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知识篇1
关键词：知识；观念；基础性论证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形而上学》部分（meta-physics）希腊文的含义为“物理学之后”，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也即柏拉图所谓的知识）是一切科学的汇总，它也因此被誉为“第一科学”，这种观念也体现了哲学诞生之初人们对其的定义：即探寻一切关于现实存在的根源，或称之为“世界的本原”，观念与知识也是哲学本体论阶段构成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两个因素。这种本原式探讨不仅是哲学家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其追本溯源的方式也影响到后人对于所获得的知识或产生的观念的正确性、客观性的界定和判断。而对于知识的信任并以此形成的观念，笔者在此姑且将其定义为信念，它与知识、观念一起成为整个基础性批判的对象。本文尝试对哲学史上这种基础性论证进行阐述，并揭示它与西方哲学求真运动之间的联系。
一、对于知识和观念来源的判断
尽管对于知识和观念来源的判断促使哲学在近代出现了“认识论”转向，不过对于知识和观念的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对知识的定义是得到确证的真信念，然而他又把知识的最高层次――理念上升为本原层次，认为经验事物的存在时因为分有了理念，因而对于知识，柏拉图也试图将它和人们平时对于事物产生的观念加以区分。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认为“真实的信念和知识一定是不同的”，即使“正确的信念加上解释还不能称作知识”，“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上解释，都不会是知识”，①而由于他对理念的推崇，因而正确的观念或者称之为信念则应当包含关于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所在的认识，笔者在此认为这就是所谓对于理念的认识。而至于信念究竟和知识有什么不同，该怎样定义，直到《泰阿泰德》篇结束，柏拉图似乎都没有给出答案。
柏拉图这种做法遭到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理念和可感事物是分离的，认识的内容（知识）与认识对象没有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柏拉图认为事物多样性只是可感事物分有了理念的部分产生），那这种“断层”将会导致逻辑上需要借助无限个“第三者”连接理念和事物来实现知识和对象的对接，形成无穷倒退。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于知识和观念的态度存在了某种可知论方向的肯定，他追求确定、普遍的事物，借助对事物的分析，利用“四因说”以潜能和实现描述运动，继而让观念与知识之间有了同一的可能。在知识或正确观点的获得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认为借助证明能够获得正确的观念，其方式就是“三段论”。
然而这种本体论式的肯定伴随希腊晚期社会危机以及怀疑论哲学的兴起开始失去效用。中世纪宗教哲学，对于知识的证明甚至获得，都是为了信仰，即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到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又使得知识和观念的获得与确证有了发展，不管是唯理论对于理性直接推导出知识的理性至上的推崇，还是经验论重视实验获得确证的知识，二者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将知识和观念二者的正当性做可推广性的论证。笛卡尔主张把追求真理（知识）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并且借助“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构建自己的体系，在知识探求的方法上，以一种“普遍怀疑”的方式，把涉及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进行排查，“我思”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行为，而“我在”则由这种思考行为的主体所推出。有学者指出，笛卡尔此举是“将直觉和演绎确定为获得一切真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②
到了休谟时期，关于知识和观念的思辨仍在继续。在休谟的《人性论》当中，知识的问题表现为“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纯粹的，仅仅由观念本身决定，例如几何代数的知识，有的则必须借助事实决定，如自然科学、历史学。信念问题在休谟眼里却“似乎从来是哲学中最大的神秘之一”，他认为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只是人们习惯性的联想，我们不可能通过解释个别事物来获得对于普遍性的结论，这有着彻底的经验论倾向，但是这不表示他否定知识，或者说，仅仅是从研究个别事物所获得的观念不能代表知识而已。在休谟看来，观念“是对于这个对象的信念的一个必需的部分，但不是它的全部。”③“观念”是“信念”之下的一个概念，而且信念又来自于我们的“习惯性联想”，我们对于因果推理是借助于习惯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由一件事物出现而期待那一种事物的出现”④这种休谟自称的“温和怀疑论”最后把我们引向了常识，而非知识合理性或科学性证明。
对于知识的问题的证明或者说将观念、信念、知识做了较为明确的澄清和归纳的人当属康德。康德曾明确表示过，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促使他对于过去的知识论进行批判。但与休谟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不同，康德认为因果必然性不容质疑，但是，要想解决前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确保由人们纯粹知性（康德不将它称为理性）获得的感觉经验的综合判断（也就是知识）是不容置疑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不是仅仅只是某种观念或是信念，就必须对知识的来源进行批判。这也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写作动机。鉴于学界已经有很多前辈对康德哲学做了深入分析，笔者就不在此论述了。
在康德所处的18世纪，牛顿物理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体现了优越的普遍必然性，也成为当时人们眼中绝对真理的典范。在对知识进行形而上学方面的界定时，康德将原先“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必须符合事物本身”扭转为“事物展现的特点必须和我们的认识相一致”，这种转变称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把“知识必须以对象为转移”颠倒为“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并从当时的科学典范即物理、数学知识的获取层面入手，定义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与休谟的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向区别，休谟的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分等于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又等于先天和后天判断，休谟以此把原先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独断“投到烈火中去”，而康德此举则是为了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以先天、必然，同时针对世界，对知识、观念，或者说是判断进行重新的“身份确认”。这是一种清理地基式的探讨。
对于意见（或者说是观念），知识和信念三者的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专门的论述。笔者此处引用学界前辈陈嘉明先生在《信念、知识与行为》一文中对这一论述的介绍：当我们把某个事情视为真的时，它在知识论上的根据如何呢？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根据来确认我们“视其为真”的充分性？康德将这个问题确定为“意见、信念和知识”三个层次的差别。意见属于最低层次，它是一种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客观上都不充分的“视其为真”，这首先就被康德排除了；而信念高于意见，虽然客观上它不充分，但在主观上充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信念来自人本身）；知识是最高层次，在主客观上充分“视其为真”，并且康德把主观上根据的充分性叫做“确信”，在客观上根据的充分性叫做“确定性”。⑤
