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思想》音乐思想文人音乐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7-0122-03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由著名音乐学家，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四海先生所著。陈四海先生在音乐史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专业，在其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等十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乐府：始于战国》、《“三月不知肉味”新解》等百余篇。笔者有幸成为陈四海先生的学生，跟随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陈教授的谆谆教导使笔者一步步成长。《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以其缜密的思维及逻辑性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详细记录了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音乐现象，及各阶层人士的音乐主张，以时代背景为纵向，以各时代的音乐现象为横向线索，将音乐现象层层剖离，以此阐释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之规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涵盖面极其广泛，陈教授翻阅了无数资料进行考证，参考文献多达四十余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将各时期所出现的文人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文人音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风貌，及音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解析。
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音乐思想
音乐思想是指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音乐思维与音乐观念，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客观音乐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有文化就有音乐，同样中国音乐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产生于士大夫及贵族阶层大文人之中，文人音乐体裁十分丰富，又因中国地域宽广，不同体裁的音乐又分不同风格的品种和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文人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书中即有记载，甲骨文中“n”既为“礼”字。后郭沫若先生将“n”字解读为是鼓的一种代称。由于鼓在古代音乐祭祀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乐器之一，乐通过鼓来传送与展现，因此，礼与乐不可分。先秦时期的音乐已然是歌、舞、乐三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先秦礼乐历经了原始礼乐风俗、西周礼乐制度，更是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思想。但无论经历哪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思想，都与“儒”字相关。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在开篇之处，陈教授以音乐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古文字的探究，寻找“儒”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联系的千丝万缕，以此阐述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至高位置。阐明了“政教合一，礼乐相随”的礼乐文化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见，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陈教授将先秦时期的“儒”解读为有着专门技艺并且可将专门技艺传授给他人的艺人。且进一步将“儒”字解读为“需”字，意为古代祈雨活动以解不时之需。同时论述了“雩”字在甲骨文中为“祈雨之舞”。将“需”与“雩”字做字形上的比较时可看出，两字字形都为正面人形，一个手拿饰物，一个则不拿。从字形上来看，“需”字与古代祈雨活动有关。如前所述，甲骨文中的“儒”字为“需”字可说明“儒”字是祭祀文化中的领导者。以此可见，“儒”并非起源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但儒家重视礼乐这一观点，不可否认。
中国音乐文化与“儒”家密不可分。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陈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将孔子的音乐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孔子的音乐思想早已在《礼记》中完全展现。孔子出生在“礼崩乐坏”，社会经受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礼乐制度产生于商代，成熟于周代，周公制礼作乐沿袭了前朝的传统。孔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礼乐制度，试图通过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与利益，以达到安民心、定社会的目的。
孔子将“善”与“美”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并主张“郑声淫、思无邪”。孔子把“仁”看作是音乐艺术的灵魂所
在，认为人必须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陈教授在书中不仅详细阐明了儒家音乐思想，封建社会中的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更是将其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同样记载了儒家学派中其他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主张，如孟子、荀子等。孟子的音乐主张与孔子音乐主张中的“仁”字相一致，音乐应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孟子认为音乐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政治、伦理等有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忽视了阶级对立性，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观念上的差异完全忽略。另一位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在对先秦儒学家们的音乐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将音乐思想进行提炼升华，著成《乐论》一书。《乐论》中将先秦时期艺术领域中的儒家音乐思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将自己的音乐思想与主张放置进去，可见，《乐论》一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根据自己的立场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陈四海教授将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诸子百家音乐思潮做了详细的阐述，并进行了分类。如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音乐思想，主张“非乐”，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与墨家音乐思想有极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大音希声”，主张从“道”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庄子主张自然无瑕的音乐才是最真的，他反对一切人工雕琢之后的音乐。把自然之乐称之为“天籁之音”，而恰恰是这种“天籁之音”才会是符合天道的音乐，才是最终所真正能够留存的音乐。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思想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使音乐文化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秦统一六国后，文化大一统，各国文化精髓碰撞到一起，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秦朝时期的歌舞音乐极为丰富，乐队规模比以往更为壮观。自秦始皇建立乐府后，音乐文化开始聚集，同时为汉朝的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汉代，汉武帝的音乐思想非常开放，大胆把俗乐用于宗庙祭祀和日常享乐。这一时期乐府机构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思想领域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政治上的平稳过渡和思想上的相对统一，使先秦的灿烂文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脉络也就延续了下来。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记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时，除了将该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音乐现象进行阐述之外，还进一步将汉代音乐思想如何传承进行剖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入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也正是这些文人音乐家们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推广传承，使得儒家音乐思想能够得以长久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礼乐制度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他要求恢复雅乐，完善乐官制度，不断汲取各民族音乐文化养分，使得这一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大发展为隋唐音乐的大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的音乐思想时主要以记述人物为主线，以此来影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形态。
