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情况篇1
为扎实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目标任务，区局对上半年全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行了收集汇总，现将实施情况通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进度
上半年，全区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结案件，结案率，接待法律咨询人次，完成。
二、主要成绩和做法
⒈完善实施措施，工作推进扎实有效。
以“群众利益无小事、原创：为民办事解忧愁”作为今年我们法律援助工作的宗旨，全局上下始终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工作放在了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筹划，认真组织，推进实施。一是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年初，区局对××××年落实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圆满完成××××年度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和重点部署，下发了××××年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建立了考核奖惩机制。局还招聘专门人员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工作，建立了局领导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日制度，推行五项承诺和六项便民服务措施，从制度、人员、经费等方面重点保障。二是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修订和调整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义务工作量及办案补贴、奖励标准；各镇、街道也积极落实《条例》的规定，明确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补贴，充分调动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⒉积极实施《条例》，完善法律援助保障机制。
今年以来，基层各工作站以《条例》为依据，向本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创建“平安”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地位。各工作站积极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得到了财政的支持，增加了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滨湖镇、胡埭镇等单位均落实了经费，为落实政府实事工程打下了基础。根据省厅、市局的要求，区中心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落实了专门人员，增加了法律援助办公区域，设立了援助中心办公室、接待室、资料室等办公场所，增添了办公设施，电脑、传真、复印机、打印机一应俱全，制作了法律援助工作公示栏等等，从硬件和规范上保障实事项目的完成。五月份，区局还与区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团区委联合成立了区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工作站，进一步加大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力度。
⒊积极开展质量建设活动，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各工作站结合自身特点，加强了人员配备，并完善了公示制度、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援助登记制度、办案流程监督制度、服务标准制度等。各工作站都能做到热情接待申请援助当事人，当事人一次告知，二次受理，按规范及时受理、指派案件，最大限度地方便申援当事人。在办理案件时严格贯彻了“以民事案件为主、以法律工作者为主”的原则，诉讼率达，民事案件比例达，达到了上级的有关要求。全区各基层工作站对法律援助的工作流程都进行了公示，使申援人在申请和咨询时，能非常直观地了解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等情况，同时也便于当事人实施监督。
⒋积极宣传，扩大影响。
为广泛宣传《条例》，方便联系和申请，区局制作印刷了万张法律援助家庭联系卡发放到全区所有家庭。区中心组织咨询宣传次，与新闻媒体共同制作了法律援助典型案例点评节目；全区各级积极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并张贴宣传。各工作站还积极采取措施，利用工作例会、农村集市、宣传板报、新闻媒体等形式，继续宣传《条例》，扩大了群众的知晓率。
⒌紧密协作，积极奉献。
各乡镇、街道援助工作站与各法律服务机构密切配合，加强协作，积极深化法律援助结对活动，做到了咨询宣传统一行动，受理指派不脱节，办理案件不推诿，援助服务不收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奉献社会、履行义务观念普遍增强，办案的主动性明显提高，一些承办人员还自掏腰包垫付案件交通费和有关调查费用。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年已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原创：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承办有关案件中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既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又教育当事人认罪伏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存在问题
⒈各工作站在完成目标任务上参差不齐，少数工作站宣传推进力度不够，进展较慢。
⒉少数单位没有按《条例》规定落实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⒊少数案卷内容不齐全（缺少词、庭审笔录、申请人身份证明或内容过于简单），没有按要求进行归档；来人来电咨询登记不够及时和完善。
⒋个别单位报表不及时，数据不准确。
四、下半年工作的有关要求
⒈各工作站要抓紧时间，积极受理办理案件，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⒉要高度重视案件质量，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跟踪监督，完善和严格执行援助工作制度，规范咨询接待，规范操作程序，规范结案归档；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2
20xx年全国法律援助条例全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规范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收费或由当事人分担办案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的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
第四条县级及其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统一受理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和监督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第五条社会团体、院校及有关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本条例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它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
第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十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当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监督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
第十一条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可以设立法律援助委员会，协调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工作，研究制定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规划，听取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报告，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健康发展
第二章受援人及其权利义务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一)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二)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根据有关公益福利组织或公益事宜举办者的申请，决定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盲、聋、哑等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四条外国籍、无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没有委托人或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该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申请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五条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民事诉讼需要法律帮助，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按照该外国人国籍国与中国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经过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外国法律援助机构对在其境内的中国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不加以限制的，中国法律援助机构对该国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实行对等原则。
第十六条经审查获准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或符合法定条件、经人民法院指定获得法律援助辩护的刑事被告人为受援人。
第十七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
(二)有权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相关部门对其提供的涉及个人的有关信息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办案人员
(四)对法律援助机构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存在异议的，可以申请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重新审议。
第十八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提供能够证明其经济困难状况的证明或文件;
(二)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与相关的情况;
(三)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四)在获准法律援助后经济和案情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五)有一定经济来源分担办案费用的，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相应的分担办案费用;
(六)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经与法律援助机构双方协商，可不终止法律服务，但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七)因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而获得较大现实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适当补偿法律援助办案费用。
第三章法律援助的范围与形式
第十九条当事人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刑事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的法律事项;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二十条提供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以下形式：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信息资料;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
第四章法律援助的受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做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其他非诉讼法律援助案，由申请人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同一法律援助案件，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受理申请争议时，报请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受理机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指定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指定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四条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在必要时可以经过协商,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协助。
