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篇1
摘要：考古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门重要学科，对中学历史教学也有重要意义。考古学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重要科学，是支撑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对于历史教学而言，考古学也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学可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帮助学生理解时间较为悠远的历史文化。掌握好考古学的知识，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考古学；中学历史教学；证据
考古学是以科学手段发掘实物资料，利用器物、文献学、地层学等研究方法，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科学，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对历史学科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考古学通过对历史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来验证古文献的记录是否正确，还原历史真相，解答历史疑问；考古学还可以提供新的资料，补充被文献所遗落的历史片段，充实历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考古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尤其是古代史，距今年代久远，古文献的记录不一定完全可靠可信。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人类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政治制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独立思考的能力尚未形成，知识的获取主要依赖课本和老师的讲解等地间接经验，且尚未对古代的社会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形象的中学生来说，课本所给知识的正确性和教师展示给学生资料的丰富性，对学生理解历史，形成对历史的基本概念，学好历史，喜欢历史具有很大的意义。
而考古学可以很好的中学历史教学解决这些问题。考古学可以通过发掘的遗迹和遗物来验证历史记录的正确与否，解决一些历史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夏朝的年代甚至于夏代是否存在，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前一直存在着争议，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也是老师面临的一个教学难题。人们对夏朝存在疑问的主要原因是历史文献对夏朝的记录晚于夏朝数百年之后，特别是记叙系统夏朝历史的《史记夏本纪》出现在夏朝一千四五百年之后。为了证明夏代的存在，考古学家开始了一系列的不懈努力。1959年夏，中国考古研究所率队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的中心豫西对“夏墟”的调查，二里头遗址进入人们的视野。该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自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夏代的存在，其次，在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宫殿的遗址对于研究夏代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中学历史教学的意义在于，老师在向学生讲解夏朝时不再是讲解历史学家的猜测，不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制度健全的奴隶制王朝。对于学生来说，心中的不再存在疑问，不再因为没有实物的发现而把夏朝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能更用心的学习夏朝的历史，把夏朝当做一段信史来学习。
其次，考古学能提供一些实物，解决古代历史距今较远，与学生生活差距大，难以想象的问题。古代历史距今年代悠久，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人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学生来说，古代历史较为抽象，难以理解。而考古学则可以用实物来还原历史，向人们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比如说在中学讲解远始社会中原始人的生活，如果教师只通过干涩的语言来描述，学生不可能对原始人的生活形成一个鲜活、生动的印象，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对于学生来说，原始社会的生活只是一个个死板的知识点。如果老师运用考古发现，向学生展示考古学家还原的原始人的头像，展示考古学家发掘的原始的打制石器或者磨制石器，展示原始人的墓葬坑，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原始人的生活和一些制度，在头脑中形成对原始社会的大致印象，而并不是零散的知识点的记忆。
总得来讲，考古学能够提升历史学科的学科科学性和学科专业感，让学生明白历史讲究根据，讲究证据的，让那个学生形成一定的历史感。而不是只是简单地将历史当做一门课程，只是简单地学习历史的知识点。
再次来说，在课堂上运用考古学的知识能丰富课堂的知识，提高课堂的趣味性。中学生的好奇心加强，对自己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好奇心较强；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而形象思维较强，且形象思维的记忆能力更高，作为一个合格的历史老师要善于利用学生的思维特点，提高讲课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比如说讲人民版必修二的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课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由于学生从小远离农业生活，在农业技术方面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而且古代的农业技术距今时代较远，难以理解，所以学生对农业技术的讲解缺少兴趣，很难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如果在教学中以考古学在在古代农业技术的发掘遗物或者是对农业技术考古遗迹的研究为依托，向学生展示一些实物或遗迹的图片，通过图片向学生讲解每一个农具的特点、如何运用以及其功效。还可以旁征博引，向同学们讲解考古发掘的过程，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提高同学们的兴趣，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3
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jiào＠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蒙古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他们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了当时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抒发己见，增强共识，普遍提高思想认识。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kū＠③kū＠③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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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金峰校释《金mán＠④》（蒙文）；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④》）；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jùn＠⑤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dū＠⑥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转贴于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李大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觏的左半部右加斗
＠②原字为文下加心
＠③原字为石右加乞
＠④原字为髟下加曼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4
