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收获篇1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2
【关键词】证券业；价值；使用价值；收入
近年来，金融业的平均工资均大幅度高于其他行业，而作为金融业一部分的证券业，其平均工资更是高于金融业中的银行业和保险业等行业。2011年全国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18万元，金融业则为8.11万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1]。在2009年及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证券业的平均工资被单独列出。单独计算证券业的平均工资，更能显示出其他行业平均工资与它的差距。2008年全国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为2.9万元，其中证券业平均工资为17.2万元，约是各行业平均工资的5.9倍[2]；2009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8万元，而证券业平均工资为26.7万元，约是各行业平均工资的4.6倍[3]。为什么证券业会拥有如此高的收入水平呢，是因为证券业创造的价值更多吗？本文基于劳动价值论，对证券业的高收入进行分析和解释。
一、相关文献综述
证券业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对其是否创造价值进行直接讨论的文献不多，有关它的讨论大多散见于对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之中。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是劳动价值论要解释的重要问题，我国理论界1949年以来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五次大讨论的后三次[4]（即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以及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讨论），均把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作为核心议题。
许多学者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第三产业及其中的证券业进行分析。但对于证券业是否创造价值，学者们之间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证券业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一些学者认为证券业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如吴易风认为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只创造使用价值，第三产业既包含物质生产部门又包含非物质生产部门，物质生产领域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不生产物质产品，不创造价值；[5]郭小鲁则认为一切服务活动都从属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单独形成价值生产，它们只具有交换价值，并不创造价值。[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证券业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如宋先钧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无论是生产作为商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还是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的劳动，只要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就是生产劳动，撇开生产劳动特定的社会形式，经过调整，生产劳动的含义就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均符合马克思对于生产劳动的定义，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7]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再用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对第三产业进行分析。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大都认为证券业创造价值。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和拓宽价值的来源是近年来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类重要发展。一些学者致力于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如谷书堂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8]李江帆认为第三产业提供的非实物劳动成果也是一种产品——服务产品，而这种产品具有非实物使用价值，只要服务产品是为交换而产生的，它就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因而具有价值；[9]丁堡骏则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分劳动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生产劳动，但拓宽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到所有非物质生产领域。[10]另一些学者致力于拓宽价值的创造源泉，如钱伯海认为不仅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生产的诸要素（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共同创造价值，不仅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部门也创造价值，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共同劳动。[11]
综上可以看到，对证券业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大都是在对第三产业进行研究时附带着进行的。但证券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分工的结果，其劳动有一定的复杂性，笼统地说其是否创造价值并推论出其收入的源泉，恐怕很难有说服力。本文从证券业的具体劳动出发，进行具体分析，试图对证券业高收入的来源进行解释。
二、对证券业的具体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证券业指对股票、债券、期货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交易活动，包括证券市场管理、证券经纪与交易、证券投资、证券分析与咨询。[12]在我国，证券公司同时发挥投资银行的作用，其业务范围一般包括证券发行、自营证券买卖、证券买卖、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的支付、证券的代保管和签证、接受委托代收证券本息和红利、接受委托办理证券的登记和过户、证券抵押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13]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是证券公司的四大主营业务。本文为讨论的方便，将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下面依次讨论证券业的这四类业务，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别进行分析。
证券市场管理指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行为。政府的劳动不生产商品，其劳动成果也不进入商品交换，因为权力不是商品。“虽然政府的劳动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但也不是商品生产劳动，而是非商品生产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没有意义，没有贡献，而是不创造商品的价值”[14]。
证券经纪与交易中的劳动类似于商业中的劳动。商业活动是从产业资本活动中演化而来，为商品资本的流通提供便利；证券经纪也是从产业资本活动中演化而来，为企业融资也即是为货币资本的流通提供便利。商业活动赚取商业利润，证券经纪业务从证券交易中赚取佣金。我们可以依照马克思对商业活动的分析，来对证券经纪活动进行类似的分析。“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15]证券经纪人及其雇用的员工，也同样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证券经纪活动与商业活动的区别，在于商业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证券经纪活动需要投入的资本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商业活动获得的收益是商业资本作为执行实现价值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的份额；证券经纪获得的收入则是凭借从事证券经纪的资格，从资本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中分割的一部分收入。
证券投资本质上是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活动，其获得的收入是资本的收益，资本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正如程恩富所说，“纯粹的货币资本家，包括各类证券、期货、外汇市场上的单纯投资和炒作的人，在不参与生产性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当然不属于创造商品新价值的生产劳动范畴，而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表现”。[16]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劳动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企图扩大劳动的外延，把同劳动对立的资本和土地纳入劳动之中，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劳动概念。取消了劳动概念，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劳动价值论。”[17]
证券分析与咨询是从证券投资中分化出来的业务，同样是不创造价值的。证券分析有利于资本流向能创造更多收益的领域，从而使资本为资本所有者带来更多的收入，但仍然是从属于资本的活动，并不创造价值。
综合对这四类业务的分析可知，证券业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证券业不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证券业不创造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的生产来看，仅仅有劳动是不够的，使用价值需要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来共同创造，也就是说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均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均可以创造使用价值。证券业主要是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表现，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因为我们通常说的财富指的是使用价值，所以说，证券业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但不创造价值。
三、证券业高收入的来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规模逐渐壮大，资本家的自有资本逐渐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时候便产生了对融资的需求。当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股票、股票公司、证券业便出现了。自从产生以来，证券业就发展迅速，到今天，证券业的业务遍及全球，已发展成为金融业甚至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无论从证券业的产生、发展过程，还是从其在当今社会的表现来看，证券业的功能始终是为企业融资，证券业的业务始终是资本的活动，证券业的收益也始终是资本收益的一部分。
从证券业的主营业务来说，证券投资和证券分析咨询获得的收益直接就是资本凭借资本所有权所获得的收益，证券经纪获得的收益则是凭借其可以从事证券经纪的权力所分割的资本收益。证券业的高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凭借其所有权将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证券业从业者或者直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分割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第二，在证券市场上，短线投资较多，证券买卖频繁，给证券公司带来大量的佣金收入。
证券业的活动属于资本的活动，如果把资本的活动细分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管理劳动和纯粹的资本活动，并把资本管理活动看作管理劳动的一部分，看作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那么证券业的部分劳动将创造价值。但即使如此，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不是劳动收入，而仍然是资本收益的一部分。这时候，证券业的收入就类似于企业家收入，正如资本家即使不从事监督和指挥劳动依然可以获得企业家收入一样，证券业即使不从事创造价值的那部分劳动，依然可以获得高的收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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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则行.服务部门劳动也创造价值[n].人民日报，199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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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87页.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3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民增收
