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调研方法篇1
一、对科学方法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不同研究者对“科学方法”的定义和要素界定有所差异，通过文献研究，综合学者的认识，从中学生物教学的角度，我们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对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思维方法以及操作工具的总称。科学研究实际是一个不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获取和整理科学事实，形成科学理论，并进行检验和评价的过程，科学方法也就包括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方法、获取科学事实的方法（如观察、测量和实验方法）、概括科学事实的方法（如比较、分类、归纳、抽象、灵感和顿悟等）、形成和发展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数学方法、假说方法、跨学科方法、系统方法）、对理论进行评价的方法等。
本研究基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和学生的特点，就生物学科涉及的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程序）和一些具体科学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方法、模拟方法、归纳与演绎、假说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进行调查研究。
二、研究过程和方法
1.通过文献综述工作，了解研究现状，开阔研究思路
课题组通过文献分析，对科学方法教育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为本研究选择视角和研究定位提供依据，为理解科学方法的概念、内涵，建立科学方法的教育目标和内容体系奠定基础。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梳理了生物课程所涉及的具体科学方法的种类，并对每一种科学方法做出简单阐述，有利于研究教师把握每种方法的特征，形成统一的认识。
2.研制工具，开展调查研究
在梳理中学生物教学所涉及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课题组结合生物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标准，列出中学水平涉及的具体科学方法，选择了其中的13种，包括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模拟法、比较与分类、分析和综合、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推理法、模型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
参考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课题组初步确立了科学方法的5个认知水平层级――知道、理解、应用、评价和创造，并对每个维度的含义做出了解释（见表1），用于确立各种科学方法的认知维度的调查研究。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选择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在高中/初中生物教学中，应该对学生进行哪些科学方法的培养？高中/初中学生经过两年的生物课程学习，对科学方法的掌握应达到什么程度？第二部分为开放题：请列举几个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案例。
调查问卷得到了大学哲学专业的教师、海淀区教研员的指导，使问卷结构更加科学、可信。
3.选择调查对象
为了更加全面、科学地确立科学方法的认知内容和认知水平层次，课题组综合多方人员的观点，选取一线生物教师、生物学科的市区级教研员、大学教师和生物教材的编写人员等与生物和科学课程相关的人员为被试，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提高调查结果的普遍性和权威性。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04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回收率为96%。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对科学方法认知内容的研究
科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面对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教师应该选择哪些科学方法作为中学生物教学的教学内容，课题组预计通过调研的方法了解中学生物教育相关人员对此问题的看法，在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1）针对初中学段科学方法认知内容的研究
对“在初中教学中，应该对学生进行哪些科学方法的培养”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物教师、大学教师、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80%以上的调查人员认同观察法、实验法、比较与分类和调查法，尤其是观察法和实验法得到了100%的高度认同。70%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归纳法、分析和综合、模拟法也应该成为初中生物教学的内容。
《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2011版）》明确指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初步学会生物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发展学生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订和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和交流的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探究需要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得到证据，利用数学方法等多种方式分析和整理数据，采用文字、图表等方式呈现证据、表述结果，对证据、数据等进行分析、归纳和判断。这些过程均离不开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逻辑思维方法和数学思维方法。“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问题”也是《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2011版）》的能力目标之一。解决科学问题常常需要做出假设，需要学生应用已有知识，对问题的答案提出可能的设想，并估计假设的可检验性，这就需要学生了解假说――演绎的科学方法。
综合调查结果和对教材及课标的解读，我们认为，在初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与分类、分析和综合、归纳与演绎、模拟法、模型法、假说法、数学方法都应该成为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
（2）针对高中学段科学方法认知内容的研究
被调查者在回答“在高中教学中，应该对学生进行哪些科学方法的培养”时，结果显示，观察法、实验法、比较与分类、调查法、归纳法、分析和综合、模拟法、类比推理法、模型法、假说法、数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均得到88%以上的高度认同。分析和综合、假说法和数学方法三种科学方法得到100%的认同。
2.对科学方法认知水平层级定位的调查研究
（1）针对初中学段科学方法认知水平层级定位的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和比较与分类，约占50%的受调查者认为，这些方法应该定位于应用水平，约有35%的受调查者则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或创造水平。对于分析与综合和归纳法，约占50%的受调查者认为，这些方法应该定位于应用水平，约有15%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知道水平，约有20%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理解水平。对演绎法和类比推理方法的认知维度定位比较分散，定位于知道水平、理解水平和应用水平的各占到约25%。对模拟法和模型法的认知维度定位比较分散，认为定位在知道水平、理解水平和应用水平的各占到20%～25%。对假说法和数学方法的目标定位在知道水平的约占40%，而在理解水平和应用水平的各占到20%左右。
综上，以“认同度最高频度”作为标准来定位认知水平，表明在初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逻辑方法定位于应用水平；模型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定位于知道水平；模拟方法定位于理解水平。
调查结果还显示，对同一种科学方法的认知水平层级的定位，一线教师和大学教师对初中学生科学方法认知水平层级的定位存在一定差异，且不同科学方法差异不同。对于实验法，约有50%的一线教师和大学教师都倾向定位在应用水平，有近一半的中学教师定位于评价和创造水平，定位于理解水平的不到10%，而在大学教师中把观察法定位于理解水平的占了1/3，定位于评价水平的占了17%。对于观察法，64%的一线教师倾向定位在应用水平，22%定位于创造水平，定位在理解水平的只有2%，而50%的大学教师将之定位于评价水平，30%定位于应用水平，17%定位于理解水平。对于调查法，约有50%的一线教师和大学教师都倾向定位在应用水平，但有近一半的中学教师定位于评价和创造水平，定位在理解水平的不到10%。
