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1
谭雪球
《学哲学用哲学》是一部真实记录、全面展现李瑞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心得成就的论著。书中运用了茶壶的故事、野猪的故事、夏天有蚊子但长庄稼的事例使哲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地解放了哲学。我读了这本书，有以下体会：
第一、哲学的巨大作用。李瑞环对哲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哲学不管在什么领域，对什么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一位普通农民、工人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十年来做过许多内容和性质不同的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很快熟悉，并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归结于他一直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他当过15年的工人，搞了很多技术革新，几乎是干什么就革新什么。当了干部、当了领导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以及党政领导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统战政协工作、民族宗教工作等诸多领域，留下了许许多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和观点，这与他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的。他在书中总结道：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讲过：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第二、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这是李瑞环的一条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他说：“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选择”。信仰不是迷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不要迷信，但却可以信可以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信了才能迷，只有迷了才能钻，只有钻了才能懂，只有懂了才能用，只有用了，在用中尝到了甜头，才会更加信、更加迷、更加钻，这里关键是个“信”字。李瑞环把学、懂、用、信的顺序做了调整，把“信”放在了首位。在他的《学哲学用哲学》书中的序言也提到了这一点，“不信哲学则不能学好哲学，不能用好哲学”。所以，信哲学是学好用好哲学的基础。李瑞环认为就大多数人讲，学哲学主要是学好基本观点，如唯物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生产力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花力气把基本观点真正弄懂，并且能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2
[论文关键词]技术哲学素养大学生理论思维创新精神
一、技术哲学素养的概念及其内涵
技术哲学是一门关于技术过程的根本观点和普遍规律的学问，侧重于对人类改造自然过程的总体性思考。作为独立学科分支的技术哲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尽管相对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而言它成型很迟，但随着技术要素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技术哲学已经成为当今科技哲学研究范畴内发展迅速、较为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技术哲学素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目前还没有十分准确的、被学术界公认的定义。造成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哲学自身正处速发展之中，其研究内容正在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正在不断完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技术哲学素养的探究，以发展的、批判的眼光审视技术哲学素养的形成、发展及功能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哲学素养的体现。参照哲学素养的一般逻辑概念，技术哲学素养应理解为一定的技术哲学知识、技术哲学思维能力与技术哲学品格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体。而所谓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指的是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质和修养，即运用技术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去把握技术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从而能够在一定高度上观察技术现象，考虑技术问题，开展相关技术课题的研究与应用推广工作。它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通过对基本的技术哲学知识的学习，形成正确的物质观、技术观，这是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核心问题。二是高层次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水平，主要表现为工程类大学生对技术发展过程应具有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和客观辩证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三是良好的技术道德操守，主要表现为工程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创优精神的培养，以及面对现代科技提出的伦理问题。
二、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现实意义
1.高等学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高等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紧扣时代主题，按照现阶段国家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从中外哲学家们对“哲学”一词的本意解释看，哲学是智慧之学，是“现世的智慧”。毫无疑问，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从产生伊始就是要给人们以智慧，帮助人们获得知识，从总体上教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一切。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对社会文明的进步起着不可小觑的巨大作用。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引导广大工程类大学生以技术哲学的观点考察技术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审视技术的社会价值与负面影响，以便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创造活动，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
2.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无论在体制和规模上，还是在质量和效益上，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在培养造就拔尖人才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而造成这种窘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教育，还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哲学教育、艺术教育等非专业知识教育。因此，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界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重要尝试，对于提高我国工程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增强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认可度，建设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工程类大学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现实需求。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使用强大动力机的近代体系迅速建立起来，技术进步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工业社会的极度扩展以及向信息社会的快速过渡，对社会成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数大学生已经意识到，只有具备了优秀的道德品质、过硬的专业技能、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作为自身成长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类大学生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自身人文素养的培育，包括哲学素养。而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在致力于自身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有关专业学习、择业就业等方面的困惑。一是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在进行自身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面对前人积累下来的浩瀚科技知识，如何根据自身实际状况有取舍地加以消化吸收？二是在各门学科日益融合、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如何立足自身专业的学习，寻找切入点，尝试学术创新？三是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如何正确地选择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真正使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学以致用”？上述这些问题，恰恰是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培育过程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正是工程类大学生自身竞争力提高的过程。