走进新时代，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我国已经走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快速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从未有的成长时期。我国目前的情况为：国家居民数的60%为农村居民，并且约8亿居民生活于乡下，农业就职人数为整个就职数目的50%，为全球第一产业人数第一的国家。第一产业人数较大，比例较高，但是出产方法过时，劳作出产率不高，在世界上的角逐力不强，农民所获得的利益不高，以上因素均是导致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和急需处理之首要条件。第一产业为人民经济之根本。假如人民之小康没有达到，那么国家之小康也无从谈起。第一产业之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人民经济之现代化也难实现。但是，农机化为农业现代化之重要条件及首要条件，不实现农机化将很难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必须将新时期农机化和农民收入提高之间的联系，怎样促使农机化推动农民收入提高一系列情况，实施深层次的探究和讨论。
1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
从世界各地的发展来看，农民提高收入的基本策略即增加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原因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低是农民获益多少的关键因素。在全球第一产业居多的国家中，哪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高，农民获利就多，起居条件就更好。反之，农民获利少，日常居家有困难的，便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弱的。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的123倍，但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是其0.95%。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获益少、农村贫困的根源。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因此农民获利多，农民起居条件相比于非务农人员别无二致，或者好于他们。剖析我国现状，农业从业人员净获利多的区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同样高；同理，劳动生产率低的区域，净获利同样不多。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剖析，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整个国家均衡劳动生产率的1/3，是工业的1/7、服务业的1/4，并且出现了相差逐渐变大的走向。以上同样为第一产业获利较之其他获益少的根源。总之，由上文可知，使农业产生更多利益的根源在于提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2农业机械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要素
对于第一产业劳动产出率造成困扰的条件诸多。第一产业产出条件不但需要天然资源因素，而且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然而传统第一产业和如今第一产业相比，产出条件情况大不相同，故第一产业劳动产出率存在很大不同。抛开天然资源因素，传统第一产业的产出条件基本为依靠力量及经历和进行农事之人力及物力，并且使用牲畜作为辅助工具。从古时汉代开始，传统产出用品逐渐完备，改变不多，因此农民之力量及经历便是左右农业劳动产出率的首要条件。传承学习、传统教训的狭隘性及人的生理限制，无法再度提高第一产业产出率。农户土地数量较多时，却出现收效甚微的局面；每人土地数量少的情况下，能够慢工细活，第一产业人均劳作收获产量稳定于1000kg，上下浮动较小，产量突增不易。从传统第一产业到如今第一产业成长这一过程是生产器具的改革，第一产业机器变成农业产出条件中提升劳动产出率的首要因素。产出用具从手工式变化为机械式，农民人数慢慢下降，但是知识水平及科学涵养突出上升；体能效果变弱，脑力与科技效果变高；牲畜慢慢淡出第一产业产出范围；科学、讯息、教导、监管各种新型产出条件的功效变大。如今第一产业得劳动产出率较之传统第一产业的劳动产出率提升了数百倍。众多经济学知识将上述经济情景进行了权威的阐释。马克思将把怎样的劳动资料进行区分各类经济时期的关键提示。马克思强调，每个经济阶段的不同，并非产出什么，是如何产出，使用哪种劳动资料产出。劳动资料不只为人们劳动力成长的度量工具，还为劳动凭此实行的社会关联的引导工具。从劳动资料可知，工具性劳动资料相较仅为担任劳动对象的器皿的劳动资料，进一步可以表明一个社会产出阶段的具备裁夺内涵的特点。马克思通过调查第二产业革命怎样从工场手工业改变为机械生产的大工业从而获得结果：产出办法的更改，是以劳动力做工场手工业的开始，以劳动资料做大工业之开端。因此可知，机械在第二产业产出中的使用成为第二产业革命的开始，所以，第一产业机器在产出过程中使用同样能看做第一产业范围从传统第一产业转为如今第一产业变化的开始。
第一产业机器成为此次变革的直接导火索。第一产业产出过程中将手工器具替换为机器，将人力替换为天然的力量，将传统经验产出替换为积极使用现代科技，回避了人生理上各种各种的束缚和经验的约束，一定会很大程度上提升第一产业产出效率，使劳动、土地及其他传统资源条件较少使用，加大科学技术、机械化及一系列当代产出工具的使用，更大程度上提升第一产业劳动产出率，为当今第一产业成长的目标。发展经济学谈到，使用传统手工技艺产出，劳动产出率与获利程度一样不高。使用当代机械产出，劳动产出率与获益程度同样不低。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的先决条件即需运用新式当今第一产业产出条件，达到让农户心甘情愿使用新式产出条件，那么新的生产条件的利用将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深层次地阐明一点，对产出体系实施新产出条件投资，会导致新科技的使用和新文化的积聚，因此出现一股经济上升之内部动力，导致经济体系显示出上升的优质重复出现。在农机方面，农机化进程为利用新科技理论和方法将传统第一产业加以改变的历程，从利用手工器具的传统村户转变为利用第一产业器具的新时代农民，村户自身科学涵养有所提升，也有了新文化的沉淀，新科技使用与新文化沉淀的统一，让资金投入与文化积淀行程优质无限重复，对科技前进历程进行推进，进一步提升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因此，能够清楚我国改革开放至今，村户从获得无限制产出经营权开始，便积极投入使用机器在第一产业方面，慢慢变为我国农机投入之关键的原因。目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是农机投入的主力军，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农机投入可以给农民带来收益，提高产量。调查显示，1958—2000年，我国农民产出性稳定资产初数额结构改变翻天覆地：农林牧渔器具从占整个结构的10.7%增加至32.8%，多于产出房屋建设之比例并达到首位。这表示村户开始注重农机的使用，使用强度加强了。2002年，我国农机性操作服务团体将近3000万个，其中农机家庭两2940万个，占99%。农机家庭大概占农村全部家庭数的12%。进行农机操作服务的人数在三千3554万左右，大概占第一产业就职人数之10%。考察报告显示，农机家庭人均净获利超出普通村户人均净获利约40%。农机化使农业产出力标准上升，不但将我国粮食及其他关键农产物从以前长时间供不应求扭转成供求平衡且有盈余的局面，而且推动了劳动力非农产业转型，对于人民经济进步及农民提高收入来说是不小成绩。1958—2001年，本国农业就职人口占整个国家就职人口比例由62%滑落到50%；从农民净获利来看，农业净获利比例从75%滑落到49%，非农获利比从25%上升至51%。上述情况显示，处于新式成长时期，农机是使劳动产出率上升及农民高获利的重要条件。
3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4
一、托达罗模型的剖析与反思
按照托达罗的模型，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中失业现象已十分严重，准备流向城市的人们还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为：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因此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学历越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失业；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我们认为，托达罗迁移模型正确地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理性经济行为；只要存在相对来说收入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就会对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拉力）效应；对迁移成本的计算与预期是影响劳动力作出迁移与否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也要看到，托达罗也有不少缺陷：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作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因而得出“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这显然不符合经验事实。第二，托达罗只考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而忽略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得不偿失，他就会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第三，托达罗假定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而在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接近于零的，减少一部分劳动力不仅不会减少产出，而且会使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而农业产值保持不变。另外，托达罗仅考虑了城市的实际工资率，我们认为，作为理性人的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迁移时主要考虑货币性收益，此外技能性收益、文化性收益也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因而，本文取消托达罗模型中对我国来说不现实的假定，而认为，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二、托达罗模型的拓展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假定
本文采用何景熙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同时假定：（1）本文分析农民个体决策问题，因此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单位，而不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单位。且仅限于农民进城务工而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在务农和务工之间选择。（2）农民是经济理性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3）农民的行动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行动决策的依据是行动的成本和收益。
（二）农民理性人假设的论证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民应当符合理性人的假设，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作出选择之前，都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测，从中选择出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而为之。对于中国的农民，秦晖教授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理性将会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近年来，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众多调查也显示，外出打工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之前，一般会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了解迁入地的就业信息和生活费用等，对自己能否获得就业岗位的预期是理性的，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也是理性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的流动。
（三）农民进城务工和务农的两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1.务农的成本收益
（1）务农成本。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务农的成本有：第一，物质资本。包括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的流动资本和用于拖拉机、收割机等劳动工具的固定资本。第二，劳动力。用劳动时间加以计量，所以也可以认为是劳动时间的投入。包括种植、收割、采摘、作物生长期的看管及农产品销售；第三，采用新技术所花的成本。包括劳动工具的改进与更新，新品种的引进、新的种植方法的采用等所消耗的直接成本，和一些引致的技术成本，主要是产生于新技术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从而进行的技术、农业知识的培训。
（2）务农的收益，即务工的机会成本，等于农民一年总收入扣除各项税费R－F.农村中的收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它可以从农民年实际工作时间比率与农业劳动力年满负荷（比如除去正常假日的年工作天数）工作时间的收入水平关系考虑，也可从农民家庭年农村范围经营收入（除去从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与农民家庭劳动力成员数量的关系考虑。本文采用他的第一种定义。
2.务工的成本收益
