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含义篇1
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当事人
法律援助被人们视为“法律上的希望工程”,其所承载的恐怕不只是弱者的信任和希望,更承载着法律价值和道德期望的重担。这就有必要从法律援助的起源和法律援助的性质来阐释这种超出法律援助本身的一项制度。从法律援助的性质来看,这是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对穷人的法律救济制度,成为影响个人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的重要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对法律援助进行定位显得很重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讨论一下法律援助的性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英国,从1495年起,英格兰即承认穷人享有因身份免付诉讼费的权利。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于文革之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看到的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刑事诉讼制度。然而,在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里,却没有关于律师应该承担法律援助方面的义务作出规定。从1994年初开始,法律援助进入新的时期。在司法部肖扬部长亲自倡导下,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并开始了对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研究工作。1997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这两部法律贯彻和规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并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全国律师协会在2001年11月26日修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10条、山西省人大在2000年9月27日通过的《山西省律师执业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和“律师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这个条例系统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制度。法律援助的性质被明确为国家责任,这之后北京市律协和全国律协出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就不再提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了,而是修改为“律师应当关注,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因为法律援助是政府义务,律师就不再是责任主体了。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从规定的性质来看,在最早将法律援助看成是一个对他人或弱者的一个帮助,并且对象是“穷人”,既缺乏物质财产的人。一开始,法律援助看成是对穷人的帮助,这是道德的表现,符合道德的要素和价值。因此,在初期,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者来说,不是利益更不是权利,而是法律职业者(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由原来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进入了社会本位、公益本位,从社会责任、福利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对法律援助的含义和范围予以扩大。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这是我国对法律援助性质的界定。这说明,我国将法律援助看成政府的责任、律师的义务,但是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的人来讲,是不是一个权利呢?
权利,字面上的解释是,自己可以为或不为,或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的可能性。法律援助对于要求援助的人来讲,如果政府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受援助的条件,而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申请人可不可以提出诉讼,将司法援助的决定者告上法庭?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9条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可见,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所作出的不同意法律援助的决定可以诉讼,而只能要求“异议”。这说明,对于政府来说,这不是一个义务,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权利,因为它无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济。
我们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界定,超出了道德,但没有到权利,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讲,还只是一个利益。权利,有很多学说和观点,但很多人都认为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利益,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才是权利。如果只有利益,自己无法对该利益行使主动的自由,而只是被动享有,无法主张自身的主观意志,那么就不是权利,只是利益。利益国家也是保护的,但保护的方式是当事人没有自由。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理应成为政府的义务、穷人的权利。
首先,这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法律援助正是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法律价值的要求。从《人权宣言》宣告了个人权利在社会中的性质以来,权利被视为一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具体化,正如,罗尔斯在其着作《正义论》中于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在社会上每个人可能在经济活财富上是不平等的,而穷人的人格和富人的人格却是相等的,这种平等地位在法律上要求平等对待。而诉讼又是需要成本的,经济上穷人就处于弱势,因此,为了穷人和富人平等,应该给予穷人以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人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便衍生出社会权利即公民权,公民权和人权不同,是人权在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化,即是在政治国家中的权利体系。如果说人权是自然权利,即在原始社会也拥有,在没有国家政治生活的阶段也拥有的话,公民权便是社会权,在政治国家中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的集合。因此,在公民社会生活中,基于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只要在权利上有所需要,即为社会权设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法律援助,是社会生活中获得法律上帮助的权利或利益,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应该包括法律援助的权利。
因此,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体现了人在这个社会上有权拥有不比他人少的权利,只要都是人,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就应当平等。而不管它有多少的财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在我国,法律援助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上的义务。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其本质上是行政给付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予以审查,确定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如果获得法律援助,就可以不支付律师费,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利益,而审查就是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或不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所以,法律援助应该是一个行政义务。
其次,穷人应该有权获得这个利益,成为一种平衡上的权利。由于各种原因,穷人的财产相对于富人而言较少,而这种情况就是的穷人有一个隐含的权利——获得利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法律援助上的表现,就是有权在社会上得到这种补偿。“人至少必须活着,这就要求诸如生命权(《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食物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这样的生存权。如果这种生存的含义多于兽类的生存,它就要求诸如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由此可见,物质利益的不公平就要求在权利上来对他进行弥补,这就是社会保障,法律援助正是这种保障的方式之一,因此,对于受援助者来说,法律援助应该成为一种权利而不是利益。
总之,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在古代就有仁爱、亲民的思想,将人民放在国家和君主之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保护。儒家的经典着作《论语》就有162处讲“人”,48处讲“民”,加上“人民”,二字连用,有多达211处讲到“人”和“民”。“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在严复将《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天赋人权”的理念、传统的“仁爱”思想及被压迫阶级对“平等”的渴望,激励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自由权、参政权、平等权、等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宪法对人民的权利做了详细而系统规定。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这些理念和理论都将社会的自由和权利普及到各个方面,只要是涉及这些方面应该成为权利的,都应该成为权利而不仅仅是利益。所以,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上,无论从道德还是法治上,法律援助都应该成为权利。
参考文献: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德性 维系 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 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 "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0。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3
（一）待遇问题制约了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建设
目前，法律援助律师的待遇主要包括工资与办案补贴，其中，办案补贴一直饱受诟病。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办案补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金额少”与“不平衡”，后者不仅包括地区间的不平衡，还包括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平衡。具体而言：第一，地区差异过大，且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符。如，福建省武夷山市属于东部经济发展较发达的省市，对于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的法援补贴分别为100元、100元和400元，而甘肃省兰州市法援中心对三阶段的补贴均为1200元，相差竟达十几倍。①其他地区的补贴数额也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不成比例。第二，补贴金额过于固定化。法律援助案件的普遍做法是对三阶段的法律援助给予固定且不高的补贴数额，这样的规定必定不能满足不同案件的差异性，再加上补贴金额较少，律师“贴钱办案”的问题就更为严重。第三，侦查、审查、审判的补贴差异过大。就顾永忠教授主持的2014年“刑事法律援助实施情况总结研讨会”的会议报告提供的数据而言，数据列举的18个地区或单位中，有10个地区或单位实行给予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不同补贴金额的做法，而且侦查阶段的补贴或少于审查阶段，或与之持平，但都低于审判阶段的数额。这种制度安排是值得商榷的。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可能为犯罪嫌疑人的事项有：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与犯罪嫌疑人通信；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申请调取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可能为被告人的事项除了在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还有：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依然享有这些权利，但一般情况下，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完成于侦查和审查阶段，大量的交通和时间成本也产生于此。因此，将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的补贴进行固定，且明显偏向审判阶段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法律援助虽偏向公益性质，但从行业性质来看，律师群体以利益作为生存与发展的驱动力。之所以说待遇是“主体”要素的“致命伤”，是因为下列诸多问题的根本起源都在于待遇问题。首先，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滞后。正常来讲，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会给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带来大幅上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相应的增加人员配置，作为结果，法律援助律师办案的比例也应有大幅上涨。