鉴于对知识问题的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的重点，学界前辈对此已有研究，此处就不追叙了。而信念方面，康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具体的行动）、学理、道德方面才能存在，信念与知识是无关的，是非科学认识层面，在学理、道德的层次康德又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引入对于“上帝存在”的设定，以实践层次的“自由”（道德律）规范和说明这种信念对于行为的作用和引导。而对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强调，当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时，关于这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也必定彼此相互符合，这就使得经验判断的客观性也意味着它的普遍必然性，此外，如果有理由使得一个判断当做必然、普遍有效的，那么它也必须被当做客观的。⑥此处存疑：康德这种“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能够相互换用”的说明是否仅仅是逻辑上的推演？“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与“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彼此是否同一？对于某个对象的单一判断a与其他判断B，C，D等等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应该是不同的，如何证明其“相互符合”？因篇幅所限，这些疑问在本文不做分析。
二、知识基础性论证的意义
前文已经提到，康德借助对于知识的重新定义，构建新的形而上学，其理论特点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康德的知识论设定基础是先验的，这种基础层面的形而上学的设定，到了现代则由于西方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倾向被批判和抛弃，但是，对于知识的基础性研究并不仅是形而上学层面的讨论，也不仅仅是康德的“先验感性论”的努力所致。
早在古希腊时期，对于知识的基础性证明，或者言是否成立的证明，首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在《后分析篇》，亚里士多德讨论知识如何可能时，就将知识视为借助证明而获得，这里的证明就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⑦，而近代的知识基础性证明，则借助于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实验方法与归纳方法以及经验论者对于经验知识的可靠性证明，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有康德的先验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进行论证。在前文提及的案例中，柏拉图的方法是以绝对理念为本原作为不证自明的信念；亚里士多德否定理念的作用，但是借助“三段论”的方式以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确定信念或观念认识的确定性与可证实性；近代唯理论将逻辑推演发展到极致，以理性万能来立论不证自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我思”这一行为的确认性来证明“我”的存在，并由此开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经验论则将真实性诉诸于感觉经验，贝克莱甚至以“白板论”来证明人们对于感觉经验的可接受性与“纯天然”；休谟则借助“习惯性联想”来确认对于感觉经验作用于人们思维层面的可确定性；康德则从先天综合判断出发，确定人的知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认识事物，尽管他预设了“物自体”，认为人不能完整认识事物，但是确立知性能力也是一种对于观念获得的方式上的确证。陈嘉明先生指出，这种基础性的证明（或称为“基础主义”）的基本要义，一是需要先对基础信念和非基础信念进行区分，笔者认为这也就是逻辑上论点和论据的区分；二是断言基础信念（论据）本身必须是确定的、可靠的，其确证性无需诉诸其他信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必须是自我确证、独立于其他信念（也就是“不证自明”）。⑧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对于知识基础性或者正当性的论证过程，则可以尝试概括出某种论证范式：由感觉经验得出的认识（即感性认识），成为存在于人脑海中的观念，或作为有待证明确认的信念a，如果逻辑上假定有信念B来证明a成立，那么信念B就可作为a成立的理由；而如果信念B也有C作为其证明的依据，那么C也就是B成立的理由，如此反复进行，就形成一种无限追溯下去的证明，学界前辈将其称为“回溯论证”；而如果要中断这种无休止的论证，只需其中一个信念或观念在实践中是可以被确认的，或者不证自明即可。
窃以为这种对于知识的基础性证明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思辨不断追溯认知的本原和基础，不断通过质疑、否定、再证明的方式完善自身，康德的证明方式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基础性证明的方法。而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也是由于直接诉诸本体，以具象化的本原或独断的形而上学来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人的认识的来源上经不住怀疑主义和现实的考验；而现代方法论转向，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点之上，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实践这一人类认识发展的真正来源后对于哲学问题的解答，以及从西方其他诸派对于黑格尔式“绝对精神”哲学体系的回击，加上现代科学的发展继续改变人们对过去世界的认知，社会变革下人的自我定位的转化促进“存在主义”的出现，语言分析学派也力图以新的方式诠释对于固有的知识论断，这些变化无不体现着哲学反复对“地基”的清扫，这也是知识基础性证明的背后动因。
三、结语
哲学作为人类对于世界与自身思想的好奇的缘起，在发问与探讨的过程中，渐渐不满足于已有的答案，不论是早期希腊哲学的具象化本体，还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体现出探求目标答案的多样化。而在中世纪神学信仰独揽本体论领域时，形而上学的探究几乎被等同于对于信仰的证明。而随着经院哲学衰落以及繁琐证明方式的被摒弃，经验论与唯理论接续了亚里士多德式与柏拉图式的对于本原问题的解答方式，在笛卡尔的直觉与演绎的方法和休谟的怀疑论影响下，对于所获得的知识与观念的认识，对于人们理性能力的怀疑成为问题的焦点，追求本原回答这一行为中，对于答案的质疑成为哲学家的任务，在解决对于所获得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及普遍性问题之前，形而上学问题变得无意义；康德试图调和唯理与经验之争，挽救人们因为质疑而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利用先验的方式使客观世界的事物真实性得以保存，并通过论述人们知性加工知识这一过程证明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层面的局限，并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界定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理性自由度和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归宿；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运动与辩证法已触及整个哲学史发展阶段中核心问题的状态，但其绝对化的做法导致其在研究知识现象层面的独断与狂妄。现代哲学在科技变革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变化的前提下体现出对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论是现象学、解释学、语言游戏、逻辑实证乃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都体现了对于探求方法的“地基式清理”和再确定，“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再次被推迟，而“拒斥形而上学”倾向看似不再探讨古典哲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只是以别样的方式进行“真”道路的探索，这种“真”不仅是对于真本原的追求，也是对于真观念、真知识、真方法的追求。
不管是对知识、观念的区分，还是知识基础性的确证，这种运动的背后都体现着哲学对于真实性、客观性世界认知的追求，蕴含对于真实性可以被最终获得的预设。因笔者学识尚浅，故只能结合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对于哲学史的认知对这种西方哲学的求真运动以这一狭隘方式进行简单探讨，对于哲学知识论以及其他诸多哲学家的独到见解尚须做进一步了解。
[注释]
①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p737，748，752.
②周晓亮.直觉与演绎：笛卡尔的方法论选择及其困境[J].云南：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
③休谟，关文运译.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112.
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p528.
⑤陈嘉明.信念、知识与行为[J].北京：哲学动态？2007年10期.
