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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哲学观点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32:35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1

[关键词]巴黎手稿;起点论;科学劳动观;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5

马克思《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联学术界把《手稿》定位于不成熟著作而将之打入冷宫,严重地妨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赫伯特·马尔库塞为解释马克思的《手稿》而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书,其中心思想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定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著作发表后不久,西方就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手稿》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独立研究《手稿》,至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逐步形成了“不成熟论”、“顶点论”、“起点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不成熟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顶点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不成熟论”主要接受了苏联的观点,持“顶点论”者主要倾向于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看到《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而把这种差异无限放大,以致造成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上的对立。“起点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观点,应当起始于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的《手稿》单行本的中文注释。该注释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献。”[1](p190)这个论断表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当然,并不能从“第一次”就能简单地推论出“起点论”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把握这个文献中的核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才能说明这个“第一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这一手稿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含着‘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化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等哲学内涵,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既是历史起点,又是理论起点。”[2]“起点论”是中国学者摆脱苏联及西方马克思学的双重影响、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在国际马克思学界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起点论”应当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文本的历史定位主要依据于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亮相之作,虽然它体现了马克思的天才,但没有超出黑格尔体系,其基本思想显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从哲学的角度说,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但还没有明确形成自己的哲学观,而且又明显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彻底打破并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初步确立了整个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科学的劳动观,而劳动观恰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精髓。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手稿》中基础性论断及其对诸多根本性哲学问题的回答的分析,来探讨其定位问题,指出它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一、《手稿》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与以往任何哲学都不同,它完全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确立了“现实的人”为哲学前提,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崭新的基础。

1.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1](p51)西方许多思想大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曾利用“虚构的原始状态”进行哲学推论。这种方法此后又直接被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广泛运用,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路径范畴。而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明确反对“虚构的原始状态”,实质是反对整个抽象人性论路径,意味着马克思开辟哲学新道路的意向和决心,显示出颠覆西方传统学术路径的巨大勇气。

可以说,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自己与西方传统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别,于是在摆脱抽象人性论影响的同时,开始向“现实的人”的转向,为正确解决哲学前提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p66-67)马克思哲学的前提——“现实的人”已经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不是经济学、伦理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虚构的人,而是一种合理的、具有永恒的现实性的科学抽象和哲学抽象,与以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抽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2.科学的劳动观

从《手稿》思想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私有财产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经过思维抽象得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是普遍现象这个基本结论,进而深刻分析异化劳动,并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道性质。但是,异化劳动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暂时现象,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永恒现象,异化劳动不能成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基础,也就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哲学基础。进而,马克思继续深化在《手稿》中刚刚确立的异化劳动观,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得出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

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最直接、最核心的表述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7)关于这个命题,学术界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命题。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只是借助费尔巴哈的概念来表述而已。“生命活动的性质”即生存方式。比如鱼儿只能生活在水里,鸟儿只能在天空中飞翔,这是不同物种的生存方式的差异而已。特定的物种与特定的生存方式是同一的,这完全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在今天来看这就是科学常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p57)。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意识地改进生存方式,动物则天然地接受本能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自由的”理解为在某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其实,这里的“自由”具有特定的含义。因为,自由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并不涉及工人与劳动、工资与资本等方面的问题,“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p58)。这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抽象,依然以科学为依据,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规定已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p57)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没有逃出抽象人性论的藩篱。在表面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词语似乎一致,但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老瓶”装自己的“新酒”,实质上已经与费尔巴哈的脱离现实的“类本质”分道扬镳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进一步把《手稿》中的这一重要思想以更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动物与人相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是对事实的哲学抽象,依据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凭借“天才的虚构”。这个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的表述:“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p67)

二、《手稿》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升华到科学的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当时,马克思是否已经明确认识到劳动在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实际的思想进程告诉我们,其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到抽象(确立异化劳动思想),由抽象(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到分析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质)的曲折过程,才逐步发现被历代思想家忽视、甚至蔑视的“劳动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基础”最基本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初步抽象,“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1](p59)。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不是哲学起点,但经过哲学抽象,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发现劳动才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变化的。这个“劳动”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已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了。“劳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分野,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作为“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依据科学的劳动观,马克思系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新天地。

1.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知、情、意及其活动过程的形成,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实现的,感觉承担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1](p86)马克思肯定了感觉的作用,批评理性主义者把感觉排除在“人的本质”之外的观点,同时也明确指出感觉自身的局限性,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p87)。人的精神活动、实践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用恩格斯的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

劳动是人依赖于自然界、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唯一的手段,人通过劳动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并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p57)。人能动地适应和创造自然界(人化自然),通过劳动,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2.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其意志的客观关系。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出“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60-61)。社会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其次,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1](p170-171)人在劳动中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个人的本质就是个人的“社会联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之表述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再次,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p83-84)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二者辩证统一。

3.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个关系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1](p82-83)。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劳动主体等共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社会性质取决于“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具体的“社会的性质”在“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同时,自然界中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中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的联系是以社会之方式为中介的,自然界中包含着社会的本质,这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p83)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以劳动的方式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实现人的存在,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4.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p82)从思想连续性上说,这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深化,沿着这个命题的思路,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p72,p73)可见,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最初表达。

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p88)。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通过实践解决理论的对立,评判是非,同时还批判旧哲学的功能仅仅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

5.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

通过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p92)。“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p107)当历史被认识到是历史的时候,人已经摆脱原有的(非人)状态而成为了人。所以,“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1](p92),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即当人在劳动中通过感觉而形成感性意识,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与自然相分离,同时又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的时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起点的探析不是从人的理性、人的感望或生物学的立场,而是从劳动的角度来说明的——当劳动成为人的生存的唯一手段的时候,标志着人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持了这一观点:以往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p93)。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观点,确立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辩证统一的关系,避免了自然与人的对立——而这正是唯心史观的思想本质。

三、结论

体现在《手稿》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崭新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避免“虚构的原始状态”,代之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二是初步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彻底批判抽象人性论,确立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并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后来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基本保持一致,并且接近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架;三是科学地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伟大思想。这些基本观点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深化和完善。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上说,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劳动观的合乎逻辑的飞跃,飞跃的起点恰恰在《手稿》中。

不可否认,《手稿》中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但这里更主要、更丰富的思想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较高程度的同质性。从《手稿》中马克思解决的哲学问题的性质、质量、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思想系统性等方面来看,《手稿》的主要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是次要的。若主次不分,主次颠倒,必然导致错误定位。《手稿》中科学的劳动观就与后来马克思的实践观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与后来解决哲学问题的路径和结论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手稿》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质性的内容之后得到重大发展和充分展现,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异质性的东西则逐步消亡。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成果,面对庞大、复杂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运用自己的哲学来把握和批判是必要的,否则,这样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在《手稿》中初步形成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虽然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尚不成体系,需要使用费尔巴哈的概念体系,甚至在研究中常常发生跳跃现象,但这都无法改变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框架的事实,因为它包含着成熟时期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因此,《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这一观点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也是对《手稿》更加准确、更加合理、更加恰当的历史定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90.

