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困境篇1
【关键词】传播困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
一、世界陷入困境、中国也面临着问题
毋庸置疑，19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民主传播，科学技术昌明，物质生活充裕。这种变化是人类翘首企盼、额手相庆的。但是这种巨大的变化也携带着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从开始就被注意，只是表现得不明显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极大充裕，这种负面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甚至正在使世界陷入巨大的困境：政治层面上以“自由民主”为理由，推行强权政治，不尊重各个民族基于自身文化所作的选择；经济层面上以“自由经济”为理由，以强势经济侵吞较晚发达民族的财富；文化层面魔鬼化、野蛮化异己化，对复兴了的各民族文化报以敌视态度；精神层面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普遍存在信仰危机；社会层面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等，使得人类生活环境越来越艰难。
中国也遇到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是文化传承的问题。“五四”运动中的新型知识分子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建立民主、重视科学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建国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左倾的。民族的精神财富在精华与糟粕的理论中基本上被遗弃。这种遗弃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应该纠正，将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与科学、民主的提倡结合起来，促进我们的科学发展。
二、普适的伦理只是一种美好愿望
面对上述困境，西方有些学者希望从批基督教中寻找治愈世界顽疾的良方。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伊斯兰教、兴都教，希望从古老的东方宗教中寻找解药。海外的新儒学提出发现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适伦理的特质，拯救西方文化的缺陷。不管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对世界的困境的关切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救世良知。但是，我认为普适的伦理其实还是一种“一元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发展起来会导致对多元文化发展的排斥，对异己文化的否定，对相对处于弱势文化的打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因革损益是正常的，绝对抛弃是不可能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在那里可能就是障碍。
我们并不一般性地排斥所谓的“全球伦理”、“普遍伦理”。但这里所谓全球伦理、普遍伦理，并不意味承诺一个抽离于本土化道德精神传统的独立的伦理体系；相反，只有在奠基于本土化伦理传统的具体生命的开放性所实现的伦理普遍性中，一种具有内在制裁力和真实性的全球伦理概念才是可能的。
最好的办法是各民族从各民族的文化的精华中寻找解脱困境的救世良方。
三、民族的活力来源于传统文化而不是舍弃传统文化
各系文明初创时期所形成的伟大人格及其思想成果，总成为不同阶段历史文化发展所必须不断反溯回顾的创造源泉和精神动力。这种向内奠基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文化的建立，同时便是面向现实、未来和同时性共存的文化、道德价值的开放。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世界所带给西方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危机有深切的理解，他曾借鉴中国如老子、庄子的思想，并猜想解决技术世界所导致的危机之思想有可能“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但是，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产生于西方的危机最终只能靠归本于西方的精神传统才能得到解决：“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海德格尔所论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只有面对本土传统向内奠基的真切历史意识，才真正具有对未来和异质文化之价值的敞开性。无论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怎么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应该在回顾、反思儒家文化中获得解决。
四、儒家文化中对世界和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一）“道”重要性。
儒家文化所环绕的实际上和同时代的其他流派所追求的并无两样，即执著于“道”。
无论是以“道”命名的道家，还是极力反对儒家思想的墨家、法家所追求的都是达于先王之道。因为从根本上说，百家是出于一家的，不过是从一家分析出来时所摘取的重点有所差别罢了。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看来是反对儒家提倡的先王之道，实际上“孝慈”不就是隶属于孔子所极力提倡先王之道吗？墨子反对美味音乐饰物并不是认为这些东西不美，而是认为这些东西“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他的追求也是所谓的先王之道。连极其注重功利的法家也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明主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由此看来，在孔子的时代，每一个流派包括儒家学派在内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他们理想中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所以我们儒家文化的核心或其最高追求是“道”。
《论语》中对“道”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也”。可见他对于“道”的迫切追求。
“道”，作为比较明确的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社会目标。儒家之道是希冀当下社会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即和谐的社会的向往。当然这种和谐是长幼贵贱有序的和谐。其次是个人的目标。孔子认为这种和谐的社会状况的达到要每个人内心里的向“仁”“遵”“礼”，即一个人的内心也符合文武之道，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至少应包括仁、智、信、直、勇、刚等品性，这些品质的具备实际上是人的内心达到一种完满和谐的理想状态，养成和谐完善的人格。社会的和谐与内心的和谐或者说社会的最高境界与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孔子追求的“道”。
从传统儒家文化对“道”的坚持与固守，现代中国文化应该借鉴继承的还是很多的。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建立和谐的社会，造福苍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很重要内容。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肯定不会是什么糟粕。培养每个公民强烈的责任感，应该说是当务之急。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官员再加上完善的制度比起单靠制度制约我觉得更为完善，更有效。再比如儒家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对于现代社会的弊病也大有裨益。
（二）“和”的重要性。
儒家传统文化“和”的追求对现代中国社会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文化最高追求就是达到“和”，这种“和”包括天与人、人与人、人内心的“和”，也就是说儒家追求的是人与天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精神状态的和谐。这种“和”的追求在现代工业社会语境中凸现出极强的现代意义。
“天人之和”就是《中庸》所说的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它的意思是说天虽然是万物的本源，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并非消极无为，而是能够而且应该积极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但参与天地化育，是指遵循天道，而不是任意为之，更不是破坏自然。在儒家看来，人如果以敬畏之心和生而不有的情怀善待自然，那么，不仅可以从自然中获得物质滋养，还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精神滋养，内心得到提升。“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状态，使得中国哲学、美学长期发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精神状态的和谐的追求，可以为现代人内心的异化与人际关系的异化提供借鉴。现代社会产生的痼疾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同步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未带来精神生活的相应改善，现代社会技术崇拜与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漠视和偏离，造成社会进步中人与技术的本末倒置。技术对人伦智慧的漠视、工具对人文关怀的阻隔，造成现代人类只有欲望没有精神，只有物质追求没有人道情怀、只有剥夺狂热没有礼义廉耻的人本异化现象。物质生活极度丰裕，而人的内心却虚无没落、人际关系冷淡隔膜。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提升个人道德，注重精神的满足，不执迷于世俗可以纠正因为注重外在的物质名利而忽视个人的德行修养的偏向，防止世人因物质名利追求而导致的物欲膨胀、人格异化。
五、传播儒家文化面临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就是重视学习，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继承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所以我认为从小熟读传统经典是很必要的，这是最初的感性认识。最初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谈什么继承，更谈不上发展。
外部的任务就是传播儒家文化、使世界了解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推介和国外文化的引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外交流，我们拿来的不少，可是我们自己送去的却不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传统文化有着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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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困境篇2
[关键词]青少年；传统文化；价值观
作者：何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党的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起，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成为新时代我国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全方位推动青少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出的重要任务。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等精辟论述，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整体规划。其中，《意见》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青少年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渠道的日益丰富多元，各种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广泛传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核心内容和行为模式造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当代青少年在开放的文化环境和网络环境中成长，受到不同性质的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与前几代人大不相同。当前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如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如今面临怎样的困境？新时代推进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都是亟须青少年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本文在近5年来国内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当前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现实状况，分析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行为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促进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成为学术界和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围绕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现状开展了不少调查研究。从近5年来国内相关的调查数据来看，当前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呈现以下特点：
（一）态度上普遍认同，但缺乏深入理解
