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运筹学篇1
摘要：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和筹资视角系统梳理了博弈论在财务管理实践的应用。本文基于若干基本假设，分别构建了管理者收购和股利信号传递的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分析了管理层和投资者的最优策略，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管理者收购；股利信号传递；博弈论；筹资；融资
博弈论的诞生始于1928年，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系统化的阐述了该理论。通常用一定的模型对博弈的双方或多方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并解决其利害冲突。博弈中的主体不仅要考虑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而且要考虑其他主体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并找出最优化的均衡策略。两种比较重要的博弈类型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这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博弈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存在则为“合作博弈”，反之则为“非合作博弈”。
财务管理是指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为完成企业特定的财务目标而进行的包括购置资产、资金运营、利润分配等行为。只有加强财务管理企业才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对于财务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思想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也慢慢增多，但是一般学者仅仅运用简单的博弈思想或博弈方法，对于多阶段博弈则因为其理论和假设过于复杂而被舍弃。对于单次博弈的运用，财务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广，本文将基于投资和融资视角研究博弈论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应用，在投资方面以管理者收购模型为例，在筹资方面以股利信号传递模型为例。
一、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投资方面的应用
管理者收购行为也称企业合并是博弈论在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应用之一，管理者收购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息息相关，而金融危机也就通过连锁反应导致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管理者收购行为也随之应运而生，使得管理层通过公司的大量举债，增加财务杠杆向股东购买股票，最终完成收购兼并，改善企业的财务运营状况。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管理层收购的行为也日益频繁，从2001年宇通客车，到2002年的水井坊、恒源祥，再到2012年格力空调的管理者收购，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解决了财务危机，提振了企业经营状态。而从管理层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长期以来，在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资方与收购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利益的平衡和妥协过程中，因此，在博弈论的背景下，从财务的角度对管理层收购行为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关系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交易关系，资方与收购方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主要的“局中人”、“聪明人”和“理性人”，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在追求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资方与收购方存在着以下的策略组合，即：被收购方存在着“合格”与“不合格”两种策略，而收购方则存在着“严格审查”与“不严格审查”两种策略。双方达到“纳什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在收购方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必须合格，在收购方不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无论合格与否都会达成交易。倘若收购方不合格，那么就会出现收购方单方收益的情况，而收购方的收益全部来源于资方的损失。在资方与收购方的博弈过程中，假设收购方严格审查和不严格审查付出的成本分别为a和B，交易成功后合格和不合格的企业获得的收益分别为X和Y。其中X>a>B>Y>0且Z>0，从而得出两者的博弈矩阵如下：
对于此博弈矩阵而言，视Y与a+B的关系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或者不同的纳什均衡，当Y≤a+B时，收购方会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无论是合格还是不合格都会得到收入Z；当Y>a+B时，会出现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就是收购方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合格。在此博弈模型的引导下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成本。
二、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筹资方面的应用
博弈论在企业筹资管理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有效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通常通过利润分配、股利分配和融资预算通告等方式向市场传递公司的内部信息，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利润是容易企业管理者控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利润指标股利信号的传递更具有有效性和可信性。JohnLinter于1956年发表的《公司收入的分配――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一文中是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股利信号传递模型，并且建立了有关公司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是建立在放松条件下mm股利无关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理论认为公司内部管理层与投资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在这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传递给公司一种盈利能力，这种信息的传递被认为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公司对于股利分配是认真和谨慎的，只有当公司预期未来的收入能够达到相对高的一个水平时，公司便会选择提高股利支付；同理，股利的减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且，公司内部管理层是最了解公司的盈利和发展状况，只有公司内部发出一个信号，投资者才会做出反应。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公司股利的分配情况来预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当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提高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会提高，既而投资者会增加对此股票的持有量；相反，公司股利支付水平降低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在下降，公司遇到一定的困难；会减少对此公司股票的持有量。但是公司在了解了信号传递理论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股利支付诱导投资者购买或者抛售股票，因此该博弈模型比较复杂可以认为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当公司经营成功时，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增加，此时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会得到收益a，反之则损失收益a；相反，当公司经营失败时，投资者持股或购买股票时会损失a，反之抛售股票则会避免损失a。对于公司而言，包含三种相关成本，首先高股利政策会比低股利政策多支付成本B，其次投资者增加股票会降低公司控制权，此成本定义为C，最后当公司经营成功时企业融资得到的收益为X，当公司经营失败时企业融资得到收益为Y，由于当公司经营失败时，现金流对于企业更加重要，因子可以认为Y>X，同时a、B、C大于0，此外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为p和1-p，综上得到博弈矩阵如下表2和表3所示：
对于该模型求解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企业存在先动优势，所以需要用到精练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求解，首先在公司经营成功的时候，如表2所示，其纳什均衡为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购买股票；当公司失败的时候，如表3所示，投资者会抛售股票，而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投资者都会取得收益，然后董事会并没有得到利益最大化，因此董事会在投资者信息部队称的情况下，通过股利政策去操控投资者，使其利益最大化。即当公司经营成功时，董事会会增加公司控制权，而增加债权融资，因此企业会实行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接收到信号时抛售股票，进而丧失其应获得收益；相反，在公司经营失败时，董事会倾向于融资，因为融资会增加现金流，所以董事会会采取高股利政策，诱导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这样又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综上，投资者需要识别董事会的鼓股利行为，并且结合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去选择适当的投资方案。
三、结论
投资和筹资是财务管理的两个重大组成部分，而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也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财务管理中。从管理者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在博弈过程中，只有通过促进“资方不严格审查和收购方合格”这一帕累托最优策略组合的形成才可以最大化的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筹资活动中，管理者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先动优势去获得筹资效益最大化，而投资者则需要见机行事，避免取得损失或者获得投资收益。总之，博弈论的思想在财务管理中应用广泛，作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应该更好的学习和应用博弈思想以满足既定的目标。（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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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抗，郁明华.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J].现代管理科学，2006（1）.