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思想
唐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同样发展到鼎盛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文人们创造音乐的热情极为高涨，其音乐思想空前丰富，音乐现象亦精彩纷呈。唐太宗打破陈规，执行开放政策，与诸位大臣们一起围绕着关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论点，展开讨论。他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思想，并大力发展唐代乐舞。这一时期由于贞观之治的开放，丝绸之路的发展，外族音乐继续与中原音乐融合，外来乐器也随之传入中原。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大诗人不得不提及――白居易。他的千古乐诗《琵琶行》反映出他对政治、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借景生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体现出他的音乐思想。他是儒家学派的门生，懂得从音乐的角度把握乐舞与时政的相互关系。他的音乐思想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所在。苏轼是宋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精于音乐，热爱古琴艺术及其他民族乐器，创作了许多琴曲，试图用古琴来解除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之情，可以说古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到了元代，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是元杂剧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剧作家。他的音乐创作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创作了大量反映爱情和抨击社会黑暗题材的杂剧。他的音乐思想是“超前的”“合理的”“人性的”，在继承儒道两家的音乐思想的基础上又摆脱两者的束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2
摘要：古琴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底蕴博大精深。它源远流长不仅有众多的琴家和作品传世，更有丰富的琴论文献留存。纵览这些文献，可发现古琴艺术与儒、道、释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古琴音乐的发展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道家“顺应自然”“淡和恬淡”和佛教“调适融通”“心空寂静、其乐无喻”等思想的影响。无论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都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古琴艺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始终占有位尊价高之地位，古琴音乐所表现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琴，琴曲，琴家，琴文化，组成的古琴艺术从琴的产生到发展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紧相连在一起。在中国音乐史中的乐器领域里，古琴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可谓得天独厚、无与伦比。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作为一种乐器，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礼器，一种文化的精神。
古琴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历来有“士无故不撤琴瑟”这样的说法。“士”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琴文化的主体部分，儒、道、释是中国文人所信仰主要宗教（或哲学），其美学理念也鲜明的体现在古琴的音乐和文人的琴学理论中。
一、古琴与儒家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文人，即也是儒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儒家思想观念自然渗透到文人对古琴音乐的理解，可以说古琴音乐不仅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的音乐载体。
儒家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从文中可以看得出其排斥“淫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平和”也是儒家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为“中声”,否则即为“淫声”。孔子将其要求的“废郑声、正雅乐”思想注入音乐传播中，将琴曲、琴歌规范成“正乐”，又通过古琴提高道德修养达到修身以合“复礼”，他的琴艺活动奠定了古琴必习“正音”，有修养的君子必习古琴的修身准则。后人班固继承儒家《乐记》的思想，指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白虎通》）唐代白居易诗句中的“调慢弹且缓”“调清声直韵疏迟”即是音乐“平和”、“中和”的体现。范仲淹以“清厉而静,和润而远”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声,巧以相尚”等等都是文人琴家对古琴审美思想“平和”“中和”赞成的体现。
二、古琴与道家的关系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遵循和推崇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则,“道”即万物的根本,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之母,先天地而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而是至善至美的。在声音上的反映,就是“希声”的“大音”。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即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一种音乐的永恒性和超脱性“大音希声”是道家主要的音乐主张。
“淡兮其无味”也是道家另一重要思想，其对琴人的音乐审美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魏晋阮籍有“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他提倡的是恬淡之乐；唐代时，“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诗句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因而受到推崇。宋代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也赞扬古琴“希微”“寥寥”的风格。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还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
此外，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裹，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表达了诗人对琴乐的一往情深。这是一首具“旷逸”类琴心的典型诗文。竹林中独自弹琴，不为传达心情给他人，并且与豪情之长啸交替，以琴自乐，且有豪气，实甚旷远而俊逸者。在王维的另一首《酬张少府》中，也明显的在琴中寄以旷远之心：“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万事不关心，不但功名利禄已无所感，喜思哀乐也可尽弃了。任吹解衣带的松风与山月为琴心之伴，甚为潇洒而飘逸。从文人隐士的笔触中，无不透露出玄逸幽淡的空灵。某种程度上，旷逸的琴音使人达到了“无音”的境界。
从古琴的命名上来说，古琴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少。据清初《五知斋琴谱》中记载的中国古琴造型就有5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古琴样式有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连珠式、蕉叶式、落霞式等。它们具有诗情画意的的名字“玉涧鸣泉”“万壑松风”“石上清泉”“仙人友”“天籁”“秋籁”“招仙”“涧泉”都具清幽自然之态,这也是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淡和恬淡的具体体现。
三、古琴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之后备受大众接受，尤其受到文人的所推崇,其佛理与中国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并得以迅速地发展。禅宗的“顿悟说”,把禅理与琴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参禅和学琴有同样的思维方式,都须“瞥然省悟”,即顿悟,才能超越自我、蔼超越尘世,达到至境。明代的李贽则认为“声音之道可与禅通”,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学琴之径与参禅之途相通还因为“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即通过在现实生活中修道、悟道,追求无名、无际,超越万物去寻求那冥冥宇宙中永恒存在却又虚无之佛性,达到心灵之解脱,音乐也是通过有声之乐去寻求超越物质、感悟心灵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奇妙人生之精神境界。
可以说“顿悟说”的出现，使很多传统文人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文艺创作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和转变，最终佛教和儒、道两家三足鼎立、并驾齐驱。但就儒、道两家来说，佛教的琴学还是比较薄弱的。在众多的琴论文献中极少反映佛教思想的内容，琴曲创作也如此。与佛道有关的只有《释谈章》《普庵咒》《色空诀》《法曲献仙音》《那罗法曲》等。现存琴谱中分别有清末释空尘编撰的《枯木禅琴谱》，以及清初署名“蒋兴俦(畴)”编撰的《和文注琴谱》和《东皋琴谱》。到明清，琴论中还出现了对佛理的强烈排斥，甚至禁止僧人弹琴。那是因为传统音乐美学历来视华夏之音为正乐，反对胡夷之乐的侵入。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乐在古琴中的发展，同时也是造成佛教的琴学弱于儒、道两家的原因之一。