（2）针对高中学段科学方法认知水平层级定位的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观察法，55%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创造水平，约有27%认为应该定位于应用水平，15%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与初中阶段相比，受调查者对高中阶段的定位更加倾向于创造水平。对于实验法，约50%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和创造水平。对于调查法，45%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创造水平，35%认为应该定位于应用水平，24%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对于比较与分类和分析与综合法，定位比较分散，基本倾向于定位在应用水平、评价水平和创造水平上，创造水平略显优势。对于归纳法，约占50%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有27%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创造水平。对于演绎法和类比推理方法，约占50%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应用水平，而定位于理解水平、评价水平和创造水平的各占10%～20%。对模拟方法认知维度的定位比较分散，比较集中的水平是应用水平和创造水平，分别约占到1/3。对于数学方法，55%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定位于评价水平，各有18%认为应该定位于理解水平和创造水平。对于模型法和假说方法，64%受调查者的观点是将这些方法定位于应用水平，定位理解水平、评价水平和创造水平的也各占10%左右。对于系统方法，比较集中的定位水平是理解水平和应用水平，但也都各占到1/3。
综上，以“认同度最高频度”作为标准来定位认知水平，表明在高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定位于创造水平；归纳法定位于评价水平；模拟法、模型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定位于应用水平。
四、研究结论
1.对科学方法认知内容的研究
综合调查结果和对教材及生物课程课标的解读，我们认为，在初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与分类、分析和综合、归纳与演绎类比推理、模拟法、模型法和数学方法都应该成为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高中学段的科学方法认知内容，在初中的基础上，还应该增加假说法和系统方法。
2.对科学方法认知水平层级定位的调查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员认为在初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逻辑方法最高的认同度处于应用水平；模型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最高的认同度处于知道水平。模拟方法最高的认同度处于理解水平。在高中阶段，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最高的认同度处于创造水平；归纳法最高的认同度处于评价水平；模拟法、模型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最高的认同度处于应用水平。
文献研究表明，科学过程技能分为基本过程技能和综合过程技能，初中阶段应该定位于发展基本的过程技能，包括观察、分类、实验测量、变量的识别和控制等，高中阶段应该发展学生的综合过程技能，包括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的分析、逻辑推理和建立模型等。
每种科学方法都需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反复学习，其中的内容和要求应该是逐级上升的。例如对于模型法，可以要求初中生利用细胞模型来认识和描述细胞结构。但发展到高中阶段，要拓展到模型的解释功能，要求学生能够建立和使用模型来阐明细胞的结构及其特点。基于以上各种观点，我们结合中学生物教学实际，对科学方法的认知水平层级作了以下定位。（见表2）
五、问题与思考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史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Kasper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笔者觉得不可取。
参考文献：
[1]仇小敏，高剑平．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体制创新论略[J]．学术论坛，2005，(5)．
[2]韦丹芳，万辅彬．西部开发视野下的民族科技史研宽[J]．广西师范学学报(自然科举版)，2004，(1)．
[3]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3
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www.133229.Com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4
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
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爱因斯坦就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好的毕业论文一定有一个好的选题。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选题应该符合专业性。公共管理专业致力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为政府机关、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培养基层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践型人才。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应该聚焦现实生活、社会变迁和热点问题，以及公共管理领域的组织、事件和个人行为。由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对于交叉学科的论文选题，为了避免论文在内容上发生学科的偏移，选题的专业性必须要注意。例如，对一个公共管理和法学的交叉学科论文选题，应该从公共管理专业的视角来陈述论文题目和建构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而非从法学专业的视角。
（2）选题应该体现“小而美”。纵观各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从课程设计上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宏观视角、整体思维和全局意识，这是优点，但在毕业论文设计上，就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足。很多学生在选题上都体现出了这种宏大叙事的偏好，例如，题目中经常出现的“我国…”、“模式研究”这样的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本来就是一个小的科研课题，篇幅也一般在一万字左右，所以重点在于“解剖麻雀”，将一个小问题讲通、讲透，而不能贪大、贪全，可以将宏观的政策、理论和视角作为背景，但落脚点还要在微观行动和具体个案/问题上，因此选题上务必要“小而美”，而非“大而范”。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一个由“大”到“小”的过程，不断“窄化”、明确的过程。最开始学生可能只有一些比较含糊的想法，然后通过查阅文献、实践和思考，变成某一领域的调查研究主题，最后，通过反复地“学而思”，将这一比较笼统、宽泛的调查研究主题，变成特定领域、特定现象中的针对特定问题的选题。毕业论文选题的“美”主要体现在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上。一个好的论文选题是有核心研究问题的，这个研究问题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所不能回答的，因而需要研究者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去探究、解密，这也就是论文选题的价值所在。而现在很多本科毕业论文是没有研究问题的，或者这个研究问题过于的简单，这样的毕业论文就只能是泛泛而谈，缺乏创新、反思和深度，也就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论文的意义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分，本科的毕业论文更注重的是论文的实践意义，所以，论文的选题最好能来源于实践，这样才能保证论文的内容和结论真实具体，论文的建议具备可操作性。
（3）选题应该注意时效性。本科的毕业论文应该关注当下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社会公共管理现象和问题，所以选题应该有一定的时效性，而尽量避免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这样能够降低论文研究的难度。例如，部分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公共危机管理比较感兴趣，想将这个领域作为论文选题，但是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紧急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可能在论文研究期间没有典型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因而学生会选择以一些过往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作为案例，但这样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就难以保障了，因为学生会很难找到经历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并收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后这类的毕业论文往往会变成二手文献（尤其是新闻报道）的整理和总结。
