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趋势篇1
一、双重分割的消长贯穿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的全过程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基本格局，禁锢了劳动力市场的应有活力，极大削弱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改革后，政府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状况，但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下，走两步退一步，在逐步破除城乡分割的同时，又逐渐强化了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并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人为地割裂为优先部门和次级部门：优先部门工资高、福利好、稳定性强，是利益集团规避风险庇护自身利益的堡垒；次级部门则相反，工资低、福利少、稳定性差。
回顾一下改革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五个阶段就会发现这种特征很明显。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4年，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词是城乡铁幕和待业青年。前者反映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严重，后者反映城市内部也有二元分割，但总的来说，前者是主流。第二个阶段是1984～1992年，关键词是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务工和城市试点劳动合同制。城乡铁幕开始松动，城市内部分割变动不大。第三个阶段是1992～1996年。随着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流动，但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国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城乡分割被进一步打破。第四个阶段是1996～2002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经济的低迷，农民工被“腾笼换鸟”，甚至被遣散回农村。同时政府又启动了国企改革，让冗员分流下岗。城乡二元分割有所反弹，而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有所缓解。第五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户籍制度开始放宽，城乡的藩篱出现了很大的松动。但城市内部的分割又出现了强化趋势，体制内部门再次抢手，体制外部门则再次沦为次级部门，两部门落差被迅速放大。
二、打破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是未来劳动力市场变革的核心
1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已成为矛盾的焦点
从表面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但经过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就业场所已转向城市，在许多行业中转移劳动力已成为劳动供给的绝对主体。现在城市的大门已经打开，允许农民工进来，问题是进来后不能享受与城镇劳动力一样的待遇，农民工要经受两个层面的歧视。一是职业歧视：一些地方仍会对农民工的职业进行限制。二是工资歧视：即同等生产率的情况下农民工不能享受同样的工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沿袭了过去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聚集于次级部门）的歧视，是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固化趋势。另一方面，即便在城镇劳动力内部，一部分人也不能享受与另一部分人一样的待遇。特别是那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都缺乏的城镇劳动力，也居于弱势地位。他们很多人的压力主要源于职业上的挫折，即一般只能就职于工资低、福利少、稳定性差的体制外部门，基本无缘于工资高、福利好、稳定性强的体制内部门，这便是城市内部分割的泛化趋势。
2打破城市二元分割将会遭遇重重的阻力
如果说过去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保护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特权，那么，今天城市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则是为了保护城镇劳动力中利益集团的就业特权。在理性人的假定下，任何试图突破这一堡垒的行动都将遭遇到强烈的抵制。实际上，自改革以来这种行动不是没有过，但由于既得利益者的这样或那样的抵制，都收效甚微，甚至倒退。
以机关事业单位改革为例，一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部门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政府屡次想压缩编制，精简冗员，但效果并不理想。历次改革是减少增多，特别是近十年来是只增不减。唯一的一次减少发生于1993～1995年，但好景不长，此后很快就出现了反弹，并且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便在1998年我国所发动的号称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规模也没有真正地降下来。在2003年启动的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公共部门的人员不仅没有压缩，反而大幅扩张，当年人员规模比上年增加了近100万人。
在这一过程中能隐约地感觉到来自于体制内人的抵抗力量。公共雇员规模只增不减，具有向下刚性，这被称为“棘轮效应”，可以归结为利益集团使然的结果。
三、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一项需要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
1需要中央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自上而下地推进
我国早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先让市场主体去探索，找到合适的路径，再由政府下文来追加认可。比如，1984年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再比如，2004年“民工荒”背景下新的《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都带有事后制度确认的性质。
但是，当劳动力市场改革推进到破除城市内部二元分割体制时，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市场主体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了，因为优先部门与政府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资源配置机制不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那样是市场力量，它主要是靠行政机制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其雇员）是不可能有积极性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因为变革只会触动自己的奶酪。这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
2需要在激励相容的前提下降低优先部门的工资租
如果某项制度设计不能满足激励相容条件，那么实施时就必然会遭遇抵制，强制推行便会出现负面后果。那么，如何降低优先部门的工资租又不至于引起强烈的反对呢？
这里无外乎有两种路径：一是做加法不做减法。即维持体制内部门的工资不变，但把体制外部门的工资做上去。在利益的引导下，优先部门中一部分人自己就会分流出去。上个世纪80年代，公务员的“下海潮”就是一个例子。二是不做加法做减法。如果不提高体制外部门的工资，就只能靠降低体制内部门工资了。但如果过于直接，恐怕会引起体制内部门员工的强烈不满，它需要一种更温和的形式。比如，在维持现有工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工资背后的“成本”，以此来降低工资的实际“含金量”。比如，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强化绩效考核，虽然工资没有降，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3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对调，促进两个部门的均衡发展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2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3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本供求教育体系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劳动力资源资本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已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认同。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力资本极度匮乏的国家，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还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问题将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劳动力市场作为体现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载体，反映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通过对现阶段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分析和预测，以期为进行人力资本培育提供重要依据。
劳动力供求状态与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
大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其中，直接体现为人类劳动水平和效果的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其知识积累程度，称为教育资本；用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及职称等级等反映其劳动熟练程度，可称为技术资本。
（二）劳动力供求状态的本质
一个具备高效率的熟练的劳动力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这些低素质劳动力往往是供大于求，而对人力资本较高的行业和职位则是供小于求。因此，劳动力的供求状态从本质上来看正是其人力资本在市场上被认可、被接受和参与竞争的结果。
人力资本供求趋势预测与分析
为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文选用求人倍率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求人倍率是反映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适应程度的指标，其基本公式为：求人倍率=劳动力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该指标用一个数值同时反映供需双方的状态，并衡量其供求平衡程度，可以反映相对供给的人力资本需求急迫程度，非常适于分析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变化。
本文选取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数据，通过对2001年1季度至2005年2季度共18个季度中，100多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加工汇总后进行统计分析。考虑原始数据散点图基本呈直线趋势和锯齿型波动，本文选择直线趋势模型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资本以及技术资本供需动态的基本模型，其具体形式为：Yt=b0+b1t(t=1,2,Λ，18)。其中，Y为各季度对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求人倍率，t为时间变量，b0为截距项，反映人力资本初始供求状态，b1为斜率，反映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将数据引入模型，用oLS法估计参数，可以分别得到对教育资本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的模拟结果和趋势分析。
（一）教育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表1列出了五个层级的人力资本供求模型的有关参数。模拟结果显示，大学和硕士及以上教育资本的初始相对需求最高，但近年来相对需求变化甚小，甚至在逐渐下降，说明市场对该层级人力资本的吸收愿望和能力较小。从供求变动情况来看，市场对较低学历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相对需求日益增大。
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资本类型的不同态度恰好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中，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然带来低层次的劳动力需求。
（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根据劳动者所拥有的不同技能水平，笔者对技术资本也分为五类分别模拟其供求趋势，并将有关参数列入表2中。
可以看到，对技术资本的需求较教育资本而言其增长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对初、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增长更为突出。虽然其初始相对需求较低，但近年来市场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未来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需求还将看高。