[2]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9.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2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着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3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因素,文章基于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探寻实践思维方式建立的踪迹与历程。通过文本考察发现: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中,实践思维开始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思维方式在博弈中成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思维范式得以确立,《德意志形态》以及之后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应用,也就是说,实践思维方式贯彻于马克思哲学的始终。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发展;应用

中图分类号:B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24-05

收稿日期:2015-04-22

作者简介:张梅艳(1990-),甘肃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研究。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是其对以往哲学进行清算和决裂的重要“武器”,是哲学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所谓的“破”是指在原来的哲学思维的基础或者内部上进行破,所谓的“新”是指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之前的一切哲学思维。换言之,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时,并没有采用全盘否定和简单抛弃的方式。马克思坚持从黑格尔哲学本来意义上扬弃他。这个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传统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入学习和批判,发现了实践思维方式的存在,创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一、实践思维方式的创立背景

马克思自己在其博士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哲学情怀,即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精华,是时展的产物,哲学深刻体现和反思了时展的烙印,因此,哲学是时代的文化发展的活灵魂”,[1](p200)也就是说,哲学思想深受其所处现实时代的影响。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受旧思想思维范式制约,也受现实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换言之,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受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等等理论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现实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实践”的概念,康德强调实践理性的批判,黑格尔意识到了实践劳动的重要作用,但是实践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还没有上升到“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这不是他们智商决定的,而这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理论方面,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从希腊到整个中世纪追求本体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另外一种是马克思之前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都可以统归为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如果具体分析,实践思维方式之前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朴素辩证思维方式、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先验思维方式以及思辨思维方式。这几种思维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在解决“思维与存在”“谁先谁后”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中,将抽象的物质范畴或者抽象的精神概念作为思维的根本,最后将思维和存在统一于抽象的概念之中。马克思作为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哲学发展的新开端,继承、发展并创新了古典哲学,因此实践思维方式的提出和发现并不能脱离开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之前的西方哲学理论。即不能简单割裂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联系,从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到康德的实践理论批判,再到黑格尔把“精神”(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作实践,直到费尔巴哈立足于“抽象的、直观的人”实践的观点一直作为哲学发展和哲学思维变革的核心概念进行着演变,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概念再到康德的道德践履,直到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的劳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尽管对“实践”观点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其共同点是都是将“实践”作为其抽象哲学、理论哲学建构过程中一个环节而已,没有给与实践更高的哲学地位。但是其对实践重视为马克思创立实践思维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实层面,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形成和发展,实践活动以及现实的具体的主体个人的作用凸显,实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取得了客观的成果,受实践规定的自然科学成为时展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身处德国受到工业革命影响和启发的马克思开始思考工业革命下的劳动实践。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交往扩大,产业革命造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把整个社会生产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大工厂”,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还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开始很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象和规律,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开始难以解释大工业革命以及工人的异化劳动,工业革命的发展造成大量工厂崛起,雇佣工人兴起,人的劳动的“异化”成为工人的普遍生活方式,而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与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将现实人的实践劳动的本质凸显了出来。在这种现实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思辨思维方式以及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存在局限性,发现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创立了实践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真正反思并指出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以及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因此,可以说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实践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创立提供了现实锲机。

二、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对思辨思维方式的质疑

马克思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其早期思想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以及《莱茵报》时期的理性的人,都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的观念实体的烙印。马克思在早期可以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是深深打着黑格尔哲学影子,所以要讨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破旧立新”,首先就要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早期自称黑格尔的学生,但是其后来对黑格尔哲学持“扬弃”直至完全的批判态度,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思维方式是进行了什么样的“继承”和“清算”?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怎样的创新和改造?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包含实体、自我意识,这两者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而实体、自我意识以及绝对精神都只不过是抽象化的概念,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而存在的概念”[2](p177)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是一种总体性的绝对同一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不断进行否定和“改装”,即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改装为脱离自然的绝对精神的外化。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将“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颠倒了。”[3](p10)这里马克思已经比较明显的意识到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问题,即将思维“主体”抽象化为概念,思维的演变变成了概念自身的演进,他指出“如果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以神秘的方式把国家变成主体,黑格尔说:‘但是,真正的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这也是神秘化。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3](p31-32)这里马克思已经发现黑格尔思维方式中存在忽视现实的人,把现实的人作为观念,作为观念的对象的一种主体性思维逻辑,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让作为实体的主体通过否定的辩证法,扬弃掉作为不真实存在的“他者”“杂多”,最终回归到了绝对精神。马克思通过《博士论文》的青年黑格尔阶段,再到莱茵报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对对现实的人,人的自由,全人类的解放给予重视,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并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宣言,实际上,武器的批判何止不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或者说是实践,这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开始出现了端倪。

(二)“否定辩证法”与“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共存时期

从《德法年鉴》到《手稿》期间,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哲学和基督教》、《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基督教的实质》三本书,这三本书对马克思的影响巨大,马克思正是在这三本书的启迪下,马克思真正意识到思辨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开始有意识的批判思辨思维方式,进而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这期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人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采取了严格的批判”[4](p96)但是与其同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发现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而劳动实际上是现实人的“实践”。马克思认识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这时候的马克思试图用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2](p213)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4](p97)这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超越在于把否定辩证法中的抽象概念转变为现实的直观的,也就是说,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思维的局限在于抽象概念的自我演绎。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掉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最伟大的贡献,黑格尔也发现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的劳动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5](p163)马克思认识到,劳动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把捉住实实在在的劳动,劳动在黑格尔那里还是抽象的劳动,虽然实践劳动在黑格尔思辨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只不过黑格尔并没有将实践作为其理论哲学的逻辑和现实起点而已。换言之,即当黑格尔看到绝对精神以及世界历史的变动发展过程时,实践活动在其理论视域里面,但是当他在目的论指导下建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时,实践的概念便飘逸出其视野。

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较大启示,但这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的思维方式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内核即“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变革、自我批判、发展的意味,但是其确忽视“实践”抛开“劳动”,把现实的人作为“他者”而放弃的否定辩证法,仍然囿于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然而,黑格尔发扬光大的思辨哲学思维方式为马克思创立实践思维方式提供了思想灵感,确切的说应该是其“逻辑结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而实现突破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发展成熟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实现超越的,马克思是从其理论内部实现突破的。因此,总的来说,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充分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对感性人的地位的重视,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构,将抽象的精神活动拉回到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地位。

(三)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与应用

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开始与以往的旧哲学以及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人本学中所提出的抽象的、去差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以活生生现实的人的实践劳动作为作为一切历史、哲学的起点,并且实现了对以往理论哲学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思维方式上的超越。

(1)《提纲》中实践思维方式正式确立

关于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的著作进行论述,而他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哲学以及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清算,虽然《提纲》仅仅只有一千多字,内容简洁,但是就是在《提纲》中,马克思确立起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实践思维方式。所以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条件”。

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直接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6](p16)“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6](p16)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忽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了解实践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而唯心主义却忽视了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将实践作为“主体精神”能动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p16)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思维方式,指出任何离开实践的思维方式都是“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实践劳动作为是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中介,通过实践,自然和人才能相互作用,才有辩证法,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构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也“只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实践中”。[7](p345)

在《提纲》中马克思用毫不隐晦的语言指出实践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以及现实意义。实践成为任何理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思辨思维方式的神秘性都能通过实践得到解决。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理论都能在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6](p1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实践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的人类”[6](p17)。也就是说,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实践思维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在《提纲》第11条中也明确指出实践思维方式的最高追求,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17)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构建纯粹思辨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世界,而是通过发现和创立实践思维方式指导人们的现实活动和实践,改善人们的生活世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懈努力。所以说,马克思能够超越传统他哲学家的根本原因之处,就在于实践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最终目标的不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哲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为己任。

总的来说,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费尔巴哈把自然界视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单纯的直观的对象,但是马克思将现实的自然界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也即是说,与费尔巴哈只看到抽象自然界的,马克思通过实践把自然界划归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和自然成为现实的人通过“实践”而产生的。即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实践劳动改造和影响而存在的活的具有历史性的自然界。

(2)《形态》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阐发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得到了具体的阐发,为何这样说?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正式将社会生活的关系和结构归结为实践形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对自己在实践思维方式下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概括和阐述,即“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观念形态。”[8](p36)而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指导就是实践思维方式,原因如下:

