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合成的意义篇1
关键词：概念整合言语非流利产出实时悬浮机制
一、文献回顾
言语非流利产出的研究对探索言语产出的深层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杨军，2004）。言语非流利产出具有高度规则性，国外言语非流利产出研究已有五十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其快速发展期，从各种非流利产出现象的零散研究步入理论层面的探讨并进入系统性研究阶段。Foxtree（1993）、Lickley（1994）﹑Shriberg（1994）分别撰写了博士论文《言语非流利的理解》《自发言语中非流利产出的检测》和《非流利产出理论初探》，就非流利概念的定义以及如何开展系统性可比研究等进行了理论初探。Levelt（1983）建立了言语产出模型，用句法完整性规则来分析言语修复，并根据说话者的动机区分了五类言语非流利产出中的修复现象。Starkweather&Gottwald（1990）提出了能力要求模式（DemandsCapacitiesmodel），认为话语环境对话者产出流利话语的要求超出了话者所具备的言语产出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运动平衡能力、语言综合技能、情绪稳定能力、认知发展能力等。Clark&wasow（1998）提出了关于言语非流利产出的连续性假设，认为当言语的构造遇到困难时，话者往往在某些特定的位置悬搁话语，不管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在构造完成后会恢复话语。Clark&wasow（1998）还提出了基本投入假设，提出话者迫于时间压力，通过发动一个尚不完整的话语单位（即基本投入）作为信号，使话语得到延续的机会而不至于被误认为该话轮已结束。国内研究者主要依据言语产出模型及其自我监控理论（Levelt，1989）、认知负载理论（cognitiveloadtheory，简称CLt）（JohnSweller，1988）、注意力分配理论（Schmidt，1990）等，对言语非流利产出中的停顿现象（陈桦、梁茂成、JillHouse，2004；刘长军，2007；缪海燕，2009；孙延弢，2009；徐海铭，2010）、自我修补现象（姚剑鹏，2005、2012；戴朝晖，2011）、自我重复现象（姚剑鹏，2010）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言语非流利产出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但对于隐藏在言语非流利产出现象背后的实时认知运作机制的研究却仍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认知角度对非流利产出的内在运作机制进行研究，对了解言语产出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Fauconnier（1997）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Blendingtheory），探讨言语非流利产出在意义构建过程中的实时认知运作机制。
二、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定义与分类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言语非流利产出这一概念尚无一致定义。根据《语言与语言学词典》（Bussmann，1996），言语非流利产出指任何形式的言语流利故障（包括病理性的言语产出失调）。Shriberg（1994）认为，言语非流利产出指所有不属于流利话语的部分。杨军（2004）认为，言语非流利产出指在时定、韵律和语序等方面明显区别于流利话语的口语产出。
Bussmann的定义重点关注言语非流利产出的表现形式和非正常性，Shriberg则重视言语非流利产出与流利产出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杨军侧重于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可测性和分析性。三种定义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言语非流利产出的性质和内涵。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言语非流利产出是指话者在尚未完成一段连续性语流时，出现时定、韵律和语序等方面的任何形式的不属于流利话语的言语故障。
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学者们对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分类也不尽相同。本研究结合大部分学者的分类，根据言语非流利产出的主要表现形式，将其分为四大类，即非填充停顿（unfilledpauses）、填充停顿（filledpauses）、自我重复（self-repetitions）和自我修补（self-repairs）。非填充性停顿又称无声停顿或静默停顿，指语流中不正常的无声或沉默现象；填充停顿又称有声停顿，指说话者“由于无法或不愿产出所需的词但证明说话者仍处语言活动中的有声数据”（Goffman，1981），如“er，ah，um，well，youknow，imean”等填充词；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说话者有没有发出声音；自我重复是指话者本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对音、词或句等的完整重复；自我修补则是指话者在监测到话语错误后自我纠正错误的行为。（姚剑鹏，2008）
三、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Blendingtheory）由Fauconnier（1997）在其专著《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mappingsinthoughtandLanguage）中正式提出。心理空间是概念整合理论的基本单位，人们在思考、交谈过程中会不断构建一些概念包，存储于虚拟的心理空间里，概念整合就是指人们进行心理空间（mentalspace）合成的一系列认知活动，它包含四个空间（如图1）：类属空间（Genericspace）、输入空间i（inputspacei）、输入空间ii（inputspaceii）和整合空间（Blendingspace）。类属空间是经过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类比认知建立起来的选择性空间，反映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抽象结构，它与输入空间i和ii一起为即将产生的整合空间提供输入，整合空间则承接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相关域的所有背景、结构和认知模型知识。四空间模型反映出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和互动作用的关系，通过心理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mapping），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和结构有选择地投射到整合空间，并在整合空间进行匹配合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输入空间的新显结构（emergentstructure）。
概念整合理论把自然语言的意义构建看成一种现时的处理过程（on-lineprocess），换言之，意义的产生是一种动态的认知运作过程，它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过程：一是组合过程（composition），即由输入空间投射到整合空间的过程；二是完善过程（completion），即输入空间的投射结构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结构相匹配的过程，它是新显结构内容的来源；三是扩展过程（elaboration），即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在整合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的过程。我们认为，概念整合理论从简单的空间结构关系揭示意义构建过程的实时性和动态性，阐释了语言意义实时构建的空间运作机制，对实时的、动态的、随机的思维认知活动都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包括言语非流利产出在内的多种语言现象。
四、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实时认知运作机制分析
“悬浮（float）”一词见于Fauconnier（1985：97～103）所著的《心理空间：自然言语中的意义构建》一书，但作者着眼于言语意义的正常整合过程，并未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明。我们认为，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言语意义构建过程是认知主体在头脑中不断聚焦、突显、建立输入空间、生成类属空间、进行跨空间心理映射和组合优化的概念整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实时悬浮机制是导致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关键因素。
我们认为，意义构建过程中的实时悬浮机制是一种思维运作方式，是言语危机的一种实时处理机制，即当言语意义构建进程遭遇困难时，认知主体自觉启动的应急对应措施。意义实时悬浮机制是将构建困难即时锁定，以延缓正常言语产出速度为代价，调集更多注意力资源对整合中的困难环节进行重点即时补救处理，这种补救处理过程被即时反映到言语产出形式上，外显为不同于常态的言语表现形式，如非正常停顿、自我重复、自我修补等，即我们所说的言语非流利产出现象。
意义实时悬浮机制以促进意义的有效整合和构建为目的，存在于认知主体内部不同心理空间的建立及其各成分和结构相互映射和优化整合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悬浮目的可分为实时输入性悬浮（onlineinputFloating）、实时映射匹配性悬浮（onlinemappingFloating）、实时整合性悬浮（onlineBlendFloating）等。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贯穿于意义构建的整合过程，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即时性，它时刻隐藏在言语非流利产出现象背后，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和制约着言语非流利产出，是非流利产出的一种内在的深层认知运作机制。在意义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下，言语非流利产出具有高度规则性，在填充与非填充停顿、自我重复、自我修补等表现形式的分布位置、时长频率、产生原因等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共同规律和独特性（篇幅所限，将另文分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认知意义构建角度看，意义实时悬浮机制是认知主体为实时处理言语意义构建危机而进行的认知内在运作机制，言语非流利产出是意义实时悬浮机制作用下的言语外显表现形式。下文借用Levelt（1983）关于非流利产出的经典例句进一步阐释说明。
从图2可见，例句中包含了非流利产出的三大类表现形式，即停顿、自我重复和自我修补。其中，停顿现象分为“on”与“uh”之间的非填充停顿和“uh”所代表的填充停顿两种小类，自我重复包括“from”和“on”两个词的重复产出现象，自我修补则具体表现为将“Boston”修正为“Denver”的现象。本例句将停顿、重复和修补等各种非流利产出表现形式集于一身，具有高度典型性和代表性。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四空间模型，我们认为，本例句中“fromBostonon…uhfromDenveron”的意义构建过程也是一个四空间相互映射、匹配和整合的过程（如图3）。其中，“from”所代表的方位空间和“Boston”“Denver”所代表的地点空间是两个输入空间，出发地（placetosetout）是两者共享的抽象类属空间，方位空间和地点空间的成分相互映射并被有选择地投射到整合空间进行匹配、完善和合成。在此整合过程中，认知主体监控到地点空间（输入空间之一）向整合空间的选择性投射环节出现困难，使方位空间投射的方位成分“from”与地点空间的实时意义整合过程无法正常进行，这时，认知主体自觉启动意义构建实时悬浮机制进行紧急在线处理加以应对。在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下，认知主体以延缓正常言语产出速度为代价，集中更多注意力资源即时锁定整合中的困难环节（即上文所指的选择性投射环节），并进行重点即时补救处理，即将地点空间中的更多成分与方位空间的成分相互连通映射，并再次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与方位空间成分“from”匹配合成，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认知悬浮机制作用下的运作过程被一一实时反映到言语产出形式上，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于正常言语产出状态的非流利产出现象。
对于本例中的不同类型的非流利产出表现形式作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1.“on”与“uh”之间出现的非填充停顿现象（即无声停顿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深层跨空间思维整合运作并未同步停顿，恰恰相反，它是认知主体监控到言语危机的发生而即时启动实时悬浮机制的结果，目的是以延缓正常言语产出速度为代价，将意义整合过程中的困难环节及时锁定，以便进行即时补救处理的运作过程；2.“uh”所代表的填充停顿，是在锁定地点输入空间中的选择性投射环节为困难环节后，认知主体调集更多注意力资源，以便对该困难环节进行重点即时补救处理的过程；3.“from”的自我重复现象，是认知主体在意义实时悬浮机制运作下对更多的地点空间成分进行了再次选择，并将被选择的地点空间成分“Denver”与方位空间中的成分“from”在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再次进行对应连通和映射匹配的过程；4.将“Boston”修正为“Denver”的自我修补现象，是在意义实时悬浮机制运作下地点空间成分中被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的地点成分“Denver”彻底替代“Boston”并与“from”在合成空间成功整合，最终构建出新意义“fromDenvor”的过程；5.“on”的自我重复现象显示了上一轮意义整合的结束，同时也预示新的意义构建整合的开始。
从以上分析可见，外在言语表现上的中止和停滞并非意味着意义构建过程的中止和停滞，相反，例句中的停顿、自我重复和自我修补现象的背后，是意义实时悬浮机制下认知主体调集更多注意力资源，加紧、加速进行深层整合运作，以实时解决言语构建危机的过程。从言语构建危机的在线发生、在线处理直至在线解决的整个过程中，在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下，方位空间和地点空间的多项成分多次连通映射、匹配整合，最终在整合空间合成新意义。若没有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当言语意义构建进程遭遇困难时，正常言语产出速度就不会被改变或延缓，而是始终匀速进行。按照连续性假说，注意力资源将被正常分配到下一轮新的四空间整合过程中，原四空间之间的映射整合就不可能多次往返、反复进行，更不可能被反映到外在言语表现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实时悬浮机制的运作，非正常状态的停顿、自我重复和自我修补现象就不可能发生，而这与例句中的事实严重不符。由此可见，意义构建过程中的实时悬浮机制是言语非流利产出的关键因素，言语非流利产出是认知主体在实时悬浮机制运作下实时处理言语构建危机的结果，实时悬浮机制是言语非流利产出现象的内在认知运作机制，而言语非流利产出是实时悬浮机制运作下的外显言语表现形式。
五、结语
本文以认知概念整合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言语非流利产出现象的实时认知运作机制，提出意义实时悬浮机制贯穿于言语意义构建的全过程，是言语危机的一种实时处理机制，即当言语意义构建进程遭遇困难时，认知主体自觉启动的应急对应措施。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运作过程：一是认知主体将意义整合过程中的困难环节即时锁定的过程；二是认知主体调集更多注意力资源的过程；三是四空间再次进行多成分选择性对应连通和映射匹配的过程。这些实时补救处理过程被即时反映到言语产出形式上，外显为不同于常态的言语表现形式，即非正常的填充和非填充停顿、自我重复、自我修补等非流利产出现象。概而言之，意义构建过程中的实时悬浮机制是认知主体为实时处理言语意义构建危机而进行的认知内在运作机制，言语非流利产出是实时悬浮机制作用下的言语外显表现形式。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1JCwY08YB]、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0908535]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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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的意义篇2
关键词：供应商经销商机会主义关系满意度双向沟通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要求企业必须建立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因此，企业间的伙伴关系是供应链战略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供应商的关系满意度会影响其参与供应链合作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供应链的发展以及双方利益的获得。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合作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长鞭效应和委托机制等问题，都将影响到信息传递的真实性，进而导致投机的产生。所以在探讨交易双方伙伴间的关系时，机会主义是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交易伙伴间的交易关系是不可信赖且充满风险的。那么机会主义是否影响供应链关系满意度感知将会是一个重要话题。另外，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能对合作关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良好影响。所以本文将供应商沟通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来研究其是否对机会主义对供应商满意度的影响过程有调节作用。
文献综述和研究模型
（一）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以及相关文献研究