（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供求趋势
1.教育型人力资本并未受到市场认可和追捧。在现今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的“筛选”功能日益减弱，这一方面说明企业在挑选人才的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看重能力和综合素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不足，高等学历的“筛选”功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难以延续，而我国教育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培养出的学生脱离实践，缺乏综合能力，千人一面的“机械化产品”。
2.对技能型人力资本受重视程度增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完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府、地方和个人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力度会逐渐加大。由于技能型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干中学”、在职培训和职业教育来获得的，因此我国未来的职业和成人教育将会得到大的发展，提倡“终身教育”将是我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
3.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关系会进一步失衡。初级人力资本日益供过于求，高级人力资本总是供小于求，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靠接受教育和积累工作经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劳动者从接受教育并开始工作之后，还有一个技能应用和成为熟练劳动者的时间过程。因此，人力资本培育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因此，初级人力资本过剩和高级人力资本短缺的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会更加恶化。
4.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还将延续。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使得我国难以在短期内积累起符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求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培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快改革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能被市场认可的劳动者，只有同时兼具厚实的教育型资本和丰富的技能型资本的劳动力才能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解决人力资本供求失衡的对策
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而教育体系的重构正是前瞻性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所在。
（一）树立“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观
“大教育”观是教育不仅依靠学校正规教育，还有赖于家庭、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大教育”观强调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大教育”观强调的是各层级教育子系统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运转，为经济发展输送合适的人才，这也是我们重构教育体系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终身教育”观则是在实践中落实“大教育”观，建立“大教育体系”的基础。建立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对现有国民教育体系起到补充作用，并通过其完善和衔接，最后建成“大教育体系”。
（二）整合国家、企业、家庭、社区教育
与大多数人的一般经验相反，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份额其实并不算低，关键在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只依靠国家是很难办好教育的。在“大教育”体系中，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在这一点上，日本、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负责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智能”的毕业生，雇主则从学校挑选合适的雇员，为新员工提供所需的一切技术和工作技能，大雇主花大力气为新雇员提供一流职业技能的结果是日本企业的员工能够很快地适应不同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创造性。德国企业则通过其著名的“学徒制”为新员工提升工作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
此外，我们应该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学习和教育功能，针对家庭和青少年教育及发展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利用社区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提供多种工作――学业衔接项目来提升劳动力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弥补国家、企业和家庭教育的空档，对于构建完整的“大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职业教育和职后培训
我国的职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出现生源减少、质量下降，这与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社会观念的限制作用以及职业学校规范化程度低，教学质量差，专业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等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质量等方面重新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
而职后培训则需要更长期的坚持和投入，由于职后培训往往在工作场合进行，是直接提高现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职后培训还较为薄弱，企业不够重视，在职工培训方面的开支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职工工资总额1.5%的最低标准。因此，制订法规政策保证企业和个人在职后培训上的投入应该得到重视。
（四）建立灵活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4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做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
老龄化人口步入高速增长期
据唐钧老师介绍，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人口大国，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上升，我国人口老龄化正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个时期主要集中在2010年到2040年间。这一时期老年人口比重每年平均上升0.4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数从1.73亿上升到4.09亿，老年人口比重从12.54%上升到26.53%，这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达到顶峰。这是因为从70年代末加大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显示明显效应，生育率持续30年下降，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进入老年。不过随着人口慢慢趋于稳定，人口总数逐步回落，中国老龄化趋势在2040年之后将进入减速时期。在人口发展上面与同样面临老龄化国家明显不同，中国老龄化面对的问题将是大规模的老龄群体，这所带来的慢性疾病问题、医疗保健以及老年生活质量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挑战，这一趋势仍在延续中，一方面是因为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每年以500万～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老龄化趋势愈发清晰；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一线劳动力迅速紧缺，劳动力成本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两种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是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另一个是经济社会进步导致老年人平均余寿延长。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体现出了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唐钧老师谈到，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除了以上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
如何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
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唐钧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当前，应该发展老年产业，让老龄劳动力发挥自我价值。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老龄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引导老年需求。老年人口消费带有一定的稳固性，老人的消费方式大多为解决温饱和舒适度，商品价格也在节俭和中低档之间，购买商品比较理智和注重实惠。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形成越来越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在老龄劳动力结构上面，唐钧老师觉得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更多地投入到生产中，比如说40岁以上50岁以下的人，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物质生产方面去，而让50岁以上年龄偏大的人到管理岗位和服务行业当中去，包括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家政服务、旅游娱乐、老年教育、心理咨询、婚烟介绍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等。
中国即使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仍然有八亿多劳动力。将来国际上国家的发展并不是看人口数量，更多的是看劳动生产率。若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考虑，今后经济竞争越来越依靠智力而不是体能，劳力密集型产业必定难以抵挡智力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劳动力的数量必将被劳动者的素质所击败。“中国也讲到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与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一样的话，就意味着信息化自动化的程度更高，用人就会更少，中国不像很多人以为的人口红利没有了，劳动力流失了，其实现在是中国劳动力的高峰期，就算老龄化最严重时期，中国也不会缺乏劳动力，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唐钧老师谈到。
在人们的记忆中，我国缺资本、缺技术、缺资源，唯独不缺劳动力。但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唐钧老师称，实际上，从本世纪开始，劳动力老龄化已经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2000年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7.39岁，2010年为40.90岁，预计到2020年增长为46.34岁，20年间将增加8.95岁；其次是中老年劳动力成为主体；最后是青年劳动力短缺。另外就是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尖锐，据统计数据表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严重不匹配趋向，预计这种趋势会随着劳动力老龄化的发展日趋严峻；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下降问题也较为严重。
用工荒与人口老龄化无关
