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1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6-0065-03
[作者简介]徐芳，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涉外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47)
一、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成为国有资产流失之新渠道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占35%。对于这些在境外直接投资中流转的国有资产，国家设定的目标是：安全、完整、保值、增值。然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经营现象，投资效益也不尽人意，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伴随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态势，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新渠道。
1.国有企业境外违规经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目前，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的违规现象主要包括：一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审批规定，未经外汇和商务部门的批准，擅自在境外投资，所需资金以进口的名义汇出或截留境外出口贷款。二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大部分利润留存境外，汇回利润较少。三是“返投资”现象较多。所谓“返投资”，是指我国的境外企业利用其所得利润或本金再返回到我国国内来投资，举办三资企业，以获取国家优惠待遇。它实际上是一种为牟取“私”利而欺骗国家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境外投资利润和外汇管理的规定。此外，还有通过境外投资洗黑钱的情况。例如，部分不法分子侵吞国有资产或从事走私、诈骗、偷漏税等活动获取巨额财富后，在国家加大金融监管和反腐力度的背景下，为了转移非法财富而通过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活动将黑钱洗“白”。以上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导致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甚至损害了我国境外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形象。
2.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亏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间接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很难令人满意。据抽样调查，亏损的投资项目有1/3左右。导致境外投资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具有一定盲目性。非理性的“头脑发热型”境外投资在国内一些国有大企业身上时有体现。它们往往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经营”，好大喜功，仅凭一股冲劲与热情就冒冒失失地涉足境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是根本缺乏国际战略考虑，前期工作做得不充分，对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也估计不足，投资的失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二是投资缺乏业内的协调。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大多是孤军奋战，各个境外项目的投资互相独立甚至相互竞争，缺乏战略性的联合和协作，致使境外直接投资形成不了“联合舰队”式的战斗力，无法产生规模优势和效应。三是境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是将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略加改良而成。有的企业甚至完全是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翻版，未转轨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弊病很多，如管理体制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等。这些都为经营亏损埋下了伏笔。既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很难盈利，甚至难保持平，其国有资产也就难以保值、增值，这应视为国有资产的间接流失。
二、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之本源：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出现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一是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现代管理系统；二是外部的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规范。笔者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后者是最根本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1.境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国家对其以国有资产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缺乏明确的思路。长期以来，境内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归属模糊，出资人代表不明晰，导致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所有者职能和经营者职能难以有效分开。即使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这种产权关系不顺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混乱不清。由于国家对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实则是政府代为行使，在政府的相关权责尚未明确化、法定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管理思路也是模糊的：时而强调政府管理者职能，对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监管；时而又放弃政府所有者职能，对境外投资后的境内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不闻不问，放任自流。致使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经营创造性和发展主动性受到限制，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有时又处于无序状态，其投资及经营缺乏国家的适当调控，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
2.国家对境外直接投资实行多元化管理，相关企业反而无视管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我国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境外直接投资，采取的是综合性归口管理、专业性管理和行业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相结合，境内机构管理和境外机构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体制。就境内中央管理而言，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各行业部委等依据各自职责各管一块，权力是重叠和缺乏协调的，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譬如，在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对外投资时，有关管理规章就有原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财政部颁布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多项。在这些规定之下，其审批和登记程序相当繁杂，耗时过长。为避免贻误境外直接投资的良机，境内某些国有企业就索性规避政府审批，私自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且未及时办理具有当地法律效力的产权归属手续，这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3.国家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更注重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事后的实质监管乏力。我国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投资事前阶段的资产评估、审批、产权登记等程序性措施，对投资后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是否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实质性监管较少(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只涉及一些绩效报告等程序上的规定)，即使是对亏损的境外企业，也较少适用有力的惩治措施。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国有企业一般重点关注能否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后出效益所做的努力不够，还普遍存在一种“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想法，不积极随国际市场的变化更新传统的经营管理策略，对境外企业基本上放任不管，加剧了国有资产的亏损、流失状况。
4.国家对相关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内容上过于死板，导致某些国有企业不敢、不愿境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也往往绕过国家管理而违规投资、经营。我国目前的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管制为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的资产评估登记、审批、外汇汇出和汇回、融资限制等制度)，鼓励与保护性规定不足：鼓励性规定仅包括有限的外汇留成制度，小范围的税收减免、抵免制度，不完全的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制度，少许的海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和资金扶持规定等；保护性规定除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有关内容外，在国内法层面更只有零星的内容(如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制度)，最能体现保护功能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立法上还是空白。在这种管理取向之下，一些国有企业对境外直接投资犹豫不决、望而却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成功“走出去”的境外企业也往往会由于国家管得太死而干脆绕过国家管理违规投资、经营。例如，我国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自行筹借和运用资金时，未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转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其境内投资者、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外汇担保；境外投资企业也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担保。这些规定给境外企业的筹资、用资和担保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为寻求发展，境外企业只好私自在境外筹借和运用资金，部分国有资产因此而流失。
三、改革相关管理制度，促使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理顺政府、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管理思路。首先，必须在法律上确立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如国资委)的特殊法人主体地位。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资委是政府直属的特设机构，并没有从法理上明确概念的逻辑内涵。笔者认为，今后要在法律条款上明确写明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确立其特殊法人主体资格。据此，他们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甚至境外企业)的关系就是出资人与受资人、特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定位之下，国资监管机构可以顺理成章地行使其作为出资人(或称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如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奖惩、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派出监事会等等。至于政府其他管理国有资产部门(如商务、财政、外汇等管理部门)，则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处于配合国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的地位，行使其相关领域的权利。其中，商务管理部门又处于中心地位，研究与制定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发展和协调战略，并实施必要的审批制度；财政管理部门协助管理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投资资金和国家资金，成本的核算管理，工资的核算管理，利润的分配管理，企业亏损的处理，中方职工奖金等方面的问题；外汇管理部门则协助进行外汇风险、来源的评估和审查，关注外汇能否安全、及时、有效地收回。如此管理模式有主有次，互相协调，能适度克服原来部门管理中心不突出、权利重叠的弊端。其次，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要适当保持距离，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不管。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投资及经营的适当调控与监管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公共信息服务等扶持措施以促进国有资产增值。另一方面，政府不宜再采取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直接干预手段，如取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投资企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程序；给予投资企业充分的筹资、用资以及用工自等等。
2.在加强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的同时，更注重其事后监管和惩治。首先，尽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以考核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按《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目前对境外企业进行效绩评价的做法是：境内投资国有企业自己做好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效绩评价工作，并向国资监管机构报告。如此程序虽然体现了“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但通常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容易相互“沟通”以规避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例如，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杜撰、更改内部业务往来而隐瞒应该上报的国有资产流失。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实质上理顺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的法律关系，建立两者间的独立企业经济往来制度，真正从源头上强化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的监管，从而改变现有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只重报告而轻实质监管的弊端。其次，实质上赋予国资监管机构审核境外企业重大国有资本运营决策事项的权利。《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涉及境外发行公司债券、股票和上市等融资活动，超过企业净资产50%的投资活动，企业增、减资本金，向外方转让国有产权(或股权)导致失去控股地位，企业分立、合并、重组、出售、解散和申请破产等重大决策事项的，应由境外企业的境内母企业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境外企业发生的涉及减少国有资本金的损失，也应及时报告国资监管机构。但备案、报告后，国资监管机构有哪些实质性权利?他能否直接阻止或限制这些活动?又如何参与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这一系列问题，该《暂行办法》没有作出规定。为防止、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以后应予补全。再次，更多地授予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调查境外企业是否有非法行为，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权利。由于境外企业位于我国国土之外，我国对其的监管往往鞭长莫及，还要受到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种种限制。因此，对境外企业经营及守法状况的了解不能仅仅依赖国内监管机构，应适当发挥位于境外的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的功能，实质性地交与其一部分调查和监督权，包括对当地投资企业提交的报告书是否属实、是否有转移国内资产行为和从事未经许可的投资事业、清账情况及投资事业终结时的财务处理情况等事项进行调查监督等等。这种境内与境外的结合监管模式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后，健全相关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行政和刑事处罚制度，使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服从监管。在这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境外直接投资后亏损”的处罚力度。
