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措施篇1
第一，实体经济运行的货币支撑不足。近年来，我国新增货币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而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和股票等资本市场的比例不断提高。2000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11.7万亿元、9819亿元、784亿元，比重分别是91.69%、7.70%、0.61%；2009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40.9万亿元、3.18万亿元、2.09万亿元，比重分别是88.59%、6.89%、4.52%。从2011年新增贷款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个人贷款、批发和零售业新增贷款占比分别是27.6%、23.5%、22.8%。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30%，并且考虑到间接融资是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断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贷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此外，在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实际贷款利率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对于许多融资成功的企业而言，也由于融资成本不菲而只能惨淡经营。
第二，以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快速增长。事实上，过去30多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价格等，这是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从而带来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并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上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我国低端劳动力工资进入持续上升期。能源资源价格也持续上涨，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为例，按1990年定基指数计算，2000年为228.4,2009年上升至317.2，年平均增长率为3.72%。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从190.6提高到225.0，年平均增长率是1.86%，只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年均增速的一半。
第三，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对于实体经济的核心制造业而言，其上游行业大多是集中度较高的垄断性行业，这些行业在其初级产品或投入品的价格上升之后，一般都会通过价格上涨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从而导致竞争性制造行业的企业利润减少。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例，2010年，在6个资源性行业中，仅有其他采矿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7.22%）低于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8.3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高达46.52%，是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的5倍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是17.65%、17.35%、17.33%，是工业平均利润率的2倍多；非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10.36%）也高出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近25%。就制造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而言，除了垄断性的烟草制品业成本费用利润高达33.04%之外，其他29个行业中有20个行业低于平均值。
第四，外部需求环境趋于恶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在短期内，发达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有限。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债务规模庞大、继续举绩可持续性不强，难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需求；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流动性充裕，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几乎都没有形成持续的复苏动力。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由于过于依赖政府补贴，尚未形成规模化的自主增长能力。此外，不少发达国家出于保护国内市场和增加就业的考虑，采取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通过干预货币汇率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既是稳增长、调结构的主要基础，又是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条件，还是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阶段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科学发展，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障碍，其中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出了问题。因此，必须把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部署中，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统筹考虑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不同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特性、发展基础和增长前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各实体经济部门协调、有序、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加强宏观引导和协调，成立由有关国家部委牵头的实体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优化配置政策资源。尽快研究制定《实体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科学确定我国主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路线图，合理分解各阶段发展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做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
二是切实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推进金融创新，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部门合理的资金需求。在宏观审慎的原则下，根据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结合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稳定增长，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又对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必要的压力。目前在通胀压力较大、信贷总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优化信贷存量，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健全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务链条，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企业，都能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运行的机制，形成合理的行业利润分布结构，为金融体系加大对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持续发展的产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着力提高各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创新能力。在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必须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要创新研发活动的激励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提高创新强度、加强技术学习的普遍行为模式。同时，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大幅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技术资源向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转化。要根据各实体经济部门的需要，制定实施一揽子创新驱动发展措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进步的市场性和发展，引导企业强化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并且在创新主体和创新路径具有多样性时，协调主体间的行为、指导创新方向。
四是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各行业协调发展。当前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既有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较强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问题。因此，破解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协调的难题，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实施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增强实体经济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下游行业，也要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增强其对上游行业的谈判能力，从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行业利润差距过大的情况。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2
关键词：税法；诱导措施；国际贸易争端
中图分类号：D92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128-02
一、导论
现代税法的发展遵循着所有法律共同的发展路程，同时影响税法发展的因素也繁多复杂。伴随着国家角色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职能的扩张，税法也经历着由程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税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相比，既有其共性，也有特殊性，其对国家财政的保证，对经济的导向作用是其他法律所不具备的，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之一。而我国目前对税法中诱导措施的研究并非焦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对诱导措施的单独研究并无实际意义；并且，对于诱导措施是否有效或者适当，则存在颇多争议，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逐步加深，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为突出。但当今税法中诱导措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之税法中的诱导措施存在广泛，但却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只散见与各个税种的具体规则之中。因此，对税法中的诱导措施有必要进行一些梳理和归纳。
二、税法诱导措施的定义、类型和范围
我国对诱导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税收优惠措施的研究，因此，对税收诱导措施的完整定义并无定论，借用通说对税收优惠措施的定义，笔者认为，税法中的诱导措施是指为了配合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在税收方面相应采取的优惠和抑制措施，以减轻或加重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或抑制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
税法中的诱导措施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税收优惠措施，另一种是税收抑制措施。税收优惠措施通常以税基、税率、税额的减免对从事特定行业或特定行为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照顾和鼓励措施。例如，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对报关出口的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按税法规定已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税收抑制措施则采用税收附加、税收加成、开征新税种等方式。例如，2010年我国开始了房产税的试点工作，在我国楼市价格畸高的今天，房产税的开征无疑对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加强国家监管有着积极作用。
就诱导措施的范围而论，有学者认为税法中的诱导措施仅仅是各个税种实体规则中一部分例外规定。笔者认为，上述看法大大局限了诱导措施的范围。对诱导措施范围的界定，首先应当明确其设立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对现实的实际影响。其次从税法的基本作用来区分，就是明确该规则是以保证财政收入为本，还是以调控经济为本。最后就是对诱导措施的形式进行区分，单纯将诱导措施形式同税法实体规则形式等同起来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某些税种的存在，其本身就是诱导措施的一种，较为典型的如某些国家征收的资本利得税。
三、税法诱导措施规则的法律结构分析
诱导措施的设立和实施包含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征纳税相关主体之间的税收行为的适用空间，以规范诱导措施的实施；而程序规则通过设立如获得行政许可等前置性条件，进而保障和规范适用诱导措施中的税收征纳行为。因此，诱导措施规则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指由诱导措施制度确认和保护的，各方主体基于诱导措施适用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纳税人主体而言，纳税是一项法定义务，纳税人在适用一般税法规则上表现出无选择性和被动性的特征；但在适用强制措施这一特别税法规则上，纳税人具备了选择的条件，有选择就有权利，对纳税人来说，诱导措施制度的存在就是追寻税法平等的可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上，给予应纳税销售额不满足一般纳税人标准的纳税人，可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或者在同时满足具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完整会计制度的条件下也可申请为一般纳税人。纳税人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的税务情况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考虑而做出选择。