很多人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有着直接关系，据唐钧老师介绍，用工荒与老龄化没有任何关系。产生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东部沿海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排挤外地务工人员，这些人受到用工歧视，导致很多企业招不到工人；另外就是这些外地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转续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们对于养老保险的担心也加剧了返乡潮；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很多大型企业内迁，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增加了，在成本和时间上满足了这部分要求，在社会保险上也能得到解决；再就是产生用工荒的沿海地区的企业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一些企业倒闭了，大批务工人员回流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用工荒的直接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寿命革命的标志，是人口长寿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人口流动迁移也影响实有人口的老龄化方向、程度和进程。人口老龄化也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是一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5
加入wto对我国就业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就目前来看，我国就业领域已经矛盾重重，那么世贸组织的准入在此领域所引致的影响就更为值得广泛关注了。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是劳动就业市场化、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及建立长期稳定就业机制的有利契机。但在初期阶段，由于体制矛盾、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的积累和深化，我们不能只一味看到加入wto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从长期来看就业机会将大量增加。由于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入wto将对增加就业机会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将更加有效地吸引国外资金，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新增一系列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规则一致，我国第三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业机会将大量增加。因此总的说来，就业总量将有所增加。根据国内外多家机构进行的测算，中国加入wto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提高近3％。因为就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一般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所以按照过去GDp每增加1％，就可以新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的算法，加／kwto对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从短期来看就业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加剧。加入wto之后，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中国会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和技术不断增密，二者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也越来越强。同时，由于目前国内企业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差，近期内有可能加剧企业重组、兼并、关闭甚至破产，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所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少。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外部竞争的加剧，大量隐性失业会显性化。目前城镇富余人员按保守估计至少在20％以上。虽然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企业裁减了大量富余人员，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有所缓解。但因旧体制下积累的问题过多，加入wto后，激烈竞争的压力将迫使企业进一步裁员。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初期，挤出人员的数量很可能大于加入世贸组织所引致的就业机会。大量富裕劳动力被挤出，再加上已经结存的总量不低于1000多万的城镇失业和下岗人员与今后若干年内每年都超过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现有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无法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据保守估计，在农、林、牧、渔4个行业的约3.3亿劳动力中，就有1．5亿长期处于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加入wto以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将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因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已经没有太大余地，农产品价格降低将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另外，那些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产品质量相对落后的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入世后必定受到冲击，服务于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第三产业在短期内也很难有大发展，因此，指望农村中的非农产业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是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所以，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3．就业结构矛盾将会非常突出。加入wto初期，我国经济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在此过程中，不同领域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就业结构矛盾将会非常突出。首先，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异常明显。入世后，第一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就业机会必然锐减；第二产业内相关行业就业结构会有所调整，冶金、汽车、机械、医药、化工等一部分以进口替代为目标发展起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势必萎缩，但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第三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金融、保险、电信、分销等服务行业有望吸纳大量就业，实现较大的就业增长。其次，不同地区之间的就业不平衡问题也将更为突出。经济与技术基础较好、外向度高、区位优势明显、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快的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有望获得较快发展并带动就业增长。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且技术、设备水平普遍落后的中西部中小城市及老工业城市，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发展会更加艰难，就业压力也会更大。再次，不同经济类型对劳动力吸纳的变化也同样突出。加入wt0后，与结构调整任务重的国有企业人员相比，非国有经济则会有更大发展空间并将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经济类型。
4．工资水平两极分化趋势明显。目前各种数据都显示，高层次、高精类、高技术人才的收入非常高，脑体倒挂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但迄今为止，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低廉，还未能跟国际标准接轨。加入wto后，大量外资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优势，将以高薪吸引更多年轻的高素质人才，从而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事高技术和高智力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供不应求，这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高层次人才市场乃至企业家市场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有可能形成一个从普通劳动力市场中分化出来的高层次、高收入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城镇失业人员的增加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又使简单体力劳动者供大于求，至此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已非常明显。可以预计，入世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两极分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5．人才资源短缺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加入wto后，随着外资企业的大举进入与其员工本土化进程的推进，对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专门人才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近年来在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有关问题已相当突出。加入wto后，人才争夺可能会向金融、保险、贸易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展。其后果，一是本地企业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企业竞争力；二是可能引发诸多涉及劳动合同关系、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的纠纷；三是可能导致高素质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攀升，使本地企业的发展更为艰难。
6．劳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对就业实施统包统配，劳动力一旦被安置就业，工资及各种福利待遇都由政府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不存在劳资矛盾。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企业已逐步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劳动就业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劳资关系、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002年关于竞业避止的争论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由于职业流动的加速，劳动关系双方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二、现行劳动就业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
加入wto后出现的就业总量和结构矛盾，对劳动力市场和政府职能提出了很高要求，面对入世后中国可能遇到的巨大挑战，现行的体制还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1，劳动力流动存在严重制度障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地方保护主义等对流动的消极影响依存存在，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户籍制度的壁垒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致使转移后的就业普遍缺乏稳定性，也使流动就业人口在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处于边缘状态，派生出许多现实及潜在的社会矛盾。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国有部门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险等至今仍受到较为严格的政策保护与管理，而非国有部门的相关问题则尚未纳入有效的制度体系，成为遏制人口流动的一个因素。另外，计划就业体制还形成了对国有部门职工劳动贡献的“预先扣除”。这样，当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时，如何补偿旧体制的“扣除”并对职工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不成了无法回避的体制障碍。
