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贸易篇1
11月1日，亚洲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水产专业展览会――第16届中国(青岛)渔业博览会盛大启幕，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多家参展商及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万名采购商、贸易商及专业人士云集青岛，洽谈交流合作，共寻商贸良机。辽渔集团充分借助这一世界渔业企业贸易交流的重要平台，向世界和中国全面展示了海洋捕捞、冷链物流、水产品交易、水产品加工、贸易等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实力，为“十二五”期间全面实施水产品大贸易战略起到了助推作用。展会期间。辽渔集团向中外客商推介了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远洋”牌系列产品；举办了来自日本、欧美、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逾百位客商参加的贸易洽谈交流会。与众多客商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和意向。特别是与日本水产厅合作参展，进一步加深双方的贸易合作；与北美和俄罗斯等客商进行了充分接触和洽谈，进一步拓展了北美和俄罗斯市场，为推动水产品大贸易战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充分展现出中国渔业龙头企业以大合作带动大市场、以大贸易促进大发展的巨大潜能，彰显出企业致力打造世界一流中国海洋渔业旗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新兴产业集团的战略雄心和前瞻布局。
“十二五”开局以来，辽渔集团紧紧抓住国家发展海洋经济、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建设和大连全域城市化的多重战略机遇，立足“中国第一、世界一流”发展目标，牢牢把握科学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大趋势，加快推进“三大主业”协调发展，确立了“大贸易、高技术、抢资源”和渔业全球化的战略方针，紧紧抓住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全面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加大力度开发欧、美、日、俄等贸易市场，促进形成国际化大贸易格局。以“都市渔港”建设为引领，通过积极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冷链物流园区、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搭建网上信息交易平台，拓展国际船代业务优势，加快实施远洋品牌战略，建立第三方食品检测中心，全面推动水产品大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辽渔集团“远洋”产品已有30多年的历史，以安全、天然、美味、健康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在展会上受到众多商家的广泛关注和青睐。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实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需求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辽渔集团将更加注重食品安全，依托“纯天然远洋捕捞产品”的定位，通过质量、环境、健康、安全一体化管理和全面标准化体系认证，实现标准的全覆盖，确保辽渔集团食品卫生生产安全；通过快速完善建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全冷链过程操作，确保辽渔集团食品卫生流通安全；通过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增加辽渔集团食品安全公信力，实现海洋食品主业的革命性成长，把“远洋”打造成中国海洋天然食品第一品牌，为百姓提供健康安全海洋恩赐，引领海产品消费新时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企业的大发展和新跨越。
辽渔集团与日本是长期的贸易合作伙伴，双方有着长久的友好贸易关系，曾多次合作举办海洋食品交流会，通过双方的交流合作，辽渔集团的综合实力和良好信誉得到了日方政府的信赖和认可。今年“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的水产业全面陷入低迷状态。受国家农业部委托，辽渔集团在渔博会上全力协助日本水产厅参展，展示和推介了秋刀鱼、鲑鱼、鲣鱼、金枪鱼等日本著名的水产品，而且还协办召开了日本水产品安全和灾后复兴说明会，灾后首次面向中国和世界介绍其水产品安全性、水产业灾后复兴情况，让中外客商全面了解目前日本为保证水产品安全性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和取得的较好成果，为推动中日渔业贸易取得更大发展、实现双方持续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中日两国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
渔业贸易篇2
关键词：渔业反补贴反补贴调查预警应诉
一、国际渔业反补贴:定义与性质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
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起诉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起诉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 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2]陈静娜,wto渔业补贴谈判探析[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2)
渔业贸易篇3
关键词：渔业反补贴反补贴调查预警应诉
一、国际渔业反补贴:定义与性质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
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 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2]陈静娜,wto渔业补贴谈判探析[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2)
渔业贸易篇4
【关键词】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环境/经济开发模式/演迁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6-0116-06
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人类就根据其所生存的环境选择他们的生存方式，环境的变化足以引起生存方式的变化。本文即试图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海洋环境下传统产业渔业以及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探明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模式演迁间的关系。
一、明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
《博物志》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即瓯越、闽越乃至吴越民族都生活在海洋环境中。宋朝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也说，东南沿海有一群人"生于海上，居于舟船，岁潮往来，捕鱼为活"。沿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依然说到"以舟揖为宅，捕鱼为业"的生计谋求，江苏的太仓、上海的青龙镇都因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而远近闻名，浙江乍浦、澉浦因发达的海洋贸易而成为东南巨港，乍浦还发展起海洋盐业。蓝鼎元则在《福建全省总图说》中指出："宇内东南诸省，皆滨海形势之雄，以闽为最。"[1]正因为福建依山临海，资源丰富，海岸线漫长曲折，沿海港湾众多，省内海域辽阔，水产种类繁多，海洋和滩涂面积巨大，顺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发展海洋渔业、海水养殖业和海上交通贸易业便有了广阔的空间。
譬如福建地貌的总特征是山多平地少，平地（包括沿海平原、盆地谷底相对平坦之地）只占全省总面积的5%，且分布于沿海，而农业主要是一种平地经营的行业，适于开辟耕地的就是零星分布着的沿海平原和河谷盆地。耕地的分布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分布，几乎80%的农业人口也只能密集于沿海的平原和盆地中，人地矛盾渐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身居沿海的人民自然会把开发利用海洋当作解决人地矛盾的途径。
既然海洋自然环境为人们开辟农业以外的生存途径提供了便利，明清时期海洋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成了驱动人们发展海洋产业的巨大动力。农民受利润的牵引，按照市场进行生产的倾向日益明显，经济作物在部分地区农业经济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时的《漳州府志》记载，这里的多种经营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俗种蔗，蔗可糖，利较田倍。又种桔，煮糖为饼，利数倍，人多营焉。烟草者，相思草也，甲于天下，货于吴于越广于楚汉，其利亦较田数倍。"[2]有的人干脆弃田离家，跻身于商品流通的大潮中。晒盐、煮盐绵延于沿海各盐场，"靠海吃海'成为当地人的生意经。
从国际环境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开始从大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变，海洋经济正向全球化扩展。资本主义国家为其原始积累也四处寻求财富，东南沿海正处于海外贸易要冲地带，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需要也有能力进行贸易，因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已成自然之势。
除此之外，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明清政府对于沿海地区的政策，这是决定沿海人们开发利用海洋方式演迁的关键。可以说，海禁政策是明清政府海洋政策的基调。在明初，朱元璋旨在消除方国珍等残部，到明中叶主要是为了防倭寇。在清初，又是为了殄灭郑成功部。政治安全的考虑可以压倒一切。在其他时段，海禁的思想仍占据着上风。万历时沈德符就感慨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既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积愤称兵。"[3]沈德符认为豪右阶层不但不会在海禁政策中有丝毫损失，反而能利用海禁政策排斥贫弱小族，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又如明政府在沿海设置卫所，却多呈点状分布，未形成完整的线带防线，因而在设置了卫所之处，海上贸易销声匿迹了，在没有设卫所或海防设置薄弱之处，海上贸易却又长了出来。
二、明清东南沿海经济开发模式演迁示例
在上说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背景下，我们试图以传统产业--渔业和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来看看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经济开发的历史。
渔业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传统产业，沿海仍有大量的渔村存在。只是它已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
就政府的海防来说，渔民处于海防斗争的最前线，与海防安全关系极为密切，与倭寇或海盗互助勾结的可能性也很大。政府基本禁止了渔民下海捕鱼。由于渔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就是下海捕鱼，一旦无法下海捕鱼，他们的生计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因渔禁令而造成的人口游离问题对社会治安也很不利，海氛不靖更是必然之事。因为沿海驻防官兵需要开支，政府曾把禁渔令限制在禁远洋采捕和禁私造船只下海采捕上，让近海渔民捕鱼合法化，向他们征收渔税或部分所得供给军需。因为"远"的概念不甚明确，有些官员便尽量缩小可采捕范围，使渔民渔业生产遭受打击。苛重的渔税往往让渔民不胜其负，再加上海外渔产品的进口冲击沿海渔业市场，海上私人贸易兴起也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沿海渔业的作业环境。所有这些都要求沿海渔民实施经济开发模式的转换。
海禁时期，近海捕捞是渔民生存的主要方式。这是在海禁政策下被动地选择自我生存的途径，却也只是糊口而已。人们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便冒险向远洋展足。据台湾学者曹永和先生研究，大陆沿海渔民到台湾进行捕捞的形成期是在明代，高潮期在明末清初。"一六七三年前后，自金门、厦门、烈屿等地，每年约有渔船三百到四百艘来至台湾，来台的渔人约一万人左右。"[4]这种远洋捕捞由于风险较大，往往需组成集体行动。渔民巨大的集体力量不但令官方无法阻止，即使要阻止也难于实行。此外，由于海禁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的生产空间，使渔业的生产资源减少，在这种环境下，既想得到更多的生产资源又不想违抗政府的禁令，渔民发展了滩涂养殖业。如福建泉州陈埭是"以海为田"的渔村，"在明末清初，该村用于养蛏的海荡多达二千余亩"[5]。可见，即使生存的条件再怎样艰难，求生的欲望始终还是会令人类寻找到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途径。正是渔民的艰辛摸索为近代渔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大部分渔民仍从事与渔业有关的行业外，另有一部分渔民则纷纷步向新的行业。在新的选择中，下海经商是一种基本的选择。海禁让渔民生存面临压力，"捕钓渔利少资糊口"[6]，福建崇武人民在渔汛期驾船出海捕鱼，淡季时改渔船为商船，载货往台湾贸易。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也刺激了一批胆大渔民参与。再加上渔船可在近海捕捞，即它首先拥有可下海的特权，这就使海商纷纷把眼光放在渔船上，寻求让渔船载货贸易的方法，作为船主的渔民自然地会成为其合伙人或者自己贸易。这实际上是利用了政府政策上的漏洞进行的又一生存选择。
此外，海盗和政府官兵也成为渔民适应海洋环境变迁的两种选择。"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7]渔民对海上环境最为熟悉，也最便于转化为海盗。值得一提的是与转化为海盗相反，也有一部分渔民转化为官兵，形成以毒攻毒的局面。本来海禁政策部分是针对渔民的，在这政策的压力下渔民倒是归顺于它并成为其忠实拥护者，反过来对付同由渔民转化而成的海盗。
对于相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来适应。明清时期的海洋环境让东南沿海渔民改变了其固有的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这种环境面前为自我生存、自我满足而创造了多种的选择。适应的过程中有妥协，又有反抗，这其中包含着艰辛，也包含着创造。
如果说，渔民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产生了多元化的转变，那么私人海上贸易则是反抗政府政策的直接行动。
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原本具有合法性的私人海上贸易被朝廷视为非法。但沿海人民并没有因政府禁令而驻足，他们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环境，或者利用上层官僚对"海禁"和"通商"的不同选择带来的时禁时通的机会，或者利用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带来的漏洞继续赚取自己的利益，甚或公然采取反对政府的暴力行动。即使适应得艰辛，却有不少人加入，政府的禁令在沿海人们的反抗中终于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
明中叶以后，各阶层投身于违法的海上贸易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风气。在上海，"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舢舻相接，帆樯比栉"。"第今东南隐患，又不但此，顷抚臣奏言；闽地斥卤荛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九也。"[8]明人郑晓说：明中叶东南地区的"相率入海"者的身份，有凶徒、逃犯、被罢免的官吏、僧侣、失业者、不得志的书生等，因意愿不能得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向导）"[9]。这些人中，不仅有一般贫民百姓、流氓棍徒等失意之八，更有许多富家地主、巨姓大族，他们禁不起海上贸易中高额利润的诱惑，纷纷投资于这一新兴行业。顾炎武曾说："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10]"明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11]可见，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已充分渗透到各个阶层。在这些阶层中，官僚阶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政策经常在他们那里被执行得百种千样。士绅阶层不仅作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参加者，更作为其庇护者，私人海上贸易由此取得了一条便利发展的渠道。