诱导措施并不适合所有纳税人，只有一点毋庸置疑，诱导措施的适用必然有其法定要求，以外贸企业为例，其必须满足：向商务部主管部门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向税务机关退税部门办理出口退税开业认定。
就纳税客体即课税对象而言，其作为税法结构中最基本的因素，是区别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诱导措施所涉及的纳税客体繁多，几乎遍及所有税种之中。因此，在可以作为诱导措施课税对象的客体比较广泛的情况下，对课税对象的选择十分重要，通常应遵循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有利于调节经济和适当简化的原则。要保证财政收入就必须选择经常而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课税对象。要调节经济，在课税对象上就不能完全单一。笔者认为，在税收立法上，诱导措施作为一种辅规则，其存在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诱导措施对经济进行适当的调节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使用，同时也是税收立法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法律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对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调整。”引起诱导措施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实质上是征纳双方主体依法适用诱导措施所规制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行为。在税收发展史上，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主要集中在是属于“权利关系”还是属于“债务关系”上。日本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认为，由法技术的观点看税收实体法时，其基本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或债务关系都是不妥的，应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笔者认为，税法的目的首要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其次才是实施宏观调控即优先保证国家利益，其次才涉及私人利益。因此，当今税法体现着公法为主、私法为辅、公私相融的法律关系性质，在税法诱导措施规则中，其主要体现私法性质，这是由诱导措施中主客体的特殊性造就的。
四、诱导措施带来的国际争端及其应对措施
税法中的诱导措施大部分是对某类行业或行为给予优惠的规定，对国内而言，优惠措施的存在为纳税主体避税提供了可能；而在国际贸易中这些诱导措施显然包含着实质竞争的因素；同时，一些诱导措施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而易于被滥用。因此，如何设计和合理使用诱导措施，也是许多国家思考的问题。
在此有必要对诱导措施和补贴措施进行一下辨析，诱导措施尤其是优惠措施是指政府利用税收体制，按预定目的，以抵转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3条对补贴的定义是“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笔者认为，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税收的优惠措施必然导致国家应收收入的减少，而为纳税人带来利益，因此，就经济的本质而言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毫无疑问与补贴措施并无根本区别。但从法律应然和实然的角度而言，诱导措施规则作为税法实体规则的一种，必然包含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从应然性方面来看，诱导措施规则的设立具有调节经济的前瞻性，是一种事前调节方式，从实然性方面来看，诱导措施规则既有为纳税人带来利益的一面，又有抑制纳税人，为纳税人加重税负的一面，并且具有覆盖面广、公平、非歧视等特点。而补贴措施并不体现法律上的应然性，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调节，其通常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其行政行为对某些特定企业给予的经济利益。但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措施必然会给国际经济竞争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产生贸易上的争端。而如何解决国际竞争中诱导措施所带来的弊端，成为诱导措施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有效减少各国政府为贸易竞争而导致税收诱导措施滥用所带来的弊端，就需要在国家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这种协调通常在相关国家的税务主管部门之间举行。目前国际税收协调的方式主要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双边税收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多边税收协定、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框架下的关贸协定（Gatt1994）等。双边税收协定的适用影响范围有限，而多边税收协定的谈签则存在非常大的现实困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以欧盟为例，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商业征收税行为守则》（属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的总括规定和《国家补助规则》（欧盟条约规定，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税收协调。而税收协调的发展方向则是要形成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处于国际税收合作中心地位的oeCD（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其制定的国际税收规则，偏向其成员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合作的实践中，处于被动地位。wto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合作其作用有限，主要集中于关税和某些特定领域（例如tRims协议）的协调，其并非专门的税收合作组织，很难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和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税收问题。除了开展税收协调，谈签税收协议等方式外，各国之间应加强税收合作，交换各自的相关税收情报，及时防止诱导措施的滥用，打击国际避税等行为，维护共同的税收利益。
五、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深入和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税法中的诱导措施不可避免地成了各国贸易争端的焦点，尤其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在以前合理的诱导措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也似乎变的不合理了。因此，诱导措施的发展方向必然要与国际合作联系起来。各国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以防止诱导措施的滥用，而造成误伤经济的情况出现。综上，制定合理的税法诱导措施，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复苏，同时也有利于市场经济长期合理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和谐公平，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的和谐正义。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美]维克多・瑟仁伊.比较税法[m].丁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3
[关键词]保障措施制度；立法模式；仲裁机构
[中图分类号]F7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8-0015-02
保障措施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于防止因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而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促进国内产业适应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一向被视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安全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之后，应对各成员方之间纷繁复杂的贸易冲突与摩擦，完善我国保障措施法律制度，显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关于我国保障措施立法模式的法律分析
对于保障措施的立法，采取何种立法模式，目前国内理论界和职能部门仍存在诸多分歧，不过多数人还是主张起草《保障措施法》。在2002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素芝等31名代表在题为《关于制定“保障措施法”的议案》(第289号议案)中就明确建议：“入世后，我们要遵守和承担wto规则所规定的国际义务，须在几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许多产业将遭受巨大冲击，国家采取相应保障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wto提供的保障规则，来对我国的相关产业进行合理保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保障措施法》。”同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向九届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制定《保障措施法》。
从立法技术上讲，如果相关条例制定得过于概括，缺少可操作性，将来势必需要一些部门用规章加以完善，这就可能出现规则方面的重复、遗漏甚至冲突。尤其是考虑到实施保障措施可能会涉及到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在实施保障措施方面的立场或着眼点难免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造成条例与部门规章之间的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协调，还可能导致两个不同部门所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协调起来势必更加困难。因此，只有在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律的情况下，才能减少可能存在的法律冲突，有利于调查机关和有关产业各方对保障措施制度的理解和适用。
二、关于我国保障措施立法宗旨的法律分析
就一个国家而言，加入世贸组织(wto)的首要目标是促进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种利益应该是基于一种整体性的考虑，而非局限于某一个产业。同样，保障措施的立法目的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产业的利益，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的主要不同在于，保障措施是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进行适度保护。采取保障措施要付出代价，要给出口方以“实质相等”的补偿，否则将面临报复。从根本上讲，保障措施是对贸易的一种扭曲，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对产业而言，重要的是在于通过调整和优化结构增强其自身的竞争力，这样才能真正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19条和世贸组织(wto)的《保障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看，也体现了“积极调整”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保障措施协议》在其“引言”中就强调，各成员方应“认识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增加而非限制国际市场中竞争的必要性”；《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则强调了保障措施的实施应当限制在“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并便利调整的限度内”，第7条第2款中更是规定，如果进口方要延长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仅需确定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仍有必要，而且要“有证据表明该产业正在进行调整”。就这方面而言，美国《保障措施法》的立法宗旨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管其实际上是如何采取保障措施的，其保障措施立法至少在文字上是以“积极调整”为立法宗旨，而非以“保护”为其立法宗旨，这也是其独具的特色之一。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保障措施的立法宗旨应为保障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对相关产业的保护。为了避免国内产业的误解，也为了避免其他成员方对我国保障措施的立法目的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国至少应在保障措施的立法宗旨中表明“积极调整国内产业”的立场。
三、关于我国保障措施仲裁机构的法律分析
在我国，应由哪一级政府机构最终作出是否实施保障措施的决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应脱离反倾销、反补贴的模式。
wto的《反倾销协议》与《反补贴协议》规定实施主体时使用的是“主管机关”，而《保障措施协议》在规定实施保障措施的主体时使用的是“一成员”，据此，其主体应该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某个或某些政府部门。在我国，这一主体应当是国务院。因为在决定是否采取保障措施和采取何种保障措施时，须全面衡量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可能面临的补偿和报复问题，全面衡量采取保障措施的成本与收益，因此由国务院来作出最后决定比较适合。同时，由于保障措施所针对的不是违法或不当行为，而是正常贸易的行为，因此，作出决定更应慎重。至少在形式上，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可以体现出我国对实施保障措施所持的慎重态度，避免wto其他成员方产生误解。
四、关于“国内产业”定义的法律问题
