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1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又在中共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
（作者单位为中共开原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m].1986：76.
[2]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19.
[3]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1-2432.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2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经济发展；财政政策
一、山南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
从2012年总体情况看，山南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1）乡镇企业总产值、营业收入、上交税收均持续增长。2012年，山南地区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69000万元，同比增长8.1%；营业收入60240万元，同比增长7.3%；增加值30860万元，同比增长7.7%；盈利总额14780万元，同比增长8.5%；上交税金4490万元，同比增长7.6%；劳动者报酬10860万元，同比增长8.6%；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1426人，同比增长6.1%；乡镇企业个数达114户。（2）多种经营对农牧民增收的作用越来越大。2012年，山南地区多种经营实现总收入105500万元，同比增长7.2%，完成年度计划的101.2%；纯收入66565万元，同比增长7.1%，完成年度计划的100.5%；劳务输出总人数为8.6万人次，完成年度计划的102%；劳务输出总收入39000万元，同比增长6.9%。（3）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量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税收贡献越来越突出。截止2012年底，山南地区私营企业达707户，雇工人数12870人，注册资金36.7亿元。个体工商户11267户，从业人数37162人，注册资金3.1亿元。2012年，山南地区通过民间项目投资12.3亿元。从山南地区2012年重点企业纳税情况可以看出，前20户纳税大户中私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控股企业为16户，占80%。
二、山南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思想认识不到位。一是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缺乏全局观念。二是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真正把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扶持措施不到位。（2）整体发展不快。一是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成本高。二是科技含量不高。三是龙头企业小，企业实力还不够强，难以发挥辐射拉动作用。（3）企业经营者素质偏低，内部管理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层次偏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二是管理方式落后，管理形式上以家庭为主，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缺乏规章制度，企业内部运行机构不够健全。三是非公有制企业沿袭家族式管理模式，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筹措困难。尽管山南地区金融业制订了一系列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法规和政策，但当地银行认为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状况复杂，信贷风险过大，直接获利较小，普遍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现象，致使一些好的项目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严重制约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5）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山南地区非公有制经济中从事传统产业的多，经营新兴产业的少，资源消耗和效益回报不成正比。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从二三产业结构状况看，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工业园区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不充分，支撑带动作用不强，县与县之间发展不平衡。
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1）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发展特色农牧业、优势矿产业、旅游业、建材业、藏医药业、民族手工业等领域，参与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新能源产业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三农”建设与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等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减免税政策，增加税收扶持力度。（2）运用财政补贴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南要结合本地财政实际状况，设立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与技改、贷款担保、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实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政补贴策。如：对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传统项目及有成果的科学研究开发项目运用财政专项资金加以扶持，对非公有制企业新增员工的培训、工资费用进行适当补贴等。（3）运用财政担保、财政信用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渠道。一方面，建立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增加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投入，把非公有制经济的贷款指标纳入年度信贷计划，安排和解决生产经营所需的技术改造和流动资金贷款。（4）制定吸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财政政策。山南要想使非公有制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制定吸引人才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建立留住人才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认识；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D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15-03
作者简介：牛月翰（1971-），男，河南商丘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演变经历了从解决待定问题的政策上升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制度、从“补充论”到“重要组成部分论”及“平等发展论”的发展历史过程。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的支持，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对其认识和政策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经济成分，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变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使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对立物，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和政策演变的第一次飞跃。
首先，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我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千万知青大返城后的就业问题，是当时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生产力落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这两大因素的推动下，城乡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7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各地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可以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的报告。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是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期对个体经济的最早认可，也是我党重新认识个体经济的起点，为个体经济发展开了绿灯。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1]这就改变了党对个体经济原有的看法，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对促进城乡个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个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党对个体经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国营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2]这是在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必要补充”的提法。在次年9月的十二大上，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3]1982年宪法对个体经济的法律地位予以肯定，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4]762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保障了其发展的合法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要迅速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较快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5]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6]138以党的十二大和新《宪法》的通过为标志，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已基本形成，个体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其次，对个体工商大户采取宽容态度，保护了私营经济的萌芽。随着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的城乡个体经营者，开始雇佣劳动力，并且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雇工人数也不断增加。当时理论界有人认为雇工8人以上就产生剥削了，担心私营经济发展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提出限制这些企业的发展，并在理论界引发了争论。