当前，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总体是积极向上的，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但是，调查也反映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缺乏深入理解。例如，2016年一项对全国35所高校的3500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95.6%的大学生“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91.1%的大学生认为“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文化新辉煌”，89.6%大学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但是，大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明显不足。57.8%的大学生未完整读过“四书”中的任何一本，完整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比例分别为12.8%、9.6%、38.3%和12.5%[1]。与此相似，在另一项对云南省3所高校的24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91.0%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自豪”，77.7%的大学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或较大贡献，93.7%的大学生认为学习中华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需求有大作用，85.2%的大学生认为应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但是，当问到大学生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时，只有近四成（36.3%）的大学生自认为“非常了解”和“较为了解”，近六成（56.1%）大学生只是“一般了解”，甚至还有7.6%的大学生完全“不了解”[2]。一项对青岛8所大学的调查也支持这样的结论：在312名受访者中，阅读传统经典原著超过5本的只有27.7%，54.3%的大学生认为阅读传统经典原著“比较吃力”[3]。大学生是接受了完整基础教育且学业较为优秀的群体，他们对传统文化尚且缺乏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可见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和影响非常有限。
（二）学习意愿浓厚，但实际践行有限
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文件的出台，以及“国学热”“汉服运动”“诗词大会”等文化现象的不断推动，当前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意愿不断提升。中国青年报社2017年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但是，尽管有学习的意愿，但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并不占有很高比重。只有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61.0%的受访青年偶尔会，17.9%的受访青年很少会，还有2.6%的受访青年表示从不接触古典诗词[4]。在另一项对福建几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中，喜欢看传统戏曲演出的人数比例只有16%，过半数（55%）学生选择了“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近三成（28%）学生更是直接表示“不喜欢”。而对看传统戏曲演出的原因，84%的学生表示自己是“陪大人去看”，出于喜欢而去看戏的学生只占12%[5]。2014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对上海3000名14-35岁的青少年的调查也发现，从不去看传统文化文艺表演的受访者所占百分比最高，为43.3%，去过一两次的为33.7%，偶尔去看的占18.9%，经常去看的仅占全体受访者的4.2%[6]。这说明，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参与和践行实际非常有限。
（三）学习方式多元，更青睐参与体验
在当今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渠道也向多元化发展。一项对安徽某高校4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4.9%的学生通过广播、互联网、手机以及电视等媒体来获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而通过学校的课程学习和阅读书籍来获得传统文化知识的比例分别只占11.3%、4.7%[7]。在另一项对广东省1000名高职学生的调查中，日常习俗学习（67.2%）、观看纪录片和影视（63%）、参观历史遗迹或博物馆（45.9%）等都成为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8]。2014年，对上海3000名青少年的调查还发现，过去传统文化枯燥灌输式的传播方式难以吸引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参与体验式的学习方式。青少年认为，传统文化“内容枯燥乏味，看不懂”的占25.5%，“学习形式单一”的占23.2%，“缺乏有效的学习渠道”的占20.4%，“认为不重要”的占19.2%，“宣传不够”的占11.7%。而他们乐于接受“旅游、探访文物古迹”与“参加民俗活动”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7.4%和25.1%[9]。一项对山东某高校的900名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参与体验式学习传统文化更受学生青睐。64.4%的学生认为应到敬老院、福利院参加社会关爱活动，53.5%的学生认为应开展国学知识竞赛和经典诵读、“日行一善”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44.3%的学生认为应开设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或讲座[10]。这说明，新生代的青少年并非刻意排斥传统文化内容，而是传统文化内容在当下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和枯燥，无法与青少年的现实生活接轨，无法让青少年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正向体验感，进而难以接受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二、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在当今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要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许多困难。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缺乏对青少年学习、理解、践行传统文化的机制与环境。
（一）传统文化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明确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可见，传统文化进入国民教育势在必行，但如何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并没有清晰的规划，有待进一步明确。
对于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的方式，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将传统文化融入相关课程，即《意见》中所说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在学科学习中潜移默化，逐渐领悟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传统文化渗入学校教育的理想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各学科教材的内容和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短期内较难实现；另一种方式则是开设传统文化的专门课程，编制专门教材，配备专职教师讲授。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学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且可以较快推行，但这种方式容易将传统文化教育变成知识教育，甚至变成应试科目，不仅加重青少年学业负担，也未必能真正实现价值观的内化，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可见，传统文化教育究竟采用何种方式进入学校教育，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学校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新一代青少年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建立文化自信，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知识点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目标，现行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都要进行相应调整，无法一蹴而就，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依托于语文、历史等学科中的古代诗词、国学经典、历史故事等内容，由语文、历史教师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尽管中小学不乏优秀的语文、历史学科教师，但总体上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力量非常缺乏。教师水平和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难在中小学层面顺利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有古文、诗、词、曲、赋，还包括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武术等，中小学中能够胜任这些传统文化教学的教师可谓凤毛麟角。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校教师队伍中，那种具有综合传统文化学养、有能力将传统文化作为一门课程开发实施的教师非常少见。其次，过去几十年来的师范教育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培养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的机制。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和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不同，它不但要求教师具有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还要求其受过教育学的基本训练，才能将传统文化转化为传统文化教育。目前，无论是在师范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都未将培养传统文化教育师资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第三，和城市中小学相比，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就更无从谈起。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的教育和培训，已成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家庭与社会缺乏学习传统文化的环境氛围
“90后”“00后”青少年的成长嵌入在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他们习惯于通过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移动智能终端等渠道获取信息，网络游戏、欧美大片、日韩时尚、西式快餐等也已成为这一代人驾轻就熟的生活方式。相形之下，社会为青少年提供的亲近传统文化的机会则少之又少。在家庭中，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家长往往没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只加强对学生统考科目的辅导，不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更有甚者扼杀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值得欣慰的是，前述多项调查表明，造成青少年远离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可能正是家庭、社会缺乏相应的环境氛围，而非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纷纷推出“传统戏曲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民俗艺术进校园”等活动，都在青少年中广受欢迎。“诗词大会”“诗书中华”“国家宝藏”等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也在青少年群体中收获了大批拥趸。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仅靠一时的活动、节目来实现，必须形成可持续的、常态化的、生活化的环境和氛围，而这正是当前的家庭与社会所缺乏的。
三、推进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推进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资源，以学校为主阵地，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合力，营造整合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将传统文化渗透到青少年成长的方方面面。
（一）以学校为主阵地，在全国大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一是组织编制《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标准》，把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列为中小学必修课。2014年教育部印发《纲要》，明确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但由于《纲要》未将传统文化教育列为专门必修课程，各地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零散，缺乏专门、深入和持久的安排。对此，建议教育部组织编制《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标准》，将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纳入考试科目。