但实践中，社会律师的办案比例却明显高于法律援助律师的办案比例，且有增长趋势，①此种怪异现象的深层原因依然是待遇问题。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律师待遇多参照公务员，收入相对固定且偏低，而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明显偏低，有些地方仅有一两百元，经常导致法律援助律师在办理案件时入不敷出。因此，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不仅“量少”，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律师为求生存的不得已之选，还存在“质次”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比例依然大于法律援助律师且保持增长的怪相。其次，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案件积极性差，办案质量差。法律援助律师办案消极固然不排除一些律师自身惰性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压力，在固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依赖法律援助律师贴钱办案无疑是一种奢望。现有规定下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本来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两次会见被压缩到一次，法援律师在法庭辩论时仍不知道受援人的基本信息等。这种看似惰性的表现更倾向于是我们对法律援助律师的错误归责。很多学者一直在讨论如何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进行评估，希望以此来约束法律援助律师，保证案件质量，笔者却认为有本末倒置之嫌。毫无疑问，现在的工资和补贴制度会影响案件质量，也是许多犯罪嫌疑人放弃选择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而自请律师的主要原因。第三，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不能平等得到法律援助。上文提到很多地区和法律援助机构对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的补贴实行不同标准。在新刑诉法刚刚实施，观念尚未完全转变，还更倾向于只有审判阶段才有法律援助事项的背景下，这种产生于“审判阶段承担更重的援助义务”的臆想之上的补贴分配会产生一种错误导向，使人在意识上形成审判阶段更重要的偏差。这与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作为新生事物生命力较弱，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的规律相违背，与侦查阶段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最脆弱的阶段需要更多保护的阶段需求也不相符。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律援助待遇的问题并非尚未被认识，而是尚未受到它应该受到的重视。律师是法律援助制度贯彻的关键要素，作为律师办案的驱动力量，待遇问题就更为关键。虽然补贴问题严重制约着法律援助的适用，但从长远来看，待遇问题对于法律援助律师来讲并不仅仅是补贴的问题，缩小并进一步消除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的收入差距才是核心课题。
（二）制度缺漏———权利告知与通知义务不到位
“制度”要素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权利告知与通知义务不到位”。权利人的申请与对法律援助律师的通知分别对应申请适用与法定适用法律援助的两种情形，是保证法律援助制度被启用的重要步骤。但对申请法律援助的告知实际上存在内容不够详尽的问题，如果仅仅告知权利名称而不加以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有权申请法律援助的人被告知权利后仍然云里雾里，或者不知该制度如何适用，或者对该制度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最后干脆放弃不用。同时，对于法定适用法律援助的情形，也存在对法律援助律师的通知不到位的问题，具体而言有：通知主体不明、通知程序不具体、各部门衔接存在漏洞等问题，这就大大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率。
（三）办案人员主动适用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识不足
所谓“知法”才能“守法”。新刑诉法不仅将法律援助的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阶段，而且适用范围也扩大至五种人，办案人员对于该规定的不知情就直接导致符合法定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而没有通知或者漏通知。纵使问题更大的成因可能在于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设计，但也不能否认新规定的宣传对于法律实施的重要性，其更直接的原因还应该在于公、检、法机关对于新刑诉法的宣传和对办案人员的培训教育不够。因此，办案机关组织办案人员进行集中学习或培训就成为必要。如上所述，“法律意识”不仅包含“知法”，还包含“用法意识”，因此，对办案人员的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对知识的普及，还应当加强对办案人员主动适用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识的培养。在学习方法多样且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办案人员缺乏对法律规定的了解的问题日渐弱化，缺少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意识的问题逐渐凸显。而且，不断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不只是适用法律援助制度的需要，其他制度乃至整个司法环境都会受益无穷。
二、关键程序性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
（一）法律援助律师的人员保障的两条路径
法律援助律师的人员保障问题在法律援助的整个制度中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因为在制度设计者对法律援助律师的预期与具体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对基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制度设计者希望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队伍，以“不能接受非法律援助的案件的”的约束条件固定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促使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援助案件中去，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待遇方面给予固定且稀少的工资和补贴，还希望吸收一些经验丰富、办案能力强的律师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用。法律援助律师终究是来自律师队伍，如今的律师行业已经达到一种高度市场化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待遇可以反应律师的水平与定位，也决定律师的去向。因此，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是畸形的———在给予较低待遇的同时抱怨法律援助律师年纪轻、经验少。待遇问题不解决，就会直接影响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人数与水平，及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质量，而案件辩护质量又会反过来影响权利人适用法律援助的信息与积极性。在社会律师的辩护中并不十分突出的辩护质量问题却成了法律援助制度中很致命的症结，这就证明了一个道理：制度源头上存在缺陷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其他方面的补足上。之所以说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处在一个尴尬境地，主要还是因为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设想使得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建设落入窠臼———仿佛为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专案专办”。正是这种将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相区分的做法才导致了法律援助案件与委托辩护的案件质量不一的结果。总的来说，法律援助制度设计的总指向标是高质量的辩护，具体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律师行业以利益作为长远发展驱动力的客观规律。律师与检察官、法官处于两种不同的人生上升轨迹，因此，从该角度上，解决法律援助律师的问题可以另辟蹊径，不必拘泥于如何提高办案补贴。以下是两种选择方案：其一，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可采取以法律援助机构代表政府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向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向律师支付类似于委托辩护案件中应该支付的费用的做法。法律援助案件与委托辩护案件的最大区别在于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不同，一种是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一种是当事人委托。但是这种方式的差异并不是导致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在办理案件上的质量差异的必然原因，待遇问题才是吸引高水平律师和决定律师负责任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法律援助案件中给予社会律师与其他案件同等的待遇就可以解决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限制他们只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并不是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存在的一环，其目的是为了在为法律援助案件安排律师时有相对固定的选择范围和联系人员，可以节省成本并提高效率。之前提到的法律援助机构比较容易吸纳经验不足律师的问题在实行同等待遇之后相信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市场化的律师行业中决定律师去留的不仅仅是能力与经验问题，人际关系与案源也是关键因素。在上述制度设计中，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为有经验有能力的律师提供案源，这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律师成长初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势必会引起律师的青睐。同时，这种方案的优势相比给予律师高补贴的做法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强，不必拘泥于固定补贴带来的与实际支出相比的或多或少问题，备受关注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脑力补贴”也会包含在内。其二，建立公职律师制度，将法律援助纳入公职律师的职责范围内。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到要建立公职律师制度，虽然尚未有具体的政策和细则出台，但一般理解公职律师为“具有司法部颁发的相关资格证书，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行使政府职能的部门，或其聘用的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②公职律师的职责范围一般包括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及咨询服务，承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我们可以考虑将法律援助纳入公职律师的业务范围之内，公职律师需要进行考核、选录，才能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以维持一支构成相对稳定且质量较高的律师团队，在角色定位上与公诉人相对，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辩护地位上相对平等，可以更好的行使辩护权。其劣势也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互连性，犹如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也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个隐藏威胁。同时，公职律师与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可能同样存在办理案件不够负责任的问题，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对公职律师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也是公职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可能出现的隐患之一。上述两种方案相比起来，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因为它更抓住了律师办案积极性的关键点，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目标———保证办案质量来说更为有利。
（二）权利告知与通知义务的明确
告知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权利的名称，而应该进一步解释权利的具体内容，应当做到类似于“米兰达规则”的告知程序，在告知“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同时，向其简要解释辩护人的基本职责，并向其告知“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必须说明法律援助的无偿性，甚至可以告知法律援助律师的水平与律师行业普通水平持平甚至略高，以建立申请者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信任。而对法律援助律师的通知义务起码应当包含“由谁通知”，“怎样通知”和“通知谁”的内容。在办案实践中，“由谁通知”的主体有具体承办人员和专门外联人员两种可能，规定不具体就会引起相互推诿和责任不明。因此，为了明确责任并考虑现实靠操作性、便利性，我们建议将通知义务与案件绑定，交给具体承办人员以办案机关的名义进行通知。“如何通知”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时间限制、通知的方式、反馈等问题。法律援助涉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尤其在权利保障脆弱的侦查阶段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应当首先考虑是否符合法定法律援助的条件，但是囿于个案差别，具体的通知时间限制不宜太过具体，否则也不易实行。同时，为了避免文书递交带来的延迟，建议先电话通知，再寄出通知文书，法律援助中心收到通知文书后应尽快将法律援助工作的安排进行回执。“通知谁”的问题相对简单，法定法律援助应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其指派律师。