在陆上，乡族作为一个集体起着对同乡人的保护作用。在海上，散商们也会根据实力大小、资金多少形成一个集体来共同对付遇到的难题。明中叶，闽南改变以往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受朝贡贸易支配的态度，以自由商人的姿态积极进行贸易，并组成集体谋求生存。抑或由有钱人出资，雇佣贫民进行海外贸易。一只商船，依附的商贩数以百计，"皆为四方萍聚雾散之徒"。这些商贩或小民一方面要受船主压迫，一方面又要依赖于船主。船主以其豪富势家的特殊地位可以给予散商、小民从事贸易活动以帮助和庇护，而船主也可以依靠散商、小民的海贸活动而免去海上风险，又可获利。船上雇佣技术分工尤为详细："每条海船除船主之外，手下有财副一人，作为船主的副手，又有总管一人，统理船中的事务，代船主传呼，负责战斗用器的称直库，上樯桅了望观察的叫阿班"……[12]船上安排详尽，且有武器，也有负责了望的，可见众商已安排了怎样对付官兵追击或海上被抢的方法，以求自保。除自身采取武装自卫外，船主还尽量依仗豪富大族的庇护来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明代《筹海图编》中就说：漳泉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大多依仗着著姓宦族在背后的支持。当外国商船停泊在近郊时，就张挂着这些人的旗号与之交易，任何人都无奈其何。若将这些异物奇货运往其他地区，甚至有借用其关文，役使官吏差夫护送出境直达京城的情况"[13]。可见散商们组成集体，一方面倘若船主已役使了官吏，形成集体也可对付除官吏外的压力，而他们与船主之间的微妙关系则在他们共同对付外力时体现出来。为了共同的利益，险恶的海上环境、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形成合力，共同应付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除去险恶的海洋自然环境不说，如果单说当时的社会环境，要使自己便利地获取利润，一条有效的途径是贿赂。在权力与金钱交易中，沿海商民纷纷冲破政府禁令，利用自己买来的机会进行着求利行为。商民能获此机会，与政府下属官员对金钱的贪欲有关。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提到官商之间受贿与纳贿的心态："自纪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一伙豪右奸民倚借势官，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阎省福州及苏杭买卖文引，载货物出外海……禁愈急而豪右出没愈神，法愈严而衙役卖放更饱，且恐此辈营生无路，东奔西窜如李旦、黄明佐之俦？仍走夷乡，代为画策，更可虑也。"[14]纳贿者为谋求高额利润而纳贿，受贿者也觉得可息事宁人，为自己受贿寻到了借口。但无论如何，纳贿和受贿都得承担巨大的风险，因而并非每个商民都乐于纳贿。一些商民为了把这笔钱省下，宁可冒险采取其他方式。再者，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自身形成一股海上势力可以成为长远的保护自我之策，于是，海上武装集团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海商集团的形成多随倭乱而起，而明代中晚期的所谓倭乱多为闽浙沿海商民所致，政府在这种时候更是施行严厉的海禁，且把海商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这种给予海商的定位使得海商被逼到官府的对立面上，所以，海商的"亦商亦盗"的特征便显示出来。如福建沿海出现的海商集团就不少，如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但发展最为壮大的应属郑艺龙海商集团，该集团也最典型地体现了海商是如何利用集团力量去适应当时的海洋环境的。要发展大规模的海贸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组成集团是一个较为冒险却又最能形成自卫能力的方式，集团力量发展得好，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官府，使官府束手无策，从而大大方方地行商。当时还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郑氏集团也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郑氏集团才得以吞并其他海商集团，抵制荷兰殖民者势力的侵入，从而完全占有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此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15]。郑氏集团成为东南一隅堪与官兵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凡欲出海经商者，向郑氏纳钱就可乘行，这又进一步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力量。明末官府在福建沿海再次实行海禁，加上多年荒年的影响，郑芝龙从广东载口粮安抚百姓，百姓归之若流水，郑芝龙的势力更加发展壮大。
组成集体、贿赂官府、形成武装集团这三种适应方式并非孤立，它们之间也常常相互交叉。如集体海商也常会贿赂官府，甚至海商集团也是如此。集体海商的组成方式也与武装集团式海商相似，分工详细。集体海商、贿赂官府的主体一般是散商，而武装集团式海商则是将散商固定于集团内，有纪律约束，对其集团有权利也有义务，不像前两者既可自由组合又可单独行动。面对相同的海洋环境，沿海人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过从总的趋势看来，形成一种集体力量来适应当时的环境是主要趋势，毕竟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
转贴于 三、结语
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上的逆转确实给沿海人民造成不小的压力，这种内向、紧缩的海禁政策被用来对付来自内外的问题，只是使得中华帝国的脆弱暴露殆尽。东南沿海民间力量抓住其中的薄弱环节，利用各自的方式展开适应海洋环境的活动，并从而发挥各自才干，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海洋经营活动方式。渔业与私人海上贸易固然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适应海洋环境的全部活动内容，但是，作为传统行业的渔业已在适应当时环境中或向近代渔业迈进，或走向了别的行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作为新兴行业的私人海上贸易则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冲破海禁政策的禁锢，实现着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积极谋求在不利的海洋环境下的经济开拓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官府海禁政策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为近代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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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贸易篇5
中国渔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期和近年来的调整整顿，步入了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素质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对渔业经济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极大地调动了渔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我国渔业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水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自1990年起连续十几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渔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水产品需求，扩大了水产品出口，而且为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了渔民的收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渔业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减缓海洋捕捞产量高速增长对资源造成的压力，对海洋渔业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自1999年开始，首次提出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的目标，后又进一步提出“负增长”的目标对海洋捕捞强度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制度。自20__年起，为减缓新的海洋制度实施对我国海洋渔业造成的影响，国家实施了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连续三年由中央政府出资对渔民报废渔船实施补贴，引导渔民压减渔船，退出海洋捕捞业。近年来我国水产品产量增长幅度保持在3－4％左右，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其中养殖产量增长幅度较大。而捕捞产量已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20__年水产品总产量达4565万吨，较上年增长4％，其中海洋捕捞产量1433万吨，比上年下降22％。
由于国家加大了渔港和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在产业政策上予以扶持，我国渔业整体素质和现代化水平有一定提高；同时由于坚持了以市场为导向，及时对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进行调整，狠抓产品质量，使渔业效益明显提高，渔业产值和渔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二）水产养殖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且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业已从过去追求养殖面积扩大和养殖产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品种结构调整和产品质量提高。新的养殖技术和新的养殖品种不断推出，养殖领域进一步拓展，名特优水产品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工厂化养殖、生态健康养殖模式迅速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发展势头迅猛，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逐步提高。20__年水产养殖面积达6815千公顷，养殖产量达2907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2％和平解决％，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达64％，其中名特优产水产品的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明显增加。
（三）水产品贸易持续增长，远洋渔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渔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渔业发展格局。随着国家减船转产计划和发展远洋渔业的优惠政策的实施，远洋渔业特别是大洋性公海渔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入渔船数和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管理更加规范、目前，我国共有1800多艘远洋渔船作业于世界三大洋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管辖海域、问时我国水产品国际贸易近年来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优势水产品的出口市场已基本形成，除日本、韩国、香港等传统出口市场外，对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形成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的国际市场格局、20__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总量4576万吨。贸易额的6亿美元其中出口208.5万吨，出口额46.9亿美元，水产品已成为各地农产品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特别是在养殖水产品出口方面；鳗鲡、对虾、贝类、罗非鱼、大黄鱼、河蟹六大类名优水产品在国际市场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四）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行了严格的禁渔期和禁渔期制度，严格控制捕捞强度，对捕捞渔船进行大规模压减，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1995年起，中国政府在东黄海全面实行伏季休渔制度，自1999年起将休渔范围扩大到南海、目前，中国沿海已全面实行了2－3个月的伏季休渔制度；休渔的渔船达11万多艘，涉及渔民100多万名、该制度实行已经9年，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渔业资源的养殖养护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自20__年起，我国长江流域首次实行禁渔期制度；20__年将禁渔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禁渔范围包括金沙江江段以下长江干流和主要通江湖泊，涉及渔民5万多人、目前我国的主要湖泊也已普遍实施了禁渔期制度，有的禁渔时间已长达半年，青海湖自20__年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封湖禁渔制度。各地还加大对电、炸、鱼等非法作业万式的查处力度，加大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在此基础上，各地还积极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对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当前中国渔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相当突出，产业结构深层次的问题仍十分尖锐。由于陆源污染依然严重，一些鱼虾生长繁殖和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场所被严重破坏，部分水域渔场出现“荒漠化”现象。虽然近年来我们采取许多控制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但非法建造捕捞渔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捕捞强度并未得到根本控制，我们在资源和渔船管理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
（二）受新的海洋制度影响，海洋渔业面临严峻挑战、随着新海洋制度的实施，大批海洋捕捞渔船要撤出部分传统作业渔场，使近海渔场变得更为拥挤，海洋捕捞渔民面临转产转业的压力．但由于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渠道狭窄，资金缺乏，减船转业的难度大；加之资源衰退，渔业生产成本上升；渔民生产生活面临很大困难。同时由于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变化，渔民还难以完全适应，涉外渔业事件增多，渔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涉外渔业管理难度加大。
（三）水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出口贸易壁垒增多，影响了我国水产品市场开拓．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了许多针对我国水产品的贸易壁垒措施，贸易纠纷增多，由于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处理贸易纠纷的机制不成熟，使我国水产品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加之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管理体系尚不健全；质量安全监控手段薄弱制约了水产品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开拓。
（四）水产养殖水域规划和管理问题日渐突出，苗种引进和病害防治体系和手段滞后，制约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三、今后发展重点和措施
（一）继续推进渔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是继续实施减船转产规划，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严格控制捕捞强度，根据国务院批准由我部下达的《20__年-20__年全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严格控制新建和购买在我国管辖海洋生产的捕捞渔船，重点压减拖网、机张网和定置作业渔船，实现压减3万艘捕捞渔船的目标。