三、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路径选择
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必须结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教育受众的实际状况进行。在新形势下，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培育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开展基本的技术发展史教育，引导工程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史观。技术史、技术的历史学研究是构成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知识领域，是技术哲学的基础，技术哲学应当是技术史研究的总结和概括。人类的技术发展史浩淼博大，记载着涉及人类生存的材料、能源、信息三大物质基础领域的重大技术事件及其相互联系，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技术发生、技术发明、技术管理等的历史经验，当然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与苦痛，以及理性的狂欢。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技术发展史上的许多技术发明家之所以能颇有建树，多有发明创造，这与他们深谙技术发展史、能够触类旁通有很大关系。因此，引导工程类大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顾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对于扩大工程类大学生的知识面，提升他们的技术哲学素养很有帮助。一方面，开展客观的技术本身的演化史教育，帮助广大工程类大学生系统地了解技术本身的演化兴替过程，特别是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三次技术革命中主导技术以及以主导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群的更迭过程；另一方面，开展主体的技术概念的演化史、技术的认识史教育，帮助广大工程类大学生了解技术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了解相关的技术概念的生成、发展、演化与嬗变。
2.普及必要的技术哲学知识，培养工程类大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工程类大学生必备的技术哲学素养，是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创造性地开展专业学习和技术研发工作的重要前提。掌握系统化、理论化的技术哲学基本观点、概念和原理，是培养工程类大学生良好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后用科学的、正确的、优化的技术思维、技术方法、技术手段开展技术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服务社会文明进步，从而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哲学知识的掌握，不是对技术哲学概念、原理等死记硬背，不能把学习技术哲学变成死记一些脱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脱离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的哲学教条，而是通过对技术哲学概念、原理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后进行独立思考，深入地理解和领悟其中的内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内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来学习技术哲学。因此，应引导广大工程类大学生通过对技术哲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性思维能力，即通过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技术哲学普及教育，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可以使自己有一个善于获取技术知识、运用技术知识、更新技术知识的头脑，树立起立足实情、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思维方法，以及既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又能摆脱陈旧观念和僵化思想束缚的创新意识。
3.弘扬良好的技术哲学品格，塑造工程类大学生高尚的技术道德观念。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在享受技术文明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却发现其自身也陷入自己挖掘的技术陷阱中。绝大多数工程类大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技术开发、技术管理、技术咨询与决策等相关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将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培育纳入高校德育工作的范畴。除了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以外，还应充分考虑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帮助他们把握技术发展的规律，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和良好的技术道德观念。具体而言，高校应积极引导工程类大学生学会用技术哲学的观点审视技术，将社会价值分析理论、社会公正理论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精神与一切技术活动、技术行为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正确把握技术活动的航向，努力使技术真正成为人类的福音，而不是灾难。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可以通过科技活动、科技讲座、社会实践等方式，引发工程类大学生对所处技术社会进行哲学反思，对技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积极的思考，帮助他们树立生存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抛弃技术至上主义、技术决定论等片面观点，用全面、辩证、系统的观点审视技术变革，以及技术变革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4.组织广泛的技术实践活动，提升工程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创优意识。技术过程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此同时，科学理论需要技术实践的验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创新创业创优人才。“创新人才就是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袁隆平、吴文俊、王选等那样，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攻坚克难，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掌握核心技术，勇攀科技高峰。创业人才，就是像创办高科技快速成长型企业的施正荣、邓中翰等那样，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创优人才，就是像高技能人才的杰出代表许振超、李斌、窦铁成等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一流的成绩。”创新、创业、创优“三创”人才的共同之处，除了在于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都具有刻苦钻研与开拓创新精神外，还在于他们能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在技术实践中开展学术研究与发明创造活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技术实践活动，在形式多样的技术活动中增知识、长才干。具体而言，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工程类大学生教学计划内的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工作，同时通过组织工程类大学生进行企业岗位见习、参与科研训练与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开展社会实践等形式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使他们在广泛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增强创新创业创优意识，为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局面贡献聪明才智。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3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着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4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广大朋友们，关于“浅谈进化论思想在推动国人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由查字典论文频道小编特别编辑整理的，相信对需要各式各样的论文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5
马克主义基本原理高校教师教学效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主干公共课之一，其主要哲学理论以及方法论对学生影响非常大。但实际情况是，理工科院校的“原理”课教学却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基本上是处于教学模式呆板化，师生互动环节差，导致老师教的内容，学生不予关注的现象，教学效果考核以卷面成绩为主，只要是卷面成绩及格，就算是合格的教学。这种现象导致学生平时不听课，最后考试背背相关考试内容就好，至于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老师不关注，学生也同样不关注。
