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1
【题目】微博微信传播中的伦理规范研究
【第一章】微平台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探究绪论
【第二章】【3.1】微传播谣言泛滥程度严重
【3.2-3.3】微传播中网络暴力与隐私泄露
【3.4-3.5】微传播低俗文化与违规广告
【第四章】微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
【第五章】微传播伦理失范行为的规制
【结语/参考文献】微传播平台伦理控制探析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概述
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概述。主要概念包括：微传播（微传播、微传播工具）、传播伦理（伦理、传播伦理、网络传播伦理、微传播伦理）、伦理失范（失范、伦理失范、微传播伦理失范）；涉及到的主要理论包括：儒家伦理思想、责任伦理理论、网络行为规范力理论、破窗理论等，这些理论是后面章节尤其是第五章建立伦理失范规制对策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微传播概念界定。
（一）微传播概念。
微传播作为一个词语，我们常在不同的学术文章中见到，但其作为一个概念，学者们的表述就各有不同了。有的从微传播之微的词义入手解释：与大众传媒的巨传播相反，微传播是由众多微小力量进行的微小信息的传播。26有的学者认为微传播是非职业化的传播人利用可复制的电子信息技术，以信息共享和自我实现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群传送信息的行为和过程。27但是，微传播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官方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介入。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政府公文的形式肯定了政务微博、微信的作用，明确提倡使用政务微博和微信。此后，政务微博微信迅速增加。传统新闻媒体也纷纷抢滩微博微信，拥有巨大的粉丝量。微传播的定义随之有了变化，微传播是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具备针对性强、受众明确、传播内容碎片化等特性。相对传统大众传播而言，是一种更加精确的传播形式。28学者方金友在《微传播的时代背景与主要特征》一文中，从舆情分析的角度，认为微传播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生活节奏的加快，网民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上，以公众话题和社会事件为对象信息、自由评论，具有内容简洁、传递快速和互动及时等传播特征，对网络舆情产生影响的社交传播活动。29从人类社会的传播发展看，微传播属于网络传播中的一个分支，当前主要有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形式，今后还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社交的需求而出现新的形式。目前，微传播在公共话题方面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传统媒体，引起大家聚焦的社会事件往往是通过微博和微信用户散播出来并迅速产生回应，引起更多人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方金友对于微传播的定义正是基于这一视角的表述。
从以上对微传播的描述可以看到，微传播与大众传播相关但又有所不同，是大众传播不断发展下的产物；微传播活动中的传者同时也是受者，包括非职业化的传播人；微传播通过网络在携带便利的移动终端工具上实现；微传播的内容比较短小和碎片化；随着微传播的迅猛发展，政务部门和新闻媒体也使用这一传播方式。
综合上述专家观点，微传播可以界定为：微传播是包括非职业传播者在内的以微型媒介为渠道进行信息传递，以裂变的方式进行多级的、碎片化信息传播，借以实现用户自我表达、交往需求和社会认知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
（二）微传播工具。
微传播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智能手机比起电脑和平板更为小巧、便于携带，功能相当于一台小型电脑。手机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利用零散时间上网，转发感兴趣的新闻和信息，阅读、转发、评论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微传播最重要的传播工具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因为微博和微信在用户中更为普及和集中，所以本文重点关注微博和微信传播活动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微博（weibo）即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最早起源于美国的twitter，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传播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感受、观点和情绪，文字必须在140字以内。我国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是2007年5月成立的饭否网，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2009年8月新浪门户网站推出的新浪微博，腾讯、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随后也相继推出微博服务。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交流形式和社会化媒体，微博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2010年即猛增到20余种。微博用户通过微博融合的多种渠道各种形式的信息，如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具有内容碎片化、使用便捷化、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等特点30。微信（weChat）于2011年1月面世，由腾讯公司推出，为智能手机专门设计，是一个具有社交功能、分享功能和信息接受功能的媒介平台，对各个通信服务运营商平台进行联通，使用极为简单方便。微信可以进行视频的对话和语音讯息的传播，还能直接发送影音视频资料、文档图片等内容，并能实现多用户之间的聊天。另外，微信还在不断开发和更新许多生活服务类的功能，使用户可以在微信上完成资讯、社交、娱乐、购物等生活需要，是整合了多数应用软件的优秀功能并融合进新设计理念的集大成者31。与之前占据移动终端的微博相比，微信在社交功能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用户交流更加私密也更加亲近，近乎免费的及时通讯功能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加上使用方式更加低门槛、易操作，因此老少通吃，普及极为迅速。《微信影响力报告》（2016年3月）指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主要的新闻渠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率，有40.4%的用户将微信和微博作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32，微信的其它众多功能更是充满了用户的碎片时间。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逐渐成为新的讯息传播核心渠道，显示了微传播的巨大力量。
二、传播伦理相关概念界定。
（一）伦理。
伦理原意指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引申意为共同居住的人们所形成的人格、品质或风俗习惯。《辞海》对伦理的定义为：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现在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
道德既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和谐身心的生活准则和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也是调节个体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从而实现身心、人际、天人和谐等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33。道德一般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合乎伦理道德，通常是指顺服对的与善的基本原则的行为。
（二）传播伦理。
传播是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交流的过程，传播伦理是为了规范传播过程或传播行为所涉及的道德关系。如同伦理道德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一样，传播伦理是为了规范人类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传播伦理研究在19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一开始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新闻传播领域，分析和探讨新闻实践中的伦理失范问题，后来随着时展逐渐扩展到广告、娱乐、网络伦理等分支，逐渐形成了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传播伦理学的研究。主要采用传播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及方法，对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我国对传播伦理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明显进展。传播伦理研究兴起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或普及，所以传播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媒体，对网络传播中出现的问题难以做出针对性强的具体规范。
（三）网络传播伦理。
网络传播伦理与传播伦理既有密切关系，又具有基于传播伦理基础之上的特殊性。网络伦理，是指人们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道德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媒体对象等等之间的关系。34网络传播伦理相比传统伦理，具有新的方式、内容和特征。网络伦理问题不同于传统媒体，主要体现为两大类：一是传统伦理问题早已有之，由于计算机技术而进一步扩大的问题，如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隐私权等等；二是由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如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等。这些问题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35。研究网络伦理时既要以传统伦理为参照，也要看到网络伦理本身的特征、内容和方式。归根结底，人仍然是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网络技术本身是不具有情感和立场的，人才是网络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所有网络传播伦理的研究说到底还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一系列由网络传播而引起的伦理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四）微传播伦理。
相对于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传播伦理、网络传播伦理等概念，微传播伦理是根据微传播现象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就这一概念形成比较明确的定义。从微传播的主要工具和平台看，微传播属于网络传播中的一种，网络传播伦理与微传播伦理的关系可以看成由一般到特殊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网络传播伦理简单的套用到微传播伦理之中，因为微传播有它自身的特性，所以在研究过程中要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来构建微传播的伦理体系。
微传播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微传播的伦理失范研究主要是从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传播过程和现象入手，鉴于近几年学者对于微博伦理的研究已经开展，其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笔者试图从微博伦理定义中找到可供启发的研究思路。经过梳理学者们的观点，将微传播伦理界定为：是指人们在微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是人们基于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微传播方式发展而形成的一种道德关系，以及对微传播活动中各传播主体提出的新型的伦理规范、要求、准则。
三、伦理失范相关概念界定。
（一）失范。
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失去规范。这一概念自产生后曾被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使用和解释，其内涵具有历史性的范畴，并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总起来看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相对于正常秩序的混乱状态、病态现象、无序化状态；二是因规范目标与制度约束缺乏张力而导致规范目标体系紊乱和功能丧失；三是有时与犯罪、越轨、偏离、违规、反常、异常、冲突基本同义36。在本文的研究环境中，失范是指在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被削弱甚至瓦解，缺少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造成社会成员因失去价值指引而陷入的一种无序状态。失范包含社会失范和行为失范两个层面，前者指由于社会规范缺失导致社会体系无序化，无法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提供指导与约束；后者指社会团体或社会成员自身的行为偏离或违背现行社会规范。
（二）伦理失范。
也称道德失范，文献搜索显示使用道德失范为多。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缺少道德及其伦理原则体系的调节和引导，从而导致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道德失范体现的是社会变革期精神层面的某种危机和剧烈冲突。
（三）微传播伦理失范。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有很大不同，人们的各种欲望在匿名化、虚拟性的网络社会里放肆生长甚至变异。微传播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网络使用门槛，骤然获得偌大自由的微传播用户，尚未具备与人人都是麦克风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新的矛盾和问题随之产生。
微传播伦理失范是指网民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微传播网络平台上，以公众话题和社会事件为对象信息、自由评论时，因传统的伦理规范在微传播空间失去约束作用，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形成而导致的无序状态。
第二节相关理论概述。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本身带有极大的兼容性与普世性，中华文化五千年从未中断，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伦理，其内在的生命活力与积极因素有很大作用。儒家思想也是普世道德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对于分析微传播伦理失范来讲，以下观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仁爱礼让。儒家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根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仁爱礼让就是人要心存善念，尊敬别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爱别人、尊敬别人，也会经常有人爱你、尊敬你。仁爱礼让不仅是一种美好的人格情怀，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行为实践方式。从仁爱礼让的精神出发，就是不论在现实社会还是网络世界，都要尊重他人的存在和价值。以一颗仁爱之心与人友好相处，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得到他人的尊重，大家的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维护道德。如果做到这一点，网络传播中就不会时常出现围攻谩骂的恶劣现象。
2.诚信。儒家认为诚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把诚信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源头来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做人如果连诚信都没有，就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只有诚信的人，才会被别人信赖。网络传播中各类谣言的始作俑者，违背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
3.慎独。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一个人在独处时，虽然不被他人注意，也能做到谨慎不苟，有品有德，将诚实的品性深入到内心。网络环境是虚拟的，但参与其中活动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人不是面对面的互相关注，而是通过互联网产生了交互关系。那些参与信息传播和跟帖热议的用户，不需要将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无需面对活生生的众人展示自己，这种状态更需要慎独。伦理规制建设最理想的目标是唤醒网民的道德意识，在匿名状态下增强其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将遵守规范内化为自身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自觉维护网络道德规范。
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主张的待人处事原则，即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果人人都能以善待自身的标准去对待他人，世界就会和谐美好。倘若将自己不愿承受的东西施加给别人，就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将事情弄得难以收拾。微传播中许多伦理失范现象，如对他人的语言暴力、隐私侵犯、造谣诽谤等，都违背了这一朴素的伦理原则。
二、责任伦理理论。
责任伦理概念，由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首先提出，另一名德国学者汉斯约纳斯使责任伦理学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后者在1979年出版的《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一书中，论述了责任伦理思想，就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谁来负责进行系统论述，指出当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责任问题。责任伦理的价值在于超越了传统伦理对自我为中心的关注，更关注对行为后果的责任，提醒人们为自己言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将其理论精髓运用到网络传播及微传播中，可以理解为对网民或者用户而言，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积极性的责任意识。在具体做一件事情之前，先要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是否无害，然后才能去做要做的事情。与传统的追溯性责任伦理相比，这种以后果为导向的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在有效避免高科技时代的灾难性后果上，颇具实际意义。
