力度还不够，激励机制还未健全。比如对新增规模养殖户，新建养殖小区采取贴息贷款，补贴、奖励等政策。
2、技术服务人员缺乏，技术推广工作滞后，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突出表现为疫病防治体系，市场信息服务网络不健全，不配套，技术装备差，乡畜牧站建设进度缓慢，制约影响了畜牧防疫工作的及时开展。
3、上规模有效益的龙头企业少。养殖业仅靠散养无法明显增加农民收入也无法推动养殖业的优化升级。且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带动力以及辐射效果有限，一般农户处于经济或者技术原因无法跟进投资。从而产生龙头企业与散养户之间都是单纯的买卖，回收等关系，尚未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建议和对策
1、加强领导，转变农户养殖观念。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等方式，让农户了解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认清作为农户重要组成部分的畜牧的发展前途。同时积极加大农业技术培训力度，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提高从事畜牧业发展的本领和能力。
2、加大资金投入。建议金融部门扩大金融信贷投入，开展小额贷款业务，降低信贷门槛，放宽信贷条件，并通过财政补贴息的方式，争取向养殖户投放更多信贷资金。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3
自去年9月以来，全市无有效降雨近160天，旱情十分严重。据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年2-6月份，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偏高，秋冬春三季连旱已成定局。随着旱情的持续发展和农作物用水量的急剧增加，全市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将愈加突出，畜牧业用水安全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根据《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当前畜牧业抗旱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当前畜牧业抗旱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规模养殖场（区）是我市畜牧业发展和畜禽产品产出的中坚力量，一旦因缺水而停产，势必影响全市畜禽产品的正常供应，严重损害畜牧业的发展。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当前畜牧业抗旱工作的严峻形势，全面落实畜牧业抗旱工作领导负责制，结合畜牧兽医科技行活动，实行包片分场联系的办法，深入所联系养殖场户和畜牧业抗旱第一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对因工作措施落实不力、迟报、漏报、瞒报旱情等原因，造成畜禽饮水中断，给畜牧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的，将进行通报批评。
二、深入一线，落实措施
要摸透实情。各党员干部、科技人员要深入畜牧业抗旱工作第一线，逐村、逐场、逐户排查摸底，全面掌握了解辖区内的畜牧业生产用水形势，全面分析面临的旱情形势，认真研究对策措施，指导养殖户做好抗旱物资的筹备和长期抗旱的准备。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4
一、主要职责
市畜牧兽医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畜牧兽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拟定地方性政策和规章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制定全市动物疫病防治规划，组织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工作。
（三）负责制定全市畜牧兽医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推进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
（四）负责动物防疫、防疫监督、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兽药残留监督、饲料质量安全监督的管理工作。
（五）负责兽医医政、兽药药政工作。
（六）负责种畜禽、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
（七）组织并拟订兽医、兽药、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畜禽品种标准的实施意见，负责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监督实施。
（八）组织实施畜产资源、饲料地资源保护工作。
（九）指导全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建设。
（十）承办市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畜牧兽医局内设5个副科级机构：
（一）办公室
协助局领导处理日常政务，协调局机关日常工作；负责局机关会议组织、新闻宣传、文件材料的收发、打印、保密、档案、接待、安全保卫、清洁卫生、车辆管理、印章管理；负责局机关人事、老干、劳资、培训教育、计划生育和日常党务等工作，承担材料综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性文件和工作总结；拟订局机关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局机关财务、国有资产及基建维修管理；监督各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二）兽医科
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兽医、兽药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市动物疫病防治规划，组织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工作；组织实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负责动物防疫、防疫监督、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管理工作；拟定动物疫病防控政策、规定；负责组织动物疫情的分析、报告和；负责全市畜禽防疫疫苗的组织供应工作；承担市防制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和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三）畜牧科（挂市饲料工作办公室牌子）
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畜牧、饲料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定并组织畜牧饲料管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的实施；拟定畜牧业发展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和推进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拟定全市畜禽良种产业建设规划，指导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负责种畜禽管理，组织地方种畜禽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组织推广良种良法，推进畜禽养殖方式转变。研究组织全市饲料资源保护利用、发展规划及牧草种子质量监督管理；负责全市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工作，负责饲料行业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组织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四）政策法规科
负责组织拟订国家、行业、地方的兽医、兽药相关标准的监督实施；负责官方兽医管理和职业兽医资格审查；负责兽医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监督管理以及兽药广告的审查；组织拟定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组织实施并定期评估。负责全市畜禽品种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实施；组织并协调开展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工作，承担畜牧兽医行政许可规定的有关审批工作；承担市有关部门的建议提案办理和畜牧兽医行政复议工作。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5
当前，畜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现代畜牧业将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农民增收的长效源、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突破口。推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既能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又能改变农村人畜混居的状况，对改进农村环境卫生，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带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宽裕、农村村容整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贯彻法律法规，营造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环境
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对于推进依法治牧，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畜牧法》是促进、引导、保护和规范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法律，畜牧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大力宣传、切实贯彻实施。通过深入实施畜牧业法律法规，强化执法体系建设，规范监督管理行为，提高执法水平，为发展现代畜牧业保驾护航。同时，畜牧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畜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出台新的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2加强结构调整，提高现代畜牧业的高效水平
加强结构调整，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有效途径。一是调整品种结构，提高优良品种比重。要利用市场盘整的有利时机，淘汰劣质种畜禽，积极引进和推广生长速度快、繁殖率高、品质好的新品种，增加良种供应量，提高良种覆盖率。二是调整生产结构，提高草食畜禽比重。坚持“稳定生猪、蛋禽生产，加快发展节粮食草畜禽和特种养殖，突出发展短平快项目”的方针，生猪、蛋鸡控制总量，主攻单产，提高质量；积极发展肉牛、肉羊、肉鸡、肉鸭等短平快项目；大力发展奶牛、山羊、毛兔等目前市场行情较好的草食动物，推行种草养畜和秸秆的综合利用。三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安全畜产品比重。加快标准化生产进程，制定和完善无公害畜禽养殖生产标准及技术规程，提高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的标准化生产程度，积极开展产地无公害论证和畜产品无公害论证，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畜禽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3加快科技进步，增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后劲
从市场竞争看，畜牧技术和投入滞后于产业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从结构调整看，科技进步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手段和中心环节，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最根本是依靠科技进步。一要加快科技创新能力。过去的那种畜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发展和市场需求，必须增强畜牧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产业发展上求突破。二要加快科研力度，力争在畜禽牧草良种培育、健康养殖、安全优质新型饲料研发、养殖场环境污染治理和动物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三要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单项技术推广向综合配套技术推广转变。四要进一步加快科技入户工程的实施，加强畜牧科技知识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4发展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要把推进畜牧产业化作为建设现代畜牧业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全面提升畜牧产业化水平。一是加快推进产业化经营，落实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尽快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多种形式，把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稳定的产销和利益关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三是完善产业化的利益连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与农民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连结机制，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使农民参与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分配，提高养殖效益。
5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现代畜牧业的质量和效益
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有力保障，是提高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各级要精心组织，积极推进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建设步伐。一是积极引导分散的养殖户进入养殖小区，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实施畜禽养殖现代化。二是加强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的防疫设施建设，推进畜禽粪污处理及综合利用。三是把政策引导与项目建设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规模饲养场和小区发展。饲养小区建设要走“乡村统一划地、集中建场、分户饲养、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路子，逐步形成现代畜牧业发展格局。
6强化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优质、安全的畜产品，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提高社会各界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二要加大畜牧业投入品整治力度，从源头上保证了畜产品质量安全。加大对养殖生产、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的监管力度，严肃查处非法制售违禁药品和在饲料、饲料添加剂中添加违禁药品的行为。三要加强生产监管力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动态管理。加强屠宰和养殖环节的监管，逐步规范畜产品加工经营管理；四要强化市场检测，禁止不合格农产品进入市场。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6
关键词：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地表水、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ofnaturalResourcesandthe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合理搭配，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通过食物链循环，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牛、羊）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利用3/4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分级、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部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年产出规模小，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matter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了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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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trendsofanimalHusbandryeconomyinwestChinaprairies
DUFa-chun1，CaoQian2
（1.theinstituteofethnologyandanthropolog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2.UniversityofHelsinki，Finland）
abstract：
Basedonthereviewofrelateddomesticandforeignliteratureonprairieanimalhusbandryeconomy，thestudyistoconcludethatalthoughgreatchallengesexistingrasslandecologicalanimalhusbandrydevelopmentinwestChinaandnomaturesystematictheoryortechnologyhasbeenappliedtothefield，thedevelopmentofecologicalanimalhusbandrywillbecomeaninevitabletrendintheareaaccordingtoitsdevelopmenttrendinrecentyears.ecologicalanimalhusbandrycouldserveasamodeltoprairieanimalhusbandryeconomytransitioninwestChina，thoughitsdevelopmenthasalongwaytogo.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7
关健词：蒙古族游牧业草原生态
pastoralcirclesandpastoralsociety____thestudiesbasedonmantendata
abstrct
onthedataofJapaneseSouthmanchuriaCompanythatfinishedintherepublicofchina，fromtherelationshipofmanandgrassland，thesubareaingofencampment，periodicityofdrovemovingandtheircorrelativesocialpeculiarityofmongolianomadareanalyzedinthisarticle.onediscoveris，thetraditionalpastoralconformationisbasedonmultilayercircle.theaimofpastoralcirclesistorealizethemostgrasslandusingunderecologicalbalance，getmostproductionandavoidingpartovergrazing.thepastoralcirclesneedssocialconformityofgrassland，inthehistory，thereisachangingfromassemblenomadtoasmallnomad.From17thcentury，mongoliasocietyrealizedsocialconformityunder“Qi__Zhuling”system.
