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心得篇1
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认真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感。法律援助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解决的是人民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直接服务于困难群众，服务于民生，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各级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事业，是弘扬社会正义，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法援工作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法援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大力加强县、乡两级法援机构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提高法援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公场地、设备、设施等。各个基层法援机构都要设立侯谈室、接待室、办公室、会议室、档案文印室等，还要配备电话、电脑、传真、打印机等办公、办案的基本设备，逐渐完成配备交通和通信工具。同时，法援机构也要加强规范化建设的内业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管理措施、经费管理使用和监督检查办法，确保援助工作健康、高效的发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省级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扶持贫困县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人民政府要主动承担法律援助政府责任，财政部门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或根据上年度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及法律援助计划预算和追加。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同时还要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管理，确保法律援助经费真正用在法律援助工作上，确保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2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法律援助关乎整个社会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文化的建立，对弱势阶层来说，法律援助是一个安全网，如果网络运作得好，就不至于将其抛到社会底层，与整个社会共同体形成对立。
然而，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却十分突出。在记者采访时，“经费紧张”是法律援助领域的一个关键词，而深究其理，事实却不仅如此。
关乎社会稳定的法律援助
2004年底的一天，当记者走进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时，约20平方米的服务大厅已被挤得满满的。
仅有的三个服务窗口前站满了排队的人。其中，有农民打扮的，也有小孩、老人和妇女。靠窗的一排椅子上，坐满了人，这是一群最需要援助的人。
一个民工模样的男子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他来自河南，他的工伤至今没有得到赔偿。他说话时，目光茫然。据他讲，他已经走访了好多部门，从出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北京万森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第一次来这里电话值班。“到现在为止，已经接了十五六个电话，其中有四五个是关于民工工资问题的。”
而来自北京薪评律师事务所的叶星林律师，已经值了两天班，他提供的是面对面的咨询服务。仅12月13日一天，就接待了十五六拨人，其中涉及民工工资的有五六起。
12月15日，记者拨通了北京市海淀区援助中心148法律咨询热线，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告诉《望东方周刊》，2003年，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到咨询电话2．4万个，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16件。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在办一个案子，一位广西的民工来寻求帮助，我们接到求助就到问题企业协商，经过调节后，他最终拿到了7000块钱的工资。”
在2004上半年，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就有385起，占到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44．5％，高居首位。
在法律援助领域，需要法律援助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更多的弱势人群，如果不将这些人的行动纳入理性的法治轨道，非理性的手段就可能成为其选择。法律援助正是一道安全阀门。
法律援助经费每人一毛钱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国家财政拨款1．52亿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毛钱。”
北京市2003年财政拨款500多万，平均每个人五毛钱，“这相对来说还是高的”，香港每年8个亿港币，人口才600多万，“这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2004年9月份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座谈会上谈到目前法律援助面临的困境时指出：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仍然严重短缺；县区法律援助人力资源不足，法律援助机构基础建设薄弱，法律援助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尚未建立，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不少省份还没有采取措施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等3个授权事项，导致《条例》的有关规定不能落到实处。
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是资源闲置。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中国有12万多名律师，10多万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动律师和基层工作者参与提供法律援助的潜力很大。然而，现实是社会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只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量的1／2，有些大城市的律师甚至完不成按年度规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归罪于律师?
政府责任缺位
“虽然国家要求地方财政把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但每年财政能拿出多少钱，现在没有依据，我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是零给予，有些地方财政一年就给一万块钱，一年却要受理两百多个案件，律师的报酬很低。”桑宁说。
他说，“律师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态度总体上还是好的，但如果一个国家法律援助制度长期建立在牺牲律师利益的基础上，最终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业务部律师常明传介绍，由于资金紧张有限，造成法律援助的门槛比较高，10个人里头只有几个人能得到援助。
清华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邓轶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表示，“我们平常运作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盟捐助。”
按照2003年9月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但《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年多来，情况不容乐观。
以海南省为例，得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足2／3，还有8个市县的法律援助机构从未得到财政的拨款。
谁也不能被法律遗忘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从1997年成立到现在，收到了60多面受援者表达感谢的锦旗。这些旗帜让王学法感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律援助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老百姓太需要了。
从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筹备时就在这里工作的桑宁描述了法律援助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在未来几年内，使符合接受法律援助条件的人都获得合格的服务。”
在桑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一段不远的距离要走：目前尚有3／4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助。
桑宁介绍说，《法律援助条例》对援助对象的经济条件控制得比较严格，一般来说，是最低生活保障线。这样，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夹心层，位于夹心层的人，没有能力购买律师服务，同时又超过了援助标准，这部分的数量要远远大于那些符合救助标准的弱势人群。
在桑宁看来，法律援助都是需求大于供应，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覆盖的人群多一些，发展中国家少一些。但夹心层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门槛会不断降低，夹心层会不断地被纳入援助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谈到司法公正时指出，公民可以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别而有先富后富之分，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强激励机制，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司法公正与财富的平等不同，不能让一部分人优先得到法律的保障，而让另一部分人被法律遗忘，最后才实现人人共同享有的法律的保障。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
200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第一次进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之中。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3
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难，尤其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如何得到切实保护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司法部、财政部对《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落实，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见和通知。为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解我区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深深感到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现有的援助力量与我区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间的比例，已经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
一、我区法律援助中心近年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
根据某某区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__年8月，现有专职工作人员3人（无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具体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劲峰、金钰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无法满足办案需求，应该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条。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诉讼费60余万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人次，解答法律咨询865人次，发放各种法律法规读本和宣传资料1万册，为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根据某某区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20__年以来，法院共受理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150件。法院除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发函给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辩护人以外，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这一块，当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状况，却成为一纸空白。而民事案件牵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贫弱的群体，包括妇女、老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等。法院虽然在受理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的入门过程当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给予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群体请不起律师，又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也无法代替当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证据。由于诉讼技巧的欠缺和举证不力，严重影响了弱势群体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法院对弱势群体在诉讼费问题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无法体现司法为民的精神实质。