（三）对“应当通知而未通知”情形的程序性保障
检察机关发现侦查阶段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而未通知的情形的，目前尚未有惩罚措施，这也是导致侦查机关不通知或较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延迟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时间为自己的侦查提供便利的原因。针对此种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全盘否定侦查取得的成果，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进行重新侦查是司法资源的浪费，还有的学者借鉴刑诉法对待行政执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认为应当区分获取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对于应当通知法律援助而未通知的，对于言辞证据应当动用非法证据排除，不予适用，而对于取得的实物证据，可以采用。我们认为，在司法公正的问题上绝不能让步，在坚持整体的程序正义的立场上宁愿牺牲个案的实体公正。不能因为重新侦查消耗司法资源就做出妥协，承认此情况下的证据效力。在案件中通常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实物证据，这就存在侦查人员宁愿冒着口供被排除的风险也要套取关于实物证据的线索，以获取实物证据的可能。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是没有意义的，也称不上程序制裁。程序性制裁多为威慑而设，而具有威慑力的前提就是要有巨大的违法成本。因此，针对诉讼中可能出现的情形应该参照以下情况解决：第一，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移送审查之后，检察机关应该对移送审查的案件进行法律援助通知义务的审查，对于应当通知而未通知的情况，应当一概退回重新侦查，并排除已经取得的所有证据。犯罪嫌疑人亲属也可以就侦查机关怠于通知的行为向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检察机关审查核实后，同样发回重新侦查。第二，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法院也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应当通知而未通知的情形，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法院也有权力退回重新侦查，并否认已取得证据的效力。第三，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并没有违反通知义务，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违反应当通知法律援助义务进行询问并取得新证据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发现的，应该否定审查阶段获得的证据效力，并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重新审查。同样，犯罪嫌疑人亲属也可以就检察机关怠于通知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进行申诉，人民法院审查核实之后，按上述步骤办理。第四，对于审判阶段应当通知法律援助而未通知的情形，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可以提起检察建议；另一方面，对于程序性错误，可以作为案件发回重审的事由。因此，对审判阶段的监督还是相对完善的。
三、结语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4
【关键词】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法律援助；措施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是指各国为经济困难的公民群体或特殊案件中的当事人予以减免相关法律费用提供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而对于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保护而言，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关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其中包括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以维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以及提高弱势群体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帮助弱势群体获取相关的必要信息。更重要的是用法制来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从而来构建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弱势群体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受援对象
经济上的贫弱者通常被视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法律援助制度是面向经济贫困者的一项救济措施，所以才把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限定在经济能力的贫弱者上，即认为法律援助是针对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但却又无经济能力支付相关法律费用，而由国家来承担为其提供法律方面帮助的制度。然而现今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能力上的贫弱者，更多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领域内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的形成，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弱势群体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含义。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以及社会工作领域中放眼望去，弱势群体这个名词均可做出不同的解释。在经济领域中，弱势群体具有着多角度的划分标准。其表现为社会权利的掌握不均等或是公共资源享有上的不均等导致的弱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导致的弱势，发展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弱势，等等。另外，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相对于男性来说，处于弱势；而从身体健全健康状况来说，残疾人属于弱势的范畴。一般认为，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处理失调中应运而生，或是由于群体内的一些成员其自身的某种原因而造成的对于现实社会的不适应，并且以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代表，表现出了生活难以适应和社会适应困难的现象。
二、法律援助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各个领域内的法制化也在不断完善。这当中应当给予在社会中处于弱势位置的群体以特别的关注与扶持。改革开放至今，在保障与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我国的立法机关不断做出努力。法律援助，就是国家出台的一项法律帮扶举措，其以法治化、制度化的方式，以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为对象，以给予减、免费或提供其他法律帮助的法律帮扶为手段，从而达到保障与维护其法律方面的合法权益的目标。其实质就是对需要的人群进行法律扶贫、扶弱，这是对弱势群体的直接法律支持。应当说，处于弱势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需要的是社会的全面帮扶与支持。不断的去强调法律援助的重要性，是因为法律援助是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制度性帮扶，是对弱势群体最根本权益的保障手段。
现今我国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进行着不断的改革与完善，这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维护将会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援助条例》正式颁布之前，与法律援助制度相关的规定仅仅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有些许体现。在律师法中，有较为细致的关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及程序的规定，关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应当酌情减免收费的具体规定在《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也有相关涉及。法律援助的发展到了1997年才有了新的突破，司法部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同时又成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这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走向规范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标志。近些年来，我国部分大中城市的法律援助机构不断涌现，逐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并且初见社会成效。《法律援助条例》的出台，让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迈进到了一个更有力度的时代。
三、其他国家关于法律援助的做法
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出现于罗马法。法国进入司法领域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律援助的出现是为了遵从对所有公民的审判实现公平的原则。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代意义才慢慢显现出来，后来又有英国、荷兰、美国、法国等国家竞相仿照学习。目前，国外法律援助主要有四种提供方式：第一种是私人律师模式。目前，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新西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艾伯塔省和新不伦瑞克省等国家和地区采用私人律师模式比较多。第二种是专职律师模式。瑞典、丹麦、加拿大等地区采用这种模式的较多，这种模式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来承担法律援助，而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几乎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第三种是混合模式，即法律援助提供机构包括国家设立的机构同时还包括私人组织，法律援助的人员不仅包括公职律师同时也包括私人律师。这是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既结合了其他模式的优点，同时克服了相应的缺陷，所以这也是目前各国法律援助实践中较普遍的模式。
目前，法律援助在世界上被大部分的国家视为政府的责任，彰显了法治社会，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外，对弱势群体的法制援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为了能最大程度上的保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国家（比如瑞典、丹麦）把法律援助作为了一种社会福利；第二，私人援助型的法律援助制度，（比如英国、美国）。两种制度相比较，前者具有社会化程度高和管理统一的优势，但是这种类型的法律援助制度适用于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水平较高的国家。
国外的法律援助从实践层面看来，司法机会的均等性和慈善理念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根源，经过不断发展，解决贫困保障社会安全成为当今重点，法律援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同目的的。在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是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以国家财政为主要支持和供给资金的后盾。
四、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亟待完善
我国法律援助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优点，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将适合我国的内容合理的融入到中国的法律援助中。
第一，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应对弱势群体加以更多关注；第二，应尽快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但并不能照搬国外的法律援助模式，应当充分结合我国国情；第三，使法律援助的提供模式合理化，建立以专职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混合模式；第四，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政府拨款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局限于此，也需要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捐捐献机制；第五，拓宽法律援助渠道，只提供间接的法律帮助的现状必须突破，通过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公平的先决条件。
五、法律援助对于弱势群体的意义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5
论文摘要：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依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信义义务就是一方为另一方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源于罗马法上的“信托遗嘱”制度，是早期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的事务中为了保护授信人的利益而发展出来的，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信托法上的一个制度，现在在合伙法、法、信托法、公司法以及合同法、侵权法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通常认为，信义义务基于特定的信义关系而建立，而信义关系是具体的事实关系，受托人具有专业知识，受益人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受托人受到职业准则的约束，不能滥用此种信任。作为一个特定的职业，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也是一种特定的信义关系，其也应具有信义义务。就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律师信义义务的产生：律师职业的双重性