（1）务工成本。包括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成本和不能用货币计量的非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农民进入城市后“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的旅途成本，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形成的证卡成本，由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而形成的求职成本，参加务工培训支付费用的培训成本，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非经济成本包括：离开家人、家乡产生的思乡情绪的心理成本，受到当地居民不良看法与对待，社会歧视等，各种务农时所享有的权利的丧失，如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等。
（2）务工的收益。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这种收益可分化为：①货币性收益，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由于，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因而对农村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动力；②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③文化性收益，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环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三、拓展后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型的政策含义
根据拓展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型，为了大规模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推理出了如下的政策含义：
1.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是决定他们进城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实现我国制造业大国的目标，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容量；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将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源的优势。另外，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加强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包括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在内的就业困难群体扶助体系和制度。
农村劳动力在做出是否向城市迁移时，不仅考虑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还将对进城务工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成本和生活费用越低，他们进城的动力越大，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要进一步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政府和社会要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从根本上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节约成本。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5
男，安徽庐江县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园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副会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以来研究农业技术经济问题及农业园区的发展、规划设计与经营问题。参加与主持过国家、部（省）级科研课题近20项，、专著、教材等100多篇（部）。近10年来，每年亲自为全国各地农业园区提供规划设计服务3～4项。在业界率先提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成事、因难见巧”的“四因”规划原则与设计理念。
导读：本文以近年来专业期刊推荐的栽培技术为依据，设计了8个蔬菜家庭农场模型，并从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3个视角对蔬菜家庭农场进行评价，认为以先进栽培技术为依托的蔬菜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不亚于制造业。
1蔬菜家庭农场的意义
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微观生产经营组织。蔬菜家庭农场是指以蔬菜生产为主业的家庭农场，它是现代蔬菜产业园区或蔬菜产业化基地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的科学性和稳定性，不仅关系到蔬菜产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2技术来源与设计依据
本文设计的蔬菜家庭农场，其生产模式与技术规程，主要来自《长江蔬菜》（2013）、《农机服务》（2010）、《上海农业科技》（2009）等期刊中相关文献的推荐。
设计依据与假设条件。
一是在经营目标上，每个家庭农场的年净收入在20万元以上，这样可以保证家庭农场的业主能够过上与城市白领阶层同质的生活。
二是劳动力组织方面，农场用工总量要符合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原则，允许使用季节性临时工，假定需要的临时工可以从劳务合作社取得。
三是在土地的取得方面，以土地流转政策为依据，除了农户自身承包地以外，假定可以就近流转，以达到设计规模。
四是在成本测算方面，以资源的机会成本计价，即无论是业主自己的承包地，还是从邻居家流转来的土地，一律以流转价格计算土地成本（按每年1000元/667m2）。雇工成本按每天每工100元计算，而家庭成员的劳动性质更具有综合性，所以尽管参加田间劳动，但不计入用工成本。
3模型设计与指标估算
3.1姜蒜农场
以白姜、青蒜种植为主营方向。白姜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旬至10月初收获，设计每667m2产量1800kg；大蒜10月中旬播种，翌年1月上中旬至2月中下旬收获青蒜，设计667m2产量1200kg。相关技术参见姚继贵等[1]的方法。假定蔬菜产业园区的种苗中心为家庭农场提供育苗服务，农场主从种苗中心取苗移栽；农场主与园区销售部签订协议，按照产品出厂价把生产的产品全部转让给园区销售部。园区销售部对产品统一包装、挂商标后销售给客户。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30个工日，物质投入3565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2hm2，年净收入可达24.9万元。
3.2番茄莴苣农场
以番茄、莴苣为主营方向。番茄11月中旬播种育苗，翌年2月中旬移栽定植，5月上旬至6月下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4500kg；莴苣9月上旬播种育苗，10月上旬定植，12月收获，设计667m2产量2500kg。相关技术参见徐爱仙等[2]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31个工日，物质投入4758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1.3hm2，年净收入可达24.2万元。
3.3藕芹农场
以荷藕、水芹为主营方向。荷藕4月定植，8月上旬收获，设计667m2产1000kg；水芹8月中旬定植，11月中旬至翌年3月收获，设计667m2产量5000kg。相关技术参见韩学宽等[3]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28个工日，物质投入3800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2hm2，年净收入可达28.1万元。
3.4西瓜莴苣农场
以西瓜、莴苣为主营方向。西瓜3月上旬播种育苗，3月下旬移栽定植，7月中旬至9月下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3700kg；莴苣9月上旬播种育苗，10月上中旬定植，12月收获，设计667m2产量1800kg。相关技术参见陈惠萍等[4]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25个工日，物质投入3430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2hm2，年净收入可达22.1万元。
3.5茄瓜菜三熟农场
以樱桃番茄、小冬瓜、松花菜为主营方向。樱桃番茄10月下旬播种育苗，翌年1月下旬至2月移栽定植，4月中旬至6月底收获，设计667m2产量2000kg；小冬瓜5月下旬播种育苗，6月下旬至7月上旬定植，7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4000kg。松花菜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播种育苗，9月下旬至10月初定植，11月下旬至12月底收获，设计产量1000kg/667m2。相关技术参见聂向博等[5]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32个工日，物质投入5238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1.3hm2，年净收入可达34.5万元。
3.6早椒佛手瓜农场
以早熟辣椒、佛手瓜为主营方向。辣椒于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上旬播种育苗，2月中下旬移栽定植，3月下旬至6月上中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4000kg；佛手瓜2月下旬至3月上旬播种育苗，3月下旬至4月上旬定植（在辣椒行间套种），7月下旬至9月下旬收获，设计单产3500kg/667m2。相关技术参见潘玖琴[6]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23个工日，物质投入4485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2hm2，年净收入可达27.9万元。
3.7白菜茄菠农场
以小白菜、茄子、菠菜为主营方向，一年三熟。小白菜12月上旬播种育苗，翌年2月上旬移栽定植，3月下旬收获，设计单产4000kg/667m2；茄子2月上旬播种育苗，4月上旬移栽定植，6月上旬至10月下旬收获，设计单产5000kg/667m2；菠菜11月上旬播种，翌年1月下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1500kg。相关技术参见张连平[7]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38个工日，物质投入5716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1.3hm2，年净收入可达26万元。
3.8菜瓜苣农场
以早春松花菜、夏季西瓜、秋冬莴苣为主营方向，一年三熟。松花菜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播种育苗，翌年2月上旬移栽定植，4月下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2000kg；西瓜5月上旬播种育苗，5月下旬移栽定植，6月下旬至7月中旬收获，设计667m2产量3000kg；莴苣9月1～5日播种育苗，9月下旬移栽定植，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上旬收获，设计产量4000kg/667m2。相关技术参见杨文龙[8]的方法。生产运营模式的假设条件同姜蒜农场。
经测算，此种模式每667m2每年雇工31个工日，物质投入5687元，每个家庭农场设计占地
2hm2，年净收入可达28.6万元。
4农场的技术经济评价
4.1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耗用系数这三大指标来评价家庭农场。由于蔬菜农场的产品种类繁多，为便于不同种类蔬菜农场的技术经济效果，用农场的总产值作为农场产出物的综合度量指标，因此土地产出率就是每667m2产值，即
土地产出率=农场总产值÷农场占地面积。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创造的总价值。在本文模型中，农场用工量的估计以农事作业需求为依据，给出的需求量以工日为单位。根据未来农业劳动力享有工业劳动力同等权益的理念，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实际工作日为255个，所以每个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产值），即劳动生产率=农场总产值÷[（农场全年雇工数/255）+家庭劳动成员数]。
家庭农场的资源耗用系数，是指家庭农场获得单位生产成果所耗费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数量（如种子、材料、能源、水、肥料等）。如果各种资源的权重用其价格来表达，农场对各种资源的耗用水平就会综合反映在其生产成本上（不含地租和工资）。因此，农场的资源耗用系数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测算。资源耗用系数=（农场总成本-农场用工成本-地租）÷农场总产值。
一个农场的土地产出率越高，表明其土地集约化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其人均创造的价值越大；资源耗用系数越低，表明其单位生产量对环境的索取量越小，即农场的环境友好性越高，资源利用结构越合理。
上述3个指标，构成家庭农场效益评价体系，可用来综合评价一个家庭农场经济效益。
4.2评价结果
应用上述指标体系，对本文收集与设计的8个蔬菜家庭农场模型进行测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在《长江蔬菜》（2013）、《农机服务》（2010）、《上海农业科技》（2009）等期刊提供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构思的蔬菜家庭农场模型，平均占地规模应在1.3～2hm2（即2hm2以下）。无论从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还是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模型5都排名第一；模型7的土地产出率排名第二，模型6的劳动生产率排名第二，模型2的资源利用效率排名第二。从8个蔬菜家庭农场的平均数来看，土地产出率（按总产值口径）可以达到1.79万元/667m2，可达到高效农业的集约化要求；劳动生产率（按总产值口径）可以达到10.04万元/人，不次于一般制造业；而在总产值中，物质资源的耗费水平占21.72%；反映其环境友好性高于一般制造业。
参考资料
[1]姚继贵，杨自保，花桂玲，等.铜陵白姜―青蒜周年高效栽培模式[J].长江蔬菜，2013（15）：26-27.