对于在实际中出现的个体工商大户即私营企业日渐增多的情况，1982年，党中央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不限制他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私营企业“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4]1180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多种经济成分”。1987年1月，党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指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数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7]这些观点保护了私营经济的萌芽。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4
1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
在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就需要立足物流的“新兴服务性”，从其自身内涵和职能以产业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研讨。现代物流是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而出现和发展的，并为适应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以此种观点分析：
（1）从产业发展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传统工商企业物流和传统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结果；
（2）从产业技术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以及组织技术支撑的新型产业；
（3）从产业深化特征看，现代物流也是产业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从传统产业剥离出来的独立产业。
2物流产业的战略定位
就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自身产业特征而言，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对物流产业的需求，物流产业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如下战略意义：
（1）物流产业需承担推进和纽带作用，加快商品、人员、物资等社会资源的流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借此联接国民经济各产业和部门，使之同步和联动发展；
（2）物流产业需承担产业整合作用，通过全面覆盖和整体联结国民经济各产业使之得以整合优化、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
（3）物流产业需承担降低社会经济成本作用，物流作为服务性的“第三利润源”，其本身并不创造利润，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高效运作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和资源浪费，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时效，使社会资源能够在更广的空间做出最优选择。
二现代物流经济的公共政策需求
现代物流业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水平上发挥巨大推动、整合和联结协同作用，同时也肩负公共职能，对改善社会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作为新兴服务产业，物流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
1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属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畴，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在法律赋予的权责范围内按照一定程序而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就政府决策的经济职能而言，公共政策则是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目标而做出的评价、规划、选择和行动。通过上述概念界定可知，政府决策具有以下特性：政府主体性；实施合规性；决策目标性；政策公共性。就政府决策的本质内涵而言，其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极具影响性的变量因素，通过此变量输出可以及时调节和解决整个社会系统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公共问题。
2物流经济对公共政策的需求
新兴产业在其发展初期通常具有不完全的市场特征以及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结构，此时就需要国家给予相应产业政策，对整个产业进行有效支撑、规范和引导，使整个产业在资本积累、规模导入、市场竞争力、产业绩效等方面逐步强化和发展，顺利度过产业导入期和培育期而向成长期和成熟期过渡，之后将产业交给市场。反之，对于新兴产业不能给予必要的公共政策扶持，则反映出政府职能缺失，既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视角下公共政策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到现代物流产业，其对公共政策需求尤其迫切，表现如下：
（1）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模式
还更多地停留在“学”的阶段，主要向欧美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学习和模仿其物流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而随着我国物流市场对全世界开放，国际大型物流企业纷纷进入我国抢占市场。面对这一挑战，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然要发展自主物流，以确保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自主和高效。此时，引入国家公共政策扶持，有利于我国物流产业增强自身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缩小同国际先进企业间的差距。
（2）物流产业作为联通纽带产业
其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跨产业、跨空间、跨地域性的增强，尤其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物流时代，物流产业已经突破了单一企业和单一行业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全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并如前所述，承担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整合的职能，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利益分配和产业、地域分割的制约，不突破此种分割和制约，物流的结构整合功能也就无从谈起，物流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而这一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时介入尤显必要。
（3）现代物流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性产业
不仅在推动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上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性产业。物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现代性和先进性，如以物流为依托和保障的电子商务、零库存管理、农超对接等，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产业能力，此种极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也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扶持物流产业发展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必然需求。
3物流公共政策决策存在的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行政观影响，现代公共政策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时代流弊，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导向的现实需求做出政府决策的方式屡见不鲜。政府制定物流相关公共决策时，往往缺乏细致全面的市场调研，而仅凭领导片面的了解、掌握更多发言权的大型企业意见或专家组报告而做出政策决策，此种政策更多地倾向少数物流企业利益，而无法体现整个物流经济产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2）从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看，继我国政府机构精简撤销物资部后，国内贸易部和国内贸易局也相继撤销，相应地却没有新的部门机构填补这些空缺。目前，整个物流行业管理职能分散于交通、商务、信息等部门之内，机构职能割裂，这也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物流牵涉环节和层面众多，如没有统一的主管机构和政策决策机制，其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着主观割裂和诸多制约，往往表现为耗时长、成本高、时效差。