首先,实践思维的逻辑起点——现实的感性的人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意识到费尔巴哈的缺陷,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人”[8](p36),没有看到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现实的人创造的。而马克思将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劳动观念”的提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劳动是最初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都是实践的”[9](p56)。“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8](p17)。也“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9](p92),不把历史看作是抽象的静态发展,而是把历史看作人的现实活动的产物;不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并把物质实践看作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和本质,所以说,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劳动实践。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把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在《形态》中,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明确提出了“社会实践”这一科学概念,强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确立了从人的活动本性理解人的存在本性的实践思维方式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在实践思维范式下,实践是人的本质,必须从人的实践本质来理解人的社会属性,而人从根本说是“实践的人”“实践成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形态》中强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0](p33)。因此,辩证法就要“抛弃近代哲学‘概念的天真’、‘反思的天真’与‘断言的天真’,必须植根于人的现实的、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使自己成为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和自我理解的学说”[11](p8)。只有这样,历史就不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是现实存在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已。[12](p119)也就是说,实践思维方式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考问题基点的历史性转变,他不在以抽象的事实或者概念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点,而是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思维的起点,从而颠覆了之前的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使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终于在实践中获得统一,“思维与存在”这一历史性哲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最优解决。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的落脚点——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通过实际思维方法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不同于黑格尔的崭新的历史观及唯物史观。在传统哲学思维中,“物”是与实践活动完全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把历史看作是精神意志自我发展的产物,把实践看作是人的精神意志外化活动,因而都是抽象的。但是马克思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发现人的本质就是现实存在的能进行活动的人,而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天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8](p23),因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p119),“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p92)所以实践思维方式最终的归宿无疑就是指向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历史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现实生活世界本身。

(3)《资本论》等著作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应用

实践思维方式作为以一种方法指导,其最本真的价值在于指导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真正确立起实践思维方式之后,研究领域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早期马克思醉心于对理论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如博士论文对自由意识的考究,虽然马克思早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照了政治哲学与人类的解放,但是马克思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对哲学思维以及哲学理论的沉思,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劳动概念,发现了导致传统理论哲学缺陷的根本原因以及思辨思维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在马克思《德法年鉴》、《手稿》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倾向于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考察,重视哲学思维逻辑演进,再受费尔巴哈以及鲍威尔等经济学家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扬弃了《手稿》中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哲学逻辑抑或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立场的认同,通过批判与继承,在《提纲》和《形态》中确立起了实践思维方式。

在这之后,马克思开始有了理论发展的方法论指导,他研究的领域也明显发生了转变,开始运用实践思维方式指导实践,关注与人们生活切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写作了如《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否定的辩证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要因为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结构,马克思通过以否定辩证法为逻辑结构,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指导,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逻辑的秘密,并且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马克思揭示了唯物史观与资本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关联。

三、结语

马克思早年建立起来的引起哲学变革的实践思维方式指引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向、路向,实践思维方式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社会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的始终,而正是由于实践思维所具有的这种现实关怀的情节,才使得马克思成为一个不仅关照理论高度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关照生活世界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哲学家,这是实践思维赋予马克思哲学最大的“天赋”,使得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现代也是指导思想发展、理论创新、经济改革以及生态可持续的根本方法论指导。

而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尤其是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批判,并不全盘否定思辨思维方式,马克思先是接受了思辨哲学思维方式,然后在思辨哲学及其思维自身中发现了其缺陷,从而实现突破的。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刻意的去寻找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是在对传统哲学思考和进行理论批判的时候揭露社会现实的根源,并指出克服和消除传统哲学理论的局限就是彻底的克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更多观点来自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把动物本能式的行为看作实践,把实践归为卑污犹太人的行为。他虽然赋予“实践”感性的现实性的特征,跳出了黑格尔的实践观念的限制,但费尔巴哈还是没有看到“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把人理解为直观的人,所以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但是马克思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实践”理解为现实存在的、感性的、具体的人的活动,认为生产劳动实践或者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起点。

一言之,这种对“实践思维”以及“实践批判”的强调和探索,实现了马克思整个传统哲学向实践的转向,肯定了人自身在地位,在哲学史上引起了震耳发聩的变革。而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超越传统哲学,开启现代哲学,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对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的地位进行定位的话,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实质和精髓,是马克思哲学能够引起哲学变革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p18)“实践”概念或者范畴的正式确立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开始的标志,随着实践观点的形成,马克思开始用实践思维方式来理解、解释人、生活世界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论证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历史变革的原因和规律,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视域,开始关照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并发展后最大的功劳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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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4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实践性;整体性;多维性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3-0048-0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总的结果”的表述,斯大林把其放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所作的天才的表述”,即所谓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自此,我国学界沿袭此观点。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总的结果”“只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他的哲学社会历史观”。那么,“总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生前未明确指明,但在《序言》里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的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显然,能指导哲学领域的研究和批判的“总的结果”,其理论高度超出了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学理论,从其形成过程、实质内容和本质属性来看,它只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一般原理,具有哲学的整体架构。

一、“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

“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过程。实践是劳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改造自然的活动、科学实验等的总概括。实践世界观就是关于从实践去理解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观点。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这里是指实践世界观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至于形成实践哲学的一般原理,“总的结果”是实践世界观理论化的结果。

第一阶段:实践世界观探究的开始。1842—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让他深思的是:议会即国家为什么要对一个捡枯枝的贫苦农民进行惩罚?由此他怀疑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这给批判思维规定了实践方向,顺此深入便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此时的批判把他引上了实践哲学研究之路,1844年1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的发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开始的标志。

第二阶段: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到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的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就在《手稿》中对实践作哲学直观,试探其世界观意蕴,审视实践与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一切奴役关系、普遍的人的解放与劳动有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世界历史、自然界都与人的劳动及其结果有关。“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此时他超越了经济学家“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的观点,初步直观到实践与人、社会、世界历史、自然界和理论等的关系。

《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9-11月)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深入探索。马克思用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果”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再叙述“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此时以实践为武器反对思辨哲学,获得了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就如同把“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这里,他进一步说明了实践与人、历史、社会、自然界、理论等不可分割的联系,断定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开始构想实践哲学关于以实践为直接源头的人类世界图景。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5

【关键词】《手稿》;异化劳动;新世界观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手稿》讨论热”方兴未艾。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问题;共产主义,特别是作为消灭私有的扬弃异化为中介的共产主义,以及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既是未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原则,却又说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的问题;还有区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都具有理论的现实的一巨大意义。本文从异化的角度探讨《手稿》的主要内容,并提出《手稿》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的开始。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内容思想

《手稿》可以简要地划分为这样几个部分:(1)以异化劳动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3)以人的本质为思考中心的哲学批判;(4)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

(一)异化劳动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对于《手稿》,马克思认为异化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与其劳动对象关系的异化;二是,劳动的本身不是自由自觉的;三是,劳动者与类的关系不和谐;四是,人本质发生了异化。从这四个方面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人劳动,是现实劳动的非人状况。这时期马克思利用异化理论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毒害,也推进了劳动异化的扬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揭示了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暂时性,从而打破了私有制永恒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二)自我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从人的异化走向人本质的复归这种辩证发展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改良方案之所以站不住脚,就是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毫不变动私有制的局部改良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空想主义者只是满足于“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缺点,而没有指出铲除这些缺点的实际手段”。马克思则与之相反,他的共产主义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私有制,没有“拜物教”,取而代之的是体现人本质的集体所有制来作为社会基础。第二,共产主义的运动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建设经验可取。第三,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它与人的本质异化发展和私有财产的表现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三)人的本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

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那么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人在不断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或多或少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实现对世界的创造和改变,通过对自然界的加工,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

由于对自然界的改造,人把自身的意志强化在自然界的对象中,使得人的本质不断得到确证和体现。

不管是处在什么环境下,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力量的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工业是最明确不过地表现、确证人的本质。根据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无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因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自然界以及人的直观能力,而是工业”。同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四)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概括

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则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黑格尔的创新之处,就是把人看做不断变化推进的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尖锐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角度上,