不同学者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williamson（1975）将机会主义行为的定义为“以诡计寻求自利”，包括偷窃、欺诈、违约、不诚信、歪曲事实、模糊问题、混淆交易、虚假威胁与承诺、隐瞒偏好、保留信息、欺骗以及误传。anderson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表现为隐瞒、欺骗、违背契约、窃取数据以给他人造成误导和困惑的行为。刘晓峰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以联盟及合作伙伴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企业自利。本研究从合法的机会主义行为角度出发，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联盟一方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钻合同空子、违背契约等投机，从而导致合作伙伴的利益受损。其中，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指的是供应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零售商采取的欺骗行为；经销商机会主义行为则是经销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供应商采取的欺骗行为。
当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供应链伙伴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研究。moorman（1992）和Grayson（1999）等研究发现，期望过高、失去客观性与投机主义是造成顾客不再使用市场资讯的主要原因。同时，研究还表明投机主义会降低信任对促进关系顾客满意的正面效果。此外，Hakanson和Snehota（1998）认为关系变质是因为彼此对关系的知觉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Jap等（2003）的研究指出，若有投机主义的动机，则会采取欺骗或扭曲的资讯以达成其结果，将对双方的关系造成冲突，进而对双方的财务与非财务绩效产生冲击，甚至造成负面影响。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已有相关学者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刘益等（2006）研究了关系稳定性对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关系稳定性通过供应商承诺这一中介变量对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间接影响。范高潮等（2007）以渠道信任影响因素及其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研究对象，提出了信任对机会主义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人际交往、信任及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关系的规律。刘益等（2008）研究了关系长度、供应商的态度性承诺与制造商机会主义行为三者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的计算性承诺会增加制造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忠诚性承诺则能降低制造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已经将供应链伙伴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纳入实证研究范畴中。
（二）双向沟通定义及相关文献研究
供应链中的沟通指“企业间正式与非正式交流，适时的信息共享”。企业与供应商间的有效沟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能否走向伙伴关系。频繁及时的沟通有助于解决争端，使双方的看法和期望达成一致，促成双方合作。双向沟通是指上下行沟通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沟通具有三个关键特征，即动态性、独特性和互动性。沟通的任何一方总是随着另一方的反应而作出反应，并会随时发生变化。
erin等将双向沟通定义为供应商和经销商对其关系有开放的沟通和信息共享的感知程度。本研究将取erin等的定义，并选取其量表作为本研究的双向沟通感知的测量。
早在1968年，美国乔治亚大学的Gross教授就已经强调了市场营销渠道沟通的重要作用。不管从管理实践还是从管理理论的角度来看，沟通在渠道中的作用巨大。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沟通能很好地凝聚渠道成员，Frazier和Summers（1984）认为渠道沟通能传递有说服力的信息。andersn、Ldoish和weitz（1987）认为渠道沟通能培育参与性决策，其他学者认为渠道沟通能加强忠诚度。在国外营销渠道研究领域，关注渠道成员关系及其管理的学者普遍都把渠道沟通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纳入其研究框架中，并已逐渐形成了关于渠道沟通的一些较为完整的理论。而在我国，有关沟通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际沟通、组织内部沟通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沟通，组织间沟通的研究较少，渠道沟通研究更是少有涉及。所以本文选择渠道沟通作为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三）机会主义和沟通
虽然面临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渠道中很多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都建立了合作关系，这说明合作的收益是巨大的。因此，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如增加交往频率）能对合作关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良好影响。渠道成员往往采用加强信任的方法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信任能够降低他们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因此，组织信任对于机会主义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Hoetker（2007）在研究中指出，如果合作者能掌握彼此的第一手资讯，在分配任务时将更有效率，并且由于长期以来相互的交流而较少会发生社会、心理或经济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随着交往时间的推进，机会主义行为会随着合作双方的相互信任而降低。
（四）沟通和关系满意度
学界将越来越多的企业间关系相关主题纳入“关系质量”的研究范畴之中，而“满意”作为渠道关系质量的重要维度，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承认。企业合作关系的确立意味着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开始，这个时候，渠道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沟通就成为了影响关系发展的直接因素。企业之间的沟通，是组织层面上进行的，有关产品、服务、理念和所有其它组织希望传达的信息的传递和交互活动。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双向的，既要表达来源组织的意向，也要通过合理的交互环节被受众所接收和理解。虽然沟通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作为前置变量的位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同，但是对于逐渐稳定的渠道关系质量的相关研究方向，后置因素的研究显然仍旧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更多的已有文献研究了关系质量对于企业绩效和供应链绩效水平改进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系统研究沟通因素对于渠道关系质量的影响也具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意义，其中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是这项研究的重要部分。
从现有研究来看，沟通因素对于渠道关系满意度的作用能够被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其作为企业间交互的一个主要方面，实质承担了信息交换流通的所有功能，因此直接满足了企业运营中的信息需求，从而提升合作伙伴满意度。其次，沟通作为一种重要的互动行为，在企业间的承载者最终仍将落实到人，这些边界人可能以某种非正式组织形式，在一个边界模糊的范围内逐渐形成工作习惯和模式，从而体现不同企业间交互层次的差别，而人际交互的行为模式也是满意度形成的一个原因。最后，沟通行为作用于渠道关系质量的其他方面，例如带来信任感的提升，从而减少了渠道冲突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其他影响方式的中介作用来改变渠道关系满意度。
（五）关系满意度定义及相关文献研究
供应链满意度起源于营销学领域中的顾客满意度。顾客满意度通常是指顾客的要求，包括明示、隐含或者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事实上，在供应链中，每个节点企业都是上游节点的顾客，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顾客的角色，每个节点企业对其上游供应商而言是顾客，对下游顾客而言是供应商，即每个节点企业都具有双重角色。基于这一点，王力虎等（2004）提出企业满意度是指企业下游节点的顾客效用与企业下游节点的顾客期望之间的差值；李（2008）提出供应链成员满意度是指在整个供应链运行过程中，成员的需求得到满足，期望与实际感受一致，成员对整条供应链上下游伙伴产生信任、合作的心态对供应链整体满意。
本文将供应商关系满意度定义为：在供应链运行过程中，供应商对合作伙伴的关系质量的感知。
（六）模型与假设
基于以上相关文献研究，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假设：H1：经销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作用；H2：供应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H3：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经销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H4：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供应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H5：供应商沟通感知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回收问卷，全部问卷由全班同学在假期向各配对企业（供应商和经销商）发放并收回，每份调查问卷有10页长，主要靠个人关系进行发放，本研究只截取其中相关部分进行分析。问卷调研法是定量研究中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中应用极其广泛。一共发放问卷408份，其中不配对数据为无效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后为34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6%。然后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系统分析。
（一）样本分布
样本是来自全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各地的各个行业的大小企业，为了保证数据的容量以及普遍性，并未限制行业和企业规模。表1是样本基本情况。
（二）信度分析
测量信度是一项稳定性指标，其中Cronbach`sα系数可以被视为代表项目间一致性信度的合适指标。该系数大于0.7为高信度，量表系数大于0.5小于0.7为尚可接系数小于0.5的为低信度，应拒绝使用，即量表系数在0.5以上是可以接受的。
spss19.0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供应商机会主义、经销商机会主义、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供应商关系满意度等四个变量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0.6，所以可以认为问卷中这4个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基本可信的，能满足后续研究需要。
（三）效度分析
测量的效度是用来衡量在测量中测量量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概念的真实含义。量表测量的效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构建效度。在内容效度方面，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问卷主要以前人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而且在问卷设计过程中积极采纳专家的意见，并对题项经过多次语义修正后，才最终确定而成。因此，本研究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在对构建效度进行检验之前，本文对表中每个测量项目在spss19.0中进行了因子分析。
供应商机会主义、经销商机会主义、供应商沟通感知这三个变量的结果显示，他们的Kmo值分别为0.834、0.772、0.633，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867.896（df=15）、951.010（df=15）、287.026（df=6），检验显著性均为0.000，说明其相关矩阵间有相关因素的存在，适合做因子分析。最终结果显示，他们分别聚合成一个因子，并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8.612%、57.870%、52.330%，所以有较好的构建效度。
（四）回归分析
将oppG1-6平均得到oppG，将oppJ1-6平均得到oppJ，将ComUG1、2、5、6平均得到ComUG，将RpeRFG1-3平均得到RpeRFG。将RpeRFG对oppG、oppJ、ComUG以及ComUG*oppG和ComUG*oppJ回归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
由结果可知，oppG的p值为0.001
由此可知，经销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作用，供应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经销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供应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供应商沟通感知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即H1、H2、H3、H4、H5均成立。
结论、启示和不足
（一）结论
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经销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作用，即经销商机会主义行为越强，供应商对关系的满意度越低；供应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即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越强，其对关系的满意度越高。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经销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即沟通感知越高，经销商机会主义对关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越不明显；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在供应商机会主义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即沟通感知越高，供应商机会主义对关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不明显。供应商沟通感知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即供应商感知的沟通越好，供应商满意度越高。
（二）营销启示
供应链管理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并探讨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而对双方机会主义是否影响供应链间的关系满意度，这在领域内还鲜有研究。大多数研究都将沟通感知作为前置变量或因变量，并研究影响沟通的因素以及沟通如何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如何促进关系满意度，并得出良好的沟通机制（如增加交往频率）能对合作关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良好影响，以及沟通因素对渠道关系满意度有影响作用等结论，而鲜有学者将沟通作为调节变量。本文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我国的环境下，提出并检验了供应商和经销商机会主义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系满意度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二是本研究将供应商双向沟通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在供应商和经销商机会主义与供应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得出供应商沟通感知对供应商和经销商机会主义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均有调节作用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供应链管理和营销活动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供应商而言，如果想对关系有更强的满意度，而经销商又有较强的机会主义行为时，可以增强双向沟通来减弱机会主义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作用。然而，如果供应商有较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因此对关系满意度较强时，则可减弱双向沟通，来加强这一影响。然而，总的来说，双向沟通还是很重要的，供应商不可因此存在侥幸心理，为了满足自身的关系满意度，还要考虑经销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所以供应商和经销商如果可以形成联盟并相互考虑对方需求，将更有利于实现双赢。
（三）不足
由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在数据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不足：
由于问卷由专业人员设计，从而导致了问题用句过于书面化，填答人员普遍反应难以理解，并且由于问卷过长，导致填答人员没有耐心，从而无法保证问卷数据的质量。建议后续研究将题项用语口语化，易理解，得到更准确的数据。