我们到各律师事务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律师事务所在20__年——20__年期间，都已经脱钩改制走向市场，成为一个自打鼓、自划船的社会中介机构，原来的国资律师事务所都不复存在。根据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走向市场的律师只是作为法律援助队伍的一支协助力量，倡导的是一种行业奉献。但由于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没有配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区改制出来的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三家律师事务所现有的执业律师合计只有20来人，本身人力资源不足，又要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和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办理援助案件的过程当中，不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还要垫付大量的办案成本费用。因此，办案过程当中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开庭时应付了事，直接影响了援助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直接接触了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几个方面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和目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虽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这么个机构，但是因为门槛过高，手续繁琐，而且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不高，而丧失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这些弱势群体当中，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农民工为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这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不容分辩，农民工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弱势群体。我区现有人口为56.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17万人，占总人口的77.9。目前已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多达12万人，占我区农业总人口的27.16，这些农民工，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面临着工资低、生活困苦的种种困境。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全国72.5的农民工工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左右，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左右，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维权将极为困难。
二、影响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开展的原因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因素很多，如政府的支持力度、社会各界的关心程度、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特殊群体的知晓率、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经费保障等等。经综合分析，我们认为
主要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1、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短缺，应援尽援难。
既然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将法律援助明确为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本意，也就是在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直接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政府救助机构。因此政府有义务组织、配备高素质的法律队伍来为受援当事人提供最优的服务，以达到其所能达到的最佳援助效果。但是，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的人力资源现状来看，由于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配备不足，基层法律工作者能力又较弱，从而使作为协助力量的社会律师充当了法律援助服务者主力军的角色，法律援助中心事实上成为一个中转站的性质，这与政府设立该机构的本意相违背。
2、部门配合机制不健全，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当前在法律援助方面的政策、机制还不是很健全，相关部门不把法律援助案件当一回事。比如，工商、房产、国土、档案等部门对援助人员的调查、查询、复印资料等仍然坚持要收费，不收费就采取推诿、拖延等。这些情况明显违背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法律援助经费雪上加霜。再比如，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要以劳动争议仲裁为前置条件，即一定要先仲裁才能诉讼，仲裁费、鉴定费等又无疑给弱势群体的维权设置了一道门槛。而且如此一来，光走程序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大大增加。加上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不知道怎样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因举证不力而承担败诉后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难度。
3、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不能够满足需求。
资金是援助事业发展的保障。因此，资金不足是影响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关键因素。有了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有了广泛的法律援助对象，但缺少资金这一纽带，法律援助工作还是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我区财政虽然已经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到预算当中去，但预算额明显偏低，与法律援助的需求相差甚远。今年区财政拨付的援助经费，和普法、安置帮教、清明纠纷调处等费用一起打捆，总共才拨了5万元。省财政拨付的援助费用唯独零、冷两区的没有到位。因此，仅凭借现有的财政拨付经费，我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的确是举步维艰。
三、对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开展的几点建议
1、加强援助中心人力资源建设，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
为援助中心配备必需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单纯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承办援助案件，既不利于律师事务所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不符合政府设立法律救助机制的基本精神，不能够确保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落实到位。
基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予缓解：第一、向社会公开招聘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愿意从事援助事业的有志人士来充实援助队伍；第二、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鼓励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为本社团范围内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第三、由政府牵头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动员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人士自愿参与，为弱势群体提供与其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2、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确保援助途径的畅通。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现阶段援助经费本身紧张的情况下，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将有利于大大降低援助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第一，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仅要让弱势群体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还要让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援助工作深远的社会意义；第二、由政府出面，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协调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关系，调集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到援助工作中来，共同开通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
3、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4
法律援助的管理是设置管理机构对法律援助项目或组织进行管理，确定其优先工作目标，并对服务的提供承担管理和经济上的责任。法律援助管理的核心是解决法律援助事务由谁管理和怎样管理的问题。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确立管理目标并监督其实施制定和指导实施相应的政策、管理多种来源的资金、建立服务质量保障机制等。建立个什么样的法律援助机构，以何种方式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是关系到法律援助工作能否得以顺利开展的大问题。
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主要有三项：(1)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向法律援助部门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应按法定程序予以受理。(2)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对申请人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决定是否对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3)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部门经过审查，确定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后，应当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____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构架基本形成。条例实施以来，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进一步得以落实，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不断加强。____集中办案模式的建立，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尝试，避免了劳动用工风险，避免了办案人员过散、管理难度大的问题，通过案前把好选人关、案中把好监督关、案后把好评查关，全程严控办案质量，并制定奖惩办法，开展案件质量评审，严把案前、案中、案后三关，使队伍管理更严谨、更规范，从而实现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成果。集中办案模式使法律援助变“外部分散管理”为“内部一体管理”、变“以案补贴”为“定额补贴”、变“指定专长”为“提升专长”，大大减轻了管理负担和补贴负担，大大提升了服务能力、质量和效率，顺应了____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环境特点和管理需求。