（3）物流经济相关公共政策是在物流产生发展之后而产生的，因同属于新兴事物，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在政策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知识相对较少，案例和决策能力匮乏，这同样成为我国物流经济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没有成熟和可借鉴的经验就没有决策的效率和先进性，也同样没有决策的勇气和胆识，为此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策同汽车、电子等其他新兴产业相比，数量和幅度都明显不足。
三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及构建策略
以上基于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综合考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我国物流产业作出了“新兴服务产业”的战略定位。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尤其对物流产业而言，其发展本身对基础设施要求高，且跨空间、跨地域性强，这样的产业特点无疑更加迫切地需要国家政策的整体筹划和协调统一。我国政府部门应以战略性眼光为出发点，积极布局、组织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具有体系性和前瞻性的公共政策，无疑会对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简言之，公共政策运营机制就是公共政策主体为某一目标经过利益博弈而对公共政策工具做出选择。通常公共政策体系包含以下五方面内容：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公共政策选择以及公共政策工具。
（1）物流公共政策目标。从物流经济公共政策目标分析，其目标设定应明确、简捷、易于表达，并最大限度符合多方利益。在现代物流经济背景及物流产业发展趋势之下，物流公共政策目标应定位为“泛在性”，即无所不在，表现出突破地域和产业限制的高覆盖率和高渗透率，着力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效率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其发展目标则应体现为依托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流协同联动。
（2）物流公共政策主体。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主体即是政府决策所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人，具体涵盖了物流链条的整个环节以及相互关联影响的政府机构、供方和需方三大主体的总和，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企业、物流基础设施运营方、物流信息运营方、金融投资者、储运配送企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主体都应反映在公共政策制定体系之内。
（3）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在物流经济活动和物流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都存在各自的“自利”特征，而如何协调这些“自利”行为并最大限度引导自利行为、兼顾利他性，则是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的实施方向和重点。其具体实践方法可采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进行利益调节，同时以公共政策变量输出规范和调节，此种市场调节机制可促成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物流产业利益格局，即由利益诉求到市场下的利益博弈，再到随后的政策选择和补充。
（4）物流公共政策选择。物流公共政策选择是前述利益博弈的延续和必要补充，这一环节的核心要求应体现出“公平性”，避免政策选择的主观倾向性，应以多数民主和多数一致的原则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标准，力求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受益。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少部分未受益甚至因为政策而受损的利益主体，也应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考虑和补偿，由此将全部主体纳入到产业发展规划中来，并减少政策推行阻力。
（5）物流公共政策工具。物流公共政策工具主要采用财政政策等工具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化推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公共政策工具及其所承载的政策体系：①投资重大物流工程；②物流基础设施收费；③物流财税调节；④物流服务定价；⑤物流用地征地；⑥物流环境及配套设施构建；⑦物流人资政策；⑧交通运输规范；⑨货物验放。
2物流经济公共政策构建策略
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实际上展示了物流经济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整个机制，这一机制以公共性和公平性为原则，以社会经济和福利为目标，以利益博弈为过程，以政策工具为内容，以政策决策为结果，以此彰显决策的逻辑性、完整性和现实性。而本节则以不可绕过的政治视角继续深入讨论这一决策机制的可操作性，即物流公共政策决策也应体现民主政治活动程序。在这一民主政治程序框架下，应具体采取以下策略以达成强化决策机制和流程的目的：
（1）建立和强化政府相关部门跨部门沟通机制，同时以现有的物流采购联合会为行业协会，加强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反映和争取利益诉求；
（2）引入和强化物流信息汇总和数据统计机制，以数据为支撑，确保利益诉求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效能性；
（3）引入科学的政策分析模型及演示机制，强化政策的实用性；
（4）建立畅通高效的政府、供方与需方三者间的双向互通渠道，以及意见征求和政策草案意见反馈渠道；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17302
1基本概念界定
“政策”一词在中国被公开使用始于梁启超，之后便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沿用至今。我国学者袁明旭把公共政策按照广义和狭义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把执政党、国家公共权威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所制定的行为准则都称之为公共政策，狭义的理解是只把行政机关（狭义上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称之为公共政策，政府是公共政策的直接主体。本文从狭义上理解公共政策。
有的学者将政策冲突理解为政治冲突的一种形式（钱再见，2010），有的学者将政策冲突看成是在社会冲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光芸，2014），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当今我国社会中，政策冲突与政治冲突、阶级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和政策冲突存在明显的不同却又具有一定的联系（袁明旭，2008）。本文认为，从广义上来看，政策冲突与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存在交集，但是从狭义的角度看，政策冲突既不同于政治冲突也不同于社会冲突，它是在社会领域产生的局限于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冲突。我国学者胡象明针对我国现存的政策体系中政令相互矛盾的现象把公共政策冲突比喻为“文件打架”。袁明旭认为，公共政策冲突是指在政策网络系统之中由各级官僚组织和官僚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一种表面化的态势和现象。由此可知，公共政策冲突与政府主体、利益矛盾、体制等存在着必然联系。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冲突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所制定的政策之间由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对立现象。
2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原因分析
2.1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主观原因
2.1.1政策制定和执行人员的原因
一方面，公共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的冲突，有垂直的上下级主体之间的冲突，也有横向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冲突。各级政府和行政部门由于利益不同、价值迥异、行政官员个人原因等，制定出基于本位和彼此矛盾的政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再完备的公共政策，如果缺乏执行人员的合理意会和执行，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用发挥，甚至取得反效果，这不仅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由于广西区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相对东部发达地区落后，对公务员的工作和再教育培训较少，因此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偏低，也导致了政策执行人员对公共政策产生理解偏差，最终引起公共政策冲突。
2.1.2缺乏部门合作
我国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圈有京津冀一体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北经济区等，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知，单靠一己之力获得发展的城市和部门并不存在，只有靠多个城市和部门的协作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如果上下级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衔接，也必然会出现有利大家争，有事相互推诿的局面。在我国，各部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人为地制造政策冲突的现象是极少见的。更多的政策冲突是因为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而引起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主体由四座城市组成，政府部门间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2.1.3政策主体的趋利性
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本质是驱逐利益。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政策制定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里的政策主体不仅包括制定公共政策人员和政府部门，也包括政策的对象，即开发商和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管理实践中，责任、权力和利益构成三角定理。作为政策制定者，广西区内地方政府和部门人员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和权力的最大化，制定不符合实际的地方政策目标，导致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矛盾。政策制定者获得了短期收益而忽视了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