第五章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二十五条：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
(三)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
(四)申请人保证所提交证明及证据材料属实的声明。
第二十六条：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七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法定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权的资格证明及人的基本情况。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申请由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和审查。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乡镇法律服务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的，除法律咨询、代书、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信息资料等简易法律援助事项外，应移送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审查决定。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就公证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其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后，移送公证处进行公证条件审查。经审查符合公证条件的,公证处应及时办理法律援助公证。
第三十条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批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案件的申请人或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申请，应按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是否应由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二)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说明，也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有关费用。
第三十三条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视为自动撤销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终止审查：
(一)不按规定提供有关材料，或不能按要求对申请法律援助相关的情况做出说明;
(二)自行聘请律师。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自受理申请之起十五日内进行审查，做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人民法院送交的指定辩护通知和有关材料后，分以下三种情况做出决定：
(一)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提供刑事辩护;
(二)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的规定，以被告人经济困难为由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审查被告人的经济困难条件，对符合条件者给予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条件者不予援助，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
(三)对人民法院认为不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不予缓收案件受理费和诉讼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撤销受援人的受援资格，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一)有可能激化矛盾，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二)当事人面临重大生命、财产危险的;
(三)可能超过诉讼时效，或正在诉讼中;
(四)其他紧急情况。
第三十七条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况，应终止提供法律援助;如法律援助已完成，应向受援人收取办案费和服务费：
(一)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二)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司法公正要求。
第三十八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申请重新审议，但以下情况不得提起重新审议：
(一)对紧急法律援助申请的拒绝;
(二)涉及标的数额较小的法律援助申请的拒绝。
第三十九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重新审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做出审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此决定为终局决定。
特殊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适当延长审查申请或重新审议的时间，但延长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五日。
第四十条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应与法律援助机构、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印制的法律援助文书。
第四十二条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况，法律援助机构应取消受援人的受援资格，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中止法律援助服务：
(一)做出法律援助决定所依据的受援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
(二)受援人不履行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义务;
(三)受援人提出不合理的诉讼要求经劝说仍坚持不变的;
(四)受援人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期间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五)由于情况变化不存在法律援助的实际利益或可行性。
上述情况下，如果法律援助已实施完毕，原受援人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第四十三条由法律援助机构支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受援方列入诉讼请求并经人民法院判决由非受援方承担的,受援人收到该款项后应如数交予法律援助机构。
第四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应及时提交结案报告，并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副本或复印件，由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第四十五条结案报告验收后，需向法律援助人员付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法律援助专项业务经费中及时拨付
第六章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六条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当按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七条每名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每年义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一至三件。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积极支持所属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
第四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保守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四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五十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其受援资格。
第五十一条受援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拒绝或中止法律援助。
第五十二条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超过规定的义务量办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得到适当的报酬。
第五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时，受到单位和个人非法干预或打击的，有权向相关部门提出控告，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应当接受做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法律援助机的管理人员和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中，因过错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予以国家赔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建议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罚。
第五十六条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拒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建议，对其暂缓或不予年检注册，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五十七条对不积极支持所属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服务机构，经批评教育仍不改过的，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议，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五十八条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当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全部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一年内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条社会团体、高等法律院校及有关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机关另行制定。
第六十一条本条例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3
第一节关于加强规范性的基本方法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规范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多强调采用订立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如：杨钰明等在《法制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文中提出“提升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和“确认高校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具有承办案件的资格”①；邹友宁在《教学实践》上发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在立法方面可以给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一个通行的标准”②；刘振红在《中国青年研究》上撰文指出“通过相关立法明确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保障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国家应通过有关法律使其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使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各类公函。”③
笔者看来，通过完善的立法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困难。首先，无论从主体还是资金来看，我国法律援助资源都是较为紧缺的，只能将资源优先提供给需求最急迫的领域，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进行立法，势必需要开展配套的工作，也势必牵涉司法行政部门的精力，消耗司法行政部门的资源，而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将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次，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具有其特殊性，其参与主体为在校师生，只能对外开展兼职工作，冒然展开相关立法规范其运作，势必给学校带来新的负担，其间利弊非短期可计较。
但笔者并非不赞同立法，而是认为应当“缓缓图之”，设立双重机制：
首先是立法机制。利用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的规范，建立对外开展诉讼等具有较高专业性且影响较大服务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审批管理制度，使之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对该类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登记并公告，赋予其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