(一)人员集中，实现办案队伍管理有效提升
2010年，我们在调研和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集中办案新模式。坚持以能力、责任心、爱心为标准，在骨干律师队伍中筛选老、中、青三个层次的6名执业人员，全日制参加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劳动关系仍然挂靠在原法律服务机构，由所在机构与法律援助中心签定业务协作协议。身份上，他们代表中心对外开展援助工作。业务上，除值班、办案外，还承担其他法律援助事务，一般情况下不得承办收费案件，不得在中心接待收费当事人。案件上，除街道工作站受理的非诉援助案、受援人点援外，其他法律援助案件统一由他们办理。报酬上，给予定额补贴，不再以案补贴。管理上，以《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管理制度》和双方签订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公约》为基础，集中开展援助工作并接受中心的管理。形式上，整体表现为“专职法援律师”和“专职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律师、2名法律工作者专职从事法律援助案件、行政大厅和援助中心值班接待等工作。其他社会执业律师通过“点援制”作补充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保障受援人的自由选择权。
(二)经费集中，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成倍提高
目前，各级政府每年在确定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____区近年来案件办理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可经费增长的速度难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求。集中办案模式运行以来，极大降低了补贴开支，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过去我们也是以案补贴，一案一结，一案一补，案件补贴一年70余万元。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入不敷出，随着法律援助力度的加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法律援助案件补贴也随之剧增，仅2009年，中心就发放补贴70余万元，远远超过财政给予的55万元的专项。实行集中办案模式，6名专职律师补贴总额只有40多万元，除街道工作站非诉案和个别点援案件外，每年一千件以上的案件、值班以及其他法律服务均由他们承担，补贴支付降低了、工作总量却上升了，有效地缓解了经费不足的矛盾。
(三)办案集中，实现案件办理质量全面提优
以往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是由中心派到所、再由所派到人，在中心值班的律师也是天天换，他们对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等规定不熟悉，对当事人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中心实行集中办案模式以后，我们感到这一模式一是有利于中心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控制，接待群众的服务质量有了质的提升；二是有利于管理人员与办案人员的沟通，协调，中心便于掌握案件的进展和动向；三是有利于通报工作、统一思想、总结问题、及时调整，对疑难复杂案件的集体讨论，能够使得案件很好地得到处理；四是有利于律师办理不同类型案件时进行相对平衡地发放补贴，避免律师对案件的挑三拣四，鼓励律师对每件案件，尤其是劳动争议案件优先通过非诉的方式处理，成本低，见效快，深受受援人的欢迎；五是有利于针对性地选派专业律师。可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对律师进行相对固定的分工，其专业化服务优于一般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六是有利于中心举办业务培训。经常邀请劳动仲裁、劳动保险、劳动监察、法院民庭的领导进行授课、答疑解惑，并对事先梳理出的问题一起交流探讨，商议切磋，拓宽办案思路、办案方法，全面提升办案效果。
(一)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部门间协调不力。当前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
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二)立法相对不完善，管理缺乏规范化和统一化。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03年颁布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实践中，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降低门槛、扩大受援面，如果没有统一立法，必将使法律援助陷入“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这显然对于提高法律援助管理能力是不利的。
(一)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形成制度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财政经费保障。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继续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汇报，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政府财政供给为主渠道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同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保证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和情况等形式，着力提高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律志愿者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总结工作经验；加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特别要研究法律援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法律援助资源调配问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使用效率和规范管理问题，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和质量问题等等，研究制定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相关政策和制度。要重视加强法律援助专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业务培训，努力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尤其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相关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5
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援助
——记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成立以来，一直在专业人员欠缺的条件下探索性地开展工作。二oo二年八月，具备律师和公证员双重资格的康之强任主任以来，我中心根据县政府有关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法律援助工作自身的特点和县情实际，坚持“维护法律，热情服务，扶弱济贫，匡扶正义”的法律援助基本原则，牢固树立“法律援助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较好地履行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了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树立了优秀的社会公众形象。
一、借助司法行政普法职能，搞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我中心首先大力加强了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初步做到法律援助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近几年来，我们的主要宣传手段是：
1、配合局宣教股在全县城乡开展了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和《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宣传教育活动，参与人数达9万人次；
2、利用县属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的优势，配合开展法律援助咨询活动，共为3000人次提供了义务法律咨询；
3、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20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1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5000份；
4、利用全县乡村社区的普法黑板报，累计出了30期法律援助宣传教育专版；
二、探索刑事法援对象的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中心早在2003年就与县检察院签订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协议》,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协议签订以后，我中心积极与县检察院配合，在开展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始终将弱势群体维权工作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截止到2005年5月份，我中心共受理县检察院指定的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2件,占我中心法律援助案总数的五分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弱势群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2005年4月，我中心又与县检察院续签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补充协议》，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决定不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初步建立了双方联合回访等制度。
三、加大法律援助调解力度，及时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几年来，我中心共居间调解解决息事并制作调解协议书22份，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四、整合社会团体力量，健全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我中心先后在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中心又在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五、搞好上门服务工作，提高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意识。
为了方便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我们制定了上门服务制度，把法律送进千家万户。近三年来，我中心共主动上门为群众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3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1件，回访20多次。上门、咨询、调解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10%、15%和50%。近三年来，我中心还联系法律援助顾问单位9家，诉讼和非诉讼案件100多件。通过为广大群众、企事业单位提供广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50多万元，使援助服务对象通过接受法律援助服务，充分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形成了自觉依靠法律，自觉运用法律的良好习惯。
六、加强内部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中心内部基础工作的健全与完善,是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基本保证。近年来，我中心围绕“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运行高效”的工作目标，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案件办理制度。
在实践中，中心与县检察院科建立了指派、受理案件等的操作程序；指派专人对口负责县检察院科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按照规定的条件，遵循严格的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证有限的资源发挥充分的社会效应。
我们要求各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结后，一个月内将案卷交于我中心,由我中心对业务档案进行立案、分卷、归档，便于我中心对法援案办案质量进行检查。
对指派下去的援助案件的办案情况做到案前有布置，案中有检查，案后有反馈。中心将集中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不断提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具体做法有开展行风评议活动、问卷调查、上门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等方式。
