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政策篇1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对外经济政策篇2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对外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涉外经济;金融危机;政策应对
一、当前涉外经济行业运行现状
1.对外贸易加速萎缩，行业影响突出
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导致的外部需求下降影响，湖南省外贸继续处于加速下行态势，多项指标出现近几年新低。2009年一季度，全省完成进出口总值20.96亿美元，同比下降24%，比全国平均降幅低0.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76亿美元，同比下降30.6%，比全国平均降幅多10.9个百分点;进口9.2亿美元，同比下降13.8%，比全国平均降幅低17个百分点。湖南出口主要依赖机电、钢铁、有色金属等三大支柱产业，2008年约占出口总额的七成。今年以来，因受国际经济萧条波及影响，这三大产业受影响也最为严重，出口同时大幅下滑。以商品种类看，2009年一季度，湖南省未锻造锰出口下降了60.38%，未锻造银出口下降了84.38%，钢材出口下降17.78%，机电产品出口下降27.32%。以实体企业看，省内某三大重点大中型企业出口同比降幅均在40%以上。
2.入境游客骤降，旅游收汇大幅减少
据银行结售汇统计，2009年一季度，湖南省实现旅游外汇收入989万美元，同比下降了21.07%。入境游外汇收入一直以来为湖南省服务贸易项下的主要来源。然而，受全球经济减速影响，湖南省涉外旅游形势趋于低迷，2009年以来境外游客接待量大幅减少，旅游收汇占服务贸易收入份额也由2008年前的51%降为31%，直降了20个百分点。张家界为湖南省最知名的国际旅游城市，近5年来其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平均在60%左右，国内外游客，尤其以韩国为代表的境外游客逐年大幅度增加。然而，受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张家界的旅游形势趋于低迷，境外游客接待量大幅减少，国际旅行社的入境接待量平均降幅在50%以上。为挽救疲软的入境旅游市场，该市政府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春节游”促销活动，但效果仍不明显。
3.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出超问题显现
长期以来，外商对华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然而受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呈快速下行之势。以湖南省为例，2009年一季度，全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2个，同比下降了8.86%，其中第三产业更是快速下降了45.45%，且无论从引资数量、规模看，均创近三年新低。与此同时，资本流出快速增长，出超问题凸显。2009年一季度，全省资本项下售汇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9.13%。由于当前海外市场要素价格处于相对低位，投资机会增多，湖南省有实力的企业适时加大了境外投资力度，对外投资活跃度提高。一季度全省境外投资合同额同比急剧增长了12倍。此外，资金从股市撤资现象凸显，且整体规模相对较大。如英国佳卓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就再次抛售湖南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得2800万美元汇出。
二、后续经营矛盾更趋突出
1.整体出口压力仍存，行业分化明显
湖南省对外贸易以资源类、低附加值的矿产等出口居多，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要素价格大幅波动、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大背景下，扩大贸易出口仍将面临较大压力。从企业出口订单调查情况看，90%企业2009年1季度订单量低于去年同期，但从长期看，出口形势呈现出行业分化的特点。一方面，以湖南工程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危机背景下，性价比优势得以体现，对国外高端产品的替代作用明显。另一方面，资源类、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行业，其未来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由于这些行业产品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出口在较长时期内难有恢复。如湖南某钢铁企业，2009年以来，由于在国际钢材价格大幅下跌，海外需求锐减的恶劣环境下，3月份出口订单至今尚未落实，即使企业有出口定单，也将面临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的窘境。
2.延期收汇增多，信用风险陡增
受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境外银行普遍增强了信贷收缩力度，致使境外用汇企业资金链紧张，境内企业原本通过出口预收、延期付汇等方式获得的融资变得愈加困难，相反，境外客户开始要求延期付汇，导致境内企业回款期限普遍延长。2009年一季度，湖南省仅出口项下延期收汇就占到了当期出口总收汇额的40%以上。此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对其外汇收支实行了更为严厉的管制，导致境外客户正常经营发生困难，履约支付能力下降，更对国内企业回款逾期现象雪上加霜。如长沙某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北非、中亚等国家的产品出口，由于这些国家采取了加强外汇管制的措施，致使公司回款速度明显放慢，信用风险陡增。
3.融资难矛盾突出，企业资金营运压力增大
受企业回款速度放慢，信用风险陡增影响，迫使银行放贷更加谨慎，加剧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信贷链面临“断裂”的危险。以张家界旅游行业为例，2009年以来，该市各大国际旅行社为挽救疲软的入境游市场，均实行对外垫款接团且垫款金额越来越大，造成旅行社资金普遍周转困难。期间，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虽然出台了加快张家界旅游发展的金融服务举措，引导银行选择竞争力强、信誉度高的国际旅行社开办授信业务，以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旅行社流动资金困难的矛盾，但据调查了解，到目前为止，仍有90%的国际旅行社存在贷款需求，而外汇指定银行难以满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旅行社普遍缺乏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必要条件。如张家界20家国际旅行社中，有房产的仅有一家，其他均为租房办公，大多数旅行社靠银行融资基本无门。
4.汇率风险加大，竞争优势弱化
从前期汇率波幅看，尽管人民币保持了对美元的相对稳定，但由于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对美元实际大幅贬值，导致人民币对全球多数货币实质上大幅升值，国际竞争力削弱。一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引起价格上涨，出口困难。二是相对于俄罗斯、印度等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成本呈大幅走高之势，引资能力相比这些国家明显下降。三是汇率波动加大，导致企业成本核算更加困难。如湖南某船舶公司船用钢板一度从去年每吨4000元左右猛涨至7500元上下，然后又大幅回落至原位，今年一季度又再次上扬至每吨4500元以上，给企业经营成本核算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扰乱了企业原有的出口经营策略，企业防不胜防。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政策应对
1.政府应适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在当前国际需求不足，企业对外营销困难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应以市场服务为导向，规划长远，减负减压，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让企业渡过难关。如紧密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和潜力产品，对“专、精、新”等龙头产品进行重点扶持，使其迅速发展壮大。积极引导规模以上企业建立统一的集团营销网络体系，解决目前企业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行业整体利益严重流失的问题。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适度提高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退税率，增加国际产品价格竞争力，建立承接产业转移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进当地外向型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2.企业自身应注重强身健体
一是应加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要改变简单重复、低效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推动产品更新换代，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二是开源节流，控制好成本。核心是做到没有边际利润少生产或尽量不生产，既要保持生产本身的调节，更要根据市场订单情况进行适时调节。三是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要积极开拓除美国、欧盟等传统出口市场以外的新兴市场，以新的市场增量弥补原有市场存量。同时，灵活结算方式，降低交易风险。四是面对重新组合的机会，有实力的涉外企业也可进行一些战略性的并购，以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和实力，促使经营模式由分散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3.银行应提升服务水平