本研究由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在样本的采取上存在局限，导致该研究的数据有一些来自非正规企业，或者非经理类人员填写，特别是当回答人员文化水不高时，在理解问卷问题时有偏差，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另外，由于问卷太长，从而导致针对性不强，有些测量项目的题项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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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的意义篇3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4
关键词：银行卡服务；合同附随义务
一、案情简介
原告许先生向被告某银行办理了银行卡，2007年6月7日晚9时许，原告至被告的一分理处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当机器屏幕显示交易成功时，原告所取现金未从取款机的出币口出来，且机器发出异响。原告即用自己手机拨打了被告的服务电话56677，电话接通1分零3秒，但无人应答。在此过程中，原告发现提款机边上贴了一张“atm自动取款机操作须知”的纸条（系犯罪嫌疑人诈骗张贴），上面内容为“各位储户您们好：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以及减少您不必要的资金损失，我行敬告您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进行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应防止旁人偷窥密码（包括我行员工），如您在交易过程中发现有卡被吞或取不出现金等异常现场，请您不要离开atm机并立即与我行atm机事务处理中心联系处理。如因储户在我行工作人员未处理之前离开atm机所造成的一切资金损失我行概不负责。联系电话：213－455－56677”。（有效数字只有前8位，最后的3位数字属于无效数字，用来迷惑用户上当的。）原告即拨打了该纸条上的电话，并按电话中对方的指示，自己在取款机上进行了三次转账操作，分三次将其账户上总计150000元的金额转账到对方指定的银行卡上，最后还按对方的建议，将银行卡重新塞入了取款机，等待次日到银行办理手续。第二天早上9时30分左右，原告至上述分理处时看见“atm自动取款机操作须知”仍张贴在该自动取款机旁，经向银行查询得知卡上余额仅余50元，在和银行人员交涉后，原告方知自己上当，其受骗误为银行卡转账操作而被犯罪嫌疑人骗取了存款。客户使用被告提供的atm机时，机上显示屏幕会出现“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交易时请确定身边没有其他人，以防密码被窃取。请您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的相关提示。在该显示屏上方也张贴了一张内容大致相同的“风险提示”牌。原告向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将原告转到其指定信用卡上的150000元转帐约30笔，并在一夜之间提款。公安机关冻结了犯罪嫌疑人尚留在卡上的5000元，但尚未破案。根据公安机关的侦察，犯罪嫌疑人在被告处办理信用卡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本人明显不符。
原告认为其所受损失系被告疏于管理、缺少风险防范所致，应予赔偿损失，被告认为并不存在管理上的不当，原告的损失系其疏忽所致，与银行工作没有因果关系。因双方协商不成，遂引发诉讼。
二、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发行了银行卡，原、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原告作为持卡人在atm机上取款，系行使合同的主要权利。被告已在atm机屏幕上作了风险提示后，原告因疏忽大意轻信了犯罪嫌疑人atm机外张贴的“操作须知”，并根据犯罪嫌疑人指示进行操作，造成损失，原告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虽在自动取款机屏幕上增加了“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等风险提示内容，可视为其尽了一定的提醒义务。但事发第二天，在被告下属分理处正常营业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张贴的“操作须知”仍张贴在原处，应认定被告对自动取款机的管理上存在疏漏。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办理新卡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其本人明显不符，反映了被告在管理上的疏忽。此外原告在atm机发生故障后按常规拨打被告服务电话56677，接通时间为1分零3秒，却无人应答，说明被告在提供56677的服务上存在缺陷。故被告在本案中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存在过错，对此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综上，酌定由原告承担其损失的70%，被告承担30%。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责任不当。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实体判决并无不当，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本案评析
1、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本案系因银行卡用户在发卡行办理开户，后用户在使用atm机存、取款过程中被犯罪分子诈骗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要理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从以下二方面着手：一是银行卡开户行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原告在被告银行办理了银行卡开户手续，后将钱存入该银行卡上，故用户与开户行之间已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二是使用atm机交易的法律属性。atm机是一种主要用于提取现金和存入现金的电子化、职能化银行设备，持卡人可直接通过atm机与银行系统连接接受银行服务。关于atm机的属性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理论界对于atm机或自助银行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存在争议，但是在银行界，均普遍认可银行等金融场所以外设置的atm机属于银行自助服务设备，是金融服务延伸的一种体现。因此，atm机服务仍属于银行与用户的储蓄合同关系。
合同义务包括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对于合同义务而言，给付义务是合同义务的核心，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能决定债的关系类型的的基本义务[1]。所谓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的义务。[2]合同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发生给付义务，还会发生其它当事人必须承担的义务，如注意义务、告知义务、保护义务、协助义务等附随义务。此类义务的发生，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或交易习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结合合同关系的不同阶段等情况而确定的。相对于给付义务的核心地位，附随义务在合同义务群中处于补充从属地位。从上述案情来看，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争议焦点并非合同给付义务，而是银行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显然，本案审理的关键，系要从诚实信用角度去分析银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应承担的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派生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它是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定义务，在我国，虽然《合同法》上有多个条款均对该义务作了规定，但均较为简单、原则，这也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正确适用附随义务，还需深入研究其基本理论，梳理出一些基本原则，以规范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合同附随义务的内涵及功能
随着各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其在实务上的广泛适用，判例和学说上提出了附随义务理论。附随义务理论的确立正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理论上的具体运用。该理论发源于德国，德国学者认为，契约中隐含着一套旨在保护契约当事人权益的“义务网络”，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契约的解释过程，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契约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债务。我国台湾学者对附随义务的研究比较活跃。史尚宽先生认为，附随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于契约及法律所定内容以外，尚负有的义务。王泽鉴先生则进一步将附随义务概括为“为履行给付义务或保护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于契约发展过程中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从上述学者对附随义务的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考察的角度不同，但都一致认为，附随义务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圆满实现，并同时具有保护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功能。据此，以功能为标准，可将附随义务分为二类，一是促进现实主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即辅助功能；二是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的利益，即保护功能。
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的区别较为明显：其一主给付义务在债权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决定债之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在债的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其二主给付义务以合同的约定产生，其内容自始确定，附随义务则主要依据法律规定产生，其内容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其三，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中的对待给付，一方在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则不属于对待给付，不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其四违反主给付义务可能导致合同关系的解除，而违反附随义务只可能发生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权利人原则上不能解除合同。[3]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一直存在争论较大，笔者认为，可从义务来源及能否独立于诉讼请求履行加以区分。从给付义务是来源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其内容从在债的发生时就已确定；而附随义务是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大多游离于法律和合同规定之外，且不断变化。可以独立以诉求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而不得独立以诉求的义务为附随义务。
3、合同附随义务违反的归责原则
根据通说，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以严格责任为基本原则，以过错责任为例外。至于违反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理论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了统一的义务违反的归则原则，即严格责任原则，而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违反，并没有要求债务人具有归则事由，故解释上宜认为债权人应当就
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负举证责任，而债务人须就其具有免责事由负举证责任。[4]即附随义务的违反为严格责任。有学者认为应根据附随义务的具体类型，确定其违反的归则原则，违反先合同义务或后合同义务适用过错原则，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附随义务，则适用严格责任。[5]还有学者认为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不同，且《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并不是合同义务不履行的唯一归则原则，对附随义务应单独适用过错原则。[6]笔者认为还是第三种意见较为符合现行立法原意及司法实践，具体理由为：一是从理论基础来看，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派生规则，对其的价值判断应以诚信原则为基础。而诚信原则本身就是内含主观因素判断的规则，是否达到诚信的要求，只要当事人在主观上无可责难之处即可。二是从性质来看，附随义务系当事人因社会接触而进入彼此可影响之范围，依诚实信用原则，自应尽交易上之必要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及财产上的利益。“论其性质，实与侵权行为法上之交易安全义务通其性质。”[7]对于交易安全，实践中经常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我国立法，侵权行为的一般归责任原则为过错责任，为避免同一义务违反在不同法域出现不同的归责原则的矛盾现象，附随义务适用过错责任更为合理。三是从合同立法上看，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多采用“交易习惯”、“必要注意”、“合理”、“恶意”等带有主观过错判断的措词。四是从司法实践的判例来看，在已生效判决中，法院均会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即是否存在过错。
4、本案中银行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
本案中首先储户在交易中自己存在较大疏忽过失，应自担相应损失。储户的疏忽过失有三：一，银行已在储户使用atm时，分别通过屏幕显示及显示屏上方张贴书面“风险提示”的方法，提示储户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银行行为，但是储户仍因疏忽大意而轻信犯罪嫌疑人张贴的用于诈骗的“操作须知”；二，犯罪嫌疑人在“操作须知”提供的号码为213－455－56677，储户仅需一般人的认知，即可预见其拨打该号码与拨打号码56677所接通电话不同，然而储户对此未能引起足够注意，并加以辨别。三，储户银行卡上有大额资金，对于大额资金的操作、转帐更应有足够的警觉和防范，但储户却轻信所谓“操作须知”，并按虚假指示进行了转帐操作。显然，储户以上过失是导致被诈骗的主要原因，对相应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银行在管理服务上存在疏漏和瑕疵，构成违反谨慎保护客户利益之附随义务，应相应承担赔偿责任。银行作为金融单位，理应对储户提供合格的服务和安全保障，对atm机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以尽可能地保障储户安全使用，并应当尽可能为储户提供安全的操作环境与专业服务。本案中，银行存在以下管理服务的疏漏和瑕疵：首先，如前所述，atm机系银行柜台的延伸，同时也属于银行设备，银行对atm机有管理义务，以保障atm机的交易安全。虽然，银行通过屏幕显示及显示屏上方张贴书面“风险提示”的方法，提示储户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银行行为，可认定其尽了必要的防范义务。但在事发第二天，银行的正常营业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张贴在属于银行设备的atm机上用于诈骗的“操作须知”仍未被清除。对于银行与储户的关系来说，银行无疑是市场交易的强者，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利益对立的合同关系中，其具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和风险防范能力，因此当具体的损失发生时，法院应当从保护弱者利益的角度来衡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课以银行更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据此，虽然银行进行了安全提示，仍可认定银行在atm机管理上存在瑕疵。其次，根据银行相关规定，银行具有审核客户提供身份证件的义务，那么这种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应当承担到什么程度呢？笔者认为，至少要核对身份证件上的相关信息内容，尤其是身份证件照片与客户容貌是否相符。至于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由于普通银行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鉴定知识，在未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情况下，要求其对于身份证件的真假进行完全辨认则会过于苛刻，并且这种义务应当随着储户在银行存取款金额的增加而加大。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犯罪嫌疑人在被告处办理信用卡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本人明显不符，显然银行在开户审查上存在疏漏。其三，在atm机交易中，银行通常会要求储户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的一个主要义务为在atm机发生故障时，储户应及时通知银行。此义务具有公平、合理性，即使双方在银行卡领用时的合同中未约定，基于交易双方合同的附随义务要求，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亦负有互相保护、互相注意和互相通知的义务，故当atm机交易过程中出现故障，储户有及时通知银行，以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合同附随义务，同时银行也负有提供储户及时通知银行的渠道，并应保障该渠道畅通并及时排除故障之义务。本案中，储户通过拨打银行服务电话的方式及时履行通知义