2．就业服务及基本生活保障不完善。面对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效的就业服务及失业缓冲机制必不可少，如对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转移培训、就业指导等，使大多数劳动力能够在新领域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应该为难以实现重新就业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近些年来，我国先后建立了失业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问题也很突出。一是有关制度偏重生活保障，就业服务严重不足；二是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承受大规模失业压力。很多人尤其是非国有部门职工难以得到相关制度的服务和保障。
3．劳资矛盾调和机制不健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劳动就业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更快成长，劳资关系和劳工利益保护将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但目前的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符合市场体制要求，涉及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及仲裁的法律法规不规范，空白很多，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也相当突出。另外，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不平衡是中国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全是买方市场格局，这就意味着在劳资双方的雇用与谈判过程中，劳动力必然处于弱势地位。近些年，尤其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劳资矛盾特别是劳工权益受损问题已相当严重。加入wto后，劳动关系趋于多元化，协调劳动关系的任务将更为复杂。
4．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力市场作为实现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桥梁，应是市场机制及其借以发挥作用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的总和。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得到了逐步发展，但其制度、管理和运行方面还不规范，有待完善。从劳动力市场运行上看，各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极不规范和不顺畅，基本处于分割状态。从功能上看，劳动力市场职能单一且服务面窄，还未独立承担起包括就业咨询、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在内的一整套服务，因而离实现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职业介绍方面，由于受管理体制、信息来源和现代化管理统计分析手段落后的影响，对劳动力供求、结构变换及发展趋势等信息的收集、整理、预测与不够及时和准确，不仅不能为劳动力供求双方在较大的领域内实现相互选择和提供就业服务，而且难以起到引导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导向作用。
三、政府对策选择
1．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鉴于可能出现的高失业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应切实将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最基本的政策目标。一是仍必须保持国民经济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的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基础。二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城镇化进程。我们应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为企业富余劳动力消化创造环境。同时对那些面临更加严峻竞争局面的领域如电信、供水、铁路、银行等，必须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整体竞争能力，使这些产业得到更快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是在市场无法提供充足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建设，扩大就业，为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四是探索实施一些具体就业保护政策，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2．加快劳动力市场发育。我国劳动力市场要与国际接轨，差距还很大，所以应进一步促进其培育和发展，争取建立一个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劳动力市场。首先应强化信息，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分析信息和工资指导价位信息，使公众了解劳动力市场供求和工资价位的变化趋势，为政府研究决策提供依据，为教育培训机构安排培训计划提供导向，为单位用工提供参
考，为劳动者求职、进行工资谈判和参加培训教育提供指南。同时，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其次应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以提高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为劳动力的再就业提供良性途径。再次应规范职业介绍机构。职业介绍机构是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应大力整顿中介组织，取缔非法中介，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保证市场正常运行，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全发育。最后应全面实施信息化网络管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交流与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网络及时、迅速的优点正好避免了信息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进各省、市及地区的建设。
3．解决劳动力流动障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亟待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应加快对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步给进城农民在就业、生活等方面以“市民待遇”。即使考虑城镇就业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控，也只能利用市场机制而非与世贸组织原则相违背的歧视性政策。
除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外，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的解决也是很紧迫的问题。一要加快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其尽快覆盖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二应大力规范非国有部门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劳动者的权益，解除国有部门劳动务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后顾之忧。三要合理对有国部门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实施补偿。近年来不少地方和企业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应尽快总结经验教训，出台统一的补偿办法。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6
关键词：人口；经济增长；就业
1我国人口与就业形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与就业增长的矛盾不断凸现，人口的增长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并未给社会带来显著的就业机会增加。而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均比前一年多90余万人，并且不断递增。由于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新增加有就业要求的劳动力人数与往年大体持平。综合人口发展的种种特点，我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1.1人口发展情况
（1）总人口继续增长。
我国人口将继续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趋势缓慢增长。
（2）新生儿性别比居高不下。
现在初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现实已经被各级政府所重视，但是由于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涉及人们深层的生育观念，尤其在广大农村又十分普遍，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较大，所以近期将难以有较大程度的扭转，解决初生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将是长期的任务。
（3）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
但转移的速度将比前几年有所趋缓，其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对农产品生产补贴及减免农业税，已使一部分出外打工者，特别是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的农民工重新留在家乡务农。但是这种状况依然改变不了城镇人口绝对值上升与乡村人口绝对值下降的总趋势。2005年城镇人口已达到55889万人左右，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2.76%左右；乡村人口达到74814万人左右，乡村人口比重达到57.24%左右。
（4）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
少儿人口比例仍呈下降趋势，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老年人口绝对值已经突破1亿人大关，人口老龄化趋势将继续加剧。
（5）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呈持续增长态势，少儿抚养比缓慢下降，有望接近30%；老年抚养比缓慢攀升，将接近11%，总抚养比接近40%，成为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
1.2就业形势
在就业市场上主要是下岗职工、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工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三类群体左右着我国的就业形势。
（1）下岗职工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
一方面由于2004年劳动保障部颁发了《关于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凡是职工安置方案不明确、资金不到位或资产不落实的，要责成企业予以明确和落实，否则，一律不予批准，以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和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个文件，基本上将使某些国有企业借改制和主辅分离大规模产生下岗职工的倾向得到扼制。
（2）农民工短缺状况将得到缓解。
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趋缓，但农民工的供给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短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各级政府加大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力度，对农民工的供给将是利好因素。第二，在部分地区农民工的医疗工伤保险将被城镇医疗保险所覆盖，优化了农民工的就业环境。第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贯彻执行，健全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强化劳动合同管理，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起到重要作用。
（3）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近几年来，由于高等院校扩招后毕业生大幅度增加，每年都有一部分高校毕业生没能就业，造成未就业大学生累计数量明显增加，紧缺就业岗位来吸收这批大学生。虽然每年研究生招生数量都有增加，能够使部分大学生推迟就业，但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仍会明显增长。
2经济增长与就业不和谐因素分析
