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1
关键词:色彩风景写生;研究方法;自然学科;针对性
一、地理学及地质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地理学及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地质景观的色彩写生。任何自然风景都构筑于一定的地质构造。除非面对大海,写生实践中就无法回避地质结构。这是必须要面对、要把握的内容,否则画面就会因刻画不够深入而缺乏说服力。以山地写生为例,就要运用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山地的地貌特征,以便使笔下的景物做到观之可辨其质、可晓其理而不是囫囵吞枣、泛泛地描个大概。如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福建武夷山等名山属于丹霞地貌,因地壳运动较缓而少有断层;因岩石质地疏松而多被风化成细小纹理(而非太行山系那样的大断层大纹路);因岩石中含铁量很大而多呈红褐色。以此分析为基础,色彩写生时则要考虑岩石刻画不能过于棱角分明,尤其在对其进行细节刻画时,转折处多做圆角处理,色调处理上要多考虑运用赭石、熟褐、土红、朱红等红褐色系。
二、水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水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水文景观的色彩写生。江、河、湖、海、潭、涧、溪、瀑等水文景观也是色彩风景写生的重点研究对象。因成因不同,其形态差异也很大。运用水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辨析和理解是必要的。尤其是全景式水域风景写生时,如不能从水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区分和理解就不能实现准确刻画。各种水文景观其构成及流势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况且,不同的水文景观大多被赋予了相应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在具体刻画时是必须要区别对待的,必须在表现手法和造型刻画上有所区分。否则,大海的汹涌与湖泊的浩淼、渊潭的宁静与深涧的舒缓、山溪的轻灵与瀑布的喷涌是无法相区分的,其背后各自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更无法得以表现。如黄山人字瀑与黄果树瀑布相比较,虽都称之为瀑,实则差异很大。从水文学的研究角度讲,黄山人字瀑只是山间的溪流,是由山间石缝间的水汇集而成的。其季节性很强,平时就不宽阔,枯水期便更窄,也常断流。而黄果树瀑布则是上游无数条类似黄山人字瀑这样的山溪汇集而成,其水量很有保障,宽度也很大。考虑到这些,在刻画时就要注意不能把本是静静流淌的黄山人字瀑表现出汹涌奔腾的效果,否则在刻画失之准确的同时也对其黄山特有的幽静灵动意境失之表现。同理,在刻画黄果树瀑布时,即使在枯水期也要考虑其大落差、大宽度的客观构造,刻画时要以大取胜。否则,就会对其澎湃飞动、震耳欲聋的气势和西南第一瀑的人文意蕴失之表达。
三、植物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植物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植物景观的色彩写生。如果只把植物当做画面远景处理则只需做符号化处理即可,植物学研究方法似无用武之地。但如植物作为画面近景做特写式的描绘,植物学研究方法就会大有用处。虽然没必要像植物标本记录那样使每个细节都严格遵守该植物的生理结构,但必须在整体形态上保持一致。如画面中明显出现植物枝杈叶子则刻画要更严格一些,要从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出发确保笔下艺术形象与真实情况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色彩风景写生不同于装饰工艺绘画可以为了画面构成及形式的需要而对于植物的生理构造进行主观变形。植物在风景作品中不但可增加画面的生机活力,还可对画面的地域性有明显的标识作用。如刻画江南风景,在民居瓦舍之旁安置棕榈修竹不但符合其地域特征还对其江南特有的文化特征起到了有效的表现。
四、气象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气象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气象景观的色彩写生实践。大自然中的阴晴雨雪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包括夜景在内的所有气象景观都处于一定的光照之下。“光”作为色彩风景写生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气象景观可以作为其最佳的形象载体。传统西方就产生过透纳等专门研究气象景观的画家,对色彩学有着重要贡献的印象派绘画对气象景观也多有佳作。气象景观往往转瞬即逝,仅凭直观的观察和记忆是远远不能满足刻画的需要的。对此,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可根据气象学的相应规律,对未能详细记忆的气象景观进行分析。由于分析的过程并不受时间局限,所以非常有助于写生实践。如云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对其分析和理解离不开气象学的研究方法。由于时间、风速等因素的影响,云的形态可谓千变万化而且变化速度极快,即便是写生高手也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将其尽收于笔端。于是,在不断提高造型技巧及绘画速度的同时更要加强对气象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训练。云的形态的改变、流动的方向、颜色的变化、整合的趋势等变化都有规律可循。只要依据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实现对眼前变化无常的云做到理性把握,在对其各种变化的过程及趋势做到了成竹在胸就可以从容刻画而不会手忙脚乱了。再者,气象学可以和水文学相结合,二者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可有助于理解各种水域在不同气象变化下的不同状态。
以上就是色彩风景写生实践中运用较多的自然学科研究方法,只有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能保障色彩风景写生艺术实践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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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2
1医学研究生科学素养的现状和问题
1.1现状
医学研究生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应包含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和一般大众以及文科研究生相比，医学研究生接受过医学高等教育，是科学素养较高的群体。但笔者发现，虽然医学研究生具有了一些专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全面的科学素养。这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因为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不仅是获得知识，而是提升科学精神，塑造创新能力，目前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存在以下问题和缺陷。
1.2问题
1.2.1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不够全面具备完善科学素养的医学研究生应能够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理解关于宇宙、物质、生命的基本内容，对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科学技术概念能够正确了解，并且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和趋势。医学研究生在高校学习了较多医学相关知识，但是由于医学研究生专业划分较细，单科性与行业性明显，导致他们接受较多的是专业技能学习与培训，对专业之外的领域知之甚少，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宏观了解与整体把握。
1.2.2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了解不够深入
医学研究生只有了解了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过程和方法，才能够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但是目前在医学院院校，医学研究生所用的教材中往往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按照循序渐进、系统化的原则，选取经过长期实践筛选、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往往舍弃了科学发展的具体过程，展示给学生的是一个个成熟、静止、无疑问的知识点。医学研究生在学习中难以了解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更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的全面了解。
1.2.3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不够关注
只有了解了什么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并对其作用和形成过程有着清晰的了解，医学研究生才能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每一次实验，以求实的态度诊治每一位病患。因此有必要让医学研究生充分了解历史上的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的作风、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艰苦的成长历程等，从而切实体会科学精神的可贵和重要，培育良好的科学批判精神。目前，医学研究生接受的科学教育大多是是灌输现有的科学知识，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关注极少。