博弈论运筹学篇2
关键词:纳税理性;偷逃税;税务筹划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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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运筹学篇3
摘要：旅游市场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多方博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政府对旅游汽车的科学管理日益重要。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与投资者(旅游汽车车主)的博弈模型，并从经济学的角度给予解释，且对博弈双方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政府旅游汽车模式博弈论
一、旅游汽车的经营管理模式
国际上旅游车的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专业化公司和旅行社。在很多国家，二者是并存的。专业化公司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珍贵的信誉。公司与旅行社进行双向选择，保持着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公司化管理很严格，小到司机着装、白手套，大到为游客上下行李、开车门等，都有其统一规范的标准。旅行社模式，指旅行社拥有自己的车队，其前提就是实力。作为大批发商，国外很多旅行社不但拥有自己的车队，还拥有酒店、航空公司等。旅行社模式的优势在于，旅行社品牌与旅游车品牌一体化，从而保证旅游车的服务质量。我国关于旅游汽车运作模式的理论探讨还比较少，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持编制，于1995年的《中国旅游汽车服务质量LB／t002—1995》是我国权威性的可操作性文献，对指导中国旅游汽车运作的规范化、标准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旅游业从不成熟到日益成熟，旅游市场需求多元化、消费差异化以及旅游车辆的换代更新和旅行社业务操作的模式随新技术、新需求的出现不断发生变化，对旅游汽车运作模式的探讨显得越发重要和急迫。
二、政府与投资者(车主)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假定，(1)博弈双方：政府(包括所有制订政策影响旅游市场的政府部门，如发改委、交通厅、旅游局等)和投资者(拥有旅游汽车的公司或个人)，双方在博弈中对其对手的特征、策略空间、支付函数都具有准确的知识。(2)政府的决策目标是通过政策的最优选择来实现旅游汽车的数量增长与汽车档次提升使之与市场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投资者的决策目标是增加汽车数量来服务更多旅客增加收入，从中获取最大收益。(3)决策时序：在每一时期(一年或几年)开始时，投资者根据自己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形成该时期的政策预期，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率等决定预期速度、数量，通过比较实际和预期速度、数量的差距等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4)双方都通过游客人数来对旅游市场进行判断。
(二)政府决策的目标
因为旅游市场的稳定、发展都要付出一定成本，因此，在t期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可看作是追求稳定、发展的综合成本Z1的最小化。通过适当的简化，对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
三、博弈模型求解及经济解释
博弈分析就是用博弈规则来决定博弈均衡。如果考虑到游客人数对政府目标函数的影响，把约束代入政府的目标函数，则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因为政府和投资者了解对方的决策目标、决策规则，也了解经济运行状况，所以，政府目标函数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单个时期的决策问题：
四、结束语
通过政府与旅游汽车车主的博弈分析，说明政府的科学管理、规划和投资者(车主)的风险防范是很重要的。
博弈论运筹学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高房价；博弈
我国过热的经济发展态势让经济调控部门和金融学者在欣喜背后看到了其潜在的危险。从2008年开始，国家不断推出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房地产行业首当其冲。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新一轮调控。这一轮调控除了信贷政策力度大大超过以往之外，与以往调控政策最大的不同点，是提出了“限购”。“限购”从销售遏制了企业的资金来源。除了限购政策，央行连续加息增加了房地产商的筹资成本。调控政策把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两头夹断，房地产行业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资金源，就会陷入贫血的困境。事实正是如此，在经过一系列国家调控政策后，很多中小房产企业因贫血而倒闭，大型房产企业由于筹资成本明显提高陷入高成本与房价受控制的矛盾之中。而国家经济调控的目的是明确的：打压房价，防止经济过热。而最求利润是每个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目标。在现行经济条件下，这宏观调控机构与房地产企业的矛盾表面上似乎是无法调解的。
一、博弈双方状况
（一）宏观调控部门面对的压力
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我我国宏观调控部门主要任务。2010年3月18日，由搜狐焦点主办的“新机遇新挑战――2010房地产变革与发展高峰论坛”上，有人把“高房价”比喻成中国调控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个比喻就很形象的将中国的高房价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虽然我们的房地产GDp的主要支撑行业，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在缓解经济危机影响的中，房地产企业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危机表面上是应付过去了，但是病源依然在那里。怎样去除病源是宏观调控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宏观调控部门主要运用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来抑制房价。
（二）房地产商的利益驱动
2005～2007年世界商品市场的大牛市使得许多商品的价格都迅速上涨，这三年的我国房销售面积同比累计增长了81.7%，商品房销售价格累计上涨了34.3%。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在经历了小幅下降后，2009年商品房销售量同比上涨了50.9%，商品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了20.75%，双双达到了历年之最。价格越高，销售量却越高。似乎违反供求原理的销售量使许多房地产商喜出望外，乘机大势发展自己的产业。至2010年营业收入前20强我国沪深上市房地产企业中，营业收入增幅超过100%的有9家，嘉凯城、华侨城、世茂股份、阳光股份、金地集团分列前五位，净利润超过100%的也有7家。
（三）经济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财务的影响
一方是处于主动国家调控部门而一方是被调控的房地产企业，从博弈双方的政治地位而言是不平等的。但是从经济地位看，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尽管给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但是它依然并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支撑国内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过度的打压房地产价格或者利用信贷政策给房地产企业资金截流，这个支柱也可能在新的支柱形成之前倒下去。