对于如何理解“国内产业”的含义，《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1.(c)规定，“国内产业”指一成员领土内进行经营的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量占这些产品全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但《保障措施协议》并没有对后一种情况下产量的百分比规定下限。这样，“国内生产者”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成为保障措施调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国家关于申请者的资格问题的规定，都要求申请者应具有代表性，因为如果是部分厂商提出保障措施申请，那么该部分厂商将成为证据的重要来源和调查的主要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申请者在国内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作出要求，也有利于日后对产业损害状况的调查，防止滥诉。墨西哥就规定，保障措施的申请者的产品份额至少要占同类产品总量的25%，印度则要求提出申请的企业生产该种产品的产量占印度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
“国内产业”定义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同类”和“直接竞争”产品的含义。因为对“同类”和“直接竞争”的定义将直接影响到产业范围的大小。关贸总协定(Gatt)1994有关条款和《保障措施协议》中都没有对“同类”和“直接竞争”产品的含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各成员方在实施保障措施调查时所使用的标准不统一，进而对“国内产业”范围的界定产生混乱。我国《保障措施条例》中关于“国内产业”、“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规定与《保障措施协议》的内容基本一致。然而我国传统上对产业的分类很不合理，线条粗放，现有的一些行业协会本身又带有半官方色彩，缺少对行业的细分，这些问题实际上就都留给了调查机关，由调查机关根据具体案例作出裁量。随着今后我国保障措施案件的不断增多，调查机关的这种自由裁量很可能会出现前后标准不一致的地方。这应是我们修改保障措施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保障措施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也没有对“同类”和“直接竞争”的含义作出规定，但有学者指出，在立法过程中对此作过讨论，“同类”产品指那些在固有的本质的特性方面实质相同的产品，而“直接竞争”产品是指那些上述属性虽不同但在商业目的上实质相等、用途也相同并因此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1]
五、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分析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任何贸易救济措施都如同一柄双刃剑，它在为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带来相关便利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具体到保障措施的问题上同样也不例外。
从公平竞争的角度看，任何一国对进口限制的削减，虽然在整体上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也会为其带来福利的增加，但是这种削减对于进口国内那些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业来说却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就会采取保障措施来为其国内弱势产业赢取产业调整的时间，但这种措施又会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成员通过采取保障措施限制进口使本国幼稚产业或弱势产业能调整结构，适应竞争，达到参与公平竞争的实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保障措施作为遏制国外公平竞争的救济手段，过多地使用又会使得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下降。在考虑是否实施保障措施的时候，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特定行业利益的关系，因为在此种情况下，特定行业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可能存在冲突的，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显然应优先于对特定行业利益的维护。
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3条的规定，成员方主管机关在调查阶段要特别听取有关各方“关于保障措施的实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意见”。世贸组织赋予各成员方以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也是从维护成员方的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的。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在于推进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谋求在成员方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的同时，维护成员方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以及在何种情况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条件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协议》没有具体规定，但美国的司法实践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美国法典第2251节的内容明确了两个问题：(1)将实施保障措施的决定权授予美国总统。由最高行政首脑决定保障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实施保障措施的谨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充分关注；(2)总统在决定是否采取保障措施及采取何种保障措施时，必须考虑包括产业调整计划、促进产业调整的救济措施可能的效果、国际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等多种因素，其最终落脚点是条款中的“以便利国内产业为应付进口竞争而进行积极调整的努力，并提供大于成本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这种规定顾及到了社会的总体利益，并具体化到成本的范畴，对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的要求相当确定。[2]我国《保障措施条例》没有对公共利益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定，仅在第一条中规定实施保障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该条很不全面。事实上，保证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是保障措施的目标之一，而更主要的目标当属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保护国内产业的安全。上述说法虽然我们自己明了，但却不利于我们的对外形象。如果能在未来的保障措施法中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确规定下来，可在更大程度上解释和利用wto规则，为行政机构的裁定和法院的判决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有助于避免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对我国实施保障措施的目的产生误解。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4
关键词：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管理必要性措施
自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公路运输事业得到飞速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因为其投资大、回报慢的特点，本文对于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措施的研究更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一）保障大众出行利益
高速公路具有开放性和公益性，是一种保障社会大众出行利益的公共产品。它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让过去封闭地区的人们得以顺利出行，到大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主要采用封闭式收费管理方式，体现出了高速公路的排他性。但因为高速公路竞争性差，只有在交通量适当的情况下才具有共享性，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应该建立更科学合理的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加快高速公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
我国的社会性质和高速公路本身的特征决定了高速公路的国有资产属性。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保护好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高速公路建设安全进行，不被任何机构和不法分子破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完善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的维护也要及时纳入到管理体制的内容中来，推动我国高速公路的进一步发展。
（三）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健全能够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高效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能够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也体现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特征，这迫切要求我们提高高速公路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措施
（一）高速公路法律措施的健全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管理方面的法律措施并不完善，存在一些制度上的漏洞，不能够切实地起到保障高速公路运行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速公路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多借鉴国外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完善和健全高速公路法律措施，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高速公路法律体系。
具体来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与经济管理之间矛盾重重，必须要依靠健全的法律措施来解决。有效的高速公路法律措施应当能够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国情，以当前法律法规为基础，对制度上的漏洞和存在矛盾的地方进行修改、完善。有些问题急需解决，可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新法规。同时管理人员要做好宣传工作，将这些法律措施及时普及到位，明确业主的权利与义务，督促他们依法办事。
（二）行之有效的经济与行政措施
高速公路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却又因为其投资大、收益慢、工期长、养护高的特点，区别于其他基础设施。小型民营企业很难承担建设风险，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大多依靠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经营。高速公路的国有资产属性决定了国家作为产权所有人在管理方面的重要责任，理应充分发挥监督管理的作用，通过行之有效的经济与行政措施完善管理机制。例如，省市级政府可以和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将高速公路的投资经营权交出去一部分，明确其责任与义务。但政府主管部门要进行适当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三）提升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机构的管理水平
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机构的管理水平决定了高速公路经济是否能够合理运用资金，以及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因此，管理机构需要及时提高管理力度，监督高速公路施工过程，尽量能以低投资建设高质量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还应当加强对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提高管理效率，把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职责落实到实处。
（四）优化成本管理体系
优化施工项目成本也是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机构的主要工作之一。首先要做好施工预算，事先展开调研，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选择最优方案。其次要计划每一个项目的成本和施工总成本，合理规划施工过程中需要的人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和管理费用，以及其他一向杂项所需的费用。核算过成本之后，将不必要的项目删除，完善成本计划，优化成本管理体系。
根据成本计划，施工人员能够在施工过程中分析实际成本，寻找降低实际成本的措施，如果不能降低成本则要严格控制施工成本不超额。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实时核算与监控，并将其贯穿始终。项目完成后，还应当审核和分析整个项目的运营状况，进行竣工核算，总结成本管理经验。
三、结束语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的工程，如果管理体制出现问题势必会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影响经济效益。为了预防工程建设出现问题，引发不必要的纠纷，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要朝着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加强对施工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并且根据新的法律法规调整管理方式，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常勇.论公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剖析与解决措施[J].商，2013，（31）
[2]李有娣.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电子商务，2014，（15）
[3]贺世军.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一些问题[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34）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5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市场
伴随改革开放的实施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余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之人工成本优势，外资大量涌入，产业经济实现了较为“野蛮”的粗放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暴露了诸如环境污染、高新技术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突出的经济问题。为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深刻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命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述