银行应加强对涉外企业的金融服务，找准信贷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增加有效信贷投放，不断推出适合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新产品，指导企业加强汇率风险防范，减少企业汇兑损失。一是明确支持重点，降低信贷门槛，灵活信贷条件，改进对中小外向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适度放宽授信放贷额度或权限，对一些产权关系明晰，市场前景看好的外向型企业，通过创新信贷品种支持其发展。三是积极推动避险工具的开发与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汇率避险工具操作，减少涉外企业的汇兑损失。
4.外汇管理部门应加强调研与调节
要根据当前涉外经济体经营实际，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适时调整或放宽相关外汇管理政策，以支持企业走出困境。如贸易货款待核查、预收货款比例等政策，该政策对当时敦促企业如实办理出口收汇、“关注企业”预收汇现象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抑制作用，但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趋势已显现逆转，涉外企业面临出口收汇风险反而加大、融资困难的矛盾也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或放宽相关政策，加快企业的收结汇速度。此外，还应实行更为务实灵活的汇率政策，必要时，应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和招商引资吸引力为前提，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适度贬值，防止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再度出现国内流动性泛滥的现象。
参考文献：
对外经济政策篇4
abstract:inrecentyears,withtheaggravationoftheglobalclimatechangecrisis,lowcarboneconomycloselyrelatedwithgreenhousegasemissionmitigationhasbecomeaneweconomicmodeltomainlyresearchanddevelopinmanycountries.onthebasisofanalysistolowcarboneconomypoliciesandpracticesofdevelopedcountriesincludingUK,USaand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india,somesuggestionsonthepathandmeasurestodeveloplowcarboneconomyinChinaareprovided.
关键词:低碳经济;政策;实践;启示
Keywords:lowcarboneconomy;policy;practice;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1-0183-01
1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实质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全新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理解这一概念及实质,有助于我们明确各国在减排实践中的主要路径选择及政策制定依据。
由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减少(或减缓)以二氧化碳为主要成分的温室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息息相关。
2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2.1英国:从计划到行动的统一筹划通过近10年的发展,英国已逐步形成了以碳交易市场为基础,由政府主导,企业、公共部门及居民为主体的“低碳经济”基本运作体系,从而为英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可以看出,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英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原动力;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制定一整套低碳经济发展计划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或约束机制是英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思路;税收、碳基金等则是推动减排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
2.2美国:奥巴马时代的“绿色新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签署了以发展新能源为重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不断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制定了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出台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等,这一系列措施被外界称为奥巴马的“绿色新政”。
“绿色新政”首先确立了本国的低碳减排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并到2050年再减少80%,到2025年时,让全美国25%的能源来自于风能、核能和清洁煤炭等清洁能源。其次,将应对气候变化和研发清洁能源及提高能源效率置于优先地位,并在可再生能源、节能汽车、分布式能源供应、天然气水合物、清洁煤、节能建筑、智能网络等领域探索出一个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创新战略。
2.3印度: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在太阳能计划方面,印度正着手建立大型太阳能源发电站,并研发如何对太阳能进行储存;在提高能源效率及可持续生活环境计划方面,主要是改善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加强对城市开发中废物的管理及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方面,实行对水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加强水资源保护;在喜马拉雅生态计划方面,主要通过与邻国(如中国)的合作,开展生态建设技术方面的研发;绿色印度计划主要是植树造林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33%;农业可持续发展计划强调通过开发新的农产品、改革现有的农作物播种方式并使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让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计划方面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资助高质量的专题研究,成立专门的气候变化及相关专业研究机构等方式,促进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
3对我国的启示
从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提上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方面通过法律支持及财政补贴等形式积极鼓励低碳新能源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碳税或生态税等形式对高碳能源的消耗进行约束,同时出台相关措施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能源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不可避免。因此,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与措施必须首先考虑我国的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而不能一味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思路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一次能源的生产还是将以煤炭为主,这使得我国不再具备廉价利用国际低碳能源的条件,同时,国际社会对碳减排指标的确定和分解实质上是对碳排放权的争夺,因此,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使得我国资源供应和排放权得到保障。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材、水泥、电力等产业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动产业,但也是“高碳”产业。因此,为了降低碳排放强度,必须推进产业结构向两端延伸,一方面从设计方面改进设计方式,实现生态环保型设计,另一方面从销售入手,利用网络的力量构建品牌和在线销售渠道。同时,推进高新技术对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的改进,降低GDp的碳强度。
大力推进低碳健康的农业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农林剩余物的综合利用程度,减轻焚烧对城市和机场周边的环境污染;加快太阳能和沼气技术的推广普及以增加农村能源供应等。
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尽管我国还将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但面对气候变化危机这一挑战,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靠自主研发碳捕集与碳存储(CCS)技术,大力推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项目,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和减排行动中的发言权。
参考文献:
[1]庄贵阳.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经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07(9).