1、调控政策对企业筹资成本影响。资金常常被比喻成企业的血液，即使是四体健全的人，缺血也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房地产行业虽然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但是资金营运的周期却高于一般企业。从占用地的竞购、材料采购、建筑工程、房产销售，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是需要大量时间和大量的资金占用。这样，筹资就成为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中倍受重视的环节。从2010年10月以来，我国贷款利率连续几次大幅度调整使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成本不断提高。不仅如此，各大银行也紧跟央行政策开始锁紧资金，对房地产企业贷款审批更加严格。很多小型房地产商根本无法从各大银行得到贷款，即而转向高额利率的民间贷款。高额的资金成本让房地产商苦不堪言。大型房地产企业凭借自己雄厚的资产实力尚能支撑，但是小型房地产企业却因为这些高额成本而纷纷倒闭，即使很多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尚未达到100%。
2、调控政策对企业资金营运方面的影响。高房价由高物价而生，高房价又推动物价不断攀升。物价上涨带来的材料费用、人工费用的增加又相对缩小了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空间。房地产企业为了获得高收入自然不希望干预房价，并希望房价的增长速度能超越成本的增加速度。正是这种对高利润的攀比让国内的Cpi不断提高。而对于宏观调控部门来说，过高的Cpi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控制房价是调整物价的第一选择。但是每次调控都需要时间，房地产商唯恐房价被控制了，成本却没降下来。如图一所示，当单位面积的房价低于单位面积的成本时，房地产商将会面临亏损。
二、房地产商的博弈策略
对于宏观调控的政策，房地产企业是被动的。盲目对抗，其将收到国家法律及经济制裁。但是消极接受，势必对以后的发展造成极不利的影响。所以企业必须从自身出发，找到走出困境的思路。
（一）加强销售价格与成本控制
房价涨跌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过高的房价确实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需要国家宏观调控机构进行适当干预。但房价如果真的迅速下跌，不但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还会使经济迅速走向萧条。最先受其害的还是底层民众，因为经济萧条会导致大量失业。对于房地产企业者管理要相信国家政策制定的睿智的同时，更要利用管理能力配合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这里本文从销售价格和成本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居高不下的房产价格一直是老百姓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高房价可以带来高利润，但是高价并不是决定利润唯一因素，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销售量和成本。但是从现行调控政策看，都是从供求方面影响房价，这样也限制了房产的销售数量。由于调控政策的普及范围大多是一线城市，于是很多房地产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发起进攻，寻求继续发展的空间。虽然二、三线城市的房产价格低于一线城市，但是其成本也同时会低于一线城市。“以退为进”的销售策略是当前房地产商的明智之选。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利润空间，一方面可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
（二）寻求资金筹集渠道，灵活筹集
从财务管理角度来看，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周转时间长的行业。特殊的行业性质带来特殊的管理难题：资金需要量大、资金成本高、筹集风险高。所以房地产企业需要稳定发展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2010年，随着新的房价调控政策不断出台，各银行信贷部门一改往日对房地产座上宾的恭敬态度。房地产企业贷款的审批更加严格，可贷款的数额也明显降低。很多小型企业根本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开始转向高额利率的民间借款，面临巨大的筹资风险。2011年，央行货币紧缩政策出台，随着贷款利率几次提高，银行贷款资金成本也相应增加。怎样用较小的资金成本筹得更多的资金，成为现行房地产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企业的筹集资金渠道有很多，银行借款和民间借贷仅仅是负债筹资的两种。根据财务管理理念，当企业息税前利润不高时应避免选择负债筹资方式，采用股权性质的筹资方式。以下引用广东房地产开发企业碧桂园集团（简称：碧桂园）的一些筹资案例。
2007年4月3日，碧桂园集团在香港交易所公开招股。每股定价5.38港元，集资129亿港元。4月20日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碧桂园成为在港上市的第一个国内企业。其实碧桂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刚起步时就遭遇重大挫折。1993年的宏观调控让当年一轮房地产热迅速烟消云散。碧桂园亦是如此，4000套房只卖出了3套，几成烂尾楼。碧桂园却提出兴建一所贵族国际学校，吸引有钱人的儿女就读，并以此带动学生家长到穷乡僻壤买楼定居。不仅如此，碧桂园学校还向每名学生收取30万元的教育储备金，并规定学生在毕业后才能取回。这个零息融资的方法为当时陷入困境的碧桂园带来一笔不菲的流动资金。
在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之下，房地产企业是否可以采用当年碧桂园的成功之举。当然在现行股市行情下，发行公众股来筹资并不可行。但是企业可采用发行职工股向内部职工等方式筹得所需资金。一方面降低现行筹资成本，一方面又能稳定企业经营状况。
（三）谨慎投资，合理经营资产
房地产是一项投资时间长、风险大的行业。在经济形势好时候，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收益可得到保障。经济形势出现转变时，风险收益将会变成亏损。宏观调控是国家调整经济模式的一个手段，而房地产企业也应顺应潮流、调整自己的投资模式与经营模式。外向扩张不再是现行条件一个房地产企业的理性选择，其应在现行的资产规模下寻求特色发展、精细发展，以优质的售后服务打动顾客。据新华社披露近几年，全国法院受理房地产案件以大于一成速度增加。这不仅让房地产商承受高额的诉讼成本和法律风险还严重影响企业公众形象。所以，房地产企业不能仅仅将房产利差作为自己经营的唯一目的，而应该逐渐向服务靠拢，实现多样化经营。一方面培养在同行之间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结论
虽然表面上看，房价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是不利。但是经过分析后发现，两者的矛盾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的博弈过程，而且在博弈过程中可以不断找到互利的平衡点。不单是房地产企业，各行各业都会遇到不利与自己的调控政策。为了在困境中修身养息，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要学会正确与调控政策博弈。博弈的结果不在与谁输谁赢，而在于寻找博弈中的平衡点，找到既能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又能发展自我的方法。当然，房地产商的博弈不仅限于与政府调控部门之间还有与消费者之间、房地产企业之间等等。但是不管是和谁之间博弈，房地产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博弈目的不过是在最求利润最大化下的共赢。而高房价也不是谁的错，其是在特殊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中共生的一种结果。
参考文献
[1]鲍蔚,黄萌.我国房地产市场博弈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10).