务，但是接通一分多钟无人应答，造成储户无法及时获得银行的正确指导，而导致储户转而求助于其它“操作须知”，因此银行在畅通储户求助渠道的服务上存在欠缺。
5、银行与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关联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刑事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竞合，既具备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同时具备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国家依刑法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储户可以请求行为人依民法对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而银行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属于违约责任。因为“违约行为既包括合同债务人违反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义务，也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明确的约定的但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或者交易习惯中形成的义务；既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的主义务，也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的附随义务。”[8]损害赔偿乃是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所产生的最基本的法律效果，对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上述案例中，储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基于侵权行为提出赔偿请求，也可以对银行附随义务之违反提出违约赔偿请求。很显然，银行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亦未构成与犯罪嫌疑人的共同侵权行为。银行应承担的责任与犯罪嫌疑人的责任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
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发生的原因而对同一债权人负有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数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其特征在于：第一，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债务人负有不同的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各个独立的债务，各项债务均是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分别存在的。第二，数个债务偶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各个债务人之间并未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共同作出某种约定（如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数个债务发生密切联系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第三，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第四，债务人为多人，债权人享有数项请求权，如果债务人实现了某一项请求权，就不应再向债务人提出请求。[9]不真正连带债务亦可谓不真正连带责任。上述案例中，银行违反附随义务构成违约，应对储户承担违约责任，而犯罪嫌疑人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权，因而应负侵权赔偿责任。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这一点不同于连带责任。同时，银行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也无任何意思联络，对储户的债务联系在一起属偶合。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权人的一项债权实现后，其基本利益已经得到实现，因而不应再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请求。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尚未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储户可向银行主张违反附随义务之赔偿责任；反之，银行则毋需赔偿。银行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承担赔偿义务后，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追偿。须指出的是，此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局部性的连带责任，罪犯应将骗取的款项全额返还储户，而银行基于附随义务相应过错，仅就部分金额负赔偿责任，即就此部分金额的给付构成罪犯与银行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综上，本案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储户因自己过失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银行违反谨慎保护客户利益之附随义务，对储户的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二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失程度，所确定的责任分担是适当的。银行无论在经济实力、经营利益上，还是技术条件、管理能力上，相对于客户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如何进一步防范客户利益受损方面，应该更有责任也更有条件采取相应举措，改进提高其服务水准，因而适当从严要求和界定银行的附随义务，有利于合理衡平金融服务合同中的利益关系，刺激与促进银行进一步加大投入改进管理，更有效地保障客户权益。
【注释】
[1]陶希晋《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版，p144。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版，p201。
[3]林诚二《民法债权论文选辑·论附随债务之不履行与契约之解除》，中国台湾月旦书局1992版，p872。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4版。
[5]方龙华、吴根发《论合同法上的保密附随义务·法学论坛》，2001（10）。
[6]罗玉章、陆瓯《浅析附随义务负担的规则原则·律师世界》，2003（5）。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p84-85。
[8]郭明瑞、房绍坤《违约赔偿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版，p36-37。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5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发展,新词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本文以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框架为指导,分析了名词+名词组合,形容词+名词组合以及拼缀词意义构建机制,并且讨论了合成组合后新词的语义关系及其特征。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比比皆是。作为语言现象中的“新贵”,新词频频出现在广告、影视、文字作品及日常生活中。因其创新、鲜活、意味深长、时代气息浓厚,一直以来倍受语言学家、年轻人以及一些追求时尚人士的青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词,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名词+名词组合和形容词+名词组合的新词是一种语言活力的标签。没有新词的诞生,该语言也即将会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成为死亡语(deadlanguage)。然而,对于新词意义的构建过程,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在认知语义框架中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曾经有人尝试用概念隐喻解释,但由于概念隐喻是一种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映射,关心的是确定概念关系及对他们做出的阐释,较少关注即时语境下的自然语言认知机制,所以阐释力较弱。新词的意义构建过程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能够“对隐藏于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揭示。”(王文斌,2004)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Blendingtheory)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
2.概念合成理论
上世纪末,由Fauconnier为首的一批美国学者在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概念合成理论。该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里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使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utualpacket)(Fauconnier&turner1996:113)。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4个空间构成的:两个输入空间(inputi,inputii),一个合成空间(BlendingSpace),以及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Space)。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里;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该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这样,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自该理论提出以来,Coulson(2001)等人就意识到该理论在阐释词义合成方面的作用,但他们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批评概念隐喻理论和结构分析理论等解释模式的缺陷,说明用概念合成理论解释词义构建过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却未能从积极的一面较为系统地论述词义构建层面的概念合成机制。
3.概念合成理论(CBt)对于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英语中新词的形成方法尽管多样,但完全由新造、外借等途径形成的新词只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新词都是通过对语言中业已存在原材料进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
3.1CBt对于“名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在新词中,“名词+名词”型的合成是最主要的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三种构建模式:联合型、偏正型、隐喻型。
联合型的新词是指把两个成分合并在一起,产生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即包含a的某种含义又包含B的某一方面,但又不仅仅是两者的简单相加。比如:社会角色日益模糊的今天,人们常会听到这样的称呼“妈咪先生”。不妨分析一下,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位男性(inputi),但又不仅仅是一位男性,因为他还具备妈咪的一些社会特征(比如照顾家庭);另一方面,这个人又仿佛一个妈咪(inputii),做着妈咪的工作,尽管不是女人。通过两个词各自激起的心理空间,对两个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的构成概念的部分元素组合,并在层创结构中形成各个输入空间以前均不存在的新关系(即指在家中即当爹又当妈的男人),这种组合过程也正是一种新范畴/意义构建的过程。
偏正型是指前面的名词说明后面的名词,具有修饰作用,中心意义由后面的名词表达。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比如,问题女孩、纳米飞机、健身俱乐部、网恋等等。以“纳米飞机”为例,在这种构建中,两个词分别作为两个心理空间存在着部分映射关系(即纳米可用作飞机材料),然后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由提取结构所激活的型式结构(pattern)会不断完善。换句话说,人们会在大脑中作一个潜意识的转换——用纳米材料作的飞机,在经过合成空间的进一步加工,形成层创结构从而解读了这个新词的意义。
隐喻型指的是名词的某些特征映射到中心词n上,产生某种隐喻效果,从而产生新的合成概念,构建新词意义。这样的组合方式往往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豆腐渣工程、蜗牛邮件、灯笼裤、铁军。这些类型的名词同样是两个名词激活的概念作为输入空间并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结构通过扩展,使得自身的层创逻辑在合成空间中得以完成认知运作。“豆腐渣工程”通过一系列映射——合成的过程最终解读的意义是那些偷工减料、质量差的工程,好比豆腐渣不堪一击;“蜗牛邮件”指周期长,邮件延误,好比蜗牛一样慢的邮件;灯笼裤是指一种中间肥大、两端紧的裤子,穿在身上好比撑开的灯笼;铁军指那些吃苦耐劳、刚劲顽强、无坚不摧的集体。
3.2CBt对“形容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Fauconnier(1994)认为心理空间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packet)。形容词和名词所构成的输入心理空间在环境信息和背景知识的影响下形成一个具有层创结构的整合空间,组合后的词有的已成为常用语词,有的可以引申其它意义,产生新的概念。这类组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容词不改变名词的性质。比如:popularsongs(songslikedbymanypeople),无论怎样变化,它永远都是“歌曲”。这种新词在概念合成框架中的意义构建类似于偏正名词的认知机制。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种类型是形容词改变名词性质,这样的例子也比较多。比如,coldbench,blackincome,pinkcollar等。以“coldbench”为例,形容词“cold”激活的心理空间显然要和“冷”有关,寒冷、冰冷、冷清诸如此类;而中心名词bench又使人唤起另一个心理空间:板凳、座位、位置等等。二者共同映射到合成空间,经过进一步完善、扩展、结合百科知识,不难得出最终的词义——冷清的接待。
当然有的时候形容词与名词搭配还会出现一词多义现象。也就是说,在合成空间中会生成若干个合理的层创结构。这时候就要通过各种语境信息。比如,口气,场合,上下文甚至是说话人的手势表情来判断,找到最佳关联,解读新词意义。
3.3CBt对拼缀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所谓拼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通过截段或是紧缩方式构成的词。比如汉语中的“娱记、房改、足协、外企”等,英语中的“email(电子邮件),blog(博客),smartdrv(智能驱动器)”。
周启强,白解红(2006)曾在Fauconnier&turner(2002)对语义合成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合成过程中原型词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特点,把拼缀词划分出4个类型。这些类型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认知机制——概念合成。以email为例,它是electronic和mail的合成词。“电子”能够激活人们对现代科技的很多认识:计算机、网络、方便、快捷等,“邮件”激活传统邮件心理空间,包括寄信人、收信人、邮编、信封、邮票等等。两个输入空间有很多对应关系(即映射):网络系统对应交通工具、信息对应邮件内容、使用者对应邮递员、电对应燃料或人力。它们的共同点(类空间):人、邮箱、邮件、邮政编码。这些特征一起投射到合成空间层创结构中,通过三种整合运作: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最终得到email的意义,即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信件。
4.结语
词汇的形成与其意义构建是语义研究的基石和重要课题之一。新词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创造出来的,具有时代性、新颖性的特点,有的还会固定下来,成为大众词汇。阐释新词意义构建的认知发生机制对于英语词汇意义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不仅能够统一解释很多新词意义构建的整个过程,并且对于很多活的语言现象,诸如仿拟、委婉语等也会具有很强的阐释力。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思路为未来科研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空间。
参考文献:
Coulson,C.2004.Reviewofthewaywethink:ConceptualBlendingandthemind’sHiddenComplexities[J].CognitiveLinguistics15/4:575-594.
Fauconnier,G.1994mentalSpaces[m].newYork:CUp.
Fauconnier,G.1997.mappinginLangueandthought[m].newYork:CUp.
Fauconnier,G.&m.turner.2002.thewaywethink:ConceptualBlendingandthemind’sHiddenComplexities[m].newYork:BasicBooks.
刘正光.关于n+n概念合成词的认知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1).