Keywords:mongolianomadismgrasslandecology
一．引言
游牧，是草原民族的基本生存手段，关于其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学术界，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但国际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重点显然集中于中东和非洲。另外，西方的史学界也对欧洲地区的过去的游牧业移动规律有较为详细的研究。而我国蒙古族传统游牧业的基本形态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的缺乏和传统游牧形态消失以前民族志调查工作不足。实际上，学术界忽略了一批极有价值的资料，这就是日占时期以满铁为主的，保括亚兴院和“满洲国”相关机构对蒙古草原的大批实态调查。由于近代的游牧形态也基本上是千年传统的保留，故完全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分析中传统游牧业的形态。这些实态调查，不仅是一批近代社会经济史史料，也是不可多得的人类学资料。
传统的游牧是一种自然经济，较少与外界联系，与草原形成一种特殊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因游牧民的游牧方式不同而不同，完全游牧式放牧与较为广泛的草原形成关系，而半游牧或定居驻牧所涉及的草原范围较小。完全游牧式放牧是蒙古草原最传统的一种，1949年以后，游牧经济因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大多地区实现了定居轮牧，80年代以后，草场分给了个人，定居驻牧开始普遍，而历史上最广泛存在的那种游牧形态，即周期性季节游牧已很难找到。正因为如此，满铁调查，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的调查才显得尤为可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的范围限于游牧民冬、夏营地选择和游牧移动规律，并以此揭示蒙古族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复合。
二．营地生态
1．营地与地理环境
季节营地的划分是传统游牧业最明显的特征，早在蒙哥汉时代，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在粟特地区观察到游牧界限和季节营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那里去放牧他的牛羊。因为在冬季，他们来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在夏季，他们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去。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去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了”[1]。这种冬南夏北的营地选择习惯一直保持到近代，在内蒙中部，“冬期结冰之期，乃选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雪融，易得饮料”[2]。青海蒙古称冬、夏营地为冬窝子和夏窝子。“夏窝子在大山之阴，以背阳光，其左右前三面则平旷开朗，水道倚巨川，而尤择树木阴密之处，冬窝子在山之阳，以迎阳光，山不在高，高则积雪，又不宜低，低不障风，左右宜有两狭道，纡迴而入，则深邃而温暖也。水道不必巨川，巨流易冰，沟水不常冰也”[3]。特定范围草原的南部，一般有较好的牧草条件，至于山坡地带，大兴安岭的阳坡一般有较好的家畜放牧条件，大青山阳坡的放牧条件差异很大。但无伦如何说，由于阳坡较为温暖，利于人畜过冬，无伦是山地还是丘陵，一般作冬营地的首选地带。
夏、冬营地并不是分散交错的，一般是分属于同旗内两个不同的区域。在呼伦贝尔盟为例，新巴虎尔左翼旗的夏牧场在乌尔逊河流域，冬季地在メネンタラ（米乃塔拉）地方；新巴尔虎右翼旗的夏牧场在クドロン（库道伦）河和达赖湖附近，冬季地在达赖湖西北方的高地；陈巴尔虎的夏营地在海拉尔河流域，冬营地在海拉尔河上流兴安岭山麓地方[4]。冬、夏营地的划分也不都是南北向的，在冬营地牧草质量得以保证的条件下，夏营地的水源条件有时也决定着牧场的划分。在陈新巴尔虎旗，西半部水源条件较差，不适合作夏营地，但草原的产量和质量都不低于东部，又由于冬天牲畜啃雪，并不依赖水源，故西部为冬营地而东部为夏营地[5]。
在同一营地内，许多地区采取不同牲畜不同区域放牧的方法，在索伦旗的夏营地，马的放牧在海拉尔河流域，牛在霍因古儿河流域，羊在乌尔逊河流域[6]。这种草原利用的细分化，是游牧业发展的一种标志。
另外，当牧场划分为三季牧场或四季牧场时，春季牧场的要求与冬季牧场相似，秋季牧场则与夏季牧场稍有不同，与紧贴水源的夏牧场相比，秋牧场可选于开旷的平川、滩地或山前阶地，秋后牲畜的饮水次数减少，水源条件要求比夏季为低。
2．营地与草原生态
营地的划分从草原生态角度上看是完全必要的。牲畜营养状态的周期性与草原生态变化是一致的，“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之境内，渐次转移，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若至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能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故必居山阳，冰足以资人之饮啖，草根之没于草者稍浅，家畜又赖以掘食。马牛羊所以至冬季而肉骨瘦露，免死为幸。且有迫饥寒而倒毙，相籍以视夏期之丰肥，不帝天渊”[7]。冬天牧草枯萎，只有牧草生长季节未被破坏的草原才能在冬季提供一定的牧草，这就要求保护一定区域内的草原春、夏、秋三季里不受破坏，于是，便出现了牧场的划分。保护冬营地的举措一直受到重视，即使在夏季草原遭灾，牧民也不轻易到冬季牧场放牧。“满洲国”的西新巴尔虎旗由旗公署下文禁止秋天到冬营地游牧，为的就是保护冬营地牧草[6]。
在外蒙古，选择营地时对草原的要求有二，一是看牧草是否充足，春季要求有有足够的青草，秋、冬季要有足够的枯草，另外，还要考虑是否有供牲畜补充食盐的盐类植物；二是驻牧地的卫生条件，驻牧地是否有疫病发生，是否已经被兽粪所污染[9]。
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覆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如芨芨草、羊草、针茅——蒿类、柠条——红砂——猪毛菜等类型的草地；春季草场要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柔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如葱属、蒿属占优势的草地[10]。从总体上看，冬营地的草原质量要远高于夏营地。在呼伦贝尔，夏营地一般为干燥荒原、半沙漠荒原、沙漠荒原或碱性荒原；而冬营地是干燥荒原、干燥草原和湿润草原[11]。
牲畜在冬营地只是吃干草，不对草原的植被演替直接构成压力，而夏营地的放牧则直接对草原种类的植被演替构成影响，并在过牧化的条件下形成次生演替，使草原退化。尽管如此，游牧民还是更重视冬季草场保护，因为夏季牧草产量高，植被稍差也可满足需要。冬季草场是枯草，产量低，是畜群增长的制约因素。
为了适应草原的牲畜负载量，游牧民一般是分散而居，“蒙古人以牧畜为生业，故每户需广大地域，以村落之集居为不利，欲其营生容易，自然隔离而散居。一村落多至二十余家，家必在隔，近者一二里，远者数里、或十数里，为牧畜放牧不至抵触也”[12]。康熙年间高士奇随皇帝在围场一带游猎时看到附近游牧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礙放牧也”[13]。但在冬夏营地，由于牲畜负载量的差异，居住形成也会出现季节变化。在内蒙中部地区，许多游牧民只在初夏和初冬各移动1次，夏季的牧草产量高，人们在水源地区成小聚落居住，到冬季，为了适应冬营地枯草环境下较低的载畜量，人们只好山麓地区分散而居[14]。
三．游牧界限与蒙古社会
1．游牧方式与游牧界限：清代以前的变化
早期的游牧民即要放牧，又要打仗，放牧的形式是聚落游牧，因为个人一旦脱离集体，很快就会遭到掠夺。这时期，蒙古包以环状形式排列，核心区是长老居住的地点，这种形式又称“古列延”。成吉思汗七世祖时，怯绿连河的蒙古人有70个古列延，每个古列延有1000账幕[15]。很难说古列延的游牧方式千户人家一起行动的，也可能是在扎营，分散成小集团游牧。但无论如何，是一种聚落游牧，局部地区集中了较多的牧畜，易形成草原的局部过牧化，不利于提高产量。当游牧民族实现社会稳定之后，小规模游牧会马上会取而代之。