说到古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应该从宋代的琴僧系统开始。这个贯穿北宋一百多年的琴僧系统，他们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对古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琴僧系统的祖师爷是宋太宗时的宫廷琴师的朱文济，另外还有他的后人和尚夷中、知白、义海、则全和照旷等。非僧人中也有很多热心于佛家琴学的。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佛教倡导教徒超脱尘世，在佛土中寻求精神解脱，徐上瀛就要求演奏者“绝去尘嚣”“遗世独立”“雪其躁气，释其竞心”。佛教主张禁欲,否定音乐享受，徐上瀛就说“使听之者……娱乐之心不知何去”。在“洁”况中，徐上瀛更是以佛理论琴。
尽管儒、道、释三家从各自的教义出发，对音乐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乐的审美上其总体特征基本一致，即均以“平和”“ 淡和”为其审美准则，视淡、雅、和等音乐为美，排斥艳、媚、俗等音乐。并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殷伟.《中国琴史演义》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3
古琴与儒家思想之间有着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象征意义与神秘感，而古琴的发展历史也打上了凝重的政治色彩和儒家文化的烙印。琴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三皇五帝的明圣德、治天下有关。《史记》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又如《南风》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
古琴之所以被尊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是因为古琴自古就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修身养性的雅玩，极少把持在职业艺术者手中。要演奏好古琴，文化修养的功底要大于机械性的技巧训练，由此古琴文化的特性自然就会朝着适应非职业化演奏的要求发展，也正因为这一点，
古琴与中国文人关系密切，一首首琴曲也沉淀了中国文人的艺术与人生的终极追求与价值观。“君子之近琴瑟，以怡节也，非以慆心也。”(《左传·昭公元年》)
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士人的艺术化生活内容。琴乐的传习,关键不是技术、技艺的传授，首先与操琴行为的道德息相关,即形成了琴德、琴道首为重要的教化传统。对于音乐的形而下的技艺层面，儒道两家都表示出相似的淡漠，二者都排斥音色技巧的物化形式的过度发展。如《琴操》记述的伯牙老师成连先生，将伯牙一个人放在海岛上，让他领略惊涛骇浪、呼啸山林之自然百态，让伯牙锻炼琴外的功夫，伯牙在此中产生了灵感，创作了《水仙操》。
古琴成为“士”群体的重要伴侣，伴随他们人生的跌宕起伏和仕途的潮起潮落，文人士大夫们始终愿意用古琴音乐来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淡泊名利、普济天下苍生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没有士阶层就没有古琴的传承土壤，如唐代的古琴艺术在外来音乐的冲击下一度被社会所冷落，但在宋代古琴音乐又迅速恢复了在“士”群体中的正统地位。
儒家礼乐思想的教化，道家逍遥哲学的追崇，加之琴棋书画的传统风雅，使古琴成为修身、正心、言志、抒情的精英文化载体。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是儒家思想对于古琴的影响。轻微淡远，平易恬淡是道家思想对古琴的影响。清静贞正，明心见性是佛教思想对于古琴的影响。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4
关键词：犬儒主义第欧根尼自由个性西方艺术
一、犬儒主义的起源和特点
犬儒派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哲学流派。关于犬儒派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在“雅典郊外的‘白犬之地’体育场讲学，从而被称为‘犬儒派’，音译为‘昔尼克派’（Cynics）”。[1]值得玩味的是，犬儒主义的现代英语名词为Cynicism，它的另外的涵义是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这个涵义正与犬儒派的行为和观念相符合。另一说为犬儒派的思想家奉行放浪形骸、像狗一样的生活方式，因而获得“犬儒”的称号。
犬儒派的代表人物是第欧根尼，他比柏拉图出生略晚，是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的学生。第欧根尼出身富贵，然而他主动放弃了富裕的生活。据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衣衫褴褛，像狗一样吃路边的垃圾食物。犬儒派鄙视社会礼节。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克拉底和希帕基亚曾在公开场所、众目睽睽之下，仿佛回到原始社会和动物时代一样。犬儒派认为自然的和本能就是正常的和理所应当的，主张抛弃那些虚伪的社会规范，摆脱对奢侈享受的迷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活。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访问第欧根尼，问他需要什么恩赐。他却说：“我希望你闪开，不要挡住我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我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成为第欧根尼。”行为放荡不羁的第欧根尼获得了那个时代的最有权力的人的深深尊重。当时，全世界大概只有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是最自由的，因为一个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另一个是我行我素的犬儒主义者。
犬儒主义主张简单的物质生活，反对人们追求那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外的其他物质和精神享受。犬儒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权威，反对虚伪的伦理道德。犬儒主义不仅反对现世的统治者，而且还反对宗教的神灵，因此对后世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反基督教神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思想和行为上，犬儒主义者通常表现出鲜明突出的个性。
二、犬儒派对西方艺术的影响
犬儒派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的影响或许不能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相比，然而他们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犬儒派的生活方式恰似一曲曲行为艺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创作了著名壁画《雅典学院》。《雅典学院》以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和艺术家为主题，是拉斐尔的代表作之一。可见，古希腊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画面台阶上方中心的位置是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们正在激烈的争论。柏拉图左手挟着《蒂迈欧篇》，右手手指着天上，仿佛在说：“理式在彼岸。”亚里士多德左手捧着《伦理学》，右手平伸，手掌向下压，仿佛在说：“理式就在物自身当中。”除此之外，画面中还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著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台阶的中央位置卧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即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在画面中，他的个性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着装和姿势与他人不同以外，其他人都是簇拥在一起，唯独他孤零零一个人横卧在画面的中央。想必在拉斐尔的心中，第欧根尼是有个性的，并且是重要的。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重要的个性解放时期，赞美和拥护个性的犬儒主义思想无疑对文艺复兴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犬儒主义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的艺术。
第一，犬儒主义尊重自由的意志。除了不做犯法的事情以外，犬儒派的信徒均是恣意妄为，不守规范。这种体现自由意志的倾向，在浪漫主义艺术当中已经出现了苗头（如浪漫主义音乐家开始突破了维也纳古典音乐的章法程式），而在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等现代派艺术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绘画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摹仿的观念，信手涂鸦，随意发泄，正像犬儒主义者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
表现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上完全抛弃了19世纪前在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模仿论”观念，而崇尚自我表现。也就是说，艺术创作不再是摹仿客观世界和物象的过程，而是主观情感、意象幻想的自由表现。犬儒主义也主张每个人应不为外界的物质诱惑所动心，而完全听任内心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与犬儒主义精神是非常契合的。
第二，犬儒主义积极对抗人类文明对人的异化，倾向于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人的本性都有明显的异化。在文明的枷锁下，人的本性受到了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被压抑的本性变成了潜意识。而犬儒派则把潜意识从思维深处拽了出来，或者从来没有形成潜意识，明目张胆地做出“文明人”眼中疯狂的举动。