（4）选题应该考虑“量力而行”。本科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时就应该从主客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可行性。主观层面的可行性要综合考量的是[3]：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研究经验、组织能力、语言、体力等方面是否具备进行论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客观层面的可行性包括：时间、经费和资料的获取等是否可行；研究是否会侵犯被研究对象的隐私，是否会违背研究的道德伦理，甚至触犯法律。因此，有的论文选题很有价值，但如果受主客观限制，学生完成不了，也要果断放弃。例如，现在很多同学都喜欢写以“互联网+”为主题的论文，因为“互联网+”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热潮和趋势，与其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部分学校或教师也倾向于鼓励、引导学生去写作此类论文，然而事实上，“互联网+”论文的写作就离不开对大数据的获取、挖掘和分析，但大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很多时候还涉及到商业机密和隐私，所以，作为大多数本科生根本没有办法驾驭此类论文。
（5）选题应该以“学生为导向”。应用型本科的毕业论文在选题上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意愿和选择，不能搞命题指派或导师包办。只有以“学生为导向”，才能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避免学生对导师的过度依赖。
二、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
毕业论文设计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而研究方法是实现论文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选题和研究内容所的服务，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否适宜对于毕业论文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体系，它所包括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对于本科的毕业论文而言，研究方法需要关注的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而没有必要对方法论和研究方式进行阐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有很多，选择的依据是哪种方法能收集到更丰富和真实的资料，通过该方法所收集到的资料能更好地对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进行回应，能作为有效论据支撑论点。对于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常见的误区包括：
（1）研究方法贪多。很多学生认为，使用更多的研究方法，能够凸显论文的工作量，体现学生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其实不然。研究方法的使用并不是毕业论文质量考察的重点所在，它只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因此，研究方法在精不在多。好的毕业论文，只要论据充足，足以支撑论点，用一种研究方法也可以。大部分的毕业论文可能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来组合和相互补充使用，此时，需要交代清楚不同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旨在回应的研究内容，避免出现研究方法多而混乱的局面。
（2）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科学性之争在学术界从未停止，这两种研究方式在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理论模式、资料收集技术、分析方法等多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两者具有较大的互斥性，而非兼容性。此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属于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式，而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然而很多毕业论文在介绍研究方法时都会写到：“本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这就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属于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式，学生这么写是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理解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其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不存在結合的可能性。很多学生理解的定量研究仅仅只是统计资料的分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定量研究。所以，较好的处理办法是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避开提及方法论和研究方式，只介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3）对问卷调查法的滥用。问卷调查法是社会调查中的常用和有效方法，但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对问卷调查法的应用有很多不当，具体的问题类型包括：第一，将调查问卷的设计局限地理解为问问题。调查问卷是由多个问题组成的，但这些问题是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而提出的，包含了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假设（例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考虑到了测度的效度和信度。将调查问卷的设计狭隘地理解为问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关键问题缺失、问卷的效度和信度不足等问题，问卷调查的科学性也会遭受质疑。第二，问卷调查法的应用不与抽样方法结合使用。抽样方法包括两大类：概率抽样法和非概率抽样法。严格的来说，问卷调查法只有与概率抽样法结合使用才具有统计分析的意义。但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者无法获得完整的抽样框或被研究对象属于社会少数群体不方便抽样等原因，概率抽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严谨性往往要打折扣，很多问卷调查是基于非概率抽样的。这样的直接影响是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误差。另外，近年来，很多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喜欢用网络调查法，这是因为网络调查操作简单，发放和回收问卷的速度快，研究结果能够迅速生成。然而，网络问卷调查适合的只是一些对社会舆情、网民态度等的调查，它并不是一种学术论文调研方法。首先，它的抽样方法是非概率的，样本的代表性会很差；其次，研究者很难保证填写问卷的人是否认真、负责，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有效率很难保证；最后，通过网络调查输出的结果基本上都是简单的频数统计，没有办法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所以本科的毕业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最好的处理办法还是要将研究的主题缩小，当研究对象的数量在一个适度范围内时，可以采用全样本调查，这样就不会存在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对于无法进行全样本调查的论文研究，即使无法进行概率抽样，也一定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问卷的信度等问题，不能走捷径。第三，把问卷调查法作为“包治百病”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只是所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也有一定的适用条件，例如，需要配合抽样方法结合使用，需要被研究对象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等。但当问卷调查法的适用条件不充足或针对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有更适宜的研究方法时，需要放弃问卷调查法，改用其他的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都偏爱用问卷调查法，而当研究方法选择不当时，就很容易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者的脱节错位，最后论文中的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
三、毕业论文行文中的常见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结构一般包括几个部分：绪论、文献综述、论文的主体部分、结论和建议。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常见问题见表1。
四、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的建议
（1）重视本科毕业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选题。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和教学单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提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需要强化学校和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毕业论文的选题直接决定着论文价值和可行性，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很多学生不重视论文的选题，草草选题，缺乏对选题的合理性论证就开始写论文，为后续工作埋下诸多隐患。因此，学生在选题的论证上要多思考、多推敲。