[2]徐爱仙，姜正军，龚伟，等.春番茄―秋莴苣一年两茬高效种植模式[J].长江蔬菜，2013（15）：31-32.
[3]韩学宽，姚从彬.荷藕―水芹菜种植技术[J].农机服务，2010（1）：32，88.
[4]陈惠萍，姜国辉.大棚西瓜、莴苣高产栽培技术[J].上海农业科技，2009（8）：133.
[5]聂向博，范成功，楼金.樱桃番茄―小冬瓜―松花菜高效栽培技术[J].长江蔬菜，2013（17）：25-27.
[6]潘玖琴.南京大棚早熟辣椒套种佛手瓜高效栽培技术[J].长江蔬菜，2013（17）：33-34.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的劳务输出逐渐开展，稳步上升。目前，年输出在7万人左右，个中男性占67%，输出劳力占乡村劳动力资本的41.2%以上，规划曾经不小。我县的劳务输出，始于八十年月中期，至今阅历了四个开展阶段：
（1）起步阶段（1989年以前）。乡村执行家庭承包准则后，乡村劳动力开端摆脱地盘约束，跟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开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充裕劳动力开端了活动转移。因为国度就业政策处理的重点在城镇失业青年，对乡村劳动力活动执行严厉的限制政策，加之我县乡镇企业处于初期开展阶段，乡村劳动力活动转移虽开端打破限制，但首要流向本县乡镇企业，首要特征是离土不离乡，亦有零散涣散的外出务工人员。
（2）加快开展阶段（1990年?1995年）。沿海经济疾速开展，激发全国性的民工潮，国度乡村劳动力活动政策由答应活动向标准活动改变，执行活动就业证卡准则。我县劳动力跨地域转移加快。这一阶段的首要特点是劳务输出初具规划，外出人员多属自觉，缺乏当局指导、治理和效劳。
（3）疾速开展阶段（1996年?2000年）。劳务输出规划不时扩展，转移输出的地区进一步拓宽，劳务收入大幅增进，有组织的输出显示出较好的示范推进效果。当局对劳务输出开端有认识地规划、指导和协调，进行标准治理。但因为此间城镇再就业压力加大，再就业义务深重，当局的指导推进力缺乏，劳务输出的组织、治理和效劳不克不及完全顺应情势开展要求，农人工务工情况较差，权益维护不充沛。
（4）高速开展阶段（2005年今后）。国度执行公道开放的乡村劳动力活动政策，作废各类不合理限制，改善进城务工情况。自治区党委、当局确立开展劳务输出财产计谋，2005年2月县委、当局出台《关于做好劳务输上班作的施行定见》，输出规划创出新高，技艺培训获得增强，输出质量获得提拔，劳务输出的治理及效劳任务收集根本构成，组织化水平有所进步，但劳务输出的劳动力资本开拓培训、农人工社会保证任务有待增强。
二、开展近况
总体规划。全县总生齿39.76万人，乡村劳动力17万人,占乡村总生齿的比重为62.9%。至2009年外出务工人员到达7.4万人，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43.6%,个中男性占85.10%。劳务财产任务也获得了区、市当局及营业部分的充沛一定，先后四次遭到自治区人民当局及吴忠市人民当局的表扬，2005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批50个劳务输出示范县之一。
职业散布。外出务工人员从事职业首要以简略和反复劳动为主，修建业比重最高（首要从事电工、电焊工、架子工、瓦工、钢筋工等工种）占45%;其次是农业开拓（时节性务工）占33.7%；再次是餐饮效劳和阿语翻译，占13%；其他行业占8.3%。建工、农业开拓、餐饮效劳和阿语翻译三个行业共占外出务工总数的91.7%。外出务工农人在外工夫六个月以上的在80%以上，处在相对不变形态。
任务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大都务工人员经过劳务生意人和劳务中介组织输出，占输出总数的57%；二是活动区域相对集中性。劳务人员固然普及全国各地，然则区内相对集中在生态移民区、地盘开拓、城市建立等范畴，占外出总数的68.92%；区外相对集中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占外出总数的31.08%。近年来，务工触角不时延长，跨国性劳务呈上升趋向，2009年在东南沿海及中东阿拉伯国度从事阿语翻译和环绕阿语翻译从业人员到达了3500人。还在全国各地从事清真餐饮业的有4000余人。
收入状况。外出务工人员中，因为受文明本质、工种技能纯熟水平等要素限制，务工收入全体偏低。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46.27%；年收入在5000元至1万元的占49.76%；年收入在5万以上仅占4.14%。
三、获得的成效
1、劳务生意人步队不时强大，带动劳务输出向组织化、有序化、合理化改变。我县的劳务输出在劳务生意人的带动下，正在由曩昔的自觉式输出向组织化、有序化、合理化趋向改变，而且出现出了较好地开展势头。截止2009年，全县劳务生意人到达750人，创立劳务基地30多个,注册劳务财产公司83家。全县经过劳务生意人有组织输出劳务人员到达7.2万人，占输出总数的57%。创收3.69亿元，占总收入的58.9%。劳务生意人马飞龙还联络组织55名农人工赴沙特阿拉伯务工，完成了劳务生意人组织跨国性劳务的跨越。
2、乡村劳动力职业技艺本质进一步获得提拔。以培育用工市场急需的初、中级工为重点，经过订单式培训、跟踪培训、托付培训、校企联办等有用的劳动力培训方法，城乡劳动力技艺本质逐年进步，参加市场就业竞争的才能增强，乡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走上了有序化、标准化开展的路子，促进“膂力型”向“智力型”改变。截止2009岁尾，各类培训到达5.88万人，个中职业技艺培训1.19万人,经由培训就业率到达90%以上。
3、创立了以“阿语翻译、清真厨师、修建工”为主的一批劳务品牌。经过全力打造以“阿语翻译、清真厨师、修建工”为主的劳务品牌，一局部务工强人经过职业技艺培训和打工理论的磨炼，完成了由“膂力型”向“本能机能型”的转化,仅从事阿语翻译和清真餐饮业的务工人员到达了8000余人。2007年11月，我县作为全区独一的市县参与了全国优异劳务品牌展，“阿语商贸生意人”及“清真餐饮”分获全国优异劳务品牌。
四、存在问题
1、乡村劳动力文明、技艺本质偏低。跟着社会经济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出现多元化特点，对技艺型人才和高中以上学历人员需求添加，纯真膂力型劳力需求削减。而我县文明水平遍及初中文明水平居多，劳动技艺单一，缺乏市场竞争力，招致收入低，就业不不变，活动性大。
2、县乡配套投入才能有限，致使城乡劳动力培训远远不克不及知足实践需求。资金的缺乏仍是障碍当时我县大规划展开就业培训的首要要素。加之，当前没有农人工培训的专用场合，很难顺应城乡统筹就业培训的需求。
3、局部本能机能部分、乡镇和村（社区）对劳务输出财产培养、指导力度不敷，充裕劳动力收集不健全，信息不畅，社会化效劳和治理程度低，缺乏一条龙式的效劳和治理系统。
4、劳务生意人维护本身正当权益才能差。有些劳务生意人法制观念淡漠,缺乏依法维权认识，发作劳务胶葛时，不克不及很好的以司法为兵器维护本身的正当权益。
5、“留守”人员问题多。在家的以白叟、妇女和儿童居多，务工家庭矛盾日益凸起，打工者与爱人之间的离婚率高，孩子无人带，对后代教育影响较大。
五、对策及建议
1、确立劳务财产优先开展计谋，树立劳务财产培养和运营的理念。注重研讨劳务经济的开展规则，执行一致规划、指点、协谐和搀扶，统筹好城市就业、乡村就业以及乡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财产转移三方面的任务，处置好当地财产劳动力需乞降跨区域劳动力需求的关系、劳务输出数目和质量的关系等，全力减轻因劳务输出给当地乡村财产的开展形成的负面影响，追求劳务经济的可继续开展。
2、在做好劳务输出的还，做好当地财产开展对劳动力的分歧构造和分歧条理需求的规划对接，逐渐加强劳动力在当地就业的吸引力。在政策的导向上，要积极指导和支撑农人工返乡创业，将返乡创业人员与外来投资者一致看待，执行适度优惠倾斜，优先处理地盘、场合等问题。
3、强化当局效劳本能机能，做好规划和规矩的制订，在政策指导，典型示范，优化情况、供应效劳、跟踪治理以及市场监管等方面，发扬积极效果。一是建议国度出台相关政策，将农人工住房归入本地城市廉租房建立规划。二是注重处理农人工后代教育问题。减轻农人担负，作废借读费、择校费之类费用。三是注重留守儿童的教育，改善乡村办学前提，进步乡村教育质量，经过兴办寄宿制黉舍，托管中间等方法，处理农人工的后顾之忧。还，指导农人、尤其是春秋较大、从事膂力劳动、文明水平较低的农人工准确看法家庭经济的根底位置、看法其将来的归宿，指导就近当场务工，然后促进劳务经济的可继续开展，促进农人家庭经济的可继续开展。