西方后世一些艺术家的行为恰与犬儒派相仿。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辞去了银行的职务，放弃了法国奢华的生活，来到遥远的太平洋小岛塔溪提岛，同当地的原始居民生活在一起，并以塔溪提人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绘画作品，创立了所谓的“野人艺术学派”。高更曾说：“原始的、本能的、暗示的艺术从精神出来，利用着自然。”[2]他以塔溪提岛生活为主题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仿佛是犬儒主义理想的现代回应。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经常以原始古朴的人物形象作画，这些人物形象野性稚拙，虽不着衣物，却没有丝毫猥亵做作之感。
第三，犬儒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和偶像，这正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不谋而合。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多以反对传统艺术观念自居。最著名的当属现代艺术家杜尚。他曾经买了一件男用小便器，并命名为《泉》。这件作品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艺术概念的理解。给肮脏的小便器一个“泉”的名称无疑是对古典主义唯美和谐的艺术观念的冷嘲热讽。
现代音乐史当中也存在极端反传统主义的例子。约翰・凯奇是20世纪美国音乐家，是“偶然音乐”（又称“机遇音乐”）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了很多富有个性的音乐作品。“勋伯格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说约翰・凯奇‘与其说是一位作曲家，还不如说是一位发明家’，此话虽有些夸张。却也有几分道理。”[3]约翰・凯奇最具个性的作品是一个题为《四分三十三秒》的作品。这部作品演出时，演奏者坐在钢琴旁，打开钢琴盖，但并不弹琴，安静地坐了四分三十三秒，然后关上钢琴盖。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乐音，只是在规定的时刻打开和关上钢琴盖来表示音乐的开始和结束。人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什么都听不到。比如，人们可以听到听众的咳嗽声，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等。就像杜尚的《泉》改变了人们对于美术的根本观念。约翰・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的理解。这种叛逆精神与犬儒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凌继尧.西方美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
[2]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0.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5
关键词古琴艺术传统音乐文人琴志
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音乐思想有着一体化倾向。宗白华先生说:“就象我们研究西洋哲学必须理解数学、几何学那样,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要理解中国音乐思想。如果说西方人习惯用数理分析世界的话。中国人则习惯于用音乐诠释世界。
一、儒、道思想对传统音乐的重大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中和”,“礼乐”两个范畴。我国自古就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乱兴衰的高度,故有“听一国之音乐,知一国之盛衰”的古训。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治世”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礼记·乐记》亦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其实,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最懂得音乐的人《论语》中记载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不仅重视音乐的美,更重视音乐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将三百篇诗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作为教化内容之一推向社会。说明他重视音乐的心理教育功能。汉代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自人心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中国的先民认为:“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侧怆可以察于声。此外。人们还发现:“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谓的音乐不但是由人心对大干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以和之声气调理人心。人们借助音乐的调理功能,完善着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卷七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乐的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在重视道德的宗法社会里,中国人寻找到了以音乐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进而,便有了“夫乐者,治之本也”的结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致虚疾。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家主张“无”,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意味着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因此,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手淫声”而追求“大音希声”。正是这种人生哲理的体现。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论乐,与老子又不同,他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看来,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运动变化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道”和音乐的境界是“逐丛生林,乐而无形,不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这“道”是一个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是充满了浪漫精神的音乐。魏晋时着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气所生,认为乐音及其运动形式具有其自然、谐和的本质属性。“和”涵盖了大小、单复、高低、慢快、善恶等对应的因素,这些音乐形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统一于“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养生论。认为音乐与人的养生密切相关,而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体的情怀超越于具体哀乐的极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思想中蕴含着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其音乐的特点更多的显现出恬淡、平和之美。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6
一、李贽的主情音乐思潮
李贽是明朝中期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和嵇康一样有着坚强的反名教、追求自由的精神，《焚书，读律肤说》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他的理论以“童心”说为基础，他认为一切美与艺术都必须要“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要具有独创性和个性的彰显。他的美学思想纲领是：“以自然为美”强调内容上不被“天”和“礼”束缚，形式上不被成规制约而能自由发展。提出“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反抗儒家思想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的音乐美学思想。李贽还针对“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的说法，主张把琴由禁欲主义之工具转变为自由抒发性情之手段。他既肯定和继承儒家思想中关于音乐表情特征的思想，反对道家的“无情”和“禁欲”主张，又继承发扬了道家“法天贵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批判精神，反对儒家思想禁锢人性，禁锢音乐的礼制。主张解放音乐个性自由地表情达意，他继承先秦时期业已有之的“音乐可以沟通天人”的说法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性格的合理科学的音乐心理思想。同时，李贽也继承儒家“和”的音乐思想，提出“琴贵和”，“育性情”之说。指出琴和关键在于：音意和，指音和，弦指和，并且进一步指出“辩之在指，审之在听”的原则。肯定听觉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作为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最完美体现，从其主张来说仍然没有跳出我国古代以儒道两家为思想主体的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但是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所提出的抒发真性情，形式自由，内容创新的主张，反映了在君主专制强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清音乐美学思想在封建文化总体走向衰落背景下的一次回光返照。
二、徐上瀛的音乐美学思想