⑥陈嘉明.从普遍必然性到意义多样性――从近现代到后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J].江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2
关键词:“材料科学基础”哲学概念教学意义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主干课程之一,国内大多数院校都把该课程当作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
对于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教学改革一般是积极吸收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新理论,使学生学到更加前沿的知识。我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挖掘、提炼该课程中蕴涵的丰富哲学知识,从而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还感受到哲学思想与哲学方法的魅力,将自然科学范畴的材料专业知识与人文科学范畴的哲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哲学教学的困惑
从知识学习的角度讲,本科生需要更加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因此,本科教学的一般思路是加深、加宽专业知识。加深知识靠更为高深的专业理论,而拓宽知识则必须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
如果站在高于知识的思想与方法的角度上,则仅限于专业知识范畴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学生具备一定的哲学思想,掌握一定的哲学方法,从而应对专业以外的事物。因为在当今社会,纯粹专业内部的事物是极少的,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往往涉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往往需要处理人际事物。因此,从最高层面的哲学入手,来强化学生的素质非常必要。
然而,当我们把教育的视野延伸到哲学的高度时,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即哲学的巨大作用与这种作用很难实现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虽然哲学是人类知识形态的极致,但由于哲学非常抽象,因此教学难度非常大。不难看出,理工科中的哲学教学,既有巨大需求,又难以操作。
应该指出,目前理工科开设的“科学技术哲学”选修课程,是这方面的一种积极尝试,该课程对于学生的哲学素养的提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无论是从学时数还是从教学效果看,仅仅一门课程还难以起到太大的作用。同时,理工科学生趋于定型的学习习惯,也制约了该课程功效的发挥。例如,有些学生对于“科学技术哲学”不感兴趣,有些则难以适应这类文科课程的教学方法。
凡此种种,都说明理工科哲学教学中所面临的窘境。因此,要想突破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转变观念,另辟蹊径,从而找到一条更加适合理工科的哲学教学之道。
二、“材料科学基础”哲学概念的提炼
课程的教学基础是知识的生成,没有知识课程就无法生存。但是,要想在理工科专业课中实施哲学教学,仅仅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专业知识背后的哲学概念、方法提炼出来。下面以实例的方式展示理工科课程中哲学知识的提炼过程与结果,归纳提炼的方法。
1.牛顿第二定律的哲学意义。
牛顿第二定律本不属于“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范畴。之所以拿它作为例子,是因为该定律是自然科学的经典,所以人人都能够理解。而直接选用“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中的例子,由于专业性很强,读者不易理解。
牛顿第二定律为f=ma,换一种表述形式就是a=f/m。根据语义流源理论,可以把属于物理学的专有概念转化为哲学表述。例如,f是外力,这是一种物理表述,但根据语义流源,外力退化为外界作用;m是质点质量,它也可以表述为事物的内在属性,因为质点说到底还是一种事物,而质量是用来描述质点属性的;a是质点加速度,它退化为事物的行为;“二”退化为关联,因为“二”不过是关系(关联)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完成了上述转换之后,牛顿第二定律就有了哲学意味,其新的表述为:事物的行为既与其内在属性有关,又与外界对于该事物的作用有关[1]。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规律,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恰好是这一哲学规律在教育中的体现。换言之,自然科学的牛顿第二定律与教育学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具有哲学意义的统一性。
2.“材料科学基础”中的哲学概念。
牛顿第二定律的哲学抽象不仅展示了一条哲学规律,而且展示了抽象过程的一般方法。按照这一方法,就可以处理“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中的相关知识,以使它们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同时,由于基本的提炼方法在牛顿第二定律中已经展示,因此在下面的例子中更多地介绍过程与结果,以避免过多的专业介绍带来理解困难。
(1)晶体缺陷
它是材料学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表示晶体中不但存在缺陷,而且缺陷有可能以平衡的方式存在。
从哲学的角度看,缺陷无非是一种新的物质存在方式。换言之,缺陷造成了物质存在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概念就属于哲学范畴了。因此,材料缺陷的哲学抽象就是:事物以多样性的方式存在,优于单一的存在方式。这个规律在自然界与社会领域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凝固(相变)过程
在材料的凝固过程中,形核理论至关重要。该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在原来的液相中产生具有固相结构的小核心,且它们随机出现、时聚时散。一旦过冷度足够大,这些小核心就能长大,直至完全凝固。
从哲学的角度看,凝固形核现象是旧事物中存在新事物的范例。存在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尽管是不稳定的,但它包含了新事物的“基因”,且一旦环境条件适合,这些“弱小稚嫩”的新事物就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直至完全取代旧事物。
(3)界面平衡偏析
这个材料概念可以用来展示哲学认识论的一般程序,也就是逻辑学中的属+种差理论。一般来说,一个新概念总是由几个旧概念组合而成。在组成新概念的旧概念中,必有一个是基本的,而其他是从属的。例如,知识经济概念中,经济是基本的,而知识是从属的。逻辑学把这种处于基础地位的概念称为属,从属概念称为种差[2]。
以界面平衡偏析为例,最基本的属就是偏析这一概念,而平衡是从属概念。因此,平衡偏析概念的根本意义由偏析决定,它意味着成分的(空间)差异,平衡偏析无非是说这种成分差异处于热力学稳定的状态,因此称为平衡。当我们建立了平衡偏析概念之后,它就成了新的起点,即新的属,而相对于这个属,界面就是种差。因此,界面平衡偏析就是:与界面有关的平衡偏析。换言之,界面平衡偏析=界面(种差)+平衡偏析(属)。
不难看出,尽管界面平衡偏析概念本身没有演绎出什么哲学意味的东西,但对于它的认识却能从方法的角度上升到逻辑学的层次,从而具有哲学意义的普遍性。
(4)规则溶液自由能表达式
在二元合金固溶体的自由能表达式中,学生的学习难点并不在表达式的数学形式。教学实践发现,他们产生模糊认识的根源在于:该表达式说的是谁。
按着德国哲学家弗雷格的指称理论[3],一个事物的认识与三个要素密不可分,即事物的名称、事物的内涵和事物的所指,其中名称与内涵很容易理解,而事物的所指(这是一个哲学专有名词)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按理说,认识过程涉及所指应该是常识,如黄山,它有名称(就是黄山),有内涵(如险峻、秀美等),还有就是作为物质存在的那些花岗岩构成的山峦。因此,所指就是指向物质存在的,因此理解起来似乎并不难。但是,当某个所需认识的对象以抽象的、看不见的方式存在时,所指就不像黄山那么清晰了。在初学的过程中,所指往往被学生忽略,甚至是遗忘,而只记住三要素中的名称与内涵。这种所指认识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如把对象搞混。不难看出,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有助于强化学生的认识对象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强化在面对数学公式具有特殊的价值。
(5)相变定义
根据冯端院士的定义[4],“相变”指:“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物相于某一特定条件下发生突变。”但是,相变的定义也可以简化为:凡是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都是相变。不难看出,与冯端院士的定义相比,新的相变定义粗略了很多。
如何看待这种由于简化而带来的粗略,是一个超越材料专业的问题,而知识范畴的超越本身就具有哲学的意味。显然,这里涉及思想方法的问题,对于不同思想方法的认识与把握,恰恰是学生应该努力的新方面。这个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孰是孰非的细节探讨,而在于认识效率等更高的层次范畴。换言之,细节的是非判断转向了效率考量,这种价值标准的转向对学生思维训练具有重要作用。
三、“材料科学基础”哲学概念的教学意义
从上面的论述看出,在材料专业知识中提炼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与方法并非难事,其中的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转换,具体就是从单纯专业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哲学领域。站在哲学的高度重新看待“材料科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它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1.丰富了教学内容,深化了专业知识。
到目前为止,理工科专业课改革的思路重点在更新教学内容,具体方法是积极吸收新专业知识,反映学科的新发展。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视野仍然局限在专业、学科的范畴之内。
因此,本文给出的哲学概念提炼的思路,是一种新的尝试。按着这样的思路,教学内容同样得以丰富。同时,还可以深化课程的内容,如上面列举的弗雷格指称理论,属种+差的认识理论,都具有很高的认知难度,这些哲学概念的学习会极大地深化课程内容。
2.建立了理解的新维度。
就本科生学习而言,理解的重要性远大于高中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是本科生学习的生命,而高中生的学习还带有相当成分的记忆因素。因此,深化理解就成了本科生学习的当务之急。
但是,深入剖析理解概念会发现,理工科学生的理解视野是不够宽广的,他们的理解维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事实和自然科学定律,这是理解不可或缺的维度;其次是简单逻辑,因为理解的过程往往是逻辑推理过程;最后就是数理方法,因为理工科中大量的知识是建筑在数理基础上的。但是,仅仅把理解的视野向这些方面展开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维度的综合也不具备超越的功能和开拓创新的意味。因此,有必要把理解的维度进一步向哲学、方法论的层次展开,以便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
3.开拓了通识教育的新视野。
在本科教学中,通识教育尽管非常重要,但它的实际操作却一直令人困扰。其中的重要问题是不同门类的知识各行其是,结果是多而不通。本文提出的理工科知识的哲学提炼与教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因为通识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一个“通”字,即融会贯通。但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天然差异,因此直接贯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使不同学科的知识都升华为哲学概念,则在哲学层面就能实现贯通。
参考文献:
[1]吴锵.从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到人文素质教育.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7.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3
摘要：西方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影响了相应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只不过是传统西方哲学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而已。法学理论本身离不开一定的哲学语境。
斯·培根是这一哲学的始祖，他开创了经验论的认识原则，认为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认识的成果要以经验来验证，且提出了实验证实原则，主张通过实验的验证来弥补感官经验的不足。此外，他创立了科学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清除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谬误，培根认为这是惟一的科学的认识方法。由于他重视经验，所以也决定了他轻视理性，他说：“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后来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都不同程度发展了经验论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实证主义则在英国广为流行，它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于近代的经验主义。[9]（p1）约翰·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主张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思想主要受英国的经验论影响。其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的变种。实用主义也同样是以经验为核心，只不过是赋予了经验以更宽泛的理解，这种经验论侧重于生活、行动，主张以一种开拓精神来理解世界。