其次是非立法机制。对未能达到上条标准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则交由高校管理，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也不享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该类法律援助组织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援助事务。
双重机制的设立，有助于激励优秀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建立良性的发展导向，便于公众区分，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节关于加强规范性的责任主体
对于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性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还是高校，抑或是其他。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囊括其中，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应当附有责任来规范其各方面的运作。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援助立法，并在民间法律援助部分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纳入其中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援助主体、援助对象、援助范围、援助程序、资金来源管理使用和被援助者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一般性规定”④。
高校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责任。无论从物质保障、资金拨给、专业支持还是协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教育之间的关系，高校都能发挥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而高校所应当发挥的责任，除了上述的四项内容外，还应当包含督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自我完善。
第三节立法机制中加强规范性的应有内容
自2001年宫晓冰编著《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以来，对于法律援助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延伸至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之上，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援助规范体系日渐完善的必然趋势，在法律援助法最终出台前，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可以以本章第一节所述的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制订过渡性规范。该过渡规范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及其人员开展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为目的。
一、援助对象的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订立过渡性规范的首要问题，即具备何种资格、条件的人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权利主体，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满足“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⑤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经济贫困者和一些特殊案件当事人，并不足以涵盖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采用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恰当。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并非仅指经济困难或身体残疾，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国际社会政策界对其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阻碍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⑥对其简单归纳，即：经济贫困，或者基本权利得不到体制保障，或者兼而有之的易受伤害的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权利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特征，所谓权利贫困，是指“一国公民由于受到社会法律、制度、政策等排斥，在本国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基本权利得不到体质保障，即根据制度和法律，是合法的不平等”⑦比如当今的美国华人，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并不贫困，但因受到主流社会排斥，在很多方面不能享有一般民众的平等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在援助对象的具体界定方面应当多方面考虑：
通常认为援助对象应当满足经济、案情的条件。经济上的条件指的是：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物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是公民成为受援对象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里应当注意我国的区域生活消费的水平差异较大，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标准的设计不应笼统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加以制订。案情上的条件是指申请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群益受到侵害，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却以本身不存在或毫无实现之可能，那么提供援助就成了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必须就案情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资源原本就比较稀缺。
但除上述两项条件之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即特殊对象，在此参照我国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4条“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⑧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笔者认为在制定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过渡性规范时，应当将特殊对象的范围予以扩大：对身体、精神、文化等方面处于艰难无助状态的人纳入，并且并不限定于刑事领域。
二、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其他种类的法律援助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援助的主体不同。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根据本章第一节关于立法机制的描述，势必需要加强对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一）关于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参照第三章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的典型实例，不难发现，无论其模式如何，较为成功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均要求通过司法考试者方能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法科学生观念中的法律体系梳理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名法科学生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所应达到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援助提供主体的资格界定，应当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标准。这也避免了司法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审核标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样规定就意味着能够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援助主体应至少是本科四年级。是否大二大三年级就不能从事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了呢？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尽管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是应对一般的小额民事纠纷已经绰绰有余。笔者认为，由于标准另行制定和实施的成本过高，完全可以实现优秀个例通过自行开展的公民开展诉讼服务。只不过相关责任只能自行承担。而以司法考试为标准，事实上是期望研究生、本科生能够结合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如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还能延长运转周期，有利于援助组织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应当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年度登记和撤销登记三个部分。
注册登记、年度登记均需对其实际业务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查，确保其具有持续对社会公众提供稳定可信的法律援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衡量，应当主要从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来综合体现。人事情况，主要审查指援助组织的高层人员的稳定性、法律顾问与学生的比例、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比例等。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仅仅从名义上达到了相关比例和数据，因此对于办案数量也有要求，主要指的是对个人最低办案数量、人均办案数量、总体最低办案数量进行限制。变更登记主要是就其人事变动、地址迁移、信息调整等进行变更备案登记。
在注册登记时应当着重对其内部制度建设、人事情况进行审查，在年度登记时应当就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综合审查。倘若申请注册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通过，年度登记达不到要求的则取消相关资格。
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双重登记，合法相关证照，并且通过一定形式对外公布，从而实现对立法机制下高校法律援助的有效管理和及时监督。
三、援助范围的界定
根据第三章典型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在诉讼法律服务方面仅就民事法律纠纷提供服务，主要出于刑事法律纠纷的权利不对等性、行政法律纠纷的敏感性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诉讼服务应当主要针对民事案件，针对刑事和行政案件应当谨慎对待，因为这两类案件通常具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和更强的外界压力，风险过高。而就民事案件而言，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相比执业律师仍然具有实务经验缺乏、专业程度较浅的短板，因此在范围限定上，应当有所限额。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
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应当区分对待，对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开展：各地方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下发适用所在地区的一般标准，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严格按照标准审查决定，对于超出一般标准，但援助组织认为确实应当援助的，由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审查决定。
同时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直接接受法律援助的申请，并对其进行审查，发现可以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援助的，则指派给相应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
申请人提出申请，应当按照规定的书面格式填写书面材料，若申请人因文盲或其他原因无法准备书面申请时，可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人员代为准备申请书，并订立相应的协议和提供人身份证明。除书面申请外，申请人还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明、经济情况证明、案件情况证明等。