2.2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现象和客观原因
2.2.1政策和环境的影响
政策的制定需要根据区域间各个城市的特点拟定符合该城市发展又分工明确的细则，这样既可以互通有无，节约建设资本，又能防止内部竞争，让各城市和产业专注于提高自身的实力而不用分心应付不必要的竞争。现行公共政策制定和运行方式的弊端是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制度根源。
从政策制定的环境来看，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地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环境的影响。制定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若上级政府不顾经济能力的适用范围而制定公共政策，下级政府会觉得力不从心，从而变相执行公共政策，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政策冲突。地理因素决定着生产发展的范围，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利用好地理优势，利用当地的气候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借助所处的周边环境发展工业，也能取得借力发展的事半功倍之效。
2.2.2信息的不足
一方面，缺乏及时的信息沟通、反馈和修改。有时政策被错误地执行并不是因为所获得的信息量有限，也不是因为执行者曲解了公共政策，而是由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后并没有得到及时地反馈，导致政策制定者并不能真正获得政策的评价而失去了改进政策的机会。一些部门在遇到不符合实际的政策命令后，即使知道该政策的不足，也不及时反馈，反而仍然按照原政策执行，导致公共政策的效力大减。而且在我国，信息传递通常是由上而下的单向传递方式，沟通机制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电子政府、政府热线和媒体宣传的不足。广西区政府已经开设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专栏，但是信息量不全且更新较慢，特别是关于政府调整南北钦防的产业结构、对下一年度的生产规划、预期引进的外资项目和数额等等规划政策，并没有具体的展示；广西区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没有明确给出负责具体政策和项目的热线。政策在制定后得不到有力地执行和评估，因此也得不到及时地改进，由此导致了政策冲突的无限循环。
3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对策
3.1统一区域公共政策
目前我国完善区域公共政策制度基础的重点是要完善区域公共政策的市场制度供给，这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同样适用。政府要打造一个有利于市场良性运转的体制与制度环境，加速跨行政区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推进区域制度创新，为区域公共政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
“术业有专攻”，这同样适用于发展城市和产业。根据北部湾经济区四座城市的特征，制定特色鲜明、分工明确、互通有无的发展政策，避免政策冲突。使外商能更清晰的进行投资，以市场带动市场，既要加强相近行业的合作，做到大而精，也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作，在吸引外商的同时也能互相拉动内需，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3.2充分发挥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和经济优势
虽然是借着国家发展中国―东盟的契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应与东盟十国互通互利，但是由于在地理上紧邻广东省湛江市，面向隔着琼州海峡的海南省，也可以借助市场拉动市场，人口拉动人口，将北部湾的人气拉升，吸引外商投资，发展沿海工业，也吸引游客的驻足，推动当地的特色产业和经济。南北钦防作为一个区域，具有鲜明的共性：沿海地区、亚热带、对外开放前沿，四个城市需要共同致力于建设出港口和出海通道，不断扩大通过和吞吐能力；发展海洋业和亚热带产业。
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除了发展沿海城市固有的港口、货运、物流和旅游等产业外，最被广西人引以为豪的就是壮族这个少数民族特色。北部湾经济区可以参照云南、贵州、广西三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经验，采用广告、成品加工、网络销售等方式，努力打造本土品牌，例如：钦州海鸭蛋、北海合浦黑珍珠、北海涠洲岛香蕉等等。
3.3建立政策价值观
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制尚未健全，人治色彩较为浓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价值观势在必行。政策价值观不仅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影响政策主体所处的部门。责、权、利三者平衡才能使个人的仕途越走越顺。虽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价值观在社会中被广为流传，可是当遇到具体的政策冲突问题时，在权衡自己所得的利益和所负的责任后，一些政策主体往往会迷失方向。因此，建立政策价值观能对政策主体起到一个善意的引导作用，再辅以适度的法律保障作为监督和约束机制，则会降低政策过程中发生政策冲突的几率。
3.4加强组织合作
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心针。为了促成良好的合作效果，需要有一个能代表各方利益的组织进行协调，广西区政府自然是上佳的选择，但是区政府事务繁多，而且作为四市的上级政府，其制定的政策也许本身就与下级政府的执行力产生冲突。可以参照珠江三角洲的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一个适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协调组织。实践中，为整合南北钦防四座城市的资源，推动南北钦防合理有序的按照政策指引的方向科学发展，专门成立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除此之外，南北钦防四市不仅要顾及彼此的利益格局，还要注意分工，用以协调四市之间以及四市与区内外其他城市之间的竞争。
除了要加强南北钦防四市之间的合作协调外，还要结合广西其他经济圈的优势，互通有无。广西西江经济带包括南宁、柳州、崇左、贵港、梧州、来宾、百色等7个沿江市，西江黄金水道由链接这7座城市的1480公里内河水运主通道组成。西江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面向广东，黄金水道直通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可谓发展潜力巨大。近几年来，西江修建的水电站改善了广西用电紧张的局面，还将电力卖到珠三角经济圈，既解决了广西供电问题，又获得了财政收益。要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能与西江经济带并驾齐驱，“两条腿跑步”，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3.5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3.5.1做好信息反馈和改进工作
政策执行者应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足进行记录并及时向政策制定部门反馈，政策制定部门收到反馈信息后，也应积极地与执行者沟通商讨，以便对公共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避免类似的公共政策冲突再次发生。
优化信息传递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改变政府传递信息的金字塔结构，拓宽信息传递渠道和减少信息传递层次和传递距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传递的失真性。引导地方政府在制
度范围内用一种积极而健康的方式理性地表达各种诉求和意愿。确保以充分的真实信息和双向沟通方式来传达政策，使区域内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反馈和修改更及时，以减少公共政策冲突发生的几率。
3.5.2积极推广政府电子政务、开通政府热线和加强媒体宣传力度
政府网站设立的北部湾经济区的专栏，应涵盖此专题的信息并及时更新；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市场信息，减少企业的盲目投资；区域政府间应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避免政策冲突而造成资源浪费作出努力。开通四座城市的政府热线，使企业获得有针对性的建议。加强新闻媒体、期刊等的宣传力度，不仅要宣传北部湾经济区的实时动态，也要宣传政策的优惠和扶持项目，并开通市民交流的平台，使受众对政策的优劣给出切实的评价和建议，促进公共政策的推广，避免消耗有限资源的政策冲突。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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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骚.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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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学杰.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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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骚.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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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学杰.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8
关键词：政府经济决策决策机制
一、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规定性
政府经济决策，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配置、调控经济资源和建立经济交易规则的行政行为，是各级政府行政权行使的方式之一。经济决策是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决策正确可以使经济建设取得成功，决策失误可以使经济建设遭到失败。