3.修改对相关国有资产过于死板的管理规定，以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首先，在加强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鼓励与保护，使国有企业有信心有条件走出去投资，获得国有资产增值的机会。具体包括：一是制定较系统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指南和产业、地区指导目录，以帮助国有企业做好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论证，防止出现盲目投资现象；二是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措施，如可效仿日本等国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准备损失金制度，让境外直接投资者在投资初期3年内将其投资总额全部或部分划为储备金，并在其应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三是适当放松投资者外汇资金来源限制，允许投资者将合法来源于更多渠道的外汇资金用于境外直接投资；四是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境外直接投资银行，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其金融援助方面的业务范围：给符合条件的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境外直接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担保，协同商务财政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前期活动提供资金或贷款支持等等；五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境外直接投资者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其次，修改、取消现有的对境外企业管得过死的规定，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让境外企业有适度的用汇、筹资、用资和担保权。
参考文献：
[1]屈茂辉.中国国有资产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文杰.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若干思考[J].律师世界，2003，(1).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2
【关键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监测预警
一、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渠道
（一）直接投资项下
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一般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支持，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灵活性相对较低，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巨变有一定的反应时滞。该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包括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是外国直接来华投资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增资）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和其他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入，其中新设（增资）外资企业是主要途径。二是外资撤资清算等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外资企业以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清算和转股是主要途径。
2.对外直接投资。一是我国直接对外投资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境内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以新设境外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与兼并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非金融机构境外投资是主要途径。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境外投资企业转股、清算、减资等所得款项的流入。
（二）证券投资项下
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由于主要受短期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境内外证券市场中长期走势的影响，且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趋利性极强，因此资金的流出入波动程度剧烈、波动频率较高。主要包括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入和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我国对外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境内证券投资。
（三）外债项下
外债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用途在于缓解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初期的融资困难和对进出口提供贸易信贷支持，该渠道的资金流动敏感性较为一般，基本随着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正向波动。该渠道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外债和金融机构自身外债。
（四）其他
除上述项目外，还存在一些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通过其他非资本项下渠道进行流动，其具体显现在某些经常项下和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或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具体包括货物贸易的价格虚报、经常性转移、净误差与遗漏和地下金融等，且相应的数据估计具有相当的难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该项目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线下项目（即平衡项目），相应的数据并非是统计得来的，包括一定的统计误差，但更多的是非法资本流动状况。
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指标的构建
（一）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指标选取
本文的综合性指标即为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监测指标。在综合性指标之下逐级设立两类指标：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前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未来走势，而后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现实状况。所有指标均有针对性地设置为相对数，以便于最后的加权平均估算。而在先行指标和一直指标的构成中，其具体指标分别为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总量类指标和结构类指标。
1.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该监测指标为被监测指标的先行指标，主要包含以下子指标：
2.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总量类指标B2。一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国内生产总值（设为B1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承载度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经济增量所对应承受的跨境资金流量状况，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对应的跨境资本流动数额。二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进出口总额（设为B2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进出口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进出口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三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国际收支总额（设为B23），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国际收支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国际收支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其中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是指流入流出量之和，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其他项下所有资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总和。
3.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结构类指标B3。一是资本与金融项下最大子项的占比（设为B31），以我国2011年状况为例，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动数额/资本与金融项下资金流动金额，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资金流动在各项目之间的集中度。二是直接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2），即直接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直接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三是证券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3），即证券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证券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四是其他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4），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五是其他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5），即其他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
（二）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相应指标的权重设置
1.权重设置的方法确定与条件设定。基于上述三类指标的具体设定，本文拟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以下简称aHp）进行递阶层次与判断矩阵的构造。具体而言，aHp评价技术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一步分解，使之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排列起来，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组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确定各元素的权重。依据上述要求，本文将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a设为目标层，将衡量资本项下资金跨境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总量类指标B2和结构类指标B3设为准则层，剩余的各分类子指标设为指标层。具体如下图所示：
2.各指标的权重设定。（1）建立判断矩阵。显然，目标层对各准则层而言有被分解的隶属关系，可以构建各准则层指标B1、B2、B3之间相对于目标层的两两判断矩阵，同理也可以构建各指标层之间相对于准则层的两两判断矩阵。下文的求解以准则层指标B1、B2、B3的权重设定为例。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准则层指标权重之前，本文运用相关专家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以定性的手段判定各准则层指标B1、B2、B3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立比较标度，实现定量描述。
比较标度用自然数1-9表示，其中1、3、5、7、9分别表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重要、明显重要、绝对重要”，而2、4、6、8作为四个亚等级，用来表示上述相邻两个重要性标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判断矩阵计为p，准则层和指标层具体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取值如下所示：
（2）求解取值。权重（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的求解。本文拟运用方根法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根据线性代数的相关定义可知：pw=λBw，其中p为判断矩阵，w为p所对应的特征向量，λ0为相应的最大特征值。具体求解过程与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述公式可得λB、λ1、λ2、λ3所对应的CR取值分别为0.0133、0.0434、0.0403和0.0546，均小于0.1，因此相应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可以通过一致性检验。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预警水平的设定
至于各指标层具体数值的代入，鉴于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变化的短期性，基本的思路是以近n年的我国相应数据为参照系，在数据的正态归一化的基础上换算成100点上下波动的指数值之后再进行比率数据的计算[1]，再运用移动加权的方式确定某一年份的具体指标层数值。最后，综合性指标a的取值等于各指标层数值的加权平均之和，取值在[0，1]之间，且越接近于0则说明越安全，数值越大则说明危险程度的加剧。在此基础上，可以分别计算前三年的综合性指数进行比对分析，进一步判断危险程度。
对于预警水平的设置，可初步判定综合指标a的取值在[0，0.1]，[0.1，0.3]，[0.3，0.6]，[0.6，1]四个区间，分别对应正常、关注、可疑和预警，其中对于预警指数a位于后三个区间的情况，可进一步按照季度取得相关数据进行判定。
四、当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须重点加强监管的地方
（一）特殊类资本交易——完善对隐性流动、或有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的管理和监测
隐性流动、或有交易以及金融衍生交易所涉及到的跨境资金流动大多具有不确定性，统计也不够全面准确。而不确定性即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对上述交易的管理和统计监测，提高对其的分析预判能力。
（二）虚假交易——加强对常规性业务的真实性核查
常规性业务是指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经常发生的外汇业务，该类业务操作明确，办理快捷，但也往往成为部分企业利用进行掩盖真实目的交易途径。例如利用经常项下交易变相达到资本交易的目的、利用股权并购实现“热钱”的快速流入等。
（三）热钱的涌入和逃逸——加强对违规交易、外汇黑市的打击
对境内私下交割、利用外汇黑市实现资金转移和跨境流动的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外汇管理的威严，开正道、堵邪道，减少灰色、黑色交易，降低在正规监测渠道之外的资金交易。
上述三个方面将会从外部影响资本项目交易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最终将影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3
关键词