各种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知识有其客观基础。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经验，而唯理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理性或先天的公理。但这种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猛烈抨击。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尽力消解传统哲学，例如法国的德雷达就主张将哲学消融于文学之中，美国的罗蒂主张取消他所谓的“大写的哲学”。实际上，后现代思想家所主张消解的哲学即传统的以知识论为核心的、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传统哲学。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本质”或“基础”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传统的思维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观外在世界观的“自然之镜”，但这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比喻而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来取代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后现代哲学仍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对传统的哲学的反叛，这种反叛实际上是借着传统哲学的语言来反对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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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础知识篇4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包括它自身,因而它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和思辩哲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如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就在于它的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是创新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超越了前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合理内核—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哲学的终极,而是哲学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新开端。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为其哲学设置一个终点,把它变成封闭、僵死的体系,而是敞开通向真理的大门,为这一学说的再发展留下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50多年以来,自身一直地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他们的哲学作了发展,他们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的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实践和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从批判旧东西中发现新东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有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应的定义”那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这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和二根本要求。
二、哲学创新必然形成创新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正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哲学从总体上反映把握时代的基本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时代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变化,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理应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新世纪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产物,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知识创新的结晶。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和知识处于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乃至整个知识的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
事物的根本特征是标志着该事物得以成立的根本点,是本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点。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主要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虽然也有创新,但创新数量少、速度慢、周期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力的投人,知识创新不是主要因素,不构成这些经济的主要点、根本点。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创新的周期相对较短,创新步伐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产品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90年代则为20年左右,世纪交替之际则更短。有些高新技术产 品的寿命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就需要更新换代,计算机领域的产品更新周期已降为6个月左右。着名的摩尔定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微软公司,正因为它不停地提供社会 需要的新产品,才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搜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知识经济需要不停地开发、不停地创新。要是没有创新,科技就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会出现,知识经济也不会存在和发展。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主席江泽民才在近年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正因为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课题,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关注新时代的呼声,把握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炼新的时代精神,为时代提供理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就必然要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创新哲学。
三、创新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与哲学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指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创新哲学则是关于创新的哲学,是以创新为对象的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创新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科学,是对创新的哲学审视。因而它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5
孔子曾经曰过的：“懂得学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下面好范文小编为你带来一些关于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1美好生活的向导
1、哲学智慧的产生与起源：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2、哲学的本义：爱智慧或追求智慧
3、哲学的任务：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4、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世界观、方法论的含义和关系：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关系：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
(2)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不存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
(3)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4)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2百舸争流的思想
1、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哪些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②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2、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①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3、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主义：物质是本原，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心主义：意识是本原，物质依赖于意识，意识决定物质。
4、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及其合理性、局限性：
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理解：①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合理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局限性——这些观点知识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着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②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合理性——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局限性：它把物质归结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子，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因而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观上的威信注意等局限性。
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现时代的思想智慧，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
5、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主观唯心、客观唯心
6、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3时代精神的精华
1、哲学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哲学是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
2、为什么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①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②牢牢把握了时代的脉搏③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时间经验和认识成果。
3、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①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②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4、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和直接理论来源：
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自然科学基础：从“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直接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批判地吸取)]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①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辨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辨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②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
①--思想及其精髓与活的灵魂
②--理论及其主题
--重要思想及其本质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4探究世界的本质
1、理解物质的概念：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它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这是与意识相比而言);根本属性是运动(这是与物质的其他属性相比而言)。
2、运动与物质的辨证关系：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离开物质谈运动，离开运动谈物质都是错误的。
3、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辨证关系：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4、理解规律的客观性及认识规律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
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于人类
把握思维的奥妙
1、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辨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辩证关系：物质世界是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方法论：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不是否定发挥主观能动性。它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求索真理的历程
1、实践的概念与特点