根据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进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蓝图设计，政府决策应以科学化、民主化为其指导思想。同志在2009年2月23日进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继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政府经济决策目标的实现是离不开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科学建构，并与后者的法制化水平紧密相关。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实质在于决策主体的权限划分和运行机制的优化，内核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可见。我们的目标应是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决策机制。
在理解和建构这一决策机制的过程中，必须明确：
1 应当确认和保障公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动议权、参与权、结社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形成法制化的民主决策制度。
2 扩大咨询、听证、论证等范围，发挥专家组织作用，形成法制化的科学决策制度。
3 国外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方式，如游行和抗议、媒体舆论压力、宗教影响、利益集团利益等，不能引入或完全引入中国，要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要防止金钱和特殊利益团体左右政府决策及低效率等弊端。形成中国特色行政决策机制。
4 区分中央与地方不同决策角色及机制。在“公共管理模式”的中央一地方关系基础上。中央政府以直接决策为主，并充任监督者；地方政府作为“授权”机构，更多以“契约”方式，通过与各种企业组织、中介组织订立合同方式委托它们提供服务、参与决策。
二、政府经济决策机制不足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年间，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从组织上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
(一)公众有效参与不够充分
重大经济决策必然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理应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这是经济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决策的结果公开得多，但是对决策过程公开得少，导致民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参与到决策中来。很多地方的重大决策虽然已经采用了公示、听证的方法。但多流于形式。
(二)专家咨询作用发挥不够
专家咨询论证已经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本环节。但是，现在的专家咨询论证，越来越成为形式主义。咨询研究机构作为“思想库”、“智囊团”不仅独立性不够，更缺乏独立性的民间咨询机构，专家责任也难以追究。
(三)程序和制度不够完善
必要的程序制度，如经济决策的决定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决策评估、反馈制度及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还不够完善，在实践中，决策者的自由度很大。甚至“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此外，经济决策受部门利益影响较为严重，甚至一些大的垄断性利益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施加影响，导致了“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的怪现象。
(四)约束与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经济决策作为一种政府活动方式，必然存在违法运用、不当运用或出现失误的可能，尤其是政府经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全局性的，因而需要加以约束和设定补救办法。但是，在我国，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损失屡见不鲜，事中的评估机制并不完善，事后对经济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更加困难。
三、完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对策
建立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是经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本文认为，完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加强并完善政府经济决策中心地位及内在机制
首先，能否实现经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其中关键的关键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即主要负责人。为此。领导班子负责人要选配那些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干部。领导班子成员的决策责任更要有制度加以保障。第二。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因此，应该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区分、相互制约的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探索相对集中经济决策权的改革。第三，实行经济决策过程中的“谋”、“断”分离。政府只担任经济决策处断职能，方案由咨询机构提出。第四。坚持重大经济问题的集体决策机制。政府的决策活动和决策过程必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经济决策问题上必须摒弃个人决策行为，而要采取一种在相关经济咨询机构提出方案后由领导集体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策，在表决之前应该由经济咨询机构做出说明并允许每个决策人充分表达个人意见。第五，完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对行政决策权的授予和划分依据主要是《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但由于其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权限不清或者权限交叉，阻碍了经济决策权的有效实施。有必要加紧对上述两法修改。
(二)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目前。在我国普遍采取的是经济问题的行政决策过程，其他机构很少或基本不参与决策过程，这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出现众多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的根源。因此，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健全经济决策科学民主机制。
首先，吸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参政党参与重大的经济决策的讨论，虚心倾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决策贴近民情民意。这是决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次，应当就重大经济决策向社会公开，以利益征求民众意见。比如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社区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及，上述等规划的实施方案，应当在决策环节，征求社会意见，以供社会对规划和方案的科学性和财政可行性，进行社会评判和意见整合。再次，建立较完备的“外脑”体系，借此最大限度地放大决策中心的智力。要注意发挥独立咨询机构作用，经济咨询机构提出的经济决策方案和提出的相关政
策建议政府部门一般不能否决，而政府所要提出的经济决策必须经过经济咨询机构的技术、经济、法律、政策方面的审议同意后方可执行。第四，扩大政府研究课题数量及公开范围，组织推动相关研究。
(三)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制度
从一定意义说，政府经济决策就是按程序决策。政府经济决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决策必须按照民主、科学、法制的规范化程序进行。这是因为，政府经济决策尤其是重大经济决策，多属风险型决策。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为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必须制订政府重大经济决策的基本程序。规范经济决策行为。
从程序上讲，由于政府经济决策种类不同、性质各异。应相应建立普通决策程序、简易决策程序、重大应急决策程序三种模式。这里的重大应急决策程序是指当遇到突发性事件(如特大金融危机等)或属于事关国计民生重大事项，政府可不按正常的程序决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定的变通。从制度规则上讲，还要完善政府决策的具体制度，包括预告和公示制度、决策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决策集体决定制度、评价反馈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
(四)强化经济决策责任制度
“决策失误”决不能成为国家资金白白损失的借口。一项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数额巨大。绝非一般行为所能比。所以，必须追究“失误者”的责任。确定政府经济决策责任的困境在于集体行为及导致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与政治责任不分等问题。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责的统一。
为此，一是厘清责任，明确主体，问责制。政府决策责任属于法律责任而非政治责任，既包括集体责任也包括个人责任。但集体责任要尽可能转换成个人责任以利于追究。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机制、程序以及不同主体的担责条件、责任方式。追究原则上不应以决策结果作为惟一的确定依据，而应当坚持程序违法与主观过错相结合。参考决策结果原则。三是明确专家组织、咨询主体的法律责任及相关法规。
(五)加强政府决策评价与监督
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执行力因素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主要是由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内涵增长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其实质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即主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的相互平衡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有效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愈加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影响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各级地方政府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正如美国学者G·艾利森所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是否能有效执行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实现程度。