人口增长就会给就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经济的增长在创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对传统的职业提出挑战，具体经济增长能否带来更多的就业就难以预测。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二者是反方向的比例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超过了9%，但近年来失业压力却有增无减，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05年6月底的4.2%。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出现同步增长的局面，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2.1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我国劳动力本身相对过剩，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转移压力。“十五”期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人，农村每年新增适龄劳动力2300万人。劳动力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将不断增加，到2020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力将高达9.4亿。另一方面，就业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资源不足，偏向重工业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限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适龄劳动总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与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不和谐的发展关系。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状况看，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造成不少岗位空缺；而有知识的劳动力失业比率在上升，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性，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步，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200万人，不少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
2.2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在75%左右，我国人为推进城市化，缺少经济基础支撑，出现就业结构偏差，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削弱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且第三产业投资的滞后又成为阻碍就业扩大的主要因素。
2.3投资结构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形成与我国比较优势不符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经超过60%，而轻工业的比重则下降到不足40%。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将使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2.4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低
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突显出来，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一方面，存在大量无效就业人员条件下，企业有效利用无效就业人员，而不必增雇工人，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出。因此，失业会不因产出增加而下降。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相当多的人员离岗或下岗，由于这些被释放出的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所拥有的技能有限，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导致相当多的人员在下岗后不能重新就业，加大当前就业压力。反映在统计中的数据是国有企业效率得到提高，盈利能力增强，GDp逐年增长，但失业率却处于上升趋势。
3和谐就业的对策建议
尽管当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6‰以下，但人口仍要持续惯性增长20多年，人口至少要增加2亿以上，即到15亿左右才有递减的可能，再增加2亿多人口对自然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需要优化人口政策，加强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上应该有所改进，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扩大就业，构建人口、经济、就业三方和谐的良性发展。
3.1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目标
在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前提下，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就业的贡献是不同的。由于我国传统推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结果导致与一般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为产业产值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的严重不对称。按比重排序，我国的产业产值结构呈“二、三、一”型，表明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就业结构则为“一、三、二”型，是工业化前期的结构特征。我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现在经济又出现了偏向重工业化的倾向。要适当放缓重工业化的进程，加大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要走“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可以从投融资、税收、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大力扶持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支持它们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2社会保障与就业政策相互配合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点：第一，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和水平必须与劳动工资标准水平拉开差距，保证就业收入高于不就业的保障。在最低工资线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这两项保障的标准水平不易过快地提高。第二，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方式应当有利于督促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而不是拖住人们就业的脚步。要建立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受保者转为就业者，并且约束能就业而不就业者。第三，在制定和推出促进就业的有关政策时，要综合考虑从业者社会保障的要求，使社会保障的参与、接续和调整等安排有利于促进他们的就业和保持就业的稳定性。
3.3重视教育、强化培训
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双重目标的最优捷径。
（1）人才培养。
改革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的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要适应市场，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适应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2）加强社会培训。
要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培训专业结构，不断更新培训内容。规范培训的专业设置，提高培训效果，保证人人都能够有机会参加培训且不被社会的发展所淘汰。
总之，不能忽视伴随人口发展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就业趋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要尽量避免闲置的劳动力成本，给予人们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方式，提升全民心中的社会成就感和安全感，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m］.2004年度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7
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北京、上海等多数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不足三成。社会各界有感于“压力山大”的就业形势，纷纷断言今年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史上最难就业年”指谓的“最难”，固然可以归咎为短期因素交汇所致，但是这些短期因素并非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根子所在。自2003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哪怕是在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同样逐年趋于严峻。这反过来说明，倘若不能从根子上消除病因，一味坐等高校招生规模下降，或者整体经济强劲复苏，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并不会随之出现质变式的反转。
在所有事涉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讨论中，1999年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间节点。如今回头来看，从这一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曾在一段时期内，立竿见影地部分实现了扩大消费、延缓就业，以及普及教育的初始目的，但在当时未能充分预见到以下几项更具惯性的趋势变化：
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迅速见顶，劳动人口占比2011年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由此终结了此前多年上升趋势，再加上“入世”等重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经济连年高速扩张，结果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很快从总量过剩转换为结构性过剩。如，即使是在号称高校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年”的今年，据渣打集团针对珠三角地区300多家工厂进行的调查显示，工人工资平均上涨9.2%，增幅高于2012年的7.6%。
其二，经济发展的非跳跃性决定了高层次人才需求只可能保持稳定性增长。如我们通常认为，第三产业发展将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最广阔的市场，但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低端化，到目前为止，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反而呈现负相关性，因此，跳跃式的高教规模扩张所带来的高层次人才供给的跳跃式增长，必然与之产生剧烈摩擦。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8
截至2016年12月，CtG共有企业客户13619家，服务劳务用工近80万人。企业客户遍布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但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iCt）、批零业、制造业、金融业四个行业。iCt、批零业、制造业、金融业四个行业企业客户分别占CtG客户总数的43.7%、21.7%、11.1%和2.9%，服务劳务用工分别占CtG服务劳务用工总量的41.6%、27.0%、8.0%和4%。
2016年，CtG劳务用工形势在继续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整体经济形势。本文简要分析如下。
一、劳务用工形势走稳、走弱
本文构造了劳务用工指数②来反映劳务用工的变动趋势。2016年总体劳务用工形势尚可，全年有11个月的劳务用工指数都处于稍好区间（110-100），增加劳务用工的企业数还是多于减少劳务用工的企业数。
劳务用工形势走稳。从历年劳务用工指数情况看，2014年是2010年以来劳务用工形势最差的一年，有4个月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且指数弱于2013年。从2015年开始，劳务用工指数开始止损，只有2个月低于100。2016年形势进一步好转，只有1个月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在经过2012年、2013年月度间较大幅度波动后，2016年劳务用工指数月度波动比2015年进一步趋缓，表明劳沼霉な谐≈鸩角魑取
劳务用工形势走弱。在总体劳务用工形势趋于稳定的同时，劳务用工指数逐年走弱。2016年有7个月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2015年，2015年有6个月劳务用工指数低于2014年。不仅如此，2010年以来，采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增势日渐走弱。从月平均增长率看，2010―2016年分别为3.1%、2.9%、1.7%、1.5%、2.0%、0.9%、0.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改劳务用工持续增长的情况，2016年全行业劳务用工总量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12月劳务用工同比下降了6.6%。从月度平均增长率看，2010―2016年分别为3.8%、2.8%、1.4%、1.6%、1.7%、2.9%、-0.5%。总体上，2016年劳务用工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采用劳务用工的企业增速减缓、服务的劳务用工人数出现负增长，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随着CtG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服务对象基数不断增加，增速放缓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机器替代劳动步伐不断加快，导致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弱，劳务用工形势也与大环境一致。从2016年各行业、各种类型、各种规模、各地劳务用工企业的增速都放缓的情况看，总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因素更明显。此外，2016年劳务用工人数减少，可能与2015年劳务用工人数出现超常增长有关，劳务用工人数变化趋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劳务用工形势走弱，但总体劳务用工形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并未出现明显恶化的趋势。