徐上瀛是明朝著名琴家，著有著名的琴学专著《溪山琴况》一书。该书中他提出了：“和”“淡”“清”“远”“恬”“古”“静”等共计24况。其中“淡和”为贯穿24况的基本精神准则。因此，要求琴人要做到“雪其躁气，释其竞心”。放弃世俗斗争，追求无情无欲。要求琴乐“黜俗归雅”，反对“去故谋新”“艳而可欲”的世俗之风。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用今天话来说颇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演奏思想，根据作者的这一思想，琴乐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是为了“娱己”，因此，客体之人乐和主体之人达到了高度一致。徐上瀛认为音乐表演者要善于把握音乐的意境和曲韵，只有把音和意有机结合起来表达出弦外之音，才能动人真情促发联想，为此演奏者要具备精湛的手法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在表演中要注意自身的入境，达到“神思游于太古”的超然境界。徐上瀛非常重视音乐联系和想象力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要准确表达曲意，严谨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曾经强调“欲用其意，必先练其音，练其音，而后方能达其意”。在练习时要十分注意把握好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的关系。强调在技术层面要自发、自觉地多加练习以达熟能生巧之程度。在艺术层面，他强调“究心音义，探究心灵琴音的道理，规律”在论及“指”“音”“心”三者关系时，他强调优美琴音的根本在于演奏者内心的清净质朴、纯洁自然。而高超精妙的弹琴指法则是共同演奏者心灵和琴音的中介。指出“欲修妙音者，本在指；欲修指者，本于心潔”的论断，指出了心静对于妙音的重要性。在想象力方面，他非常重视在表演和练习中想象力和合理联想的作用，强调音乐演奏的“会心”和“含蓄”的艺术美。徐上瀛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方继承了“音乐贵和”的儒家传统音乐心理思想，另外一方面，他主张弹琴之人要内心淡薄宁静无语无情，把琴音当作是修身养性的途径。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道家传统音乐思想的影响。其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兼具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作为对音乐审美意识高度升华的音乐美学思想，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实际是儒家、道家等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方观念主次位置相互变化的一个往返循环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2]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7
【关键词】春秋战国孔子孟子礼乐
引言
礼乐，意为：“周代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周公旦制礼作乐，礼乐并称，由此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礼别异，乐和同”，可见乐的作用，在于把礼的精神感召力通过音乐作用于人。更因此，礼宜乐和的理想社会自古备受推崇，但不同的学派实际上对待礼乐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尤其在社会秩序失范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们为重组社会生活，对东周礼乐褒贬不一。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则表现出对“礼乐”的绝对拥护。
一、孔子的“礼乐”观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为推崇“礼乐”的政治家、思想家，研究中国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为一中心人物。而孔子之“礼”又为此中核心内容，他也曾一度致力于复兴周礼之乐。但其所处的时代，正值“礼崩乐坏”。孔子痛心疾首，愤而斥之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纵然这般痛苦，他也没有另外制作新的礼乐。在他看来，制礼作乐是圣人之事，而他自己从来不敢以圣人自居。但，他思考了礼乐，理解了礼乐的实质，把蕴涵于礼乐之中的事项抽象出来，从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思想体系。
孔子从已经僵化的形式背后，挖掘出一普遍的精神原则——仁，并将礼乐观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谓之：“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人如果不仁，怎么可能达到礼呢？仁在，即礼在。其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最终目标是仁：仁即是美，美即是仁。礼乐之于孔子不仅是实现仁学理想的手段。同时，礼乐所蕴涵的自由审美精神也是仁学实现的极致境界。儒家礼乐文化表现出以具有一套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表达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价值，并以此规范调整人与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秩序与团结。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推崇礼乐，是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奴隶制统治。
孔子直接从“礼为政本”的角度，昭示礼的重要政治意义。“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所以他才会对管仲“不知礼”进行责问。由此，孔子提出了他的德治主义的仁政。他透彻地发挥了“政者正也”的理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透过孔子“正”与“政”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其中敬畏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与礼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孔子礼乐并言，礼乐似不可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其形而上的意义在于：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虽有《乐记》记之曰：“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和则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但，孔子特重乐，是看准了乐所具有的“和”的功能。但如何由音乐的“和”导向社会的和，仍是后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孔子有着深厚的音乐素养与个性的艺术审美观，“《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至于他听了《韶》《武》）两种古乐后，所作的论断性评价，则成为后人之典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他之所以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实乃因其重视礼乐教化。
综上所述，孔子“礼乐”观体现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更注重乐的实施。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衷心认同；以礼治身，以达到有庄严恭敬的外貌与行为的目的；以乐治心，平易、正直、慈爱、诚心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礼乐配合，既保持人的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孟子的“礼乐”观
孔子创始的儒家学派后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复兴礼乐的思想。历年来，曾有许多学者或深或浅地论述孔子礼乐的各方面作用及其内涵思想特征。如姚公和赖功欧的《论孔子的礼乐观》从历史角度分析孔子的礼乐观，认为“礼乐既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更是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方法”，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孔子及其儒家后生们如此重视提高乐的地位。而其中，孟子则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礼乐观最为甚者。
孟子“礼乐”观点主要继承孔子关于“礼”学说和“以仁善政”的思想，同时从“仁”和“礼”的侧面发展孔子的音乐思想，但在审美和艺术特征上与孔子相比，却有不同的特色。“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孔子最早把音乐与仁德结合在一起，而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乐者必须具备仁德，表现仁德，以仁德为乐，至于感情激荡，使之不可抑制和自然的流露，这是乐舞所表现的喜乐之情的反应，是道德与善的艺术美。
再者，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女，义之实，是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篓上》）从其可看出，孟子在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上，做了礼、乐与仁的根本联系的思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由此得来“乐教别于说教，仁声胜于仁言”观点。孟子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义”，所以他用“仁义”来充实“乐”的内容，意图用音乐艺术的特殊手段，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以推行其“仁政”。由此可知，孟子认为：礼、乐与仁的联系是由此及彼，层层推进且相辅相成的。
孟子还把“古”乐与“今”乐相结合，他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梁襄王下》）无论现代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都一样，都具有同种功能。他以人的生理性和物理性上观察得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认为：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其感觉器官和思维活动在美感上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按“礼乐制度”规定君子与小人、雅乐与俗乐，即不能同听又不能同悦。孟子却从人类生理感官机能上，肯定人的口、耳、目分别对味、声、色美感的共同性认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声（音乐）的物理属性——音高、音量、音值、音色的感受大致是一样的。从这种共性中提出“与众同乐”“与民同乐”的音乐审美活动方式，肯定了礼之外，音乐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点，与孔子的“礼乐”观中的“严格按等级制乐、用乐”产生了微妙的分歧，孟子所说的必然存在的音乐，是包括了“郑卫之音”这类音乐？又否能君王与百姓共用？