刘正光.Fauconnier的概念合成理论:阐释与质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
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新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周启强、白解红.英语拼缀构词的认知机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3)。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6
一、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中虽然双方没有明确排除物业公司对业主的财产、人身安全负责的责任，但是在物业管理服务项目中有保安的条款，则物业公司就应对业主的财产、人身安全负一定的责任。一般而言，物业公司的这种保安义务作为一种约定义务，也是一种有偿义务，通常业主所交的物业管理费中就含有保安费用。况且，安全、和平、宁静的小区生活环境亦是业主所首要关心和考虑的。因此，保安义务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合同的主义务，如果物业公司违反此种义务，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表明物业公司疏于管理，保安人员亦未能做到勤勉尽职，物业公司在物业管理中未能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物业公司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业主财产被盗、人身被伤害系第三人所为，而非物业管理公司违约行为所致，则其要不要承担责任得根据业主受到的损害和物业公司的不尽责是否存在有因果关系。即认为物业公司承担的保安义务的范围主要限于小区内公共场所及保安人员巡逻可至的区域，一般不延伸到业主的房间，但是，如果保安人员亦勤勉尽职履行职责，窃贼就会无法进入小区，或者进入小区后就被即时发现和制止，损害行为就不会发生，而如果事实恰恰相反的话，物业公司疏于管理，未尽防范之义务，才致使窃贼比较顺利进入小区，致业主财产被盗或者业主人身受到损害。由此，可认定该违约不作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还有关于物业公司的过失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物业公司对业主的保护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但因物业管理合同和相关法律的存在，物业公司对小区生活的业主负有相应的保护义务，在以过错为要件的违约责任中，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业主只需证明物业公司违反该保护义务致其人身、财产损害即可，物业公司只有证明其对损害无过错，方可排除违约责任的适用。
二、如何实现安全保障义务
物业服务机构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不作为的消极行为。即应当履行作为义务的物业服务机构，由于未尽到适当合理地注意义务，且应当作为却没有作为，最终造成业主损害。关于如何判断物业服务机构是否适当合理地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之问题，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中，提供了经营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相关指引。即经营者应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负担安全保障义务。而“合理限度”的范围，在实践中考虑的是经营者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所应达到的注意程度。但目前对于如何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在法律上仍没有做出明确的相关规定。就在物业服务机构是否尽到“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通常可以通过几个方面进行判断分析：预防危险的措施是否合理。采取适当的危险防范措施，是物业服务机构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首要内容。当法律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和当事人行为标准做出直接相关规定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相关规定；当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标准，但物业组织或行业有对其相关安全保障行为，形成行业范围内的相关标准时，物业服务机构就需对义务的履行达到同行所应达到的通常注意程度；其表现为诚实善意的经营者应达到的注意程度。当法律无法概括详尽，而行业规范也无法完善周全时，则需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物业服务机构做出要求。与前两项标准比较，“合理标准”的注意程度在理论上是相对抽象的，其并非为具体标准，它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客观的事实，做出依法自由裁量。制止危险的措施是否合理，当危险发生时，物业服务机构应尽力采取措施制止、消灭危险。相反地，若物业服务机构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或者采取的措施不合理，而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损害发生后的救助措施是否合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机构，应当对遭受人身损害的人员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且无论此种损害是否因自身的直接行为所引起或者是第三人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所造成，都有将其及时送往医院，并尽可能进行抢救、救助的义务。相反地，若物业服务机构没有采取救助措施或者采取的措施不当，而加重了他人损害的，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尽管物业服务机构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也不可能完全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尤其是当面对第三人故意侵权事件时，物业服务机构通常无法事先进行防范和控制。因此，不能苛求物业服务机构对于不确定的危险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也不能要求其担保不发生任何刑事案件。综上所述，面对住宅小区内发生的侵权案件，物业服务机构承担的住宅小区安全保障责任应当以防范设施有效、警示明确适时、管理谨慎周到、制止侵害勇敢、实施救助明确及时、保全证据妥善等为限。
三、结语
笔者认为不能一言就概尽物业公司有过错，应区分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业主交纳的费用。在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中，物业公司虽然在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应对业主给予特殊保护，但物公司对业主的保护并非是无限的，业主交纳的物业费用与损失往往难成比例，因此，在其过错判定上通常遵循：业主交纳费用越高，一般意味着物业公司应尽的注意义务就越高，过错的判断标准就越低；反之，业主交纳的费用越低，物业公司应尽的注意义务就越低。业主有过失，亦称与有过失，系指违反对自己事务的注意。即业主自己出门不关门，或者明知自己住一楼如果不关窗窃贼很容易翻窗进入而不关，则为财产损失之共同原因，因此，业主对其财产被盗也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尽管物业公司基于合同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从理论上其还是可以对该第三人进行追偿，但若第三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其已无民事赔偿能力时，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的追偿在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此时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难免苛刻，亦不利于利益的平衡，毕竟实施盗窃行为的窃贼是财产损害结果的直接责任人。因此，基于过失相抵规则，适当减轻物业公司赔偿责任是比较公平和合理的。
参考文献：
[1]胡艳芳.《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义务研究》，中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张民安、梅伟.《侵权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7
关于义愤杀人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中少有提及。他们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义愤杀人的特征，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73条明文规定：“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义愤杀人在我国台湾刑法中是以一个义愤杀人罪的罪名来确定的。这种杀人的行为是当场激于义愤的情状。所谓“义愤”乃谓“基于道义之理由而生愤概，故必先有被害人的不义行为，而在客观上足以引起公愤，依据一般人的通常观念，确无可容忍者始可谓之义愤。”（注释1）另台湾学者陈焕生的观点认为，“基于义愤谓对于他人实施之不义行为，偶然猝合，有所激愤，而忍无可忍。”（注释2） 台湾学者赵琛对义愤杀人的理解是“关于违反道义之事由，因一时受到刺激而生义愤之意，即指他人实施不义行为时，有所激愤，忍无可忍而言。”（注释3）对于“义愤”三位学者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综合起来“义愤”的由来必须是先有被害人违反道义实施了不义的行为，并且这种不义的行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行为人令人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义愤杀人的另一构成要素必须是当场杀人， 如林山田先生认为“义愤必须出于当场始可成立本罪”（注释4） “虽为义愤但非当场，或虽为当场但非义愤，均无本罪之适用”（注释5） 赵琛先生认为：“须当场激于义愤当场指当时之场所为耳目之所及若事后深思再起杀意而实行杀人者则非当场”（注释6）但是对于这一要件我国的司法实践是有异议的。如在“母亲基于义愤杀死流氓儿子”（注释7）一案中，母亲杨桂英在其子受伤后经过深思后杀死其子康跃东，虽非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但仍属于义愤杀人的行为。分析台湾学者与国内实践分歧产生的原因，结合“台湾”刑法中对第273条所举的案例我们即可知道“台湾”刑法要求被害人的不义行为所侵害的是个人的权利等，范围较小，要求较严，而国内的则要求基于社会主义国情，基于对社会正义和伦理德尚的侵犯，因而对犯罪时间所作的要求较松。可见台湾刑法中义愤杀人罪有可借鉴之处，但也不可忽视其中的不足之处，搬来就用。
2 在我国大陆，对于义愤杀任各位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陈兴良等教授认为，所谓义愤杀人是指“行为人因受被害人地侮辱，迫害或虐待，不堪忍受而实施的故意杀人的行为。”（注释8）从这个概念分析其构成要件有三：首先是行为人受被害人的侮辱，迫害或者虐待；其次是行为人不堪忍受被害人的侮辱，迫害或者虐待必须是严重的而不是轻微的；最后是行为人为摆脱受侮辱，迫害或者虐待的困境基于义愤而杀人。笔者认为这个定义从多方面阐明了义愤杀人的特征：首先将义愤杀人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维护了我国刑法罪名的统一，在适用上容易操作，不必象台湾刑法那样另用一个罪名；其次在作案时间上摒弃了义愤杀人必须当场发生的观点，突出了行为人在被害人实施了侮辱迫害或者虐待的行为后，或是当场或是经过考虑后出于义愤而实施了杀人的行为。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对行为人的限定未免失之过小，只规定了被害人实施不义行为所指向的客观对象，而将一部分不堪旁观这种行为的“行侠仗义”的人排除在外；另外对这种杀人行为的影响未加任何规定。笔者认为，其影响应当是合乎我国社会正义和伦理德尚的，如果不加规定而付诸实践将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种行为的发生。
3 裴广川教授认为义愤杀人是指基于法律的正义为维护社会的伦理德尚而实施的故意杀人的行为。与陈兴良教授的观点一样将义愤杀人的行为界定为故意杀人罪，同时还指出了这种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维护法律正义和社会伦理德尚的效果，弥补了陈兴良教授观点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观点混淆了这种行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影响。实施义愤杀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一般不具有维护法律正义和社会伦理德尚的明确动机，只是在承受或目睹被害人实行的不义行为基于义愤而产生的使自己解脱或者帮他人摆脱困境的动机。行为人并不懂得寻求公力的救济，一般也没有崇高的目的，只是对不义行为的抵抗，追求个人或帮助他人的解脱。而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并不抹煞它客观上的社会影响，义愤杀人在客观上一般能够起到维护法律正义和伦理德尚的效果。因此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会称这种行为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等，并且在审理时联名上书求情等，因此在定义上应分清目的和影响，不然对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要求过严甚至苛刻会使好人得不到保护，甚至会有违民意而引起社会的骚乱。
综合各家之长，笔者认为义愤杀人是指行为人忍受或目睹被害人一贯的侮辱迫害或者虐待依一般观念不堪忍受，为寻求或者帮助解脱困境而实施了故意杀人，并在客观效果上起到畏护法律正义和社会伦理德尚的效果的行为。
义愤杀人的行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是故意杀人的行为；2）主观动机上是为了摆脱困境或者帮助他人摆脱困境；3）被害人一贯实施侮辱，迫害或者虐待的不义行为；4）行为发生的原因之一是行为人不懂得去寻找活象、或者由于其它韵因而无法得到公力救济；5）在客观效果上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维护法律正义和社会伦理德尚的效果。这些特征是义愤杀人本身所具有的，但并不是全部特征，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二 义愤杀人并不影响定罪，但是一个减轻刑罚的重要量刑因素
跟据我国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以及陈兴良教授和裴广川教授的观点义愤杀人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但基于义愤杀人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义愤杀人应作为重要的量刑因素。
1 从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义愤杀人符合故意杀认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定为故意杀人罪。首先，实行义愤杀人的自然人是一般主体，具备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其次，行为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行为人侵害他人的生命从根本上消灭了人的存在；第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具有寻求摆脱或帮助他人解脱的目的，希望他人死亡的结果 发生，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第四，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一般是采取积极作为的方式来促成目的的实现。义愤杀人完全符合故意杀认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已经触犯了刑法分则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条款，所以在定罪时义愤杀人行为应定为故意杀认罪。
2 虽然义愤杀人是故意杀人罪，但由于义愤杀人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减轻刑法的量刑因素。首先，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他只是针对特定实施不义行为的人，范围很小，不具有广泛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持续的时间短，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实施了杀人行为后就大大减小了，甚至归于消灭。例如，在许多案例中，行为人实施杀人行为后，往往有自首并如实交代案件的情节，可见其人身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小，易于改造，所以在刑罚上应该减轻。
其次，从社会效果上看，义愤杀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正义和社会的伦理德尚，行为人在人民群众中有较好的影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善良理念的。因此，经常出现人民群众为义愤杀人者联名上书求情的情况。如果判刑过重，有违民意，容易脱离群众，引发骚乱，有违刑法的立法宗旨。
第三，从案件发生的原因看，也有政法机构本身过错的责任。一方面，政法机关对法制的宣传力度不够，行为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在自身权利受到被害人的不法侵害时，不懂得公力救济，以至于采取了不合法的行为，构成犯罪。另一方面，政法机关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对坏人实施不义行为或违法行为，甚至是长期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未及时加以处理，以至坏人受不到打击，好人得不到保护，矛盾不能及时得以解决，最后激化成为杀人事件。如果对犯罪人判刑过重，则是将自己的过错让行为人来全部承担，似乎不合情理。
第四，已有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减轻刑罚的示例。如《澳门刑法》第130条规定，“如杀人者是受可理解之激动情绪，怜悯绝望或重要之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之 动机所支配，而此与明显减轻其罪过者，处2年至8年徒刑。”这里所说的“道德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法律正义和社会的伦理德尚”相通的。在瑞士刑法中也有有关义愤杀人作为减轻刑罚的规定。这些都是我国刑事司法中值得借鉴的。
根据我国刑法学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综合以上的原因义愤杀人的情节应当归入情节较轻的一种情形，这样既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又符合刑法的宗旨。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对这种情节也少有提及。（注释9）
三 正确区分义愤杀人与正当防卫
义愤杀人与正当防卫在某些特征上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必须明确区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司法工作。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 刑事责任。”在这里讨论的正当防卫是指正当防卫中致不法侵害人死亡的情形。义愤杀人与正当防卫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维护了行为人自身的利益；有一定的良好影响等。但是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从本质上看，义愤杀人是故意杀人的减轻处罚情节，本质上触犯了刑法条文，构成了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正当防卫则属于违法阻却事由，不具有违法性，没有触犯刑法是发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其次，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看，义愤杀人是出于寻求个人的解脱或帮助他人摆脱困境的主观动机；作为正当防卫的一个要件要求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注释10）正当防卫的动机包含的范围要大一些，也就是说正当防卫可以在较多的情况下适用。