对外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名义经济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1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深远发展――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1］。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条过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当具备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时，又面临着一个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然而，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充满了抱怨和责难，形成了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端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未来与发展的因素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本文主要是对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制造”问题及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制造是依靠隐形的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所谓隐形的优惠政策指的就是资源要素价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的价格。因此在这样一个价格扭曲的环境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大量补贴给了外国的商人和消费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挣了一点微薄的利润。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对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物流费用增加，令原本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成本的提升，本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形式更加严峻。因此，中国制造这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宏观层面上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巨大考验，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与“中国制造”问题相关的是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难题：第一，是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关总署宣布贸易顺差规模已明显缩小，6月份出口增速从5月份的28.1%放缓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2］。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出口优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汇储备。1998年至今外汇储备上涨了11倍，达到18088亿美元。2004-2007年，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亿美元。受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的财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持有其债券达3,760亿美元可能会受其影响而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较大损失。巨额贸易盈余投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居民生活水准。第三，是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三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1%；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54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7%。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制造”更为艰难。因此，人民币是否继续快速升值疑虑重重。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业自身发展，二是要靠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经济滞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艰难选择。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一个并非虚构的例子
目前，“要素禀赋论”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扩展，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注：关于“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劳动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资本要素（如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现实性。）
，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代替要素流动，从而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配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各国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且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按照“要素禀赋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实践的结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和原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断疲软的情况下，过多的外汇储备遭受贸易损失。
造成这种新古典贸易理论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
观的脱节。因此，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例如，国际资本的流动显然是货币的流动而非机器或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直接联系资本的流动，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直接相关；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实物而是与美国的利率、汇率以及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货币是面纱；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没有国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国家的性质。它设计的是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赖于国家的重要特征，如对技术输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3］。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实际上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账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正如“要素禀赋理论”所讲的，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而美国则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之后通过贸易使两国得到互惠。假设中国和美国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同，如生产一件服装需要1单位的劳动；美国生产一架飞机需要100单位的劳动，中国则需要1000单位的劳动。因此，美国把劳动都用于生产飞机，中国的全部劳动力则生产服装。显然，在1架飞机交换100～1000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确定交换比例还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关的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或者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是无法讨论供求的。我们可以假设随着交换的进行，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动，最终飞机和服装会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进行导致两国工资率趋近。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的，但前提必须是两国有相同的相对价格。现在，我们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假设，美国除了生产飞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如计算机。美国将把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用飞机与服装交换来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即计算机比服装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对中国来说，飞机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样就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两国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拉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20世纪50-70年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则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时期，中国出口了低附加值产品，甚至是矿产原料，虽然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是当前资源日益受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比之前高出数倍的价格再出口到中国。因此，支配国际贸易的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中国的贸易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改善技术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战后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引进技术，但是却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这种进口替代虽然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无法改变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口替代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引进技术的主要方法，如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和化工设备。这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国家对出口不仅进行补贴，而且出口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已经极低的价格。这种进口替代使我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则把中国作为转移夕阳产业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国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困难。
提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手段是直接引进外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变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资开始不断流入中国。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推动技术进步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和坎特维尔（Cantwell）的观点［4］，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还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这时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着技术的累积，一国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累积，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在引进外资中更好的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实际上是由于我国的低工资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对东南亚国家原有美国市场的占领；巨额顺差为人民币升值奠定了基础。
上述问题联系到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本国人民节衣缩食，大量消耗了本国的资源，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反而换回了一个坏名声。我们用上述理论不难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陷阱。按照美国3%、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以及1：6.7的汇率，美国收入增长的部分将越来越多的购买中国的产品，这将使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美国可以利用这种高收入来吸引和开发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恶化贸易条件。这种供求的变动也会使人民币不断贬值，而即使中国的就业可以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会增产不增收，因为美国对服装的需求在一定时间是给定的。同时，这种两国收入的差距对于中国引进外资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比中国对高新技术产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品只是美国市场淘汰的低技术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对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谜”的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进出口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远低于中国的90%。是美国的开放程度低于中国吗？显然不是。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四倍（注：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人民币，按照1：7的汇率相当于35231亿美元；美国2007年140808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购买中国所有的产品。如果中国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原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将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还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经济也将严重下滑。在整个中美贸易中，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战略是鼓吹自由贸易和全面削减关税。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并获得巨大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显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但是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而且是在没有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国家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和剥削。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刚刚以失败告终的历时七年之久的多哈谈判。谈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盟和美国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而欧盟表示削减60%农产品进口关税已是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美国则表示只能将其目前每年17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削减20亿美元。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指出，按照“对等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削减工业品进口关税，以及开放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市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早已经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了。
四、现阶段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在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1985-1996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义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出口对GDp比重，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1996年之后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和占GDp40%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直接造成中国经济受国外经济周期和冲击影响较大。“中国制造”难题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动。为了克服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冲击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和稳定汇率。国外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经济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
市场潜力是以货币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决定市场需求。当把经济增长率作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汇率――只有汇率不变，名义经济增长率对于国外投资来说才有意义。尽管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有利，但问题是技术水平。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讲，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内需求和就业，突出体现在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减缓。考虑到引进外资与在出口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保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促进国外直接投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种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替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对于我国引进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外国投资，却提高了外资的进入成本。如果提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可以在外资进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国内市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外国投资的利润率。1992-1996年来自于中央银行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国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术进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是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快速名义经济增长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环［5］。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时，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如果资本项目放开，国际资本必然会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受“支配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目前，我国GDp总量和货币供应量按照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对比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就更小了。这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一旦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和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能保持独立性。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国对汇率的控制是不能放弃的――不能控制汇率就不能控制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政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较多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则主要取决于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水平则是次要的。对于我国开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完全不必要。只有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加深，才需要重新考虑适当的比例。与之相联系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资本项目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央银行对汇率和利率的绝对控制对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1990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的是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扩大了一倍多，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长到6.7%，也扩大近一倍［6］。曾经过分依赖出口的东南亚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破产了，中国持续这样的模式将来也会有危险，因此必须主动改变发展模式。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制造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以深圳为主要城市的产业升级开始向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转变，以解决对“中国制造”的冲击。虽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产品附加值，减少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够的。对宏观经济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加快城市化和农村货币化。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通过提高投资增长率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率、减少贸易损失。
由于人民币汇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由于目前外汇储备非常丰富，对于加强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总体设计使资本市场和银行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目的在于，使作为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免受资本市场的波动的影响，从而通过把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在资本市场领域而保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防止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被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严格限制国外资本进入商业银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虑到一旦我国启动高速经济增长将遇到的问题。要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调整目前我国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保险等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保持我国资本在这些领域中的绝对比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要适当放慢。
参考文献：
［1］晨曦.从“中国制造”中解套［J］．创新科技，2007(0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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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欣,郭金兴．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5(3):21-25.