1.2.4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的了解程度不足
现阶段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学研究生只有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了解现代科技对自身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才能正确应对学习和工作中出现的科技现象，使医学研究生将自己对民族、国家以及社会的责任感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但目前医学院校的科学教育在介绍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总的来说，正面的强调比较多，对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的介绍较少，这不利于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整体的把握[1]。
2自然辩证法课程与科学素养培养的内在一致性
《自然辩证法》作为医学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注重培养医学研究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观和科学思维方法，与加强医学硕士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1自然辩证法可以完善医学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
科学知识是构成科学素养的首要因素，因为它是培养其它必备因素的基础和载体。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部分是以自然界的存在和演化为研究对象的，自然观具体可以分为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以及自然科学史。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拓展自身专业研究领域的视野，在更全面的知识背景下，对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理解不断充实和深化，从而帮助医学研究生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特别是自然科学史部分的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在了解科技史的基础上能够回顾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析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帮助他们形成系统的知识背景，从而不仅具备科学知识而且掌握科学方法。
2.2自然辩证法可以加深医学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的了解，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今天的医学研究生就是未来医药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果他们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自然辩证法课程可以从诸多方面予以帮助，一方面，自然辩证法通过介绍科学共同体应有的科学精神，倡导医学研究生要遵循科学共同体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理性追求、价值准则、行为规范以及特有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课程可以通过科学史的案例教学，让医学研究生真切领会到，科学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要敢于用批判、怀疑的眼光来审视所接受的知识。可以说在《自然辩证法》整个知识体系中都蕴涵着科学精神的相关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崇尚理想、实事求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3自然辩证法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正确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
在当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下，医学研究生作为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很显然也须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关注人类的命运、不断追求进步和真理。既要保持对自己专业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又要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尽可能做到学习、科研与服务社会相统一。此外，科技的进步在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很多副作用。自然辩证法可以使医学研究生了解科学技术的两重性，从而强化其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一方面可以为医学研究生在设计开发和利用一些新的医学科技成果时，能充分考虑到它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课程从人与自然哲学关系的反思，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正确看待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明确人在自然界的合理定位，人必须与自然协同进化、协调发展。
3以提升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为导向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改革路径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教社科［2010］2号)精神，《自然辩证法概论》即将从原来54个学时的必修课调整为仅有18个学时的选修课程。在此情况下，医学院校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等都必须随之而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在较短学时内达到提高科学素养的目的。笔者认为，医学院校在这次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中，重点应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对医学研究生进行哲学知识的教育，开阔其学术视野，使其不断吸收新的科技信息、哲学知识，从而调整和完善原来单一的知识结构；（2）培养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方法，引导其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3）提高医学研究生的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其人文精神，并与科学精神协调起来，培养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使之走上全面发展道路；（4）引导医学研究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力求学以致用，调动其参与研究和创造的积极性，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具体来说，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后应包括：
3.1教学内容上，应把医学史研究成果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
目前，“自然辩证法”课程多使用国家教委社科司主编的教材，该教材属于理、工、农、医各专业研究生通用性教材，与各学科的专业直接联系相对较少。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在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中，加入医学史的内容，将中外医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吸收到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中，医学史的成果，能够提供生动又鲜活的史料以及史学观点，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在系统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基础上，结合医学实践，探讨医学思维和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进一步完善其科学素养。
3.2改革教学方式，实施开放的教学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改革后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应转变传统的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实施开放式的教学。具体说来，开放式教学有5个核心方式：（1）以疑引思教学法：即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设置一些问题，以问题引发医学研究生主动思考，进而让其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2）以例启思教学法：即在课堂讲授中要能够灵活运用科学史或者生活中的案例，通过案例来分析“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知识，降低课程的枯燥程度。（3）以辩激思教学法：即教师根据“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同时结合提高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这一目的，设置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让学生参与讨论或辩论，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去全面思考、主动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的。（4）以网延思教学法：即充分运用网络条件，增加师生的交流渠道，从而拓展和延长医学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对教师实行教育观念的变革。（5）以行践思教学法：即为了加深医学研究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可根据具体的条件组织课外实践活动。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3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