提倡责任伦理，可以促进微传播平台和各类用户提高责任意识，避免由于自己的过失给社会或他人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如微传播平台的运营商要对用户的严重违背道德伦理的帖子及时删除，以免污染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风气；一般用户对热点事件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时，要事先考虑这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而造成法律后果；意见领袖在言论时要考虑所述事实是否经过核实，以免经过自己的账号传播而带来更大面积的负面影响等。
三、网络行为规范力理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一书中提出，网络社会是一个新型社会，但网络空间并非一个超越规管的区域。如果要把网络社会也建成为有秩序的社会，必须参照现实社会运用多种规制的方法，从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架构组成几方面同时进行。
法律以违反其规管将导致某种后果相威胁来实现规管，人们如果违法，就会受到由司法部门实施的制裁，如法律上有保护隐私权、保护版权和专利的具体法文等，如有违反则承担法律后果，就可以在网络空间约束网民的行为。社会规范是社区民意的一种表达，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些规范，就意味着他的行为在社会中是另类的，就会遭到众人的谴责。市场：市场是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调节人类的行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约束网络行为，使而人气不佳的网络板块被淘汰出局。架构：架构指的就是代码，即塑造网络空间的各种软件和硬件，相当于现实世界的物理限制，它们规管着网络空间。架构管理的思路与其它约束对策的思路不同。比如针对偷窃汽车收音机的问题，如果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般是加大对偷窃者的惩罚力度，直到犯罪的风险成本大大高于犯罪的收益。但这样做既提高了执法成本，而且很难做到彻底。但架构思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带有安全代码的电子锁将收音机与汽车锁在一起，离开汽车收音机就无法继续使用，偷窃者没有收益就不会再去偷窃，此法可以把问题解决的更为彻底。所以，网络空间可以使用架构管理，政府通过规管架构来间接地规管行为，用身份识别、数字签名、加密技术、屏蔽与过滤技术等可以通过架构实现，对网络空间实现有效规管37。在第五章微传播的规制管理对策方面，即采用上述架构理论的管理思路，以技术设计提醒用户自己并非完全匿名，或筛出有突出问题的内容加以审查。
四、破窗理论。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2
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恶意传播；网络编辑；伦理道德；监管责任
传播活动的传者、受者和中介三个要素中，在很大程度可以将中介理解成为一种环境，理解为传播品平台，理解为编辑的管理与监督。在信息与网络时代，在网络传播中编辑应具有怎样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一、网络恶意传播的编辑责任
由于网络信息的宽容性、包容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传播过程中编辑的责任，包括道义、伦理、监督以及舆论倾向的责任被显然忽略。类似“文责自负”、“不表示本网站赞同发文者观点”的免责声明，便能轻易地推卸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编辑责任。
例如，近年来网络传播中出现与虚假传播迥异的恶意传播，已经泛滥成为一种网络诋毁文化，而编辑责任的缺位，也是这类恶意传播泛滥的缘由。因此，撇开恶意传播中传者的战略效应、信息者的诋毁目的，本文只通过对此类传播中心理因素的分析，来讨论其中的编辑责任。而这正是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理论讨论中所忽略的。www.133229.com
网络传播的重要特征是互联网信息的匿名性。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由于多数用户在传播中都采取匿名制，一方面，人们在网络环境中有机会表露自己不为人知的或压抑的一面，甚至于多重面貌，在其中，没有社会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一切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恶来进行；另一方面，由于用户以匿名方式在网上进行交流，使得传统媒体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在虚拟环境中发生效用。例如，网络恶意信息的。
相对而言，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只是媒体一种愚弄大众的造假狂欢，有时甚至是媒体和受众间的默契产物。与网络的虚假传播情形不尽相同，很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网络传播中大量出现的恶意倾向传播，则起到一种有意为之战略传播效应。恶意传播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起到恶意传播的战略效应；恶意传播的再一种形式是刻意放大或传播一些不适应传播的事实，达到传播外的某些效应。即将确有其事或部分有其事的信息被有意地发掘并广为传播，使得信息的价值在另外一个区域内被放大和扭曲。这是本文特别关注的一种恶意传播。作一个简单的描述，除了捏造的虚假传播外，在网络传播中，恶意传播通常表现的是“真实的传播”。即往往传播的不是虚假或是谬误的消息，而是确有其事，或者部分真实，或像煞有介事的信息。这类恶意信息传播的手法，如传播学研究者蔡雯指出那样：在报道客体“有时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报道依据，但新闻不反映局部和某些细节，甚至以主观伪造的‘事实’为依据”；报道主旨“以夸大或掩盖客观事实的某些因素，取得轰动效应”；报道原则“不以新闻传播规律所要求的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公正为准则，不以新闻职业道德自律，为媒介之私利不惜损害公众利益”；报道形式“选择能够夸大、渲染事实中某些因素的报道角度、手法和表现形式，形式的运用与内容的报道价值不相统一”。恶意报道的效果是：“受众为某些局部内容所吸引，无法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被媒介所误导。”这些判断也是恶意传播的关键，目的性很强的恶意传播正是如此作祟的。
二、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为何网络环境中的恶意传播比现实环境中的恶意传播势头更迅猛，且泛滥更迅速?笔者以为就是网络环境中编辑责任的缺位。网络管理甚至比平面媒体的编辑更喜欢使用“免责声明”。由于网络普遍接受的宽容度和容错度，或说是习以为常的对恶意传播的“免疫力”，使得网络编辑会明显地降低自己的道德判断、伦理判断。这还不包含编辑在某种程度上的参与造假、传假的恶意。这些，显然是有违编辑的职业伦理的。而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的讨论中，一般会更加关注信息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相反，对于编辑者——在网络上是传播平台的提供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明显地视若无睹。因此，既然网络伦理是信息与网络时代人们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而讨论网络伦理的问题时，也不应该绕过编辑的责任这个话题。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网络伦理理论及实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西方学者在把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应用到计算机信息与网络伦理分析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网络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问题。例如，关于计算机伦理，美国的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制定了一些简明通晓的道德戒律。如著名的“网络伦理十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与过于关注恶意信息的始作俑者的道德或责任不同，西方学者还对计算机“职业”、“职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如韦克特和爱德尼认为，由于计算机技术广泛的社会性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人员或专业人员，他们对社会公众有着特殊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网络编辑的职责。他们倡言：“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准则，具有这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美国计算机协会1992年通过并采用的《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明确规定了“基本的道德规则”，其中包括为社会和人类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其他人、做到诚实可信、敬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机密等。这些，都指出了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编辑的基本职责，以及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即使在“网络免责”前提下，美国新闻界也是很严格地对待网络信息传播的：如《林肯每日星报》(lincolnjournalstar)的守则是：“网上的信息必须经过充分扎实的核实，而且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全部标准。”美国学者斯平内洛在《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计算机网络道德是非判断应当遵守的三条一般规范性原则，其中的无害原则被称为“最低道德标准”，即人们不应该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给他人造成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害。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标准。在伦理学研究者王正平教授提出的网络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中，也提到了“信息技术产品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等问题。由此可见，“公正性”、“无害”、“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等关键词是网络编辑的道德责任的底线。
对于具体网络编辑而言，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问题应该是最直接而且最无可回避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网络信息的责任可以举要如下：网络传播过程中，个人信息自由权利必须与个人的道德义务相一致。如在重视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信息隐私权，应当遵守本国和别国的基本法律和文化习俗。作为编辑，尊重网络作者的自由与责任原则的同时，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给以同样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传播“公正性”的体现。
同时，作为编辑更要注重网络中的无害原则。即要求任何网络行为对他人、网络环境和社会至少是无害的。这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是网络伦理的底线伦理。除了网络病毒、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等严重违反无害原则的行为外，恶意传播就是一种有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传播，是违反了网络伦理的。计算机网络行为主体必须小心谨慎地考虑和把握可能产生的后果，防止传播谣言或有害信息，杜绝任何有害举动，避免伤害他人与社会。
三、网络传播的个性心理分析
现代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赋予个人以巨大力量和自由，由于网络管理立法的滞后，目前网络行为主体的个人行为的善恶是非，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而不是法律。这样，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要求人的道德自律；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越发达，越要求相关联的个人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网络道德素养。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中的个体心理与现实环境中的个体心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从编辑心理学的视角来说，分析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网络与现实环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主体的匿名性，这给网络使用者提供了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在社交匿名的环境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理呈现出明显的去个性化和去抑制性特点。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又叫个性消失，是网络个性心理的一种表现。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和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行动。单就去个性化状态而言，它是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的。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发现，去个性化现象更多的是与反规范的消极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津巴多(p．zimbaodo)认为，一旦去个性化开始并聚集力量，就难以逆转或是停止。
去个性化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评价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因而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都被削弱，从而使压抑行为外露的阈值降低，使人表现出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促使了不道德行为的增加。去个性化产生的环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匿名性。即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所以无所顾忌地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习俗，甚至法律，做出一些自己在非匿名环境中不会做出的行为。二是期望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即责任模糊。当一个人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时，他就会发现，对于群体行动需分担的责任是分散的或模糊的。法不责众，个体无需为群体行为而承担责任，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能够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内疚感降低，以致行为肆无忌惮。更有甚者，会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允许的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仅仅因为群体作为一个统一体参加了这一行动。可见，群体的保护会使其成员可能做出其单独时所不敢做的事情，甚至会违犯他们在社会情景中常常遵守的社会准则，做出失去自我控制的行为。
去抑制性(disinhibition)，则是网络个性心理的另外一种表现。心理学研究中的“抑制”指的是个体行为受到自我意识的约束，对社会情景维持一定的焦虑水平以及在乎他人的评价等。这种抑制作用的解除，表现为自我约束水平降低，自我揭露水平升高，容易说出平时不容易说的话和产生攻击性行为，更容易表露自己的人格特征甚至相应的弱点等。研究表明，个体在网络中的行为极易显示出去抑制的特点。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系统给人们行为带来的作用，在于使网络使用者的心理压力得以缓解。
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主要是一种以文本交流为主的交流，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场景相比大为简化，这样，个体对事物的判断缺乏源于事物本身的感官线索的直接参与，因而可能是歪曲的、感情用事的，就会表现出更少的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个体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被迫接受世俗、规范或准则的约束。正是这种去抑制性影响了传播者的心理反应。人的一些欲望在主流文化中是被压制的，加上巨大的生存压力，个体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就会天然地有着逃避现实、追求娱乐、寻求放松的心理诉求。这种诉求的存在，在去抑制性特点的操控下，个体无视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热衷于爆隐私，满足窥视欲与好奇心，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由上述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可以大致看出网络恶意传播的心理机制。在实际生活中，恶意传播的传者和接受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这或许是恶意传播效应巨大的深层次根源。这一观点，符合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andgratifications)引。
四、网络编辑的监管责任
通过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后，回到网络传播这一虚拟空间的情景来讨论编辑的监管责任。在采用聚合内容技术传播的信息第二代网站时代，由于传播方式多元化，因而易于传播，不易监管。
这也是一些第二代网站游离于网络文化监管之外的技术原因。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将传统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模式，对于传播双方而言，使用与满足产生了极大的对称；网络传播还改变了传播者对传播工具的利用，既有点对面的传播，又有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网络传播成了传播者个性化表演的舞台。但是，也正是传播过程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网络传媒自身的责任性与公信力的降低，产生了恶意传播的现象，传者和接收者身份的模糊，和再传播的情形混杂，编辑的职责还在吗?