把劳动看作为人的本质,劳动的过程是人的本质的不断深化和确证。但是,黑格尔所承认的劳动,确是绝对化的精神劳动。在黑格尔那里,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不符合于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的关系,而人则成为一种非对象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新世界观理论准备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马克思新型世界观的初次汇总体现。

二、《手稿》是马克思新型世界观的初次汇总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手稿》中初次得到了综合体现,《手稿》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观点的评论,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他对这些基本原理的阐述,己渗透了他经济研究的初步成果,其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对此着重谈以下几点。

(一)阐发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他一方面阐发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也有说明。他认为,“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但是,这种统一的实现,是承认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统一,社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的实现。总之,马克思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说明,表现他已经确定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观。

(二)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手稿》中把物质的实践观加入认识论,初步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第一,黑格尔的认识是在批判继承休谟、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基础上创建的,他坚持“经验主义”,主张意识第一、物质第二,把外在绝对的“客观思想”认为是人思想的来源。与黑格尔认识论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我们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第二,马克思提出,费尔巴哈的直观反映论是消极的。他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客体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因此,认识是人的主动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充分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的重要作用。最后,马克思把认识的实践观,同历史观联系起来,他还阐明,人们的意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三)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手稿》第一稿中,马克思分析工资、资本的利润、资本的积累及地租、异化劳动,处处体现了马克思对劳动重要作用的认识,这些深刻的思想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发展的根源于物质劳动的基本原理。其次,物质生产劳动具有先导性作用,它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及交往范围、形式的发展。再次,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最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在生产中重大意义。

综上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表述了他的哲学同它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对新型世界观的初次汇总,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等基本原理,为开始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准备了理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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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源培,虞伟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3]熊子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

[4]汤龙发.异化和哲学美学问题——巴黎《手稿》新探[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6

关键词:主体性;哲学流派;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

一、主体性思想探源

英文subjectivity,德文subjektivit?覿t,在中文中通常被翻译成“主体性”或“主观性”。而主观性常常指主观随意性,含有贬义色彩,并且“主观性”这一翻译没有客观地概括哲学史上对subjectivity的全部探讨。而主体性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常与‘实体性’相对。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在哲学、历史、科学、美学、文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7世纪开始,随着主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客体在认识论上的明确运用,主体性也逐渐被哲学研究所重视”。[1]2037-2038笔者认为,“主体性”这一翻译比较符合哲学史上对subjectivity问题的探讨。从词源上说,subjectivity源自subject(主体),是由其添加后缀-ivity变化而来,指subject所具有的一些性质。英文subject源自希腊文subjetum,大意是在底下的东西、作为……的基础。因此subjectivity与subject的含义密切相关。但我们不能给主体、主体性下一个固定的定义,因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没有一个可以概括整个哲学思想史的关于主体、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词源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含义。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明确使用subject一词的哲学家。在他那里,subject(主体)是substance(实体)的同义语。亚里士多德从逻辑学中主谓关系的角度,将主词(subject)规定为实体(substance),而主词的数量、性质、关系等等构成谓词,用来说明主词。主词是主体,也是第一实体。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主体并不像在后来哲学中那样专指人。作为第一实体,主体的内涵是宽泛的,一切事物,包括无生命的东西,比如石头,只要能作为主词都可以称为主体。

笛卡尔是近代第一个将主体性转移到人的思想这一方面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开端的。”[2]63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出发,指出怀疑这一活动本身是不能被怀疑的。怀疑本身就是在思想,因此思想是确定无疑的。而思想必定有一个主体,即我,在思想,因此,由思想这一事实,我知道我存在。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突出地表达了他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看来,心灵和物质是并列的实体,心灵的特征是思维,物质的特征是广延,心灵能思维却不能广延,物质能广延却不能思维。笛卡尔确立了心灵的实体地位,第一次将哲学讨论的重心从关于外在世界的本体论问题转移到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上来,同时也制造了心灵和物质如何相统一的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传统,在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康德哲学做出了关于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划分,将作为本体论对象的物自体明显地存而不论,认为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是主体的先验认识结构所建构出来的现象界。康德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主体的这个先验认识结构,因为这个认识结构中时间和空间的先验感性形式和先验自我的范畴保证了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总结了以往全部主体性哲学的成就,并把思想提高到客观的绝对精神的高度,认为把握了绝对精神的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黑格尔明确表达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10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社会历史等等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而绝对精神又是人类意识从感性确定性不断上升,经过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诸阶段,最终得到的,它就是逻辑学所描述的内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建构了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黑格尔哲学中,客体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主体不但意识到了客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了客体,也就是说最终从客体返回到了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质上是主体与自身的统一。

二、主体性思想的困境及现当代哲学家重建主体性的尝试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主要特点是:第一,主体主要指人,主体性指人的特征和属性。第二,主体性指人的主观方面的特性,属于认识论问题。第三,主体具有它的对立面,即客体;主体性的对立面是客体性。第四,主体性指人的理性。同时,主体性哲学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过渡强调理性的作用;二是无法解决心无二分的问题;三是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以种种方式试图克服这些困境,重构主体性。

第一,以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主义,重构主体性。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涌现了一股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潮流,试图颠覆主体性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而代之以非理性主义。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是希腊日神精神的体现,不能体现人的本真存在,他要用体现希腊酒神精神的非理性哲学来代替理性哲学,解释人存在的本真状态。尼采认为,在理性主义中,人像其它客观事物一样,被作为对象来认识、反思,理性的功利主义特征弥漫其中。而其实理性只是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不是人的个体生存的范畴,只是由于群体的功利才敏锐地发展起来。人的本质并不是理性意识,而是无法用理性、逻辑和概念把握的激情、冲动、倾向和创造性。基督教伦理也与理性主义一样是一种畜群文化,它倡导怜悯弱者、仇视强者,这严重压抑了个体生命的激情和力量,必须被抛弃。因此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口号,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倡导超人哲学,主张改变传统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第二,为克服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家从主体间性入手,重建主体性。第一个明确提出主体间性理论的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经历了现象学还原而得到的本己的、纯粹的体验领域是排除了他人、他物乃至我自身的存在的先验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中我却体验到我自身是意识与身体的连结,是灵与肉的统一。也就是说我意识到了自己。继而,通过类比性知觉和同情作用,我意识到他人也是和我相似的“自我”,于是我意识到他人。从表面上看,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解决了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问题,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唯我论的,因为,“他人的存在是从我自己的主体发出的类比性投射而被推演出来的,因而他人的存在最多也只是我自身的投射,而不是另一个自我。主体间性的世界是由我自己的意向活动建构起来的,因而这种交互主体性只是我思主体的一个膨胀,而不是客观化了的物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对象视域。”[4]胡塞尔之后的哲学家们,像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都从不同角度,试图解决主体间性问题,但都因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收效甚微。

   第三,后现代哲学借助于语言学对主体性的消解和重建。语言学的兴起,为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助于语言学,后现代哲学开始了消解传统主体性的过程。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主体在认识真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运用语言。因此,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在对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主体消解了。但在消解主体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意识到主体性在当代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因此,也出现了重建主体性的潮流。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表现了对主体性重建的倾向。他认为,人不是现代主体性理论所宣扬的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而是与他人、他物具有内在关系的创造性的主体,并且与他物的关系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心、理性的过程中试图重建无中心、非理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尽管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但后现代本身消解一切的做法却备受争议,甚至其本身的合理性都遭到质疑。

三、新的超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主体性问题之所以长谈不衰,与当代社会对主体性的需要和推崇是分不开的。而综观哲学家们对主体性的探讨,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的探讨始终局限在理论思辨的领域,而对世界、对他人毫无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在笛卡尔哲学中,主体性就是作为实体的“我思”,在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就是先验自我,在费希特、黑格尔哲学中就是绝对主体,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生产劳动或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地位,人的其他一切主体性都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