[2]陈劲松.房地产界弄错了三件事[J].商界:评论,2011(5).
博弈论运筹学篇5
刚刚去世的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很可能是同一辈经济学家中对上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为世人理解，并影响世界。当然这很不容易。谢林的思想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塑造了世界的面貌。
在谢林的履历中，除了他作为最重要的博弈论专家之一，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的经历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他与美国军方和政界广泛、持久、深入的联系。
托马斯・谢林，1921年4月出生于加州奥克兰，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谢林在加州阳光充沛的海边长大，沙滩上常见的一些现象，成了日后谢林在论著中屡屡引用的意像，例如沙滩上看似人头涌涌，但实际上人们总是聚成一堆一堆：晒日光浴者是一堆、冲浪者是一堆、游泳者又是一堆……对这种现象的思考，可能是他后来写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最初灵感。
谢林长大成人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他秉承家风，先后申请加入陆军和海军，但都被拒绝。报国之心不减，他进入政府预算局工作三年（从1943年至1946年）。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二战”结束后，谢林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后，谢林参加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至1950年），先是在丹麦工作一年，接下来又在法国工作一年半。回到美国后，他又在白宫办公室和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工作三年（从1950年至1953年）。
在此期间，谢林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参加谈判和磋商。1950年筹建欧洲支付联盟时，谢林是美方谈判代表之一。回到华盛顿后，他积极参与了美国政府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谈判，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筹建北约和加强欧洲防备的谈判和磋商。谢林原本就对谈判策略非常感兴趣，这些经验使他坚定了将讨价还价理论作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决心。他在这些年中学会的谈判策略、锤炼出来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也给他后来的学术著述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1953年，谢林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58年至1959年他任职于兰德公司，这是一家具有强烈军方背景的非政府机构。1969年，谢林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卢修斯・利陶尔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并一直工作到1990年，退休后又加入了马里兰大学，直到逝世。在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期间，谢林几乎一直在担任政府顾问，为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提供了很多政策建议。
因此，除了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外，谢林还是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和军备控制专家，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虽然谢林在公众中的名望可能比不上基辛格等人，但是其潜移默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却可能非后者所能及。
作为“最容易读懂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讲述生动的故事来阐述深刻的理论是谢林最擅长的。他有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但是他的著作从来不会令读者望而生畏。他的主要著作《冲突的战略》《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选择与结果》等，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读不下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谢林并不是为了普及或应用“数理博弈论”而提出他的“非数理博弈论”的。
事实上，他的许多博弈论思想，或者说，他所提出的那些对博弈论有重大贡献的概念，都是在他正式接触博弈论之前就已形成并提出的。谢林在1957年后才读到霍华德・拉法和邓肯・卢斯著的《博弈与决策》一书，那是他的博弈论“入门书”，他在上面花了“一百多个或两百多个小时”。此后不久，他就写了《重新定位博弈论》一文，呼吁学院派博弈论专家更多地关注承诺、威胁、隐性讨价还价、交流、可强制执行的合约等现实因素在博弈中的作用，这对“博弈论专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现实世界却产生了不小影响。
谢林运用优美的语言和尽可能少的模型，将理论通过实际应用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语言大师，特别擅长创造非常贴切的术语来表达理论洞见，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朋友和哈佛大学同事阿尔伯特・赫希曼有相近之处。除了给现代博弈论留下了“谢林困境”“谢林点”等涵义丰富的术语之外，他还是“附带损害”（collateraldamage）等流行词汇的创造者。
博弈论运筹学篇6
[关键词]博弈论与旅游学价格战对策
一、博弈论及旅游价格战的博弈模型
1.博弈论与旅游学。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games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它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近年来不仅成为经济学中激荡人心的一个研究领域，也为其他许许多多包含竞争现象的问题提供了精细的分析技巧。随着博弈论在各学科中的普遍应用,旅游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应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的探索。
2.旅游公司价格竞争的博弈模型。价格竞争是行业重复建设、对行业总体市场容量过度乐观、企业数量发展过快的结果。近年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旅游的产业规模急剧膨胀,旅游公司数量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旅游人数的增长幅度，从而造成供求失衡。旅游公司为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把降价作为争夺客源的主要手段。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降价是企业的合理选则。现用博弈模型分析如下，假定在旅游市场有两家经营同类产品的旅游公司：a和b，还假设他们同时行动，并只有两种选择：降价和不降价。从而得到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模型：
（r——对双方合作的奖励，p——对双方背叛的惩罚，s——给笨蛋的报酬，t——对背叛的诱惑）
运用画线法可求得该博弈的得益数组（420，420）所对应的策略组合（降价，降价）为本次博弈的纳什均衡。由于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虽然双方选择（不降价，不降价）要比降价好,但是参与博弈的双方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每一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会不降价而自己也采取不降价来共同分享利益,为防止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给自己带来损失的情况发生,最终双方选择的是均采取降价的纳什均衡（420，420）。于是你降我也降，你再降我也再降，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价格大战越来越激烈。这从博弈角度说明了价格竞争的必然性。
实践证明，即使公司能够签订都不降价的行业自律协议，也是无法有效避免降价竞争的发生。因为策略组合（不降价，不降价）不是纳什均衡，行业自律协议不具强制性约束力，即使在短期内能够维持在脆弱的自律平衡状态，机会主义或其他因素也会很快将此不稳定均衡状态破坏掉。这在博弈理论中已有严格的证明。
二、应对旅游恶性价格竞争的对策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供需失衡的行业中，当供大于求时，价格竞争将更为激烈。然而过度的价格竞争对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下对如何避免过度价格竞争做一探讨。
1.通过改变博弈模型的结构消除过度竞争。据前所述博弈模型，旅游公司之间的价格战博弈只要符合两个条件:1）t>r>p>s；2）r>（t+s）/2，各公司的最佳选择都是该博弈唯一最优的“纳什均衡”（降价，降价）。要避免出现旅游恶性价格战，可以通过改变博弈结构，使博弈方的收益值不再符合该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