（2）专门开设“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这门课程。尽管在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有调查研究方法、文献检索、学术论文报告写作等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课程，但往往不系统、碎片化，或开课时间久远，学生很多知识和能力已经生疏。因此，建议在毕业论文选题之前开设“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这门课程，对与毕业论文写作的重点知识和常见问题进行重申和介绍，这样能让学生少走弯路。
（3）强化对毕业论文的过程监管。选题尽管重要，但毕业论文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加强对毕业论文的过程监管。指导老师需要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保障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序进行。
（4）完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僅是对毕业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也是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方式和完成情况的引导。现在，部分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学生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例如：第一，重复率成了毕业论文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控制论文的重复率，本身没有错，这体现的是学术道德规范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但学生的做法确实有些矫枉过正，部分学生被重复率牵着鼻子走，或者是连正常的引用都放弃；或者是钻技术的空子，从那些查重文库所不能覆盖的学术研究成果、新闻报道、网络文章中抄袭。因此，在毕业论文指导中，要帮助学生明确查重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论文的创新有要求，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引导。尽管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环节[5]，但基于本科生的研究能力来说，毕业论文创新很难。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结论的创新。对于本科毕业论文而言，可以鼓励学生创新，但不可将创新作为硬性指标，否则会导致学生为了创新而创新，反而“画蛇添足”。所以，总的来说，高校需要完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给予学生以正确恰当的引导。
参考文献：
[1]郭艳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与思考.科技创新导报.2011（16）：164
[2]任昌荣.对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出现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1（30）：67-68
[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2013年8月
[4]张漱梅.“支架”理论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的实践.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2）：87-92
[5]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2004〕14号）.2004-04-8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5
关键词： 教育科学研究研究方法异同
笔者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与其他四本书即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
1.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首先，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就是探讨教育研究的一般原理、理论基础的方式和方法。在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概念是：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教育问题和构建教育理论时，研究者采取的程序、策略、原则、工具、方式的总和。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去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的方式的总和。
2.教育研究的类型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把教育研究分为20个类型。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普遍适用程度，按研究目的，按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分为了10个类型。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理论服务还是为实践服务的角度，从教育研究是为了探索、描述还是解释的角度，从教育研究的性质，从教育研究的内容为依据将教育研究分为10种类型。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的范围或内容，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根据教育研究的性质及使用的手段，根据教育研究工作场所或资料收集方式将教育研究分为9个类型。温忠麟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未给出分类标准，只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将教育研究分为7个类型。至于哪个作者的分类更好，要看读者的需要了。
3.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分为确定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获取和积累科学事实，制订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资料，分析研究、形成并验证科学抽象与假设，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成果。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简单地将教育研究过程分为计划、实施、总结三个阶段。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过程是“选题—研究—分析—成果表述与评价”。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课题选择、整理资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研究方案、撰写成果。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的开展过程主要包括选择课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成果表述。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不外乎就是选题、研究、总结。相对来说，孙亚玲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步骤比较完整，而且最后的成果正不正确也要有检验，在五本书中只有这两本书提到过研究需要经过检验。
4.教育研究方法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叙述法、统计法等。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历史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法等。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有文献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统计与教育测验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而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基本技术有文献检索、问卷编制、数据分析、个别访谈、抽样调查、教育观察、课题申请等。比较起来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由不同的类型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法。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法和定量法。定性法包括教育叙事、行动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法包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
5.结语
教育研究有法，但无定法。我们要在具体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著作也为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时见.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裴娣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3］马苏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J］.2008，（12）.