总体来看，这几年地方政府执行相关政策的水平与效力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也有些地方政府出现了政策执行力的弱化，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执行经济转型政策时不作为。只是简单地宣传一下政策，做表面文章，实际上拒不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在执行政策时曲解政策的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当政策对地方政府不利时，地方政府就会制定与经济转型政策表面相一致，实际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使上级政策难以得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效果；执行政策的态度消极，走形式主义。执行不愿意花大力气，导致经济发展转型政策方案难以执行到位，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对上级政策或以往经验机械地照搬照抄，缺少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不能领会经济发展转型政策的实质，不能因地制宜地将政策方案精细化、本土化，无法有效地结合政策执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人为地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
二、制约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
（一）政策执行主体素质不高
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可能受到其自身的缺陷的影响，使得公共政策的执行受到不可低估的阻碍。特别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和利益驱使两个方面。
1.政策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一方面，由于有些政策执行者的理论水平与执行技巧等水平不高，使得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有了错误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执行者凭经验、主观片面地理解公共政策，也使得公共政策被扭曲地执行。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法得到上级政策与本单位实际情况的结合点，从而导致公共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认识不足，因而缺乏执行的动力。
2.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驱使。政策执行主体一般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代表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着本地区或本部门，甚至代表着个人自身的利益。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趋向的双重性，政策执行主体会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去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所以全社会整体利益、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相互交织在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当这些利益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时，公共政策能够被忠实地执行；但当这些利益在方向上冲突时，并且政策执行者不能克制部门利益与个人私立的诱惑时，公共政策的执行就不会向着有利于全社会方向发展。
（二）政策执行机制权力配置不合理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涉及宏观领域，也涉及微观领域。地方政府在指导市场经济活动时却仍然掌控着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源，习惯于运用政府权力来配置生产资源、干预日常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组织隶属于行政权力之下。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的同时存在。
地方政府职能越位，主要指政府在可以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干预过多、权力过大。例如政府通过包办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招商引资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对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资金等稀缺资源的价格过度管制；行政许可和审批项目、手续繁多等。地方政府职能缺位，也就是职能履行不到位，主要指应该由政府管的事而政府没有管、没有管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地方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地方环境监控体系不健全等。
（三）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资源不足
资源是要素的总和，也是一切行动的依托。政策执行同样需要必要的资源。张世贤认为：“政策执行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方能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资源的投入对政策的执行有如赋予活力。”可见，资源的投入对于政策执行是必不可少的。政策的执行除了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源，还必须要有充分的财力资源和管理资源的支持。
从财力资源来看。自从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财政收入得到有效的稳定增长，同时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也得到了增强。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这种分税体制出现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不对称、地方政府稳定收入来源不足，而且没有建立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得不到有效的缓解等弊端。
从人力资源来看。我国目前是注重高等教育与理论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对职业教育、实践教育认识不足。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实际需求脱节，现实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得不到理论的支持，缺乏复合型、高素质、产业领军型的产业人才。
三、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对策研究
1.树立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提高政策执行规划力。要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执行规划力，地方政府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摈弃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漠视生态环境建设，只注重物质财富积累而忽略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需求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相协调、投资出口消费相协调、人口环境资源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地方政府要树立有限责任的理念。地方政府的责任不是大包大揽，无所不管。而是在法律条令和经济规律的约束下维持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秩序。其次要树立效率的理念。地方政府的决策要快捷灵敏，政策执行要雷厉风行，以提高行政效率。再次要树立开放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要大胆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特殊的政策环境，以有效指导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执行。
2.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提升政策执行意志力。政策执行意志力是保持地方政府与党中央行动一致的灵魂。必须改革过去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和用人机制、标准，变以经济GDp为中心的“物本考核”体系为“人本考核”，除了经济建设因素外，还要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内容，量化为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由于政绩和升迁的利益需求而在执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时阳奉阴违。在未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对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作出调整，建立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绿色GDp”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将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效果、人居环境指数等因素引进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使地方政府可以有动力来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其严格执行经济转型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应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特点进行统筹考虑和分别归类。把个性内容和共性内容结合起来，把结果性指标和过程性情况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制定适合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