（二）扶持和鼓励养殖业健康发展，提高发展养殖业的发展质量。重点是抓好养殖水域的规划，确定科学的养殖容量，鼓励和推广生态养殖方式，加强养殖业管理；防上养殖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加强水产苗种和病害防治体系的建设，推广健康养殖技术，实现鱼塘到餐桌全过程质量管理，提高养殖产品质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名特优新水产品养殖，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优质水产品；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增加注农民的收入。
（三）引导远洋渔业、加工业和休闲渔业，推动渔区经济全面发展、继续按照“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实施好《远洋渔业发展规划》，保持远洋渔业健康发展、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政策扶持、加快发展的思路，积极组织公海渔业资源探捕，通过加强双边、多边合作，推动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目前，与渔业发展相适应水产品加工业和渔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要继续支持和引导水产加工业的发展，扶持龙头企业，形成加工企业与渔民相结合的产业化生产方式，带动渔业效益的提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率先从渔港建设和搞活渔业流通着手，加快渔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渔区经济全面发展、要因地制宜开发集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渔港经济；加强中心渔港建设，建设以渔港为中心、以批发市场为纽带、以人工鱼礁垂钓为热点、以餐饮、休闲娱乐为补充的资源良好、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现代化渔业小城镇，充分吸纳转产转业渔民就业。
渔业贸易篇6
20*年，全市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170亿元，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39万吨，实现水产品产值132亿元，水产业总产值达到309亿元。其中海洋渔业增加值达到58.8亿元，占农业增加值的65%；完成特产税3.2亿元，占全市农业特产税的86%，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1%；渔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7618元，是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7倍。可以说，海洋与渔业经济已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村经济的主导行业、地方财源的中坚力量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保证。经过调整，渔业内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活力明显增强，效益明显提高。经过调整，渔业内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活力明显增强，效益明显提高，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布局逐步优化。在渔业内部，行业结构趋于优化，资源配置日益合理。全市捕捞产量由*年的112万吨调整为20*年的101万吨，养殖产量由125万吨调整到138万吨，捕捞、养殖、加工三个主导行业的产值比由1:1:1.2调整为1:1.3:1.5，实现了以捕捞为主向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的重大转变。在渔业外部，传统的渔业产业链条被拉长，海洋医药保健、船舶修造、海洋运输、盐化工和滨海旅游迅速崛起，初步形成了以海洋食品和船舶修造等为主的海洋第二产业，以滨海旅游和海上运输等为主的海洋第三产业，一个以渔业为基础、门类较齐全、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海洋三次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2、新的经济增长点迅速膨胀。远洋渔业增势迅猛。*年以来，全市新上远洋渔船近69艘，现有远洋渔船总数86艘，作业领域拓展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作业方式发展到鱿鱼钓、金枪钓、拖网等，初步实现了由过洋性捕捞向大洋性捕捞的转变。名优养殖迅速崛起。两年来，全市新上海参围堰养殖7000亩，虾池造礁增殖5000多亩，新增海参养殖1.5亿头；新上鲍鱼筏式养殖1000亩，筏养总面积达到约*亩，新增鲍鱼养殖5000万头；新上工厂化养鱼4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达到80多万平方米；新上网箱养鱼8000多个，总数达到2.3万个，深水网箱从无到有，发展到100多个。名优养殖产值占养殖产值的比重达到35%以上。精深加工日新月异。全市新上精深加工项目30多个，新增加工面积15万平方米，培植了“好当家”、“泰祥”、“威东日”、“宇王”等一大批精深加工骨干企业，全市有100多家企业通过了HaCCp、iSo9000等各种国际质量、卫生标准体系认证。精深加工产值占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5%以上。休闲渔业快速发展。全市先后有西霞口、好当家等10多个企业投资发展休闲渔业，开发建设了成山头、小石岛等一大批休闲渔业区。海洋运输，西霞口水产集团、石岛供销集团先后开通了到韩国的客货运输航线，全市家渔业企业建立了远洋运输船队，发展货轮50多艘，从事国际、国内海上运输业。
3、一批骨干特色产品脱颖而出。以牙鲆、大菱鲆、石鲽等为主的海水鱼养殖系列产品，新增养殖总量3000多万尾，全市总存养量达到6000多万尾，其中大菱鲆700多万尾，年产量近3万吨，年产值近20亿元；以海参、鲍鱼、海胆等为主的系列海产珍品。其中海参总存总量达到2.5亿头以上，年产值8亿多元；鲍鱼总存养量达到1.2亿头以上，年产值近5亿元。以海带等为主的海藻系列产品，年产量40多万吨，产值10多亿元。以杂色蛤、扇贝、牡蛎等为主的贝类系列产品，年产量近90万吨，产值25亿元以上。以“好当家”、“泰祥”、“宇王”等优质名牌产品为主的精深加工系列海产品，发展到400多个花色品种，年产量20多万吨，产值40多亿元。
4、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快速崛起。到20*年底，全市产值过5000万元的渔业企业达到60多处，其中产值过亿元、纯益过千万元的渔业企业近40处，产值过两亿元的14处，产值过5亿元的7处，最高的好当家集团年产值11亿元以上。这些渔业企业集团年实现产值在100多亿元，其产值和效益都占全市水产业总产值和总效益的40%以上，成为全市海洋渔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结构调整中，我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制定完善政策促结构调整。为搞好全市海洋渔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充分调动基层抓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发挥好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导向作用，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海洋与渔业发展的意见》，决定“十五”期间，市财政每年拿出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基金，对海洋与渔业发展进行鼓励扶持。各市区除按比例搞好配套处，要从渔业缴纳的特产税中每年拿出5%左右，作为渔业发展专项基金。具体工作中，我们充分利用上级及自身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政策驱动，对远洋渔业、渔民转产转业、深水网箱养殖、标准化建设等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和项目进行大力鼓励扶持。到目前，除争取上级扶持资金外，市财政共发放远洋渔业奖励资金110万元，深水网箱奖励资金3*万元，新品种引进资金60万元，标准化基地建设资金30万元，渔船报废拆解补助资金30万元，充分调动了基层抓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捕捞渔船、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我们坚持国家补助与地方配套相结合，拆解报废渔船与新上项目相结合，于20*年底在全省率先集中拆解报废渔船60艘，今年又集中拆解报废172艘，是山东省目前一次性拆解捕捞渔船数量最多的一次。
二是抓好示范带动促结构调整。我们认为，抓园区、建基地不仅可以引资金、引项目，而且可以出经验、出成果，对深化海洋与渔业结构调整，推进海洋与渔业工作总体上档升级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因此，我们将抓园区、建基地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园区和基地为载体，落实海洋与渔业结构调整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上，我们争取建立了全国唯一的海洋渔业现代化示范区，建立了7处省级渔业示范园。在科技进步上，建立了全国唯一的海洋水产科技示范园、两处国家海洋“863”计划产业化基地，建立了全国“科技兴海”示范基地、全国海水养殖科教兴农与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以这些基地和园区为依托，先后承担了三倍体太平洋牡蛎育苗与养殖技术研究、全雌牙鲆鱼育苗与养殖技术研究、工厂化养殖水净化系统技术研究、大洋渔业资源开发环境信息应用服务系统、深海潜网设备和高产养殖技术、epa、DHa营养物质的海洋微藻饲料开发技术、海水鱼病免疫检测药物疫苗研制等17项国家海洋“863”计划项目。推广了虾池养参、潜网养殖等10多项新技术、新成果，先后举办了无公害技术培训班、名优养殖培训班等各种质量、技术培训班10多次，参训人数达500多人，极大地促进了新技术、新标准的推广应用。在标准化建设上，争取建立了全国海带养殖加工标准化示范基地、全省放心水产品基地和3处省级渔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到目前，全市已建立各级各类示范园区和基地40多处，对深化海洋与渔业结构调整，加快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三是培植龙头骨干促结构调整。龙头骨干企业既是海洋渔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又是重要的载体。抓好骨干龙头企业的结构调整，不但可以促进企业自身的转轨变型，实现快速发展，而且将对整个海洋渔业结构调整起到强力拉动作用。因此，我们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将大企业、骨干企业作为工作重点来培植。一是以荣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靖海、大鱼岛、马山、华海等渔业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远洋渔业。荣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荣远渔业有限公司、大鱼岛大洋渔业有限公司先后取得了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仅此以这3家重点企业为依托，全市就外派远洋渔船66艘。二是以华新海大、寻山、好当家等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名优养殖。通过扶优扶强，寻山集团深水网箱养鱼发展到近20个，华新海大、好当家工厂化养鱼增势迅猛，分别发展到8万和7万平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工厂化养殖场。三是以好当家、泰祥、宇王、俚岛、威东日等为重点，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好当家集团先后与日本、韩国、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合资举办了11处食品加工企业，形成了年产5万吨的规模，研制开发了水产、蔬菜、面食、肉类四大系列200多种产品，年创汇3000多万美元，成为全国重要的冷冻食品加工出口基地。四是以西霞口、好当家、马山集团等渔业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渔业。西霞口集团投资1亿多元对成山头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先后建起了三星级宾馆、渔村公园、放养式野生动物园等项目，20*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3000万元。好当家集团投资3亿元，兴建集高尔夫球场、水族馆等为一体的“闻涛度假村，打造旅游精品工程。马山集团投资1.2亿元，对天鹅湖旅游业进行高起点、高品位设计规划和建设，将其开发成集旅游、度假、疗养、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四是狠抓对外开放促结构调整。在海洋与渔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将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举措，面向国际市场，通过建立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布局，使海洋与渔业结构调整不断走向深入。一是加强标准化建设，靠标准化生产促进结构调整。制订了《*市渔业标准化“十五”规划》，率先组织专家研究制订了太平洋牡蛎、菲律宾蛤仔、刺参、缢蛏、牙鲆、虾夷扇贝等7种产品的21项地方质量标准和养殖技术规范，目前，全市已经有30项地方渔业质量标准获省技术监督局备案公布。在全市规划建设了海带浅海养殖示范区、牙鲆鱼工厂化养殖示范区、虾池综合利用示范区、扇贝浅海养殖示范区和滩涂贝类养殖示范区，确立了15处渔业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出台了《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管理办法》，在水产养殖的饲料及生长、水质、病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建立生产日志制度，全面推行有标、采标、达标生产。目前全市已有近10家企业和21种水产品通过了全国无公害水产品及产地认证。在全市开展了水产品药物残留整治工作，对规范养殖生产、确保水产食品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实施标准生产和强化质量管理，全市取得HaCCp、iSo9000等各种国际标准质量、卫生体系认证的企业达100多处，对突破各种贸易、技术壁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外资加快结构调整。海洋渔业累计合同利用外资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近2亿美元，建立了200多家三资企业，实施了200多个利用外资项目，加快了结构调整的国际化进程。三是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靠国际市场拉动结构调整。积极拓宽出口渠道，全市发展水产品销鲜船近百艘，从海上直接向日本、韩国等出口鲜活水产品。调整传统的贸易方式，在稳定一般贸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加工贸易规模。20*年，全市出口水产品23.5万吨，创汇3.14亿美元，创汇额较上年增长11.7%。水产品同机电、服装一起成为全市三大出口商品之一。
我们在海洋渔业结构调整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受资金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捕捞渔船渔民转产转业的压力较大；传统产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待进一步成长壮大；远洋渔业、名优养殖、精深加工、休闲渔业等优质高效产业等发展步伐不快，渔业经济运行的总体质量和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促进渔业结构的大调整、在转型，实现渔业经济的大跨越、大发展。主要工作重点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船队，建设一条优质水产品养殖产业带，培植一个世界性的加工贸易基地，建设一个环沿海岸线的休闲渔业区，培植一个区域性的水产物流中心”。
“打造一个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船队”，就是以大洋渔业为重点，以过洋渔业为补充，多元化投入，产业化发展，集团化经营，逐步形成钓、围、拖等作业方式兼容并蓄的远洋渔业发展格局。到“十五”末，在经济效益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远洋渔船力争达到150艘以上，远洋捕捞产值占海洋捕捞产值的比重力争达到20%以上。
“建设一条优势水产品养殖产业带”，就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布局，成区连片，建设一批优势水产养殖区，形成一条环海岸线的优势水产品养殖产业带，提高养殖业的总体规模和水产。以荣成、环翠、乳山为重点，建成全国重要的海珍品养殖基地；以文登、乳山等为重点，建成全国重要的虾类和贝类养殖基地；以荣成、环翠等为重点，建成国际性的鲆鲽鱼类养殖基地；以荣成、环翠等为重点，建设世界最大的海藻养殖基地。