2、抓好信息反馈工作。
做到咨询接待"一月一分析"、"一季一信息"、"半年一简报"，坚持一事一报，急事急报；
3、创新办案激励机制。
中心设计《法律援助登记册》，使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手一本，将每个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况予以汇总登记，对承办数量较多者予以表彰。
七、加强专职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近几年来，我中心一直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把深情爱民、真心为民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切实提高了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素质，使他们认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律援助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把温暖送给人民的窗口。为此，我们不断加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的业务学习工作，具体做法是：
1、建立了业务学习制度和定期业务测评制度；
2、定期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3、建立了每周一次的新法律法规的学习制度。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6
我国的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力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年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__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架构已基本形成。我国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法律的出台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
在此后的时间里，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进一步得到落实，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四级专职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各种社团法律援助机构为辅的法律援助体系。法律援助也从律师个人道义行为转变为法律化、制度化的国家义务行为。近年来，法律援助制度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确保司法公正、促进我国法制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法律援助制度、机制体系建设和法律援助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立法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法律援助起步较晚，与西方已发展百年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是实施法律援助效果好坏的关键，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虽然已经基本建立，但也出现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的问题。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依次设置了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地市级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县区级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除了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律师、公证管理机构、人民法院系统、律师协会、监狱系统等也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管理。由于机构的重复设置，职能交叉、权限不清，运作不够规范，机构设置不平衡，各职能部门有利益时争夺权力，无利益时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第十一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第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这些条款的出台明确了我国法律援助的范围，为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从法律援助的实际实施情况和参照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成熟经验，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较小，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1）援助诉讼案件的范围存在局限。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现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仅包括民事、行政案件的一小部分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和辩护。援助对象之外的经济困难群体得不到法律援助的惠泽，难以真正实现法律援助的立法宗旨。（2）援助的内容存在局限。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内容是对诉讼和非诉讼领域中经济困难的
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在实践中，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只要依靠诉讼手段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是诉讼法律服务。现行法律援助内容缺乏对法院诉讼费用援助的规定，不利于受援人权益的全面保护和法律援助的顺利实施。（3）法律援助对象存在局限。一是法律援助对象的条件以经济困难为标准，一般设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而一些收入超过经济困难标准但又付不起律师费的“中间者”却被拒之门外。二是对刑事公诉案件三类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而不包括被害人，这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三是没有把外国人列为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的对象，对外国人也应当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则。《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该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1）从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上来说，虽然条例规定经费由同级政府提供，但法律援助经费并未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所以政府投入的多少就由政府随意决定。十分有限的经费在拨付到法律援助机构之后，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开支。据司法部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真正被用于办案补贴及支出的经费，仅占整个法律援助经费支出总额的34.3%。法律援助资金严重短缺不仅直接制约了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服务的标准和质量，对扩大法律援助的受益面，更是显得不足。
（2）从法律援助律师方面来说，根据目前的法律援助经费而言，法律援助律师能够得到的补贴基本上仅仅是实际支出的交通成本，法律援助律师的劳动报酬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而律师是靠法律服务市场谋生的，如果法律援助律师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必然影响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他们不可能尽职尽责的投入大案件中，全心全意的为受援者提供服务，从而不可避免的影响援助案件的质量。
虽然我国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现阶段我国从业律师虽然已经超过20多万人，但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甚至低于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全国法律援助人员的数量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造成大量的法律援助工作无人承担。法律援助人员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不够，在质量上也亟须提高。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过硬的专业基础知识，办案经验不足，工作积极性不高，这就使法律援助的办案效果相对较差。据司法部统计，近年来在法律援助机构中注册律师数量逐渐下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人员所占比例也有所减少。社会律师虽然人数较多，但2008年办理案件量只有16.2万件，即使按照《律师法》规定，每个律师一年承办一至三件法律援助计算，最多也只能满足1/3左右的受援需求。在缺少激励机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补贴费用又很少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往往得不到回报，尽管有的地方提高了律师的补贴标准，但补贴的发放只按承办案件的数量，而非具体到个案的难易、复杂程度，大多数社会律师为了生存，不会拿出太多精力和时间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从而导致办案数量少，质量难以保证。在法律援助实践中，由于不具备执业律师资格的人员难以开展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加之我国人口的80%在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力量又相当薄弱，法律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问题便愈显突出。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它不仅是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法律援助涉及的所有部门的共同责任。为此，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等九个部门于2004年联合颁布了《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受援人办理证明材料，减免仲裁、查询、鉴定费用等做出了具体规定。2003年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以及民政、档案等政府部门的衔接配合机制已经通过一系列规范文件确立起来。但从近几年来法律援助实践来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贯彻落实到位，各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协调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涉及法律援助案件的费用减免往往难以实现，如减免诉讼费的问题。
（1）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要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把现在仍属于事业单位的法律援助中心转为司法行政机关内设行政单位。同时实行管理和服务相分离，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以组织实施法律援助业务为主，不再承担行政监督管理事务，将管理移交司法行政机关职能部门负责。
（2）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综合评价体系，通过考评来强化对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建设，实现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推动和保障法律援助工作良性发展。
（3）加强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全社会都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法律援助工作需要政府支持、社会参与，这是“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不仅要在工会、