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程序设计，还应包括申请的拒绝与异议程序，许多国家的法律援助立法在原则性的规定了援助对象、范围、条件之后，往往又专门对拒绝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对此，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订立也应继承这一立法习惯，通过概括法和否定列举法的条款更好地对援助的范围和申请时具体实务操作进行确定。异议程序，则是为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救济渠道，主要包括异议时效、异议决定机构等。异议时效应当充分考虑相应的诉讼时效，建议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5日，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10日。异议决定机构方面，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拒绝提出的异议的决定机构应当为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地方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异议的决定机关为确定该援助中心的司法行政部门。
五、法律援助的实施
（一）接受指定和分配的法律援助的实施
接受指定，指的是接受法院指定辩护。尽管目前我国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尚不能普遍从事刑事诉讼，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规范其规范性从而促进其发展之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完全可以开展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在确定指定辩护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时，应当遵循以地域管辖为主、承办案件的援助组织与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从而便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人员就近调查就近参与诉讼。
接受分配，指的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将部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分配给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情况。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作为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中的一元，当出现法律法律援助中心案件过多，负荷过重时，理应发挥其多元化作用，在共同上级部门的协调下分担压力。当然，这种分配，也必须经过援助申请者的同意许可。
（二）法律援助的指派
援助组织在接受指定、分配或接受申请人直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案件时，应当及时指派援助人员实施援助，与受援人签署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援助所指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三）法律援助的撤销
按照各国法律援助法的一般规定，援助组织均有权作出撤销决定，但应对其作出严格限制。首先，在援助的实施过程中，援助组织发现原援助决定因未能完全了解申请人情况而发生错误，或受援人未按援助协议履行义务，或申请人经济状况好转等情况，但发现以上情况的法律援助人员，负有及时向援助组织报告的义务，不得自行拒绝或终止援助，只有建议权；其次，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受援人违反相关援助规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或以欺诈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在进行法律程序时作出不恰当行为的，可随时提出撤销援助的建议或决定。一旦发生援助撤销，则根据援助组织与受援人的协商，或为承办人员从案件中退出，或为继续办理，但由当事人支付所有的办案费用并且比照律师收费标准付费。
（四）法律援助的监督
法律援助的监督主要指对援助人员具体案件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援助人员案件办理的一般过程、当事人的情况变化设计可能撤销援助或更换承办人员的情况、援助人员对有关诉讼项目的增加及费用扩大的情况、法律援助结果以及工作态度反馈等情况的监督。监督主体分为援助组织及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具体方式可以分为：①援助人员向援助组织定期履行报告义务；②援助组织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定期进行汇报；③接受受援人的随时报告。
（五）费用的结算与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目前主要包含法律援助基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和少量的社会捐助。参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通过注册登记并享有一定权利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也将与之具有相似的结构。关于费用支付，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实践中，大多采取一案一结的方式，这也符合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之前的工作习惯，同时便于资金的及时流转。（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杨钰明等，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下）
②邹友宁，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J]，教学实践，2009-10
③刘振红，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8-3-5
④程捷肖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现实困境与改革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3，第3期
⑤具体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
⑥万闻华，nGo社会支持的公共是政策分析：以弱势群体为论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第3期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4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5
一、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依靠应当是政府财政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是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已经明确了的。因此，法律援助经费首先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支出。从十多年来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来看，法律援助机构的各项工作开展，以及设施和人员的保障，都基本上是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在我国目前的民生制度还不尽完善，公益体制还不很健全的情况下，要想以社会的力量，甚至个人的资助使法律援助这一涉及民生的保障制度很好地落实下去，还不太现实。再纵观世界上法律援助制:请记住我站域名度实行较早的或执行的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都是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的力量。例如：和南京市人口相当的香港政府每年都要拿出数亿的资金用于法律援助事业。再如：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设立初期，市一级财政在给予启动资金的基础上，每年都不断增加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目前，市法律援助中心仅业务的专项经费就近百万元。各级区县政府在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之初，基本都能将经费保障纳入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2006年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就明确了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09年市政府转发的市司法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又再次强调同志“三个纳入”中，关于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要求。今年初，市政府再次转发我局《关于加强法律援助服务民生工作的意见》又提出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政府对该项工作的动态保障机制。
但是，目前我国各地政府财政落实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不尽人意，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很充裕，有的很短缺、甚至没有。包括作为经济发达省会的南京在经费保障方面也是不平衡，还没有完全把中央领导关于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要求落实到位。由此可见，强调法律援助的政府职责；强化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的落实，在我们的很多地区就显得尤为的迫切。
二、法律援助经费的标准应实行动态增长机制
目前，各级政府每年在确定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上面要求强一些，下面盯得紧一点，社会呼声高一点的时候，就多给一点，否则就少一点，甚至不要不给。从南京市的情况来看，尽管近两年来增长幅度较大，但与我市近年来法律援助案件数的增长和覆盖面的扩大相比，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区县一级的经费保障水平很不平衡，高的达60多万元，低的也就维持在10万元左右。
为此，我们感到，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尚不能达到像香港等境外发达地区那样，法律援助工作的办案补贴尚不能够与社会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接轨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应当是以服务成本加人员基本工作补贴为基础，建立起与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社会建设与管理以及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的要求相适应的，较为系统完善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动态增长机制。各地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建立起以案件数为基础，以有偿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为参照系数的法律援助经费的动态增长机制。也就是说，用一个地区，上一年度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乘以一定比率的该地区社会律师有偿服务的收费标准，得出本年度法律援助的经费。随着案件数的增长，以及经济状况的好转，所乘以的比率也作相应的提高，这样就能够确保经费的进一步增长。二是建立起以贫困人口或总人口为基数，确定人均经费数，每年或每隔一个经济增长时段再乘以一个百分比，确保经费的有效增长。
另外，在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鼓励和扶持建立法律援助基金会，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应作出硬性规定，要求参照“见义勇为基金会”建立起市区两级法律援助基金会，搭起向社会募集法律援助资金的平台，发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法律援助中，利用社会的力量确保经费增长，共同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项目设置应当是统一规范
当前，由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结构和人员组成形式多样，办公场所和条件参差不齐，对经费的需求五花八门。所以，各级政府财政在制作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和实际拨付中，项目也是不尽相同，缺乏统一和规范。以江苏省为例，主要有两大类，一种就是纯粹是用于案件办理补贴等业务经费；另一种就是含人员及办公设施等费用的业务加人头等综合经费。从我们以往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情况和人员机构的现状来看，我们感到，法律援助经费的项目设置应采取后一种形式，即业务加人员费用的综合经费项目设置。这将为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区县一级法律援助机构既缺钱又缺人的情况提供保障。
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项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业务方面：包括办案补贴、差旅费、培训费、宣传咨询活动等费用。其中直接用于案件办理的补贴等费用应当不少于整个业务经费的85%---90%，培训费用约占3%，宣传费用约占7%左右。二是人员及办公设施等方面：包括人员工资（含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房屋租金、办公设备、服务设施及其相关的维护费用等，这方面的经费数额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拨付。
明确了法律援助经费项目之后，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尤其是省一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作为地方法律援助条例的补充规定，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每年纳入预算。并将其列为各级政府的政治文明建设、民生工作、法治建设、平安创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考核项目，让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工作成为考核政府履行职责的硬指标，使其长效化、规范化。