高校是大学生人生观和知识系统形成的关键阶段，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成熟，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原理”课是一门思想理论课，又是政治课。可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形形的社会意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凸现，社会道德标准不一等。如此众多的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充斥着高校学子的人生观，时刻模糊着学生的是非观，进而冲击着高校哲学课的教学。部分高校学子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空洞乏味的理论，因其并没有解决诸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社会负面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巨大阻力，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使高校学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实意义时刻产生着疑惑。
如何更好地让学生配合课程教学，让学生主动去学，学到更多的哲学知识，是每一个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老师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每一门自然或社会人文学科都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总结着人类生活，同时与其他学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哲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现实情况是，“原理”课从教材到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监督和评估的改革和研究出现了滞后现象，表现在高校教育相比较小学和中学教育改革都出现了滞后的现象。理工科院校对哲学思想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投入不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也不是很重视，未能与时俱进，对学生这个教学对象的思想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未能做出及时的反应。时代的发展必然提出新的教学课题研究要求，及时地对此做出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回答以及总结非常有必要。
“原理”课教学课题涵盖了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是多学科的综合课题。这要求哲学教师需要对至少以上三个学科领域都有所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努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经验的同时，教学监督机制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教学监督机制往往可起到约束和督促的作用，从而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稳定发挥，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不少哲学老师的教学、研究工作不符合实际情况，照本宣科，脱离时展提出的新要求。哲学教学中有一种倾向，把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或者几乎忽略，简单地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宣读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全部，把对其理论观点的简单介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对比当作教学的全部。与此同时，学生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加强对其引导，不断地改善学生被动学生的现象，打破专业课是学习的重点，不重视公共课的局面。只有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结合，“原理”课教学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期批判吸收费希特、谢林、康德、黑格尔等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是在同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中完成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列宁、以及邓小平等思想大家们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借鉴吸收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文化现象几乎都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禁绝着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和思想的进入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这种现象直接地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没有发展，进而倒退的局面。
“原理”课是我国高校公共必修课之一，可在某些情况下却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教师教学掌握的灵活度非常有限，且出现教学课时严重不足的现象。理工科院校非哲学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时安排一般计划课时为36～54课时，高校教师很难做到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时的限制造成高校学子在不了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学习，很难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其他理论进行比照的能力，进而客观地限制了他们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由简单了解升华为理论分析的能力。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博大精深的，这就是一个大的矛盾，造成学生对其只能做到浅显的了解而已，很难做到教学师生就某个哲学观点结合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考试是比较好的学习引导方式，对学生如何学习，学习什么会产生积极影响。为了进一步培养和调动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尝试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为合理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效，在考试方式上，我们采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论文评定和命题试卷相结合的方式，分数各占一半。论文题目由教师给出几个主题，学生自行选择，前提条件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发现、分析并试着解决所学专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种形式不但反映学生理解原理的程度，而且能区分每个学生运用该原理的能力，可此种形式还是不能全面地反应学生的学习过程。因而，命题试卷就是必要的补充形式。试卷中的题型应多样化，主观题与客观题的分配比例应适当。第二种是开卷和闭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卷考试时出客观题和主观题，偏重主观题的分量。闭卷考试的形式可偏重客观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在停留于考试时才去书上划重点。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探讨，从时代背景出发，引发对教学该如何与时俱进的思考；从教与学的环节出发，对教师队伍专业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学生的引导也需不断深入；从该课程的教学时安排来看，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使得教学内容只能停留在简单的识记状态，难以达到理论升华的高度。考试形式的多样化或许也是权宜之计，教学若想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善，更应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合力。
参考文献：
[1]卢萍.开放式教学：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应然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163-166.
[2]李润杰等.哲学教育贫困化的表征、原因和出路[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1）：18-25.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6
关键词：工程哲学；社会管理；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40-02
一、什么是工程哲学
1.工程哲学的发展历程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哲学情感。哲学也满足着这个时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诉求。任何一个哲学门类都把实践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基本构思。新哲学的出场与发展，都必然要与所处的时代环境紧密相连，这样才有时代感和效率感。