概念：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特点：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
2、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角度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3、理解真理的客观性及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真理是客观的：客观性是真理的最基本属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6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7
关键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实践精神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031-03
中国传统哲学，既博大精深又源远流长，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离不开对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传承和发扬，又要吸收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精华，把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
首先，融合中西哲学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55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以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发展着，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空前加强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世界联系的体系”[2]264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政治朝全球化方向演进，以及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今正处在一个全球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竞争、交流、激荡和互相借鉴的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和构成了世界历史文化，抽掉了民族文化这一个体属性，便没有人类文化。由于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交往较少，各自在相对特定的地域进行特定的生产和特定的生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正因如此才各具特色、互有长短。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进步。各民族在经济、政治上的交流，其在文化上也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作为文化最深层面的哲学，是文化的本质和精髓，理所当然，也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借鉴，在借鉴中达到融合。
事实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是各有长短、互存优劣。我们应跳出中西之别，体用之争，真正用开放的心灵（openmind）既立足于中国哲学之坚实基础，又平等地对待西方哲学。朝着“和而不同”的方向迈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把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Universals）的现状，既要还西方哲学以人类哲学这殊相（prticular）的面目，又要挖掘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之精髓，使我们的哲学能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其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既有西方发达国家所遇到的后工业社会问题，也存在欠发达国家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既有温饱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所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在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仰缺失的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物欲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哲学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它使人们淡于宗教。避免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狂热。但之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逐步谈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取代了人们信仰的缺失，在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下，信仰问题尚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中对人性乐观的估量和现实社会中难以找到参照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因而很快中国社会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尽管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没变，但其在人们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信仰的缺失带来了就是人们道德践屐的失范，社会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须由中西哲学共同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再次，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西方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时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吸引力，这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所描绘的那样，不仅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至赞同;同时霸权下的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倾羡和超附，又伴随着对强势文化的憎恶甚至痛恨。
就中国而论，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方为用”，再到时期的“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打倒孔家店”，很快经学、理学便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的后台，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逐一进入学术场景的中央。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或重新改造，即以西方哲学“范式”（paradigm）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今天的中国哲学，正如杨念群所指出的：“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3]41。中国人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结构来表达中国哲学，对以经学和理学方式把各种问题都放在同一个体系中的中国哲学解构成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总而言之，中国人，起码是中国的文化人已被训练成西方现念的代言人。
其实，西方哲学是以物为中心的物本主义（materism）哲学，其有着自身先天的弱点，造就了西方社会一系列的社会病和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今天在全球性的为了满足是人的物质需求，而向大自然进行贪得无厌的疯狂掠夺，极大地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出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问题后，世界上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正如俄国科学院院士斯焦平所说：“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一致”。著名学者李约瑟（Dr.Josephneedham）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其实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构和消解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国哲学的眷恋和向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融合，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我们既需要西方哲学给我们提供科学、智慧及真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中国传统哲学为我们提供人伦的调节、对人的生命情调的关怀和对崇高境界的眷顾。
二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这不是一般枝节上的差异，而是由根到本，由本到末的差别，为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等著名哲学家，都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算得上一代宗师。然而在中西哲学的结合上，也尚未达到完美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要么用西方哲学解读和述说中国哲学，如张东荪、金岳霖，牟宗三等;要么就是用中国哲学去解读和述说西方哲学如熊十力和冯友兰等。可见，要完成中西哲学的融合，主要难点就在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上，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起源和目的不同。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的先哲们对自然界的惊异（wonder）而探究自然的欲望，从而产生了以爱智慧为归属的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其科学（Science）精神和主要任务是关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西方哲学的主流均属于知识论（epistemology）的范畴，正是基于此意义，恩格斯才有：“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4]219一说。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就西方哲学而言的，对中国哲学而言则欠准确和妥当。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起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社会的忧患（worry），中国先秦的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他们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和战火纷纭，祸乱四起的局面，他们迫切需要探讨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因而产生了一个以“治”为中心如何建构合理的社会和心灵秩序为宗旨的哲学。由此，中国哲学家们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关心的是学习知识和训练逻辑，他们关心的是沉思和践行，其主要任务就是告诫世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所以，纵观中国哲学，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人学（homonology）”。
第二，表达和接受的方式不同。西方哲学是一种基于分析――还原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它是以某种共识为基础的，他们关注的是事物背后抽象本质，这种分析――还原式的思维模式，其特点就是以某些基本概念或观念作为其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它具有能够为人所共识的明确规定性与普遍性，在这些基本单元的基础上，再借助逻辑的公理，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对西方哲学来说，只要你把握住其作为基本单元的概念、范畴及建构范畴体系的逻辑方法，你就算是理解某哲学家的思想，为此，西方哲学尽管其晦涩难懂，但最终还是比较少歧义。
中国哲学则不然，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里，如“中”、“道”、“仁”等一类基本“概念”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意义，然而它们又恰恰不是所谓的“绝对主体”，在中国哲人们看来它们只不过是“假名”而已，其实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从而也就无法与人“共识”（CommonSense）的个人体验或者说是一种独知境界。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致矣，仁远乎哉”（《论语・述而》），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所以严遵在释老子时说：“道无常术，德无常方，神无常体，和无常容。视之不能见，所之不能闻。既不可望，又不可折。故达干道者，独见独闻，独为独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受君”[5]58。这种不可言说性就意味着不能在“共识”的基础上用概念和判断去把握和诠释，在现实世界中也无法找到相应的原形。那么如何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呢？那要靠万物皆备的心来把握。心在中国哲学里集知性、情感、意志、意向于一体的，能知能觉，虚灵不昧而又神秘莫测，完满自足，不可分析然而又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绝对主体。正是“心通”过不断的自我体察，自我反省，自我修养，最终达到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儒家称之为“圣人”，道家称之为“自然”。为了达到心的自我实现，当然就要不断的进行修为，亦即“安身立命”，“安”和“立”既是对自我的体认，也是对生存环境的认知，所以既有主观的成分亦有客观的成分，人的修为不同对宇宙人的“觉解”[6]496境界也不相同。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表述，往往构成许多南辕北辙的理解，每一个概念都充满着歧义。如果说西方哲学可以通过传授和学习来把握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则只有通过自我省察来达到。