一种方法是博弈双方主动改变博弈策略，将公司目标从“收入”调整为“利润”。以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为基础，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不妨假设选择“不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30%，选择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20%，则得表2。
以利润为目标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不再符合原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博弈的最终结果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唯一的（降价，降价）。其中纯策略纳什均衡通过划线法容易找到为两个，即（150，150）和（84，84）。目前博弈论界正在研究表2所示的（不降价，不降价）这样的最优纳什均衡出现的条件和机制，一旦找到，就可以为避免恶性的价格竞争提供一条途径。由于其中的研究颇为复杂，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种改变改变博弈结构的方法是旅游监管部门作为新的当事人参与博弈，也有可能会使旅游公司避免出现恶性价格战。但这需要旅游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对降价的公司给予足够大的惩罚才能奏效。
2.持续创新同样是旅游行业获得较高利润，避免过度竞争的有效途径。旅游企业可通过开发特色旅游新产品而避免产品雷同。比如近几年的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以高中学生为对象，在假期举行的高校游；以各种兴趣为对象的摄影游、徒步游、探险游等。
3.除此以外，政府还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硬化企业投资约束，从而消除产业过度进入，达到供求平衡，避免过度竞争。
总之，这些策略需要旅游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自身实际情况适时进行创新、调整和选择。
参考文献：
博弈论运筹学篇7
【关键词】农业企业；税务筹划；博弈
1.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1农业企业的概念及特征
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对农业企业的定义都不一样。每一个学者，对农业企业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农业企业本质上就是围绕农业经营生产，是农业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主体。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农业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企业越来越多，其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为了反映我国农业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状，并参照国际上对农业企业的理解，本文将农业企业定义归纳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或为农业生产提供后续服务。
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受农业的生产周期较长，客观上受土地、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而且不确定行因素（自然灾害等）对农业企业影响更大，因此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不稳定性；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多样复杂性（农作物很多）；农业企业的税务是很复杂的，同时国家也颁布很多优惠政策，所以农业企业的纳税比一般企业更复杂，空间更大。
1.2税务筹划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税务筹划实质是一种理财行为，是一种策划行为。在会计实务中，企业财务部门都将规避税务着为重要考核指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合理的筹划空间也为财务部门以及财务人员提供了足够的激励。通过合理的税务筹划，财务部门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纳税筹划决策示意图
1.3税务筹划中的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博弈论是研究当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对方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
1.3.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也越来越开放，许多国外农产品以及深加工产品流入国内，严重冲击我国本土农业企业。除了高质量外，价格也是百姓主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合理的税务筹划将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假设有a、B两农业企业，在相同条件下，他们是否进行税务筹划共有四种情况：
假如在该领域只存在a、B两个企业，那么他们是否进行税务筹划就存在一场博弈。
如果，a、B两企业在都未进行税务筹划的前提下，Ra=Rb（净收益相等）。那么，a、B两企业都行进税务筹划，则它们的净收益将增加。如果a企业不行进税务筹划，那么其产品的成本将高于B公司，在同等质量下，a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将下降，其市场份额会慢慢的被B公司吞噬。
因此，可以看出在客观条件允许下a、B两公司，在进行合理税务筹划的前提下，不仅能够提高公司的收益还可以抑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虚涨，从而减轻普通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1.3.2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
我国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税务部门在面临很多的问题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处理问题，所以很多情况，人为主观因素往往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就存在一场博弈。
从法律方面来说，税务筹划是一种合法行为，但是这种合法行为，往往是企业与税务机关形成的一种默契，有时企业在打“球”。如果企业与税务机关存在误解，那么这种所谓的“合法行为”，就难以被税务机关认定。
假定企业是否进行税务筹划，只受税务机关的影响。那么，企业是否进行税务筹划以及税务机关是否对企业进行检查就存在一场博弈。假设农业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成本为C
机会成本为k，企业进行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违规行为的风险成本为m，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检查成本为t，企业进行税务筹划节税收益为H。
当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有进行检查或不进行检查两种选择。
由上图可知：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这次博弈，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看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
假设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为p1，那么不行进检查的概率为1-p1。假设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务筹划的行为属于合法的概率为p2，那么不合法的概率为1-p2。
综上所述可知：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期望值U=（H-C-k）×（1-p1）+（H-C-k）×p1×p2+（-k-C-m）×p1×（1-p2）
当U＞0时，企业应该理性的选择进行税务筹划；
当U=0时，企业可以选择进行税务筹划也可以选择不行进税务筹划；
当U＜0时，企业应该理性的选择不进行税务筹划。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博弈论中，个人或者企业的最优选择往往不仅依赖自己的选择，更要依赖其他个人或者企业的选择，也就是说个人或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他人或者其他企业选择的函数。
1.4农业企业税务筹划的现状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农业企业都未树立正确合理的税务筹划观念，真正认识了解税务筹划的不多，更有甚者认为税务筹划就是偷税逃税。可想，目前我国农业企业的税务理论薄弱，相关人员基本素质不扎实，没有掌握税务筹划的核心所在。
因此，很多企业都选择走“歪路”，特别是很多农业企业选择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与税务机关搞好关系，已达到尽量的少缴税、不缴税的目的。长期以往，会严重制约我们农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导致农业企业的恶性竞争，对我们农业的发展相当不利。因此，只有在合理的税务筹划前提下，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法律意思，还能使我国农业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壮大，使我国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