4、鼓舞和支撑涉农部分、经济实体和社区积极兴办各类乡村劳务中介效劳机构，鼓舞机关干部、事业单元任务人员离任、离岗从业，搀扶强人、生意人步队建立，开展集“就业、培训、保证、维权”为一体的实体，指点鼓舞中介组织、培训机构、基地县乡、用人企业四方协作，进步区域劳务协作程度。
5、凸起技艺培训，进步劳动者就业竞争才能。当局应依据就业市场的需乞降转变，请有关专业人员为外出劳务人员进行各类劳动技艺培训和司法常识培训，培训应对峙“三个面向”，即：培训面向市场，合理设置培训内容；培训基地上向乡村，以乡镇当局地点地为基点，延长到各村社；培训面向农人，充沛应用农闲工夫进行培训，便利群众，注重实效。经过培训使他们把握到劳务方面政策、司法、律例的常识，强化外出务工的技能含量，添加劳务收入，进步自我维护才能，促使他们盲目恪守本地各类政策律例。还，设立劳务输出基金，用于劳务输出基地建立，输出前培训以及处理家庭坚苦人员外出务工的车资。对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资本进行整合，完成优势互补，扩能提效。鼓舞和推行“订单式”培训、校企结合培训，特征培训，进步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7
农民收入是结构问题，既然是结构问题，通过政策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就很小，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在农民人口基数极其庞大，而农业GDp已不足全国GDp10%的情况下，农民从农业中所获收入就不可能高，无论怎样调整农业结构，无论怎样通过转移支付，一个国家不可能靠补贴来让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社会平均增幅。而后者正是2012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来的目标。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在城市，在于进城务工经商。当前全国农民家庭收入的大约一半已来自务工经商。从单个农户家庭收入来看，目前全国农村均已形成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务工经商的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守务农，获取农业收入。一般情况下，农业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务工收入可以作为余钱存储下来。有了务农收入，再加上务工收入，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获得“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就可以有些闲钱，就可以购买大件商品，就能参与村庄人情竞争，就可以攀比建房，就可以为儿子娶媳妇，甚至为子女在县城买一套商品房。
农业收入不多，但很重要。第一，年老父母进城就业机会很少，若他们随子女进城，在缺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就得靠子女养活，不说子女务工收入能否养得活在城市生活的年老父母，即使可以养得活，年老父母也难以适应这种“剥削”子女的不劳而获的生活。留在农村务农，在耕地不多、机械化作业已普及的情况下，务农也是一种休闲，正是随着季节展开的农作让年老父母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心情，可以感到自己的有用，农业既是收入，又是就业。劳动是人的基本需要。
第二，农村生活是在熟人社会中展开的，熟人社会中有信任，有亲戚朋友邻里，有稳定的预期。有一个农家小院就有了安全感。精神上的压力很少，社会性的关系很多。生活是悠闲安适的。
第三，农村生活开支少，成本低，自己种粮种菜，养鸡养鸭，捞鱼摸虾，新鲜、卫生、有机、安全，是不花钱的。
第四，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往往可以带孙子在家生活，从而可以放手让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赚钱。赚了钱，有了足够全家进城的收入，就全家进城了。赚不到很多钱也不要紧，大不了年龄大了再回到家乡，回到村庄。
正是农业收入的存在和返回农村的可能，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是中国制造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廉价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8
关键词：四川省；留守老人；养老保障；土地保障
在中国农村，土地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土地被认为是农民养老的主要途径之一[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的不仅是老人、孩子，还留下整个家庭的土地，并且土地被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当做留守老人养老的经济保障。因此，许多留守老人的生活费用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甚至留守在家中的孩子生活费用也由留守老人负责。学者叶敬忠通过对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五省留守老人生活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80.9%的留守老人目前还在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2]。笔者认为，土地虽可以成为留守老人养老资源的一部分，但其对于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功能是很弱小的。
一、四川省凤凰村留守老人与土地基本情况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省是个人口大省，2006年总人口8722万，其中农业人口6652万。与中国沿海地区相比，四川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意识和愿望强烈；与西部其他省份相比，四川交通四通八达，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供了条件。四川有句谚语：“出川一条龙”，在中国1.2亿外出务工者中，有两千万来自四川，北京的“鸟巢”工地钢结构工程的建设者有近70%来自四川[3]。四川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由于当前多数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他们主要在城市从事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所以多数农民工无法支撑在城镇定居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移。
凤凰村位于四川南部，距离胡家镇五六公里，距离隆昌县16公里，胡家镇、光荣乡、云顶乡呈三角形分布，该村位于三角形的中心点，去两年村里都通了公路，但都是路况极其糟糕的烂石路，下雨天许多路段比小路还难走。凤凰村距离这3个乡镇的距离差不多，村民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场镇赶集，但只有胡家场镇能搭车（车很少，因为路况不好），到另外2个场镇只能走路，往返一次大概需要2个小时。凤凰村有267户，分布在7个村民小组。全村总人口936，共有劳动力612人，外出劳动力约占80%，主要集中在广东、昆明、成都等地；留守老人96户，留守老人是村里老年人的主要群体。该村耕地面积600亩，人均耕地面积0.8亩。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务工收入，大约占70%，村里没有任何经济作物，在养殖方面主要有猪、鱼和兔子（受猪链球菌影响，这两年村里很少有人养猪）。人均纯收入3100元，40户家中有电话，210户家中有电视。在公共设施方面，村里没有诊所，村里公共卫生由邻村诊所医生负责，村民看病买药也在邻村诊所，村里没有任何公共场所或设施。
二、土地保障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需求