境外直接投资 行业分布 演变与趋势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是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趋势对于总结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得失、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布局以及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现状与特点开始，在回顾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演变历程和分析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未来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现状与特点
(一)从流量和存量来看，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虽呈多元化格局，但主要集中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等劳动、资本或资源密集型行业，而高科技、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偏少
2009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主要行业分布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所占比重最大(36.2％)，其后依次是采矿业(23.6％)、金融业(15.5％)、批发零售业(10.8％)、制造业(4％)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7％)，上述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聚集了当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3.8％；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占当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仅为1.9％。
截至2009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主要行业分布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所占比重最大(29.7％)，其后依次是金融业(18.7％)、采矿业(16.5％)、批发零售业(1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8％)、制造业(5.5％)，上述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聚集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1.7％；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仅为2％。
(二)从参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来看，虽然也保持多元化格局，但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及农林牧渔业等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
2009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中，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最大(36.6％)，是当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境内投资主体数目最多的行业；其次为制造业(31.9％)，然后依次为建筑业(4.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9％)、采矿业(3.5％)和农林牧渔业(3.4％)等。上述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聚集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数目的83.7％，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仅为3％。
(三)从中国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涉及的行业虽广，但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等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聚集度较高
截至2009年末，在中国境外企业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为30.2％，是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在境外所设立企业数目最多的领域，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21.9％)，然后所占比重较大的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1％)、建筑业(6.8％)、采矿业(6.3％)、农林牧渔业(5％)。上述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境外企业数量所占的比重合计达83.3％，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仅为5％。
二、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演变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阶段的划分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要考虑整体情况，而后者主要考虑的是行业结构的演变。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9―1986年)：境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服务业及其相关行业
该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为了建立国际贸易网络，尝试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和代表处，投资规模小，投资企业集中于进出口贸易、金融和航运等相关领域。在此期间，工农业生产、工技贸合作、餐饮旅游、资源开发等行业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海外投资。
(二)第二阶段(1987―1993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由贸易服务业向加工制造业等非贸易类行业延伸
该阶段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的特征是贸易类投资继续扩大，同时非贸易类投资开始增加。如表1所示，截至1993年底，中国境外贸易类和非贸易类企业总计达4479家，按各行业企业数目占中国海外企业总数的比例排序，自高到低依次为：贸易型(24％)、生产型(19％)、餐饮旅游型(18％)、工程型(16％)、金融保险型(12％)、资源开发型(5％)等。
(三)第三阶段(1994―2002年)：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重点继续向生产加工领域拓展，资源开发领域成为新的热点，贸易型为主的境外直接投资结构开始变化
此阶段中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覆盖面进一步拓宽，除贸易类以外，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重点继续向生产加工领域(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倾斜，同时资源开发领域(森林、能源等)投资额迅速扩大。如表2所示，虽然贸易类仍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3.04％，但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和农业等三个行业所占比重合计已达42.94％，表明近一半的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投向了生产性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境外投资以贸易型为主的结构。
(四)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境外直接投资行业进一步拓宽，投资额较集中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与零售业、采矿业等行业
在这个阶段，伴随中国履行人世承诺，对外开放进入全面深入发展阶段，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中国的产业结构体系逐渐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速度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进入全面提速期，行业分布覆盖面全面拓宽，涉及的行业几乎囊括了三大产业的各个具体领域，但仍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如表3所示。
三、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本国要素禀赋状况
如同对外贸易一样，对外直接投资也同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密切相关。生产要素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有形要素主要指劳动力、土地、资本、厂房设备、自然资源等，无形要素指的是技术、信息、品牌、商誉、设计、管理、营销网络等。就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生产要素来看，现阶段中国充裕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设备等，比较充裕的包括：信息、商誉、管理、营销网络等，较为稀缺的是：技术、品牌、设计、自然资源等。因此，当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而研究开发、技术服务、高科技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分布偏少。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纵观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境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演变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内产业结构与境外投资行业分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国内产业结构对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同时境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与引导作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关的三类产业：一类是已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如批发零售、电讯服务、金融、保险、运输、汽车、信息服务等；另一类是产能过剩型行业，国内处于长线产业或边际产业，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如家电、纺织、轻工、机械、建材、建筑、原料药、电讯设备等；还有一类属于暂时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战略或幼稚产业)，需要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培育竞争优势，寻求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如技术、品牌、设计、研发等。
(三)自然资源获取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石油、天然气、铁矿、森林、有色金属(铜、铝、铅、锌等)等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资源结构不尽合理，国内这些自然资源储量有限，人均资源量比较低，供需矛盾日渐凸显。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通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跨国并购等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有效地寻求和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保证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境外直接投资获取资源与通过对外贸易购买资源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供应的稳定和价格的稳定，因而采矿业等资源开发行业近年来成为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行业。
(四)贸易壁垒规避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与容易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的行业结构紧密相联系。根据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57)提出的贸易与投资替论，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有利于维护和扩大市场。目前，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但是近几年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增大，针对我国的诸如配额、反倾销等贸易摩擦频发。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为历年之最，案件数目超百起、案值约120亿美元，两者皆比2008年翻了一番，通过境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显得尤为迫切。如近年来我国的家电行业中，海尔集团通过在欧盟、意大利、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设立生产基地，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有力地规避了东道国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障碍，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五)东道国国情差异
东道国国情差异也会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行业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状况、技术发展层次、资源储量等存在差异，外资投资行业准入门槛也会有所不同，同一个行业在某个东道国属于鼓励投资领域，在其他国家可能属于限制或禁止投资的领域。因此，中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别。一般而言，在对经济技术发展层次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在一些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时，可以通过对这些国家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源，以弥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的不足；而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投资则应以高科技等战略产业为重点，以学习其先进技术、培育竞争优势为主要目的。
四、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趋势展望
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总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未来行业布局不仅应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相结合，还应同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相结合，同时还应同建立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经营网络结合起来。在选择和确定境外投资行业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能否充分发挥本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的程度、是否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对外投资)阶段、拟进入行业的竞争状况与市场容量、拟进入行业的开放度与政策法规情况、拟进入行业的综合商务成本等。
综合上述因素，“十二五”期间以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农、林、牧、渔等行业
2009年，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3.4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6％。截至2009年末，农、林、牧、渔业等行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0.3亿美元，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0.8％。由此可见，三十年来这些行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尚有很大发展潜力。展望未来，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由于人多地少，农、林、牧、渔业等资源相对短缺，因此应鼓励这些行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整合国际农业资源，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林牧渔业发展做出贡献。在农、林、牧、渔业等几个行业中，农林业海外投资最有发展前途。就农业来讲，今后5―10年对外投资的重点行业将是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就林业而言，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育林、采伐和木材加工等行业。
(二)采矿业等资源开发行业