摘要：《世界古代史》教学对本科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学生来说非常重要。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对《世界古代史》教学进行了总结，提炼出五个方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世界古代史》：知识特点；世界视野：教学方法
《世界古代史》是本科师范院校历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主干课系列《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门素质提高课，对于扩大青年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世界视野、储备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需要的人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该课程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1 时空跨度大。如果从原始群时期算起，可谓上下千万年，纵横数万里。
2 头绪纷繁复杂，内容深刻丰富。
3 与现实社会相隔时间久远，学生最不熟悉。
4 课时量偏少，教学任务较重。
5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所占比重最小，受重视程度不够。
为了在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我在04历史本科班进校之初就“历史地理知识的了解”、“《世界古代史》常识的了解”、“对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总体感受”等三方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摸底，以了解他们对该门课程的整体认知程度。结果如表所示：
最后的结论就是：04历史本科班学生对《世界古代史》的整体认知程度处于“偏低”状态。
针对《世界古代史》的特点和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状况，为了帮助学生学好该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我采取了如下一些教学方法：
一、将世界古代史与相关的中国古代史知识相结合
以往的《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各成体系，互不相干，学生得到的是孤立的知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古代历史的发展似乎毫无关联。把相关的中国古代史知识放在相同时期的《世界古代史》框架中来讲解，能健中外古代史相互贯通，给学生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是和整个世界古代历史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具备各自特点的。“东亚封建国家”这一章，我首先把相同时期中国唐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状况作了大概的介绍，然后讲中国唐代对朝、日的巨大影响以及中、朝、日三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互动。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把西汉武帝以及东汉明帝对匈奴的战争，西迁匈奴人与日耳曼人的战争、日耳曼人与西罗马帝国的战争串联在一起，使学生对中外历史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有了深刻的感受，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重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很多原始的材料、数据，有大量的叙述、分析，归纳、总结，
方向，以便为中学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增强我院毕业生的就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直观性、生动性，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否则就会成为索然无味的教学，无法实现教学目的。
“古埃及金字塔”。展示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这张图片。让学生通过图片感受金字塔的辉宏与伟大，理解古代埃及人民杰出的智慧和建造金字塔的艰辛。
“汉谟拉比法典”。展示了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图片。通过该图片，形象地向学生介绍了汉谟拉比法典的概况：图片显示的是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该石柱高2.25米，上端是浮雕，沙马什(日神)端坐右边，将法典授予汉谟拉比，以此显示君权神授：浮雕下面满布楔形文字，是法典的具体内容，共8000余字。
“古印度瓦尔那制度”。展示“瓦尔那制度”说明图片：最上方是第一等级婆罗门僧侣贵族；往下第二和第三是第二等级刹帝利；再往下第四、第五是第三等级吠舍；最下端是最低等级首陀罗。各等级界限分明、职业身份世袭。
在教学中我还注意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讲“荷马史诗”洛伊战争的起因时，我就讲众女神争“金苹果”的故事；讲古希腊戏剧成就，就讲《奥狄普斯王》、《美狄亚》等戏剧故事：讲古印加文明就讲“马丘比丘――印加失落的城市”它戏剧性的发现过程以及印加人追赶太阳的美好愿望和浪漫情怀。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审美的情趣，让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去感受美和体验美。
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及对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为教学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三、将德育教育寓于课堂教学之中
历史教学的德育教育功能比其它学科更强、更直接、更具有优势，但如何最恰当的发挥好这种功能就得讲究方法。我在给学生讲《荷马史诗》时提到发掘出希腊早期文明文物的美籍德人考古学家亨利・施里曼。他在7岁生日时收到父亲送给的生日礼物――一套儿童版的《世界史》，书封面描绘特洛伊战争的图画震撼了他的心灵。他从此对《荷马史诗》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深信这场远古的战争不会是虚构的，立志要找到特洛伊古城。为了实现儿时梦想，施里曼在成为百万富翁、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变卖了所有财产，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到小亚和希腊去从事考古发掘，终于发掘出希腊早期文明时期的文物，印证了《荷马史诗》的传说。从施里曼的故事，引伸出人生理想、价值观、金钱观等等哲学问题，使学生在学习历史之中受到了德育方面的教育，不说教、不生硬、潜移默化、易于接受、一举多得。
四、结合教学适当的向学生介绍相关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对于本科历史教学来说，除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外，培养学生一定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初步的研究能力是不能忽视的教学任务，这其中让学生了解相关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状况就显得很有必要。我平时收集了一些资料，在讲课的时候就介绍给学生。比如，关于现代人类均起源于东非的问题、关于玛雅古典期文明衰亡原因的问题、关于日本天皇一族的来源问题、关于美洲最早居民是否印第安人的问题等等，我都给学生介绍，从而激发了学生对世界史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五、努力与中学世界史教学相结合
将本科教学与中学教学相结合，这是我院教学今后发展的一个业竞争力。如前所述，《世界古代史》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所占比例少，在历届中考和高考中所占份量也最小，而且涉及的都是最基本的知识点，材料分析和主观题几乎没有。