［4］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6
关键词：费孝通；治学方法；江村
费孝通（1910--2005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把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综合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建立了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社会研究方法。作为一名从事社会科学学科学习的晚辈，从费孝通先生的治学研究方法中可以获取很多的经验与启示。
一、注重实地调查
费孝通曾说过：“我是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开始的人。”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近两个月的调查中切身体会到，实地是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为实地调查树立的典范。先生一贯主张实地调查，反对脱离实际的抄袭和空谈。先生从始至终都坚持把实地调查当做自己的治学道路，不辞辛苦的到各地农村去调查访问。先生的社区研究的论著都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客观情况的概括，是对老百姓实践经验和创造的总结，理论与实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先生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草根工业”、“经济区域发展”等一系列概念、理论或者观点，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总是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也为国家解决当前迫切的建设课题提供科学基础。
二、从个别看一般
所谓从个别看一般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先生的学术研究就是从江村这个微型社区研究入手的。之后，先生又选取了禄村、易村、玉村等农村社区进行研究，同时对一些小城镇和边区的村庄、乡镇也进行了更多的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的意图是把一个村作为一个中国农村的典型加以解剖，从个人看一般，使人们能从一个窗口中大致的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的状况。
以江村为典型的农村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来说是微型的，但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从微型（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个案）入手，不仅可以相对轻松的获取资料，而且通过积累，也可以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并且拥有大量的实证资料作为支持。
三、进行跟踪式的调查
跟踪调查也是先生采用的治学方法。跟踪调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以他人的研究实例为基础进行跟踪式研究。另一类就是研究者本人若干年后“旧地重游”，对过去研究过的对象进行同样系统的考察、调查。纵观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就一个小小的江村，先生就跟踪调查了60多年，前前后后一共对江村进行了26次访问。不光是江村，先生对其他地方的调查都采用了追踪调查的方法，如三访赤峰、临夏、温州；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等等。费孝通先生从事江村五十年的跟踪研究，不仅是为了了解江村这个农村社区五十年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来观察中国农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沧桑变化。
整个中国正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农村。江村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影响其他的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里取得启发而获得解决。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采取追踪调查的方法，可以及时的了解和反映研究对象的变动情况，从而能使研究在动态中发展和完善。
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中经常应用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由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等组成。先生在治学过程中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但也结合了定量分析。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先生对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的测算，人地关系的数量分析和农民收支状况的分析等，都是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在《禄村农田》一书中，先生更是以大量的数量分析作为验证整个理论假设的基础。先生认为，定量分析应该在定性研究之后，因为正是有了定性研究之后，人们才可以知道研究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这是定量调查的适当用处。但是，先生对于那种把社会调查和研究看作是“填表格一统计一写报告”的机械工作的观点是反对的。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7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8
一、调研目的
围绕“破除思想障碍，破解发展难题，构建科技创新机制”这一主题，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认真学结基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实践探索，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形成一批调研成果，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科技管理的新机制，切实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科技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科技发展的实际能力。
二、调研内容
调研要突出构建保障我区科技发展的新机制，重点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开展调研工作：
（一）影响和制约保障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
围绕建立科技发展的新机制，重点调研我区科技优势依然发挥不够充分，对经济的贡献率低，区域内科技综合能力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低，缺乏产业化基地，产业集群式发展不足，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企业和知名自主品牌，缺乏重点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缺乏自主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全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科技产业对全区工业经济的贡献。
（二）科技管理和服务中的疑难问题
围绕解决科技管理和服务中的的疑难问题，重点调研加强和改进城关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为改善地方经济结构、区域产业升级作出贡献。目前面临的制约瓶颈是：由于土地紧缺，一直没有建设科技孵化企业的产业化基地，致使我们支持孵化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落脚周边县区，为别的区域经济做贡献。为了切实增强我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协调各有关部门，在合适的区域建设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优势的科技产业基地，强化孵化器的项目承载能力，促使孵化的科技成果实现就地转化，同时吸纳高附加值、高成长性、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从而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加快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途径。
（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
重点围绕城关生态恢复、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城市建设等社会公共事业方面的工作，加强污染综合治理技术、重大灾害疾病的监测预防与防治技术、建筑节能技术、生态治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促进社会事业与科技工作协调发展。
（四）基层和人员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围绕研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研总结科技管理创新、队伍建设等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查找、梳理科技人员队伍在思想观念、管理职能、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等方面不适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全局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工作氛围。
三、调研范围
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调研内容，深入到相关部门、街道、企业开展调研工作。
调研对象包括业务相关部门、服务对象、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
四、方法步骤
调查研究采取实地调研、问卷调研、辅助调研等方式。具体安排如下：
（一）调研准备（3月15日—3月23日）
1、研究梳理问题。活动领导小组召集机关各办公室座谈，讨论梳理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科技管理和服务中的疑难问题、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以及基层和人员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初步思路。
2、设计调查问卷。发放征求意见表并在城关科技网开设专栏，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对科技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制定调研方案。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制定调查研究工作方案。
（二）调研实施（3月24日—3月31日）