（一）改革定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与结构性两方面改革的融合，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我国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质转型，成为经济根基稳固、发展动力十足的经济强国。一是定位于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使“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相互作用，协调发展。二是定位于产业结构调整，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具备引领世界的核心竞争优势。三是定位于区域均衡发展，彻底改变国家各区域间的不协调发展，实现东西区域统筹快速发展。四是定位于人民收入的跨越发展，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实现人民收入的稳步持续提升。
（二）改革内容
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不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而是对重要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以及讲话精神，当前，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管理”的重大调整。一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改革，逐步实现简政放权，实现管理向服务转变。二是财税政策改革，实现国民平等待遇，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发展活力。三是推进重要关键领域改革，如金融领域、高新技术领域，促进资源有效优化配置，创造新增需求，以体制调整促进结构调整，最终取得经济转型带来的持续发展效果。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
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政策，促进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取得改革的实效。因此，如果政府认识不到位，将直接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只看到眼前利益，认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缺乏长远考虑。二是随着政府层级降低认识程度逐级递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中央的事，是上级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不到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的改革措施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抓手。因此，改革措施不到位，将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纸空谈”。一是改革措施制定不到位，具体表现在满足于刷标语、喊口号，制定措施浮于表面，药不对症，起不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措施执行不到位，具体表现在政策措施缺乏宣贯，市场主题对政策不了解、不知晓，难以起到改革措施的真正作用。
（三）市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应不到位
市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作用的着力点，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地。如果市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不敏感，将难以发挥改革的作用。一是市场主体没有认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具体表现在对改革政策与措施无动于衷，没有认识到自身所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变化。二是市场主体满足于发展现状，具体表现在虽然感知到改革的信号，却安于现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自身]有作用，不愿意主动实施变革，获得政策红利，使得发展缺乏后劲。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措施
（一）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政府要做的事，而且也是市场要做的事。一是各级政府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文件、领导的重要讲话，领会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政方针。如自2015年初，国家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将一补”改革政策，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二是各市场主体应对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深刻认知，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评估自身风险，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各级政府相关制度政策的学习，并积极将其应用于经济实体本身，促进转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二）发挥政府主观能动性，制定有效措施，将改革落实到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的是改变政府职能，通过服务经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将资源配置于最需要的地方，使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作为政府，一是要加强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突出服务经济作用发挥，简政放权，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二是要加强财税改革与政策建立，通过财政扶持政策鼓励经济主体核心竞争优势的建立，提升经济质量；通过税收政策的建立，改善企业等经济实体经营行为，降低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发展活力的提升。
（三）提高市场主体快速反应能力，紧跟改革实施，享受政策红利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主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国际其他国家的关键优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国市场主体体量大、发展情况复杂，要发挥改革实效，关键在于市场主体主动谋变，适应改革。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加强对改革政策的敏锐性，及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实施业务转型，注重市场主体发展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听证、会议等政治途径，向政府提出符合市场主体发展需求的政策要求，为政府制定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出谋划策，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经济的真正转型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常艳.解读“供给侧改革”[J].商周刊.2015.25.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6
[关键词]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6-0181-03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所许可的合法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救济措施，自然被各国大加利用，甚至滥用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同时也可能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反倾销中关于公共利益原则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关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主席在伦敦G20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提出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各国领导人对其发言纷纷表示赞同。因此，探讨反倾销中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具有其积极性、现实性和必要性。
一、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取向
“价值”一词最初为经济学中的专业术语，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即交换价值，以后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法哲学中，价值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指法律制度的伦理目的或道德理想，即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据及其在运作中所要实现的理想结果，公平、秩序、自由、效率被公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另一种是指人们据以确定或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是否能够实现法律基本价值的标准。法的价值这两方面的含义密切相关；价值目标或价值理想的确立，为具体法律规范的制定提供指导，而价值目标一旦具体化，又可成为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从法理学角度看，法归根到底是确认、保护或限制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背后的利益，立法也就是进行分配和调节利益，促进各种不同利益各得其所，避免发生相互冲突，让社会利益得到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的活动。国家在创设一项法律制度或法律原则时，都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社会利益的平衡，即公平、秩序、自由、效率，而当两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协调时，它就必须做出取舍，这就表现为法律的价值取向。在反倾销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对矛盾，这就是对于国内同类产业的保护和对于下游产业及消费者权益的维护问题。对国外倾销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可以保护国内同类产业，但本国的下游产业及消费者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对国外倾销产品不实施反倾销措施可使本国下游产业及消费者获利，但会使国内同类产业受到损害。国家必须对此做出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出于考虑保护国内同类产业而选择实施反倾销措施，这一选择正体现了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仅仅为了保护国内同类产业而忽略了广大下游产业与消费者的利益是不足取的，这也显示了反倾销法的局限性。由于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涉及到不同利害关系方，因此，在反倾销法领域中引入公共利益原则，能够以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为标准，较充分地考虑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平衡各相关利害方的利益，经过综合比较权衡再做出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反倾销措施更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有利于进口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国更加谨慎采取反倾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倾销措施的滥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扩大。这是对反倾销法原有的价值取向的一种纠正，表现出一种新的法律价值取向，即是一种蕴涵着公共利益原则的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
在反倾销领域，由于受到各国贸易实践的影响以及对倾销看法的不同，目前对于公共利益尚无一个广泛认可的明确定义，但从wto及其成员反倾销立法与实践来分析，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通常可以理解为包括国内生产商、进口商、工业用户、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等在内的社会或者国家整体利益。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大致可以理解为：进口国主管机关在倾销认定、损害标准以及采取反倾销措施时，不能只考虑受到损害的国内产业的利益，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考虑与重视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消费者和工业用户的利益，应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考察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市场竞争的得失，经过权衡比较，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wto《反倾销协定》制订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但事实上，相当多的反倾销措施并没有起到促进公平竞争、维护正常贸易秩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成为国家(地区)之间新筑的一道贸易壁垒。各国制定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并非是按照倾销对公平竞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来决定是否对倾销行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而是以倾销是否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及其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标准来确定倾销的合法与非法。这样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使国际贸易秩序被打破。因此，实现法律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激励国内产业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防止垄断行为，促进自由竞争，是反倾销立法中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取向之一。