所以我在教学中将掌握基本知识点作为对学生的起码要求，并且引导学生综合的去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点。比如，在学完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相关内容后，我就要求学生去分析古代东方四大文明的相似之处：都出现在肥沃的大江大河流域，都采取中央集权体制、都处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亚热带、都有着伟大的建筑。另外，注意中外历史的联系：唐朝与日本的大化改新，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与西罗马帝国的关联等等。除此之外，我还布置学生写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关世界古代史内容的教案，尽早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5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陽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
二、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鼍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三、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6
关键词：新高考高中历史教学思考重构知识体系
一转眼新课程改革试行在我省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作为一线的高中历史教师，在这两年的教学中，针对新教材和即将到来的新高考，我有许多困惑。特别是高一刚接触新教材真是感到措手不及，很茫然。两年一路走来，对现行新教材的利弊有了自己的一点认识和思考。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在教学中如何合理利用新教材来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一、新教材的“闪光点”
1、导言合理且新颖
新编历史教材相对以前教材，每个章节时空跨度大，各个专题之间的联系不大，既有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中外史合编。但在教学中我发现，在单元与单元之间，还是每个单元内部之间，也就是各课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如：讲第二单元第1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导入与前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联系，写到“当我们把视线从华夏大地移向地中海世界，去寻找西方文明之源时，雅典卫城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记叙着一种与古代中国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城邦民主制度。利用本课导言学生从华夏大地移向地中海世界，共同寻找西方文明之源。这样可使学生与前一单元相衔接，从而探寻世界的另一个文明的区域。
2、资料回放。
资料回放主要是一些与课文相关的原始文献史料。所谓史料，就是以往人类所留下而为我们今日所见，并能为我们进行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提供的痕迹。简单地说，史料就是研究历史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2]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由此可见，史料是研究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在新教材中，合理的运用史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使其历史知识更具真实性和严谨性，以及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可信度提高，培养学生解读能力、提炼有效信息的能力，使其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在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中就用了以下资料：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这对古代希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了更为准确和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准确地分析地理环境对希腊城邦的形成的影响。
3、历史纵横。
在一些课文中合理安排了【历史纵横】，【历史纵横】介绍了与课文内容有密切关系的各类知识，是对课文的拓展、补充、延伸和说明。或者通过历史纵横，承接上一目的内容，下启下一目的内容，能把这课的知识很好的衔接起来。在讲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在讲完第一目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确立的条件后，紧接着教材设置了[历史纵横]栏目，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工商业者阶层经济实力雄厚，但政治地位低下，旧氏族贵族实行专横统治。激化了与平民的矛盾，新兴工商业者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联合下层平民同旧氏族贵族进行斗争。由此引出下一目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其实[历史纵横]就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的历史背景。
4、[学思之窗]
这次新课标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开设的[学思之窗]栏目则属首创。[学思之窗]每课设置一个。这个栏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阅读内容，另一部分是思考题。要求学生学习阅读的部分，是与正文重点内容密切相关的材料，包括历史故事、原始文献资料、诗词、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以及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等。思考题部分主要是针对阅读部分的关键内容进行提问，一般设一至两个问题，培养学生获取历史信息以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如：在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中，讲到伯利克里的改革时，教材设置了[学思之窗]栏目，引用伯利克里的演说，通过读懂材料，理解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从而突破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5、历史插图的运用
新课程教科书与以往历史教科书相比，插图的数量大大增加，使得高中新课标教科书在可读性强的基础上，增强了视读性，完善了以文为主、图文并茂的教科书体系。教材各部分插图有封面插图、单元页插图、正文插图及小图标。当然教师在课堂上有限时间内不可能每幅图片都面面俱到，而且也没有必要。教师可以根据课堂需要，选择些与主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些图片进行讲解。如：在第5课古希腊民主政治这一课中有8幅插图，我选讲了两幅，引言插入了“帕特农神庙遗址”，教师通过对帕特农神庙的介绍，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背景有所了解，为本课的学习埋下伏笔。关于历史地图的使用，梁启超曾讲过：“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其础也”。可见，掌握历史地图空间概念的重要性。
二、现行教材的编排存在某些缺陷
（1）现行教材存在着内容多处重复的不足。课本内容的专题设计模块讲述，选修和必修也有知识点内容重复出现。例如，必修一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中梭伦改革与选修第2课除旧布新的梭伦改革中的知识点重复出现。
（2）高考的要求---以通史体例考查
必修、选修课程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高考能力的需求。专题模块不符合高考教学的需求，高考命题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科本身出发，从考查历史思维能力的角度出发。
考试说明是按通史顺序编排的，分成古代中国通史、近现代中国通史、古代世界通史、近现代世界通史几个部分。高考试卷的题目分配也是先古代史后近现代史。例如2012年新课标全国卷第24---28题按时序相继考查了西汉、宋代、明代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接着第29―33题相继考查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
因此，为了弥补新教材专题模块的弊端，按照通史体例，在高三二轮复习中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规范的学科知识结构。