三、孔、孟“礼乐”观及《乐记》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影响
从前文对孔、孟“礼乐观”的分析中，我们可得知：儒家倡导周代“以礼制乐”，乐要按等级分配及使用；且，孔子还极力反对“郑卫之音”的兴盛，并出现在宫廷之中。
孔孟将“仁”提升到人道之极的高度，建立了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原则，以“礼”“乐”为表现形式的儒家仁学思想体系。这种礼乐相结合的艺术思想，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为人才修养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当然，这一提倡，还是存在着功利倾向，即为了社会政治、道德伦理服务，没有从艺术的本质规律出发，在艺术中得到纯粹的娱乐是不被孔子所推崇的。他推崇的“正乐”是《韶》《武》《雅》《颂》，“郑卫之音”就是他反对的“非乐”。所谓的“正”就是有改革和整顿的意思，带着政治目的，即——恢复礼乐传统，为“礼”而服务的“乐”，来推行他所向往的仁政和德政。所以孔、孟之礼乐观也只是从所谓的“大局”出发，其实就是服从于社会的需要，以维护宗法制度为目的。但这些都并不能掩盖他们对“礼乐”思辨出现的客观性。孟子对孔子的礼乐认识，评价为：“孔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赞誉后，孟子又将其继承并发展。二者既然是递进关系，那么，孔、孟“礼乐”观在春秋战国时提出，并得到不断地丰满，应是人类音乐文化及政治历史进程所存在的必然趋势，这也就使两人对礼乐的维护与倡导，存在着客观性。谈及孔、孟，都不可避免地借以《乐记》来歌其功颂其德。它又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一本集语录。但，学习音乐美学史，我们通常会“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乐记》是我国第一部音乐美学编年体著作，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诸多赞誉的语句。许多学者亦称其“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笔者却不敢完全认同。
笔者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八本高校音乐历史课程教材中，却看到秦汉三国的宫廷就有各种各样的北方流行民歌“相和歌”，两晋南北朝的宫廷音乐——清商乐，是来自南北方的民歌融合体，更不用说隋唐宫廷里的各国音乐、宋金元时蓬勃发展的市民音乐将宫廷音乐逼至绝地，以至于有些教材将其放在最后一节。这些，不都与孔孟之礼乐及《乐记》所要求的“等级用乐、反对郑卫之音、靡靡之音”矛盾吗？此述，仅笔者的些许看法。《乐记》是否真的“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古典音乐？此问，还需更多学者做出探讨。
结语
孔、孟，甚至是整个儒家学派的礼乐思辨理论，是否存在实用性？在提出的当下，其确实带来了特殊的文明气象，但礼乐最为突出的作用，却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这与历史前进规律相悖。今天，尽管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研究它；也有许多学者从中探寻出，对我们今后走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有积极作用的元素。但，这些元素的可行性及实用性，还有待实践证明。同时，礼乐在历史上对人们思维的约束、权利的限制、创造性的束缚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更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它。再者，中国历代统治者们，也大多没有真心按照孔孟的精神去做，由此，我们就更需要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判断、评价孔、孟“礼乐”观及《乐记》一书。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料注译（上）[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2]孙加荣.论语注译评.电子书，2007.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8
论文摘要 古琴艺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始终占有位尊价高之地位，古琴音乐所表现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代表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象征。对古代中国的文人来说，“琴”言志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审美范畴的重要标准之一。
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音乐思想有着一体化倾向。宗白华先生说：“就象我们研究西洋哲学必须理解数学、几何学那样，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要理解中国音乐思想。如果说西方人习惯用数理分析世界的话。中国人则习惯于用音乐诠释世界。
一、儒、道思想对传统音乐的重大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中和”，“礼乐”两个范畴。我国自古就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乱兴衰的高度，故有“听一国之音乐，知一国之盛衰”的古训。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治世”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礼记·乐记》亦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其实，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最懂得音乐的人《论语》中记载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不仅重视音乐的美，更重视音乐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将三百篇诗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作为教化内容之一推向社会。说明他重视音乐的心理教育功能。汉代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自人心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中国的先民认为：“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侧怆可以察于声。此外。人们还发现：“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谓的音乐不但是由人心对大干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以和之声气调理人心。人们借助音乐的调理功能，完善着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卷七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乐的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在重视道德的宗法社会里，中国人寻找到了以音乐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进而，便有了“夫乐者，治之本也”的结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致虚疾。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家主张“无”，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意味着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因此，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声”而追求“大音希声”。正是这种人生哲理的体现。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论乐，与老子又不同，他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看来，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运动变化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道”和音乐的境界是“逐丛生林，乐而无形，不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这“道”是一个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是充满了浪漫精神的音乐。魏晋时著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气所生，认为乐音及其运动形式具有其自然、谐和的本质属性。“和”涵盖了大小、单复、高低、慢快、善恶等对应的因素，这些音乐形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统一于“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养生论。认为音乐与人的养生密切相关，而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体的情怀超越于具体哀乐的极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思想中蕴含着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其音乐的特点更多的显现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琴学审美观志
中国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一门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质。给人以无限的追求。故嵇康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在中国古代，古琴一直被称为绿绮、丝桐、瑶琴。隋唐以后，因其历史久远而被称为古琴。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还有以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音声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始终以其强调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称“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