“培植一个国际性的加工贸易基地”，就是以现有精深加工企业为依托，狠抓加工贸易这个重点，以加工贸易促招商引资，以加工贸易促出口创汇，将*建设成为面向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的加工贸易基地。争取到十五末，全市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3亿美元以上，占全市水产品出口创汇的比重达到60%以上。
渔业贸易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岱山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按照经济周期的理论，现在正处在这一轮经济发展的衰退阶段，或将进入萧条阶段，还看不到世界经济复苏阶段的迹象，离经济的高涨阶段更需时日。在2009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主要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着重是直接地体现在进出口外贸骤然下滑和由此带来的企业开工不足而引发的就业问题上。
（一）、金融危机对外贸和外贸企业的影响。
一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不足。外贸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美国、日本、欧洲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60%，（广东高达115%）因此，沿海省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十分明显。金融危机后，外需迅速减少，出口企业产品积压、订单骤减、影响极大，一批技术含量低、粗放经营的企业难免纷纷倒闭。由于外需的急剧减少，已经导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自2008年10月份开始逐月下滑，2009年1—2月份进出口贸易处于负增长，下行的区间已成定局。二是当前欧美等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纷纷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在“救市”过程中优先使用本国的产品。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将严重影响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的我国仍将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企业依然存在很大的压力，形势绝不容乐观。
（二）、外贸骤降企业开工不足而引发的就业问题
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对外贸的影响十分深重，因此与外贸相关的其他产业也难以避其所害。实体经济中的一、二、三产业受到全面的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减缓或者下滑，内需相应减少，通货紧缩，消费信心不足。虚拟经济中的股票、证券等更为严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受挫。因为经济不景气，就业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工和大学生两大群体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今年已经有2000万农民工因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而返乡，又有近610万的大学生毕业，加上往届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人数接近900万，因此，就业矛盾十分尖锐突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甚至发生社会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岱山的主要影响
岱山位于我国东海舟山群岛中部，是我国12个海岛县之一，人口20万，历史上以渔业为主导产业。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产业结构得到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开发“海洋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逐步引进了“日本秀山常石集团”、“长涂金海湾船业股份有限公司”、“衢山东邦”船业公司等大、中型船舶修造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县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2008年实现工业产值146.3亿元，同比增长39.8%。其中以船舶修造业为主的临港工业实现产值98.1亿元，增长60%，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8.5%。传统产业（玩具、汽配、水产、海运、微电机）实现产值48.2亿元。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从去年的19.9：40.6：39.5调整转变为17.0：47.0：36.0。实现了从“以渔为主”到“以工为主”的重大转变，“二、三、一”产业结构明显，初步实现了建设“海洋经济强县”的目标。然而，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岱山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的影响是由于岱山工业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所为致。
（一）、临港工业简析
岱山的临港工业主要是指近年迅速发展的船舶修造业。临港工业中的大型物流中转、原油储运等都还没有开始进入生产阶段。目前大、中、小型船舶修造企业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98.1亿元，增长60%，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8.5%。从市场角度分析，订单大部分来自国外，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来自舟山市的统计数据，2007年全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6.1%，岱山县的产业结构基本与舟山趋同，而且外向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所以岱山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应该在76.1%以上是可以确定的。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金融危机对岱山船舶修造业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岱山船舶修造特别是大型修造企业的手持订单已订到2012年前后，但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资源价格的变化，如钢铁、原油等基础价格的剧烈变动对船舶修造企业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刻的。
（二）、传统工业简析
岱山的传统工业主要是指玩具、汽配、水产加工、微电机、化纤、航运业等，传统工业发展的历史较为悠久，这些产业的前身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乡镇工业，为岱山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这些企业大多具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和优秀的经营人才，产品大多出口到世界各国。例如玩具行业中的“圣诞老人”，国内的销量不足5%，绝大部分销往欧洲国家。岱山的汽配行业是为一汽集团、上海通用等企业配套的产业。水产加工的产品也远销韩国、欧洲等。通过以上简析，不难看到岱山传统工业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较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外贸行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因此，对岱山传统工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出现的情况与前述的分析基本一致。
（三）、航运业简析
航运业既是岱山的传统产业又是经过新一轮发展的海运产业，到2008年9月底，岱山共拥有货运船舶318艘，计52.48万吨。到2008年8月底对岱山财政的贡献额是3741万元，航运产业占岱山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岱山航运业的影响极为深刻，直接造成运力大幅过剩。一是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低迷，致使贸易量不断下降，导致海运货物量的减少。据统计，世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海上货物运输量将上升0.6个百分点，反之亦然。二是中远、中海两大海运集团由于国际海运市场的回落，经营国际航线的部分船舶剂入国内航运市场，对从事国内航线的运力带来较大的冲击。三是造船市场持续火爆。2007年新造船市场投资额同比增长70%以上，江苏、浙江、福建在建的万吨以上船舶近1000万吨。这些运力投放航运市场后，干散货市场运输的竞争压力将会更大。
三、金融危机下岱山的应对之策
面对这些影响和已经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救市”措施，如4万亿投资计划；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钢铁、汽车、纺织、船舶、等十大产业）的出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家电下乡扩大农村消费；特别是今年“两会”通过的新的1.18万亿刺激经济措施的加紧落实，正在逐步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距离经济复苏的到来还需时日。对此，岱山的各级领导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和前述的分析，按照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加以应对。
（一）、组建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做强该产业延长产业链，提高竞争力
所谓产业集群，就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不同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相异。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根据岱山现有的船舶产业规模（产值达到98.1亿）和分布现状（本岛、衢山、秀山、长涂都建有大型的船舶修造企业）已经有条件组建船舶产业集群。岱山的船舶产业集群，就是要组建以岱山县境为中心区域，适当扩展周边县区，以秀山常石、长涂金海湾、衢山东邦为龙头，以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之相配套的产业群体。延长产业链，提高竞争力，力争肥水不外流。首先，做强现有的企业，提高竞争力。按照国务院最近出台的《振兴船舶产业规划》的精神，不再盲目扩张。事实上，近几年以来，全国沿海省、区船舶产业的发展迅速，产能已趋过剩，同业之间的竞争开始激烈。其次，理清思路。规划好配套企业之间各种船用产品的设计、加工、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力求提高船舶产业集群各企业间的关联度。形成互相协作、互相依赖、运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实现自我调节的产业群体。再次，进行整顿和调整。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污染严重、粗放经营的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改组、改制，兼并和重组。最后，加大力度，运用多种形式，大量培养各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岱山船舶修造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二）、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岱山的传统产业具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大的规模，是岱山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产品没有品牌，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含有国际、国内专利技术的产品不多。虽然近年来有2家玩具企业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舟富水产公司被认定为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永乐铝轮公司研发中心被认定为省级中小企业技术中心，金鑫公司等3家企业的3个项目通过省级技术创新鉴定，腾华水产有限公司的腾华牌商标荣获省级著名商标称号等。但是距离产品专利化、商标化、品牌化营销的要求还很远。因此，要发展岱山的传统产业必须坚持以产品的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产业档次和水平，实现转型升级。一是企业家必须强化产品的专利、商标、品牌意识，舍得化钱搞新产品的研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的背景下，企业没有专利技术和品牌是难以为继的。二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必须加大对传统产业上档次、上水平、实现转型升级的贷款支持力度，特别要支持这些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改资金。三是通过多种途径培养企业的设计、技术人才，柔性引进企业急需的各方面人才。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联系，帮助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四是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一定要组织积极的营销，通过广告、营业推广、公共关系等手段进行宣传推介。对现有的产品和新产品重新进行市场细分，定位欧美、中东、拉美、非洲等目标市场，切实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五是对于航运业的发展。一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尽快开发县内的黄泽港、蛇移门港，加快形成物流基地和物流产业，为我县航运业分得一杯羹。二要引导航运企业组建航运企业集团。鉴于我县目前航运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的情况，通过政府引导，整合航运企业，力争做大做强，增强抗风险能力。通过“抱团”，近期达到“御寒”目的；远期寻求航运业做大做强的发展路子。
（三）、“做大做强做精”服务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岱山的产业结构，经过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底产业结构调整为17.0：47.0：36.0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根据这一现状岱山应在国家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的原则指导下，抓住机遇着力做大做强做精岱山的服务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抓住2009年“舟山—宁波”大桥通车的机遇，做好旅游产业发展的文章。一要继续加大推介宣传岱山的独特的海岛旅游资源，向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全国强烈的旅游信息，欢迎各地旅客来岱山休假、避暑、游玩、尝鲜、购物（海产品），不断提高岱山的知名度，推进“宜居岱山”建设。二要组织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岱山“二日”或“三日”游。充分利用秀山的“滑泥主题公园”、“岱山系列博物馆海洋文化”、“磨星山佛教文化”等景区设计旅游线路。三要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着力培养出一支熟悉岱山旅游资源的导游队伍。其次，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餐饮、旅馆服务业。一要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树立岱山的良好形象。二要规范服务业市场，对从事服务业的人员进行培训，及时处理消费纠纷事件。着力提升岱山的美誉度。再次，大力宣传推介“宜居岱山”，推进“宜居岱山”建设。岱山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气候宜人，特别是夏季的暑期是内陆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是上海、杭州、宁波以及长三角城市人群避暑的好地方；岱山的空气新鲜，全年的空气质量基本上都是优质的，非常适合城市里的人来这里居住度假；近年来，岱山的交通发展很快，距离上海、杭州、宁波的交通均在3至4小时交通圈以内。大大方便了来岱山的旅游居住者；同时岱山还拥有充裕的价格较为适宜的海景房产，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四）、积极发展岱山的渔农产业，确保岱山渔农村和谐稳定