1.从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来看
中国农民工流动具有距离远、收入低等特点，他们回家的成本比较高，造成大多数农民工回家频率低、时间短，打工者难以兼顾农业生产，即使在离家较近的成都市区打工，也不能经常性地管理农业生产。据问卷调查反映，在农忙季节，虽然有4%的外出务工子女会寄带钱回家用于请人帮忙耕种或收割，并有9%的子女会回家帮忙，但仍有71%的留守老人靠自己完成劳务，有11%的老人还要自己出钱请人帮忙[8]。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按照个人人头分配的，但土地的经营，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血缘纽带组成了一个微型的“团队生产”，基本的亲情和伦理力量维系了这一生产单位成员之间的抚养和赡养的关系[4]。没有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生产经营这种方式，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缺乏被转化为物质收益的劳动力。原来农村老年人在劳动强度要求高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主要参加辅助性生产劳动，可是，家中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使得土地成为不少留守老人的负担；对土地权属的不稳定预期，加剧了农村土地市场的萎缩，农村土地仅成为留守人口获得生存资料的手段，这些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下降，逐渐弃耕边远和贫瘠的土地[5]。据统计，四川家户土地休耕、抛荒原因中劳动力不足占36.5%，将土地租供或送别人的原因中劳动力不足占60.8%[6]。
土地发挥保障功能作用，那么对土地的耕作和经营，必须能够产生出至少能够补偿不变资本投入的收益和满足留守老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一般说来，土地的收益取决于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土地的产出水平和耕作成本。从微观家庭角度看，子女外出务工减小了土地压力，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增多，其他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土地数量更容易得到满足。对于农村留守老人，土地的收益更关键的取决于土地的产出水平，土地的净产出水平要扣除投入资本，由于老年人不具备耕作土地所需的强度较大的劳动力，所以留守老人在经营土地过程中难免会因雇佣劳动力等投入更多资金，导致他们从土地中获得的净收益减少甚至亏损。从上面可以看出，每亩田总投入大概为670元，产出粮食收益约为860元，其中，对于体力较好的留守老人，栽秧、打谷、晒谷、扶田坎勉强可以自己应付，多数留守老人栽秧、打谷都需要请人帮忙，有的外出子女在打谷子时会寄钱回家。
3.从土地产出所需的自然条件看
土地发挥一定保障功能需要能从中获得持续而稳定的产出，影响土地产出水平稳定性除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外，还有如气候、虫害等农业生产经营本身的因素。气候影响土地产出水平具有范围大、难以控制的特点，如2007年7月9号，四川隆昌地区在水稻开花期发生特大洪水，淹没大量农田，被淹没过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
4.从土地流转角度看
凤凰村距离县城远，短期内因公共建设土地征用的可能性极小，当地的土地除了自己耕种外，就是流转。村里土地流转现象都很普遍，但流转形式都属于私人间的口头协议，再加上土地利用、增值价值有限，多数人难以从土地流转中获得任何收益。村里的土地流转经历了几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劳动力外出现象不普遍，人均拥有土地不能满足劳动力都在家的种植需求，当时，土地流转案例很少，所以，流转土地者每年能从接受土地者那里获得几百斤粮食；在20世纪90年代末，外出务工劳动力多了，土地需要流转的多了，流转土地者只能把土地“送人”耕种；现在，国家制定了种粮补贴政策每亩地有几十元补贴，劳动力不足的留守老人把土地给别人种，种粮补贴也就相应的给种地者，留守老人什么也得不到。村干部认为“种粮补贴就应该‘谁种地谁得’，村里有的人不愿意把种粮补贴拿给种地者，宁愿让土地空着长草每年还能得到几百元，村里也没有解决办法，当地土地利用价值不高，村里收回土地又能怎样处理呢?”
三、土地保障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服务需求
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需求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两个方面。土地即使能够承担养老功能，实际上只是提供了满足养老需求的一种经济支持的必要条件，降低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成本。就养老而言，它包括老年人经济支持、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三个主要方面[1]。基于家庭的伦理关系，主要由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资源。农村留守老人的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土地耕作上，也算是一种精神慰藉而不至于无聊，但土地只能加重他们的劳动负担而不能提供生活照料。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与子女外出务工前相比，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负担都明显加重。老人感到农业劳动负担加重的占46.2%，没有变化的占41.5%，减轻的只有9.6%。
人到了老年，一般都是体弱多病，普遍患有慢性病。诸多调查表明，医药费是留守老人一项重要的支出。外出子女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医药支付能力显著增强，但留守老人的地位受到轻视的情况时有存在，加上外出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他们并非负担所有老人的医药费用，留守老人还需要从自己的劳动收入中提取相应的医药费。此外，留守老人在生病时得不到照料和帮助，200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来京人口就业、权益保障及其子女就学状况》的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子女外出后，留守老人有28.6%得过大病，而得了大病后身边没有子女照顾的比例达62.4%。因此，土地与留守老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它却不能满足留守老人养老的需求。
四、小结
传统家庭养老孕育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以君主专制和家族制度为政治特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对生产和生活起着稳固的制约作用[7]。小农经济奠定了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家庭养老也为小农经济提供了必需的劳动者。在土地养老模式下，即使老年农民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养老负担自动转移至家庭成员身上，这是家庭伦理关系使然，也是土地作为家庭共同生产资料从而承担养老保障功能的必然逻辑[1]。
参考文献：
[1]钟水映.土地的保障功能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eB/oL].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网，http://www.csss.com.cn.
[2]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央视《中国财经报道》[Z].2008-05-19.