采矿业等资源开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自然资源的重任。近年来，我国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资源的需求量，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资源结构不尽合理，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等资源储量偏低。我国部分资源短缺的状况未来难以根本改变，为了保障资源的有效稳定供应，今后将会在采矿业等资源开发行业进一步加大境外投资规模，因而采矿业等资源开发行业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会继续成为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
(三)制造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国内发展具有明显优势(如产业配套能力强、劳动力资源丰富、优惠与鼓励政策、综合商务成本相对较低、社会发展环境稳定等)，因此未来若干年中国不会失去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并将向世界创造与制造中心相结合的方向迈进。但是，制造业在国内的发展也面临着产能过剩、沿海地区综合商务成本逐步上升、处在国际分工末端、国外贸易壁垒限制等困难，未来若干年制造业也需要有选择地“走出去”，制造业境外直接投资数量将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制造业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2009年排第5位)和存量(2009年排第6位)中的地位将会有所提升。今后加工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优先和重点行业主要是：
(1)拥有成熟和标准化适用技术的行业(石油化工、通讯设备制造、钢铁等)；
(2)产能过剩或饱和的边际行业及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家电、机械、轻工、原料药、建材等)；
(3)新增优势行业(如汽车制造、机床、发电或采掘装备制造业等)；
(4)受国外贸易壁垒限制较为严重的行业。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4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消息，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通知》自2012年12月17日起实施。
取消35项行政审核
据悉，《通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取消部分直接投资项下管理环节。取消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入账、结汇以及购付汇核准；取消直接投资常规业务的境内外汇划转核准；取消外国投资者境内合法所得再投资核准；取消减资验资询证；取消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的外汇登记及验资询证。
二是进一步简化现有管理程序。简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类型；简化资本金结汇管理程序；简化外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及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程序；大幅简化审核材料、缩短办理时限。
三是进一步放松直接投资项下资金运用的限制。放宽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开立个数及异地开户限制；放宽直接投资项下异地购付汇限制；放宽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及放款主体资格限制，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境外母公司放款。
《通知》的，共取消了35项行政审核，简化合并了14项行政审核，大大减少了直接投资项下行政许可事项。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同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则明确，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所涉外汇管理以登记为主，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完成必要的外汇登记和出资确认手续后，可直接到银行办理外汇账户开立、资金购付汇等相关外汇业务。
曾任职于外管局的人士指出，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手续和程序上说，原来允许外商投资进来、结汇，但其他手续要管理，现在全部放开，至少是对于已经实现可兑换资本项下的进一步完善与推进。
根据《通知》，外国投资者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前，到外管局进行主体信息或者相应信息的登记后，即可在银行开立外汇账户，在登记的可流入额度范围内汇入外汇资金，开展直接投资相关的前期活动。
央行研究局原副局长景学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原来外汇管理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已不适应未来发展走向。当前我国贸易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实践证明，仅靠贸易已然不能拉动经济发展，未来投资将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方面，这需要政府一方面吸收外商高质量投资，一方面培育国内高端制造业，支持企业走出去。”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5
关键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投资区域；投资领域；投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4.4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14
abstract：withChina'srapidgrowthineconomicdevelopmentinrecentyears，thescaleofChina'sforeigndirectinvestmentisgrowing，whileagricultura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hasmadegoodachievements.asanimportantpartofChina's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academicfieldgivescloseattention.thispaperanalyzedChina'scurrentagricultura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scale，regional，field，mode，andsummarizesthatChina'sagricultura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ccupiesasmallproportion，theinvestmentareawaswidelydistributed，highlyconcentrated，diverseinvestment，productrevenuewaslow，investmentmodewasvarious，andproposedtoadoptappropriatemeasure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na'sagricultura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
Keywords：agricultura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scale；regional；field；mode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很重视农业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拉开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序幕，也为农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同志又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2007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把农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1]。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紧缺、供需矛盾、竞争力较弱等问题，积极开展农业“走出去”，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既符合国家战略要求，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1投资规模
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市场也更加开放，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4―2014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9亿美元增长到20.4亿美元，增长7.03倍，年均增长21.54%。截至2014年末，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8.34亿美元增长到96.9亿美元，增长11.62倍，年均增长27.8%。如图1所示。
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达1231.2亿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为8826.4亿美元。租赁和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金融业这四大行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四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71.14%，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7.81%。而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仅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1.66%，1.1%。见表1。
2投资区域
2014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区域，主要分布在东盟、俄罗斯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其次是欧盟、非洲、澳大利亚和美国。我国对以上7个国家（地区）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总额为17.43亿美元、62.26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农业对外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85.44%，64.25%。
长期以来，亚洲就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都与我国保持密切经贸往来。作为“一带一路”中最为强势的南线，东南亚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潜力很大，区域优势非常明显。2014年我国对东盟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为7.83亿美元、24.44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38.38%，25.22%。与东盟国家相比，我国香港并没有广阔的农业用地，但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和出海投资的中转站，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投资环境也吸引着投资者对其进行投资。2014年我国对香港地区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为2.1亿美元、8.11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10.29%，8.37%。
俄罗斯是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全境内的农业用地总面积为1.68亿hm2，其中有近1/4耕地处于闲置状态。肥沃的土地、低廉的出租价格，再加上两国接壤的有利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我国投资者前往俄罗斯进行投资。2014年我国对俄罗斯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为3.52亿美元、21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17.25%，21.67%。
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内部改革面临着较大压力，欧洲各国和我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意愿加强。2014年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明显增长，其中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达到了1.68亿美元、4.04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欧盟农业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和存量总额的8.24%，4.17%。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复苏和投资环境逐渐改善，一方面，欧洲各国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为我国企业赴欧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看好欧洲市场，并将欧洲作为首选投资目的地，未来我国对欧洲的投资规模将会不断扩大。
受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影响，2014年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流量较2013年相比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对非洲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仅有1.33亿美元，占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6.52%，投资国家主要集中在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国家。自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建立了持续稳定、相互扶持、全面发展的新型伙伴关系，加强了各方面的合作。中非合作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逐渐加大了对非投资，再加上非洲部分地区局势动荡，我国企业对非投资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安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程度很高，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较多，但对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相对较少。2014年我国对澳大利亚、美国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仅有0.75亿美元、0.2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3.68%和1.08%。见表2。
3投资领域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农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农产品消费量增加明显，许多农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如大豆、棉花、橡胶、棕榈油、棉花等农产品的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加强我国对外农业投资，对缓解我国农产品供需矛盾，促进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涉及农、林、牧、渔多个领域，从最初的远洋捕捞发展到多个行业和领域，包括粮油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仓储和物流体系建设、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产品生产与加工、农村能源与生物质能源等[2]。我国已经在俄罗斯远东、南美巴西、澳大利亚、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有境外农场，主要种植大豆、水稻、玉米、棉花等作物；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投资种植棕榈油、橡胶、水果等作物；在美国、加拿大主要投资种植大豆及油菜籽；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投资种植棉花、种子加工及繁育；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投资畜产品养殖、加工；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主要投资种植蔬菜。同时，我国远洋渔业企业也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远洋渔业，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性渔业经济合作体系，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4投资模式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既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也拥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即投资者在国际市场上将资金投资于某一海外项目创办企业，并有权对企业直接进行经营管理的投资方式。我国主要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包括“绿地投资”、“褐地投资”等模式。