渔农产业就是岱山的第一产业，历史上渔农产业曾是岱山的主导产业，为岱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后渔农产业虽然处在第三的位置，但是产业的比重仍占36%，涉及渔农产业的人口大约占8万多，占岱山总人口的40%，且大部分居住在渔农村。因此，积极发展岱山的渔农产业确保渔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十分重要。一是狠抓渔业的安全生产。自从小洋山国际航道开通以来，渔船与大轮船相撞的事件频发，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因此，特别要教育老大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并辅之以法律的手段，规范渔业生产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在渔业生产中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二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并规范渔业合作社。着重解决渔老大多吃多拿的问题，坚持“按股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三是坚决落实国家规定的“禁渔”措施保护渔业资源。做到渔业生产中的可持续发展，让这个产业永久地延续发展，使渔民有稳定的收入空间。四是切实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如岱西桔子、葡萄、岱东西瓜、晒生等。要利用产品的商标和品牌向外进行营销，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形式和功能，推销渔农产品。五是扩大农村消费。落实国家规定的“家电下乡”各项政策，拉动农村的各项内需。
渔业贸易篇8
破解难题调活市场
我国水产品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农产品中最具出口竞争力的产品之一，也是近来在我国农产品总体贸易呈逆差形势下，一直保持较大顺差的优势产业。但是，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国际水产品市场供需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像近期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突破7.0大关，人民币正式迈入了“6时代”，这无疑给水产品出口带来了“运营成本增加、出口利润缩水、加工贸易受阻”等诸多问题。同时，质量安全、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三大因素仍将困扰着未来我国水产品出口。
显而易见，我国水产品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但是，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今后相当长时期，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国际贸易仍将保持上升趋势。同时，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世界性衰退，世界对养殖水产品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这给我国养殖水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目前，我国水产品出口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形成了出口养殖水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和大宗出口养殖品种，拥有一批优秀的水产加工企业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要积极破解当前面临的困境，可在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相对优势。
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水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相关领导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水产品市场发展思路是：坚持内外统筹，在积极拓展国内消费的同时，继续保持国际贸易稳定协调增长，既保障国内市场供给，又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坚持自产产品出口为主与发展加工贸易相结合，实施好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区域规划，全面推进水产健康养殖，规范养殖生产行为，切实提高质量安全水平，为出口贸易提供充足、安全的原料产品；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鼓励自主创新，加快实施品牌战略，增强我国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坚持市场调节的前提下，适当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以及通过行业自律行为，逐步建立和形成较完善的协调约束机制。
凭借质量做强市场
我国渔业整体素质一直在不断提高，但小规模分散式的经营方式仍占主体，标准化、集约化加工生产的要求与传统分散的水产养殖生产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在全国水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的大趋势下，当前水产品质量安全仍存在不少隐患，水产品市场尤其是国际贸易仍面临质量安全因素不稳定的巨大压力。当前药物残留仍然是水产品质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水产品质量安全已被我国有关部门列为食品中重点整治的对象，农业部已决定继续组织开展2008年水产养殖业专项执法行动，大力推行水产品健康养殖行动。水产企业或经营者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建立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将质量认证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养殖领域及饲料和渔药等生产领域，重点搞好HaCCp、iSo9000等国际质量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国际环保认证，切实加强对渔业生产、加工、出口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实行健康养殖，确保达到国际标准。
需求突破抢占市场
当前，国内居民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尚不旺盛，尤其是农村市场需求始终处于原始的疲软状态，供给十分充足与需求很不旺盛的矛盾，导致了水产品消费无法维持高增长。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消费习惯的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消费观念的改变，在维持原始的猪、牛、羊等肉品的需求外，人们对于水果、蔬菜等消费逐渐增加，而对于营养丰富、食用安全、健脑益寿的水产品却视而不见，这也需要消费引导。我国八、九亿人在农村，这一块市场却少有人问津。所以，必须从思想上、战略上、行动上重视起农村市场，形成系统的市场开发行动方案，并且将行动方案贯彻到位，开发适合乡镇农村市场的水产品。
农村市场畅销的产品和城市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大城市消费者喜欢品位，而农村消费者喜欢实惠。大城市很多消费者忠诚品牌，而农村消费者大部分忠诚于价格，开发农村市场必须摸透农村市场，通过宣传引导，实现扩大内需，培育壮大水产品市场。
我国渔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如人民币升值汇率提高，渔业生产资料特别是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渔业自然灾害及污染事故发生，使渔业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效益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市场营销策略，把准信息，抓住商机，随机应变，化难为易。
首先要采取“灵活上市”的策略。要改变过去单季上市的习惯，采取轮捕轮放，随机上市的灵活经营模式。4月~7月是水产品上市淡季，可以提前放养大规格鱼种，赶在这个淡季上市；卖不起高价，可以搞垂钓，发展休闲渔业。也可以在重大节假日或重要时期随机上市，还可以上门配送、连锁经营、超市经营、订单销售、网上销售，出口受阻可以开发多级市场或变出口为内销规避市场风险。
其次要实行差异化策略。市场上产品多，要找准自己的产品与大众化产品的差异，进行定位。差异就是优势，就是卖点。“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
再次要利用地区差价。不同的地域，水产品的价格也不尽相同，要根据各地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利用地区差价，巧妙实现养殖经营效益的提高。
最后要实现加工增值。水产品加工业尤其是精深加工在我国方兴未艾，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当前水产品市场供应丰富，国内外消费者从不重视品牌转为认品牌购买。特别是大中城市，水产品零售交易方式正在由集市交易向超市交易方式过渡，超市交易方式的迅速发展为品牌水产品特别是名牌水产品提供了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水产企业及经营者应当改变以往“靠低价优势抢占市场”的做法，转而提高水产品的附加值，与国际接轨，努力打造品牌。在目前国际品牌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渔业必须迅速全面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鼓励自主创新，加快实施品牌战略，增强我国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管理稳固市场
行业协会要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在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中行业协会应挑大梁，担重任，发挥更大更广泛的作用。所以，应建立健全水产行业协会、商会，调节进出口，维护行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享受《农业协议》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特殊和差别待遇，据理力争，巧妙斡旋。要通过wto/tBt协议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协议》（wto/SpS协议）的有利条款及提供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国家通报咨询点，从中及时获取有关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同时利用我国驻外经商、科技参赞处等机构，收集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及时应付突发事件，减少出口损失。对于国外的歧视性技术贸易措施，要坚决予以反击，敢于打国际官司，配合政府采取的双边磋商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护我国利益。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经济互补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防范和抵御各种市场风险。
渔业贸易篇9
古代贮冰技术虽应用很早，但在渔业生产上很难得到普及。入秋鱼类肥美、正当捕捞旺季之时，渔获数量甚巨，未进入贸易市场、没有被及时消费的鲜鱼如不经加工处理极易腐坏。我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简单的鱼类加工技术，如将鱼用盐腌制、或将鲜鱼晒制成干鱼贮藏，“鲍鱼之肆”即为咸鱼加工工场。发展至明代，由于官方对渔业的重视，渔业生产大为发展，水产加工产品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质量越来越好，水产加工工艺趋于多样化、精致化，饮馔加工工艺更为丰富多彩，这从官府征收的鱼课名目中可见一斑，除鱼课钞银之征外，还有干鱼、鱼油、鱼腺胶、各色鱼鲊、鱼鲊椒料和香料等本色之征。时至清代后期，渔获物的冷藏保鲜渐行，尤其是冰厂渐多以后，原多只用于进贡皇家的冷藏法逐渐推广。清代末期，又从海外引进水产品装罐加工技术。另外，人们对非食用类的副产品也予以加工利用，做到物尽其用。
一传统加工
1．腌制、糟制
腌糟鱼主要有鱼鲊，鱼鲊制作的历史十分悠久。制作鱼鲊及鱼酱等法早见于《齐民要术》，至宋代技艺益高。据载有玉版鲊（即鳇鱼鲊）、鲟鱼鲊、荷包鲊、银鱼鲊、蟹鲊等十余种。南人以鱼为鲊技艺极高，有“经十年而不坏者”。鱼鲊封藏时间越长，质量愈佳而愈为人珍爱。不同的加工方法制品不同，如饭鲊、裹鲊、荷叶鲊等。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上乘鲊品，选用何种原料，都有讲究，封藏方法和现在腌制咸菜极为相似。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均盛行鱼鲊制作，如湖广一带、安徽安庆地区及太湖流域均有生产。据史料记载，明代湖广一带还有专门从事鱼鲊加工的专业匠户——鲊户。湖广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各种鱼类加工特产如鲟鱼鲊、鳇鱼鲊、鲤鱼鲊、酱子鲊几小桶，估价银多少，加上桶柜物件、箍桶水竹、委官盘缠、鲊户盘缠银等共331两，递年详委首领官一员于先一年四月以里如法造办，侯次年带领“鲊户二名”进京朝贡[2]。可见湖广水乡此种鲊户不在少数，随同进京当差献技者当乃其中手艺最为娴熟之人。湖广地区自成化年间始进贡鱼鲊，其后鲊贡之征终明一代未稍宽，渔民负担愈来愈沉重，此在第二章及第八章均有述及，后者尤有详述，此不赘言。
明清时期，鱼鲊制作工艺较前更趋精致。如太湖地区荷包鲊的制作，据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转录《蔡宽夫时话》云：“吴中作鲊，多就溪池中莲叶包为之，后数日取食，比瓶中者气味特妙”。前志又载，“乡间取大鱼切作片，用米屑、荷叶三数重包之，谓之荷包”。但此法并不是直接在荷塘边制作。偶尔也有用精肉作鲊者，直接在荷塘边用池中荷叶包裹，“数刻可供馐”；但因“荷叶性恶腻，多作能害荷”。史料记载中多见以红麴之类制作鱼鲊者多，如武昌地区之鱼鲊，其制法“以鱼为之，或拌以萝葡、或拌以红麴”[3]。又如安庆地区之鱼鲊“以红麯酿之，可生食”[4]。
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鱼鲊，所用原料多采用鲟鳇鱼。这主要是因为鲟鳇鱼之骨松脆、肉质细嫩，最适于制鲊，故多被选用。清康熙吴县人沈朝初有《忆江南》一词云：“苏州好，密蜡拖油鲟骨鲊。”又如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5《物产》记载，“鳣鱼似龙，长丈余，大者千余斤。江东呼为鳇鱼，亦曰王鱼……可为鲊，骨松脆，皮亦肥美”；该地区之“货类”即出产之商品类中就有鱼鲊，“怀宁用鲟鳇、桐城用青鱼”。
腌糟制鱼除上述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鱼鲊外，还有较简单的直接用盐藏法防腐之腌鱼。盐藏法又可分为二种，一种为盐水渍法，即将鱼类浸渍于食盐水中，藉以防腐；另一种为盐渍法，即用食盐遍擦于鱼体，然后重重积叠于木桶等装盛器具中，盛器底面也撒布食盐。后一种方法保存时间较为长久。应用这二种方法所贮藏之鱼，鱼体中保持着相当之咸味。可以说，以盐藏法保存鱼货为应用最为普遍的方法之一，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惟其保存时间不如鱼鲊长久，但鱼鲊保存必须密封，否则易变味。
2．干制
将鱼制作成鱼干以长期收藏是一种十分常见、应用普遍的传统加工方法，其制作历史已十分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即有这种鱼类加工方法，干制之鱼称鱐，或称腊鱼、鱼腊。长江中下游地区各乡村至今仍多采用这种加工方法。干制法按干燥热源可分为晾制和薰制二种，“干制法者，或用日晒或用火焙，务使鱼体中之水分完全蒸散”；按是否先用盐渍又可分为素干和盐干二种，“其用淡水洗净后而干燥者曰素干品，鱼体用水煮熟，然后干燥者曰煮干品，经盐水一度之侵渍，再用淡水洗净而干燥者曰盐干品”[5]。将鱼体抹盐及干燥其所含之水分都是防止细菌的侵入而使鱼体腐败难食。
晾制法：一般来说，在气温较高、阳光充足的夏秋季节多采用晾制法制作干鱼。因此，捕捞盛期在夏秋季节的各种鱼类也就多采用此法加工。晾制鱼干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多用之，如湖广两湖平原、江西鄱阳湖平原、安徽沿江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等地都有鱼干制作，只是规模大小不同、产量多少不一而已。
明代湖广常德府“多干鱼。盐鱼日干，货于四方，颇以为珍。各县俱出，而沅江尤多”[6]，由此可知，其加工工艺乃先用盐涂抹，然后在太阳下曝晒至干。又如明代岳州府华容县加工干鱼，“商人烘曝，贸易遍江淮间”[7]，可见加工工艺既用烟熏，又用日晒。由此二例可知湖广岳州、常德二府干鱼加工产品数量之多。不单此二府，湖广其它府州肯定同样如此，如在湖北有大量中小型浅水湖，鱼利丰富的府州，其干鱼制作规模当较湖南岳州、常德等府州更甚。如武昌县“有白鱼，即阳鱎，肉白可为饼”[8]，即剔除鱼刺以后压制晾干成鱼饼者。
在安庆宿松地区，“银鱼一种为吾邑特产，捕取后向日光晒晾干洁，用布袋装置。……此外若虾米一种亦所出甚多，虾米者取鲜虾蒸煮旋即晒干去甲存肉即谓之虾米”，其地制作银鱼干及虾米都是利用日光晾晒；“贩干鱼之商人先将鲜鱼收买”，然后“以盐水腌透，就日光晒干”[9]，营干鱼贩运之商人亦采用晾制法制作鱼干贩卖。