四、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管理要受到社会监督
一直以来，受法律援助机构体制的影响，我市乃至全省的法律援助机构大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法律援助中心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其
财务主要是由司法行政代管。所以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难以符合规范化的要求，特别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存在着使用不到位、管理不透明、监督不严格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不到位。首先，表现为案件补贴标准偏低。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发达地区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的补贴还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我们的补贴标准普遍较低，有的甚至无偿的，与法律援助制度落实的比较好的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那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按照社会有偿服务的律师收费标准进行补贴的。所以，要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我们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水平，那我们的差距就不言而喻的了。但即便这样，我们的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对服务人员的案件补贴，与本地区低标准的规定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我省目前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还是执行的江苏省财政厅和司法厅与2004年制定的补贴标准，即：本市区、本县300—1200元，跨县（市）600—1500元，跨省辖市和跨省800—2000元。南京各区县中心和市中心，都是根据各自的经费保障情况在省里规定的幅度内确定补贴标准，从600到1200不等，大部分为600元左右处于标准的中低偏下水平。其次，很多项目经费使用不到位。由于现有的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以管理为主，人手少，专业性不强，办案接待以社会律师及法律服务人员为主，特别是律师主要担负起了日常的接待任务。但是，许多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对这一项的费用有着较为普遍的克扣现象。没有按照规定足额发放值班律师的接待补贴，也有许多中心根本就不发，而作为值班补贴费用是包含在法律援助经费项目里的。
二是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不透明。由于机构体制的原因，我省现有绝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财务都是由司法行政的会计兼管。而这些财务人员又与法律援助机构分属不同部门，业务上、管理上相互脱节。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究竟有哪些方面要用钱、用多少钱，财务部门负责人员不了解；另一方面，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怎么使用、使用了多少、经费开支有哪些规定、账户建立有哪些要求等等，这些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也不清楚，更不便过问。这就使得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与业务管理部门之间呈现一道无形的沟通屏障，其表现在批准使用手续繁琐、效率低，最直接的就会影响到对律师各项工作补贴的及时发放。正是由于使用的程序复杂，所以，大部分机构都把给律师的补贴放在年底发放，或半年发放一次。另外，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司法行政的一个部门，无权也不便对财务使用的情况过多的了解，更谈不上社会监督了，这必将影响了法律援助经费管理的透明度。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6
1、本制度所指的听庭监督是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到庭旁听，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从而对承办人的办案质量给予评价的一种监督行为。
二、听庭监督管理
2、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确定本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听庭监督工作组织实施。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对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组织进行听庭监督。
三、听庭监督主体
3、参与听庭监督人员为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及邀请的人员。包括：
（1）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2）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接到法律援助机构通知后，委派的协会人员；
（3）受法律援助机构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
（4）本制度要求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的执业律师、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四、听庭监督范围
4、法律援助机构所受理的所有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是较为重大疑难、群体性或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和各法律服务单位认为有必要听庭的案件。
五、听庭监督程序
5、法律援助机构在已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确定听庭案件，并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承办人员发出听庭监督通知书。
法律服务单位对本单位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认为有必要听庭的，应当书面提请本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听庭监督。
6、法律援助机构根据需要可以指派本机构工作人员、专职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通知同级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委派人员参加法律援助案件庭审旁听。
法律援助机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听庭监督的应送书面邀请函，并注明听庭监督的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
7、法律服务单位及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听庭监督通知后，应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三天，及时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报告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提供基本案情、书复印件、答辩状复印件等庭审相关材料。
8、听庭结束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组织参加听庭的人员对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
9、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听庭监督情况和对承办人的评定结论向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单位及其承办人及时进行反馈。
六、听庭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10、听庭监督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评判。基本内容是：
（1）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熟知程度如何；
（2）（辩护）准备是否充分，诉讼各环节是否按程序规则尽心履职；
（3）（辩护）词是否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否合理、准确，是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辩护；
（4）发言及回答问题是否能抓住争议焦点，简明扼要；举证是否有力，辩护分析是否合法、合情、合理；言行举止是否文明。
11、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做好与庭审法院的听庭协调工作。
12、听庭监督活动应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邀请二名以上人员参加。
13、听庭监督人员在旁听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干扰庭审活动。
14、听庭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熟知程度、举证情况、书面(辩护)词质量等形成听庭意见，填写《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送交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机构。
15、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征询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对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七、奖惩措施
16、全市法律援助案件的10%以上应当接受听庭监督；各法律服务单位自行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案件每年不少于各自承办数的五分之一，否则，不得参与年度法律援助项目评优和市级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不推荐参加省级以上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
17、听庭反馈的《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作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承办人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18、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认真负责、表现突出的承办人予以通报表扬；对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予以通报批评，对《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中被评定为差的，将取消或减少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补偿费用；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法定程序严肃追究其责任。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7
关键词新刑诉法刑事法律援助人权公职律师
作者简介：黄华，湖南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实施状况怎样对整个刑事法律援助构建与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以Z城为例，以该市四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为视角，系统分析基层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Z城市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运行状况
（一）刑事法律援助受案情况
图一：
（二）通知辩护案件与依申请案件情况
图二：
（三）诉讼各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
表一：
（四）受援群体情况
图三：
（五）社会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
图四：
二、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Z市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运行基本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也存在司法部门重视不够、社会认知度不深、公、检角色矛盾、质量不理想等问题：
（一）司法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
（三）公、检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角色负担矛盾
法律援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重要途径，而现代刑诉理论认为，控辩双方是平等对立的，公安机关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检察机关负责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显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则与公、检工作角色相矛盾。加之，立法上又缺乏程序性制裁机制和救济机制，如条款规定有通知的义务，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不严格遵守该条款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再如，在监督上，前一诉讼环节不履行该条款规定的强制义务时，后续诉讼阶段却没有监督和补救的法律依据，对案件的程序不发生任何影响，诉讼依然可以正常进行。这种角色矛盾必然导致有关司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缺乏主动性，置刑事法律援助条款形同虚设。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