古列延时代的游牧范围在蒙古语中叫嫩秃黑，突厥语叫禹儿锡。塔塔儿部落有七万帐幕，“他们的游牧区、宿营站和禹儿惕的地点，均按氏族和分支[明确]规定，邻近乞台地地区[即汉地，指中国北方内地]边境”[16]。彭大雅也指出：“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17]。成吉思汗即汗位以后（1206年），蒙古人在千户规模上进一步细分，千户长下设百户长，十户长，并规定游牧界限。蒙古重要首领的驻牧地由皇帝指定，首领给千户长指定牧场，千户长给百户长定场所，百户长给十户长定场所[18]。由于千户与过去的古列延相当，古列延时代的游牧范围自然随着游牧范围的细划分而失效了，大规模游牧也随之不存在。但这时期小规模游牧由于游牧范围的过小，反而不利于游牧，因为灾害条件下要长距离游牧才能减少损害，这种情况愈到后期愈加严重[19]。
小规模游牧单位和形式是阿寅勒，由家族集团构成，但单个家庭也可成为一个游牧阿寅勒[20]。阿寅勒的个体游牧形态一直保持到现代，不但是蒙古族的放牧形式，也是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草原游牧区广泛存在的放牧形式。在新疆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游牧民儿子的毡房靠近父母，转移牧场时一同搬迁，经过几代，就形成一个当地人叫“阿吾勒”的游牧集团[21]。
2．旗界与游牧界限
明代，蒙古草原又动乱不休，聚落游牧再兴，这时的聚落游牧叫豁利牙。与古列延的不同，这时的聚落游牧已不单是近亲血族的屯营。在西部准噶尔一带，兀鲁思之下是鄂托克，鄂托克可能吸收不同氏族的阿寅勒参加，人数和牲畜数应该很多，形成一个游牧的地缘结合体，提供数百至一千军队。以家族集团形成的称爱马克[22]。尽管如此，游牧社会仍避免这种方式，在蒙古草原的东部，聚落游牧实际上没有再兴[23]。
大一统的清代给蒙古草原重新带来和平，小规模游牧重新普遍。但清代的游牧界限开始更加严格，这就是旗界，到近代一直保存着。清太宗时就对犯禁者追究区域首领责任，对旗长、王公和台吉等罚俸一年[24]。天聪年间，奈曼、扎鲁特部落的几个贝勒“私越软定地界驻牧。诸贝勒自行定议，请各罚马百驼十，上从宽，止各罚马一”[25]。
民国时期，以旗界为标志的游牧界限在内蒙纯牧区依然存在，但在半农半牧区已不甚严格。札鲁特旗的调查表明，由于旗公署只按牲畜的头数向牧民收税，畜牧权与游牧界限已不被重视，邻近的蒙民可以越界放牧。但在其相邻的阿尔科尔沁旗，游牧权依然存在，外旗人如要在本旗放牧，须经旗长同意才能取得一定期限的放牧权，期限一过，放牧权自动取消[26]。在内蒙古中部，牧民如果要向外输送牲畜而通过某旗，首先要向旗长申请带有路条性质的证明，汉人在押送牲畜时也须向通过地的旗长申请，得到充许后，方可通行。一般不许多停留，如果多停留的话，汉人与外旗人都要缴税，汉人的科税是外旗蒙人的5倍[27]。在察哈尔，清时期旗内分弦，弦是次于旗一级的游牧界限。到近代，大部分弦的界限已经不清。只是在正白旗，未经充许，不得到他弦内放牧[28]。
游牧路径和游牧界限的标志物是鄂博，在平原游牧区，约12-13里有一鄂博。鄂博的构造简单，堆土成丘，丘上固定一柳枝丛。其功能多种多样，为了标志水源，湖边，泉边也立有鄂博。但许多功能带有社会性，游牧路径本身就体现着游牧界限的权威，鄂博甚至用以划分国界，体现着国家权利。俄国与清朝划定边界时以鄂博为标准，“满洲国”与外蒙古的边境，一开始也以鄂博为标准。另外，鄂博还有祭神的功能[29]。
3．旗内放牧权
尽管牧地名义上属于王公，但对游牧民而言，旗内的牧地实际上即是共公地。相对开放，同旗内各部落往往也相杂混牧。但有关民国时期的调查表明，旗内牧场的游牧范围的权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民国时期札赉特旗的音德尔屯的调查表明，清末（距调查时间50-60年）时这个村周围有达200里的范围的连续牧地。只要头一年牧户在冬营地建造了畜圈，第二年便有优先使用权[30]。到近代，农业内侵，游牧地可以出租获利。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牧地也开始向私有化的方向发展。有的冬季牧场按家族指定位置，此种牧场甚至传给子孙。在分配牧场时，如发生纠纷，则由蒙古王公解决[31]。
在西部的阿拉善旗，牧场由旗管理，王公无权出卖牧场，王府只是向牧民收税。牧民在各旗的范围内自由放牧，除冬营地外，春夏二季，不管在什么地方，一般牧民都可以随处放牧。但各牧户的住处和常牧之地相对固定，尽管外人可以到此放牧，也遵守习惯，为户主保留一块不放牧的区域。一般牧民在占有牧场时要以建成井、修圈、架包、盖房子为标志特别到后期，随着定居化的加强，盖房子成为占有草场的重要标志。但一般牧民是盖不起房子的。所以，上层牧民往往占有了最优越的草场。另外，少数与王府有联系的人物可能占有较好的草场。在一些地区，草场的固定已引起牧场的私有化。在第四苏木巴丹林巴嘎，1949年前共有102个草沟地，为四姓27户占有，已是代代相传，成了私有财产并可出租。总之，近代阿拉善旗的驻牧已很明显，只在旱灾时才外出长距离走“敖特尔”，表现出象呼伦贝尔地区那样的纯游牧特色。但家庭牧场的固定和私有化并没能引起生产的发展，以打井为例，一般牧民甚至反对别人到自已所在的草场范围内打井，尽管这里可能有更方便的打井条件，因为井多了，会招来新牧户，牲畜增多，原牧户的牲畜反而会有牧草不足之嫌[32]。
从总体上看，除了半农半牧区之外，内蒙西部牧区存在着这种牧场的固定化和私有化的趋势，也就是定牧和驻牧的趋势，可能因为西部地区更干旱，水井和优良牧草资源更稀缺所致。
转贴于四．游牧圈与生态适应
1．移动与移动频率
游牧移动是指从一个驻牧点到另一个驻牧点的移动，蒙古包也是游牧民适应游牧移动的产物。“包无固定之设备，其构造不等，视贫富而异，然能避风雨，解拆携行，流转最为便利”[33]。古列延时代，移动的规模大，速度快。由于人数从多，引起对大车和幌车的需求，直到13世纪，幌车仍很盛行[34]。鲁不鲁乞曾描述过蒙古富人或王公移动时的情况。“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放置着箱子的车子。……因此，一个富有的蒙古人的斡耳朵看来象一座大的市镇，虽然住在里面的人很少”。“一个妇女可以赶二十或三十辆车子，因为哪里的土地是平坦的。她们把这些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这个妇女坐在前面一辆车子上，赶着牛。而所有其余的车子也就在后面齐步跟着”[35]。随着聚落游牧的消失，幌车和大规模移牧被小规模移动所代替。
蒙古人一年内的移动次数为移动频率。后滕十三雄认为，移动频率与牧草、水源、家畜种类和规模，以及与周边农业地区的关系有关[36]。在内蒙地区，似乎草原条件愈好，移动次数愈多。察哈尔地区游牧民的移动次数为5~6回，锡林郭勒盟则达15~16回[37]，而呼伦贝尔的东新巴尔虎旗平均达60-70回[38]。这种频率分布起码受3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农业条件，南部地区农业成分大，定居性强，故游牧次数少[39]。在锡盟和呼伦贝尔，游牧业是牧民生活的唯一来源，必须加强移动，才能广泛地利用草原，提高产量；第2个影响因素是畜群规模，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畜群规模越大，移牧的次数越多[40]。中部地区牧地少、牲畜少，故移动也少，呼伦贝尔草场好，畜群大，多移动才能满足需求。民国时期，两个新巴尔虎旗平均每户拥有的羊数达400-600头之多，马和牛的头数各达50-60头[41]；第3个条件是冬营地的降雪条件，在东西苏尼特和察盟部分地区，夏天移动的次数与其它邻近地区相差不大，但由于冬季降雪的频繁，移动次数也增多，达10多次[42]。
外蒙的情况与内蒙有所不同，草原生态条件与移动频率呈负相关的趋向。第1地带是杭爱草原，植被条件好，土著蒙古人有春、夏、秋、冬四季固定牧场，移动次数较少，一年只有4-10回。终年游牧圈内的最大距离，即直径为15-20公里，最少游牧距离为4-5公里；第2地带在外蒙中部，是森林草原向沙漠过渡的地带，植被稀疏，牧草量少，游牧频率为8-12回，游牧圈的直径达30公里，旱灾时可达200公里；第3地带是外蒙南部的戈壁沙漠地带，由于牧草更为缺乏，畜群只是小家畜和骆驼，游牧频率进一步增加，普通有10次左右，多者20次，饥馑时达50-60次。游牧圈直径达100公里左右，山岳地带可达到200公里[43]。
游牧民在各季节的移动次数是不一样的。下面是呼伦贝尔各月移动的大致情况：阴历1~2月，6-7回；3~4月，5-6回，这时期融雪，枯草出现，移动回数减少，并向夏营地实施大移动；5月，3-4回，这阶段青草萌芽，不易频繁移动；6月，2-3回，青草量多，不用多移动；7月，3-4回；8月，5回，这时进入到枯草期，小移动增多；9月，5-7回；10月，6-8回，秋天进行距离较大的移动；11月，7-9回，到达冬营地；12月，7-8回。可以看出，冬季的移动次数明显较多[44]。
2．移动与水源
夏营地的移动以水源为中心，除了河流湖泊以外，还有泉水和水井，这些水源点一般也是驻牧点。调查表明，牲畜越多，水源数也越多，见表1。
表1新巴尔虎正黄旗各佐领的游牧规模与水源占有情况
游牧单位|户数|大牲畜数|羊|水源数