第三，从实施杀人行为的时间看，义愤杀人可以在被害人实施不义行为的同时，也可以在其之后，限定的范围较宽；正当防卫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不是尚未发生或已经结束的”（注释11） 否则正当防卫的五个构成要件中缺少一个，就不能构成正当防卫。这一点是从行为人杀人的时间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时间差来区别的。
正确区分义愤杀人和正当防卫，在审判实践中才能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 司法机关对义愤杀人案件的认定要严格把关
义愤杀人是故意杀人罪的一个重要的减轻刑罚的量刑因素，因此在审判过程中对量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义愤杀人案件的认定要从其本身所具有的几个特征去把握，另外还应当分清以下几种情况：首先被害人一般来说是不义行为的实施者，平时一贯有不良表现或经常实施违法行为或违反道义的行为的人，本应是“罪当诛者”。如果被害人不属于此类情况，则不能构成义愤杀人，如在“母亲义愤杀死儿子”（注释12）一案中，儿子郭义星一贯实施不义行为，表现不良，再如，甲乙发生口角，打骂中甲将乙打死，乙不具有该种特征，则不能构成义愤杀人的情形。
其次，要辩清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否纯粹，即除摆脱困境或帮助他人摆脱困境的动机外没有其他不纯的动机。如，甲乙同为丙的儿子，乙一贯不孝，经常迫害，虐待甲丙二人，丙将不久于人世且无遗嘱，甲为了独占丙的遗产而杀死乙。再如，甲乙为邻居，乙一向为非作歹，并迫害，虐待其父丙，甲十分同情，另外乙多次拖欠甲赌债，甲心生仇恨，一日乙虐待其父，甲基于义愤和报复心理将乙杀死，应当认为是义愤杀人和报复杀人的竟合，较为复杂，但甲的主观恶性明显大于动机纯粹的义愤杀人行为人，
因此，对认定义愤杀人案件严格把关，在审判实践中才能划清罪轻罪重的界限。
五 正确认定义愤杀人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正确认定义愤杀人，在定罪量刑过程中酌情考虑这个减轻情节，适当判刑，不但对犯罪行为人有益，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1 对义愤杀人案件的正确认定，能够平息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义愤杀人的行为，在社会上普遍被认为是“大义灭亲”，“行侠仗义”，“为民除害”，为此，在许多此类案件中，人民群众为行为人联名上书求情。如果对这类案件没有正确认定判以重刑，将会牵动大批得人民群众，激化不安定因素甚至引起骚乱。
2 正确认定义愤杀人案件，对行为人判处较轻的刑罚，有利于行为人的改进，防止刑罚的逆反作用，使行为人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同时也有利于减轻刑罚对行为人造成的巨大痛苦。这样做，既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又有利于行为人的改造，早日获释参加生产劳动。
3 正确认定义愤杀人案件，有利于法制的宣传，引导一部分人学习法律，增强法律意识，积极寻求公力救济，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杀人案件产生。
六 改进政法机关的工作，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8
abstract：intheeraofnetworkeconomy，strengtheningthemanagementofsupplychain，controllingtheopportunisticbehavioreffectivelyandachievingsynergyamongsupplychainenterpriseshavebecomethekeytogettheperformance.Basedonthetheoreticalregression，theoreticalmodelofrelationshipsamongopportunisticbehavior，trust，interactivecapabilityandcooperativeperformanceisproposedandempiricallytestedusingthedatefrom156enterprisesinsupplychainthroughthe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theresultsshowthatopportunisticbehaviorhas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ontrust，interactivecapabilityandcooperativeperformance；trusthas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oninteractivecapabilityandcooperativeperformance；andinteractivecapabilityhas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oncooperativeperformance；trustandinteractivecapabilityplayrolesofintermediaryfunctionintheinfluencerelationbetweenopportunisticbehaviorandcooperativeperformance.
关键词：供应链；机会主义行为；交互能力；信任；合作绩效
Keywords：supplychain；opportunisticbehavior；interactivecapability；trust；cooperativeperformance
中图分类号：F274；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76-04
0引言
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等因素使得供应链企业所处的环境愈发复杂，企业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获取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供应链企业亟需通过合作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由于合作企业源自不同的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合作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企业间除合作关系外，也会产生公开或潜在的竞争关系。竞争关系一旦存在，企业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极易产生钻合同空子、违背承诺、隐瞒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会对合作关系的维持、合作绩效的保持造成威胁，如果不加强管理会影响供应链的长期稳定，甚至会降低供应链上合作企业的整体绩效。因此，如何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就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管理问题。
研究指出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会为了实现整体绩效，而放弃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个体绩效，而企业间的频繁交互正是合作关系维系及实现整体绩效的重要保障。因为在合作过程中，企业间通过频繁交互一方面获取自身所欠缺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化解企业间冲突，降低机会主义风险。又由于企业间合作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交易特征，企业间的交互往往不能通过合同中具体条款来规定，从而使得信任成为分析合作时不可忽略的因素。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顾虑的期望与信心，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通过信任来控制组织间的合作风险。鉴于合作企业间的差异性，必然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此时企业间的交互和信任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协调交流平台，有利于消除合作企业在目标偏好和战略方面的差异，解决合作企业在思想和知识等方面的冲突。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交互能力和信任的介入是否会引起作用效果的变化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基于此，本研究以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供应链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交互能力、信任与合作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与分析，旨在为我国供应链企业间伙伴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合作绩效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文献回顾
1.1机会主义行为
最初在研究合作关系时，机会主义行为被笼统的定义为成员企业“采用欺骗手段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对机会主义行为给出了新的解释，John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以隐瞒、违约、欺骗、窃取数据方式来误导他人的一种行为。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章以供应链为背景，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供应链合作企业中的一方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不合理要价、隐瞒或扭曲信息等自立，致使合作企业的利益受损。
1.2交互能力
按照资源基础的观点，资源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潜在能力，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企业可利用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源来增强竞争优势。Gulati的研究指出，企业间之所以建立伙伴关系，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供应链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存在关键性的交互，正是通过合作，企业间利用彼此互补性的资源与能力，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增加。并有学者研究指出，企业间合作绩效可以通过改善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来得到提高，并从专项投资、信息共享和共同行动三个方面来评价合作行为。范佳慧在研究供应链合作关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把企业间交互水平划分为四个维度，即合作基础、信息共享、共同研发和问题解决。由此，可以发现企业间的“交互能力”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将其纳入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研究范畴之中。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交互能力是指通过与在企业文化、经营战略等方面相似的企业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来获取外部的互补资源，弥补自身的资源欠缺，以此来获得竞争优势，并将其分为企业间的合作基础、信息共享和共同行动三个维度。在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时，以合作基础、信息共享和共同行动三个维度中各题项的平均值作为3个观测变量，来进行分析。
1.3信任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角度开始对信任进行研究。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学者们对信任赋予了不同含义。Riddles等认为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指，在交易过程中，尽管存在风险，合作伙伴仍相互依靠，自觉地去承担责任并承诺不会利用对方的弱点来获取利益。魏旭光等认为企业间信任指的是，为了实现本企业目标对其合作伙伴具有的正向心理预期。综合上述学者对信任的研究，在供应链背景下，本文将信任定义为供应链成员企业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他们各自的义务和承诺不会利用对方弱点来获取利益的信心。
1.4合作绩效
合作绩效反映的是企业间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成效，即企业合作之后取得的经济效益或非经济效益。在合作绩效的评价方面，陈莹等用目标达成度、合作满意度及合作关系持续意愿等来衡量合作绩效。在供应链背景下，本文把合作绩效定义为，随着企业间合作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合作企业间愿意为合作投入更多精力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同时他们感觉这种合作关系非常好，以此产生长期合作的意愿，进而提高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获得合作效益。
2研究假设与模型建立
2.1机会主义行为与交互能力
企业间在选择合作伙伴，建立伙伴关系时，通常具有一定的惯性，并且，在确定了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企业间通过交互，合作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不得当的合作关系被终止，如果在合作过程中，合作伙伴间投机性的自利行为出现，将会对建立合作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进而影响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可见，当企业不能客观地看待合作行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合作的不满意感随之产生，进而影响到企业间的交互。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1：供应链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对交互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2机会主义行为与信任
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企业间违规行为的产生，引起互相的不信任，破坏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如果合作企业中一方有机会主义动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则会采取扭曲或隐瞒信息的方式。合作企业一旦察觉到对方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时，将会防御性的提防对方，甚至中途背叛，自主先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一方实施的机会主义行为会让合作企业对是否进一步合作产生疑虑，影响合作关系的维系，降低企业间的交互程度，增加企业间的合作风险，最终导致合作企业间的相互不信任。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2：供应链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对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3机会主义行为与合作绩效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主要源于利益的冲突，当企业以竞争的态度对待共同的利益目标时，企业间继续合作的动力就会降低，合作企业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目标，而不惜牺牲对方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企业间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长此以往，导致合作绩效的降低甚至合作的瓦解。可见，当一方不能理智的对待合作伙伴及合作行为时，对合作的不满意感也随之产生，此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导致合作关系紧张，合作氛围受到破坏，最终影响企业间的合作绩效。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3：供应链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4信任与交互能力
信任作为企业间交互的关键因素，合作企业间通过建立信任关系，促使其形成共进退的战略姿态，来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宋华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信任为企业间联合行动共同解决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关系情境，因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具有互惠关系的交易双方不会损害对方的利益，更不会计较利益的得失或有投机倾向，甚至，基于信任，交易双方会做出合同规定之外的努力来共同解决问题。可见，信任对企业间的交互是至关重要的，在信任的环境中，合作伙伴会进行自由的资源共享，并且这种信任的氛围有助于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4：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对交互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信任与合作绩效
众多学者研究发现，供应链企业间通过构建信任关系，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提高合作成功率和盈利能力。Krause等研究指出，供应链成员企业彼此间的信任水平越高，共享的信息就越多，从而可做到成本上的节约，质量上的改进和顾客响应速度的提高，而这些附加价值恰恰有助于合作绩效的提高。可见，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水平确实会对企业间是否会进行合作及合作的程度产生影响，信任水平越高，越能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并且，基于相互信任的组织氛围，合作的有效性就会越高。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5：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对合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6交互能力与合作绩效
企业间合作过程中，交互能力作为综合能力的一种显现，是成员企业与外部组织通过交往互动来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形成整体竞争优势的能力。林子芬等研究指出企业间所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发展战略等认知行为有助于绩效的提高。Uzzi的研究中指出，企业可以从对方那获取互补性资源和敏感性信息来提高合作绩效。meevily等研究指出，企业间通过共同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企业间交往频率和互动次数，还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和时间消耗，从而推动了合作绩效的提高。可见，基于不同成员企业间的互补资源，交互的本质是为了推动“资源”的流动，实现企业间的资源互补，企业通过获得企业外部的资源，并加以运用和创新，最终使供应链综合竞争力和合作绩效得到提高，实现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假设：