总之，古诗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要能顺应新课程改革，很好的驾驭新教科书，任重而道远，在教学中以教科书为背景，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历史课堂教学效益的最优化，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资料：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7
关键词：2011年高考安徽省文综卷历史试题第36题
2011年高考已经成为历史，安徽省是自主命题的省份之一，2011年高考文综卷呈现出许多亮点，其中历史试题更具特色。
一、第36题试题解读
1.试题再现。
36.（26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直接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卢商）早孤，家窭（jù，贫寒）困，能以学自奋。举进士、拔萃，皆中。由校书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余迁，至大理卿。……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摘自《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七
材料二：
（雅典）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后来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梭伦寻求普世的真理。他相信，违背公正必然要扰乱公众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
――摘自［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1）材料一反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何影响？（8分）
（2）怎样理解材料二中“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并分析其进步作用。（8分）
（3）比较上述两种政治制度变化的主要不同，以及二者所导向的社会观念的差异。（10分）
2.试题解读。
问题（1）的考点是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考查核心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应教材内容为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第3课第三目内容。跨度时间长，但内容较少，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完整专题。要求学生对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一个连续的清晰认识，包括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本题设问较为明确，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古文阅读能力和材料解读能力，判断考查的是科举制。
问题（2）的考点是梭伦改革，对应教材内容为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第5课内容和选修一第一单元内容，以具体历史事件切入，内容丰富，要求学生熟悉教材内容，对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明确认识，尤其对梭伦改革要有充分了解。
问题（3）的考点是比较分析题型。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雅典民主政治进行比较，要求学生掌握二者的发展变化和影响，该题要求学生具备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二、第36题的特色与立意
1.厚重的人文气息。
第36题通过考查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在高考中的重塑。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从汉朝的察举制开始已初具规模，影响很大，而科举制更是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一千多年。试题展示了中国古代对文官选拔、对国家管理、对文化思想的重视。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是梭伦改革。试题以梭伦改革为切入点，把西方古典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表现出来。二者的对比，表现出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试题所体现出的厚重的人文气息同样具有时代价值。当代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该题通过对中外历史上制度文明的考查，让学生感受世界不同文明。
2.回归教材，高于教材。
两则材料的考查范围、知识点在教材中，而材料来源于教材外。在考查范围和考点上回归教材，在形式上灵活多变。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知识点和第（1）问的答案在教材中。材料二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知识点和第（2）问的答案也在教材中。第（3）问就需要学生具备完整的知识贮备和宏观历史对比分析的能力，已经不局限于教材之内，而体现出灵活、新颖的特点。
教材是高中历史学习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教学还是学习，都应该以教材为主，并辅之以相关的学科知识。完全依赖教材和完全脱离教材都是不科学的。
3.通史性和历史的整体感相结合。
试题以中外历史相结合的宏大篇幅再现中西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所要考查的大范围是学生对整个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和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的了解与认识。二者的历史过程非常完整，且时间跨度大。材料一以考查在中国古代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核心，表现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官选拔制度，具有历史的整体感和通史性质，打破了传统的以具体的、单一的知识点的格局。
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不可割裂。高中历史以模块、专题教学为主，但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整体性无法回避，更没有必要回避。学生掌握了完整的史实才能有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与把握。
4.全球史观的宏大视野。
选材的来源既有中国古代文献，又有外国著名学者的史学著作；范围包含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又有西方文明的源头――古代希腊；内容包含中国两千多年的重要史实和西方古典文明时期的重要史实，选材的范围和角度相当广阔。第（3）题把中国文明的典范科举制与西方文明的典范民主政治制度相比较，从全球史观的角度看待世界上两种不同文明、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历程。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8
[关键词]傅斯年；古史重建；夷夏东西
一、“古史重建”说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斯年的时候，首先应当谈论他关于“古史重建”的见解，因为傅斯年进入现代中国学术世界的时代，恰恰是有关古史的大辩论时代。那个时候的古史辨运动，使得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主流，就连此前人在国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过古史辨运动，很羡慕顾在史学界称“王”。根据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这是一个大潮流。中国各大学历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无几，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认为，汉平帝以后才有信史，以前皆为伪造。但是，傅斯年回国不久，他却成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者，傅曾写过一个小故事以讽刺他的朋友顾颉刚和钱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古史的研究重新开启”，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是顾颉刚将古史旧的大厦推倒，却是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