1、问卷调研。围绕建立科技发展的新机制，重点调研我区科技优势依然发挥不够充分，对经济的贡献率低，区域内科技综合能力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低等问题，分别向相关部门、服务对象、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发出调查问卷，系统了解和广泛征求意见及建议。
2、实地调研。围绕解决重大问题，确定重点调研内容，带着解决问题的初步思路，采取座谈、研讨、走访等多种方式，开展实地调研。
3、辅助调研。局分管领导围绕调研内容，结合分管工作职责，同步开展辅助调研。
（三）成果交流（4月1日—4月10日）
班子成员结合调研主题，撰写并按时提交调研报告；举办调研成果汇报交流会。
（四）成果转化
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阶段预期成果，做好调研成果转化工作。
1、创新实践。总结推广科技管理的创新实践，转化为新的理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通过调研，对目前能够解决的，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进一步梳理分析，促进解决问题思路的形成，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解决；对涉及重大政策调整等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基本思路，向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议。
2、创新制度。推进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有利于促进“科技兴区”战略实施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办法，做到成熟一个、决策一个、实施一个。
3、创新机制。围绕“破除思想障碍，破解发展难题，构建科技创新机制”主题，通过调研成果的深入研究，形成和提出科技创新的意见、办法和措施，探索建立科技工作的新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改革创新。要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调研工作始终，坚决破除思想障碍，增强改革创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把突出实践特色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深入学习实践、探索实践、总结实践，从实践中发现、梳理、排查、解决问题；要把贯彻群众路线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关注民生、集中民智，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的创新经验；要以查找和解决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破解发展难题，从科技工作服务和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及部门自身建设等不同层面，找准问题，研究思路，探索规律，切实解决，使干部受教育、发展上水平、群众得实惠。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9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有着迥然之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现代社会学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孔德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的社会学（只有迪尔凯姆例外）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并没有实地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由迪尔凯姆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开始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由过去传统的方式（如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定性分析）逐渐转变为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经验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70年代、80年代至今，已经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从著名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始，相续有霍曼斯、科林斯、西蒙、兰德等人用数理方法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从各级学术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所有论文、专著到博士、硕士等学位论文，几乎无一不包括量化、模型化分析的内容。有的社会学家甚至提出，不仅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方面，而且在理论的构造方面，都要实现定量化、模型化。可见，统计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问卷法也随之成为社会学的一种主要收集方法。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而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2]可见社会学研究者对问卷法评价之高。
现代社会学大多采用发放问卷、收集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重经验研究，都以调查为基本手段。但仔细比较，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人类学以定性调查为主，注重“参与观察”；而社会学以定量调查为主，注重“问卷调查”。人类学与社会学调查的对象都是“群体”，人类学的定性方法是通过个体去反映群体。这种调查是面对面的，也就是说人类学调查者必须直面调查对象。人类学的调查由于面对调查对象，因而调查者的切身感受、体验更具体、更生动、更强烈，这是人类学的优势所在。社会学的量化调查，并不是必须面对每一个调查对象。但社会学由于面对的是总体，因而社会学家能从整体对象中选取一部分作为代表进行分析，由此推断出整体的情况。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3]人类学由于一直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方法上多采用田野方法、跨文化比较法，并把参与观察作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偏向定性分析。而社会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社会学家们目睹自然科学巨大的威力和能量，从而产生了借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去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又认识不清的社会的雄心。孔德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虽然社会学在孔德的时代并没有奠立量化研究的基础，但他的观点对后世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以统计调查为主，以问卷法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的特色，偏向定量分析，注重社会的共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学科的显著特点。
二、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联系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其实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人类学中没有定量研究、没有问卷调查；或者社会学中没有定性研究、没有参与观察。
（一）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
在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为了研究亲属制度，他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对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作了广泛的考察。而且他还精心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传教士等对当地民族进行调查。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掌握了世界民族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于1865年完成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引入定量方法的研究，以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最为经典。默多克应用定量方法从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社会结构》一书。该书以全世界250个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做了有关亲属制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默多克在这本书中，从250个样本社会中抽出居住形式、继嗣规则和婚姻形态等要素，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些要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列出了87个相关关系表。默多克在该书中主要采用了交互分类、Q相关系数和X2检验的统计分析方法。比如，他计算了外婚制母系继嗣与亲属称谓这两个变量和Q相关系数和X2检定值，以此来验证他所提出的与外婚制母系继嗣制度相联系的有关亲属称谓的一个假设。[4]社会学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明确地说，“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些人类学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挑战。笔者认为，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讲经济、讲效益的时代，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经济？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一般要求：田野调查时间越长越好，最好是经历一个年度周期（春夏秋冬四季）；调查内容越细越好、越全面越好，最好全面调查整个社区方方面面的情况，经济、社会组织、宗教、教育……等等，不能有所遗漏；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设想，必须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以参与观察、入户访谈为主，采用问卷调查和知识辅助的调查手段等等。在当前讲经济和效率的时代，这一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受到了质疑。经济学家曾这样质疑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在搞农村调查时，有必要挨家挨户一一调查吗？同村各家各户的同质性很强，这种调查太不经济了。”[5]