通常的说法是，至此，原来的监管(编辑)业已经完全退出，网络上每个者都是话语权的完全拥有者，“他律”已经为“自律”所替代。其实，网络的传播不可或缺的是门户网站提供的平台，这与传统的平面媒体的提供的平台完全是一样的。个体的传播完全是靠公共的话语圈产生传播的效应的。一句话：编辑犹在，监管的责任犹在。因此，网络传播需要呼唤编辑职责的到位；当代传播依然需要传统的职业监管。
与平面媒体一样，网络媒体的监管作为公共信息的守门员，有责任负责网络新闻信息的可信性、客观性。对于传播内容的约束，既有法律的、道德的要求，也有真实性方面的、专业上的、技术上的要求，这些方面，不但需要完善法律体系、道德氛围进行规范，同时还应该提供更多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工具，帮助网络传播者提高其传播内容自身的约束度。
网络恶意传播问题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来解决，也不可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对个性的心理学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批评的声音便提倡“抵制’’、“遏制”、“封杀”之类。但是，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应当因地制宜，允许传播者享有与其约束度相当的传播自由，“一刀切”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便需要有新的编辑智慧来面对。如何阻止恶意传播现象也涉及了多元的因素。因此，在堵绝、遏制、封杀不可能奏效的情况下，应该提倡的是编辑责任的到位，编辑的道德伦理职守的到位。以下，笔者就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接受心理或道德规范提出几点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1．提倡把握道德底线。应该在网络传播中把握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网络传播的这个底线就是：对社会整体的普遍公众或某个具体的个体是否有伤害。上位的传播追求的是有益，低端的传播标准是无害。宁可无益无害，也不能无益且有害。这便是最低限度传播的道德底线。既然以传播的名义，恶意的传播行为就应该收敛或是节制，即使是恶意传播可能成为娱乐大众的狂欢。
2．提倡对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网络恶意传播暴露出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缺位。网络传播者的人格水平、道德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在网络活动中的行为，失控的公众传播在侵犯私人领域时，一旦侵犯者自认为抓住了被侵犯者的某种“把柄”，由于人多势众的“暴民心理”和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完善或适用先例的缺乏，被侵犯者往往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对于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培养其健康人格成为重要的部分。
3．提倡网络的社会责任。上述道德教育还涉及规范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即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恶意传播的人与事。网络经营的商业竞争中，采取各类极端手段去争取受众是正当的，但是，只能在法律规范的限制之内。网络论坛、新媒体如博客等与传统媒体间似乎墨守着“网络免责”惯例。在网络媒体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态势，应该接受网络传播就是媒体传播的事实，网络传播同样应该使用传统新闻的法律法规规范。
4．提倡网络传播的分级管理。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要确立唯一的标准和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在不同的传播情景当中，可以根据传播的影响、范围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比如，对于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的传播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对于那些传播范围不大、影响也较小的传播者，可以实行相应的间接的实名制；至于个人沟通，则是可以放开的。
5．提倡网络分众传播。由于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是一个具有分散性、匿名性、流动性和无组织性的未分化的群体，大众传媒很难满足他们作为组成群体的个体的需求。应该提倡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的转化。分众传播的特点则是信息传递从多点到多点，体现的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公认的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3
【关键词】网络传播伦理问题应对措施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网络将人类传播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是以往任何媒介无法企及的。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络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然而，就在网络传播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相继出现了许多网络伦理问题亟待解决。
一、网络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网民责任意识淡化，网络暴力频发
网络社会具有自由化、虚拟化、无权威性等特点，网民责任意识淡薄，缺乏相应的约束力，同时在“法不责众”的心态下，网络交往过程中的言行容易变得肆无忌惮，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势必会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行，从而对现实生活造成威胁。例如，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网上惊现一女子辱骂灾区人民的视频，长达4分40秒。该名女子仅仅因为无法玩网络游戏而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发泄不满情绪。
网民责任意识淡薄的另一表现是网络暴力现象的发生。“媒体中传播的暴力信息即通常所说的媒体暴力（mediaviolence），是指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①“网络暴力”打破了道德底线，亟待运用道德、法律等手段进行规范。
网络暴力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身体相搏的暴力行为，而是借助网络的匿名性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攻击，无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典型的行为是对事件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及通过网络搜索，将其真实身份、照片、生活细节、甚至住址等个人隐私公布于众，严重影响了事件当事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冲击着当事人的心理承受力，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2007年一个很典型的“多数人暴政”的案例——伊莱克斯女助理案，一位外企女白领个人资料、照片等由于其外籍情人邮箱被盗而被人肉曝光。大多数网民只是片面的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女白领，却忽视了女当事人的感受。
2、网络传播中内容冗余和虚假信息多
“信息冗余指信息源包含了除了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信息过剩、混乱、无序，都是信息冗余的表现。”②互联网一方面把图像、声音、文字等各种信息通过编码和解码发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网上泛滥着大量对用户没有价值的“观点”、广告、传言等，形成了信息的冗余，使人们无法及时准确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信息的使用效率不高。
同时，网络虚假信息增多、不良信息和垃圾信息泛滥。一些网络媒体片面追求点击量，肆意编造新闻，传播不实的信息，带动了网络媒体上虚假信息频出的不良风气。另外，网络因其高度自由和交互性强等特点，而使信息鱼龙混杂，尤其是以传播速度著称的微博，往往成为公众第一时间和寻找信息的场所，但大部分网络信息并没有真实可靠的来源，混杂了不少网络谣言，更缺乏把关，这就导致网络媒体的公信力远远低于传统媒体。例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核泄露引发中国多地出现“抢盐风波”，主要原因是信息获知不充分，信息沟通不畅通，从而导致谣言的出现。
3、网络传播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疏远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地球村”的概念，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其它电子媒介的相继出现，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再受到时空距离限制，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然而，这也就为人们躲避现实、表达欲望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人们选择从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沟通，而放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4、网络传播对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产生威胁
网络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它冲破了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这使得网民在参与网络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不同意识形态、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使网民的价值观、道德观等发生改变，甚至会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5、网络安全问题
网络的存在依托技术，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网络本身变得十分脆弱。网络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1）电脑病毒。（2）网络的非法入侵。
二、网络传播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网络传播技术特点的影响
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双向性、互动性等特点。“网络社会的数字化特征，使网络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真实身份得到有效地隐匿，从而有可能使其避免承担道德责任。在网络社会中，人的身份特征都是以数字符号化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人的身份可以进行随意修改涂抹。”③由于受到网络传播这些特点的影响，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更加自由和不受拘束，这就为不良信息的提供了温床，导致在传播过程中不良现象的产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和不稳定因素。
2、网络规范体系的不完善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定的道德规范，便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导，就会导致人们行为的失范。在网络社会亦是如此。目前网络已经覆盖了全世界，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出系统的网络法律法规，仅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行业性的网络规范，却无法真正起到规范网络行为的作用。
3、网络内容提供者的道德责任感缺失
网络内容提供者是网络传播过程中最为专业的主体，相比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网络媒体更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生动性和形象性。网络媒体的出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要求。正是因为网络媒体在网络传播中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也必定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然而近些年来，网络媒体大多将吸引受众注意力、片面追求点击量作为重要目标，丧失了作为网络媒体从业者的道德责任感，有悖于国家、人民意愿的信息以及不实信息，污染了网络环境。
4、意见领袖没发挥积极作用，网民集体无意识心理作祟
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庞勒曾指出，“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和单纯”。④“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称为‘意见领袖’。”⑤由于“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其他群体成员会非理性地认为“意见领袖”代表了主流并且是正确的观点，为了防止自己被孤立，隐藏起自身的观点，转而去接受“意见领袖”的观点，认为这是“多数人”的意见，在持续的传播过程中这种观点便成为主流，而占少数的反对意见则选择沉默。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若是被恶意利用，形成网络水军，为受众宣泄不满提供空间和平台，误导受众，人们便会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直到自己的意愿得到满足。
三、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的主要应对策略
1、加强网络监管，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
互联网在我国普及与广泛运用不过十余年时间，然而伴随而来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却层出不穷，因此需要通过制定实施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伦理失范现象的监管和整治，要不断健全网络民主法制，构建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应负起责任，通过媒体的宣传作用，大力开展网络伦理教育，引导受众建立正确的媒介价值和使用观念，维护网络道德。
在技术方面，应建立一整套完备的互联网监控体系，不当言论予以识别和控制，自动屏蔽不良信息，删除违背传播伦理的言论等。以网络谣言为例，目前国内几大微博运营商均已开设官方辟谣账号，发现可疑信息及时求证，在第一时间公开澄清，并通过删除谣言、对谣言者封号等手段进行管理和把关。如2010年3月日本地震后，新浪辟谣小组时刻监控网络，击破了“抢盐风波”、“核辐射扩散示意图”等谣言。
2、加强网络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建设
在完善网络监管体系的同时，还应大力加强网络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约束一样，网络环境同样也需要道德约束力。网络中的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就可以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避免因网络匿名性等特点所造成的网络暴力，降低网络谣言出现的频率，增强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3、媒体要加强自律意识
“在信息时代，网络媒体是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没有这些专门的网络媒体去采集、编辑、组织、各种各样的信息，网络世界的信息就会枯竭。”⑥网络媒体应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不得违背准则的内容和虚假信息，同时也应恪守网络伦理道德的要求，传播积极健康的信息，做好把关人，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努力营造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4、网民应提高媒介素养
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网民是特殊的传播主体，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者。因此，网民自律是网络道德建设的核心，实现网民的自律，就必须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网民只有自觉地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强化道德和伦理意识，在上网时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网络传播道德和法律，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①赵允芳，《解剖媒体暴力现象》[J].《传媒观察》，2004（12）：18
②林渊渊，《互联网信息冗余现象》[J].《当代传播》，2004（5）：58
③邓名瑛：《传播与伦理——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5
④古斯塔·庞勒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1—41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9
⑥李伦：《网络传播伦理》[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4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4
参与者伦理失范的表现
研究上述网络事件所引发的参与者反馈方式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完全失去了伦理规范，甚至法律规范。其具体表现如下：
1、侵害他人隐私