三、结语
科技社会学给科技哲学带来的经验主要是研究方法上，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升华，得到新的研究思路。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下，科技社会学越来越向科学哲学靠拢，所以说，科学技术哲学汲取科学社会学的养分，能够使得科学科技哲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文化,易显飞.“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是新时代的呼唤——陈文化教授学术访谈录[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12
[2]李婕.科技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博弈论分析[J].科学中国人,2014,(11):5~5.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4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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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5
五四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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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6
关键词：会计学；研究；方法论
会计学方法论是一门以会计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谓方法论，就是科学家、学者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关于研究方法的完整体系。在会计学的领域中，每次研究方法的突破都能极大的推动会计学者对会计规律性的认识。由此可见，会计学体系是在不断的自我进化和自我调整中得以形成的。自会计学产生至今，实用性科学一直都是会计学的标签。由于研究方法论对于会计学自身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我们对这种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变得意义重大起来。
一、历史上关于会计学研究方法论的几种发展阶段
（一）自我观察法
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早期的研究者们认为，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探究如何去观察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但是因为这种观察只能使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去完成，所以观察结论难以得到统一。并且在研究工作中，这些观察都因观察人员的主观因素不同不可避免的拥有很多偏见，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最终受到许多批评，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代替。
（二）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
在自我观察法兴起的同时，西欧和美国的一些研究者们就认为，会计学应当注重实践与应用，他们还采用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例如：描述法、伦理学法、归纳法、演绎法、实验法等等，进而形成了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虽然实用主义会计学并没有完全摆脱自我观察法，但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实用主义会计学通过多样性和实用性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极大的推动了会计学在其它领域的广泛发展，而且还改善了自我观察法的不足之处。
（三）行为主义会计学。
最早提出在会计学研究中引进实证法的，是美国会计学家詹森。行为主义会计学坚持把会计学研究对象定为能够进行客观记录和定量分析的行为。实际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在物理学中布里奇曼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应用在了指导会计学的方法论研究上。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不仅能使会计学更符合实际实践，还有助于现有的会计理论进行检验。虽然这种方法论有很多优点，但也难以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不能完整、合理的解释会计行为中产生的人的内部过程，例如心理和意识。
（四）整体论人本主义会计学。
在行为主义会计学步入极端机械论的后期时，人本主义会计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他们旨在研究会计人员及会计工作的人格和价值发展，反对意识经验的流派对会计经验进行了还原，把其还原成了原始驱动力的观点。在哲学思想中，人本主义会计学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一切会计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会计活动。这种研究方法论更加注重去研究会计的个体活动，从而使所有的会计个体活动都能到充分的发展。
二、当前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现状与问题
会计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其研究方法论变革和演化和演化的过程。在当前社会，会计学中关于学派的争论已经大体上告一段落。但需要强调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虽然被大家重视，却不能够取代整体分析法。在会计学的研究中，整体分析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实证分析法中所研究的一般规律虽然帮助我们去理解单个的会计问题，但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想要有效的将这些具体的问题解决，还是需要应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知道，就目前而言，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仍然处于不同方法论同时并存的情况中。这是会计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十分繁杂的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用简单化、单一化的方法去进行处理、研究。在当今会计学界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找到目前为止能够被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并且把这种指导思想合理的应用到会计学的研究工作中。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在国内，能够进行会计学研究的人才总体上来讲还是十分匮乏的，而且这些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所运用的会计学研究方法论也比较单。总的来说，在国内的会计学研究中，滞后型的工作多，超前型的工作少；重复性的工作多，创新性的工作少；政策性研究的多，学术性研究的少等，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新的方法论在会计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构建