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国家掀起一种自由化运动(Liberalisierung)的思潮，像律师、医师、教师、注册会计师和新闻记者等一些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专门人员逐渐从国家职能中独立出来而成为自由职业，这些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原本是属于公务员性质的专业人员，在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们从公务员队伍中剥离而逐渐成为事业单位中一员。之所以说律师为“自由职业者”是因为，一方面律师执业的自由性，其工作方式不受地域、时间和办公场所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律师职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只要具备法定的资质，律师个人可以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律师事务所和法院的指使、干涉和限制提供法律服务，独立执业。在这里，“独立”也是“自由”的同义词。但是，“独立”、“自由”不等于放任，而是指“从国家中解放”(FreivomStaat)之谓。这也就很好的反映了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其职业特点的公益与私益之双重性特点：(1)公益性。无论是古代的雄辩家还是现代的律师，其所提供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甚至是具有商业性的法律服务，都是以扶弱济贫、提供社会服务，弘扬公平、正义为最终目的。律师具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道德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这是律师制度起源之初便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正如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顾问雷蒙德所言：“法律实务是一项公众事业。”(2)私益性。无论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师，都是社员经济利益及个人生活改善的团体或个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需要保持经济独立性，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以使其永续发展，这是律师作为一种法律职业的外在商业属性。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律师行为规范”)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性质进行界定，而是对执业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进行了限制。如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行为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等。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能从法条背后窥见立法的真谛，即无论是从事刑事辩护、民事或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作为受托人的律师在执行职务时，除需要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外，还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若没有公益性和商业性，律师的职业便无从开展。因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律师所提供的有效的法律服务。而有效的法律服务需要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建立信义关系，这样，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因为信义关系而产生了信义义务。
二、律师信义义务的存在基础——委托关系
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认法学家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诏令允许委托人参加诉讼。于是，从法学家中分化出一部分专门从事解答法律咨询、写作诉讼及法律文书、参加诉讼的“代言人”、“人”。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代言人”、“人”制度逐渐规范和完善。为了区别于专门从事著书立说、阐释法律的法学家，法律特别规定，将那些专门以代言人、人工作为职业的法学家叫“律师”。可见，律师和律师职业是从古罗马“人”和“代言人”发展来的。在刑事辩护中的委托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监护人式和人式的辩护观，但无论如何，在辩护方针上基本遵行应该由委托人自己(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的宗旨。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形式辩护还是民事，其地位实际上相当于人。关于律师作为人的法律地位，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委托关系和信义关系。
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观点分析，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律师服务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不无疑问。因为当事人聘请律师从事法律活动，首先要签订委托合同，明确权限，只有当事人授权给律师，律师才能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法律活动。在这里，当事人是委托人，律师是受托人，二者形成委托关系。而在委托合同中，双方地位平等，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签订，并充分体现律师服务的商品属性，即有偿服务。若当事人不按约付费，律师就可以依据合同法要求当事人履行义务；反之亦然，若律师不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当事人也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
从英美法系判例法的规定来看，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有高于一般委托合同上的信义关系。传统的信义关系主要是受托人依照信托协议，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掌管信托财产，它是既南你我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比如，你们同意由我替你管理你的财产)，也可能是我应第三者(比如，遗嘱人)的要求，为你的利益去管理一笔财产而产生的。后来，普通法系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事务中，为了保护授信人的利益而被用来指代所有类似于信托关系，为了他人的利益履行职责因而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的那些法律关系，如本人——人、董事——公司、以及合伙——共同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特殊的信任关系中，有许多人都可以定义为被信任者，正如英国一位信托法学者指出，信托法中的“被信任者”是一个扩张性的名词，如果在两个人关系中，其中一个人有权期待另一个人会忠诚地为他的利益，或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行事，并且排除后者的利益，那么衡平法就认为是负有信义义务的人。
我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行为规范第一条规定：“律师的法律权利源自法律的规定和委托人的授权。”这些立法条文表明，律师的法律地位源于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授权。因此，我们认为，基于其特殊的职业和法律的规定，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既是委托关系，也是高于一般委托关系的信义关系。律师作为受托人，要服务于两个主人，即律师的合伙人和律师的委托人。这意味着律师对其他合伙人律师有着合伙法上的信义义务，对委托人有着法、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
三、律师信义义务的具体内涵——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
在现代社会，信义义务是人们对社会诚信、个人诚信所要求的保护信任关系的回应，体现了最高的忠诚与谨慎，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衍生出来的新义务。由于信义义务是被信任者责任体系的组成内容，是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是散见在众多案例中具体规则的概括，因而，各国立法和学术界对受信人所应承担的信义义务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常见的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之说。前者认为信义义务包括谨慎和忠实义务，后者则包括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及善意义务。我们认为，信义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所谓注意义务，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必须以一个谨慎人管理自己的财产时所应具有的注意程度去管理他人或公司的财产。他首先应适用关于“委任”的法律规定。但是，有偿委任与无偿委任的注意程度不同，有偿委任的注意程度比无偿委任更高。其判断标准通常有两种：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其中，主观标准要根据管理者拥有的实际经验和知识在相同条件下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而客观标准则强调应然的注意义务——完全重置于法律假定的一个处于相同或类似地位的普通谨慎之人在相同或类似环境下所应尽到的注意程度(及要求律师应尽“专家”的注意程度)；所谓忠实义务，英美法强调受托人遵守事先的道德上和伦理上的义务。大陆法系则依据委托关系，仅仅规定受任人对于委任人负有善意义务，并且，人们通常认为善意义务包含于注意义务和或忠实义务之中。
关于律师的信义义务，我国律师法并没有这个语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专门规定。实际上，我国有关律师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律师信义义务的规定，这可以从200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章“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和2004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二章“律师的职业道德、执业职责”、第五章“委托关系的建立”对律师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义务窥见一斑。概言之，我国律师信义义务的对象主要为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和政府，律师信义义务的内容仍然包括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委托人信义义务。律师应当谨慎保管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其它法律文件，保证其不遭灭失；律师应当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律师必须诚实守信，勤勉敬责，不得向委托人就某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作出承诺；律师应该保守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律师应该有利益冲突回避的义务，等等。除此之外，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还具有保守被告人尚未被国家司法机关所掌握或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证据的职业保密义务。因为这些秘密之所以会为辩护律师知晓，一般是出于对律师的充分信任。
(二)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义义务。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额外报酬、财物或可能产生的其他利益；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律师不得同在二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三)对政府的信义义务。律师必须忠于宪法与法律；律师加强公众对法律权威的信服与遵守；律师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律师必须要有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必须尊重同行、公平竞争、同业竞争等等。
四、律师法律援助义务——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作为受托人，律师在作辩护人、人和法律援助中其信义义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关于律师作辩护人和人的信义义务不再赘述。而律师存法律援助制度下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主要有种观点：律师的权利、律师的义务和政府的责任。英、美等困家立法规定．有意参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可将其名单报于法律社团会，或某些大的律师事务所自由资助法律援助活动，而南律师自由参加。即律师得自由决定是否参加法律援助工作，此为律师之权利。而部分欧美等国规定，律师并非当然负有法律援助义务。其中，法围、德国等国家则明文规定律师有法律援助义务，美国则仅规定律师要服一定期间的法律援助“劳务”，否则由律师自由参与。在我国，法律援助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如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的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政府责任论者认为，律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如我罔《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认为，律帅法律援助义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法律援助是既是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