4.1绿地投资
“绿地投资”又称为创建投资，是指直接在投资东道国境内设置独资或合资企业与工厂的模式。随着我国农业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一大批农业企业走出国门进行“绿地投资”。为了达到扩大产量、减小风险和费用的目的，我国一些农业企业逐渐改变了之前直接购买成品的方式（表3），加大了对生产环节的投入，这将为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4.2褐地投资
“褐地投资”主要是指通过跨国并购的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前，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是自然资源获取与市场开拓，产业链环节也大多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环节，因此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投资模式。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农业企业不得不由产业链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扩展，逐渐改变了之前以“绿地投资”为主的模式，跨国并购模式占比逐年上升。据数据统计机构Dealogic的并购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并购农业企业金额高达98亿美元，创出中国农业并购史上的最高纪录，98亿美元的并购总额也占到全球农业并购金额的近60%，美国则以35亿美元并购总额以及21%的全球占比排名第二[3]。近5年我国农业企业具有代表性的并购事件主要有：2012年光明集团以12亿英镑买下了英国早餐麦片生产商weetabix60%的股权；2013年双汇国际斥资71亿美元并购美国肉业巨头史密斯菲尔德100%的股权，史密斯菲尔德除了养殖、销售，还有一部分是有品牌的包装产品，买下史密斯菲尔德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不仅保证了原材料供给、获得了美国销售网络，还获得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技术；2014年2月中粮集团以28亿美元收购nideraHandelscompagnieBV51%的股权，4月份，中粮集团再度与私募股权公司厚朴投资管理公司以40亿美元收购nobleagriLtd51%的股权。
5结论
5.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农业占比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来说是不断扩大的，但农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流量、存量占比与其他行业相比明显偏小，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并不高，发展还是比较缓慢。造成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小的原因较多，比如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农业对外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领域范围广，投资流程烦琐以及各方面潜在的因素都会影响我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5.2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广泛，集中程度高
（1）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遍及全球，但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对东盟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农业直接投资流量尤为显著，二者合计占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48.47%，这种高度集中的投资区域分布可能会因为个别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不稳定而给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风险。
（2）投资目标区域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对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直接投资很少，使我国农业“走出去”的目标市场多元化程度较低，许多具有投资潜力的国家（地区）有待开发。
5.3投资领域多元化，产品收益较低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覆盖面广，行业众多，主要以国内比较优势不强、供给紧张的种植业和远洋渔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为主，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从投入环节来看，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生产领域，在产品深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投入较少，因此生产出的产品附加值不高，收益也比较低。
5.4投资模式多样化，以跨国并购为主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由最初的独资向合资、合作模式转变，改变了单干的生产方式，选择与东道国企业合作，已经有“公司+农户”、新建、并购或租用、直接利用当地成熟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模式等。总的来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跨国并购模式成为主流，海外农业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逐渐与国际农业市场接轨。
6建议
6.1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水平
要提高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政府和企业都要倾力而为。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对外投资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完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增加农业企业对外投资专项资金。其次，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应当具备一定的资金、规模、人才、技术等实力，政府可以将这些企业作为农业“走出去”的主体，对这类企业给予更多帮助，比如降低专项资金的申请标准，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等。最后，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很难形成规模效益。这类小规模企业可以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加强合作，最好能够建立产业集群，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6.2巩固已有投资规模，继续开拓海外市场
（1）当前应把农业“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结合，巩固已经取得投资规模的亚洲、非洲等国家。
（2）加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投资，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努力在这些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农业。
（3）开发具有投资潜力的农业市场。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亚五国为例，中亚五国农业资源禀赋充足，与我国农业互补性很强，但双方在农业投资领域的合作项目却不到10%，大部分的投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能源化工产业。因此，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投资合作方面潜力巨大，进一步扩大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规模更有利于将双方的互补性转化为互利性。
6.3提升对外投资层次，优化投资结构
我国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应把提升对外投资层次和优化农业投资结构作为投资目标之一。企业要加强农产品研发、加工、物流、销售等一系列环节的投资。具体来说，可以用新技术和优质的服务换取东道国的产品和市场；提高对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加道路、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使投资领域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高科技领域发展。
6.4加强对东道国的了解，优化投资模式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哪个领域、选择哪个投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东道国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要注意东道国的国情，不断优化投资模式，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未来以海外并购为主流的投资模式中，农业企业出海并购，尤其是并购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些企业技术先进、规模较大，在当地甚至在本国内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并购时很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政策、民众的影响，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此外，企业还要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在企业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多投入一些精力[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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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从对外投资流量方面分析，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7亿美元，2002年到2011年以年均44.6%的比率稳步上升，实现了年度数据以来连续十年的增长。对外投资存量一直以来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4247.8亿美元，10年时间增长了约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1.48%。
（二）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对外投资规模仍然偏小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4.4%，居于全球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排名的第六位。不过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显著，以2011年为例，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中国的5.31倍、1.53倍、1.43倍。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为21.17万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2%，居于全球第13位。存量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德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3%、24.53%、29.46%。
（三）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非金融类为主
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其中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0448亿美元，同比增长47.1%；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为184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5%。2011年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573.9亿美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73.9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
2011年，中国企业投资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区域为亚洲、拉丁美洲，所占比例分别为62%、16%。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实现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占流量总额11.1%；中国对大洋洲的投资为33.2亿美元；对非洲的投资快速增长，达到31.7亿美元；对北美洲的投资略有下降，为24.8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按照资金投向的东道国来看，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的国家或地区及其分布比例为：中国香港所占比重为47.8%，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地所占比重为分别为8.3%、6.6%，世界其他地区所占比重为31%，资金主要流向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
（三）中国对外投资八成以上流向发展中国家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或地区的投资为612.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82%，流向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为134.2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8%。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对欧盟的投资为75.61亿美元；对东盟的投资为59.05亿美元；对澳大利亚投资为31.65亿美元；对美国投资18.11亿美元；对俄罗斯投资7.16亿美元。
三、中国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元化
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为3779.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9%。从行业分布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依然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排在第二的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以微弱的差距排在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
（二）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方面覆盖面广且集中程度高。对外投资最集中的六个行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投资存量达到1070.2亿美元，主要流向中国香港和欧盟；金融业在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以微弱差距名列第四位。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特征
（一）境内投资者逐渐多元化
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达到13500家，将境内投资者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分类，从企业数量上看，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在对外投资企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为60.4%。位列第二的是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11.1%。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是开展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行业，所占比重为42.7%；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22.9%；；再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5.2%。
（二）境外投资者多集中在亚洲地区
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覆盖率为72%。其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境外企业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85%；其次是北美洲和欧洲，投资覆盖率分别为75%和71.2%；再次是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资覆盖率分别为57.1%、40%。
参考文献
[1]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中国统计出版社.