第三，研究和传授的方式不同。西方哲学是求知的，哲学就是求真，与善和美无关。而中国哲学则是集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于一体的，真、善、美在中国传统哲学里是统一的。据此，西方哲学则依不同的哲学家分别创立了不同的哲学体系，撰写出各自的哲学专著，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则没有纯粹的哲学专著，哲学家们的思想，只存在于各种《经》、《传》里。由此差异，导致了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哲学要研究和著述，你只要把前人的观点吃透了，便可根据自己的见解自由发挥;而中国哲学则不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古代经典的训诂、注解来实现，只能借古代圣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正所谓的托古述今，借尸还魂。研究方法的不同，它们所要求的传授方法也不同，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学堂、学院进行传授，中国哲学则是通过书院形式进行传授，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来，书院是传授和研究国学（哲学为国学之根本）的主要场所。这也就决定了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授众的范围不相同，西方哲学是从人人可学、人人可述的，斯宾诺莎靠磨光学镜片也可以撰写出《物理学》这样的鸿篇区著，工人出身的摩尔根（L.H.LewisHenrymorgan）可以创作出《古代社会》这样的惊世杰作。而中国哲学则不相同，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状态和社会教育普及程度的制约，那些超越现实，超越“共识”的玄妙境界，只存在于少数社会精英派的精神视域之中。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哲学话语权都掌握在少数“知书达理”的社会精英阶层手中，传统的哲学思想也只是文化精英的产物。
第四，范畴体系和逻辑方法不同。如前所述，西方哲学用的是一些“共识”的概念：如“神”、“上帝”、“主体”、“客体”、“样式”、“属性”、“空间”等而中国哲学所使用的则是“道”、“气”、“空”、“仁”、“义”、“信”、“心”等准概念。这两类不同的概念是很难甚至无法通约，很难把“仁”、“道”、“圣人”等概念翻译成外文，也很难甚至无法将西方的“神”、“上帝”等概念在中文中找到参照，因为它们缺乏作为基础的共相。
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定的逻辑规则的基础上的，大体上不同的人都形成不同的哲学体系，而中国传统哲学，哪怕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所曾传下来的也只有一些片言只语的语录或一个个毫无相干的典故而已。
从逻辑方法上看，西方哲学倾向于分析的方法，西方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分析个别事物出发，推而广之到认识事物的整体，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倾向于综合的方法。中国人认识事物从是先从整体去把握，从整体看个别，因而中国哲学直观的成分多。正因为中国哲学从整体把握事物，因此，中国的先哲不管派别如何，总是自发的辩证论者，用学者李泽厚所说，中国发展了早熟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用库恩（thoma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来说，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要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融合起来必须有一种不同于以上两种范式的新范式才能实现。就是说必须设计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才有可能把这两种哲学统一起来。正和代数和几何学一样，只有创立起解析几何这种既不同于代数，也不同于几何学的理论框架，才能把两个不同范式统一起来。
三
既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无法通过自身达到双方的融合，那就只有设计出第三方案，即创立一种新范式了。马克思的哲学则是完全具备第三方案的特点和要求，这一方面是由马克思的哲学所具有的理论特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所决定。
我们从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特质来看。第一，马克思哲学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以主客体分离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为特征的，而马克思的哲学打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建立体系的做法，马克思除了给我们留下诸如《关于费多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哲学论著外，其实马克思的哲学是在实践基础上主客观相统一的，它并没有任何体系。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马克思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殊不知，马克思的哲学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没有体系，这都是马克思颠覆西方形而上学建立自己新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形而上学的结果。马克思的哲学这一特点正好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相一致。
第二，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是相吻合的。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我们常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哲学，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既是一个认识的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历史观的问题，是理解整个马克思的哲学的钥匙。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主体、注重实践之间有着共同的生长点和发展空间。
第三，马克思的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品格，是解构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效工具。我们说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融合，不是体用关系的问题，所以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是不可取的，而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马克思的哲学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成分、要素和方法，建立起新的中国的哲学。然而，要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吸收，汲取其可用的成分和合理的因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剖析和解构。可见，具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促进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有效工具，没有这个有效的工具中西哲学是难以融合的。
我们再从中国的实践看：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它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它和马克思的哲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毕竟是属于同一种群），它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几十年来已深入人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正一步步的走近马克思，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得到哲学的指引，而马克思的哲学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最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利用的。
第二，从马克思的哲学的阶级特性来看，以往的哲学不管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往往是少数人手中的工具，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开明宗义地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1]9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所以，社会主义中国它需要为大众所接受所利用的精神武器，而马克思的哲学就具有这种品赋，其他任何哲学是没有的。所以实践需要说明了只有马克思的哲学才是融合中西哲学的基础。
那么，如何在马克思的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中西哲学的融合呢？我们起码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去做探究：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哲学的精神实质。同志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要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框架去融合中西哲学，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完整、准确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使马克思的哲学起到理论框架的作用。二是要对马克思的哲学实行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换。马克思的哲学，从其宗旨和目的来看，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破坏旧秩序的，其本质是斗争的、革命的哲学。然而，今天我们的实践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要能成为指导我们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就必须完成由革命到建设的转换。三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要深入分析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真正找出其能为我所用的因素、成份和具体方法，把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第四，要使马克思的哲学和当前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能破解当前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解释当前人们思想中的各种困惑，点明人们内心的迷茫，弥补人们心灵的缺失。为达此目的，我们就必须扬弃马克思的哲学中一些不适时宜的成分，如对人性的乐观情结和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些空想成分。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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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8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包括它自身，因而它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和思辩哲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如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
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创新哲学不是一般哲学，而是应用哲学。它不研究整个世界的问题，也不研究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它仅仅研究人类社会的创新问题，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应用到人类创新领域，揭示创新的哲学意义。它之所以高于创新学，属于应用哲学，是因为它揭示了其研究的对象~—创新具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从世界观的角度看，第一，创新的根本间题是正确处理好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创新，就是要弃旧迎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第二，创新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各个时代的创新实践，特别是生产力的创新实践，才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向前发展。第三，创新是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统一的基础。对人类世界而言，没有创新，便不能发生人猿揖别;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主观世界而言，有了创新，才有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才有人类思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同样，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也正因为有了创新，才有机地联结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世界。
从认识论角度看，任何创新都意味着新认识或新知识的获得与运用。这有两种情形:其一，发现某种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获得新认识，这是发现式认识创新，也称原始性创新。如开创新学科，自然科学的定理、定律、社会规律的发现等。其二，是把获得的认识或知识运用于实践，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技术、方法，建立某种新规范、新体制等。这是发明式知识创新，也叫继发性创新。这两种创新虽然有着显著的区别，但都是新认识和新知识的获得与运用，属于一定意义的认识论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途径。人们的创新过程，不仅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改变着客观世界，不仅是主观世界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实践改变客观世界发展的过程，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9