案件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历史还很短，在法律援助发展前期，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办案数量宣扬法律援助，存在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时至今日，法律援助在我国正式发展已有二十年，社会对法律援助的知晓、认知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只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将会严重阻碍法律援助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而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可操作的刑事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保障标准体系，显然依靠律师的职业操守、热情与奉献，是很难保证案件质量的。加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低，且实践中不少人对刑事法律援助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是因指派而产生的，其应站在与公检法一致的立场上，导致有效辩护理念缺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对策与建议
为实现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目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增量保质是关键。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
思想的高度决定认识的高度。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它将指引刑事法律援助的构建与发展。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其一，保障人权。刑事法律援助是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其已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原则载入《世界人权公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维护基本人权和追求司法公正的国家责任。其二，维护社会和谐。通过律师的帮助，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与控方抗衡的能力，使其能积极参与诉讼，对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增进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和谐。其三，追寻正义。司法制度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正义是各国司法制度所追求的永恒主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接近正义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其四，平等价值。现代法治社会的精髓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公平地分配司法资源，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程序上的机会平等推导出实质的公平，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司法利益之所在。
（二）扩大宣传，加深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知度
认知是行动的根本。为更好地贯彻新刑诉法，充分发挥刑事法律援助价值，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扩大宣传深度是提高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认知度的关键。把宣传作为提高社会了解法律援助知识、扩大法援覆盖面，增加法援案源的一项经常性基础工作来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方法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一是利用媒体强化宣传，宣传报道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对刑事法律援助效果的报道，进一步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二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监狱、进看守所等宣传活动，让更多需求群体认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三是加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宣传，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与公检法的衔接机制。
（三）加强与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工作中及时、有效的衔接
新刑诉法对指定辩护的主体增加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但对于公、检、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避免各部门为自身利益相互推诿与扯皮，如何保障新的通知辩护制度顺畅运行，必须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建立公、检、法、司之间及时、有效的协调机制。如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单上增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内容。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往羁押场所内部派驻法律援助人员值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在羁押场所设置法律援助站。定期召开由法、检、公、司等部门法律援助工作负责人会议，通报法律援助工作进展情况，合力研究解决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培训，增强公、检、法相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以提高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四）借鉴国外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职业化的公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也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绝大多数为社会律师办理，社会律师成为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而国家只支付律师很少的补贴，从而产生了国家责任成律师义务之嫌，这与“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不实，同时也与律师的职业属性是相违背的。现实表明，仅靠社会律师自身素质、敬业与奉献来发展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落实尊重与保障人权是不现实的。要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真正实现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有必要借鉴国外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职业化的公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8
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难，尤其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如何得到切实保护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司法部、财政部对《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落实，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见和通知。为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解我区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深深感到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现有的援助力量与我区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间的比例，已经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
一、我区法律援助中心近年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
根据某某区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__年8月，现有专职工作人员3人（无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具体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劲峰、金钰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无法满足办案需求，应该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条。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诉讼费60余万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人次，解答法律咨询865人次，发放各种法律法规读本和宣传资料1万册，为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根据某某区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20__年以来，法院共受理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150件。法院除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发函给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辩护人以外，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这一块，当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状况，却成为一纸空白。而民事案件牵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贫弱的群体，包括妇女、老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等。法院虽然在受理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的入门过程当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给予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群体请不起律师，又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也无法代替当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证据。由于诉讼技巧的欠缺和举证不力，严重影响了弱势群体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法院对弱势群体在诉讼费问题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无法体现司法为民的精神实质。
我们到各律师事务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律师事务所在20__年——20__年期间，都已经脱钩改制走向市场，成为一个自打鼓、自划船的社会中介机构，原来的国资律师事务所都不复存在。根据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走向市场的律师只是作为法律援助队伍的一支协助力量，倡导的是一种行业奉献。但由于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没有配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区改制出来的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三家律师事务所现有的执业律师合计只有20来人，本身人力资源不足，又要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和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办理援助案件的过程当中，不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还要垫付大量的办案成本费用。因此，办案过程当中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开庭时应付了事，直接影响了援助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直接接触了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几个方面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和目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虽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这么个机构，但是因为门槛过高，手续繁琐，而且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不高，而丧失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这些弱势群体当中，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农民工为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这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不容分辩，农民工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弱势群体。我区现有人口为56.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17万人，占总人口的77.9。目前已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多达12万人，占我区农业总人口的27.16，这些农民工，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面临着工资低、生活困苦的种种困境。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全国72.5的农民工工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左右，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左右，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维权将极为困难。