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加强与它们的联系和配合，而且要真正发挥这些职能部门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也可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法律援助中心要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加强对外联系。同时，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应该多联系多沟通，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将此制度延伸到基层，如在有条件的乡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要积极主动与财政、编制等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机关沟通，还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依靠多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而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困难标准审查形式化，有些真正困难的人却被排除在经济困难的门槛之外，无法享受国家法律援助带来的便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为委托辩护人的，可以指定辩护人。由此可见，经济困难并不是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因此，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司法公正，我们应该从制度层面考虑，明确取消经济困难作为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针对刑事公诉案件三类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我们应该进一步扩大受援范围，其中被害人也应该列为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这样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生来人人都是平等的，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如果达到法律援助的标准同样应该享有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力。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法律援助经费机制，增加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的转移支付，保证法律援助经费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探索建立中央办案专款的使用监管机制，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多渠道筹措法律援助资金机制，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筹措资金，聚集社会闲散资金，争取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是解决当前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法律效力有限，不能规范涉及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显现出其局限性和不足。应当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实践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其立法的层次，尽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国家《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通过立法形式，实现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对两种援助制度的范围统一进行规范，同时适当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这样不仅有利于法律援助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法律援助法》颁布实施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实施细则，使其更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地方性法律援助实施方法，已经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要修改与全国人大法律相抵触的条文，处理好国家立法规范的共性和地方立法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在立法上有必要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直到地方性法规、规章整套法律援助制度。只有在立法上确立了相应的部门法律关系，才有可能使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使法律援助脱离慈善性质的初级阶段而发展到以权力为本的正常发展阶段。
执业律师是法律援助主体的主要力量，我国《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这种强制规定不利于调动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在《法律援助条例》施行前，大多数地方由于经费问题不仅不给办案律师任何费用，甚至要求律师自己承担。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施行后，各地虽然给予律师办案补贴，但有限的成本补贴往往不够律师的实际办案话费，导致一些有经验的律师难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这对于调动律师的援助积极性、提高案件质量无疑是不利的。提高律师的福利待遇，并且要按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7
（一）深化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力争实现规范化达标率100％。
1、以《河北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与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沟通，全面解决机构经费和编制问题。
2、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制定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法律援助具体范围，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体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3、加强资金管理，加大协调、管理、监督力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保证办案补贴按时发放，节约资源，提高资金使用率。
4、进一步延伸法律援助触角,继续在市、县直有关部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处，争取在5%的村设立法律援助接待点,制定法律援助联络处、工作站、接待点便民利民措施,有效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办案数量和质量
5、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以受援人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法援工作优劣的标准。
6、进一步培养工作人员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以优质的法律援助不断向社会展示法援人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7、继续深化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加强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两大职能，在管理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专业及管理人员学习培训制度，推广周例会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拓宽视野，开拓思路，争取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年内全部取得律师执业证或法律援助工作者证。
8、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年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分别为120件、100件、70件；为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并在全市开展法律援助质量年活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9、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处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使其提供的案件数达到市、县中心年办案总数的30%，区中心年办案总数的10％。
10、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为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优质法律援助，努力探索工作经验。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和法律援助联络处、工作站的作用，调动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法律援助的良好氛围。
11、建立法律援助激励机制，注重培养法律援助专门人才，努力做到“拴心留人”。
（三）扩大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援助知晓率
12、年内法律援助指导科有20篇文章被新闻媒体刊载，每月电台有声，完成2—3篇调研文章。市法律援助中心年内完成法律援助案例连载工作。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年内确保分别有15篇、10篇、8篇信息见诸媒体，同时市、县法律援助中心要有30篇案例、区法律援助中心15篇案例以及6篇稿件和1—2篇调研文章上报市局法律援助指导科。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8
法律援助倡议书
县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省、州驻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县法律援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加大法律援助避免群众因案致贫，依法合理解决利益诉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砚山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12月成立以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0余件，共帮助5000余位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2千万余元，每年为老、弱、病、残、孕、妇女和儿童等广大困难群众免除律师等法律服务费达近百万元，为切实维护广大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县部分群众由于经济原因还面临着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困难。为推进全县法律援助事业向前发展，省法律援助基金会于2014年12月25日在县司法局挂牌成立砚山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其宗旨是通过国家拔款和社会捐资设立基金，以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主要来源为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通过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开展各种法律援助项目、支持办理各种法律援助诉讼案件、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提供物质支持。
目前，法律援助基金有三个基本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但法律援助案件的快速增长，使得现有基金无法满足服务的需求，致使很多经济困难的群众和特殊群体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成立有效缓解了近年来我县部分群众因经济困难，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因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只得忍气吞声，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公平正义望而却步，从而无法安心发展的尴尬困境。但由于现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数量的快速增长，现有基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致使许多经济困难的群众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在此，我们特发出倡议：诚恳希望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参与行动，伸出援助之手，为那些亟需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献出一份爱心，汇聚爱心力量，积极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诉讼纷争，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伸出援爱之手，竭尽所能，积极捐款，为那些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献出您们的一份爱心，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爱相伴，法相随，风雨同行。为关注弱势群体，弘扬法律援助正能量，构筑和谐法治砚山，让公平正义的种子播撒在砚山的每个角落，让公正司法的阳光普照在壮乡苗岭儿女的心中。
我们郑重承诺：倡议收到的全部捐款将统一汇集到云南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帐户上。同时，我们还将建立捐款人档案，以适当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公布捐赠人的善举，对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此次倡议将作为一项长期的活动坚持开展。