二是组织编写《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必修课的教材。建议由国家教材委员会牵头，会同传统文化专家、教育科研机构、优秀一线教师、专业出版机构，在评估、借鉴民国以来以及全球“汉字文化圈”的传统文化教材的基础上，编撰出一套分学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在小学低、中年级段，选取蒙学经典《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等内容，同时辅以传统节日、节气、民间艺术等。在小学高年级段，选取四书等儒家文化经典，并辅以书法、国画等。在初中阶段，选取诸子百家思想，并辅以戏曲、民乐等。高中阶段则为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着重提升文学艺术修养，更为深入地学习经典文献。在编排方式上，尽量以历史文化发展为线索，选取不同时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及文学代表意义的经典之作，使学生了解到我国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传承。
三是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教育素养。建议在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开设国学院或传统文化本科专业，培养一批精通传统文化的教师后备人才。从中小学教师队伍中选拔一批具有传统文化基本修养和学养的教师，组织传统文化专家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探索对学生有效地进行传统文化教学的方式方法，从而解决传统文化师资队伍不足的难题。
四是在全国大中小学设立“传统文化周”，以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所处的星期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活动内容可包括民俗文化学习、中华诗词诵读、传统礼仪讲座、传统曲艺演出、汉服唐装表演，邀请皮影、剪纸、编织、绣花、舞狮等等，以这些活动来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体验。
（二）以家庭教育为载体，大力推动家庭参与传统文化教育
一是在国家层面设立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统筹家庭教育立法。立法的主要功能是明确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义务，规范健全家庭教育服务与支持系统。通过家庭教育立法，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家风、家训、家规、礼仪传承下去。
二是建设社区书院，打造贴近青少年和家长的传统文化普及平台。中央文明办等职能部门可出台有关鼓励创办社区书院的政策，支持民间机构和社区自主建设社区书院。目前，各地已有不少优秀的现代书院活跃在社区之中，如上海的江东书院，以家教家风课堂、国学讲堂、琴棋书画课程、文化体验活动、游学活动、读书交流活动等课程和活动为载体，不只让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亦要让家长学习传统文化，让每个家庭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同时，推动社区书院与学校的互动，在社区书院中建立青少年学习基地，形成社区、学校和家庭的整体合力。
三是创建仁爱社区，培养青少年的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社区党组织以开展公益活动的形式，把仁爱社区的建设与党建工作结合起来，让社区形成仁爱文化氛围。通过仁爱社区的创建，让传统文化的精神走近家庭、走近青少年。
（三）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面向青少年的公共文化服务
一是要支持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建立完善面向青少年的长效教育机制。资助市级以上场馆实现展现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展示传播。要求博物馆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手机应用等方式，加强与青少年的互动，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系列手机应用，让用户以现代的方式体验传统文化生活，广受青少年喜爱。建设传统文化传播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各地中小学将学生定期参观有关传统文化的公共文化场馆纳入教育教学活动计划。重点扶持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场馆，努力实现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均等化、便利化和全覆盖。
传统文化的困境篇3
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二）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制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的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賊，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潜通海賊，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藉口，严禁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率军，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为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瑪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
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
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虽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盛世”蘊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是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那么，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宣扬国威；没有说出口的是寻找仅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不过，这样的政治不容易玩。“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主要用于下西洋。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六百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财政岁支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七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十六国遣使臣一千二百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一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为了让后人不再作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掉了。
与此同时，明代的法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就属违法，“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境充军，番货并入官。”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于是，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而且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明清之际的英国也是专制王国，但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他们就实行鼓励造船和买船的国策。当时规定凡建造或购买一艘80吨以上可以远航的大船，便给予20镑的津贴。对远航探险所需费用，女王和大臣更给予慷慨资助并赋予搜捕敌对国家船只的权力，掠夺所得财富，女王和大臣可以分润。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由是慢慢崛起。郑和下西洋400年后，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拜会”大清帝国大员的场所。而当时打败大清帝国的还不是铁甲战舰，而是二或三桅的木质战船！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旨在掠夺黄金、白银、香料、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再看看西欧的其他情况吧。1215年6月15日，即南宋灭亡前64年，英国以国王的名义公布了《自由大》，其中有一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后来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王竭力推行重商主义，从全世界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很多保护措施，出口是非常自由的。如果150多年后诞生的大明帝国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倭寇赖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不存在了，倭祸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通过海上的自由搏击，也许大清帝国建立后，郑和的后继者们仍能建造出继续雄视世界的一流舰队和商船队，中国人相应地具有有同任何国家及其国民自由往来的宽广胸怀和自信，乃至鸦片战争及其后百年苦难或许无由产生！
在这一领域，明清统治者也远远比不上彼得大帝及后来的沙皇。彼得大帝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同中国皇帝禁止海外贸易的蠢行相反，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贷款等方面给予商人优惠条件，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捆绑思想的锁链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而在中国，这些全都是舶来品。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第一．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
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明末清初，利瑪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并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翻译成西方文字；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西方的。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中国主要是受益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当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美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徐光启在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则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的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详细的过程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关键问题：
1．科学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
南京教案和熙朝历狱涉及的都是天文历算问题。谁的历法高明、观察天象准确，以事实检验，高下立判。当时也已证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和天文学确实比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高明。可是，当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搬出传统经典，是非立即翻转过来了。
例如，万历十四年（1616）五月，以署理南京礼部尚书为首的一批官员联合给皇帝上疏，攻击传教士说：“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传》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列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
徐光启、汤若望他们修成的《崇祯历书》来不及颁布，明朝已经灭亡。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汤若望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建议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顺治二年（1645）汤若望出掌钦天监。翌年，他把《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呈进；得到批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场诬陷丑剧和杀人惨剧由此开场。
丑剧的主角是杨光先。他先后参奏汤若望的罪名有：a，新的历法书正文屡屡注明“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有损国体！b，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实是诅咒大清短命亡国。c，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择殡葬时辰不吉，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致死！这些罪名，与明末那些卫道士对传教士的诬陷一脉相承。
2．断章取义，以愚昧的想像哄骗无知。
杨光先歪曲《圣经》的有关记载，加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大言不惭地说：“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反正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知耶稣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只能任由杨光先之流信口开河。一位山猫科学院（罗马教廷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汤若望于是成了耶稣这个“谋反贼首”的“遗孽”！