1.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等主观特征。传统主体性哲学夸大了理性在主体性中的作用,现当代哲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力否定理性的中心地位,而主张非理性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则综合了这两种观点,认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首先,马克思指出了理性概念的真实来源和历史性特征。主体性形而上学常常把理性看作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逻辑思维能力。马克思认为理性概念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现实历史条件。“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5]142其次,理性的获得,要经历一个从感性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独立自存的理性。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从混沌的表象出发,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得到简单的观念;然后再从简单的观念逐步上升,将许多规定性综合起来,才得到最后具体的范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6]18思维具体实际上是理解和思维的产物,绝不是独立于直观或表象之外的、凌驾于其上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整理成概念的产物。但是传统主体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概念、自我超越于其所产生的基础,并加以实体化。再次,马克思将非理性的元素,包括感性能力,也概括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借鉴古希腊哲学“同类相知说”,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他的对象之间有相互确证的关系:“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7]304视觉、听觉、嗅觉等等,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因其独特性而成为把握对象的独特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7]305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一样都是确证自己和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305马克思既不赞同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还原成理性,也不赞同将其还原成非理性,而是从系统的角度、现实的视角,把人真正看成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人的感性存在对马克思来说是无可置疑的,笛卡尔式哲学的怀疑方法对此不适用。

2.主体的实践活动克服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重建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心物二元论是笛卡尔主体性哲学开创的传统。自笛卡尔起,近代哲学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沟通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如果思维是独立的精神实体、和物质相互对立的话,如何从独立的思维跳跃到同样独立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哲学问题。笛卡尔求助于人脑中所谓的假定中的“松果腺”,莱布尼茨求助于上帝,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则求助于主观的认识能力,认为人所能认识的只是认识自身基于现象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对象。这样主观主义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传统主体性哲学的这一困境在于,它将思维实体化,并与存在对立起来了。这一点也被黑格尔之后的现当代哲学家认识到了。因此,现当代哲学家竭力避免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追求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对存在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对存在者的研究。因此,他的哲学力图追寻真正的存在,这就是要从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中探寻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创造了独特的“此在”概念,表示人与世界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此在”总是被“抛置”在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因此,“此在”的整体存在方式就是“烦”和“畏”。海德格尔虽然揭示了当代人生活的许多境遇,然而说到底,仍然是在“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即“改变世界”仍在他的视域之外。

马克思哲学真正关心的就是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这个改变世界的方式,就是他所说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对立真正得到解决。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明确规定实践范畴的哲学家。他将人的活动区分为三类:一是按照自然法则制作生产必需物品的活动;二是追求善和幸福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三是以普遍性的真理和知识本身为目的的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把后两种活动都看成实践活动,而排除了制作物品的生产劳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的实践观。康德否认了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实践活动。康德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实践活动和其它形式的活动相区别的关键。认知活动本身是不纯粹的理性活动,它必须要依靠外在的经验来源,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理性活动,因此不能是实践活动。而实践就是指道德实践,因为道德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不包含任何经验条件的,以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为基础的理性活动。

马克思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传统实践观。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首先是指改变世界的生产劳动。“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79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础层面,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改变世界的其它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但是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具有与理论认识活动相对立的意义,其实质是本体论的。“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认识论维度则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的。”[8]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体论性质突出表现在它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心物二元论,解决了思维如何与存在统一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5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是破除了传统心物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认为在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主体与主体头脑之外的对象是现实的通过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的。人对世界的劳作过程,就是认识世界和自身、改造世界和自身的过程。实践活动既包括主体方面也包括客体方面,脱离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实践,并且两个方面的交通不是限于思辨活动,而是实现在现实的、感性的改变世界的活动中。

   3.主体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主体间性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在传统主体性哲学心物二元论的框架下,正如同精神实体无法跳跃到物质实体一样,自我也无法跳跃到他人,从而陷入唯我论。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结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成为了沟通主体之间的桥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异化劳动中个人对他人的关系对个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作用以及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所映射出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7]27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工人本身脱离资本家就不是工人,资本家离开工人也不是资本家,二者的相互确立只有在雇佣劳动条件下才是现实的。可以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主体间性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主体间性思想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是人们之间客观的社会关系,这与胡塞尔所谓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所构造的他人的主体性、自我和他人的主体间性,与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与他人的“共在”等等都是根本不同的。现当代哲学的许多流派在探讨主体间性问题时总是要局限于认识论问题,而马克思的路径则是包含着认识论问题的社会历史中的生产劳动。主体间性,在马克思的术语中是用“生产关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来表达的,在其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生产关系总是与生产力纠结在一起,因此生产关系就是特定的、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的元素,也因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和历史性。

通过对主体间性的关注,马克思达到了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这还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在分析阶级社会时使用的“阶级”概念中。阶级概念明显的是一个用来描述人的群体的概念。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社会中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人划分为同一个阶级。阶级之间也是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压迫和剥削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正日渐走向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273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雇佣关系中相互塑造,资产阶级使得人们不断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沦为无产者;无产者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增值资产者的财富。“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值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5]278-279但是,资产者和无产者最终是要共存亡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278“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5]284但这并不表明主体间性消失,而是由于旧的社会关系的解体,转变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主体间性得以确立,这就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以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四、结语

主体性思想自近代以来由笛卡尔哲学中兴起,经历康德、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发展,虽高扬了理性的力量,但也走入了穷途末路。现当代哲学家着力解决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困境,提出了非理性主义、主体间性、主体性的消解和重构等等各种应对方案。然而,终究因为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收效甚微。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出发点和本体论基础,重构了丰富的主体性,克服了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种种困境,为主体性的重构带来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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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7

关键词:异化劳动;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一个贯穿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理论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思想,并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上对异化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异化扬弃之现实解决途径。

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异化理解上的差异

“异化”一词的原意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黑格尔第一次从哲学上规定了异化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主体活动的结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他说:“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即是说,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务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1]黑格尔是个泛精神论者,他在讲到精神、意识的发展变化之处,实际上讲的是被抽象的精神、意识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深人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指出了黑格尔在异化问题上的错误:其一,黑格尔把异化看成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其二,既然存在着异化,也就存在着扬弃异化的必然要求。既然对象化也是异化,则扬弃异化必定包含着扬弃对象化。黑格尔诉诸抽象思辨并使之上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既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立场。黑格尔曾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性形而上学,就是表现在思想中的资本社会的异化。[3]

与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看成是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为消除对象性和物性而设定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因此为了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必须首先否定那一扬弃“对象性”和“物性”的、精神主体自我复归的环节。因此,从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他只能将异化仅仅视为主体无法实现自我复归的自我丧失状态。这一点反映在他对《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中。在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方面,费尔巴哈揭示出如下的真相:“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异化来说明宗教的人学根源,却无法说明人是如何会达到这种自我异化的。假如这种自我异化出自理性的迷误,那么,这种迷误就只能用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异化的思辨唯心主义来加以阐明、并用自我意识异化之扬弃――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来拯救。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已经达到了感性本体论的境界,已经通过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感性的本质而在一种本体论的原则高度上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所以,他要么把人的自我异化理解为人的感性的迷误,要么放弃新唯物主义的成果而向唯心主义原则投降。结果却是后者,因为费尔把哈把人的感性的类本质看成既与的和先定的,所以他无法理解感性的类本质如何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迷误,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4]

总之,在对异化概念的理解上,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是建立在唯心论的绝对理念的运动基础上的,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以人和自然为对象,他讲的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二、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理解上的变化

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异化理论时深刻批判黑格尔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哲学,扬弃其唯心论或直观机械性,彻底翻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异化理论,用自己全新的异化劳动理论开启了唯物史观的全新视野。

“18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酝酿哲学革命,当时他所提出的异化劳动学说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譬如,在《第一手稿》中有这样一段对异化的声讨:“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尽管这里没有出现异化概念,但是,马克思所表述的无疑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给了对象,但是却无法重新领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结果,人对象化给对象的越多,人就越空虚;这种逻辑显然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随着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解剖市民社会的科学逻辑,马克思就不再需要诉诸形而上学的人的类本质,因为这种人本主义无法导向对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他因此代之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的方法论,亦即,一种对现实进行历史主义分析的科学的哲学方法。