个人隐私是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也是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上述网络事件被披露以后，许多网友纷纷加入了搜寻当事人隐私的行动中。通过mSn、QQ，甚至是“黑客”等各种手段，将当事人的姓名、年龄、学校、单位、住址等个人信息公布在公众面前。
2、侵害他人名誉
网络事件中的有些个人行为因背离社会公众的道德判断标准理应遭到谴责，但谴责的方式必须是理性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在虚拟的空间里公开辱骂他人同样违反基本道德和法律法规，网络空间里的虚拟身份总是对应着现实中的每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的个体。
3、污染信息严重
“虐猫”照片之后不久，网络上又相继出现了虐待各种小动物的系列图片。这些涉及暴力的污染信息大量传播，不利于网民健康心理的培养，容易造成对青少年不良的刺激效应和模仿效应，影响网络生态的良性循环。
4、伤害到无辜者
网络舆论伤及无辜是参与者伦理失范的成本承担发生转移的结果。以“女子虐猫事件”为例，这场声势浩大的声讨活动，很快波及到当事人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其子女的学习产生了较多干扰和不良影响。
参与者伦理失范的原因
参与者伦理规范是指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和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如同其他伦理一样，参与者伦理规范也具有非官方、非法律的性质。
1、拟剧角色的转换导致伦理意识淡薄
传统的把关权的分散，为匿名交流的虚拟世界鲜有制约。于是，事件的参与者在匿名心理的作用下疯狂讨伐当事人，并渐渐失去自我控制，网站成了攻击、谩骂等垃圾信息的集散地。网络匿名传播特性所导致责任承担方式的复杂化，容易在网民中形成一种错觉，即人们无须为自己的言行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2、群体心理作用导致伦理意识缺失
众多参与者处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往往会形成“暴力的正义”或“正义的恶”。网民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了法官的角色和正义的使者，对肆意践踏事件当事人正当的人格权毫无知觉、毫不羞愧。显然，匿名心理和群体心理的“保护”，使参与者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在公共领域下失去“自我控制”。
3、网络法律尚未健全
网络媒介只是人们传播和交流的一种载体，现实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同样在网上具有约束力。网络空间尽管是虚拟的空间，但网络上发生的恶意侵权行为是实实在在的，在损害结果上和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侵权内容的载体改变而已。网络绝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律真空地带，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目前的混乱局面一定会得到改善。
建构参与者伦理规范
1、网站经营者做好“把关人”
网站经营者是唯一可以从技术上进行处理的责任者，可以通过ip地址来找到某个责任人的。当发现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伦理规范的信息时，应该及时清理、及时移除。
2、建设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伦理环境
遵守网络礼仪是网民自我约束的最基本形式，也是维护网络生态最基础的手段。强调网络礼仪，加强自觉性，才能在脱离公众视线的匿名讲述、匿名倾诉里注意到私语公诉的禁忌。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5
关键词：媒介伦理；道德；研究；
我国著名伦理学研究专家罗国杰先生指出“科学的伦理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科学。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来看，伦理学的研究总是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1]媒介伦理学同其他学科的伦理学一样，是遵循了上述发展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人文学科。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生活方式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当前和谐社会建构的巨大使命也渴盼传媒道德塑造角色的介入，因而传媒伦理研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极富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仅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作一总结、探讨。
一、媒介伦理的理论问题研究
1.传媒伦理的研究历史
对于媒介伦理历史问题的研究，陈超南认为，传媒伦理的考察勿须涉及古代的传媒方式，因为当时的传媒(主要是报纸)并不会引发学人对传媒(报纸)作伦理思考，故考究传媒中的伦理问题，应当从出现正是意义上的传播媒介开始。[2]与陈超南把传媒伦理历史研究定位于现代传播媒介出现之后的立场不同，一些学者把传媒伦理的历史考察深究至古代传媒时期。苗菁从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切入点探悉了中国传播伦理的历史渊源，她认为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国传播伦理从诞生之初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义”与“利”和“力”与“德”的关系是中国新闻传播中的主要伦理判断依据。[3]
张殿元则从世界传媒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大众传媒伦理道德的历史演进。他认为，传媒伦理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民主政府成立前的前自由传媒时期，传媒伦理道德问题主要指传媒在非强制状态下由自然欲望产生的传播行为导致的道德失范。其主要表现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报道失实和有偿新闻。[4]
还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传媒伦理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例如：黄瑚、蓝鸿文、徐新平、周鸿书等人在自己的新闻伦理学教程中对新闻伦理进行了历史考察。严耕、李伦等人也各自在专著中研究了网络伦理发展的历史。梁俊兰、陈超南等则对信息伦理学的历史作了研究。也有论者对国内外传媒人(亦或是名人)的新闻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2.媒介自由及其社会责任
传媒自由及其社会责任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关于“传媒自由及其限度”的讨论。甄树青在其《论表达自由》一书中总结了对新闻自由的五种界定方法，而关于新闻自由的限度也有公共利益、名誉权、隐私等不同的原则与认识。[5]
郑根成认为传媒语境中的自由始于集权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锋潮流，在早期，新闻自由等同于出版自由。而在当代多样与多层化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自由已涵盖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接近权、知晓权与传播权等丰富内容的集合性概念。传媒自由在自由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道德正当或价值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理性精神、民主追求及责任概念。他从道德的层面解读传媒自由，认为传媒自由是指传媒生态中自由的理性诉求、自由的社会责任与价值约束机制以及相关联社会的保障机制。[6]
陈寿灿、秦越存认为传媒自由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理念。由于传媒自由思想的形成是和人的本质相吻合的，因而传媒自由理念本身就预设了其价值合理性及道德责任。作为一种规范的传媒自由伦理应具有两个向度，一是自律的个人德性向度；二是它律的传媒制度伦理向度。由此，传媒伦理建设也应该围绕着这两个向度展开。[7]
陈超南把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概括为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他认为，新闻自由将言论出版的权力从封建贵族专制中解放出来，而社会责任论则使旧的新闻自由观念摆脱了天赋权利的魔影，将新闻自由带回到对道德权利认识的起点上，重新加以审视。[8]张熙则认为关注民生和舆论监督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9]黄耀红从社会对大众传媒社会角色期待的角度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是人文关怀者、社会前瞻者和文化生产与建构者。[10]窦炎国认为大众传媒的根本职责就是传播真善美。具体说来，就是在知识领域求真务实、在伦理领域求善务德、在审美领域求美务神，还要敢于揭露鞭苔假丑恶。[11]
总之，国内传媒伦理学界在关于传媒自由及其限度、传媒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问题上，无统一看法。
3.媒介伦理的价值冲突
传媒伦理的实质乃在于一种价值的探讨，包括传媒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传媒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传媒自身的原则与社会普遍“善”之间的冲突。
甘绍平博士认为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伦理有两大冲突：一是个人隐私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以前人们更乐意将社会公益看成是首先需要捍卫的价值。而今天我们则更倾向于个人隐私的保护，认为个人隐私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让位于社会公益。另一个则是媒体“道德导师”的传统自我定位与“信息平台”的现代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依照媒体的道德地位的现代认知，媒体并不属于道德上优越的阶层，而是公民利益与意愿的服务者或“守护犬”。[12]对于媒体面临伦理冲突时应当怎么做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当把公正性与客观性作为处理伦理冲突的根本性准则。
罗以澄、侯迎忠认为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角色冲突，都是个人或组织的专业角色和其他角色间冲突的细化。造成传媒组织及个人角色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多种角色所追求和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人/商业利益和公众/社会利益。避免冲突的措施有：以功利原则的中外伦理观念为指导、新闻界“正本清源”，理清新闻业改革发展的思路、内化记者的职业理念与公德意识和构建监督媒介的社会控制体系。[13]
4.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
关于媒体的社会功能，谭德礼认为有四项：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宣传教育、民主监督。李珂提出七项职能：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推动发展、推广知识、教化公众、舆论监督、社会预警。[12]蔡佑民的观点则是：监视环境、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大众娱乐。[14]
从网络媒介积极的社会功能角度考察，谭德礼提出网络媒体具有：有效信息的海量传播、快捷反映的舆论引导、丰富多彩的教育和民主政治的监督岗哨四项功能。[15]蔡佑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网络媒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失调，主要表现为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大众娱乐等四项功能失调。其集逐利本性(市场法则)和伦理道义(社会责任)高度于一身的双重属性，引发了网络媒体在社会伦理道义与经济利益驱动之间的两难抉择。市场环境下网络媒体的社会功能失调，正是这种冲突的外在体现。因而有效、和谐地协调好网络媒体的社会伦理责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协调业已失调的社会功能的关键。[14]
5.媒介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及规范化
陈文峰认为媒介必须对自身所秉持的伦理原则有清醒、明确的意识。具体地看，就是在所有的利益关系中，考察媒体的一切关系与行为是否符合公正或正义，即体现出一种公正或正义原则；传媒的传播活动是否能够把握新闻本质真实性，即体现出一种真实原则；从对待他人和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中考察媒体的仁爱心性，即体现出一种仁爱原则；从个体自我的追求目的中考察媒体的自由，即体现出一种自由原则。这些伦理原则贯穿、渗透于传播活动中，通过对世界事物的观照评判而得到表露和张扬。[16]李健则认为传媒诚信、传媒清廉和传媒公正是传媒伦理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17]
黄富峰对大众传播内容的伦理要求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大众传播内容的伦理要求即大众传播内容所应具有的道德性，是大众传播内容自身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主要包括真实性、人道性、正义性、高尚性等内容[18]。
谈到网络伦理规范建构的原则，常晋芳提出：整体性原则、宽容性原则、自主性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平衡原则。[19]
二、传媒实践的伦理问题研究
1.新闻实践面临的伦理冲突
(1)新闻工作者的伦理道德
罗以澄、侯迎忠认为，新时期新闻媒介从业人员在社会中担当着三种角色：作为“耳目”、“喉舌”的意识形态角色、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和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当这三种不同“角色”对媒介从业人员的行为有相异的期待时，就构成了大众传媒最常见的角色冲突，表现在记者身上则为在新闻采集与报道过程中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从微观上看，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办法可能在于：以古今中外的伦理道德观为理论依据，以新闻采集过程中面对的具体情况为现实依据，以不违背社会良知，不侵害公民的生命权、隐私权为行为原则。从宏观上看，新闻业与记者角色的正本清源，新闻媒介的行业自律，社会控制体系对媒介的综合监督等等措施，对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矛盾，使各方力量达至均衡.，从而形成媒介权力与社会效应的和谐统一，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13]
对于“黄健翔世界杯激情解说事件”的出现，田秋生认为错误源于解说员社会角色的失调。任何一个报道领域的新闻工作者都必须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坚守这一行业的理念和行为规范，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发出公共传播者的声音。具体到新闻报道，即坚持新闻专业理念，将事实和观点分开，尽量避免记者的个人偏见，讲求事实的准确，报道的完整、平衡，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呈现相关各方的意见。[20]
(2)市场经济、公共关系对新闻伦理道德的冲击
a.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
所谓“有偿新闻”，是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希望获得媒体宣传的个人或组织，或者不希望媒体对不利于自己的有关信息进行报道的行为。邓名瑛认为有偿新闻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客观原因是新闻体制改革赋予媒介“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角色，无形中给媒介施加了经济压力，使有偿新闻产生有了内在的利益驱动；市场经济使新闻产品直接成为商品；市场经济也使媒介间竞争加剧，规避于己不利的新闻成为共识；以及大众传媒自身的传播特性。主观原因是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她认为从伦理的视角看，有偿新闻践踏了社会公正、违背了新闻真实、败坏了社会风气。真正杜绝有偿新闻的措施是加强新闻工作的法律法规建设；大力提倡新闻单位和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把法律和道德紧密地结合起来，双管齐下。[21]
邓晓旭认为，杜绝有偿新闻有效的途径是在南北方许多媒体已经成功实行的“经营与编采分离”。[22]
b.新闻娱乐化的伦理尺度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始于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引起的学界大讨论。万艳霞认为市场经济的大潮促使我国传媒在操作方式、运营模式、编辑方式等方面突出了商业化取向，同时也催生了我国的新闻娱乐化潮流。新闻娱乐化的利体现在新闻娱乐化迎合受众的需要，满足受众的原始心理需求，吸引受众眼球，折射出了传播理念和新闻价值观的变化。其弊的方面则体现在迎合受众口味却遮蔽了对重大新闻的报道；对媒体私利的追求削弱了媒介的公益性和社会责任。她认为面对新闻娱乐化，传媒必须把握一个度，既要做到贴近受众，又不能一味迎合，要在不违背大众传媒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范围内充分发掘新闻的娱乐功能。[23]
刘阳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期的综艺节目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成“愚乐”。[24]
c.媒介公关的伦理分析
媒介公共关系是指媒介组织为改善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联系状况，增进公众对媒介组织的认识、理解和支持，建立良好的媒介形象而进行的一系列传播管理活动。项晨认为，媒介对公共关系管理的认知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科学化的程度，更多的是通过一些零碎松散的活动和实践来发出一时的声音，导致了媒介公关的策划和实施中有着诸多误区。表现在：一人一事，系统整体观念缺失；公关过度，公器私用；声势浩大，核心价值模糊；公关娱乐化；媒体本位，遗漏回路。需要把握的媒介公关理念是：媒介公关是品牌战略，而非营销战术；媒介公关实践必须是从“受众本位”出发的互动行为；媒介公关需要致力于多赢平台的搭建。[25]