（2）随着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能继续行之有效？在当前对农村的调查中，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遇到了新的问题。李彬在《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龙井农村调查记事》一文中陈述了在调查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如进入方式问题、乡村干部的“后院”禁忌问题、农民的“不欢迎”问题、被调查者对调查的利用问题和同吃同住遇到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工作构成的某些挑战。[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地方利益得到突显，农民的个人意识和个人选择得到加强。调查所面对的农村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调查所面对的农民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研究者的调查已不再被地方和当地农民看成一项硬性的政治任务。他们可能不愿意让调查者到某些地方去看，甚至可能根本不欢迎调查者，这些都是被研究者本身的变化对田野调查提出的挑战。
（3）人类学研究范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都市人类学的形成被喻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第三次革命”，引起人类学者对传统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人类学家有专注边缘群体和异文化的学术传统，而都市研究便是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某种意义上，都市村庄的研究、对都市“村民”的关注，似乎只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延伸，因为它显示的仍是对都市社会中社会关系维系模式的关注，与传统的对乡民社会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都市社会毕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因此，都市研究必然会促使我们审视在都市背景下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效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敦促人类学者为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支点。如何既不失人类学研究的本色，又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实现人类学对世人的许诺，让这个学科无论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有存在的意义，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实践中必须深入思考、做出解释的命题。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人类学研究更呼唤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过，这种深刻变化不再是从异域转向本土，而是从本土的乡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孙庆忠博士在《人类学都市研究的实践与反思———重访学术名村南景》一文中对自己调查经历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学都市研究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本名为鹭江村。
50年前，它只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1948年-1951年杨先生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对南景进行了安营扎寨式的研究，极具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精神和特色。1999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孙庆忠博士为了回应前辈半个世纪前的研究，记录名村的又一段历程，对南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然而他发现，“印念中‘熟识’的南景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在广州市建成区面积的高速扩展中，‘天、园、庐、墓’的自然景观，已变成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只有依稀可辨的几间祠堂成了‘遥想当年’的重要参照。在穿街巷、画草图，进行半个月的环境探察后，研究者陷入了困境。都市浸染下的南景，已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设置了一道屏障。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出租房相关问题的社会问题的丛生，原本守望相助的居住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多道封闭的防盗门为村民创设了安全的家居空间，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多数村民拒绝来访，入户访问的几率缩小，访谈的效度面临着挑战。”[7]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内容多是不易量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限制了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完全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逐渐变大，研究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学领域中关注定量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人们只有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握事物的量，才能获得对事物较清楚的认识。人类学已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譬如许多学校的人类学系开设了计算机、统计学、高等数学等课程。不难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自始便存在着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今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互动会越来越大，统计方法、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定性研究与社会学
在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发展十分迅速。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式由于来自与定量研究不同的哲学传统，具有不同的假设，因而所受重视程度远不及定量研究。不过，尽管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社会学方法论中却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取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方法论取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自有其地位。实证研究者受到自然科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要求，才具有价值。“只有当社会世界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8]他们往往希望借助经验研究的帮助，证伪或者暂时证明有限的假设。然而，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因为它不仅研究可观察的现实（客观事件），而且研究主观现实。事实上，由于受到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制约，加上实证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依赖定量研究范式来达到对社会的全面理解。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者们开始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缺陷进行批判和反思，并逐渐发展出具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解释范式。今天，在经验社会学研究出现数理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同时采用的两条途径。它们所能提供的是两种不同的图画。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强调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定性研究则更加强调研究程序、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上的灵活性、特殊性。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定量研究往往强调客观事实，强调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定量研究则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注重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几千人、几万人，有了这样的调查规模和样本量，我们就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调查又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在时间与经费上存在限制，问卷内容有限，回答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编码比较死板等等，这使得研究者无法了解被访者的许多具体细微的情况。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以及民族志的系统调查在这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有学者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1）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2）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3）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9]