[4]张纯元.中国老年人口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邬沧萍，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6]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挪威Fafo应用国际研究所.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9
第二阶段（1984－1987）是劳动力流动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也是乡镇企业反哺农业的时期，农民发展劳务经济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从萌芽走向成熟，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效应。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87.01元，比1983年增加113.23元，年均增长9％，工资性收入由42.93元增加到78.41元，年平均增长16.2％，在纯收入中占20.3％，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4.4％。
第三阶段（1988－1990）是劳动力流动“低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方略，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使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缩小，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1990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28元，比1987年增长53.6％，而同期工资性收入略有增长，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3.3％，比1987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1－1993）是劳动力流动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高潮，大规模的“民工潮”不断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一阶段，非农业就业增长较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逐年增加，1993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比199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外出务工。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7.04元，仅比1990年增长12.2％，同期工资性收入增长70.3％，远超出纯收入增长幅度，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6.9％。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回升到20.1％。
第五阶段（1994－1996）。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再次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不高，转移规模徘徊不前。1996年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1％，比1993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降低。1996年农民纯收入1415.78元，比1993年增长了1.1倍。工资性收入仅增长55.2％，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6％。
第六阶段（1997－2000）是劳动力流动的新阶段。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增强。当年转移的劳动力自1997年明显减少之后，1998年、1999年、2000年逐渐增加，转移速度加快，2000年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7％，比1997年回升了3.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比上年回落了27.4个百分点，1998年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农民收入出现暂时性增长之后，1999年又回落到2％，2000年下降了3.7％。分析近几年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错位造成的，在这一阶段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重要的“蓄水池”作用。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8.1％，比1996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8.2％，意味着近几年农民收入能有略增的形势，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起了关键作用。
纵观劳务经济发展的轨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当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相应地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增强。反之，当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农民纯收入增长减缓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2000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0.9％，超出其他产业。
二、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与贡献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打工工资性收入，最终表现为农民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劳务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两方面收入增长效应：一方面是对农民收入增加产生直接贡献；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优化配置家庭内劳动力资源而产生间接增加收入效应。另外，发展劳务经济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刺激农民收入更快增长。
就直接贡献而言，前面已分阶段进行了分析，这里主要通过外出劳动户与非外出劳动户收入比较，来分析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从目前宁夏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向外提供劳务获取工资性收入已占相当比重，也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位居农业、牧业收入之后，居第三位。外出打工已不再是农民的兼业行为，而是一个主导产业。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宁夏农村有外出打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9％，平均外出从业时间5.5月，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比重为14.2％，远超出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兼业户比重（9.3％）。劳务兼业户平均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64％，人均纯收入1799元，高于第一产业兼业户（1582元），低于二、三产业兼业户（2288元）。在南部贫困山区，劳务经济已经是优势主导产业，特别在遭遇干旱灾害的年份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这一地区务工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37.1％，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比重为18％，劳务兼业户纯收入水平位居家庭经营一、二、三产业兼业户之首。通过外出打工户与非外出打工户家庭收入比较，更能说明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2000年宁夏有外出打工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180元，非外出打工户1667元，高出31％，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不仅具有直接贡献，而且间接效应也很明显。间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经验分析来说明。影响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除了劳动力外，还有土地和资产。由于劳动力的外出与不外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同，我们建立两个收入函数进行对比分析，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数、非外出劳动力数、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另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非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仅比第一个函数少外出劳动力数，其他相同。在第一个模型中，增加外出劳动力人数和非外出劳动力均有利于外出户收入增长。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95元，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59元，略低于外出劳动力的边际贡献，虽然二者的差量不大，外出劳动力的高回报率未得到验证，但是二者总量对家庭纯收入的边际贡献又高出非外出户很多。在第二个模型中，增加非外出劳动力对非外出户纯收入的边际贡献较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仅增加纯收入693元，远低于外出户非外出劳动力边际贡献1059元的水平，同是非外出劳动力，在外出户和非外出户中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相差较大。这一结果正说明了外出劳动力所产生的对收入增长的间接效应。由于外出劳动力户中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过程也就意味着其家庭内部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家庭生产的劳动力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
附图
注：表中系数估计值右上角*表示该估计值在5％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估计值在10％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
外出打工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增加农民集团总体收入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还有助于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和扣除工资性收入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看，2000年宁夏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是0.3644，如果从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后，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4518，比扣除以前扩大了8.7个百分点，且进入分配不合理区间，说明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缩小。为了反映工资性收入在不同收入层农户的分配效应，我们通过计算10等份农民收入分配数据，观察包括工资性收入和不包括工资性收入的农民纯收入在各层的分配情况。由表二数据可看出，1－7层包括工资性收入的纯收入份额均比不包括工资性收入大，9、10两个高收入层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有所减少，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也相对较低，说明高收入层由于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不愿流动。
附图
三、劳务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相关政策措施
劳务经济发展具有持久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低潮期”和“高潮期”都是暂时的。因为劳务经济的发展是置身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中，它除了受自身因素和社区环境影响外，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对其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国家为刺激需求，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了投资需求的超常规增长，由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乘数效应作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劳务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但是，劳务经济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不利环境，如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后劲不足，城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增多等。这些都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劳务经济发展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关键是要用改革的精神，市场化行为来推动其发展。
要正确看待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会给城市管理、交通、上学、就医、就业和计划生育等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影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另一方面，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流出会影响到流出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发展劳务经济要正视不利影响，不能因此扼杀劳务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劳务经济发展是农村与城市收入差异的内在“拉力”作用所致，任何外力是难以阻止的，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经之路。
劳务经济发展的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从宁夏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区现有农村整半劳动力211万人，占乡村人口的55％，1990－2000年每年以4.1％的速度增长，按照有关专家研究的测算标准测算，目前全区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0万人，扣除已累计转移36万人，还有54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这就是最大的资源优势，劳务经济的发展将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宁夏劳务经济同时也具有一定潜力，农民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宁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23元，比东部地区低81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元，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3.6％，比全国低4.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22.9个百分点。差距隐含着潜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劳务经济发展的潜力将会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各级政府要切实重视劳务经济的发展，要像抓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一样，抓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转移问题，不能把劳务输出看作是农民、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要像抓农业生产一样，千方百计组织劳务输出，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