第一佐第一集团|27|牛2893马1324骆驼128|16597|49
第一佐第二集团|28|牛2380马1512骆驼105|17977|34
第一佐第三集团|39|牛2997马3164骆驼46|25607|44
第二佐第一集团|16|牛1245马556骆驼14|12431|25
第二佐第二集团|18|牛1878马2369骆驼254|30483|35
第三佐|20|牛1121马193骆驼4|9197|17
资料来源：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65-79.
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调查团在中部内蒙地区的旅行调查表明，纯牧区大约平均5.5公里的路线上才有一口井。水井是家畜集中和放牧集中的核心，过多的牲畜造成一些井水被牲畜粪便污染，井区周围草场也出现过牧化现象[45]。但水井可以使远离河流地区的牧草得以利用，对游牧发展影响极大。从景观上讲，如果一个地区牧草稠密，但无一头牲畜，那这一地区必然是缺乏河流或水井[46]。蒙古草原上的打井就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曾派人到缺水的草原上打井。忽必烈也曾组织牧奴到漠北一带凿井开泉，扩建新牧场。到了清代，牧区建井增加，游牧条件进一步改善[47]。只是蒙古人宗教迷信作祟，只在喇嘛庙附近打井，其他地区的掘土打井则往往被禁止，这种行为制约清代蒙古草原发展游牧业的发展[48]。
3．大游牧圈
游牧民每年移动所形成的轨迹是大游牧圈，尽管其轨迹是闭合的，但不一定是圆形。这种游牧圈的形成是由冬、夏营地的分区利用和燃料供应相关。蒙人以牲畜粪便作燃料，因为放牧地当年的牛粪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过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到土壤中，不会形成肥分损失。与烧草相比，这样做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这就要求下年的放牧轨迹与上年的一样。所以，游牧民不轻易变更放牧圈[49]。
古列延时代，游牧集团已有自已的游牧圈。成吉思汗对他的一个同族说：“在前，你与这脱忽剌兀惕三姓、塔尔忽惕五姓、敞失乞惕、巴牙兀惕二种，与我做着一圈子。昏迷中不曾迷了，离乱中不曾离了，寒湿处曾共受来”[50]。游牧移动的时间规律也很强。鲁不鲁乞在达伊梯利亚河西岸了解到当时拔都斡耳朵的移牧规律：“拔都在夏季向北方移转时，到了那个地点就停止了，不再向北去。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时，他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因为从一月至八月，他和所有其他人向寒冷地区移转，在八月份，他们就开始回向南方”[51]。
古延列的游牧圈半径应该很大。按近代草原地区每平方公里0.5人的游牧人口密度，1个古延列1000户5000人，需要10000平方公里范围的游牧圈，相当于清代一个旗的规模。随着聚落游牧的逐步消失，这种大半径游牧圈也不再有。清代的游牧圈不是以整旗为单位形成，而是在旗下佐领的基础上形成，旗内各佐的游牧圈相错，在陈巴尔虎旗塔尼哈（テニヘ）河沿岸夏营地的调查表明，这个夏营地的29户游牧民，分属不同的佐领或次级旗，其中正蓝旗第二佐7户，第三佐5户，第五佐3户，第六佐1户；镶白旗第三佐3户，第四佐2户，第五佐7户，第六佐1户[52]。
旗界是游牧界限，游牧圈受旗大小的制约。察哈尔盟的正白旗和上都旗是小旗，一个家族一年内移动地的间距，也就是游牧圈直径至多不过60里；苏尼特旗和乌珠穆沁旗是两个大旗，游牧圈直径达120里[53]。
4．大移动、小移动与生态适应
除了大游牧圈以外，游牧民在各营地游牧时打着圈子，这种圈可称之为小游牧圈。更换季节营地时的移动为大移动，同一营地内的移动是小移动。大移动的次数少，在呼伦贝尔，一年也只进行四次大移动[54]。大移动不在1天内完成，往往持续多日。陈巴尔虎旗第1佐，在由冬营地向夏营地转移时，先移动2日到巴彦库仑，再移动2日到达夏营地。而镶白旗第四佐，从巴彦库仑到东部营地的移动日数达20日，但陈巴尔虎第一佐在差不多相同的移动距离上，只用了2日。可见，各游牧单位的游牧速度是不一样的。夏日的大移动注重水源，边移动边游牧，在适当的地点过夜，做羊栅圈羊。在冬期，移动无水源制约，一般只选择草地好的路径到达目的地[55]。许多情况表明，草场的迁移还伴随着牲畜的适应问题，20世纪50年代阿拉善地区的调查表明，牲畜从山地、滩地到沙地，或从沙地到滩地，都会出现水草不服的问题，所以，牧民在大换场时往往赶着牧群慢慢移动，使牲畜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56]。移动的多少和游牧路径往往由一个游牧部落或游牧家族长期的经验所定，在呼伦贝尔，游牧路径为祖先所定，这种路径可最节省牲畜消耗，特别是马的消耗[57]。
营地内的移动是小移动，一般在1天内完成。东新巴尔虎旗的调查表明，这种移动在冬、夏营内有差异。在夏营地，牧民一般早起，用2-4个小时到达放牧地，包的移动距离一般为4-10公里远，最多不超过20公里。在冬营地，蒙古包的移动距离往往比夏营地要短[58]。在内蒙中部的锡林郭勒盟，夏营地还有小移动，而冬天却很少移动。每年的5月，在牧草逐渐生长的时候，牧民收拾“窝棚和粮食种种，都搬到牧场布置一切”。再将马群编成组，500头的马群需牧丁2~3人，1000头的马群用牧丁4人，1500头时需6人，2000头的大群需8人。马群的放牧周期只有15~30天。“大概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十五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他处，经过三十日或十五天，又复回到前地，经过三十日或十五日，又复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很够马群的饱吃，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引带马群还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就居住很近的地方放牧着”[59]。
游牧民每天的放牧也有一个圈子，即放牧圈。距水源或蒙古包的距离亦可称为放牧半径。夏营地的放牧以水源为中心，距水源的距离，即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20~30Km、10~15Km和5~8Km；冬季的放牧以蒙古包为中心，距蒙古包的距离是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30Km、20Km和10Km[60]。而驼驼一般只在居住点附近放牧。总之，行动速度快的牲畜比行动速度慢的牲畜有较大的放牧半径，冬季地无水源点的限制，放牧半径比夏季要大。到现代，由于驻牧性的加强，夏营地的放牧半径比民国时期缩短了。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马的放牧半径只有3-3.5Km，牛为2Km，羊为1.5-2Km[61]。
蒙古族各阶层，牲畜占有数量和种类不同，放牧时占有的区域也不同。在陈新巴尔虎旗，富有者在冬营地的马群，有80%是远离居住点放牧的，60%的牛羊群则在近居住点放牧。富有者马多，又雇人放牧，可以实现远距离放牧，而贫者不但畜群小、且多牛羊，没有很长的放牧半径[62]。
总之，放牧中畜群与人的流动，是一个圈子套圈子的运动，从放牧圈到小游牧圈，再从小游牧圈到大游牧圈，流动中有固定。这种周期性循环运动的重迭，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草原利用。
转贴于五．游牧圈与地缘社会
1．佐领与游牧圈
清代基层蒙古游牧社会是旗界与游牧圈的统一。与汉民族的基层社会那种层层分割，层层独立，条条块块的社会结构不一样，草原区的旗界是固定的，旗内冬、夏营地是分区也是固定的，但佐领集团却是流动交错的。“初设蒙旗各官时，尚属游牧之旧，故按人丁多寡，编成佐领，设一甲喇章京，及图萨拉克齐等官，往往甲佐领下之人，杂居于乙佐领之下，盖因本逐水草而居，人无定处故也”[63]。
也有在佐领以下形成游牧集团或游牧圈的。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第一佐领就分为3个游牧集团，分别有27户，184人；28户，131人；39户，270人；第二佐有2个游牧集团，分别为16户，94人；18户，112人；第三佐为20户，123人，则以佐领为单位游牧。可见，这一地区游牧集团的规模相对固定在20-40户之间。也有在佐领以上形成游牧圈的，甚至整个次级旗都在一个游牧圈内。西新巴尔虎旗下的厢红旗第二佐和第三佐共有一个游牧路径，这二个佐共有123户；厢监旗共有三个佐，但放牧圈应基本上一致，五个地点的牧户统计表明，三佐的牧户与畜群完全相杂，共有牧户324户。正红旗整旗共有100户，也只有一个游牧圈[64]。