H6：供应链企业间交互能力对合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所示。
3研究设计
3.1问卷设计
本研究选用国内外已经使用过的成熟量表，来确保量表的信效度水平。其中机会主义行为（JH）量表主要来源于Gundlach等的研究；交互能力从合作基础、信息共享和共同行动三个方面来评价，合作基础（HC）量表来源于范佳慧的研究，信息共享（XX）量表主要来源于Li的研究，共同行动（Gt）量表主要来源于ivens的研究；信任（XR）量表主要来源于Doney等的研究；合作绩效（HX）量表主要来源于Krause等的研究。本研究使用Likert5点式评分量表，根据实际情况，受访者或被调查者做出评价。
3.2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调查对象为京津冀地区的156家供应链上下游的制造企业。问卷发放时间为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采用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发放方式，共发放600份，扣除答案不全及部分非制造业问卷后，回收电子问卷113份，纸质问卷15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43.8%。
3.3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以Cronbach'sα系数值作为各相关变量信度的检测标准，当α≥0.6时，达到可接受水平；当α≤0.35时，则应拒绝。本研究各指标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6，如表1所示，均达到了理想水平（α≥0.6），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一般认为，数据在做效度分析时，因子载荷值高于0.4时，被认为达到合格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中所有题项的载荷值都高于0.4，这表明各个变量所选取因子的效度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3.4相关性分析
表2列出了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显著。并且，由各变量的相关值可以看出，多重共线问题不存在，达到理想水平。
4模型结果分析
4.1理论模型检验
本研究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通过整体模型适配度来检验，将绝对适配指标（X2、GFi、aGFi、RmR和RmSea）、增值适配指标（nFi、RFi、tLi、iFi和CFi）和简约适配指标（pGFi、pnFi、pCFi和X2/df）作为整体模型适配度的三个主要参考指标。本研究模型的各项指标见如表3所示。
4.2假设验证
本研究采用标准化路径系数来进行变量间关系的说明。其理论模型路径系数及相应的p值见图2所示。其中，p值用于变量之间的显著性检验，当p
根据图2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对交互能力与信任作为中介的效应值进行了计算与比较，具体结果见表4。图2显示，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值-0.37，表4显示，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交互能力对合作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值-0.19，表明交互能力的中介作用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程度降低；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信任对合作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值-0.12，表明信任的中介作用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程度降低；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信任和交互能力的双重作用对合作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值-0.05，表明信任和交互能力的双重中介作用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程度显著降低。
4.3结论与启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问卷的信度、效度及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均达到理想水平，具体的实证结果及相应的管理启示如下：
第一，供应链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对交互能力、信任与合作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交互产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间存在竞争、合作关系的企业，并且，合作企业间是一种不完全的合同关系，当各成员企业对合作行为缺乏控制力时，就很容易产生“短期化”等机会主义行为，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将对企业间交互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企业间关系的维系要从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入手：一是供应链企业间在合作之初，可通过签订合同，并且合同中要明确规定有关违约、欺骗或钻合同空子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条例，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二是供应链企业间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诚实积极的合作者给予奖赏（订单量的增加），对机会主义实施者进行惩罚（订单量的减少），来鼓励企业间自觉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第二，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对交互能力与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企业间交互能力对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信任的氛围下，企业不会觉得自己会受到合作伙伴投机行为的影响，而会以更开放的状态迎接合作伙伴，进行资源上的交互，并愿意承担因交互所带来的风险。所以提高企业间信任水平对企业间的交互及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一是企业间通过交往互动来使企业及时了解外界环境的变动及彼此间的动向，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关系风险，提高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二是成员企业应从企业文化、发展战略、竞争优势等方面进行自我评估，在伙伴关系建立阶段，选择文化匹配、发展战略匹配和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三是供应链成员企业间可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整条供应链，建立电子化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信息在企业间的流通，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在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交互能力和信任分别起中介作用，并且，先后通过信任和交互能力使得机会主义行为作用于合作绩效（机会主义行为信任交互能力合作绩效）的消极效应值显著降低。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信任关系的确定，彼此间对将来的合作行为及风险状况已进行了相关预期，当一方企业对合作产生不满意感时，机会主义投机行为动机会随之产生，但基于企业间已建立的信任关系及共同的战略目标，企业间仍然会以整体利益为重选择继续交互，随着交互作用的加深，反过来会加强彼此间的信任水平，当信任和交互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不断扩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合作循环，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影响的效应值显著降低。
5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证实了交互能力和信任的相互作用显著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的消极影响，完善了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影响机理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绩效影响的过程中，本文着重研究了交互能力和信任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深化对机会主义行为影响合作绩效机理的认识；第二，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企业，调查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来收集样本数据，扩充样本范围，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收集的数据在同一时间截面上，属于截面数据，后续研究中可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典型企业进行跟踪调查，收集纵向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SrinivasanR，BrushtH.SupplierperformanceinVerticalalliances：theeffectsofSelf-enforcingagreementsandenforceableContracts[J].organizationScience，2006，17（4）：436-452.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9
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状与政治危机
在2009年6月落幕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选票大幅缩水，纵使部分“极左”政党稍有斩获，也难抵“左翼”的选票损失。社会民主党连续三次欧洲议会选票走低，一是由于欧洲选民尤其是中下阶层选民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发泄的对象。虽然当下金融危机的深化，固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所致，但是民众也不会将希望寄托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议会选举中的12个主要社会民主党中，只有瑞典社会民主党仍保留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其他社会民主党，不仅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诉求，在纲领和策略上与中右翼政党已无实质区别。对金融危机中金融监管、自由市场、就业、经济复苏等问题的政治表述不明确，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根本不能说服欧洲选民。二是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力求中间群体支持而采取的全民党战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使新兴的中间阶层更愿意选择比左翼党派更有危机处理经验的右翼政党;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定位从某种角度来说，意味着抛弃传统的中下层选民，所以这些选民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可以说，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放弃社会主义、福利主义传统价值目标等行为，不仅加速了传统选民的流失，也疏远了其与左翼党团的关系。
比如在英国，2010年大选中出现了“无多数议会”，保守党超越工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英国组成战后首个联合政府，保守党党魁任首相，工党结束了13年的执政历史。在德国，2009年第十七届联邦议会选举结束后，联盟党候选人默克尔以高出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466万张的选票赢得连任，与自民党结成联盟。反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大幅下跌，在州和地方选举中也惨遭失败，仅在五个州议会中占微弱优势。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社会民主党自1949年以来最低记录，时任联邦外长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不得不承认，这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最痛苦的日子，23%的得票率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全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惨败，政策右转、政党分裂是主要原因，现今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德国左翼党共同拥有45%的选票，这也成为其流失近25%选票的原因。
在眼下资本主义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作为左翼的资本主义批评者，本可以成为获益者，但保守主义政党甚至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却不同程度取得胜利。针对此种政治局面，德国《明镜》周刊采访了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腾·艾希教授，他认为如今几乎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区别，在国家内部只涉及哪一种资本主义运行得好，即政府的管理能力问题，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不存在决定性的差别。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困境反映出社会民主党的自身身份危机，也说明其执政策略并未给资本主义带来实质性的发展。
可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衰退形势，一部分是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于其不利，而更多反映出的却是社会民主党自身的缺陷。从当前欧洲的经济社会形势来看，金融危机难以维持社会民主党高福利的社会要求，而且保守党在经济全球化处理金融危机时，有些政策也是采取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利用执政的优势，抢夺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空间。从根本上来讲，欧洲社会民主党总是习惯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发展的需要来灵活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并做出相应政策的调整。但绝大部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在具体政策上与中右翼政党的纲领已无实质区别，更提不出替代方案;在与国内政党的合作上，因受思想的束缚又很难与其他左翼政党实现联合执政。再加之欧洲社会民主党过分媒体化、形象化，政党的基层组织丧失了宣传、沟通的功能，纯粹性地沦为选举的工具，这是欧洲社会党面临的挑战，也是几乎所有选举性政党的发展危机。
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危机的分析及反思
对于英国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失利，有激烈的批评者认为，新工党带来的不只是失望，更是一场灾难。在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新工党有成败有得失，“新工党”并不是一个用来掩盖政策空虚的宣传词汇。相反，“新工党”最初就论证了政治革新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政策议程;而且工党政府使英国享有了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同时还引入了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但吉登斯也指出，工党选举的失败有多方原因：一是工党执政初期要处理撒切尔时代的遗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保证有效社会政策经济繁荣是首要前提，面对撒切尔时代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只有采取谨慎的经济管理，才可能提高社会公正水平与增加福利开支。二是工党执政早期对媒体管理的失误，使民众认为工党关注的是表述而不是政策内容。所以，工党应该把某些改革当做原则事务，而非政治权宜的结果。三是金融危机中断了新工党发展的条件。金融市场重新需要政府的经济干预，开支的消减违背了新工党扩大社会投资的政策基础，仅是工党执政后期提出的某些议程(例如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问题等)成为了主流政治讨论的核心。
2009年德国大选巩固了稳定的“五党并立”政党体制，社会民主党下台，宣告了“新中间道路”的终结，究其原因仍是社会民主党缺乏旗帜鲜明的竞选纲领和策略，实践与理论难以保持一致。施罗德担任总理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了更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政策，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传统选民和党内左翼成员的支持。加之更为激进的《2010议程》和《哈茨改革Ⅳ》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导致了党内左翼、右翼的纷争和分裂。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前通过了《汉堡纲领》和《社会的和民主的》具有左翼色彩的竞选纲领，但执政政策却与纲领相悖。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新中间道路”改革，声称人民党希望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阶层，但德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使此竞选策略已败。社会民主党淡化原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流失的工人阶级选民转而支持左翼党;新生中间阶层没有固定的党派阵营，在经济衰退及赋税负担面前，他们选择支持自由主义政党来维护其利益。
国际关系学家马格努斯·莱纳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复制美国模式，并且“第三条道路”的宣言者假设欧洲金融市场能够如美国经济，保持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策略的局限和危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只是明示了这一政治错误：美国可以利用经济的“需求方”与其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维持政府的“双赤字”状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一体化深度和广度不够的欧洲市场不足以应对金融危机，使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第三条道路”虽然迎合了现实的需要却未能引导发展，那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要完成复兴，必须重新焕发民众对未来的希冀，重新宣传民主这一传统价值观念，重视社会平等问题，创新欧洲的金融统治方式，同时要对欧洲联盟进行必要改革，在世界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60余年，国情、党情的独特性决定了无论政府改革还是政党转型发展，都没有完全的实例可以效仿，但欧洲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仍有借鉴意义。