2.结论及建议
2.1结论
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企业主体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直接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各种经济主体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伴随着各种经济主体内部成本费用的压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企业的税负直接影响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农业企业都有进行税务筹划的动机。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税务筹划的理论研究目前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针对农业企业税务筹划的理论研究更是缺乏。因此，对农业企业进行具体的税务筹划研究，不仅有助于我国税务筹划理论体系的完善，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农业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整个农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策略，为企业更好的进行税务筹划。
2.2建议
农业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更加重视企业的税务筹划，那么企业就应该做到：
（1）把握大局观，从企业的整体出发降低税负
从本质上讲，税务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范畴。税务筹划的目标是由农业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所决定的。税务筹划就得围绕这一总体目标进行综合系统的策划，将其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整体投资。企业不能仅局限于个别税种，也不能仅仅着眼于节税。换而言之，企业税务筹划应首先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减少，而不是极个别税种税负的降低。
（2）始终紧跟政府向导，坚持合法化
税务筹划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合法，也是税务筹划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在进行税务筹划实际操作中，相关人员务必熟悉国家以及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精准的理解和全方面的把握它们的内涵，并且要时时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趋势，从而确保税务筹划的成功。
（3）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力度，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农业企业的发展更加离不开人才。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影响企业税务筹划质量的关键因素就是税务筹划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因此，企业必须加快税务筹划人才队伍的培养，逐步提高税务筹划人员的综合技能，以适应企业税务筹划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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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运筹学篇8
罗伯特•奥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他于1983年获得了以色列技术机构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1994年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经济学奖。本文就他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思想作一评析。
一、弈论：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
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立。
那么，什么是博弈论？奥曼认为，较具描述性的名称应是“交互的决策论”。可以看到，奥曼对博弈论的定义是十分简洁凝练的。因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将形成互为影响的关系，一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来描述博弈论是再简洁不过的了。奥曼还以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博弈论是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即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能以其偏好获得最大的满足。如果仅有一个参与者，通常就会产生划分明确的最优化问题。而在多人参与者的博弈论中，一个参与者对结果的偏好等级并不意味着是他的可能决策的等级，这个结果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决策。
奥曼还分析了一般和特殊模型中的“解概念”，指出，就社会科学的理性方面而言，博弈论是一种概括或“统一场论”。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参与者（如计算机、动物、植物等）。与探讨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他种方法不同，博弈论不利用个别的、特定的结构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如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垄断、国际贸易、征税、表决、威慑等等。更确切地说，博弈论发展了原则上应用于所有交互情形的一套方法，并进而探讨这些方法在每一具体应用中所导致的结果。从一般博弈论方法得到的结果与用较为特殊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常常出现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其他的情形下，博弈论方法会得出一些其他方法未能得出的新见解。
二、完全竞争经济：参与者连续统模型
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经济模型描述了一种存在着许多参与者（居民和厂商），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市场情形。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状态下，每个居民或厂商的交易量相对于市场总量来说是很小的，任何一个人交易的商品数量并不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然而，奥曼认为：“事实上，只要仅存在有限多的参与者，个别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能被忽视。因此，适合于完全竞争的直观上的概念的数学模型必须包括无限多的参与者。我们认为适合这个目的的最自然的模型包括了参与者连续统(continuum)，类似于一条线上点的连续统或流体中粒子的连续统。”
在经济理论中，“连续统”观点的引入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奥曼指出，连续统可以被看作接近于存在许多但是数量有限的粒子（或经济主体，或策略，或可能的价格）的真实情形。采用连续统的粗略估计的目的是使称为“分析”的数学分支的强有力的、精确的方法得以应用，而使用有限的方法将会更困难甚至是无望的。古典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接受既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单个居民或厂商的决策不能影响价格）。为了使经济处于稳定的状态，价格必须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就是瓦尔拉斯的竞争均衡(walrasiancompetitiveequilibrium)。奥曼证明了它的存在，并用商人连续统的市场作了明确的说明。
奥曼还考虑了称为联盟的团体和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竞争均衡定义假定厂商允许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对埃奇沃思著名的“契约曲线”(contractcurve)进行概括的博弈论概念的核心，则认为这个核心由在此之上没有联盟可以有所进步的所有分配组成，它忽视了价格机制，仅仅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奥曼指出，竞争分配的核心和模式与厂商连续统的市场相一致。奥曼通过精确表达完全竞争观点的连续统模型，成功地使最初由埃奇沃思提出，经许多其他模型改进的理论精确化，并从此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准则之一。