工程哲学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叶，主要是对工程本质的争论。1818年的标志是工匠与工程师在职业划分的明确分离和现代意义工程师的出现、英国民用工程师学会的成立，开始于对工程本质的争论，并在起始阶段把其定义为“驾驭自然界的力量之源，以供给人类使用与便利之术”。社会工程哲学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很好发展前景的新哲学。社会工程哲学汲取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的精华，标志着现代哲学从社会批判向社会建构的时代转向。人类当下正处在社会发展迅速时期。思想变革的大年代、新思想层出不穷。19世纪中叶以后，工程哲学思想初见端倪。20年代中期，西方工程哲学思想与西方技术大发展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此后，技术哲学的发展逐渐趋于建制化，并最终走向成熟。国外工程哲学研究的论域较广，包括了工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伦理学以及基于StS的工程教育等内容。由于对工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伦理学的发展已在前期的研究中作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对基于StS的工程教育作一个补充。在《通过技术的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中，米切姆提出了超越工程职业技术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假使要工程领域的技术者接受哲学思想，那就要他们从意识上就接受工程哲学与工程之间有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充分综合的有选择余地的生产实践方式，并以此包容和限定现代技术。真正的技术教育是将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能用技术解决，并且提出更好地发展方向。在技术教育中更重要的目标是把一种有益于提高社会生活效率的思想转化为有用的思想理论，他主张工程哲学教育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应该有所突破：在内容上要突破单一的技术层面的应用，进行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合作，以产生精神上的反思；内容上，应以宽泛的社会实践为背景，从而为批判、反思工程和技术提供更宽广的视阈和跨学科的生长。
2.工程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
如今，我们所谓的社会工程哲学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思想烙印，把工程哲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将工程哲学与社会管理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拼接。哲学与工程是构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或缺的两个基本要件。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社会的“软件”），那么工程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社会的“硬件”）。
然而世界各国在全球化链条中所处的地位和发展的程度是不同的。到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与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利弊相伴，给人类的发展处于一个危机大于发展的时代，人类已经陷入这个怪圈不能控制，本质上是文明危机，人性危机。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处理和摆脱这些危机，不仅是哲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工程哲学可以多用途运用的地方。
3.工程哲学的重要学术价值体现
社会工程是人们改变物质世界，进行实践的基本方式，也即实践结果的总称，是社会实践过程在现代社会的典型体现。社会工程哲学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与“实践范畴”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是人类把现代社会的基本方式的显而易见，加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而成的。
当代社会实践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身都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关联性。每一个问题的形成、发展或解决都与其他问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包含着大量的复杂的、不可控制的因素，难以把握社会实践的现代本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实际上，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利用程度和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有冲突的，而且表现是越来越明显，不和谐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已经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接受的范围和幅度，因此当代人身上发生了扭曲的人性问题。人、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陷入了现代性焦虑之中，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实践形态也与工程的一般特点“计划性”、“设计性”、“规范性”、“新奇性”和“未来性”等有着无尽的联系。李伯聪先生认为：工程“生产”、“劳动”、“实践”、“社会管理”这几个术语是近义词，可以放在一起，并且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互相替换。这些词的用法既有相同的，又有某些不同之处。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将工程哲学运用于社会管理中，则是有益无害的。
我国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种类不同、规模不同的“工程项目”的建设及其生产运行。将社会管理看做一项复杂、巨大而且涉及面广的工程一点都不为过。
二、什么是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在政府的领导下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只有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完善管理体制，强化和明确责任。
三、如何进行社会管理
1.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管理的新机制
政府应通过行政管理改革，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实现协调发展政府应通过转变自身职能，促进市场发育，为实现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协调经济区域发展。同时要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社会发展的氛围，工程哲学就是其进行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因此，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职能、社会公众协同、全员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维护社会大环境的稳定，还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推进社区建设。工程哲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要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关系，规范其职能权限，不能越级进行管理、不作为管理和出现问题互相推诿扯皮。建立健全各管理部门互相支持、共同促进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综合执法新体制。
2.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监督，以监督促效能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建立长效机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关不作为、效率低下等“顽疾”非一朝一夕就能根治。每年抓住一个新主题，自身建设需要一以贯之地引向深入，应创建一个以群众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绩效评估办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在社会中大力宣传，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舆论氛围，政府主要领导走进电视、广播和多种多样形式的媒体中间，与老百姓深入交谈，现场解决问题，并且成立跟踪调查小组，对事情的后续解决进行回访和记录。这样可以总结经验，让人民对我们的政府充满信任。
3.加强公共政策的规范性
加强公共政策的规范性是完成社会管理由个人信任向制度、政策信任的转型的有效措施。公共政策的制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工程哲学的基本要求。政策的规范性，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管理实践。这样可以少花学费，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工程哲学”的提出和深入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客观需求的呼唤。把社会管理看做是一项工程，既要有工程中所特有的包含因素，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但都要真正做到、敢于做到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其是哲学，也要讲哲学的最终目标归于实践并且指导实践，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构注重和谐的哲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工程观。这种工程观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理念等树立新的工程理念，促进工程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成素梅.工程哲学的兴起及当前进展――李伯聪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2011,(4).