［4］吴汉嵩.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85-87.
对外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
abstract:withtheglobalizationoftheworldeconomy,onenation'smacroeconomicpoliciesaffectothers'moreeasily.soitisnecessarytocoordinatetheirmacroeconomicpolicies.inthe1990s,chinahadsomeinstructiveexperiencesaboutit.afterenteringthewto,chinashouldemphasizethepolicies,suchasexchangeandtradepolicies,tocoordinateothers'intheworldsoastoadapt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conomicglobalizationmacroeconomicpolicies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mix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汇率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环节，它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金融资产流动机制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在协调国际经济时各有利弊。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容易与货币金融政策冲突，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浮动汇率政策则可以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而改变，但它可能使货币政策反复无常地波动，也更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我国实行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实际类似于固定汇率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它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弊端将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就有过几次冲突：1994年至1996年，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外汇占款增大之间的冲突；1998年因东南亚危机而使我国出口减少与汇率政策不变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因国内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过热的美国经济形成的本外币利差以及汇率政策稳定之间的冲突；2000年至今，汇率政策不变与扩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并融入wto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我国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放松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还可以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下，使之从属于国内货币政策，从而达到内在的协调一致。
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积极运用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往往会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鼓励出口，保护国内经济。因此，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wto规则范围内执行合适的贸易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内容。我国要学会在关税逐步下调的条件下，宏观调控进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结构；也要利用wto允许的政策鼓励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下，外资政策也可以发挥国际协调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lawrencerobertklein曾预言："中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很多的外来资本将涌入中国，这将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中国很多经济学者对此也保持乐观的看法。事实上，我国加入wto后还要加强对外资的调控和监管，特别是要学会调控"投机型"外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债务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财政政策的一项内容，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债务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外债数量在增加，1998年为1460．4亿美元，1999年为1518亿美元，2000年1457余亿美元，2001年1701亿美元。当然，我国外汇储备也在增加，1998-2001年分别达到1450亿、1546.7亿、1655.7亿、2121.6亿美元，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均在国际标准之内。但是，加入wto后，我们要合理安排外债结构，注意外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防范金融风险。
四、简短结论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协调配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而相机变动的。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在积极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协调国际经济时要注意几点：①货币政策可以采取钉住主要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办法，确立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单一目标。②相机使用汇率政策工具，可以使用比较宽松的汇率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一方面防止国内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为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③贸易政策要坚持量出为入的原则，在wto规则允许下调控进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④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与国际上机构性协调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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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政策篇7
这种盲目、自发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如，市场机制还会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企业内部行为经济性与其外部行为不经济的对立等现象，同时在社会领域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自身固有而无法避免的缺陷，都会破坏市场作用的发挥。所以，经济运行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与管理，以弥补或消除其缺陷，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的，针对不同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政策在具体实现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等工具来干预经济的运行，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等三大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但是从实质上讲，各种手段、工具都是通过对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调节来实现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又因为在短期内影响社会供给总量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都可视为不变因素，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来调节总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紧缩的缺口，引起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此时政府就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则会存在膨胀的缺口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政府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来抑制总需求，促使供需趋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或松或紧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到投资领域。投资是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经济出现过热局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紧缩性政策抑制过度需求，如增加税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等，对投资者来说势必增大其筹措投资资金与投资物品的难度，降低其投资收益水平，因此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反之，景气不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与利率、增加进口等，都将会刺激有效需求，投资者此时投资不仅易于筹措资本与投资品，还可降低投资成本，所以投资需求将会增大。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预测政府针对不同经济运行态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发制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稳收厚利。因此，对投资者来说，经济政策分析技术构成了宏观分析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经济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骤是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种类等等有全面认识，才能知道在何种经济形势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预测。其次，是对现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实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种成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在哪些领域失去效用等，为预测下阶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础。最后，是对计划年度政策目标及政策目标选择的预测。前面已经讲过，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国内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等。因此，投资者进行预测也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
关于经济政策分析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即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必须结合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方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无本之木，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经济环境之中，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因而只有在深入了解整体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分析各项经济政策。
主要经济政策
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与外贸政策。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政策。
（1）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准则。政府财政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因此，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管理财政收支的准则。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从宏观上对构成经济活动要素的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进行的管理，其中，对资金的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约着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而这一财力管理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来实现的。
其次，财政政策体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分配管理。财政是国家从宏观上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通过对一定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的分配，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生产结构，使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一部分生产成果进行分配，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平衡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得以稳定。
具体地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指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实施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本世纪4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分就业曾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导致了后来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所以，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多目标经济政策，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公平与资源优化配置等六大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与经济政策目标应是一致的，那么这六大目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第一，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每一个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有工作。从更广泛的范围讲，充分就业又指现实的、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不存在闲置无用的资源。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它指的是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从财政角度讲，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指财力资源流向和流量的优化，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实施资金分配，调节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向，使之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物价稳定。它指的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
第四，经济增长。它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