此外，1975年，奥曼还获得了另一个完全竞争经济中竞争分配和值分配之间等价性的结果。在奥曼看来，博弈论和经济理论中最显著而独有的现象或许是竞争市场经济的价格均衡与对应的博弈的主要解概念（除一个以外）之间的关系。直观上看，等价性原理是说，市场价格的建立是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运转的基本力量自然地产生的，几乎不管我们假定这些力量是怎样运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完全竞争分析所获得的基本观点，使对完全竞争之外的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更加容易。在这方面，奥曼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是利用一个或更大的参与者的连续统建立的垄断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公共经济学基于经济活动和政治过程相互交织的税收模型，如表决、固定价格模型等。
三、重复博弈论：理论系统性的发展
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奥曼对重复博弈的贡献在于对理论系统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对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结果出现在50年代，被称为“佚名定理”。该定理认为，重复博弈的策略均衡结局与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恰好相一致。这个结局可被视为把多阶段非合作行为与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为联系在一起。然而，虽然所有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确实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解观点，但是它相当模糊，并且不提供信息。而奥曼认为，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关。它的目的是解释诸如合作、利他主义、报复、威胁（自我破坏或其他）等现象。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现象，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是非理性的。
奥曼还考察了许多具体的合作行为，定义了“强均衡”概念，即没有任何参与者团体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它们的决策来获益的情形。他指出，重复博弈的“强均衡”与一次性博弈的核（更精确的是“6核心”）相一致。为此，奥曼定义和研究了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转移效用(non-transferableutility)博弈，这开拓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因为在此之前，仅有“单边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个联盟可以任意在其成员中分享一定数额的赢得。
其次是对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奥曼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其学生的辅助下，发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1966年，奥曼和m.马希勒(michaelmaschler)在给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开创性报告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模型。他们指出，信息使用的复杂性实际上可以以一种出色的、简练的、明确的方式来解决。在最简单的一个重复的2人零(zero-sum)和博弈中，其中一个参与者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单边的不完全信息），拥有更多信息的参与者所使用（并揭露）的信息数量是被精确地决定的；有时是完全揭露或根本没有揭露；有时是部分揭露。这种分析被扩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即2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许多新的精深的观点和概念由此产生。例如，奥曼、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个“联合控制的”(jointlycontrolledlottery)的概念，即没有参与者可以单方面地改变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密切相关。之后，奥曼在重复博弈上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事实上，他的有关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许多重要观点已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科，诸如寡头垄断、委托人与人、保险等等。
四、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非转移效用与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还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既是合作博弈发展的鼎盛期，又是非合作博弈的开创期。奥曼在该方面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为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另一方面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使之形成统一的观点。
合作博弈理论不讨论理性的个人如何达成合作的过程，而是直接讨论合作的结果与利益的分配。合作博弈的基本形式是联盟型博弈，它隐含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在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转移的交换媒介（“货币”），每个参与者的效用在其中是线性的。
这些博弈被称为“单边支付”博弈，或“可转移效用”博弈(tu-games)。奥曼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到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发展并加强了可转移效用和非转移效用的合作博弈论。他先是界定了非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的博弈概念，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合作解的概念。他研究了不同模型中的合作解，同时，将非转移效用值公理化，这是奥曼对合作博弈论基本原理所作的贡献之一。在1985年，奥曼还成功地制定了描述非转移效用值的一个简单公理集，这不仅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对个体的战略选择，即每个参与者如何博弈，或者说选择什么策略达到他的目标。与之不同，合作博弈理论的重点则是对群体，并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每个联盟的赢得，而没有说明如何赢得。奥曼通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因此，一个理性人选择他最偏好的行动，当然“最”是相对于他所掌握的（关于环境和其他参与者的）知识而言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看上去简单清晰的表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当然，也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什么是“参与者的信息”？他知道其他人的什么情况？是他们的理性吗？奥曼在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为这些模型制订了标准。
首先，他考察了知识和信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奥曼相当精确地概括出具有常识性的概念。他指出，如果开始时两个参与者具有了相同信念，但在对于一个具体事件的较晚的信念（基于不同的个人信息）是常识的，则这些较晚的信念必然形成一致。奥曼的观点对非博弈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涉及多人情形下知识的正式概念的“交互认识论”整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形成了许多应用范畴。从经济模型——诸如只要人们有相同的最高执行官，他们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交易——到计算机科学——用于分析分布环境，诸如多重处理器网络等。
其次，他假定参与者是“贝叶斯理性的”(bayesianrational)。这在一人决策论中或许是标准的，但是它在多人模型中是否也适用？奥曼引入了相关均衡的基本理论概念。相关均衡出现在经济和其他许多领域，引起了对不同交流程序和通常所说的“机制”的更重要的研究。
同时，奥曼还研究了“达到古典纳什均衡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性知识的范围”的基本问题。他的观点与专业人士相反，认为答案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常识”。严格的理性是对决策者行为复杂的假设，由此产生了对边界理性模型的考察，该模型放宽了假定。奥曼指出，在交互情形下，微小的非理性是如何起很大作用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下，它能够导致重复博弈的合作。
五、其他贡献