尽管一个旗的阿寅勒在游牧时可能分散的，且与其它游牧集团相错。但在社会关系上，佐领对基层的阿寅勒游牧单位在生产上有着积极的领导意义。“满洲国”时期，索伦旗内的布尔亚特人，每个基层阿寅勒设阿寅勒长，类似家长。每年冬营准备前，各阿寅勒长要到佐领处开会，商量生产事宜，特别是每户刈草地的划分问题[65]。
外蒙地区的浩特组织要比内蒙的游牧阿寅勒规模大，通常由3-7个游牧家族形成。浩特内的游牧户不但在同一个游牧圈，而且共同扎营，生产中互助合作。浩特的结合有多种形式。有的是由一个较大的游牧家族，或者亲戚组成；有的以亲近的朋友组成；有的是经验丰富者与无经验者的组合，目的是为年轻人提高游牧技术。当然，还有按贫富组合的。富户牲畜多，需贫户出劳力帮助，王公和富户由于拥有较多的大家畜和大车等物资，在移营时可以为贫户提供帮助。从放牧项目上，小家畜一般个体牧户单独放牧，马的放牧需要较高的技术，往往几家合牧，但在自愿意的基础上进行[66]。
游牧社会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却比农业村落更强，关健在于牧地的共同使用性质。共公牧地涉及到集团内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成为是蒙古部落间斗争最主要的导火索。但在一些地区，在长期的适应使各族各部落间达成一定的默契。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地区，来自南方的蒙古人和来自东方的索伦人在此游牧，一般来讲，索伦人以海拉尔河的上游为夏牧场，蒙古人以莫勒格尔地区为冬牧场，当蒙古人南迁时，索伦人才在这一地区填空[67]。可见，长期的习惯起到了很大协调作用。
2．灾害时的跨圈移动
冬营地的灾害主要是“黑白”二灾，无雪导致吃水困难，多雪覆盖则导致牲畜吃草困难。缺水草场1个月无积雪就有轻黑灾，2个月无积雪即达中等程度的黑灾，2个月以上则为重黑灾。现在，锡林郭盟每10年中6~8年有黑灾。至于白灾，大雪时积雪可达1-2尺厚。道光十八年，伊犁、察哈尔等部被雪被瘟，牲畜死亡2万多[68]。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的大雪灾都造成大量牲畜死亡[69]。在内蒙古中部，1925年的雪灾时的牲畜死亡率为30-50%[70]。1943年，呼伦贝尔盟的东西新巴虎尔旗遭受风雪之害，按1936年的数字分析，马的损失率为30.7%；牛为56.9%；羊为45.7%[71]。
农业种植业在遭灾之后，第二年便可恢复过来，但游牧业一但遭灾，畜群很难在1-2年，甚至几年内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一般要在灾害时期实行移牧躲避。这种大移动超过了一个游牧单位平常活动的大游牧圈范围。大移动多发生于旗内，有时也越旗界。在呼伦贝尔盟东新巴虎尔旗，1923年和1930年冬期就形成2次大移动，移动发生在霍因古儿河流域。1923年牛群和羊群的毙死率达10-25%，有时半数家畜处于大移动状态。1930年，融雪前出现冻灾，马群的毙死率达15%，牛、骆和羊群的毙死率达25-50%，才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大移动[72]。
在中西部蒙古草原，旱灾为害为甚，这种灾害便发生于夏季牧场。50年代阿拉善旗第五苏木巴音诺尔公巴嘎的牧民聂有义这样回忆起1900年的全旗大旱：“富户有500——700只羊的，死的只剩下20——30只了；中等人家有100左右只羊的，剩下5——6只；100只驼的人家，剩下20——30只了”。在旱灾中，各种牲畜的抗旱能力不一样，山羊的能力比绵羊强，而骆驼的抗旱能力又比羊强，有的人家只剩下山羊。为求生存，牧民不得不走“敖特尔”。按当地的说法，牧民在自已的冬、夏营地之间移动不算走“敖特尔”，只有夏营地的草场不足，而冬营地的草又要保护起来过冬，这时的远距离游牧才叫走“敖特尔”。实际上就是跨圈移动。大灾之年走“敖特尔”可以使牲畜少受损失。1904年大旱，巴音诺尔公巴嘎地区牧民郝拉吉歹家里的300头羊只剩下60只羊。迫不得已走“敖特尔”，虽然只走出200多里，却保住了羊群[73]。另外，跨圈移动速度也很快，牛、羊和马的速度分别为40-60Km/天，40-50Km/天，80-100Km/天，几倍于平常[74]。在这种情况下，牲畜免不了受损失，但为了尽速离开灾区，快速是必要的。
但在传统的蒙古社会里，旗界限制着灾害时移牧，因为一般灾害远远超过旗界的范围。尽管清政府也规定游牧民可移住他旗，但须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但仍为移牧制造了障碍。康熙十九年规定：“蒙古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有因本旗地方无草，欲移住相近旗分及卡伦内者，于七月内来请，由院季官踏勘，勘实准行。若所居地方生草茂盛，甚于所请之处者，将妄请之札萨克议处，至他月来请者，概不准”[75]。长期的封闭影响了民族性格，能征惯战的蒙古族游牧民开始变得越来越象安土重迁的汉族农民。库仑附近纳来哈河流域的一个牧场，19世纪80年代，连续几年大雪，当地的牧民中一开始曾有人曾想迁往处，但旗里的人因习惯了放牧环境，都坚决反对。1889年，此地又遭灾，他们才向办事大臣请求到库仑的西南的一个地方去放牧，办事大臣尽管同意，仍做了相对的限制。以后，这一部落的游牧民又回到纳来河谷放牧[76]。由于各旗之间的封闭政策，灾害时的大移牧在清代是很难实现的。
长距离移牧实际上到了1949年后才得到了解决。1964年，锡林郭勒盟的部分受灾地区在盟一级的调控下，实现了千里移牧。新华社引一位老大娘的话说：“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们到那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不会给你”[77]。外蒙古革命前的游牧界限也很严，经过特别许可才可以越旗游牧。革命以后，土地属于共和国，行政的机构变成了盟、区、村，游牧界限基本上取缔[78]。
关于灾害救济，清政府往往只是令同盟内的牧民相互协济养瞻[79]，有时也直接施赈。在康熙时代，在临近蒙古的地区设立了一些较大的粮仓。但粮食救济只能解决人的饥饿，不能保住牲畜。所以，还是蒙人间的救助更有效。乾隆五十五年，喀尔喀戈壁数旗无雨，王公贵族将当年的实物税及私人牧畜散给属下穷人，同时令富有的台吉、官兵相互赈济，清政府令被旱各旗均照此办理[80]。实际上，将大畜群分散是应付灾害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可以将牲畜在更广泛的地区内，减少风险。
当然，游牧民族对灾害的另一反应就是通过战争向外扩张，特别是向农业区扩张。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内侵加剧的历史时期往往就是在气候寒冷期。这时期雪灾较多，冬营地的牧草被覆盖，游牧民为了转移生态压力，向南扩张。
3.农牧分割与封闭
蒙族的牧民，在传统时期大部分不从事农业和其它产业，终年在草原上打转转。世界其它地区的游牧民多农牧兼营，且农牧杂居，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牧互补。农耕民与游牧民，生态上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畜群定期地到农业区，不但可以使游牧人不得到相对廉价的粮食，农耕民族得到廉价的肉、奶类食品，实行营养的互补。生产上也有互补性，农区休闲地的杂草和作物桔杆可以作畜群的饲料，而牲畜遗留于地上的粪便可以培肥地力，15-16世纪，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游牧民便赶着牧群到农区，实现农业与游牧业的互补[81]。
在中国，长期的民族头争形成农区与牧区的对立、分割局面。汉民族与蒙古族反复进行着拉锯战，连互市都很难。汉兵在加强长城防务的同时，还在沿长城一线的草原上烧荒，破坏游牧业的生产基础，以防止蒙古兵南下。游牧民的每次进攻，也为农业区带来灾害，民族对立使农业和游牧业都遭受损失[82]。清代的大一统使局面相对宽松，但清王朝的蒙汉分离政策仍使农牧分割。清末民国时期，实行放垦，但这时已是农业排斥游牧业，而真正的生态互补是游牧民进入农区，而不是农民到游牧区破坏草原。
六．问题的探讨
蒙族的生态——社会复合，与世界其他游牧民族相比，为什么特别落后呢？中东的游牧民往往与农业甚至灌溉农业相结合；欧洲的游牧民自中世纪以来就进入非常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阶段，且与农耕民之间形成生态与经济的互补；俄罗斯的游牧民自清末开始就进入蒙古草原，他们的生产、生活形态远远高于蒙古游牧民。近代蒙古草原的游牧民在汉人北进的形势下迅速瓦解，许多南部的游牧民由于不适应已经发生了的变化而不得不向北退却，这种状况与蒙元时代大相径庭，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对世界各地区的技术和文化有着相当强的吸收能力，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究其原因，这是由14世纪以后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的。