关键词：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论；心物二元论
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彰显自身，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即黑格尔所说的“事物自身否定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哲学本身的“自我否定”（矛盾）并不是存在于“物”（泛指一切对象）的绝对确定性当中，而是在对“物理”、“自然”的不断怀疑中达到形而上之境。如何实现对“物”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同一性追求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与人自身的存在纠结在一起，似乎难以达到物自身的“绝对确定性”之境。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成为通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思想主线，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历史性诠释。这种问题意识在笛卡尔哲学那里，被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及其二元的结构特征。笛卡尔（1596—1650），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不但是哲学家，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①，还是数学家和科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本文拟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精神及发展历程做以梳理、剖析，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承脉络的领会和驾驭，对后来的哲学思想的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笛卡尔对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对各门学科都一一重新审视并加以评判。他质疑各学科的方法论，提出了“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笛卡尔正是从方法论的反思中，坚决反对旧权威，以摧枯拉朽之势批判了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新兴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可能性。笛卡尔哲学冲破旧势力一切的藩篱，为新的哲学未来——理性时代到来确定了焕然一新的“游戏规则”。关于科学的分类，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科学门类统一的基础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了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他说：“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1]119-120可知，在笛卡尔看来，整个哲学犹如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物理学（自然哲学）是树干，其它学科都是树干分枝所结的果实，主要为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具体的应用学科。道德科学（哲学）是最高级、最完善的科学，它以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优的智慧之学。笛卡尔说，“研究哲学以调节举止作风和指导生活，这比用眼睛引导我们走路更加迫切需要”。那么，哲学如何统一各门学科呢？笛卡尔认为，所有科学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在研究对象。哲学应首先研究科学的方法，为各门科学的统一提供一个标准。他说：“知道别人的意见不是科学，而是历史；一个人要独立思考。我们如何去把握清晰明确的知识，应该运用什么方法？”[2]308他说到，由于古代几何学和当代的代数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狭隘的局限，晦涩并难以理解，故“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3]364这种科学的方法，笛卡尔认为就是“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所谓“普遍数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数学是如何进行的，它应遵循什么方法？公理和自明的原则是“确然性”的知识，凡是听到或者能够理解的人都会承认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推导出其它命题，如果推理的过程没有错误，那么，这种命题从逻辑上可以演绎出来，并且和公理和自明的原则一样是确实的。简单地讲，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公理和自明的原则出发，推导出比较复杂的命题，即直观的演绎。这种方法必须运用到哲学上。在此基础上，笛卡尔认为这种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五条逻辑规则基础之上，即：（1）清楚明白原则，凡是未经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任何真实的东西，绝不承认它是真实的；（2）分析推导原则，必须从一些绝对确实的原理、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经过分析，推导出同样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3）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简单的、感性的认识对象开始，经过整合逐渐上升到复杂对象的认识；（4）怀疑的原则，不能依赖他人的权威而接受真理，必须自己亲自去寻找；（5）普遍性原则，把所有可能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从这五条逻辑规则可知，分析是必须的，分析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经过整理综合，寻找到确然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进而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这五条逻辑规则抛弃了感觉经验的迷惑，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方法。由此，笛卡尔提出的“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得到完满的解答。在论证中，他认为数学方法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分析综合获得的理性知识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惟一可靠的东西。因此，以理性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获得“确然性”认识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笛卡尔深信不疑，只要经由数学方法出发，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诉求和反思，就能评判和总结以往哲学的一切得失，从而，开启一条近代哲学新的“认识”之路。
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
笛卡尔认为，只有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公理、自明的原则）才能作为真理性知识的可靠基础。因此，他以普遍怀疑精神审视了以往一切旧知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他把普遍怀疑的方法看成是为理性主义哲学大厦的开路先锋，是认识真理的起点和开端，终以实现哲学上的诉求。首先，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知识必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哲学才能成为“确然性”的知识，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笛卡尔结合自身的奇异经历和体验，他以“梦境”为例予以论证说明。我们在夜里睡觉时“做梦”，在梦中映入我们眼前的东西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无非是幻想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一个确切区分觉醒与做梦的客观标志，以致人们认为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当中。往往在我们自己所熟知的事情上，常常受骗。笛卡尔从“梦境”中得到启示，他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予以重建。笛卡尔是近代以来按照理性的“确然”性知识塑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代表和开创者。笛卡尔说：“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哲学具有最高确实性，各门科学则通过演绎而有了这种确实性。”[4]28正是基于这点，笛卡尔认为，哲学的诉求就是探寻“确然性”知识，为理性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点”。其次，笛卡尔把所有对象（包括客观、主观的）都表示怀疑，具有普遍性。第一，笛卡尔对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表示怀疑。我们对感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感觉所欺骗。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东西同这些感觉是否相符，因此感觉的不可靠性是明白无误的。故而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是可怀疑的，它不可能为理性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第二，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也表示怀疑。来源于自身亲历活动好像是确定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在睡梦中对自身的活动亦有显示。如果有人试图用客观外物的是否存在，来区分梦境的感觉与真实的客观感觉，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梦境的感觉和客观真实的感觉同人们的想象一样，都是不依赖外物的存在而存在。笛卡尔这种怀疑类似与《庄子》中的“庄周梦蝶”，不过笛卡尔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予以借鉴吸收的。第三，数学的观念是清楚的、确定的，似乎是不可怀疑的。我们承认这样没有任何异议的表述：无论人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这样常识性的认识，似乎没有任何虚假和可怀疑的成份包含在其中。但是，笛卡尔认为，这种常识性认识是未经过证明、推理的印象而已。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彻底的，怀疑的精神是坚决的。数学的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之境。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他人却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绝对确实的。笛卡尔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识可被怀疑，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着一个“邪恶的精灵”。笛卡尔所构设“邪恶的精灵”的想象，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对于这一点，确实与他梦境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他说到：“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3]368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笛卡尔所构设的“邪恶的精灵”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为“确然性”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根据。西方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哲学家们都试图追踪思辨历史发展线索，来说明哲学思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提供的解答又是如何引起新的问题和不解，各个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笛卡尔也不例外。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始，历代的哲学家都在追问有关数及数学的问题，比如：数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吗？数能否成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数的观念是如何形成？有无产生的客观外部原因？数的本身能否找到与客观现实的一一对应？数学的证明能否怀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层出不穷。正是基于此，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一切”作为工具，试图寻找一个不证自明的方法。综上所述，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就是对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进行严格的限制，必须排除那些感觉、梦境而使人迷惑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怀疑一切的力度。他怀疑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确实”的、“不证自明”的、无可怀疑的认识基础。他的普遍怀疑精神实质上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和怀疑，并不是为“确然”性知识找到了形上的根据。那么，这个形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怀疑一切，就剩下“思维能否怀疑自身？”这么一个怀疑。怀疑就是思考，思考必有一个思考者，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怀疑的最后是对思维着的我不怀疑。
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理论的支点