“志静气正”之“志”，古人早有解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称“志”为“意也”。而《诗序》则将“志”解释为“心之所之也”。《礼记·少仪》却说：“‘意与，志与，’意则可问。志则可否。(注)意，正事也。志，私意也。”，此之“私意”实际是指人的自我之志。从美学的观点看，“志”的范畴是兼有个体与整个人类理想和自由意志内聚的两个方面，其恒久的生命力主导着个体的理想和自由意志。与中国文化的生命运动构成一种永无止境的默合关系，这种关系使“‘志’潜在地制导着心灵的双向运动，赋予审美活动以理想性、超越性、它在个体人格修养中居于基础地位，从根本上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并制约着气、骨、意境等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了孔子习琴时与师襄子的一段对话，其中涉及到了有关“志”的意义范畴：“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虽然。司马迁并未提及孔子所奏何曲。但从孔子所说的“习其曲”、“得其志”、“得其为人”中可以看出。他是将鼓琴当做人格培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在中国的古代，文人和艺术家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以风雅自铸人格的文人士大夫，始终把琴棋书画作为自己人生的旅途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此而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讲，“志”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灵魂深处潜藏着的“真我”的聚集。这种“真我”的聚集是以“自”为中心，也可称为“自我”的另外一种表述。所谓“自我”是以“自”为核心。正如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中所说：“所谓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盖心之正者，志之持也。”[3]。依据王氏之意。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人对“自我”存在着普遍的心理追求，而这一追求常常在中国文人的仪态和乐风中表现出了某种“自由化”的外显。而这种对“自由化”的憧憬和向往被北大教授熊伟先生解释为“由自”，其本质就是“任志”。所谓的“任志”实指“持道任志”，即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是为了确切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承担精神修养能够成为关键性的活动，而以自任者为其最大。由于客观的凭借是如此的薄弱，所以他们除了精神修养之外。没有什么可靠的保证足以肯定自己对于“道”的坚持。因此，从孔子开始，“修身任志”即成为古代文人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而“任志”则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是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相联系的。“从发生的历程说，这种内求诸已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借太薄弱才逼出来的”。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多是通过琴来表“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痕迹的一门艺术。它不仅有众多的琴家和作品传世，更有丰富的琴论文献留存。从先秦时的《诗经》、《左传》到明清时的《溪山琴况》《琴学粹言》，它们勾勒出了传统古琴音乐及发展脉络。纵览这些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古琴音乐及其音乐思想与儒、释、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后，儒、释、道三家思想均对传统古琴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如：“琴者，禁也”，“攻琴如参禅”，“琴者，心也”等观念，分别体现了儒、释、道对古琴艺术的态度和古琴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但无论他们在形而上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分歧，而琴言志的思想却基本是一致的，这充分体现出古琴音乐艺术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人的“志”都具有一定的诠释作用和意义。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9
关键词： 古琴艺术 传统音乐 文人 琴志
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音乐思想有着一体化倾向。宗白华先生说：“就象我们研究西洋哲学必须理解数学、几何学那样，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要理解中国音乐思想。如果说西方人习惯用数理分析世界的话。中国人则习惯于用音乐诠释世界。
一、儒、道思想对传统音乐的重大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中和”，“礼乐”两个范畴。我国自古就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乱兴衰的高度，故有“听一国之音乐，知一国之盛衰”的古训。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治世”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礼记·乐记》亦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其实，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最懂得音乐的人《论语》中记载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不仅重视音乐的美，更重视音乐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将三百篇诗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作为教化内容之一推向社会。说明他重视音乐的心理教育功能。汉代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自人心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中国的先民认为：“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侧怆可以察于声。此外。人们还发现：“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谓的音乐不但是由人心对大干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以和之声气调理人心。人们借助音乐的调理功能，完善着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卷七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乐的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在重视道德的宗法社会里，中国人寻找到了以音乐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进而，便有了“夫乐者，治之本也”的结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致虚疾。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家主张“无”，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意味着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因此，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手淫声”而追求“大音希声”。正是这种人生哲理的体现。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论乐，与老子又不同，他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看来，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运动变化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道”和音乐的境界是“逐丛生林，乐而无形，不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这“道”是一个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是充满了浪漫精神的音乐。魏晋时著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气所生，认为乐音及其运动形式具有其自然、谐和的本质属性。“和”涵盖了大小、单复、高低、慢快、善恶等对应的因素，这些音乐形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统一于“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养生论。认为音乐与人的养生密切相关，而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体的情怀超越于具体哀乐的极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思想中蕴含着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其音乐的特点更多的显现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琴学审美观志
中国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一门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质。给人以无限的追求。故嵇康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在中国古代，古琴一直被称为绿绮、丝桐、瑶琴。隋唐以后，因其历史久远而被称为古琴。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还有以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音声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始终以其强调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称“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
古代儒家音乐思想篇10
关键词:李贽思想来源音乐思想