第五，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与它国之间进行的各种经济交易的收支平衡，具体体现为一个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外汇汇率，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六，收入公平。对于“公平”究竟应如何理解，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确定的认识。对“公平”的认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而且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阶层成员间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甚至同一国家和地区、同一阶层的成员在不同时期对“公平”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公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在现阶段，就大多数人来说，对“公平”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收入与义务应成正比例变动，收入多者承担较多社会义务，收入少者承担较少的社会义务。
②财政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选择的具体工具或方式方法。财政政策手段的选取以有明确可行的财政政策目标为前提，而且必须以政策目标为转移，即它必须是既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意义。一般说来，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
第一，预算。国家预算是财政政策手段中的基本手段，它全面反映国家财政收支的规模和平衡状况，综合体现各种财政手段的运用结果，制约着其他资金的活动。国家预算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家预算收支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通过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预算支出的结余预算政策进行调节，预算结余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需求总量；反之，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赤字预算政策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和消费。另外，通过调节国家预算支出结构还可调节社会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例如，调整预算支出方向和不同支出方向的数量，促使形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或者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形成相应需求结构以影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等。
第二，税收。税收是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影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可以支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调节各种收入，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第三，公债。公债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政策手段，具有有偿性是其根本特征。政府通过对公债发行数量与期限、公债利率等的调整，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可以从宏观上掌握积累基金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可以调节资金供求和货币流通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
第四，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财政投资与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基础工业部门与基础设施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或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利息补贴与生活补贴等，它具有与税收调节方向相反的调节作用，即增加补贴可以刺激生产与需求，而减少补贴则可以起到抑制生产与需求的作用。
③财政政策的种类。财政政策种类繁多，为了全面认识财政政策，更好地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应该对财政政策的分类有所了解。
对财政政策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
第一种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影响，将财政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赤字，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亦称赤字财政政策。在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经济学家都强调预算平衡的重要性，把年度预算的平衡视为财政是否健全的标志。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恢复经济，使得财政赤字逐渐取得合法地位，赤字财政政策亦成为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所谓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结余，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是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对策出现的。由于一些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推动了通货膨胀。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力图通过缩小财政赤字来缓和通货膨胀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讲的财政收支平衡，不应局限于年度预算的平衡，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考察财政收支的平衡。在经济周期下降的阶段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增加消费和促进投资。这样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上看，一定是支大于收，从年度预算来看必然会出现赤字。当经济已经复苏，在投资增加和失业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适当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从一个年度预算看会出现盈余。
这样就可以用后一阶段的盈余抵补前一阶段的财政赤字，即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于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财政收支是平衡的，但从各个年份来看，却不一定平衡。
第二种划分方式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经济调节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自动稳定政策与相机抉择政策。
所谓自动稳定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不须改变其政策，而是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政策。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正是由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这一局限性，使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依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来影响经济运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实际上，相机抉择的原则是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适合于财政政策，对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适用。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它是指中央银、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等工具，调节有关变量，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手段。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但是这部分财力主要是指由银行信贷所代表的财力。另外货币政策并不像财政政策那样体现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①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也称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调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由最初的稳定物价发展到今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如前所述，这四大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前面已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②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而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目标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必须选取一定的中间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节目的，同时还可将这些中间变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指示器。中间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
选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即一个合适的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国民收入稳定密切联系，又能为中央银行所控制，且能很快地起到宣示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目前，各国提出的较有影响的中间目标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货币基数、股票价格等，但是，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等三项。这三项指标能较好地体现上述原则，且与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关于利率的有关知识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里扼要谈谈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总额。
第一，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
所谓适度的货币供应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
二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
三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这样的状况：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贷款总规模与信贷政策。贷款总规模及贷款总额，是一定时期内银行以信用方式向社会贷款的资金总量。它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客观的数量关系。适度的贷款总量既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利于货币的稳定。因此，控制贷款总规模历来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对贷款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是规定贷款最高限额，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做法较为常用，即根据国家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情况，由中央银行统一编制信贷计划，再下达给各专业银行。全国贷款总规模及专业银行贷款限额是指令性计划，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对贷款的限额控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进行信贷紧缩和扩张，但管得过死，不够灵活。
其二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影响整个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地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对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其调控贷款总量的重要手段，它会影响到各金融机构运作中形成的贷款规模的大小。
与贷款总规模紧密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信贷总规模。信贷总规模的范围比贷款总规模略有扩大，它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社会直接融资等。对信贷总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制订的信贷政策来完成。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意图，即通过对信贷总规模的调节与控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迅速增长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与一般的货币政策又有所不同，它可以实行结构性倾斜来实现改善结构的目的，而一般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既满足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又不致于经济增长过热而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控制调节信贷总规模，使之符合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二是通过对贷款期限、利率、规模在不同部门中按不同比例配置，调节信贷结构，以支持或限制某地区、某部门的发展。一般而言，信贷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主要有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等。通过对这些产业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保障供给，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谋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还要力争强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后劲。
③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工具就是指为达到直接调节目标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量型间接控制工具，包括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比率，它们通过银行系统管制整个经济的总信贷水平；另一类是选择性的质量型直接控制工具，包括改变法定保证金、消费信贷等，主要用以对特殊信贷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控制。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都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货币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而影响总需求水平。
再贴现是指一般银行在缺少资金时，以其对顾客贴现而持有的票据请求中央银行给予再贴现，以取得资金。而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一般银行的再贴现收取的利率。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证券（特别是短期国库券）买卖活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办法控制银行准备金
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利率、汇率、信贷非常准确、有效，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国家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法定准备金比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