3.合理设置地方政府职权，提升政策执行组织力。政策执行是公共组织的集体行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不仅依赖于地方政府科学地安排自身的行政行为。还需要平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事权关系，更需要地方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配合。政策执行组织力就是这种优良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组织机制所产生的整合力。有了高效的政策执行组织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执行中就能做到正确指挥、密切合作、有效协同和有力监控，以及对人力、物力、财力的科学调配。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组织力的关键有以下几点：第一，切实推进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严格限制各级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和中介机构；第二，合理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通过简化预算层级，使各级地方政府逐步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税种和渠道，引导地方政府把财政资金真正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加强一般性转移制度建设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加快推进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发育与规范，发挥它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执行中的积极作用。
4.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政策执行文化力。政策执行文化力就是由地方政府所能运用的科技文化特质所产生的政策执行影响力、穿透力。促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科学化、合理化，是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政策的执行文化力主要途径。具体措施有：（1）大力支持人力投资。在完善我国基础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同时，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重点培养技能型的实用人才。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充实地方政府公务员队伍。（2）提高政策执行人员执行能力。通过督促政策执行人员自我学习和定期对其组织培训，使其能了解经济发展理论、最新科技知识以及其产业化前景，把握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提高政策执行能力。（3）构建电子政府。提高地方政府收集、传递、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信息资源共享。打破行政机关的地域和组织界限，改变政府同公众的交流方式。
5.加强政务公开，提升政策执行公信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执行涉及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地方政府与政策执行受众互相交流的过程，政策执行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积极配合，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透明公开并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以增强其对社会公众尤其是对政策目标群体的感召力，也就是政策执行公信力。要提升政策执行公信力，首先，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提升政务信息公开程度，建立信息反馈机制。鼓励公众监督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动态，打破信息沟通和反馈的壁垒，降低群众与政府部门沟通的门槛。强化政府“声誉”评价，建立当地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实现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经济效益持续、稳定增长。其次，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新闻媒体拥有非强制性的监督功能并代表着广大的舆论，他们对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报道以及对生态环境热点问题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快信息公开的进程，也便于地方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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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10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政策设计
生态文明强调积极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三类关系，要求人类创造物质成果的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化。循环经济以减少资源能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环境负荷为核心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客观要求。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探讨循环经济政策设计的原理与机制，提出循环经济政策优化的具体思路，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循环经济政策设计的必要性
生态文明是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困境，人类选择和确立的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在价值观念上，生态文明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实现途径上，生态文明反对工业条件下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发展模式，提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发展模式（王丽珍，2011）。循环经济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倡导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与环境和谐的发展模式，即要求以对废弃物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的方式发展经济，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投入，降低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数量和对环境的危害，实现经济发展的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可见，循环经济的内涵完全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是生态文明观的集中体现。
虽然我国已将循环经济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进循环经济的各项工作，但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集中表现在没有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的一部分予以具体化，使得现有政策与循环经济的具体实践之间缺乏一致性，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政策仍然游离于主体经济政策体系之外，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细化。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准确把握，在开展政策设计时缺少科学、清晰的规划思路，相关政策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衔接与配合。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循环经济政策优化，能够在宏观层面使生态文化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在微观层面能够将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渗透到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助于形成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合力。
生态视角下的循环经济政策设计原理与机制
从生态视角探讨循环经济政策设计问题，关键是要将生态理念纳入政策设计的考量范围，解决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协同演进问题。
（一）循环经济政策系统的概念与内涵
循环经济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以构建和推进循环经济为目标而制定的关于引导、调节和管理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等主体行为的一系列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政策系统是指“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成的社会政治系统”（陈振明，2003）。循环经济政策系统是指由循环经济政策主体、循环经济政策客体以及循环经济政策环境三个要素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体。
循环经济政策主体即循环经济政策的活动者，包括各类直接或间接参与循环经济政策决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其中，政府肩负着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职责，是最重要的循环经济政策制定主体。循环经济政策客体即循环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目标人群，可以大致分为企业（生产者）和公众（消费者）。循环经济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和作用循环经济政策决策、制定、执行、监控、评估和终结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下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法律状况、科技状况等等，在很多时候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因此对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有着更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二）基于政策系统与循环经济系统互动关系的循环经济政策设计