到了《第三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与他对黑格尔的态度变化相关的。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黑格尔的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对象性剥离,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5]这段话清楚无误地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的青睐,一是因为异化辩证法本身反映着近代劳动的基本结构,运用这一辩证法能够说明人的形成;二是异化辩证法所包含的否定之否定逻辑可以证明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是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使人实现自我复归,也即否定之否定过程。但是黑格尔的异化史观是一种由客观绝对精神出发的本体论发展论,而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是对人类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私有财产阶段的暂时性说明。马克思明白,现实的历史运动不可能从黑格尔的这一套抽象的思辨中得到彻底的解放,于是他充分发展了工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对人的本质力量和人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把人类历史描述成为依次更替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发展,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科学历史观。可见,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形式上的假借。

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论观点的扬弃,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是完全的强迫劳动,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些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被彻底剥夺了。马克思指出,要想克服劳动的异化,实现劳动者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不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把人从不人道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且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改变决定社会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用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观点说明劳动异化,将其解释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了分工的中介作用,指明了是分工引起劳动异化。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又对异化劳动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所以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对我国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异化劳动理论朝着从劳动发展中去寻找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劳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最基本的概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生产劳动,整个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都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言,“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是人自我实现的活动,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从现实上说,异化劳动理论对建设和渚社会的导向作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沦尤其是他提出的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正好与我们当前建没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因为,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再加上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异化现象在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激化着人们内部矛盾,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但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异化现象视为替遍化,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应该充分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关干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观点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社会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3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0页.

[5]韩立新.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个解读[J].思想战线,2009年9(6).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8

[摘要]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他的技术哲学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从属于自然哲学,具有突出的实践观点,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其具体技术哲学思想包括: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自然观;异化史观;科学实践观;自然价值论

abstract: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hasitsgenerationground.thenaturalviewwithinthealienated?conception?ofhistoryisthepreludeto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thedevelopmentoftheoriesconcerning?scientific?practiceviewandtheharmoniousrelationsbetweenhumanandnatureindicatethegenerationof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researcherswhoholdnaturevaluestendtomisinterpretmarxisteconomics.the?misinterpretation?andmoderncircumstancesconstitutetheobstaclesof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butstill,itremainstobethescientificenvironmentalphilosophy.?

keywords: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naturalview;alienatedconceptionofhistory;scientificpracticeview;naturevalues

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生环境危机以来,对环境危机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一直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之初便对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给予了重大的关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前奏: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史观。这是马克思利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基的初步探讨。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劳动和人与劳动产品的四重异化关系及其矛盾之中,初步展示了异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科学路径。而对于劳动实践的关注,则成了科学实践观创立的直接前提。可以说,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

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初步探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私有制社会中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生存法则,指出人利用自然必须建立在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规范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体,必须和自然界实现和谐统一。人的身体是其生命存在的有机身体,人所实现的有机身体的生命循环是其生命得以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人所生存和凭借的自然乃是无机身体。它是人类生存中有机身体必须不断与之交换能量的全部来源。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无机身体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社会中介获得的。?

虽然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法则,但是这种统一并非完全是纯粹形态的。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或多或少伴随着两者的分离和对立。而矛盾甚或对抗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当时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不平衡地位和作用未能做出科学的学理性分析,但是在两者并驾齐驱而互不悖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马克思确实初步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源。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富人为了自己的有机身体而对无机身体挥霍无度,这就造成了自然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由于被剥夺了无机身体,劳动者陷入了极度贫困。资本所造成的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资本由于对自然的无节制的贪欲,完全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劳动者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之异化了,而人的无机身体无论是对劳动者而言还是对资本所有者而言,都遭受了残酷的践踏。?

然而,要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复杂过程,其间经历着否定和肯定的多次重组与融合。而其基本的规范则是人利用自然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所谓内在尺度,指人类利用自然的价值需求。这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获得无机身体上的共同的功利主义取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尺度,即外在尺度,是指实践对象的物质本性。马克思一直主张人类利用自然的双尺度相统一的行为规范。这种统一内含着人性和物性、功利和责任、自我和外物的相统一的实践法则,表明了人类实践改造自然与动物利用自然的区别。?

虽然在异化史观中,马克思通过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和行为规范的两种尺度的揭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开拓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异化史观虽然在四个方面直陈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异化劳动的四种异化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揭示并不必然昭示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路径。究其原因,则是异化史观的价值悬设主要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劳动实践关系中的矛盾的阐释,而在于人类之初生存状况的思辨性玄想。当马克思构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相统一时,马克思基于异化史观的思辨性色彩是十分强烈和明显的。而当马克思进一步认定,在人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应当树立和履践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养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之时,虽然这一思想直接指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核心宏旨,但是这一观念的不现实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它几乎完全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它未能找到达致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的现实坦途。

在马克思创立异化自然观之时,恩格斯实质也开始了创立辩证自然观的步伐。自1842年始,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经过大约三年的对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实地考察,恩格斯于1844年底至1845年初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初步阐述了造成当时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的三大根源。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了人们对于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导致环境污染的远期行为后果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环境问题的认识根源。关于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恩格斯一方面严厉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漠视和浅见。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马克思的异化自然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创立的起点。

二、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哲学思想的创立

异化史观既无法廓清人与自然和解的障碍,又无法充当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基,因此异化史观必然为科学形态的世界观根基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科学实践观强调对世界理解的实践性,认为对象是实践的对象,是实践意义上的感性世界。这就彰显了为旧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主体能动性。关于唯心主义,科学实践观突出实践世界的感性特质,彻底否定了关于实践世界的非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妄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末尾,马克思以革命家的昂扬奋进的姿态宣布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基的奠定,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根基的建构。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

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首要范畴。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有两种关系,其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就两者的统一性而言,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其度量的尺度的。虽然这两种关系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关系中论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必然只有在两者总体一致时才能使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否则,不可预知的后果只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其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关系。而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也正是首先从劳动范畴中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因此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资资料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的落脚点首先在于劳动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立足点。

从劳动范畴切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而这种一致性展示了社会物质再生产中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因此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而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观也正是蕴藉于此。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前提。(2)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及其社会。(3)现实意义的世界乃是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诞生的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不可等同于人与自然界的简单相加,其特点也绝非人和自然特征的约同,而是在两者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性和一体化。(4)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是实践意义上的世界。这种实践主要源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实现在现实社会中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形式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

既然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状况,那么设计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便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生产力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读。这就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存在着的仅仅只有一种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生产力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生产力,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亦称社会生产力。”《辞海》认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从直接或间接推动或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存在着四种生产力。第一,生态资本形成的自然生产力推动自然物质生产。第二,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创造劳动价值。第三,人力资本形成的人口生产力推动人的生产。第四,知识资本形成的知识生产力推动知识生产。如此看来,经典哲学对生产力概念所做出的界定显然难以涵盖这四种类型,其所专注的仅仅只是社会生产力。即便使得大社会生产力在其广义上囊括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并使其生产力的实践生成限定为社会形式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因而社会生产力就取得了合理性的完备形态。那么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不能不说是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误读,尤其是由于对自然生产力的忽视所造成的。因此,凸显自然生产力,重新解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新概念体系,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

只有生产力在其内涵上还其完整的面目,构建合理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另一个方面,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发展的局面还直接有赖于自然生产力决定的自然物质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协调关系的形成。在这里,社会物质生产并非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唯一主导的生产。在广义上,社会物质生产是上述四种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社会性的实践生成物,所以称之为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物质生产固然要与自然物质生产保持协调性,但自然物质生产又决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而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那些妨碍或有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显然不能属于自然物质生产。?