[2]王雯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机遇与策略研究[D].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溢出效应
一、产品循环发展理论回顾
该理论是美国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首先提出的。弗农认为，工业先行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式要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国际一体化。这种产品循环的顺序是“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进口——更新的产品开发”(如图-1所示)。产品经过这一顺序不断循环，带动了工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金进而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逐渐占领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后，要开拓国际市场，增加该产品的出口；第三阶段：产品占领了国外市场后，输出资本和该产品生产技术，促进资本和技术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相结合，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第四阶段：国外生产能力形成后，又会使这种产品以更低的价格返销国内市场，迫使开发了新产品的先行国削减或放弃该产品的生产，从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
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密切相关。假设当产品的生产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长阶段，这时先行国a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向世界范围普及，逐渐失去了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的优势地位，加之先行国B对这种产品的仿制和研究，先行国a的成本优势也逐渐消失，这时其在该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住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这些国家只能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地区资源优势加以维持，为此，只有将投资转向具有这种优势的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国外投资，即利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由于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就出现了先行国a反而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口该产品的现象。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回避风险大、花费多的技术开发过程，充分利用先行国的资金和技术，并与本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其他优势资源相结合，以成本优势返销到工业先行国的市场，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在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此时常会涉及很多的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以及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甚至是独资生产该产品，该阶段其实也就是引进外资的阶段。第二阶段往往还只是单纯的产品出口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即结合当地相对优势，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该阶段就涉及到了对外投资。第四阶段，进口旧产品开发新产品，实际上是引资和对外投资的组合。
二、我国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投资情况分析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看出，从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6．58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到最高峰时期2004年606亿美元的投资额，中国的引资取得了飞速发展，较之1985年，增长了近36倍。虽然中国的FDi在这期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财经报》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达2500亿美元，中国将占其中的30％”。但是，根据中国地理位置的不同，各省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有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以及5个经济特区的兴建、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3个经济开放区的建立，具备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投资的重点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曾用经验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发现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此时吸收外资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400～1500美元，引进外资增长，而且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数；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2000～4750美元，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数，但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第四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其净投资流出已转为正数，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2002年我国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目前我国人均Gnp在1300美元左右。但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一般性规律，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np至少应当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而内地地区则可以划入第二阶段。即使按照现行汇率折算，目前全国人均情况也已经可以列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二)我国对外投资情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继续扩大投资充满信心。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FDi的吸收大国，也是FDi的输出大国。随着我国2000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和2001年加入wto，国内许多企业开始到国外投资，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中石油、中石化、华源、海尔、tCL、长虹、康佳等一批骨干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并取得良好的成效。除了国有企业，像华为、万像、正泰、远大空调等民营企业也开始进行境外加工贸易，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从2002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情况(如图一2所示)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对外投资从2002年的27．5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69．2亿美元，涨幅151．64％，但是相对于金额庞大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还相当小。例如，2003年对外投资的比例仅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42％，2004年也仅占5．97％。
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内的，向国外投资的主体)中，央企占4．2％，地方企业占95．8％，其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江苏和上海市的境内主体数量占整个境内投资总数的60％。浙江省的境内投资主体数量居首位，共682家，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3％。70％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新增主力军。与上年相比，国有企业占整个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43％降至35％。由此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大多数出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且国有企业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另外，在产业结构上，过分偏向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
三、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8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FDi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的演变
吸引外资20多年来，从来源结构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一外资来源阶段（我国港澳台地区）、过渡发展阶段和外资来源多元化阶段，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金并入阶段。
1.单一外资来源阶段
1979年～1985年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刚刚打开国门，一切法律法规都比较模糊，外商对于在我国投资谨慎小心。但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跟祖国大陆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国内发生的变化非常了解，因此，在我国吸收外资的起步阶段，香港和澳门的资金率先进入我国大陆，接着，台湾省的外资也开始流入。
2.发展过渡阶段
1986年～1991年是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阶段。来自港澳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台湾省的外资也出现迅速增长的新趋势。同时，这一阶段，随着我国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外资优惠政策的出台，我国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逐步进入我国。
3.外资来源多元化阶段
1992年以后的几年，流入我国的外资巨幅攀升。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开始回升。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这是吸引外资历程上又一个重要转折，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允许外资在金融、保险、商业、外贸、运输、电信以及各类中介机构进行投资。
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我国在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政策统一性，透明度提高，外商来华开展投资合作的信心明显增强，同时受国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影响。以高新技术项目为主的电子信息、化工等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新的增长点，资金技术密集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加较多。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探索吸收外资新方式取得进展。
二、北部湾经济区吸引外资FDi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因素，贸易，生产成本，汇率，关税，基础设施，政治稳定性，政府引资政策，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
纵观以上十类因素，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吸收外资的特点，可以将这些因素大致概括为三类：宏观经济因素，投资硬环境因素和投资软环境因素。为了使分析思路更加清晰，本节将从这三个大方面讨论各个影响因素。
1.待检验影响因素的确定
宏观经济因素
（1）市场规模因素。投资者在考虑跨国投资时，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规模的市场能保证巨大的利润，FDi的流入是很大程度上是由东道国的国内市场所决定的。市场规模因素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东道国现有的市场规模，即当前经济水平，另一方面是东道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即市场规模的增长情况。
（2）贸易。海默认为，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一个母国的公司来讲，要进入他国的市场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出口和FDi。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东道国的贸易障碍会促使母国公司选择FDi，以进入东道国市场。相反，如果没有关税及其他的贸易壁垒，而且东道国也没有其他成本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那么，母国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出口。因此，只考虑一个公司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贸易和FDi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总体而言，双边贸易对FDi的影响却不是如此清楚。有国外学者研究表明，进口与东道国的FDi流入量呈负相关关系，进口增加表明关税低，贸易壁垒少，因此FDi也表现出暂时的回落（Jeon，1992）。而Sharma对印度进口和FDi的数据的研究表明FDi流入与进口之间没有明显相关关系（Sharma，2003）。还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双边贸易意味着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一定程度上的融合，积极的交流使得双方更加了解彼此的市场，母国的公司能从中获取可靠的信息，从而更加有信心的进入东道国市场进行投资。
（3）生产成本。众所周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劳动力成本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国的工资水平越低，越能吸引外商的FDi行为。因此，理论上讲，FDi与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工资并不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徐康宁，王剑，2002）。