公共利益原则要求主管机关从全局的高度客观审视一国乃至更大经济体的整体利益，以追求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优化。倾销行为是一种企业行为，而反倾销的实施是政府作为；反倾销的受益者是企业和相关利益者，而“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政府。这意味着如何正确使用反倾销措施，如何在“公共利益”与反倾销的博弈权衡中正确决策，是对一国或一经济体政府与企业共同行动的评判。在反倾销领域中，公共利益涉及到哪些范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对象、内容、标准均不是固定的，即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概括地可以理解为，从经济的角度讲，反倾销的公共利益直接涉及国内同类产品产业利益、贸易中间商的利益、该产品下游生产者利益、上游生产者的利益、最终消费者的利益、相关产业劳动力的就业等；它还间接影响到一国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以及整体经济的安全、贸易结构和水平、海外直接投资、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甚至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整个发展战略。同时，反倾销的公共利益也会涉及到两国的政治利益。在这里，国内同类产业的利益也应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通常国内同类产业利益与最高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二者并不一致。如果受倾销损害的国内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维持稳定的国内供应对于下游产业与消费者具有更长远的重要性，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养有利于保证国家在整个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或者关系到国家，那么对受损害国内同类产业进行保护是最高的公共利益。如果倾销产品对国内同类产业的损害不足以同相关产业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发展、消费者福利改善相比，则后者代表了最大的公共利益，主管机关应当谨慎实施反倾销措施。因此，公共利益原则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化而非某个行业或特殊群体的利益，这又是反倾销立法
中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取向之一。
在反倾销调查中，公共利益原则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反倾销行为自身的合理性问题，而是实施反倾销措施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公共利益原则审查的目的并不是取消反倾销机制或者废除反倾销措施固有的功能。公共利益原则的强化只是为反倾销主管机关最终决定采取反倾销措施增设一项新的要件，使得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变得更加合理和规范。一国采取反倾销措施被认为是一种贸易救济措施，为遭受倾销之害的国内产业提供保护救济。因此，国内同类产业的利益是反倾销主管机关考虑的重点，这体现在反倾销程序中损害要件的考察，包括倾销的认定，损害的确定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调查。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反倾销措施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干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再分配，该分配应当致力于提高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整体利益而非某个行业或特殊群体的利益。从最终目的上讲，反倾销措施与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一致性。因此，对上下游产业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利益进行适当的权衡是必要的。公共利益原则就是要促使反倾销做到以保护本国产业为出发点，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最优化为落脚点，确保反倾销效用的最优化。公共利益原则扩大了反倾销措施的利益考察范围，规范了反倾销主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公共利益审查既涉及实体问题，即主管当局应该审查哪些具体的利益，也涉及程序问题，即国内同类产业之外的利益代表进入反倾销程序的途径及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公共利益审查在程序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实体上的多元利益目标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相关利益代表参与利益协调程序以及充分表达意见是确保立法和法律适用的合理可接受性的重要保障。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也就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公共利益原则。使得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更为合理和规范，确保反倾销效用的最优化，也是反倾销立法中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取向之一。
二、公共利益原则价值取向之必要
按照是否符合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市场竞争规则进行适当的权衡是必要的，这就要求在反倾销法律制度中引进新的规制即公共利益原则。
1．防止反倾销措施的滥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对贸易利益的狭隘认识以及经济中的政治因素作用的存在，往往使一些国家出于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在合法的旗号下去实施反倾销措施。然而，倾销作为一种竞争方式并非必然不公平，事实上反倾销所针对的是国内产业的损害，而并非倾销的不合理因素。以征收反倾销税为最基本手段的反倾销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倾销的问题，消除国际市场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破除倾销商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却反而会加剧市场间的隔断，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这与wto的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的根本宗旨是相悖的。随着反倾销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大量采用，反倾销机制所体现的保护主义目标与自由贸易目标越来越不相容，反倾销机制的局限性受到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与质疑，要求改革反倾销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公共利益原则的引入，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反倾销法的局限性，还将有助于防止反倾销措施的滥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弱化反倾销的贸易壁垒作用。因此，扩大和强化公共利益原则，是国际经济发展对各国政府适当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客观要求。
2．为国内各方利益平衡提供一个协调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产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整个经济由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网”构成。反倾销措施在为国内同类产业提供保护性救济的同时，会导致同类产品价格上涨，给使用该产品的下游产业、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即由他们为保护国内同类产业的反倾销措施承担“费用”。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报告，美国的钢铁产业若通过反倾销税或保障性措施能够减少15％的进口，可以挽救6000个钢铁行业的就业机会，但作为代价，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将为此多付出270亿美元的成本，同时钢铁产品的下游用户还将失去1.8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在决策过程中主要受到影响的利益被系统地忽视，制定出来的政策很难说是所有竞争利益之间的最优组合。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要求，主管当局在做出有关决定时，不能只顾及国内同类产业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国内同类产业之外的更广泛的利益；不仅要评估倾销产品对国内同类产业的影响，还要评估将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可能对其他利益各方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全面地考察反倾销措施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对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做出平衡。公共利益审查创设了一种新的机制，为申诉产业之外的更广泛的代表进入反倾销程序、提供有关信息，发表意见提供了一种合法的途径，……公共利益审查的目的就在于为国内相冲突的利益提供一个协调机制。
3．防止垄断行为，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力。在贸易保护主义肆虐的背景下，反倾销日益成为助长国内产业维护其垄断地位的黑色保护伞。在美国的反倾销史上，对外国钢铁产品屡屡挥舞反倾销大棒，极大保护本国钢铁产业，并且连年予以大量财政扶持，按常理其钢铁业应当因此得以振兴，然而事实上，美国钢铁产业却步入“保护――衰退――再保护――再衰退”的矛盾轨迹。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某些反倾销案的申请人既生产要求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又生产该产品的下游产品，他们提出申请的目的是企图掐断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来源，以迫使其他下游产品生产商退出市场，这是典型的维护垄断的行为。因此，在反倾销时应当重视公共利益原则，既要坚决反对倾销产品肆意侵吞国内市场，又应激励国内产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避免采用扭曲竞争、有失公平的反倾销措施。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7
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投资,推动了全球失业率的攀升,出现了世界贸易的持续滑坡。
2008年9月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历时一年,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强烈震撼和沉重打击,就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一样,令人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以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比2002至2007年5%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2009年更出现0.6%的负增长。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倍受打击,GDp增长率从2008年已经处于接近完全停滞状态的0.5%骤降为2009年3.6%的负增长。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从2008年6.1%的平均增长率下滑到2.5%,只有中国和印度鹤立鸡群,分别保持了8.7%和5.7%的较高增长1。
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投资,推动了全球失业率的攀升,出现了世界贸易的持续滑坡。2009年全球FDi的流入比2008年下降了39%,从17,000亿美元下滑至100,000亿美元2。2009年全球失业率为6.6%,达历史最高水平,发达国家、中东欧与独联体、中东、北非国家失业率最高,分别达8.4%,10.3%,9.4%和10.5%3,直至2010年8月,欧元区和美国失业率仍分别高达10%4和9.5%5,成为稳定恢复经济的一大瓶颈。
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导致需求大减,加之贸易资金的短缺,使世界贸易持续滑坡。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率为6%,2008年虽为世界贸易量和贸易额绝对值历史顶峰年,但增长率却只有2%。2009年同比骤然出现12.2%的负增长,成为二次大战后降幅最大的一年,并且世界各地区、各国无一幸免。当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下降13.9%、14.8%和24.9%,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下降10.5%、2.9%和10.8%。同期,服务贸易出口也下降了13%6。
二、应对危机奏效,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各国救助计划的实施终于使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闯过严冬。从2009年第四季度起,世界多数国家步入经济复苏,且迄今保持了持续势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20国集团首脑峰会应运而生,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次聚会,共商拯救世界经济和保持可持续增长大计。动用财政巨资和其他公共费用救助不良资产严重和资不抵债的商业银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不完全统计7,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整个危机期间,世界上有35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分别为其商业金融机构提供了救助措施。美国总投资约11,485亿美元,德国约11,870亿欧元。部分发展中国家虽对本国金融机构也进行了扶持,但数额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时主要在于帮助银行维持正常业务运营,目的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救助措施然不同。同一时期全球有52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总体经济刺激计划8,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低息和贴息贷款、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削减消费税收以及用于扩大产品销售最终推动企业扩产目的的对消费者提供的直接补贴等,欧盟部分成员国甚至推出给所谓符合标准中小企业提供赠款的措施。在这方面,受益最大的是汽车产业,仅次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扶持,手段包括注资、信贷、收购股本等直接资金支持,也有以旧换新等曲线救助。美国政府于2008年12月一次就宣布分别给予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34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贷款,后又与2009年6月宣布给通用汽车追加不同形式的贷款320亿美元,把通用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各国救助计划的实施终于使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闯过严冬。从2009年第四季度起,世界多数国家步入经济复苏,且迄今保持了持续势头。imF7月份预测9,今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竟达到年率增长5%的水平。如无重大不利因素出现,2010年全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发达国家增长2.6%,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增长6.8%,其中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有望达到10.5%、9.4%和7.1%。经济的转暖,带动了需求和世界贸易的回升。今年第一季度,世界货物贸易金额同比增长25%,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增20%,18%和48%,中国、印度、巴西出口分别增29%,33%和26%10。