(一)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价值观、政治倾向的集中反映，是政党纲领、行为取向的理论依据。政党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继承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持并维护好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主观性和调适性，使执政党意识更具“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多少，“取决于一个政党能不能考虑、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现实政党政治中，政党意识形态通常会以政党纲领、执政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执政党能够代表最多数公民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有适度的弹性空间，西方学者称为意识形态的含糊性。“党的纲领不能过于明确……纲领的基本原则仍然必须是清楚的”，这种执政党纲领的定位，扩展了政策主张的回旋空间，减轻了意识形态的调整压力，既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危机，也能满足执政党对执政科学性与合法性的要求。相反，执政党意识形态过于僵化，妨碍到政治思想的多元化，若不及时对意识形态和纲领做出调整，必然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危害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保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要尊重、引导并促进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形成理论、道德、制度“三大”自信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的常态化、理性化发展。
(二)以组织结构改革来推动党的民主化
法国学者迪韦尔热通过对政党发展不同阶段的考察，把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并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了“现代政党”的概念。迪韦尔热指出，从组织上来讲，只有具备了决策委员会、支部和基层组织这三个构成要素，才能称其为现代政党。但依据其“现代政党”概念，却无法解释当今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许多地方党组织仍然保留“党的核心会议”这种具有早期政党——干部型政党的结构特征。若单从形态上判断美国政党属于非现代政党，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现代政党”并不代表政党实现了现代化，相反，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引起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强烈变化，“现代政党”在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上也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社会结构的改变，使现代化政党由原本是诉求单一团体利益转变成依赖多元的政治组织;政党逐渐弱化意识形态，将政党宣传焦点放在经济发展及政治利益上。可见，单纯把组织结构作为执政党现代化的依据是不恰当的，重要的是树立执政党的组织权威，看执政党的组织机制能否推动党的民主化，能否满足现行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并且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凝聚更广泛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现今所担负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在政治分权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的理性政治参与，将政党权威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积极性有效结合起来，在稳定中改革并求发展。随着中国的社会组织、基层团体数量的大大增加，如何给予社会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如何激发社会的政治潜能，如何有效地平衡合法权威和理性参与，必将成为检验并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构建“政党一政府”的合理关系
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政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政党执政后会发生一些变化，执政党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机制。因为与其他政党相比，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较强。但是，如果执政党侵占了国家资源，那么这个政党就无法生存下去(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是一个力证)。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有所削弱，政党通过党员进行社会化、利益表达和整合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其他社会组织(例如社会运动、民意调查机构、独立媒体、利益集团等)所取代。若社会中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是在政党控制或影响之下，而不是独立行动，那么政党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会得到增强。总之，政党在执政之后，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控制会相对集中，推进“政府一政党”关系的现代化，要明确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界限。政府总有一定的自主权，近几年，政府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拥有着比以往更多的能动性，中国政党一政府的关系日渐科学化、合理化。
(四)促进政治社会化，提高执政合法性
扩大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合法性一般讨论的是政党政治价值问题;而法国学者马克·夸克又提出合法性的另一层含义：政治合法律性。对于执政党来讲，拥有政治合法性是前提，政治合法律性则是执政党经过法律程序的一种形式;执政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维护、加强执政的合法地位。从合法性的两个层面含义出发，一是要保证政府的执政科学性，合公意、得民心;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严格规范党内纪律，严惩腐败乱纪者，树立政党信任。二是在此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党竞争及政党参政，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为执政党现代化创造一个政治稳定、兼顾效率的制度环境。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收入、行业差异较大，如何有效推进国家利益观的历史继承、取得广泛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保证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抑制并缓解政治权力异化现象，推进政治社会化是中国共产党提高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逐步获取政治实践知识和能力的过程，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过程。作为执政党，可以从家庭、学校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手，进行对社会成员政治知识、价值、态度和政治认同的培养;以大众传播为媒介，形成社会成员与政府的双向互动，以及问政与参政的有效结合;加快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发动社会组织的政治社会化力量，促进国家、政党、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程，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社会各界转而重视左翼的政治价值和政策主张，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大选中遭遇惨败，错过了难得的政治机遇。金融危机中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困境，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反思，学者提出的回归左翼、强调社会正义、创新金融监管、加强欧盟合作等策略也是合理可行的，但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缺陷，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复兴任重道远。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的挑战，更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凝聚共识和力量的民族复兴之路。
有机合成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不成词语素主观性被动义原因
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许多定位语素都是从不定位语素演化而来的。语素“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化过程：结构上，在古汉语中是成词非定位语素的“可”，在现代汉语里分化成不成词非定位语素及不成词的定位语素；功能上，“可”作为不成词语素粘附于一个实义单位上，构成的新词具有主观性，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含有被动意味。同时，“可”在作为不成词定位语素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作类前缀，“可X”随着搭配成分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成分可以进入“可X”。现代社会中“可”作为不成词语素，尤其是作为类前缀应用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文拟对“可”的构词原因进行探析，一方面从个别到一般地验证“现代汉语中许多定位语素是从不定位语素演化而来”这个结论；另一方面，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对教学与生活运用有所启发。
一、不成词语素“可”构词特点
（一）结构上
1.“可”为不成词定位语素
（1）可+动词，“可”意为“值得；可以、应该”。分为以下两类：可+表心理状态的单音节动词，如：可爱、可喜、可恶等。“可”表“可以、应该”，弋丹阳认为“构成的新词从意义上看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表示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情感态度和主观判断……目前能够与类词缀“可”构成新词的单音节动词，大部分是这类动词。”[1]。可+其他单音节动词，如：可靠、可取、可行等。“可”表“值得”，“可”不仅强调了动词义，而且在原动词义基础上加强了肯定。
（2）可+名词，“可”意为“适合”，构成新词含有表达使人感到满意的情况。分为以下两类：可+名物名词：可口、可人、可身等；可+表心理活动的抽象名词：可意、可心等。
2.“可”为不成词不定位语素。构成新词也带有一定主观性：可以、许可、宁可等。
通过对搜集资料的调查进行比较可知，在使用频率上，“可”为不成词定位语素的构词频率要高于“可”为不成词不定位语素的构词频率。此外，“可”也可与双音节或者多音节动词或名词结合，如：可持续、可观性、可再生性等，这些词语也带有主观性。
（二）功能上
1.“可”字词语含主观性。实词在语法化过程中，通常会在一定词汇意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可”本义为“许可”，“许可”包含了“主体”“预期/条件”“满足”这三个语义要素。“可”的这三个要素所形成的语义框架显然包含了主体的主观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可”由表“许可”义发展到现在的不成词语素，与其主体主观性特征的语义框架密不可分。
2.“可”字词语多含被动义。主动―被动变换反映了一种比较强的及物性关系，它是就谓词和受事两者的关系而言的。一般来说，如果无受事则无从转变为被动句，如“他跑了”。王力《汉语语法史》认为：“‘可’字表示被动的能。在上古时代，‘可’字后面的动词一般都有被动的意义。”[2]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论述：“动词前加‘可’‘足’等字……作用和形容词相同。例如：……士可杀，不可辱。……这类句子的主语，在意义上多数是后面的动词的止词（动作的止点），所以这些动词也含有被动意味。”[3]王鸿滨（2001）具体探析了助动词“可”的被动意义：助动词“可”大都用在主语是受事的句子中。如：北方可图也。此例中“图”不带宾语，它对于主语来说含有被动义。再如：我曲楚直，不可谓老。此例中“谓”带有宾语，含有被动义。有时“可”后动词虽不表被动，但动作行为却是外力促使它发生的，就主语而言仍含受事义。如：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4]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可”字的被动意味是在“可”字结构与意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不成词语素“可”构词原因
（一）“可”常处于修饰位置。《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可”意为：表示同意、准许；可以、能够；值得、堪；符合、适合。指限在某个范围内；尽着。副词。姓。[5]从意义上来看，非成词语素“可”的意义主要来自前四个义项。下面我们就考察一下与非成词语素“可”密切相关的前四个义项的来源与变化：
据《说文可部》：“可，也。”“”即“肯”，《说文肉部》训，“骨间肉。肯，肯箸也。”“肯”是固定在骨头上的肉，故有“定”义，对事物作肯定即“认可、许可”。可知，“可”本义“准许、许可”，是动词。此时，“可”后出现或隐含体词性词语，如：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此时“可”表许可某种行为，这也表示主观上认为该行为应该（可以）进行，由此引申指“（认为）应该、值得”，如：汝欲返性情而无由入，可怜哉！这类表意重心倾向“可”后动词，“可”只是对这些行为进行表态，这种“可+V”结构推动动作性弱的“可”演化为助动词，表示“认可、适合”。同时，“可”还虚化为“可以，能够”。从历时看，“可”由本义发展为放动词前意味着“可”已有了向修饰性成分转化的迹象，随着“可”的修饰增强，它的意义不断虚化。加上语言“类推机制”，使得“可”作为不成词语素的构词不断出现。[6]
（二）类推机制。“可”作为不成词语素尤其是不成词前定位语素的形成，靠的是类推机制。沈家煊在《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指出：列文森（Levinson）把推导的隐涵义分为一般隐涵义（GCi）和特殊隐涵义（pCi）两种。沈指出：“‘隐涵义’地位的变化一种十分重要的语义演变过程是pCi―GCi―Sm（固有义），即词义引申是从‘特殊隐涵义’开始的，用例不多，要靠语境来逐步推导，后来这样的推导反复进行并且扩散开来，不需要靠语境和逐步的推导就可以直接得出相关的隐涵义，其地位也就变成了‘一般隐涵义’。”[7]“一般隐涵义”再进一步固化，就变为语词的“固有义”。“可”由古代汉语中的成词定位语素逐步虚化为现代汉语中的不成词定位语素，首先是由特殊语境逐步推导出“特殊隐涵义”，“特殊隐涵义”再在反复使用中成为“一般隐涵义”，“一般隐涵义”到最后固化为“固有义”。
（三）词汇化机制。一般来说，词汇化的基本条件是：原有的两个分立成分线性顺序上邻近；语义上有一定改造；使用频率高。除了以上三个条件外，“可”字词语词汇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受事宾语话题化。汉语的特点是，在主语省略不说的情况下，受事宾语经常被话题化，放在句子的开头。如：北方可图也。这句话的正常语序应该是：[隐含主语]可图北方也。现代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饭可以吃了。这样话题化的结构用得多了，“可”字词语也就逐渐词汇化了。这也是为什么“可+V/n”结构主语往往是受事的缘故。如，可恶，“恶”隐含着受事宾语是“被厌恶的”，“可”与“恶”高频组合发生了词汇化，从句法层面转入了词汇层面，由此“可恶”变为了一个形容词。同时，“可”与其他词语组合变为形容词后，“可”与结合词之间词的界限消失，这样，人们就习惯于把“可”字词语看作密不可分的单位。
2.汉语的音节结构趋向于双音节化。“可”是一个音节，“可”后V/n如果也是一个音节，就很容易被逐渐重新分析为一个词。实际上，词汇化了的“可”字词语大部分是双音节。如：“可以”是一个跨层结构形成的双音词。所谓跨层结构，是指“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成分在发展过程中跨越原有的组合层次，彼此靠拢，逐渐凝固，最后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体，这种新的结构体可称之为‘跨层组合’”。[8]“可”和“以”原本是两个词，由于“可”和“以”在线性顺序上邻近并且都是单音，再加上古汉语里，介词的宾语常常可以因为在语境中不言自明或在上下文中已出现而被省略，“以”的支配对象经常空缺，促使“以”前附于“可”，二者最终粘合为词。
（四）语法化机制。语法化机制在“可”由成词定位语素虚化为非成词语素的过程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沈家煊在《“语法化”研究纵观》一文中列出的语法化的五条原则基础上把“语法化”规律补充到九条（下面所例举九个原则的前五个）：并存原则、歧变原则、择一原则、保持原则、降类原则、滞后原则、频率原则、渐变原则、单项循环原则。[9]
“可”在虚化为不成词语素后，本身的实词意义还存在，这种虚实共存的现象，既符合“并存原则”，又符合“滞后原则”，所谓“滞后原则”，是指“语形的变化总是滞后于语义变化。其结果是语言中普遍存在一词多义，即同一个词（形）既表实义又表虚义”[9]。当“可”的多种并存形式经过筛选和淘汰，缩减到“值得；可以，应该；合适”三种意义的时候，又很好地体现了“择一原则”。其次，“可”作实词时是高频动词，之后随着逐步的推导、扩散与固化，虚化为现在的不成词语素，很好地体现了语法化的“频率原则”和“渐变原则”。再次，“可”虚化的意义与实词意义存在关联性，符合“语法化”的保持原则。以上分析都说明，“可”的虚化是“语法化”的必然结果。[2]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论述了不成词语素“可”的构词情况，这些构词带有主观性并大部分含有被动意味；接着我们从“可”常处修饰位置、类推机制、双音化机制、语法化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不成词语素“可”的构词原因。从“可”的构词分析，我们能够很好地看出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轨迹：汉语中许多不成词语素都是在汉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成词定位语素转化而来的。这为以后更多“可”词成分的出现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及预测，同时也为教学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戈丹阳.类词缀“可”的构形和虚化[J].现代语文，2010（6）.
[2]王力.汉语语法史[m].商务印书馆，1989.
[3]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2010.
[4]王鸿滨.《春秋左传》中助动词“可以”探源[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1（2）.
[5]现代汉语大词典[K].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111.
[6]齐春红.现代汉语语气副词“可”的强调转折功能探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
[7]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