让我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筑建砚山和谐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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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依法获得的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主要为经济困难的人员提供。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或经人民法院指定而获得法律援助。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案件中不需要支付任何法律服务费用，并可以从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获得司法救助，即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
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
1、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
2、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3、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法律援助范围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关系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
6、因身体遭受严重损害请求赔偿的;
7、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
8、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对方重婚或者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的;
9、因被刑事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而请求法律咨询、、辩护的;
10、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如：请求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下列人员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1、农村五保对象;
2、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3、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
4、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5、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
6、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的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
3、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法律援助的救济途径及期限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申请人如果对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局)提出。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司法行政部门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1、了解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2、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予以更换;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9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弄清诸如核心概念、构建原则、基本要素等重要理论问题。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
1.法律援助质量。质量概念有广狭二义，前者指法律援助工作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后者是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本文采用狭义阐述。其中，需要和满足需要为质量的核心内容，这种需要包括法律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也包括受援人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实质上是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法律、行业规范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程度，它是通过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各种要求的能力的一系列特性表现出来的。揭示法律援助质量所包含的特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办案的要求和满足要求的能力，也是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的基本依据。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包括：（1）功能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2）规范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按照法律、行业规范规定的环节和要求操作。（3）可靠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准确，不出差错。（4）安全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有效避免受援人的诉讼风险。（5）时间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及时、准时和省时。（6）勤勉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勤勉尽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7）文明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主动热情，尊重、重视受援人的意见和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性只是确定了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基本方面，而它们所提出的要求则构成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该标准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即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①。我们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为制定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位。当然，基于这些特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法律、行业规范的修改和受援人要求的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由此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也将随之不断提升。2.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指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和办结后，由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承办案件质量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和评定的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从评价内容看，评价主体是对法援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办理案件能力的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具有法律专业性；从评价手段看，评价主体是按照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办案情况作出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带有技术性。第二，全程性和事后性的统一。从评价实施看，它是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进行的过程评价和法律专家进行的案后评价的结合，评价结果是两者评分的相加。第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全面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在了解案情、证据搜集、参加庭审、整理案卷等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进行评价；综合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状况和态度状况作出综合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有效弥补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法律援助质量过程监管的缺陷。质量评估仅是结案后的专家评价，其最大缺陷是专家面对的案卷材料和受援人反馈意见等评估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法援人员庭审表现等动态状况和现场效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受援人的真实感受和投诉原委，从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过程监管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实施的，由于监管者受到人员数量、专业能力、查阅完整案卷材料等限制，加上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这种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以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为特征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3.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评价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内涵特征。从整体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上述若干评价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这些评价要素构成的严整有序的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协调性来说，评价体系的各评价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紧密衔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服务需求来源于受援人，而服务的提供者是法援人员，建立该体系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受援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法援人员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奠基于一定的原则之上的，因为这些原则内含了构建者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体系中各要素的内容确定和规范设计。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遵循援助案件办理的规律，符合法律援助质量及其评价的要求，确保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按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对照法律援助的质量要求，找到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撑这些因素的可考量的办案行为，并按照影响大小合理分配评价分值，以此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确定评价主体时，要分析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于评价主体的要求，以此作出不同评价主体的合理定位和事务安排。（3）在考虑评价方法时，要研究评价主体进行评价的分工和内容，以此确定保障其准确评价的基本方法。（4）在制定评价程序时，要认真分析各个工作步骤与评价结果的关系，以作出合理的程序设计。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符合本地区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和实施质量评价的具体条件，便于有效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出发，找到影响案件质量的核心因素与重要行为，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简便有效的指标体系。（2）在考虑评价主体、方法和程序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评价主体的各自权限，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形成高效便捷的评价程序。3.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合乎自身的目的，即更好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和提升案件办理质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影响案件办理的关键行为和提升办案水平的重要环节入手，考虑一级、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标准，确定其分值和权重。