2.广播电视实践面临的伦理冲突
(1)读图时代的伦理冲突
《东南晚报》记者柳涛于2005年10月抓拍的雨中骑车人摔跤的照片，曾引发了学界对新闻摄影伦理道德的大争论。该争论的难点在于记者抓拍新闻图片的行为本质上不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事实上的“真”与“假”的冲突，而是价值上的“应该”与“不应该”的冲突。陈力丹对记者的行为持反对的观点，她认为记者为拍照而“守株待兔”并置路人的安全于不顾的做法缺少人文关怀，是记者伦理缺失的突出表现。[26]支持的学者认为，记者的报道行为完全是正当的“善”的行为，职责缺乏理智。从动机上分析，记者的行为并非好奇，亦非私利，而是给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并唤起有关单位的关注，以促使问题的解决。行为的本身并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27]顾俊认为记者的职责是以“旁观者”身份忠实记录事件、传达信息，用职业手段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事件中新闻记者所为只是其职责所在，并无过错。[26]
姜德锋对影像伦理问题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影像伦理问题现象的出现，既与媒体的霸权作风和人文关怀意识的薄弱等主体性因素有关，也与“展示细节”、“以偏概全”、“导演事实”等新闻采集方式和简单化的传播思路有关。[28]
(2)隐形采访的伦理追问
新闻暗访涉及新闻伦理、暗访对事实真实性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法律纠纷等诸多领域。有的学者对新闻暗访并不赞同，甚至有人提出应坚决取消新闻暗访。反对的理由是：第一，暗访的结果(曝光)可能对被暗访者不公平。第二，暗访是在被采访者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记者在暗访中往往以说谎的方式(或隐藏身份，或示以假身份)获取需要的信息。而且记者说谎的行为本身是与普通道德相违背的，其手段是不道德的，获得的新闻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作为支持暗访的一方，邓晓旭认为大多数暗访都是在掌握了被暗访者有不道德甚至是犯罪行为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的，曝光应是公正的。而且暗访行为可以使媒介正常发挥其激浊扬清、消弥丑恶的功能，从而唤起公众的注意，避免受到危害，促使有关部门及时介入有效制止不道德或不法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护记者在揭露报道时的个人人身安全。这样的暗访行为符合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即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在伦理学上也符合道德权变理论。至于对暗访中欺骗手段的质疑，则更多涉及道德问题。对道德问题进行道德评价时，应该对行为本身做出具体辨证的分析，而不是绝对化、简单化的评价。同时邓指出对新闻暗访辩护，并不意味着对记者暗访行为的全面肯定。从伦理学的视角为暗访辩护不表示新闻专业的标准可以降低，纪律可以松弛，而是在记者道德高度自律，对专业要求更严的前提下，对媒体及从业人员的一种支持。[29]
3.编辑出版实践面临的伦理冲突
(1)编辑伦理道德失范及其应具备的伦理价值观
就编辑伦理道德失范的原因，李定庆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膨胀，道德观念淡漠。并认为，见利忘义、缺乏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缺乏爱岗敬业的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缺乏服务意识，是编辑职业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有章不循，管理失范、“无序”，致使权利失控，纪律松懈，工作随意性大，是编辑道德下滑的外在原因；编辑不注重自身修养，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其道德下滑的内在原因。[30]
讲到编辑应具有的伦理价值观，刘景慧认为编辑活动的特点和其特殊性，决定了编辑伦理价值的规定性，为人民服务是编辑伦理价值的基本原则；对读者负责，履行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是编辑伦理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善待读者，追求真善美是编辑伦理价值观的理想境界。[31]
(2)出版伦理道德失范研究
刘海认为中国出版业“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改革的深化，一方面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也给出版业造成了混乱。混乱现象的出现可归结为管理问题，但深层的原因是道德失范。表现在：从书名到内容的低级趣味和媚俗倾向；盲目跟风，缺乏创造力；内容注水，剪刀加浆糊般炮制；选题重复；“伪书”大行其道；图书营销手段简单化，基本停留在制造花边新闻炒作和不正当竞争的低水平；打击盗版(印)手段疲软，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出版资源寻租屡禁不止。这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出版道德体系、需要出版人的道德水平上升到更高层次、需要有效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支持。[32]
杨晓鸣、蒋保纬就网络出版中的道德滑坡现象作了归纳，指出：网络出版的虚拟化引起了道德冷漠；网络出版为人们提供的极大自由度，远远超出了社会责任的范围，由此引起的道德失范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网络出版冲击了现实的道德规范，引起了道德冲突，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的功能受到严重的限制；网络出版规范必须能够反反映人类普遍的、一般的道德关系，适合“普遍有效性”原则；建立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原则，以此作为建立网络出版伦理道德的基础。[33]
4.广告实践面临的伦理冲突
(1)广告伦理道德失范现象及成因
刘恒认为广告业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广告道德失范现象也很严重，具体有四：一是广告主的失责。广告主在广告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导致广告道德失范；二是广告信息的失衡。在广告活动中，广告主凭借自己在信息双方中的支配地位，只将于己有利的信息披露给受众，而规避于己不利的信息，从而编造虚假广告蒙蔽受众；三是广告受众的失落。消费者信息需求的多样，同时广告主也没有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准确的定位，造成有效广告信息的难获性和某些广告表现手段庸俗化；四是广告媒介的失信。广告媒介刊登格调不高、虚假、惹人生厌的广告，就会在公众面前失信。[34]
肖继军认为商业广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深入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非道德的行为，表现在：虚假广告、性别歧视、媚俗低劣、忽视生态伦理等方面。出现这种失范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片面追求私利、受众素质低下的结果；从客观上看，是社会监督不力、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结果。[35]
潘青山对电视广告伦理失范的原因作了研究，他认为电视广告失范原因有四：一是社会心理环境因素。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型期，由于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和人的观念失调，短暂失序状态就会出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会出现某种失衡现象；二是广告人自身素质因素。我国正规广告教育存在着重“器”轻“道”的教育思想偏失，其次是在人才录用上片面追求应聘者的职业背景和社会关系，存在着重业绩轻德行的错误理念，另外由于某些以偏概全的社会评价、“广告无学”的偏见对广告人自觉铸造职业荣誉感，无疑会构成某种心理伤害，导致非良性社会互动行为的产生；三是行业内部运行机制因素。即广告行业内部的“集体无意识”现象，是一种最具破坏力的道德自虐；四是行业规范和执法因素。由于权力机构审查监管机制不健全，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客观上形成了广告监管上的“盲点”，对广告违规的公司企业和媒体的处罚手段也缺乏力度。[36]
(2)广告伦理建构
对于广告伦理建设，大多数的学者都特别强调广告与社会、法制与道德、自律与监督等因素相互配合，综合治理。
崔斌箴对此论述则较为具体，他认为广告伦理消除其负面影响，需要的措施有：构建以真实可信为核心的广告道德观，确立以公平竞争为准则的广告自律意识，倡导以文明向上为导向的广告社会公德，提高广告人的法制观念和道德素质，优化广告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37]
6.网络传播实践面临的伦理冲突
(1)网络传播的伦理困境
常晋芳从网络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困境出发，谈到网络伦理道德的建构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矛盾关系：网络社会生活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网络伦理与现有伦理的冲突；网络伦理规范的主体困境；自律与他律的矛盾；信息共享与信息独有的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的矛盾；网络资源利用的矛盾。[38]
徐君康对网络文化传播生态环境做了探讨，认为网络文化传播的生态危害主要表现在：伦理道德失范；信息污染；自由主义泛滥；人际关系淡漠；侵犯隐私与网络犯罪；心理失衡；文化霸权危机。[39]
杨璐露、吕坤良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既造福于人类，也带来了祸端，使虚拟空间的信息生态出现了危机：一是虚拟空间的“蛮荒化”。主要指网络语言运用的不规范、不文明和网络辩论环境的不健康；二是舆论环境的复杂化。网络舆论环境的开发、互动使得网络言论信息传播对现实社会的舆论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化。[40]
苏畅认为网络这把双刃剑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伦理问题，主要有：反党反政府危害国家利益；造谣侮蔑蛊惑人心；非法泄漏国家机密和他人隐私；色情淫秽暴力毒害青少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情感；信息垄断、信息欺诈和信息污染。[41]
(2)网络传播伦理建构
常晋芳对网络伦理规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网络伦理规范的基本原则有：整体性原则、宽容性原则、自主性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权利与义务和责任平衡原则；塑造健全的网络道德行为主体，包括网络道德主体的范畴、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网络礼仪和规范。[38]
徐君康对网络文化传播的生态伦理建构提出了意见：确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生态观念；树立系统的网络生态伦理观念；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受众加强自律意识；持续提高网络监管技术；建立行业协会组织；确立网络生态原则；制定网络规范法律。[39]
马善记对博客的“博德”做了研究，提出，如同做人要讲道德一样，博客也要讲“博德”，做到“博”之有道。要避免博客沦为“信息垃圾场”，必要的措施有：有关部门和网络经营者要加强监管力度；博客自身加强自律和自我管理；博客监管部门提高博客的进入门槛。[42]
三、媒介伦理研究展望
1.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43]这一提法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就将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联系到了一起。
(1)媒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陈力丹从和谐社会的内在特点出发，认为和谐社会建构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44]
邱沛篁的观点是：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特殊的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最得力、最有效的宣传者；是最能干的直接参与者。[45]
许正林认为大众媒介在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中扮演着引导角色；在社会利益群体纷争中扮演着整合角色；在社会极端细分中扮演着中介角色。[46]
(2)媒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功能与作用
丁松虎认为大众传媒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条件有：执行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传媒参与构建利益机制，推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监视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47]
常卫东、李成榕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电视传媒的作用主要有四种：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和表演。[48]
李伟教授认为，传媒伦理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信息的传播、先进文化的引导、正确舆论的导向、科技知识的传授、健康娱乐的倡导、真实广告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12]
陈晓薇对媒介伦理对于和谐社会精神生态圈构建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其要点是：媒介伦理注重文化结构的多元，使得精神生态圈呈现出“丰富多彩，和而不同”的特质；媒介伦理注重布局的合理，强调多元化视角，体现了各个角度的比例协调，有助于较好地处理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关系；媒介伦理注重程序的规范，引导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进行重新的价值审视，强调决策过程中注重公平；媒介伦理注重利益的分配，这与满足和谐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媒介伦理注重立场的明确，更关注价值体系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必将推动国民精神生态圈的建立，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49]
也有学者对媒介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
(3)和谐媒体自身的构建
张昆认为和谐社会以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为前提，没有和谐的传播系统，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和谐媒体为主体。和谐媒体决定了信息传播系统所能发挥的功能及其空间。一个媒体系统是否达到了和谐的境界，考察的向度具有五个方面：充满活力的媒介系统；开放多元的媒介结构；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而不同的意见生态；温润和谐的语言环境。[50]
符建湘、周宇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媒体自身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有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对话与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51]
罗以澄认为新闻报道的不和谐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因此保持新闻报道的相对和谐则显得迫在眉睫。首先应该在构建公共领域的条件下，坚持新闻报道的理性、人文性和建设性；其次，在着眼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要有全局眼光，辨证地、全面地看待和报道问题；要促进新闻传媒报道的和谐，最核心的问题是更新新闻报道的思维观念，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吸引力、渗透力和感染力。[52]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6
伦理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