二、行业劳务用工形势分化
从分行业劳务用工指数情况看，以2015年为界，之前劳务用工指数由高到低依次是金融业、iCt行业、批零业和制造业。从2015年开始，金融业和批零业劳务用工指数开始走低，低于iCt行业和制造业劳务用工指数。2016年，iCt行业劳务用工指数进一步走低，制造业劳务用工指数相对走高，劳务用工指数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iCt行业和制造业、金融业、批零业。在经济下行、各行业用工活跃度普遍降低的整体环境下，行业劳务用工形势分化，iCt行业、制造业劳务用工走势较好，金融业、批零业劳务用工形势走弱。
从2014年开始，批零业每年都有一半月份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2015年内有4个月出现了负增长，2016年则有9个月出现了负增长。2016年底，批零业劳务用工企业数同比下降了4.4%。上述情况说明，在CtG客户中，不但有更多的批零业企业减少劳务用工，而且批零业的企业数量也开始减少。可能反映出整个经济中批零业开始走向萎缩，就业需求走弱。
从2014年3月开始，iCt行业超越批零业成为CtG劳务用工第一大行业。特别是2015年以来，iCt行业劳务用工指数在各行业中都是最高的，且总体都在100以上。劳务用工企业数量和使用的劳务用工数量都持续增长。2016年底，iCt行业劳务用工企业数同比增长16.3%，高于所有其他行业；劳务用工人数同比增长19.8%，也保持在较高水平。iCt行业劳务用工形势好，实际上反映了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为支撑的iCt行业的快速发展。
总体上，在2015年4月之前，金融业劳务用工指数在各行业中是最高的，此后，金融业劳务用工指数逐步走低，2015年仅有2个月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而2016年则有4个月份的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金融业使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和劳务用工总量整体上不断增加，但增速趋于放缓。2016年底，金融业劳务用工企业数同比增长1.6%，劳务用工人数同比增长25%。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在经历了2007年的增长高峰后趋于下滑，但大部分年份仍稳定保持在20%左右的增速。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减少。金融业劳务用工形势的变化，主要反映了在信息技术支撑下，金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减弱。
制造业劳务用工形势表现出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2010―2016年，制造业劳务用工指数低于100的月份分别有1个、1个、2个、3个、5个、2个、1个；制造业使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增长率分别为35%、39%、13%、15%、22%、10%、8%；制造业劳务用工增长率分别为41%、21%、11%、2%、5%、19%、9%。七年来，制造业使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增速放缓；制造业劳务用工人数亦不断增加，2014年以来增速有所回升，但2016年第四季度出现劳务用工人数逐月减少。上述情况可能表明，制造业在经历了阶段性萎缩后，从2014年开始，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步增强，但形势尚不稳定，还需进一步观察。
三、劳务派遣用工得到有效抑制
2016年，派遣用工指数继续保持弱于用工指数的状态，劳务派遣用工指数总体低于100，多数企业都在减少派遣用工。2010―2016年，劳务派遣用工指数低于100的月份分别有1个、1个、3个、7个、6个、9个、9个，而用工指数低于100的月份分别只有2个、1个、2个、2个、3个、2个、1个。
2016年，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及其在劳务用工中的占比都开始下降。2010―2016年，CtG劳务用工人数不断增加，但主要都是用工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在2014年3月后，用工人数增长显著，并在2016年1月份达到最大值68.8万人。而派遣用工人数增长非常缓慢，在2013年2月达到最大值16.6万人，之后起起伏伏，在2015年11月重上16.2万人后，快速下降。2016年12月，派遣员工在CtG劳务用工中的占比从2010年初的48%下降到2016年底的12.5%，同期，用工占比从51%提高到85%。
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以来，关于完善劳务派遣规制的呼声一直存在。在反复研究基础上，旨在规制劳务派遣的《劳动合同法》修改决定从2013年7月1日开始施行；之后，《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从2014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规定到2016年3月1日，所有用人单位的派遣用工占比都不得超过10%。正是上述法律政策规定导致派遣用工人数从2013年3月开始下降，以及从2016年2月开始快速减少。可见，劳务派遣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已经使劳务派遣用工得到有效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方面，国有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相对比较规范，而股份制、私营企业则相对灵活。2010―2016年，在CtG派遣用工中，国企占比从13%下降到9%，外资/合资企业占比从47%下降到25%，股份制企业占比从22%提高到33%，私企占比从14%提高的27%。外资/合资企业派遣用工数从2014年就开始大幅减少，国企在2015年大幅减少，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个体在2014年出现负增长，在2015年又开始正增长。再加上劳务派遣比例限制本身在监察执法中的难度，未来劳务派遣用工变动趋势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分行业看，派遣用工比重最大的是金融业，其次是批零业，再次是制造业，iCt行业派遣用工比重最低。截至2016年12月，金融业中派遣用工占比为33%，批零业中派遣用工占比为23%，制造业中派遣用工占比为15%，iCt行业中派遣用工占比为9%。各行业使用派遣用工最多的都是大型企业，金融业大型企业派遣用工占全部派遣用工的68%，批零业这一比重为42%，制造业为68%，iCt行业为51%。落实派遣用工比例限制规定，关键是抓好大企业的落实，同时，也要针对行业特点抓好针对中小企业的监督检查。
四、劳务用工地区结构向均衡方向发展
CtG劳务用工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截至2016年12月，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劳务用工占比分别为47%、31%、13%、9%。2010―2016年，西南西北地^劳务用工增长最快，增长了6.1倍；其次是华北东北地区，增长了4.7倍；华南、华东分别增长了2.9倍和2.8倍。2015年10月开始，华北东北地区劳务用工人数开始波动下降；2016年2月开始，华东地区劳务用工人数开始波动下降；而华南地区劳务用工人数从2014年4月开始波动上升；西南西北地区劳务用工人数基本保持持续上升。2016年12月，华北东北地区劳务用工同比下降10%，华东地区同比下降3%，华南地区同比增长6.4%，西南西北地区同比增长11%。劳务用工地区分布向均衡方向发展。
从所在城市看，一线城市仍然是劳务用工的主要地区，2016年12月，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到CtG全行业劳务用工的67.3%，二线城市占到32.1%；三线城市所占比重仅为0.6%。分行业看，截至2016年12月，iCt行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为70%，二线城市为30%，三线城市不足0.1%；制造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为53%；二线城市为46%；批零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为58%，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比重分别为41%和1%；金融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为80%；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所占比重则分别为19%和1%。
从变动趋势看，2016年12月，全行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同比下降了7.2%，二线城市同比增长2.2%，三线城市同比下降5.9%。iCt行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从2015年7月开始呈下降趋势，二线城市劳务用工所占比重呈现先降后升趋势，2016年底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比年初降低4.4个百分点，二线城市占比比年初增加4.7个百分点。2016年12月，制造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同比增长14%，二线城市同比增长27%，三线城市同比下降14%。批零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从2010年1月的64%下降到2016年12月的58%，二线城市劳务用工占比相应上升。2016年12月，金融业一线城市劳务用工同比增长42%，二、三线城市劳务用工数量则同比分别下降11%和38%。
分行业劳务用工的城市结构及变动趋势表明，金融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金融业劳务用工也有向大城市集聚的倾向；iCt行业也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但在二线城市扩散的程度高于金融业，iCt行业劳务用工在逐步向二线城市扩散；批零业和制造业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比重都比较高，批零业劳务用工在缓慢地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变动不大；制造业劳务用工则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较快增长，劳务用工仍然在向一线城市聚集。
五、劳务用工成本持续提高
2016年，全行业劳务用工“五险一金”的平均缴费基数分别为3386元、3953元、3333元、3400元、3630元和3515元，各项缴费基数都基本在3300-4000元的水平。就分行业的“五险一金”平均缴费基数而言，制造业在3400-3900元之间，是全行业的平均水平；批零业在3000-3700元之间，略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iCt行业在3500-4100元之间，略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金融业在4600-5100元之间，远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2010―2016年，全行业“五险一金”的缴费基数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在7%-10%之间，其中用工“五险一金”缴费基数的年均增长率在5%-8%之间，派遣用工在5%-12%之间。从总体增长变动情况看，2014、2015年“五险一金”缴费基数的增长率相对较低，2016年又有回升。
分行业看“五险一金”缴费基数年均增长率：制造业在7%-10%之间，多数险种在2013年开始走低，2014年又回升，2015年开始又降低。批零业在9%-11%之间，其中，生育保险和公积金从2014年开始持续走低；其他险种大多从2014年开始走低，2015年提高，2016年又下降。iCt行业在5.2%-7.8%之间，其中，养老、失业、公积金、生育保险从2013年开始走低，分别从2014年、2015年开始提升；医疗、工伤保险则从2014年开始走低，于2015年开始提高。金融业在9%-13%，多数险种在2012年开始走低，2015年开始回升。
总体上看，制造业“五险一金”缴费基数及其变动情况与全行业保持一致，制造业“五险一金”缴费基数增长率在降低；批零业“五险一金”缴费基数水平较低，虽然增长率高于全行业，但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iCt行业虽然“五险一金”缴费基数增长率不高，但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金融业不但“五险一金”缴费基数水平高、增长率高，而且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行业发展差异再一次通过“五险一金”缴费基数的变化趋势反映出来。
六、2017年劳务用工趋势预测及建议
（一）2017年劳务用工趋势预测
2017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下半年召开，各项深化改革措施继续全面推进，“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新经济、新业态还会加快发展，经济增速下行还将持续，但政府会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行。结合2010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CtG劳务用工的形势，以及2017年的经济社会展望，预计2017年CtG劳务用工会保持平稳变化。