（2）在确定评价对象时，要将案件风险状况和承办律师覆盖面作为考量因素。（3）在确定评价主体时，应将受援人纳入其中。（4）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实现评价自身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并起着特定作用，以确保系统功能的实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1.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就是对法援人员从事的哪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质量评价。目前，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服务数量很大，2015年办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达5327件，提供的法律咨询更多。考虑到评价的人员、时间、经费有限，办案比咨询对保护受援人权益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将评价对象限于法援人员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个案质量状况。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对象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评案件的数量。被评案件数量多少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评价工作的经费安排。2013年，浦东新区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旁听率达5%②，结案后对100个案件（刑事、民事案件各50个）进行专家评估③。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每年评价150个案件为宜，约占案件总数的3%。（2）被评案件的风险状况。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和当事人心理期望值决定了案件风险的大小，对办案质量产生影响，从提升法援人员办案水平的目的出发，对风险大的案件进行评价更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2015年1月30日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风险评定标准》，结合评价案件数量和目的的考量，a类（风险很大）案件因其数量少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高，列入必须评价的范围；B类（风险较大）案件因其数量较多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较高，列入选择评价的范围，即采用随机抽取办法加以确定。（3）被评案件承办律师的覆盖面。目前，约160名律师参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为了使大多数律师所办案件能被评价，我们在确定被评案件时，除了a类（风险很大）案件必评外，对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抽取须做到两点：一是a类（风险很大）案件承办人所办的B类（风险较大）案件，不再列入评价范围；二是仅承办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承办人，抽取其承办的一个案件列入评价范围。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评价对象由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指派岗人员按上述办法加以确定。2.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就是评价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具体标准。它是测量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工具，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设计评价指标首先就要寻找一系列能够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具有可控性和不变性的因素，它反映的是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从一般行为到具体行为，由此形成基本因素和具体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进行排列构成包含多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从法律援助质量的要求看，影响质量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法援人员的业务状况和服务态度，它们构成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因素，由此设立二级、三级指标。在安排各个指标的分值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指标的好中差的分值；二是每个指标分值的权重。3.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就是由谁来实施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评价方法就是评价主体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须由多种主体采用各自方法作出评价。具体包括：（1）法援中心受理指派人员通过接受报告、进行检查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相关事项报告情况、阅卷和会见受援人情况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情况，对其工作作出评价。（2）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通过旁听案件、接受投诉等方法对法援人员办案行为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状况，对其庭审表现、办案及时程度、办案中有无违反执业纪律等方面作出评价。（3）法援中心结案岗人员通过收取案卷、办理结案手续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管理，以此了解其文书制作情况，对其卷宗整理情况作出评价。（4）法律专家在结案后通过审阅相关业务材料，了解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情况，对了解案情、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辩护和的质量等进行评价。（5）受援人采用与法援人员交流中的切身感受，对法援人员的服务态度作出评价。可见，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中，从案件指派到案件结案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且各评价主体都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评价。4.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就是法援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序、步骤。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原则，评价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制定评价方案。（2）确定评价对象。（3）组织过程评价。（4）组织事后评价。（5）评价结果的统计、反馈和异议。（6）公布评价结果。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反映案件质量的两大因素，即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入手，结合民事、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确定民事、刑事案件的指标及其分值、权重比例，以此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指标体系。
（一）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由11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由相应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一：“全面了解、掌握案情和当事人诉求”，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通过与当事人交流、阅卷掌握案情和了解当事人诉求的能力。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谈话笔录的制作，分值5分。考察谈话笔录是否完整记录了会谈时间、地点、当事人讲述的基本案情，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等。（2）当事人诉求的确定，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认真询问并记录当事人诉求。（3）阅卷情况，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基本事实、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等案件情况的掌握程度。指标二：“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4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对于证据的重视程度，以及搜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调查取证，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是否恰当，调查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为合法证据，涉案的最直接、关键的证据是否获得，是否为原始证据。（2）举证情况，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是否制作了证据目录。指标三：“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遵守法庭秩序，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按时出庭，是否存在迟到等情况，庭审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2）专业表现，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当庭发问、质证、辩论等口头表现，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否进行了质证，是否完整阐述了意见等。（3）敬业程度，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庭前准备了发问提纲、意见等开庭准备材料。指标四：“律师文书的制作情况”，分值6分。本指标以律师文书的形式要求考察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律师文书的规范性，主要从文书的格式、结构、用语方面考察其是否符合规范、表达清晰，并以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的法援律师办案指引中的标准文书格式作为评价的参考依据。指标五：“办案效果”，分值12分。本指标考察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法律效果，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的意见是否为法庭所采纳以及受援人的诉求是否得到实现。（2）社会效果，分值5分。考察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如社会民众是否认可该处理结果，是否被相关媒体报道等。指标六：“沟通交流情况”，分值8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法援中心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质是反映援助律师维护受援人权益的努力程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受援人的告知义务，分值4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程序上、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免其产生不合理的期待。（2）对法援中心的报告义务，分值4分。考察在疑难复杂案件、、因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案件被撤销、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承办人自身原因等，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援助等情形下，援助律师是否对法援中心履行报告义务。指标七：“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在案件办理中以及结案后对援助律师的主动评价或者法援中心回访时反馈的满意度。（2）受援人投诉情况，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是否存在有效投诉援助律师的情况。指标八：“办案过程管理”，分值10分。本指标根据援助律师在各时间节点的报告义务和具体事项的完成情况，考察其在办案过程中各环节办案的积极性，以体现法援中心的过程管理。本指标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办案过程的时效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事项。主要包括：是否自接受指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受援人；是否自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案材料。（2）办案过程的及时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应当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尽量提前完成各环节工作。主要包括：是否及时反馈开庭时间，如遇变更是否及时告知；在与法援中心办理案件交接手续、阅卷、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各环节工作的及时性。指标九：“结案及卷宗整理”，分值10分。本指标通过审阅援助律师整理卷宗的情况考察其办案的认真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阶段性卷宗材料的完备性与规范性，分值7分。考察结案表格是否填写准确、完备；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办案要求；是否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报告记录》，办案过程记录是否齐全、完备；移送单、申请表、谈话笔录、证据材料等代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正确，表述规范等。（2）全部卷宗材料的有序性，分值3分。考察卷宗材料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有序、美观的整理，便于查阅。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提供了基本法律援助服务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一些额外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情形。它下设三个加分项：（1）当事人要求继续。（2）社会媒体正面宣传报道。（3）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服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对援助律师行为的底线要求，如果其存在逾越底线的情形，则其承办案件的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它下设三个否决项：（1）额外收受受援人财物。（2）将援助案件转为收费案件。（3）未经允许擅自变更承办人员。