在谈网络伦理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一般可以简单地认为，伦理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观念，是对道德的哲学抽象。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二是对可为行为的优化排序。［3］传统伦理学理论的研究包括非规范的和规范的两种类型。非规范的包括以通过经验分析对人们的道德信仰、道德行为和人性进行描述的描述伦理学和以逻辑学和语言学方法研究道德形式的元伦理学;规范的包括立足现实生活，通过探讨是非界限和标准，制定道德规范，并以此规范和约束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规范伦理学，以及以规范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的应用伦理学。人们在生活中对善恶的判断，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而应用伦理学的依据如上所述，是规范伦理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则来自于生活。然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能否接受统一的评判标准?答案是否定的。伦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必然是以特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谓普世伦理。在不同的社会存在基础上，从不同的利益立场出发，必然会形成不同的伦理准则。从历时性来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一历史阶段被普遍认同的伦理观念可能会失去其合理性，就像现在恐怕没有人再要求妇女遵从所谓的“三从四德”;从共时性来讲，在同一个时期，在某些群体看来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在另一个群体看来则未必。例如儒家讲“爱人”，但在墨家那里，“爱人”被讽为“亲亲有术”，他们讲“兼相爱，交相利”，儒家则反讽墨家为“是无父也”，“是禽兽也”［4］;儒家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义制利”，而墨家则讲“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儒墨两家的“义利之辨”能否辩出个孰是孰非?从上面简单的例子能够看出来，在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认同的伦理标准是不同的。而在网络社会，通信设备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处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人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很方便地对话、交流，任何一个网络社区都可能容纳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阶层的人。因此，网络伦理必须是全球伦理，而不像传统的伦理那样可以只是某一特定区域的伦理，这一点，是网络伦理和传统伦理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之所在。所以，要建构网络伦理，势必需要寻找到可被任何民族、任何阶层都能够认同的道德规范标准，也可以称这种标准为普世伦理。事实上，人们为寻求普世伦理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当初的目的和网络并没有什么关系。在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夫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作为支持。提出了言行诚实，致力于宽容的文化与诚实的生活等几条所谓的“不可取消原则”［5］。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对于建立全球伦理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它的现实性并不大，时至今日全球各地的矛盾冲突不断，战火不熄。达成《走向全球伦理宣言》里希冀的全球共识也仅仅是人类的美好愿望。
作为权力附属的传统伦理
既然不存在一个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伦理原则，那么伦理观念自然会呈现出历史性、多样性。伦理是否是普遍的“善”的要求?伦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有其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作为和法律一道起着调节控制社会秩序的社会意识，它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思想稳定和统治阶层的统治合理性，而任何统治阶层，都会通过种种手段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军队、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三种手段，三种手段各司其职，共同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其中意识形态主要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合理性进行论证和辩护，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维护其统治，其内容包括科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也包括伦理。“伦理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去调整人际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6］。这种规范，在阶级社会，则带有强烈的阶级印记。关于道德起源和本质的学说很多，认为道德是神的启示，比如各种宗教;认为道德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比如，宋明理学从人性中寻找道德起源;康德则提出“善良意志”;有理论还认为人类的道德来自于动物界等等。我们这里无意去探讨道德的起源问题，而只是就现在的道德产生根源和存在目的进行分析。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道德的合理性基础只能从现实中寻找，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去寻找，而从这些或多或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性”、“善良意志”等等中去寻找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人类社会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伦理也不例外，任何伦理道德总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所服务的。而在特定时期，在特定地理区域，具有最广泛影响力的道德准则必然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当然，这不是说被统治阶级就只能是盲目地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准则，被统治阶级也会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由于其在和统治阶级的对立中处于劣势地位———这里的劣势地位指的是话语权的劣势地位，他们的话语权、他们的道德标准的影响力不可能和统治阶级相匹敌。统治阶级，因其掌握国家机器，可以将某一种理论奉为其国家学说发扬并加以广泛传播，同样，也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对某一种理论的传播进行抑制。而其推广什么，抑制什么，必然是从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一种能更好地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学说才可能被其认同进而发扬;而一切对其统治产生危害的学说必然会遭到打压。这种选择，和真无关，只和利益相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因为儒家学说比其它各家学说更正确，更接近普世真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当时的中国，儒家学说是能最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合理性辩护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学说，其以“爱亲”为根本的“仁学”伦理思想适应于当时以及以后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古代封建社会。而这一点，其他各家学说都无法相比，故而儒家学说才被“独尊”了起来。所以封建伦理也就只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相应的一系列规范机制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被炮制出来的，然后又将其以“普遍人性”、“天意”等等道貌岸然的外衣包裹起来，作为普世真理在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广泛传播。
网络对传统伦理存在基础的解构
传统伦理总是带有强烈的阶级利益倾向，而掌握政权的阶级可以利用其话语权将某一种符合本阶级利益的伦理观点冠以神意或普遍人性等标签广为传播，使其成为统治范围内被公认的合理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伦理规范和标准。从信息传播的模式来看，就是在社会信息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具有优势地位的信息源，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信息中心。由这一中心信息源发出的信息向整个社会发散，影响着生活在这个信息源所能覆盖区域内的每一个体，而这个信息源从来都被掌控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掌控。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可以是一个信息源，但其在整个社会信息产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承载个人观点的信息可能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并且当其传播的信息在价值取向上和统治阶级相冲突时，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取缔，甚至将传播人消灭。与此同时，任何主体的认识活动都是一个信息的同化和异化过程，主体在认识的过程中，接受外界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并将其同化为自身的认识，从而形成人的意识、世界观、价值观。这其中就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人所同化的信息，或者说人所异化的信息，有可能是被人为处理过的，包括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当一个人出生后，他就处在某一既定的信息场中，他所接受到的关于伦理方面的信息是被给予的。具体给予的途径有很多，如父母的言传身教周围人们的意见观点、各种媒体传播的信息等。其中很重要的一种途径就是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承载着特定信息的教材、制度，从而被这些教材、制度中的伦理道德信息所异化，成为这种伦理的接受者，进而成为这种伦理的自觉维护者这种先入之见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很少有人能跳出其外。而且在某个特定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处在这种被制造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伦理规范的信息场中很少能接触到代表其他利益取向的伦理道德信息，即使偶然接触到了也很难被其认同。但在网络时代，这种被集权所控制的信息中心、信息场受到了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将各种观点放在网上，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很方便地接受到这些信息。传统的信息中心不存在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中心;同时，传统的信息垄断也成为了不可能，没有哪个阶级或机构能够完全控制网络上信息的传播，任何一种声音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声音。“由于选择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个人拥有的知识结构、利害关系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网上要形成对某种意见模式的赞成与否的绝对多数的民众集团将是十分困难的。一个极为可能的情况是，持有各类不同意见的集团的数量将会很多，而任何一个意见集团所拥有的人数都不可能达到多数。”［8］所以，在各种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要形成一个类似现实中那样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网络伦理规范和原则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建构网络伦理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试图寻找或建立一种能够在网络上达到类似于传统伦理在现实中达到的那种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伦理标准规范。这一想法的初衷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却没有意识到网络已经对传统的集权式的信息传递模式进行了消解，传统的公正、民主、自由的概念在这种全新的信息传递模式下应该有全新的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试图用传统伦理来规约网络空间。
作为公共领域价值观念的伦理
在网络社会中不存在可以被严格控制的信息中心，因而不可能形成类似传统的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在网络上，人们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而网络的“去中心”信息传播特征使得在网络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独裁和专横，更不可能强行要求人们接受某一种所谓“最合理”的价值观。在网络上，人们可以接受并奉行任何一种价值观，没有人能够阻挡这种状况的发生，因此，也就有了网络无政府主义的说法。在网络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试图建构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网络伦理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网络伦理作为调节网络社会秩序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绝大多数网民所接受，因此它又是有一定统一性的。个人信奉不同价值观念是必然的，那么具有多元价值观念的网络主体如何能达成具有相当程度一致性的网络伦理观念?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当我们讲在网络上不存在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信息源，不可能使所有网民都接受某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从而网络上人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必然是多元的时候，这是就私人领域而言的。而网络伦理，作为网络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则是就公共领域而言的。承认并尊重网络主体各自认可的不同价值观念，不试图像传统那样非要大家认同某一种价值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对人权尊重的体现。但是若因此否认能够形成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网络伦理的存在，这就混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诚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绝对区分是不可能的，任何利用公权对私人领域的侵犯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不应运用于私人领域，这是对公共法律机构的限制。”［9］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同时，限制公权对私人领域的侵犯，这被认为是体现现代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标志，而且这一点现在看来有进一步前进的趋势。但是，在自由和人权日益被认可的当代，我们过度沉溺于抵制公权对私人领域侵犯的成功之时，无意间又把天平向另一个方向倾斜，把公共领域的事情当成了私人领域的对象来对待。以个人喜好否定公共政策，以个人感情影响司法程序。我们回击了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但与此同时，又打着胜利的旗号开始了对公共领域的侵犯。公共领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在这一领域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这里既不允许以个别人的喜好决定一切，又不可能允许无政府主义出现。任何由人组成的社会，都必然需要也必然会出现一些能够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范，违反了这些规范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和制约，网络社会也必然如此。
网络伦理建构的两种主张及其困境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7
（①宁夏图书馆，银川750011；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210044）
（①ningxiaLibrary，Yinchuan750011，China；
②nanjingUniversityof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210044，China）
摘要：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信息、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政策和法律构成了信息活动的主体。然而这些信息活动对新媒体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例如网络媒体自由度、“把关人”地位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社会产生了新的信息伦理问题，所以信息社会需要通过对传统伦理进行梳理、取舍而形成一个健康的信息社会。
abstract:thedifferentkindsofnetworkinformationleadtosomenewsocialproblems.thesubjectofinformationactivityconsistsofhuman,informa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informationmarket,informationpolicyandlaws.whilealloftheseinformationactivitieshavepositiveeffectsbutalsonegativeeffectsonnewmedia.Forexample,thefreedomofnetworkmediaandthepositionof"Gatekeeper"andthemodeoftransmissionmakethesocietycreatenewproblemsofinformationethics.Soinformationsocietyrequiressortout,aueptorrejectthetraditionalethicstoformahealthyinformationsociety.