二、影响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开展的原因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因素很多，如政府的支持力度、社会各界的关心程度、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特殊群体的知晓率、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经费保障等等。经综合分析，我们认为
主要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1、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短缺，应援尽援难。
既然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将法律援助明确为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本意，也就是在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直接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政府救助机构。因此政府有义务组织、配备高素质的法律队伍来为受援当事人提供最优的服务，以达到其所能达到的最佳援助效果。但是，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的人力资源现状来看，由于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配备不足，基层法律工作者能力又较弱，从而使作为协助力量的社会律师充当了法律援助服务者主力军的角色，法律援助中心事实上成为一个中转站的性质，这与政府设立该机构的本意相违背。
2、部门配合机制不健全，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当前在法律援助方面的政策、机制还不是很健全，相关部门不把法律援助案件当一回事。比如，工商、房产、国土、档案等部门对援助人员的调查、查询、复印资料等仍然坚持要收费，不收费就采取推诿、拖延等。这些情况明显违背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法律援助经费雪上加霜。再比如，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要以劳动争议仲裁为前置条件，即一定要先仲裁才能诉讼，仲裁费、鉴定费等又无疑给弱势群体的维权设置了一道门槛。而且如此一来，光走程序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大大增加。加上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不知道怎样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因举证不力而承担败诉后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难度。
3、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不能够满足需求。
资金是援助事业发展的保障。因此，资金不足是影响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关键因素。有了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有了广泛的法律援助对象，但缺少资金这一纽带，法律援助工作还是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我区财政虽然已经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到预算当中去，但预算额明显偏低，与法律援助的需求相差甚远。今年区财政拨付的援助经费，和普法、安置帮教、清明纠纷调处等费用一起打捆，总共才拨了5万元。省财政拨付的援助费用唯独零、冷两区的没有到位。因此，仅凭借现有的财政拨付经费，我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的确是举步维艰。
三、对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开展的几点建议
1、加强援助中心人力资源建设，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
为援助中心配备必需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单纯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承办援助案件，既不利于律师事务所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不符合政府设立法律救助机制的基本精神，不能够确保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落实到位。
基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予缓解：第一、向社会公开招聘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愿意从事援助事业的有志人士来充实援助队伍；第二、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鼓励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为本社团范围内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第三、由政府牵头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动员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人士自愿参与，为弱势群体提供与其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2、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确保援助途径的畅通。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现阶段援助经费本身紧张的情况下，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将有利于大大降低援助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第一，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仅要让弱势群体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还要让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援助工作深远的社会意义；第二、由政府出面，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协调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关系，调集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到援助工作中来，共同开通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
3、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9
一、强化工作措施，确保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工作顺利开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成立“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余东平任组长，各乡（镇）司法助理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法律援助中心，由何东负责日常工作。为完成工作任务，确保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落到实处，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律师个人身上。各乡（镇）司法所也要完成具体工作目标。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人人有责任的工作机制。
（二）加强工作协调
各级司法所要抓住州局以及县委县府落实“一五年民生工程”项目实施的有利时机，及时主动向当地乡（镇）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政领导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将实施法律援助列入当地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确保“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项目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监督检查，狠抓工作落实
根据工作进程，“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检查组对援助中心和各工作站的工作情况进行年终目标考核。对年终不能完成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本年度评选优秀的资格，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申请局里予以物资表彰奖励。
（四）加强典型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长效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向公众宣传、向社会各界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并以此为契机，使困难群众明显地感到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作风的转变。通过组织开展一些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活动，增加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加深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识，增加支持配合的积极性，形成党政领导关心支持、政府部门理解支持、社会各界配合支持的良好局面
二、项目完成情况
全县法律援助中心1-4月份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94人次（包括诉讼、仲裁）其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件，办理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包括法律咨询、代书各类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调查取证等）105人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32%。新建1个规范化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均已进入装修阶段；力争10月底全面完成。
全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全年已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三、存在的问题
回顾1-4月份的工作，与省、州对法律援助工作要求相差太远。存在如下问题，需待改进：
一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还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力度，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三是需与公、检、法联系，标准化规范建设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各类法律援助事项；
四是加强社会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
五是改善中心办公条件。
六是加强指导和规范工作站的业务工作力度。
法律援助的情况篇10
为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区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做好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近期我们对我区近三年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一）我区农业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数据
据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数据统计,截止20__年底我区户籍总人口50096人，其中农业人口217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3.5%。其中，农村低保人口为705人，五保人口为75人。
（二）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我区设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一个，即法律援助中心，直属区司法局管理。主要负责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分案及部分案件承办。下辖3个镇（街）也依托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无专门编制和人员，日常工作由司法所人员具体负责。