法律援助反映了公权的对私权的介入，即国家可甭依公共利益为Fb，限制律师职业自由。我们认为，若法律援助[作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则律师当然应该有：[作的自由。若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并非政府的责任，那要么为律师的权利，要么为律师的义务，此时，如果为律师的权利，则可由律师任意、自由选择参加法律援助工作。如果其为律师的义务，那么，是什么性质义务，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从我国的立法的实践来看，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律师的义务。只是政府与律师分别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在法律援助领域中承担着责任或义务。对政府而言，保障人权，积极推动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其责任。对律师而青，侧重于个案服务，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正因律师有此援助义务，在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中才强调要求律师参与该项工作。
(二)法律援助义务是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在西方，律师法律援助基本上也经历了相同的路径：律师个人的慈善行为——由律师协会管理的法律援助计划——国家支持的法律援助计划。在我国，律师基于权利与义务二种状态从事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权利，律师基于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是律师的义务，律师基于对政府的责任，被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但不管是何种状态，律师都是基于委托从事法律服务。只是委托人可以是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由政府委托。既然法律援助中委托人与律师之间是委托而建立信义关系关系，那么法律援助义务也是一种信义义务，只是这种义务并不完全是基于委托，而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义务。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中。这包括私人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到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咨询、代书等简单的法律服务，以及社会律师承办由法律援助中心或法院指派的案件。二是律师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履行它的法律援助义务。除了直接参与法律援助以外，他可以向法律援助中心捐赠资金，以代偿他们必须义务承办的一定数量案件的成本。
(三)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是法定义务
现在，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外，所有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了设置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此外还存在类似律师职业性质的法律专业人员，如(民间)公证人(notar)、专业调解人(mediator)和各种公益性社团成员等。而我国律师法并没有对律师的类型界定，若不对在律师事务所供职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以外的其他法律专业人员课以法律援助义务，似有违平等原则。实际上，从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司法部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办法》的精神及相关规定看，在我国，律师与其他公益性社团成员都有法律援助义务，只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法定义务，由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后者则为非强制性义务，基于委托而生的义务，并非法律、法规强制，而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至于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国家与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博弈。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潜藏着国家与律师的可能冲突，因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的到位；而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强制性法律援助义务的规定，又与律师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不符，因此冲突必然显现。实际上，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成为政府责任转嫁和律师的消极义务。在本人看来，法律援助为律师之义务，不应为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之义务，而应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委托授权而生的义务。因为法律援助是以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弱势群体与受任律师间能否形成所谓之“信赖关系”，意即律师能否完满法律援助工作，除考虑律师专业领域之特长外，也应该考虑该律师的意愿和本身立场，而不是仅仅符合形式条件。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6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对涉及讼诉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1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相对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其他法规较为薄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发展的进度都十分缓慢，在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法律援助尤为匮乏。虽然农村地区拥有我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受限于经济、政治等因素，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推进，对我国整体实力的平稳飞升、公民权益的广泛实现带来了巨大阻力。
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缺陷，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更是法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村地区占据全国的大部分面积，农村居民为我国成分最多的人口，但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法律建设与城镇相比却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整体发展。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党组织就提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这就为农村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思想指导基础。
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有部分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并建立了相关的试点机构；1997年5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3；2003，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成为目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最明确的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条律散见于诉讼法及律师法中。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基层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各级地市、农村地区执行不尽相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基本上，我国农村现阶段基层法律援助模式有四种：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协会进行总管理，由当事人择取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设立救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轮流提供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建立下设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体制上来讲，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着根本性的先天缺陷，立法缺失让基层法律援助的后天发展缺乏了内驱动力，法律援助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开展，但是并未真正走入、渗透进各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机构分布严重失衡，建设良好的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存在于中、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市级以上地区，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农村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机构建成2486个，占应建数的87%。江苏、广东、伤害、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建立。4这些多数集中在沿海中东部发达地区市、县中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国家编制部门的统一许可，没有专门的人事编制和人员编制，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是并不正规的自营机构，由司法局自行成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境。缺乏机构和人员编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不明、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编制，有的为事业单位，员工素质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千差外别，影响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质量。2002年，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总体上增加了7%，但是机构中拥有律师资格的从业人员则反而减少。
有些地方虽然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机构编制，但人员和经费则没有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也非常薄弱。《法律援助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然而目前的状况是，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市能够拨出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大多数县市并没有在财政预算为法律援助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拨出，更多的农村地区，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将法律援助纳入到财政资金的拨出中。
二、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要解决的问题及要实现的价值内容
（一）实现法律正义、公平、人权价值的普及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子系统，该制度产生于西方，并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得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到逐步演化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2法律援助在一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地位，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
我国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分化，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和法律保障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务农人口还没有走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在发生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时，大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法律费用。这种城乡经济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让农村居民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这正是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所谓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尊严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益，农村贫困居民理应享有法律援助，以此实现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人权价值。
法律本身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律法规则，是为了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定的过程和具体内容难免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妨害法律的公正严明、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补充法律的这一漏洞，帮助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正义价值。