走出疑古思潮，来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大相径庭，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论述。
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济取代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说，擅长古文字研究却未必精通现代考古的董作宾仍在“掘宝”，即“金石学”和“挖古董”的意识中操作，并不知道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那么，由考古学家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还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西源论，自从拉克伯里以来，曾经被章太炎、刘师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观念一样，共同形成了对古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史的瓦解。
二、“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论述，是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当然，顾颉刚是率先怀疑三代一脉的线性传承的学者，虽然他启发了傅斯年把原来的一元古史说分解成了多个过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过古史辨运动，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经改变了看法。傅的一个笔记本，上面有题为“虞夏两系统”的笔记，也许就是后来著名的《夷夏东西说》的草稿大纲，傅和顾颉刚不同的是，“顾颉刚把旧的大厦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多元论”。傅斯年提出，三代并非纵向线性嬗递，而是横向展开的，古代总有两个民族常常争斗，舜是东方部落的首领，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领，他认为文化是从东到西传播的。同时他也瓦解了殷的腐败和周的圣洁这种“历史进步”说法，这种殷周文明论述，不仅是古代正统历史家的说法，也是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是现代史学界的观点，但傅却对东方的殷商文明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种“文化多元说”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响的蒙文通那里就提出过，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完全依赖文字材料，后来经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并重的研究，也许还经由1943年徐旭生通过神话传说的研究关于华夏、东夷、苗蛮的见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见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与他们全都在对古史辨作出回应，他们全都将非正史的资料视为比正史更有价值。这一对史料评价的立场逆转，帮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过，一方面，傅斯年在欧洲游学的经历也许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多民族所组成的（105～106页），傅的公式就是“历史就是种族和地理的乘积”，另一方面，傅对中国文化起源于山东的说法甚为固执，“这种努力似乎部分源于他对故乡山东的浪漫情结，但是傅的方法的严谨以及他对求证的执著，使他的理论超越个人情感的内容和诚恳”，因此他并不仅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样，只是通过史料互证来完成他的假说，除了对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的综合使用外，他对东方本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欧洲历史的感受，使他并不同于前二人。通过对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这一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傅斯年关于古代两个部落群体常相征伐的说法，直接与三代一脉和谐相承的传说相抵牾，粉碎了所谓“十六字心传”的神圣系谱，也改变了文明由西徂东的惯说，指出了文化的由东向西，这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傅斯年的影响最巨。
领导考古发掘，提出夷夏东西说，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贡献，徐旭生、王献唐以及拉铁摩尔都受其影响，与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和高去寻也始终坚持龙山文化有其独立本源，虽然张光直早年曾经因为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倾向一元论，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国考古》第四版中，也放弃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是，这种重要贡献却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尽管安阳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领导，傅斯年领衔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认的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但是“”结束时夏鼐谈中国考古学与安阳发掘，竟然没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镐写《东夷古国史论》，明明用了傅斯年关于东夷的观点，却连一点点名誉都没有给傅斯年。
三、傅斯年的学术评价
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革命，始于顾颉刚而完成于傅斯年，换个说法就是“从破坏到重建”。王森曾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就指出，这一过程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逐渐形成历史。这本书中，他利用能够掌握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描述了顾颉刚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恶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折射着那一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变化。
和顾颉刚逐渐“转向民间”也不同，从1937年起，傅斯年开始“转向经典”，对儒家道德哲学起源的探索，因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学的源头。《性命古训辨证》不仅是历史学与哲学方法理想的结合，而且在看上去严谨的学问中，实际上有傅斯年的现实关怀。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义。其实，如果注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时代所编的《新潮》英文名为theRenaissance，注意到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人们就可以发现傅的这一学术考证隐含的现实含义。早在1928年，傅就认为，“仁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所以他向来比较夸奖荀子而不很认同孟子，对于宋代以来儒者继承发扬孟子的心性说，傅是很不赞同的，他对新儒家即理学的蔑视，可以从贺昌群和傅的学生孙次舟给傅的信中看到，据说，劳就曾提到，傅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不发表有关新儒家的东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训》一样，试图给它做一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不过，通过比较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可以看出傅、阮的差别，在于傅用了考古与金文的证据，而阮只用了古代书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并没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认为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现，尽管这两个字的今义已经在东周可能出现，但直至汉代，“令”和“生”并没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经先秦的传抄者将这些字按照后来的意思抄写而成的。