奥曼在值集函数（即值为点集而非单独一点的函数）领域，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如“奥曼可衡量选择定理”、值集函数积分结果等。大部分问题产生于对不同博弈论和经济模型的研究，经济人连续统和数学理论是这些模型演化和分析的重要工具。奥曼所获得的诸如一般均衡、最优分配、非线性编制程序、控制理论、测量理论、定点理论等结果是基本的，它们被应用于经济学、数学、运筹学等许多领域。此外，奥曼把库恩(kuhn)著名的完全检索有限博弈中的行为和混合战略的均衡结果扩展为无限的情形，克服了复杂的技术困难。除了他发表的书外，奥曼多年来对许多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向他们建议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和研究的渠道，与他们分享了深层的理解，帮助并鼓励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奥曼总是引导他的学生走向这一领域，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双向反馈的相互作用，所获得的结果又被他用于塑造和提炼他的观点和理解。
六、简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奥曼对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当代的博弈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他未涉足过的领域。他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科学贡献从基本概念、学科的发现与形成到适当工具与方法的发展在分析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应用，都具有开创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奥曼的大部分研究与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一方面，这些问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他研究的结果产生了经济学新的见解和思维。
同时，奥曼的哲学论文和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奥曼成功地以许多不同的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了甚至是最复杂的观点。他的研究并不止是一张简单列表，而是展示了所有美丽和清晰的宏伟画面，指出了成就、需要解决的困难以及将来研究的领域。毫无疑问，奥曼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在建立并使博弈思想和经济理论思想的轮廓更加清晰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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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运筹学篇9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博弈论运筹学篇10
关键词：对赌协议；融资；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对赌协议是私募股权融资中采用非常普遍的协议。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融资市场，也较多地出现了投资方与管理层之间涉及巨大金额的对赌协议的案例。这其中有蒙牛、雨润、徐工等企业的成功对赌，也有港湾、永乐、太子奶、深南电、碧桂园等企业的失败。2008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对赌协议”以管理层的失败为结局，更多的股权被迫转让等纠纷因此发生。
一、对赌协议的内涵
所谓对赌协议，就是“估值调整协议”。根据这种机制，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融资协议时签订的一个约定：如果企业未来的经营结果达到约定的水平，则融资方享有一定的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当初被低估的损失；否则，投资方享有一定的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当初被高估的损失。对赌协议本质就是投资者自我保护的财务工具，融资者许诺的保证。
二、签订对赌协议的风险防范措施
1.企业业绩目标设定要合理
企业在与国际机构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时，要把对赌协议的业绩目标设定在企业能力范围之内。确立“对赌”的业绩目标时，主要依据企业以往的历史业绩，制定短期可以实现的业绩目标。此外，企业业绩目标应主要以内部经营的常规方式实现，采用并购整合的方式虽然可以迅速达到目标，但是其中变故较多，不是所有的并购计划都能如愿实现。还需要注意的是业绩目标的确定方式不是唯一的，例如，融资企业与投资方谈判时，可以采用浮动股权比例条款的思路来协商确定投资方的投资额及投资比例。
2.确保控制权
控制权是对赌协议条款设计中核心问题之一。国际机构投资者在对赌协议“赌注”的设计上，往往经过周密的财务和市场预测，一旦被投资人未能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其所获得的割让股份一方面是弥补了其投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为取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提供便利。因此在对赌协议中，被投资企业应努力对控制权设定保障条款，以保证自身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控股地位。比如约定无论换股比例如何调整，国际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不能超过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企业管理层。
3.谨慎对待可转换证券
可转换证券是对赌协议谈判中经常使用的投资工具。可转换证券的选择是利益分配和风险负担的选择。在对赌协议中，可转换证券主要包括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通过适当地设定转换价格，可以达到激励企业家有效运营企业和激励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的双重目的。
4.将对赌协议设计成重复博弈结构
引入对赌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博弈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重复博弈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降低当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确定性。蒙牛乳业与大摩等投资机构签订的融资对赌协议是一种典型的分层博弈，2002年－2003年蒙牛乳业与大摩的对赌是一种初步的、试探性的博弈，是对赌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博弈为下一阶段的博弈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一旦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出现了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迹象，博弈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博弈，以减少损失。对赌协议中，大摩等有权更换管理层表明存在着终止博弈的触动条款。这一设置为博弈双方是否继续博弈提供了缓冲地带。
因此，在设计对赌协议时，不同的博弈阶段如何确定、分层博弈的筹码、结束博弈及变更博弈条款的条件约定就变得尤为重要。积极的重复博弈有一个层层加码的筹码结构，初期筹码小些，之后的筹码可以累进。若在初次博弈中一方由于特殊原因在博弈中失利，且双方仍存在继续进行博弈的诉求，就可以通过变更一些条款来维持博弈继续进行。这样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武断结束博弈所产生的错杀后果，另一方面也为失利方提供了扭转局面的机会，从而为实现双赢创造条件。
5.采用柔性指标作为对赌协议的评价标准
目前国内的对赌协议都选择将财务绩效作为对赌协议的评价标准，约定的财务业绩的高低对企业管理层的压力不同，在对赌协议中，可以选择一些盈利水平之外的柔性指标作为对赌协议的评价标准，避免对企业经营层造成过大的经营压力。
可以选择的柔性指标包括对投资方的其他权利的增加或损失的补偿，例如赋予投资方二轮注资的优先权，在赎回补偿方面，如果企业无法回购优先股，可以提高累积股息。柔性指标也可以是对管理层权利的限制，例如可以约定投资方有权根据管理层是否在职来决定是否追加投资，另外，管理层如果离职可能失去未到期的员工股或支付赔偿金。在对赌协议中选择一些非刚性的考核指标谈判时，投资方还可能会提出获得董事会多数席位、限定上市时间、出售股权或回购股权等要求，这对企业的控制权或生产经营会发生重大影响，融资企业在条款设计时应坚持原则，把握底线。
6.设定对赌协议的终止条款及排他性条款
被投资企业需要设置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时的排他性条款。ipo和协议转让是国际机构投资者最常用的退出手段，如果国际机构投资者认为被投资企业ipo无望，则很有可能将被投资企业出售给上游企业或者企业的竞争对手，这就意味着被投资企业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仅仅是输掉了资金，也很有能丧失了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在对赌协议的设计上，被投资企业需要设置排他性条款，对不得向竞争对手转让做出明确规定，并把违反排他性作为严重违约的情形之一。在被投资企业话语权不够强大时，至少要保证在国际机构投资者抛售股份时，被投资企业具有优先购买权，以防止控制权旁落至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接盘人甚至其竞争对手手中。
参考文献：
[1]罗青军.对赌协议:内涵、风险收益及其决策模式[J].浙江金融,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