为了证明这些传教士都是必须严惩的骗子，楊光先还散发文章嘲笑地球是圆的：“若然則四大部州，万國之山河大地，總是一個大圓球矣……所以球上國土之人之腳心与球下國土之人腳心相對……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頂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
3．摸准统治者的心理，设谋陷害。
光是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游戏，未必能令比较清醒的最高统治者出手。挑起南京教案的那些卫道士们就给皇帝上奏章说：这些洋人的住所均选择与皇室有关的地方，在城内潜住正阳门内，洪武岗之西；“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加上他们定期集会祷告，“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这还不是谋反吗？“伏戎于莽，为患叵测！”事关一统江山的巩固，这一下可把皇帝打动了。于是，下令把这些洋人一律押送广东，让他们回国，教会财产则一律没收。那些传教士有的回到澳门，有的则改名换姓，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这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后来，同满族打仗，出于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把他们召回。
在熙朝历狱中，杨光先故技重演，也诬陷传教士“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探朝廷秘密”；“又布于济南……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阴行”，“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广东的“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谋反似乎确凿无疑了，其实同历来的告密者一样，全都是歪曲事实加上编造！
3．把私人信仰与国家体制混为一谈。
康熙皇帝（1654——1722）无疑是一代英主。他八岁（1661）继位，十四岁（1667）亲政，1722年11月逝世，实际统治中国53年。康熙皇帝对西学大体停留在个人爱好的水平上，吸收的西学主要也是皇帝认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技艺”，如天文历算、制炮、地图、钟表和为宫廷服务的绘画、建筑等等，使用的外国人是与这些领域有关的“技艺人”，加上在对外交涉上用得着的翻译，而且要使之变为服服贴贴的臣民。说到底是为巩固原有制度或愉悦君主增添工具，从为考虑据以改造中国本身的文化和体制。于是，对所谓礼仪之争就作出过度反应。
利瑪窦他们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本土的原有习惯，穿儒服，尊重中国人尊孔、拜祖等风俗习惯，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本教教义的结合点，从而为异文化开辟了立足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革，本身带有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利瑪窦死后，接替他出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反对利瑪窦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不准尊孔、拜祖，也反对把Deus翻译为“天”或“上帝”，从明末起逐步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教廷支持他的有关主张。康熙年间，教廷要严格执行禁令，拖延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了妥善解决这项争议，罗马教廷和大清帝国朝廷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反复交涉；但教廷丝毫不肯让步，还要教徒宣誓严格执行《禁约》。
本来，这只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论，是百姓的私人信仰问题。拜不拜祖先和孔子，应由中国的天主教徒自行选择。他们要是不愿接受《禁约》，完全可以退出教会。对这一类私人信仰问题，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可是，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认为这些事情关系中国基本体制，绝对不能妥协。于是，他在1717年下令禁教。按照有关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西方文化可没有这一套。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把希腊和阿拉伯的典籍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基督教徒主动到东方去寻找这些典籍的手抄本，并在主教们的支持下翻译出来。12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卓有成就；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立了基础。
俄罗斯除了十世纪接受了外来的东正教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也比同时的康熙皇帝及其儿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高出一筹，最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与17－18世纪的大清帝国不同的特点：
1．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2．听信外国友人的意见，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
3．他和他的继承者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4．在政府组织上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当然，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很不彻底，停留在开明专制的水平上，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但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第二．比较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接受知识的状况，对社会面貌有很大影响。中国的士子学什么？四书五经！西方呢？中世纪的学子都必须首先学好七门课程：1，文法课，实际是学拉丁文。2，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并学习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正反面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这些课程通过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西方这样的课程系统有好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是学好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基础知识然后学其他专业知识。这是后来通识教育的滥觞。
其次，对逻辑、算术、几何、天文的重视，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十分有利。
再次，他们的考试方法是导师面对一个一个学生，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并相应获得有关的资格。不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考是皇帝派出的官员；能否金榜题名及名次高低最后还要取决于皇帝；规定几年考一次；各省举人还有名额限制。
此外，尽管他们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荒唐、僵化的东西。但是，有些专业教学也容得下实验和实践，特别是医学。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吧！
1．耗费中国青少年最宝贵年华的四书五经，虽然可以为传承中国文化奠立基础（如文字训练，学习传统哲理、道德和政治规范和中国历史知识等等），但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没有数学、形式逻辑训练和怀疑、辩论的习惯，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严重障碍。
2．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切实际。继顾炎武在17世纪猛烈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之后，“1745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而科举制度的利益指向又十分不利于研究科学。利瑪窦写道：“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指读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为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与此相适应，一批装扮成“卫道士”的鬼蜮频频告密求荣。于是，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皇帝亲政后就有十起文字狱，而在他亲政前还有八起，其子孙则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第三．有没有容许辩论和保护“罪犯”的机制。
西方也有过政治和宗教干预教学和学术的严重事例。可是，辩论启迪智慧。他们在逻辑课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少长达一年的辩论训练，以及经常举行的“研究”、“辩论”和“随意性辩论”活动，有利于理性和创新精神的成长。加上教权、王权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知识阶层中不断有批判力量涌现，甚至成为声势很大的流派。例如，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宣布有219条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多米尼克修会便丝毫不加理会。神学院的一位教师还“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销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和它不同的见解。”此外，教堂和修道院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也对学术和思想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被誉为“巴黎人的骄傲”和十二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的革新派神学家、逻辑学和伦理学家比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遭遇严重迫害时就曾受到两个修道院的保护。
此外，西欧分裂为众多小国，不见容于本国的人们可以轻易逃亡他乡，亦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增添了一重保障。
但在中国，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第四．有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magnaCharta）的教谕(parens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一切社团，大学更不例外；但在冲突中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上述经济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的剥夺，不过是这一上层结构的派生物。就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炮制了“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
而在前现代的西方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黑暗年代，但王权和神权毕竟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尽管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
社会权力单一还是多元必然影响权力的整合方式。
一般说来各个氏族或民族早期都有过军事民主。满族入关前，实行八旗的旗主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以后逐步扩大，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体现了有限的原始的民主。但它慢慢成了专制君主的附属物；至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其权力更日益削弱乃至消亡。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英国乃至世界的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3．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罪重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属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
4．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法治。
《大》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自由大》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到了16世纪，“‘没有一个郡、城、镇，也很少有一个村没有律师。’其中最富的年收入高达两三万镑，其次的也达12000～14000镑。”而“按当时规定，凡土地岁入在10镑以上或动产在300镑以上的人，即可购买绶带，跻身于乡绅行列。”这对推动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十分有利。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问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19世纪中国，尽管通过剿灭太平天国，地方督抚的权力有所提升，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基本性质没变；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那些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更不要说可以锐意改革，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局面了。