将古圣人之说非伦理化，这是傅的一大贡献，在那个时代，接触考古和甲骨的李济、董作宾、徐中舒，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很多伦理思想从未出现在殷商时代，至于“心”、“性”这样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这些说法显然可以帮助傅较阮更进一步，把这些伦理化的圣人思想放回历史。王森在傅斯年的几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这种非伦理化的倾向，他还用张政给傅的信，说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决心。张在信中指出，他对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谓。而傅也指出，尽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对“生之谓性”，他发现在文献和铭文中，“性”总是作“生”，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内涵，“命”与“令”的本意，并没有“归属”之意，而“人”字并没有广义的“人”的意思。至于很多古礼，则源于初民之图腾部落的仪式，但这些仪式后来在春秋时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诗经》中的“有物有则”，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图腾，一旦这些被冠以圣人名义的伦理思想“去神秘化”，还其本来面目，也许更能让人看清其历史中的意义。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9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美学史研究；多维度；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51-02
一、史海苍茫岁月悠长――逻辑立体的著述方式
作者在整体架构中，从时间的纵向维度对中国音乐历史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中由原始乐舞到明清乐声，提纲挈领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详略有别的论述。开篇作者以“考察原始乐舞的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考察原始人类文化本身”，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开篇，对第一章节奠定了基调。笔者通过对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的学习，深刻感受到了著作中不论是题目还是所著述的内容无不透露出的历史厚重感。全书以不同以往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全书三个章节各有侧重，特点鲜明，整体性强，各章节在突出特点的同时将全书浑然一体。
音乐学的总任务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他们本质及其规律。先生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着音乐的学科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同时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以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史。音乐史学作为音乐历史研究的学科，伴随着古代社会历史大环境而跌宕起伏，这本身就使其自身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本书带给我的正是于历史沉浮中探寻中国音乐历史独具的魅力和感染力。图勒对中国音乐这样评价，“‘中国音乐具有耀眼而坚实的色彩’‘中国音乐好像能够穿透最坚硬的石头’”，西方人能够给予中国音乐如此之高的评价实属罕见。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孔子已提出仁是礼乐的基础和前提，礼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外延，通过对礼乐制度的探求和生活体验的深入与升华，文化的本质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言而喻，音乐这一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无可厚非。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反思”。“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亦成了本书撰写的一个要求”，这同样也是作者以“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两条腿走路的学术路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音乐是由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社会本应担负起这个使命。最合适的方法就是J真研究音乐的原则和功能，以便每个人都能从一堆杂乱的规则和奢华的‘文化’中抽取其精华”。精神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②正因为如此，修海林先生通过文化这个音乐传统的核心决定性因素，来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以及美学史进行论述，这其中不但能够读出音乐文化的表达在文化历史沿革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同时也通过横向阐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价值历史演变。
二、历史的呼应思辨的审美――辩证考量的历史视角
作者在著述过程中，以动态眼光来分析历史发展，以思辨的方式来解读历史进程中的音乐形态。作者将古代美学审美思想的阐释与史学论述相互呼应，前后相随，不但整体性鲜明，同时各自特点也更加突出。在第二章中，作者从一个“乐”字的内涵和外延入手，进一步分析了音乐发展在历史和文化环境及社会发展中的演化规律，同时还从符号学角度将“乐”字的演化与文化心理特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本章尤以音乐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使用功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通过对现有中国音乐史论著的搜集整理，大体是按通史的著述手法，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阐述，大体分期为远古音乐阶段、先秦音乐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音乐阶段、辽宋金元音乐阶段、明清音乐阶段等大致这几个时间节点。修海林先生虽然也采取了类似通史的著述手法，但在重点的把握上却有不同以往的阐述。通过对史论著作整理的同时加以比较后发现，修海林先生在该著中引用了与前者不同的著述方式，使之观点更加新颖，立意更为丰富。尤其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了纵向的专题式研究，历代美学精髓历览在目，不但使读者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了历史性的学习，用时还能够在历史沿革上进行新的研究方向上的拓展，通过与第一章的史学内容进行联系，更能够得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是其他音乐史书所没有的。通过阐述方式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突破，能够引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更给予读者以启迪和新的读史感受。
在第二章论述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作者以专题的形式逐个加以阐述。这也是通常史论著作写作的常规方式，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蔡仲德的《中国美学史》等史论著作。但作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开篇将“乐”字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断演变作为切入点，由“乐”的变化昭示了原始先民生命的觉醒。这也更加呼应了本书开篇时作者提到的“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③。“‘乐者乐也’作为最早在审美中被规范化的、并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审美情感态度，其最初蕴涵和具有的，恰恰是一种最具本能愿望的生存意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中，正如作者所表述的观点，以文化为核心，以“乐”作为载体。作者以“乐”而不以“史”的方式作为开端，更能使之表达更加灵活而不呆板，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者正是能够把握这一点，从而做到了文而不史，史饰兼备。