（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和学科的生命力所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强调深入、长期地和被观察者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取得资格认证。当年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萨摩亚，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学术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她曾有意去调查那伐鹤（navaho）印第安人，但遭到博厄斯的反对，博厄斯的理由是：那是赖卡德（G.Reichard）和戈达德（p.Goddard）的地盘（mead，1975）！在马林诺夫斯基和R•布朗的带领下，英国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批弟子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等以自己的实践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克鲁伯（a.Kreobe）r、萨皮尔（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现在，几乎所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离不开田野工作。实地研究是社会学的四大研究方式之一，它是一种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主要用观察和访谈来收集资料，包括非正式的、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自然进行的各种观察、旁听和闲谈，也包括正式的采访、座谈和参观等。[10]在社会学研究史上，曾有许多运用实地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社会学家w.F.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斯太克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林德夫妇的《中镇》等等。在《街角社会》的研究中，怀特与一个帮伙中的头头结为朋友，他经常同帮伙的青年人聚在一起，玩滚木球、打棒球、玩纸牌，也经常同他们谈论、赛马、性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在科纳威里生活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半时间同一个意大利家庭住在一起，并学会了说意大利语。在长期的观察中，怀特收集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得出了关于群体结构与个体表现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
科学的调研方法篇10
——关于三省一市研究性学习课程的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周庆林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赵小刚 为了解教师对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基本看法和所持观点，我们设计了研究性学习课程与传统教学的关系、学习方法与研究的关系、它的价值取向、此课程与人才培养方向、研究性学习涉及的内容和研究程序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取样范围包括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通过调查我们获得了10种倾向的表现形式。 研究性学习的两大倾向 研究性学习课程尽管开设的时间不长，但也已经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分化倾向。激进者主张，用全新的方式(其中首推发现法)取代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方式，完全仿照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教学。极端激进者甚至鼓吹并建议学校全部采用“无班级授课制”的“芬兰模式”替代传统的“学科班级授课制”。 保守者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类似于学科教学的方式传授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内容。还有的甚至不主张根据教育部要求开设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只同意在学科教学中部分尝试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极端保守者甚至认为，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根本不适应我国的国情，建议不开或缓开此课程。 研究性学习的“激进化倾向” 对传授式教育全盘否定倾向在调查中有28.5%的教师持此立场。持此观点的人往往是“研究性学习万能论”者，他们忽视了“自学成才”的外部条件，而寄希望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自学获取研究性学习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没有看到即便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中也仍然需要传授，更需要教与学双方的协同。极端激进者实际是过高地估计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忽视“问题意识”倾向把研究性学习与传统学科教学对立起来的激进论者往往看到的是两者在具体学习方法上的不同。在实际实施中则必然会跳到反面——灌输式地“教”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占到48.6%，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我们应当看到，忽视此课程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功能，使得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应有功能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片面强调操作技能很有可能阻碍活动进程中学生问题意识的生长。根据笔者的实践，要防止出现程序化知识陈述化，就必须先在“小范围内实践程序化知识”——将获得和应用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再发现或再发明式的“微型课题研究”，让学生在自己完全能控制的范围内经历和体验学习和研究方法的获得，以此为基础理解研究方法的意义。这就是“让学生采用探究式方法去进行微型专题研究”的方法。 成人学术化倾向研究性学习的激进论者在实践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为学生制定的研究目标过高，这是过度追求研究性学习效果的自然结果。由于其价值取向是以科学化与学术性研究为特征，因此造成不良的后果是：一、探究内容过分追求创新性、商业价值和社会效能。二、课题选择过分专业化、成人化，难以出现与学生认知结构及知识水准相适应的“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研究课题；三、探究方法过于注重获得科学结论需要遵循的程序和方法，认为研究性学习=科学研究，没有尊重儿童认知本性的教育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学生的个性化探究方式受到忽视。在我们的调查中，持此观点的比例达54.67%，值得高度关注。 价值功利化倾向激进论者还会将“社会效益”作为价值取向，这在我们的调查中持此取向的占42.52%。如果成人学术化的倾向与实践上的功利主义结合，就会加速“研究性学习”价值的异化，由促进学生发展转向为学校扬名加速。从理论上分析，这一异化与应试教育有共同的本质。有些学校为图一时之名，并不追求研究性学习的长远发展，教师为使某些学生的成果获奖或发表，往往捉刀代笔，包办代替。学生为展示、为得奖而研究，为追逐名利而探究。这种以外部动机代替内在动机的做法，即使是优秀的学生也难免感到研究性学习课程是一项沉重的负担。研究性学习的效益应当在于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独立思考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健全发展的人格个性。 学生精英化倾向与价值功利化倾向相伴随的，必然是“精英化”的教育人观念。调查中，持精英化倾向的人占到53.27%，这同样值得关注。 程序混乱化倾向问卷调查表明：72.43%的被调查者认为研究性学习不必完全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操作程序也不必固定。在学生没有任何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的情况下，一开始就要求学生选择和确定研究性学习的专题，再进入找研究方向和查阅文献阶段。显然，整个程序颠倒了，其最大的危害是：使刚刚接触课题研究的高中生不能了解正确的研究过程，从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性学习的“保守化倾向” 学习目标片面化倾向在调查中有74.3%人认为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是与应试能力相联系的，有15.42%的人选择了“完全正确”。也有25.7%的人认为不应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还是很期望研究性学习能与考试，特别是跟高考挂钩。然而，有些学校将研究性学习的目标进行片面理解，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具实际效能的是培养学生解出试题的能力，因为这一能力的提高可以为学生参加考试获得好处。当然，利用科学研究的思路去解决考试中的一些问题无可厚非，例如2002年全国高考“理综”第1和21题就很典型，但若仅仅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就是对研究性学习目标片面化的理解了。 类型单一化倾向不少学校认为既然是学习做科学研究，那么，其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类型不是课题研究，就是发明项目设计(这在调查中占13.55%)。这样，研究性学习就变成了两种形式的课。有的学校因为嫌搞发明设计费钱，干脆图省事只允许搞撰写论文类的课题研究。实际上，有些外向型性格的学生，如果发挥他们的某些特长，通过设计一些有价值的社会性活动，一样能够起到“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目的。例如，学生围绕“国际空间周”、“国际爱眼日”、“国际老人年”等设计的科普宣传活动，就能起到很好的研究性学习的效果。 学科教材化的倾向研究性学习既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课程形态。由于长期以来，广大中小学教师缺乏课程意识，往往把课程等同于学科和教材，所以当研究性学习在我国当前课程改革中以一种课程形态呈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研究性学习“学科化”的倾向。在调查中占70.56%的人抱怨教育部仅颁发“指南”，而不组织编写相应的教材，因而普遍要求编写研究性学习教材。学科教材化倾向最终可能导致的是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以及在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研究性体验，大大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根本上是背离研究性学习的价值追求的。 内容预置化倾向一些学校在开设研究性学习课程时，提前预置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和目标，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按照预置的内容去进行可控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调查发现，8.41%的教师主张内容应当预设。探究内容原本由学生自主选择，现在则是由教师设计或依据现已出版的所谓“学习包”来设定，学生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体现，问题意识依旧没有孕育的空间，这将不利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这是研究性学习深化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2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