传统文化的困境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困境篇5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91-05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1.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制定和调整具有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村贫困女性免受生存危机的磨难，这既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贫困女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作为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有责任调整资源配置，在坚持男女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原则基础上，把性别意识和性别和谐理论纳入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切实制定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发展相协调的救助、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并适时地调整、修正公共政策以消除对女性的不利影响，形成有利于性别和谐的政策环境。
2.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享有劳动权利的政策法规，加大对贫困女性的扶持力度。国家不仅要以法律形式保证基础教育的性别公平，而且要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优先对农村女性进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投资。政府在增加教育经费时，应保证对农村女性教育投入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她们的教育补偿和优先扶持力度。举办各类诸如扫盲夜校、农村夜校等，提高农村女性整体素质。同时，制订有利于贫困妇女的扶贫措施，保障贫困女性的资源供给。帮助、支持农村贫困女性实施扶贫项目。小额担保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农村贫困女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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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困境篇6
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关系到其教育教学活动质量、专业地位的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内涵必须兼顾农村的文化传统和体育专业两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农村文化传统的不认同；自主性不足；技能培训机会的欠缺导致知识困境。面对诸多困境，我们需要反思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建设性策略。
关键词
文化传统体育教师专业发展
一、专业发展内涵解读――综合视角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教师无疑是改革成功的基础。本文尝试从体育教师专业属性和农村文化传统两方面综合来关照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过程遇到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当然，综合视角的提出并非无本之木，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1.体育教师是生活在特定场域中的个体
场域是布迪厄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位置之间的关系，以及期间的一系列规则。这个场域各种规则和文化都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场域与个体之间呈现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对于农村体育教师来说，生活的农村学校和农村社会就是其场域。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师专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体育教师能否取得农村社会的信任、能否获得发展的机会取得于对农村文化传统的理解和适应。例如，我们知道农村社会的最基本文化传统就是“关系”性。体育教师之间以及体育教师和农村成员之间的互动都应该遵守这种“关系”原则。教师，特别是体育教师会经常受邀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这实际上是关系原则在起作用。如果体育教师不给予合理的回应，或者说经常拒绝参与，那实际上就打破关系的平衡，进而逐渐失去农村社会的信任，给专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困境。
2.专业技能和信念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行业属性的角度，教育都是一种专业活动，尤其是特别强调技能训练的体育学科。从技能发展角度来说，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指的是农村体育教师专业技能从新手状态逐渐发展成为专家状态。其中主要包括“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技巧丰富与娴熟，专业信念与理想的坚持与追求，专业情感与态度的深厚与积极，教学风格和品质的独特和卓越”[1]。当然，诸如此类的要素也会因为不同类别和不同区域而体现不同的重要程度。对于农村体育教师来说，专业技能和专业理想与信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专业技能决定了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高度，而专业理想和信念决定了体育教师是否能在农村学校获得长远的发展。这并非意味着其他要素不重要，而是由于篇幅限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专业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和成因
我们知道，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颁布和实施，农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的程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来说，如果用以上所提到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来关照还存在一些问题，其现实表征和成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业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
首先，对农村文化传统不认同带来的身份认同困境。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对农村体育教师来说，其首先是生活在农村社会和农村学校，其发展必然受到这个场域的影响。体育教师与农村文化传统的关系呈现一种主体间的关系。体育教师，尤其是青年体育教师大多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对城市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偏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学校一方面是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发展的策略性选择。并非是内心深处对农村体育事业的热爱而作出的选择。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农村文化传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给农村体育教师带来的是对农村学校教育和农村文化传统的不满和消极对待。由于两者之间是双向的，农村学生和社会对学校体育也会不信任，甚至排斥。在这种双向作用下，体育老师便出现了身份认同困境。此时的体育教师成了农村学校和农村社会的边缘人。农村体育教师的身份认同困境并非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农村学校中。
其次，物质条件相对缺乏导致的自主性困境。物质条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物质条件不仅能满足农村体育教师生存性需要，还是其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我们调查得知，现在的农村体育教师的待遇普遍比较低，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体育教师还存在基本工资无法满足的情况，加之体育和休闲设备的缺乏导致闲暇活动呈现单一的特征。诸多此类的物质条件缺乏导致农村体育教师缺乏专业发展的积极性。这种被动的发展导致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粗暴对待学生，消极应对国家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要求，更不愿意参与学校相关的课题和参与旨在促进专业发展的科研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困境导致教师在学校生活出现大量的不良精神生活现象，甚至出现精神生活危机的现象，需要引起注意。
最后，技能培训机会的欠缺导致知识困境。知识的完备和技能的娴熟是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在农村教师实践中体育教师却因为技能培训机会的欠缺导致知识困境现象的出现。具体来说，农村体育教师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完善，另一方面体育技能的发展和娴熟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尤其是需要接受高水平教练的指导和培养。但在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培训机会较少，无法满足知识和技能发展所需要培训。这样导致的结果农村体育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出现平庸化现象。也就是说“一旦教学自身的特征不能彰显，其独特的知识基础被视为无物，教学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真正专业的可能性，充其量只能是其他专业粗劣的复制品而已”[2]。
2.专业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
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困境出现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制约、制度缺失到体育教师个体都是可能因素。本文认为农村体育教师出现专业困境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文化的冲突是认同困境的深层原因。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体育教师大多对现代都市文化比较认同，都市的文化、生活方式是大部分学子的理想也是其奋斗目标。特别是在城市接受教育期间，大部分体育学子都会根据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来接受外在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偏向都市文化的价值体系。可由于种种原因回到农村学校任教的体育教师必然与一系列农村文化传统相冲突。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价值冲突并不能产生专业发展困境，城乡文化冲突导致专业发展困境还需要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社会资本缺乏而导致的流动障碍。当城乡文化冲突出现时，农村体育教师在理想状态下可以选择流动到符合自己价值观体系的城市学校任教，但农村体育教师大都缺乏流动的社会资本，故而出现心在城市，而又不得不在农村学校任教的现象，这才是身份认同困境的深层原因。
其次，教育信念的缺失是自主性困境的根本原因。现代化的发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让我们的教师对物质的要求充分展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物质条件相对缺乏的农村体育教师自然会出现自主性困境。那么，似乎出现了农村体育教师对物质的依赖和农村学校物质匮乏的悖论。这是否意味着农村教育的改善除了物质并无他路。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其根本原因是农村体育教师教育信念的缺乏。教育教学活动并非纯粹的专业活动，还需要对农村学生的热爱和为教育献身的理想和信念。有了这个信念，上述所说的悖论就不存在，就不会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导致自主性困境的出现。故而，本文认为，教育信念的缺失是自主性困境出现的根本性原因。
最后，制度性培训机会的缺失。与一般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同，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娴熟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教育理念之类的知识、心理学知识和医学知识，后者需要通过培训和训练。然而，国家教育资源有限，尤其是培训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城乡方面向城市倾斜，学校内部向强势学科（诸如语数外等学科）倾斜，农村体育教师便自然成为了边缘群体，无法得到制度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关注，无法在培训机会争取过程中取得优势。同样，有学者通过调研得知，68.7%的农村地区教师认为他们所在的学校很少有大学教授、教研员来，因此这里教师的技能大部分是通过培训获得，可以想象在双重偏向的情况下，农村体育教师获得的培训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三、专业发展困境的解决策略
根据前文所分析的困境和深层原因，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
1.政府主导的城乡文化弥合