（二）提高农民的基本法律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农村匮乏的法律机构、法律体制决定了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淡薄。农民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没有树立起合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农村的社会环境还残留着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旧社会做法和风气。再加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不到位，自从1994年法律援助的观念提出以来，除了在2003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国家至今没有其他法律动作，而宣传也止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在农民意识中建立起法律可以无偿援助弱者的观念。
法律援助深入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无偿的法律援助在思想意识落后、法律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慢慢建立起普遍的法律、法治观念，让农村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态跟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到普通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络，在普遍建立的法律观念中最大可能的消除潜在的动荡因素，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增长。
三、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向前发展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法律援助面临着巨大的实施压力，也因如此，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渗透范围
与国外严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律法中法律援助体系的建立显得异常迟缓。早在1424年，苏格兰就制定了向社会贫困人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项法案；1945年，英格兰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章程》免除了诉讼案件中有经济困难的社会人员的诉讼费用，1949年制定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将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诚然，我国自近代才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法律基础与氛围与自古以来便崇法的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应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立法上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渠道、实施细则、实施方式等具体内容，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政策性、程序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建立健全、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规范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科学发展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要求。5在立法基础之上，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并细化法律援助的领域和对象，让法律援助在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的原则下有机有序的广泛展开，深入到农村各地的基层组织中。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的变化，法律援助的对象及范围要根据时代和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补充、更改，完善，以保证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跟上时代和人民需求。
（二）建设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上下级机构和机构间的监督、协调与合作
农村地区受限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险恶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无形中阻碍了现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因素。要将法律援助真正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内部，必须在农村当地的基层组织中建立法律援助的分支机构，采用定点形式将法律援助“捆绑”在当地农村。在经济、环境不允许的农村山区或贫困地区，可以考虑将县区、乡镇法律援助机构鱼当地的法律监管机构合并，减轻法律行政工作的同时，扩大了法律机构的作用和智能。同时，要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服务范围和上下级关系，协调法律援助机构间的沟通和职责分工，鼓励经济发达或有条件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向落后地区的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咨询等帮助服务，机构与机构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力度，避免发生有人以权谋私、走后门从而剥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无偿法律援助的资格和权利。
（三）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投入力度
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完善和后续发展全部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植力度。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当地实现通过个人筹资建立基金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社会上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无形中会破坏法律援助本身的公平性，因为法律援助实施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是从上而下进行扶助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援助中的一些对象，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罪大恶极的被告，社会公众在心理上未必能够接受为这样的援助对象进行筹资捐款。因此，若要保证农村基层组织中拥有固定数目、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也只能由政府逐步将法律援助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中，保持法律援助机构长期运营的可能性。针对一些尤为贫困的农村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形成联网式的配合，从而真正促进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均衡发展。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7
二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以及相关部门的协助下，中国的七所法律院系率先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这门课程。本文拟在介绍此课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从法学教育和法律援助两方面谈谈，法律诊所教育为中国法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法律援助，职业道德
第一部分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功效
法律诊所教育的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最初的建立此教育模式的想法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那时古已有的法律教育模式的学徒式教育已经没落，占主导地位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达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所创的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直到现在，这处案例教学法仍然为美国绝大多数的法学院运用。当然对它的批评也从未停止，主要观点是：它使学生学习的法律知识仅限于判例法，特别是上诉法院的判决，使法律与其他学科分隔开来。（参见《比较法研究》313页，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二世纪早期美国法律援助运动方兴未艾，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勒料·弗兰克领导组织名为“法律诊所或诊疗所”（legalclinicsordispensaries），提供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同时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以此弥补案例教学法的不足。与此同时，杜克大学的约翰·布拉德维首先在杜克大学和南卡罗莱那大学创设“法律援助诊所”（legalaidclinic），随后亦有许多大学效仿之。（SmULawReview198，“ClinicalDesignforSocialJusticeimpcrativcs”byJonC.Dubin）
第二个重要时期是二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时民权运动盛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福特基金投入大量资金是诊所教育得以蓬勃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此时诊所教育在全美盛行。也被其他国家知晓学习。
到了八、九十年代，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诊所的发展有所变化，诊所的类型也越来越广泛，除了传统的刑事、民事，还出现了人权、移民、环境、社区发展等新兴领域。但更强调锻炼实践能力、培养职业道德、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
从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不难看出，在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谋求社会平等公正等方面，诊所教育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功效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传授和培训学生有关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增进学生对“实践出真知”的理解。
2.通过提供学生当事人的机会，提高学生的道德准则和责任心。
3.培养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习惯，使学生在毕业以后能通过自我学习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
4.提高学生的法学理论水平，促进对法律制度的综合理解。
5.帮助学生考虑和选择将要从事的有意义的职业。
6.强调参与公共服务的意义，这种公共服务是从事法律专业人士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
如今，中国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迈进，正需要在结合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的发展法治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那么法律诊所教育是否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作出贡献呢？以下两部分，笔者将详加论述。
第二部分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得很快，逐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的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当然还是高等院校，以下讨论的法学教育也是指这一块。
中国的法学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有较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在于，一个学生在大学中学习法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了。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就美国而言，一个学生想要进入法学院学习，必须先经过四年的学习获得一个学士学位。所以一个美国学生要成为一个法律工作者至少要七年。同样，在英国，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念法律，但四年毕业后，一定要到律师学院学习两年，再经过实习，才可能成为律师，而只有杰出的律师方能担任法官.即使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若要参加法律工作至少也要七到八年的学习实践.究其原因，在于国外认为，法律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一定要是聪慧、机智、具有充分的社会经验。所以不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实践是难以达到这个标准的。本身知识积累不够，社会阅历不足，再加上法学教育处在发展阶段，有较多的缺憾，这也就难怪大多中国的法学毕业生，在工作初期，总经过一个艰难的且为时不短的适应期。甚至有人慨叹大学中学的的东西既空洞又干涩，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而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早一步接触真实的社会，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办案的全过程，以学生为主。教师起到辅助指导作用。从而，大大弥补了中国法学教育的空白，并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
另外，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也是法治建设中人们关注的问题。关于司法腐败的问题已讨论了一些。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尚且不能公正，那么其社会已无公正可言了。究其原因，无论是法官选拔机制有缺陷也好，司法不独立也好，归根结底是法官们缺乏对于自己职业的崇高信仰，神圣使命感和自豪感。最近，督促中国律师界提高职业道德的呼声也越来越多。而事实也证明，确实一部分律师有敷衍当事人，贿赂证人等违背行业准则的行为。常此以往，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从何培养，中国的法治建设何日可待？