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虽然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建构,但是也有赖于有效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现实生成是人们实践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生活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改善。?

如果说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主要集中地从实践生成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那么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则独具匠心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其他问题。?

由于对自然科学广博而又深入的了解,恩格斯首先在总结以往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必然性。第一,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演化并非非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所谓“神力”、“上帝”等外在的唯心力量,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生成的历史图画。其次,自然界向人类生成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冲破了它的任何障碍。在物质由低级向高级的运行中,自然界的简单的机械作用走向人类生命的运行,是自然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归宿。由此可知,较之其他生物物种,作为自然运演的最高形式的生命运动,人类身上确实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自然的权利。?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一方面,在更为广阔的宇宙生存的层面上规定了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濡以沫的发展局面。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有条件性和暂时性。恩格斯指出,固然在宇宙演化的无限时间之内,自然向人类的生成是无条件的,必然的,但对人类所寓居的地球星体来说,人类的生成则是偶然的,是众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球的公转和自传,无论是地球周围的大气层,还是地球表面林林总总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些都构成了人类生命存续的有限空间和条件。因此,人类生存的不是一个永恒自存的空间。在广阔的宇宙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中,与其说它所生存的是有限的自为时空,不如说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寻求有限的存在之中的无限奇迹。否则,打破无限的时空中的有限链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将无所皈依。?

其次,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论述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自然界无序运行中的人类生存。自然界整体运行中的有序性并不排除其局部子系统的无序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子系统而言,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强调其实践的独立性,人类的生存都是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类固然不能躲避子系统的自发性破坏所导致的灾难,但却能通过自我的行为调节来保持实践对象系统在大系统中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二,人类个体存在的暂时性及其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人类的社会存在总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无论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无法逃避其存在时间的暂时性。人类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只能在历史相继的系统中谋求其永恒意义。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形态的最终确立,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奢想这一任务的彻底完成,而只有在人类的无限延续之中明确其自身的定位,探求其应有的历史意义。

三、突进与曲折: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和现代性困境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产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与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必须时时刻刻经受着实践的检验,而它的丰富与发展也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在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也面临着两大挑战,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现代境遇,即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

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考察人们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失,首先必须考察人们对于自然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不少学人认为马克思缺乏自然价值论的观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环境污染及生态危机的发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构成了对自然价值论的否定呢??

应当承认,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中创造而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剩余劳动是与必要劳动对立统一的,必要劳动是工人用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生活需要的劳动。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建设了现代经济,繁荣了当代社会,因而其积极意义和伟大贡献是不容诋毁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劳动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自然资源譬如水、河流、森林、矿产等,由于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马克思曾说:“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否忽略了自然价值呢?

首先,今天看来,认为自然力和自然资源没有价值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在当时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在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极为有限,自然界完全有能力完成对人类生活生产废弃物的循环自净。自工业革命开始,虽然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向着史无前例的深度开拓,但是人们只是因袭农业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加之人们“征服”“统治”自然的主客体二分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类尚不可能在社会实践意义的层面上实现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可。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尚不能融合自然。因此,可以说,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故而没有价值,乃是社会实践尺度、社会价值尺度尚未完成对自然价值领域扩展的反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观念里,自然虽没有当时实践达及意义上的价值尺度,却具有不容忽视的财富尺度。?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最终已明确认定了自然价值。这是至为重要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物质生产是剩余劳动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阐述了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界的价值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3]马克思也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4]当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进入社会实践领域并已为社会价值体系接纳时,人们就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5]。这种尺度就是自然物身上与使用价值相伴而行的价值。如此,剩余价值学说所蕴藉的自然价值维度便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确认。?

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现代境遇中,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现代性困境则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容回避的难题。现代性在当代视域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无论现代性本身怎样歧见纷呈,社会实践却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也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最富有意义的向度。由于当代世界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在于资本主义既无法走近传统社会主义,又无法摆脱对其自身否定的困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理论视域中,就现代性而言,它应当包含两层任务:其一为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其二在完成第一项任务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尤其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便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告了自己的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而共产主义的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和解。迄今为止,虽然剧变使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因而也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历史进程遭遇挫折,但是这仅仅是模式的失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一时的曲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彻底失败。既然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又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互相制约,互为前提,那么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能力已较以往大为发达的今天,反思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解的革命方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以剩余价值为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可摆脱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化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来看,它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无法摆脱的矛盾。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展开。其路径之一为资本主义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之间的矛盾;路径之二为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寄希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激化,实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来促成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历史进程的加速,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对抗的局面。虽然马克思的设想,特别是他悬设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相去甚远,且马克思的环境哲学解构方案难免具有空想的成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却是当今的环境哲学的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然维度。显而易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工人从资本奴役下的解放将仍然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解的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完全可以担当与当下实践对话的历史任务。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当代环境哲学发展中的独特的话语地位。?

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这已经成为时展的召唤。马克思设计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解的未来图景仍然是当代环境哲学和现代性发展不可逾越的理论境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9.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劳动的哲学观点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自然观;异化史观;科学实践观;自然价值论

abstract: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hasitsgenerationground.thenaturalviewwithinthealienatedconceptionofhistoryisthepreludeto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thedevelopmentoftheoriesconcerningscientificpracticeviewandtheharmoniousrelationsbetweenhumanandnatureindicatethegenerationof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Researcherswhoholdnaturevaluestendtomisinterpretmarxisteconomics.themisinterpretationandmoderncircumstancesconstitutetheobstaclesof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Butstill,itremainstobethescientificenvironmentalphilosophy.

Keywords: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naturalview;alienatedconceptionofhistory;scientificpracticeview;naturevalues

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生环境危机以来,对环境危机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一直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之初便对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给予了重大的关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前奏: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史观。这是马克思利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基的初步探讨。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劳动和人与劳动产品的四重异化关系及其矛盾之中,初步展示了异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科学路径。而对于劳动实践的关注,则成了科学实践观创立的直接前提。可以说,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

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初步探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私有制社会中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生存法则,指出人利用自然必须建立在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规范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体,必须和自然界实现和谐统一。人的身体是其生命存在的有机身体,人所实现的有机身体的生命循环是其生命得以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人所生存和凭借的自然乃是无机身体。它是人类生存中有机身体必须不断与之交换能量的全部来源。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无机身体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社会中介获得的。

虽然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法则,但是这种统一并非完全是纯粹形态的。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或多或少伴随着两者的分离和对立。而矛盾甚或对抗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当时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不平衡地位和作用未能做出科学的学理性分析,但是在两者并驾齐驱而互不悖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马克思确实初步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源。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富人为了自己的有机身体而对无机身体挥霍无度,这就造成了自然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由于被剥夺了无机身体,劳动者陷入了极度贫困。资本所造成的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资本由于对自然的无节制的贪欲,完全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劳动者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之异化了,而人的无机身体无论是对劳动者而言还是对资本所有者而言,都遭受了残酷的践踏。

然而,要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复杂过程,其间经历着否定和肯定的多次重组与融合。而其基本的规范则是人利用自然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所谓内在尺度,指人类利用自然的价值需求。这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获得无机身体上的共同的功利主义取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尺度,即外在尺度,是指实践对象的物质本性。马克思一直主张人类利用自然的双尺度相统一的行为规范。这种统一内含着人性和物性、功利和责任、自我和外物的相统一的实践法则,表明了人类实践改造自然与动物利用自然的区别。

虽然在异化史观中,马克思通过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和行为规范的两种尺度的揭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开拓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异化史观虽然在四个方面直陈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异化劳动的四种异化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揭示并不必然昭示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路径。究其原因,则是异化史观的价值悬设主要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劳动实践关系中的矛盾的阐释,而在于人类之初生存状况的思辨性玄想。当马克思构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相统一时,马克思基于异化史观的思辨性色彩是十分强烈和明显的。而当马克思进一步认定,在人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应当树立和履践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养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之时,虽然这一思想直接指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核心宏旨,但是这一观念的不现实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它几乎完全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它未能找到达致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的现实坦途。