太湖流域亦用日光晾晒银鱼干、鲚鱼干、螳螂子等。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鮆鱼，出太湖，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出常熟海道者尤大，四五月取其子曝干名螳螂子；小者曰黄尾鮆，鱐之可致远；银鱼，出太湖，色白，无鳞，鱐之可致远”。所谓“鱐之”，即压制晒干。鱼卵又称鱼子，所谓螳螂子即取鲚鱼之子晒成干。又如《太湖备考》卷6《物产》记载：“鮆鱼，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一种小者名梅鲚，渔人鱐之以鬻”；“银鱼，鱐之可以致远”。两种所记大体类似，也就是说整个太湖流域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日本人山本田芳1885年撰写的《清国水产辨鲜》中记载：“鲚鱼在江苏长江年产五百万斤，干鲚鱼年产约十五万斤运销各地”。
沿海的川沙地区“制造鱼干，亦第用盐晒”，“堪供食品之需”[10]。
晾制干鱼除上述先用食盐涂抹，然后利用日光晒干的盐干品外，也有不用盐抹而直接晒干者。据张耒《明道杂志》记载，早在宋时期，在汉阳武昌一带即有一种“淡鱼”，其法将数累千百之鱼剖开，不加盐，暴晒江岸之上，干后以物压作鱐载往江西出售。饶州、广信等地“尤重之”，“虽臭腐可恶而更以为佳”，“若饮食祭享，无淡鱼则非盛礼”。一船“淡鱼，其值数百千”。此虽为宋时情形，估计明清时期这种产品仍得流传。又如在安庆的宿松地区，“若鲚鱼、靠鱼亦系晾干贩卖，但无须用盐腌浸；鲚鱼、靠鱼之出以夏月为多，故朝出水而夕即晾干，每年贩运外出者亦称大宗”[11]。其制作鲚鱼干、靠鱼干即充分利用夏日的强烈日光照射而迅速蒸干鱼体水分，省却先用盐腌浸的一道工序，也使鱼干制品的品种更为丰富多样。
薰制法：在气温较低的冬季和多雨水、空气湿润的春季，所捕获的鱼类已无条件采用晾制法。在此情形下，人们便采用薰制法加工鱼干，即利用烟薰或火焙的方法将鱼体所含水分蒸干。如前述明代岳州府华容县加工干鱼，“商人烘曝”，其加工工艺便既用烟熏，又用日晒。薰制品与晾制品之风味完全不同，各地的薰制品又各有地方特色。不过，相比较而言，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利用人工烟薰或火焙的薰制法之规模要远远小于利用随处可采、随时都有的天然日光晾晒的晾制法，前者之产量也就远低于后者。然而，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惟其产量较少，则更见其珍贵。
3．副产品加工与利用
除水产品食用加工外，人们也进行一些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如提炼鱼油，加工鳔胶，用介壳类水产之甲壳肥田等。提炼鱼油以为燃灯之用古以有之，如前引明人之诗云，“八尺长竿一具罾，前船相唤后船应。得鱼换米兼沽酒，更取鱼油作夜灯”[12]。又如“黄鲴鱼及鲹鱼肠腹多脂，并可取肠以熬油为燃灯之用，称为鱼油”[13]。此即为渔民充分利用渔获物，就地取材加工副产品以供日用之需之例。人们在历史时期也很早利用鱼鳔加工鳔胶或鱼线胶。加工鳔胶之例如：鱼腹中鳔“可作胶，谓之大胶。唐张彦远云吴中鳔胶采章之用，盖古画家取此”[14]。可见，至迟在唐代，人们已知将鱼鳔加工成鳔胶制作“采章”，即类似现代的印章，画家即有用这种鳔胶采章者。前文涉及渔业经济各章中曾论及各地区征收鱼课中大都有鱼线胶之征，可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将鱼鳔加工成鱼线胶极为普遍，政府将其定为一种额征课税，且大多征收本色。万历《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官方征收鱼线胶乃为造船之用，即做为一种粘合剂。前文述及虾米之制作乃将生虾蒸煮晒干后去甲而成，对其所剥下之虾甲，人们也予以回收利用，“凡干虾所去之甲并可买作粪田之用，虾甲亦名虾糠”[15]。虾蟹等水产之壳甲中富含磷元素，因此，可将其甲壳碾碎后用于田地中施肥，是一种很好的磷肥。即使是腌鱼后所剩之盐水，人们也能做到废物利用，如“腌鱼之水谓之滴卤，可助烹调，并可以供制豆货食品之用”[16]。更何况在明清二代，食盐均极为珍贵，官方对食盐征税极重，人们就更舍不得轻易丢弃尚可进一步利用的滴卤之水了。
[1]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
[2]万历《湖广总志》卷21《贡赋志一》。
[3]光绪《武昌县志》卷3《物产》。
[4]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5《物产》。
[5]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6]嘉靖《常德府志》卷8《食货志·物产》。
[7]隆庆《岳州府志》卷11《食货考》。
[8]光绪《武昌县志》卷3《物产》。
[9]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11]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2]（明）唐之淳《唐愚士集》卷1《淮上渔者》。四库1236-528（前为册序，后为页序，下同。）
[13]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4]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
[15]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6]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二冷藏与装罐
1．冷藏
冷藏即冰藏，冰藏法最为简单，即将鲜鱼埋藏于天然冰或人造冰中，用以保存鱼类短时间之鲜度。用冰藏法使鱼类保鲜的技术应用很早，但由于贮冰技术较复杂，在较长时期内其规模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冰鲜鱼大都限于奴隶主、贵族享用，或为进贡皇家的贡品，而较少应用于大规模的渔业生产。
明清时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厂。明王鏊所修《正德姑苏志》中有“三伏市上卖凉冰”之语，可见苏州在明朝已有专业冰厂。清沈德潜所修《元和县志》记载：“冰窨在葑门外，设窨二十四座……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贮之于窨，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尤悼所作《冰窨歌》云，“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其诗进一步说明该专业冰厂主要是为海洋渔业保鲜兴办的。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记载：松江府“每夏初，贾人驾巨舟，群百呼噪网取”黄鱼，都是“先于苏州冰厂市冰以待”。清时，沿海一带食用冰鲜黄鱼已成一种习尚和爱好。清康熙吴县人沈朝初《忆江南》一词中就描写了食冰鲜的盛况：“苏州好，夏日食冰鲜，石首带黄荷叶裹，鲥鱼似雪柳条穿，到处接鲜船。”小船插上三角形红旗，鸣锣集市，曰贩冰鲜，吴俗最尚此鱼，每尝新时，不惜重价，故有典帐买黄鱼的谚语。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吴地有谚云“楝子花开石首来，笥中被絮舞三台”，言典卖冬具以买鱼也。[1]
明清规模巨大的鲥贡，也是用冰长途护运的。为此，在南京燕子矶建有皇家专备冰窖和鱼厂。陆路运输，按15公里一站，由3000余匹驿骑接力飞奔传递，自长江边至北京1250余公里，限22个（44小时）时辰送达。保鲜的办法是逐尾用铅匣盛装，中间填以冰，泼上浓油密封，再以箬叶遮护。水路，则由快船日夜兼程沿运河北上，船上载冰护航，沿途并设有冰库，源源不断补充冰块，保证贡品到达京城还很新鲜。
明清时期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厂，但在清代后期以前，其在渔业生产上的应用仍不普遍。专业冰厂仍未大规模普遍兴建，冰鲜鱼因成本较高、数量少而价格昂贵，上述吴地典卖冬具以买黄鱼即为一证。又如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石首鱼，俗名大黄鱼。今惟出海中，味绝珍，夏初则至，吴人以楝花时为候。此时已渐热，鱼多肉败气臭，吴人既习惯视之，故有忍臭啖石首之讥。二十年来沿海人家始藏冰，悉收冰养鱼遂不败”。可见，在清道光以前，沿海藏冰养鱼者尚少；至咸丰、同治年间，渔获物冰藏保鲜法始渐盛。自此之后，冰厂之设渐多，地域亦逐渐推广普及。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的一段记载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该志云：
“所获海鲜，近年均用冰制，以便运往远埠……。冰厂，夏获鱼鲜，须用冰制。向因购自上海，殊形不便。自清宣统元年，周兰村等集股，在八团北一甲白龙港南，租地建造冰厂一座。年来销路日广，在横沙各渔船，多向购用，获利颇丰。民国四年，复有人集资设厂，以谋扩张营业。十一年九月，邑人家曾等，又在八团南三甲海滩，股设冰厂，呈准县知事严森出示保护。”
从这一段史料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其一，清代后期，沿海地区夏季的海洋渔业生产之渔获物已大都采用冰镇保鲜；其二，在清宣统元年以前，沿海的川沙及其它地区用冰以藏鱼大都尚须向沪镇上海采购；其三，自清宣统元年以后，沿海各地陆续集资建造冰厂，无须再购自上海，且其营业规模呈扩大趋势，冰厂之管理亦日益严密。
以上即为水产品冰镇保鲜的大致发展过程，总之，时至清代后期，冰藏保鲜才在渔业生产上得到大规模应用。
2．装罐
水产品罐装加工法之应用较以上各种加工方式都要晚，可以说是一种“泊来品”，即为海外引进之加工工艺。晚至清代后期，水产品之装罐加工仍尚少，如沿海的川沙地区“制造鱼干，亦第用盐晒，并无装罐，堪供食品之需”[2]。但其毕竟随着国门之开而逐渐走进国人的生活，据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记载，“罐诘贮藏之法甚多，适用于国人嗜好之鱼类罐诘约有三种”；其一为水渍制，即将生鱼处理适当后装入罐中，注入清水密封、加热而制；其二为调味制，其法将渔获物加以酱油、白糖、香料等，先行煮熟后装罐，加热杀菌而成；其三为薰炙制，其法将鱼类先行适当之调理，再经油炙及薰烟工作，然后封罐制成。用第一种方法制作的鱼罐头可用作庖厨中烹调的原料，用后面两种方法制成的成品可供家庭行旅随时取食，毋须再行调味。
[1]参考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第67页。
[2]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三饮馔加工
水产品的饮馔加工历史几乎同人类史一样悠久，从有渔猎生产以来，其饮食即包括水产品饮馔加工。水产品饮馔加工的一般方法，早已为人们普遍掌握。如苏轼《物类相感志》记载，薄荷去鱼腥，煮鱼羹临熟入川椒多能去鱼腥，用枳实或凤仙花子煮鱼则骨软等。又如河豚味极美，但有剧毒，宋代时吴人已掌握了一整套河豚的加工方法，对其何部分及何时所捕最毒了如指掌。孔平仲《续世说》、张耒《明道杂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对此多有记载，如吃河豚的当天不能进服汤药，因河豚与中药乌头、附子相忌。如已中毒，解毒之法有催吐和药解。催吐系“亟饮秽物”，药解以龙脑水或至宝丹或橄榄，亦可炒槐花与干燕支（胭脂）等捣成粉末，用水调灌。
饮馔加工可分风味鱼品和名特优产品。相对而言，太湖地区的水产饮馔加工工艺较其它地区更为精致，“吴地产鱼，吴人善治食品，其来久矣”[1]。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转引（隋）《大业杂记》云，吴人作鲈鱼干鲙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鱼，缕切晒干，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开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则敷然散著盘上”；又有以鲤鱼为原料所作者，其法亦“出太湖，纯以鲤醙为之；一瓶用鱼四五百头，味过鲟鳇”。又如作水晶鲙之法，“以赤尾鲤净洗去涎，用新水慢火熬浓，去鳞滓，待冷即缕切之，沃以五辛”[2]。可见，各种鱼鲙的制作从原料的挑选、火候的掌握到佐料的调放都有一系列较复杂的加工工序。饮馔加工在都市中尤为讲究，如北宋汴京（即今开封）有因“南人不服北食”而开的南食店。一部分“南人”通晓南馔制作，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梅圣俞家中的老婢能制作以鲫鱼为主要原料的南馔生鱼片便是一例。又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等书记载，当时的名特优产品有用活鲟鱼唇割下制作的“鱼魂”；以河豚腹内腴白制作的“西施乳”；以及钱塘门外宋五嫂以菰为羹、以鲤鲫为鲙的“金羹玉鲙”等。
以上所述均为明清以前即有的饮馔加工方法，毫无疑问，其加工工艺必代经流传并更趋精致。上引民国时期太湖地区的方志对其饮馔加工方式仍有详细记载即为明证。明人文集中亦有鱼类饮馔加工的详细记载，“吴人制鲈鱼鲊、鰿子腊，风味甚美，所称金虀玉鲙也。鲈鱼肉甚白，杂以香葇花叶，紫绿相间，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腻坌之，实珍品也。鰿子鱼腊亦然。回回豆子细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香杏腻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饮膳正要》多用此料。鰿子鱼今京师名鮆鰶鱼”[3]。可见其时鰿子腊这一名馔已从太湖地区传至京师，且另有别名。诗文歌赋中更多有提及者，如其一云：“日高湖冰解作块，水落旧痕出洲背。渔翁招摇沉网罟，上客游观缓裘带。跃青跳白举数尾，鲂鲤不言羊豕脍。取物还存爱物仁，半释况乃兼细碎。玉花行看登翠盘，素鬐早已扬清濑”；其二云：“平湖如席洲若块，渔子击水惊鱼背。一网数鳞如拾芥，骈头贯相萦带。饔人挥刀飞雪花，座客停餐谈玉脍”[4]。清代的专门书籍如《随园食单》中记载了江浙一带烹调加工的菜肴，其中有石发、酱石花、石花糕、鱼翅、刀鱼、鲥鱼等多种水产珍品。
除上述各种名特优产品外，亦有鱼杂之类风味产品，“凡腌干鱼者必先将鲜鱼剖开，去其腹内之肠肚各件谓之鱼杂，滨湖产鱼之地多取鱼杂调煮佐膳，称美味焉”[5]。明清时期，虾蟹等类水产的食用加工种类也甚多。蟹类有酱蟹、糟蟹、醉蟹等，加工的秘诀有所谓“雌不犯雄，雄不犯雌”、“酒不犯酱，酱不犯酒”、“蟹必全活，螯足无伤”等。虾类加工有醉虾、虾松、虾米粉等。
综上所述，由于明代官方对渔业的重视，渔业生产大为发展。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产加工业颇为发达，水产加工工艺趋于多样化、精致化。水产加工方式多种多样，加工数量巨大，加工质量优良，饮馔加工工艺更是丰富多彩、精湛多样。这从官府征收的鱼课名目中可见一斑，除鱼课钞银之征外，还有干鱼、鱼油、鱼腺胶、各色鱼鲊、鱼鲊椒料和香料等本色之征。传统加工方法有腌制、糟制鱼鲊，曝晒、晾制、薰制鱼干等。时至清代后期，渔获物的冷藏保鲜渐行，尤其是冰厂渐多以后，以前难以普及，多用于皇家进贡等的冷藏保鲜技术逐渐推广，清代后期尤为突出。清代末期，又从海外引进水产品装罐加工技术，罐装加工数量也迅速上升。此外，人们对各类副产品也予以加工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如提炼鱼油，加工鳔胶，用介壳类水产之甲壳肥田等。
[1]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
[2]乾隆《长洲县志》卷17《物产》。
[3]（明）杨慎《升庵集》卷69《金虀玉脍》。四库1270-682。
[4]（明）孙承恩《文简集》卷21《腊月同霍渭厓诸公乌龙潭观打鱼用坡翁韵二首》。四库1271-264。
[5]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第二节水产商贸
关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水产商贸这一领域，以往学者涉及相对较少，除渔业通史著作中的相关篇节有所论及外[1]，专文论述者就笔者管见所及有张剑光先生的《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2]、日本中村治兵卫先生的《唐朝的渔业政策和鱼类的流通》[3]，专文论及明清时期水产贸易者则少见。事实上，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河湖水域的水产贸易较为兴盛，无论是鲜鱼贸易还是加工产品的运销都颇为发达。本节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鲜鱼商贸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河湖水域产鱼地的鲜鱼货贸颇为发达，在明代前期渔业极为兴盛时期尤为如此。从其销售形式及交易规模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鲜鱼贸易可以分为零星售卖与商人转贩两种不同类型，以下分类叙述。
1．零星交易
在春夏非集中捕捞时期，均为各渔户单独生产所得，渔获产量不大，渔获物较少。因此，零星售卖是该时期鲜鱼货贸的较主要形式，由商人转贩者少。秋冬集中生产时期，除商人批量转贩外，零星交易的形式也仍然存在。从贸易额来看，零星交易额远低于商人大宗转贩的批量经营。但零星的鲜鱼贸易几乎全年都有，江滨水浒交通便利之地都有大小不等的鱼市、水市。
专以打鱼为生的渔民大多一年四季，不论早晚朝夕都在进行生产。渔民四时放舟于五湖风浪之中，以船为家、以水为田，有诗为证：“大儿已长当门户，小儿十岁能摇橹。妇人终日坐篷窗，补却鱼网缝衣裳。衣食宁论厚与薄，人生无如生处乐”[4]。相关诗文可谓不胜枚举。从地域而言，明清时期的鲜鱼商贸以湖广地区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湖区及太湖流域最为繁盛。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捕鱼图歌》诗云：“江花夹岸江水深，此时尺鱼如寸金。……家家卖鱼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数”。出身长沙的李东阳对故乡楚地的渔业生产自是十分熟悉的，其所描述的江浦鱼市盛况当为写实之言。又有何景明《大复集》卷11《津市打鱼歌》诗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鲂鱍鱍收百万。小船取速不取多，往来抛网如掷梭。野人无船住水浒，织竹为梁数如罟。夜来水长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其所反映的亦是渔业生产和销售之盛况。其它地区的鲜鱼贸易规模也颇为可观，如太湖流域的大型六桅罛船在“船尾系三板小船，入市鬻鱼乘以往返”[5]。
渔民是零星贸易的直接参预者――卖主，或者随捕随卖，或者早晚趁市出售。相对来说，趁市卖鱼的交易量又要大于随捕随卖者。在一些风光旖丽，可供游览的湖泊水域，渔民常将所打之鱼直接卖于游人，诗云：“湖光映层甍，朝来晴可渔。时有冶游人，隔花呼买鱼”[6]。当然，这种交易形式不仅有季节时间的限制，其交易额也很小。渔人零星售卖鲜鱼多鸣榔为号，“吴兴城外太湖边，西塞山前放钓舡。……正是鸣榔归去路，一行白鹭下晴川”[7]。渔民在鱼市上卖鱼，则有时又有其特殊的方式，如明代正德年间所修《姑苏志》卷13《风俗》记载，太湖地区“渔人以鱼入市，必击鼓卖之，其卖者旧以鱼斗数鱼，以二斤半为一斗，今不复击鼓用斗”。可见，前期售鱼方式简单，数量观念相对模糊，售鱼以鱼斗数而不是用更精确的秤杆秤量。随着时间的发展，其经济观念亦有所改变，不再击鼓用斗。