（4）劳动生产率。除生产成本外，外商直接投资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生产率。对那些市场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生产率就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果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则其廉价劳动力对外商的吸引力，就比具有劳动生产率高和工资稍高的国家要小很多。
（5）汇率。汇率高低对FDi的流入具有一定影响。凯夫斯（Caves，1974）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引起他国货币在贬值国内购买能力上升，从而吸引直接投资进入，并且一国货币贬值会降低该国的进口需求，他国为了减少出口下降的影响，也会对贬值国加大直接投资。东道国货币对母国货币汇率上涨，即东道国货币贬值，也就是母国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在东道国购买更多的东西，这会导致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
（6）关税。同前面贸易因素里的分析里所提到的，关税与一国的出口成本直接相关。关税引起的贸易成本会导致投资者选择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2.投资硬环境因素
（1）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施是FDi重要决定因素已成为不争的命题。这里的基础设施内容广泛，包括交通、通讯等硬件设施，还涉及商业服务等软件设施。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能有效降低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优化运作效率。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争取国际资本流入的一个砝码。
影响FDi的其他硬环境因素还包括能源供应、自然资源禀赋、原材料供应，零部件供应等因素，考虑到资料收集的难度，本文将舍去这些因素的分析。
3.投资软环境因素
（1）经济体制改革因素。投资者往往偏向于选择相同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一个熟悉的体制下进行投资会更有成效。我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多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为中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国有企业也在不断的调整中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来。十四大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加，表明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增强。
（2）政策因素。FDi政策，包括对FDi的市场准人、国民待遇的实施、政府对FDi的审批管理、对FDi的股权限制或投资形式约束、FDi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程度、融资环境、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进口出政策等。国家政策是外商直接投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政府优惠的投资政策可以最大程度的刺激外商来本国投资。我国治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地实现了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这和我国政府不断地出台新的优惠的FDi政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当年中共召开“十四大”确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加。
（3）投资环境稳定性因素。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已有的研究，都表明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外商做出直接投资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这里的投资环境包括具体的国内环境和普遍的国际大环境。稳定的国内环境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稳定性是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必要条件。
（4）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因素。投资者在选择目标地点时，常常会考虑或选择那些与母国地理距离较近，历史文化因素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以保证企业与市场间信息传递所受到的阻碍最小。两国之间的地理差距越大，很可能文化差异也越大，那么一国到另一国的投资获取信息的成本就越大，管理的成本也很高。这也是导致我国两类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JeonY-D.1992.theDeterminantsofKorean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weltwirstchaftlichesarchiv128：527-42.
[2]SharmaK.2003.Factorsdeterminingindia’sexportperformance.Journalofasianeconomics14：435-602.
[3]徐康宁，王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1983-2000[J].中国社会科学，2002（5）：66-77.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9
关键词：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54-05
一、引言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愈发蓬勃，境内企业对于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鼓励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和“引进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并于2010年10月颁布了《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暂行办法》（以下称《办法》），《办法》一出，新疆即成为全国首个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试点区域，疆内首例业务是由东亚银行于2010年11月18日通过其全资附属银行东亚银行（中国）成功完成的，首例业务的投资方是一家新疆的民营企业，投资地点位于格鲁吉亚，至此，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提出中国应与欧亚各国采用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而作为与中亚毗邻的新疆地区更应该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发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致力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主力兵和排头兵，在和中亚地区以加强货币流通为目的的经济合作过程中大力推进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努力扩大这一业务的辐射范围，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金融交流，提升人民币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
二、选择新疆作为首个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原因
（一）新疆的经济增长优势
新疆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这些年来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对外贸易、投资发展形势亦趋于良好。根据英国国际投资领域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个国家的国际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一国的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并且人均GDp所在区间不同，该国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亦有差别，邓宁将其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新疆地区对外投资的开展与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767美元，根据邓宁的理论，如今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四阶段，即直接投资净输出阶段，在该阶段，资本的流出大于流入，一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对外投资净额大于零且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的欣欣向荣为新疆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支持。除此之外，仅就新疆地区来研究，新疆人均GDp作为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参数对该地区的对外投资净额有着重要影响，关于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和生产总值增长率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十几年来GDp持续增长，GDp增长率稳中有升，自2010年起GDp增长率就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亦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而据最新报告显示，在2014年的第一个季度，新疆经济发展表现优异，GDp达到1295.89亿元，人均GDp增长率达到10.2%，位至全国第四，进入了第一梯队的行列。以上数据表明了新疆正处在良好的经济发展时期，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经济条件业已具备。
（二）新疆的地理位置优势
加强经济带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流通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尤为重要的一方面，为了促进货币流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进行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一同兼顾，为了后者的实现，人民币在区域上要实现三步走，即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当前人民币在范围上已经实现了准周边化，下一步的目标是由准周边化过渡到周边化，最后达到区域化及准国际化。而新疆位于祖国西部边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不仅毗邻俄罗斯、蒙古等国家，更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拥有共同边境线长达三千多公里。因此，新疆作为试点开展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依托于独特的地缘优势，新疆得以与其接壤的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一直带有明显的互补性，新疆主要从中亚地区进口煤炭、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而向中亚国家出口机电、纺织、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这类贸易特点的主要原因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要实现进出口贸易带动经济发展只能首先依靠当地的资源禀赋，与中亚地区相比，在劳动资源方面，新疆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应属于劳动要素丰富的地区;在矿产资源方面，虽然相对国内其它地区来说新疆具有资源优势，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中亚地区相比又处于资源劣势，因此在双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贸易量逐年上涨，详见表2。
从表2能够看出仅与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占据了新疆全年进出口总额的大多数。本着“贸易先行、投资跟进、两腿并行、相互促进”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内在需求，在双边贸易的基础上，新疆对中亚地区的跨境直接投资条件越来越成熟，这既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又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三）国家发展新疆的战略
国家不但要实现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还应该通过这些举措来实现发展新疆的目的。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下，国家正在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而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国家在其经济建设方面也给予了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倾斜。众所周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式，一个地区的出口贸易对该地区经济的带动表现为它既可以为该地区的生产者扩大市场，又能够促进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可以为其经济增长累积资金。而通过跨境直接投资，企业不仅可以在海外建立分公司以便利其出口贸易，同时还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从而使当地贸易和经济得到更便利的发展。不仅如此，新疆亦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技术水平先进、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收购企业或购买股份，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管理，吸收其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为己所用，提高自身企业实力;其次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帮助企业在规避汇率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提高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并提供融资便利;最后外商直接投资也使得新疆的特色产业、民生工程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以实现快速发展，发挥跨境人民币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高效作用。
三、新疆直接投资现状