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选择性信贷控制主要用于管理特殊目的的信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当证券市场投机因素激增，股价暴涨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高它规定的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来限制借款购买股票的比重，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中央银行对消费信贷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规定最低保证金和还款期限实现的。
选择性信贷控制除上述两类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价格政策所谓价格政策是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行为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价格政策目标的确立与价格政策手段的选择，其中，前者是价格政策的核心内容。
价格政策作为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一种行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遍性。价格政策不仅是一种微观调节政策，还是一种宏观调节政策。微观调节主要表现为价格政策能够调节利益矛盾和结构，宏观调节则表现为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二是基础性。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经济变量之一，它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工资、利率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动，因而价格政策必然也会影响到工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对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牵制作用。三是相对稳定性。价格政策的普遍性决定了价格政策涉及面广泛，价格变动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价格政策对价格的干预只能是缓慢平稳的。另外，价格政策的实施与其效果的产生对其他经济政策的依赖性较强，必须在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价格政策的这些特点对其政策目标的确立与政策手段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价格政策目标。根据价格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价格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四个：一是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二是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调整价格结构；四是稳定物价总水平。
第一，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价格政策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确立价格政策目标理所应当地把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即通过实现价格结构的合理化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经济有序、稳定地增长，扩大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来实现经济的基本目标。
第二，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要合理划分价格决策权限，科学设置价格管理机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价格决策权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实践证明，这种价格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价格体系不合理和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是一种分散的体制，即国家只管理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的定价，大部分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由供求双方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决定。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价格的机制。
第三，调整价格结构。所谓价格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商品比价关系和差价关系的调整。商品比价是不同商品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内的价格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生产不同商品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商品比价的形成除了受生产不同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外，还要受到供求关系、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常会导致商品比价关系的不合理，使生产某些商品的部门、企业获得较多利润，而另一些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利润却很少，因而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就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商品差价则是同种商品由于购销环节、购销地区、购销季节或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不合理的商品差价会导致利润在不同商品经营者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生产发展，因此，也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
第四，稳定物价总水平。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调节功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条件。价格的频繁波动会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毫无规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运用，还容易引起经济波动。所以，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包括价格政策在内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共同目标。
②价格政策手段。价格政策目标需借助于一系列手段来实现，所以，价格政策手段是构成价格政策的重要内容。价格政策手段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的形式。
这些干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干预形式；另一类是间接干预形式。
第一，直接干预形式。所谓直接干预形式就是国家直接规定价格水平，主要包括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两种。在采用国家定价干预形式时，国家是价格决策的主体，直接掌握价格决策权并决定价格变动。一般说来，国家定价干预主要是为了实现一些社会政策目标，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其范围限于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如邮电、铁路、煤气、电力等，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运行影响极大，但投资规模大、风险高、收益低，非国家投资无法经营。因此，按照谁投资经营谁定价的原则，这类产品应由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与国家定价不同，它只是国家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或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最高、最低限价，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企业拥有最后定价权。
国家指导价干预主要是针对一些未来供求难以预测，供求变动易因价格变动而大起大落的产品和劳务。对其实行直接干预有利于通过价格在特定的范围内变动对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供求进行调节，以避免价格剧烈变动、供求剧烈变动造成生产资源在配置过程中的浪费。
第二，间接干预形式。间接干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采用的干预形式，它是国家借助补贴、税收和国家对市场买卖活动的介入等干预价格的手段，所以，间接干预总是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相伴而行的。国家通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价格补贴可补偿由于低价格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从而支持某种产品的生产；通过增加或减少税收可增加或减少各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从而使他们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减少或增加生产；在掌握相当数量商品的情况下，通过以商品买卖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变动的方向及其程度。可以看出，在几种主要间接干预形式的实施过程中，财政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4）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国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另一类是国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均衡发展。
这两个目标是整体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两根支柱，两者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离不开国内经济的支持，而要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离不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使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就成为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涉及的内容很多，限于篇幅问题，无法一一讲述。这里只摘要介绍其中比较重要，同时又对投资者影响较大的两部分内容，即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与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
①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国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标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一般由提高出口效益、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构成。
第一，提高出口效益。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进口的基础，而且也是开展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基础。而出口效益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前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出口的商品、劳务、技术等总是一个定量，如果出口效益较高就可使相同数量的出口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从而为以后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或者说，就可使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出口效益较低，为获得一定数量的外汇收入就必须加大出口数量，但它又受到出口能力的限制，这样，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就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必须追求较高的出口效益。
第二，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是构成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外资和外汇毕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合理利用外资和外汇，提高其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较高，就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反之则难以发挥外资与外汇应有的作用。因此，提高外资和外汇的利用效益，便构成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目标的重要内容。
第三，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该国的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它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如果国际收支是不平衡的，它将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尽管可以说，一国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或小于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国际收支差额来弥补，但长时期的国际收支差额终究是不能维持的，终究也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和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依据。可以说，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目标进行的，都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就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首要内容。
②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在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中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些手段既有经济手段，也有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一些：第一，财政政策。运用财政政策来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和税率的高低来间接影响和调节进出口与国际收支。因为财政支出和税率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变动，进而引起价格变动，使得进出口和国际收支发生变动。因此，当一国需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扭转国际收支逆差时，政府可削减财政开支或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迫使物价降低，使出口商品成本下降，出口商品因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同时，受国内物价下跌影响，一部分需求弹性较大的进口品不能维持原有利润，因而减少或停止进口。反之，当一国需鼓励进口、抑制出口，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可通过运用相反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必须考虑到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因为财政支出减少和税收的增加容易引起工商业衰退与失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与税收减少则易导致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政策。运用货币政策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动间接影响贸易进出口、资金流入和国际收支。当一国需鼓励出口和资金流入，限制进口和资金流出时，政府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必然使得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必然会吸引国外资金流入国内，抑制国内资金流出。这两方面作用最终会使国际收支逆差消除。反之，当一国需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通过降低再贴现率就可达到目的。