三、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添新忧
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蹒跚之际,欧元区成员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蕴育已久的债务风险先后显露影响。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波渐平,一波又起。2009年下半年,正当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刚刚开始平息,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蹒跚之际,欧元区成员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蕴育已久的债务风险先后显露影响。10月,希腊新政府披露了前任政府长期隐瞒的财政高度依赖国债、信用低下、财政赤字巨大和不可持续的真相,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程度之深令人瞠目结舌11,继迪拜金融危机后,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欧元区16国政府都有债务和财政赤字,且有10个和14个国家分别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两项指标规定的相当现价GDp60%和3%的极限水平12。欧元区主要商业银行也多交叉持有各国债卷。这些银行在区内外跨境运营,债务和金融体系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极易传播扩撒。债务环境下,政府财政吃紧、政府对金融体系监管不利和银行周转资金不足相互作用,产生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导致金融局势动荡,市场失去信心,经济失去竞争力。希腊债务危机正是这一系列反应的典型写照。
针对希腊债务危机和其他成员国潜在的危机风险,并为防止危机蔓延,今年5月以来欧元区和欧盟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筹资7500亿欧元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并建立了为期三年总金额为1,1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设施”,贷款支持希腊政府解救危机;(二)各国政府着手调整财政政策和结构,强化欧盟业已存在的监督和协调成员国预算政策纪律的“稳定和增长计划”机制,力争2013年前将各国债务和财政赤字控制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定指标以内;(三)对成员国91家商业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补充核心资本金缺口,增强银行抵御两年内一旦出现最坏经济局面和新的债务危机的能力。
对于上述措施,尽管国际舆论褒贬不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正面评价,且实际效果是为市场增添了信心,世界主要股市也都曾因此出现过回升。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欧元区GDp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了0.6%和1.7%13。欧元区16国上半年的区外出、进口货物贸易额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18%,区内贸易增长12%14;美国出、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2.2%和26.7%15;中国同比分别增35.2%和52.7%16。可见,总体经济规模较小的五国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只要没有新的突发不利因素导致现有趋势逆转,世界经济增长尽管依然乏力,仍会继续复苏和增长。
但是,在欧元区债务危机得到控制的同时,国际社会还应当密切注视和警惕欧盟非欧元区成员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蕴藏的债务风险17。就这些国家的中期经济政策而言,继续并加速调整财政政策,增收节支削减赤字,改革和健全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增加就业是十分重要的,必须防止新的严重债务危机的爆发,防止世界经济因此二次探谷。人们希望,经过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努力,全年经济增长能够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的预测水平,世界贸易也能保持较快的回升。
四、全面评估应对金融危机措施,致力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具体救助和扶持措施是双刃剑,它们对现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未来走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一些措施已经侵蚀了现行贸易体制的原则和规则。
为治理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制定和实施妥善的救助方案或者刺激经济计划,无疑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是,当国际社会欣喜已经实施的方案和计划为世界经济摆脱危机所做出贡献的时候,不能不认真反思和评估一下它们可能对多边贸易体制演变带来的冲击,以便趋利避害,使有利于世界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各个要素得到平衡处理。这些方案和计划包含的许多具体救助和扶持措施是双刃剑,它们对现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未来走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一些措施已经侵蚀了现行贸易体制的原则和规则。
在金融救助措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救助措施中,既有资产或信贷担保,政府参股,国家收购,更有对于金融机构的直接注资,有的措施纯系财政免费,是对本国金融机构从事服务贸易百分之百和裸的补贴行为。鉴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现有规定并不完善,这些措施虽然并不违反现有协定,但在世界服务贸易的平台上,它们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足够能力使用财政和公共资金救助和扶持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家构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使得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补贴谈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至于总体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政府对企业的低息和贴息贷款、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减免消费税收甚至向企业直接提供赠款等措施,有的已经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定》的有关规定,只是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或是法不责众,或是世界贸易组织尚未及时审议定夺。其他有些措施存在《补贴和反补贴协定》禁止性补贴之嫌,有的已经被提上多哈回合加强补贴纪律的谈判日程。事实证明,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不少措施,使得多哈回合加强补贴纪律的谈判更加错综复杂和困难。
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诸种措施已经和可能产生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侵蚀与潜在影响,世界贸易组织部分发展中成员早已于2009年第四季度提出书面动议要求该组织予以审评。迄今,关于金融救助方面的措施已经得到初步审议,基本限于对金融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的粗浅评说。欧洲夏季假期过后,世界贸易组织将于9月安排队经济刺激计划措施的审评,希望世贸组织成员能借此为客观和全面评估金融危机的救济措施和致力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做出应有贡献。
五、阻止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期间,约有60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式从提高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实施进口许可、引入或减少进口配额、鼓励政府采购购买国货、恢复或增加出口补贴到启动出口限制等等,明目繁多,不一而足。
两年来,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对于贸易的负面影响,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一再承诺和呼吁各国不提高或设立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然而,包括20国集团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增加和贸易救济措施增加使其贸易政策朝着限制和扭曲方向下滑”,尽管“各国无大面积采取限制和报复行为致使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明显标志”18。金融危机期间,约有60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新的贸易限制措施19,方式从提高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实施进口许可、引入或减少进口配额、鼓励政府采购购买国货、恢复或增加出口补贴到启动出口限制等等,明目繁多,不一而足。在这些国家中,阿根廷、印度、土耳其、越南和俄罗斯等国名列前茅,欧盟和美国恢复对奶制品出口补贴影响恶劣。
至于以卫生检验检疫、产品技术标准等所谓合法形式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就更加广泛和频繁。危机期间,前者数字达数百乃至上千之计,后者总数也均远远超出危机以前同期水平。在所有国家中,三类救济措施的使用,印度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方面独占鳌头,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名居榜首20。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国,连续4年居反倾销调查受害国榜首。进入2010年,伴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世贸组织成员贸易救济措施呈下降趋势,但各国采取的卫生检验检疫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1。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的势头既不稳定,也不强劲。各国靠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现有方案虽然有的仍在继续,但也已接近尽头。制定新的刺激方案,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对于多数国家来说,难以被国会通过,对所有国家来说也均不可持续。部分国家财政拮据,债台高筑,赤字巨大,资金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有的国家甚至尚未完全摆脱或者随时面临债务危机的威胁,也会增加来自国内各个方面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特别是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应该恪守各自所做承诺,采取妥善政策方针和正当途径,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促进就业,顶住保护主义压力,防止实施违背多边贸易体制原则和规则以及以多种方式掩饰的贸易限制措施,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健康恢复与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观点。)
注释:
①以上数据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7月7日《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公布中国2009年GDp修订增长率为9.1%.
②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0年1月19日《全球投资趋势监测》第二期.
③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1月《全球就业趋势》.
④欧盟统计局2010年《协调失业率月度数据》.
⑤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2010年8月6日《经济新闻公报》.
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3月26日《新闻公报》第598号.
⑦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2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年度报告.
⑧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2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年度报告.
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7月7日《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澜缑骋鬃橹010年6月2日《新闻公报》第604号.
访送臣凭010年4月22日《新闻公报》(第55/2010号)显示,2009年,希腊债务和财政赤字金额分别达现价GDp的115.1%和13.6%.
访送臣凭010年4月22日《新闻公报》(第55/2010号).
访送臣凭010年8月13日《新闻公报》第120/2010号.
访送臣凭010年8月13日《新闻公报》第119/2010号显示2010年1-6月欧元区16国区外出、进口贸易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18%,区内贸易增长12%,欧盟27国的增长率更高,分别为20%,19%和14%.
拦臣凭志梅治鼍010年8月11日《新闻公报》.
泄涛癫010年7月20日例行新闻会.
驶醣一鹱橹01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09年英国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已分别达相当GDp的68.1%和11.5%1,美国两项指标分别为87%和13.6%,日本达217.2%和9.9%.
澜缑骋鬃橹芨墒009年3月26日、7月1日、11月18日和2010年6月16日关于贸易环境问题的报告.