农村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和发展的结晶，塑造着中国人的性格和情感，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市文明代表着文化的发展方向，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单一地重视和钟情于都市文明。更不能以此偏废农村文明。而要做到这点必须由政府主导来进行文化弥合。具体来说，第一，建立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现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取向，传统的实用主义消费文化是另一种取向，没有价值好坏之分。第二，建立城乡体育教师交流制度，促进体育教师的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体育教师的待遇，增加吸引力。第三，科学、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全国体育教师甚至是教师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等。只有做到以上三个方面才能逐步地化解城乡文化冲突带来的教师身份认同困境问题。
2.学校主导的培训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思维、政策哲学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3]。在教育领域，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的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我们应该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导和旨归，不应该围绕应试和绩效考核而偏废体育教学和体育教师发展。具体到培训制度上，机会应该向薄弱和急切需要的农村体育教师倾斜。当然，这种改革需要学校有长远的眼光、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勇气和壮士割腕的决心。除此之外需要认识到学校主导的培训制度的供给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除了需要一定的社会系统的外部支持外，还应该认识到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3.个体主导的伦理精神养成
对于农村体育教师来说，需要一定的教育信念，这种教育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教育的伦理精神。与培训或学校教师教育培养而来的伦理精神不同，基于个体主导的伦理精神的养成更多强调农村体育教师伦理精神的内生性。我们这里提到的伦理精神包括专业伦理和生活伦理，其中专业伦理是主体。“专业伦理可以使个体实现某种需要、愿望，从中体验满足、幸福，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专业伦理的成长会深化教师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4]要做到专业伦理精神的养成，除了制度化培养之外，就是将个体伦理养成的目标与农村体育教师的生涯发展结合起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成不同类别和程度的专业伦理精神。
四、走向有情怀的农村体育教师
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农村体育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在诱惑，并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专业发展困境。要解决农村体育教学的问题，尤其是农村体育教师的发展问题，不能过多的依靠外部的制度性解决，要从农村学校和体育教师自身出发，不能依靠外部的输血，需要通过学校和体育教师个体进行造血。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培养有情怀的农村体育教师，以此来解决农村体育教学和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问题。
这种类型的农村体育教师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热爱农村文化传统，与城市文化传统相类似，农村文化有其特有的魅力和自豪之处。热爱农村文化传统的体育教师会认同农村文化，认同农村体育教师的身份。会把农村文化底色与体育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找到专业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其次是奉献精神。有情怀的农村体育教师一定会有奉献精神，他们不会因为物质条件差、待遇低而被动地应对教育教学活动，也不存在专业发展中的自主性困境。最后，现代化的体育教师。农村与现代化并非两个冲突的概念。对于培训机会的缺失可以通过一系列技术性方式得到解决，例如利用互联网技术，利用媒体发达的便利等寻求外部支持条件来促进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深入分析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困境，并针对性地解决困境，就一定能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打造一批技能娴熟、热爱农村体育事业的有情怀的农村体育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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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困境篇7
关键词：主流价值认同；价值困境；价值残片化；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6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9）
作者简介：刘怀光（1964），男，河南许昌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雅琪（1988），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出巨变社会典型的价值认同的无序与冲突。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模式的改变与混乱，使得“主流价值”的重构与认同成为焦点性问题之一。价值混乱的焦虑、价值重建的应然性分析、主流价值体系的系统构建、价值建构的路径探寻等都受到学术与政治的关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冲突与混乱的困境中。学者们以“道德滑坡”或“爬坡”来描述这一困境，并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探寻其根源，却恰恰忽略了这一困境中价值体系的内在问题。诸种价值的残片化、多元价值的冲突、现代文化模式下价值认同方式的嬗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的真正的困境所在。
一、诸价值的残片化：亲情伦理、集体主义与西式规范
“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概念构架的诸片断”，“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尽管道德的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且部分被毁，但道德的语言与现象却持续存在着。”[1](p2)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如是描述着西方道德及其理论“残片化”的危机状态。转型时空下，中国诸伦理价值所显现出的种种不适正与麦金太尔“残片化”状态的表述相契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或许还有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替计划经济，文化价值规范出现种种不适，诸文化价值的诸片断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陷入严重的“价值迷失”境地，是导致当前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原因之一。
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一直发挥着道德规范的根性作用。中国伦理家庭血缘的特殊地位奠定了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生活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中国人追寻的美德便是在家庭血亲关系基础上的“亲亲”美德。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家国同构”，家庭伦理“亲亲”原则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道德整合规范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共同体逐渐消亡（家族沦落）、乡村生活日益边缘化，人们公共生活领域呈现扩大化趋势。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契合的公共道德要求和伦理价值规范，但是，作为传统承载者的我们仍然擅长通过“亲亲”甚至是“拟亲情化”的方式调节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挥舞着传统亲情伦理的残简断片做人行事。显然，这种“拟亲情化”并不能如愿以偿，它在现代广阔的新型公共生活中显得捉襟见肘。亲情伦理的诸德性要求作为传统文化的惯性要求，仍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语言符号。但是，这一语言符号发挥功能的历史语境已经蜕变，其整体意义也已丧失，但它仍然以片段的方式参与到转型时期诸价值语言的协调与竞争之中。
集体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伦理的最高原则。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集体管理体制。作为维系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因素，集体主义价值观发挥着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集体或单位，作为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结合体，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且承担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服务职能。单位与个人互依互济的关系造就了个人与集体融合统一的“螺丝钉”精神，使得整体主义、群体和社会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导致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转变。其集中体现是个人主体性的增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被替代。原来意义上的“单位”或集体日益瓦解，生活领域与工作领域日益分裂，个人、家庭原子化，个性至上、效率优先等新型原则冲击着既有的价值理念；公司“雇佣――契约”关系替代单位“身份――隶属”关系；企业管理中所倡导的工作“团队精神”已远远不同于曾为人们提供工作、生活、情感整体寄托的“集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体性与计划经济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模糊了人们的价值认同。至此，集体主义虽然仍是学校教育和主流媒体的主导型价值诉求，但由于失去了体制基础其整合功能日渐式微。这一诉求由于没有一种系统的社会支持而注定沦为残片化的价值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有益的文化价值规范被积极借鉴。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写道：“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发展经济，但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2](p21)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过程，它还需要建立一种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并实现同优良文化传统、有益价值准则的结合，才能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现阶段，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日益显示出与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不相容乃至分离，逐渐失去其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文化价值规范尚未确立。鉴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诸如“法制”、“契约”、“信任制度”、“重利益的规范性伦理”等西方的道德价值规范被积极借鉴，以期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构建起一个普遍信任、合作的社会以适应并促进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理性发展。这些新的规范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们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整合功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承载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诸如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熟人圈中的“面子”、“轻利重义”、“习俗性信任”、“重情感的德性伦理”，由于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些“舶来”的西方价值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无法根植。正如麦金太尔所言，“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概念体系的片段，只是一些现在已经丧失了那些赋予其意义的背景条件的片段”[1](p5)。西方“舶来”价值缺乏有效的本土认同，无法根植，遭遇残片化。
二、多元价值冲突：历时性、共时性与结构性冲突