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项重大政策，一项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地变化，游牧民也处于大区域的流动中，不断地接受到新的信息，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相对开放。蒙古帝国建立后，在实现小规模游牧的基础上缩小了游牧范围，尽管有利于草原的利用，但固定化加强了生态系统的封闭。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的俄罗斯社会和南面的汉农业社会缺少接触。总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也使自已出现了问题。这一点，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83]。
注释
[1]《鲁不鲁乞东游记》于[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p111-112.
[2]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3]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五册p2215.
[4]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六月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第82号p42.
[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79.
[6]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九年六月第82号p41.
[7]临川花楞《内蒙古纪要》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
[8]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87.
[9]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p50.
[10]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年p98-99.
[11]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发行昭和十八年四月p142-146.
[12]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13]高士奇《松亭行记》
[14]江上波夫：蒙古高原横断记日光书院昭和十六年九月p279.
[15]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出版社1983年9月p18.
[16]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出版社1983年1月p164.
[17]〈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
[18]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163，174-175，178-179.
[19]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p195-209.
[20]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58-59.
[21]《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乌鲁木齐p67.
[22]《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p73.
[23]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200-201.
[2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支那の制度ょり见たる蒙古昭和四年六月满铁东南经济调查局发行p9.
[25]《清实录》太宗实录天聪三年五月丁未
[26]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四月p31-32.
[27]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六月p27-28.
[28]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p294.
[29]米内山庸夫：蒙古草原东京改造社昭和十七年一月p134-146.
[30]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兴安局（康德六年）p47.
[31]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北京p182-183.
[32]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p37-42.
[33]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34]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54-73.
[35]《鲁不鲁乞东游记》于[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p113.
[36]后滕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p30-31.
[37]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p230-238.
[38]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43-245.
[39]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十一月p163.
[40]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58-59.
[41]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p16.
[42]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十一月p164.
[43]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p44-48.
[44]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43-245.
[45]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十一月p69-73.
[46]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p237-238.
[47]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12月p327.
[48]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十二月p45.
[49]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p29-30.
[50]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p92-93.
[51]《鲁不鲁乞东游记》于[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p143.
[52]井手俊太郎：游牧地に於ける诸惯行——陈巴尔虎旗の实态调查より《蒙古研究》第二卷第四辑
p34.转引自后滕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p34-35.
[53]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东亚研究所昭和十六年二月发行p9-10.
[5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p27.