澜缑骋鬃橹芨墒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8
关键词：济南市，防洪非工程措施
1.研究意义
济南是全国32座重点防洪城市之一，是山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是我国少有的山水园林城市之一。但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济南市在防洪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工程措施来确保城市安全运行，然而，单靠城市防洪工程措施的建设不能解决城市防洪的问题。忽略了非工程措施的健全就导致了工程措施不能最有效的达到预期的防洪效果。因此，开展“济南城市防洪非工程措施的探讨”对于促进济南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实现城市防洪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济南市洪灾的形成原因
济南市城市洪灾的成因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化发展使城市水文特性发生了改变，对降雨、径流、洪水等水文要素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加剧了洪灾的影响；另一方面，自身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市政规划不尽合理、防洪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与城市防洪要求的不适应，以及人们防洪意识的淡薄等也是导致城区洪涝灾害的原因。
3.防洪非工程措施的内涵
防洪非工程措施是在防洪工程措施不足以解决洪涝灾害的背景下提出的。科技论文。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防洪工程措施的一种补充。但是，从防洪减灾的策略思想来看，它是一类独立的防洪减灾策略思想，体现了人类尊重洪水规律，主动协调人与洪水关系的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通俗地说，防洪工程措施着眼于“管水”，而防洪非工程措施着眼于“管人”。可见，防洪工程措施和防洪非工程措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处理人与洪水的关系，体现了两种不同的防洪策略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正确结合才能最有效地达到防洪减灾的目的。因此，防洪非工程措施的内涵就是：通过约束人类自身行为，以改善人与洪水的关系，从而达到防洪减灾目的的一种措施。具体说就是通过法令、政策、经济手段和防洪工程以外的其他技术手段，以减轻洪涝灾害损失的措施，统称为防洪非工程措施。而这一系列的非工程措施构成了防洪非工程体系。
4.防洪非工程措施的建议
针对济南市的具体情况，防洪非工程措施主要可从以下几类着手：
4.1建立和完善洪水信息采集传输、预报预警体系
把实测或利用雷达、遥感等手段收集到的水文、气象、降雨、洪水等数据，通过通讯系统传递到预报部门进行分析，作出洪水预报，提供具有一定预见期的洪水信息，必要时发出警报，以便提前为抗洪抢险和居民撤离提供信息，以减少洪灾损失。
4.2建立洪水调度与决策系统
将水文、气象、预警等部门的数据信息互联，形成大网络，通过网络采集有关雨情、水情、灾情，提取高水平的信息，通过对实时测报信息和预测、预报成果的集合分析，依照一定的调度规则，制订出防洪、排涝工程的调度方案。
4.3落实防洪组织机构
依法防洪。严格执行《防洪法》，按照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落实部门防汛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和技术人员责任制。不断充实、完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度，落实以行政首长责任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重点部位落实防汛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不断加强防汛技术、法规学习，熟练掌握防汛基本知识，提高科学调度水平。
4.4制定防洪和抢险救灾预案
及时修订、完善、细化“防洪预案、抢险预案”是做好防汛工作的基础。科技论文。预案应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实用性、可操作性，符合防洪实际，便于指挥和转移；二是要充分考虑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防护方案；三是做好技术培训，确保抗洪抢险人员业务强、用的上、顶得住；四是要做好“应急渡汛方案”，做到随时发现险情，随时启动预案处理。
4.5洪泛区土地管理
洪泛区土地管理就是通过颁布一些法令条例，规范人们在洪泛区的开发行为，协调人与洪水的关系，实现洪泛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和谐统一，达到减轻洪涝灾害的目的。
4.6加强防汛队伍建设
人防就是指防洪的人员组织，是防洪成败的关键，是夺取防洪胜利的保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防汛队伍及人员，分类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专业队伍和群防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实战能力，达到快速、灵活、机动、有效。
4.7强化物资筹备
按照制定的物资保障方案，做好防汛抢险物资的补充和储备工作，适时调整布点和数量。重点防洪工程、重点部位的防汛物资一定要足额储备到位。特别是做好应急抢险用料应对措施，必须做到足额、快速、随要、随到、随用，保证抢险应急。
4.8建立洪水保险机制
实施洪水保险，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分担特大洪灾的风险、增强社会总体承灾能力。科技论文。与其他自然灾害保险一样，具有社会互助救济性质。洪水保险本身并不能减少城市洪涝灾害损失，而是以投保人普遍的相对均匀的支出来补偿少数受灾人的集中损失。
4.9宣传与群众自救
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思想，落实责任，加强防御。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宣传洪水的危害性、周期性和防汛工作的重要性及安全避险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水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参考文献
[1]刘国纬.论防洪减灾非工程措施的定义与分类.水科学进展，2003,（1）.
[2]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济南城市防洪研究.2008,8.
[3]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济南市防汛指挥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03,(10).
[4]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汛抢险技术.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
[5]陈祥.城市防洪规划的几点思考.治淮，2007.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9
[关键词]欧盟 反倾销 动因
中图分类号：F75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51－05
自1968年欧盟第一部统一的反倾销立法(即(eee)459／68号反倾销法规)的制定到现行以(eC)384／96号反倾销法规为基础的反倾销法规体系，欧盟反倾销法历经近50年来数十次的修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反倾销法律体系。其中，《欧洲共同体条约》是欧盟反倾销立法的根本依据，处于根本法地位；欧盟反倾销基本法规及若干修改法规属于基本法；此外，还有对同时使用不同贸易保护措施所产生问题进行处理的协调法规、实施wto争端裁定的法规、将欧盟反倾销基本法规扩大适用于《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项下产品的法规，以及欧盟委员会为实施反倾销基本法规相关规定而的个别公告或指南。
欧盟区的经济景气程度与欧盟反倾销的频繁度紧密相关
自1995年至今(截至2009年6月底)，欧盟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总数达425起，欧盟已成为继印度和美国之后，全球反倾销发起调查最多的地区之一。
根据Gatt／wto反倾销条例，一国对反倾销立案遵循两条标准：一是有迹象表明国内的产业由于外国产品的进入受到了物质伤害；其次，外国出口商向本国销售的商品的价格低于公平价格。因此，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即GDp的增长水平和失业率水平成为影响一国贸易反倾销数量的重要宏观变量。从GDp增长率来看，当一国经济增长较快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促进国内产品的销售，出口者通常会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从而降低了国外产品进入对国内企业带来的物质伤害，减少反倾销案件数量。反之，如果进口国经济增长下降，出现不景气局面，就会增加反倾销立案的可能性。Knetter&prusa的研究表明，进口国GDp增长每减少一个标准单位，反倾销数量增加2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经济增长缓慢，欧盟原15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4％。远低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水平。本文对于1999－2006年欧盟反倾销发起调查的次数与欧盟GDp的总体增长水平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发现其具备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GDp每增长1％，反倾销发起调查的次数将下降近20％。
同时，作为经济周期的微观体现，失业率对于欧盟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影响也极大。一般而言，失业率的上升通常表明经济处于不景气局面，外国产品的进入对国内产品造成物质伤害的可能性会增加，同时由于国内价格下降，国外产品低于公平价格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反倾销的数量会较多，反之亦然。自1992年以来，欧盟原15国的年均失业率为7.48％，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年均失业率水平。2004年东扩后，欧盟总体失业率进一步上升，25国的平均失业率分别超过了9％。我们对于1999－2006年欧盟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数与欧盟失业率水平之间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发现，欧盟失业率与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数成正比，即失业率越高，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可能性也越大，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反倾销措施的实施笔数将减少超过9％。
成员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近年来，欧盟对外贸易反倾销调查的目标国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乌克兰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反倾销调查发起和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亦相对集中，贱金属、化工、机电产品分别位居前三位。究其原因，或许与欧盟内成员国间社会经济与产业结构发展的非均衡性有关。
欧盟东扩加重了成员国间的经济实力悬殊，东扩前成员国间经济实力的最大差距为1:10，东扩后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上升，成员国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扩大到1:30。区域内发展的非均衡性致使欧盟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原因在于面对当今世界经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渐趋失效，相较于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手段，反倾销存在着一系列的技术优势，包括存在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自由的实施期限、以企业为调查对象且采取措施后无需负担补偿责任，因此反倾销已经成为了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首选工具。就整体而言，目前欧盟内部的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垂直分工体系。其中，英、法、德、瑞典等发达国家处于分工的核心地位，产业以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攫取了“微笑曲线”两端的利润，而爱尔兰、葡萄牙、中东欧十国则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欧盟的东扩已经造成了成员国利益的重新划分，东扩带来的扩张收益与成员国各自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外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受惠于欧盟东扩最大的行业与部门包括：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商业和金融服务业等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成衣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谷物、蔬菜、水果、家畜饲养等农产品生产行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差异，欠发达国家“夕阳行业”在东扩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冲击。因东扩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集中于低技术行业和绝大部分农业部门，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和新成员国的东部边境地区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承担欧盟产业规制政策导致的高额成本。因此，这些国家在欧盟对外贸易中，面对新兴市场出口产品的冲击也最严重，从而对成员国政府形成了较大的就业压力，为了支持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国家产业升级，欧盟不得不采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提高中东欧国家产品市场的进入壁垒，因此造成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目标国主要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且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