方法论不仅决定了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和手段，而且还对会计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演化史就提示过我们：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于完善的，至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的体系：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会计学研究不仅需要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一般科学方法论。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分析性研究之后，已经出现了向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不仅受信息论影响、系统论影响、控制论影响，还受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的指导。虽然这些理论并不是出自会计学，但却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当然，尽管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优点多多，但它也并不能够代替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着其自身的特性，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其特性构建出一套符合会计学自身特点的发展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在会计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力争做到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的统一，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完美结合，把社会、自然两种科学方法包容并蓄。接受一切可用的方法，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力争进行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作者单位：1.兰州商学院；2.兰州市商业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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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7
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研究。随着系统科学的研究不断获得进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混沌理论和超循环论等陆续创立，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当前尚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沃菲尔德认为，在美国就存在系统动力学学派、适应性系统学派、混沌学派、结构基础学派等。我国的戴汝为认为，国际上研究复杂性科学，按其所用术语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欧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开创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二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为标志的工作；三是中国钱学森提出的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主线的研究。综观当前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四大主要流派：
一是一般系统论学派。一般系统论学派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贝塔朗菲开始自觉地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概念来认识和处理存在于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他力图从对立、斗争和一致性中发现系统演化的机制，从系统内部说明何以能够出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国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考温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肇始于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
二是自组织理论学派。自组织理论学科群涵盖了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论和分形理论等新兴学科理论，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兹洛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自组织理论研究组成元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如何自主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组成元素致使单一的中央控制成为不可能，使得整个系统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此外，自组织理论还探讨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涨落、分叉、相变等现象，使得人们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复杂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可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
三是复杂性范式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1973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发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在批判传统的“简单化范式”的同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认为，经典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还原式、分离式、割裂式的“简单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简单性，是从德谟克里特以来在西方科学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下，经典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但是，简单化范式在探索认识基本粒子、气象等等方面现象时，由于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显得越来越无力。为此，埃德加•莫兰认为新的复杂性范式的萌芽已经出现，要用复杂性范式发展自己，迎接挑战。由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四是复杂适应系统学派。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时就以“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所活动的旗帜，旨在通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斐然，陆续提出了“适应性主体”“、可变图示”“、混沌边缘”、“适应性景观”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多样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欧美影响很大，发展很快。综上所述，当前复杂性研究的这四种流派都从各自研究领域揭示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既相通，又互有区别。一般系统论从系统理论出发，聚焦于研究系统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则作为一种超越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学”代替“存在的物理学”。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复杂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进而拓展至探讨建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方法，其复杂性理论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则主要是指其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世界上生物层次以上的高级的复杂系统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演变内在机制。但是，无论是1928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思想，还是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亦或是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范式”，均未能对“什么是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研究”，给出统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因为在这一阶段研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涌现生成理论、混沌理论等。当然，复杂性科学诞生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把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复杂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划时代变革