[5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65-93，243，289-291.
[56]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p17.
[57]和田晃：满洲国ノ马产ニ就ィテ于里正义编《满蒙畜产资源立立に经营调查研究报告》昭和十三年度p58-59.
[58]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65-93，243.
[59]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p17-38.
[60]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发行昭和十八年四月p139-140，422-424.
[61]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年5月p206.
[62]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97-298.
[63]《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五前给事中左绍佐奏西北边备重要，擬请设立行省折
[64]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65-93.
[65]松山一男：索伦旗内プリャlト民族の社会惯习に就て《蒙古研究》第二卷第二辑p78.转引自后滕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p34.
[66]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p48-51.
[67][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p119.
[68]《清圣宗实录》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69]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三卷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三月p176.
[70]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六月p39.
[71]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p10-11.
[72]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64-265.
[73]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p6-25.
[74]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康德六年十二月p261.
[75]《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七耕牧
[76][俄]阿·马·波兹德涅耶波夫《蒙古与蒙古人》张梦林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p530-531.
[77]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p195-209.
[78]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p42-43.
[79]《蒙古律例》卷之二户口差徭
[80]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p486-490.
[81]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p88-100.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8
根据州人大常委会20*年度工作评议的日程安排，评议州畜牧局工作调查组在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国亮的带领下，于12月9日至12月18日，对州畜牧兽医局近两年来的工作，开展了评议调查。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动物疫病防控、畜禽产品质量监管、服务体系及自身建设等内容，采取一听（听汇报）、二看（看现场）、三座谈（与干部职工、州人大代表等座谈）、四征求（征求州分管领导、纪检部门意见）的调查方法，对州畜牧兽医局的工作进行了评议调查。一是召开了州畜牧兽医局中层以上干部、离退休干部代表、二级单位负责人、县市畜牧兽医局长会议进行评议动员和测评；听取了州畜牧兽医局局长*关于近两年来全州畜牧兽医工作的情况报告，并分别与参会人员进行个别座谈。二是在州直分别召开了与畜牧兽医工作相关部门、服务对象代表及恩施、宣恩两县市在州直工作的州人大代表座谈会议，进行座谈和测评，并走访和征求了州委、州政府分管领导和州纪检部门对州畜牧兽医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到恩施和宣恩两县市分别召开了州人大代表和分管领导会议，对州畜牧兽医局、财政局、卫生局、环保局工作进行了评议和测评。同时，又分别到两县市的畜牧、财政、卫生、环保局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对州直对口局进行评议和测评。四是参观了恩施市华硒生态农副产品工业园和凤凰山种猪场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并于12月22日，听取了其他三个评议调查组对建始、*、*、*、*、*等6县市畜牧工作评议调查的情况介绍。现将对州畜牧兽医局工作评议调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州畜牧兽局是州政府承担全州畜牧兽医行政管理工作的职能局，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畜牧兽医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负责动物防疫、检疫、兽医、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等监管，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及体系建设、生产发展等。
20*年以来，全州畜牧业在遭受了生猪蓝耳病的入侵、特大冰雪灾害和生猪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全州畜牧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快速发展，20*年全州畜牧总产值46.4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农业总产值的37%；预计20*年可望实现牧业总产值57.84亿元，比上年增长25%；猪、牛、羊、禽出栏（笼）分别达445万头、6.9万头、45.2万只、1117万羽，同比分别增长17%、38%、22.8%、70.5%；肉类总产量42.7万吨，同比增长26.9%。两年来，州畜牧兽医局在依法履职，推动畜牧产业发展方面，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狠抓科技兴牧，壮大畜牧产业。为了提高养殖效益，促进生产发展，州畜牧兽医局在全州结合实施相关项目，落实惠牧政策，从改造栏圈、改良品种、扩大规模、科学喂养等方面，引导实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20*年以来，他们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建议州政府先后召开了四个专题现场会议。一是在*召开了生猪养殖大户发展现场会议；二是在恩施召开了标准化、规模养殖新模式推广和建设市场主体现场会；三是在*召开了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和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四是在*召开了标准化模式养殖现场会，推介该市建设万头养猪场和畜禽规模养殖的经验，研究和部署了相关工作。在标准化养殖方面，重点是结合本州实际，狠抓了小户连片型、小区连户型、大场大户带动型三种养殖小区规模建设，到目前为止，全州已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150”模式大户552户，山羊“1235”模式大户417户，林下养鸡模式大户1800户、“猪沼x”模式大户64011户、家庭牧场3019户。在规模养殖上，重点抓了生产大县、大乡、大村、大户的发展，预计今年出栏生猪60万头以上的县市可达4个，5－10万头的乡镇20个、5000－10000头的村500个、50－5000头的大户10000个。在栏圈改造方面，重点抓了现代化养猪场的建设，达到圈内温度可控、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全进全出。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拉动，全州已建成标准化的万头养猪场8个，千头以上的122个，500头以上的499户。在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方面，淘汰了劣质种猪1900头；狠抓了优化的多元杂交组合的推广；加强了“三群一站”的建设。
（二）狠抓“龙头”培植，发挥辐射作用。为了发展壮大畜牧业生产和加工龙头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州及各县市畜牧部门，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为畜牧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引进有实力的大企业落户我州办厂（场）；二是帮助龙头企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三是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四是在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等，有力地促进了畜牧生产加工企业的发展。如恩施市建成了九洲牧业公司、好又多华硒生态园、凤凰山种畜场、大旺牧业公司、翔盛牧业公司等龙头企业。*市多仁多公司年屠宰200万只家禽的自动化生产线已投入生产，土家牧业公司3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厂已正式动工兴建。同时，各类市场流通主体逐步兴起，全州涌现牧业专业合作社80个。恩施市盛家坝乡桅杆堡牛交易市场，以翔盛牧业公司为依托，大力建设山地黄牛养殖基地，初步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地”的经营形式，促进了养牛业的发展。
（三）狠抓疫病防控，确保产业安全。抓好动物重大疫病的防治不仅关系到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也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安全。两年来，州畜牧兽医部门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始终作为整个畜牧兽医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一是积极给政府当参谋，强化各级政府动物防疫的措施和目标责任。二是对春秋两季防疫工作做到早部署、早安排、早行动。三是加大对各项防控措施落实的跟踪督办和检查。四是对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全力果断处置。如去年的生猪蓝耳病发生后，果断采取措施，各地严格按照处置规范进行防控，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疫情得以控制和扑灭，并受到省里的好评。由于20*年的动物防疫工作动手早、抓得实，实现了上半年零疫情、全年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的防控目标。
（四）狠抓依法监管，切实履行职责。在贯彻实施畜牧兽医法律法规方面，首先是加大了学习宣传贯彻力度。重点抓了畜牧法、草原法、动物防疫法、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的学习贯彻。两年来，先后两次举办了有40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对乡镇技术人员和防检员普遍轮训了一次。第二，依法加大了畜产品安全监管力度。一是狠抓了兽药饲料和畜禽产品抽样检查。20*年累计抽检兽药40批次，畜禽产品60余批次，合格率为95%；累计查处不合格蛋白饲料原料1.318吨、牛用浓缩饲料0.2吨、其他饲料16.38吨，涉案金额7.89万元；查处假劣注射液42963支、假劣兽药（粉剂、消毒液）5692公斤，涉案金额8.26万元；取缔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企业1个。从抽查的畜产品结果看，我州畜产品中未发现药物残留超标和三聚氰胺等违禁药物。三是加快了无公害畜禽产品一体化认定认证工作。全州新增畜禽产地产品一体化认定认证16个。第三，加大了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的力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化经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到目前为止，全州虽然已有12家肉类加工企业和21家饲料生产企业，年可屠宰加工生猪250万头和生产饲料6万吨。但多数规模不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如肉类加工企业，大都只是简单的屠宰和分割，未形成知名品牌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形式，抗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