当然，各界人士已意识到了这点，采取的各种手段，遏止其蔓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可是，就向“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职业道德也要从在校学生开始培养。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逐渐培养起职业尊崇感，认真考虑今后可能遇见的对职业道德的挑战并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就好比打“预防针”，以免他日遇见困难时手足无措。在现有的法律学科中较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即使有也是浅尝辄止，学生不会有感性的认识，无法留下深刻和印象，也不能形成强烈的意识。
而法律诊所教育的许多教学内容就是旨在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并形成了一套包含模拟演出、辩论、讨论等形式的训练方法，学生在此过程中身临其境，独立思考，也没有强加的思维模式。这样，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
综上所述，法律诊所教育的开设与普及将大大弥补中国现行法学教育体制的不足，使之向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
第三部分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给予那些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实现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以经济上的帮助，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实际中得以实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第7页，肖扬主编，法律出版社，1996年11月。）
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是对于人权的保障，同时也是人权所包含的内容。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把法律援助写入宪法，而在很多国际人权公约中同样包含此内容，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
所以，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在于，它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它切实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它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顺利实施。
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例如工会、妇联等。从法律援助制度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了解到，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所以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但是，因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中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入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根据有关数据。从上面的数字不能看出，中国的法律援助资源极度缺乏，需要大力发展。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单靠政府加大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对加拿大而言，每年向法律援助注入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政府拔款，近十多年来终于引起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封闭”（减少法律援助的项目）的削减经费。（《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第105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1月）所以，作为发展中国的中国，应该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显而易见，开设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说其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发展了几十年，得到多方重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事实也证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否则绝大多数的法学院也不会将之纳入教学计划的。
其次，中国现在约有350多个法律院系遍布大江南北，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
而且，那么多法律院系的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法律基本知识，在教师的辅助下能够合理地处理部分刑事、民事案件。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学生们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神圣的使命。所有的学生都会尽心尽力，力求把案子做到最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
结束语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至念日，在看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了公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可是，传统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权利保护的组织机构缺乏应有的效能等因素仍旧阻碍着法治建设。所以，警察公然当街枪杀路人，县委秘书长在撞死人后还飞扬跋扈，教师毒打小学生至残等骇人听闻的事还发生在
我们身边。
遇到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人们宁愿选择层层上访，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一则，支付不起昂贵的诉讼费用；二则，恐怕是对司法的效率及效果缺乏十足的信心。
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援助体制来解决。第二个问题，也是法治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可不是朝夕可解决的。除了体制上的制约和完善，还需要法律工作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的种种贡献，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而是想说明它是中国现阶段法治整建设中所急需的。它的设立和发展是有针对性的弥补现有的不足。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8
大家好！我是来自司法行政战线的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法律援助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闪光”。
“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请进来”，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专家调查，我国现有困难群体约1.4亿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包括贫困人群、失业下岗人群、残疾人、受灾人群、农民工等，可以说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是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个饱含热血、忧国忧民的中华儿女都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谐社会是一曲优美的交响乐，而它的音符就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只有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和谐的乐章才能响彻神州大地。
“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公正的获得却不能有先后之别，法律援助让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法律援助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应当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为当今世界法治文明国家所普遍确认。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保障弱势群体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象天平一端的砝码，托起了另一端法律公正的一切份量。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援助的神圣职责。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上的平等，更是实现法定权利手段上的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需要正义予以消除。法律援助工作就是为了完善法律权利的实施，实现弱势群体所诉求的正义。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一位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农村妇女，在相继生育了两个女孩后，公婆吵骂，丈夫拳脚相加，身心饱受摧残的她，杀害了年仅两岁的女儿。案件侦破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在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下，法律援助律师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被告人有精神抑郁症状，经司法鉴定确认后，法院从轻判处她有期徒刑9年。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服务大局是法律援助的重要使命。从法治的角度来讲，司法救济是社会纠纷解决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群众宁愿选择上访而不选择诉讼？司法成本的居高不下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特别是贫困人群，更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承担高额的司法成本。如果不给予无偿的法律援助，就可能因部分当事人采取法外处置而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2002年9月份，9名为生计所累的下岗女工，在缺乏劳动安全保护的小作坊内发生集体苯中毒，9名女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血小板等血液成分减少的症状，其中1人较重，患有再生性障碍贫血。贫困的生活、无望的未来，让女工们和她们的家人情绪异常激动，切发生于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事态紧急。一起危及社会稳定的信息马上出现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脑海中。果断介入，靠上服务、个别谈话、集体调解，9名女工最终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使这起即将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在十六大召开前夕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执法为民是法律援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是朴素的，感情都是淳朴和率真的。古语讲，礼失求诸野。作为法律援助工作者为他们所援助的每一起案件，办理的每一件事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都足以让他们铭记一辈子。这种感觉只有在和弱势群体的接触中才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也是一直激励着法律援助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一位满怀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女孩从莒县来临沂打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想——车祸导致她脑部留下残疾，轻度痴呆。悲剧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肇事者依然逍遥法外。她拖着残疾的身体奔波往返于两地之间，不幸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为其不幸深深震动，主动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由于时间跨度长，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毫不气馁，通过大量工作，在人证物证前，令肇事者对援助律师的工作和法院的判决心服口服，主动通过援助中心向受害人履行了付款义务，使这起长达两年久拖不决的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有两个细节是难忘的，一是女孩的两次哭泣，身为痴呆的她，悲苦无助的脸庞上热泪横流的神情怎能让人不动容？二是后来女孩父亲前来送锦旗时，他腰上所扎的草绳，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贫困者形象又怎能让人不动情？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9
成套项目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中国对外提供的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
本文从国际经济法角度，就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涉及的法律规范作一简易分析。
一、关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的范围
对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目前学界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狭义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各国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因跨国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开展国际交往、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仅仅限于国际组织、国家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