[2]李伯聪,等.工程社会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李伯聪.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7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1]。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e累了丰富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始于建党初期。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学习唯物史观开始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内不乏救国救民的主张和举措，但都失败了。这种情况下，少数先进的有识之士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历史场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李大钊初步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主张用这些观点研究、解决当时中国突出的问题。这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是早期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1921年筹备建党时，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p15）毛泽东总结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之作，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瞿秋白、李达等也相继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详细的阐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风格，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3]。
2.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高潮
1937年，为批评当时党内盛行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讲座。这两次哲学讲座为我们党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奠定了基础，达到了思想建党的新高度。通过这两次哲学讲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得到遏制，实践的认识论、矛盾的分析法在党内逐步确立起来。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4]（p533），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针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p801）这一论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释了实事求是，并将其逐步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活动，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国内情况复杂，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种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6]（p200-201）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善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善于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看问题，善于在多种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善于在矛盾的双方中抓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主要问题。1958年“大跃进”后，毛泽东为反思“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上议事日程，推动学哲学、用哲学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活动。毛泽东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7]（p323）
全国性的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8]（p181），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业余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制，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实用的层次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感性体验而取得感性的认同”[9]（p12）。“文革”开始后，受“左”倾思想的引导，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常常被纳入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以及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弊端。虽然上述情况表明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存在不足和偏差，但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文革”的背景，因而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也不能否定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78年至今）
中??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三阶段始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10]（p1029）。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江泽民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11]胡锦涛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显示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便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经验
（一）学哲学、用哲学是共产党人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如何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决定了这个政党如何认识和处理问题，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防止错误的思想路线，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与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确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学哲学、用哲学的成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为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做了哲学高度上的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被抛弃，这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做斗争，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后，我们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建设实践学哲学、用哲学。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将这些经验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二）学哲学、用哲学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探索、奋勇开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困难与挫折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克服消极心理和畏难情绪？主要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规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因此，只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真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面临着理想信念的考验，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传播与普及，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在关键时刻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学哲学、用哲学是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有效方法
中国革命和建设只靠精神、理想信念是不够的，其中每个重大胜利都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以便能够分辨哪种道路、主张符合历史趋势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哪种背离历史趋势、不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道路、主张相互斗争，只有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拥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才能洞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才能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划清界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中敏锐地发觉各种理论和观点的本质，也就很难保证始终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曾面临无数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每次都是依靠清醒的政治?^脑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才得以做出正确抉择，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战胜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运用。
（四）学哲学、用哲学是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必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保证。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清楚分析问题、正确做出选择，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分清轻重缓急、明辨是非。领导干部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维方法和判断能力，就没有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理问题，就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失误。指出，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一些党员或领导干部不缺专业知识，工作上也是积极肯干的，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在工作的对象、范围、条件起了变化时，不能将原有的专业知识进行哲学概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能多维度、辩证地处理好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关系，因而不能取得好的工作业绩。
在理论素养的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更具有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视野是否开阔、眼光是否长远、胸怀是否宽广，决定是否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才能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能力捕捉现象背后的规律，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启示
（一）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坚持与发展相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要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就必须遵循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只懂坚持而不懂发展，无法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止步不前。
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毛泽东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会偏离航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止步不前。
（二）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坚持与发展、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学以致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既要结合国际形势，也要结合国内现实问题，还要结合个人的具体工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同一定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表现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哲学远离时代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问题异常复杂，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给人类提出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深度融合，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就必须关注这些时代问题。