多元价值冲突是造成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纷繁复杂的“价值体系”中，价值冲突是与价值认同同时客观存在的。现代化导致了新旧更替的意义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价值冲击着本土文明。社会结构各领域分化致使诸领域各有意义原则。“新旧更替、多元并存”，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所呈现出的价值冲突是深刻的、全方位的。这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中大众主流价值认同迟迟不能有效完成。当代中国价值重构中的多元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于“文化断裂”造成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价值冲突。价值规范、伦理道德总是根植于母体文化之中的，而文化又是与经济相“应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种新的文化伦理和价值体系作为自身的动力与规范。但一方面，涤荡了旧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市场经济所孕育的道德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中没有规约，处于“无根化”境遇；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缺乏，新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规范因缺乏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而难以发挥作用：转型时空下的“文化断裂”是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冲突的真实原因和生动写照。[3]诸如“义利之辩”、“个人美德与社会公德”、“整个主义与个人主义”、“亲情诚信与商业诚信”、“‘中庸’之道与讲求实际”、“勤俭节约美德与享乐消费主义”等价值冲突。人们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过程中，其行为总是会受到其灵魂深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的支配和约束。传统文化内含的道德价值凭借其渗透力、延续性，仍以很大的惯性支配着当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力发挥作用，而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新的价值体系尚不健全，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价值冲突使人们在价值认同的问题上遭遇困境。
（二）由于“全球化文化景观”造成的一切异域价值和本土价值之间的共时性价值冲突。全球化的文化景观中，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价值扬弃了自身僵硬、封闭与保守的状态，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促成了一切“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共时存在的价值多样化事实。原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价值观念被全球化进程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使本国的、外国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计划的，市场的等文化价值观互相交织、相互碰撞，混杂在一起。[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型时空下的中国，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之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和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必然面临着多种价值选择。一般说来，多元价值并存并不一定导致多元价值冲突，但由于不同价值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内在张力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主流价值紧迫建构的关键时期，各种价值相互竞争、相互争夺、相互激荡，更加剧了原本多元交织的价值冲突。这一共时性的价值冲突，不论是在其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以往无可比拟的，它使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陷入了主流价值的认同困境。
（三）由于社会结构日益分化，政治、“技术―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相互分离、各有轴心原则并相互竞争的结构性价值冲突。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贯通。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将社会分为不同的三个领域并各自分别围绕三个不同的轴心独立运转：“社会的技术―经济体系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收益的资源分配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2](p12)一般来说，社会技术―经济体制往往要与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互适应形成耦合关系才能稳定，但是这些体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各领域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一个各自独立的中轴和作用原则），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换言之，三个领域价值追求耦合下的稳定只是一种短暂的完满状态。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不一致，经济的发展要求凌驾于一切之上。于是，经济领域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日益占取主导地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缺乏对其有效的应答与约束，三个领域发展极不均衡。经济领域所要求的以效率、效益为核心的功能理性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人文关怀、自我价值实现，政治领域主张的公正、合法性和完全参与之间的日益断裂。在效率和自发、自由和平等、知识与幸福等价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的结构性价值冲突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
三、价值传播文化模式转变：多元交互的尴尬
文化模式转变是造成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模式指的是表现为“表达―接受”的文化价值传播模式。它是主流价值认同实现的文化要件。在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中，类似于“四书五经”的经典文化是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的文化表达：少部分作为中心的文化制造者，制造出文化产品并向周边人群传播。这是一种“精英―大众”“表达―接受”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大众传媒技术和商品市场的发展，网络、流行、时尚与消费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维度，文化领域的世俗化日益改变着当前国人的文化接受模式――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交互式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经典文化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权威主义文化模式被颠覆，代之而起的是大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交互的文化模式。[5]权威主义的式微和多元交互的尴尬带来了主流价值认同困境。
一方面，在传统单维度的文化表达方式中，权威主义沿用“精英―大众”“表达―接受”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在主流价值的引导认同上往往采取的是“宣传―接受”的价值传播模式。这种文化传播模式在催生和强化大众价值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精英阶层作为主流价值制造者，往往通过强制灌输或者亲身示范的一元传播方式引领价值认同。人群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只能接纳给定的价值，没有自己的作品，或者即便是有他们的文化价值意愿却不能直接获得公共表达的渠道。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精英“独语”的话语权力机制和旨在消除差异性、特殊性和独立个性的价值秩序。因此，在只存在一个独语者的传统文化表达条件下，主流价值作为精英阶层的作品，依靠这种单向“宣传―接受”模式就可以顺利在日常生活世界实现主流价值认同。而现在，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日益增强，草根性、渗透性与开放性正挑战着权威性、灌输性与封闭性，权威主义的“独语”播讲日益受到挑战。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日趋模糊，在如今富于“主体性”的舞台上出现了更多平等的“游戏参与者”。至此，依靠单向灌输的“宣传―接受”主流价值传播模式日渐式微，它的大众凝聚力不断下降，主流价值认同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步履维艰。
另一方面，多元交互模式自身的尴尬也造成了主流价值认同的困境。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市场化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公众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文化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传播方式，多元交互的文化模式本身是对传统的消解和权威的打击，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权威话语权独享和价值观念大一统的局面，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公共表达的途径。多元交互实质上是多元价值的语境和背景下，诸价值的碰撞、交流、冲突或融合。它是一个多元综合、交互碰撞的复杂过程，为人们在价值观念的甄别、认知和选择上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而宽阔的平台。然而，它混乱了人们价值观念生成和传播的社会生态，更无法遮蔽其自身多维性与无序性特征给主流价值认同带来的困境：首先，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勒斯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的衡量都最终依赖于人；而每个人所认同的价值在面对自己时便实际地面对了他的实践界限，这些平等的“游戏参与者”各自的实践界限就构成了这种模式自身多维性特征。更何况，我们不能断定除了某一种价值其余的都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肯定所有参与者的地位与价值平等。其次，“各执一端”的多维性又往往导致价值认同的无序性。权威主义的分崩离析和多元交互的到来使我们发现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应当永远认同的普遍价值，“什么都行”就是普遍价值。虽然在多元交互的公众表达条件下，所有的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认、尊重和理解，他们相互沟通、商讨甚至妥协，但是不同尺度下价值诉求的关系是复杂的：要么一致共存；要么相悖冲突；再者，不一致可共存；难免会形成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多元价值传播的尴尬无序的局面。多元交互文化模式的诞生本是人类主体性日益增强的必然结果，然而却僭越了保持人们价值秩序的历史惯性和体制惯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主流价值的认同困境。四、结语
维特根斯坦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然而，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价值的残片化趋向、价值的多元化冲突、传统价值引导方式在当代文化传播语境中的困境，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困境。这一困境表现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主流价值的认同是社会转型成功的标志和条件；另一方面，未完成的社会转型总是存在价值冲突和主流价值的缺失。所以，转型的社会进程与主流价值认同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存在于两种边际状态之间。其一是社会转型在制度构建与主流价值认同演进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完成；其二是转型中的制度缺陷及其固化与价值混乱与僵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主流价值作为观念系统是从属于转型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在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公序良俗的社会本身，是打破当前价值困境，完成主流价值认同的基础。大众层面的价值认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一个演进而非建构的过程。虽然如此，在价值思考与反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社会发展与主流价值认同的良性互动的文化氛围，仍然是我们主观努力的方向。这一主观努力起码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林毓生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起自于传统的价值残片是诸价值残片具有独特地位的残片，从文化演进的惯性来看，它是具有"根性"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它的残片化是因为它与起自于外部诱因的、模仿西方式的现代进程的不协调。处理好作为根性的文化传统的要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价值诉求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形成的现实条件。第二，构筑一个理性、包容、开放与对话性的价值文化平台。中国当代主流价值认同的价值困境起自于历时性、共时性与结构性的多元价值诉求间的矛盾。它既是中国社会自身变迁发展的逻辑表现和结果，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价值诉求都有自身的根据与合理性。在这种条件下的主流价值认同，并不是排斥各种价值下的某种价值要求的独尊与，而是在多元价值博弈、对话中达成的价值共识。而这只有在一个理性、包容的价值文化平台中，通过价值对话来实现。第三，实现价值的大众传播文化模式的转变。主流价值的认同过程是大众层面的价值传播过程。传统价值传播是基于权威的精英大众的二元模式。现代大众、流行文化的崛起，使得这一价值传播模式失去了效应。建立一种参与、交流、对话式的价值传播文化模式，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价值认同形成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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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ValueDilemmainthemainstreamValuesidentification