在马克思创立异化自然观之时,恩格斯实质也开始了创立辩证自然观的步伐。自1842年始,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经过大约三年的对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实地考察,恩格斯于1844年底至1845年初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初步阐述了造成当时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的三大根源。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了人们对于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导致环境污染的远期行为后果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环境问题的认识根源。关于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恩格斯一方面严厉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漠视和浅见。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马克思的异化自然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创立的起点。

二、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哲学思想的创立

异化史观既无法廓清人与自然和解的障碍,又无法充当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基,因此异化史观必然为科学形态的世界观根基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科学实践观强调对世界理解的实践性,认为对象是实践的对象,是实践意义上的感性世界。这就彰显了为旧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主体能动性。关于唯心主义,科学实践观突出实践世界的感性特质,彻底否定了关于实践世界的非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妄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末尾,马克思以革命家的昂扬奋进的姿态宣布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基的奠定,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根基的建构。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

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首要范畴。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有两种关系,其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就两者的统一性而言,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其度量的尺度的。虽然这两种关系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关系中论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必然只有在两者总体一致时才能使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否则,不可预知的后果只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其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关系。而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也正是首先从劳动范畴中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因此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资资料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的落脚点首先在于劳动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立足点。

从劳动范畴切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而这种一致性展示了社会物质再生产中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因此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而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观也正是蕴藉于此。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前提。(2)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及其社会。(3)现实意义的世界乃是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诞生的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不可等同于人与自然界的简单相加,其特点也绝非人和自然特征的约同,而是在两者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性和一体化。(4)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是实践意义上的世界。这种实践主要源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实现在现实社会中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形式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

既然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状况,那么设计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便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生产力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读。这就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存在着的仅仅只有一种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生产力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生产力,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亦称社会生产力。”《辞海》认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从直接或间接推动或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存在着四种生产力。第一,生态资本形成的自然生产力推动自然物质生产。第二,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创造劳动价值。第三,人力资本形成的人口生产力推动人的生产。第四,知识资本形成的知识生产力推动知识生产。如此看来,经典哲学对生产力概念所做出的界定显然难以涵盖这四种类型,其所专注的仅仅只是社会生产力。即便使得大社会生产力在其广义上囊括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并使其生产力的实践生成限定为社会形式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因而社会生产力就取得了合理性的完备形态。那么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不能不说是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误读,尤其是由于对自然生产力的忽视所造成的。因此,凸显自然生产力,重新解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新概念体系,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

只有生产力在其内涵上还其完整的面目,构建合理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另一个方面,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发展的局面还直接有赖于自然生产力决定的自然物质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协调关系的形成。在这里,社会物质生产并非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唯一主导的生产。在广义上,社会物质生产是上述四种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社会性的实践生成物,所以称之为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物质生产固然要与自然物质生产保持协调性,但自然物质生产又决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而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那些妨碍或有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显然不能属于自然物质生产。

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虽然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建构,但是也有赖于有效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现实生成是人们实践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生活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改善。

如果说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主要集中地从实践生成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那么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则独具匠心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其他问题。

由于对自然科学广博而又深入的了解,恩格斯首先在总结以往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必然性。第一,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演化并非非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所谓“神力”、“上帝”等外在的唯心力量,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生成的历史图画。其次,自然界向人类生成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冲破了它的任何障碍。在物质由低级向高级的运行中,自然界的简单的机械作用走向人类生命的运行,是自然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归宿。由此可知,较之其他生物物种,作为自然运演的最高形式的生命运动,人类身上确实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自然的权利。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一方面,在更为广阔的宇宙生存的层面上规定了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濡以沫的发展局面。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有条件性和暂时性。恩格斯指出,固然在宇宙演化的无限时间之内,自然向人类的生成是无条件的,必然的,但对人类所寓居的地球星体来说,人类的生成则是偶然的,是众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球的公转和自传,无论是地球周围的大气层,还是地球表面林林总总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些都构成了人类生命存续的有限空间和条件。因此,人类生存的不是一个永恒自存的空间。在广阔的宇宙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中,与其说它所生存的是有限的自为时空,不如说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寻求有限的存在之中的无限奇迹。否则,打破无限的时空中的有限链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将无所皈依。

其次,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论述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自然界无序运行中的人类生存。自然界整体运行中的有序性并不排除其局部子系统的无序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子系统而言,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强调其实践的独立性,人类的生存都是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类固然不能躲避子系统的自发性破坏所导致的灾难,但却能通过自我的行为调节来保持实践对象系统在大系统中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二,人类个体存在的暂时性及其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人类的社会存在总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无论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无法逃避其存在时间的暂时性。人类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只能在历史相继的系统中谋求其永恒意义。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形态的最终确立,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奢想这一任务的彻底完成,而只有在人类的无限延续之中明确其自身的定位,探求其应有的历史意义。

三、突进与曲折: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和现代性困境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产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与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必须时时刻刻经受着实践的检验,而它的丰富与发展也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在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也面临着两大挑战,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现代境遇,即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

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考察人们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失,首先必须考察人们对于自然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不少学人认为马克思缺乏自然价值论的观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环境污染及生态危机的发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构成了对自然价值论的否定呢?

应当承认,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中创造而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剩余劳动是与必要劳动对立统一的,必要劳动是工人用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生活需要的劳动。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建设了现代经济,繁荣了当代社会,因而其积极意义和伟大贡献是不容诋毁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劳动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自然资源譬如水、河流、森林、矿产等,由于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马克思曾说:“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否忽略了自然价值呢?

首先,今天看来,认为自然力和自然资源没有价值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在当时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在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极为有限,自然界完全有能力完成对人类生活生产废弃物的循环自净。自工业革命开始,虽然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向着史无前例的深度开拓,但是人们只是因袭农业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加之人们“征服”“统治”自然的主客体二分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类尚不可能在社会实践意义的层面上实现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可。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尚不能融合自然。因此,可以说,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故而没有价值,乃是社会实践尺度、社会价值尺度尚未完成对自然价值领域扩展的反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观念里,自然虽没有当时实践达及意义上的价值尺度,却具有不容忽视的财富尺度。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最终已明确认定了自然价值。这是至为重要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物质生产是剩余劳动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阐述了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界的价值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3]马克思也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4]当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进入社会实践领域并已为社会价值体系接纳时,人们就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5]。这种尺度就是自然物身上与使用价值相伴而行的价值。如此,剩余价值学说所蕴藉的自然价值维度便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确认。

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现代境遇中,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现代性困境则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容回避的难题。现代性在当代视域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无论现代性本身怎样歧见纷呈,社会实践却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也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最富有意义的向度。由于当代世界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在于资本主义既无法走近传统社会主义,又无法摆脱对其自身否定的困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理论视域中,就现代性而言,它应当包含两层任务:其一为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其二在完成第一项任务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尤其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便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告了自己的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而共产主义的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和解。迄今为止,虽然使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因而也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历史进程遭遇挫折,但是这仅仅是苏东模式的失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一时的曲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彻底失败。既然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又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互相制约,互为前提,那么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能力已较以往大为发达的今天,反思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解的革命方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以剩余价值为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可摆脱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化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来看,它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无法摆脱的矛盾。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展开。其路径之一为资本主义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之间的矛盾;路径之二为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寄希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激化,实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来促成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历史进程的加速,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对抗的局面。虽然马克思的设想,特别是他悬设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相去甚远,且马克思的环境哲学解构方案难免具有空想的成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却是当今的环境哲学的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然维度。显而易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工人从资本奴役下的解放将仍然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解的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完全可以担当与当下实践对话的历史任务。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当代环境哲学发展中的独特的话语地位。

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这已经成为时展的召唤。马克思设计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解的未来图景仍然是当代环境哲学和现代性发展不可逾越的理论境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9.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