李贽是我国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其重要着作除《焚书》外，还有《藏书》、《续藏书》及《史纲评要》等。他的思想及理论涉及范围较广，多年来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佛学、儒学、美学、史学思想等方面，也有对其整个人生发展全过程的考察与分析。而他独具创新性的音乐理论及其产生的根源，则受到了音乐学界的关注。
高峰在其《李贽人生简论》一文中提到了李贽的传统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他后来思想的形成的前提条件。作者认为他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其思想构成较为繁杂，心学、禅学、道家对其思想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戴峰也认为心学、禅学和道家对李贽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禅宗思想启示了他，使他从禅学之中吸取合理的营养，重视“本心”、“真心”，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作者在《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中还提到李贽的思想与庄子思想相似，不过，作者还在文章最后指出，“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左东岭和杨雷的《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中则认为，李贽提出的初心、本心及真心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指人心空虚明净的本然状态，并与后天被熏染过的世俗之心相对。李贽视童心谓虚净空明之体的见解，直接导源于其禅宗思想，就是以《金刚经》为基本经典的慧能南宗禅的基本观点。因此他们赞同禅宗思想是李贽“童心说”思想产生的根源。
蔡仲德在其《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贽的美学思想基本精神是重视自然、重视真，其基本倾向是道家的，是对道家美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吴静的《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中，在分析李贽音乐美学思想来源时，基本上接受蔡仲德先生的观点，即认为李贽思想综合了儒道两家，改造和超越了儒道两家，而根源上还是在道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余京的《从李贽的“童心说”看莫扎特钢琴音乐作品的性格特征》(《歌海》2007年第3期)与肖红娜的《李贽“童心说”对先秦儒道的继承与发展》(《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
而石教余与向德富则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作为古代的重要思想，对于李贽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论先秦儒学对李贽思想的影响》(《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李贽的反孔批儒曾起了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曾受到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但是仍要看到其基本思想对儒家观念的倾向。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李贽思想的组成是多元的，传统儒、墨、道、法等家思想都是其思想的来源，但墨家思想是其重要的来源之一。赞成这一观点的文章是薛柏成和杨秀慧的《论墨家思想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作者认为，李贽在其《墨子批选·卷一兼爱》中大胆地批驳了孟子的学说而表彰墨子的理论，这足以反映了李贽极力推崇墨子学说。另外，作者认为李贽受墨家思想影响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同样崇尚墨学的学者焦竑交往甚密，而焦竑的“异端”思想对李贽有着一定的影响。
虽然这个问题仍有分歧，但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是同意蔡仲德的观点，即李贽的音乐思想的根源是在道家。李贽的音乐思想来源究竟是墨家、道家、法家，还是儒学、庄学，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似乎学者们的观点都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种思想的影子，这也成为其独特的音乐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
正因为李贽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才使他的音乐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着作已大量存在。蔡仲德在《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李贽生平，然后从“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自然之为美”、“诉心中之不平”、“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琴者，心也……所以吟其心也”等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李贽思想的来源、特征及其音乐美学理论的内在涵义。
关于“童心说”，杜洪泉《论李贽“童心”说与音乐主体性原则》(《惠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论述到，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对音乐的束缚，提出“童心说”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明中叶以来音乐主情性思潮。吴静在《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中，从对“童心说”的分析入手来认识其音乐美学思想。文章中介绍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音乐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与思想来源。作者认为“童心”说是其音乐理论的基础。在于平《徐渭、李贽、汤显祖、李渔乐舞思想述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吟其心”作为李贽乐舞思想的基本点，是有其特定内涵的。所谓“吟其心”是吟其“童心”，而李贽的“吟其心”之所以重吟心之“初”与心之“真”。作者认为其动机有二，即重乐之“今”与乐之“情”。
关于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如蔡仲德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就曾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琴者心也”是对“琴者禁也”传统思想的公开挑战，“(该命题)使琴由禁欲主义的工具变为自由表现‘童心’、自由抒发情性的手段”。另外，叶明春、苗建华等人在其各自的博士论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看法。而修海林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一书中论及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时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并非所有讲‘情性’的，就必是反传统的或绝对的离经叛道”;“琴乐的教化功能和表情功能就同他们各有不同的音乐存在方式一样，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排斥的关系”。
王维的《对李贽“琴者心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在对“琴者，心也”命题的评价上和蔡仲德有所区别，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内部批判关系，并未裂变出儒学范畴之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文章主要从儒家思想在明代历史条件下的转型着眼，论证了“琴者，心也”命题与“琴者，禁也”命题之间在内在理论上的继承性。胡健和张国花《从看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求索》2007年第5期)的主要观点是“吟其心”的琴论是以童心说为美学基础的。文章中还提到“琴者……吟其心也”的命题是其童心说在音乐美学中的具体化，也表现了他对音乐的艺术个性与风格多样的尊重与向往。孙杨在《浅谈以李贽为代表的反“淡和”主情思潮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提到，“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是李贽音乐美学思想对琴论史的重大突破。作者认为，这一命题是对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琴论史的颠覆。
以上这些文章大多是研究李贽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品，基本上能反映和涵盖李贽最为重要的音乐思想内涵和价值。除了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外，也有专门评价其美学思想贡献的文章。例如:谢真元在《中华美学史上的明珠——李贽童心说的美学贡献》(《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认为“童心说”的美学价值可与天地相始终，理应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他还认为“童心说”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潮流。其理论思维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不仅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作者对于李贽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也是非常恰当的。
目前研究李贽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已有一些，但是大多是就“童心说”这一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似乎评价李贽其它音乐思想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并不多见。因而本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与总结，使李贽音乐思想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挖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