三、高屋建瓴有容乃大――博大的学术胸襟
“就像华夏民族历史形成的多融性那样，华夏古乐的发生、形成，同样具有多融性的特点。”“在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外来音乐文化对华夏音乐的传入并不是侵蚀、吞没它，而是反被吸收、消融在它自身的文化系统中，甚至转化并形成为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质。”先生在第三章开篇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且始终贯穿在整章的论述过程中，这不单单是叙述文化在横向平面上和不同地域的传播，更是将文化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以群体或个人迁移来实现的辐射式扩散。音乐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也很早就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学概论》中这样描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固有的特性，是指由文化传播而发生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采借与文化融合等过程。从早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后发既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这样的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事例，在接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能见到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
修海林先生将社会学的方法融入其中，以文化的空间结构来论述华夏古乐与外族外域音乐的传播与交流，文化区是文化空间分布的最小单位，是“指一个在同一社会经济体系和文化中生活方式较为一致的地区。文化区的中心地带有共同的习俗”文化圈是指在地域上比文化区域更为广大，并在文化上（主要包括生活、艺术、道德、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有着联系的一个空间范围。修海林先生认为“从世界音乐文化的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华夏音乐’实际上代表着人类文化格局中一个覆盖相当大且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文化圈，其文化辐射波及整个东方以至更广大的地域范围。”作者正是以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来进行音乐文化的论述，使得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以一个局部性细分的方式、整体性概览的视角和传播性流动性的学习思维来对整个章节予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第三章节中，作者依旧对之前的论述进行呼应，不但有音史学范畴的传播交流，同时也将古乐审美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中，最早的带有自然地理文化意识特征的音乐观念形态，就是乐通阴阳的音乐观。”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后世由庄子阐述的“天人合一”思想概念的历史文化源泉。“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是一n状态，一种追求音乐的自然观的音乐创作的状态，《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段话也同样说明了古人对音乐自然观原始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先生书著的学习，不但在今后自身的写作思路上有了开拓，更重要的是在音乐历史观上给予了更多的借鉴性内容。这不但是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新方法新视野的探寻，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索。音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每个时期的音乐历史的发展无不深深地镌刻上文化的烙印，研究音乐历史的发展，同样是沿着文化发展史和人类历史的脉络来进行的。在音乐历史研究过程中，进行多元的跨学科的写作方式，使得著述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同时在更多的方面能够给人以启迪。
注释：
①《世界音乐通史》罗兰・德・康代著。
②彭华民《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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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青.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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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考古学和历史学篇10
一、历史地图在教学中的利用情况
郑樵在《通志略•图谱略•索象》中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右，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2］此处，不仅表达了图与书的关系，更强调图的直观性和优越性。古人学史“左史右图”，今人也应该结合历史地图来学习历史。地图是用特定的符合和图形来表达地理事物或特定现象的一种有效工具。历史地图是指“今人”以其所在时代的当代地图为底图，依照“今人”需要，以历史上某一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内容而编制的地图［3］470。历史地图不同于普通地理地图，后者反映的是相对静止的某一时期的地理环境，而历史地图表示人类历史活动特定的空间和进程，它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处于变化中的地理环境及在此环境下人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历史现象的动态反映。历史教学地图是一种专门性的为适应教学需要而编制的特殊图种，它以简明、特定的地图符号和语言，再现了历史事件和进程，其载负的图形信息能够反映文字表达难以实现的直观效果。历史地图是反映人类历史时期自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及其变化的地图，是显示有史以来一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现象的地图。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如何去利用历史地图的问题。在教学中，无论是中国史教学，还是世界史教学，教师和学生往往利用最多是课本中的历史地图。如果教材中没有相关的历史地图，并且专业教师对历史地图又不够重视的话，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历史地图的利用。笔者根据近几年在教学和科研中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对其是否配有历史地图进行了初步整理，其情况见表1。在教学中，笔者常用或参考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有一半没有配历史地图，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有关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如表2)。笔者最常用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张传玺、杨济安主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前者不仅内容丰富、收罗宏博，而且科学性、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但谭图在教学中多适用于讲解政区图和疆域图。后者是专门为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课程需要而编绘的，所绘制的图不仅包括疆域、政区、经济、农民战争、民族分布和中外交通图，还包括战争示意图和都城图，故教学实用性更强，使用较普遍。“中国古代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大一学生入学后开设的第一门中国史课程，其学习方法的培养和学习效果不但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对学生终身学习乃至全面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如何利用历史地图以及利用历史地图的能力都将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历史地图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