（三）近三年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为把法律援助民心工程落到实处，从20__年开始，我区就向全区城市、农村低保人群发放了《法律援助服务卡》,累计已放发了《法律援助服务卡》16960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不但宣传了法律援助，也将“可能请求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置于法律援助保护网内。同时，将全区2镇1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全部行政村都指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20__年8月，又在区门户网开设了“法律援助在线”网络平台，义务对法律援助咨询进行解答。形式的多样化，使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20__年至20__年，我区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数174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共有40件，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23%。其中：
20__年，我区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96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3件,工伤待遇争议8件,追索劳动报酬1件,离婚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73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70万元。
20__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30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3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件,追索赡养费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6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1万元。
20__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48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1件,工伤待遇争议10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件,离婚2件,追索抚养费2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有1起。受援人数中农民工15人次,其中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22万元。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趋势
从我区近三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来看，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呈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需求呈不断快速上升趋势
从绝对数量来看，除20__年数量相对较小外，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案件比例来看，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则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20__年涉农案件占办案总数的14.6%，20__年就占到了23.3%，20__年则上升到了39.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2.5%。从咨询方式来看，148电话咨询减少，来访者居多。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需求相对集中
从近三年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数据来看，我区农村农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集中体现在工伤待遇争议、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其中，工伤待遇争议18件，占受援总数的37.5%；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或人身损害赔偿7件，占受援总数的14.6%；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和离婚等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同时，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也开始凸显。
（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增多，且多为群体性案件
近三年来我区因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逐年增加，并多以群众体案件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案件。仅今年1-4月，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就受理了两件此类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67人。即周安礼等51名农民工诉__茂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张昌文等16名农民工诉__宏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三、当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不够，农民群众知晓率不高
从数量上来看，我区涉农的法律援助案件绝对数量很小，在整个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也不高，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还存在很大潜力有待挖掘。当然，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总量少，一方面与我区区小、人少，农业人口数据小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宣传的力度不够。因为宣传少，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工作了解得不多，导致部分农民在需要法律援助时不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一是深度不够，尽管每年都在开展宣传，但是没有深入到基层镇、村、社，很少有与农民
面对面的宣传活动。二是镇街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各镇街开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极少。三是宣传的形式单一，一般都是悬挂标语、散发传单、坐台咨询等，导致农民群众了解较少，不知道可以借助法律援助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外出务工农民的不断增多，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等纠纷将呈不断攀升趋势；同时，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我区法律援助力量非常薄弱，目前，仅有编制1人，在编工作人员1名，光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及日常的法律咨询、接待和各类调研、报表报送已不堪重负，更不要说办理具体的援助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了。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日益增长，这种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三）涉农法律援助范围过窄，经济审查要求过严
目前我区正处于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时期，农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农村中各种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大的调整变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但根据《__市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的相关规定来看，农民可以享受的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主要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几类，范围比较窄。而且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受援对象还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无形中又设置了一道门槛，将一些确实需要援助的农民拒之门外。此外，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居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标准执行，但我区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经济困难的证明”在实际操作中难于统一，有很大的随意性。
四、加强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为确保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区新形势下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手段，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广度。要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并在主要街道、社区悬挂过街横幅、标语及制作法律援助宣传栏，让全社会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形成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创新宣传手段，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深度。要采取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送法下乡、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宣传载体，通过举办法制电视栏目、提供在线法律咨询以及现场解答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把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到基层农民群众心中，同时还要继续开展《法律服务援助卡》发放活动，以最直观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法律援助，知道在何种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让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二）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
重点是增加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编制名额，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建议编制部门改变过去根据本地人口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的做法，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量来确定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保证老百姓的维权资源、格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还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此外，还要适当增加投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建设，扩大法律援助办公室面积，设立专门的接待室，改善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设备及其他办公设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作用。
（三）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覆盖率
要在镇（街）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的网络建设是，将法律援助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村、居委会和村、居民小组。一方面，实行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在各行政村甚至村民小组配备法律援助联络员，村民如有法律援助需求，可以向联络员进行咨询，在联络员的指导下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材料进行审批。另一方面，还可以依托工会、团委、妇联、民政、劳动等部门设立特殊群体维权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工作覆盖到社会各个群体。
（四）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涉农援助案件办理力度
针对农村法律需求不断扩大的现实，把与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畴，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重点是严格按照《中共__市委办公厅__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积极开展试点，将困难农民土地、林地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中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困难群众因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农民因假冒伪劣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