复杂性和复杂性科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于复杂性或复杂性科学，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肯定的方式给出界定，但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勾勒：一是复杂性科学只能通过研究其运用的方法论来区别，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标志就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研究方法论来进行界定或定义。复杂性科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学科中，是学科交叉互涉的，从传统的学科分类到现在的交叉学科，从研究政治、经济、生物等的分类学科，过渡到研究语言、大脑、市场、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别于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才被称为复杂性科学。二是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分类学科之间那种互不往来的状态，努力寻找并试图建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协调机制。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线性理论的统治和主宰，打破了还原论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梦想。三是“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复杂观念”。复杂性科学力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范式，并应用新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世界给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综上所述，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关的学科群，“是一群具有复杂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理论丛林”。在这个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学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个理论：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从未来发展看，构成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是：涌现生成理论、遗传进化理论、人工生命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理论等。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都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于哲学思想等都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和影响。
首先，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它使自然科学研究从线性的、确定的、有序的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非线性、不确定、无序的研究领域。传统自然科学在获得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做法在取得了诸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学的领域，或者超越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对象，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科学研究的宗旨也随即从原来的探索寻求简单性规律，发展到了了现在的探索认识复杂性。所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
其次，复杂性科学的诞生，还对传统的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具体说，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组织的生成演化过程提供了分析手段。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个个被动摇。然而，复杂性科学研究绝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绝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剥离和理想实验的方法，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可分割性理论，简单排除逻辑推理，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要素和整体、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间，探求事物复杂性本质。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要把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论框架内，把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复杂性思维方式、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简单化范式”的对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简单化范式”的一种新的融贯的思维方式，新的融贯的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涌现生成理论、复杂进化理论、混沌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建构比较完备的复杂系统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
再次，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将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图景进行了重新的描绘，复杂性科学为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可能。在认识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严重冲击并影响着传统认识论，在未来的认识论研究领域，认识复杂性，将成为主要任务。在方法论上，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别。未来的思想家、科学家将采取不同于简单化、还原性方法的复杂性方法，如隐喻、类比和思辨等等，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科学研究的方法。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8
“谈到科学的研究方式，我们就遇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如是说。他所指的两个相反的方式是：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即善本身，美本身和真本身);以及两者的辩证观“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1]黑格尔对美的研究方式的分类也适合于对哲学研究方式的分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而现代科学哲学和学科哲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一个进化论的研究》[2]、《科学发现的逻辑》[3]、《猜想与反驳》[4]对归纳问题的解决和对知识进化、证伪主义的提出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此外，现代学科之间界限的模糊与学科的交叉也衍生出一些适用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产生于人类学的研究，而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成熟，也被广泛运用到营销学、社会学、文学研究诸领域。然而从现有的广告学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部分知名学者开始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以美学、哲学、文艺学、史学的理论切入到广告学的研究中，[5]但是尚无学者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广告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更没有人系统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归纳广告学学术研究。从哲学的向度到具体研究的过渡就涉及到科学范式(paradigm)的问题。因此，在广告学学科范围内研究范式，对广告学学术研究从混乱的、不自觉的经验性探索阶段过渡到自觉的理论研究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学范式。[7]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书中，库恩所说的“范式”主要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他指出了“范式”的固守作用以及“范式”的演变和与之而来的研究方向与视野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渗透，人们对范式理论的应用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将“范式”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社会科学中的所谓“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结论，所以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更多的却是理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这样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范式的更替和转换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广度和维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科学革命”[8]。既然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研究范式的更替所展现的是科学理论的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在库恩看来，“范式”集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主体的心理特质三个层面于一体，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多方面功能的范畴。[9]在广告学研究中，库恩所指出的这三个层面都有自身的学科特殊性。因此，广告学研究的范式体系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选择受到研究者的政治立场、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目的等等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思潮。广告学的研究者亦同样，他们基于共同理论和共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定的共同观点。他们或者以广告学自身的理论、或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关照广告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学术流派。[10]