2．小本经营的挑贩、负贩
在秋冬水落集中捕捞时期，渔获产量相当巨大，渔获物数以万计，渔民们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将渔获产品直接销售出去给消费者，而是批量销售给商贩，再由商贩转售给消费者。故该时期的鲜鱼贸易则以商人转贩为主，零星售卖只是辅助形式。商人转贩又分小本经营的挑贩、负贩和资本较为雄厚的大宗船贩两大类型。
“在各产鱼地点捕取鱼者谓之业户、一曰渔户，转向各业户购买所取之鱼贩卖于他人者谓之鱼贩。贩鱼者一曰贩鲜，有挑贩有车贩有船贩”[8]。小本经营的挑贩、负贩一般贩运距离较短，大多就在本地或于邻境销售。如安庆府宿松地区，“其挑贩车贩者均系贩运本境或贩往邻境之彭泽、蕲春、太湖、潜山、望江等处”[9]。所贩之物除鱼类之外，虾蟹等也是大宗，凡称水产，一般均鱼虾并提。如上述宿松地区“又有将生虾去甲者谓之虾仁，味鲜可口，但生虾及虾仁之贩运仅可向本境距水较近之村落或市镇销售”，也就是说生虾及虾仁的可贩运距离更短。以上材料虽为记载民国时期安徽安庆地区的鲜鱼贩运销售状况，但估计在明清时期该地渔业更为繁盛的情况下，其鲜鱼贩运也更为发达，至少为一直延续之情形。
不单在安庆地区如此，在其它产鱼丰富的湖泊水域亦同样如此，清代焦循所著（嘉庆）《扬州北湖小志》卷1《叙渔》中对该地其时的鱼鲜贩运有生动详细的记述，“各镇市设鱼肆，每晨诸渔以鱼集，牙侩平其价，贩者兑之，运于郡城及他所，其运鱼者行如飞。自湖至城远者六、七十里，辰巳之时必至，谓之中鱼挑。”从这一段材料可知，扬州北湖地区的鲜鱼销售已形成一个固定的体系，且有一整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各市镇设有专门的“鱼肆”，每天早晨众渔民将其渔获物送到这些固定的地点。然后由牙商市侩平议各类水产的价格，贩运之人再从牙侩手中转贩，运往各地销售给消费者。鱼产品从直接生产者――渔民手中转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中经历了好几个环节，即渔民――牙侩――贩卖人――消费者，可谓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其流通方式已十分复杂，但由于已形成“一条龙”，各环节各司其职、功能各异，效率却远高于渔民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销售方式。事实上，各湖泊水域专业渔民的生产职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担当起销售的职能，这一职能便自然而然地由牙侩和商贩所承担起来。为使所贩之鱼到达消费者手中时仍能保持其鲜度，故“运鱼者行如飞”，该挑贩之负载亦有专名叫“中鱼挑”。秋冬季节，在产鱼甚丰的湖泊水域，由于渔获物多、产量高，其所产之鱼虾贱而不值钱。有诗云：“侬家住西浦，儿童识罾罟。罾高岸阔秋水深，湖上鱼虾贱如土。”[10]
不仅内地产鱼之河湖水域有挑贩、车贩等贩运鱼鲜，在沿海地区同样如此。如在川沙地区，“其所获之鱼，种类不一，多由鲜贩运沪销售，数十年来习以为常”[11]。苏浙沿海一带以馒头鱼、黄花鱼（即大黄鱼）二种鱼类销路较广，为数最巨。宝山地区的鲜鱼销售亦有专门的“鲜鱼行”，鲜鱼行之分布在“外江则有长兴等沙，内地则有吴淞、高桥、盛桥等处”；“其鱼货除本地销售外，均包销于上海至于内地之鱼商”[12]。可见在清代后期，上海即为苏浙沿海水产的大型销售地。
3．资本雄厚的船贩
除挑贩、车贩等小本经营者外，“船贩”为拥有雄厚资本的鱼贩。由于借助水运，船贩的贩运距离要较挑贩远得多；在机动车辆得到使用前，利用人、畜力量驱动车辆的车贩亦远不及航运之船贩。长江中下游大型的江河湖泊均可通航，江河如长江及其支流湘江、赣江等，湖泊如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因此，商船贩运鱼鲜的形式在历史时期早已存在，如前文述及之沔阳湘楚一带渔民“得鱼归来先报官，半售商船半输赋”。明代湖广地区，渔官坐镇巨舟之上主持渔政进行集体捕捞生产，“千鳞万尾无所之，一网牢笼莫知数。纵横巨细相倚叠，山积沙头如雪白。渔人抖擞气颇舒，屈指团栾计千百”。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渔获产量之多。如此之多的渔获产品肯定不可能在本地即能全部销售完毕，而必然有大批产品由商船贩往外地销售。在太湖地区的渔业兴盛产区，亦有船贩进行大宗贩运，如太湖《罛船竹枝词》云：“黄梅白雨太湖棱，锦鬣银刀牵满罾。盼取湖东贩船至，量鱼论斗不论秤。”[13]太湖罛船生产规模之大前文已述，故其大量渔获物的销售均依赖于大宗船贩，竹枝词中言“量鱼论斗不论秤”，亦可见其交易规模之大。
明初安庆府望江县共设有四个河泊所。泊湖河泊所在香草镇，“秋冬客旅鬻贩鱼盐舟聚于此”；武昌河泊所在苏家嘴镇，“秋冬鬻鱼之旅舟聚于此”[14]。漳湖河泊所起先设在埭沟镇，后又移于新沟镇，这两地应与以上二河泊所所在地香草镇及苏家嘴镇一样，秋冬之际有大量船贩在此汇集以贩运鱼虾水产。同理，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盛产鱼虾、设有河泊所，又能通航的湖泊在秋冬时期肯定都会有大量船贩聚集贩运。
又如在安庆宿松地区，“贩鱼之船一曰鲜船”；船贩“除贩运本境及邻境之内河通水各市镇外，并贩运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庆，均为极大之销场。盖九江、安庆轮舟便利并可将鱼用篾篓装置转附轮舟运至沪镇等处，故贩鱼营业者每以船贩为大宗也”[15]。可见，凡能通航的内河水域，即有船贩将鱼鲜贩至各个市镇销售。贩运出江则以九江、安庆等大型港口为主，之所以运至这些地方，是因为鲜鱼运到这些大型港口后，又可通过更大的轮船转运至上海等地销售。贩鱼者以船贩为大宗，是说船贩之贸易额为最大。
前已述及，鱼类之外，虾蟹亦为水产大宗。清代中叶，扬州北湖地区“每蟹时，簖户积蟹于仓。或以簿围之困于野，狼戾满地不少惜，日以蟹为粮，家人厌之。市侩引贩者就其家。架大衡称之，载以船，多往京口。京口人能辨其为湖蟹也”[16]。每当汛期，所产以仓积，或者就用竹编器具围困在野地里。渔民天天以螃蟹当粮食，乃至吃得生厌。其销售方式与前述挑贩负运鱼虾又有所不同，并非由渔民将蟹集中到“鱼肆”之类的固定地点，而是由牙侩将贩卖者直接领到生产者家中批购。架一杆大秤秤好后，即以船载贩往外地，大多贩往京口，即今镇江。食用多了以后，消费者即能区分辨别湖蟹、江蟹。
4．其它水产
除鱼类及虾、蟹、贝类等水产外，各内陆淡水水域还出产有莲藕、菱芡等副产品。渔民有的既打鱼、又兼采莲藕菱芡，明代文人诗集中多有吟咏，“湖乡风景三秋后……钓艇莲舟晚共回”[17]；“湖田今有秋，老稚饭红莲”[18]；“得鱼且觅津桥酒，旋采溪毛杂菱藕”[19]。扬州北湖地区所产“菱之类美者曰乖角青，野生者曰葱管子、曰鬼叉叉”；每至七、八月间菱叶如盘、菱花吐白，种菱之人乘一小舟用竹竿在水面上往来挥拂以驱逐虫子；等到所结果实成熟后，“采摘入市亦投鱼肆”，即也在鱼市上出售[20]。明代对莲藕、菱芡等产品也有课税征收。有的水乡人户有专种莲藕菱芡以为生者，如杭州府各河泊所所辖渔户又细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就有“菱藕户”。明清文人诗集中多用采莲等题材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为水乡文化之一种，如“湖南采莲子，湖北采芙蓉。莲子心犹芒，芙蓉花自红。日暮高歌下烟渚，鸳鸯飞过湖东去”[21]；“采菱南塘下，水深菱叶稀。菱花比粧镜，菱叶比罗衣。轻风漾楫去，落日唱歌归。无情两白鸟，来往趂船飞”[22]；又有《罛船竹枝词》：“湾头茱萸红十分，湖中鹭鸶白一群。侬船纵入采菱队，不湿青青荷叶裙”[23]，等等，不一而足。鸭子也是各河湖水域的一项重要产品，不仅为渔人之副业，亦有专事牧鸭者。扬州北湖地区“牧鸭之人买乳鸭于苏、常……，以太湖之种蓄于黄子诸湖，食鱼稻，肥厚异常，谓之湖鸭”；放牧鸭群之时，“一小舟率千百，举竹一挥，贴然不乱，驯物之性固有道邪”，可见其牧鸭技术之熟练精湛；等到秋天鸭肥时牧鸭人“复贩于苏、常卖焉”[24]。
[1]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日〕中村治兵卫《中国渔业史研究》，刀水书房1995年出版。
[2]《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
[3]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二十，1975年出版。收为《中国渔业史研究》第一章。
[4]（明）王洪《毅斋集》卷四《湖上行》。四库1237-471。
[5]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
[6]（明）孙承恩《文简集》卷十九《渔庄鸣榔》。四库1271-239。
[7]弘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西塞晚渔》。
[8]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9]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10]（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三《西浦渔罾》。四库1250-27
[11]民国《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12]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渔业》。
[13]《太湖备考》卷十一《集诗二·罛船竹枝词》。
[14]万历《望江县志》卷一《舆地类·乡镇》。
[15]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16]嘉庆《扬州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
[17]（明）张羽《静庵集》卷三《登德清百僚山》。
[18]（明）袁凯《海叟集》卷二《出西郊》。四库1233-179
[19]（明）王绂《王舍人诗集》卷二《题渔乐图》。四库1237-105
[20]嘉庆《扬州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
[21]（明）朱朴《西村诗集》卷上《采莲曲》。四库1273-405
[22]（明）朱朴《西村诗集》卷上《采菱词》。四库1273-405
[23]《太湖备考》卷十一《集诗二·罛船竹枝词》。
[24]嘉庆《扬州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
二水产加工产品的运销
明清时期，四方贸易较以前更为发展，各地的水产加工产品不仅行销于本地，大宗产品或地方特产更远销外地，货物流通颇称繁盛。以下就资料所见略为阐述。
湖广两湖地区因河湖水系密集，营养度较高的中小型湖泊水域面积广阔，渔业生产十分繁盛，渔业在该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十分重要[1]。这一区域可说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水产加工产品出产地。据《明实录》记载，“河南川陕之民一遭饥馑多仰给湖广，故发仓廪以赈济不若弛禁令以通商。然湖广货物鱼盐之地，苦于各王府及各司之征榷……上曰然。王府有抽分船料、侵夺渔利及镇守官以挂号需索盐商者悉禁格之”[2]。由此可见，湖广之鱼盐货物远销、广销河南、四川及陕西等省。朝廷将湖广众多的河泊所赏赐楚省王府及王府侵夺渔利已见前述，故明世宗嘉靖帝有此诏令，希望能以正常的商贸流通的方式代替仓廪赈济。又如常德府“多干鱼。盐鱼日干，货于四方，颇以为珍。各县俱出，而沅江尤多”[3]，这种加工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销售于四方各地，且都视为珍品。岳州府华容县加工干鱼，“商人烘曝，贸易遍江淮间”[4]，熏制和晒制的干鱼远销于江淮各地。据此二例可知岳州、常德二府干鱼加工产品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而岳州、常德二府在明代并非为湖广地区渔业生产最盛者，其最盛者在江北的江汉平原汉阳、沔阳、武昌各府州。因此，可推知这些府州的水产加工产品贸易当更为繁盛。
安徽安庆地区的加工产品贸易也颇称繁盛，如宿松县出产之银鱼干“每年由外商入境购买或本地商人自行收买转贩，以江西之九江景德镇等处为极大之销场”；虾米“运贩及销场亦与银鱼同”，虾之售卖“亦有晒干而不去甲者以斗斛量之，销售亦广”；“鱼之贩卖有贩鲜鱼者亦有贩干鱼者，贩干鱼之商人先将鲜鱼收买，以盐水腌透就日光晒干，用篾篓装置，运至江西或邻境之婺源、祁门、绩溪、秋浦等处售卖”[5]。可见其地盛产之银鱼干、虾米等销路广、销量大，商贩活跃，其运贩销售地主要为江西及邻境的徽州地区。明清徽州商帮之活跃，当今学者研究极盛，已成显学。想必亦多有徽州商人从事水产加工产品的转贩贸易。安庆地区的风味特产更闻名遐迩、声扬京师，“鱼以糟渍之色如琥珀，味若醇醪，至京师以餽人，必相矜诧，召僚友共饷谓之南糟鱼；其麴酿速成者为鲊，较糟鱼尤美而易变，难以餽远。谚曰：枞阳豆腐桐城鲊，方物之得名所从来久矣！”[6]其糟鱼和鱼鲊号称美味，声名久已成谚，成一方之特产。
太湖地区的鱼类加工产品如鲚鱼干、银鱼干、荷包鲊等也远销外地。“鮆鱼，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一种小者名梅鲚，渔人鱐之以鬻，盛行于浙省诸山中”；又有银鱼，“鱐之可以致远”[7]。所谓“鱐之”即压制晾晒成鱼干，“可致远”，即可远销外地。苏州地区于四五月间取鲚鱼子“曝干名螳螂子”，又有“小者曰黄尾鮆”，均“鱐之可致远”；“银鱼，出太湖，色白，无鳞，鱐之可致远”[8]。
沿海一带出产的水产加工产品中则又有黄花鲞、腌鳗之类，也输出外地。如高邮州“每年输出品以腌鳗及鮳鱼（即杂鱼干子）、银鱼干”等为多，宣统元年（1909），高邮运送到南洋劝业会去参加陈列比赛各物中就有银鱼干、鮳鱼、虾米、虾子、醉蟹等湖产五种[9]。沿海以馒头鱼、黄花鱼二种销路较广，数量巨大。宝山地区之“咸鱼行均设于吴淞，自外海捕获后以盐渍，运至行内，另售于邑境及邻县等各市场。三四月间销售黄花鲞鱼等为数最巨，俗称洋汛”[10]。
[1]参见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2]《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九，第2341页。
[3]嘉靖《常德府志》卷八《食货志·物产》。
[4]隆庆《岳州府志》卷十一《食货考》。
[5]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6]民国《怀宁县志》卷六《物产》。
[7]（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六《物产》。
[8]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
[9]民国《高邮州志》卷一《民赋志·物产》。
[10]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渔业》。三水产销售量估算
以上对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鲜鱼商贸和加工产品的运销做了大致介绍，那么其时的水产销售量情况又怎样呢？就笔者管见所及，在明清史料文献中极少提到渔业产量及销量者。即如明清时期修纂很盛的各地方志中，相关的赋税志、食货志、物产志等因体例所限也很难找到直接材料。为论述这一问题，本文主要根据渔业用盐量对此进行粗步估算。
1.关于渔盐
鱼虾贝类等水产除少量以渔民自食及以时鲜或冰鲜形式进行交易外，绝大部分渔获物都是以加工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而水产传统加工方式主要采用盐藏，也就是用盐防腐，即文献中所称“醃切”者。关于渔获量与用盐的比例，文献记载中甚至有渔人“醃鱼一船，费盐十倍”之说[1]。当然，这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也可见渔获物加工用盐之多。清代文献当中提到乾隆年间多有狡黠商贩“因醃切一项”，“向借货七盐三”而拌合夹带、影射兴贩私盐之事，后经奏定“每货一担，准带护盐十五斤”[2]。据此可知，其时醃切用盐量至少应为渔获量的15%。据丛子明等主编的《中国渔业史》言，“一般用盐量占渔获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鲜鱼就要用二两盐来防腐”[3]。
清代官方按照渔船的尺寸大小，明确规定了渔民可购买的渔盐额。具体操作办法为：每逢渔汛时期，沿海居民可雇备船只，先到海关交纳船税，申领渔票。海关验明该船只的梁头尺寸，凡梁宽九尺以上的为大型渔船，梁宽八尺以上为中等渔船，梁宽七尺以上为小型渔船，各发给不同的渔票盐引。各渔票盐引内要求将舵工船户的姓名以及属大中小何种尺寸等内容填写清楚。渔户拿到票引后到盐场支领渔盐，盐场官员验明票引规格，大型渔船配售渔盐三千斤，中等渔船配售二千斤，小型渔船则配售一千斤。渔户将所买渔盐装船出洋捕捞，渔汛期结束后，渔船返归渔港，渔户要到盐场官员处报告渔获物多少。如渔获物少，配售的渔盐多于醃切所需用盐，渔户就要将多余的盐返还给盐场售于盐商。如渔获物多，配售的渔盐少于醃切所需用盐，渔户就可到专门的醃切牙行按照渔获物数量购买渔盐再行醃制。然后就可以装船前往江南出售。[4]
2．销售量估算举例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地加工产品的运销情况已如上述，这里仅记文献中间或有只鳞片爪涉及或提及产量及销售量者。如，明代时湖广布政司仅上供给南京国子监的干鱼即达22125斤[5]，江西等处则按例要解纳礼部掌醢署“干鱼十四万八千斤，鲚鱼一万斤，鳓鱼九百八十四尾，收充供养茶饭、斋醮祇待等用”[6]。据日本人山本田芳1885年撰写的《清国水产辨鲜》中记载，“鲚鱼在江苏长江年产五百万斤，干鲚鱼年产约十五万斤运销各地”[7]。沿海地区出产的黄花鱼分为南洋鲜和北洋鲜两种。前者渔汛期自一月至三月，早春用冰运，末汛期多用盐藏。后者的渔汛期自三月至四月下旬，均以盐藏运销。该鱼出产于吕泗洋面，渔民用载重五百担的帆船备上囊网驶抵产地捕捉，渔汛期中大约每十来天就可捕获鱼“二百余石”，也就是10吨，销售于吴淞及浏河等处的各鱼行，然后再批发于苏州、嘉定、太仓等邻县的各市场。[8]
事实上，据有关文献记载，渔业用盐量确实是相当巨大的。如清两江总督陶澍奏言，在淮南盐场，每年除草堰场没有醃切用盐及角斜场仅上数引外，其余十八场，按照产额，渔汛用盐“共开销至二十四五万引，几及淮南额引十分之二”[9]。渔获物防腐加用盐竟然达到淮南盐场产盐额的20%的比例，由此可略窥渔业产量之巨。如根据上述每一斤鲜鱼用二两盐来防腐的比例进行折算，则于淮南盐场支领渔盐的渔户，其年总渔获量当为187500吨。渔汛用盐不惟淮南地区，凡在渔业繁盛的沿海地区当同样如此。如以淮南区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包括淡水鱼）的十五分之一计，则全国年总渔获量当为2812500吨。据抗战前的不完全统计，鱼类总产量（包括淡水鱼）达二百二十一万四千余吨[10]。以此数据对照比较，可知前之估算大致离事实不远。渔获物除很少一部分为渔民自食外，绝大部分都会进入销售市场，其中大多数又为盐制防腐的加工产品。
[1]《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九。