要自觉把学哲学、用哲学与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学哲学、用哲学才能在实践中落到实处、达到目的，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各种错误主张和思想的强大武器。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学哲学、用哲学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没有问题指向的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更谈不上对哲学的运用。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新哲学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具体的工作实际，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应有之义。要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决策和解决上，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避免工作失误。
（三）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
要坚持真理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其言论和行动要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不遵循客观规律，人们选择的活动就无法实现价值追求；不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人的选择就是无意义的。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价值需求，突出学习和运用那些与我国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但不同时期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因而又要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尤其在领导干部中学习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学习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增强对全面深入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解和自觉性。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找好自我定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四）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弘扬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8
一、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指出：“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指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说。
学习哲学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④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与发展，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形资产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内容。
人们对无形资产并不陌生，但对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有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有人会想：“我没有学哲学也照常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如申请企业专利、注册企业商标”，“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实务。”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跟进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无形资产的各种法规和企业制度的规定，处理日常无形资产业务与会计事务，按部就班地工作；一种是前进式的工作方式，在跟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人们又会发问：“我不论是哪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以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业务活动和处理无形资产会计事务。”实际上，人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学习哲学并将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地与其他理论相融合，用于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以便提高无形资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学习哲学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无形资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成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存在的形式很复杂，有显现的和隐密的无形资产，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和没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有不同时限规定的无形资产；生成过程很复杂，有自制的、购入的、投资的等多种路径生成的无形资产；归属（所有）很复杂，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或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营运很复杂，无形资产的营运有转化、贸易和投资等多种形式。
由于无形资产的复杂性，为了正确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需要学习哲学。这是因为：
（1）哲学是放大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全。应用哲学原理，从不同方面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整体，宏观上国家无形资产，中观上国民经济的部门、地区无形资产，微观上企业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全面观察无形资产可以避免片面观察无形资产。例如：有人以为无形资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⑤所规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上述对无形资产种类的规定，只是法定纳入会计核算的几种无形资产，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的多种无形资产。
（2）哲学是望远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远。应用哲学理论，回顾以往剖析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审视现在研究无形资产的发展，展望未来预测无形资产发展的趋势。历史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静止地研究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现在的企业，有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价值还不足1%，有的还没有无形资产。这种禁止、近视地只看到企业眼前很少或没有无形资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观察，随着企业立足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其作用也会日渐显现。
（3）哲学是潜望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深。应用哲学理论，从实际出发，透过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无形资产的性质、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发展规律。深入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表面、形式地认识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企业的发展一看技术二看管理，与无形资产没有多大关系。对企业和管理需要从无形资产的视角，深入地分析技术形成专利权和管理形成经营秘密的水平，才能表明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对提高效益的作用，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的能力。
（4）哲学是显微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细。应用哲学理论，分析无形资产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核算、营运、管理和规范等。对无形资产的精细分析可以避免无形资产构成不清、项目不明、界线模糊。例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形资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创作活动是无形资产等。实际上，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是生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不是无形资产，要划清形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界线，只有当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的成果符合无形资产的性质（定义）时才是无形资产。
二、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
学用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其任务在于认识无形资产与发展无形资产。
（一）学用哲学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认识无形资产领域。无形资产领域是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范围，这个领域有多大，与无形资产的开拓创新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相关联。学用哲学以便全面、深入地认识无形资产领域。认识无形资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无形与资产的结合形成无形资产。各种组织拥有无形资产，各种人群也拥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界定，无形资产与无形财产、无形资本、无形财富等相关概念的比较，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特征，都说明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的存在。无形资产对象的统一性，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反映。
（2）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客观上无形资产是由小逐渐扩大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系统。无形资产既是静态系统又是动态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对无形资产要素的确认要建立鉴定机制。为正确认识无形资产要素，按照无形资产要素的不同标志分为各种类别，如无形资产按是否法定会计核算，分为法定会计核算类和不进行会计核算类。
（3）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形资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是一个过程，其基本要素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等特点。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有直接的自觉认识和间接的理性认识。
（4）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无形资产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从无形资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形成无形资产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的概念、特点与功能。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理论体系。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由各种理论要素构成。要重视无形资产基础理论。无形资产理论新增长点是交叉学科研究。适应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哲学》等。
（5）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无形资产理论具有指导功能，是行动的向导，依据无形资产正确的理论，提出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结合无形资产相关的具体规定，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无形资产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经过检验：运用会计理论判断、法规检验会计理论；根据无形资产实践检验无形资产理论。
（6）无形资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扩大影响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扩张资本（通过无形资产兼并或联合，以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经营，开发无形资产）；推进现代化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论，发展无形资产事业。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无形资产通过全部发展路径的轨迹可以看出，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过程表明无形资产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无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无形资产与外部各方面之间是普遍联系；无形资产是永恒发展。