（二）牧业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草食畜牧业生产是我州的一大优势，虽然畜牧部门过去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生猪的发展，草场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动物防疫所需的设施设备及经费不能保证工作的需要。一是州、县、乡三级均缺乏应急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基础设施和装备，尤其村级冷链设施断档；二是防疫收费从2009年起停收后，防疫注射经费急需落实；三是防疫应激死亡赔偿太低（50斤赔40元），给防疫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四是应急疫苗储备经费不落实。
（四）畜牧兽医服务体系不完善。一是全系统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年龄老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近十年州县市局未进一个新人，乡镇兽医人员50岁以上的占6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二是基层集体兽医人员待遇不落实，生活无保障，多数地方集体兽医养老保险未解决，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是我州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五）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缺乏手段。目前州及县市均没有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的场所和仪器设备，凡抽检均要送省里检测。
三、测评情况及总体评价
（一）测评情况。参加对州畜牧局工作测评的总人数为332人，满意票为3*票，占总测评人数的92.77%，基本满意23票，占6.89%，不满意3票，占0.8%。其中参评的州人大代表2*人，满意票188票，占90.4%，基本满意17票，占8.2%，不满意3票，占1.4%。
（二）总体评价。从评议调查总的情况看，两年来，州畜牧兽医局，紧紧围绕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一是围绕产业兴州战略，突破性地发展畜牧产业。特别是在争取和落实中央、省、州有关兴牧惠农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大了产业发展的措施和工作力度，创造了全州畜牧业发展“七超历史”的大好形势。二是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积极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是注重自身建设。现任领导班子是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求真务实、民主和谐、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好班子。他们按照州委“两提高、两满意”的要求，坚持从教育入手，按制度办事，讲政治、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机关及系统形成了心齐、风正、干劲足的良好氛围。四是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均能做到按时办理和回复，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100%。
四、几点建议
（一）继续加大畜牧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要做到有规划、有措施。要在解决饲草冬储上下功夫，在全州大力推广恩施市“1235”养羊模式和“12352”养牛模式。
（二）进一步培育和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要在增加科技含量、提高效益上做文章；在形成产业链，即公司+基地+农户经营形式上下功夫。特别是畜产品加工企业，要在提高工艺水平、增加附加值、提高综合效益上下力气。
（三）进一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一是要进一步把春秋两季普注和每月补针的防疫措施落到实处；二是要争取投入，改善防疫工作的条件和手段；三是要研究解决生猪防疫应激死亡赔偿过低而影响防疫不到位的问题；四是防疫收费取消后，要向政府争取尽快解决防疫所需经费，以利“春防”工作顺利进行。
（四）严格执法，加大畜禽农产品安全监管力度。重点要加大动物屠宰检疫、兽药、饲料市场监管和畜禽产品市场监管的力度。
（五）加强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增强畜牧兽医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要加大对基层兽医人员技能的培训，改变目前多数兽医只会医猪的现象。二是逐步解决畜牧兽医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三是积极妥善解决集体兽医养老保险的问题。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9
一、抓动员部署
一是建立组织机构，成立了*县畜牧兽医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畜牧兽医行业实际制定了《*县畜牧兽医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方法步骤；二是广泛动员，4月2日下午，我局专门组织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全局机关党员、二级单位干部职工共30多人参加了动员大会；三是确立活动主体，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促进畜牧事业大发展”为活动主体，力争思想上有大解放、管理上体制上有新突破、能力上有大提高。
二、抓学习调研
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贯穿整个活动的始终。一是细化安排。制订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培训计划》，发放各类学习资料，明确具体活动内容，落实责任，将时间安排具体细化，推动活动的有序开展；二是组织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辅导。组织全局机关党员、二级单位干部职工观看中央党校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庞元正主任主讲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报告；三是注重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将专题调研工作作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组织实施。结合畜牧兽医工作特点及新时期新阶段畜牧兽医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确定了调研课题；四是增强调研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局党委一班人分别带队到南化、白浪、柳陂、刘洞调查研究畜牧业发展情况。4月22日又陪同县政协副主席张海全深入柳陂镇参观了解现代化养殖示范小区建设情况，根据调研情况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
三、抓征求意见
由局领导牵头负责，兵分三路到全县30多个部门、20个乡镇（场）、40多个养殖大户及服务对象进行征求意见，查找影响和制约畜牧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作为活动的重要环节，采取多种形式，开门纳谏。一是设立局长信箱；二是发放征求意见函120多份，征求广大养殖户的意见。召开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座谈会，听取管理及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三是开展大讨论。围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促进畜牧事业大发展”的主题，在全局党员干部中展开了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分析解决技术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四、抓实践活动
突出实践特色，边学习，边实践，结合畜牧工作实际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理清思路、规范管理，全力抓好自主创新提升工作能力及技术水平。一是抓紧畜牧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确保市场上无不符合标准的畜禽产品，让老百姓放心；二是增强养殖小区的建设，积极扶植大中型养殖企业，多方吸引资金投入到畜牧生产中，重点推进养殖示范园的建设；三是要加快畜牧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网络系统设备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在畜牧管理中的科技含量，促进畜牧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五、抓初步对策和思路
针对调研和征求意见中所存在的问题，我局迅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做好春末夏初的疫病防控工作，确保我县不出现重大疫情，保证各项目安全健康的进行；二是搞好具有我县特色的规模养殖，体现出地方特色，把握我县的资源优势，将我县由畜牧大县发展成为一个畜牧强县；三是重点抓好养殖小区的建设，要有人专门指导养殖小区的建设及发展，要有全面的技术支持，保证各项产业的全面发展；四是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畜牧产业要重视，狠抓落实；五是要规范和整治畜牧发展秩序，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切实整顿和规范畜牧秩序，为养殖户营造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公正竞争、健康发展的畜牧环境。
六、抓宣传舆论
畜牧业产业调研报告篇10
一、基本情况
××位于木北部，毗邻达来诺日湖，303国道从境边通过，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全共辖7个独贵龙，共有235户，人口1080人，劳动力460人。党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现有党员31名，其中流动党员3名。共有草牧场41万亩，已围封的28万亩，2008年6月末家畜存栏2万头（只）。几年来，支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达里湖旅游景区发展生态经济，保护草原植被，不断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实现资源转化增值，增强了党支部凝聚力，实现了牧民增收，2007年人均收入1.1万元。
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1、草畜矛盾。××是以外延数量型增长方式为主的头数畜牧业，加之多年的干旱，过渡的放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牲畜数量逐年递增，对草牧场实行掠夺式经营，虽然近年来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工种草和草场改良，但仍然补不足日益严重的草场退化速度，草畜矛盾日趋突出，继续走头数畜牧业的路子难以为继。
2、经营管理粗放。表现为饲草品种单一，饲草料消耗高，报酬低，牛、羊育肥数量少，品质低，牲畜出栏集中，且多年喂养后才出栏，这就加大了投入成本，育肥出栏的极少，和每天需要鲜肉的市场很不协调。
3、牧户居住分散，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住宅建筑布局零乱，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难度大，居住环境与小康水平有一定差距。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很突出，养老问题主要以子女赡养为主，导致个体化差异严重，缺乏稳定、长效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4、人畜饮水不能满足牧民和畜牧业的需求，引水管道等设备已经老化，人畜饮水供应不足，影响了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不能适应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需求。
5、畜群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集群优势。牧民养畜多而杂，不专一，基础母畜、育成畜、后备母畜及良种畜的比例不尽合理。
三、解决矛盾的办法和发展方向
1、立足区位优势发展第三产业。世界地质公园园区之一的达里湖景区位于该，达里湖景区假日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旅游日益兴起，受旅游业拉动使当地成了极为宝贵的旅游圣地，依托丰富的旅游和牛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大奶制品、旅游纪念品等民族特色产品的开发力度，把草原旅游资源与草原文化相结合，给当地牧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快速发展。
2、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实现草原永续利用。通过建设饲草料基地、季节性休牧、湿地保护、草场改良等措施，对退化草原进行治理与合理利用，提高草地生产能力，促进牧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