[2]《清盐法志》卷一四四“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条”。
[3]参考丛子明等《中国渔业史》，第78页。
[4]《定渔户领盐例》，《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九。
[5]《明会典》卷四十一。
[6]《明会典》卷一百七十一。
[7]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二》。
[8]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渔业》。
[9](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八《复奏筹议稽察场灶章程折子》。
[10]韩非木《祖国的渔盐》，大中国图书局1953年出版，地理小丛书。
四水产商贸的经济收益支配
渔民们用水产销售所得向官府交纳赋税，以及维持一家的生计。此外，卖鱼兑酒热身在渔民们的生活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还税及养家
明代渔业课税之重已如前述，明人诗文有云：“我闻沔阳湘楚间，楚波浩荡湘洄环……水边人家半渔户，唱歌捕鱼自朝暮。得鱼归来先报官，半售商船半输赋。”[1]渔民要将生产所得之半用于交纳赋税，可见还税为渔民卖鱼所得收入的一项重要支出。又如：“昨夜溪头过新雨，春水漫漫决沙渚。群鱼尽逐早潮来，父起收罾子看莒。入市鱼租今几何，归家尚喜鲜鳞多。”[2]渔民庆幸在鱼市上售鱼所得除交纳租税外，还能有所剩余。在湖广一带，“楚天空阔重云幕，孤馆风寒倍萧索。著鞭江上观打鱼……渔官独坐万斛舟。且言今岁尽余裕，输官给役从如何”[3]；可见“输官给役”是渔民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渔民以打鱼为生，鱼虾为其主菜，但毕竟不能充当主食；因此，必须卖鱼换取米粮、油盐等生活日用必需品。有诗为证：“八尺长竿一具罾，前船相唤后船应。得鱼换米兼沽酒，更取鱼油作夜灯。”[4]渔民一般都要在傍晚之前售出当天所打之鱼，否则隔日后，鱼便不很新鲜，卖不了好价钱。因此，水滨渔市一般都收市较晚，诗云：“风雨方知客路难，飞鸿相逐渡江湍。港收渔市舟归晚”[5]。然而，零星售鱼所得毕竟少而可怜，“乘潮撒网得鱼少，入市卖鱼钱不多”[6]一语透露出渔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然而，正赖渔民的辛勤劳作，出售所获之鱼，城居的仕宦人家才能得食美味，而打鱼人迫于生计却只能将上等好鱼全部出售而仅留剩一些细小鱼腥以自食。诗云：“渔人骋技巧，长网截大川。万鱼不能脱，已知数当然。倾城食鲜脍，维舟洗腥涎。”[7]
2．兑酒
渔民卖鱼所得除用来还税及养家外，沽酒热身更是一项重要消费，这几乎从所有涉及渔民生活的诗文中都能得到体现。渔民由于终年在水上作生涯，不可避免的受水中湿寒之气的困扰，饮酒能促进血液循环，收到热身以抵御湿寒之气的效果。因此，卖鱼兑酒而饮便是渔民打发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渔民是自小就伴随着酒的薰陶而长大，并依赖于酒而终老一生的。上文所引之“得鱼换米兼沽酒”即为一例，沽酒与换米相提并论，渔民将二者置于同等地位，可见酒对于渔民的重要性。可以说，鱼与酒通过渔民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关的诗文简直不胜枚举。如“残阳潋潋照秋波，闲理渔罾下浅莎。但使得鱼那怕晚，水村南北酒家多。”[8]又如，“荷莎冒寒收钓丝，得鱼恰充沽酒资。晚来逐伴还家去，不识茆庐在何处。”[9]正由于生活之寂寞单调而清苦，渔民便抱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到哪里算哪里的生活态度，多有卖鱼换酒买醉之例。诗云：“青枫岸隐白鸥沙，篁竹林中有酒家。日日得鱼沽一醉，何须分外作生涯。”[10]又如，“钓罢得鱼鲜，舟维野店边。闲同三两伴，尽醉百千钱。”[11]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产商贸活动颇为兴盛，既有鲜鱼商贸，也有水产加工产品的长途运销。鲜鱼商贸又可分为渔民的零星交易和小本经营的挑负贩、车贩及资本雄厚的船贩。鱼市的零星交易在各河湖水域随处可见，覆盖范围广泛。但如就贸易额而言，船贩巨商的大宗转贩则远高于前者，且其中部分挑负贩及车贩等往往即从大宗船贩处批贩。经过盐渍、曝晒等加工处理后的水产品可以长途运销，水产加工产品的品种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各地都有自己的名特优产品，其销售所覆盖的范围和销售数量也有所不同。全国年总渔获量约为2812500吨，渔获物除很少一部分为渔民自食外，绝大部分都会进入销售市场，其中大多数又为盐制防腐的加工产品。渔民们用水产销售所得向官府交纳赋税，以及维持一家的生计。此外，卖鱼兑酒热身在渔民们的生活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明）谢晋《兰庭集》卷上《送杨水虞复官沔阳》。四库1244-436。
[2]（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九十《题尚书叶公捕鱼图》。四库1253-723。
[3]（明）夏原吉《忠肃集》卷三《观打鱼》。四库1240-502。
[4]（明）唐之淳《唐愚士集》卷一《淮上渔者》。四库1236-528。
[5]（明）高启《大全集》卷十五《过吴淞江风雨不可渡，晚觅渔舟抵松陵官馆》。四库1230-201。
[6]（明）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二《题江村渔话图》。四库1232-147。
[7]（明）蓝仁《蓝山集》卷一《捕鱼》。四库1229-774。
[8]（明）王燧《青城山人集》卷八《秋江晚罾》。四库1237-764
[9]（明）徐有贞《武功集》卷五《题暮雪渔归图》。四库1245-214
渔业贸易篇10
关键词：府县建制农渔税赋港口贸易市镇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海内孤本明万历《汉阳府志》从日本复印回国。2007年，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工作完成，出版成《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一书。该书在明清汉阳府志中有承上启下之功，填补了从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汉阳地方府志的空白，也为研究明清武汉地方史的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解读《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从府县建制、户口数额、农渔经济、税赋征收、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明代万历年间汉阳府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基本了解。
府县建制：明万历年间（1573―1620），武汉地区承继嘉靖年间（1522―1566）的行政区划，以长江为界，江南为武昌府，江北为汉阳府。明成化初年（1465）前后，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冲垮堤坝，河流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北为汉口，汉水之南为汉阳。自此汉口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港口贸易及市镇发展大兴，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逐渐发展成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但直到清朝末年，汉口镇一直属于汉阳府管辖。
洪武初年（1390），汉阳知府程瑞重建汉阳城，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樊景麟重建后堂，万历年间（1573―1620）增修。至此，明代汉阳城轮廓基本定型，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两千五百米，设四门：东曰朝宗门，西曰凤山门，南曰南纪门，北曰朝元门。从《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中的汉阳府城郭地图看，汉阳府已成为汉阳地区行政、商业、居住、交通、军事中心，各功能区分布合理，配套齐全。府署在凤栖山南麓，县治在府署西；府儒学在凤栖山麓，县治之西；敬一亭在明伦堂后山上；司狱司，在府治南；通济仓，在府治南；预备仓，在府治西南；僧纲司，在兴国寺；道纪司，在玄庙观；樵楼，在郡治南；教场，在永安桥西；调拨守御武昌卫右千户所，在南纪门内，今复为县学；调拨守御后千户所，在凤山门楼内；分守武昌道，在朝宗门内。除汉阳府外，下辖汉阳县设县儒学，在南纪门内；便民仓，在大禹庙西南侧；养济院，在凤山门内；另有汉口等七镇巡检司，还有长江局等共七所河伯所。下辖汉川县在阳台山东；儒学，在县治东北；敬一亭，在文会堂旧址；预备仓，在县治东；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南；便民仓，在县迎恩桥东；布政分司，在县治东；按察分司，在县城隍庙西；教场，在县治东南；另有小里潭等三所河伯所。
汉阳府辖汉阳和汉川两县，其中汉阳县下辖县前铺、十里铺、孟家铺、新店铺、黄连铺、幺铺、蔡店铺、崔家铺、六神铺和高观铺，其它共七乡十九里八坊。汉川县下辖县前铺、甑山铺、养鱼铺、马城铺、白马铺、张家团铺、小龙铺、长兴铺、刘家隔铺和观庄铺，其它共六乡三里。《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评价道：“本朝乡里，前载三十有五，今方二百余年，只存在城等十九里，而逃亡荒芜，又将半之，然则将何所底哉？[1]”表现出方志编纂者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综合嘉靖《汉阳府志》和其它史料，可知自明朝开国（1368）以来，汉阳府铺、乡、里、坊总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自然灾害。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中期汉阳府水旱灾害频发，更兼有鼠，蝗之害肆掠，百姓更有易子而食者；其二，官府的强征暴敛。灾害横行，官府不仅不减负安民，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搜刮百姓，百姓不堪忍受而逃荒者不计其数。由于以上原因，许多乡里几成废墟，闲置荒芜，官府不得不进行裁撤。
户口数额：如前文所述，明代前中期汉阳府地区常遭水旱之灾，更兼鼠、蝗之祸，再加上官府强征暴敛，百姓饿死逃荒者不计其数。如“弘治二年，旱，人相食”，“正德二年，水、田鼠食稼”，“隆庆五年，大水”[2]，导致汉阳府地区自明初到嘉靖初年，人口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永乐十年，共六千三百四十户，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八口，到嘉靖十一年，只有五千五百三十一户，三万两千零三十六口。可见，户和口都在下降。从嘉靖初年起，汉阳府户口总数逐渐上升，到万历十九年，总共六千一百六十四户，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七口。下辖汉阳县户口也从嘉靖元年的三千八百九十户，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口，增长到万历十九年的四千八百八十户，两万五千四百八口。嘉靖至万历年间汉阳府户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嘉靖和万历之间长达百余年的社会安定，自然灾害减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人丁兴旺。
农渔经济：按《禹贡》的说法，荆州“厥田惟中、下”，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也说：“汉阳虽附郭乎，然清丈图籍班班具焉，上田则无几，中、下最多。”[3]可见汉阳府的土壤条件并不突出。汉阳府夹两江之流，属于川县泽邑。农业生产完全依靠江堤来保护，特别在夏秋暴雨之时，洪涝灾害便在所难免。然而事有两面，利弊皆存。洪水并非年年爆发，每爆发一次之后，江堤边洪水带来的泥沙使土壤更加肥沃，更适合种植庄稼。即便洪水过后毁了农作物，亦增加了很多湖塘，可供养渔业养殖。正如“不知湖多田少，割彼以充此，不必出于田，故两县无顽民”所言，汉阳府的田地和湖泊池塘总是彼此增减。据记载，从永乐十年到万历十九年，汉阳府田地山塘从三千三百八十一顷三十四亩五分五厘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七顷三十八亩一分九厘。在一百八十年里，增加了一百九十六顷左右。在明朝前中期，整个湖广地区渔业人口仅次于农业人口，特别在沿江沿河及湖泊分布较多的乡里，渔业人口甚至超过农业人口。
税赋征收：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汉阳府赋税主要包括农业税和渔业税，还有少量的商税。税粮方面，一年内夏税，固定二麦折米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八合六抄六圭；秋粮，固定官民米两万四千六百二十石九斗六升九合五勺；两京丝绢，六百八十九匹八尺一寸一分。拨运本府仓，楚王府各类禄米及另外各类饷米共计九千五百三余斗。额办丁粮实派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有余。盐钞，南京库折银九十一两有余，存留本府库钞银一百三十二两有余。出了农业税外，渔税也是汉阳府税收组成的重要部分。明代朝廷设置了河伯所，负责管理渔民和征收鱼税。万历年间汉阳府河伯所经常保持在十一所左右，视情裁设。鱼课年征数额固定为银两千三百六十八两，遇闰年铁和胶料等课钞，计银八十四两。另外，商税起运银二十两。明代汉阳府地区税收最大特点就是渔业税的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不止汉阳府，整个湖广地区的渔业税所占比重都是较高的。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渔业经济的发展对湖广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明代汉阳府所辖疆域，面朝长江，背靠大别。《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荆州居其腹，而汉阳府又据荆州之腹，夹长江汉水，北上可直抵中原，南下可直达两广，往东可顺流直驱苏湖，往西可借水直入川蜀，水陆之交通，不可谓不便利。明万历年间汉阳府所辖长江北岸已是港口林立，最著名的要数“汉阳渡”，位于汉阳城东南江边，它是万历年间汉阳府最大的渡口，也是连接长江对面武昌府的主要渡口。其次是平塘渡，位于县治西二十五里，汉水改道前，平塘渡也是汉阳重要港口之一，位列明代“汉阳十景”之一。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后，汉口渡逐渐崛起，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地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汉口镇也随之声名鹊起，明末清初更是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其它较大的港口还有龙潭渡、沌口渡、张大渡、蒲潭渡、龚家渡等。
除此之外，长江上一些较大的沙洲也成为贸易聚集之所，“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集，两岸贸易，居民为市，民乐其利，城隍亦赖以巩固。[4]”比较著名的如位于县治南江中的刘公洲和鹦鹉洲。刘公洲在宋代既已浮出江面，后来面积逐渐扩大，至万历年间已成重要的水运商市，包括鱼市，菜市等。“冬春水落，四方舟楫聚焉。郡人一渔一薪，朝夕为市，公室之输，私家之养，多赖于此”，且说“盖郡土瘠而势，耕渔失利，业在贸易”[5]，由此足见刘公洲商贸地位之重要。鹦鹉洲则成名较早，早在唐朝，就有很多诗文名篇提及到它。鹦鹉洲在明前中期是远近有名的竹木集散地，但在明末逐渐沉没。
除港口商贸外，陆上的市镇贸易也是汉阳商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明代汉阳府的市镇贸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前后分界。第一个时期，汉阳府的市镇贸易主要集中在汉阳府内的主要街道，“显正街、西大街、双街、高公街、鹦鹉洲一带多为经营铁器、木器、竹篾、食品的店铺和作坊，尤其是显正街和西大街是汉阳城内有名的闹市”[6]；第二个时期，汉口渡开始兴起，约在正德年间（1506―1521）汉口市场发展提速，商贸经营活动大多从汉阳转移至汉口。万历年间政府规定湖广大部的漕粮改由汉兑，不久，汉口也成为盐商新口岸[7]。适时，汉口南岸崇信坊最为繁华，汉口巡检司也设置于此处。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汉口的集市和街坊在港口商贸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市镇规模不断扩大。嘉靖二十四年（1545），汉口镇户数已达一千三百九十五户，人口近七千人。
总结
通过对《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的研究，笔者认为明万历年间汉阳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明朝初年有很大提升。汉阳府经历了明朝前中期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灾祸导致的经济社会凋敝，到万历年间，户口不断增加，农业和渔业经济逐渐起色，并成为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地。与此同时，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汉阳的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开始提速，规模逐渐扩大，影响不断提升，为明清闻名全国的商业中心“汉口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9页。
[2]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12页。
[3]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95页。
[4]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68页。
[5]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