关键词：信息活动；新媒体；信息伦理
Keywords:informationaivity；newmedia；informationethics
中图分类号：G219.21；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4-0236-02
作者简介：金晓英（1968-），女，浙江诸暨人，本科，图资馆员，宁夏图书馆馆员；黄亚茹（1992-），女，福建福州人，本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0引言
随着网络日益深入人民生活，加之网络传播及时、快速的特点，网络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长致使网络信息资源缺乏管理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网络信息量的爆棚，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将会导致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问题产生。
1信息活动对新媒体的积极作用
1.1信息活动构成主要因素1980年，托夫勒（alvintoffler）在著作《第三次浪潮》（thethirdwave）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阶段的第一次浪潮，工业阶段的第二次浪潮以及信息化阶段的第三次浪潮并且提出了“信息圈”（info-sphere）概念，我国学者钱学森在1983年重申了“知识圈”的概念。信息活动构成是由众多要素所组成的复杂结构,其中主要因素包括人、信息、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政策和法律。[1]人是信息活动的主体，是信息活动系统的主导要素，人具有一定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可以创造、组织、传播、利用信息从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组织者、传播者和利用者。信息则维护信息活动构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信息活动向外界输出信息的功能。信息技术是对人类的信息活动进行了延伸，提升了信息活动的效率。信息市场为信息活动的空间和形式，促使信息成为商品和产业。信息政策和法律则能协调信息活动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引导信息活动的规范化发展。
1.2现代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知识与权利的结合现代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知识与权利的结合。其一，技术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其二，知识被运用于生产管理之中，使人类可以控制生产甚至生活的过程。知识也由此逐渐成为首要的社会资源，知识精英作为承载知识的载体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结构。[2]现代信息活动知识权利结构是由信息资源、信息技术、资本及其拥有者设计的，由普通大众所参与建构的信息活动的资源控制形式和分配关系。[1]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在信息活动中相互依存：知识精英将信息资源源源不断的投入信息活动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运用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信息服务大众化，是普通大众从更加广泛多样的渠道中接受信息服务。普通大众获取特定的信息以满足自我精神需要。
1.3新媒体在信息活动中的应用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意义媒体而言的，也被称之为“第五媒体”，是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形成的以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手机短信、移动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介为主的新的媒体形态，具有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随着草根精神而来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网络中富有娱乐性的新闻消解了一定的社会压力。同时，受众可以根据需求不同进行多种选择和多元化的信息服务，大大提高了受众的主动性。面对新媒体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报业、出版业、电视产业通过的转型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2005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报业”的概念，并开始推进网络报纸、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刊、报业数字平台等方面的“数字报业”战略。[3]2011年5月19日，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宣布，亚马逊电子书销量已经超过其纸质书销售量。[4]日本致命传统印刷企业筱原和全球第二大印刷设备供应商、德国曼罗兰分别于2011年7月和11月宣布破产。2006年开始，我国网络视频开始冲击电视，电视需要转型的问题逐渐凸显。2008年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提出推进“三网融合”的通知，这一战略将促使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快速发展。
2信息活动对新媒体的消极作用
2.1信息活动对新媒体产生消极作用的原因
2.1.1网络媒体自由度增加网络媒体作为新媒体典型代表，比传统媒体更吸引人，主要在于其“自由度”较大，但也正是由于其“自由度”过大，垃圾新闻、虚假新闻通常在网络上发生的几率较高，且远远高于传统媒体，所以网络媒体的可信度不断下降。
2.1.2网络传播“把关人”地位改变把关人的作用在于决定什么样的新闻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直至网络媒介的兴起，信息传播的方式及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接收者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信息传播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接收者通常通过反馈来反映接受者对传播者“报道”的回应。信息传播过程始于传播者，经过媒介到达接收者，但并没有终于接收者，而是通过反馈作为再次传播的开始，每一个接收者身兼着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色。由此可见，传播者与接收者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网络信息传播仍需要“把关人”存在，一方面网民需要的是准确、全面的新闻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及其文化沿着一定的规则向前发展。[5]
2.1.3新媒体传播方式创新使问题复杂化新媒体技术在传播方式上的创新是取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新媒体互动性、多元性、虚拟性的特征在保障网络繁荣的同时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一是互动性言论赋予了任何人随时随地信息的权利，并对接受信息即刻作出反应，这种类似人机对话的信息传播方式强化了传播效果，即使其带来的复合效应能完整的展现事实真相，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叠加性伤害。二是虚拟性身份带来的困境。出于信息保密等因素考虑，互联网允许用户以虚拟身份进行信息传播。这样充分释放了在传统媒体背景下被束缚了话语权的有言论冲动的人。有了虚拟身份就不必担心现实结果，网络诈骗、商业诋毁等现象由此变得肆无忌惮。网络主体虚拟化使言论诋毁甚至是侵权行为变得更为隐蔽，为寻找侵权人增加的困难。即使找到了侵权人也难以断定虚拟账号背后的真实操手。[5]
2.2信息活动对新媒体产生消极作用的表现
2.2.1在信息活动中引发诸多信息伦理问题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次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信息伦理不是由国家强行指定和强行执行的，是在信息活动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
2.2.2信息泛滥信息泛滥是指社会的信息数量急剧上涨，流速不断加快以至于超过了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使人感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信息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信息量的猛增，以信息、知识为代表信息产品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过量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增加了每个人花费在信息处理上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处理信息的成本。[6]人们的内心世界失去平衡，导致产生孤独、焦虑、烦躁等现代信息病。[7]
2.2.3信息污染由于网络信息激增，信息污染随之出现。信息污染是指媒介信息中混入了有害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元素对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或其他不良影响。例如在网络环境传播虚假、错误、污秽信息，导致网络秩序混乱。例如近几年网络购物的盛行，药品网络销售利润空间非常大，不法分子大量利用互联网虚假广告，从事非法经营药品、制售假药犯罪活动，严重青海群众切身利益。
2.2.4侵犯隐私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隐私被采集和公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了潜在的威胁。例举“人肉搜索”引发对信息伦理学的思考。社会各界一直以来“人肉搜索”褒贬不一，有人说它可以惩恶扬善、释疑解惑，也有人说它侵犯个人隐私，成为网络暴力的帮凶。其实，“人肉搜索”源起于猫扑，在短短数天中找到虐猫事件中的嫌疑人，充分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然而，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曾有不幸者被网友误当作被同记者，个人及家庭的死人信息被公布，极大的影响到生活的正常进行。因此，在关注人肉搜索的贡献与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人肉搜索的弊端与风险。大规模的人肉搜索容易形成网络暴力，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人肉搜索权限过分膨胀，将会导致网络伦理道德失范。信息时代，在每个人都能作为互联网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彰显社会正义与平民力量的同时，无孔不入的人肉搜索导致个人隐私的公开，从而造成了伦理漏洞的现象，引发了网络道德滑坡。
2.2.5侵犯知识产权在网络社会、虚拟社会中的虚拟交往行为必将对伦理学产生新的影响，随之产生巨大的道德反差，引发诸多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出现。例如网络的匿名性同时也导致其随意性。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版权、隐私权等权利的侵犯。这无疑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精神。贾平凹、韩寒、刘心武、李承鹏等人的作品被百度文库引用，百度文库转的盆满钵满，殊不知侵犯了作家们的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必须对传统伦理进行梳理、取舍，使传统伦理发展到现代新媒体技术下的信息时代，并与信息技术一起构成信息伦理的主要内容。信息伦理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促进信息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沙勇忠.信息伦理学[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
[2]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刘天牛.中国传媒全媒体发展研究报告[J].科技传播，2010（4）：81.
[4]天虹.亚马逊称Kindle电子数据销量已超过印刷图书赛迪网[eB/oL].2011-05-20/2014-7-29.news.ccidnet.com/art/1032/20110520/2394707_1.html.
[5]展江，吴薇.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与司法规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3-115.
[6]百度文库:大学生如何面对信息泛滥[eB/oL].(2011-04-11).[2014-07-29].wenku.baidu.com/view/e13ba1d8a58da0116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8
【关键词】网络评论奖获奖作品传播伦理社会责任
2011年1月19日，CnniC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应用网络查看网络新闻的用户量达35304万人，使用率达77.2%。①由此可见，网络新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新闻领域的最高奖项，于2006年正式将“网络评论奖”纳入其中。从2006年到2010年，网络评论奖历时五年，评出一、二、三等奖共25件获奖作品，观点明确、立场鲜明的网络评论集网络伦理和媒体伦理于一体，在社会道德观和网络特殊性的合力作用下，呈现出网络伦理新特点和新现象。
一、网络评论奖的伦理特点
1、知情权的扩大
陈汝东教授在《传播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网络传播的正向道德功能之一是“扩大了公众的言论权利”②，具体来说，互联网的开放性打破了信息的部门垄断性和地域局限性；互联网的即时性则解决了新闻的滞后性；互联网的互动性提升了新闻的参与性。因此，网络传播的正向道德功能有利于预防强势集团占有公共媒体资源，进行信息垄断；有利于决策者听到社会多方面的不同声音，提高决策水平；有利于扩大网络舆情，体现民众意愿；有利于体现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平衡各方利益。
中国新闻奖“网络评论”的获奖作品中，《“免费”为“反恐”卢总经理在忽悠谁？》《“房地产就该暴利”――任志强叫嚣有理还是叫板和谐社会》（第16届，三等奖）等都是对当时热门事件的理性议论。虽然题材不同，内容不同，但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网络传播过程中，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谴责，以及呼吁社会公平、平衡阶级利益的社会伦理观。
2、社会伦理的草根化和亲民化
以前，我国社会道德环境中存在着崇高的“党性”和“阶级性”，存在着“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圣德被泛化”③的尴尬境遇。社会道德建设总是配合政治宣传，道德伦理流于形式。
而在网络评论奖的获奖作品中，草根化和亲民化的特征明显。《谁代表网友给小慧的后妈道歉》（第18届，一等奖）针对网络上“史上最恶毒的后妈”的误传，呼吁广大网友主持正义，为这起冤案的受害者――小慧的继母道个歉。这则短评寥寥七百余字，体现了富有正义感、贴近民众的伦理取向。
3、政治伦理主导下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
在我国，现有的媒介伦理规范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中国传播学界泰斗级人物闵大洪在回答记者提问“网络新闻奖评选有什么样的特点？”时，就明确指出：“与传统媒体新闻奖奖项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政治层面的导向原则，作品必须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落实‘三贴近’报道方针，社会效果好。”④
在25件网络评论奖获奖作品中，政治伦理仍旧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指挥棒，与政治相关的评论占到总获奖数量的40%。其中，牵涉到国家立场的、与时事联系紧密的评论，仍坚持“政治优先”原则。《DalaiLama'shigh-degreeautonomyfortibet"meansoverthrowingChina'ssocialsystem》（第18届，二等奖）、《埃尔多安要为自己的谎言负责》（第20届，三等奖）更是在中央外宣办的指示下，应时而生。
但是，从这五届获奖作品也可以看出，当下优秀新闻作品不再是政治的近亲。获奖作品在题材上呈现多样性，小到洪战辉个人的顽强不息，大到政府执法部门公正执法，这是伦理规范多元化的有力保证。获奖作品意识形态色彩转淡，政治话语的统治地位基本消失。网络评论既是政治领域的评论，也是网络舆情的集中体现。
4、批判声中的媒介伦理规范
与中国其他新闻奖不同，网络评论奖已经走出“报喜不报忧”的歌颂式模式。质疑声多于赞扬声，力求公正、客观的专业道德规范。连续五届的获奖内容统计如下：
由饼状图得出，我国网络媒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媒介伦理向专业化发展，力求报道的客观、公正。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疑占到其获奖作品的60%，其中对政府行政、执法部门由于办公不利产生负面影响的质问成为主要内容。
在《“华南虎事件”能否成为一个契机？》（第18届，二等奖）的报道中，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事件有关部门的“缺位”和“失语”，既体现了专业媒体人“不畏”“不媚”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弘扬了“以人为本”的主流价值观。《反思九江塌桥人人称职为何却桥毁人亡》、《大桥坍塌的中美调查之别》（第18届，三等奖）两篇评论针对2007年塌桥事故频发，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抨击国内政府部门对事故责任相互推诿的现实。媒体人正逐渐完成由“喉舌”到“望者”、“守望者”的完美转变，努力做到准确、及时、公正、客观地向公众报道真实事件。
二、网络评论奖的伦理现象
1、议程设置
我国的新闻伦理道德建设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伦理道德思想为蓝本，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②办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乃是新闻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③尊重事实，维护新闻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④新闻工作者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思想品德，报刊要注意思想性；⑤保持廉洁自律的记者形象，反对新闻报道受金钱的奴役和左右。⑤
政治伦理的首要性为新闻伦理的发展设置议程，这在历届的网络评论奖中亦不例外。纵观每一届的新闻奖获奖作品，基本可以得出当年的舆论导向。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届网络评论奖都会选择一个与时政相关的评论，通过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关注当下敏感的政治话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之际，我国媒体聚焦中日关系；网络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严重，亟待规范之时，“和谐”理念开始四处传播；在达赖、等、分子分裂国家的反动活动猖獗，国外出现时，网络评论奖的获奖作品与国家宣扬的政治立场相互辉映。
不难看出，政治伦理和利益成为评判新闻作品的重要标尺之一，由此而来的是政治干预下的议程设置，即关注应该关注的重大事件。“应该关注”、“重大事件”这两个关键词的限定则由政府权衡。
2、意见领袖
政治伦理的干预决定受众“关注什么”，接下来“如何关注”便是网络评论的精髓所在。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激情加理性才是我们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⑥在“恶搞”之风盛行之时，倡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网上‘恶搞’之风，坚持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为建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和谐网络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⑦面对国内外，意见领袖应担负起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使政治伦理社会化的重大使命。
三、网络伦理与媒体职责的统一
对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拉斯韦尔提出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三大功能，赖特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娱乐功能”，形成至今被普遍认可的“四功能说”。媒体作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被誉为“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如此之重的头衔，其社会责任之重可见一斑。
网络评论奖的获奖作品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履行媒体职责，带有社会伦理和网络传播伦理双重属性。历届的网络评论获奖作品都可以被称作社会的“望哨”：作为社会有机体，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平衡社会发展；在监测社会环境的同时，履行教育功能，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倡导社会道德伦理，维护民众合法利益，在鼓励和批判中营造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①《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新闻网，省略/it/z/cnnic27/
②陈汝东:《传播伦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7
③杨曾宪,《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J].《吉首大学学报》，2003（6）
④《闵大洪答中国新闻奖增设网络新闻奖评选采访》，“搜狐传媒动态”http:
//news.省略/20060808/n244680373.