反倾销调查已成为欧盟区域内多重利益主体博弈的平衡工具
就欧盟层面而言，对外贸易反倾销的目的旨在保护受到第三方进口产品威胁的成员国产业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但就欧盟内部而言所有反倾销的调查发起和反倾销措施的最终实施都直接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之间依据切身经济利益的激烈冲突，博弈表现为两个层面，最终的反倾销裁决结果是欧盟内部“多方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其反映了成员国与受欧洲一体化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结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参与者的数目和类别都是影响合作博弈关系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
1、就欧盟成员国内部而言，成员国政府对反
倾销的最终态度取决于生产企业及行业协会、进口销售商及分销渠道、消费者群体之间的多重博弈
其中，生产企业及行业协会构成反倾销立案的申请主体，由于其是欧盟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最直接受益主体，因此成为欧盟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坚定的支持力量，更成为欧盟健全和完善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推动力量。成员国内对于反倾销提出质疑甚至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进口销售商及分销渠道利益主体和消费者利益主体。进口销售商及分销渠道是进口产品差价利润的直接受益群体，也是实施反倾销税率后的直接纳税主体，该利益主体成为了质疑欧盟实施反倾销政策的中坚力量；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新型市场国家的进口产品性价比较高，对于欧盟区的消费者存在着本质上的收入效应，因此，广大的消费者成为了积极附和进口销售商及分销渠道利益主体质疑欧盟实施反倾销法律意义、实施高额反倾销税率后果的基础力量。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SimonJ.evenett通过对欧盟主要财经媒体进行文献检索，了解到欧盟15个成员国的反倾销投票大致情况。分析表明，大部分国内就业保护较强、行业协会势力强大的成员国都倾向于赞成发起反倾销调查；而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较大的北欧国家，以及工会势力强大的英国、爱尔兰则对反倾销发起持反对意见。
2、就欧盟层面而言，反倾销政策成为欧盟平衡各成员国利益关系的工具
作为国家集团利益的代言人，欧盟的反倾销政策本质在于：一方面，通过反倾销制裁手段维护区域内的经济调控有效性和区域产业安全，尽最大可能地促进欧盟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借对外贸易反倾销措施平衡对相关出口国的外交关系，实现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反倾销政策最终成为欧盟对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平衡器。与wto的有关规定相比，欧盟反倾销机制最大的特点在于更强调对欧盟整体利益的保护，这集中表现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方面，除了根据grid所规定的存在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要素之外，还将依照反倾销措施必须符合欧盟整体利益的原则，即面对一个已证明存在的倾销及由倾销造成的损害，在综合考虑厂商、消费者、进口商及其他主体的利益后，才决定是否实施反倾销措施，欧盟对于反倾销机制创设的特殊磋商和表决机制是对欧盟层面利益关系博弈的最好诠释。
欧盟反倾销的执行机构主要包括了担任决策的机构――欧盟理事会；负责调查的机构――欧盟委员会；从事咨询与监督的机构――反倾销咨询委员会；担任司法审查的机构――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以及反倾销立法与对外谈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欧盟133委员会和常驻代表委员会。在立案和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反倾销咨询委员会成为欧盟成员国申诉各自利益和主要关注点的主要途径；而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决策则适用欧盟理事会的表决机制，因此表决结果是成员国国家利益间博弈的结果。自1994年开始，欧盟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对欧委会提交征税建议进行表决，并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在461／2004号条例生效后，除非在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后的一个月内以简单多数予以拒绝，否则欧盟理事会应通过该建议，从而大大提高了第三国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
结论
实体经济的措施篇10
11月5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十项措施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信号，而其蕴含的政府全力保增长的决心更有助于社会整体对于投资与消费信心的恢复。此前，市场已经普遍存在这样的担心：在经济下行风险下，国家如果不出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便会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始终成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目标的一大隐忧。在此时此刻出台这一政策，可谓适逢其时。
巨额投资营构多方利好
会议提出，将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同时明确要求，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并从改善民生、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十项针对性强的举措一旦付诸实践，将对重构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拉动需求、应对金融风险，以及中小企业度过危机等都有着直接利好。
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这些投资，主要投向目前比较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设施建设、廉租房建设、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等环节。毫无疑问，这些措施一旦全面落实，将对城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中西部之间统筹协调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非常有利于我国经济布局的优化，从而确保夯实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基础。
抵御金融风险，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是国家大力度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而当前的焦点在于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来带动需求，并由此重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对扩大当前国内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今年前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低于两位数的时刻，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更加令人担忧。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将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从而带动的投资总规模将达4000亿元，为今年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撑。
巨大额度的投资计划，给股市也带来了难得利好。两年4万亿的资金是近年来宏观调控力度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每年近五分之一的GDp。措施出台的翌日，股市就大面积翻红，逼近1900点，交易量明显反弹。
措施中对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支持更是让中小企业看到了应对危机的信心。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推进增值税转型，有利于帮助企业在金融风暴中度过危机，降低投资成本，给企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减收的1200亿元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直接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通过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改变增值税征收办法等，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以增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在建项目规模超过1.2万亿。而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对扩大内需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措施。铁路基建与铁路机车制造可有效刺激钢材、铝、玻璃等建材需求，高速铁路建成以后随着运输速度的提高将有效带动地区之间的人员流、资金流和资源流，推动经济发展。比如京沪高速建成以后，可使沿线地区GDp增长率提高20%左右。
十项举措力推持续发展
看中央出台的十项措施，都有的放矢，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举措，而是着力眼前放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生态建设到加快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从震区灾后重建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从全行业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到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都是当前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这意味着，尽管应对金融危机是必须和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也决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从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到，中央此次出台的十项措施，全部是围绕“民生”而展开的，把加大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放在了十项措施的第一条，凸显重视民生的特点。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这些措施如果落实到位，不仅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能够有效拉动国内需求，改善民生的各项措施也可以有效拉动国内需求，形成应对和抵御金融危机的强大力量，把金融危机挑战转化为改善民生的又一个机遇。
措施中的生态建设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快农村沼气建设有利于节能降耗，可加快新农村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更是体现在经济平稳快速的持续上。对于今后两年经济增长维持在8%到9%的较为理想的速度上有着重要意义。
总观十项措施，是近年来力度最大、动作最快的一次政策行动，充分体现出中央保增长、保民生的坚强决心，也彰显了在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和严峻挑战面前沉着冷静、妥善应对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中国式救市带来转型良机
反观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都是政府直接注资挽救大企业困境。美国政府托管房地美与房利美，解救破产中的雷曼兄弟等并未给市场带来充足的信心和活力。相比之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国家主动出击应对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出台的，是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方略。
与此同时，尽管当前面临不少困难，但我国内部需求的潜力巨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世界经济调整为我国加快结构升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等带来新的机遇。这都是与国外的经济环境的质的区别。
近几个月来，国际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的经济风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积极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已成当务之急。应当说，这十项措施，既充分考虑了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抵御金融风险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的长远要求，可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十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了夯实基础、保障民生，体现了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病在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内需不振成为痼疾。这种经济体制的脆弱和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这种弊端，无论金融危机是否出现，调整的周期迟早都会到来，中央加大投资可以为我国经济完成转型支付充足的成本，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过渡和转型。
本次积极财政政策要求，要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