政策系统与循环经济系统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循环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对于政策系统提出了诉求。另一方面，循环经济政策系统通过政策问题的识别、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等政策设计活动，对循环经济系统提出的政策需求予以回应。
1.生态视野下循环经济系统对政策系统的需求分析。循环经济系统改变了传统经济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它以生态文明作为其发展的指导思想，着眼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坚持代际公平的原则，客观地考虑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力对经济发展的规模限制，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主体，依靠市场上的价格等经济信号做出最优经济决策，从而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李慧明等，2007）。然而，外部性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循环经济系统的内在特性要求政府合理地调整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从而规范和引导循环经济运行的路径，实现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多重目标的追求。
2.政策系统对循环经济系统需求的回应、循环经济系统的运行需要政策系统的支持作为保障，而政策系统的设计构造源于对循环经济系统的政策需求的回应，具体体现在政策问题的识别、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等政策设计活动中。
循环经济政策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日益加剧的人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循环经济领域存在的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现象。由于“市场失灵”现象在调整环境资源配置方面的普遍存在，客观上需要社会、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规则加以矫正或修正。然而，“政府管制的实践表明：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得好；即使政府能够解决得好，也不一定就是十全十美。这就存在所谓的‘政府失灵’或‘公共失灵’”（周小亮，2001）。循环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纠正循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现象，以利益驱动机制激活循环经济系统运行的动力，促使经济行为主体（生产者、消费者）主动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从而规范和引导循环经济的运行路径。循环经济政策实践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之间在功能上存在互补关系。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能够有效地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激励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则更有助于激发企业和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循环经济实践由生产领域到社会层面的逐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循环经济政策设计优化路径
（一）明确主体功能定位以激活循环经济政策设计优化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实现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是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这一变革的促进者，主要职能在于制定科学的政策目标并通过适当的约束和激励政策工具，对企业和公众形成有效引导，促使其积极主动参与各项循环经济政策实践。其次，整合循环经济管理机构，实现由部门“各自为政”向政府内部“协同合作”的理念转变，推动政府环境管理模式创新。再次，通过完善绿色采购政策，发挥政府在社会范围内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引导作用。
其次，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动力。企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主体。经济手段是循环经济治理中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强调改变市场规则来影响调控对象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机制与价格信号来调整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周国梅等，2010）。要想激发企业主动采取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清洁生产方式，必须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政策，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利益驱动。尝试推行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加大对循环经济生产流程管理的技术培训，建立健全企业循环经济生产流程管理组织，引领企业开展循环经济。
再次，提高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实践的意识和能力。公众作为消费者，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最终驱动主体。为了提高普通消费者的参与，政府首先应在披露因盲目发展经济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加强发展循环经济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对人们生活质量有效提高的典型事例的宣传，使公众在思想意识上首先确立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观念。其次，从增进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增强生活便利性的角度，加强对使用再生材料制作的产品的宣传力度，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方式。再次，应重视行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完善鼓励环保nGo发展的各项法律规范，为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循环经济政策优化的外在驱动力
1.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推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变迁。加快《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地位。从法律调整的方法上看，《循环经济促进法》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立法特征，该法较多地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在规范方式上采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政府有关部门应依据各行业自身特点，制定完善有关废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品强制回收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配套法规，以增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促使各行业在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建立起循环经济保障机制。
2.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和价格机制，使资源价格体现生态稀缺性。政府应当促进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符合宪法对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规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特点，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各类自然资源使用权人的主体范围，建立多元化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体系。此外，政府应努力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改变自然资源无价值、无产权的经济制度基础，使排污权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为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政府应构建合理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特别是要提高初始资源的价格，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原材料的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量。
3.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废弃物排放企业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布废弃物的排放、治理情况以及企业的清洁生产状况等，使得以废弃资源为原料的循环型企业能够及时全面地获取废弃物的相关信息，运用舆论监督形成对循环经济政策客体的压力与行为约束，并增加活动的透明度，在循环经济的各类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相互牵制与约束的制衡结构。
参考文献：
1.王丽珍.循环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初探.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3）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新华出版社，2006
4.李慧明，王军锋，左晓利等.内外均衡，一体循环—循环经济的经济学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