第三，汇率政策。运用汇率政策管理对外贸易与经济主要是通过汇率的变动来影响贸易进出口和资金流出入。因为汇率的变动一方面必然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使进出口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必然引起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变化。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外汇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逆差，也可通过降低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顺差。
第四，外贸直接管制。外贸直接管制又可分为商品输出管制与商品输入管制。商品输出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定制度、采取一定措施来鼓励或限制商品输出，如采取出口津贴或出口许可证等措施；商品输入管理则指政府通过制定一些制度或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商品输入。相对于关税手段而言，商品输入管制的制度和措施可统称为非关税壁垒。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关税应是商品输入的主要管理手段，这样许多非关税壁垒措施就应取消。但实际上，世界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都在程度不同的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的有进口限额制、自动出口限制、反倾销、外汇管制等。
第五，关税。关税是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具体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优惠税等。进口附加税往往是为某种目的，如减少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国商品倾销或对某个国家实行歧视政策而临时征收的关税。差价税是对低于本国商品国内价格的进口商品按进口价与国内价的差额浮动征税。优惠税是对某国或某地区进口的全部或部分商品的关税给予减免优待。优惠税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以是互惠的。
经济政策有效性评价
了解各项主要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评价现状和预测未来做铺垫，因为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分析总是围绕其政策目标、政策手段与工具等进行的，对各项政策的功能特性有一大体认识，在评价和预测时就易于把握大方向。
（1）评价经济政策的步骤一般说来，分析评价各项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定评价分析的标准。一般说来应以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为依据。
第二，比较各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评价政策手段的有效性；有时还应分析由于某项经济政策实施给其他方面带来的间接影响。
第三，根据上一步所得结论，结合新形势的新要求，预测下一阶段可能会实施的政策。
（2）评价经济政策的原则为保证评价效果正确、有效，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必须坚持下面两个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都是多元的，那么其效应必定也是多元的；另外，政策效应不仅包括经济效应，往往还包括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对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必须考虑到各项经济政策的各个目标的实现状况，不能只要增长不要稳定，也不能只讲规模忽视效益，等等。必须从多方面、从整体上评价政策效应的好坏，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某一政策实施所造成的后果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为下阶段的预测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是客观性原则。所谓客观性是指评价应有客观标准，不能只从主观出发来判断效应的好坏。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所处地位、环境、自身实力等有差异，出发点往往各不相同，如果全凭主观判断，很可能对同一现象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显然不利于发现真实的客观状况。因此，评价政策效应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尽量让数字与资料来说话。
（3）评价政策效应要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评价政策效应应考虑到政策的机会成本的大小。所谓政策机会成本是指经济政策实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效益。这可以用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来衡量。这一代价可以是物质代价，如人力、物力、财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价，如由于政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举例来说，如果政策为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而对城镇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在总量资金一定的条件下，必然意味着政府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要相应减少，特别是减少了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这会使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受到一定影响。如果为实现物价稳定而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政策是不成功的，在下一阶段很可能就不会再采用这一政策。
第二，在进行评价时还应考虑到另外一个具体的问题，即经济政策效应的间接性问题。经济政策往往从其政策目标或手段本身无法直接反映出来，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指标间接反映。例如，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目标来说，“优化”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的人对“优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要求把它转化为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才便于作出客观判断。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种类繁多，反映这些目标的指标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等六大宏观经济目标作一介绍。这是因为，各项经济政策均以这六大目标为根本目标，那么其实现状况显然可以反映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效益的提高，由此，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和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就成为观察资源是否优化配置的标准。如何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本章第二节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反映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从宏观经济角度讲，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生产要素综合投入量的比率。这一指标可反映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表明资源使用效率越好。更具体地讲，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概括起来可分为劳动力与资本（或资金）两部分，那么与之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也可分为两个部分生产率比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与资产产值率，它们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综合投入量或资本综合投入量的比率，用以衡量单要素投入所产生的生产效果，从而也就反映了劳动力资源与资本资源的配置状况。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虽然各有自身衡量标志，但它们都体现了在资源有效利用条件下，经济系统地稳定发展，因此，可以把这三个目标综合为一个经济稳定目标加以判断。经济稳定与否在宏观领域最直接地表现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显然，使社会总供求处于平衡的经济政策其效应是好的。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两个指标体现出来。在其他条件许可时，经济增长速度即国民生产总值与即民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表明政策效应越好。
对于收入公平目标的衡量争议较多，目前提出的表示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较有代表性的有洛伦茨曲线、帕累托曲线、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指数等，其中，库兹涅茨指数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库兹涅茨指数又叫相对收入阶层分布，它代表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阶层所占的比重，这就是现实的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
计划年度政策选择的预测
选择与确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项经济政策直接指导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而政府的地位决定了政府行为对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投资者来说，政府政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投资的大环境，从而也就影响到其投资行为的方方面面。
所以，投资者对政府在计划年度将选择与确定何种经济政策进行预测是其制定投资战略、实施投资行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过，选择与确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政府的职责，投资者只能是政府政策的被动承受者，因此投资者在预测时应尽量把自己置于政府即宏观经济管理者的位置上，从政府角度去考虑各项问题，这样的预测才可能更接近实际。
（1）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考虑的几个问题一般说来，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考虑到的：①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以客观经济形势为基点。根据不同的经济状态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以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相机抉择实质上就是根据对经济发展状态的判断来选择经济政策。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二是对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前者是对经济状况的静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直接掌握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寻找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阻碍因素，有利于制定出具有反经济周期性质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对经济形势的动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掌握经济发展的态势，明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加经济政策调节的针对性和选择恰当的调节力度。另外，由于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即所谓的政策时滞，这也要求对经济形势做出动态分析。所以，在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总是结合而行的。
②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选择确定新的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如果政策选取不当，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经济政策这一特点决定了选择新政策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在各项条件都已具备的条件下才可审慎出台。“稳”应该是颁布新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它又可体现为新旧政策之间的承接性与社会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新政策应该是对现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使之更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新旧政策之间跨度太大，二者不能衔接，就可能打破经济运转的连续性，造成经济的震荡。即使是确实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非但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例如，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应把建立浮动汇率制作为我国汇率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发展浮动汇率制所要求的条件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完全满足，那么在短期内就只能着眼于建立一种有限弹性的汇率制度。
③选择与确定某项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该项政策诸手段的配合与统一。各项经济政策其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服从于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往往比较明确；而其效应是一定目标下政策手段作用的结果，因而决定于政策手段。这意味着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指选择和确定政策手段。而每一项经济政策其政策手段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系，它不仅包括种种手段，而且每一种手段都有其调节国民经济的具体方法。例如税收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税收减免等等具体规定影响国民经济，公债可以以发行数量、公债利率、期限等方式调控国民经济，等等。这些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如何配合和统一各政策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就成为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
④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统筹考虑各项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还要考虑到经济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配合。
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因而其政策目标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各种经济政策为实现政策目标而作用于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即其政策手段是各不相同的，各种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例如，银行调整利率水平会影响到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到财政收入。又如，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会抑制社会总需求，造成物价波动等等。因此，要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避免各种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必须要尽力做到各种经济政策的统一。另外，经济政策在影响经济运行的同时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在选择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要考虑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起来，使它们的相互影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对于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下面特别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