另一类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括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参加国际交往、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不局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同时也包括在各国涉外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本文依据上述第二种界说。
二、目前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中的法律关系
(一)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中的法律主体及法律关系
1.宏观层面
(1)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对外援助中，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之间调整的主要是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两国政府换文、议定书、协定等方式确定。
(2)中方对外援助执行机构和外方的业主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援外项目立项后，中国政府援外主管部门下设的援外项目执行机构和受援国的业务部门(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公共机构、国有企业等)会就具体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进行协调，双方将两国政府换文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开展磋商和谈判，行使己方权利，督促对方履行相关义务。
2.微观层面
主要是括中国企业的具体实施活动，主要包括中方实施企业与受援国业主部门、海关、税务、工会等监管部门，以及外方派驻现场的工地代表等之间的法律关系。
中国对外援助模式是在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确定具体项目的立项换文后，由对外援助管理部门在国内通过招标确定的实施企业，与受援国政府相关部门签署具体项目实施合同。这是广义国际经济法中本地政府与他国公司法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对外援助实施合同采取标准文本格式，对中外双方的责任义务、标的物、工程期限、价款结算及调整，违约责任及索赔、免税以及法律适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构成了中外双方的合同要约法律关系。中外双方据此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适用的各类条约、法律和法规、惯例等
1.国际公约
目前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公约等与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国际法相比，一是约束性弱，二是没有形成普遍系统的法律体系。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行动纲领》，1974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主要确认了以下几项重要权利和义务：
(1)确认了各国经济主权不可剥夺、不可让渡、不可侵犯。各国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
(2)确认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和真正平等的原则，对世界财富和经济收益实行国际再分配。全面逐步改变目前不合理、不公平的体制，最终实现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共同繁荣。
(3)确认一切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切世界性问题上均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受益权。
2.地区性公约这类国际经济公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发达国家为成员的公约与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第二类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成员的公约与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石油输出国组织、东盟等。第三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成员的公约与组织：最著名的是1975年2月28日，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简称非加太地区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贸易和经济协定——《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曾是非加太集团和欧盟间进行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机制，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南北合作协定，欧盟主要是通过这一协定，向发展中地区的集团成员国提供财政、技术等援助和贸易等优惠。
3.双边协定等中国不是上述许多国际经济公约的成员国。在对外援助领域适用的国际经济公约并不多。出于对外战略考量，目前各国对外援助以双边援助为主，援助方式主要是项目援助。确定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之间关于援助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签署双边的经济技术协定，并就具体的援助项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确立，并在其中明确了两国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论坛的形式，开展平等互利的双边经济合作，在合作论坛项下提供一定的对外援助。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混合委员会等。这些援助通过以合作论坛宣言的方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对外提供援助的承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法律效力。
三、目前成套项目法律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问题
目前中国对外援助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最高阶的法律为国务院援外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从制度体系来看，经过60多年的经验积累，还是较为健全和完整的。但由于没有专门法，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主要依据国内的建筑规范，无法体现对外援助项目远在国外实施的特点，对项目实施形成了一定制约。
(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地位不对等问题
在目前的援外成套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中方实施企业与受援国业主部门签署对外合同，其中有不少是受援国的强力部门，实际上可能存在地位不对等问题，在签署合同和项目后续执行中存在一些困难。
(三)合同履约问题
一是受援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有约必守原则。目前在具体的援助实践中，也存在受援国政府出于财力不足，以及国内法相关规定等各种原因，不履行诸如三通一平、免除关税，为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办理工作签证提供便利等相应义务。二是存在个别受援国对我一些合同条款存在不理解不接受的情况。三是合同纠纷的处理问题。目前由于一些受援国政府部门未履行义务导致的中方实施企业受损，索赔较为困难。
四、几点建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自力更生不断推动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已开展了60多年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对外援助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明确援外成套项目实施中的法律关系，不断提高对外援助效益，建议：
(一)现有条件下应继续发挥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等准法律的作用
目前国际经济法中形成的基本原则有经济主权、平等互利、全球合作，以及有约必守等。中国对外援助也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0年代初，毛主席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些论述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的核心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搞特权，并随之成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准则。随后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就是对外援助的一个成功范例。坦赞铁路被誉为“自由之路”和“南南合作的典范”。2012年初建成的援非盟会议中心项目是新时期对外援助的有一成功典范。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然没有明确的国家立法，但诸如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准法律的作用。建议坚持以八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并在适当时候将其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
(二)加快开展专门的援外立法
中国对外援助目前尚无上位法，建议加快对外援助立法程序，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外援助的性质、地位、目标、方式等。同时在援外主管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法律支持部门。在坚持对外合同格式条款的同时，针对各具体受援国的实际，以及其涉外经济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定，设定更为灵活的合同条款。
(三)在具体的法律主体关系构建中，应充分发挥专门援外执行机构的作用
援外执行机构目前均为事业性单位，建议进一步明确对外援助执行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由援外执行机构和外方业主部门签订实施合同、纪要等，与受援国主管部门形成相互对等的法律关系。
法律援助的含义篇10
事实上，以现阶段国内的律师实习制度来讲，大多数的实习律师在整个实习期过程之中并没有收入的保障，大多数基本上要依靠自己去寻找找案源来养活自己，同样也没有相关制度化的研修安排，有些时候虽然存在名义上的指导老师，但这些指导老师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趋于形式，并没有对其进行真正的指导工作。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实习律师能否切实块速的去掌握与理解诉讼实务的基本技巧，从某方面来讲完全在于指导老师所具有的责任心以及业务的数量等情况。总体来说，现阶段国内的法律教育在学生处于学院期间往往缺少对于学生其实践技巧的训练与培养，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只能依靠自己边干边学、慢慢上道。这就导致了在法律职业者群体中毕业生大多数存在对法学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抱怨。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国外的应用
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诞生地，其不单单担负着实践法律教育的功能，与此同时其也是美国法学院一个特别的面向社会的服务窗口。意在通过使诊所的学生参与到法律援助之中或是以社区服务等方式参加到实践活动当中去，另一方面来说法律诊所还较大程度地缓解了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不足。在国外，诊所法律教育这种模式之所以主要依靠于法律援助这一形式，大多数是因为对于需要接受实践性教育的法律职业人员来说要亲身参与到实践活动即司法活动之中，才能够真正的学习法律，培养法律能力与技巧。而在由职业律师所经手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往往由于没有收费驱动机制，并不能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大多数执业律师对于案件的办理往往不尽人意，并不主动且尽心尽力去为当事人从各个方面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相对与职业律师来说，由在校的法学院的学生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学生们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将会有较高的热情来面对所承办的案件，与此同时学院的学生相对于更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并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利益的驱动。相对于利益的趋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诊所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可以使学生自身参与到法律援助的诉讼活动之中。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形成健康的法律人人格。并且这种模式还能在真实的诉讼活动中让学生通过与真实的当事人接触和沟通，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点点滴滴，真正的去了解到与认识到因为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公正所造成的疾苦。从多方面养成他们对于法律的正义追求的信念与坚持。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教育改革中的意义
法学教育之中所包含的主旨应该是让学生学会怎样去学习与使用法律，并不是简单地灌输一些既定的、凝固的知识与理论。事实上，通过法律诊所之中比较系统的学习与研究，相区分于传统的模式，学生们学会的是怎样应用法律的方法和技能。对于现阶段的法律教育职业化要求教给学生这种自我学习、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避免单纯地背诵几条法律条文。传统法学教育对于快速记忆法律的基本元素确实是异常有效的，但传统模式下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培养却并无多大益处。潜移默化的束缚了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诊所法律与传统教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