（2）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是：原因和结果，如知识产权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如科学技术与专利权；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专有技术；内容和形式，如著作权；现象和本质，如商标权；共性和个性，如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3）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规律主要是：对立统一规律，如生产发展需要新技术的专利权；质量互变化规律，如知识积累的著作权；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企业发展需要拥有不断完美的商标权。
（4）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无形资产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无形资产所处的环境，在一定客观环境下才产生无形资产。全球化推动无形资产发展，中国加入wto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如我国无形资产60年的演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无形资产发展的历史。
（5）无形资产发展的动因。推动无形资产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应推动无形资产的发展；文化培育，企业文化是培养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使其生成的源泉；历史传承，传授和继承前人的无形资产；开拓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思维和方法，开拓创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培养综合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才。
（6）形资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无形资产系统各要素全面发展，无形资产系统发展与无形资产环境协调发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学科交叉为模式、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发展，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上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三、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形成
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无形资产理论，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人员的一种无形资产世界观，是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无形资产人员需要有无形资产哲学视野，用无形资产哲学去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无形资产学用哲学，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用于无形资产事业实践的过程。这对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员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理论），并将其有意识、自觉地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二是在学校和实际工作中，不是系统而是部分地从其他专业教材和文献资料中学习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哲学思想，并将其无意识地随工作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
在无形资产事业中学用哲学是广泛的、普遍的，如在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无形资产审计、无形资产统计、无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融资、无形资产法制建设、无形资产教育、无形资产学科建设、无形资产研究和无形资产管理中，都有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无形资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无形资产实践是行为主体依据无形资产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一定理论的判断，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多样性的综合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其分析，可以说是依法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依据无形资产理论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或依据哲学基本原理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等。为了正确地学用哲学基本原理，需要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无形资产实践，在对其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概论》等，表明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阶段是在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这个阶段现在只是提出探讨，还需要大力推进，将无形资产理论与哲学原理相融合，然后将其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功能
《无形资产哲学》是一门介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学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结合。无形资产哲学是“哲学”与“无形资产学”的中介，对于哲学是应用关系，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形资产原理和无形资产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形资产学的应用是全面的，既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又指导无形资产方法的研究。无形资产哲学对于无形资产学是指导关系，应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在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后，既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依据无形资产哲学去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实践。可见，无形资产哲学是属于哲学在无形资产领域应用的一门应用科学。
《无形资产哲学》处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实践）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如同哲学功能的中介功能，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如图1。
由于《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以下功能：（1）认识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认识客观无形资产事物。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其认识功能表现在：解释无形资产理论上的各种争论，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解释、评价、判断各种无形资产理论问题的争论，分析其在认识上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以寻求正确的认识；揭示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各种关系，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揭示某些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关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一定的无形资产哲学理论，通过无形资产实践活动，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的本质、现象、特征、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预测未来的变化，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根据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从已知无形资产事物出发，考虑未来期间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逻辑地推论未来期间无形资产事物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在未来时期无形资产理论建设的状况和水平。（2）指导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具有的特征而提出的各方面理论，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对无形资产工作的指导主要有：指导无形资产工作，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建立与健全无形资产组织体系，组织无形资产管理与核算，积极发挥无形资产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指导无形资产改革，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无形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形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发展无形资产市场，建立管理型无形资产模式，使无形资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指导无形资产研究，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经济管理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其他科学的发展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等。（3）教育功能，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进行无形资产教育。面向学校和社会，普及无形资产知识，说明无形资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以便提高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维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和管理。
（三）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现实的需要
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为什么还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有人会提出，直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汁原味”要更好。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提高学用哲学成效性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哲学是人民大众的哲学，希望人民大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哲学，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专业（职业）相结合形成专业的应用哲学并借以学用哲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用哲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将无形资产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为无形资产哲学，成为学用哲学的理论指南，起到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式。学用无形资产哲学范式，是在无形资产领域大家学用哲学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样，学用哲学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必要性是：（1）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范式学用哲学，具有时效性，可以加速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更好地发挥作用；（2）学用哲学联系无形资产实际，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发展；（3）将哲学理论语言转化为无形资产专业哲学理论语言具有群众性，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哲学知识，提高无形资产人员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
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框架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确定不是人们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研究无形资产的实际内容来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它的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宏大领域，而仅限于无形资产领域；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不是无形资产全部的各种具体规律，而是在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面，对各种无形资产运动具体规律，从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表现为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的一些根本认识观点或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世界观方面，研究无形资产领域表现为特殊矛盾的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如无形资产生成规律、无形资产经营规律。无形资产哲学对象区别于无形资产学对象，就在于研究特殊矛盾不同。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可见，无形资产的对象，就是它“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与无形资产学对象既然不同，那它们还有什么关系？“无形资产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无形资产运动的价值运动方面，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价格、价值增值、价值规律）和价值实现过程（价值补偿、价值分配）；无形资产运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是以一定载体表现的无形资产，作为资源属性和商品属性，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过程，并获取相应的效益。对无形资产运动的研究，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种类、性质、规模、水平、开发、使用、经营、效益、保护、核算、审计和管理等各方面。”⑦无形资产哲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是研究无形资产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方面的一般规律，是对无形资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升到世界观层面，揭示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学的对象与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范围即宽度是一致的，在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基础上研究其一般规律，其深度是有区别的。