笛卡尔哲学思想是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及经院哲学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即对客观世界存在真实性及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的一个反省。对于以往那些欺骗和迷惑人心的假信念、感性感觉，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彻底地厘清和摧毁。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圣师们》一文中，笛卡儿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用哲学的理性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5]1也就是说，在笛卡儿看来，作为对诸如上帝存在这类普遍确定性的存在问题的证明，应当用思辨的形式而不是用非理性的信仰之形式予以完成，他把这种证明过程视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并最终以六个沉思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使命。任何观念对人们来说都是不确实的。笛卡尔说到：“于是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的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的呢？也许只是这样，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实的。”[2]309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确实的，就是我的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不能怀疑的。因为人的思维既可以怀疑客观的外在对象，又可以怀疑思维之内的主观对象。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的主体不存在，那么，怀疑就会无法进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要怀疑一切就必须要有一个本身具有思维的怀疑主体。主体“我”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笛卡尔得出结论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从笛卡尔分析的思路可知，他不是从经验的心理事实出发得出的，而是从逻辑推论得出的。怀疑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怀疑者，思维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者，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一个思维着的客观的东西（rescogitans）或精神的实体是“确然性”存在的，这在笛卡尔看来是一个就像数学概念中的公理、不证自明的命题一样。怀疑意味着思维，思维意味着存在，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思”对象是普遍的，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感性的、理性的，还是想象、感觉、情感的，正因为我“思”故“我存在”。笛卡尔对分析得出这个命题，感到欣喜而狂，正如“对一个循序渐进而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是首先出现、自明的命题”[2]310。笛卡尔认为，他找到了获得“确然性”知识，人们一直所追寻的原则——一个确实而自明的形而上学根据。“我思故我在”是真的、确实的，是清晰明白被人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够确定这样一条普遍的“游戏规则”，凡是清晰明白的被人感知的，都是真的。故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支点而建构起来了。笛卡尔试图说明一个中心问题，普遍确定性存在的根基在于“我思”之中，“我思”就是自明，即思想的主体，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亦即人的心灵对于自身存在的透露，这种自明是来自与我的“思”与“我”的一种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我思”与“我在”有了直接的沟通，即等同关系。倪梁康先生在《自识与反思》文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他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我思”包含着两种含义。首先，“我思”是主体自我意识；其次，“我思”代表一种反思的维度，是对认识对象的无穷的追问。统观笛卡尔哲学精神，对思维的直接认识，特征之确立并不代表笛卡尔的主要意向，以相反对思维之反思结构的确定和关注却在笛卡尔哲学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规定着对“我思故我在”的解释[6]56。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握到两种解释笛卡尔的“我思”之确定方式可能性。其一，“我思”是人们思维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客观活动；其二，“我思”是通过“故我在”怀疑中而被自觉意识到的客观活动。概观这两种可能性，无论是那种解释方式，都共同肯定了一个前提：“我”作为意识的主体确定无疑。尽管严格看来，哲学中的“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我”作为主体在笛卡尔哲学中的形而上指向。尽管笛卡尔本人并未提出后来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概念，主客体对立的情形更是在康德之后的事情。笛卡尔本人所说“客观的”，也更是与观念的存在有关。由“所思”向“我思”的前置性追问，由此而引出的内——外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或者说，自身感知——事物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事实上已经对近代哲学问题做了一个基本划分。主体、主体性观念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基质”，也成为后来思考一切哲学问题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门槛。由“我思”而达到“我在”，其性质显然不是指身体的存在，因为在“我思”的当下状态中尚未考虑到身体存在的问题。因此“我思”应当是“思想”的存在，即“怀疑”的存在。“我思”的主体，是“自我”存在的意识或自明。“我在”使“思想”在“反思”的对象性中被安置。“我思故我在”，在主体意识的心灵深处架构起了普遍怀疑的大厦，一切确定性的东西只有在主体心灵深处才能获得完全性自立的前提。“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支点。正是基于此，他才开创了近代哲学新的起点。在这个命题中，人的认识主体因素被挺立起来，这是对以往的旧哲学及经院哲学体系的一次彻底颠覆。在认识过程，认识的主体必须在“我思故我在”理性原则下才能获得“确然性”知识。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对客观事物有“思”，是无法证明我的身体的存在。因为，我的思维本身是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没有身体思维也是存在的。笛卡尔认为，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物质。心灵和物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是彼此客观独立的存在，并没有相互作用。作为具有思维的人来说，是两个实体的结合。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意识是心灵，这就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原则的提出，实现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的思考，也为后来哲学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留下了争论、诠释的空间。
四、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与理性主义的深层矛盾
哲学的基础知识篇10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是《生活与哲学》课程的主题和任务。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知识，没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确立就会失去载体而无从实现。因此哲学教学的智慧应当包括并且体现在哲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上。教学中，教师要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要尽可能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哲学教学必须重视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防止把传授知识当作哲学教育的唯一内容。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教学就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的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把哲学仅仅当作知识来看待、把哲学教学等同于哲学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缺乏追问、总结和反思，这恰恰偏离了哲学的本性。这类做法，从这门被称为是“智慧之学”的课程中，学生无法感受哲学的智慧，不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智慧是对知识的有效生成与灵活运用，哲学知识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出智慧，就应当注重生成式教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理解、确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提高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参与生活的能力。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哲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没有能力的培养，没有哲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课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层次，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生活与哲学》课程则通过让学生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哲学教学也应当为学生的生活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哲学知识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学生生活和实践的工具，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生活和实践的智慧。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生活与哲学》模块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教材四个单元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从而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新课程的要求，更是高中思想政治这门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生活与哲学》模块的内在要求。培养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哲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中哲学教学所应追求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树立创新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高中哲学教学应当如何追求“智慧”
在《生活与哲学》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不断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使哲学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结合高中哲学课程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突出做好以下两点：
1.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要求，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模块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坚持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讲哲学，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实现哲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理论呈现过程与学生认知过程的有机统一。哲学的“生活化”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出所要探究的哲学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生活，生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三是回归实际生活，运用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哲学的智慧和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脱离了生活和实践，就没有哲学的智慧，离开了生活和实践，任何哲学的智慧都会失去意义。
2.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哲学离不开生活，但它更离不开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正是因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深深关注和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才有了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哲学是一门思辨性很强的课程，追问、总结和反思是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是热爱知识、追求智慧的学问，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比“智慧”更重要。因此，哲学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探究式教学，经历探究的过程，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使学生增长智慧并感受哲学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