2017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iCt行业会继续CtG劳务用工第一大行业的地位，劳务用工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并且继续向二线城市扩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随着经济去虚向实、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制造业劳务用工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受新业态发展冲击，批零业劳务用工形势可能继续疲弱；受信息技术发展和去杠杆等的影响，金融业劳务用工有可能小幅调整。
2017年，受到“降成本”政策、经济增长及行业发展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公积金缴存基数增长有限，预计在5%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增长率可能在7%左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会保持较高增长。除金融业波动大以外，iCt行业“五险一金”缴费基数仍然会保持相对较快增长，而制造业、批零业恐难有起色。
2016年，受政策法规调整影响，劳务派遣用工减少大幅减少。2017年，劳务派遣用工可能止跌。而且，由于监管有所松动或执行不到位等原因，劳务派遣也可能出现少许反弹。
（二）建议
将CtG劳务用工指数作为研判就业形势的参考。在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市场数据应成为政府判断形势、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CtG劳务用工数据具有持续跟踪、及时等特点，值得参考。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市场数据分析会商机制，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加强行业用工分析，及时观察分析劳动力市场用工结构变动，使决策紧跟市场变动并能超前决策。
加快产业扩散、聚集，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下沉。目前，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还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大城市对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有规模、能承受服务成本。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应随着产业的扩散以及地方产业集聚的规模化发展，及时下沉服务，为三四线城市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技术实现手段。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需要不断创新服务手段，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大数据，更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创造和提供服务。此外，人力资源服务业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在更好地提供传统人力资源服务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人力资源服务。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五险一金”缴费基数体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是薪酬水平，一方面是人工成本。加快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不断提高制造业、传统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行业薪酬水平；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完善结构性“降成本”政策，如社会保险降费率和缴费基数的制定应有结构性考虑，援企稳岗政策应主要考虑需求而非贡献。
注释：
①CtG是我国境内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易才集团的简称。
②劳务用工指数=（劳务用工数上升的企业所占百分比―劳务用工数下降的企业所占百分比）×100+100。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9
一、2000年以来劳动力供给背景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趋于深入，传统制造业岗位消失和服务业岗位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从一产和二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满足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就业弹性逐渐下降，结构性失业加剧。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必然存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开始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部分内陆省份蔓延，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将会加剧。
从人口结构来看，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2016年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如果按照现行的人口政策和预计的经济增长量和经济增长方式，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愈演愈烈，到2020年劳动力缺口将超过2000万。
二、劳动力供给现状与问题
我国2000年以来，第一产业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5.10%下降至2008年的11.3%；第二产业GDp比重有所回升，从2000年的45.9%上升到2008年的48.6%；第三产业GDp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我国2010-2050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齐明珠）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GDp比重为50.5%，第二产业比重仅有40%左右，在"十三五"开局之际，第一次占GDp比重过半，体现了第三产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难发现，在"十二五"期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东北老工业区的衰退可见一斑，如何重建东北工业区也是解决东北地区劳动力供给正在眼前的难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三个产业中的分布情况正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靠近。从三个产业的比重走向，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在这三个产业中间的流动与分布情况。2000年以来，劳动力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流动，且第二产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劳动力占多数，但这一情况将在"十三五"开局之后转变，未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将占多数。
2015年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让我们把目光又一次落到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上。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是影响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因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虽然人口普查有误差的存在，但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率极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73%，但从2016年开始，将急剧下滑。
三、2000年以来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呈现平稳化趋势。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以1995年为界，进入了平稳时一期。从数据上看，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大多数年份的经济波动幅度不超过两个百分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调，2008年GDp增长率为9.6%，2009年GDp增长率为9.2%，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借此走出了谷底。到2010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0.4%。但政府的财政刺激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2013年GDp增长率为7.7%，2014年GDp增长率7.4%，2015年GDp增长率6.9%，形成了"新常态"。正是在这样经济下滑的趋势下，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逐渐变高。"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形式更加严峻，GDp增长率将依旧徘徊在6%左右，如何在安排我国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地区转移等，将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
2000年以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重功利和重才能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世俗性的价值观逐渐取想主义的价值观。在薪酬制度上我们就能够发现，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激励，对于广义薪酬中的精神激励等不很在意，这对企业的管理的转变也产生了影响。
在性别观念上，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抛弃了"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逐渐升高。部分职业在男女性面前都是一视同仁，但仍然有一些职业存在无法避免的性别歧视。
在教育观上，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教育对于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近几年以来，研究生扩招，海外留学人数激增，职业培训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的多样化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接受。
四、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可行对策
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争取我国劳动力的总量供给将在本世纪中页结束下降趋势并缓慢回升，生育率上升会缓解劳动力老化趋势，则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将会有所缓解。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能有效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更可以有效缓解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抚养比过重问题，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方面，就业部门应该从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吸引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升将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灵活调整退休年龄的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完善。
参考文献：
高铁梅，范晓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王远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D]
齐明珠：《我国2010-2050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人口研究》2010年第5期。
陈泓霖：《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分析》[D]
江涛：《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3卷第3期。
劳动力市场趋势篇10
【关键词】“全面二孩”；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
一、背景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指出，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意味着，我国将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此前，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过若干次调整。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政策为鼓励“多生多育”，四年之内我国人口迅速增加了1.26亿。20世纪70年代，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转变为“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2013年，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只生一个好”调整为“单独二孩”。