第二，“范式”指置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背景中的某一时代的科学理论系统，即一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现状以及方法论和技术上的时代特征。同样，广告学比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时代性。虽然广告学的历史并不
久远，但是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广告学在理论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随着业界的进步，广告学理论也不断更新，深入到业界的各个环节。
第三，“范式”还包含了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用范式作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包含一些或明或暗的前提：什么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约定俗成性，而没有自然科学所谓的基本的世界观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范式(立场)采用的研究语言、研究材料、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广告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广告学研究者们从自身的学术背景、自己的立场、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约的差异。
从以上三个层面可以看出，“范式理论”在广告学研究中不仅适用，而且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纵观国内现阶段广告学的研究，“范式理论”的应用一方面可以为理论研究者们带来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供广告学的研究者甚至是广告学的学生梳理出广告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同理论维度、不同方法。
成熟研究范式的意义：来自传播学的启示
著名的法国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不无遗憾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那样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11]一方面缘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广延性，另一方面源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交叉性，传播学作为一个自足的学科仍旧充满了多义性、不明确性甚至是混乱性。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开始走实用主义和“超科学”(学科泛化和边界模糊)的误区，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基础理论。然而，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广告学的时候，这种荒凉感却更加强烈：研究者犹如置身于理论的荒原，无远弗届而无处措足。虽然与其他成熟的社会学学科相比，传播学在学科范式的建构上仍不够成熟，但同时也不能否定这种研究范式的分野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越来越明显。
鉴于范式具有难以辨认的特点(事实上，一个研究可能跨越不同的范式)。对范式的认识有助于认清各种观点、流派的渊源与演变，更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到对传播学理论、流派等的研究。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中称：“传播学的范式就是研究传播的不同方法和思路。”[12]李舒在《传播学方法论》中虽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厘正，但仍语焉不样，对它们的具体区别与联系存而不论，在行文中仍将范式与方法论相互指代，[13]更没有从范式的角度去进行传播学理论研究。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富有远见地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分为三个范式：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并对每种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据作者所言，全书的知识结构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研究范式展开。其中经验学派对应客观经验主义范式、批判学派对应批判理论范式、多伦多学派对应诠释经验主义学派。[14]笔者认为这种粗浅的分类和稍欠斟酌地将学派与范式进行比附仍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是从作者试着构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体系的角度看，《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仍然是一次极具重要意义的尝试。
传播学的范式研究在学科研究的趋向性、理论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主体的价值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果，它让我们看到：成熟的学科范式建构对学科未来的学术研究走向具有深远意义。但同时，范式理论在理论界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1.学科研究的趋向性
对传播学范式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分野和研究主体在经验上的差距，学科内部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对象、目标的差距过大，使得传播学研究范畴不断扩张，有学科泛化的趋向。但是，范式理论在指导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2.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不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域。在相对静态的时间内，范式研究为研究者带来了审视理论发展可能性的广阔视角。
3.研究主体的价值性
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研究立场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在传播学的研究中，这种主体的价值判断尤其明显。对传播学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不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
4.范式理论暴露的自身弊端
对范式理论科学性的质疑始终存在：这一方面指向范式理论解释社会科学问题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指向范
式理论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导致学者们在对传播学范式研究中的含糊与分歧;另一方面的问题导致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学科边界虚无化和学术的无中心化。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9
摘要：自然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以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是我校研究生的通选课，有助于研究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拓展思维方式，培养创新思维等。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教育；创新能力；思维训练
研究生是担负学习、研究等多重任务的特殊群体，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性的科研活动，学习知识，更新知识，发展知识，不断推进内在完善与外在超越相统一，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协同。研究生作为高素质人才，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创新能力和思想政治觉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范例，切实的实践功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过程就是在以科学知识传承为载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培养的综合过程，渗透对研究生政治方向、思想素质、道德品质的培养。