（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我们设计了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质量评价指标。由于一些指标与民事案件指标相同或者三大阶段中的部分指标相同，本部分作简要阐述。1.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了解当事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的意见等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10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10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提供法律咨询，分值10分。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运用法律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10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10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分值5分。指标五：“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四。指标六：“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六第
（三）项二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指标七：“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五。指标八：“办案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办案的认真程度以及办事的规范性和严谨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卷宗的完整度、有序和美观度，分值1分。（2）办案表格填写，分值4分。指标九：“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2）办案的及时性，分值5分。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五个加分项：（1）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2）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被撤销提供切实帮助。（3）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4）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5）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十一。2.适用于审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二。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5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5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五：“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搜集证据和根据证据规则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10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10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六。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本指标下设计八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不结果提供切实帮助。（6）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7）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8）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3.适用于审判阶段：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3分。（2）申诉、控告情况，分值2分。指标三：“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四：“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审查阶段评价指标五。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7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8分。指标五：“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来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六项二级指标：（1）开庭时间及变更的反馈，分值2分。（2）遵守法庭秩序，分值3分。（3）开庭准备情况，分值2分。（4）制作庭审笔录，分值3分。（5）庭审水平，分值3分。（6）提交辩护词，分值2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权利义务的交代及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司法行政部门法援机构的沟通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法援机构报告义务，分值3分。（2）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交代，分值2分。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十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6）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无罪判决结果提供切实帮助。（7）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8）援助律师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9）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10）当事人主动要求援助律师继续作为二审的辩护人。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是法援中心对被评价案件的质量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的延续，是发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效应的重要措施。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目的和方法
1.用于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第一，通过奖优罚劣，推进律师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具体来说，对案件被评价为优秀的承办律师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精神奖励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体表彰，授予其荣誉称号；在物质奖励方面，给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奖金，给予今后更多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对案件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进行惩罚，包括批评教育，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通报，扣除一定的办案补贴，减少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多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取消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第二，通过推广总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办案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司法局和法援中心应当通过表彰大会、运用各种媒体、编撰优秀案例等途径，宣传优秀案件承办律师的先进事迹和服务精神；通过介绍会、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优秀律师办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其他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范本。其次，不定期地召开质量通报会、质量分析会等形式，由相关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讲评，通报质量评价中发现的服务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组织相关承办律师认真研究，寻找改进的措施，使得其他承办律师避免出现同样问题。2.用于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而这种评价是按照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评价体系中的要素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评价活动来检验，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改变而改进。具体来说，首先，从评价结果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能否完全反映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其次，从案件质量的总评价结果与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关系上，分析各个指标设计内容、分数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再次，从评价结果分析评价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分析评价主体确定及其评价权限分配的科学性。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评价结果异议程序的设立。援助律师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后，应当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以维护援助律师的合法权益，起到类似“行政复议”的作用。笔者认为，援助律师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申请：（1）对综合评定等级有异议的。（2）认为案件档案样本不足以代表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援中心收到异议申请后，要做好异议审查准备工作，由原评价人员和另请的一名资深法律专家组成审查组进行异议审查工作。经过异议审查，作出以下结论，并制作异议审查书面报告：（1）维持原评定等级。（2）改变原评定等级。（3）需要启动第二轮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异议审查结果报告必须上交浦东新区司法局，并接受其专门监督检查后才能生效。监督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评价人员和资深专家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对异议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的心得篇10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援助资金
我国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