LiUHuai-guang,LiUYa-qi
(marxistColleg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China)
传统文化的困境篇8
【关键词】地方戏；发展；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J8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25-01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推进，目前我国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复杂的大背景下。由于物质的越来越丰富，精神的开放化多元化，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况。各种外来思潮的不断冲击，我们的地方戏受到了许多挑战，难以生存。这种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人才的缺失，市场的萎靡，制度的不健全等等。因此说，关于地方戏如何走出困境，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值得我们每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去思考。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和作用。
一、地方戏的特点
首先地方戏具有语言的共同性。地方戏一定是反映当地人们生活所使用的语言特色的。它的唱字、腔调都和当地人们生活语言贯通。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产生共鸣。比如陕西的秦腔，用的就是陕西当地方言，它很符合当地人的语言腔调和风格，因此才能独具一格。
其次是地方戏展现民族生活特色。地方戏是一种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取材于民间，从民间的生活元素里面汲取养料，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加工，然后整理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戏曲种类。人们在听地方戏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当地文化特色。比如黄梅戏，那种悠扬缠绵的曲调，很容易让人想起黄山的那种烟雨蒙蒙的感觉。
总之，每一种地方戏都具有当地民族生活特点和风格，它集中地反映了当地民族居民生活的原貌。
二、地方戏遇到的困境
随着物质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地方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第一，地方戏观众群体的缺少。时代的变迁，地方戏的主要受众是上了年纪的人群，而这部分人群也越来越少。目前作为年轻的一代，很少有人去关注传统的戏种，对于传统的地方戏兴趣不大。所以，地方戏的观众群体出现了问题，这是地方戏生存的主要困境根源。现在看地方戏的大多都是当地农村居民，而他们并没有消费意识，觉得看戏免费是正常的，因此地方戏的市场也不断萎缩。
第二，地方戏剧种新剧目的创作人才不足。地方戏的发展主要依靠生活素材的积累，如果守着传统的几出戏来回演，这是自取灭亡。地方戏的人才培养方面，目前机制比较落后，有的人才由于教育程度不足，很难创作出打动人心的新剧目。人才的匮乏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地方戏走出困境的对策
针对目前地方戏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要想让地方戏重新焕发文化艺术魅力，就必须要进行改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第一，从制度上面入手，要提出振兴地方戏的制度方案。任何艺术剧种的发展、市场繁荣都离不开健全的文化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更多具有了主动权，而市场经济又是鱼龙混杂，许多良莠不齐的新鲜事物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和视线，对于地方戏这种传统的艺术门类受到的待遇，甚为遗憾。我们必须要在制度上面尊重传统，正确引导人们从事文化消费。比如建立剧场，要通过制度进行约束管理，培养小剧场的不断出现和发展。
第二，地方戏本身要革新，要不断地自我蜕变。所谓与时俱进才能焕发青春，永葆活力。艺术正是如此。事实证明，传统艺术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要从源泉上入手，从生活取材上面入手，陈旧的艺术内容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求和要求，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地方戏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里，融合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民俗内容，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最喜爱的戏曲剧种，极大地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虽然目前面临到了许多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许多有志于发扬传统地方戏艺术的人在做着许多努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只有与时俱进，既继承又发展，才能让古老的地方戏焕发新春。事实证明，一些地方戏的重新火热就是由于不保守，敢于创新，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因此，我们说，只有认真研究地方戏艺术的特点，才能抓住关键，让它获得新生，继续为老百姓的生活发挥作用，继续创造历史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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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困境篇9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规划编制；实施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2-0160-02
1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实困境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在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空前重视的同时，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破坏。部分城市以“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等名义实施的保护工程，通常采用大量搬迁原住居民、彻底改变原有用地功能、大量拆除传统建筑、新建仿古建筑的方式，造成了实质上的“保护性破坏”。2011年月湖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项目成为公共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广泛讨论。该事件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当前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街区现实困境和屡遭破坏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探索新的保护路径提供参考。
2更新模式分析
2.1街区概况
宁波是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月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宁波中心城最核心的历史文化集中地，不仅保存拥有相对完整的历史风貌、街巷和成片的传统民居群落，还是浙东地区的文化中心，拥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2.2街区面临的困境
月湖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建筑大多建成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曾是名门望族聚居之所，居住院落面积较大。但解放后由于经租房政策和住房长期短缺，这些院落现大多为公产，基本上居住着普通居民。政府对街区的住房修缮和保护投入资金不足，街区遗产日常更新面临困难。随着老城房价的上涨、拆迁补偿标准的提高，很多原住居民愿意通过置换或者经济补偿搬出街区，街区全面改造的压力不断增大。
2.3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问题
宁波市政府对街区的保护一直比较重视，现有的保护规划体系相对完整。先后编制了《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宁波市城市紫线规划》、《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但保护规划的实施困难较大。一方面，街区面临人口过密、产权复杂、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整体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再加上建设强度和景观风貌的严格控制，政府和开发商对街区保护的参与意愿不高。另一方面，由于配套政策不完善、居民经济条件差、社会资金利用不足等，以居民为主的小规模渐进保护也难以开展。宁波市先将月湖历史文化街区列入重点项目，项目资金通过市场化运营解决。这种以“重点项目”为推手、以“市场化运营”为手段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往往决策迅速、资金需求量大、对项目工期要求高，使遗产破坏风险增大。之后启动改造，新的详细设计大规模拆除老建筑，将原来的居民区改造为纯商业区。该设计理念与上位规划严重不符，但在实际项目中得到了实施，这使得自上而下的保护规划体系失去了应有的效用，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受到挑战。
2.4土地收储制度的影响
宁波当前土地收储原则为“计划主导、择地收购、净地招商、着眼开发”，土地收储以后，常规的做法是房屋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利于土地出让。这种土地收储制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快速增加的建设需求，运用到历史文化街区却有很多不适应之处。一方面，街区建筑产权复杂、建设限制条件多，一次性的土地收储困难和风险增加；另一方面，街区需拆除的房屋仅限于对传统风貌影响较大的建筑，一般数量不多、位置分散，不能满足净地招商的要求。此外，原住居民对街区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不宜大量搬迁。但宁波现有的拆迁程序中，历史文化街区和一般旧区并无差别。拆迁部门仅仅保留文保单位、文保点和一些风貌较好的传统建筑，其余的建筑全部拆除，通过搬迁补偿协议将原住居民全部搬迁。这种以开发为主的拆迁方式给街区保护带来严重威胁。
2.5遗产管理制度的缺陷
在街区遗产管理上，政府部门存在管理缺位、遗产保护监督不力等问题，难以有效遏制遗产的破坏行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包含传统格局、传统街巷和水系、传统院落和建筑、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方面，涉及规划局、文物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管理职能没有完全理顺，主体责任部门不明确，协调机制不完善，影响了管理效果。例如街区传统建筑改善时，需要众多部门的批准，许可手续繁琐；而一旦建筑遭到破坏，又很难追究破坏方和管理部门的责任。此外，街区遗产管理偏重于建设行为发生时的技术审查，对传统建筑修缮的补贴、街^人口的疏散等方面缺乏相应配套政策，当街区日常更新遇阻时，遗产管理往往失去了作用。
2.6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
街区改造过程中，仅保留文保单位、文保点和少量传统建筑，其余全部拆除；留存空置的建筑也面临自然毁损加剧和人为盗窃的风险。最终造成街区整体格局严重破坏，大量历史信息流失。此外，街区过度的商业化改造，与该地区原有的历史功能和文化特征不符，损害了建筑遗产的真实性。且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街区后续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
3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启示
月湖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的保护困境。遗产保护思想的偏差、街区日常更新的困难、城市大规模旧区改造的思维惯性，以及居民急于改善居住条件和获得拆迁补偿的现实需求使得街区整体改造的压力增大；而人口的快速增加，房价的高企和保护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街区的大规模改造在实施上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自上而下技术层面的保护规划编制只是街区保护的第一步，如果保护规划目标不能成为地方政府和居民的共识，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资金保障，缺乏完善的规划管理和监督，规划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着眼点决不能仅限于物质空间环境上的规划设计，而应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继承和创新、住房和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城市环境提升的高度来审视其重要价值。
传统文化的困境篇10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environment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privatepublic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public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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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平，钱迎倩，王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1995(1)：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