（一）新疆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新疆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详见表3。表3显示新疆对外投资项目数自2005年以来除了2006年和2008年这两年有所下降之外总体不断增加，故与外国的协议投资数额也在逐年上涨，在这些协议投资中，新疆协议投资一直都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新疆对外协议投资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原因是包括新疆主要投资对象中亚地区在内的一些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部分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为了项目能够重新运行，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注资，并为此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依旧坚挺，使得新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降低，促进了新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在新疆的诸多直接投资对象中，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五国以及香港、格鲁吉亚等地区是新疆的主要直接投资地，2010年至2012年新疆主要投资地区及项目数量见图1。
从图1可看出，新疆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了中亚地区，这是因为新疆位于中亚，和中亚其他国家有着天然的经济合作便利性，并与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从古丝绸之路到盛世汉唐，中国以新疆为桥梁，沟通了整个亚欧大陆，并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纷纷脱离原苏联，相继宣布独立，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也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
（二）新疆外商直接投资
为了吸引外商对新疆的投资，加大新疆招商引资的力度，新疆政府亦给予了外商许多优待，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税收、用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领域享受优惠。受这些政策吸引，近些年新疆外商直接投资已进入到了稳健有序的发展阶段，极大促进了新疆的当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具体数据见图2。
除了得益于优惠的政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新疆外商投资数额逐步增大。图2列举了2005年至2012年新疆与外商协定的合同直接投资金额以及实际利用金额，可以看出，近些年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2008年到2010年这两年期间波动较大，整体还是不断攀升的。值得注意是2013年新疆所签署的外商投资合同金额与上年相比跌落幅度较大，但当年的实际使用金额却毫无衰减之势，并首次超过了当年的合同外资金额，说明新疆的外商直接投资绝不仅仅表现在一纸协议上，而是越来越多地能够落到实处，支援新疆的各项产业。
四、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现状
（一）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政策支持
为了支持新疆的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一系列相关政策被颁布实施，最主要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出台的《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暂行办法》，这是新疆地区开展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的正式文件，《办法》对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参与主体做了详细规定，并对参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新疆企业和参与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的境外投资者设置了详细的准入门槛，同时对境内银行办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流程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并提出了这一业务的监督与管理条例。除了《办法》外，在新疆本区域范围内还提出了为完善境外机构参与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结算方式而提出的《新疆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结算账户（nRa）管理暂行办法》和为了加强对参与这项业务的新疆企业的引导、协调和服务工作而出台的《新疆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重点企业联系制度》等，以上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的规范展开提供了完备的政策支撑和充分的制度保障。
（二）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业务量
自2010年《办法》实施，作为首个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新疆开展这项业务已有4年之久。截至2012年9月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总额为44.77亿元，而同一时期所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已达267.42亿元，两者相比，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可谓进展缓慢，尤其是新疆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3595万元，数额非常小。2014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实现了显著增长，但是这一成果绝大部分来自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的增长，据最新数据显示，仅2014年1月到7月新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便达到200.05亿元，而2014年上半年的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仅有36亿元左右，两者相去甚远。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路径不完善，人民币回流渠道少，国外对于新疆跨境直接投资还存在很多限制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与新疆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相比较，新疆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发展状况较好，2010年至2012年新疆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50万元、7.95亿元和12.99亿元，占新疆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0.03%、37.7%和50.5%，截至2013年6月末，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累计达到61.54亿元。这些资金流向了新疆的各个领域，为新疆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发挥了跨境人民币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新疆外商投资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金额已达到11.05亿元，其中有20%通过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回流到新疆，外商投资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业务的快速增长拓宽了企业融资的新渠道。
五、促进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方法
（一）拓宽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路径
借鉴发达国家货币的结算模式，目前我国缺少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用以满足越来越大的人民币交易量，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及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货币流通方面的考虑，我国必须尽快研究并建设出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该平台在功能上应该与国内支付系统相独立，在系统结构方面，结算平台应允许境外银行作为参与者通过专网接入，接口采用统一的国际通行标准，为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提供国际化标准服务。不仅如此，在建设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的同时还要适度调整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结算系统，完善商业银行本币结算行模式。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将本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子系统，而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结算属于国际系统业务，不能做本币业务，两者的隔离不能有效适应以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货币的贸易与投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对现行系统进行调整以适应业务开展的需要。
（二）构建人民币回流渠道
随着人民币“走出去”的速度加快，境外人民币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立一个完善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拓宽境外人民币持有者使用人民币的范围，增加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合理引导人民币回流已成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推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比如适度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额度的提高使得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市场的机会大大增加，提高了境外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增加了人民币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再比如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加快债券市场上的产品创新，丰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使更多境外机构参与到该市场中来，为海外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渠道，合理引导人民币回流。其次，加快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允许一些企业到香港借款和发债并允许第三方利用香港办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为香港构建一个庞大的人民币资金池，提高人民币的存款规模。同时丰富香港人民币离岸产品，利用开发港股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措施增加香港人民币的投资方式，为人民币拓宽回流渠道。
（三）深化新疆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
政府应该构建一个良好的软环境，扩大人民币的宣传范围，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度。首先，应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互访和交流合作，与周边国家合力构建一个完善的人民币管理制度框架和人民币结算机制。其次，继续深化双边货币合作，与相关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和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并且将已有的结算协议落到实处，打破美元的垄断路径，让中亚地区接受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使人民币逐步发挥结算、投融资、储备货币的作用。最后，注重与周边国家的信息沟通，要促进新疆地区人民银行与周边国家央行的分支机构进行积极的合作交流，在工作层面上要注重信息与数据的互通有无，帮助新疆企业及时掌握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和对人民币发展的态度和动向，帮助疆内企业顺利“走出去”。
（四）提高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
新疆境内的商业银行作为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应该抓住这一新机遇，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竞争力。首先，商业银行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人民币的结算途径，为境内和境外企业提供遍布全世界的资金结算和融通服务。还要做好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系统保障与维护，并对业务办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其次，商业银行要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根据不同时期的客户需要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商业银行应该推出和人民币跨境资金管理和投资相关的产品，满足境内外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还要加大与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相配套的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的创新。最后充分了解政策，拓展国际市场。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执行央行关于跨境直接投资的各项政策，正确履行开办跨境直接投资的各项步骤，并在与基础政策、步骤不违背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全球的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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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CurrencyCirculationalongtheSilkRoadeconomicBelt
――BasedontheResearchonissuesofRmBSettlementofXinjiangCross-borderDirectinvestment
DUBeibei
（SchoolofFinanceofXin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UrumchiXinjiang830012）
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篇10
1.1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000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2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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