①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政策通常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压力大时采用。“紧”财政政策的措施主要是增加税收、压缩支出，“紧”货币政策的措施是提高利率、减少贷款。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②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的搭配通常是在总需求远小于总供给、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即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减少税收、增加支出，货币政策同时增加贷款投放、降低再贴现率等。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对外经济政策篇8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实施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论文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货币政策理论概述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结论及政策建议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参考文献：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2.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讨论，20053.卞志村.我国货币政策外部时滞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3）文章来源：中華勵志網论文范文www.zhlzw.com
对外经济政策篇9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对外经济政策篇10
从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2003-2007年GDp增长率均高于10%。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我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经济成功实现“V”型反转。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然而，现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方面通胀压力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严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要求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有效性视角
近年来，学者们对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围绕财政政策的效应展开论述。
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值得肯定的。章和杰、陈威吏（2008）对经典的m-F模型的假设前提进行修正，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扩张的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郭庆旺、吕冰洋(2003)根据1978-2001年间中国统计数据，利用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抑制了财政生产性支出正的增长效应造成的。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率正的贡献更大。而科学研究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刘溶沧、马拴友(2001)，张海星(2003)，孙磊(2006)等的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且对财政政策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政策时滞的存在是影响政策传导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政策实施力度与政府自身能力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的着力点难以把握，扩张的财政政策往往不能发挥效用，单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行（王玉平，2000）。刘澄、杨成义（2006）还发现，特定的经济环境也是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之一，福利支出较高的德、法、荷兰财政政策失效，福利支出较低的西班牙、比利时财政政策有效。李永友(2006)则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对开放经济下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必须小于其替代效应，这是保证iS曲线斜率为负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供给的利率弹性高于私人部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性，这是保证Lm曲线斜率为正的必要条件；三是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挤出效应要小于财政政策力度，这是保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净效应大于零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稳定性财政政策总是有效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乘数的规模和政策力度净强度。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视角
诸学者围绕这一视角，重点讨论了货币政策调节对实际产出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真实产出有影响，在长期只影响价格而对真实产出没有影响。谢平（2004）利用中国1998-2002的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刘斌(2001)利用1987年1月-2000年12月的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在长期不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但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贷款等会产生永久性影响，而且货币政策冲击短期内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40个月。陆军、舒元（2002）通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Fisher与Seater的长期导数的检验方法，发现中国在1978-2000年期间，产出是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导数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在中国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李凡、殷传陆(2007)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我国投资对货币供给的敏感程度。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中间目标变量，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投资的影响在短期是相对显著的，表现出货币政策在短期的相对有效性。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存在严重障碍，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体的传导渠道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对于不同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王振山、王志强(2000)对我国1981-199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和1993-1998年期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得出了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的结论。孙明华(2004)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技术，对我国从1994年第一季度-2003年第一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m1、Loan和GDp以及m2、Loan和GDp之间的稳定关系，证明了目前在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刘军(2006)以1978-2004的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利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发挥了一定作用，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长期影响。但相对来说，利率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梁晓（2009）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同时发挥作用，信贷渠道短期内对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但长期具有紧缩作用；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虽然同时对价格有作用，但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更为显著。
四、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搭配
米德、丁伯根和蒙代尔创立发展的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对各国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说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iS-Lm模型。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难以将调整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只有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混合搭配才能同时达到内外均衡。内外均衡目标对政策搭配的要求上就可能存在冲突，即所谓的“米德冲突”。他的分析主要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同时也没有考虑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此后，不少经济学家就“米德冲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提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他指出，若要实现n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n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政府能根据丁伯根法则来安排政策搭配。一方面因为很难将政策目标量化，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很难确切地知道每种政策工具对各种目标的影响程度。蒙代尔（mundell,1960）提出的关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他认为，每一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一目标有着相对最大的影响力，因而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他主张以财政政策来实现内部均衡，并以货币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具体模型，分析现实中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问题。如斯旺（t.Swan.1960）和索尔特（Salter.1959）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作用，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并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mundell,1963）和弗莱明（Fleming,1962）把封闭式的iS―Lm模型扩展为开放型的分析国际经济对国内经济影响的m-F模型，阐述了在开放经济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有效性。nordhaus(1994)开创性地将博弈模型引入到政策配合的研究中，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都想充当Stackelberg博弈中的跟随者，在损失函数最小的目标下，政府应当成为领导者。一国内外均衡政策目标会受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冲突的影响。国际间的政策搭配研究主要有Cooper(1969)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williamson(1985)和Krugman(1991)提出的汇率目标区。
国内政策搭配的研究绝大多数沿用的是米德―丁伯根―蒙代尔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以下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注重理论分析，研究两大政策搭配的必要性、问题及策略。如刘锡良(1997)对财政货币政策分层次调控的研究强调两种政策的配合问题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去研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仍然忽略了对外经济部门在两种政策协调配合中的意义。刘义圣(1999)对我国经济反周期调控政策搭配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状况的严峻性和政策搭配的必要性，指出政策搭配需要精细运作和巧妙平衡。此外，他还提出了政策搭配运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实行有弹性的微调政策；二是要注意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区别；三是要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化；四是要注重规避挤出效应。但他的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上。姜波克、傅浩和钱钢(1999)从开放经济下内外经济目标的互相关系出发，研究了解决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多目标、多工具条件下内外均衡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运用多种(五种)政策工具的搭配组合来实现内外平衡目标的一套政策方案。钟丹(2002)对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了一次综述，她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取材于姜波克、傅浩、钱刚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搭配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王景武(2005)对近年来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走势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进行了综述，提出了宏观调控中的问题和政策建议，对我国最新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二类文献注重实证分析，用数据检验政策协调的相对有效性。如晁毓欣(2002)在对iS―Lm―Bp模型公式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对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于货币政策乘数。章和杰、何彦清（2010）在修正的m-F模型的基础上，基于汇改后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有效的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
五、总结
当前学者对两大政策的研究非常多，且不乏参考价值。国内学者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协调配合机制及政策工具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对单个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鲜有学者像章和杰、何彦清（2010）以宏观经济四部门国民收入总公式为突破口，重点讨论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得到启示如下：
（一）对政策子工具的深入分析是提高政策搭配效力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从政策子工具入手，重点研究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各政策子工具的对内绩效和对外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