我国人口政策的每次调整都顺应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而此次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调整，是国家对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三步走”（即“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必经过程。
二、政策预期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源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态等客观条件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意呼声，其实施后势必会对大至社会小至家庭产生各方面的影响。
（一）中长期内缓解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
“全面二孩”政策及时，将在中长期内提供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使我国经济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不枯竭，从而延续人口红利，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
在人均寿命增加和低生育率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倒金字塔结构日趋显著。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逐渐出现适龄劳动人口供给不足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等问题。“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增加年轻人口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状况。此外，“全面二孩”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生育数量限制，我国人口结构中的男女比例也将有可能出现积极的调整。
（三）化解社保金空账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金制度。当前老龄非劳动人口迅速增加的状态使社保基金出现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将在长期中增加劳动人口比例，这样才可避免社保空账的危机。
（四）增加消费红利，促进关联产业发展
有机构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到位，预计每年新增的新生儿可能达到100万-200万人，2018年所有新生婴儿可达2000万人，产生的消费红利每年大约1200亿-1600亿元，加之相关产业政府支出的带动作用，每年有望增加2250亿元的收入。
可见该政策的实施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众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而本文将从该政策的经济学原理入手，着重研究经济学最为关心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将该方面的影响转化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当前人口政策下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经济持续性、高比例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实施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社会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包含了少儿和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指标。在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期间，少儿抚养比高而老年抚养比很低。1982年，中国社会总抚养比是62%，其中少儿抚养比是54%，老年人口抚养比8%；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3年以后，少儿抚养比降低，老人抚养比开始升高。截至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是22.5%，老年抚养比13.7%，社会总抚养比36.2%。人口结构中的少儿可以被视为未来中长期内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少儿抚养比快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劳动力储备可能出现下降的事实。我国劳动力人口自从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三年下降。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口总抚养比为36.2%，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总抚养比甚至比中国还高，比如，英国54%，德国52%，法国56%，美国50%，日本61%，韩国37%，根据国际通行的指标和对比显示，我国人口红利仍在持续。
但是根据《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的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供需双降”的情况，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长期内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长劳动力1500万人左右，而在总量需求方面，2015年中国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差大约500万人。按照惯例，春节之后的3个月是招工高峰，但根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上报的数据，2015年一季度进行招聘的企业数以及企业招聘的工人数都出现了下降。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2015年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2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69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了91.9万人，下降了15.7%；求职人数减少了78.6万人，下降了15.1%。除了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其他因素，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新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当前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迅速下降。
（二）新政实施后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1.“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其效果将受到目前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生育成本、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昂的生育成本与生养后代带来的人生快乐和养老保障等“收益”相比较，仍将可能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多年以来形成的“优生优育”、“质大于量”的生育观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政策实施对中长期内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效果，应首先确保短期内新增生育数量的增长。
2.中长期内增加适龄劳动力人口
“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只有在新生儿成长至劳动年龄，并接受适当的教育后，才能成为中长期内青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该政策出台后到2030年左右，对劳动力的供给会产生0.5%左右的正效应，政策出台到2050年，我国将会增加3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将会降低社会抚养比，从而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预计在2030年-2050年间，有可能每年促进GDp增长0.20%左右。
3.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如上文所述，政策实施后短期内新生儿增长的数量是政策效应向劳动力市场传导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鉴于我国生养儿童成本高企的现状，生育二孩的部分家庭为了弥补额外的消费支出，可能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如参与兼职获得额外收入，未工作的家庭成员参加工作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甚至退休的祖父母通过返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增加了二孩，父母需要更多的闲暇来照顾孩子，那么部分高收入或有足够收入家庭的成员会选择退出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以上两方面效应的叠加，会使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四、政策建议和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从而延续人口红利，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内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需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以使“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最大化。
（一）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原本就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来说，相当于通过免除社会抚养费降低了生育成本。但是通过网络民意调查显示，高昂的生育和供养成本仍使许多家庭表示“生不起”，“不敢生”。因此就需要政府研究和制订配套的鼓励政策，比如：（1）通过制度安排，保障生育二孩家庭的产假和育儿时间，同时对其托儿所、幼儿园入学给予政策支持，缓解二孩家庭精力方面的压力；（2）减免二孩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3）制订更积极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政策，从而减少储蓄倾向，增加当前的收入；（4）参考西方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补贴，对二孩实行免费教育或延长免费教育的年限；（5）对于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应全面简化审批手续并缩短审批时间，避免政策壁垒造成错过最佳生育时机。通过相关政策的落实，才能使“全面二孩”政策为中长期劳动力增长创造更多的人口基数。
（二）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一边“找不到工作机会”一边“招不到工”的结构性短缺。因此除了增加劳动力数量，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相匹配，才是化解矛盾的关键途径。目前，以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远大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所以就需要政府依据产业结构转型的规划，制订对储备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并通过免费教育和培训、就业指导等鼓励措施，使劳动人口转变为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通过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使适龄劳动人口转变为高质量人力资源，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优势。
（三）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里程碑是我国调整新一轮人口政策、应对老龄化并延续人口红利的起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求。政府需要委托科研机构对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势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根据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择机制定积极有效的配套政策，从而使“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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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培安，“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答记者问”，http：///xcs/s3574/201510/b03bbb9da18044c29
9f673f0b84eeab1.shtml，201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