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可以明确研究无形资产的起点和要求，以便全面展开研究无形资产事业，揭示其发展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加强无形资产学的建设，推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前提
根据无形资产哲学的性质，从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基本前提主要是：
1.主体多层次
无形资产哲学的主体是多层次，根据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需要，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主体，如代表国家的某种机构，对全国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中观的地区、部门的主体，如代表地区、部门的某种机构，对地区、部门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微观的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对本单位和个体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无形资产主体的选择与确定是现实需要讨论的难题。各层次主体的选择与确定，可以是无形资产或相关研究会（学会）、研究组织、主管或相关机构，如主管知识产权或主管会计工作的机构。无形资产主体需要负责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工作。
2.系统整体性
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是包括系统的全部要素，“无形资产一般可以包括：专利权、发现权、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专有技术、经营秘密、商标权、商号、地理标志、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商誉和人力资源共15种。”⑧无形资产要素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纳入会计核算的几项无形资产。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规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3.计量与定性相结合
无形资产计量有价值计量（以货币为单位）和实体计量（如以件为单位）等。无形资产定性是对无形资产性质说明。无形资产主体采用计量与定性相结合，根据对无形资产研究和管理的需要，分别采用计量（价值计量或实体计量）、定性或计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无形资产价值计量是各个相关的部门分别进行，还没有分层次的集中的价值计量；相对而言，只有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有关在一定范围内会计核算的规定进行价值计量。
4.时间分期
无形资产的时间分期是无形资产主体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的需要确定的一定时间段。无形资产时间分期按采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适用于实际工作操作与考核的年度（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适用于规划期的五年、十年等。时间是人为的划分，是对无形资产运动过程用时间划分借以描述其运行过程。无形资产时间的分期，有利于按时间分期对无形资产制定年度计划、五年或十年规划，并按期进行考核与总结。
（三）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无形资产哲学内容的体系，是无形资产哲学各种内容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具体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的内容，将其内容体系化就是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根据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学用哲学的任务、对无形资产的市场要求，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体系。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哲学体系为主体，融入无形资产系统的内容；第二种设想是无形资产体系为主体，融入哲学体系的内容；两者比较，前者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后者有利于在学习和掌握无形资产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学用哲学基本原理。比较两种设想，在无形资产学理论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适宜采用第一种设想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的关系，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用哲学，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等；第二部分学用辩证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客观性，无形资产是无处不在，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第三部分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发展规律等；第四部分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论的检验，无形资产的作用等；第五部分学用历史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发展的动因，无形资产的科学发展，无形资产的生成、经营与管理等。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编导论。第一章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
第二编学用辩证唯物论。无形资产的客观性：第二章透视客观性――无处不在的无形资产；第三章剖析现实性――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
第三编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第四章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知识产权；第六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科学技术与专利权；第七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专有技术；第八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著作权；第九章无形资产发展的现象和本质：商标权；第十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及其他；第十一章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
第四编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第十二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第十三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第十四章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第十五章无形资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9
一、音乐教育哲学是反思音乐教育的思想前提
音乐教育哲学借鉴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古今中外音乐教育理论全面、系统的反思,从整体上认识音乐教育本质、音乐教育规律、音乐教育价值、音乐教育教学中知识认知等问题,形成科学的音乐教育观;评价、批判和总结人类历史的音乐教育经验,深刻分析音乐教育的现实问题,科学预测音乐教育发展的未来;启发、激发和锻炼教师的音乐教育理论思维,掌握科学的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方法,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哲学对于人生起的作用也正是哲学对一门学科所应起的作用,例如音乐的哲学应为音乐“掌舵”,音乐教育的哲学应“内在地塑造”音乐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人们如此热衷于讲究音乐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的缘由。音乐教育必须仰仗音乐哲学的启迪、扶持与指导,去识别和领悟其美与价值。缺乏哲学的基础与高度,它势必流于一般知识或一门技艺。教师通过音乐教育哲学的学习,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基本知识,深入理解其基本理论观点,初步掌握其理论方法;形成音乐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锻炼和提高音乐教育研究的理论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音乐教育研究的学术敏锐性,开拓音乐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能应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分析音乐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并初步形成独立的有说服力的见解。
二、音乐教育哲学解释音乐的本质和价值
音乐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力图站在最高的境界去揭示音乐本质的美与价值。我们告诉学生音乐很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却往往是其他学科也可以提供的,音乐艺术教育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无疑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国高校音乐专业招生的分数线远远低于其他专业,音乐教师的地位也由音乐考生的录取分数决定,教师是否从提高审美能力的角度去组织教学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带好音乐高考班就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然而,这种承认不是对音乐教育价值的承认,而只是对教育价值的承认,甚至仅仅是对功利的一种承认。音乐的教育作用,是开发人们对音乐艺术力量与生俱有的反应能力,而一旦非音乐性的强调超越了音乐本身,就将削弱和淹没音乐艺术。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哲学中关于知识的价值和性质的观点,对音乐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提供理论支持。哲学中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探讨,有助于面对知识的多方面价值做出明智的选择。
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篇10
“言语”论者包括“语感”论者、“言语—语言—言语”论者、“言意互转”论者、“言语生命教育”论者、“言语智慧教育”论者，他们都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学说”为理论依据，否定“工具性”论者的性质观，认为“语文学科”或“语文课”不是教语言而是教言语，只是由于他们对“言语”的理解不同或者体系运演的不同而导致具体主张有别。“工具性＋人文性”论者虽然否定“工具性＋思想性”学科性质观，但却使用了与“工具性＋思想性”论者基本相同的思想方法，先承认“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再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上的“思想性”修改为“人文性”。“人文性”论者反对“二元论”，并试图彻底抛弃语言或言语的“工具”与“技术”属性，认为“语文”不是“工具学科”，而属于“人文学科”，“人文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模糊性”论者针对“工具性”论者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唯科学主义取向的“标准化”考试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认为“语文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本质属性。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语文教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碰到“事物的本质”这个表述时，它的要点显然是说，那可供我们使用与支配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自身的存在，这使它能抵制我们用不适当的方式去使用它。或者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一种不能更改的给定性，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给定性。维特根斯坦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它们充其量只有“家族类似”。那么，超越种种语文教育内容观、价值观、目的观介入的语文教育“家族类似”的“给定性”即为“语文教育本质”，“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就是要对这种“家族类似”的“给定性”给出“唯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