（一）有利于研究生的政治教育。自然辩证法具有政治教育功能是指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过程中对研究生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素养的提高，以及政治方向的坚定产生积极的影响，使研究生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
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有利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有利于研究生科学地看待自然、社会、人的关系，正确地认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理解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思想，从而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深刻地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自觉地学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
（二）有利于研究生的思想教育。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对研究生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的积极影响，提高哲学素养，培养求真务实的精神，提高思想素质。
提高思想素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世界观方面，研究生应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防止形而上学，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作为观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唯一科学方法；在人生观方面，研究生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目标，把劳动和对社会的奉献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尺度；按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总体原则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到社会为先、个人为后。
（三）有利于研究生的道德教育。研究生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文化底蕴和道德水平，其道德方面的发展也基本趋于稳定，所以自然辩证法的道德教育功能集中体现在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诚信和奉献等道德素质的培养。
自然辩证法认为伦理道德以真理为基础，将伦理道德“善”的追求建立在科学“真”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文关怀是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人文精神与科学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服务，这是自然辩证法道德教育功能的根本理论依据。此外，自然辩证法课程包含大量的关于科学家敢于追求真理的事实案例，体现出的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诚信和乐于奉献的道德品质。
二、创新素质培养功能
（一）激发和塑造作用。自然辩证法课程涉及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为科学献出了一切。这些科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研究生感召力和说服力，鼓舞他们在科研的道路上勇于挑战、敢于创新，这有利于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的培养。
马克思认为科技是生产力，邓小平阐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使研究生充分认识科技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内涵，从而热爱科学、追求科学，为科技进步而奋斗。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与鼓舞下，研究生能够刻苦学好基础知识，着重能力的训练，提高发现事物内部规律的能力，培养创新素质。只有具备了创新能力，才能站在探索真理的前沿，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才能为解决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才能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二）决定和启迪作用。创新是自然辩证法的应有之义、灵魂实质和目标追求。自然辩证法课程充分体现出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功能，对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
与生俱来的创新能力是罕见的，创新素质需要后天的培养，需要一些指导和启迪。自然辩证法课程讲解了很多科学方法、科研选题的原则，详细地讲解了创新思维的内容，包含创新思维的一般过程、特征和几种具体的创新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容不仅是理论还是创新方法，能够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对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有启迪作用。
三、思维能力训练功能
（一）锻炼发散的思维方法。正确的思维方法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方法正确则事半功倍。发散思维的广阔视野帮助我们举一反三，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思维成果。自然辩证法帮助研究生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多角度考虑问题，深加工获取的信息，得到更多的设想或方案，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思维的灵活变通是极为重要的，遇到困惑难以解决时要学会变通的看待问题，要更新观念，试用别的方法去解决。自然辩证法除了注重科学的实用和功利价值外，还注重科学的文化功能，即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奠基作用。
（二）强化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是从熟悉的自然科学知识中认识自然辩证法原理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发现自然辩证法的作用，这样学到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具体的、生动形象的，而不是空洞的、晦涩的。这样的学习过程是形象思维的强化过程。
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自然辩证法使研究生具备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锻炼研究生从多角度考虑问题，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行有根据的推理，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研究生的逻辑思维。
四、科学精神塑造功能
科学精神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感情情调的功能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赞许、禁止的方式表达，借助于制度而合法化。求实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研究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并不等于具备了科学精神。有的研究生出现了求真务实的迷茫、质疑批判的软弱和科学理性的欠缺等现象。自然辩证法课程显示出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是科学家坚持真理，艰苦奋斗的历程，教育了研究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挑战的勇气、合理质疑的能力和严于律己的品格，崇尚真理，探索求知，让研究生认识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不能证明科研能力，只是自欺欺人。只有那些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科研工作者才能登上科研的高峰，赢得世人的尊重。
五、结语
自然辨证在研究生的思维训练、创新素质提高、科学精神的塑造等方面发挥着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需特别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应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突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科技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学业生涯发展的需要为指引，有针对性、学术性和创新性，使自然辩证法课程具有的功能得到体现，作用得到发挥，使研究生获得真正的收获。（作者单位：济南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胡金波.论科学精神与研究生的人格塑造[J].高等农业教育，1997（02）：29-33.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篇10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