为了保障劳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政府部门既要加强宏观协调与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予以规范，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首先，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加强管理，规范供求双方运作，为劳动力择业和用人单位选人创造良好环境。
其次，加强劳务输出协调、组织机构，建立省、地、县、乡垂直的职业培训、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网络，从组织上保障劳务输出的及时性、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扩大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
再次，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单位直接到区内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招民工。对吸收本地农民工多，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大的各类企业，政府在用地、信贷方面给予支持，调动各企业使用本地农民工的积极性。
第四，加大回乡知识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和广度。劳动力文化程度不同，外出打工的机会有很大差别，文化程度高、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外出就业率明显较高。对初中和高中回乡知识青年，延长学习周期，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社会就业能力，无疑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长远之策。
第五，大力培养劳务输出带头人，发挥“能人效应”作用。在广大农村，劳务输出的主渠道是自发转移，由于自发转移存在盲目性、无序性、转移成本高、回流现象时常发生，所以在强化政府、社会、企业有组织转移的同时，应大力培养劳务输出带头人，发挥能人带动效应、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作用。一个行政村或一个村民小组培养2－3人有专业特长和职业技能的劳务输出带头人，将会带动一片，转移一片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一片农民收入。有的地方出台了奖励劳务输出带头人的政策，按照带出劳动力数量的多少，给予带头人一定奖励，收效明显。
家务劳动的收获篇10
一、全县贯彻实施工会法已取得明显成效
广泛宣传，不断扩大工会法普及面。工会法于*年11月修改颁布后，县总工会及时成立了学习贯彻工会法领导小组，结合“四五”普法和我县工会实际，制定了学习贯彻落实工会法的普法规划；以工会主席为主体，在全县建立起一支学习贯彻落实工会法骨干队伍，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落实了普法经费，五年来共用于普法经费1*元，先后征订发放省编普法干部读本50余本和普法读本100本，编印发放工会法法制宣传手册6000本，开展了板报宣传、法律咨询、举办法制讲座和培训班、悬挂张贴标语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对学习贯彻工会法的意义、目标和任务进行广泛宣传，有力地提高了全县各级工会对学习贯彻工会法重要性的认识。
依法组建工会工作有了较大的推进。县总工会认真贯彻实施工会法和江苏省实施工会法办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新情况，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抓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后工会整顿、重组工作；另一方面，按照“所有企业都要建立工会组织”的要求，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在建会方法、发展会员、会籍管理、领导体制等方面敢于突破传统的做法，以党建带工建，以党建促工建，大力推进非公企业工会组建工作。针对非公企业工会组建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年以来，着力于县经济开发区工会组建，在县经济开发区93个企业中建会85家，组建率达91.4%。对发展农民工入会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年县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小型企业民主管理小组的指导意见”，把大量的小型企业组合起来，发展农民工会员。又与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下发《关于再就业登记时同步吸收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工会的实施办法》，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入会问题，*年以来共发展农民工会员6671名。目前全县工会共有684个，其中独立工会230个，覆盖法人单位454个。职工总数29273人，其中机关单位工会59家，职工人数5198人；事业单位工会57家，职工人数5343人；企业工会568家（含覆盖法人单位454个），职工人数18732人。并基本同步建立了经费审查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劳动保护监督小组和推行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
依法维权工作正在逐步开展。一是以建设“合格职工之家”为载体，逐步推进维权体制、机制创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共谋企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县已有县级“一星级职工之家”165个，“二星级职工之家”29个，市“三星级职工之家”16个，省级“模范职工之家”4个，“全国模范职工之家”1个。有167家基层工会开展了“会员评家”工作，进一步改善了基层工会的工作条件，增强了工会的社会基础地位。二是抓住工资协商这个关键，建立平等协商和签定集体合同制度。县总工会拟草、县政府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企业工资协商制度意见》，促进了工资协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从*年到*年，全县共有531家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含覆盖449个法人单位），惠及13000多名职工。其中，百人以上正常生产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达100%。*年开始，我县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在高起点上创新发展，又向民办非企业——XX外国语高级中学推进。同时今年创新的“*县建立企业个体工资协商制度”，有效提高了工资协商的水平，使每一个职工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较好地调整劳动关系，维护广大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据统计，全县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职工工资年均增长率5%的有446家，增长10%以上的有128家，江苏九牛水泥公司等23家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确保一线职工工资1.3万元以上，比上一年增长18%。三是参与劳动争议调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县总工会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出台了《XX县企业和区域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示范标准》，全县有89家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达93%。12个镇100%建立了区域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织健全，制度完善，作用发挥较好。总工会每年2次参加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劳动执法检查，多次参加劳动仲裁，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四是创建职工应急管理机制，构筑全县职工稳定的首道防线。*年6月在全省首创工会系统职工应急管理机制，全县12个镇、16个系统工会、165个基层工会均建立了相关制度，在全县形成上下联动的四级网络。职工应急管理机制实施以后，县总工会*年以来接待10人以上集访仅3次，有效地化解集访12次，使全县职工降到最低限度。
工会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几年来，坚持把依法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全县15家国有及控股企业全部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厂务公开制度，114家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校务、所务、院务公开制度。全县正常生产运营的非公有制企业中，有92%家建立了职代会制度。九牛公司被江苏省总工会表彰为全省厂务公开先进单位。一些基层工会还在实践中创造了民主对话会、民主协商会等与本企业相适应的民主管理形式。
帮助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缓解企业用工难，为全县经济发展服务。县总工会不断创新再就业工作思路，抓好就业培训、职业介绍、选树典型和服务企业等重要环节，通过职介培训和主动服务企业实现下岗人员再就业。*年以来，根据企业用工需求，举办电工、电氧气焊、计算机应用、缝纫、机械维修等近十种实用性技能培训班32期，培训困难职工和下岗失业人员2848人，介绍帮扶安置就业5610人，培植和选树各类创业示范点44个，再就业示范基地35个，再就业示范带头人53人，创业带动就业400人。同时县总工会职介所先后与南京、上海、苏州、浙江等企业保持劳务关系，在纺织、电子、家政、餐饮服务等行业介绍下岗职工和农民工1550人，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我县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门路。今年县总工会想方设法解决全县经济发展“用工难”问题。一方面，举办千名陪读家长、外出务工回城人员等3个专场招聘会，3286人到场应聘，有982人走上企业生产岗位，缓解了部分企业用工难题；另一方面，和部分镇联合赴山东荷泽，河南兰考、嵩县，陕西周至、蓝田、户县等劳动力较集中地区进行考察，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建立一批外埠劳务输入基地，长期为企业用工服务，有效破解了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搭建困难职工援助平台，建立扶贫帮困长效机制。县总工会于*年底在全市率先出台了《XX县总工会关于建设“三个中心、三个团队”构筑工会保障工作新格局实施意见》。*年初，“*县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成立，县劳动局、经贸委等29个行政科局单位为理事单位，为我县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县总工会、县财政局等政府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完善特困职工扶贫帮困救助机制实施意见》等20多份扶贫帮困、结对帮扶文件，明确帮扶救助政策10多项，为困难职工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生活五大方面提供帮扶和救助，全县扶贫帮困工作逐步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五年来，全县全县共救助困难职工15704人次，发放救助资金315.98万元。有1290名党员干部和477名工会干部与1323户特困职工家庭和1750名“4050”下岗失业人员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帮助988名“4050”下岗失业人员通过政府买岗位实现就业和帮扶938名特困职工家庭先后脱贫；帮助全县43个困难、破产关闭企业10762名退休人员解决参加医保等社会保障问题，全县建立困难职工档案2500人次，核发《特困证》342人次，发放《困难职工优惠就诊卡》*张。
依法做好工会经费收缴和审查工作。*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集体企业经过改制，产权多元化格局形成，组织形式和劳动关系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企业、职工之间利益牵动因素增多，企业工资总额、职工人数隐匿性增大，给工会经费收缴基数的确定带来很大困难。县总工会积极探索经费收缴的有效方法，并取得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下发了×办发【*】111号《关于委托县地税局收取工会经费的通知》，为依法收缴工会经费提供了组织保障，改变了过去经费收缴形式单一的局面。目前我县工会经费收缴体制分为三大块：在财政发放工资的全额、差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由县财政代扣代拨；部分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由县总工会直接征收；企业单位全部由县地税局代收。五年来经费收缴稳步增长，由*年拨交经费收入46.19万元到*年拨交经费收入80.18万元，拨交经费收入共计297.6万元，上解省总工会经费102.45万元。同时充分发挥经费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对本级和本级直属企事业单位工会进行年度审查、审计，每年坚持向县总全委扩大会作工作报告，坚持对本级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坚持对本级工会经费收支情况进行年度审计，根据县总工会对直属企事业单位加强经费审计监督工作的规定与要求，对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年度经营状况实行审查、审计，建立健全各项经审工作制度，完善监督机制。5年共审查了131个单位，针对审计出来的问题下达了《整改意见书》，要求其限期改正，这样既严肃了财经纪律，又强化了基层工会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责任意识。另外还对欠缴工会经费的单位进行追缴，5年共追缴工会经费10.19万元。
开展竞赛、评优等活动，引领企业和职工为全县经济建设奉献力量。县政府印发了领导竞赛五年规划意见，坚持组织开展千名职工大比武、万名职工大练兵、“金点子合理化建议月”、“我为节约献一策”等一系列活动，并在每年度专门对上年度全县各行各业所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报请上级表彰，给予一定的奖励。这些举措激发了全县企业和职工的工作热情，进一步促进了《工会法》在我县的贯彻和落实。5年来共表彰168个先进集体，268名先进个人，其中有3人分别获得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章；有11个单位获市“五一劳动奖状”；有8人获市“五一劳动奖章”；县化工集团的印尼客商、海珠公司的捷克客商获市“五一”劳动荣誉奖章；获市政府表彰的富民强市、立功竞赛立功集体13个，立功个人27人；获市政府表彰的重大工业技改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立功集体2个，技改建设功臣20人；获县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142个，获县政府表彰的先进个人208名；共评选出各级劳模72人，其中2人荣获全国劳模称号，11人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59人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共选树县、市级女职工“五一巾帼标兵岗”44个，“五一巾帼标兵”52人。还为全县75名在职劳模办理了劳模补充养老保险，保险金额达65万元，为11名受省以上表彰的企业退休困难劳模落实了每月80元的荣誉津贴。
二、存在问题
我县《工会法》的贯彻实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是：
少数部门和企业贯彻《工会法》力度不够。不能大力支持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直到发生劳资矛盾，劳资双方发生对立才重视工会的作用，要求工会出面处理问题。
工会组建难度较大。绝大多数改制企业已按时完成了重新组建工会的任务，但有个别单位至今仍未成立新的工会组织；县经济开发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虽然在今年有了大的突破，但仍有少数企业主认为工会组织对他没有任何作用，偏面地认为“是和他唱对台戏的、是增加负担”，不愿组建工会。
有些新建的工会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有的企业虽然新建了工会，但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没有搞过任何活动，实属有名无实。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的基层工会主席缺乏培训，没有工会工作经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二是有的企业没有按2%规定拨缴工会会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
三、几点建议
要进一步加大《工会法》宣传力度。除了在工会系统开展《工会法》宣传学习，还要对领导干部、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加强宣传，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工会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加大对工会工作的支持度；同时要加强对广大职工的宣传和教育，增加其加入工会组织的自觉性和主动性。