历史地图与抽象、枯燥的文字相比较更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是对历史现象的动态反映，与课本内容紧密配合是取得“中国古代史”最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历史地图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历史地图能帮助学生确立科学的空间观念和历史概念
在课堂中，如果教师仅用语言和文字来讲述历史，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也仅是一个个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等历史要素。同样在自习过程中，学生如果不习惯利用历史地图，那也只能依据教材文字的描述形成简单的历史时空观念。这样容易使初学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历史知识其实就是要将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影响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记住就可以了。这种简单的点和线历史教学方式，很难全面、科学地再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脉络和轨迹。历史地图可以利用它的直观性、形象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把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历史时空感表示出来［4］，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时空观念。如在讲解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或军事战争时，只依据教材的语言文字描述性介绍，不仅会使学生感觉枯燥无味，也会让讲解教师感觉到繁杂无序。如果能利用历史地理教学地图中的相关地图，教师就可以生动形象地向学生讲解历史事件的进程。这样，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就不再是枯燥的文字与无力的语言了，而是形象化、立体化的历史画卷，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时空观和空间感。
(二)历史地图可以解决用语言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问题，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经常使用的是语言文字描述性的教材，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如抽象、枯燥、动态性不强。特别是对于一些直观性、形象性和动态性较强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就显得苍白无力。历史地图的优势就是运用地图符号，形象直观而又简洁生动地反映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区域、位置及动态。历史地图可以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字内容的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疆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教材中也只能用语言文字来描述不同时期的疆域的“四至八到”。如果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能形象、直观地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情况。
(三)历史地图可以补充教材中的历史知识，丰富教学内容
历史地图是用地图语言表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空间状态的特殊形式。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历史地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教材中的古地名后面会标出今地，但是这样不仅不能具体而形象地向学生展现确切的地理位置，也不能表现古今地名之间联系。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收集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及其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等约70000个地名。张传玺、杨济安主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附录有《古今地名对照表》，共收录古地名五千多个，其中有少量与中外交通有关的外国地名。历史地图不仅大大丰富了历史知识，也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地名的变化情况。
三、如何在教学中利用历史地图
历史地图是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教师认真钻研、正确使用历史地图是有效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利用历史地图，使之真正为中国古代史教学服务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选择恰当的历史地图
历史地图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历史地图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政治形势图、战争形势图、经济发展图、交通路线图、水利工程图和专项事类分布图等。从绘制年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今人绘制的历史地图，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另一类是古人绘制的历史地图，如杨守敬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在教学过程中，讲解不同内容时就需要根据所讲知识的特点去选择恰当的历史地图。如讲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区和疆域变化情况，最好的历史地图就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讲解军事战争时就应选择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的战争形势图。选择恰当的历史地图是能否合理科学利用好历史地图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在教学准备阶段时，教师要针对将要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地图。
(二)正确识图和读图
识图就是要明白地图的语言符号，历史地图就是用各种图例符号来表示空间概念。在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各种图例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如表示各种政区治所的用什么符号?各自的区别又是什么?各级政区之间的界线如何表示?要了解这些图符的含义，就必须对每幅历史地图的图例了解清楚。在正确认识历史地图的基础上，教师还应该教会学生如何准确读图，读懂地图中所反映的历史知识。也就是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历史地图中的各要素的分布，还要让他们分析这种分布和格局的原因和影响。读图时，教师更要强调学生注意地图中的时间要素，把时空紧密联系起来，了解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或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要注意同一地点或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动态变化。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多角度地去解读历史地图。
(三)科学绘制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