shtml
⑤雷跃捷：《新闻理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年，1997：211
⑥《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人民网
⑦《网上“恶搞”有悖和谐理念》，光明网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9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生态；伦理；策略
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必须直面的一个研究课题。同样，网络信息资源中也存在着信息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网络是人与信息的生态系统，也需要我们努力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文试就网络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危机与策略问题作些探讨。
一、网络文化传播之生态危害表现
道德伦理失范。杜拉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由于网络技术的超乎寻常的高速发展，现实的道德规范很难适应这种高速的新环境，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道德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网络生态道德失范问题：黄毒泛滥、版权侵犯、病毒传播、黑客骚扰等。
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网络上充斥着信息垃圾，妨碍了人类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遨游在互联网世界里，就会或多或少遭遇到垃圾邮件、病毒侵蚀、过时信息等的“轰炸”。
自由主义泛滥。网络突破了传播学上人际传播的单向传播模式，而代之以多元联动。在网络中，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行事，可以较少地受到别人的压制和束拘，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王国”。由此，一些禁不住诱惑的人就开始堕入“情网”，并不由自主地越陷越深。
人际关系冷漠。由于网络文化的同律化、标准化、程序化，使人的思维简单化和直观化，致使人们的知识匮乏、审美能力下降。www.133229.com而人际传播关系也不断疏远，人际交往变成了“人机交往”。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入网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网络上。于是，出现了漠不关心现实生活的情状，这样，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油然而生，进而导致人际间的亲情、友情等道德关系的破裂与沦丧。
侵犯隐私与网络犯罪。人们的一举一动会在网络上留下符号烙印，也很容易被追踪，因此让一些不法分子很轻易地获得“网民”的隐私。那些不法的数据采集商利用各种电子手段收集“网民”有关个人的点滴情况，并储存于计算机中，同时出售给违法公司。网络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对网络安全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是最为严重的破坏网络生态环境的行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时有发生。心理失衡也有人称其为“信息综合症”，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症候群。有的因失去信息而感到精神上的匮乏，继而产生信息孤独感；有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成为“信息恐惧症”。
文化霸权危机。“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信息量的80％，而80％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却只拥有信息总量的20％，信息富裕与信息匮乏的最高比例达100：1。信息大量集中于富国的结果，使得信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威胁——信息贫困。”发达国家经由网络向目标国受众不断地传播文化信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于人。
二、网络文化传播出现生态危机的原因
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网络的特殊性有关，也与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有关。
网络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网络文化，“是一种蕴涵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网络技术及网络资源为支点的网络活动而创造的特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网络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这种新兴的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自主性、虚拟性等主要特征。它抛开了人类的肉体，抛却了限制与拘束，只留下人类自由精神的遐想与畅达。
网络生态空间观念的误区。许多人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只是把网络看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体”，远未把网络放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此崇高的程度，至少，在如今，还没有谁把网络看作是人类真正的“第二生存空间”。所以，即使有人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也不会像破坏自然环境那样遭到同样程度的谴责。由于对网络生存空间的淡漠和对网络虚拟性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有些人对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环境问题的曲解。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然而，人们把这种虚拟性常常看成是一种虚幻性，结果导致了理解上的偏误。这与“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理论相比，其自觉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信息崇拜，是指过分夸大信息的价值甚至将其神化。罗斯扎克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对信息的崇拜极其容易造成对信息的滥用、误用，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导致信息膨胀乃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堵塞，从而极大地破坏网络生态环境。
传统德育教学的滞后。网络道德失范不仅仅是网络单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传统德育本身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我们具备比较崇高的道德品质、优秀的素质水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会大大减少出现失范行为的可能性。
黑客哲学的泛化。“黑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视的黑客伦理或黑客哲学。他们怀疑权威，又具有高超的网络技术水平。由于“黑客”在互联网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于是他们成为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对象。黑客哲学要旨是崇尚信息自由共享，反对信息垄断，蔑视权威。这些观念的极端化使黑客在网络中“耀武扬威”。
语言文化霸权的威胁。互联网络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不懂英语几乎寸步难行。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的：“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
这对于非英语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在网上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机会被剥夺了。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强国必然会依据其网络上信息流的绝对优势，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
三、网络文化传播的生态伦理观策略
1．确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生态观念。“‘生态’本是指自然界的万物依自然本来的规定而和谐地处在合理的生命循环之中，是自然界和谐性的一种表述。由于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学界近年将‘生态’嫁接到由人的存在而衍生的‘伦理’、‘文化’、‘哲学’，乃至‘宗教’等文化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等观察领域。”在网络文化传播中，当我们用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网络与网络运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环境系统。
网络生态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点，但它不仅是强调技术因素的网络系统，而是与网络发展有关的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与信息主体共同组成了一个网络运行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强调各因子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所以，在网络系统上，只要某些或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产生整个系统的生存风险，即网络生态危机。在网络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生态文明观念，坚持用生态观念去看待网络运行环境，保护网络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竭力创建以及维护好网络生态运行环境，使网络运行沿着人们设想的轨迹运动，树立人与网络生态运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观念，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2．树立系统的网络生态伦理观念。生态讲究的是整体性与全局性的观念，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网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反映的是人与网络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在这种整体的系统中，“网民”利益与网络利益互相依存，互为作用，具有内在的互动性与紧密的联系性。整体性、互惠性和长远性是网络生态伦理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网民”对网络利益的保护与支持，实际上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网民”对网络利益的损害也即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网络生态伦理要求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基本原则和规范去指导和约束“网民”的网上行为，以便保护网络的顺利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要言之，网络生态伦理观念就是寻求一种适于人类与网络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它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和肯定人类满足与追求其基本需要和合理消费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
3．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对“网民”应不断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他们的公德修养和规则意识，使“网民”树立起信息安全意识，按照安全制度规范操作与处理信息。作为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良好的并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网上环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又生动活泼的德育教育活动，拓展“网德”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4．受众应该加强自律。网络主体要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约束。自律的关键方法是遵循“我为网络、网络为我”、“从我做起”等意识的培养，通过反省，检查克服自己陋习，并在实践中，不断身体力行，这样，才能达到道德自律境界。同时应建构网络监督机制，加以综合治理。
5．持续提高网络技术。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通过一定的技术约束是防止外来信息入侵的较好方法。目前，过滤软件、分级系统、防火墙是当前主要的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的主要手段。如今，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反“黑客”技术等等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将信息安全技术列为国防、科研的重点。在我国，由于网络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更显迫切。
6．建立行业协会组织。2004年9月，新浪、搜狐、网易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成立了中国无线互联网行业“诚信自律同盟”，旨在为积极响应2004中国互联网大会“构建繁荣、诚信的互联网”和“坚决抵制网上有害信息”的号召。结成同盟后，三大门户网站将共同严格遵守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为用户倾力打造“满意的产品质量、放心的资费标准、贴心的客户服务”，并通过此举以及在产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无线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成熟的发展。这对中国网络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
7．确定网络生态原则。“网络社会”应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应该制定一些立网原则，“根据我们的初步探讨和总结，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允许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应成为网络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除外，还应加上平等原则、透明原则、生态原则、伦理原则等。网络受众，必须自觉地遵循这些原则。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篇10
关键词:网络;伦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网络语言传播的特殊语境与网络语言的特点，造成了一些特殊的道德问题，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网络语言伦理来对之予以制约。所谓网络语言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社会中言语表达、语言交流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语言主体之间的道德关系。网络语言伦理的要求包括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本文即为对于这些原则与规范的初步探讨。
一网络语言伦理的基本原则
网络语言伦理的道德原则是网络语言伦理道德体系的总纲和精髓，也是网络语言伦理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网络语言伦理的本质特征。就网络语言的使用而言，人们应当掌握的基本道德原则主要包括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无伤正当利益原则等三个方面。
1、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网上言论自由是公民网络交流的前提，也是网民践行网络语言伦理的基础。因此，网上言论自由权利是每一位网民所享有的正当权利，禁锢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更是非法的。
网络社会较之传统社会而言，拥有更为明显的自由品格，随着基于网络社会“第四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自由有了可以广泛实现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时代，以往那种十分严格地对于信息传播的管理似乎难以实施，网民可以匿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自以为有价值的事实，而且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往往是相对的，二者可以即时换位。互联网提供的这个互动平台，使得网络语言的传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使得网民极为充分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言论自由不等于侵权自由，网络审查制度的不足容易让人们产生网络言论绝对自由的误解。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具体而言，网上言论自由原则至少应设定以下边界:
首先，网上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信口雌黄，言而无信，毫无道义的约束，不能对抗国家、破坏政策、搅乱社会，也不能因为自己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剥夺他人使用这种自由的权利。
其次，网上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必须受到比它更高的社会准则的约束，受到相关法律的规范。
2、尊重他人人格原则
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是指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当得到尊重，不容任何人污辱和裹读，而不论职位高低、财富多寡、相貌美丑、健康与否，不论人种优劣及其文明发达程度。在网络交流中，有的网民弃他人人格尊严于不顾，对发表言论者或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任意诽谤、造谣中伤，有意识地进行狭隘地域攻击，变相讽刺、戏弄他人;擅自公开他人隐私的;利用他人名义，公然散布虚假信息，将他人作为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或替罪羊;对管理员无缘无故进行言论攻击，模仿管理员用户名，假冒管理员或破坏管理员形象。这些现象，都是对他人人格的粗暴践踏。网络社区如同现实社会一样，健康、和谐的环境需要每一位参与者以真诚和关爱共同营造，网友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其它网友的人格尊严，不能一语不和便“拳脚相向”，更不能图一时口快，就对其他人无端攻击。在转发他人的观点或文章时，尤其是涉及第三方个人声誉的文章，应当进行充分考证，不能充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糊涂”。
3、无伤正当利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